智库体系建设（精选10篇）
智库体系建设 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 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这将对中国智库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预见, 未来中国智库将迎来发展壮大的良好机遇。
一、我国智库的发展现状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改革顶层设计”的客观需要。当前, 改革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进入到了“改革顶层设计”阶段。新一轮改革是以调整利益关系为重点的全面改革, 会直指利益格局的调整, 由于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已经固化, 当前改革的每一项任务, 都面临如何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挑战。这就需要通过明确、统一、科学的顶层设计来推动重大改革进程。顶层设计主要是进行改革的总体规划、统筹协调、系统推进, 保持改革措施的连续性和配套性。加强顶层设计, 需要重视智库建设。
顶层设计既不完全等同于领导设计, 也不是简单地反映民意。一方面, 顶层设计并不完全等同于领导设计。领导者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存在着一定的思维局限, 领导者对底层的实际情况可能缺乏全面了解。以前, 我们有不少政策都落实不到位,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政策跟地方的实际情况有出入。顶层设计如果不考虑底层的需求, 而靠自上而下的强制力推进, 有可能遭到底层的抵触, 乃至反抗。另一方面, 顶层设计也并不是简单地反映民意。虽然民意表达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民意表达具有情绪化、盲从性、碎片化等缺陷。
智库作为专门研究公共政策的“第三方”机构, 以其智力成果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 能够有效发挥“上传下达“的作用, 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是国家治理的得力助手。因此, 要根据中国的国情, 顺应改革发展要求,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 加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 准确把握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
当前我国智库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较高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 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一是不少智库发展定位不明确, 还没有从“学术导向”转为“政策导向”;二是一些智库自身建设还存在缺陷, 如组织建设不规范、运行成本过高、官本位现象严重;三是不少研究人员倾向于套用理论, 缺乏对现实情况的全面了解;四是一些智库无法保持中立地位, 成为了资助方的代言人, 体制内的学者言行受到一定制约, 不敢发表真实想法;五是研究经费来源单一, 缺乏多元化筹措资金的渠道, 多数智库靠为政府和企业做项目来获得资金, 智库为了能拿到经费而有可能会使自己的观点带有倾向性;六是社会智库受制约较大, 一方面, 社会智库由于缺乏党政资源, 难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效送达到决策者手中;另一方面, 社会智库掌握的资讯不够, 阻碍了研究的开展, 难以做出前瞻性的判断。
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方法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在新形势下, 如何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贡献?以下几点可以提供一些借鉴。
1.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意见》提出,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要立足我国国情, 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智库的形成与发展深深扎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土壤中, 因此要结合本土环境和本土需求才能更好地探索有中国特色智库的成功之路。中国智库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中国制度、中国文化, 洞察当下和未来中国存在的矛盾与趋势。中国智库需要准确把握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 对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国家治理问题进行系统性、前瞻性研究, 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
2.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 要保持中立性、专业性、实践性、建设性、预见性。
一是中立性。中立性是保证智库研究质量的前提。智库应该保持自己相对中立的地位, 要有自己的判断, 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给政府提出多种政策选择。智库的研究人员为国家提供决策咨询意见时一定要从事实出发, 依靠科学的分析寻找问题的真实答案, 要摒弃个人私利, 要站在全民利益、国家利益的立场来思考问题。研究不受特定的偏见、政治立场、政府部门或商业集团所左右。二是专业性。智库的研究人员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和坚实的学术基础。三是实践性。智库的研究人员要对政府运作、决策程序有所了解, 要深刻地理解国情, 要参与国情调研, 深入到基层社会, 提出的建议要基于比较深刻的国情把握和了解。四是建设性。智库的研究落脚点是要在给定条件下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优方案, 所提出的建议要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五是预见性, 中国新型智库研究问题要有前瞻性, 要重视前沿问题的研究, 增强战略谋划能力。
3. 中国智库要创新用人体制机制, 要在全球配置智力资源。
智库是高端人才汇聚之地, 智力资源是智库最核心的竞争力。中国智库的发展需要有高水平的人才支撑。智库在发展过程中要创新用人机制, 探索人才成长规律, 进行“人才培养、选人用人、人才流动“等方面的改革;要选拔具有较强领导力和素养全面的智库管理者, 引进和培养既有坚实学术功底又深刻了解国情的研究人才;完善以品德、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 通过改革薪酬制度、课题资源配置方式等, 真正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搭建公共研究平台, 整合社会智力资源, 建立“旋转门”制度, 让更多社会精英到智库来工作。
4. 大力推动各类智库的发展, 重视社会智库的发展。
国家应当在政策和法律层面鼓励智库的发展, 营造各类智库间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意见》提出, 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这意味着, 今后政府要为社会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社会智库打破部门和行业界限, 共同为改革贡献智慧。逐步实现各类智库相互竞争的态势。
5. 要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 构建合理的智库资助体系。
智库要发展好就要有稳定丰富的资金来源。《意见》提出, 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今后, 政府还应当为更多的社会资本支持智库发展创造更宽松的政策环境, 鼓励企业和个人向智库提供资助。
6. 政府应当为智库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国家运行的基础数据应更加开放、及时、全面地与社会共享, 打破政策研究上数据资源的垄断。同时政府也要创造更多条件, 建立多元化政策沟通渠道, 让各类智库有更多机会、有更多通道来服务于国家决策。提高政府和社会的宽容度, 让不同的观点、建议, 通过理性讨论、辩论, 进行筛选, 从而减少决策失误的可能性。以开放的竞争和严格的评审机制保证决策咨询的质量。
7. 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推动决策咨询的国际化发展。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 为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需要, 中国智库不仅应当为我国如何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领导角色出谋划策, 还需要担负起公共外交、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的作用。中国智库要走向世界, 参与全球治理的研究, 有效阐释中国立场, 传播中国声音, 增强话语权和影响力, 塑造国家软实力。
大数据助力智库建设 篇2
大数据是支撑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健全决策咨询机制”。大数据研究对智库建设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大数据改变智库研究的数据意识。作为信息载体，大数据可以使智库研究者的“数据意识”有所转变，既重视直接数据，也重视关联数据和比较数据，既重视单一数据，也重视多元数据和互动数据，从而有效提高决策前定量分析的可靠性。
大数据技术为智库研究提供强有力的工具支撑。大数据海量、非结构化的特点，决定了智库研究者要对数据进行清洗分析，需要清洗工具、分析工具、存储设备等。随着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大数据处理技术日新月异，增强了数据的收集、挖掘、清洗和分析能力，为智库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处理手段，使大数据分析成为智库研究的重要手段。
大数据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智库“资政启民”的效率。基于大数据瞬时、即时的特点，智库获知公众意见的渠道会更加便捷，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智库的决策咨询能力。
国家高端智库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的决策失误率约为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这说明，我国智库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撑的能力、水平和影响力还不够。从研究成果的质量看，目前国内智库偏重对当前具体问题的临时性、应急性、短期性的研究，普遍缺乏前瞻性、储备性、战略性研究，真正能够对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发挥作用的思想性、创新性、系统性的成果不多，基于定性分析的判断多，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成果少。国家决策越来越重视发挥智库的作用。
国家高端智库的形成。智库在国家决策中的“资政建言”作用是逐步形成的。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要重视发挥智库的作用。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表明智库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德国时强调，中德两国要加强政府、政党、议会、智库交往，把智库合作提升到了国家外交层面，“智库外交”成为我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
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这表明，党和政府对智库发展有了新的要求，要建立一批为国家决策服务的高端智库。
国家高端智库的作用。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文件提出，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并明确国家专业化高端智库要为决策提供咨询，要在理论上进行探索，要有效引导舆论，服务社会公众，发挥国际交流作用。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2015年12月1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高端智库的基本职责是服务国家决策，围绕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咨政建言能力，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高端智库应在阐发中国理论、贡献中国智慧方面走在前列；要树立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保持应有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担当，全面深入地总结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经验，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道路，更好地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让世界真正读懂中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思想、中国价值。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
国家高端智库的特点。《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高端智库应是“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就是要坚持高端定位，有突出的专业特色，有较强的理论和政策创新能力，以高质量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高端智库要为决策提供智力服务，必须具备5个特点：一是围绕政府决策，提出可操作的建议，研究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储备性的政策问题；二是引导社会舆论，发挥“资政启民”作用，阐发中国理论、贡献中国智慧，解读宣传国家政策，引导社会预期；三是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展智库研究合作，配合国家对外战略开展对外交往活动，在世界舞台上能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及时地发出“中国声音”，能在国家战略决策中，提出具有独创性、重要性的知识贡献、思想贡献；四是具有一支国际视野高水平的专家团队，能在国际智库思想交流中提供中国的思想和智慧；五是有完善高效的运行机制，为智库研究提供内部管理的制度保障。
提供精准依据
决策咨询研究需要大数据分析的信息化技术作支撑。《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试行）》对高端智库的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一要具有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拥有专业资料室和网站；二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加强专业数据库、案例库和信息系统平台建设，为决策咨询研究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技术保障。
智库信息化建设需要专业化的大数据服务。信息系统、专业数据库、大数据分析是专业高端智库开展问题研究分析的基础工具，是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咨询和政策建议的信息基础。大数据时代，专业化分工使智库可以不必自己专门建设所需要的数据库、网络信息系统，进行大数据分析，可以将需求外包给专业数据信息服务公司和网络服务公司，而智库应将精力更多地专注于决策咨询服务上。
大数据研究为智库决策咨询提供精准依据。大数据分析可以为智库提供全样本统计分析，这就为决策咨询提供了精确的基础信息，使智库的决策咨询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有了可靠的数据支撑。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就是基于大数据研究分析调整的。2000年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并在未来20年呈加速发展之势。根据2010年开展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自2015年至2053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阶段，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从2.12亿增加到4.87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由15.5%上升到34.8%，即每3个人中，就有一位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中，国家决定放开生育二孩政策。
智库体系建设 篇3
关键词：智库,决策,国家治理
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外媒曾评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难执政的国家”。在如何处理国家、社会与经济并行发展的形势下,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国方略, 从“工商部门简政放权”到“推行户籍制度改革”, 一系列的重拳直击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执政水平, 然而在一系列的改革中, 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成为目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工作。
一、国家治理体系中急需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新型“智库”建设符合中国新时代要求。新一届的中央领导在提出国家治理的新理念时, 同时关注到“建设符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指出, 要尽快健全决策咨询的相关机制, 按照客观可用、适度超前的原则, 建设出有利于国家治理的、高质量的新型“智库”。2014年6月14日, 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主题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智库建设”的学术研讨会。2014年9月13日,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 多方承办了主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国研智库论坛。这两个会议是在当前加快现代化国家构建和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上, 为了更好的提高政府效能而召开的。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上看, 科学的国家智库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型智库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二战之后, 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军事领域, 逐渐形成了现代智库的模型。随后各国都建立了各自的“智库”体系, 并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形成现代化的“智库”体系。现代智库以更为独立、专业、科学和客观的方式, 通过认真调研论证、科学评估, 已经与军事研判、国家治理等方方面面建立越来越重要的联系, 并发挥着重要作用。2014年10月22至24日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全国各级政府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把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环节、专家论证环节、风险评估反馈环节、合法性审查环节、以及集体讨论环节确定为各级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 并在此基础上对行政机关内部所形成的重大决策, 依照法律进行审查反馈, 对重大决策要实行“谁决策、谁负责, 谁决策, 谁终身负责”的追究和倒查机制。从国家领导人的思维韬略以及各个层次以智库为主题的会议来看, 中国将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这一工作, 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这既是符合我国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实际体现, 也体现了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 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这一工作的推进既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贴近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要求 , 同时也体现了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也能更好的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二、符合中国特色的智库
(一) 中国“智库”的形成
“智库”又名“智囊团”或者“思想库”。在我国, 最早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为军事家出谋划策的“军师团队”、“师爷”、“谋士”, “孟尝君的三千门客”可以说是中国智库的雏形。现代的“智库”形成于二战时期的美国, 罗斯福当政期间, 在战争和经济的双重影响下, 遇到了一些列的困难。人们把种种错误归结于政府和军事指挥官决策上的失误。在此基础上, 应运而生了基于美国政策评估和军事研判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20余家智库。上世纪80年代, 以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为原本, 经过中文译注命名为《走向未来丛书》书籍的出版 , 标志着现代智库的思想传入我国, 迎来了中国“智库”发展的第一时期。大量知识分子进入到政府决策的机构中, 参与到政府的决策制定中。这一时期, 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借鉴了西方“智库”的形式, 成立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智囊机构”。至此形成了政府智库、高校智库、民间智库为结构的中国“智库群”。2014年2月,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对“智库”进行了全新的定义:“智库”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 以为影响和提供政府决策为最终目的, 并以公共利益为最高导向, 担负着社会责任, 并以此为工作准则的机构。
(二) 中国“智库”的特色
中国的智库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 在我国现阶段国情中, 在当前国家治理理念的解读下, 要符合我国的政治制度,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坚决不能动摇的。同时, 中国智库要立足中国国情, 摸清当前决策工作的规律及现状。中国特色不同于时代特色, 照搬照抄西方的一些智库机构的模式并不一定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国情有别、文化有别的现阶段中国, 决策要以服务社会, 并为公共利益谋取最高的利益为总重目的。在中国, 公共利益的既得利益者是社会公众, 而非其他, 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决策走向, 决定了“智库”是为政府能更好的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的研究机构。
(三) 中国“智库”的走向
中国特色的“智库”与其他国家的智库相比 , 即有共性, 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基于多元化力量的融合, 中国特色的智库不仅仅是把“否决权”定位到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的手中, 而是群力群策的模式。智库发挥着与司法、媒体等不同的声音, 被专家称为“第五种监督权利”, 并与立法、行政、司法、媒体形成互相影响之势, 提高了我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水平。同时, 当前中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已经不再是单一的, 而是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之势, 因此中国特色的智库解决的就不再是单一的问题, 取而代之的是多目标的序贯式的决策。
三、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必由之路
(一) 平横“官家智库”与“民家智库”的影响力, 形成互相制衡的“智库”体系
目前, 在我国的几种智库类型中, 对国家政策影响最深远的就是隶属于各级政府的“政府研究中心”。尽管近些年, 研究中心的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已经较为客观, 但从某些方面来看, 研究方向和议题还是具有政治倾向性, “研究中心围着决策者转”的现象非常明显, 决策者的个人倾向和喜好影响着研究中心的调研和最后的成果。在一定情况下, 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民家智库尽管不会受到决策者的政治倾向的影响, 较为客观, 但由于其所处层面较低, 大多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与政府决策层相沟通, 出现了断层的现象。
实际上,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 我国的一些决策者就意识到“谋”和“断”分开的问题, 并设立了“军机处”、“议事厅”等方式的智库机构, 专门为决策者提供决策咨询, 但这种形式, 在一定情况下还是会受到“长官意识”的影响。因此, 西方国家大力发展民家智库, 并促进“官家智库”与“民家智库”平衡发展, 形成相互制衡、相互竞争的的形式。我国绝大多数的政策来源于“官家智库”, 较少吸纳“民家智库”的精华, 造成了“官家智库”与“民家智库”的不均衡状态, 不能有效竞争, 不能互相促进, 必然造成对决策项目的垄断, 也就必然出现不客观、不科学的项目结果出现。目前, 我国正在把对国家的管理转变为对国家的治理, 从管理到治理, 更多的是简政放权, 更多的是剥离那些可以自营的事业单位, 使之走向市场。因此, 下一步, 要把官家智库推向市场, 与民家智库共同竞争。不再具有隶属关系, 使其能更加客观、公正的提供决策信息。
(二) 建立独立于政府机构、纯商业化运作的第三方的评价机制
我国目前智库获得决策研究的方式为“申请项目”, 一般来说, 各级政府给定相应的课题指南, 由各个智库选取题目进行申报, 项目的立项一般也由聘请的专家、学者给与立项。某些重大决策项目申报还需通过“盲审”环节, 比较科学和严谨。但项目结项时, 尽管也通过了专家评审, 但对其决策结果的评估只限于看符合不符合立项的要求, 仅仅用“通过”或“未通过”来判断该决策项目的最终结果, 方式也仅限于专家评审会或简单的社会使用效果评价这两种。“智库”的效果并没有完美的展现, 由此影响了“智库”辅助决策的积极性。因此, 要发挥“智库”的活力和创造力, 首要建立独立于“智库”系统之外的第三方评价模式, 必要时要进行“盲评”, 确保评判不以“智库”的级别和“智库”的参与人的影响力来判断, 而要以扎实的研究成果和社会应用的实际效果作为评价标准, 更为公平、公正的对待“智库”的研究成果, 激发“智库”的积极性。
(三) 智库成果要转化、推介, 扩大影响力
当前, “智库”项目的立项环节把控较严, 但对于结项后的成果, 基本属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大部分的决策成果没有后期的推介和共享。由于决策结果的不透明, 造成了资源的过渡浪费。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每年都会根据决策的研究成果, 出版24本决策研究类的成果, 并通过每年召开100余场研究讨论会的形式, 使社会各界对研究成果进行广泛的讨论, 把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 并把研究结果的实践运用进行进一步的科学评估。这一评估得分直接影响着该“智库”下一年度申请课题的成功率。
因此, 在我国要敢于把科研成果公布于众, 通过多种渠道使公众知悉并能很好地参与进来, 例如: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电视媒介等方式推介决策研究结果。使决策的制定不再集中在某些官家智库和决策者的手中, 而是通过各种渠道, 让全社会的人民参与到决策结果的评定和讨论、运用阶段, 更好的发挥“民主决策”。同时, 对于那些被评估并运用为优的决策结果, 要运用“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建立健全对研究成果的保护、使用, 甚至是采购制度, 要按照研究成果的“质量”给付相应的报酬。
(四) 把“智库”推向社会, 资金供给走市场化竞争路线
如何让“智库”更好的发挥作用, 更加科学的提供辅助决策。实际上需要解决“智库”独立性的问题。当前, 大部分辅助决策的“智库”因为各种依附关系, 造成了从思想上、经济上的不独立。把“智库”推向市场, 走市场化的竞争路线, 资金供给也走市场化路线是当务之急。在当前强调“国家治理”的状态下, 国家下放一切可以下放的权力, 剥离一切可以剥离的机关组织, 把能够走市场化竞争的组织进行改革, 使”智库”从归属权到资金供给全部走市场化竞争的道路 , 把过去“智库”机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弊病状态彻底改变。
总之, 在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中, 符合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改革的过程因为涉及到某些个人或组织的利益, 也会产生“阵痛”和不可预知的结果。但大的环境已经改变, 国家治理体系中各个层面的改变也会倒逼“智库”体制的变革。建立更为独立、科学、客观, 并充满活力的“智库”体系势在必行 , 也必将引导新一轮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更为深层次的改革。
参考文献
[1]徐晓虎, 陈圻.智库发展历程及前景展望[J].中国科技论坛, 2012 (7) .
[2]薛澜.智库热的冷思考: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J].中国行政管理, 2014 (5) .
河北省人才智库建设研究 篇4
关键词：河北省；人才智库；地方高校；国家软实力；智库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6）03-0092-04
智库即智囊机构，也被称为“思想库”，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被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智库是现代决策体制的产物，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本研究着力于加强河北省新型人才智库建设的各事项，首要目的是坚持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专注于为省委、省政府建言献策这个“专项”，就决策急需的重大课题集中力量研究，以地方高校带头地方智库建设为研究突破口，提供具有前瞻性、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智库对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已经随着全球化的步伐日渐深入到各个角落，影响之深远已经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中国作为一个进入到“改革深水区”的发展中国家，智库的建设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是我国由传统的“生产输出大国”向“科技输出大国”转型的关键。众所周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有效办法是科技创新突破，当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投入已见边际，科技的加入是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拉动国家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智库作为这一新动力的生产基地，它的建设及成型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
（一）国外文献研究
英国作为世界一流的工业强国，也是智库的创始国，它的工业和智库建设是同步进行的，这也是创造“日不落帝国”神话的原始动力。目前，英国的智库经过了两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建立了一个制度健全、涵盖广泛的成熟体系，大致分为三类。[2]第一类智库是服务于工业发展的工程咨询类智库，适应英国作为工业强国的国情。随着时代发展，第二类智库类型出现，即技术及服务咨询，对应提供新技术、新知识的咨询，对新技术新产品进行技术测定，还包括培训对口服务行业新员工。当人们意识到管理是企业生命的立足根本时，第三类也可以说第三代智库出现，称为管理咨询公司，它们的主要职能是提供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市场营销管理、生产车间管理，市场调查以及为企业提供商业情报。随着智库一代一代更新，英国智库在每个大类下不断分化出更加细致的小智库，它们不断发展壮大，比如从各个制造企业中分离出来的技术工程师建立的以工程咨询为主的智库，适应大型工程、交叉学科多部门协同工作的综合智库等。目前英国的四大智库分别是查塔姆大厦、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海外发展研究所和亚当·斯密研究所。
德国是紧跟英国进行智库建设的国家，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后来者居上”的势头。德国的智库建设不同于英国的循序渐进，冷战过后，德国的智库呈现稳定、快速的发展状态，以高于德国当时年经济增长率的惊人速度飞速成长起来。现代的德国智库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政府决策类智库，他们负责向政府提供新兴技术和行业发展报告，同时向企业推广新兴技术；第二类是兼有投资功能的咨询智库，他们多数拥有科技部门或行业协会做后盾，一边提供前瞻性的指导咨询，一边对有发展潜力的公司进行投资；第三类是以技术转让为主要职能的智库，这些智库多以大学、研究机构为依托，将高校的研究成果进行社会推广；第四类是纯盈利性咨询公司，主要是通过提供市场营销管理、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来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德国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咨询公司是“德国系统工程与技术革新研究所”（ISI）。
法国是目前欧洲智库建设中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不过相比于英国和德国，法国的智库建设显得有些迫于时事的意味。二战后恢复期中，法国大批企业生产水平低、管理人才缺乏、生产力和竞争力不足，咨询智库由此应运而生。这时的法国智库还只提供财务、行政、企业管理方面的咨询。加入欧盟后，法国大大小小的企业得到飞速发展，跨国业务增多，促生了很多大型咨询机构以应付日渐复杂的管理问题。1974年经济危机过后，法国进入到发展缓慢时期，由此使得更多咨询机构将眼光投放到国际市场上。
美国不同于欧洲的循序渐进，作为一个新大陆上的新兴世界强国，美国的智库起步晚，但战后其发展却跃居世界首位。美国的智库特点鲜明，实力雄厚、机构庞大、资金充足、人才集中，肩负着战略性的大课题。美国注重将智库中的精英人才向政府部门输送，将“研究者”与“决策者”有机紧密结合起来，确保智库的成果能够得到切实应用。
（二）国内智库发展文献研究
中国智库的快速发展起源于改革开放，智库之所以能够迅速在我国发展，一方面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另一方面是得益于政府部门将智库的建设提高到关系着“科技强国”战略实施的层面。目前中国的智库发展也存在着问题，一个成熟的智库体系应该是“稳定且独立运作、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以影响政策决策的组织”，但所谓“独立运作”的智库，在中国不超过5%。[3]中国智库主要分为以下五种类型：第一，标准官方智库。如各地的党政机关研究室、发展办公室，这类机构的研究方向是“命题式”的，政府需要哪个方向的研究报告就去研究哪个方面的问题，同时，这些机构出具的意见多数能够在政策中得到实施。第二，事业单位研究所。代表机构是党校。这类机构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组织上相对独立，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有实时影响效果。第三，大学及社会科学院。这类机构独立性强，课题自由度高、涵盖广，经费主要来自学校内部拨款。由于其本职工作就是科研，因此这类机构出具的科研报告学术水平高，研究成果价值高，社会反响好，近些年来，高校与企业联动生产也成为了一大发展趋势。第四，挂靠在企业内部的科研办公室。这类科研机构与社会日常、企业生产、百姓民生更为贴近，涉及社会热点话题，往往能够及时地引起社会共鸣。第五，民间智库。我国目前比较突出的民间智库机构有天则经济研究所、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等。这些机构是最为独立的智库机构，他们的课题通常前卫、大胆、开明，但数量少，生存环境比较脆弱。
二、以地方高校带动智库建设的逻辑分析
我国目前智库机构有2 400家，其中高校智库多达700家，占据着智库的重要份额。近年来，我国高校一直在政治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智力支持角色。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首份《中国智库报告》（2013）中将中国智库分为社会科学院智库、党政军智库、高校智库、民间智库，由此可见将高校智库作为单独类型专项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做法[4]。高校人才济济，课题涵盖广，人才更新快，能够有效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前瞻性，在智库建设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地方高校的职能并不仅仅是教书育人，其人才属性决定了高校突出的科技属性。按照潘懋元教授对地方本科院校特征的解释：地方本科院校不同于研究型、职业型院校的本质在于它能够结合学科和专业分设培养面向社会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因此以地方高校为突破口带动整个地区的智库建设，无论从行业相关性、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源优越性还是社会影响力方面都是合适的选择。
智库的建设可以把“大人才数据”时代带入“大人才智库”时代，数据是纷杂无体系的，智库的存在赋予数据以规则，拥有成熟的智库体系可以最直观地管理人才、应用知识、解决问题。如果以水比喻人力资源，那么智库就是分门别类的“蓄水池”。不同类型的高校智库拥有专业团队应对相关领域的问题，从招录人才到提供对策再到人才管理都有条不紊，是人力资源的整合与统筹调配，形成人才筛选—人才培养—人才输送—成果应用的高校智库内部运营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因地制宜——河北省高校智库带动人才智库建设的战略建议
（一）建立高校智库联盟，政企多方合作
河北省目前拥有的知名高校有燕山大学、华北电力大学、河北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医科大学等，聚集了70%以上的社科研究人员及力量，拥有规模庞大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队伍，研究实力雄厚、信息资料丰富、对外交流广泛，是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高校与政府机构长期建立着合作关系，成果显著，积极为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十一五”期间向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提交研究咨询报告6万多篇。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省高校智库建设水平和完善程度同经济社会与时俱进蓬勃发展的需求相比仍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距：一是高校智库型研究机构力量分散、定位不准、研究水平良莠不齐；二是智库建设所需的高端人才缺乏、创新团队严重不足；三是高校科研评价、激励人才和成果应用转化机制不能很好地适应智库建设需要，影响了高校教师从事咨政研究的积极性，制约了高校智库潜力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锐研究成果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要解决这些问题应吸取欧洲老牌智库发展经验，以杰出高校为代表，各高校为组成单位形成品牌形式的智库集团，立足本土，服务本土，打造适合本土发展需要的智库品牌，以此不断积累经验和实力，吸纳新的成员加入。术业有专攻，高校智库在单纯政治策略上并不具有绝对优势，这就给了高校智库发展的新方向——政企多方合作。高校智库企业化在国内已有较为成熟的案例，如清华同方科技、石药集团医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建立高校智库联盟与政企多方合作模式首先解决了智库的小、弱、散，新锐科研成果也能够有效地通过企业渠道得以应用，在智力成果转化成市场红利后，集团智库将拥有更充裕的资金用于后续科研以及招揽更多专业人才，另外，集团式管理对建立完善的人事流转、科研制度和评价体系都大有裨益。在政策类资讯方面，高校智库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瞄准国家需求，抓紧重点领域，把握关键节点，以自身特有的学术优势前瞻性地掐住苗头性、趋势性的重大问题，开辟政策建言新思路。如此智库才能引八方之水，汇渊远之流。着手于眼前，致力于发展，高校品牌智库将走得更快更远。
（二）关注公众人文，构建窗口化评价体系
智库建设对高校最严峻的挑战无疑是机制创新，特别是评价机制的创新。长久以来在人们的认知中一直是政府对口“决策”，高校对口“技术”，虽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二者结合打造“政府+高校智库”是有效的决策模式，以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和决策权力带动社会发展，而高校智库则作为决策背后的发动机为推动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动力。但是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很多高层决策受到现实客观原因限制无法贴近民生，应该如何使用专家意见而不引起伦理后果，这个问题在哲学上讨论了很多年，结论是在咨询决策过程中保障所遵循的价值观念能够准确地吻合公众的价值观念，尽量把伦理后果降至最低，引入公众力量，避免“政府+高校智库”形成孤立的“政策王国”。在社会和科学之间，智库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在地方决策上引入公众力量相较于国家层面引入更为切实可行，地区相较于中央，居民成分背景简单，人口有限，并且本地公众的声音多反映该地区的公众诉求，能够更直接地帮助智库专家找到症结所在，并明确政策的最终指向以及尽可能准确地预测到政策执行带来的社会效果。从哲学角度来说，智库建设是从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的，同时智库建设又能促进学科发展，推动学科交叉整合。这种交叉整合将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在高校智库建设中，专业高效的管理运营及完善的评价体系至关重要。建议成立学术服务窗口，实现统一的跨学科学术咨询服务，同时负责反馈科研成果质量和收集整理公众动态、意见等。科学不是孤立的，社会也不是孤立的，人文社会科学不能自我满足，也需要自然科学的支撑。智库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经过长期打磨而成的。当前，新型高校智库要切忌重复建设，应全面布局、整合力量，贴近民生，与社会生活之间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
（三）以高校集团智库为品牌，建立研究成果推销机制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信息时代已强势来临，这种信息化的改革也深远地影响着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往“酒香不怕巷子深”已成为历史，让科学成果不再是“深巷美酒”就需要建立成果推销机制。影响力是智库建设最为看重的指标。各大高校首先应着手于自身官方网站建设，开设高校品牌智库专版，智库专家团队、热门课题、研究成果、咨询服务、购买成果等基本功能应健全完善；政策层影响力方面，要采取有力措施组成团队，关注前沿课题，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并积极建立起学术界和政府决策之间的信息桥梁。另外，高校智库也要主动与主流媒体沟通合作，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介提升智库的品牌知名度和政策影响力。要形成良好的市场意识，以学术的严谨进行研究，以商品的属性定义成果，以推销机制扩大影响力，以市场红利带动集团智库的后续发展建设。另外需要明确的是，研究成果的推销机制并不等同于普通商品以利益为第一位的推销，而是让成果为大众所知、为对口机构或企业所知，以便于研究成果能够得到应用从而产生价值。适用性原则将淘汰滥竽充数的成果，从而形成一套成熟的良性运作体制。
（课题主持人、执笔人：何军；课题组成员：苏卫涛、朱智清、侯秀华、张红亮、蒋海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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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振强.地方高校智库的属性及其发展策略[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4，（3）：37-38.
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
Abstract： Think Tank ， which is called the forth branch of government， is a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 that offers the best counsels such as theory， strategy， method and idea to decision makers in all around areas. As the product of modern decision-making system， Think Tank has been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national soft power. With analysis of local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shows that concentrating on the major issues needed in decision-making to serve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As a breakthrough in the research， local universities should lead the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perspective， constructive and practical proposals.
智库体系建设 篇5
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的著名学者詹姆斯·麦克甘 (Jam es G M c G ann) 教授带领团队从2006年起, 每年都会就智库研究现状出版年度全球智库报告, 结合最新《2014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看中国智库发展, 中国智库在数量上排名世界第二, 仅次于美国, 且智库发展数量已经相对稳定。近两年出炉的全球智库百强名单中, 中国有6家智库上榜。但是, 在看到中国智库发展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看到不足, 与智库数量第一的美国相比, 中国429家智库的数量要远远落后于美国1830家, 且在智库质量上也与其相差甚多。而其中高校智库对智库的贡献是举足轻重的。本文将结合国外的高校智库发展经验, 对中国高校智库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的优势和影响做一探讨。
一、高校智库发展现状
(一) 国外高校智库发展现状
国外高校智库多设立在大学, 以“研究中心”、“研究院”或“研究所”命名, 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国际发展中心和英国的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等, 但多数高校智库有着自己独立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以及资金来源, 这让它们在依托高校平台之上提高了独立性与自主性。
国外高校智库的建立已经有一段历史, 相对发展较为成熟, 所以从国外高校智库中可以总结归纳出高校智库几个特点:首先, 高校智库专业性强。每个高校智库都会有自身擅长研究的领域, 就是所谓的“术业有专攻”, 相对知名的智库已经树立了一定的品牌, 在研究专长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知名的胡佛研究所, 侧重于研究前苏联和独联体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 而美国哈佛大学的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则是侧重国际安全与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以及相应的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其次, 在运作模式上虽然设立在大学, 但自身有独立的运作管理系统, 采取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与管理模式, 为智库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基础保证。而国外这些智库正是基于科研的独立性、管理的科学性和人才管理的灵活性, 使得他们在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方面更为中立, 良好的口碑和雄厚的实力也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更为顺畅, 从而发挥其影响力。
(二) 国内高校智库发展现状
我国智库的发展虽不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成熟, 但是我国的智库正处于上升期, 我国智库建设已经为国家所重视。针对高校智库建设方面, 也有国家各级各部门出台的相应政策和相关精神的大力支持, 例如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2010~2020)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以及《中国特色新型高效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等, 都强调了高校应当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和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 要充分发挥高校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等优势, 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出贡献。
虽然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情况来看前景很乐观, 在《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中,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对高校智库总体评价为“方兴未艾”, 但是目前中国高校智库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 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对政策的影响力相对较弱, 研究成果转化不充分, 不能够很好地影响决策政策和公众舆论。另外就是我们的高校智库缺乏专门针对智库人才的培养机制和考核机制, 这一点不仅仅是高校智库存在的问题, 同样也是中国智库普遍面临的问题。
二、高校智库的优势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报告, 他们对智库的分类共分为七类:自治独立智库、半独立智库、政府智库、半政府智库、高校智库、政党智库以及公司智库, 而在中国国内的智库大致被分为四类:党政军智库、地方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即使国内外智库类型划分不同, 其中高校智库都是重要的一部分, 正是高校智库具备了许多优势, 成为其目前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一) 人才相对集中
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研究人员、近半数的两院院士, 多数高校拥有相当规模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队伍, 其智库建设的人才支撑是其他机构或部门难以比拟的。人力资源的集中可以提高科研的数量与质量, 形成优秀的专业智库团队, 利于智库长期良性发展。
(二) 学科门类齐全, 基础研究力量雄厚
智库多面对的是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 对学科要求较高, 不是依靠单一学科就可以完成其工作的, 智库根据其研究专长往往会要求机构内有相关的几门学科共同合作, 而大学则是一个很有利的平台, 高校学科门类较为齐全, 那么智库面临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的问题则不再困难, 反而学科交叉能够成为高校智库的一大优势。加之高校的任务之一就是科研, 本身就从事长期的基础性的研究为高校智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扎实的学术支撑和研究能力也是其他类型智库所需要的。
(三) 对外学术交流频繁
目前处于学科发展的需要以及办学经验的交流等, 高校的对外学术交流较为频繁, 这促进了高校智库的国际交流日趋常态化。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为例, 不仅有该智库相关学者去往国外进行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也会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智库或团体来访, 形成了频繁的国际交流, 这对智库的发展是有正面积极作用的, 通过学习与交流, 可以掌握研究领域的一手材料, 也可以学习到国外智库的相关学术或管理经验等。通过这些非官方的访问、国际会议或智库学者互访等方式开展交流合作, 也拓展了我国高校智库的国际视野。高校智库在此方面的优势要明显大于民间智库等。
三、高校智库在中国建设特色新型智库中发挥重要影响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之一, 重大会议和领导人讲话中都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精神。其中的“特色”就可以理解为反映中国国情和中国智库的实际情况。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这四种类型已经体现出了各自的不同特色, 在发挥各自不同特点的基础之上, 鉴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经济发展模式等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智库发展还需要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相关功能, 使得中国智库能够更好地在理论创新、决策建议以及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为社会、为党和政府提供服务, 发挥影响。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型”则更多地侧重于创新思想、与时俱进以体现决策咨询的导向性与前瞻性等。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 高校智库高度契合了“特色”和“新型”的要求, 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
首先, 高校智库的优势明显, 可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前文中已经就高校智库的具体优势做一阐述, 这些显著的优势则是高校智库的“特色”所在, 发挥人才相对集中、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能力强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的优势, 同时部分具有专业优势的大学可以发挥自身的学术特色, 与其他类型的智库形成互补的态势, 最终凝聚合力, 共同打造有中国特色、也有各自特色的智库。
其次, 国外智库发展经验表明高校智库在智库中的重要作用, 高校智库正向“新型”智库迈进。根据2014年的数据, 美国1830家智库中, 高校智库占比达75%, 在全球智库排名前50位中也占有一定比例。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外高校智库群体发展基本成熟, 且在智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我国的高校智库与国外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 但是所依赖的优势和有竞争力的资源是相同的。吸取发达国家高校智库的发展经验之外, 我们的高校智库还需要在管理模式、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创新, 符合时代的要求。有别于党政军智库在研究相关政策方面可能会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也不同于民间智库会困扰于人力与资金, 高校智库在从事研究方面可以有更坚实的基础、较为充裕的经费支持以及相对中立的观点, 这些都将更有利于高校智库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发挥自身的作用。
再次, 借助高校智库探索智库人才培养新模式将更有助于中国智库整体发展。高校充沛的人力资源为高校智库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无论是一线科研岗位上的学者、专家还是在校的有一定学术背景的博士、硕士研究生, 都可以说是智库人才资源库。智库之间的互相访学、国际合作与交流都是进一步的人才培养手段。让人才在高校学者、智库研究员和决策咨询者之间达成角色的灵活转变, 则是高校智库人才培养为整个中国智库行业做出的贡献。
最后, 高校智库与高校之间相互影响, 实现共赢。一所高校智库的成功发展会对专业涉及的领域产生影响, 对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甚至希望可以达到对政策决策产生影响。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对高校智库所在的学校发展也有着正面积极的效果。高校智库的成功离不开学校提供的人才上、资源上甚至资金上的帮助, 而相应地学校通过高校智库则会收获其带来的品牌效应、实用型人才培养与深造和良好的社会舆论, 从而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摘要：智库的发展建设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已经上升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之一, 中国开始逐步重视智库的建设。其中高校智库是智库重要的一部分, 高校智库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 它人才相对集中、学科门类齐全、基础研究能力雄厚以及对外学术交流频繁。依凭这些优势, 高校智库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高校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优势,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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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助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篇6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中蒙俄三国人民的美好愿景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是古丝路精神发扬光大的重要载体, 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 是有效对接三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平台, 是互尊互信、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伟大构想, 是惠及三国人民长远利益的美好愿景。
从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和地缘看, 中蒙俄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国家和通道, 是古代草原丝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承载地。三国山水相连, 睦领友好, 交往频繁, 亚欧人民堪称三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典范, 知识交流、相互学习的先行者。比如, 中蒙共同享有相同族源和丰富的文化资源, 这些资源渗透在两国的历史文化中, 也存续在两国现实社会生活中, 是中蒙两国游牧文明的真谛和草原文化的胸怀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代进程中发扬光大, 是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文化瑰宝和文化力量。再比如, 从18 世纪中叶到20 世纪初, 中国北方草原有一条通向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腹地的“茶叶之路”。这条茶路由二连浩特出境, 途经乌兰巴托、恰克图等地, 终点为俄罗斯贝加尔湖一带, 横跨亚、欧大陆, 绵延万里, 创造了辉煌的商业奇迹。中俄“万里茶路”, 带动了沿途城镇、商业、加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 展现了民间社会密切交往的共同需求, 也是一条商贸之路、文化之路, 友谊之路。这些历史记忆是留给现代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一份重要文化遗产, 以这条“万里茶路”为主题, 三国联合签署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宣言, 开启了尊重历史、传承文化、开拓未来的重要合作新篇章, 是有利于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底蕴深厚的共享资源, 是一种崭新的历史观, 也是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出发点, 是再现“茶叶之路”辉煌的创新之举。
从现实的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缘上看,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是一个符合三国发展愿景的巨大合作平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向北在陆地上的延伸、向南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的一种新跨境合作战略构想, 既缩小了俄罗斯和蒙古国与亚太地区的时空距离, 又体现了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要求。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构想是实现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蒙古国“草原之路”和俄罗斯“亚欧大铁路” 的有效对接。编制《中俄蒙经济走廊合作规划纲要》, 根据公布的中期路线图可以看到, 三方正在将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到具体合作领域和项目上来。 在经贸合作方面, 为进一步提升三方贸易便利化水平, 包括在相互贸易中扩大使用本币结算, 三方将探讨建立经贸主管部门合作机制。完善三国工商会合作机制, 推动定期举办洽谈会和经贸论坛, 加强三方间贸易、投资和商务伙伴关系。开展三方海关合作, 举行三国海关署级会晤。继续定期举行三方交通运输部门和机构工作组会晤。中蒙俄三国落实发展战略对接, 打造经济走廊, 将进一步拓展三方合作空间, 更将带动整个欧亚地区的发展。古老的“茶叶之路”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前景可期, 将为该地区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中蒙俄三国加强沟通与合作, 不仅巩固了中蒙俄三国双边关系, 同时还可强化以中俄为主的多边合作机制。在地理地缘上, 目前复杂的国家关系和地区格局中, 只有中蒙俄三国的双边、三边关系最为稳定, 且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中蒙俄三国关系未来走向对东北亚, 乃至中亚、东亚发展举足轻重。在经济地缘上, 虽然东北亚六个国家的地上、地下资源各有千秋, 但是更多的能源性、战略性资源还是集中在中蒙俄三个陆地国家。中蒙俄经贸合作成为东北亚经济复苏发展的助推器。“中俄蒙经济走廊”战略构想一方面加强了中俄与蒙古国各经贸领域的全方位合作。特别会使蒙古国经济从简单的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转移;从单一内陆经贸合作向陆海并重转移;从单纯的资源原料运输向多元化经济合作转移;从粗放型运营向环境保护型转移。另一方面, 中俄蒙三国首脑会晤首先开启了东北亚区域内新的多边对话模式, 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三国的地区影响力以及对地区局势的掌控能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旨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 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为我们描绘出了和平发展的美好蓝图, 符合三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是三国人民的共同美好愿景。
智库是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引擎
智库为影响政策而生, 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智库 (thinktank) 的叫法起源和美国有一个集聚美国“最强大脑”的别号叫智库街的影响, 以及智库在世界历史上的独特作用反复证明, 智库已成为国家外交的重要主体, 智库在谋划发展蓝图, 推动合作共赢、促进国家间友好交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智库间的合作已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实现“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这一宏大愿景, 是复杂的系统工作, 涉及多元合作伙伴、多个区域板块、多类实施主体、多项重点任务, 更加离不开各方智库的影响和推动。当务之急迫切需要集中了各类高端人才的三国智库的积极参与、服务和务实合作, 搭建三国人文交流的文化走廊, 发挥智库的重要引擎作用。
智库的引擎作用还表现在智库相当于芯片, 即智库= 芯片的“智库+ 模式”。“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构想是一项系统工程, 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实现三国战略对接和一系列的具体规划及项目对接, 这客观上迫切需要智库进行前瞻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的务实研究, 有效发挥智库的党委政府的“外脑”、社会舆论的“向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及外交的润滑器作用, 以加大理解和共识, 加强政策引导和阐释, 提供智力咨询和服务, 破除各种难题和困境。具体讲“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以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为主要内容。政策沟通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保障, 民心沟通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社会根本。作为咨政建言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力量, 智库不仅是本国政策与学术研究之间的桥梁、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 也是各国之间深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政策沟通的桥梁。充分发挥智库的专业研究能力及对政府和公众的影响力, 对促进三国政策沟通、民心相通, 为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此外, 除了从宏观视角的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外, 其余的“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等微观的内容同样需要强有力的智库智力支持和服务, 发挥智库的智力芯片作用, 每一通都有智库服务的相关要素支撑的一系列的“智库+ 模式”, 如智库+ 贸易畅通, 即可以分解为智库+ 政府决策 (影响) 、+ 高端智库人才、+ 高端产业 (聚集) 、+ 金融创新服务、+ 智库专业咨询, 由此形成以政府政策开放带动、参政议政的高端人才聚集推动、高端产业集聚拉动、金融服务融合互动、专业咨询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全智能智库服务链条。以上智库= 芯片的“智库+ 模式”和具体每一项的衍生的智库要素的组合服务模式使智库智力服务的架构和体系更加清晰完善, 五通的内容植入智力的芯片, 插上芯片的翅膀, 动力更强, 飞得更远, 增添强有力的智力内生动力, 有力推动“五通”的顺利实施, 有力提升智库话语权、影响力, 使智库成为“中蒙俄经济走廊”不可或缺的重要新引擎。
智库合作交流是助推“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路径
为了实现“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我们必须构建打造智库联盟, 加大智库间合作交流。三国学术界应抓住有利时机, 增强使命意识, 把握时代特性, 积极探索智库对话新模式, 全面拓展务实合作新途径, 不断完善智库合作新机制, 进一步推进智库间的广泛交流合作。我们应秉持共商共建、互利共赢、突出重点、稳步推进的原则构建国际开放智库平台, 特别是要实现三国智库有效对接, 有效整合三国的智库资源, 最大限度发挥智库的集聚效应, 携手共同打造三国智库共同体, 有效发挥三国智库的优势, 共同关注和致力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研究, 使三国智库成为实现三国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有效平台和重要支撑。
促进中蒙俄国家智库交流合作, 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增信释疑, 凝聚共识, 提供政策支持。通过三国智库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和交流, 充分调查、反映三国困难、问题、关切与疑虑, 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 增强信息交流, 促进政策沟通, 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 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 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思路创新、决策咨询、磋商沟通与方案设计, 进而实现国家间政治互信、政策协调。
如何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篇7
《意见》出台的意义以及背景
这份《意见》的出台, 指明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前进方向, 可以理解为是中央对于智库建设发出的动员令, 下达的任务书, 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出台这样一份《意见》呢?从两个大方面来判断:首先, 这是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 我们按照党中央的整体部署,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 正在贯彻实施三大战略举措。一是全面深化改革,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二是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是全面从严治党, 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深入贯彻实施这三大战略举措, 我们遇到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和困惑。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 社会利益的变化出现了新趋势, 人民群众表达了新诉求。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 我们面对着若干重大的战略问题, 需要深入地研究;面对一系列的公共政策, 需要破题、破解。在这样的形势下, 作出正确决策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风险都是前所未有的。党和政府如此强烈地决策需求, 对于智库来讲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所以, 智库必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努力地加强建设、加强发展, 建立起决策的支撑体系, 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智力保障。
其次, 这是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力量对比都在发生着深刻的重大变化, 大国关系错综复杂,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背景下,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中国应该在提高硬实力的同时, 也要加强软实力的建设, 在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 我们要有话语权, 这就要求加强智库建设, 通过智库的研究、交流、传播、阐释, 向世界来推介我国的发展理念、发展经验,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 树立中国形象。
从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两个方面来看, 中央出台这份《意见》, 是恰逢其时。这份《意见》把智库的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智库的建设、发展, 迎来了一个应该大有作为, 也可以大有作为的黄金机遇期。智库人要趁势而为、顺势而上, 努力跟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潮流。
现在新常态、新趋势、新诉求、转方式、调结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 站在这个十字路口的确需要智库来提供这样的一臂之力, 来让我们拨开迷雾, 看到真正的方向和道路。
把握建设智库的总体思路
认识这个问题要把握好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中国特色, 这是管方向、管宗旨的。也就是说智库建设不能照搬西方智库的模式。在智库建设当中,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 聚焦凝神于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 全力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 以人民的福祉为本, 坚持国家利益至上。智库绝不能够为某个利益集团所左右, 更不能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附属品、代言人。
第二个关键词是新型。也就是说建设的智库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研究机构, 而是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 包括思想观念、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模式、制度保障等方面, 要打造一个完全新型的智库。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智库。这个词是管功能、管职责的。既然我们建设的是智库, 它也要遵循智库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 要充分发挥智库建言、资政、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这几个方面的功能。
抓住这三个关键词,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应该是就把握了智库建设的方向、宗旨、体制机制以及它的功能、职责。按照这样一个总体的思路, 《意见》提出来的总体目标就是到2020年要统筹推进党政机关, 也包括人大、政协、公检法的政策研究机构, 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的发展, 形成一个职责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智库体系。同时, 还要着力打造一批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 要造就一支立场坚定、理论深厚、视野开阔、掌握政策、熟悉情况、联系实际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还要建立一套治理完善、运转有效、监督有力的智库管理模式。
我国智库发展瓶颈
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发布的智库研究报告数据显示, 美国是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紧居其后排名第二, 这样看来我国智库数量还是较多, 但是顶级智库数量则比较少, 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质量方面还是有待于提高的。
智库发展的瓶颈,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 从需求方, 也就是决策者的角度来分析。这几年0智库建设发展得很快, 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 与形势发展不适应的情况, 还是比较突出的。从需求方, 也就是决策方来说, 存在这样几个主要问题。首先, 思想重视不够的问题仍然存在。在一些决策部门看来, 认为智库是务虚的, 研究人员不了解实际情况, 不熟悉政策, 认为智库专家提供的方案对于实际工作没什么帮助, 甚至反感、拒绝智库的专家学者, 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另外, 虽然逐步建立了决策咨询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还不够完善。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候, 这种听取意见还应该说没有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智库真正参与决策的实质过程, 这种情况还不是很多。政府发挥智库作用, 有时候也有些随意性的情况存在, 比如说遇到一些临时性的、紧急的、突击的、救火式的任务交办给研究机构、智库部门去承担, 但是一些中长期的、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 这方面的部署、关照欠缺。
其次, 决策方对于智库的管理, 如法律法规的缺失、经费保障的不到位, 比如说信息的发布、传递不够公开。要让智库为你服务, 要给他提供足够的信息, 互通, 要把你的需求告诉他, 这方面做得也不够。这是从决策方, 也就是从需求方来看。
从供给方, 也就是智库这一面来看, 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一是就智库提供的产品可能有这样几个特征, 一般产品多, 拳头产品少;现实研究多, 超前研究少;政策解读多, 提供思路少;关门研究多, 开门研究少。从体制机制上来分析, 有这样几个突出问题。首先是成果的评价, 智库许多就是建立在我们现有的党政部门所属的研究室、研究中心, 还有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这些机构里面。究竟怎么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 也就是说我们的导向。在许多单位当中, 这个导向不是很清晰, 比如说评职称, 对论文、专著的要求很高, 特别是数量上的要求很高, 一定要发表过多少篇论文, 发表过几本专著, 当然这都有它的合理性, 但是对质的要求, 特别是对于独到的学术见解, 这种原始性的思想创新, 这方面的要求不够。这是一个评价机制, 一个导向问题。
另外, 分配机制还存在不能够充分地调动研究人员积极性的问题。我们的成果转化机制也存在问题。就是说, 智库很多研究成果还不能够有效及时地传递到决策部门, 渠道不够畅通。另外在用人体制机制上也有比较大的问题。行政色彩比较浓厚, 人才的交流、流动, 特别是在智库与党政部门之间, 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旋转门”、联系渠道没有建立起来。大锅饭体制, 研究人员缺乏竞争, 进到体制内, 有时候干好干坏一个样, 都能生存下去等这几个方面。
如何应对问题
这一次《意见》对于加强智库的建设与发展, 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总体上, 要推进综合改革, 创新体制机制, 释放改革红利, 激发研究潜能。具体来说, 包括三个大的方面:首先,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 包括深化智库的管理体制改革, 也就是要按照行政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设计和要求, 来分类地指导、推进智库的体制改革。还要进行研究体制的改革。也就是要鼓励智库与实际工作部门建立密切的联系, 从而增强我们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深化资金管理制度的改革, 还要深化成果评价机制、成果转化机制的改革、国际合作机制的改革, 鼓励我们的智库更多地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甚至可以到国外去办分支研究机构。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 也就是体制机制的改革。
其次, 创造一个完善的政策环境的体制和保障。这里面也包括几个大的方面:要完善政府信息的公开制度。这方面, 国务院已经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要完善重大决策的征求意见制度。虽然现在也有这样的制度, 但是不够规范、不够常态, 还要建立政策评估制度, 对于政策的效应, 执行带来的效果进行全面评估, 还要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的制度, 这是一个创新。还要完善我们的舆论引导机制, 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 是从智库发展的外部环境, 制度保障方面提出的改革措施。
再次, 加强领导。《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对于智库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因为现在中央已经把智库建设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作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政府, 必须不折不扣地把思想统一到《意见》的基础上来, 把《意见》提出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要重视智库的建设。同时还要为智库的发展加强管理、加强引导。第三个方面, 要加大资金投入。接下来, 还有一些其他的改革措施。还要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智库最终是出思想, 它提供的产品是思想产品、文化产品, 最终要靠人的思考、人的创造, 需要有高素质的人才做保障。
西方智库发展借鉴
西方的智库发展历史比较长, 我国在古代就有一个门客、谋士、军师这样一类人存在, 实际上就是为决策者提供咨询建议、出谋划策。现代智库的起源, 有一种研究认为是在欧洲, 但是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在美国, 是在二战期间, 它最早是用于军事目的, 就是有一批参谋、一批研究人员关起门来策划军事计划、军事行动、军事部署, 对外是保密的。他们用的英文词“Think tank”, 也就是“思想坦克”。战后以后逐渐地发展、逐渐地完善。确实美国有一批尖端的智库。当然美国的智库也有不同状态, 有一些规模很小, 经营也很困难的智库也存在, 高端的智库也不过几十家。
借鉴西方智库的发展模式就是, 它的智库研究的问题导向很清晰的。因为它要从美国的利益出发, 提出军事战略、经济发展战略, 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 这个问题导向还是比较清晰的。另外, 内部的组织形式运转有效。从一些研究报告当中看到, 一般智库内部的组织运行是采取项目制。一般由一位领军人物做课题组长, 给他配备一部分助手, 他组织这个团队开展研究, 以项目团队这种形式来开展研究。组织形式比较有效。另外, “旋转门”这个经验可以研究借鉴。在美国智库当中, 旋转门是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它的智库平时可以储备一批人才, 根据轮流执政的制度, 换了一个执政党, 可能就要把智库里的一批人才带到华盛顿去, 作为他的高参, 作为他的顾问。大选之后, 一个党下台了, 另一个党又上台了, 这批人员可能又回到智库来, 继续做他的研究工作。所以这个“旋转门”运行的比较完善。
还有一点, 根据专家报告显示, 美国智库研究实际上最核心的技术是它的分析方法、它的研究方法。我们社科院这一类的研究所和美国这一类的智库之间在技术上、方法上的差距。我们的研究用的比较多的还是传统方法, 包括分析法、归纳法、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这样一些方法。像美国研究同类问题的智库, 他们所运用的一些方法, 就有判析法、行为分析法, 就是技术方法上面比较超前, 这是它的核心技术。它的研究成果质量也比较高。研究方法上我们也可以研究借鉴。
利用公众提升影响力
智库并非“只有国家队, 没有民间队”。但是国家队力量雄厚、规模大, 发展得比较好, 而民间队规模小, 力量单薄, 发展比较滞后。在现代信息社会, 我们各种新媒体、自媒体充分发展的阶段, 确实我们的智库要加强信息化的建设, 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我觉得在信息化建设方面, 我们的智库还是存在着一些缺陷, 比如说, 我们的一些智库没有自己的网站。在公众媒体上没有自己的公共账号, 不太注重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推介、传播, 美国宾大麦甘教授的研究报告说我们中国智库有400多家, 我们的专家说不对, 你这个数字说小了。但是, 麦甘上次到北京来开会, 他说我也想了解你们中国的智库, 没有渠道, 我在网上查不到, 或者查到了只有中文的页面, 我看不懂。所以, 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暴露出了我们智库对于充分地利用网络来传播自己的成果,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方面重视不够。
如何与公众更多地互动,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智库一般被认为是决策者与社会、与公民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 一个纽带。就是说, 在政府决策之前, 智库在提供决策咨询建议的时候, 你必然要做广泛的调研。你们对社会、对民众的诉求、他们的意见, 有更多的了解, 要把这个意见融入到你的研究成果当中, 要充分地向决策部门反映。这是一个角度。另外, 政府在作出了决策之后, 智库也该有义务、有责任积极地宣传、阐释、解读政府的政策。这样就是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 搭建一个互动的平台。我们的智库这方面的工作还有不小的差距。在阐释政策、引导舆论、分析社会舆情、疏解社会情绪、引导理性表达诉求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智库的几大功能之一就有舆论引导, 有社会服务, 所以, 我们要有效地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这次《意见》囊括了所有的这些内容, 提出了原则的要求。下一步, 有关管理部门还会制定一些贯彻落实的实施细则。作为智库来讲, 自己也要主动地、自觉地按照《意见》所提出的方向、提出的原则要求, 来研究自己的。
提升智库创新能力
智库要开展一些战略研究、超前研究和储备研究, 这些都离不开创新。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是, 这次《意见》当中, 中央明确提出来, 坚持解放思想, 坚持科学精神, 鼓励大胆探索。提倡不同的学术观点, 不同的政策建议之间, 开展磋商、争鸣, 开展平等的深入的研讨。《意见》提出的这些大原则, 为智库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舆论环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从智库自身来看, 要增强自己的创新性, 还是要苦练内功。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 智库要自觉地增强服务意识。就是说, 智库研究一定要紧紧围绕重大战略问题, 围绕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决策。要站稳国家立场, 站稳人民立场。不能唯上、唯书、要唯实;不能人云亦云, 脱离实际、哗众取宠;更不能食洋不化, 立场摇摆。这是首先的一点, 就是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第二, 要有问题意识。就是研究要求研究者要有开阔的视野, 要有敏锐的眼光, 善于发现问题, 特别是在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 要分析研判, 对可能给发展过程带来的结果, 作出一些超前研究。第三, 应该有调研意识, 就是要出创新成果, 一定要坚持求真务实, 这就是说要联系实际, 要接地气, 要深入实际。第四, 要有创新意识, 不能墨守成规。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第五, 应该有合作意识, 因为智库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成果是以机构的名义提供的, 不是个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这里就要有一个集思广益, 既有分工合作又有协同创新。智库内部团队之间的合作, 不同智库之间的合作, 甚至我们中国智库与外国智库之间的合作。总之, 要有很好的合作意识。再一点就是时效意识。因为智库的研究, 要有一定的超前性, 它的政策建议要有一定的储备功能, 就是说, 你什么时间向决策部门提出你的政策建议, 这个意识也要非常强。如果提的时机不合适, 不能够引起重视, 达成共识, 提得早, 也许还没有这样的决策需求, 提得晚了, 时过境迁, 也不发挥作用, 所以这个时效意识也很重要, 这也是一门工作艺术。
智库建设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单兵突进某一方面的改革能够带来成效, 它一定是综合性的、配套的。
如何建设新型智库
经过20年的努力和探索, 要建设一个新型智库, 大体可以归纳这样几个方面:做好决策咨询工作, 建设新型智库首先还是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要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 甚至还要想领导忙而未想、想而未议、议而未决、决而未行的问题, 开展这样的战略性、对策性、前瞻性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们做这一切工作都是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重点任务工作大局, 围绕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去开展研究, 开展决策咨询建议, 这是第一点最主要的。
第二点, 打造自己的优势特色。行政学院是作为国务院的一个直属机构, 其特点与其他一些机构相比较, 更加贴近政府工作, 更加贴近实际。行政学院的决策咨询当中主要是围绕行政体制改革、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政府管理创新、法治政府建设这几个大的方面来打造的特色。
第三点, 完善内部的体制机制。行政学院有专门从事决策咨询研究和管理的部门。行政学院也有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发展战略研究的研究中心。同时各个教研部门也成立了一大批研究中心。比如说城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政府法治、公共外交、社会治理等等。在内部要把这个力量组织好、整合好, 各有分工、各有侧重, 同时, 又开展协同创新。现在在实践当中发现, 有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 靠一个部门、一个研究中心、一个学科支撑不了, 一定要打通, 要开展不同学科之间的跨界交流、协同创新。比如说研究土地问题, 如果仅仅由我们研究经济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来研究, 还是有一定的局限。因为土地问题很复杂, 它涉及到很多法律方面的问题, 还涉及到一些生态问题等等。
坚持三位一体。教学培训、科学研究、决策咨询, 这是行政学院的一个特色。如何把这一块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也是我们一条体会和经验。比如说我们围绕政府工作当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确定我们的培训专题。培训专题确定以后, 就要认真地开展调研, 组织备课, 这就是我们的科研工作。在培训过程当中, 把科研成果、调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传播给学员, 组织学员互动研讨。在互动研讨当中, 有一个特点, 因为我们的学员都是高中级公务员, 他们来自于政府工作的一线, 他们有很高的政策水平, 也有很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在研讨当中, 他们又可以给我们一种反馈、一种互动、一种交流。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行政学院开展决策咨询的金山银矿, 就是我们宝贵的学员资源。他们这些意见、建议反馈回来以后, 对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又是一个很好的促进。同时,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提炼, 加以归纳, 有可能又产生了一份咨询报告。所以这三者之间是有机的整体, 所以必须把它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的一条体会。
高度重视队伍建设。就是前面所提到过的, 因为智库最终的优势还是在于人才上的优势。所以, 我们学院也提出了人才强院的战略。我们一方面通过我们平常给我们的老师创造机会, 让他们到地方党委政府挂职锻炼, 到企业挂职锻炼, 我们现在有这个措施, 到一线去, 他们一定要了解政府是怎么运转的, 实际工作是一个什么状态。
推进新型智库建设服务国企改革 篇8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9月主持召开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绝不是企业自己的事,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的确事关我们国家的全局。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看待,进一步增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企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朱小丹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告:“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广东将加快国有资产优化重组,推动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这是广东省委、省政府首次将推动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在全国率先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广东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约5万亿,若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实现广东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实现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推动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按资本流动率计,广东单实现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一项将拉动吸引近20万亿的资本流量,也将是加快广东经济转型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指导意见》的主要目标首先提到的人才培养要求,人才建设也将是广东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成败的核心工作,但在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号角下,广东应如何与时俱进地加速、稳健实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工作要求呢?
首先,以《指导意见》要求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以“管资本为主”,实际上意味着国家资产将从拥有企业转向拥有资本,即企业股权。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委托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这实际隔断了政府与经营企业的直接产权关系,完成了政企分开、为国家资本占有股权的企业实现了现代企业建制奠定了基础。
其次,《指导意见》虽强调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以管理资本为主,但更强调要实现国有资产的证券化。可见,国有资产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企改革传统是为激发企业竞争力侧重完善市场化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指导意见》所指的国资改革是为实现资本化和完成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及进入资本市场保值增值。
再者, 按《指导意见》实施,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管理模式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将成为主流,国有资本运营、投资公司未来不管企业经营决策,只管资产整合和资本运作,经营目标只为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退出卖掉一批公司,重组整合一批公司,然后创新投资一批公司。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但每一个企业由于行业、区位、规模、经营团队等等因素不同几乎都具唯一性,因此,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操作过程中如无行家里手行庖丁解牛之术则存在着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安全的风险,甚至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
值得欣喜的是2015年7月2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广东新型智库建设” 研究成果。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智库体系建设较早,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服务于外资企业进粤投资提供各类咨询服务,为广东招商引资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广东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也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发展探索和研究,为各级政府的工作决策提供了可行保障。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广东新型智库将有着更广泛的用武之地。
高效的组织管理体制。智库应拥有一套独立的运作机制,包括独立的智库定位和独立的组织制度。因为研究的独立性是智库的关键,是智库建立和维持的重要保证,是智库研究的科学性和专业性的有效保障。故此,为确保智库运作的有效性,智库必须建立专业的考核机制,通过考核来决定研究人员晋升和聘任。
优秀的人才选用机制。其人才选拔采取公开招聘的形式广纳英才,选用博中有专、专博相济的人才。重视通过思想和观点来影响政策决策,同时高度重视为决策层输送人才,其拥有长期的人才培训计划,其主要培训方式有成立研究院、把研究人员派到相关机构不断锻炼提高。
严格的项目评估制度。智库采用现代工业的分工模式,研究模式以专业分工和过程分工及论证分工,研究课题基本采取受托式咨询服务,智库研究者在与客户反复沟通、交流,对项目进行定性、定量和数模分析,初拟多种方案进行优化比较论证后,方会撰写课题研究报告。
完善的研究成果发布。智库除重视研究外,还应重视研究结果的成果转化,为营造智库的政治和社会空间,故应有主动参与实际的社会政务与经济建设工作,发行各种出版物和举办各类政务经济问题研讨会等活动,以增加社会参与度和曝光率,提升社会各界对其重视度。
高水平的筹资委员会。其在保证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扩大筹融资渠道,以形成多元稳定的资金来源。
不断创新的智库服务。实现新常态下新旧动能的转换具有重大意义。《指导意见》提出以众智促创新、以众包促变革、以众扶促创业、以众筹促融资等重大发展方向和十七条重点举措,旨在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热情,指导四众规范发展,进一步优化管理服务。这就需要新型智库能适应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模式的研究能力,可实现众创服务的智库平台。
截止2014年底,广东从事科技与研究的社会组织近2000家,各级学会及研究会约2500家,科技研究机构不少于4500家,数量居全国之首。要加快“广东新型智库建设”的实施,引入新型智库服务于广东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清理退出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创新发展一批国有企业;以管资本为主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商协会智库建设正当时 篇9
主办这次大会的单位中，有两家社会组织即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国际绿色经济协会，一家政府机构即兴安盟人民政府，其中国际绿色经济协会是牵头单位。国际绿色经济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邓继海介绍说，协会职能定位中有一条就是“绿色发展解决方案的‘智库组织’”，六大服务举措也包括“智库建设”。依托农业、工业、节能、环保等领域强大的专家顾问团队，组建绿色智库，在兴安盟举行的2015首届中国秸秆产业化大会就是充分发挥绿色智库作用取得的成果。
据悉，大会汇聚政策权威、金融机构、各地政府、业界专家等中外工商企业界领袖400余人，共同聚焦绿色农业与农业废弃物利用的产业化，签约了17个项目，累计投资金额24.05亿元。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盟长杜学军认为，国际绿色经济协会与兴安盟各部门携手合作，对推动全盟秸秆资源产业化将产生深远影响。对于大会的成果，社会评价是凝聚智库、金融、企业与政府基地的力量，建立一批经典的秸秆产业化集群项目，领航中国绿色农业与农业废弃物利用的绿色经济先河。
中国秸秆产业化大会只是绿色智库发挥作用的一个缩影。邓继海介绍，绿色智库组织了“土壤修复产业推进专项行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绿色经济市场化路径”、“雾霾治理”、“大气污染防治解决方案”等一系列专项调研活动，其效果显著。绿色智库成员之一、国务院参事、国家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认为，充分发挥绿色智库优势，为全行业的企业绿色发展服务，并通过建设和运营，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大的公信力及话语权，成为中国的兰德公司。
民间智库建设，正在升温。去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如今，中国智库发展的多元化格局将趋于完善，民间智库必将在中国迎来蓬勃发展期。记者从深圳市汕头商会获悉，由该商会发起，并与香港中国商会、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等40多家海内外知名社团组织共同创办了“深圳市侨商智库研究院”，成为中国首家涉侨民间智库，其服务于华人华侨及侨商企业发展，也服务于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香港中国商会主席陈经纬认为，相对官方机制而言，商协会、社团智库等非官方组织开展的研究解读，更易为各方面所接受，通过华人华侨可方便与民间商协会、社团及智库交流，多做政策沟通，十分有利于团结力量积极解决问题。
高校智库建设的独特优势与问题 篇10
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无不与现代大学密切相关。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无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演绎的经济发展奇迹,还是而今如火如荼的战略转型与升级,大学坚强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甚至最主要的因素。而今,新型智库建设已经作为中华民族图强复兴之国策应运而生。无论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客观需要,还是大学自身生存、发展之主观诉求,高校智库在其建设过程中无疑具有独特优势。
一是高校作为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发源地,在实现育人功能的基础上,更突出的功能就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而高校智库无疑是将学术研究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社会发展动力的桥梁。建设高校智库,是内生性的自觉意识,既是高校服务社会功能的彰显和表达,也是高校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
二是高校与政府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一方面,政府是绝大多数高校的投资主体,高校必须紧密围绕国家发展需求,确定自身的发展重点和方向。另一方面,与官方智库相比,高校智库建设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和宽松的学术氛围,可对政府的决策提出质疑和批判[1],研究成果更为客观,这无疑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高校智库与政府之间的“豪猪取暖”的特殊关系,使其能站在科学研判的立场上,突破现有体制的藩篱,提出客观公正的见解。高校智库研究立场的客观和中立,有利于营造积极的国内舆论导向,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2]。
三是高校拥有全国近80%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60%的“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50%的两院院士以及规模庞大的研究生队伍[3],不仅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还能依托自身雄厚的科研实力、丰富的数据信息、广泛的合作交流等优势,产出一批既具有导向性又具有可行性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从而能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服务。学术研究是决策咨询的基础,高校学术研究具有长期性、持久性和战略性,研究人员具备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其研究成果往往会在理论框架、学术遵循等方面有所侧重,并以此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完备的理论支撑。
二、高校智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无论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客观需要,还是大学自身生存、发展之主观诉求,在新型智库建设浪潮中,大学应该能大放异彩。然而,现实中高校智库发展状况还是远远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个中原因除了中国智库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一客观事实,还有其自身存在的问题。
1.角色定位模糊。高校智库是大学与智库的结合体,其本质是非营利性质的独立法人机构。作为一种特殊的智库形态,除具有一般智库的特征和功能之外,大学的使命又赋予高校智库特定的功能和内涵。大学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高校智库的“独立性”特征的发端。但在当前体制下大学与政府关系错综复杂,导致高校智库定位模糊。具体表现在:一是成为政府的附庸。高校智库为了得到项目、成果等,一味“顺从”政府,流于政府的利益化身,使其成果表达丧失研究独立性,而为政府“代言”。二是与政府划清界限,甚至唱反调,认为社会服务与大学学术研究相背离。由于大学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都无法否认也不敢否认大学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保守思想认识的束缚、陈旧运行机制的掣肘,使得政府和大学在“社会服务”方面,难以富有成效地开展深度合作。以上两种情况都带有片面性,长此以往既不利于高校智库的发展,也不利于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梳理。高校智库在发展过程中尤为突出的特点是学术独立,不仅表现为一般智库操作层面的“独立性”,更多的是精神、理念层面的“独立”与“坚守”。高校智库应该在决策影响力和研究独立性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保持研究立场的客观和中立,在追求学术独立的前提下,主动对接社会需求,服务政府、引导民众,营造积极的舆论导向。
2.研究不接地气。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保守的思想认识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部门。在一些政府官员的意识深处,认为大学远离社会实践,大学教师习惯于纸上谈兵,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尽管中央提出了加强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但是很多地方政府缺乏相应的治理理念,仅把智库建设作为显示政绩的幌子,没有从思想深处认识到智库对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意义。二是大学自身。不少大学管理者和教师难以摆脱“象牙塔”情结,热衷于纯学术研究,认为横向项目主要是服务于社会但学术意义较低,因而只注重纵向课题研究而忽视了横向课题合作。很多高校缺乏足够的智库建设热情和能力,极其容易陷入“偏学术研究”的误区。这两种认识无疑会使大学学术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和分离。从现实来看,高校与政府之间缺乏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在供需信息的不对称,高校不能及时捕捉政府的需求,对政府关注的重大、热点问题得不到第一手资料,对政府的运作、对决策层需求的把握不十分准确,而且高校教师长期从事的研究范式是学理研究,缺乏问题导向意识,导致研究成果学术性强,与政府需求相脱节,或者是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可操作性欠缺;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畅通的成果转化渠道,高校教师的研究成果往往被束之高阁,所以真正能转化为政府决策建议的成果少之又少[4]。高校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仍然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订单合同式的横向课题研究,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高校智库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3.学术资源整合欠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文化的碰撞融合、政策制定的环境日趋复杂等等问题,迫切需要高校发挥学科门类齐全、人才密集、协同攻关等优势,这既是大学发展的主观诉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之客观需要。然而从现实来看,高校智库的发展一直受制于大学中的学科发展,各学科、各院系有着森严的行政壁垒,各自为战,力量分散,造成资源浪费与重复研究。因此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解读比较单一,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视野不够开阔,成果影响力较弱,难以形成高校智库的品牌影响力。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多元需求的决策主体等决定了单一学科研究模式的彻底终结。跨学科组建团队,实现研究人员的高度聚集和创新要素的有机整合,凸显交叉集成,甚至打破校际壁垒,开展协同创新,密切与政府的联系,开展校政共建等将是高校智库建设的有益探索。
4.科研评价制约。长期以来,大学科研管理中普遍存在着的“重纵向、轻横向”倾向,在职称评审、资格认定、考核奖励等人事管理环节中,大学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论文(著)和成果奖励等“纵向”指标给予很高甚至绝对的权重,而忽视甚至无视社会服务性指标。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教师便不可避免地滋生出很多狭隘的意识,很多教师认为,社会服务只是“贴补家用”的一种无奈之举,而非真正的学术研究。或者说学术水平的高低与是否能真正服务社会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些教师甚至会认为,一味强调服务社会、强调实用性,会导致理论研究水平的降低。这些认识极大影响了研究者从事应用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制约了智库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
现实情况总是让高校智库研究人员纠结与徘徊。例如在职称评定过程中,智库研究人员本应侧重于决策咨询的应用性研究,但为了职称的晋升而要侧重于理论研究就是一个两难选择。显然,大学学术评价的认识和行为偏差严重制约着高校智库的发展。大学和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突破传统的“重学术论文、纵向课题”的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当前的考评体系,真正将能服务于社会的应用型成果、知识转移纳入考评体系中,解决教师们的后顾之忧,才能突破现有的科研评价的制约。
5.研究缺乏前瞻性。前瞻性研究也称储备性政策研究,即研究成果要深入研究地方经济社会中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储备性政策研究越充分,政府决策绩效就越好,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目前,高校智库在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多为经验式总结或者是政策解读和政策评估,往往缺乏前瞻性的引领作用。事实上,江苏“两个率先”、“沿江开发”、“沿海开发”、“苏南模式”等发展战略的凝练与提出,离不开江苏高校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但这些经验都是对既往实践的总结和提炼,江苏高校智库尚缺少一种前瞻性引领。
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理论的先导性和实践的预见性。实现这一核心竞争力就必须既要密切联系社会实际,又要领会决策的深层涵义。高校智库有着自身的发展优势,很多领域经历了多年的积累形成了各自的研究梯队,掌握了大量的研究数据和研究资料。要正确处理好服务当前和引领未来的关系,一方面围绕实际问题提供决策咨询建议。另一方面,在趋势性研究方面应该发挥预测性研究优势,要有对社会发展前瞻性问题的敏锐性,形成“预见性研究-实质性研究-操作性研究”的决策服务模式,未雨绸缪,成为国家未来的 “瞭望者”。
6.开放性不够。智库在本质上是开放性组织,包括人员的开放、经费来源的开放、研究成果的公开等等。高校智库建设不同于以往的“经院式”研究,要拓展智库发展空间,必须坚持开门办学。目前影响高校智库开放性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政府对大学学术独立问题认识不到位,对高校智库没有深入了解;一些官员为了彰显其政绩,便以“政产学研”名义与高校合作,奠基、挂牌、剪彩等场景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合作程式,但从内容看,却鲜有实质性的成果产生。二是全社会缺乏更开放的公共空间,高校智库还未形成行之有效的“走出去请进来”的开放研究机制,国际化程度不高,市场化的智库运作机制尚未形成。
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加强对高校智库的顶层设计,营造公众意识和社会氛围,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智库建设,尤其是高校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
开放性还表现在构建高校智库的多元关系网络,即构建中国式旋转门。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的特色之一。一方面智库的研究者到政府机构任职,完成角色互换,不单纯是研究学术,更要熟悉政府运作;另一方面卸任的官员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从而积蓄了很大的人脉资源。这种机制将政府官员和高校研究人员的角色完美融合,既使政府官员拥有了研究背景,又使研究人员丰富了从政经验。高校智库不再只有单一的研究功能,其决策研究和咨询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将在这一机制中得到加强。目前中国高校智库几乎不存在“旋转门”,但是可以借鉴美国经验,探索中国式的旋转门,可以聘请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担任智库的特约研究员或选拔推荐优秀智库研究学者在政府中挂职锻炼,拓展政策研究视野,实现研究者在政府、企业、高校智库之间的有序流动,构建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密切人际传播网络,提升智库获取信息和参与决策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服务社会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作为知识精英最为集中的组织,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日益凸显,而高校智库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高校智库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的同时,其存在的现实问题制约了智库自身的良性发展,高校智库要真正实现其价值,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打破学科界限,开展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如是,才能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从而有效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迎来高校智库发展的春天。
参考文献
[1]陈斌.高校智库建设:服务社会的应然与实然[J].高等教育管理,2014,(6):56-57.
[2]顾岩峰.我国高校智库建设路径探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9(6):76-79.
[3]李卫红.高校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使命担当[N].人民日报,2014-02-16(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