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害案件（精选8篇）
伤害案件 篇1
近年, 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强, 中小学生家长与学校因学生伤害事故诉诸法律的民事案件逐年增多。学校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场所, 不是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 对学生仅承担教育管理责任。发生学生伤害案会严重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社会声誉, 为此, 不仅需要教育工作者尽最大努力预防和避免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 还要懂得一些与学生伤害事故有关的法律常识, 依法执教。
一、学校承担“非常规”的注意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第七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 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 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即学校在该类案件中承担的是过错责任, 而过错认定又以学校是否尽到相关注意义务为核心。
【案情】
2010年11月15日, 高三女生张某在重庆市求精中学青杠校区文科楼三楼教室参加语文考试时使用手机, 监考老师赖某发现后, 将张某的手机收走。11:30考试结束后, 张某询问此事如何处理, 赖某未明确答复。张某独自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等候, 后进入教室旁边的教师办公室。12:30左右, 张某从办公室的窗户跳楼受伤, 后经司法鉴定, 张某伤残等级为一级伤残, 属大部分护理依赖。后张某将学校告上法院, 要求承担50%的赔偿责任。
【判决】
法院认为, 未成年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尚未成熟, 往往不能正确面对压力和挫折, 学校应当充分认识学生的心理特征, 对学生可能出现的不良情绪及时进行疏导, 避免出现不良后果。监考教师赖某收走手机后未采取任何措施, 任由张某独自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等待未知的处理结果, 让其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以致做出跳楼轻生的极端行为。学校对可以预见、应当注意的事项未完全尽到相应义务, 应对张某的损害后果承担30%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 法院判定学校担责的理由是:“学校对可以预见、应当注意的事项未完全尽到相应义务”。认为监考老师对张某手机被收走后所产生的心理压力“理应”有所预见, 未及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未尽保护义务。判例提醒:学校作为学生最直接的教育管理者, 对未成年学生承担的注意义务高于一般人的行为标准, 以免事故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育管理中注意根据不同年龄、认知能力和心理素质的学生进行差异化关注, 对“可能”造成学生伤害的危害要有前瞻性认识。
二、学生请求“合法性”的精神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 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 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 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对于学生伤害事故该解释也同样适用。
【案情】
学生小张在张掖市甘州区某校就读, 补课期间因上厕所不慎摔倒, 头部着地受重伤, 事发后, 老师让同学将小张搀扶到校医室进行检查, 校医对小张额头的擦伤处进行清洗包扎, 告知其如有不适, 到医院检查。之后, 同学将小张送往教室休息。同学们下课后回到教室, 发现小张倒在教室地上并昏迷不醒, 遂被校领导、老师、同学送往医院救治。小张的伤势经鉴定为重伤, 构成二级伤残。小张将学校告到法院, 要求学校承担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补助金等损失80余万元。
【判决】
甘州区法院认为, 按照法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精神, 学校在教育、教学活动和管理过程中, 对未履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其应当预见和注意义务而发生学生损害后果的, 可以认定学校存在过错, 学校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对因此造成的损害后果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 法院部分支持了小张的诉讼请求, 判令学校赔偿各项损失898195.48元的60%, 计538917.28元, 并赔偿精神抚慰金30000元, 合计568917.28元。
本案中, 法院判决理由是“学校未尽应当预见和注意义务”, 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来裁定学校负60%责任。需特别注意的是法院支持了受害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索赔。在学生伤害事故诉讼中,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身体受到损害后除了要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外, 还索要精神损失费。虽然对于经历痛苦的人来说, 精神损害赔偿不足以完全抚平其精神受到的伤痛, 但至少会使受害者得到一些经济补偿。有统计表明, 法院判定学校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判决比率为27.7%。
目前, 在司法实践中, 精神索赔往往是双方争议的焦点, 学生因物质性人格受损比精神性人格受损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更易被法官所支持, 但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所改变。精神损害索赔再次提醒:作为教师, 必须充分尊重学生的各种人格权;只有这样, 才会尽可能地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作为学校, 必须学会对照法规, 明确自己的过错程度, 从而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承担比例作出合理的自我认定。只有这样, 在伤害事故发生后, 才会正确处理事故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从而促进案件的顺利处理。
三、教师面临“被追偿”的法律风险
《解释》第八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 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 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 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 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因学校教师或其他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 学校予以赔偿后, 可以向有关责任人员追偿”。即由教师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造成的学生伤害, 学校履行赔偿后有权对教师进行追偿。
【案情】
原告系泸州市某镇中心小学, 被告谭某原为该校一名教师。2003年6月5日, 被告在教学中, 因学生小马做漏一道题, 谭某令小马站起来, 并请全班同学课后都打小马一下, 让其以后记住粗心的“教训”。课间和放学后, 有同学去拍打了小马, 造成小马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经法院判决, 由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因被告在教学活动中有重大过错, 违反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行为规范的要求, 根据《办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 提起诉讼向被告追偿。请求法院判令被告:1、支付原告已垫付的76321.14元;2、根据 (2004) 纳溪民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原告还需赔偿小马的各项费用由被告支付原告。
【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变相体罚小马, 违反《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教师法》的有关规定, 对致伤小马负有重大过失责任, 应担主要赔偿责任;原告在 (2004) 纳溪民初字第39号民事案中也自认有管理责任, 故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由于被告的重大过失行为, 给原告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根据《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原告向被告追偿的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事发后,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被告给予了行政警告处分, 原告对被告也进行了经济处罚, 并把被告调到了较偏远的学校, 被告每月工资为718元, 其履行能力有限, 且被告的侵权行为是发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 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据此,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原告因赔偿小马造成的损失, 由被告谭某承担60%的赔偿责任, 并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
本案中, 学生受伤显然是由教师教学活动所致, 在学生伤害案中学校先承担了民事责任。法律规定, 因教师体罚或者其他职务原因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 学校应承担赔偿责任, 但学校在赔偿之后, 可向对损害行为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教师追偿部分或者全部损失, 即“先赔后追”。法律还规定, 由教师“个人行为”所造成的学生伤害, 责任由教师自己直接承担。教师是学校教育的实际执行者, 在很多学生伤害案中, 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 无论行为性质如何, 最终教师都难逃其责。
以上案例启示:第一, 学校教育对未成年学生承担着从生理到心理的“非常规”保护义务。第二, 正确面对学生的“合法性”精神索赔, 在教学中重视对学生各种人格权的尊重。第三, 对教师追偿再次警示教师只有依法执教才是降低职业风险的良药。总之, 在学生伤害事故中, 只有各方责任明确, 并建立有效的救济渠道, 才能维护各自的合法权益。在学校教育中, 只有依法执教, 才能更好地预防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 才能避免“因噎废食”而不是失之偏颇地“过度”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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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雪卿.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涉及的法律问题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3.
伤害案件 篇2
为了规范办理轻伤害案件，为创建“平安江苏”提供政策法律保障，根据省委政法委《关于组织开展2004年重点课题调研的通知》（苏政法〔2004〕15号）精神，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暂行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分别报告省法院、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江 苏 省 公 安 厅二OO四年十二月十日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暂行规定》苏公发〔2004〕79号
第一条为了规范办理轻伤害案件，化解社会矛盾，提高司法效率，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公安机关接到发生人身伤害的报警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及时开展以下工作：
（一）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控制违法犯罪嫌疑人，查缉逃匿的违法犯罪人员；
（二）抢救受伤者，保护现场；
（三）勘查现场，收集、固定、提取作案工具等有关证据；
（四）围绕发案过程、人身伤害情况、致伤原因、事件因果关系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调查走访当事人和现场目击证人，制作相关调查笔录；
（五）其他需要立即开展的查证工作。
对非现行的人身伤害案件，公安机关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开展有关工作。
第三条公安机关接警单位对不属于本单位管辖的人身伤害报警，应当按照第二条规定及时出警并开展有关工作后，及时将案件和有关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单位办理。
管辖不明或者管辖发生争议的人身伤害接处警，按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四条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对案情简单、因果关系明确的轻伤害案件，应当视情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或者经双方当事人申请、公安机关予以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的，公安机关可以不予立案。
（二）告知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自诉。被害人同意自诉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其具体意见制作笔录加以固定，并依法向被害人提供伤情鉴定结论。
（三）被害人不愿自诉，且不同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公安机关应当说服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自诉；被害人坚持要求公安机关处理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
第五条被害人自诉的轻伤害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属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有明确的被告；
（二）有轻伤害法医鉴定结论；
（三）被告人承认伤害行为或者被告人虽然不承认，但有证人证言、作案工具等证据证明其实施了伤害行为。
人民法院受理自诉案件后，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案件有关证据材料，公安机关应当将有关证据材料移送人民法院。
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轻伤害自诉案件后，对证据不足，或者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应当依法立案侦查。
第七条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公安机关立案后、向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前，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进行调解。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或者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的，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当事人自行和解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第八条调解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在自愿、合法，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进行。
第九条公安机关调解轻伤害案件，应当制作调解笔录。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执行。调解书应当由调解机关、调解主持人、双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签名、盖章，并分别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机关应当留存一份备查。
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一方当事人又反悔并拒不履行协议的，依法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自诉或者按公诉程序办理。
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轻伤害案件，公安机关不得进行调解：
（一）累犯、黑恶势力伤害他人的；
（二）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引起的；
（三）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引起民愤的；
（四）其他不宜调解的。
第十一条一方当事人采取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同意调解的，应当终止调解，无论是否达成调解协议，均应当依法按照公诉程序办理。
第十二条对短期内难以作出伤情鉴定的伤害案件，法医可以作出初步的伤情分析意见。经法医初步分析认为可能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公安机关可以立案，并采取有关侦查措施，查清事实，收集证据。伤情鉴定作出后，不构成轻伤以上结果的，应当撤销案件，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处理。
第十三条根据第十二条规定立案侦查的案件，一般不得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符合刑事拘留条件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予以刑事拘留：
（一）雇凶伤人、在公共场所恃强凌弱，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的；
（二）曾因故意侵害他人人身权利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被劳动教养的；
（三）在作案地没有固定住所且不具备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条件的；
（四）其他依法可以采取刑事拘留措施的。
第十四条公安机关在办理轻伤害案件过程中，可以视情责令加害人预付必要的治疗、抢救费用。第十五条公安机关对本规定第四条第（三）项规定的轻伤害案件立案侦查后提请逮捕、移送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审查，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应当依法批准逮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
第十六条经公安机关依法侦查，确因证据欠缺无法查明致伤原因和直接加害人，不能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轻伤害案件，应当撤销案件。受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办理伤害案件，应当对伤情进行法医学鉴定。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告知被害人到案件发生地的法医鉴定机构做伤情鉴定，并出具《鉴定委托书》。法医鉴定机构应当及时作出伤情鉴定。
第十八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轻伤害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提高办案效率，依法及时处理。严禁推诿扯皮、该立不立、该查不查、该处不处。
第十九条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办理轻伤害案件加强法律监督。
伤害案件 篇3
1 海上故意伤害案件的特点
1.1 案发原因
海上故意伤害案件多因船舶上的船员或工人之间生活方面的琐碎矛盾引发。如2007年底江苏海警支队办理的“12·16海上故意伤害案件”中, 案发原因是船员在作业中互相责怪引发口角。在船上从事捕鱼作业的工人文化素质通常较低, 相互交往中喜欢骂人、行为粗鲁, 在枯燥乏味的海上工作中容易形成粗暴的脾气, 习惯于意气用事逞强欺人, 遇到矛盾就互不相让, 不容易冷静处理, 轻微口角都极易导致激烈的斗殴。由于这种特点, 海上故意伤害行为多呈现为临时性、突发性斗殴[1], 斗殴过程中行为人往往不计后果, 对伤害后果持放任态度。
1.2 案发地点
海上故意伤害案件常发生在正在海面上从事渔业生产作业的船舶上。此时船舶一般远离陆地, 移动通信工具容易出现信号不好的情况, 这往往导致当事人或目击证人不能及时报案, 或者报案后警方不能及时与案发船舶相遇。
1.3 犯罪后果
海上故意伤害案件发生后, 往往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及时处置, 导致本来受伤不严重的被害人伤情加重, 出现重伤或死亡的情形。有时是因为案发船舶离陆地较远, 船上人员缺乏对伤员的救护经验, 加上船员的安全意识淡薄, 以为事情不严重不愿报案, 仍然继续作业, 等到后果严重时才想到进港靠岸实施救治。有时即使案发后知情人员及时报警, 但由于案发船舶所处位置离陆地太远, 等到海警的船艇与案发船舶相遇时为时已晚, 受害人伤情已经恶化导致重伤或死亡。受害人伤情加重, 往往给当事人双方都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如山东海警一支队曾办理的“朱井辉故意伤害案”, 由于船长自以为事情不严重, 要自行处理, 遂三番五次取消报警。因被害人伤势严重, 船长才又再次报警[1]。
2 海上故意伤害案件证据实务的难点
同是故意伤害案件, 只要发生在不同的地点, 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相应的也会对证据收集工作提出特殊的要求。在海上故意伤害案件中, 由于案发现场空间狭小, 往往限于一只船舶之内, 案发现场一般没有电子监控设备, 因此在办理此类案件时, 搜集证据的主要途径为:船舶现场勘查、提取物证 (现场遗留下的作案工具) 、询问证人和被害人、讯问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进行伤情医学鉴定。这种情况以及海上故意伤害案件的上述特点, 决定了该类案件的证据收集及审查判断工作常常面临一系列难题。
首先, 案发地点远离陆地, 警方往往不能及时赶赴现场。这会导致3方面证据难题。
(1) 作案工具容易灭失。实施伤人行为后, 犯罪嫌疑人往往会将作案工具丢到海里, 从而为隐瞒作案手段做准备。有些故意伤害案件, 一旦目击证人统一口径隐瞒作案手段方面的事实, 犯罪嫌疑人又不承认作案, 就会导致无法查清受害人受伤的原因, 从而难以查清案件的性质是他人故意伤害, 还是受害人自己不慎发生的意外事件。
(2) 同案犯容易形成攻守同盟, 影响后期讯问工作的开展以及对其他证据真实性的审查判断。海上共同故意伤害案件中, 共同犯罪人供述之间的相互印证是查清犯罪事实的各个细节的关键。一旦在警方到来之前, 共同犯罪人串通一气, 在作案手段、伤害部位以及各自在施害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等环节上隐瞒事实或作虚假供述, 势必会给案件定性、主从犯的确定及量刑情节的认定等诸多后期工作造成困难。我们知道在区分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 罪与 (间接) 故意杀人罪时, 犯罪手段和伤害部位是两个重要的认定标志。因此, 倘若发生海上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 案件, 不能掌握犯罪手段和伤害部位方面的事实, 就可能发生案件定性上的困难。
(3) 容易给犯罪嫌疑人收买或威胁现场目击证人, 使他们统一口径共同隐瞒案件事实创造条件。这将为后期的询问工作以及证据审查判断工作带来极大麻烦。因为受到心理胁迫的目击证人, 在陈述案情的时候往往避重就轻, 对施害过程、犯罪手段推为不知情, 只讲述起因和结果, 从而给证明犯罪的客观要件造成证据障碍, 有时还会给案件的定性带来困难。如证人隐瞒犯罪嫌疑人有施害行为, 犯罪嫌疑人又拒不承认有施害行为, 并谎称伤害结果是受害人自己不小心发生的意外。
其次, 海上故意伤害案件中容易因时间拖延, 使受害人的伤害结果加重导致死亡, 它会直接导致证据收集工作中失去“被害人陈述”这一重要证据。海上故意伤害案件中, 受害人受伤程度常常是轻伤或重伤, 往往不会马上有生命危险, 只要警方及时赶到现场就能获得被害人对案发经过的陈述。但如果受害人不能得到及时救治, 伤情加重和恶化, 在警方到达之前因流血过多、身体机能衰竭而死, 那么本来能够获取的被害人陈述这一证据就会遗憾地失去。在办理海上故意伤害案件中, 由于已经有前述3种常见的证据收集难题, 如果再失去被害人陈述这一能直接反映犯罪过程的重要证据, 那么要想查清案件事实就会难上加难。
3 海上故意伤害案件证据实务难题的对策
从上述总结的证据实务工作来看, 目前海上故意伤害案件证据实务难问题的解决之道无非有二:一是从源头上尽量消除产生上述难题的各种主客观因素, 即治本。二是在上述难题不可避免地产生之后, 在搜集证据的策略上进行补救, 即治标。
3.1 治本之策
综合海上故意伤害案件的特点以及实践中的一些情况, 我们发现, 警方之所以不能及时赶赴现场, 原因是多方面的, 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策。
3.1.1 解决报警难
案发船舶与陆地之间通信困难, 常常使船上人员想及时报案而不能, 从而延长了警方到达案发船舶的时间。虽然各个海警支队基本上都建立了海上110报警系统, 但实践中这一报警系统仍然不能满足执法需要, 正如有的同志指出, “一些渔船的通信设备落后, 有效通信距离短, 有些甚至没有‘单边带’对讲机, 而海上110报警通信基站少, 未纳入社会110报警体系, 给渔民报警带来困难”[2]。例如, 江苏海警支队办理的“12·16海上故意伤害案件”, 正是通信困难造成报警难的典型表现。因此, 要解决报警困难, 在技术层面首先要解决海上通信问题。在这方面, 一些基层同志提出的办法值得参考, 如“加强海上110建设, 增建海上报警通信基站, 并尽快纳入110报警体系, 确保海上案件得到及时报警和处理”[2], “要加强最短时间到达的指挥系统建设, 加入地方公安局指挥调度系统, 实现与公安110的软硬件对接, 向海上延伸110报警服务功能”[3]。又如“给每艘执勤船艇配备一部民用电台, 设置专用报警频率, 方便群众报警求助”[4]。
3.1.2 加快警讯传递
案发船舶上的人员虽有较强的报警意识, 但由于不知道这类案件的主管部门是海警支队以及报警电话, 于是向地方公安机关报警或向边防派出所报案。这样就使海警支队不能在第一时间接到报警信息, 从而无法及时出警。这种情况, 从深层次来说, 海警支队相对于边防支队来说“群众基础较弱, 信息来源渠道不宽”, 也就是说“海警自我宣传力度有限, 社会各界知晓面不广”[5]。因此, 要想消除这方面的障碍, 就必须“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海警部队知名度, 向社会尤其是渔船民宣传公安机关赋予海警部队的执法新职责, 让群众了解海警部队管辖的海上违法犯罪案件种类, 公布报警电话, 方便群众报案”[5]。
3.1.3 克服出警难
海警舰艇即使及时接到了出警指令, 但由于海警舰艇在抗风浪能力、续航能力以及航行速度方面存在局限, 难以安全及时地驶达案发船舶。“海上执法受天气和自然条件因素影响较大, 海警船艇吨位较小, 抗风能力差, 在恶劣的海况条件下出海处理警情, 首先要考虑船艇的自身安全, 而接受群众报警及求助多发生在海上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执法人员在面对恶劣海况和突出警情时, 常处于出警与安全两难的境地”[6]。因此, 要解决这方面难题, 就必须进一步加强海警舰艇装备建设, 加大舰艇维修保养的经费投入力度, 使海警舰艇的执勤能力能跟上执法工作的需要。
3.1.4 加大部队机动性
海警部队警力分布不够合理, 对广阔的管辖海域内发生的案件往往只能从单一驻地出发, 不能及时赶赴案发船舶。江苏海警支队在对“12·16海上故意伤害案件”进行总结时就认识到这方面的不足, “江苏海岸线长达1 000 km余, 沿海分布有15个县市 (区) , 只有一个海警支队, 绝大部分沿海县市 (区) 没有海警机构, ‘点少线长’的局面亟须改变”[7]。可以说, 这种“点少线长”的情形已经是一项有目共睹的事实, 很多基层同志都曾指出过这一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其中有些建议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如有的提出“根据执法任务需要, 争取在执法任务较重的港口设立海警机构, 如在重点沿海县市 (区) 设置海警大队、在重点边防派出所设置海警执勤点或派驻执勤船艇等, 使海警力量分布更加科学合理”[7]。有的提出“在警力配置上, 要结合海警部队的实际情况以及辖区海上治安形势, 合理部署现有船艇, 保证重点海域和案件频发时期配置足够数量的执勤船艇, 实施动态防控, 尽量减少空档”[8]。有的提出“要完善船艇海上巡逻待机机制, 着眼海警部队海上辖区实际, 健全完善锚泊待机和轮换接防制度, 合理划分执勤覆盖面, 尽可能达到‘1小时处置圈’, 强化辖区海域治安管控, 不断提高船艇待机布控、巡逻监管和快速反应的能力”[9]。
3.1.5 加强案发船舶搜寻
很多案发船舶没有导航设备, 在报警时无法确定其所在具体位置, 致使海警舰艇无法及时与之相遇。实践中, 在有些沿海地区, “很多渔船没有导航设备, 在报警时无法确定其所在具体位置, 出警船艇难以及时赶到现场, 错过了案件办理的最佳时机”[2]。因此, 要解决这一难题, 就要通过广泛宣传, 增强渔船民的海上安全意识, 说服他们完善渔船上的导航设备。
此外, 受害人之所以因时间拖延, 伤情加重从而导致死亡, 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 船上人员的安全意识不强, 或者缺乏救治伤员的条件与常识。“海上独特的作业环境, 决定了出海渔船民的文化素质偏低, 不易管理, 经常发生骂人、打人的现象。应该说多数船员对这类问题已是习以为常, 见怪不怪”[1], 要想在以后的执法过程中减少这种情形的出现, 海警部队就需要做好一项长期的群众工作, 即向他们宣传海上伤情自救知识, 劝说他们在船舶上常备基本的药品。第二, 仍然是警方不能及时到达案发现场, 其原因已如前述所列举, 对策也已如前所述。
3.2 治标之策
如果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提高了海警部队快速到达案发现场的能力, 并缩短了受伤人员接受救治的时间, 但仍然存在前述证据收集与审查判断方面的隐患, 该怎么应对?针对这些隐患, 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努力。
(1) 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实施伤害行为之后, 将作案工具丢进大海, 使案件失去了作案工具这一物证。办案人员仍然可以通过积极收集其他类型的证据来进行弥补, 例如搜集证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以及关于受害人受伤原因的医学鉴定结论。在故意伤害案件中, 作案工具虽然是一项重要的证据, 但并非缺少了就无法充分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在实践中, 犯罪嫌疑人在实施故意伤害行为后将作案工具丢弃从而无法收集, 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警方往往都可以通过收集其他证据充分证明犯罪事实。在海上故意伤害案件中, 只要收集到被害人陈述、案发现场目击者的真实充分的证人证言以及关于伤亡原因的鉴定结论, 并且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印证, 即使犯罪嫌疑人隐瞒自己作案手段方面的事实, 仍然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充分证明犯罪事实, 当然也包括对作案手段的证明。因此, 在作案工具被丢弃的情况下, 关键的补救措施就是要积极搜集其他证据。
(2) 如果警方已尽可能地及时到达案发现场, 但所用时间仍较长, 从而使同案犯之间形成了攻守同盟。此时, 办案人员仍不能气馁, 而应当迅速控制同案犯并进行隔离讯问, 从而缩短他们进一步反应的时间, 然后采取共同犯罪案件中的讯问策略, 寻找破绽, 各个击破。
(3) 如果在警方到达案发船舶之前, 犯罪嫌疑人已经收买或威胁过现场目击证人, 让他们统一口径共同隐瞒案件事实。此时, 办案人员到达现场后, 不能急于做现场访问, 而应当迅速将船上人员进行控制, 防止他们相互交谈案件内容, 待到达办案地点后再分别进行同步的隔离询问。因为船舶的空间狭小, 现场访问可能会让其他目击证人对询问内容产生敏感, 更加严密地保守案情。目击证人之间对案件的相互交谈同样会增强他们的共同防范力度。在对证人进行同步的隔离询问时, 办案人员则应当查清证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为审查判断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提供参考;问清案件的各个细节, 在细节方面留意各个证人证言之间的矛盾之处, 为审查判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提供依据;然后从矛盾之处着手, 揭开被隐瞒的案件真相, 克服证人统一口径这一难题。
(4) 针对海上故意伤害案件中容易因时间拖延, 使受害人的伤害结果加重导致死亡, 失去“被害人陈述”这一重要证据, 警方应当在到达现场后及时做好救治伤员工作, 力争获取受害人陈述这一证据。这就要求海警办案人员在故意伤害案件中, 出警时必须携带常用的临时处置伤情的医药用品, 尽可能地避免受伤人员在返回陆地的途中死亡, 并为抢救治疗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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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伤害案件调查报告 篇4
校园伤害案件不仅关系到未成年权益保护问题，也关系到学校合法权益的维护和国家教育制度的健康发展，倍受家长、学校和社会的关注。近年来，肥城法院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时指派精兵强将，设立专业合议庭，同时长期坚持办好《桃都少年报》，免费发放各教育单位，既确保少年审判案件质量，又达到宣传法制的效果，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近日，肥城法院从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实践入手，对近几年来XX市发生的各种校园伤害案件的类型、特点、形成原因、民事赔偿及归责情况等问题进行了调研分析，并提出有效的预防措施。
一、校园伤害案件的类型及审理情况
自以来，我院共受理校园伤害刑事案件8件，涉及未成年被告人20人，其中203件涉案10人，-共5件涉案10人，涉及故意伤害、过失致人重伤、聚众斗殴4个罪名，并以故意伤害居多。未成年被告人20人，其中1人被判处徒刑4年，2人免予刑事处罚，17人被判处非监禁刑。涉案未成年被害人共计12人，附带民事部分均已得到赔偿。至，未发生校园伤害刑事案件。
年-20共受理校园伤害民事案件51件，每年案件数量趋势走向如图。
涉及未成年被告56人，未成年原告51人，分布范围广泛，按照校园伤害发生数量由多到少为序排列，分别是小学、初中、技校、高中、幼儿园，年龄多集中在10-15岁。结案50件，除极少数调解、撤诉外，大多数案件判决结案，涉案学校均被判决不同比例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从每年受理未成年人民事案件数量分析，校园伤害数量呈递年增长趋势。
二、校园伤害的种类
综合未成年人学校伤害案件的审理及学校调研情况，校园发生的伤害类型大致有10种：
1、学校秩序混乱造成拥堵挤压，主要集中在楼道、通道、台阶、厕所、校门等处;
2、各种运动伤害，包括学校组织安排的体育课及学生平时校内自发组织的各类运动项目，在跑、跳、投过程中造成的意外伤害;
3、学生之间互相嬉戏、玩耍、打斗造成的伤害;
4、食物中毒;
5、学校的教学、生活设施质量不合格，存在安全隐患;
6、上学、放学期间，校门口缺乏安全管理造成的校园交通事故;
7、社会不法分子混入校内滋扰产生的伤害事故;
8、因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造成的人身伤害;
9、学生自杀、自残;
10、校园性侵害。
三、校园伤害的原因
造成学生校园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绝大多数案件经审理分析认定为学校、学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过错，并承担了相应的责任。总结起来，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学校、家庭安全教育、法制教育不足，学生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家长和学校长期以来注重孩子文化知识的学习，忽略了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学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不能养成安全习惯，以致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常常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学生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也不懂得自己的行为要受法律约束，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容侵犯，容易做出伤害他人等违法行为，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2、学校安全责任制未得到深入贯彻落实，管理上有漏洞。学校存在着漏管现象，安全隐患不能及时被发现，以至不能及时排除隐患，责任体系不健全，有脱节现象。
3、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条件差，有的学校安全防范设施不齐备，安全防范存在漏洞，技防不足、人防不严。
4、学校、教师、学生对高风险运动项目危险程度认识不足，缺乏预见性，不能有效地避免;
5、学校对间接的、隐性的安全隐患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个别学校消防器材还不符合配置要求，师生不能正确使用;运动器械陈旧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对容易引发安全事故的场所或设施，不能以明显的方式向学生告知;对食堂、小店监督不力。
6、周边、社会环境的不利影响。网吧仍存在违规对未成年人开放现象，向青少年传播暴力、色情信息;个别旅馆不遵守相关规定随意开房，给青少年从事不良行为提供便利;社区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等，都是导致学生伤害事件发生的原因。
四、校园伤害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及法律适用
从案件性质分析，刑事案件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民事案件属于侵权类。刑事案件根据《刑法》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判处相应刑罚。附带民事部分及校园伤害民事案件，均涉及民事赔偿问题，学生、家长、学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责任大小，关键在于确定归责原则及法律适用问题。校园伤害案件的归责原则是处理该类案件的重要依据，也是公平公正妥善解决该类纠纷的前提。
总结该类案件处理情况，该类案件适用以过错及过错推定为一般原则，以无过错责任及公平责任为补充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后略有不同，该法实施前，不适用过错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
1、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过错责任是指未成年人在学校、幼儿园受到伤害，由致害人、受害人以及学校等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承担连带责任。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未尽教育、管理、保护职责范围内的义务，致使学生受到人身损害的，应承担与其没有尽到职责范围内义务的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如果这种损害后果是由于学生之外的第三人侵权行为造成的，除该直接侵权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外，学校有过错的，也应在其未尽到教育、管理、保护职责，防止或者制止侵权行为发生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或者说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七条第二款及《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均作出相关规定。
伤害案件 篇5
关键词：高校校园伤害案件,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高校校园伤害案件, 是指在高等院校在实施教育活动或学校组织校外活动过程中, 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区域 (包括学习和生活、活动区域) 或设施范围内所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权受到损害, 导致其心理受伤或身体受伤、残疾或死亡的人身伤害事故而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从本质上讲, 此类案件仍属于一般的民事侵权性质的损害赔偿案件, 只因其与学校存在紧密的联系, 与学校、学生、学生家长及整体教育事业的利益关系巨大, 故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1 高校校园伤害案件的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指在侵权行为发生时, 法律将根据什么标准和原则, 确定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从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有三项, 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
1.1 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作为其承担民事责任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行为人仅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就无需承担民事责任。过错的基本形式就是故意或过失此主观状态是确定行为人过错程度的重要依据。该归责则原则是一般案件处理中常为适用的原则。
1.2 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 它是与过错责任原则相对应的, 指法律在某些情况下, 行为人承担责任不以其主观上具有过错为必要条件, 只要行为人对他人造成损害, 就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该原则仅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诸如产品责任、高度危险作业所引起的损害、地面施工所引起的损害、环境污染以及动物引起的损害等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1.3 公平责任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 法律又无特别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时, 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 在考虑当事人双方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 责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害给予适当补偿, 由当事人公平合理地分担损失的一种归责原则。
对于无过错责任原则与公平责任原则, 笔者认为, 在高校校园伤害案件中适用的可能性甚小, 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能适用。处理此类案件, 一般情况下适用的处理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
2 高校校园伤害案件中学校侵权责任的认定
在前面的归责原则中明确了学校承担侵权责任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而实际上过错责任原则的构成也需具备四个要件, 只有四个要件同时具备, 学校才能够在校园伤害事件中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2.1 学校自身的行为有违法性
指学校对学生实施的行为具有违法性, 如果是合法的行为即使造成损害也不承担民事责任。校园侵权违法行为包括两种。一种是作为的方式。如, 学校教师随意辱骂、侮辱学生的行为就属此种方式。另一种是不作为的方式。如:某学校教学设施存在安全隐患, 却视而不管, 致使学生因此受伤, 此时学校就构成不作为的侵权行为。
2.2 有学生伤害事实存在
伤害事实是一种事实状态。对于校园侵权案件损害事实包括财产和人身利益的损害两种, 其中财产损害表现为学生损坏学校的公用设施, 或学生的私人物品遭损坏, 大多数侵权事件是侵害学生的人身权利, 如侵犯学生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伤害事实的存在是获得赔偿的前提。
2.3 学校的违法行为与学生伤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即侵权行为的实施, 必然会引起损害事实的产生;同时, 损害事实又必须是因侵权行为所导致。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 法官要确定学校的违法行为与学生伤害事实之间是否有这种因果关系来判定学校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2.4 学校主观上有过错
主观过错是指侵权行为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的心理状态, 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况。主观过错是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最重要因素, 是最终的构成要件。这就意味着在校园伤害案件中, 学校侵权责任的承担要求学校必须存在故意或过失的主观过错, 否则学校不能承担责任。
总之, 四个构成要件是缺一不可的, 只有对四个要件认定清楚, 才能认定清楚学校在校园伤害事故中所承担的侵权责任。
3 高校校园伤害案件中学校侵权责任的承担
3.1 承担方式
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十种主要方式。这里, 笔者仅分析校园侵权民事责任的几种主要承担方式。
(1) 停止侵害。停止侵害的功能在于及时制止侵害行为, 防止损害的扩大。比如:学校某些安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隐患, 对在校学生造成校园侵权的, 那么校园侵权发生后, 学生可以要求学校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停止现行及进一步侵害。
(2)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如学校教职工对学生进行心理伤害, 对学生的日记、信件等个人秘密进行泄露、渲染等, 受害人可以依法要求学校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3) 消除危险、恢复原状。如学校建筑物或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导致校园伤害事故的, 受害人都可以依法要求学校承担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多种民事责任方式。
(4) 赔偿损失。指按照实际造成的损失进行经济赔偿。赔偿损失是校园伤害案件中学校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要方式。它可以与其他方式并用。
3.2 确定学校赔偿范围的因素
根据现行规定, 确定学校赔偿责任的范围, 主要以学校在伤害案件中的过错程度为基本依据。比如说当伤害事故发生前根据通常的预见水平和能力, 学校是否预见到潜在的危险或认识到危险。或者是当伤害事故发生后, 学校又是否为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扩大, 采取了必要措施, 这些是确定学校承担赔偿责任及范围的基本依据。当然同时还需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 受害人的实际损失情况; (2) 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 (3) 责任人的财产支付能力。所以学校赔偿范围的确定要通过以上诸多因素来确定。
在校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其所处的是一个社会与学校边际的这样一个环境, 当其权益发生纠纷时, 涉及的法律关系、责任认定会很复杂, 正确理顺好这其中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责任承担尤为重要, 希望通过对校园安全事故中的学校侵权责任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使这一问题得以更好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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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案件 篇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在实践中最为适用的就是故意伤害致人轻轻伤害的案件。事实上, 轻伤害案件和所有的刑事犯罪一样具备社会危害性、行为违法性、应受处罚性的特征, 但就结果上来看, 比较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况, 轻伤害案件的行为人没有对被害人的身体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害, 其发生的状况也较为具有普遍性, 就今年来, 商丘市梁园区法院2009年起诉的35起故意伤害案件中, 有17起为轻伤害案件, 占已诉故意伤害案件的48.57%, 2010年1月至10月起诉轻伤害案件31起, 占受理案件的59.6%, 与去年相比上升了45%, 可见轻伤害案件在可诉故意伤害案件中占有较大比重。综合故意伤害犯罪案件情况, 轻伤害案件具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轻伤害犯罪大多由邻里纠纷、琐事引发, 行为人主观恶性不强, 再犯可能性不大;二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同事、邻居、同学、亲属等, 具有地缘性、血缘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刑事和解的适用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刑事和解是指采用调解方式对刑事案件进行结案, 是一种在正式的司法程序以外处理刑事案件的方式。由于这类犯罪的处理方式、方法和政策尺度的把握, 将对社会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 处理不当就有可能破坏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赖以生存的道德准则。
一、轻伤害案件和解现存的弊端
1、不利于矛盾的解决
轻伤害案件的发案的原因多为家庭、邻里、亲友、同事等之间的琐事纠纷以及其他原因。伤害事件发生后, 行为人往往对自己行为产生悔意, 并愿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一定的经济赔偿, 但因经过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 司法的高压给行为人的心理带来了逆反, 最终行为人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了刑事处罚的同时, 经济上也作了赔偿, 势必与被害人的关系难以恢复到以往的情形, 甚至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 遗留社会隐患。特别是有的行为人因被采取过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后, 本身法律意识不高, 就可能认为已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即使处以缓刑, 其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也难以修复, 这是指行为人能够赔偿被害人而言。而在农村, 轻伤害案件尤为突出, 有的行为人因不能赔偿被害人而被判刑入狱 (实刑) , 被害人仍得不到适当赔偿, 表面上看, 问题是是解决了, 实际上是被搁置起来, 留下隐患, 将来极有可能成为不稳定的因素。
2、浪费诉讼成本和诉讼资源
轻伤害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多, 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 节约诉讼成本。这类案件由于伤害发生后双方矛盾的激化, 犯罪人要么不认罪, 要么对轻伤鉴定不服, 从而双方当事人来回申请重新鉴定, 致使案件久拖不决。
3、社会效果差
轻伤害案件的行为人, 在自由刑的威慑下不得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 而得到缓刑的判决。其本身不服气, 认为付出了巨额赔偿是吃了亏。对被害人而言, 因为不懂法, 就片面地认为犯罪人是拿钱消灾了, 从而曲解了法律, 周围的群众也会有此种看法。双方都对处理结果不满, 对判决结果不认同, 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很可能会由此引发更大的矛盾。从这一角度来讲, 执法效果差。在要求社会和谐的今天,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成为了处理轻伤案件的迫切需求, 但在刑事和解的适用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注意。
二、轻伤害和解案件存在问题的建议
1、及时侦查取证
加强办案人员对于轻伤害案件侦查工作的重视, 消除只考虑行政处罚, 而不重视轻伤害案件的社会影响力。充分认识“和解”处理方式是以刑事处罚为前提保障, 行为上要杜绝消极办案方式, 在最短的时间内收集和固定证据, 为日后或诉讼、或和解奠定事实和证据基础。
2、明确和解适用范围
对累犯、作案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被害人不同意和解、涉黑涉恶团伙犯罪不应当适用和解处理。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事实必须清楚, 证据必须确实充分, 同时犯罪嫌疑人已经认罪伏法, 确有悔悟, 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公平、自愿、合法。
3、加强检察审查监督
根据该院在处理轻伤害案件中的实际操作经验, 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情况下, 建立其自己的一套有效、可行的监督方案。当然, 方案的制定应当以现有的刑事监督制度为基础。
4、严格规定办案期限
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 应当对办案期限做出严格规定。《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期限一般为七日, 最多可延长至三十日, 逮捕后的侦查期限为两个月。事实上三个月的侦查期限对于轻伤害案件的侦查取证已经足够, 而案件和解只是当事人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一种和解协议, 可以给予给双方当事人一个再思考的缓冲时间, 但这个时间必须是规定在法定办案期限之内。因此不论是否为轻伤害案件, 都不能将和解时间投入到案件双方当事人无止境矛盾纠缠中, 一旦办案时间已到, 达不成和解协议, 那么还是应当将案件流程按照正规的程序进入下一个环节。
伤害案件 篇7
笔者通过对美国大学生校园伤害案件的介绍与类型化分析,试图揭示不同类型案件中大学的法律责任及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法理基础,以期对我国大学生校园伤害案中法律责任的认定及配置机制的完善有所裨益。校园伤害案件中的“校园”是指“为了实现教育管理的目标,大学拥有或控制已久的财产或建筑物”(1)、“紧邻大学周边的社区”(2)以及大学为学生安排的校外宿舍(3)。所谓学生伤害主要是指是在大学校园内导致的学生的“人身伤害”。
一、判定大学在学生校园伤害案件中的法律责任的相关理论
法院在判定大学承担法律责任通常采用的理论包括:“代替父母监护人理论”、“特别关系理论”、“自愿承担理论”、“可预见性理论”、“代理理论”等。“代替父母监护人理论”来源于英国,在20世纪初被美国司法判例所采纳(4)。该理论认为大学是在校学生的父母监护人,大学为了维护教学秩序的稳定,可以通过制定校规校纪来约束学生的行为,学生向大学让渡了部分自由,那么大学同时也要对学生的安全承担一定责任。但是,通常大学只有在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要对学生的伤害案件承担法律责任。但此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学生民权运动的推进以及70年代宪法修正案(1)当中对成年人年龄进行修正后逐渐走向消亡。因为宪法修订之后大学生当中大部分都是成年人,他们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大学的管控权更小,从而导致该理论逐步走向衰退。随着“代替父母监护人理论”的衰退,“特别关系理论”逐渐成为判定大学承担责任的主流学说。该理论认为在通常不存在特别关系的情况下,当事人没有义务控制第三人的行为以阻止对他人造成伤害。特别关系可以在父母与子女、雇主与雇员、承租人与租赁人、土地所有者和受邀进入土地人员之间存在。根据侵权法重述(二)§314A(Restatement(Second)of Torts§314A(1964))的规定:土地的占有者对公众开放时,保护受邀请的成员身体免受不合理的危害。法院常常将大学看作土地的所有者,将受邀进入大学的学生或者其他群体看作受邀请人,从而判定二者之间存在特别关系,大学有义务去适当注意第三方的行为,以避免对他人的伤害。“自愿承担理论”是“特别关系理论”的重要补充,是指当事人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对他人提供帮助,此时必须要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如若未能尽到此种义务,将要承担第三人因此而遭受的有形损失(2)。大学出于自愿的目的对学校内的事务(不属于职责内的事务)承担监督或者管理的义务,如在监管中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要承担侵权责任(3)。“可预见性理论”是对“特别关系理论”的进一步细化,是指存在特别关系的前提下,如果当事人作为一个普通理性的个体能够预见到现实当中存在某种危险情况,那么当事人就负有积极作为的义务,避免给他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如未采取合理的措施避免损失,则将要对此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另外还存在“代理理论”,该理论主要运用在大学的管理者或者教师对学生造成伤害的侵权行为中,因为无论是大学的管理者从事监管活动还是教师从事授课行为都是以大学代理人的身份进行的。由于教师和学生之间关系的存在,教师与学生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为教师拥有一定特权。假如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此时大学根据代理理论有义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4)。
而在豁免大学责任方面常用到“旁观者理论”和“基金会和政府部门理论”。“旁观者理论”一般运用在当事人饮酒之后发生的伤害案件当中。它是指当事人饮酒之后发生的伤害案件中,即使大学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特别关系,大学也没有合理的注意义务去阻止醉酒的人对自己或者是对别人造成伤害(5)。当然,由于大学的故意或者过失从而为伤害行为提供便利的情况除外[1]88。“基金会和政府部门理论”是指当政府机构疏于向特定个体提供安全保护时,不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政府当局提供安全保护的通常情况下是针对公众集体的而不是针对特定的个体。当公立大学成为被告时通常运用政府机构的免责事由来使大学免责(6)。而当私立大学成为被告时运用基金会的免责事由来使大学免责(7)。随着大学视作法人机构的观点日益成为通说以及校园责任保险的逐步普及,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分别运用政府机构和基金会的免责事由来行事豁免权的理论已经逐步衰退。
二、大学校园学生伤害案件的类型化分析
在大学校园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知识密集的宁静象牙塔里,早已宁静不再,各种校园伤害案件频发。我们仔细剖析美国的校园学生伤害案件的判例不难发现,大学校园学生伤害案件尽管纷繁复杂,但我们将其类型化,主要包括四类案件:第一类案件是指由于学校教职工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所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第二类案件是由于学生自身或者学生相互间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所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第三类案件是由于除学生或者学校教职工之外的其他主体所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第四类案件是由于上面所提到的两方或者两方以上主体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共同导致了学生伤害案件的发生。在第四类案件当中,一般情况下造成学生伤害的多个主体根据各自在学生伤害案件中所负责任的大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不做进一步探讨。
(一)学校教职工所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
这个类型的案件包括两个子类型:一是学校教职工负有某种作为的义务,但却未恰当履行其作为义务所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二是教职工滥用其权威实施了某种不恰当的行为所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
在前一类型中,大学的教职工在合理预见的范围内,对其学生有提供危险警告和适当保护的义务(1)。典型的判例是李雷·怀特诉杨百翰大学案(Lilly white V.Brigham Young University)(2)和汉姆伯格诉康奈尔大学案(Hamburger V.Cornell University)(3)。在李雷·怀特诉杨百翰大学案例中,杨百翰大学的教师在指导学生做化学实验时无故离开实验室,导致实验室发生爆炸,学生受到伤害。法院根据“代理理论”(4)和“合理预见性理论”指出:大学教师在从事授课行为时擅自离开其岗位,因此给学生造成人身伤害。此时教师从事授课行为是以大学代理人的身份进行的,他在合理预见的范围内对其学生负有提供危险警告和适当保护的积极作为义务,从而避免给学生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教师并未积极履行其义务,从而给当事人造成伤害,根据“代理理论”,大学有义务对大学教师未履行其积极义务给学生造成的人身伤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汉姆伯格诉康奈尔大学案件当中,伤害同样也是发生在教师指导学生做化学实验时,由于老师向学生提供的化学材料成分的问题,导致了实验加热过程中发生爆炸,给其学生造成了巨大的人身伤害,法院同样运用“代理理论”,判定大学要对其教师给学生所造成的人身伤害负赔偿责任。
在教职工滥用其权威实施了某种不恰当的行为所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当中,典型的判例是马蕊诉纽约大学医学院案(Murray V.New York University College of Dentistry)(5)。纽约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利用工作之便,对学生实施性骚扰,学生因此受到极大伤害,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纽约大学医学院对教授的性骚扰承担责任。法院判决指出:根据《代理法重述》第219条的规定,在特定的工作环境中,工作的管理者对被管理对象所实施的侵权行为由其雇主承担责任。法律对尚未走入社会的大学生的保护力度没有理由弱于普通工作中的雇员。大学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赋予了教授大量职权去教育和管理学生,教授扮演着帮助学校教育学生的角色,从而以大学代理人的身份来履行其职责,在其教育学生过程中滥用其职权,对学生实施性骚扰,大学要为其代理人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学生自身或者学生相互间所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
这类案件也包括两个子类别:一是学生自己故意或者过失所导致自己伤害的案件,最典型的是学生自杀和自残类的自我伤害案件;二是学生相互间的故意或者过失所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
对于典型的学生自杀或者自残类的自我伤害案件,无论是美国的立法还是判例都不要求大学对学生无法合理预见的个人自我伤害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但大学要对以下两种情形中的学生的自我伤害行为负责任:第一种情形是学校的行为从事实上引起了学生的自我伤害行为;第二种情况是:大学对于合理预见的学生自我伤害行为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去避免学生的自我伤害行为而不作为的。对于第一种情形,典型的判例是沃利斯诉布罗艾利斯案(Wallace V Broyles)(6)。该案的原告是一名阿肯色州大学的运动员,在一次比赛中受伤,需要注射大剂量的一种镇痛药物,该药物具有强烈的致幻性,可能导致精神错乱甚至自杀。但在使用该药物时,学校的医生并未向运动员做适当的警示,运动员使用该药物后产生幻觉,失去自我控制力后大量饮酒而死亡。原告的家长将医生、学院院长、药品公司以及大学等多个主体告上法庭。法院认定:大学和相关的医务人员有义务严格控制那些可能导致学生自我伤害的药品的使用剂量并严格遵守相关注意事项,大学医务人员明知该药物有强烈的致幻性,但在使用该药物时却未尽到对伤者的合理警示义务,运动员由于药物的作用而大量饮酒死亡。大学未对学生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的自我伤害行为提供了便利,该行为从事实上引起了学生的自我伤害行为,从而直接导致了学生的死亡。因此,大学要对学生的自杀负法律责任。
对于第二种情形,典型的判例是彻斯勒诉费鲁姆学院案(Schieszler v.Ferrum College)(1)。在该案件中,法官凯瑟根据侵权重述(二)引申出的“特别关系”理论指出,通常不存在特别关系的情况下,当事人没有义务采取措施以阻止他人的自我伤害行为。但如果二者存在“特别关系”的情况则为例外情形。“特别关系”可以在父母与子女、雇主与雇员、承租人与租赁人、土地所有者和受邀进入土地的人员之间存在。土地的占有者对公众开放时,对受邀请的成员有义务保护他们免受不合理的伤害。大学作为土地的所有者,缴纳学费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是受邀请人,由此可判定二者之间存在特别关系,大学有适当注意义务,以避免对学生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该案件中学校已经知晓死者有自杀的危险,也就是说对于死者的自杀行为学校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除此之外,学生居住在校园,学校具备采取积极干预措施的条件。学校可以采取的积极干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提供适当的照看,提供心理疏导建议,或者及时将学生的有关信息通知其父母。但遗憾的是学校并未采取积极的措施去干预学生的自我伤害行为,从而导致了学生的自杀,因此,学校应该赔偿学生自杀所造成的损失。
后来的侵权重述(三)在第七章“积极义务”中修正了以前的重述,从而更加明确了学校和学生间的特别关系。其第四十条规定:(1)特别关系中的一方在关系范围之内引发的危险,另一方负有合理照顾的义务;(2)特别关系中能够引发义务的包括以下单位,其第5款指出的学校和它的学生属于特别关系(2)。同时这个修订的“特别关系”条款使得强加的“合理照顾义务”超越了侵权部分重述(二)中的“急救”和“临时照顾”义务(3)。在这个条款当中,这种义务不关心引发它的危险源,即不论危险是由本人的行为引发还是由第三方的行为引发,也不论是疏忽的还是故意的。
而在学生相互间的故意或者过失所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这个类型当中,典型的判例是雅各布·艾斯曼诉纽约州案(Jacob Eiseman V.State New York)(4)。在这个案件中拉瑞·坎贝尔是一名监狱有条件假释人员,以前曾被指控犯有强奸、抢劫以及与毒品有关的多项罪名。坎贝尔申请了纽约州立大学专门为教育和经济上处于劣势学生准备的专项招生计划,并被录取成为一名大学生。坎贝尔在入学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谋杀了特尼,强奸并谋杀了艾斯曼,重伤了肖克斯迪克。雅各布·艾斯曼作为死者的代理人主张纽约州以及包括大学在内的各个机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过失:一是没有在调查坎贝尔的背景材料之后再决定他的大学录取资格;二是没有提醒大学的校园警察关于坎贝尔的精神病以及滥用海洛因的历史;三是将坎贝尔从监狱里假释出来没有实施合理预防措施;四是没有提供充分的假释监督和及时撤销对他的假释。大学辩解道:大学的这个SEEK项目是依据教育法§6452(Education Law§6452)的入学资格要求(5)来录取学生,大学方面没有义务筛查申请人的犯罪史,从而拒绝有潜在威胁的个体。法院认为: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学生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大学不能再按以前那种苛刻要求去规范大学生的行为,并且大学生大部分是成年人,拥有自我判断能力,原告所依据的“代替父母监护人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但这并不是说大学免除了对学生安全所负的所有法律责任。进入大学的学生所期望的不仅仅是在大学提供的一种有助于思考和学习的氛围中去获取教育资源,并且还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适当的保护免受伤害。虽然不能期望大学成为学生安全的保险人,但是除了一个学习知识的氛围,大学也被期望提供一个和谐的环境以促进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大学承担着防止可预见性风险的义务。履行这种义务并不需要关注一般的群体,只要关注那些危险人群。坎贝尔入学时所引发的危险远大于普通学生。其他学生都不了解坎贝尔的背景,认为他仅仅是一名同学而已。在大学里大家相互交往,同学们待坎贝尔如朋友,这也导致学生们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如果大家知道他的背景,将很可能远离坎贝尔这类人。尽管坎贝尔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艾斯曼死亡的惨剧,但是州以及大学也负有不可以推卸的责任,因为坎贝尔的行为是可以预见,因此州以及大学要承担法律责任。
(三)学生或者学校教职工之外的其他主体所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
这类案件包括两个子类别:一是由于校外人员在校园范围内所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二是由于不可抗力或者校园危险环境造成的校园学生伤害案件。
前一个类型的典型判例是罗杰斯诉特拉华州立大学案(Rogers v.Delaware State University)(1)。在该案中原告阿尔弗雷德·罗杰斯被好友凯米卡·威奇的前任男友迈克尔·登比误会,登比在特拉华州立大学为罗杰斯安排的校外宿舍(2)中枪击了罗杰斯,罗杰斯受了伤。罗杰斯起诉特拉华州立大学主张:特拉华州立大学要为他的受伤负责任,因为特拉华州立大学没有将大学的安全保卫延伸到学生住宿的丹佛旅店,本来大学承诺原告提供校内住宿的学生宿舍,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学生宿舍,只能提供校外住宿,特拉华州立大学和原告的这种特别关系导致特拉华州立大学有义务向原告提供合理的宿舍安全保卫。被告主张:大学作为特拉华州的一个机构,享受州的主权赦免条款的保护;登比袭击原告是有计划的埋伏,特拉华州立大学不可能合理预见。双方当事人对案卷重要事实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采用简易判决,法院主要对法律问题做出裁决。法院认为:第一,特拉华州立大学不受主权赦免条款的保护。特拉华州宪法(the Delaware Constitution)Ⅰ§8规定:除非主权豁免是被州议会(the General Assembly)免除,否则绝对禁止起诉州以及州的机构。虽然特拉华州立大学作为一个在教育领域服务公众的机构,由州向大学拨款(3),由法律条文授予法人地位,由州长任命董事会成员(4),但一个由州成立的公共职能的机构并不一定要授予主权豁免(5)。特拉华州立大学的董事会通过Del.C.§6505获得独家授权去“执行所有与机构有关联的活动”。特拉华州立大学在法定的框架内有完全的自主权,充分的独立免受州的控制,也就免受主权豁免的保护。另外特拉华州立大学的法人地位,由Del.C.§6501和§6503来确立,州议会规定特拉华州立大学是法人,拥有法人的所有权利。特拉华州的普通公司法(The 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规定了每个法人有权利用法人的名字去起诉和应诉(6),即使特拉华州立大学是受主权豁免保护的,特拉华州立大学通过购买责任保险的方式免除掉了任何可能拥有的权利。在1953年州议会制定了Del.C.§6511,允许起诉由州的行为所导致的伤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州议会在保险覆盖范围内免除了州享有的主权豁免保护(7)。特拉华州立大学承认购买了责任保险,因此特拉华州立大学放弃在保险所覆盖范围的主权豁免。第二,特拉华州立大学没有义务去保护原告免受不可预见的伤害。尽管特拉华州立大学有义务为安排在校外住宿的学生提供合理的食宿安全保障,但仅仅是保护免受合理可预见的行为的危害。当一种注意义务存在时,它是以合理性来衡量的。这是因为判定构成疏忽不能基于未能预测到别人不同寻常的和前所未有行为而做出结论(8)。大学尽管有义务去保护学生安全,但大学并不是学生安全的绝对保障者(9),且登比袭击原告是有计划的埋伏,特拉华州立大学不可能合理预见。特拉华州立大学不知道,也没有被通知罗杰斯的紧急事件,在整个事件当中最可能合理预见的是原告自己。特拉华州立大学没有义务去阻止不可预见的袭击行为。另外,不争的事实表明特拉华州立大学的行为不是原告受伤的直接原因。因此大学不应该对原告受伤害行为负责。
由于不可抗力或者校园危险环境所造成的校园学生伤害案件中的典型判例是伊斯艾森诉哈森学院案(Isaacson V.Husson College)(1)。在这个案件当中,伊斯艾森是被告学院的一名学生,原告在食堂回宿舍的路上,由于学校未提供路灯照明并且路面结冰而滑倒,并因此受伤。伊斯艾森将哈森学院告上法庭,要求学院对未及时清理路面冰雪和未提供路灯照明的不作为给原告带来的伤害承担责任。被告认为:原告是成年人,具有理性人的判断能力,在明知路面有冰雪而且没有照明的情况下仍在路面上行走,表明原告已经预见到了风险,并且甘愿承担危险状况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告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缅因州的初审法院采纳了被告的辩解,认为:学院没有清理路面冰雪的作为义务,并且原告明知环境危险而选择出行,表明其甘愿承担危险环境所导致的不利后果,因此哈森学院不对原告的受伤负责任。原告不服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法院撤销了初审法院的判决,重新做出判决。法院运用“特别关系理论”,认为哈森学院是不动产的所有者,伊斯艾森缴纳学费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服务,属于受邀来访的当事人。因此判定哈森学院和伊斯艾森的关系属于土地所有者和受邀来访者之间的特别关系。由于二者存在这种特别关系,所以哈森学院要对伊斯艾森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被告明知原告必然会使用从食堂回宿舍的路,那么被告就应该采取适当措施消除路面的危险状况或者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及时消除危险状况要设置适当的警示标志,但学院并未采取相关措施。虽然大学不是学生安全的绝对保证者,但在自己所拥有的不动产范围内要对受邀来访的当事人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哈森学院在这里显然未尽到对伊斯艾森的合理注意义务,因此要对伊斯艾森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三、大学的侵权法律责任
通过对以上几个类型的美国大学校园学生伤害典型案件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美国大学校园学生伤害案件纷繁复杂,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仍有规律可循:一是判定大学是否对案件承担责任;二是承担何种责任;三是赔付的标准是什么;四是哪些属于大学的免责事由。
首先在判定大学对校园学生伤害案件承担责任时通常要考虑以下几个构成要件:一是大学对校园学生伤害案件中的受害人承担某种义务。尽管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是成年人,大学不再是学生安全的保证人,但是大学不仅仅要为学生提供一种有助于思考和学习的氛围使其获取教育资源,并且还要提供适当保护,使学生免受伤害。这里的“适当保护”是指当危险可以被合理预见的情况下,大学应当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险,或者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及时消除危险状况时要设置适当的警示,使学生免受其害。二是大学通过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违反了这种义务。这主要包括大学未积极履行其作为义务或者是滥用职权行使了其并不享有的权力。三是对学生造成了伤害的结果。这里所指的对学生造成的伤害主要是指对“人身权益”的伤害,主要包括生命权、健康权以及身体权。这种损害的结果必须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四是违反这种义务与学生受到伤害存在因果关系。大学未积极履行其作为义务或者是滥用职权行使了其并不享有的权力的行为与学生在校园伤害案件中所受到的损失二者之间存在着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如果是多个原因共同导致了学生伤害的结果,一般情况下造成学生伤害的多个主体根据各自在学生伤害案件中所负责任的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其次,纵观以上判例不难发现,美国大学在校园学生伤害案件中所承担责任的性质不外乎两类:替代责任和补充责任。第一类是指学校的教职工在履行各自职责时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导致了学生的伤害。在此类案件当中,教职工履行他们各自职责时是以大学代理人的身份进行的,他们在合理预见的范围内对学生负有提供危险警告和适当保护的积极作为义务。当他们并未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避免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时,大学根据“代理理论”有义务对大学教师教职工履行其职责时对学生造成的人身伤害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大学在这里承担的责任就是替代责任。第二类是指大学未尽到对学生安全的合理注意义务,从而导致第三人在校园内对学生造成伤害。在此时,大学就要对第三人对学生的伤害承担补充责任,也就是大学履行责任的份额是由第三人是否履行责任以及履行责任的程度来判定。
再次,法院判决大学要对学生的校园伤害案件承担赔偿责任时,以给付金钱为主,赔付的标准依据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惩戒性赔偿(Exemplary Damages)、补偿性赔偿(Compensatory Damages)、象征性赔偿(Nominal Damages)。惩戒性赔偿是为了惩戒大学的侵权行为,一般大于学生的实际损失。补偿性赔偿是以学生受到的实际损失为限,主要包括医疗费用、诉讼费用、合理的律师费用和误工费用。象征性赔偿主要适用于虽存在侵权行为,但学生受到的损失轻微,达不到补偿性赔偿要件的标准,由法院裁定较少金额的赔偿[3]133。
最后,美国大学在校园学生伤害案件中免责的事由主要包括:(1)地震、雷击、洪水等不可抗力导致的校园学生伤害案件;(2)第三人对学生的伤害行为,超出了大学的合理预见范围;(3)大学对学生的自杀、自残等自我伤害行为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4)大学对醉酒学生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学生醉酒后对别的学生造成的伤害或者是别人对其造成的伤害;(5)学生早已预知到行为的危险性,但却执意为之[3]132;(6)大学教职工从事与履行其职责无关行为时对学生造成的伤害,并且大学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1)。
通过以上对判定大学在校园学生伤害案件中的法律责任的基本理论,大学校园学生伤害案件的类型,以及大学侵权法律责任这几个方面的探讨,我们对美国大学在校园学生伤害案件中的法律责任的认定方面有了一定的了解。期望这些探讨对妥善解决我国校园学生伤害案件以及促进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摘要：美国大学校园学生伤害案件主要包括四类:第一类是指由于学校教职工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所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第二类是指由于学生自身或者学生相互间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所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第三类是指由于除学生或者学校教职工之外的其他主体所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第四类是指由于上面所提到的两方或者两方以上主体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共同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美国相关部门在处理大学校园学生伤害案件时遵循的基本程序是:判定大学是否对案件承担责任;是否属于大学免责的相关是由;大学需要承担何种责任;赔付的标准是什么。美国大学校园学生伤害案件的类型化以及其在判定大学的法律责任时的基本程序,对于理清我国大学在校园学生伤害案件中的法律责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美国大学,校园学生伤害案件,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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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案件 篇8
关键词：逮捕措施,侦查监督,刑事责任,诉讼程序
2015年10月份,被害人甲某在家与前来收取清洁费的物业工作人员乙某以及居委会工作人员丁某发生纠纷,然后发生争吵,随后甲某便躺在了二楼楼梯末尾处,在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甲某已经死亡。针对此事,被害人甲某的家属认为其父亲系被人故意伤害致死,遂请求公安机关立案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在调取一系列的证据之后,认为此案不具备立案标准,并向被害人家属说明了情况。被害人家属对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不予认可,情绪激动并要求解剖尸体以查明实情。后经公安机关物证鉴定中心尸体解剖鉴定,被害人甲某的死亡原因是其本身的哮喘病发作而致。该起案件是否应该立案成为讨论的焦点。
一、刑事案件立案的基本条件分析
刑事诉讼法及解释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有三个:第一是有犯罪事实发生。即已经受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构成了犯罪。第二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其行为仅构成犯罪,而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也不应立案。第三是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公安机关只能管辖法律规定的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应当管辖的不能推脱,不属于自己管辖范围的,也不能越权管理。在这个基础上,报属于自己管辖范围的刑事案件给检察院。
检察机关认为,当事人当时醉酒的情况比较明显,对于一个醉酒的人来说,假如病人真的是在摔倒时碰到了楼梯护栏角或者是用自己的胳膊垫了一下身体右侧面,骨折是很可能发生的,可能当时身体处于麻醉状态,对疼痛的反应不太敏感。种种这些都是这起案子不立案的一些证据,公安机关需要继续完善取证的细节。
二、严把证据审查关,防范错捕的发生率
笔者认为,如果一起刑事案件该立而不立案,那不仅对于当事人来说,不能有效的维护当事人的权力,而且对于法律来说,也失去了它本身的价值。一个案子是不是该立案的刑事案子,要经过仔细的分析,既要分析案件的结果是否符合立案的标准,又要考虑案件的具体情节。公安机关报送来的案子,往往对案子的定性有了一个基本的倾向,检察机关想要在批捕环节对刑事案件有更好的监督,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
(一)提高检察人员自身综合素养
当前司法改革进程加快,检察机关作为最为重要的政法机关,在司法改革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可是目前的现状是检察院内部事多人少,加之每个案子都必须在7天的有效期内审结完成,这样的对于每一个检察人员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检察工作又不能停留于表面,必须对于案件的每个当事人进行讯问,同时核对卷内的所有证据,这样就要求工作人员务必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既要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又要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只有这样,才能胜任目前的检察工作,因为每一个刑事案件对检察人员来说或许是普通的刑事个案,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确是事关家庭幸福的大事。
(二)充分认识错误批捕对整个政法机关的影响
审查批捕工作是刑事司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它的施行对当事人的影响非常大,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采取逮捕这种强制措施,中止后续诉讼程序将非常不方便。同时逮捕在一定程度上要意味着对公安取证、质证的全面认可,如果出现偏差,可谓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将会对案件的侦破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而且如果案件到了检察机关,被采取逮捕措施了,往往会被移交起诉,公诉部门将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法院往往很难再做出无罪的判决。因为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法院和检察院往往是博弈的关系,检察机关提起的案子,即使有一定的瑕疵,法院往往也不会判决无罪,因为一旦被判决无罪,这起案件对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来讲就是错案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肯定会提起抗诉。但是实践证明,虽然案件的证据有一定的瑕疵,但是法院再次改判的几率却不是很大,这就埋下了错案的隐患,一系列错案的形成告诉我们一定要慎用逮捕措施。
(三)完善侦查监督的考核机制
对于不捕率的考核是每个检察机关必备的考核事项,笔者认为,不应该只对于逮捕率和不逮捕率进行考核,这样的考核是典型的重结果而轻过程的考核,而应该把检察院的考评从整体上进行优化,发现对于捕后不起诉、判无罪、以及案件撤销等情况下,再增加自我纠错机制,如果在侦查监督环节批捕科能够自己发现错误,并能在有效期间内及时改正的,可以考虑给加分。
三、结合办案实际情况,严格适用逮捕措施
在刑事案件中,有几种情况是比较棘手的,一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在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发生重大变化,俗称是翻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仔细核实当事人的口供,必要时调取公安机关的录音录像,进行核对,查找问题所在,防止当事人的供述因为公安刑讯逼供所致,这也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因素;二是当事人的上访、闹访问题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要注意风险性评估,防备当事人情绪激动做出危害社会秩序的事情来。检察机关在决定批准逮捕时考虑的因素也不能停留在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防止在犯罪的发生上,而应该是要率先垂范,以逐步降低逮捕率为有效途径,促进公安机关重塑逮捕功能的认识,明确逮捕只是一种程序性的强制措施,并非单纯性的处罚,当然检察机关还要及时的安抚被害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刑事案件的逮捕除了以上的分析以外,还要结合个案实例,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鉴于侦查监督部门案少人多的执法现状,显然不可能每个案件都要公开审查逮捕,但是必须考虑此类案件带来的工作量在侦查监督部门工作能力的可承受范围之内。同时还要注意对案件的公开审查,加强检务公开。
参考文献
[1]赵秉志.司法理念的变革[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