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视角独特

研究视角独特（通用5篇）

研究视角独特 篇1

选择报道视角有一个方法问题, 只有掌握有效方法, 才能从一般的事物中提炼出与众不同的角度。

第一, 同中求异。由于工作和形势的需要, 新闻媒体不可避免地要重复报道一些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某些相同或相近的人或事, 在这种情况下, 要想避免报道的“千人一面”, 就要善抓特点。

“5·12”大地震, 虽已时过两年, 但作为新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灾难性事件, 其影响力仍然存在, 仍然值得人们关注, 如在今年“5·12”地震两周年之际, 各大媒体拿出大幅版面刊登灾区现状, 其关注点大多放在灾后重建及大地震中一些典型人物的生活状况上, 而《中国青年报》的这篇稿件《莫让心灵驿站“断粮”》, 则把关注点放在了地震时建立的“心灵驿站”面临断粮窘境的问题上, 并提出了心灵驿站何去何从的问题:“志愿者肖娅玲, 是四川省北川县安昌镇‘12355心灵驿站’的工作人员。最近她频繁与其他志愿者联系, 商量如何为安昌镇的小学生们组织暑期活动。此刻, 她有一个担忧:由于志愿者的津贴即将到期, “心灵驿站”今后何去何从, 还是个未知数。和肖娅玲同样心存忧虑的还有不少人, 包括100多名为“心灵驿站”服务的志愿者和专家。由于面临‘断粮’, 这个灾后心理援助品牌项目走到了‘十字路口’。”

灾后重建, 一大批“心灵驿站”应运而生, “心灵驿站”的存在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类临时机构往往存在建而不管的问题, 相关组织缺乏长远设想, 没有后续性, 结果导致“心灵驿站”面临断粮。《中国青年报》对其后续发展予以关注, 经记者调查, 灾区的“心灵驿站”已经形成规模, “心灵驿站”不仅在灾后, 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对青少年的心理辅导都存在深远的意义。这篇报道, 使读者感受到了改善“心灵驿站”的处境已迫在眉睫。于无声处听惊雷, 细微之中方显记者功力, 《中国青年报》这种敏锐的新闻触角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第二, 从正常中找异常。一般说来, 正常的事件没什么新闻价值, 但这些看似很正常的事件在其运动过程中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况, 这种正常下的异常情况很可能就是一条新闻, 甚至是一条比较有价值的新闻。今年4月间, 《新文化报》刊登的一篇气象稿件《今年春天为何迟迟不到》, 就让人眼前一亮。这是一篇普通的气象稿件, 立意也不算新颖, 但稿件的策划和制作独具匠心, 使这篇平常的稿件以不寻常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眼看着都快到‘五一’了, 天咋还这么冷呢?’都应该是仲春季节了, 还不到40岁的长春市民蒋先生仍穿着棉衣。昨日, 他翻看着前两年4月份拍的照片, 发现差别还真的挺大。‘每年春天, 我们小区里的杏花开得很早, 特别漂亮, 可今年这花迟迟也不开。’蒋先生说, 每年杏花开放的时候, 他都会给女儿潼潼拍照片。”这篇稿件标题制作用心巧妙, 引题借用唐朝崔护所著的一首写景诗《题都城南庄》中的诗句, 原诗是“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作者巧妙借用古诗风韵, 结合稿件内容稍作改编, 即为“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杏花相映红;杏花不知何时绽, 空留人面望春风。”诗中揭示去年的这个时候春天早已来临, 而今年的春天姗姗来迟, 表达了人们对春天企盼的一种心情。这组题诗与主题“今年春天为何迟迟不到”上下呼应。其稿件的切入点也非常别致, 用市民蒋先生给女儿潼潼拍的3张照片对比, 明确告诉读者今年春天确实比往年来得更晚一些。而市民李先生在前年、去年及今年, 几乎在相同的时间, 在小区内同一棵杏树下, 为女儿拍下照片,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去年、前年的今天, 杏花绽花, 春意融融, 而今年的杏树枯枝独立, 寒意料峭。从小女孩的穿着上看, 前年、去年的此时, 女孩已着春装, 而今年依然裹着冬天的寒衣。三张照片的对比, 清晰、形象、生动, 胜出文字无数。

记者在采访中经常会觉得题材平平, 这篇稿件给我们的启示是, 怎样把一些看似平常的新闻做出彩来, 我们的身边不缺少新闻, 缺少的是发现新闻的眼睛。

第三, 从偶然中找必然。偶然性和必然性是因果相关的, 两者相互依存。一方面, 必然性通过大量的偶然现象才能表现出来, 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另一方面, 偶然性依赖于必然性, 偶然性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必然性, 它总是受必然性的支配。因此, 对某些事物的偶然现象, 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 而要找出它们必然联系的因果关系。

题为《绑架前最后一次演练正撞上警察》的报道, 是《辽沈晚报》上的一则社会新闻, 如孤立地看, 这只是一篇普通的法制新闻, 而此篇报道中的新闻一改呆板的面孔, 代之以鲜活、生动的表现手法, 活脱脱一个文学故事亦或警匪片中的片段。文章的开头就很吸引人, 像一幅电影画面“一个骑摩托的人将油漆泼向目标车辆的挡风玻璃, 当司机下车清理油污时, 开面包车的同伙突然出现, 手拿砍刀将目标车辆内的人员劫走。”这为读者制造了悬念:这伙人是什么人, 他们要干什么?文章的第二自然段给出了答案:这是一个摩托车修理工花费一年半的时间酝酿的绑架计划。接下来, 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对事件的发展一一道来, 这符合一般的事件性报道的写作规律, 所不同的是, 作者没有拘泥于刻板单调的事件陈述, 而是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赋予文学手法的阐述, 如说赵志平不满足做一名普通的修理工, 而是要干一番“大事业”, 说赵找到的几个帮手, 都“胆子大”“聪明”“平时缺钱花”。在对赵志平等人实施的演练过程中, 作者进行了详细描述, 如第一次演练实施了哪些内容、发现了哪些问题, 于是有了第二次演练;第二次演练又发现了哪些问题, 于是又有了第三次, 也就是最后一次演练。绑匪为实施绑架, 可谓计划周详、行动缜密, 直到最后一次演练碰上警察, 让人感到绑匪的行为滑稽可笑, 功亏一篑, 但嘲笑过后, 读者不禁捏一把汗——如果没发生这样的巧合, 岂不要有无辜的人遭难。从这起新闻的表象看, 这只是一起偶然事件——一伙企图实施绑架的人, 在实施最后一次演练时遭遇警察, 实施犯罪的计划落空, 但偶然的背后却蕴含着必然——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视角独特 人生悲壮 篇2

钟法权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

定价：32.00元

当前，我国的报告文学呈发展的态势，出现了一批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但总体上说，能传世的精品还不多，与国外相比，与日新月异的其他文体相比，与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对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特质，也是经过了许多年的争论，不断地明晰起来的。记实性是它的生命——绝不允许虚构与编造，同时，丰富多彩的文学手段给这种文体插上腾飞的翅膀，使它能在大众中广泛传播。但是，它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探寻。

2012年的 2月，我在海南参加一场文学研讨会，得以结识钟法权。这是一位很朴实、很真诚的军旅作家。他的许多作品在全军获过奖。他告诉我写了一部关于陈独秀的报告文学，希望我提些意见。6月，我就收到了这部30万字的作品。读后，收益颇丰！

凡从事科研与文学创造的人都深有体会，题材有时会决定成败！法权写陈独秀，是把自己推向了一条艰难的小路上。

首先，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认为他是一棵独立的大树，是知识分子效法的榜样；有人认为他是不值一提的小草，党史赫然在目写着他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解读。况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有许多史实不断披露出来，人们衡量对错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陈独秀是一个动态！此时写他，怕难有更多的认同！

其次，写陈独秀的各种作品汗牛充栋，要想写出新意，也须颇费心思！

然而，作家知难而上，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不仅写出了一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同时，也写活了另一个人们并不熟知的邓燮康，可谓一石双鸟！

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比如，在结构上，采用了类似电影“分镜头”的写法，使“陈”与“邓”的事迹交错展现，避免了行文的沉闷而显得潇洒自如；其次，有许多生动的细节描绘，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再如，在叙述的过程中，配以精彩的画龙点睛的议论，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内涵……这些都是值得进行专题研究的。

我以为，作品最成功之处，是选择了独特的视角。

第一，作家对陈独秀采用了平视。既不是仰视（盲目地吹捧与夸大其词）也不是俯瞰（任意贬斥人物），而是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事件的真实情境，让我们面对面地看清了一个并非经过化装的人。

作品给我们展现的陈独秀，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这正是作家创作的成功之处。一方面他有自己的理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有民主、人人享受自由的国度，另一方面，他又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因此他无法找到实现理想世界的正确道路；一方面，他坚持操守，对共产党不检查，对国民党不妥协，对托派不支持，对胡适不回应。作品中写他给刘海粟的题字“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实在是“夫子自道”，是他个性的真实写照。作家放开笔墨写他的倔强：如他宁愿放弃救济，也不改杨鲁丞的稿子；宁可不出书，也不同意陈立夫改书名；已经到了断顿的情况下，也决不接受三千元的捐款。中国知识分子那种传统的傲骨，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在陈独秀的身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作品所表现的这种志向，对今天的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的百姓，都是极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他在现实的重压下也不能不低头，也不得不接受别人的馈赠，出席各种各样人的宴席，而解馋是唯一的目的。他表面上喜欢安静，内心里因寂寞而苦闷；他嘴上说不谈政治，心中常想当年叱咤风云的情景。陶渊明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情怀在他身上又重复出现了 ！

陈独秀有独立的人格，有着孤傲的个性，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有如此丰厚的学识，如果他去进行文学研究，一定能成为一代杰出的国学大师，但他却选择了他并非强项的政治斗争，从而落得悲惨的境地。换言之，作品给我们昭示的，陈独秀不过是秀才造反，难成正果。他的结局，是时代的悲剧？命运的悲剧？还是个性的悲剧？需后人深思！

由于这篇报告文学采用了平视，使人物恢复了原来的面貌，也使我们得以近距离地看清楚一个现代史上真实的风云人物。

第二，作品对史实进行了巧妙的节选，即把关注的目标放在了人物在江津度过的最后岁月。这个审视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也是极有成效的。因为：一，如果全面地写人物一生的经历，势必拉长篇幅，要收集更多的资料，并一一进行考证，写作势必耗费更大的精力。二，陈独秀的许多事情都写入了很多作品，再写只能有重复之嫌。三，此时的陈独秀已不是当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猛烈的攻击文字时的意气风发了，也不是当总书记时的风光无限，此时的他风烛残年，身陷重重困境。人在艰难时刻，最能显示真实的自我。因此作家的视点落在这一时段，是十分巧妙的。

提高教学质量的独特视角 篇3

教学质量是高校生命线, 人们不断地进行着探索, 田光教授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9年第7期上的“有限次博弈与组织约束的效能”一文, 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文章分析了一个悖论及其消解途径, 挂牌上课制度本意在于提高教学质量, 但具有经济人性质的学生未必欢迎优秀者, 他们会选择业务虽差但容易过关的教师。为了克服这个矛盾, 作者又提出了轮流挂牌上课制度, 它对应的是连续挂牌上课, 是使教师竞争上岗和避免学生机会主义行为副作用的理想机制, 其中体现的是有限次博弈思想。

文章闪耀着独立思考的诸多亮点。首先, 把博弈论应用于教学制度改革分析。相对于学生打分制和教师评优制, 轮流挂牌上课制度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趋利避害, 而达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师生之间博弈关系的确认和分析。其次, 文章认为是有限次博弈、而不是无限次博弈才是教师能够择优上岗的最佳选择。一般情况下, 无限次博弈更加有利于合作的推进, 但在师生之间如果采取无限次博弈, 教师连续挂牌上课, 理性的学生就不会选择要求严格的老师, 结果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不正常现象。若在不同教师之间实行轮流挂牌上课, 一个教师的教学任务有时来自学生的选择, 有时来自教研室的任务分配, 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 这里体现的是有限次博弈思想, 这种分析是独具匠心的。

总之, 这篇文章观点新颖, 以博弈论所设计的教学管理制度也切实可行, 所以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独特的视角　动人的歌谣 篇4

同是“欢迎”，空泛地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则俗而又俗，让人索然寡味。听《北京欢迎你》则感觉亲切而温馨。“我家”成为了北京的符号，成为了中国人的具体代表。于是“我家”也成为了歌词创作的一个焦点，成为了所有情感抒发的起点。

歌词对“我家”从不同角度进行强调，写出“我家”的各种特点，同时也对“我家”进行取舍和浓缩，以独到的想像抓住一点或一个局部加以集中描写或延伸放大。比如，“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既是画面感很强的艺术瞬间，又是抽象性很强的概括体现，它充分地表达出“我家”的好客传统；再如，“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犹如一个热情的北京人在娓娓叙述，字里行间充溢着快乐、友好，它既是对“我家”特点的一个叙述性交代，也是对“我家”未来的一种自信设想。这种对“我家”的艺术处理，是以一点观全面，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它写出了北京展示给世界人民的精神风貌，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地朋友的真诚欢迎，给歌词带来了丰富的表现力。

《北京欢迎你》的语言形式也值得称道。歌词生动灵活、简明朴实，富有大众性、生活味，不经意间便打动人心。这种“朴实制胜”的风格于我们的写作同样有着启发意义。

歌曲主要部分都是短句，句式也相对整齐，属典型的歌谣体形式。“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气息改变情味不变，茶香飘满情谊”，短短四句，情景交融，细节鲜明，情感传达具有浓浓的生活味，突出了“北京欢迎你”这一主题。“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简短的句子，凝练的音乐语言，节奏相对固定而又沉着有力、铿锵激昂，传达出中国人民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

“北京欢迎你”作为主旨句在歌词中反复出现，起到了强化渲染作用；同时，它作为领起句，使章节呈现出一种重章叠唱的形式，而这恰恰是《诗经》以来最常见的民歌手法之一。“北京欢迎你”领起的段落在歌词中间隔反复，以不断复述的方式将北京人的热忱作了充分的表达。這里，“反复”实际上起着深化语意、传递情感的作用，构成了特定的情感氛围，使歌曲既整齐有序又回环起伏，给听众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

从独特的视角看上海往事 篇5

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1937—2006）是美国汉学家、西方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多年担任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还担任过美国历史学家学会会长、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魏斐德著作颇丰，像《洪业——清朝开国史》《中国帝制的衰落》在中国史学界很有影响，也有很多中国读者。他的“上海三部曲”分别是《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和《红星照耀上海城——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1942—1952》，前两本2003年和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过中译本，2011年人民出版社将三书中文本合为“上海三部曲”出版。魏斐德说他的著述“要确立一种相关性和连续性——晚清改革、国民党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间的联系”。三部曲合出从某种程度实现了他的遗愿。

魏斐德认为：“20世纪中国经历了至少三次革命。第一次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军阀统治的共和国。第二次是1927年的革命，国民党统一了中国南部，与共产党分裂，建立了以蒋介石为主席的一党统治的共和国。第三次革命发生在1949年，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统一了大陆，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人民共和国。”“上海三部曲”写到的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经历了后两次革命，这三四十年是中国天翻地覆的时代，这期间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也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变：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孤岛时期的活动、1945年上海光复、蒋经国“打老虎”、直到1949年解放军走上南京路……上海也是一个国际风云际会的地方，这一时期，世界列强都在这里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进行着明里暗里的较量，上海发生的大事情都不无外国的影响，有租界的美英法日自不待说，苏联也争先恐后，蒋介石在他1956年写成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就说，苏联派驻中国的使领馆和贸易机构都是其部署间谍组织、指挥中共“颠覆我国家的机关”。“上海的苏俄领事馆不仅成为中共对日军特务机关的联络处，并且代表莫斯科给予汪伪组织以鼓励和支持”。“上海三部曲”虽然以警察为主题，但读者从这一角度看到的是警察职能涉及的社会方方面面，从上海这一个点看到是那个时代云谲波诡的世界大场面。

优秀历史著作离不开史料，尤其是完整的档案，魏斐德先生通晓多门语言，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查阅了有关中国和上海的大量史料，特别重要的是他阅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的上海公共租界警备处政治部的全部档案。档案内容极为丰富，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细致到记录了公共租界内外的每一起案件，包括对案发现场的勘查、中国暗杀队成员的口供等等。据魏斐德记述，这批档案在1949年国民党从上海败退前夕被美国人秘密搜走，带到台湾，美国情报机关在那里对档案进行了仔细审阅，最后转移到华盛顿，并被秘密存放起来。在事情发生地的上海已没有华盛顿所存这样完整的档案，战争、政治运动，散失、甚至是故意销毁，上海现存的工部局档案相对零散。仅从史料来源来看，魏斐德的三部曲就非常难能可贵。

“上海三部曲”以时间为序，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

《上海警察》写的是1927年以后的十年。说到时代背景时，书中写道：“上海到1927年时已成为那些占据中国沿海进行国际贸易的西方世界的一种象征。上海的犯罪问题应该根源于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个城市的法制不健全，归根到底与外国租界中的治外法权直接相关。”这个时候的上海，市民生活在四种不同的统治制度下，分布于五个不同的城区，要想建立有效的法制非常不易。作者认为，上海的犯罪和动乱并不是国民政府统治后才严重的，而是缘于上海转型为一个拥有现代设施和娱乐业（电影、酒店、妓院和娱乐中心）的城市，娱乐业又在外国租界的庇护下，使大众文化面目全非，犯罪也更加猖獗。“欧风美雨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上海的中国居民丧失了廉耻，沾染了赌博、吸毒、卖淫以及各种恶习。”

在概述了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起源后，作者着重评述了国民党在上海建立现代警察制度的努力。治理好中西交汇、华洋杂处的大城市上海对蒋介石政府十分重要，治理好这个城市，能为全国城市树立榜样，还能为收回租界提供强有力的理由，为国民政府建立国际形象。蒋介石说：“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即不能有头绪。”成立于1927年7月22日的上海公安局，自然成为国民政府为建立新秩序的主要机构之一。上海公安局刚成立时，曾表现出很强的革命的使命感，“一方面要收回国家主权，一方面试图证明中国能够着手组织与世界上最有效和最先进的警察力量相媲美的机构”。但在与多种政治力量的对抗与合作中，在日本的巨大军事压力下，上海市政府及公安局的努力以失敗告终。魏斐德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国民党自身，国民党要以专制和暴力对付共产党和其他国内异己政治力量，要应对租界当局及其背后列强的要求；在反对毒品走私的同时又要靠毒品走私获取金钱以应付“剿共”之需。国民政府及其警察机构自定法规又自违其法，既是警察，又是罪犯，失败是必然。

1937年被日本赶出上海城时，国民党“在城市的现代化管理和对租界的主权这两方面全都失败”。研究民国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将国民党这十年对中国的统治概括为“流产的革命”甚为贴切，上海亦然。

书中对此期与警察相关的毒品、娼妓等行业，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物，顾顺章叛变和中共对叛徒的惩处等事件都有详尽的记述和独到的分析，既能了解历史的全貌，又能知道历史的细节。

第二部《上海歹土》写“孤岛时期”。1937年的上海是人口仅次于柏林、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和莫斯科的国际大都会。上海也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个陷入战火的大城市。这年11月，中国军队在牺牲了30万官兵后退出上海，日军占领了除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的上海城。从这时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多时间，是上海极为特殊的“孤岛”时期。虽然有表面上反常的经济繁荣，但上海如战时里斯本或卡萨布兰卡一样，成为各国情报人员汇聚的避风港，这个城市也成了中国恐怖活动的中心。爱国者与汉奸之间、国民党特务与日伪军警宪特之间相互暗杀，其手段残酷异常，市中心在光天化日下刀光剑影、血肉横飞。被暗杀的有部长、市长、军长、青邦大亨、银行专员，暗杀手段有刀砍、枪击、机枪扫、炸弹炸……政治恐怖活动与暴力犯罪纠缠在一起。魏斐德因此把此期的上海看作“歹土”（badlands），并以此作为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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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析说，这时的上海有六个方面的争夺，西方列强与日本争夺在中国的利益，列强与中国政权有关治外法权的争论，日本与英美围绕公共租界工部局权力的斗争，日军与国民党游击队在上海郊区的战斗，上海黑社会与新来的台湾、高丽帮会为控制本市流氓的争斗，国民政府特工与伪政权对于银行、报纸、法庭等控制权的角逐。并认为这六个方面是最基本的斗争，也是最为混乱的搏斗。作者对土肥原贤二为首的日本特务机关、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上海伪警察的行为方式及其之间的关系都有详尽的记述。

按作者分析，当时上海在爱国旗号下从事刺杀活动的人，并不一定都具有崇高的爱国情怀，失业、爱国、友情、贫穷都有可能是一个人成为杀手的动机，有的人去扔炸弹、搞暗杀，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一点点钱。

这时的上海是一个邪恶和暴力的城市，是富裕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并存的城市，是轮盘赌的轮子飞旋、枪声频频和乞讨声充斥各处的城市……“地狱上的天堂”是这个城市的定义。日伪警察和租界巡捕都无法控制城市的混乱。整个城市血雨腥风、凶残暴虐，远非今日抗日神剧、谍战大片中的男欢女爱、灯红酒绿，编剧导演们要是多看看《上海歹土》这样扎实的史书，大概不会胡编乱造到如此程度。

无休无止的恐怖对市民造成了极大的毒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将其“新秩序”强加给所有的上海人后，实际上并未发生市民起义和公开对抗。魏斐德认为这之前恐怖活动的后果是：“日军得以在1942年至1945年期间，轻易夺取和统治中国的这一最大城市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1937年至1941年间给该城造成巨大创伤和各种骚乱。人们日益厌倦和谨慎……日本人之所以能够稳固地统治上海，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在政治上有多能干，而是因为该城的中国人在心理上崩溃了。”

《红星照耀上海城》从日伪统治整个上海写到的国共两个政权变更之际。

书中写道：“汪精卫的傀儡政权显然夺回了对整个上海城的国家主权，但所付出的代价是腐败的泛滥和与实际掌权的日本人的进一步的合作。”在日伪统治下，“所有的活动都须由法律来定性，并属于警察管辖范围”。日本人在上海建立了严格的户口和保甲制度，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统计人口，不如说更是为了控制社会”。

1945年秋天，國民党军队像18年前那样又进入了上海城，同来的还有英美军队。外国记者描写道：“日本人不见了。他们的大使馆关闭了。他们会滚蛋：日本人滚回日本！美国青年、英国青年、上海姑娘们，加油吧！他们在加油。每一家夜总会都客满。生活从天亮开始，永不衰落。”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大捞房子、车子、条子（金条）、票子、女子。戴笠的手下也这样，上海的正规警察也同样卷了进去。“罪行并没有远离这个完全属于中国人的城市。”

1947年后，在共产党的军事压力下，国民党的统治者愈加恐怖，保密局头子、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的口号是：上海有一千条马路，我有一千个特务。

在胜利的炮火中，解放军进城了。“欢呼雀跃、轻松舞蹈的学生们在大街上扭着秧歌，欢迎毛泽东的人马，犹如当年另一代人欢迎蒋介石的人马一样。整个景象就如带有马克思主义烙印的好莱坞电影的翻版。”外国人这样描述。

同样是新政权，为什么国民党的两次接管都失败了，而1949年后共产党却成功了？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其实共产党对上海、对上海警察的渗透早就开始了，“隐藏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是多年的策略。

对城市治理和尤其是公安领域里，魏斐德认为，胜利者的卓越成就起码应归于六个方面的因素：对接管周密谨慎的准备，其中包括对上海社会一切层面的渗透；行政管理上速度与充分程度；吸收经过再教育的现在执法人员；维持公共秩序并迅速摧毁国民党残存武装和潜伏人员；在居民委员会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建立新的安全系统；发动群众，反对敌对分子和间谍。

五年内，新政权控制了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难民问题并扫除了上海积存多年的社会毒瘤和不法现象，同时还加强了对城市的控制。魏斐德说，中国共产党如此高速地取得了成功。

魏斐德先生对上海满含深情，生前曾无数次来上海，作为明清史学家，他常被问到，他的视线为何转向了近现代的上海，他曾用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的往事作答：“1974年，我随访华代表团抵上海住在锦江饭店。晚上，当我从锦江饭店的客房向外眺望，看到的却是黑朦朦的一片——70年代初的上海跟如今是两回事。城市的昏暗照明和它夜晚的萧条，覆盖着它已往的惊心动魄。我内心感到一阵冲动：我要穿透这座城市昏暗低调的层面，揭示它已往的不凡，可以说这是我写上海历史的最初灵感之一。”

在魏斐德认识和解读上海的这些时光里，这个城市巨变，如书的序言所写：“如今，上海已是一个超级国际后现代的巨型都市。全城到处可见的是，高高耸立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上的巨幅高清屏幕，它们昼夜不停地打出各种商品广告，以诱人购物的缤纷图像和色彩，展示着物质世界不可抵挡的魅力；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海中，多是来自各地的青壮年民众，整个都市在人气和物欲的汹涌中前行。”魏斐德又成了这一变迁的见证人和思考者。在全书结尾，魏斐德写道：“1976年毛泽东去世，改革的曙光照耀了上海城。这个曾经是文革激进主义的温床——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地——的上海城，此刻迫不及待地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我们似乎又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哪怕仅仅是从人们对打麻将、转赌盘、证券交易所的热衷和对酒吧、舞厅靡靡之音的恋旧来看；哪怕仅从屡见不鲜的腐败和普遍的信用危机、从孤注一掷和一夜暴富的时代特点来看，都是如此。世事转盘似乎绕了一圈，上海城似呈现出来某种历史的延续性……”

读到这里，在回望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进步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忽视了什么？这是这位历史学家留给中国人的又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