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循环经济立法（共8篇）
中国循环经济立法 篇1
日本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此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但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间的矛盾也使得日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足尾矿毒事件、四日市大型石化工厂污染事件、“痛痛病”事件等[1]。这使得日本开始反思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努力改变对环境产生破坏的原有发展方式,提高对资源的使用效率,无浪费地使用资源。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从此便应运而生,并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保证其贯彻执行。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和遭遇到的问题与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要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日本所积累的发展循环经济的立法经验为中国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价值。
一、日本循环经济立法的实践考察
构成日本循环型社会内容的主要是法律体系。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对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的国家,其立法目标是建立一个资源“循环型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实行的是环境保护末端治理的战略思路,80年代以后转向从生产和消费源头防止污染的“管端预防”,实现了发展战略和思路的一次突破,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传统经济流程并无根本的改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提出循环经济理念,实现了发展战略和思路的二次突破。1993年,以《公害对策基本法》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和国际协调为新的理念,制定了《环境基本法》,2000年又通过了《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目的是使保护环境的工作更加具体化,从生产到废弃的全过程中,提倡和促进物资的有效利用和循环使用,减少废弃物,减轻环境负荷,在具体实施方面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形成了基本法统率综合法和专项法的循环经济立法模式。即以《环境基本法》和《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为循环经济基本法;以《废弃物处理法》和《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为综合法;以《特种家用机器循环法》、《建筑材料循环法》、《容器包装物分类收集循环法》、《食品回收法》以及《绿色采购法》等为专项法。这种多层次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在内容上主要体现为以下特征:
1.合理分担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必须明确政府、企业和公众各自所要承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使其公平合理地履行各自的义务。首先,政府除了要承担制定政策措施的责任外,更重要的还要承担财政支持上的责任。要建设循环型社会,政府的财政援助是不可缺少的,日本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预算2001年为4 214亿日元,2002年达3 988亿日元。除了政府提供直接的资金援助外,对能源的合理使用和再生资源的利用以及为了推动资源回收购买设备、技术开发等,则由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给予优惠利率的政策性贷款。其次,在企业责任中贯彻了“预防为主、防治综合、综合治理、污染者负担责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等原则。要求企业在经营中采取必要措施,抑制原材料、产品和容器变成废弃物;当它们成为可循环资源时,由企业负担费用进行适当的循环;当其不能循环使用时进行适当处置。最后,公众的责任是要抑制产品变成废弃物,尽量循环使用并适当处置废弃产品,由于对于公众的这些要求并不能通过强制性规定予以做出,所以在法律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宣誓性的号召,并通过向消费者课征保护环境税(1)的方式,由公众间接地承担责任。
2.适当运用经济手段,配合健全的法律制度。法律仅仅是制度上的保证,虽然法制观念得到大家认可,但是仅有法律制度的保障是不够的,还需要创造激励机制,其中,经济杠杆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手段。例如,在日本对于垃圾的处理常常是要向公众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的。虽然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当对垃圾的收集、运输、处置承担责任。但是,随着废弃物的增加,由受益者适当地承担一定的费用也是符合公平原则的,特别是通过对废弃物的有偿处理,对减少废弃物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另外,日本的一些地区还采用了征收工业废弃物税的办法来减少污染。
3.发动国民,积极鼓励公众参与循环经济建设。为了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活动方式,日本政府积极鼓励全民参与循环经济建设。如,日本政府在其政府采购中按照《绿色采购法》优先购买环境负荷小的产品,尽管绿色产品往往价格较高,但对于促进“购买绿色”为目标的企业、行政机构、消费者团体组成的“购买绿色网络”活动给予了积极支持。有利于民众改变生活方式,减少一次性商品的使用。此外,日本还实行了一种称为“环境顾问”的制度,即对环境保护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专家经过环境省审查以后授予“环境顾问”资格(2),专门负责对企业和市民提供环境保护方面的指导。
4.按照生态经济学对各个领域实行全盘考虑。生态学是循环经济立法的实践基础[2]。日本循环经济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肉类、生态系统与自然系统结合起来考虑,从全国范围内规范全方位的社会经济生活,包括各行业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以及处理等各个阶段,确保社会物资循环。抑制天然资源消耗,减轻环境负荷,这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它是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5.以科技和教育为后盾,加强技术研发和普及循环经济知识。在《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通过的第二年,日本环境科学研究的重点就放在零垃圾和资源循环型技术的研究上,由国家来承担促进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科技发展任务,包括制定与完善可循环资源的循环和处置造成环境负荷程度的评价方法,研究开发抑制产品变成废弃物的技术以及对可循环资源进行适当循环和处置的技术。循环型社会的建立还需要通过教育,普及循环经济知识,得到全社会的理解与配合。日本政府对当地中小学开展保护环境的活动给予援助(3),包括在人才和资金方面的援助,另外对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NGO,一方面提供信息(4),另一方面建立“地球环境基金”给予资金援助。
二、中国循环经济立法考察
中国环境保护工作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环境保护经历了一系列战略观念与思想的重大转变[3]。与循环经济相关的立法实践活动也逐步朝着从最初强调“末端治理污染”到“污染预防型”立法再向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全局思想转变。因此,循环经济的立法活动按此标准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3年—20世纪80年代末)。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中就提出了努力改革生产工艺,不产生或少产生废气、废水、废渣;消除冒、滴、漏;提出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防治工业污染的方针。在20世纪80年代初,又明确提出技术改造是消除“三废”的根本途径。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决定》,要求把对“三废”的治理、综合利用和技术改造结合起来,并采用能够使资源、能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产品,污染物排放少的工艺替代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工艺;采用无污染、少污染、低噪音,节约能源、资源的新设备,替代那些严重污染环境,浪费资源、能源的设备;采用无毒、无害、低毒、低害原料替代有毒、有害原料;采用合理的产品结构,发展对环境无污染、少污染的产品,搞好产品的设计,使其达到环境保护的要求。在多年的工业生产实践中取得了许多可贵的经验。
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现在)。这一阶段始于1989年颁布并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强调“新建工业企业和现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应当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设备和工艺,采用经济合理的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在此之后,中国又陆续颁布出台一系列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水土保持法》(1991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6年)、《节约能源法》(1998年)、《清洁生产促进法》(2003年)、《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2004年)、《可再生能源法》(2005年)以及包装法等专项法也已列入国家的立法计划之中。国家关于制定综合性的循环经济法已进入论证阶段,2006年11月14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上,《循环经济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对外公布,这表明中国在制定《循环经济法》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4]。此外,地方循环经济的立法进程也逐步加快。目前,陕西、辽宁、江苏、太原、深圳等省、市也先后制定了清洁生产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为中国全面推行循环经济奠定了基础[5]。
目前中国的循环经济立法虽然数量不少,但同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立法相比,还处于从理念到实践的发展之中,甚至带有明显的早期性特征,与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它们并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循环经济立法。在第一个阶段,资源综合利用只是作为一种污染治理的方法,体现的仍是“末端治理”的应对思想,同循环经济首先从源头减少污染产生的“污染预防”有本质不同;而第二阶段的立法虽较多地体现了循环经济理念,甚至在立法中明确提到了“循环经济”(5),但清洁生产、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只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一部分,且实施效果也并不理想。目前,中国现有循环经济立法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重大理论问题未取得突破,影响立法进程。
目前矛盾较为集中的是循环经济法的法律定位不准确、循环经济立法的模式不清楚、体系结构与现有立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循环经济立法的价值判断、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等需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2.核心制度缺乏,致使立法流于形式。
现有立法多停留在宣示国家政策的宏观层面,口号式的提倡过多,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定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循环经济的核心制度,如强制回收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财政金融制度、技术支持制度等,因缺乏实施机制而流于形式,法律的刚性明显不足。
3.立法质量从总体上看不够高。
不少法律条款过于原则、模糊,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有的法律之间还存在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现象,使得执法机关和公民、法人无所适从。
4.立法空白多。
现有立法主要局限在工业领域,局限在城市且配套性较差。宏观上缺乏从循环经济发展的整体高度进行全盘指导上的立法,微观上少有将循环经济在具体领域的制度落到实处的配套法规。
5.公众参与明显不足。
现有立法仍局限于依靠政府、依靠管制型行政方式来实现循环经济的立法目的。在提供公众参与的途径、给予公众参与的保障、激发公众参与的机制等问题的考虑上仍然不足。
三、日本循环经济立法实践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日本循环经济立法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循环经济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必须通过法律予以干预和引导才能保障其最终得以落实。中国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充分借鉴和吸取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立法之路。日本循环经济立法对于我们的最大启示就在于日本循环经济立法采取了基本法统率综合法和专项法的立法模式。通过本文第二部分的介绍,我们得知目前中国循环经济的综合法和专项法并不缺失,只不过需要在立法实践中予以不断完善和改进。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制定《循环经济法》,该法出台的意义不仅已被日本等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所证明,而且更在于中国政治层面和立法技术层面都强烈呼唤一部综合调整循环经济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循环经济法》尽快出台。从政治层面看,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涉及到经济、环保和社会等领域的重大变革,因此迫切需要在上层建筑的法律领域也进行一次重大的变革。即客观上需要一部能够统揽全局、具有综合性质的循环经济基本法,运用权威的法律手段支撑、保障和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从立法技术的层面看,中国虽然制定了一些与循环经济有关的法律法规,但是至今还缺少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层次系统综合的调整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规范[6]。这些法律法规受制于各自法律定位的限制,无法发挥从全局的高度整体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使命。发展循环经济,涉及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等诸多领域,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环境治理方式以及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大变革,迫切需要国家立法机关在总结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整合现行的法律措施,制定具有综合法性质的循环经济法律,而不能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暂缓循环经济法的出台[7]。
总之,日本循环经济立法实践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在立法的目标、理念上借鉴,准确定位中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二是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学习、引进其成熟的立法经验,不断补充完善中国现行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做到洋为中用,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
(一)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日本《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是确立了“排放者责任”和“扩大生产者责任”这两项原则[8],但是日本已经处于了后工业时代,其资源利用的效率较高,对于前端的减量化(Reduce)的开发潜力较小,因此,日本的立法更侧重于资源的重复利用和再生利用。而中国的循环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在立法时就应当结合中国实际,对这三个阶段(6)给以同样重视。所以,中国《循环经济基本法》的立法目标和基本原则也应更具综合性和全面性。
1. 责任合理分担原则。
该原则是指在循环经济立法中应当明确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三者之间的责任,各自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生产者的责任就是确定生产者对其所生产的产品承担终端环境法律责任;消费者责任就是消费者在循环经济体系中承担清洁生产责任、生活清洁责任和环境法律责任要求;政府责任就是政府应该在循环经济发展中起到引导和规范作用,应该为一国循环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终端环境承担责任(7)。因此,该原则除了包括“排放者责任”和“扩大生产者责任”原则的含义之外,在中国还被赋予了其更多的内涵。
2. 科学计划原则。
科学计划是实现循环经济的首要措施。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计划主要包括城市计划、村镇计划、土地计划、森林计划、污染防治计划、城市环境质量控制计划、自然生态保护与环境保护科技发展计划等等。科学的规划可以克服经济发展过程的片面性,克服市场失灵的缺陷,保证环境保护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综合平衡,发挥规划的指导作用和宏观调控作用。在循环经济立法中必须强调建立循环型社会计划的重要性,规定循环经济发展计划与其他国家计划的关系,其他国家计划应以建立可循环社会的基本计划为基础。
3. 资源化原则。
该原则是指产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应尽可能多地重复利用或资源化,实现废物的减量化和无害化。根据这项原则,在循环经济立法中应当将实现产品的资源化和重复利用作为循环经济各项法律制度设计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例如,规定废旧塑料、金属、玻璃回收后应尽量重新入炉制成新制品;废纸制品被回收后可以制成纸浆;农业和城镇生活废弃物根据其特性可以堆肥、生产沼气等。
4. 风险防范原则。
风险防范原则要求克服因为科学不确定性导致不行动的做法[9]。简单地说就是坚持“防患于未然”的思想。此原则是针对环境恶化结果发生的滞后性和不可逆转性的特点而提出来的,该原则虽然在现行一些环境立法中有所体现(8),但在其具体内涵和要求上与我们这里所说的风险防范仍存在一定差距。循环经济立法时,应当按照风险防范原则的要求,规定经济开发项目的实施人或所有者、新技术的开发者、使用者或所有者应当承担环境风险。其表现为:当事人在向国家有关机关申请许可时、在行政机关进行执法活动时、在遭到公众投诉指控时都要能证明其项目符合环保的要求和标准。该原则还要求国家在循环经济立法中,重视运用经济刺激的手段使环境风险降至最低,如:建立环境风险防范保证金等制度。
(二)循环经济法的主要法律制度及措施
1. 循环经济法中的基本法律制度。
该部分制度起着统领整个循环经济法各项具体制度的作用,主要对于对事关发展循环经济全局的重大事项进行规定。其内容应当包括:立法目的、发展循环经济的宗旨、循环经济的法律定义、法律适用范围、管理体制、以及“循环型社会”、“废弃物”、“可循环资源”、“循环”、“再利用”、“再生利用”等基本定义。同时,还要确立国家循环经济政策目标,宣传国家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理念[10]。
2. 生产建设中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
贯彻节约优先的方针,针对在生产建设环节突出的资源浪费问题,应重点规定生产建设中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的一般要求[11],其主要制度应包括:(1)产品包装循环制度。日本的《容器包装循环法》是一部规定容器包装废弃物由事业者(9)循环处理的法律。其明确规定,如果特定事业者无法自行完成包装的再商品化,将委托给指定的其他机构来处理[12]。中国引入该项制度的目的就是通过导入市场竞争机制,使各生产厂家在削减处理垃圾成本和开发技术方面展开竞争,借助市场的力量达到循环利用资源的效果。(2)建设再生制度。日本《建设再生法》规定,建筑业的工程承包商有义务对建筑垃圾,尤其对拆迁工程中产生的钢筋、水泥和沥青等废弃物做分类处理。中国循环经济立法同样可以借鉴这一做法,规定建筑公司在施工前必须向工程所在地政府部门进行建筑垃圾预先登记,并在竣工之前尽可能地完成对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建成不产生废弃物的零污染工程。(3)绿色设计与制造制度。首先,循环经济立法要引导产品开发侧重于绿色设计,优化设计方案,达到投入资源总量最小化、种类数和有毒有害物最少化。使产品开发逐渐向生态化、小型化、轻便化和集成化方向发展。其次,企业生产必须侧重绿色制造。产品生产环节尽可能考虑材料使用少、对人及环境无害或少害、生产和使用过程低(零)排放、易回收和再资源化等相关问题。(4)环境标志制度。环境标志是贴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宣传环境品质或特征的用语或象征符号。环境标志标明产品从生产、使用以及回收处置的整个过程符合保护特定环境的要求,对生态环境无害或损害极小,有利于资源再生和回收利用。环境标志制度可以促使产品生产者将环保因素贯穿于整个商品生产过程,努力改变其产品的环保形象,生产出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产品。(5)企业环境公开发布制度。政府在公布城市环境质量的同时,建立企业环境表现公开制度,鼓励公众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还可以建立区域生态环境评估和监察制度,通过权威媒体向社会公布结果,促使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13]。
3. 流通消费中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
(1)家电循环利用制度。其立法目的是通过对特定家用电器的回收、利用,从而减少废弃物和提高资源使用率。该制度可规定消费者有义务尽量延长家用电器的使用时间;废弃时必须将该家电交给有关家电零售商店,并支付回收、运输和再商品化的有关费用;家电零售商有义务回收,并将回收的家电交给家电制造商;家电制造商有义务根据再商品化的标准,将回收的家电再商品化。(2)食品循环利用制度。其立法目的是减少食品废弃物的产生,促使食品循环资源的再生利用。该制度可规定浪费食品是违法行为,号召全社会杜绝浪费食品,要回收和利用食品垃圾,要求食品加工业、大型超市连锁店、宾馆、饭店等与农户签订合同,将不能食用的蔬菜下脚料等制成肥料,厨房垃圾也要制成肥料。这不仅可以减少城市的食品垃圾,同时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安全肥料。(3)汽车循环利用制度。其立法目的是通过将报废汽车的再资源化的规定,实现减少废弃物,合理处置废弃物和提高资源利用率的目标。汽车再资源化的具体内容是:对报废汽车的全部或部分实施再使用和再生利用,或者通过焚烧进行热回收;汽车生产厂家负有回收的责任,消费者负有承担回收费用的责任。
4. 发展循环经济的激励性法律制度。
(1)政府环保援助制度。该制度就是要求政府将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项目列为重点领域,优先立项,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加大支持力度。同时,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要设立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用于鼓励和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例如,日本1993年的《促进能源等的使用合理化以及资源有效利用事业活动临时措施法》就规定对生产者进行的通过能源改进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事业、促进再生产品使用等事业给予新的政策性支援[14]。(2)税收倾斜制度。政府应当实行鼓励节约与惩罚浪费相结合的税收政策,对于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单位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和扶持。例如,对于企业购置节能、环保设备以提高资源利用率的行为,政府可尝试取消其消费型增值税;对使用无法回收利用的原材料、严重污染环境的消费品的行为,可将其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或征收较高的消费税[15]。在日本,自2000年《地方分权一揽子法》出台之后已有12个地方政府对产业废弃物设置了环境税[16]。(3)绿色采购制度。这一制度主要是针对国家机关在购买物品时,必须购买环保产品,同时负责向公众提供有关环保商品的信息。这样一来,许多企业纷纷看好环保产品的商机,就会出现生产销售环保产品的热潮。同时,由于政府都以身作则购买使用环保产品,这对于公众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引导和鼓励,最终也就提高了民众的环保意识和节约资源的积极性。
摘要：当前日本已经实现了循环经济法治化,而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循环经济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特别是循环经济法的缺失,难以运用权威的法律手段保障和引导循环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通过借鉴日本循环经济立法的成功经验,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构建循环经济法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激励支持等环节的特有法律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循环经济,立法考察,启示
循环经济立法的法经济学思考 篇2
[关键词]循环经济；立法；成本——效益
发展循环经济，创建节约型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选择，符合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循环经济的实施，只有在统一的社会规范和协调的法律体系下，才能把资源节约、经济质量、环境建设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保证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支持。
一、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背景分析
（一）循环经济的立法背景
所谓循环经济，是指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物质闭环流动性经济的简称。在法治社会，循环经济的推行和实现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和政策的支持，发展循环经济也需要法律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随着发展循环经济实践的推进，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也有必要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来落实。
（二）循环经济的立法状况
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单行法律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均对污染预防作了相应规定。2007年8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循环经济法（草案）》首次提交审议。这部从2005年7月启动立法程序，历时两年多充分调研、认真讨论和反复研究论证才成型的法律草案，以建立基本管理制度为核心，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做出了相关制度安排，成为我国循环经济立法进程中的重大突破。
二、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成本——效益”考量
（一）我国立法的非经济性
传统的法律观念注重的是秩序、公平、正义、自由、安全等法的基本价值。我国法学界对循环经济立法研究缺少成本、效益的比较和研究。由于缺乏对立法问题成本和效益严谨科学的分析，立法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也增加了许多无效的或者无意义的执法成本和守法成本，导致严重的权利滥用和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出现对法律和政府的信任危机，这就是立法的非经济性。
（二）经济学领域的成本——效益分析是通过比较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效益来评估项目价值的一种方法
成本——效益分析作为一种经济决策方法，将成本费用分析法运用于政府部門的计划决策之中，以寻求在投资决策上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
（三）循环经济立法的成本分析
循环经济立法既要考虑立法过程的成本，也要考虑该项立法在实施过程中的成本，还要考虑立法过程中的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并与可能获得的效益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
1.立法成本
循环经济法的立法成本是指循环经济法立法过程中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直接成本主要有：（1）为循环经济法立法者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即循环经济法立法者的工资、福利、办公用品以及维持其进行立法活动所必须的其他费用；（2）为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所支出的全部费用；（3）法律文本的费用。间接成本主要有：（1）为预备该法的实施所支付的全部费用；（2）为宣传、解释法律观点而支付的全部费用；（3）法律教育费用；（4）法律传播费用。通过上述对循环经济立法成本的构成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直接成本是制定循环经济法的必要成本，属于循环经济立法过程中的“不变成本”，即使循环经济法的效益为零，其必要成本仍然必不可少。而间接成本的支出并不是制定循环经济法必要的费用，它属于循环经济立法的非必要成本，是循环经济立法过程中的“可变成本”。我们要降低循环经济法立法成本，主要应对“可变成本”进行可能的必需性分析。
2.机会成本。法律的机会成本，也叫选择成本。是在特定的时空领域对某种社会关系运用某种法律手段或运用某种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放弃使用其它法律手段或法律规范而产生的效益差别和得失。借助守法成本与违法成本的比较，反映着法律的科学合理性，影响法律的实施成本和运行效率。通常，若违法的机会成本（法者放弃的守法收益）高，则法律易于实施；守法的机会成本（守法者放弃的违法收益）高，则法律难以实施。
3.边际成本。立法的边际成本是指法律投入在那些关键点上能达到的最小社会投入而获得最大的收益。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效益递减。这一规律也可运用于具体的法律制定中，按照边际成本规律，法律的供给在达到社会需求饱和状态之前，每增加制定和实施一项新的法律时，由于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及相互支持，其边际成本呈递减趋势。
（四）循环经济法运行的效益分析
法律在实际运行中可以产生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伦理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等不同的性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效益，循环经济法在运行实践中主要可以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1.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一个宏观概念，笔者认为法律的经济效益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内容：一指立法实施以后所带来的法律本身的经济效果，它是可以度量的；二指通过法律运行所带来的经济系统各项发展指标的积极变化。分析立法的经济效益的意义在于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一个行为规则，减少投机取巧等机会主义行为；消除或减少经济活动中的“搭便车”行为保证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一致，提高经济效率；减少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经济活动的可预测性；增加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发生积极变化的可能性。
2.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是指为社会发展所作出的投入与努力和它们所产生的社会效能、利益之比。与经济效益相对应，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人民生活稳定、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平等这些方面。
3.生态效益。生态效益是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衡量效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是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在某项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可以是正值或负值。最常见的情况是，为了更多地获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给生态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此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正值，而生态效益却是负值。生态效益的好坏，涉及到全局和长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路径思考
（一）改革和完善循环经济立法体制
就我国目前的立法实践活动而言，要实现科学立法，必须有相应的体制保障。第一，明确各级立法主体的权限。避免以部门为单位确定立法主体的模式，而应根据具体立法项目的需要，由政府牵头组织相关部门联合立法。第二，改革现行循环经济立法的起草模式。在立法过程中重视发挥专家和学者的作用，他们在立法活动中所保持的中立性，有助于克服立法者对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无限追求，有效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效益，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立法的社会效益。
（二）科学运用立法技术提高立法效益
科学安排循环经济立法项目，优化立法资源配置。从国内外环境立法情况看，立法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環境保护和经济管理机关希望运用立法手段解决市场失灵、加强干预的结果。实践表明，这往往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使循环经济立法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因此倡导立法的谦抑性非常必要。
把握立法时机，增进立法效益。在确定重大立法项目时，必须先对制定和执行这部法律所花费用和可能得到的效益进行分析，比较预期法律成本和立法效益，当预期法律成本高于法律效益时，应暂缓立法；当预期法律成本低于立法效益时，宜于立法。
（三）引入循环经济立法成本控制机制
在循环经济立法活动中应坚持以下标准，以达到控制立法成本的目的。
第一，坚持法律统一原则。在确定立法项目时，立法者应对已有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整理，考察其实施效果，对制定新法的必要性及其与现有法律规范衔接进行充分论证，对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的不统一现象及时上报立法监督机构处理。
第二，确定合理的调控目标和规制范围。法律不是免费的“午餐”，可以无限量提供而不考虑其成本和效益。循环经济法在调控广度上，要解决与其相关法律尤其是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界限。总体上说来，循环经济法的运行成本要高于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运行成本，因此循环经济法过多地干涉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内容，必然导致法律运行社会成本的增加。
第三，强化成本控制措施。要降低循环经济立法成本，主要应围绕“可变成本”做文章，如何选择科学合理的立法方案和表决方式，如何采取恰当的法律渊源作为循环经济法律规范的载体，如何优化循环经济立法资源的配置，将是降低循环经济立法可变成本的关键环节，应该成为我们开展节约循环经济立法成本工作的突破口。机会成本过高，必然增加获得收益的难度，风险也就越大。因此，势必要降低循环经济法的机会成本，使人们不受制于这份成本的压力而被拒之于法律之外。
立法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分配，分配得当，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分配不当，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法的建立必须要充分考虑立法工作的各项成本，在实施和运行过程中也要树立必要的效益意识，在人们社会生产活动中力求做到以最合理的成本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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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拟立法发展循环经济 篇3
在流通和消费领域循环经济方面,《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对商品过度包装等问题进行了规范,提出设计、生产、使用商品包装,应当优先选择使用易回收、易拆解、易降解、无毒无害或者低毒低害的材料,简化包装结构,减少包装材料的使用量和包装废物的生产量。禁止违反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强制性要求对产品进行过度包装。
在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方面,《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提出,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商务等部门制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发展规划,合理布局全省范围内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收集处置企业。鼓励通过以旧换新、押金等方式回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鼓励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参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进行回收和资源化利用。
此外,《条例(草案)》二次审议鼓励节能灯和电池的生产者使用无毒无害原料生产节能灯、电池;生产销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废旧节能灯、电池进行回收;销售者应当在其销售场所设置废旧节能灯、电池的回收容器。违反条例规定,节能灯、电池的生产销售者拒绝回收废旧节能灯、废旧电池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3 000元以上10 000元以下罚款。
浅议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及制度推行 篇4
一、循环经济的发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立法背景
循环经济, 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 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 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 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概念的提出源于人类对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1966年, 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宇宙飞船理论”1可以作为循环经济的早期代表。它要求一种新的发展观:改变过去那种“增长型”经济为“储备型”经济;改变传统的“消耗型经济”为“休养生息”的经济;改变“单程式”经济为“循环式”经济。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扩充, “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成为循环经济实际操作中的三大原则。它强调以循环发展模式替代传统的线性增长模式, 表现为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和“生产——消费———再循环”的模式, 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 最终达到以较小发展成本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目前, 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 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为发展循环经济, 制定一部适应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法》迫在眉睫。
我国制定《循环经济法》的基础已具备,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我国就开展了资源综合利用工作。80年代到90年代, 积极参与实施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动的清洁生产行动计划, 并制定了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规范性文件。进入21世纪, 循环经济发展工作得到强化。2002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清洁生产促进法》, 对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洁生产作了比较全面的规范。2005年,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 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政策依据。近年来, 国务院有关部门与各省、区、市和重点企业签订了能源节约、环境保护的目标责任书, 实施了重点节能和环保工程, 会同有关省市开展了循环经济试点工作。部分省、区、市制定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意见, 并编制了规划, 制定了实施方案。另外, 为配合循环经济法的制定工作, 目前, 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正在组织制定或修订有关配套法规和标准, 包括:《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考核规定》《包装物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关于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价格机制的意见》以及涉及节水、节地、节材、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废物回收与再利用、清洁生产等领域的有关标准。
二、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立法情况简介
《循环经济促进法》体现了“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公众参与、行业支撑”的立法原则, 重视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节约使用, 对重点行业明确提出严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节能减排约束性要求。在立法过程中, 立法委员和公众对包括生活的细节等问题予以充分关注, 期望引起我们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有清醒的认识。
1. 立法的目的更注重“促进”
在三审时, 本法由《循环经济法》修改为《循环经济促进法》, 主要考虑到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 法律内容较多的属于引导、促进的规定, 体现出循环经济立法的阶段性特征。为使法的名称与主要内容相衔接, 将本法的名称改为《循环经济促进法》。有人担心“促进”二字的增加使本来就内容比较空泛、可操作性较差的本法, 更加“名正言顺”地滑向“原则与简单”。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从我国实际情况看, 目前制定《循环经济法》确实有些超前, 但实现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个既迫切又复杂的过程, 需要法律进行宏观指导。基于此, 本法无论名称, 还是内容, 都明显倾向“粗一点, 原则一点”。那么, 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应放在:针对不同行业制定该法相应的细则和配套措施, 使之能很快在各行业得到适用。
2. 规范过度包装问题
很多物品在包装上耗费了太多的原材料, 使整个物品的可利用率降低, 造成资源严重浪费。对此, 《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单位和个人在设计产品包装物时, 必须执行产品包装标准, 防止过度包装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产品包装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从事工艺、设备、产品及包装物设计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按照节能降耗和削减污染物的要求, 优先选择易降解、易回收、易拆解、无毒、无害或者低毒、低害的材料和设计方案。这项规定比较明确和具体, 首先, 它对产品设计者、生产者的防止过度包装义务予以确认;其次, 对于产品包装的用材也进行规范;最后, 确认了产品包装的标准由有关单位规定。
但是, 对于这么细致的规定, 我们目前最大的担忧是执行不了。因为目前我国包装成本计入定价, 对包装成本和商品本身的成本没有一个比例的限制, 这就无法对包装物的成本进行一定限制。有人建议增加罚则或将一部分罚则细化, 这样可以明确处罚主体, 增加本法的可操作性。但是笔者则认为, 循环经济促进工作是难以穷尽的, 这部法目前所能做的是约束企业行为, 体现政府的政策导向, 具体到过度包装等很细小的问题, 在逐步解决的过程中, 应当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专门规定, 不可能在这部法律中详细规定。
3. 教科书等物品循环使用未写进本法
立法过程中有人认为, 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人手一册, 每学期换新的, 每年要砍900万棵大树才能满足中小学教科书的使用, 这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有立法委员建议增加“国家鼓励和推进教科书的循环使用”这一条。因为, 首先, 教科书的循环使用可以节约资源;其次, 教科书循环使用对孩子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让他们知道要爱惜资源;最后, 教科书循环使用是许多国家比较成熟的做法, 事实证明完全可行。在我国, 资源的重复利用应该不仅体现在教科书上, 其他印刷物也存在同样问题。
这种观点在立法中没有得到采纳, 因为目前教科书在我国循环使用, 是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儿。首先, 课本内容更新频繁。我国中小学校的教材每年在内容上都会有些细微变动, 而这些变动往往不提前公开;其次, 课本牵扯多方利益。对出版社来说, 如果推行教材重复利用, 无疑动了其生存之本。在我国, 仅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码洋2总额就在300亿元左右, 即便有一半的书循环使用, 出版社和发行部门也将减少150亿元的经营额。根据我们现实的情况, 经过利益权衡, 对于课本、教材等物品的循环利用, 目前还没有开展的土壤和条件。
4. 累进加价制度在水、电、气收费制度中的应用
关于国家对城市居民生活用电、气、自来水等资源性产品的使用, 本法规定:“国家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的价格政策, 引导单位和个人节约和合理使用水、电、气等资源性产品。”从大方向来讲, 运用价格杠杆来鼓励节约用水、用电, 这是一个趋势, 但是, 要明确“累进加价制度”在规范电、气、自来水等资源的使用现在看来很难, 虽然国家几次发文明令限时推广, 但是实践证明这个制度尚不成熟。累进加价收费制度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首先, 很难根据每户家庭的不同情况合理确定其用电、气、自来水的基数, 合理的累进加价幅度也难以确定;其次, 由于低收入水平的家庭对加价承受能力弱, 即使加价幅度不高, 也可能影响其基本生活;此外, 目前许多城市已实行用卡购电、购水、购气的办法, 从技术上很难做到按每户的不同基数累进加价收费。因此, 目前还不适宜在法律中规定, 并且从已经试点的城市来看, 这个措施的效果不明显。《循环经济促进法》鼓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降低单位GDP的资源消耗等, 对居民生活用电、用水, 还需要通过教育、鼓励、引导来提倡节约意识和习惯, 不宜在这部法中作过于硬性的限制性规定。
三、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内容突破
该法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主线, 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安排。
1. 坚持减量化优先原则
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一般侧重于废物再生利用, 而我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坚持了减量化优先的原则。这是因为我国现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 能耗、物耗过高, 资源浪费严重, 前端减量化的潜力很大。为了适应这一原则, 《循环经济促进法》还着力解决能耗高、污染重等影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对主要工业行业和重点企业, 明确提出节能减排的约束性要求;通过制定一系列激励政策, 支持和推动企业等有关主体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注重发挥政府、企业和公众以及行业协会等主体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积极性, 形成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整体合力。
2. 建立循环经济规划制度
循环经济规划是国家对循环经济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进行的安排和部署。《循环经济促进法》对循环经济规划制度作了规定。首先, 要求县级以上政府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等规划, 应当包括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容;其次, 规定了编制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程序, 同时明确提出规划应当包括资源产出率、废物再利用和资源化率等具体指标。
3. 确立总量调控制度
为推动地方和企业按照国家的要求, 根据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安排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 积极主动地采取节能、节地、节水、减排等循环经济措施。《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上级人民政府下达的本行政区域主要污染物排放、建设用地和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规划和调整本行政区域的产业结构,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并要求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 必须符合本行政区域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总量调控制度的安排对于防止资源浪费, 保护生态环境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4. 规范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在传统的法律领域, 产品的生产者只对产品本身的质量承担责任, 但现代生产者还应依法承担产品废弃后的回收、利用、处置等责任。生产者的责任已经从单纯的生产阶段、产品使用阶段逐步延伸到产品废弃后的回收、利用和处置阶段, 相应对其设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在《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得到了确立, 使更多的主体参与到循环经济建设中来。
5. 对重点企业实行重点管理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 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加工、化工、建材等主要工业行业资源消耗高、资源利用效率低、污染物排放量大, 其中的大企业在资源消耗中又占很大比重。为了保证节能减排的各项规划目标得以实现, 对重点行业的高耗能、高耗水企业进行重点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为此, 《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国家对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等行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用水量超过国家规定总量的重点企业, 实行能耗、水耗的重点监督管理制度”。抓住了这些重点企业, 就等于抓住了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的关键, 让这些企业, 特别是耗能高的大企业主动积极地进行自我生产方式的革新, 为循环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另外, 《循环经济促进法》强化产业政策的规范和引导, 并确立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这些措施体现了《循环经济促进法》的一些新的突破, 对于提倡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起到重要的指引作用。
四、循环经济对政府管理和企业经营的挑战
我国是政府主导型的国家, 循环经济的提倡和实施都需要政府用政策和制度予以引导, 在适用《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过程中, 政府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企业是循环经济制度的直接并且是最重要的参与者, 循环经济能否在我国得到普遍推广, 企业在其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因此, 发展循环经济口号的提出、《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 对政府和企业都带来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1. 政府引导《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
《循环经济法》不仅体现为一种公共管理的硬性约束工具, 更多体现为一种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激励机制。从有的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来看, 虽然措施不尽相同, 但政府的财政支持都是贯穿始终的。具体而言, 需要政府在产业政策、技术政策、消费政策、教育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 不仅需要强化法律的执行力, 更需要修正某些过时的发展理念和政绩考核机制。具体讲来, 首先, 政府应按照《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要求, 着重推行循环经济的规划制度、抑制资源浪费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制度、循环经济的评价和考核制度、以生产者为主的责任延伸制度、对高耗能、高耗水企业设立一项重要和重点的监管制度、经济措施等, 促进循环经济制度的快速推广;其次, 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制定配套的行政法规、规章和标准, 以保证这部法律的有效实施;最后, 政府应及时进行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宣传, 使更多的人了解这部法律, 为制度推行铺平道路。
2. 企业与《循环经济促进法》
发展循环经济关乎企业生死。从中长期看, 循环经济是企业发展的一道新门槛和生死线。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仍存在三重矛盾, 即企业目标与循环经济效益的矛盾、企业发展与资源节约的矛盾、企业效益评价与政府激励机制的矛盾。顺势参与循环经济的企业能够获得市场机会并得以发展壮大, 而无法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的企业, 则终将被市场淘汰。21世纪的盈利机会是以制造和销售“无害环境”的产品为前提, 像发展循环经济、开发清洁生产工艺、推出绿色产品, 正快速变成头等优先的投资领域。事实证明, 企业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力量,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成为“环境友好企业”, 实际上就是在推进循环经济。
当今中国, 企业正日益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发展循环经济也是中国企业责无旁贷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为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要转变经营目标与思想。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下, 企业的目标应由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转变, 这是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二要采用绿色化战略模式。具体说来应该是:企业的发展意向、发展的契机、对于资源的利用、生产所用的手段与方法都应该环保化、绿色化;三要强力推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工作。各不同行业、企业研究制定节能、节材、节水、节地的具体措施, 逐步建立起资源节约的标准体系。各企业开展综合利用, 走清洁生产之路;四要科学管理, 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加大科技投入, 走管理强企、科技兴企之路。在此基础上建设和谐企业,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注释
1⒈大致内容是:地球就像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 要靠不断消耗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 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破坏环境, 就会像宇宙飞船那样走向毁灭。
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 篇5
关键词：农业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促进法
一、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的现状
目前在我国直接涉及到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主要有三部。分别是《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我国全面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并且依法保护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者的合法权益。该法的颁布保障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能源结构的合理改善,确保了能源安全以及对环境的保护。《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的原则在全国建立循环经济规划制度,大力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该法(第24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农业等主管部门应当推进土地集约利用,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者采用节水、节肥、节药的先进种植、养殖和灌溉技术,推动农业机械节能,优先发展生态农业。《清洁生产促进法》规定在我国从事生产和服务活动的单位以及从事相关管理活动的部门要依照规定,组织、实施清洁生产。并对清洁生产的推行、实施及相关的鼓励措施和法律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的实施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以上三部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农业循环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其中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清洁生产等方面和农业循环经济不谋而合。《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措施同样适用于农业生产领域。这三部法律的制定为我国农业循环经济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的缺陷
我国虽然颁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但在宪法上,并没有明确提出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思想宪法地位的缺失,使得循环经济在我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循环经济已成为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将发展循环经济的思想写入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循环经济在我国地位。农业循环经济作为循环经济的重要部门,也会随着循环经济在宪法中地位的确定,从而得到重视和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也会得到一定的法律依据。
我国至今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立法方面呈现空白状态,虽然《循环经济促进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对某些方面有了明确的规定,却没有相应的操作程序以及执行规定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农业生产者在遇到具体操作问题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样导致法律颁布后无法有效实施,失去应有的意义。
三、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
1. 法律是保障农业循环经济实施的重要手段
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属于经济基础领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法律规范来源于经济生活,并且服务于经济生活,同时,经济生活的变化也影响着法律的发展和变化。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法律是保障其顺利实施的基础。通过法律确认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原则,明确政府、企业、个人的责任和利益分配,将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引入市场。运用法律机制对农业循环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改正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引导其良性运行。因为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作用,通过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明确农业循环经济法律关系,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背景下,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2. 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2009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法治化的轨道。然而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定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不利于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在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和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构建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循环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推动循环经济的法治化进程,而且能够使循环经济的发展有法可依,推动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全面深入发展,缓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压力。农业循环经济本身就是循环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不仅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使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有法可依,同时也是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
3.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需求的发展战略。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农业循环经济提倡的是循环发展,通过科技在农业方面的运用,使废弃物得到重复利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以达到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有效保护资源和环境,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可持续发展关乎整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因此,完善农业循环经济方面的立法,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农业方面得到全面的贯彻和发展。这也是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4. 突破国际贸易中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途径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交往中,进口国以保护环境、自然资源和人类健康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限制进口的措施。我国农业由于在农产品生产方面生态意识淡薄,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的不完善,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我国的农产品在出口时经常遭遇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推广的是清洁生产,发展的是生态农业,在有效改善资源环境状况的同时可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系数和安全指数。为此,我国就必须针对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立法,在法律上保证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另外从法律上完善我国农产品生产的环境质量保证,把农业清洁生产等方式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通过法律的具体规定,使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和国际标准接轨,进而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摩擦,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对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的建议
1.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在我国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将发展循环经济写入宪法,以体现我国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视。这样为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和制定循环经济法律法规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农业循环经济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方面,因为循环经济写入宪法,为农业循环经济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农业循环经济立法的完善,必然对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2.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涉及农业、经济、环保、科技、财政等方面。制定一部专门的《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促进农业循环经济良好的发展,保障农业循环经济持续、高效、稳定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应是一部系统的农业循环经济全面发展的综合性法律。通过其来协调农业发展、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明确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具体措施等以及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制定,可以明确农业循环经济的法律地位,为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实现农业资源的节约、高效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3. 制定和完善与农业循环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促进其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仅靠一部《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是远远不够的,对其周边法律的完善,也是保证农业循环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政府的支持也是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政府在收税等方面的政策,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对《农业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设立和发展离不开其纵向法律的设立,生产、流通、消费都是不可忽视的方面。例如《清节生产促进法》的推动,促使农业清洁生产制度主要包括: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和技术开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农业污染物的产生,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在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方面,加强对农产品质量的检查,既可以防止有害农产品进入市场,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又可以促使农产品生产者改善生产经营技术,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进而推动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贾继磊.新农村视野下的农业循环经济探析[J].新疆农垦经济,2013(3):1-4.
[2]韩苗苗.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的立法问题研究[D]郑州:河南师范大学,2013.
中国循环经济立法 篇6
一、日本循环经济立法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以来, 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循环经济立法。60、70年代, 日本开始重视治理污染, 制定了一系列防治工业污染的环境制度。1967年, 日本颁布《公害对策基本法》, 但规定“保护国民健康要与经济健全发展相协调”, 仍隐含了经济优先发展之意, 环境污染因此没有得到真正抑制。1970年, 日本第64届国会修订《公害对策基本法》, 删去了“保护国民健康要与经济健全发展相协调”的条款。1970年, 日本还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20世纪末以来, 日本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以规范建筑材料、家用电器、汽车、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等不同行业的废弃物处理及循环利用。1991年, 日本国会制定了《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 并修订了1970年的《废弃物处理法》。1993年, 日本以法典化形式制定了《环境基本法》。1995年, 日本颁布了第一个的具体的资源循环法律———《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1998年, 日本颁布了《家电回收法》。2000年, 日本国会大刀阔斧, 制定了《促进形成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食品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绿色采购法》, 并修订了《固体废物处理和公共清洁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2001年, 日本通过了《多氯联苯废弃物妥善处理特别措施法》。2002年4月, 日本制定了《汽车再生利用法》。这样, 日本逐步构建了一个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 是日本推行循环经济立法的直接动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 日本因战争而国土荒废。为了重建家园, 赶上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 日本举国上下致力于发展经济, 盲目发展重工业、化学工业, 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这种狂热带来了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 但伴随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资源被过度开发、利用, 而日本国土面积狭小, 自然资源极其有限, 绝大部分工业原料依靠进口。因此, 日本面临资源紧缺, 能源危机迫在眉睫。二是废物产生量不断增加, 严重污染了环境。那时, 建筑、食品、家电、汽车、包装等废弃物不断增加。1998年, 日本废电视达到737万台, 电视、冰箱、空调和洗衣机4种家电废弃总量达1953万台。 (1) 大量废弃物以焚烧和填埋方法处理, 而焚烧排出二恶英等有害物质。20世纪50年代后期, 日本因工业引起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 曾一度出现骨痛病、水俣病等疾病, 城市周围的动植物难以生育繁殖。例如, 福冈县的北九州市、大牟田市曾出现“七色烟”、“七彩河”, 后来的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费用远远超过了当年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利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 废物量急剧增加, 废弃物处理场地、设施也严重不足, 废弃物处理场地问题在狭小的日本很难解决。20世纪70年代以来, 日本社会对破坏环境的状况越来越不满, 要求保护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为防治污染, 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 保持社会经济可持续的发展, 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日本开始注重废弃物减量和循环利用, 一方面“避免产生”废物, 另一方面将废物作为一个可以选择的能源进行回收利用, 而从废物中获得能量, “循环使用”, 实现物质循环、能量高效利用和水循环, 构筑循环型社会经济体制。法律是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为建设循环经济社会, 日本制定了一系列循环经济法律、法规。
二、日本循环经济立法的意义
日本循环经济立法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的根本原则, 打破了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经济模式, 建立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制度, 从制度上确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 使日本在全社会建立起遏止废弃物产生及推动资源再生利用的管理与约束机制,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方面改善了环境质量, 另一方面保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创造了一系列的循环经济增长点, 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施行以来, 日本PET瓶的再生利用率由1996年的2.9%上升到2003年的33.3%, 废塑料的再生利用率上升到50%以上, 钢、铝罐的再生利用率则超过80%。据日本建设省调查统计, 1995年建设废弃物中各品种的循环利用率分别为:沥青混凝土块85%, 混凝土块65%, 建设污泥14%, 木材40%, 建设混合废弃物11%;《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实施后, 2003年上述建设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率明显提高, 分别为90%, 80%, 60%, 80%和50%, 建筑工地废弃物重焕光彩。《家用电器回收法》实施后, 成千上万的旧家电变废为宝。2002年, 日本的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的再生利用率分别达到72%、77%、59%、57%, 超额完成原定目标。《食品废弃物再生法》推动了食品废弃物再生设备制造业的发展。例如, 有些餐饮业利用食品废弃物生产堆肥售给菜农, 又向他们购入用堆肥种出的清洁蔬菜, 形成良性循环。《汽车循环法案》实施后, 旧汽车器材获得新生。《绿色采购法》实施后, 政府及其各个部门采购再生利用产品, 企事业单位、公民也购买再生产品, 促进了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的发展。由于循环经济立法, 到21世纪, 日本确立了循环型经济社会系统, 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缓解了资源压力, 从根本上减轻了环境污染。日本循环经济立法缓解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冲突, 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协调。
欧美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立法影响是日本开展循环经济立法的一个重要国际背景和原因, 然而, 日本循环经济立法因其特色及突出成就, 又反过来影响了欧美各国的循环经济立法。在日本对循环经济立法的影响下, 欧盟各国和北美国家更加积极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循环经济立法的实践与探索, 相继制定了产品回收、绿色包装等法律法规, 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从这个意义上讲, 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具有国际意义。
三、日本循环经济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资源总量较大, 但人均占有资源量少, 而且资源禀赋较差。我国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 现在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 经济飞速增长, 但走的是一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老路, 即优先发展经济, 忽视保护环境, 高物耗、高能耗、高产出、高污染。在这种发展中, 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断消耗, 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经济发展和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 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 直接影响可持续发展。在人均资源稀缺这一点上, 我国与日本很相似。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的日本,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 比较成功地解决了经济高速增长与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矛盾, 比较有效地防治了污染。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减少污染, 保护环境, 回利利用各种资源, 发展循环经济, 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方面。
循环经济法制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法律保证。建立健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前提。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之一, 就是非常重视循环经济立法。国务院2005年7月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力争到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循环经济立法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 我国已经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及《可再生能源法》相关法律, 这些法律中的某些规定起到了一些发展循环经济的效果。然而, 我国很难说有专门的循环经济立法, 没有确立循环经济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的制度, 更没有建立起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因此, 加强循环经济的立法, 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 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对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我们可以从日本循环经济立法中借鉴一些经验。然而, 中国与日本两国在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状况等国情国力方面差异甚大, 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必须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 充分研究我国文化传统、当今的形势与社会结构, 把握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与需要, 并根据需要进行立法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分析, 制定兼容效率与公平的法律制度。我国拟制定一部全国性的循环经济基本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这部循环经济基本法可借鉴日本《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 确立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 将“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确立为发展经济的基本要求。同时, 借鉴日本法律体系建设经验, 分别制定废旧家电、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废物回收利用和绿色消费方面的法律法规。
中国循环经济立法 篇7
关键词：晚清政府,经济立法,近代经济制度
晚清时期的中国积贫积弱, 再加上列强入侵, 使得中华民族这个古老国度处于崩溃的边缘,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晚清政府试图通过经济立法, 建立起我国近代经济制度体系, 努力实现巩固统治、国富民强、抵御外侵的梦想, 但由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局限, 注定了这一经济立法进程变得曲折和复杂。
一、建立工商管理体制, 架构近代中国经济制度体系上层设计
我国古代是典型的农耕社会,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延续到清代晚期。在此之前, 工商业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工商经济的作用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商人也经常受到社会的歧视。从国家层面来说, 清代晚期之前, 政府设置的工部负责管理官办的各种手工业, 户部主要负责收取私营工商业的税赋并对这些私营业主进行限制, 以更好地保护官办手工业的垄断地位。而在地方层面, 由于没有设置工、户部的分支机构, 统由各省督抚等地方长官全权管理, 这不利于工商业的管理和经济的发展。
1840年, 鸦片战争爆发,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也将西方先进的工商业运作模式和经济制度输入到国内。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 清代统治者不得不调整其统治政策, 从上层制度设计着手, 通过设立商部, 成立商会, 再辅之一系列的经济立法, 从而建立并架构起了我国近代经济制度的雏形。
1903年, 清政府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 正式设立商部, 分设保惠、通艺、会计、平均等四个部门, 分管全国招商、路矿、工商、农务等事务。由于有了专门的商部, 其职能主要是通过调研商情、制定商法、明确商规等方式, 来促进当时工商业的发展。观察晚清时期一系列经济立法过程, 如《公司律》及金融等经济方面的法律拟制, 其中均有商部的参与和推进。
商部毕竟是官方性质的, 还需要民间的互动。为此, 清政府商部通过颁布《商会简明章程》, 在不同地域范围内设立各种不同行业的商会, 并且实行商会自治管理。新设立的商会不再设置行业壁垒进行限制管理, 而是重点通过给行业内的商家提供各种信息、法律、会计等方面的服务, 协调政府与行业、商家的利益关系, 促进本商会所辖范围内商家的共同发展。
晚清政府通过商部和商会建立起来的工商管理体制, 作为当时经济事务的上层主导机构, 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之后民国时期政府几乎照搬了晚清政府的工商管理体制, 进一步推进我国近代经济制度深入发展[1]185。
二、创新设立《公司律》, 架构近代中国的经济组织形式
近代中国的公司组织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当时同样基于中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状况, 洋务派抱着“师夷长技”理念和“求富、求强”理想, 兴办了一批官督商办股份制公司, 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 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司组织形式。甲午战争后, 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 被迫放弃了官办公司政策, 转而倡导私人资本主义, 力促我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与繁荣。
1904年,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正式诞生。这是清政府借助西方列强的经济模式, 在商部的主导下, 对近代中国经济组织形式的创新和发展。纵观《公司律》, 共有11章, 131条, 对公司的分类、股份、股东权利、董事、查账人、董事会议、股东大会、账目、公司章程、公司倒闭、罚例等, 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制, 如关于公司股份方面, 要求“必须划一, 不得参差”, 赋予了各股东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关于股份表决权方面, 要求“有一股得一议定之权, 如一人有十股者即有十议决之权, 依次类推”, 基本确立了股份在公司中的核心指导地位[2]8。
总体来说, 《公司律》通过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等分权机制, 奠定公司在近代中国经济组织发展形式的指导地位。《公司律》中提出了股份均一、股权平等制度, 为晚清时期公司运作和发展勾划出了法律制度框架, 并对之后民国时期乃至现代我国经济发展, 均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加强金融立法, 架构近代中国的银行和货币管控制度
在晚清时期我国出现近代银行之前, 商品的流通、资金的流转、货币的汇兑, 大都依靠钱庄和票号来运作, 这两种规模较小的金融组织形式, 一般由一人或数人出资组建, 资本积累有限, 资金管理不够规范, 无力承担起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需求。与此同时, 借助鸦片战争, 外国金融势力涌入中国, 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发展, 特别是这些外国列强利用其优势地位, 不断在中国金融市场掀起波澜, 如我国近代股票市场发生的“信交风潮”等金融风暴, 其中或多或少都有外资的影子。为此, 清政府痛定思痛, 通过法律移植, 制定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法律, 即在开办国有银行、统一货币的基础上, 鼓励私人兴办商业银行, 对旧有钱庄和票号进行排挤, 对外资银行进行限制, 从而初步建立起了近代中国的银行和货币的管控、发展制度。
在中央银行方面, 1904年, 清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银行法规———《试办银行章程》, 组建了国有股份制性质的户部银行, 由中央财政出资一半, 另一半由私人认购, 管理层由政府委派, 但理事和监事由股东选举产生。户部银行除了行使普通银行职能外, 当时还赋予了货币铸造、发行、管理职能, 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央行地位。1908年, 清政府将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 出台了《大清银行则例》, 规定大清银行“经理国库事务, 及公家一切款项, 并代公家经理公债票, 及各种证券”。由此, 我国近代的中央银行制度基本建立。
在商业银行方面, 晚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银行通行则例》, 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统一的银行法, 其中明确了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 “凡欲创立银行者, 或独出资本, 或按照公司办法, 合资集股, 均须预定资本总额, 取具殷实商号保结, 呈由地方官查验, 转度支部 (由户部演变而来) 核准注册, 方可开办。”由此可以看出, 私人只要具备一定的资本, 即可创办商业银行。同时, 《银行通行则例》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银行管理、运行、监督等事宜, 均进行了法律规制, 尽管不太详尽, 但毕竟为我国近代银行业架构出了发展蓝图, 对商业银行以及中央银行的规范运作非常有利。
在货币管理方面, 清代货币有银元、铜元、纸币等诸多形式, 管理非常混乱, 不利于政府财政和民间流通。1903年, 清政府专设财政处, 1906年改为度支部, 在统一财权的情况下, 通过先后颁布《通用银票暂行章程》、《兑换纸币则例》、《币制则例》等法律, 废除了传统落后的银两制度, 建立了相对先进的银元制度, 并尝试将大清银行发行的银元、铜元、纸币统一兑换成国币[3]11。这拉开了我国货币制度近代化的序幕, 为货币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颁行经济法规, 架构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除了上文所述的工商管理体制的建立以及相关的公司及金融立法外, 晚清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 尽管带有较为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 但逐渐培育出了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
晚清经济法规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商人通例》, 对晚清时期公司运营和商人行为进行了明确法律规范, 初步建立起了我国近代公司法律制度;二是通过《奖给商勋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 对一些优秀公司进行政府层面上的奖励, 笔者认为, 这不仅只是一种物质方面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层面上树立起重商、亲商、护商的理念, 指引社会民众从小农经济向现代工商业发展。在这些经济法规的基础上, 再加上前文所述的《公司律》以及诸多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 共同构成了晚清政府时期较为系统的经济制度体系, 指引着晚清政府努力向市场经济迈进。当然, 尽管最后的实施结果不尽如人意, 实施过程也是错综复杂, 特别是政治上的内外明争暗斗和豪取强夺, 对这些经济制度的实际运作有一定的影响, 但这种市场经济的理念毕竟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 为后续发展积蓄了力量。
五、晚清经济立法及近代经济制度的历史地位评析
晚清经济立法及其伴随的近代经济制度, 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尽管统治者不得已而为之 (从晚清政府对戊戌变法的镇压可见一斑) , 尽管其中带有较为强烈的法律移植色彩, 但这毕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创举, 其积极意义表现在:一是奠定了近代中国经济法律的基础;二是对传统的抑商政策进行了全盘否定;三是推动民族资产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四是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为实业报国凝聚了梦想[4]220。
当然, 基于历史局限, 晚清经济立法也难免有一些缺陷, 突出表现在:一是法律移植痕迹过于明显, 存在一定程度的脱离国情的照搬西化, 从而导致与近代中国的实际有所脱节, 实施成效有所折扣。二是应急化特征较为明显。晚清政府在较短的时间内, 并且没有前期历史积淀, 就迅速推出了如此多的经济法律, 实为当时形势所迫, 这也是维系阶级统治的实际需要。三是具有一定的法律超前化趋势。笔者认为, 晚清政府在急于求成的情势下, 借鉴西方列强数百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新成果, 再加上与中国实践结合不够紧密, 自然导致立法措施有所超前, 尽管在当时应用时有一些困难, 但却给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经济发展指明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方向, 对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罗福惠.评《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J].历史研究, 1996 (6) .
[2]严亚明.十年来晚清企业制度研究综述[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 (2) .
[3]周洪銮.中华银行史[M].商务印书馆, 1919.
中国循环经济立法 篇8
一、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资源环境状况对经济的发展已经构成严重的制约, 具体表现如下:
1. 土地和水资源锐减。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土地是国民生存的根基。但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大批农村人放弃农业进入城市, 大面积的耕地被闲置而浪费。加上工业场地建设的占用以及由于环境恶化导致水土流失土地资源减少。其后果就是我们的粮食供应受到了威胁。我国水资源比较丰富, 但人均淡水资源占有率很低, 加之水资源的分布不均匀, 已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由于近几年重工业的发展, 导致的水污染问题严重, 使得水资源紧缺问题加剧。
2. 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
我国幅员辽阔, 地大物博, 自然资源很丰富。但由于我们长期发展的粗放型经济, 大面积的森林被乱砍乱伐, 作为生态功能的屏障遭到了破坏。我们的矿产资源储量相对加大, 但在人均占有量上明显存在劣势, 加上不合理的开采造成的浪费和过度开采, 使得我们的矿产资源在储备上严重不足。
3. 环境污染形势日益严峻。
环境是我们来与生存和发展经济的基础。但随着经济年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我们只追求了经济增长的效益, 忽视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问题。以至于环境污染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危害人类社会健康的严重问题。当前主要的环境问题有噪音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等。这些环境问题造成的对生物以及人体的健康损失后果十分严重。
4. 人口素质相对较低。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人口基数大、素质较低。特别是由于我国人口达多分布在农村地区, 劳动生产效率较低, 生活水平相对落后, 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之一。由于人口压力过大, 导致的就业形势严峻, 教育问题频发, 城市住房紧缺, 能源消耗过高和能源短缺, 交通拥挤和设施的不完善, 医疗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因素。加上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完善, 不利于人力资源的调动和合理分配利用, 同时, 人口过度增长成为资源过度开发、破坏环境的主要因素。
5. 还未形成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
我国在经济的发展法律保障体系和各项制度都还不完善, 难以应对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虽然法律本身不能直接带来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 但它可以促进和保障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为确保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 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法律保障体系, 在经济发展中解决问题可以有法可依。
二、发展循环经济, 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倡导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是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理性消费。绿色消费的产品都是无污染、安全环保优质的产品, 这就促使企业积极地投入到开发绿色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从产品研发到生产都要求对环境的污染程度降到最低。这无疑对我们的环境保护, 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倡导绿色消费, 首先应该在全民中倡导绿色消费理念, 提倡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做起, 从节能、节水、节电等生活小事中做起。
2. 发展技术。
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增长是密不可分的。面对当前科技知识迅猛发展的时代, 利用先进技术带动经济发展成为了每个国家发展经济的追求。发展循环经济, 需要技术体系的支持。所以首先要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 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发展科学技术的理念, 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为发展循环经济做好技术支持。
3. 促进清洁生产。
促进清洁生产, 就要求企业从上产源头减少污染。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 促进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4. 建立健全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体系。
通过立法, 约束经济建设中的破坏行为, 同时, 为经济良好快速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使经济建设做到有法可依。
三、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
1. 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 是实现资源有效利用的重要途径。基于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 再生产和发展过程中, 我们在资源的开采和利用上, 会更加注重方式和策略, 做到合理开发, 不浪费, 不过度采伐, 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平衡协调发展。
2. 向节能再生型经济转变。
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经济模式, 将节能技术和新型可再生资源充分应用与经济建设中, 建立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减轻资源压力的同时, 降低了环境破坏的程度。
3. 提高了经济效益。
循环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结构转变, 促进经济结构向绿色化转型。在这种发展模式中, 追求以最少的投入, 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4. 促进新技术的发展。
基于经济建设与生态平衡协调发展的原则, 各种新的技术被应用于循环经济建设领域。例如用于消除污染的环境工程技术、废物利用技术、资源代替技术等。为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5. 利于社会绿色发展文化和意识的形成。
发展循环经济, 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可持续、绿色发展的意识。从而促使大家从日常生活中进行绿色消费、绿色生产。
三、结语
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将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放到首要位置, 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动力, 以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的方式进行生产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只有处理好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在改善人居环境和促进生态修复上下功夫, 才能更好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摘要：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特别是随着对外开放的程度的不断加深, 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如何做到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成为了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于是, 发展循环经济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思路。
关键词：经济,发展趋势,因素分析,循环经济
参考文献
[1]苏杨.关于当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问题的讨论[J].中国发展.2005, (1) .[1]苏杨.关于当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问题的讨论[J].中国发展.2005, (1) .
[2]刘学敏.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深层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06, (2) .[2]刘学敏.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深层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06,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