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

用工荒（共12篇）

用工荒 篇1

春节假期一过,多地又凸现“用工荒”,且已称为“两会”热词。我相信,随着“两会”的闭幕,这个热词的被关注度自然会一点点儿撤温的,直至明年“两会”又会再度热起来。如此循环往复,几乎无法根治,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更为频繁、剧烈的阵痛。实际上,近几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对此还是颇有些说法的:

有专家认为,与十年前相比,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很多变化。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连续两年开始下降,基本上是负增长,而现在劳动力需求并没有减弱,这两年就业新增岗位创新高,供求关系根本性变化,是造成招工难一个根本性、深层次的原因。

有专家认为,现在,虽然我国人口总量缺口是不存在的,但却存在结构性缺口的问题。80后登上了历史舞台,对自身环境的高要求、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虽然也较容易满足,但从小的生长环境使得他们不愿吃苦耐劳。这也是造成工人整体数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有专家认为,“用工荒”也可以叫做“机会荒”。许多人在家门口,或者在离家稍远一点的紧邻城市就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出去了。原来老百姓出去打工,那是因为我不出去打工,我的机会成本很高,到大城市去我可以挣很多的钱。但现在却正好反过来了,出去打工反而机会成本很高。这无疑就给东部的部分企业造成了用工缺口。

还有专家认为,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在社保、就业、医疗、教育、安全等等方面市民化的待遇,打工人员实际上是享受不到的。非但得不到,反而还会受到了很多的政策的障碍,甚至还常受遭到社会歧视。同时,物价及房价升高,使得在外地生活成本又加大,造成工人对薪酬期望值的增加;而部分企业家在员工薪酬和福利方面的投入维持在原有低水平等等却又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这也是造成用工荒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然,“用工荒”的出现肯定还不止这些原因。所有这些原因,似乎都在证明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然而,还有一个原因还远未被关注到,那就是“教育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确实都有了很大发展,也确实一直都在喊要抓实抓好素质教育,要大力发展好职业教育,要高度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要为孩子的美好未来奠基。实际上,自从恢复高考以来,我们的教育就一直在大抓特抓两件事:一是逼着学生考得高分;二是激发学生脱离生产劳动,立志“考好大学,做人上人”。大部分人的教育观念仍是“分数至上”“一考定终身”“上好大学,做人上人”,仍是为了得高分而不择手段,仍是用分数的高低来评定学校、老师和孩子的优劣。分数不高就没了做人的底气,考不上好大学或好专业就等于人生失败;几代人都首先把孩子视为光宗耀祖、争得颜面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人;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人上人,过贵族式享乐生活,绝不能从事技术实务型工作。这些现象和观念,深入到许多中国人的骨髓了。

有研究资料表明,以升大学为主要出路的那部分学生 ,一般不会超过15%。还有一部分学生有独特天赋,如有文学、音乐、美术、体育等方面的天赋,一般也不会超过15%,其余约70%的学生,只能是实务型、一般技术型的人才。为此,我们的教育就应该在义务教育结束时搞好分流,让各种类型的人才将来都有个理想的发展前程。然而部分孩子既没有学到赖以生存的一技或几技,又满脑子是鄙视劳动的不良观念。这才是隐于屡现不衰的“用工荒”背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假如有一天,教育不再把学生直接等于分数了,培养所谓的“人上人”了,不再与社会教育生态互为因果地制造只看重“人上人”的社会风气了,而是尽职尽责地培育民主、自觉、自主,讲法制、重担当、有爱心、爱劳动、乐奉献的“人中人”,让各种类型的学生都真正得到发展,“用工荒”的难题也就有了彻底解决的希望了。假如整个社会价值观都不再那么单一取向了,都尊重劳动和奉献了,假如那些实务型、一般技术型的“人中人”的经济地位真的都得到了适当提高,假如那些“人中人”都能够拥有了民主、自觉、自主、法制和担当的意识,并且都能够自觉维护自己和同伴的合法利益,倒逼政府和企业主改善条件和提高待遇,“用工荒”的问题也就不再难以彻底解决了。

当下的中国,一边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边又频现大片大片的“用工荒”,这种怪现象真是举世罕见。每一位当代国人啊,每一位当代教育人啊,为了孩子和民族的未来,还是快快醒悟起来,及早步上正途吧。

用工荒 篇2

“用工荒”新闻调查组在前两篇，瞄准贵州一、二、三个产业劳动力及用工状况进行调查，发现第一和第二代农民工“打工” 的不同诉求，第一代农民工是“生存型” 打工，即打工收入除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存外，全部用来养家糊口；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如果可以称为第二代农民工的话，“打工”即为“发展”，并融入城市。调查中，记者还发现 无论是养家糊口的第一代或渴望融入城市的第二代，未来的目标都是创业，每一个人心中蛰伏着强烈的创业力量。于是采访从追踪“用工荒”事件，延伸到农民工创业，有多少农民工返乡创业？返乡农民工怎样创业？记者想起去年在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发起轰动全国“温暖农民工万里行”活动的组织和策划者，贵州农村信用社安顺办事处主任胡良品。

记者拨通胡良品电话，听完我的选题后他欣然应诺，带我们到条件最差，农民工外出打工最集中的国家级贫困县，麻山地区紫云县采访。

大坡村模式： 从东部打工到返乡创办工业园

——对贵州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上)

题记;

从三个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三家庭式工个厂，引来坝羊乡大坡村返乡农民工创业工业园。表面看是农民工自发式民间行动，倒“逼”政府跟进的个案，实则是一场从自发到自觉的工业化发展路径。观察欧美工业化道路，概莫能外，已然是从民间开始，包括作为世界加工厂的沿海制造业，从民间家家户户家庭草根式创业，到规模、规范和集约化。

——记者一、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西式别墅村

别墅门前几乎无人，只零星站着几个老人和鲜活乱跑的一群年龄在3-6岁的孩子，偶有1、2个衣着鲜亮的女人，在好奇地看着我们。别墅里一应俱全的彩电、冰箱、沙发，但青壮年男女都出去打工了，只有老人在家种地看孩子。

3月7日早8点30分，胡良品驱车如约来接记者，到安顺时，看了一些去年他们 “温暖农民工万里行”影像资料，画册一反常规，用了大量留守老人和儿童图片，记者初次感受到胡良品真实善良的性情。

中午1点，胡良品和他直接领导的安顺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段应安携记者一行向紫云出发。

越野车在破烂的428国道上颠簸盘桓两小时，才到麻山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紫云县的坝羊乡大坡村，此行采访目的地。

2009年，紫云财政收入首次破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701.5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3100元低800元，比全国农民人均5000元低差不多一倍。

此时已是下午3：00。村子只有400多户人家，分散在公路旁的山坳里，村中心街由一字排开，在公路两旁的西式别墅群组成，约几十栋。别墅的外屋顶和梁柱是白色罗马柱装饰，在周围群山映衬下，颇有些欧洲乡间别墅风情。前来迎接我们的大坡村能人娄方成指着别墅，用自豪的口气告诉我们，“别墅不是政府的形象工程，而是打工的村民们返乡建的”，投资在十几万，最多的花60万，大都在信用社贷部分款。他特别说别墅图是在广东打工的村民们拍下人家的别墅图，照图设计的。

娄方成很兴奋，一边滔滔不绝介绍一栋栋别墅情况，一边提高嗓门，与两三个出现的村民叔婆弟妹地叫着寒暄着，炫耀式地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些来自省报记者。

娄方成在自家屋子办起来的老厂

别墅门前几乎无人，只零星站着几个老人和鲜活乱跑的一群年龄在3-6岁的孩子，偶有1、2个衣着鲜亮的女人，在好奇地看着我们。别墅里一应俱全的彩电、冰箱、沙发，但青壮年男女都出去打工了，只有老人在家种地看孩子。

娄方成是坝羊乡大坡村凯成实木厂厂长，清瘦，中等个，头发蓬乱，身穿有些廉价西装，脚蹬一双敷满黄土的解放鞋，然而，看着我们的两眼却是坚定自信，毫不躲闪。

通过娄方成，我们了解到，大坡村是打工经济。从80年代开始，人均年收入仅几百元的大坡村人便开始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全村16—50周岁之间，基本在外，每户估计每年汇回家的钱平均在1.5—2万元之间，主要是打工经济。

二、农民工老板娄方成娄方成说：“在广东农民工们，大都象我一样，打工时抱着学技术的想法，目的是学好技术，自己办厂，不再给别人打工”。

娄方成的实木厂是在自家的住房里办起来的。

2009年10月，带着一家三口回乡的娄方成看到家乡人用的广东实木门，是用紫云产的木材，运到深圳加工，返销回贵州的。在广东实木门厂打工多年的娄方成便打起了办实木门厂的主意。

娄方成原来的住房是半间木房，便用10多万积蓄在公路边建起了两层楼的住房，同时投资30万元，买来机器，在新房一楼，开起了实木门加工厂。他既当老板，又当技术员，还当工人，请来6个木工师傅，日夜生产。第一个月产出15套门，全部卖光。

他只卖500元一套，广东同类型产品卖800元一套。

他说“我就地取材做货真价实的实心实木门销给老乡们，价钱比广东的那些空心门便宜。”他说，广东的门许多都是空心门。

于是市场供不应求，必须扩大规模。在去年下半年，娄方成与同村人王凯合作投资250多万，把厂扩张到县城，县城主厂房投产几个月销售额有70多万元，20多万利润。

娄方成说，“我看好市价800元左右中档门市场，打算3年做到年产一万套，5年做到5-10万套门的规模。”他说，一个楼盘就可以消化几千上万套门。

娄方成有野心，想把门销到广东、上海他的师傅厂所在的市场。

娄方成打工前的生活怎样？，“打工前，一家三口守着几亩旱地求食，如果风调雨顺，加上老婆养的两头猪，除去成本一年收入大约是2000多块钱”娄方成这样对记者说。

忍受不了极贫生活的娄方成尝试种烤烟、做小买卖，后来与人合作借钱开矿亏了十几万。1997年，走入绝境的娄方成带上老婆儿子，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开始了背井离乡下广东的打工人生。时年他28岁。

到了广东，托几个老乡才在一家具厂找到一份工资只有300元的扫地工作。娄方成没有钱买铺盖，睡了半月的光板床，一老乡看不下去拿100元借他买了铺盖。

娄方成一心想学技术，经常乘扫地时偷偷在旁学习，后来做组装维修工，勤奋的娄方成很快把活做得又快又好，得到工厂信任并送出进行专业培训。娄方成很努力，培训完成后考起了技师资格证，工资涨到3000，再后来又涨到6000元。又到台湾东风集团搞电脑零配件维修，工资在7000元以上。

2005年，娄方成在深圳龙岗开办了自己人生第一家喇叭加工厂，厂发展到100人规模，那时是台湾厂家提供配件，他的厂组装，喇叭厂两年赚了100来万，但2008年那场金融风暴一来，订单突然减少，厂子被迫关门，此时，娄方成站在空无一人的厂里，突然感到很孤独，突然想起了已经7、8年没有回去的家乡。他突然产生想回家看看的冲动。

2008年底，多年在外打工的娄方成带上打工挣下的几十万元，携妻将子，第一回到家乡。然而他发现家乡正在大搞新农村建设，发现家乡充满无限商机。

娄方成说：“在广东农民工们，大都象我一样，打工时抱着学技术的想法，目的是学好

技术，自己办厂，不再给别人打工”。

三、三个农民工要办工业园

在坝羊乡大坡村返乡创业园，是娄方成、舒明勇、舒建江三个返乡农民工办的三个家庭式工厂引来的工业园。

一天娄方成、舒明勇、舒建江这三个能人聚在一起，谈起广东、浙江建工业园，三个人竟然都想到，以他们三个厂为基础，联合一些返乡创业的老乡，一起办工业园。

这个想法让他们很兴奋，马上找到乡党委书记张正贤。张一听很高兴，可怎么搞？四人都不知道，于是上网查资料„„。请示县委政府，边学边干了起来。

在娄方成的厂兼家坐定后，闻讯赶来的坝羊乡党委书记张正贤给我们讲到，大约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部分有了一定积蓄的农民工开始返乡搞运输、办小加工厂、开小超市、小百货„„，具有工业意义的返乡创业是从舒明勇的汽门芯加工厂开始的。

在2002年，村民舒明勇在外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修了一栋三层别墅楼，然后用在汽车配件厂打工学到的技术，在别墅的一楼办起生产汽车零配件的汽门芯加工厂。

娄方成说，舒明勇有技术，原材料渠道和销售网络都在手上，从开始生产就很正常，产品销到珠三角、长三角、北方和中西部的大量汽车生产厂家。后来订单越做越大，汽门芯加工厂只好搬出别墅，买下门前几千亩地，投资数百万，建成一家现代化标准厂房。

娄方成指着开发区最大的厂——舒明勇的汽门芯加工厂给记者看，记者一行走进去，发现该厂约几千平方米，呈四合院状，从北面正在贴瓷砖的厂门进去，东、西、南面是全框架钢结构标准厂房。舒明勇在县城办事，赶不回来，娄方成告诉我们，舒明勇的产品销往全国大多数汽车生产厂家，包括一汽大众，本田都用他的汽门芯，老厂保持生产，新厂是按照年产几千万定单规模建的，设备很快就进厂。

随娄方成走进一间正在生产彩瓦的厂，只见厂里堆满了刚刚退坯的白色罗马柱和蓝色、黄色的彩瓦，几个工人正在机器上作业。张正贤半认真半开玩笑说，这是返乡农民工紫云县著名企业家舒建江的彩瓦厂。

娄方成、舒明勇、舒建江三个工厂可以解决近300人左右就业，另外有10几家农民工办加工企业进园后，用工将达500-800人，按照规划30—50家企业落户后，将解决上千人就业。

娄方成指着远远近近的新房说，那些房顶的彩瓦，别墅的罗马柱，都是舒建江的厂出的。彩瓦厂的产品销往周围县乡，目前，舒建江打算扩大规模后进入贵阳建材市场。

娄方成带我们顺着交错的田埂路走进工业园，发现有的厂房甚至没有打地坪，杂草丛生，或门窗不齐，然而厂房里竟传出隆隆机器声。

娄方成看记者在观察刚刚漆过的厂门，他搓了搓手，充满歉意对记者说：“我们的园区比不得广东、江苏的现代化工业园，配套设施样样齐全，我们资金很少，厂是企业边生产边赚钱滚动建设的，园区主道路是政府投资建设的，县财政太穷，拿不出多少钱来，一些规划的次干道和配套暂时还没有资金渠道。”

记者看到，工业园占地约几十亩，全然的白墙蓝顶厂房群，每一间约在十几、几十方平米之间，最大的约一千多平方米，无围墙，无景观树木，无办公楼„„

四、及时跟进服务的政府

张正贤说，工业园办起来的根本成因是，三家企业落地后，从政府、企业已然感到返乡创业已呈趋势。

后来联系在外的农民工和一些企业，有几十家返乡农民工企业有进园的意向，请示县委政府和市委省政府，得到领导们支持。

“尤其是市委陈坚书记，要求我们主动积极做好农民工返乡创业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张正贤说。于是开始规划高基础设施。在去年，仅有60万元财政收入的坝羊乡政府，拿出

60万元搞园区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说明政府的决心很大。

胡良品说，“有市场前景和成长性好的企业，又有决心很大的党委政府，对银行来说是优质项目。”

娄方成的厂也“被规划”进工业园。

陪同采访的胡良品现场表示，将把大坡村工业园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并现场指示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再简化贷款手续、再放长贷款期限、再调低贷款利率和放宽额度。张正贤则表示，有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支持，工业园会加快发展速度。

后来，胡良品告诉记者。

据悉，娄方成、舒明勇、舒建江三个工厂可以解决近300人左右就业，另外有10几家农民工办加工企业进园后，用工将达500-800人，按照规划30—50家企业落户后，将解决上千人就业。

调查结果：

大坡村经验是，从三个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三家庭式工个厂，引来坝羊乡大坡村返乡农民工创业工业园。表面看是农民工自发式民间行动，倒“逼”政府跟进的个案，实则是一场从自发到自觉的工业化发展路径。观察欧美工业化道路，概莫能外，已然是从民间开始，包括作为世界加工厂的沿海制造业，从民间家家户户家庭草根式创业，到规模、规范和集约化。记者调查还发现，不只大坡村，在全省各地农村，大量农民工们，正在用“打工”积累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返乡创业。

我们建议，全省每一个乡镇，计划性选择一些村，重点扶持几户有成长能力和带动效应的农民工办企业为基础，建成乡村工业园，以此为载体，让在外积累了资金、技术和市场返乡的农民工进园创业，这无论对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发展乡村经济，是一条既能解决产业，又能解决就业，包括促进农村家庭和谐，城市社会稳定等多赢途径。我们以为，这一经验，对全省正在进行城镇化和工业化的1449个乡镇，具有复制和推广意义。记者手记：创业 是农民工本能内生动力

胡燕妮

谈到打工带来的变化，张正贤说，大坡村有三个变化，一是房子，二是经济，三是文化。关于房子的变化，张正贤说，原来大坡村多是木房、毛草房，汉族布依族杂居，新房子是近5年建的，农户们打工多年，积累了资金，第一件事是建房。目前该村90%住房都改造了。关于经济变化，张正贤这样描述，5年前，大坡村人赶场，60%是重背兜出村空兜回来，是背粮食去卖钱买盐巴；现在是95%的人背空背篼赶场重背篼回来，去买肉买菜买生活物资。文化的变化，张正贤则认为是以村为单位每晚在村篮球场上的中老年秧歌舞。“花的比挣少，吃的比猪差，起得比鸡早，睡得比谁都晚”是记者采访中听到的关于外出打工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描述。为此，改善农民工生活、工作条件，提高农民工福利待遇，涨薪等似乎成为从政府到企业的集体无意识行为。

“我打工，我的子女不能再打工”透过娄方成这句话，记者发现，创业已然是农民工发自本能的内生动力。

从刚结束的全国“两会”各方面信息来看，增加农民工收入，保护农民工权益，已经上升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战略层面，这是农民的福祉，更是对农民的返哺。尽管经历了一个痛苦博弈过程，毕竟是社会真的在进步。

【述评】让金融“普惠”返乡创业农民工

胡燕妮

需要提醒的是，这种从自发、分散、零星的返乡农民工创业潮，到集中、规范和规模化及有政府主导的工业园区，不仅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还需要金融的支持。比如，上海浦东开发得益于进入陆家嘴金融区，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家银行。

坝羊乡党委书记张正贤告诉记者，在去年园区开工仪式上，几家企业打出的横幅竟然是，“感谢农村信用社的大力支持！”当时他很没面子，县长大骂他们工作主动性差，了解下来，发现尽管园区水、电、路等共用设施是财政资金投资的，但企业创业资金除自有资金外和民间借贷，只有农信信用社的信贷资金支持。娄方成告诉记者，一些创业农民工通过民间借贷的资金成本很高，利息一般在八分之一角五之间。

我们不是不相信把“三农”作为目标市场，已经成长为贵州省第一大银行的农村信用社的实力。金融服务机构单一，同样对个头小、数量多、成长性较快和规模效益在增大的众多返乡创业农民工，也是一种不公平。

当下的金融是，城市过度饱和，农村供给严重不足，如果返乡创业农民工得不到正常渠道资金支持，只有寻找利贷，如此回带高利贷泛滥及延伸的社会问题。

采访中我们发现，除农村信用社外，大量金融机构在服务农村上往往是服务机构少，主动性差，服务产品单一，缺乏手段等。一方面有悖于世界范围正在成为主流的“普惠性”金融服务原则，一方面对正在崛起的我省农村经济是一种伤害，并影响正在崛起的贵州工业化城镇化。甚至，融资单一会使农民工创业走弯路。

陪同采访的胡良品现场表示，将把大坡村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业园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并现场指示对创业农民工，贷款手续再简化、贷款期限再放长、贷款利率再调低和额度再放宽，这让娄方成们感到温暖。

为此，建议地方政府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多作些专题调研，提前预测并做好返乡创业农民工创业服务，包括土地使用政策、税收政策，尤其是金融支持，及时引导多家银行多多开发一些支持农民工创业的金融产品，而不仅仅是农村信用社一家。如此才能加快发展速度并做大规模。

【延伸阅读】

用工荒之谜 篇3

本刊记者易珏

北京市统计局4月6日公布2011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56061元，月平均工资为4672元，比2010年增长了11.2%，跑赢2011年CPI全年5.4%的涨幅。在过去的一年里，各行业尤其是技术工人等一线员工供给紧缺导致集体涨薪的新闻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实体经济“涨”声异动

4月6日，“中国15个城市4个重点行业新华经参仕邦人力资源指数年度报告”发布报告指出，2011年电子商务、金融等相关虚拟经济行业劳动者聘用量与劳动报酬持续上涨。据悉，“新华经参仕邦人力资源指数报告”是《经济参考报》在广东仕邦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协助下，联合成立新华经参仕邦人力资源研究院，并结合实地调查及数据分析，得出的反映部分城市一线职工中的劳务派遣人员收入及劳动力供求变动情况的统计分析报告。

该报告主要的分析对象是北京、长沙、成都、广州、杭州、昆明、南京、上海、深圳、沈阳、天津、无锡、武汉、郑州、重庆等15个城市的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4个行业的劳务派遣人员。

据新华经参仕邦人力资源研究院院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介绍，本次发布的是2011年1-12月份的指数情况。与上年（2010，下同）同期相比，劳务派遣用工聘用量增长明显，但增速有小幅下降。劳务派遣人员名义劳动报酬相对上年有12.45%的增长，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后有6.73%的增长，增速比较平稳。

2011年4个行业中只有制造业劳务派遣人员的名义劳动报酬指数小于100；剔除物价因素后，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的实际劳动报酬指数分别为123.99、111.16，金融业、制造业的实际劳动报酬指数分别为94.45、90.96。

从所调查对象的劳务派遣用工总聘用量来看，与上年同期相比，2011年12个月的聘用量都有增长，有5个月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全年聘用量相对于2010年有13.64%的增长，但增速有小幅下降。其中，金融业在1-10月份的聘用量有正增长，呈现增速比较稳定的高速增长；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的聘用量有10个月出现正增长，8-12月份出现了超过60%的高速增长；批发和零售业的聘用量有7个月出现增长，但增长幅度小于前两个行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仅有5个月的聘用量出现增长，且下半年出现了每月40%左右的下降。制造业劳务聘用量和劳动报酬呈现双降局面。苏海南指出，2011年传统制造业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需求萎靡的影响，加上国内金融机构普遍收紧信贷、民间融资成本上升，造成开工率不足，员工聘用量与薪酬下降。

苏海南介绍，这与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及国际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相吻合，它反映了我国CPI增幅减缓、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以及宏观经济放缓的现实。尤其是制造业劳务派遣人员聘用量和劳动报酬呈全局性双下降，更是反映了我国实体经济可能面临较大压力的现实状况。

产业转移，城市差异化

该报告还指出，所调查的15个城市中，劳务派遣人员名义劳动报酬指数呈现13升1平1降的态势，实际劳动报酬指数呈现13升2降的态势。

2011年的名义劳动报酬指数全年10-12个月都大于100的城市有北京、长沙、广州、杭州等11个城市；其它4个城市的指数值从7月开始也有比较明显的增长趋势。除郑州外，其它14个城市全年名义劳动报酬指数值都大于100。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后，调查的15个城市中仅有郑州和重庆全年实际劳动报酬指数值小于100。

从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劳务派遣用工聘用量和人员劳动报酬增势明显，东部地区城市中广州、深圳等城市由于“用工荒”现象的存在，劳动报酬增幅较大，但劳务派遣人员聘用量没有明显增长。与会专家认为，中西部地区增速较快，主要得益于富士康等加工制造企业内迁带来的产业转移以及这些地区的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国家发改委就业和分配司巡视员刘浩向媒体警示：“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如果政府的开支不是建立在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可能导致不可持续的结果。”事实上，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

用工荒，就业更难

苏海南预测，未来的一年，所调查城市和行业的劳务派遣用工聘用量和人员劳动报酬水平有双增长的趋势，但制造业劳务派遣用工聘用量和劳动报酬的涨幅变化前景都不确定。

廣州、深圳等沿海城市的“用工荒”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规模与就业压力在逐步增大。中共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指出，2012年新增两个七百万应届生，即七百万高校应届毕业生与七百万大中专技校毕业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说：“现在不仅招工难，就业也难。”

周天勇提出，要警惕“假性用工荒”。在广州等沿海城市存在的用工荒现象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就业情形。由于物价上涨较快，导致这些城市生活成本急剧攀升，劳动者对薪酬的预期提升；物价过快上涨也推高了用工企业的成本，使其利润减少，无法按劳动者的期望提高薪酬。“企业不招工是等死，招工是找死。”周天勇说，现在很多沿海企业面临的两难境地，如果发展下去，对实体经济不利，也将影响整体经济的就业容量。

对此，周天勇建议，通过进一步对中小企业减税轻费，来扩大生产、扩大供给、扩大就业。他认为，尽管近期推行了一些税收改革措施，比如提高个税免征额，但最后个税还是大幅增收，这存在“假减税、真增税”的陷阱。周天勇强调，受土地收入减少影响，今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将减少，应警惕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加税加费。

对于政府，苏海南也建议通过结构性减税政策和支持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增强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动员社会力量与政府合作以构建反应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指标体系，并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

“用工荒”无需慌 篇4

“用工荒”在珠三角已非新闻。早在2004年珠三角就曾陷入“用工荒”的泥潭, 当时用工缺口就已达百万。《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认为, 工资缺乏吸引力是普通工人短缺的主因, 并援引了九三学社广东省委2004年统计的数据: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

用工单位显然认识到这一问题。农民工工资在逐步增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去年称, 中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大约为1400元钱。然而在这些进城农民工的家乡, 农民的收入增幅远高于他们, 2003年以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6年增幅超过了6%。李强教授认为, 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使一些农民工感到留在农村也很好, 对进城务工工资有了更高要求。

用工荒”留给企业的思考 篇5

自强不息 兴企强国

用工荒”留给企业的思考

就在2011年的今天，“用工荒”成为了众多企业的热论焦点，许多企业的员工流动率普遍过高。不知道啥原因，在华南、华东这一带的企业，员工流动率非常高，而且跳槽率也高，到底是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环境，许多企业的老板在反思一个现实的问题，难道企业发展不好，学不到东西，公司环境不好或是待遇不好呢？老板反思到最后一个问题对了，最确实的问题是真正大家所想的一个实际问题，待遇不好。

这几天在看看新闻，却看到某媒体报道，某企业的“用工荒”问题发布出来引起了广大网民和工作对象的关注和议论，某企业的员工流动率超过了无法想象的地步，造成了企业过年来无法正常运作生产和销售，企业损失了不少。

在看别的报道了解到，“今年，某公司计划拿出目前已有资产大约10％的部分作为股份，根据员工的技能高低和贡献大小，赠送给全体员工，从每一个最普通的工人到高层管理人员，人人有份。”这是张贴在福建晋江奥金针织服装有限公司公告栏上的《向全体员工赠送和奖励股份实施方案》的内容。为了留住员工，能正常工作，正常生产和销售，所以不得不提出这样的提案改革制度。

为了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把握好工作细节和作业流程，提出这样的“用工”提案制度是对的。从某企业的员工收入水平来看，他们基本的普通员工是2800元每一个月，已经高出了众多企业的工作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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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接近一倍的价钱，相当于是有股份的员工一样，而且长久跟企业共同发展，和企业的价值捆绑来重点发展的话，企业也不断的升待遇和分配好的福利。

从其他行业来观察，日化行业也开始了“工荒”现象。

在2010年的年底，日化行业的也有极微的跳槽现象发生，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聊天，说过了2010年再作打算换个新环境，换个合适的日化企业。在笔者看来，这些现象一直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他们要跳，话说回来，难道有是企业发展不好？公司的待遇不好？老板的思路不行？在这三个问题中，其实都是他们所想的重点问题，原因在哪里？企业的发展思路上不了行业的发展轨道，思路陈旧吗？也许这些都包含里面的。

于此同时，不单单是这个企业的问题，还有就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有，大伙都看到的，最近物价上涨了，就是见不到工资涨，也纷纷成了员工流动的思考方式。

在笔者的一个朋友日化厂里面，他们公司的普通员工的工资待遇是很高的，由于他们生产率很高，市场销量比较大，员工呆了也很久，他们的内部员工各个都是1年甚至到4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员工，为了保留人才，他们宁愿花了钱留人用人。他们公司的普通员工都是在2500元每个月，到销售经理是5000元每个月，区域总监8000元每个月，市场总监是15000元每个月，这些都是基本底薪，他们平时企业内部员工聚工作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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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唱歌、旅游等活动比较多，每个月上班必到满，奖励全勤奖200元。公司福利待遇比较好些，是众多日化企业都做不到这样的福利待遇的。

在今年过来，在日化行业的朋友跟我聊过天，说好想好要换企业了，由于去年他们拿不到奖金和分红，他们也有想法想走。例如一位朋友在某日化企业3年了，他是这企业的曹盘手，主要负责企业的运营管理，落实执行，配合老板，等于是老板左右手一样，他是看着企业慢慢成长的，他帮企业付出了那么多，帮企业运营与管理和参与策划，一句话总得来说就是给老板思路和落实执行，以自身的资源利用帮企业做大了一定的发展阶段，而且企业现在也是快速发展期，他决定有想法和公司提出辞职，但是老板又不想他走，因为他是企业创业发展以来做得最久的员工，而且帮企业贡献了不少。当老板问他时候，为什么要走呢？他直接对老板说，帮企业操作了那么久，一直都是利用我自身资源帮你做起来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的待遇不是很好，而且浪费时间，你和我思路也不一样，很难以发展下去，我只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当这个老板直接对他说的时候，我给你每月15000元吧，但是，他还是不满意，最后他选择跟老板辞职了。

在从这例子中，企业平时不好好待遇员工，等走了才后悔莫及，这是众多企业用人和不会留人的一种通病。

“用工荒”成了2011年的关键词，众多企业开始在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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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荒”已经成了社会的代名词，无论是个人、社会、企业、民族、国家、国际也好，中国人才的流失率在中国社会已经远远超过了许多国家的比例，也许是中国发展太快了吧，因此，中国企业才发展那么快，中国企业用人率才那么高。

许多企业花了钱在各不同的媒体发布招聘消息和人才市场招聘，许多企业唉声叹气说，都很难以招到合适的人才，其实，本身是人才很难找的，招到了又给不起工资，别人就不会选你了。有些中小企业又要高要求，我觉得高要求才是大企业的作风，中小企业就不必要这样拉，这样下迟早公司都难以得到发展的，而且都是浪费时间，每个企业都会招人、选人、用人、留人的一个过程，不必要摆大架子来展示自身的实力，找到合适和一般的就可以了。

找到合适的人就好，别要求那么高，过得去就OK，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人才是一大亮点，也是企业打对拼抢手的对象，同样也会闹成企业跟企业之间的矛盾。

在企业发展竞争的社会，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许多企业招人、用人、选人、留人都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有些都是双向选择的，今天你聘我，我不一定选你，我去应聘，你也不一定选我，当你聘了我之后，过了一定发展阶段，个人价值得不到体现，那只能走，就这样造成“工荒”现象是这样，造成人才流动率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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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许多企业用人、培养人、留人都有一过过程，当时间过久在企业付出多的员工，根据能力来定留人，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人才竞争是最大一种商业竞争。

在一个很现实的社会中，哪个员工觉得你企业有发展前景，你出的工资高，我就跟谁，这个都是他们的一个现实想法，对笔者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个人价值和企业价值必须是捆绑的，而且是成比例关系的，如果你付出了得不到回报，那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等于就是价值观的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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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用工荒” 篇6

我成了人才市场的常客，但效果并不理想，每次只收到几张求职表。求职者有时填表是觉得好玩，还不一定来。

老板说要我开动脑筋去招人。

“小刘啊，最近生意不好，普工缺点以后再说，现在要多招聘一些业务员回来。”我害怕接到老板类似的电话。

又是星期六，我拿起X展架和招聘海报去人才市场练“坐功”，在办公室拐角处碰到了老板。“你打开招聘海报让我看看。”我连忙打开。“业务员，底薪300元……”“哎，难怪，你招不到人。”老板说完后在300后面加了一个“0”字。我大吃一惊：“这么高，要不我去跑业务吧。”

“快去，不要给我贫嘴了，这次保证能够招到人。”老板急促地将我打发走了。

我刚在人才市场的摊位上坐下，马上就围上来一些年轻人，问：“底薪3000元，是真的吗？”我点头。于是，一个上午，我就收到了50多份简历。我向老板汇报战果辉煌。他说就约到当天下午来公司面试吧。

老板在会议室里接见了那些求职者。他胡乱吹了一通公司如何好产品如何畅销。我看见下面的求职者似乎都心潮澎湃。“我们的底薪确实是3000元，那是为精英开出的，每月需要完成10万元的业务量。”老板说。下面议论纷纷，没有谁承认自己不是未来的精英，纷纷表示愿意加盟。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我们这家知名公司。”老板又开口了。我在一边听了心里想发笑，什么知名公司，一个300多人的小厂而已。

老板的女秘书拿出一摞试卷发到每个求职者手里。等她发完后，我拉着她到一边说：“这不是为难我吗？现在很多公司招人都是‘零门槛’了，你还考核他们？”她说：“你真糊涂，就这么轻松地让他们进来，他们会看不起公司的，就像你们男人大多看不起轻易追得上的女人一样。”

我随手拿了一张试卷看起来，都是一些选择题，其中有一道题让我忍俊不禁：在下面的三个女性中选一个作为你的妻子：A、潘金莲B、芙蓉姐姐C、凤姐。

求职者眉头紧锁，不知如何下笔。但最后大家还是在规定的时间内都填完了试卷。

我问女秘书，那道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是选潘金莲？芙蓉姐姐还是凤姐？女秘书笑着说：“所有的题目都没有标准答案的，随便填。”

老板在那批求职者中挑选了二十个人。一个月后，没有一个人完成十万元的业务量。所以大家都没有拿到那3000元的底薪，纷纷知难而退。换句话说，他们等于为老板做了义务劳动。

老板又要我去招业务员，还说今年的“用工荒”真的很严重。

这回，我的招聘海报上注明了“业务员，底薪6000元……”，我的摊位被挤得水泄不通。多是一些心怀远大梦想却很少脚踏实地的大学生。他们在经过“1+1在什么情况下等于2”类似的弱智考核后留了下来。但大多数人在完成了一点业绩后就自动放弃了。经常在公司门前收废品的老王乐坏了，因为我每次招聘回来都要处理很多简历。他说，我是他一家子的大恩人。

公司的“用工荒”一次又一次地上演。一批批求职者接踵而至，做了几天或一个月完成几千或上万元的业绩后自动离职了，因为杂七杂八的业务开支让他们难以“消化”。十万元的业务量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可是老板却不急，每天笑呵呵的……

原来老板缺的不是“工人”，而是心。

最后，我被这样的“用工荒”逼“疯”了，也选择了拍屁股走人……

责编：熊正红

用工荒! 篇7

自2004年以来, 用工荒就成了每年媒体的例牌报道内容。而今年的情势, 似乎又显得格外严重, 珠三角缺工的人数已从当年的15万激增到了200万, 缺工的种类从技工蔓延到普工, 缺工的区域也深入到了内地甚至边远的省份。对于长期生活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这类话语体系下的中国民众而言, 这幅图景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和难以接受。

但细想一下:一群人, 每天匆匆穿梭于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 却从来无缘与城市乃至企业的相应福利亲近;生活在城乡二元的剪刀差之下, 却遭受着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权的不公待遇。城市需要的只是他们低廉的价格, 而他们所需要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就业权利, 却不过只是无根浮萍。对他们来说, 这样的城市生活几无意义。

这种数十年不变的景况, 和8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和尊严的要求迎头相撞, 再加上“人口红利”走过峰值导致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 国家在技工教育上长期的不重视和投入不足, 读技校低人一等的社会心理, 全国范围区域规划的相继出台带来的新一轮投资冲动, 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内陆的转移, 甚至汶川地震后大规模的重建……遂酿成了愈演愈烈、且会在未来长期存在的用工荒。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的就业问题并没有因为用工荒的出现而得到解决。大学生“就业难”, 是“用工荒”时代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

乍一看, 用工荒现象似乎只是微观经济中的小事——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加工资就是了, 但在现实中, 有能力大手笔加工资的企业却并不多见。虽然用工荒在一时之间不会动摇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但可能的产业空心化的隐忧却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我们的企业躺在原有的优势上睡大觉, 那么失败可能会来得很快。要想继续生存下来, 企业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培养企业向上提升的内在动力, 而员工的工作意愿、能力和忠诚度, 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中国工厂到了必须重视员工的时候了。

因此, 用工荒的出现是一个节点, 它昭示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 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由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式经济奇迹的结束, 使得多年来难有突破的社会改革, 有了破冰的最大可能。但是, 并不必然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的迅速打破和一个崭新的“以人为本”时代的到来。如果没有一系列制度和规则的保障, 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人民的幸福和尊严”, 都可能沦为一句空话。

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漫长道路上, 我们需要改革分配制度, 让经济社会发展的阳光普照全体人民;需要创造条件, 对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和监督, 改变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的不合理现象;需要政府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改变成保护每个人的利益, 保护每个人的人权……只有这样, 用工荒才真会成为刘永好先生所谓的“大好事”。到那时, 全社会引颈呼唤的那个“以人为本”的时代, 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200万 珠三角缺工的人数已从当年的15万激增到了200万, 缺工的种类从技工蔓延到普工, 缺工的区域也深入到了内地甚至边远的省份

一个时代的终结

显然, 经过20多年的持续输出,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已经发生变化, 正从过剩转向紧缺, 这不是短期性、局部性现象, 而是长期性、根本性矛盾。民工荒看似是微观经济中的小事, 却真实地反映了宏观经济中的分配不公和结构不合理、泡沫严重等诸多严峻问题, 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城乡二元结构等深层次的政治社会问题, 而不是某些部门所说的“用工荒”是局部性、结构性用工短缺那么简单。

正因为如此,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反思劳动力无限供给神话的破灭。进而追问, 在经历了30多年“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之后, 用工荒能否打破“城乡分治、二元结构”的现状?能否使劳动力短缺的拐点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拐点?能否成为以人为本时代的真正开始?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 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 至今效果不彰。但从趋势上看, 随着各项成本的上升, 上世纪80、90年代转移到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将移到国外, 中国迟早有一天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毕业, 要“腾笼换鸟”, 有些产业和企业要退出历史舞台。因为用工荒的出现, 这一点恐怕会比预期的更早到来。

对农民工来说, 在缺乏正常的劳资谈判机制的情况下, 用工荒其实是他们用脚投票、为自己涨工资的一种特殊途径。而对企业来说, 一方面在越来越狭小的利润空间喘息, 一方面又面临的是经济发展后社会成员收入要求上升的趋势, 转型压力空前。这看起来是坏事, 但当工厂不得不提高工资来吸引工人工作, 这样就必然减少了企业的利润, 而当工人工资待遇的提高慢慢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的时候, 企业想要继续生存, 就不得不做出改革, 提高企业产品技术含量, 增加利润。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 也是欧美国家所经历过的过程。

这是一种洋溢着乐观情绪的看法, 道理上似乎无懈可击, 但经济转型真的是这么简单、这么一马平川的事吗?坏事真的这么轻易地就能变成好事吗?当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去后, 用什么来填补留下的空白?一直的说法是, 要从“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 从粗放模式转为更精致的“集约型”经济, 或者用迈克尔·波特在《各国竞争优势》一书中的概括, 就是应当及时从“投资驱动”转型为“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但在波特看来, 世界上很少有民族或国家成功地从投资驱动转入创新驱动的阶段。即使日本这样的国家, 是否完成了转型, 波特都认为是很值得怀疑的。

经济学家汪丁丁就认为, 中国可以尝试, 但成功的可能性不会超过50%, 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实现这个转型, 它们停留在大规模生产的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 然后, 人口老化, 永远停留在老龄化之前的发展阶段。

日本为什么会失败呢?有学者就认为, 日本的制造业在1980年代初发展到巅峰。在这一时期, 日本政府接受了“前川报告”中关于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战略, 将投资方向引向房地产, 与之对照, 美国的投资则开始投向了支持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正是这样不同方向的选择导致了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大相径庭的发展。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在一个从社会文化导向、企业制度、人力资源类型和管理制度等都是为二次创新服务的社会结构中, 在一个缺乏鼓励冒险, 鼓励原创的经济环境中, 不仅政府不会主张将二战以来在传统制造业中获得的剩余, 投向充满风险的高科技领域, 即使政府这样决策了, 社会和企业也很难做出同样的反应。

对照中国的现实, 房地产同样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而企业生存环境的艰难、产权保障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到位, 使得鼓励冒险, 鼓励原创的经济环境迟迟不能建立。更严重的问题在于, 各级政府在追求政绩的推动下, 已经形成了对招商引资的路径依赖, 对扶持本土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兴趣缺缺。“引资”这个路子走到今天, 已经把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目的极大地扭曲了, 把很多经济主体发展经济的权利给剥夺掉了。比如珠三角, 已经形成了今天中国最庞大, 回报也最丰厚的地租经济, 曾在一些地方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集体经济, 基本都退缩为了集体出租经济。这完全妖魔化了经济发展的路径。

而从大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资的经验看, 跨国公司在本土的投资中所产生的技术溢出, 无论最大化到什么程度, 也不可能出现在溢出效应中获得构成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跃进, 显然任重而道远。

用工荒的大面积出现, 不仅说明了人口红利时代面临终结, 更昭示着中国粗放型经济时代的彻底终结

“用工荒”的转型预警

综观中国30多年的改革路程, 先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蓬勃发展, 到本世纪, 因为资金流动性充裕, 资本密集型企业迅速崛起, 但技术密集型企业却没有像前两者一样有大的发展。而一国的经济发展, 往往要顺次走过劳动力推动、资本推动、创新推动等几个阶段, 创新推动和技术发展密不可分。各国的经济发展在走到一定的阶段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日本、韩国等都曾有过类似的境况,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 走上了提高技术含量转变发展方式的道路。一些拉美国家则没有跨过这一道坎, 所以在崛起的中途停滞。

直到现在, 二三十年前发展起来的“两来一补”的作坊式企业还大量存在, 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更多的是在产业链低端为人作嫁, 自有品牌的知名产品和中国经济总量完全不成比例。当时很多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 引进的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国内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更是盈利水平低下, 如果不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人工成本, 则毫无利润可言。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 这类盈利水平较低的企业大批倒闭, 而“用工荒”也迫使企业不得不提高用工价格。这些外力都在逼着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从这种意义上, “用工荒”对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预警, 对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是一次机遇。

2004年出现“民工荒”, 对中国经济已经是一次预警, 只是当时外部环境尚好, 中国经济也还没有发展到不转型将难以为继的程度。2008年的经济危机, 使2009年成为进入新世纪后最为困难的一年, 大批企业倒闭, 转型成为很多人挂在嘴边的话。但当中国经济开始复苏, 一些企业在奄奄一息中撑过了最困难的时候, 终于重新得到订单, 却再次将转型抛到脑后。

“用工荒”则再次给这些企业敲响了警钟。对于企业而言, 面对“用工荒”必须提高工人工资才能招到人, 为了保证利润, 劳动力成本提高了, 企业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增加产品附加值, 或者增加机械操作, 减少用工人数, 两者都逼迫企业技术升级, 这必将逐步推动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从长远看, “用工荒”的出现对企业、对区域经济未必是件坏事。对宏观经济来说则更是意义重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成功转型已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用工荒的大面积出现, 不仅说明了人口红利时代面临终结, 更昭示着中国粗放型经济时代的彻底终结。中国经济转型已经提了很多年, 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已经成了写在课本上学生耳熟能详的口号, 但这么多年, 也几乎仅仅止于口号。金融危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等等, 所有这些, 都已经在逼迫中国经济转型。大面积地持续经年的“用工荒”, 则可能奏响了旧经济时代最后的休止符。

现在, 中国虽然已经走过了经济的最低谷, 但史无前例的“用工荒”同样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心, “用工荒”和新的《劳动合同法》一样, 会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这时候, 政府的政策导向很关键, 政府要做的是引导变革向正确的方向进行, 而不是延迟变革的时间, 很多导向正确的制度要能坚持到底, 不变相放松。对企业来说, 主动改变比大量被动倒闭好得多。一些因产能技术落后而岌岌可危的企业政府不要救, 振荡是必然的, 只要过程不太过于猛烈, 政府都不要在这方面伸援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说, 广东提出腾笼换鸟, 即让低端的小企业倒掉, 用高附加值的企业取而代之, 是很高明的。

翟振武认为, 在中国, 最大的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前不注重劳动生产率, 只过分注重GDP总量。过去中国的GDP总量靠的是人海战术。对于最能显示劳动生产率的人均GDP, 过去的统计方法几类作假, 算经济总量的时候, 包括外来人口, 算人均GDP的时候, 却按户籍人口来除。翟振武告诉记者, 这样的统计方法已经从去年开始改了, 统计局现在要求按常住人口来统计。统计方法改变之后, 人均GDP自然会大幅下降。如果要提高人均GDP, 应该大力发展汽车行业、大飞机行业、现代加工制造业等等高附加值行业。政府要做的是给这些行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

技工院校能解“用工荒”?

两年前, 小高从潍坊一家高职院校毕业。他学的是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全班40名同学, 大约2/3选择了专升本, 因为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求职时要想得到青睐, 起码要有一纸本科文凭。其实, 小高报考高职院校的目的, 就是将它作为一个跳板, 以便能读到本科, 他的多数同学亦抱持同样的想法, 只有1/3左右的同学毕业后立即就业, 他们大多成为计算机市场的销售人员, 因为专科院校说起来似乎比本科要“专”, 但他们求学三年, 却没学到多少东西。

专科院校里的老师, 多为本科院校毕业生, 只有一两位聘请来的副教授。学生虽然可以上机, 但没有做项目的机会, 上机时, 老师将学生领到机房就不管了。老师一走, 学生们就玩游戏。但小高还是幸运的, 起码他们能上机。本校那些学工程机械的学生, 在学校没见过一台挖掘机。到小高临毕业时, 学校才开设了一间车间, 摆放了两三台机床。

但这所院校却不愁生源, 在校生长年保持2万多人, 因为它有高达60%-70%的“专升本率”, 对于学校来说, 专升本率高, 就用不着强调就业率了, 因此鼓励学生们追求文凭, 一心一意专升本。

外行人容易将职业院校与技工院校混为一谈。但两者有着制度层级的区别。职业学院归教育部管, 技工院校归人社部管。周济任教育部长后, 把各地的职业中专、职高等归拢到一起, 虽然名字换了, 但机制并没换, 仍以学历教育为主。周济还搞了“高等职业教育”, 简称“高职”, 学生毕业有大专文凭, 并可接着报考本科, 继续“深造”。有的学校原来是中专, 后来改专科, 专科又改本科, 虽然教育部有文件不让升格, 但很多地方的学校照样升。

目前, 地方政府的人、财、物等资源普遍向学历教育倾斜, 投入技工教育的很少。技工院校自主招生, 因为教育部不允许它们全国招生, 不让进教育部的招生平台。教育部门在计算升学率时, 技工院校培养的人是不算在内的。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每年都要下计划, 考生必须报考教育部规定的那些院校, 让学生自动分流到高校及高职院校, 用政策形成一堵墙。因为技工院校招生没有代码, 在教育部查询不到。

两年前, 山东某个层次较高的技工学校, 有美国公司愿与之合作, 由美方投资500万美元, 进设备, 培训学生, 将来到国外就业。但美方到中国教育部咨询, 教育部说没这所学校, 美国人以为它是黑校, 合作的事就泡汤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技工院校的专家说:“政府一定要加强对技工教育的重视, 能与教育口的院校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就可以了。现在国家把优惠政策给他们了, 却培养不出人才。因为他们还是学历教育, 什么文秘、财会, 不突出技能。这是教学大纲有问题, 教育体制有问题, 职业院校拼命扩大招生, 增加专业, 不然就生存不了。如果政策是一视同仁的, 它竞争不过我们。我们把车间放到技工学校里面。社会上企业上有什么设备, 有什么需求, 我们就培养什么人才。”

2009年12月, 胡锦涛总书记到广东珠海的技工院校视察,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国家领导人到技术院校视察。胡总书记说:“现在我国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非常匮乏。希望同学们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潜心钻研专业技能, 努力成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没有一流的技工, 就没有一流的产品。”

山东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李启国副处长认为:“政府不重视技工教育的问题是全国性的, 胡总书记到珠海技工院校视察很有意义。现在各级政府的导向, 也有点转变的苗头了。但宣传还不到位。你的孩子, 你肯定想让他上大学, 如果上技工院校, 别人会想这孩子学习是不是差点儿?我们能否借鉴欧美、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 把更多教育资源放在技工院校?每个国家培养的高端人才都是少数, 国家的教育导向应往技工教育方面转变。我们也在极力争取。”

“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悖论

目前, 就业市场之所以出现“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局面, 根本原因是就业市场供需之间的结构性不平衡。这几年, 大家都在谈论新生代农民工,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首提这一概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不久前发布的“新生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了农民工总数的60%, 他们更倾向于城市生活, 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希望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在就业上, 他们和老一代农民工最大的不同是, 工资已经不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考量因素, 他们更在意工作环境、是否开心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工厂化、大规模、流水线式的枯燥工作环境, 已经难以让他们满意。

事实上, 这些特征不仅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上, 也是“80后”计划生育一代的整体特征。而对这一代大学生而言, 他们比农民工的选择余地更大。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这几年越来越突出, 但即便如此, 大学生们宁愿失业, 也不会到东莞大朗的毛纺厂做一般工人, 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工作环境好、能展示才能的白领工作岗位。

另外, 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大大提高。以前即便在城市, 学生一毕业就要马上工作, 不管工资多少, 重要的是能够补贴家用。现在不同了, 有媒体报道年轻人“啃老”, 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存在, 是因为有“老”可“啃”, 不工作也没有生存压力, 因此可以等到有满意的工作为止。

在这种情况下, 就产生了就业需求和供给上的不适应。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大学生, 他们需要的工作社会不能提供, 于是出现了“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尴尬现象, 这反映了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不适应劳动力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就业需求。值得一提的是, 年轻人对工作岗位的挑拣, 不是某些人所谓的“挑剔”、“眼高手低”, 而是人的解放, 人不再单一地只受经济因素的驱动, 而更看重个人感受、发展前景等精神因素, 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与制造业相比, 服务业容纳的劳动力最多、平均收入最高、工作环境整体上也比第二产业好。要破解“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悖论,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最大的不同是, 制造业是供给创造需求, 服务业是需求创造供给;制造业以资本和物为主, 服务业则更多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发挥程度;制造业讲求的是规模经济和标准化, 产品整齐划一;而服务业是一个以满足人的个性化需求为特征的行业, 市场是分层的, 不同收入、不同年龄、不同知识水平、不同的每个人, 他们对服务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 这就需要有人提供有差别的个性化服务。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方面的需求增长很快。而这恰恰是中国的软肋。无论是建酒店还是居民小区, 我们总是强调投入了多少钱, 采用了什么样的设备, 而忽略了人的因素, 所以, 很多酒店水龙头出水不畅, 很多小区不能提供人性化的服务, 我们一般归结于硬件不行, 却没有意识到人力投入不足, 服务不细致的问题。

服务业因为主要和人打交道, 对市场环境、产权保护、公平竞争要求很高, 但在我国, 目前经济领域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的情况还很普遍, 很多行业和领域还没有开拓出来。而且地方政府在过去30年已经发展出一套如何促进制造业发展、如何招商引资的逻辑, 并形成了路径依赖。对如何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则没有多少认识, 往往感到无从下手。要完成新的转变, 会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而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 背后的机制、政策如何配套, 目前学术界也还没有多少系统性的研究。

30年 改革开放30年, 中国成了“世界工厂”, 到2005年, 中国即有100多种产品的出口量位居世界之首。“中国制造”充斥世界各地

但对亚洲四小龙来说, 这种转变已经进行了差不多20年了。以台湾为例, 从最早的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到目前以服务业为主、主要为本地人提供服务的均衡发展, 其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在“用工荒”和“就业难”同时来袭的当下, 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用工荒”会撼动“世界工厂”的地位?

改革开放30年, 中国成了“世界工厂”, 到2005年, 中国即有100多种产品的出口量位居世界之首。“中国制造”充斥世界各地。

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认为, 这个“世界工厂”的秘密或者所谓“竞争力”并不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或者全球化, 而是低工资低福利的廉价劳动力导致的产品低价格。2002年中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平均报酬仅为0.57美元, 即便最近几年有所增加, 也只是美国同期每小时报酬21.40美元的6%。有专家指出, 2004年中国因雇佣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11462亿元的工资开支, 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8.5%, 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率。2007年城镇职工年平均收入24932元, 以原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数据, 当年农民工人均年收入为12000元左右, 两者差距约为12900元, 这庞大的节省被作为“劳动力红利”变成国家和企业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

多数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及福利。尽管在2004年以后, 政府敦促企业为农民工支付法定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 但直至2008年底, 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仅2416万人 (相当于总人数的10.69%) , 参加医疗保险人数为4266万人 (相当于总人数的18.93%) ,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549万人 (相当于总人数的6.85%) ,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4942万人 (相当于总人数的21.92%) 。由于长期的低工资和低福利, 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制造”的人工成本, 令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 也使其在国际市场中赢得竞价优势。

“用工荒”正在用市场的力量改变“廉价劳动力”的现状, 使“世界工厂”的人工成本、管理成本、招聘成本、培训成本进入上升通道。如果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 企业的现有利润空间可能会被大幅压缩, 经营的困境会进一步加剧, 中国产业, 乃至整个经济格局可能会更加失衡。

许多专家认为, “民工荒”给了中国企业一个很好的契机去倒逼产业升级, 甚至倒逼国际市场定价权;“中国制造”也因此获得了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增值机会。笔者以为, 在现有产业格局和劳资关系没有根本调整之前, 这些良好的愿望只能是黄粱美梦, 很难有兑现的可能。

长期以来, 多数企业依靠廉价人工获取高额收益, 很少人关心产业的内在动力, 诸如人力资本、核心技术、市场开拓等等。“中国制造”只见低技术外延式扩张, 难得高技术的内涵式增长;而以排斥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则让中国经济不仅成为技术和市场均在外的“外向型经济”, 还是劳动力在外而且频繁流动的“外劳型经济”, 也是既没有自主品牌、又没有创新技术、也没有稳定劳工的“外源型经济”。这种虚胖无力的经济结构缺乏稳定而持续的内源力量去推动中国工业的产业升级或者转型, 就把“中国制造”定格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最低端的加工环节。

为了抵消人工和原料上升、本币升值的成本压力, 以技术和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升级可能是不少企业的想法。不过, 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都必须依赖劳动者职业技能的提升, 也离不开员工的稳定。但目前并没有一种有效机制能够在短时期内大幅度提高工人的技术, 也没有办法把企业的员工流失率降下来。产业升级所必须的内在动力严重缺乏, 何来能力向上提升?

既然“中国制造”被定格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最低端的加工环节, 而且缺乏向上提升的内在动力。那么“中国制造”凭借什么来争夺国际市场的定价权?我看是愿望很好, 希望渺茫。

中国国内市场长期处于高收益、高增值领域被垄断, 而高竞争、低增值领域疲软的局面, 加上终端销售渠道对生产厂商的不公平压榨, 以及高税收政策和腐败盛行的营商环境, 导致国内市场的经营风险始终居高不下, 反而是依附在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上更安全、更省事。所以, 当金融危机的风暴渐去渐远之时, 加入国际市场的争夺战不减反增, 厂家之间的杀价和相互拆台情况并未好转。除了少数有独创技术和高品质的企业外, 绝大多数工厂仍然没有任何与国际客户的议价能力。因此, 在被国际大公司垄断的重要市场, 例如欧美、日本, 中国企业倒逼跨国公司提高产品价格的几率微乎其微。

虽然目前的用工成本和其他经营费用有所上升, 但距离合理工资水平还有不小空间, 加上法定福利、环境保护和原材料等各个方面仍有很多空子可钻, 多数企业完全有自我消化的空间, 只是经营难度提高了一点。从总体上看, 虽然中国大陆的人工成本超过了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 但如果考虑到劳动生产率、运输和原材料等多方面的因素, 在未来10年, “中国制造”仍然能够保持廉价的优势。

呼唤“以人为本”的新时代

而与经济转型相比, 中国的社会转型可能更滞后。改革开放初期, 物质极其匮乏, 那时发展经济首先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温饱问题, 因此, 突出“物”、强调“物”, 是必要的。但逐渐地, 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甚至是追求GDP的增长, 似乎从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变为了目的。“见物不见人”的观念成为一些人典型的思想特征。

于是, 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推动整体的发展成为天经地义的事, 而被牺牲者总是特定的某一些人, 这更成了30年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吊诡。中国要建三峡, 移民100万也成功了, 这100万移民里肯定是有钉子户的, 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再如国企改革, 这么多企业的改革是全世界的一个大难题, 中国就成功完成了, 方法就是把企业卖掉, 让几千万人下岗、换工作, 这在别的一些国家是根本做不成的, 中国成功了, 代价是伤害了一部分人。不光是国企改革, 很多的事都是以反复伤害特定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完成的。这也是目前社会矛盾多的根本原因。

因此, 实现从“见物不见人”的粗鄙经济发展伦理到“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跨越, 是中国下一步经济社会改革的应有之义。而“坚持以人为本”, 是2003年10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新要求, 当时好评如潮, 但后续的发展基本上是“只听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

但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标准, 不是看这个社会打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旗号, 而是看这个社会制度能给劳动者什么地位, 给公民们什么社会地位。如果一个社会很不公平, 那么任何主义都是虚伪的。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 人民是庶民、草民, 是无所谓尊严不尊严的凡夫俗子。而今天, 尽管“以人为本”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 我们的社会对广大的弱势群体, 不公平的地方仍然太多太多。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 它们之所以现在有了相对合理的分配格局, 那是通过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 300多年的斗争——其中不乏流血冲突, 此外还有这10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理念、社会主义政党、派别、工人组织不停施加各种影响才争取到的一个结果。对中国而言, 当农民工还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资源、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时候, 老板对他们的尊重恐怕只是个人的修养所致, 难有普遍性, 但当用工荒来袭, 老板要想尽办法挽留员工时, 人才会真的变得很宝贵, 一系列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制度和安排, 才有了现实需要和强有力的推动。

一直以来, 许多城市仍把农民工当成过客, 实行“经济接纳、社会拒入”。劳动力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不但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 更没有各种福利保障。用工荒的出现也许会让沿海地区政府主动给予外来人口一些应该具备的权利, 外来人口受到歧视的日子, 可能将要结束, 中国原来的户籍制度也许因此而破产。而在城市, 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导致的对社会服务需求的增加, 可能会使保姆和教授赚一样多的美国式图景在中国再现。届时, “以人为本”、“人是最宝贵的”这类目前看起来流于口号、口惠而实不至的理念, 才可能真的成为现实。

但是, 用工荒的出现只是一个节点, 它昭示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 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由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式经济奇迹的结束, 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和一个崭新的“以人为本”时代的到来。如果没有一系列制度和规则的保障, 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人民的幸福和尊严”, 都可能沦为一句空话, 而不会自动到来。

“用工荒”局部可能升级 篇8

人社部发布调查显示, 企业招工人数在增加, 但明确表示继续外出务工的人数却较往年在下降。对务工人员调查中, 有62%的返乡务工人员明确表示春节后要继续外出务工, 与2008年同期调查相比降低了6个百分点。

在准备外出务工人员中, 74%的人员准备回原企业上班, 而不准备回原企业上班的人员列出的原因包括:认为收入太低的占49%, 加班太多的占18%, 没发展前途的占14%, 学不到技术的占12%。有30%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要视情况而定是否再次外出务工。所占比例与往年相比增长6%。值得关注的是, 有8%的返乡务工人员表示不再外出务工。“工作收入低、加班多、没前途阻碍务工人员回流。

人工成本比上年有所上升

由于用工需求旺盛, 多数企业预计人工成本上升。对企业调查中, 有72%的企业预计2010年人工成本比上年会有所上升, 与上年同期调查相比, 预计人工成本上升的企业增加了32个百分点, 企业预计员工工资平均上升幅度为9%, 相比企业对工资增长的预期, 务工人员的期望值要更高一些。

调查显示, 打算继续外出务工的人员预期2010年平均工资收入比2009年实际工资收入增长幅度超过14%, 这5个百分点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用工荒”。

我国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

有关专家分析, 目前出现“用工荒”有一定的时间因素。因为农民工多数要在正月十五以后才出门求职, 而珠三角等地的企业由于订单增加则早早地开工。所以“用工荒”究竟会有多严重还有待观察。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虽然我国局部地区的确出现了“用工荒”, 但从总体上看, 我国劳动力仍然是供大于求, “用工荒”还是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内和特定的时间段。

企业“用工荒”的管理警示 篇9

“用工荒”荒芜了企业

又是一年春来到,企业用工矛盾再次加剧,“用工荒与用工慌”现象愈演愈烈。无论是个人、社会、企业,还是民族、国家、国际,用工流失率在中国社会已经远远超过了许多国家的比例。许多企业的员工流动率普遍过高,原因何在?员工流动率非常高,而且跳槽率也高。某企业的员工流动率超过了无法想象的地步,造成了企业过年来无法正常运作生产和销售,损失了不少。“还有一家公司计划拿出目前已有资产大约10%的部分作为股份,根据员工的技能高低和贡献大小,赠送给全体员工,从每一个最普通的工人到高层管理人员,人人有份,但终究还是走了不少人。

到底员工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环境?许多企业的老板都在反思这个现实问题,难道企业发展不好,学不到东西,公司环境不好或是待遇不好?许多企业花了钱在各不同的媒体发布招聘消息和用工市场招聘,许多企业唉声叹气说难以招到合适的用工。

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用工是一大亮点,也是企业打对拼抢手的对象,同样也会成企业跟企业之间的矛盾。在企业发展竞争的社会,到底都是用工的竞争,许多企业招人、用人、选人、留人都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基本上都是双向选择,今天你聘我,我不一定选你,我去应聘,你也不一定选我,当你聘了我之后,过了一定发展阶段,个人价值得不到体现,那只能走,就这样造成“用工荒”现象,造成用工流动率过高。

用工慌,慌在了哪?

许多人通过用工市场找工作,图的是机会多、成功率高,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一些求职人通过用工招聘市场求职的成功率却不高。这除了与“高校连年扩招,大学生整体素质下降”最主要原因有关外,还因为企业或社会上都要求多少年的本职本岗位的工作经验,再者就是企业“支付的预期薪水太低了。

目前用工招聘会主办方经济收入主要有两项,一是向招聘单位收取摊位费,另外就是向求职者收取门票费。在操作过程中,招聘活动主办方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求职者来招聘会赚取门票费,往往夸大宣传,在前期宣传中往往有某某知名大企业参加的消息,但届时真正出席招聘会的知名大企业却很少。另外,一些招聘会实际可供选择的岗位相对单一,这也与用工求职的就业需求相去甚远。更有甚者,一些主办方靠招徕“会托“来欺骗求职者,这些所谓的招聘单位来了后只是摆摊敛求职材料,最后却不录用一个人。

对“用工荒”深层剖析

1、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随着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因此人们不再为了谋生而打工,不再使自己活得那么辛苦,而开始追究休假,追求团聚。生活水平提高而引起就业观的转变是社会进步的标准。

2、一些企业用人告急,尤其是技术用工紧缺,他们转而把招人范围扩大到大学生群体,希望招收到一些专业对口而且实际工作能力强的大学生。今年以来出现的“用工荒”确实影响了大学生就业心理,使大学生有了就业不再难的想法,部分大学生在就业中出现了挑挑拣拣、眼高手低的情况。

3、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使沿海企业的薪酬水平丧失竞争优势。东南沿海的生活成本比内地企业高出很多,而薪酬水平比内地企业实际高不了多少,这样工人的实际所得在随着生活成本的增长逐年下降,这是企业招不到人的根本原因。

4、如今,80、90后成为职场的主力,作为新生代的就业者,他们与老一辈的就业观念有着很大程度的不同,他们看重的不仅是工资待遇,更为重视的是个人兴趣、工作环境、休假制度以及工作前景等等,普遍存在着过高就业期望,于是择业就业之间无法达到一个平衡点。

“现代学徒制”缓解“用工荒” 篇10

在校学生不但有老师言传身教, 每人还拜了一位师傅一对一地学手艺。最近, 一种古老的教学模式被引入浙江省绍兴市的职业教育中。据报载, 绍兴县职教中心在绍兴市首次推出“现代学徒制”试点班, 31名烹饪专业学生成为绍兴市首批现代带薪学徒工, 他们一出师便可成为一名具有一定等级的技术工人, 一毕业就将顺利走上工作岗位。

日前, 绍兴县职教中心举行了烹饪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班开班暨师徒结对仪式。仪式上, 该校与柯桥的王子宴会、金永泰、永泰望湖等酒店达成合作办学协议, 该校2010级烹饪专业31名学生, 当场与来自这些酒店的大厨们拜师结对, “一对一”学手艺。

根据协议, 从1月5日开始, 这些学生即开始在上述酒店进行烹饪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 成为带薪学徒。与中国古老的“学徒制”有所不同的是, 这些学徒虽然吃、住、工作都在酒店, 但是他们的另一种身份仍然是绍兴县职教中心的在读学生。在酒店做学徒工期间, 职教中心的老师仍然会在每天上午来酒店给这些学生上文化课, 传授基础和专业知识, 下午的时间一般由大厨师傅向“弟子”手把手地教手艺。在做学徒工期间, 如果学徒和酒店双方满意, 即可直接签订劳动合同, 学徒毕业后就能正式被录用为酒店员工。

绍兴县职教中心校长黄伟祥表示, 绍兴县职教中心在全市首推这种教学模式, 是为克服以往师生关系中“一对多”的弊端以及实习时缺乏针对性等种种问题, 让学生学到更多的技能。

留守儿童与用工荒 篇11

留守儿童和母亲伤心离别时的这番情景，仿佛是撕心裂肺的呼唤，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与忧伤。照片的背后，令人想到了每年年初已成常态的用工荒，试想，外出务工的父母们岂能忍受年复一年的与孩子分离时的痛苦。事实确是如此，福建泉州一家企业负责人道出了对于用工荒最直观的感受：“2008年，工人保底工资只要1800元，那时候招人很容易。如今，工人保底工资开到4000元，但也很难招到人。”

不少企业家都感受到，往年如果出现了招工难，只要企业提升一下薪酬水平，就能水到渠成化解。但如今不同了，企业薪酬高了，却依然招不到工人。有专家分析说，这说明工人在找工作的时候，除了看薪酬，还看企业的未来、人文环境和配套设施，特别是住房、子女入学等福利待遇。

用工荒蔓延，不是农民工不想出门挣钱，而是后顾之忧难以解决，要解决用工荒不能只是提高工资收入，不能只考虑到农民工本人，还得看远一点、深一点，下大力解决其背后的留守儿童等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现在，国家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但是新型城镇化究竟新在哪儿，如何建设，仍需要进一步思考。专家认为，如果还是过去那种传统的、粗放的、低质量的城镇化，那留守儿童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老百姓是有家庭、有情感的，不单纯是劳动力，在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的过程中，国家要帮助他们完成完整意义上的家庭迁移。

当然，“留守”不是仅仅靠企业就可以解决的，但企业却可以从细微之处加以改变，为员工的工作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例如，浙江盎唯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员工普遍较年轻的特点，给予员工较宽松的工作环境；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为吸引人才，对落户和即将加盟的人才给予从工商税务登记到子女入学的一条龙服务；瑞雪国际时装有限公司管理层总是带着放大镜去赞美和挖掘员工长处，增强员工积极性......

我们可以看到，企业正在非常努力地提高自己，不断地让企业文化更加人性化，在让自己的员工幸福感更强的同时，也让企业避免遭遇用工荒。

从“用工荒”看企业文化 篇12

这应该是一个好现象, 说明许多企业的生产止跌回升, 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上升;也说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 吸纳了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更说明打工者对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的要求较前有所提高。

实际上, 就全国范围看, 真正的“用工荒”并未到来。广大农村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尚多, 城市的就业难也尚未完全破解。除了专业技术性的人才短缺之外, 多数企业并不存在“用工荒”的情况就是佐证。只是一部分企业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 对他们采取“呼之即来, 挥之即去”态度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当然, 这些企业的日子也还要过下去, “用工难”的问题也还需要解决。看看那些用工不难的企业的做法, 也许会有一点启发。

首先是用工的来源。有些企业招工现在已经主要不是到劳动力市场摆张桌子、摆块牌子, “捡到篮子里的就是菜”, 而是同劳动力资源地区的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实行校企合作, 订单式培养。有的甚至为“未来的员工”预付学费, 有的提供专业教师、实习的机会, 有的则对优秀学员提供奖学金。这样不仅保证了主要的人才储备, 而且保证了这样的人才技术对口, 一进企业马上能投入战斗, 而且这些后备军早就对企业有所了解, 能把进入这样的企业看作是自己的事业, 即使只算经济账, 也是合算多了。

其次是用工的报酬要适当。这不仅是工资水平的问题, 也包括能不能及时足额上“三险”, 包括住宿、伙食和其他福利待遇, 包括加班工资的发放, 包括奖励制度等等。有的企业为夫妻同厂的职工提供夫妻房, 对职工的吸引力就很大。企业的卫生条件、劳动保护条件也是职工特别是年轻职工关心的问题。

工资待遇不仅是当前, 还应当包括增长的机制。这就和企业的发展前景有关。如果企业本身就是只有今天没有明天, 谁愿意到这里来过不稳定的日子呢?

“用工”还包括怎样“用”职工。许多打工者更关心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尊严和发展的前景, 他们不能满足于仅仅把他们看作是在市场上被买卖的劳动力。

有的企业很注意培养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 让每一位职工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有的企业很重视职工的合理化建议, 让每一位职工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用武之地。有的企业很重视职工的培训, 让职工们年年都有进步, 能够跟上技术发展的潮流。有的企业建立了健全的晋升机制, 让人们感到在这里有奔头。有的企业很重视通畅领导和职工交流的渠道, 让每一位职工都有可能随时向直到董事长、总经理在内的任何一级领导当面反映情况、提出批评和建议, 使职工有主人翁的感觉。有的企业很重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创设各种便利的条件, 组织各种丰富多采的活动, 包括旅游, 尽量使职工身心愉快, 情绪健康向上。有的企业很关心职工的家庭生活, 经常关心慰问职工父母、家人, 举办婚恋交友的活动和指导, 举办家庭教育的辅导。这些都能使职工更加感觉企业就是自己的家。这样的企业, 跳槽的职工还会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