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服务供给（精选10篇）
卫生服务供给 篇1
从当前社区服务形势来看, 社区卫生服务站管理模式市场化, 打造合作伙伴型服务团队, 医疗网点一体化, 提高服务人员的素质, 公益服务特色化, 明确服务供给的社区定位是现行社区服务模式的创新途径。
1 管理模式市场化, 打造合作伙伴型服务团队
社区卫生服务站肩负着公共卫生服务、基层医疗保健服务和社区内的其他特需卫生服务三大板块责任, 服务任务重, 服务种类呈现多样化趋势。在实践中, 多数社区卫生服务站仍然处于按政府指令办事, 市场活跃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针对这一现状, 管理模式市场化, 以合作伙伴型的姿态进入市场运作是激活社区服务供给机制的可行途径, 在实践中, 该类型模式和团队的打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服务供给采用市场化结构
服务站应当主动与公共医疗物品的生产单位和供给单位建立联系, 并且逐步开发稳定的服务供给途径, 在政府、消费者和服务供给者的三角关系中重新寻找角色定位。通过提升采购效率, 明确供给对象, 提高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供给效率, 节省成本开支。
1.2 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社区卫生服务站, 参与服务站服务供给环节
民营资本有着较强的费用意识和质量意识, 能有效实现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在主导中应当对民营资本甚至私营卫生服务站从税收政策、采购供给等方面给予和公立卫生机构同等待遇, 鼓励民营资本为政府分担部分卫生医疗职能, 缓解供求矛盾。
1.3 内部管理市场化
对卫生服务站工作人员建立完整的考核激励机制, 在人员选拔上, 遵循“能者上, 庸者下”的原则开展人力资源配置工作;在人员考核上, 遵循技术能力与业务能力相结合的原则, 建立全面客观的人才考核体系;在人员的聘用上, 采用长期工与短期工、固定工与临时工、熟练工与初学工相结合的灵活机制, 以便让卫生服务站对社区医疗保健状况随时做出敏锐反应, 根据需求灵活适应变化的服务需求形势。
2 医疗网点一体化, 提高服务人员的素质
医生、护士等员工是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供给队伍的主体, 其专业技能、职业操守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服务供给质量。从当前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情况来看, 人才匮乏、人员配备不足的情况较为突出。以余姚市基层人员情况为例:全市社区卫生服务站在岗人员共200人, 其中127人为执业 (助理) 医师, 35人为乡村医生, 剩下38人为尚未取得医生资格的工作人员, 专职护士和药剂师空缺。从学历构成上看, 大学本科学历15人, 中专学历高达109人, 高学历人员所占比例明显偏低。在调查中笔者还发现, 社区卫生服务站运作模式不成熟、工作环境较差、薪酬编制制度不完善成为了阻碍优秀人才进入的主要障碍。
余姚市计划到2011年基本建立“20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 基本建立“大院带小院、县院带乡镇、乡镇带村级”的城乡医疗卫生统筹发展新机制。针对这一现状, 笔者认为在当前社区卫生服务站各方面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 应充分利用医疗网点一体化契机, 从以下方面提高服务人员的素质。
2.1 充分利用城乡医疗卫生统筹中的人才机制
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以通过高级人才借调、兼职聘任、短期服务等方式扩大高级人才来源, 一方面让人才充分发挥自身才能, 实现“人尽其才”, 另一方面则可以有效提高服务站的人员素质和专业技能。
2.2 充分利用城乡医疗卫生统筹中的资源共享机制
第一, 延请上级医疗机构的专家教授和专业骨干力量定期或者不定期到卫生服务站开展关于医疗保健工作的专题培训, 增加站内人员的受教育范围。第二, 拓宽人才实际操作渠道, 为站内人员到上级医疗机构中实习、见习、挂职锻炼创造机会, 在站内人员得到锻炼的同时, 也保持了卫生服务站工作队伍的稳定性, 有利于服务站的可持续发展。
2.3 充分利用城乡医疗卫生统筹中的服务联网模式
在人员素质提高上可以充分利用医疗机构现有服务渠道和消费群体, 为其提供补充性的全面卫生服务。通过该类服务开展, 可以让站内工作人员进一步认清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工作职责和服务内容, 为特色服务供给打下良好基础。
3 公益服务特色化, 明确服务供给的社区定位
首先, 服务的场所必须在社区。这决定了卫生服务站在开展公益活动时应当因地制宜, 立足社区, 放眼社会, 根据社区现有条件开展相应的活动。其次, 服务对象必须以社区居民为主。这就要求社区服务站在开展公益活动中充分考虑到居民的实际情况, 开展活动。笔者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所在社区空巢老人多、外来人员多, 针对这样的情况, 在公益服务的开展中把空巢老人和外来人员作为主要的服务对象, 先后开展了“送药到床前”和“送医到个人”的公益活动。对身体较差, 经常卧病在床, 子女又不能常在家中服侍的老人, 服务站通过上门探问了解老人情况, 为老人送去常用的保健性药物, 对于市面上难买到的或者价格较昂贵而家庭难以负担的, 为老人建立档案代为搜寻药物或者药物代替品, 为老人负担部分医药费, 缓解空巢家庭的燃眉之急。社区中外来人员较多, 合租住房的现象较为普遍, 以居住单元为单位开展活动不切合实际。为了做好外来人员的卫生保健工作, 服务站将卫生保健知识印发成公益传单在社区内发放, 以传单的方式让住户前来接受卫生保健药物发送和疫苗注射等工作, 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S].2006.
[2]朱金楠.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运行机制的研究综述[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9, 25 (09) :589-608.
[3]卢祖询.中美两国社区卫生服务比较[J].中国全科医学, 2002, 05 (04) :292-294.
[4]吕勇.政府主导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经济学思考[J].卫生经济研究, 2007 (01) :42-43.
[5]李文, 叶振辉, 王国奇.立足镇情创新机制实行镇村医疗卫生一体化管理[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09, 29 (09) :697-699.
[6]梁万年.社区卫生服务的概念、功能与意义[J].实用全科学医学, 2003 (01) :6-9.
社会服务的市场供给 篇2
电子商务正形成“小前端、大平台、富生态”的结构。小前端、大平台都好理解，但富生态到现在为止，还缺乏理论上的论证。导致其中规律不好把握。有一本书，我觉得对理解富生态，具有理论参考价值。这就是弗雷德·E·弗尔德瓦里的《公共物品与私人社区——社会服务的市场供给》。
社会服务的市场供给，这个说法有语病吗
社会服务的市场供给，以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衡量，这个说法有语病。因为社会服务是公共的，而市场是商业的。社会服务的主体，是政府或社会组织；商业服务的主体，才是市场上的企业。让市场去提供社会服务，不是关公战秦琼吗？
可富生态要做的事，正是让关公战秦琼，让商业性的市场，去提供它原来不提供的公共品。富生态作为生态系统的商业网络，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公共性与生物性的统一。
弗尔德瓦里的研究，实际介于公共品理论从布坎南的机械论向未来的生态论的转型中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机械论与生态论的不同。按照布坎南在《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中的观点，“纯公共物品相当于‘免费物品’”，而“任何对纯公共物品或服务征收使用费的尝试，都会导致无效率”。这显然不符合互联网免费模式特别是苹果商店模式的实际，苹果把商店免费了，而且偏偏是“征收使用费”，不仅没有导致无效率，偏偏效率还大为提高。
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逐层解析一下。
生态的产权主体：所有权社区
生物性与商业性相比，生物性意味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更具公共性；不像商业性，你是你，我是我。当商业转向生态，形成商业生态这个“四不像”时，一系列变化发生了。
首先从产权主体上，出现了布坎南未曾预料到的新情况。这就是除了企业外，社区的加入，形成了“所有权社区”。企业是纯商业性的，但社区却具有公共性，二者一结合，情况就开始变复杂。社区演化到后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互联网、网络社区、SNS等等构成富生态的东西。所以研究富生态，首先要研究所有权社区。
弗尔德瓦里对所有权社区这个概念进行了专章的剖析。据他介绍，所有权社区的思想最初起于斯潘塞，希思，麦卡勒姆，他在1961年发表了《所有权社区》一文，探讨与纯商业的企业不同的企业一社区复合体（它演化成今天的富生态）。麦卡勒姆通过分析酒店、工业园区等带有社区性质的经营场所，发现以往人们对财产的界定偏窄，没有把免费的社区包括进来。而这些市场运作的企业，都提供有公共免费空间（相当于互联网免费模式的平台），免费并没有像布坎南说的那样影响这些企业的效率。
弗尔德瓦里分析认为，布坎南虽然提出俱乐部概念，但附加了条件，假定“俱乐部会所”产品具有排他性，情谊（camarardrie）不算一种物品。这相当于把SNS中的情感、电子商务中的诚信这类生态因素排除了。而社区富含的生态元素（关系、信任、情感等），本来可以有效化解复杂化成本。
产权二元化生出公共性与商业性的并存
产权主体变化带来产权本身变化。出现支配权与使用权二元分化。支配权是一种买的权利（所谓买断，就是买来垄断），使用权是一种租的权利（所谓租用，就是租来“使用”）。在生态条件下可以造就公共性与商业性的统一。
买与租的区别，在产权上是支配权与使用权的区别。通过买，人们获得的是一个对象的归属权；通过租，人们获得的是一个对象的利用权。举例来说，云计算中的SaaS，前一个S对应的是软件的支配权，后一个S对应的是软件的使用权。分享型经济在这里是指，对于软件不买只租。也就是说，并不取得支配权，让软件仍然归属于原作者；只取得使用权（许可使用），按使用权收费，即按利用软件的情况来收费。租的本意，就是按利用收费，按使用权收费。租金就是使用费。租与买在这里很好区别：租一个房子，不等于这座房子归属于你，它仍然是主人的；但主人可以凭借他对于房子的支配权，而要求你按使用付房租。
希思发现，“公共服务的价值表现为租金”。租金最初是与土地经营联系在一起的，希思注意到前人没有发现的“土地所有者”具有“既是私有又是公共的自然机能”的特点。我称之为支配权与使用权的双层经营。我国农村广泛实行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的双层经营，就是一种至今仍有活力的“所有权社区”的产权形式。
如果说，企业是按照买的逻辑寻求利益最大化，那么，社区则是按租的逻辑寻求利益最大化。正如斯蒂格里茨发现的：“社区选择的是公共物品的土地租金最大化。”富生态相当于把经济关系从买转化成了租。
租何时比买更有利：寻找“搭便车”的解药
自古典经济学的重视以来，不再起眼的租金，忽然在后现代条件下有了赚大钱的妙用。租金被发现居然具有在生态条件下化解搭便车的作用。
传统的市场，是按租买不分来设计的。买的权利不能开放（也就是支配权不能免费）的原因，是因为存在搭便车。但如果把租与买分开，一旦租的收入超过买的收入，就存在另一种相反可能：把买的部分免费，通过租的部分补偿。只要租金高于成本，免费就从“不符合经济规律”，变为符合经济规律。而网店可零成本无穷复制，现实地满足了这个条件。
弗尔德瓦里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消除‘搭便车’”一节中，他说：“巨大的土地外部性其本身就是公共物品，所以，它产生的场地租金致使‘搭便车’现象得以消除。”网络在外部性上，与土地有得一比。也可以说：巨大的网络外部性其本身就是公共物品，所以，它产生的使用费致使‘搭便车’现象得以消除。这是富生态存在的理论根据。
小结：回到李嘉图，看财产利用权的否定之否定
李嘉图认为，租金是获得生产要素使用权的支付补偿金，地租以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实为归属权、支配权）的分离为前提，显然它有别于买断土地本身的代价。后现代经济需要回到古典经济这个命题上来。
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和网络经济，对租金的态度经历了正反合的历史，反映了不同商业文明对财产利用的态度变化。自然经济高度重视财产利用，工业经济更加重视财产归属，网络经济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螺旋式上升地重新肯定了财产利用。这不是偶然的。
富生态的现象特征在于，它以分享的形式，以生态方式通过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实际是对传统商业以归属权利为基础独占财富的扬弃，背后深层原因在于，商业生态本质上是对可分享财富的利用。
卫生服务供给 篇3
根据Samuelson的定义, [1]只要是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即是公共物品, 然而随着外部因素的变化, 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界限变得模糊, 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以及公共部门的低效率, 促使人们开始寻找市场力量来提供公共物品。
Tollock[2]以药品开发研究为例说明私人供给某些公共物品的有效性, 相比政府财政的生产, 私人企业生产该物品可通过专利保护等将外部性很好地内部化, 从而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生产出更多的公共物品。实验经济学也从实证角度试图证明私人进入公共物品供给领域的可能性。
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是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环节, 有效供给不足、供给质量不高的问题长期存在, 能否设计出一套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私人供给机制, 作为政府供给的有效补充, 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一、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内容及现状
1.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特征及分类
资料来源:林万龙:《农村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年。
按是否严格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布坎南对Samuelson的两分法进行了扩展, 他认为如果一个物品的总量等于每个消费者个人消费的量, 此即纯私人物品;如果一个物品的消费总量等于个人消费量的加总, 那它就是纯公共物品。按照可分与否的相对程度, 公共物品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是指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 [1]私人物品则相反。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一种准公共物品, 准公共物品又可细分为资源类的准公共物品和“俱乐部”产品, 具体见表1。
农村公共物品, 即地处农村或者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蒋佳林认为, [3]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有三点。一是农村公共产品以准公共产品类的比例较大, 纯公共产品类的比例较小。在准公共产品类中又以资源类产品所占的比重较大, 俱乐部产品所占的比重较小。二是农村公共产品由于受地域的影响, 对集团外具有某种排他性。三是农村公共产品的种类很少, 效用较低, 尤其是缺乏政府供给的纯公共产品和社会供给的俱乐部产品, 不能很好地满足日益扩大的农村私人产品的生产需求。
吴士健、薛兴利、左臣明认为, [4]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农村纯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二是农村准公共产品应该按照政府补贴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方式由政府和农民私人混合提供;三是小范围受益的低级公共产品, 可以考虑将农民组织起来, 通过俱乐部的方式提供。
根据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课题组的《农村公共卫生筹资政策研究报告》, 共有24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被筛选和分类 (如表2) , 其中有8项纯公共服务和16项准公共服务。
资料来源: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课题组:《农村公共卫生筹资政策研究报告》,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01年第8期。
按照表2的分类, 部分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准公共物品, 尽管受益难以完全排他, 但这类物品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 因而消费者针对这部分收益付费是可行的。如果实行部分收费, 政府对该类物品的供给所产生的外部效益给予服务或者补贴, 那么在理论上就存在着私人供给的可能性。
2.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供给现状
(1) 农村公共卫生供给主体。
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有三个载体:卫生防疫站 (包括卫生监督所和疾控中心) 、妇幼保健院、乡镇卫生院 (包括村卫生室) 。卫生防疫站提供纯公共卫生服务, 是全额预算管理单位;妇幼保健院和乡镇卫生院 (包括村卫生室) 是差额预算管理单位, 提供部分纯公共卫生服务和准公共卫生服务。
根据浙江省卫生经济学会课题组的报告 (2004) , 被调研地区的卫生防疫站、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院基本能达到收支平衡, 但财政拨款占其收入份额普遍不足20%, 妇幼保健院仅为8.56%。政府财政拨款连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福利都无法保证, 为求盈利, 纯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被严重削弱, 有偿服务项目占据了主导。乡级防保机构本应是农村公共服务的最关键环节, 却也是最薄弱的环节, 从属于乡镇卫生院的尴尬的定位使其普遍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处在农村卫生服务一线的村卫生室多数由个人承包或个体经营, 趋利的本质也使其不情愿地承担起政府指派的公共卫生服务职能, 造成其服务质量不高。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在县乡村三级农村公共卫生网络中, 真正县乡直管的不多, 多数实行管理双轨制:业务由上级指导, 但无人权和财权, 不负责经费和工资;人事和经费由本级行政管理。管理职能和经费供给的错位是造成上述窘境的主要原因。
下文将详细分析目前农村公共卫生品的政府供给现状, 从实证角度考察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私人供给的可能性及意义。
(2) 政府卫生支出总量。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资料中, 用于衡量一国政府卫生财政支出总量的主要指标是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及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表3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后, 虽然我国的政府卫生总支出有了较大的提高, 从1978年的35.44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297.10亿元, 扣除价格因素, 年增长率在24.55%左右, 但政府卫生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呈波动趋势。1978年其比重为0.97%, 于1981年达到最高值1.22%, 随后迅速下降, 至1995年时只有0.64%, 其后又有较稳定的回升, 到2007年升至0.92%, 但仍小于改革开放初年的0.97%。卫生支出的增长速度也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 1990年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6.07%, 至2002年时降至最低值4.12%, “非典”后政府加大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 卫生支出所占比例又呈逐步回升趋势。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9年。注:①本表系测算数;②按当年价格计算;③2001年起卫生总费用不含高等医学教育经费, 2006年起包括城乡医疗救助经费。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编的《2007年世界卫生统计年鉴》整理获得。
与表4相比, 我国的政府卫生支出无论是占GDP的比重, 还是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 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都有一定的差距。
(3) 政府卫生支出结构。
政府卫生支出不仅总量不足, 而且在结构上也存在城乡不平等的问题。虽然城乡人均政府卫生支出都呈不断增长的趋势, 但城乡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现今中国的农村人口仍占56%左右 (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抽样调查) , 但2007年, 政府投入城市的卫生费用为8754.53亿元, 投往农村的仅为2534.95亿元;城乡卫生经费的失衡导致了城乡人均卫生比例逐渐扩大, 至2007年, 该比例已扩至4.25倍。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资较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是用于评价卫生资源公平性的一个常用指标。分析表6可得出如此结论:城市明显优于地方 (县) ;乡镇居民所享有的卫生资源水平要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城市相比差距更大;东部地区的卫生资源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二、农村公共卫生私人供给的理论分析
1.私人供给的可行性
公共物品私人供给包括市场供给和志愿事业组织供给两种形式, 下文将逐一分析其相关特征。
(1) 市场供给的可行性分析。
只要公共物品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 就存在着市场自愿供给的动力。福利经济学家通常把政府制度作为一种外生变量, 忽略了交易成本的问题, 而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与市场制度一样应是内生变量。同时, 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中的个体, 其本身也应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 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寻租”行为。因此, 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是一个成本不菲的政治过程, “政府失灵”使政府失去了公共物品唯一提供者的合法依据。
如文前所述, 除去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纯公共物品外, 还存在着大量的准公共物品和俱乐部产品, 这些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私人物品的性质, 为其他主体通过市场机制供给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又由于部分成员对于公共物品需求具有超额性, 他们无法通过政府所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满足, 进而诉诸市场交易, 通过“直接付费”的方式满足其超额公共需求。
在农村, 纯公共产品主要存在的形式为:江河治理、农村基础科学研究、农村环境保护等;农村的准公共产品涵盖了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医疗卫生、农村义务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农村水利灌溉系统、农村道路电网建设等。纯公共产品很少, 绝大多数公共产品以准公共产品的形式存在。同时, 随着收入的提高和观念的改变, 农民宁愿舍弃公共部门提供的低质量产品和服务, 转而花钱购买相关产品和服务, 这也为私人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创造了需求基础。
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提供了可能。一是农村私营经济的发展, 已经有相当一批有实力的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体具备公共物品提供的能力, 他们掌控的资金也在努力寻求稳妥的投资渠道;二是私人资本的扩大、更先进融资方式的出现, 使得某些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减弱, 这也为私人提供创造了条件。[5]
(2) 志愿事业组织供给的可行性分析。
上世纪七十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理论, 该理论认为, 自治型的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公共物品。志愿事业组织成为继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个公共物品供给主体, 又被称为非营利的第三部门。
志愿事业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动力, 来自于志愿事业组织成员中的“公益人”行为倾向。志愿事业组织特有的文化塑造形成的“文化人”, 使得其成员为“有限理性人”, 具体表现为其成员在追求个人利益基础上自愿地为公益服务。组织成员加入志愿事业组织的目的之一就是自愿、自主和自发地追求公共利益, 他们的行为具有主观上的“利他”倾向。[6]
志愿事业组织的志愿事业作为一种中介角色, 能够有效地将捐赠行为转化为受赠者的所需求的劳务或产品。同时, 志愿事业组织普遍具有的利润不分配、自主治理和自愿参加的特征使其成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理想替代主体。
在我国农村, 大量的志愿事业组织很早就开始了它们的公益工作, 为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增进其福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私人供给的理论实现形式
公共物品的市场供给一般有几种形式。一是完全的私人供给。公共产品的投资、生产和维护由私人单独完成, 私人通过向农民收费的方式收回成本进而创造利润。二是私人与政府的联合供给。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过程中, 私人和政府形成某种形式的联合。此类形式是指农村公共产品可由私人部分提供, 也可由政府部分提供, 也可由政府对私人给予一定的优惠或补贴。其主要形式是股份制, 或由政府、集体、农户三方共同入股筹措资金, 或由集体和农户两方入股, 两种形式下都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负责。联合供给的另一种主要形式是产权激励机制, 通过拍卖、租赁和承包的方式, 由农户、社团供给公共产品。通过明晰产权关系, 最大程度杜绝“搭便车”行为。
志愿事业组织提供公共物品也有两种机制:一种是由其自身性质决定的志愿机制;另一种是达成政府与企业组织的委托—代理机制以实现公共物品供给。通过志愿机制供给的公共物品通常是以社区为基础的、以社区内居民的需求为目标的地方性公共物品。同时, 社区内外的公益机构可以互通有无, 以提供其无法自愿自主提供的公共物品。如果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较高, 则政府可以与非政府组织达成委托—代理机制, 将某些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委托给非政府组织来完成。
三、农村公共卫生私人供给的制度设计
由于公共卫生品的特殊属性, 其投资、生产和维护完全由私人提供并向农民收取费用是不可行的。一方面, 私人经济体由于资金和可用资源的限制, 无法达到供给的规模经济水平, 进而会导致供给低效率;另一方面, 如果完全靠向农民收费抵补成本会违背公共产品的本质, 所以完全私人供给不适合农村公共卫生的提供。
志愿服务的公益性质使其成为政府供给公共卫生服务的良好补充, 但由于我国志愿事业组织起步较晚, 实力相比国外成熟运作的非政府组织薄弱, 所掌控资源也十分有限。虽然每年都有很多志愿团体深入农村开展免费医疗、健康知识普及等活动, 但其不能作为常设机构以替代政府的相关职能。
目前村级诊所包括的主体为:村卫生室、个人诊所、联办诊所以及卫生院的设点机构等。根据林万龙等人的调研, [7]村级诊所绝大多数 (占被调研诊所的87.2%) 为私人性质。村级诊所在农村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其所获的财政支持却非常有限。这也意味着村级诊所承担的公共卫生工作多数是低回报或者无回报的。中国的人情社会使其勉强承担着部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
不妨作这样的设计:村级诊所全部私有化, 现有的非私诊所可经私人承包或买断。同时, 须与政府签订协议, 由其履行部分公共卫生职能, 政府以合理的数额给予补贴和补助。
对于纯公共卫生服务 (表2所列的8项服务) , 可在软硬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由村级诊所进行, 如急性传染病疫情监测及管理、环境卫生监测、工作场所劳动卫生监督监测、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健康教育和消毒、杀虫、灭鼠等。对于此类服务, 政府可在有效督导下按服务量或服务人群数给予相应补贴。
对于准公共卫生项目, 如四苗六病计划免疫接种、妇女孕产期保健、乙肝疫苗的免疫接种、儿童系统保健、碘缺乏病监测及干预、高氟病预防及宣传等, 可由部分政府补贴和部分村民交费的模式下由村级诊所提供, 但前提是加强硬件建设, 尤其是冷链设备的建设和维护。
村级诊所提供上述服务的同时, 应建立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模式:县一级卫生机构对农村公共卫生工作承担全面责任, 实行乡镇卫生院人员、业务、经费收归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垂直管理, 构建新的“县 (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网络。[8]县级财政也要根据确定的公共卫生项目, 计算出业务经费和人员经费, 并将其纳入财政预算。村级防保人员 (村级诊所所有人) 工资可不计, 但须按工作项目和服务人群数计算出经费数额, 纳入常规预算。
参考文献
[1]Samuelson, Paul A.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expenditure[J].Review of Economies and Statistics, 1954, (36) .
[2]Tollock, Gordon.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throughPrivatization[J].Kyklos, 1996, (02) .
[3]蒋佳林.创新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4, (02) .
[4]吴士健, 薛兴利, 左臣明.试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农业经济问题, 2002, (07) .
[5]古明加.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化[J].学术论坛, 2007, (01) .
[6]席恒.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研究[D].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
[7]林万龙等.农村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影响因素及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
卫生服务供给 篇4
【关键词】村镇体育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干预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ublic servi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ural sports public service supply in our country，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ports public service. Wit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material， interview， case analysis and logic analysis， etc.， this article collects the information of the training carried out in a village by sports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Research confirmed that university sports organizations can trigger rural sports development， however， its standardized operation and extensive practice remains to be further research. Setting up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 guid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clear its role positioning so that it can promote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to increase rural sports public service efficiency by providing a reasonable policy and the institution supply.
【Key words】rural public sports service， effective supply， intervention
引言
党的十七大指出：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扩大农村公共服务，增加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水平，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必然途径。
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较之同层次城市而言，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广大农村由于长期对体育方面的认知不足或偏差，导致对体育的不理会或不重视，致使至今仍未被列入民生工程，公共体育服务一直被边缘化，供给情况更是令人担忧。面对社会环境急剧变化、自身条件不足的形势，特别是政府加强体育公共服务建设背景下，体育行政部门必须加快职能转变，将具体体育公共服务职能转移出去，转移出来的体育公共服务由谁来承担呢？作为第三部门有效组成部分的社会体育组织，是最适宜的承接对象。加强对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在新的社会发展环境下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组合各种体育组织资源，发挥社会体育组织的“燎原”作用，对我国广大农村的体育事业起到启智、助推和帮扶的作用就有了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也是本研究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
1问题的提出
1.1农村基层体育公共服务的目标、内涵
体育公共服务是提高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为的总称；包括加强体育公共设施建设，发展体育公共事业，发布体育公共信息等，为丰富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体育活动提供社会保障和创造条件。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整个社会共同消费的，由政府和市场协调发展来提供〔1〕。体育公共服务近期发展目标侧重于体育公共服务建设与发展，部分地区优先发展，缩小区域内、区域间的体育公共服务水平；中期发展目标侧重于城乡体育公共服务，拉近各区域城乡间的体育公共服务水平；远期发展目标侧重于全民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区域间、城乡间、居民间体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2〕。
1.2村镇体育公共服务的现状
调查显示，在我国县乡机构改革中，体育机构被教育或文化部门所合并，体育职能被边缘化。村落的基层体育事务只是象征性隶属镇文化站，平时没有专门分管体育的人员，农村体育的管理严重缺位。这种缺位直接影响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建设，制约了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由于政府的“行政垄断”和基层体育职能边缘化，导致社会资金、社会组织难以融入基层体育领域〔3〕。导致农村文化软环境并没有多大改观：上级派送的体育器材闲置浪费、农民体质持续下降、体育内容单调匮乏、体育意识淡漠、体育习惯未形成、体育运动能力不够等现象普遍存在〔4〕。
1.3高校社会体育组织供给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可行模式分析
任何一次活动、一项事业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运行机制和框架模式。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有其自身发展常态模式：优先发展竞技体育，其次发展学校体育，城镇社区体育可以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单位内部体育活动，另一部分是单位以外的居民生活环境中的体育，这部分体现的是社会的一种福利和追求健康的倾向，二者之间有交叉和重叠；农村体育体现的是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其发展和受关注程度较前面几个部分弱一些〔5〕。这种模式是在长期发展实践中不断形成和稳固下来的，在一定时期内，它是合理的、有效的，但是从长远来说，可能对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有所阻碍。
高校体育组织能充当社会体育发展中的一环，在社会体育发展进程中，不仅要充分利用其物质资源优势，同时，要发挥其优秀的智力资源优势〔6〕。例如：某村想要开展体育活动，却不知道发展哪些项目，其可以向对农村提供帮扶的高校提出支援请求，让高校的体育专家通过考察，有针对性地提出方案和策略，直至请求得到解决。
随着体育公共服务的推广，各个层次之间有一种相互融合、互促互进的趋势。从全民健身，各层次互帮互助，相互提高的角度来说，高校体育社会共享只是全民体育互助框架中的一部分，社会各个层次不同体育组织和群体都有义务和责任对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努力，因此，我国体育事业未来发展模式将是一个互助发展的复杂系统模式（图2）。
2提高村镇体育公共服务有效性的实证干预研究分析
2.1研究对象、方法
2.1.1研究对象
本次实证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法，选择了三个普通村落公共体育服务作为研究对象。为了保护被研究者，此报告中用字母A、B、C分别表示三个普通村落。
本实证调查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是由于样本有限，不具有普遍性，还需后续继续跟进研究。但作为体育传播的初级尝试，其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可能是普遍存在的。
2.1.2研究方法
2.2研究结果
2.2.1实施体育公共服务干预方式后参与体育锻炼的农村都有所增加
A、B、C三个自然村落的村民在接受了不同的体育公共服务干预方式后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都有所增加，尤其以C村的联合干预模式效果最好。最初的一周人数增加较少，是因为村民还未接受新事物，害怕被人笑话，害怕自己总是做错。后期在群体效益的影响下，增长幅度较大。
A村群众基础最为薄弱，在大学生体育指导员的体育健身服务指导下有了很大的提高，B村基础比较好，增长速度不及A村，但也有提高。
2.2.2不同干预方式效果有所不同
A、B两个村落接受单项干预，而C村是联合干预方式，效果优于前两个村。在实际的调查走访中也发现，村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比较低，场地设施缺乏是一方面，运动意识薄弱也是很大的阻碍因素。很多村民认为“一天劳动就是运动”，或者“体育运动是城里人的事，是电视上的事”，在进行了宣传、信息咨询后，不少村民观念上有了改变，愿意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也愿意接受体育运动指导。
2.2.3村镇体育公共服务缺失严重
研究发现，农村和城市的体育参与率差异是巨大的，即使在明星体育村也赶不上城市中心社区体育参与率。这一方面是城市社区体育设施较多，另一方面体育健身指导员主要分布在城市社区，农村基本上没有。课题组成员进入村落以后，除去刚开始一周的适应期，在后期受到了村民的极大欢迎。可是课题组成员在假期结束后，又由谁来为广大村民提供服务也成为一大问题。
3分析与讨论
课题组成员进入村落以后，除去刚开始一周的适应期，在后期通过干预为期30天的最后一周中，A、B、C三个自然村基本实现了晚上进行社区体育活动的常态化，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持续发展。从整个干预过程来看，本次干预时间是暑期，有不少中小学生在家，无形中增加了体育参与人口的比例，如何在非假期为村民提供有效的体育公共服务成为本课题需要后续思考的问题。以下是对干预成功相对关键的几个因素的讨论。
3.1干预方式推动了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
在上一案例中讨论的三个村落，其体育活动的开展起因都有一个引入者，这个引入者可能是一个偶然因素，但是，因为周边环境符合了开展体育活动的条件，这个因素才能快速发展形成规模。因此，在当前农村经济条件大为改观的前提下，村民表现出对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是一种隐性状态，没有良好的展现形式来填充，表现出业余时间的荒废和不良发展，如看电视、赌博、酗酒，甚至是进行违法活动，这种需求需要良性的引导和疏导。引导，需要有人指明方向，提供资源帮助；疏导，需要好的文体活动形式填充到业余时间里，这种形式是具有吸引力的、易于接受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从这一层面说，干预工作在三个村的体育服务，不能完全定义为“推动”，更确切地说是“引发”了农村的体育活动开展。
3.2活动内容及形式很难确定
要确定在村落里开展何种内容及形式的体育活动，无疑是非常困难的。本次案例提供的活动内容经过多次调整和修改，最终才确定下来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受训者有一定的体育常识和基础，对自己的喜好有一定的了解，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么培训工作将变得非常简单，也就是受训者提出需求，培训者提供相关培训和信息支援。因此，信息的对接是相当关键的，信息对接的前提是有人提供有人买单，这是个体难以完成的，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来提供。
4结论
在体育公共服务相对匮乏的农村同样有对体育的需求，无论是曾经还是现在，对农村体育活动帮扶和支援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对农村进行体育公共服务支援是困难的，但是提高有效性是可以通过具体路径实现的，需要支援者秉承科学的处理方式、方法和高度的责任感。
社会体育组织是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主体之一、是实现体育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有效途径、是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组织基础、社会体育组织要以参与并有效承接政府转移的体育公共服务职能为主要目标。
在案例中，高校体育院系学生作为体育健身指导者，根据其传播范围，在实际资源共享中，人才智力资源有较大开发空间。但是，其有限的资源面对我国广阔的体育事业仍然是杯水车薪，需要与其他体育团体和个人一起支撑起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目前政府对社会体育组织参与体育公共服务的认识不足，对承接体育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体育组织扶持力度不够。社会转型需要社会体育组织向以下方向发展：社会体育组织管理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组织功能由普化到专门化转变、管理理念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组织结构由同质向异质转变。
这种互助行为看似群体或者个人的私下活动，但是，该模式的运行却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如支援者提供体育帮助过程中其原来生活状况如何得以保持，在支援结束时只要其愿意，还能够顺利回到原来生活中；需求和支援信息的真实性的辨别；（尤其是大型群体）需求得以解决的评价标准的制定等。然而，无论如何，该模式的提出，都将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能的参考，而其后续实践与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开发。
参考文献
〔1〕樊炳有.《体育公共服务》〔M〕.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
〔2〕戴健.《中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报告——体育蓝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邹玉玲，李文辉.苏南小城镇大众体育组织现状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2（4）：28-30.
〔4〕侯斌，陈元欣，等.公共财政视角下新农村体育场地设施投入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19-22.
〔5〕李元伟，等.我国体育系统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设想和论证〔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8.
〔6〕陈启湖.对三峡大学体育与社区体育结合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3（3）：309.
卫生服务供给 篇5
1.1 概念界定
对于人类而言,环境是指围绕人群的空间及其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庞大系统,由多种环境(Environment media)和环境因素(Environment factors)组成。环境卫生涉及领域也极其宽泛,包括水体、大气、土壤、公共场所等。世界卫生组织1990年出版的《社区卫生工作者》一书中,农村环境卫生包括以下内容:⑴住宅卫生。⑵安全供水。⑶食品的安全。⑷废弃物的清除(垃圾、污水等)。⑸粪便的清除(建设与使用厕所)。⑹良好的环境与卫生教育保护学生的健康。⑺控制与消除疾病的媒介生物(灭蝇防蝇、灭蚊防蚊、灭鼠防鼠、灭螺)。
我国水和环境卫生改善过程通常采取水、环境卫生、健康教育同步实施,即“三位一体”模式。“水”指“安全饮用水”,包括水质提高、水量增加、取水便利、饮用水(自来水)覆盖率提高等。“环境卫生”指“基本的个人卫生设施”,包括新建或改建厕所及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健康教育”指推广和普及与水和环境卫生有关的健康知识,改变个人行为。国内各级政府为方便工作实施、群众理解,将其简称为“改水改厕”,国内也有学者将其称为“饮用水和环境卫生”,或者“供水和环境卫生”。在国际上对应为“water and sanitation”、或“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1.2 指标选择
本研究根据资料可得性、可靠性、准确性等原则,最终选择以下指标作为考量标准。投入、选择人均改水改厕投资、产出选择无害化厕所普及率、农村安全饮用水覆盖率。
1.2.1 农村人均改水改厕投资
农村改水改厕投资包括了农村改水投资以及农村改厕投资,其投资主体包括了国家投资以及个人等的投资,农村人均改水改厕投资是用该地区农村改水改厕的总投资除以该地区农村总人口数计算,反映一个地区改水改厕的投入状况。
1.2.2 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
世界卫生组织对厕所定义是周围有围墙供大小便使用的场所。有围墙体现人类生活的文明性。厕所的基本功能是收集和储存粪尿,有些厕所兼有处理粪便的功能。现代化的厕所还是居民实现洗漱、卫生、休息、美容、保健等功能的场所。在我国,无害化厕所基本要求是:厕所有墙、有顶、厕坑及贮粪池不渗漏,厕内清洁,无蝇蛆,基本无臭,粪池密闭有盖,粪便及时清除并进行无害化处理。无害化厕所普及率是指使用各种类型的无害化厕所农户数占当地农村总户数的百分比。
1.2.3 农村安全饮用水覆盖率
安全饮用水指的是一个人终身饮用,也不会对健康产生明显危害的饮用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终身饮用是按人均寿命70岁为基数,以每天每人2升饮水计算。农村安全饮用水覆盖率,是指当地农村饮用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数占当地农村总人口数的百分比。
2 现状及比较——各省的统计数据及分析
2.1 改水改厕省际差异
2.1.1 农村无害化厕所覆盖率省际差异
2007年末,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平均为34.8%,有16个省份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各省(直辖市)之间相差较大,从全国30个省市农村无害化厕所的普及率分布来看,天津、上海农村无害化厕所的普及率分别达到了95.7%、88.5%,远远高于其他省(直辖市),而青海、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的农村无害化厕所的普及率均在10%以下,为无害化厕所普及率最低的四个省(图1)。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最高的上海市(95.7%)和普及率最低的内蒙古(4.7%)两者相差了91个百分点,差距明显。
2.1.2 农村安全饮用水覆盖率差异分析
2007年末,北京、天津、上海的农村安全饮用水覆盖率均达到了100%,为全国安全饮用水覆盖率最高的三个省份(直辖市),农村安全饮用水最低的为内蒙古、新疆、贵州三省,分别为76%、72.3%、71.8%。总体来说,我国农村安全饮用水覆盖率都达到了70%以上,覆盖率最高的省(直辖市)和覆盖率最低的省(直辖市)相差了29.1个百分点。
2.2 水和环境卫生改善与人均GDP的趋势比较
对全国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以及人均GDP,无害化厕所普及率的分布趋势与人均GDP的分布趋势基本相同,(图4,图5),农村无害化厕所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4个省份的GDP的平均值为29190.6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个省的人均GDP的平均值为15667.61元,GDP相差明显。
对30个省(直辖市)2007年农村安全饮用水覆盖率、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进行分析,人均GDP与农村安全饮用水普及率,人均GDP与无害化厕所普及率均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图4,图5),水和环境卫生和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水和环境卫生比较好的地区,其人均GDP也比较高。
2.3 水和环境卫生改善与孕产妇死亡率比较
对30个省(直辖市)2007年农村安全饮用水覆盖率,无害化厕所普及率以及孕产妇死亡率进行分析,孕产妇死亡率与农村安全饮用水普及率、孕产妇死亡率与人均无害化厕所普及率均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图6,图7),水和环境卫生比较好的省(直辖市),其孕产妇死亡率也比较低。
2.4 水和环境卫生的改善与改水改厕投资
图9反映了2006年各省农村人均改水改厕投资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到,各个省在改水改厕的投入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人均改水改厕投资最高的上海市(252.82元)是人均改水改厕投资最低的河北省(4.91元)的50多倍,而图10反映了人均改水改厕投资与无害化厕所普及率呈正相关的关系,人均改水改厕投资较高的地区,其无害化厕所的普及率也越高。
以上数据和分析显示,我国水和环境卫生改善呈现比较大的差异,并表现出以下规律:(1)经济发达地区明显优于经济落后地区。(2)东部地区明显优于西部地区。(3)水和环境卫生改善指标与人均GDP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与人均孕产妇死亡率呈现明显负相关,与改水改厕投资呈现正相关。
3 建议
自国家第七个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开始,中央政府将水和环境卫生改善纳入五年计划的内容,组织各级政府实施。从“七五”到“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广泛展开改水改厕活动,颁布诸多政策及文件,并制定《农村饮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30余年间,水和环境卫生得到了极大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提升。但由于家庭承包制的制度变迁,使原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失灵,城乡二元结构致使面向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始终比较薄弱,以及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困难、农民的表达机制不畅、农村公共产品的市场化提供缺乏、一事一议制度不完善等原因使农村水和环境卫生改善更多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能力而非地方居民的公共需求。在地区差异现象的背后,既有宏观政策和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政府投入不足,也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安排和机制创新缺乏导致的供给不畅。该问题的最终解决首先需要各级政府转变观念,认识到水和环境卫生改善不仅是单纯的卫生问题,更是一个综合问题。将水和环境卫生改善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列入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其次需要政府建立以公共需求为导向的水和环境卫生服务供给模式。在确立政府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构建推进水和环境卫生服务供给均等化的机制,并动员和整合全社会力量积极介入。最后应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农民参与,将农民的需求纳入到项目设计、实施、监测过程中,将“以人为本”真正落到实处。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水和环境卫生供给总量不足的问题正逐步得到缓解,但是供给不均衡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遏制。2008年卫生统计年鉴省际统计数据分析显示,我国水和环境卫生服务供给省际差距仍较大。水和环境卫生改善不仅是新农村建设“村容整洁”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卫生基本服务不可缺少的环节。同时也是当今被广泛认可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重要指标。该问题如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将不仅影响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也将波及东西部区域的均衡发展。因此,各级政府应将水和环境卫生改善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建立以公共需求为导向的水和环境卫生服务供给模式等促进水和环境卫生服务供给的均衡化。
关键词：水和环境卫生,地区差异,省际数据
参考文献
[1]魏欣,刘新亮,苏杨.农村聚居点环境污染特征及其成因分析-基于中国农村饮用水与环境卫生现状调查[J].中国发展,2007.12(4).
[2]靳永新.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为什么难[J].环境教育,2008(3).
[3]刘岚.城乡和谐视角下的农村环境问题探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7(1).
[4]陶勇.中国农村供水与环境卫生及其在疾病预防控制中的作用[J].中国健康教育,2008.8(8).
[5]张德尧,程晓冰.我国水环境问题及对策刍议[J].中国水利,2000(6).
[6]杨元青,庞清江,宋岩,等.我国农村饮用水水质安全问题探析[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9(1).
[7]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网站.农村饮水安全工程9年共投入618亿元惠及亿万农民.http://www.gov.cn/jrzg/2009-02/07/content_1223961.htm
卫生服务供给 篇6
(一) 德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财政政策
德国实行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 各级政府议会负责各自独立的预算, 其医疗保障采用“混合型”模式, 为实现各州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供给, 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 合理划分事权。德国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的事权, 提高政府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效率。第二, 财政纵向平衡机制。为平衡州内各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收支水平, 德国建立州对地方的财政平衡机制, 具体包括一般性财政拨款和指定用途的拨款补助。第三, 增强州和地方政府财力。为保障州和地方政府具有充足的财力来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德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具有税收管理权, 充分调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将财力合理分配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
(二) 英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财政政策
英国由政府统一出资, 形成国家卫生服务体系 (NHS) , 真正实现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供给。其具体做法包括:第一,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英国政府加大对社区诊所的财政资金投入, 对其购置基本医疗器械进行财政补贴, 对其提供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进行资金补偿。[1]第二, 设置转移支付中介机构。英国通过设置转移支付中介机构来进行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协调和分配, 有利于上级政府掌握下级政府的切实需求, 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转移支付的公正性。第三, 加强转移支付的监督管理。为了确保转移支付的公正、公平、公开性, 英国在设置专门机构的基础上, 还形成了社会监督机制, 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
(三) 澳大利亚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财政政策
澳大利亚的基本医疗卫生的有效供给是通过财政均等化来实现的, 具体做法包括:第一, 设立转移支付专门机构。澳大利亚政府联邦拨款委员会和州拨款委员会, 专门负责各级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分配方案, 提高转移支付制度设计的合理性。第二, 合理设置转移支付结构。州拨款委员会向地方政府拨付的转移支付资金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较大。第三, 用因素法取代基数法。澳大利亚州政府采取因素法来确定对各地方政府的均等化转移支付额, [2]提高了均等化转移支付的公正性和可预见性。
二、国内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财政政策
(一) 福建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财政政策
福建省经济条件良好, 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有效供给提供了必要的财力保障, 使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其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有效供给的具体做法包括:第一,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福建省各级财政部门不断加大对基本医疗卫生方面的财政投入, 实现新增财力向民生倾斜, 大力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第二, 完善财政激励机制。福建省通过激励型财政, 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财力基础, 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第三, 健全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福建省财政根据各项政策减收或增支数额等情况给予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使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具备稳定的财源。
(二) 陕西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财政政策
陕西省不断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供给, 截至2012年底, 陕西省每万人床位数由2007年的29张增加到43张, 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实现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 “医药补医”机制在县域内得到破除, 其具体做法包括:第一,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陕西省要求各级政府优先安排预算用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在财力增长基础上, 逐步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标准, 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为导向, 推进实施按照地区常住人口安排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支出。第二, 省管县财政制度。2007年, 陕西省进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加大省财政对县的直接扶持, 缓解县级财力低下的现象。[3]第三, 健全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具体包括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降低税收返还比重和建立激励性转移支付制度。
(三) 安徽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财政政策
2013年8月, 安徽省政府出台《安徽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三年行动计划 (2013-2015年) 》, 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目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如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建档的年度目标是2014年达到70%, 2015年达到75%等, 为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供给, 具体措施包括:第一,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安徽省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集中更多的财政资源保障和改善民生, 2013年全省民生支出3487亿元, 较2012年增长9.9%, 占全省财政支出的80.2%。2012年医疗卫生支出较2010年增幅为73.37%。第二, 建立财政补偿机制。安徽省对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人员经费和业务经费等运行成本通过政府补助和服务收费进行补偿, 补助资金由省财政统一安排到县。第三, 健全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2014年9月, 安徽省政府出台《安徽省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和安徽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要求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同时, 逐步缩减专项转移支付, 要求在安徽省编制2015年预算时, 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资金要缩减1/3以上。
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国内外经验借鉴
(一) 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划分合理
1. 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
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有利于调动各级政府各司其责, 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级政府积极性, 有利于加强对各级政府行为的监督和管理, 不断提高政府决策的有效性, 扩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有效供给, 逐步实现基本医疗卫生均等化的目标。
2. 增强基础政府财力。
增强基础政府财力有利于时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供给, 具体做法包括:第一, 政府层级扁平化。政府层级的扁平化有利于解决财政资金层层下拨造成的损失问题, 有利于增强基层政府的财力基础。第二, 赋予基层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利。国外部分国家会赋予基层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利, 如德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具有税收管理权,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在联邦政府规定的税率范围内确定地方税的税率。
(二) 转移支付制度科学合理
1. 合理的转移支付构成。
通过对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研究, 发现他们都是以均等化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 为主, 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转移支付体系。陕西省和安徽省为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 均不断健全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 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规范专项转移支付, 陕西省更是建立了激励性转移支付制度。
2. 设立转移支付专门机构和中介机构。
通过对国外研究发现, 英国以地方当局协会和环境部作为转移支付的中介机构, 对转移支付进行合理的协调和分配, 澳大利亚以联邦拨款委员会和州拨款委员会为转移支付的专门机构, 负责财政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操作。
(三) 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
1.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为了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供给, 政府需要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实现新增财力向民生倾斜, 不断加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财政资金投入。
2. 完善激励监督机制。
为有效提高政府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效率, 可以建立实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效果的激励监督机制, 包括政府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 通过激励监督机制不断加强对政府决策活动的监督, 完善政府的决策程序, 激励政府提高决策的执行力,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摘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供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有效供给为切入点, 阐述国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财政政策和国内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财政政策, 包括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划分合理、转移支付制度科学合理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
关键词：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财政政策,转移支付
参考文献
[1]杜长宇.农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理论界, 2011 (8) :170~172.
[2]张兆鹏.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的国际借鉴——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为例[J].地方财政研究, 2011 (9) :76~80.
卫生服务供给 篇7
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围绕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内涵[5,6]、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测量评价[7,8,9]、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存在的问题和实现路径[10,11,12]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方面,庞瑞芝[13]对样本医院的医疗卫生服务效率进行了测算分析;罗良清和胡美玲[3]、韩华为和苗艳青[14]对各省医疗卫生服务的生产效率进行了评估分析;刘海英和张纯洪[15]对我国城市地区医院和农村乡镇卫生院的医疗卫生服务效率进行了评估分析。已有的研究对我们认识和增进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及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都颇具价值。但应该注意的是,每个居民都生活在特定的乡村和社区,乡镇是居民的主要居住生活地,个人日常医疗卫生需求的满足最为关键的是乡镇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医疗卫生服务的服务水平、均等性和供给效率是在医疗卫生投入有限下,保障广大居民医疗卫生服务需要和增进居民福利的重要方面。本文以湖北省982个乡镇数据为样本,对乡镇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均等性和效率进行实证分析,以探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均等化状况、效率水平及其优化路径。
1 乡镇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①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②全体公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结果大致相当;③是在提供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过程中,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16]。同样,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服务,其均等化内涵包含机会均等、过程均等和结果均等三方面的内容。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机会均等是指居民获得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权利均等、医疗卫生对每个居民的可及性是同一的。医疗卫生公共服务过程均等是指,在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中,辖区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具体内容(医疗类别范围、层数水平等)具有参与选择决策权。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结果均等指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都充分、均等地满足了辖区每位居民的需求;具有不同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居民对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均衡。
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果均等是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终目标,而机会均等是结果均等的前提和保障,也是结果均等的重要方面;过程均等是实现结果均等的有效途径。由于结果均等涉及到每位居民对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和消费状况,其衡量需要大量的微观调查数据,而过程均等除了难以量化外,其均等性主要受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历史和居民观念及知识等的制约,为此,在乡镇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分析中,本文以湖北省982个乡镇数据为样本,使用乡镇每万人卫生站(所)数、乡镇每千人医疗人员数两指标从机会均等角度来分析乡镇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状况。
图1和图2分别报告了湖北样本乡镇每万人卫生站(所)数和乡镇每千人医疗人员数,每万人卫生站(所)及每千人医疗人员数越多,说明乡镇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越高,医疗卫生服务具有更高的可及性。就卫生站(所)而言,每个乡镇都有卫生站(所),平均卫生站个数为1.17,绝大多数乡镇为1个卫生站(所),但乡镇间的差距非常明显,最多的乡镇有9个卫生站(所),如邬阳乡、容城镇。乡镇平均每万人卫生站(所)数为0.41,也即平均而言每2.5万人有一个卫生所,由图1可见有不少乡镇万人卫生站个数大于1,说明这些乡镇1个卫生站(所)服务人口数小于等于1万;每万人卫生站个数最大的为5.9、最小的为0.06,这意味着前者一个卫生站(所)服务不到2千人,而后者一个卫生站(所)则需服务大约16万人。就医疗卫生人员来说,平均每个乡镇的医疗卫生人员数有76人,但乡镇间医疗卫生人员差别非常大,最多的为仙桃剅河镇有822人,最少的是柏林镇、黄石河口镇和西沟乡,只有1位医疗卫生人员。乡镇每千人医疗卫生人员数平均约为2人,绝大多数乡镇千人医疗卫生人员为2人左右,每千人医疗卫生人员最多的是鲍峡镇有约为17.6,此外,凤凰镇、沙洋镇、清河、剅河镇等每千人卫生人员数也在10人以上;而千人卫生人员数最少的黄石河口镇为0.03,此外,小河镇、柏林镇、雷河镇等每千人卫生人员也非常少,都在0.12左右。从卫生站(所)和医疗卫生人员数来看,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好,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相对更充分;同时地理环境对医疗卫生服务有较大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人口居住分散、地形复杂的山区乡镇一般来说有更多的卫生站(所),另一方面据县市距离较近的乡镇,由于可分享城市的医疗卫生服务,其医疗卫生服务较同等条件乡镇相对较少。
2 乡镇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效率分析
2.1 模型及变量说明
在公共服务效率评估分析中,基于数学线性规划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相对而言不必假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因而更为常用,本文也采用该方法。DEA方法是根据观察到的样本数据,利用数学规划技术构建有效率的凸性生产前沿,通过计算决策单位(DMU)相对于前沿面最佳投入—产出的距离来确定其效率水平。规模报酬不变(CRS)和规模报酬可变(VRS)两种模型是DEA模型的经典模式,本文基于产出导向的VRS模式进行效率评估,以乡镇年度公共支出为投入变量,以乡镇卫生站(所)数和医疗卫生人员数两指标为产出变量,对乡镇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进行评估。对于每个乡镇,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关系可表示为:
式中Si是第i个乡镇的医疗卫生服务产出指标,Ei表示该地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可资利用的物质资源或财政支出。如果Si<φ(Ei),意味着第i个乡镇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无效率,即对给定的财政投入、医疗卫生服务的实际产出小于可达到的最优产出。无效率可以通过计算与理论效率前沿的相对距离来估计。对湖北982个乡镇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评估结果如图3所示,样本乡镇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平均为0.25,说明整体而言乡镇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仍很低,有大约75%的提升空间。另外,凤凰镇、左岭镇、剅河镇、邬阳乡、上车湾镇、牛首镇、刁汊湖等七乡镇效率值为1,位于效率前沿。从乡镇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值频数图看,大多数乡镇的效率值分布在0.13到0.3之间,同时效率分布呈右拖尾形态。
注:虚线表示样本乡镇平均效率得分0.25
为进一步研究乡镇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本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由于因变量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DEA评估值都在0和1之间,也即因变量数值在0和1分别被截断(trancated)或归并(censored),若要研究的模型因变量的数据被截断或被归并到某一点,那么OLS估计结果将是有偏且不一致的,此时遵循极大似然法概念的Tobit模型是估计回归系数的一个较好选择。在分析乡镇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影响因素时,本文也采用Tobit模型。借鉴已有公共服务效率分析模型的思路[17,18,19],并考虑乡镇的特点和数据的可得性,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式(2)中,下标i表示第i个乡(镇);ε为随机误差项;因变量meff是前文评估而得的乡镇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得分。就解释变量而言,app为乡镇农业人口比重,用农业人口与常住人口只比表示。理论上转移支付存在“粘蝇纸”效应,大量经验研究也支持转移支付与公共品供给效率呈负向关系[20,21,22](Silkman and Young,1982;Wyckoff,1990;De Borger and Kerstens,1996;Hauner,2008;Kalb,2010),为检验乡镇公共服务供给中是否粘蝇纸效应,这里引入转移支付占乡镇总收入份额变量subp,其公式分别为:上级补助收入/(税收收入+非税收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同时,为考察其他收入来源形式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影响,模型中也包含了税收收入变量taxp,用乡镇税收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表示。village为乡镇所辖村的个数,用以反映乡镇组织规模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影响。从管理学角度看,一个组织中的成员数量也存在适度规模的问题,成员过多或过少都是非有效的(李建军和王德祥,2011)。从理论上看,公共医疗卫生是俱乐部性质的公共品,俱乐部的规模影响着公共服务的供给,一方面成员增加公共品需求偏好的异质性突出,公共品的供给决策和组织成本会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会产生“拥挤效应”;同时,由于公共服务受益范围的广度,成员增加也可能降低人均公共服务供给成本,产生“网络效应”[23,24],为考察乡镇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中的“拥挤效应”、“网络效应”及其对比关系,我们使用乡镇人口的自然对数变量lpop。近年来,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是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大事件,自2003年湖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以来,农村合作医疗发展迅速,其财政支持力度、覆盖范围、保障水平等都有巨大的提升。乡镇医疗卫生事业与合作医疗联系密切,为此我们将乡镇人均合作医疗补助pcms变量纳入,以考察合作医疗与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之影响。Dum为乡镇特征哑变量,当该乡镇处于市辖区时取值为1,否则为0,用以控制乡镇区域差异。c为截距项,γ为待估参数。本文所使用原始数据来自《2010年湖北乡镇财政汇总资料》。
2.2 回归结果分析
表2报告了基于模型(2)的回归结果。农业人口比app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乡镇农业人口比重的提高将降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可能的解释是,乡镇农业人口比重高说明乡镇更多为农业乡镇,居民居住一般相对分散、相对于非农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居民意识等都相对较弱,这都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有消极作用。乡镇所辖村的数量village系数显著为正,增加乡镇管辖村的个数有助于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提升。其内在逻辑在于,作为公共服务的医疗卫生服务其具有非排他性和受益外溢性,扩大乡镇管辖村的数量,一定程度上可将医疗卫生服务外部性内部化,降低供给成本。这意味着就组织结构而言,现有乡镇村组织数量还未达最优、还有增加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现行的“撤乡并镇”增加乡镇管辖范围具有合理性,同时也表明一些地方推行的“并村”做法是不利用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化的。乡镇人口lpop变量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也即乡镇人口的增加将会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这说明对于“俱乐部型”的乡镇医疗卫生服务,整体而言,当前“俱乐部”人员的增加产生的“网络效应”大于“拥挤效应”,在保持匀质服务的情况下,乡镇人口增加所产生的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支出增幅将小于人口增加的幅度。
此外,补助比subp和税收比taxp两乡镇财政收入指标系数为正,但都不显著,说明在现行经济社会及制度结构下,乡镇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中不存在“粘蝇纸”效应,财政收入形式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作用不明显。乡镇人均合作医疗补助pcms系数同样为正,但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均合作医疗补助反映了乡镇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和消费,在现行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模式下,消费与供给的联系及对供给的作用非常有限。此外,虚拟变量Dum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乡镇所处位置是县(市)或区并不是影响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的因素。
注:表中报告的系数为Tobit回归边际效应,()内为t值;**、***分别表示5%和1%的置信度上显著。区乡镇
3 简要结论
健康是个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关系到居民的福祉。良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居民健康的重要保障,而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和高效供给是良好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内容,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本文基于湖北省982个乡镇数据,对湖北省乡镇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及其供给效率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样本乡镇中,每个乡镇都有各自的卫生站(所)及相应的工作人员,乡镇公共医疗卫生体系覆盖完全。但不同乡镇的医疗卫生服务差距明显,卫生站(所)最多的乡镇有9个,乡镇每万人卫生站(所)数为0.41,每万人卫生站个数最大的为5.9、最小的为0.06。医疗卫生人员最多的乡镇为822人,最少的乡镇为1人;乡镇每千人医疗卫生人员数平均约为2人,绝大多数乡镇千人医疗卫生人员为2人左右,最多的约为17.6,而最少的仅为0.03。
卫生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思路 篇8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卫生职业学校,工匠精神,职业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随后, 供给侧改革正式启动[1,2]。卫生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保健联系密切的教育类型之一, 在这场改革中将要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3]。
职业教育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等医学教育为我国卫生事业输送了大批合格的医药卫生人才。始于1918年的现代职业教育, 至今已发展了近一个世纪。21世纪初, 中国加入WTO,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职业教育被看作是提升国家竞争力最宽厚的基础和最坚实的支撑[4]。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为培养大批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优化人才结构、促进人才合理分布、缓解就业压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
护理专业被教育部、卫生部等六部委列入国家紧缺人才专业, 予以重点扶持[5]。在改革大幕拉开之时, 卫生职业院校作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对象, 同时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主体, 需要率先强化教育供给侧理念, 形成从供给侧视角考虑问题的习惯。
一、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
目前, 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指责为“无效”的, 具体是指不能满足社会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被指责为“无效”, 是因为我国现有职教体系培养的人才还远远无法达到劳动力市场方面提出的质量要求[6]。一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水平和要求日益提高, 对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要求也不断提高, 高素质护理人员的培养已成为当前困扰中等卫生职业学校发展的一个难题, 并成为阻碍中等卫生职业教育质量提高的瓶颈[7]。另一方面, 随着老龄化的到来等社会变化, 人民群众对护理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和变化[8], 为大众培养护理服务人员的卫生职业学校必须紧跟时代发展趋势, 做到“产销对路的订单培养”, 才能做好有持续发展性的供给侧改革。
(一) 针对问题, 对症下药
培养高素质护理人员的难题集中在教育主体, 即学生和教师身上。有效地分析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的短板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才能针对性地对症下药。
1. 学生方面
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学生在学习和求职中表现出的问题, 有以下六点: (1) 学生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较弱; (2)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下, 很多学生存在“精神上无根、学业上无求”的浮躁心理; (3) 学生缺乏自主再学习能力; (4) 就业观和价值观存在严重偏差, 求职时要么嫌待遇低、不愿做, 要么就不能吃苦耐劳、做不来, 有的甚至瞧不起蓝领; (5) 不少毕业生被医院和其他用人单位抱怨没有过硬技术; (6) 学生缺乏专业性、职业性和人文性三者统一的工匠精神。
2. 教师方面
进行供给侧改革, 提高卫生职业教育质量, 与教师能力水平直接相关, 而职业教育教师能力水平受制于综合能力和素质, 以及紧跟时代和学情发展需要的能力[9,10]。尤其技术发展、文化变革、劳动力市场发展等现状都要求职业教育教师转换学习概念, 即关注个体学习者, 教师应成为学习促进者。其实质是推崇学习者自主与自我导向的学习。教师在以下方面表现较弱: (1) 职业技术随时代发展而进行与时俱进地培训与提高; (2) 有效呈现信息; (3) 以多样、灵活方式实施教学; (4) 掌握并灵活运用学习和教学理论; (5) 掌控学习环境。
(二) 面对趋势, 未雨绸缪
作为供给侧的卫生职业学校除了要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外, 还要结合世界和我国医护发展趋势, 做到未雨绸缪。学校结合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以及群众需求, 分析医护发展趋势, 主要有以下四方面[5]: (1) 随着国际医疗市场对护理人员的需求激增, “护士荒”现象已日益突出地摆在各国医学界面前。未来10年, 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日本及全球其他国家将急需200万护理人才, 国际人才资源公司已经把目标瞄准中国。因此, 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较高的综合素质和流畅的国际交流语言能力的护士在国际上就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针对此形势, 学校开设了“高端护理专业贯通培养的3+3+2模式”和涉外英语班; (2) 目前我国向老龄化社会转变, 从事老年人医学的人才将走俏, 保健医师、家庭护士也将成为热门人才; (3)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 家庭结构却呈现出小型化趋势, 慢性病护理的需求量增加, 人们在重视身心健康的同时, 疾病预防和自我保健意识也不断增强, 社区医疗保健工作面临难得的机遇; (4) 专门为个人服务的护理人员的需求量也将增大。针对以上社会结构变化引起的需求, 学校应加大社区康复护士、保健护士、家庭护士的人才培养力度。
(三) 供给侧改革思路
为保障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客观需求, 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深化供给侧改革, 学校针对当前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 制定了相应的“药方”, 既治已得之病, 又防患于未然。具体改革思路体现在三个方面:全方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培养优良教师队伍, 走进社区、服务大众。
二、供给侧改革措施
(一) 全方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全方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也就是要全方位提高学校为社会供给的人才质量。更高的质量是全面发展的质量, 也是终身发展的质量。在信息社会, 人们需要从一次学习变为终身学习, 竞争机制迫使终身职业向多种职业嬗变, 劳动者还应具备开发自身潜能和应对劳动市场变化的能力。因此要让学生接受的教育能够满足终身发展的需要。
1. 思想品德教育
学校进行供给侧改革, 提高学生品行, 必须重视思想品德教育。思想品德是支撑一个人行为方式、行为习惯的内在因素, 唯有端正的思想品德可以推动一个人积极向上, 唯有端正的思想品德可以驱使一个人对社会贡献力量。护理事业尤其需要思想品德端正的护理人员。在这次供给侧改革中, 德育课程设置的着眼点为: (1) 力求遵循客观规律, 贴近学生学习、生活实际, 努力将德育课程教学重点从传递传统道德、价值标准方面转到学生道德思维和选择能力的培养方面。 (2) 号召教师开展探究式学习法, 即将德育教学内容分解为教学专题, 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进入社会、医院和企业, 在调研与体验中分析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具体举措如下: (1) 在德育课程中重点培养学生非智力因素, 如兴趣、心态、性格和能力等方面; (2) 鼓励学生坚持写日记, 磨砺意志、自我反省; (3) 邀请北京十二中资深教师给学校教师做报告, 培训任课教师, 将德育渗透到每一堂课中; (4) 充分开辟、运用学校墙壁、公开栏等设施, 引导组织学生涂鸦宣扬正面的思想品德人物和故事。
2. 实践教育
(1) 增加实验操作训练。职业院校学生形象思维较强, 喜欢动手, 学校教育要适合学生这个特点。在这次供给侧改革中, 对教学的一项重要调整是增加实验课程的开设次数。例如基础课程生理学的实验课由3次增加到8次。通过实验操作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通过规范实验操作、严格实验分析, 训练学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2) 志愿者活动。学校组织学生走进医院, 志愿开展护理服务工作, 在志愿岗位上通过实际护理操作提高工作能力和责任心。
3. 学习态度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无论从事什么劳动, 都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这是工作要求, 是各行各业从业人员必备的品质, 尤其对于从事护理事业的人员来说, 更要有强烈的岗位责任感, 更要爱岗敬业。卫生学校作为培养护理人员的前沿阵地, 更是肩负着引导学生树立踏实、勤奋肯干、肯钻研的工作态度的重任。
为此学校拟定了一系列措施响应这一号召, 力争解决多数学生眼高手低的浮躁心理: (1) 树立典型。组织各班各年级评选踏实肯干的“明星”, 公开表扬并号召全校学生学习; (2) 邀请在岗位上表现优异的校友回校做报告, 树立爱岗敬业的榜样; (3) 严惩学习消极懈怠的学生, 端正其学习态度; (4) 组织“最感人的爱岗敬业标兵”的系列演讲活动, 引导学生挖掘爱岗敬业的正面故事并宣传; (5) 对各班班委和学生会成员进行爱岗敬业的培训, 强化其坚守班干部、学生干部岗位的职责意识, 在学生中间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4. 文明风采大赛
学校定期举办征文、演讲、摄影等比赛, 召开学生讲座、兴趣活动培训等, 通过这样的活动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对自己的兴趣负责、爱生活、爱自己和他人的情操, 并培养规矩意识、规范意识。另外, 在这次供给侧改革中特别增设了英语角, 安排英语教师带领学生进行英语日常口语练习,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还可以提高其英文口语表达水平, 增强学生的社会竞争力。
5. 合理利用互联网加强学生“三观”教育
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日益渗入人民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大数据时代, 高尚“三观”的教育也须依赖网络传播工具。据调查, 上网搜索成为青年学生获得信息的主渠道, 移动互联网在大学生中的覆盖率接近100%。因此, 要灵活运用新兴传播工具, 例如微信、微博、公众号、QQ群等新媒体传播工具, 做到“学生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里, 教育工作就在哪里”。
6. 身心健康教育
学校要培养有专业素养的护理人员, 要提升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基础是培养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学生。因此, 学校尤其注重培养学生自爱、自信、自强的心理品质。这次的供给侧改革措施就包括开设“心理健康周”, 向学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除此之外, 更是把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放在平时工作的首位, 力求引导每位学生健康成长。当然, 我们也密切关注学生身体健康。学生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 正确引导学生爱护身体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次供给侧改革措施中包括了系列宣传活动以引导学生放下手机, 积极加入锻炼身体的行列。
(二) 培养优良教师队伍
传统观念里, 我们经常以为技能和精神的培育是学校的事, 殊不知, 精神和技能培育离开了师生的共同成长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作为给社会提供护理技能人才的学校, 要从明确教师的重任、发现教学中存在问题以及提高教师队伍质量等方面, 研讨国内外先进经验, 帮助教师成为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的优良“匠师”。
1. 唤醒教师职业精神
教师职业精神是使教师绽放光彩的内核, 是推动教师在教育岗位上做出平凡而伟大贡献的保障。首先得唤醒每位教师的职业精神, 让每位教师爱岗敬业, 充分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为供给侧改革保驾护航, 保证改革顺利进行。
2. 集中培训
邀请校外专家和资深教育工作者对教师进行培训, 让教师思考“如何上好一堂课”。关键是组织全校一线教师学习灵活的教学手段, 更新教育理念, 鼓励教师与时俱进。督导教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以精讲巧练为上策。
3. 鼓励教师继续学习
教师的继续成长对其个人和工作都至关重要, 读书又是保障教师继续成长的重要法宝。因此学校组织“教师读书周”、“教师读书会”活动, 鼓励教师以书为友、充实自己。这一举措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和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
4. 鼓励教师临床进修培训
学校每年都鼓励教师到北京各三甲医院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顶岗培训, 这对双师型教师的职业技能的再提高有重要作用。
(三) 开放校园
为了让社会和广大群众更了解学校, 向家长和学生展示学校的办学成果和办学实力, 进一步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和提升学校形象, 服务大众, 响应党的号召。开放校园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工作价值感和荣誉感。学校转变观念, 改为面向社会、面向公民健康、面向大卫生等新的领域, 主动服务社会, 积极服务大众。
1. 开放校园。
学校定期举办体验活动, 尤其是一些和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项目, 鼓励百姓到学校进行健康学习和护理体验, 并培训和组织学生为百姓提供相应服务。
2. 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
组织教师和学生到公园、广场、社区等地, 把卫生职业教育中和百姓密切相关的项目送到他们身边。组织志愿者进社区, 为百姓解决一些实际的健康护理困难。
3. 在校外建设“健康知识墙”。
充分利用学校外墙空余场地, 设置健康教育公共栏, 组织学生定期更换教育知识主题, 这项举措一方面旨在突显学校文化、贡献学校力量, 响应党中央对职业院校服务社会的号召;另一方面, 也可以培养学生服务社区、服务群众的思想意识, 提升学生自我价值感和自豪感。
三、结语
本文分析了作为学校主体的学生和教师双方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有针对地提出了应对思路和方法。同时, 结合国内和国际护理事业发展趋势, 制定了相应的专业结构性调整措施, 为卫生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思路。本文不足之处在于: (1) 有关卫生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思路止于理论探讨, 其有效性缺乏验证与支持; (2) 没有深入探讨怎样提高教师的执教水平, 建立和增强师生教学互动, 以提高教学的有效性。这两点不足也是今后应予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吕景泉, 马雁, 杨延, 刘恩庄.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6 (2) :15-16.
[2]刘宁, 刘建峰, 胡绍勋.准确把握“供给侧改革”的科学内涵[J].法制与社会, 2016 (1) :99.
[3]鲁彬之.从供给侧视角考虑职教问题[EB/OL].[2015-12-17].www.jyb.cn.
[4]王红艳.变革下的本土化进程——20世纪上海职业教育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13:1.
[5]丁雪鸣.2016护理专业就业前景[EB/OL].[2016-3-16].http://bbs.yjbys.com/643912.html.
[6]钱教平.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供给侧改革[EB/OL].[2016-03-14].http://edu.gmw.cn/2016-03/15/content_19294023.htm.
[7]张作能.基于终身教育理念下中等卫生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策略研究——以河源市卫生学校为例[D].广州: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2014:1-2.
[8]廖烨纯.对当前卫生职业学校发展与改革的思考——以毕节市卫生学校为例[J].贵州教育, 2014 (Z1) :3-4.
[9]刘丽婵.浅谈中等卫生学校德育课程的改革[J].卫生职业教育, 2013 (31) :135-136.
卫生服务供给 篇9
摘 要 公共体育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体育的整体实力。而我国在迈向体育强国的进程中，虽然各种竞技体育比赛水平不断地提升，但是在社会公共体育服务方面还相对落后，这也在一定程度阻碍着体育强国的进程。目前，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在创新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急切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不断完善和提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进而全面提高我国体育的整体实力，使国家快速地迈向体育强国的队列。本文简要分析了我国在公共体育服务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有效的创新措施，希望能给读者一些帮助。
关键词 体育强国进程 公共体育服务 供给方式 创新研究
一、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供给决策不能全面体现出公民的实际需求
目前，大部分的全面健身体育服务并没有按照公民的实际需求而提供的。很多情况下，仅仅是按照相关政府部门的单方面利益和意愿而决定的。由公共体育服务不能全面地体现出公民真正的需求，这就消磨了公民积极参与全面健身活动的积极性。其次，在做出有关公民体育服务的供给决策时没有依据有效的、科学的评估和论证，这就造成了在判断全面体育服务供给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偏差，致使设计全民体育服务供给的方案缺乏合理性，不能有效地执行公民体育服务体系供给的决策。
（二）供给的效率较低和分配不均匀
首先，我国的政府部门在公民体育服务供给中占据着较大的主动权，而各级政府部门是公民体育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因为没有竞争力，所以就让其本身常常缺乏足够的激励和动力来提升效率。再者，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较为特殊，让公民体育服务供给存在十分严重的城乡失衡和地区失衡。最后，很多优质的体育资源仅仅只提供给优秀的、专业的运动员使用，却忽视了对青少年体育运动能力的培养。虽然在群众性体育方面也有了一定规模的投入，但是过于重视赛事、节庆活动，而轻视日常的健身活动；重视培养体育爱好者，忽视常规人群；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所分配的公共体育服务十分缺乏等现象普遍存在。
（三）供给的监管体系不够完善
如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快速发展，我国多元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开始并存。然而，各级政府主体、社会主体、市场主体与公民体育服务的质量、动机、资源和能力等存有较大的差距，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公民体育服务的监管体系的相关要求。目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面的相关监管制度仍让不够健全，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能较为模糊，管理权限不清晰。甚至有一部分政府部门把公民体育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当作一种推卸责任、监督和管理都较松懈。
二、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的创新措施
（一）创新供给的决策机制
首先，要进一步创新公民体育服务供给的模式和观念。其创新观念是基础，就必须将加强服务意识、打造“服务型政府”、符合公民体育服务的实际需求灯当作相关政府部门的重点工作。并且，应该一直秉承以人为本的观念，必须从符合民众的真实需要、创新公民体育服务供给决策机制、改善和加强公民体育服务供给状况、科学确立公民体育服务供给的项目等为出发点展开一切活动。其次，保证公民体育服务供给决策的多元化、科学化、合理化。在公民体育服务供给的决策中多运用现代科学新方法、新技术，严格遵循科学合理的决策流程，撤销政府部门公民易于服务单一方向的自上而下的决策向导。重视挖掘部门的潜能，即是在保证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平衡的前提下，一方面可以展现出“1+1>2”的整体优势，另一方面还可以突出个体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而加强政府部门的决策能力。
（二）逐步实现政府供给的社会化管理
根据我国体育强国的发展方针，在未来的10年我国公民体育的战略发展目标应该设定成：在大约2020年时，大体上实现公民体育事业同社会事业和国民经济一起均衡发展，这将涉及到十多亿人口的多元化公民体育服务体系。结合我国公民体育的战屡发展目标及其体育强国的先进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我国的公民体育服务供给的社会化管理应该沿着政府部门监管、社会团体管理。协调合作、分工明确；地方的各体育组织紧密配合、社会化管理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等方向逐步前行。因此，就必须使政府部门公民体育服务供给社会化管理职能进一步创新，这样才可以为我国在体育强国进程中的公民体育服务供给方式奠定坚实的创新基础。
（三）创新供给的监督体系
首先，必须强化公民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的监督，特别是政府部门的内部监督。政府部门应该敢于承担相应的责任，听取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切实实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其次，要提高政府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职能。充分利用管理动态化、管理间接化、事后监管等多元化的管理方式，以及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规划等手段。再者，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公民体育服务供给服务的相关法律法规，保证公民体育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顺利的进行。并且凭借科学合理的法律和有效的监管，就让公民体育服务供给一直在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督下正常运转，确保公民体育服务供给的有效和及时。
三、总结
体育进程中我国公共体育供给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群体共同努力解决。创新供给方式将为我国全民健身注入新鲜的血液，进一步提高民众体育健身的积极性，最终提高我国体育的整体实力和公民的身体素质。
参考文献：
[1] 陶冶.体育强国进程中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方式创新研究[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04：230+239.
[2] 郇昌店.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市场化运作方式研究[D].天津体育学院.2008.
卫生服务供给 篇10
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城镇社区养老的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以及高龄化的趋势对我国的老年人医疗卫生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人口老龄化致使患病率的不断上升
期望寿命的延长并不意味着健康的老龄化, 当前一些疾病已经严重的威胁了老年人的生命健康。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死于慢性疾病的人口约占总死亡率的70%左右, 城镇地区达到85%以上, 由于高龄人口是慢性病主要的人群, 这就对我国城镇社区的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 人口老龄化致使医疗费用的增长
人均的医疗费用与医疗的费用有着密切的联系, 调查研究, 老年人在医疗费用方面的花销占绝大多数的比例。由于城镇人均收入不高, 医疗卫生服务费用较高, 加大了城镇社区养老的困难。
(三) 人口老龄化影响了医保基金的来源和支出
在我国的城镇社区的养老中, 基本的医疗保险规定退休的人员不再负担医疗保险费。由于我国老龄化的加剧, 致使退休人员在总职工人员中的比例升高, 即缴纳保险金的人数减少而享受保险服务的人群激增, 使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激化, 不利于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我国城镇社区养老的医疗卫生发展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我国城镇社区的养老服务获得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 但是也面临着诸多的难题, 制约了我国城镇社区养老的老年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一) 健康状况方面
由于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低于其他人群, 对我国城镇社区的养老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为了更好的满足城镇社区的养老需求, 需要在保障老年人的身体保障的同时, 对行为能力的照顾也纳入了养老事业的范围。
(二) 社会支持方面
我国城镇社区老年人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家人的支持, 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 特别是城镇社区的青年人都去城市打工, 造成了老年人与子女的交往频率大大降低, 这对我国城镇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缺少足够的支持。
(三) 卫生服务利用方面
鉴于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较低, 导致了卫生服务资源的利用率较高。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于老年人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 我国医院资源的可及性、经济承担能力和保障范围的覆盖都有很大的发展, 为医疗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由于城镇社区的医疗卫生基金不足, 成为制约我国城镇社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瓶
三、我国城镇社区养老的老年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策略
鉴于我国人口的情况和老年人医疗卫生事业的现状, 我国城镇社区的养老事业的需求不断增加,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 需要加大对城镇社区养老的老年人的医疗卫生事业的供给。
(一) 提高医疗保障的覆盖面, 拓宽筹集资金的渠道
对城镇社区养老的医疗卫生事业需求的增长, 需要不断提高医疗保障的覆盖面, 这就需要建立健全我国三大医疗保险制度, 提高我国城镇社区医疗保障的可及性。为解决我国城镇社区的医疗基金不足的问题, 需要不断拓宽筹集资金的渠道, 一方面建立基本养老保险, 在免税机制的支持下促进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 利用优惠政策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老人进行补助, 为城镇社区的老人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和政府扶助。同时, 需要提高全体社会对老年人医疗的支持和帮助, 呼吁社会人士参与到老年人医保的行列, 为老年人的资金筹集拓宽渠道。
(二) 提高医疗保障的内容和水平
我国的医疗保障事业建立了大病补偿机制, 并把老年人的多种高发病纳入了大病的范围, 这就对提高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是对老年人的行动支持和日常的护理没有相应的规定, 这就要求建立健全保障制度, 拓宽医疗保障的内容, 不仅对各种大病进行相应的保障, 对老年人的日常护理和行动能力的支持也提供相应的保障, 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不断推进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首先要对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在资金和人力资源的促进下, 加快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其次, 要提升老年人医疗保障的水平, 优化筹集机制和储蓄机制, 在起付费和上限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
(三) 建立社会支持系统
为了满足城镇社区老年人医疗保障的需求, 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这就依赖于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 将家庭养老纳入老年人医疗保障的范围, 充分发挥子女在照顾老人和精神交流的支撑作用。首先, 社区要提供相应的基础设为老年人的运动提供基础条件, 同时,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 并对医疗机构进行有力的支持, 不断完善社会支持系统。
总之, 我国在城镇社区的养老医疗卫生方面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就需要加大国家的支持, 同时, 需要全民的参与, 使老年人的医疗保障事业纳入社会发展的重要日程。
参考文献
[1]梁新颖.家庭养老社会化问题探路[J].社会科学辑刊, 2009 (04)
[2]洪国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对策思考[J].人口研究, 2007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