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产业格局

体育产业格局（共12篇）

体育产业格局 篇1

2014年10月20日, 国务院以国发〔2014〕46号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该意见指出除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外的其他国内外各类体育赛事, 各电视台可直接购买或转让。政策的红利和消费的升级, 带来5万亿产业产值。这让不论是传统的领袖型企业还是新型的互联网企业大佬, 纷纷入局, 打造体育品牌, 对增加赢利点进行战略布局。如万达集团收购盈方体育并于2015年11月成立万达体育、阿里巴要以数字经济思维创新发展体育产业链的阿里体育、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旗下的体奥动力、乐视集团的乐视体育等。虽然我国的体育产业基础比较薄弱, 体育运动的产业化和体育用品的消费能力等在很大程度上还与欧美发达国家有差距, 根据艾瑞数据调查显示, 我国参加体育运动的平均消费水平为81.2美元, 德国为470美元, 英国在600美元以上。但是在体育消费总支出中, 体育服务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因此, 这也说明了我国的体育产业做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在未来的发展是十分有潜力, 值得大力资金进行投入。各个行业的商业大佬在对体育产业这样的预期下, 在体育产业领域动作不断加快, 像跑马圈地一样, 通过合作、并购、大笔的资金投入在与体育有关的产业, 如:赛事转播、智能设备、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体育彩票、举办体育赛事等, 商业大佬双双入局体育产业, 是商机, 还是能带动全民健身运动发展的良机。特别是刚进入体育产业的乐视体育, 不断快速晋升, 成为国内体育产业最大的体育公司。

1 万达体育

万达集团的王健林, 在以上的大佬名单中, 可算最早在体育领域涉足, 在1994年他就收购大连足球俱乐部。在2015年的1月21日, 万达万达集团宣布出资4 500万欧元购买马德里竞技足球俱乐部20%股份, 并以大股东的身份, 进入俱乐部董事会, 并具有投票权, 这是中国企业首次投资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 下一步双方将合建青训中心, 在中国建设3所足球培训学校, 王健林还表示:“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中国足球水平的提升”。紧接着又在2月10日, 万达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 万达集团牵头三家机构及瑞士盈方体育传媒集团的管理层, 击败11家全球竞争对手, 以10.5亿欧元买下欧洲体育传媒龙头企业盈方体育传媒公司100%的股权, 这是中国企业收购外国体育产业最大的一笔收购, 成为中国2015年十大并购案之一。据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27日报道, 铁人三项赛事拥有者Providence Equity Corp.表示, 已就出售铁人三项赛事与中国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协议, 大连万达集团出资金额约为6.5亿美元、约合40亿元人民币收购铁人三项赛事, 该公司在全球每年举办和运营250多项体育铁人三项比赛, 是我国拥有的第一项世界级的体育产业产权。在这之后, 万达旗下的铁人公司买下了总部位于汉堡的拉加代尔体育公司, 拉加代尔体育旗下有包括大瀑布经典赛在内的6项自行车赛事, 以及汉堡马拉松等跑步赛事, 及数项铁人三项赛事。铁人三项运动在国内看起来比较小众, 爱好者似乎不是很多, 但是把游泳、自行车、长跑三项分拆开来, 那么市场容量还是巨大的。北京时间2016年3月18号, 国际足联官方网站突然刊文称, 万达集团成为首家加入国际足联顶级赞助商行列的中国企业, 万达集团将享有国际足联最高级别赛事的赞助商权益, 成为国际足联的新伙伴, 并对2016—2030年所有FIFA比赛和企业活动拥有合作权益, 协议还包括了直至2030年的未来四届世界杯,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和新任FIFA主席因凡帝诺出席了在苏黎世举行的发布会, 万达集团还成为首家赞助国际足联的中国公司, 成为国际足联的顶级赞助商。通过与FIFA的合作关系万达集团将致力于发展中国及亚洲地区的草根足球。万达集团赞助FIFA, 将对中国企业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在国际足联的话语权, 王健林还强调不仅仅是给点钱、露露脸那么简单, 还要形成企业、国家、国际足联多赢的局面。从表面上看万达体育是在买体育产业, 其实从深层次来看, 万达体育是想通过体育产业把旅游等相关产业做得更大。比如2016年万达体育会落地中国两个重大国际赛事, 那么这个赛事很有可能只有万达自己的旅游公司才有权利去运营, 万达的旅游网站才有权利去卖票。

2 阿里体育

2015年9月9日, 阿里巴巴集团宣布于9月8日成立阿里体育集团, 以数字经济思维创新发展体育产业链。阿里副总裁将出任阿里体育CEO。阿里体育未来的战略方向是健康和快乐, 以健康和快乐为体育产业的“黄金交叉点”, 依靠阿里巴巴的商业生态系统, 对体育产业环节进行数字化的升级, 用数字经济打通整个产业链条, 释放更大的生态链价值, 让人们在进行体育消费使, 享受到更人性化的服务, 参加体育运动能够感受到真正的体育精神, 让人们更加乐于主动地参加体育运动中去。阿里巴巴平台拥有3.67亿年活跃买家, 数千个运动品牌可供消费者选择, 从全球顶级足球俱乐部到NBA等众多巨星与阿里体育的合作, 与传统的体育网络传媒新浪体育的合作, 阿里体育通过对阿里生态强大的电商、媒体、营销、视频、家庭娱乐、智能设备、云计算大数据和金融等平台, 融合一个贯穿赛事运营、版权、媒体、商业开发、票务等环节全新产业生态, 以专业的体育产业团队, 探索互联网消费者参与模式, 联动产业上下游创新, 促进全行业的升级。阿里体育还认为, 在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互联网入口的同时, 还能够利用互联网变成新经济基础设施的客观现实, 用数字生态经济能够更好地升级体育产业。

3 乐视体育

3月27日, 在2016中国 (深圳) IT领袖峰会上, 乐视控股创始人、董事长兼CEO贾跃亭正式宣布, 乐视体育已经完成B轮融资, 融资额为80亿, B轮投后估值为215亿。参与B轮投资的机构和投资人包括海航资本等30余位。同时, 乐视体育现内容平台上已经拥有310项全球顶级赛事版权, 其中72%是独家, 未来将更接近用户的服务领域, 乐视体育在体育电商、体育游戏、体育票务、体育彩票竞猜等方面全面进击。在赛事版权内容的储备上, 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体育赛事版权公司。在2016年2月23日乐视体育与体奥动力在北京联合宣布确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乐视体育以27亿购得中超未来两个赛季新媒体版权, 使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播观看体育赛事, 通过互联网直播, 人们可以观看多种方言, 多条专线, 氛围轻松, 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观看体验。当下的体育产业已经发展到3.0时代, 观众不再满足于只通过屏幕欣赏比赛, 而是寻求深度体验与参与, 乐视体育除了提供最优质的赛事直播外, 还将为广大体育观众供参与性更强的服务和体验。

摘要：国情的不同, 使中美两国的体育市场有很大的差别, 赢利模式也不相同, 但随着互联网脚步的加快和关于体育赛事转播权限的放宽, 更多的民营企业可以对体育赛事的转播进行购买和转让。特别是随着观看体育赛事的观众不断增多, 体育赛事转播成为企业打造自身名片和知名度重要视频内容, 同时, 竞争机制还可以使体育赛事产业更好的发展和创造价值。该文在梳理体育体育企业构建“生态链”的同时, 尝试总结互联网与传统模式下的赢利模式革新的经验。

关键词：体育产业,生态,互联网,改变

参考文献

[1]解学芳.论体育产业与网络文化产业的联动逻辑与发展方略[J].体育学刊, 2011 (4) :14-19.

[2]王子朴, 药婧瑶.体育移动应用的形成、发展和前景[J].中国体育科技, 2014 (6) :113-121.

体育产业格局 篇2

导读：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中美网络安全领域“斗而不破”的遏制与反遏制、打压与反打压博弈中，对美方的战略、能力、产业、技术等进行全面综合的了解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过去中方的视角长久的放在关键基础技术领域，放在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等厂商身上，却忽略了美国产业体系中一股强大而独立的力量，其信息安全企业星群，他们也同样是美国全球战略能力的基石。

在网络信息攻与防的双方向上，美国均拥有着全球最顶级的巨大威慑力和他国看似无法企及的战略优势，而来自中国的观察者易于犯的错误是——既伴着内心深深的忧惧，对这种战略优势进行着轻率地道义层面批判，却缺少对其核心支撑点——信息安全产业的深入而系统地分析。

美国信息安全产业并不是一台生冷而高耸的巨型兵工厂或商业机器，而是一组生动、富有理想与活力的企业符号。长期以来，国内对这些企业符号充满了疑问和不解，一方面，是其传统的巨头Symantec、McAfee等始终屹立不倒；另一方面则是新兴企业与新兴技术此起彼伏。

巨头型厂商厚重全面的解决方案与独立安全厂商的新概念、新产品交相辉映，令观者应接不暇，更令把美国当作信息化和信息安全建设标尺的各国政府和行业用户茫然无措。

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企业的规模、并购关系、技术领域、市场范围以及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完全罗列开来，进行梳理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并非如突兀坠落在平原上的巨型陨铁，而是有着鲜明的层次和关联的大战略基石。

一、美国信息安全产业格局的层次分析 一如美国在其他信息产业领域的优势一样，以Apple、Google、IBM、Microsoft、Ora-cle、Cisco、Qualcomm、Intel、Facebook（按市值排序）等为代表的基础信息巨头同样在信息安全产业架构中扮演着宽阔而坚实的地基。其稳居全球供应链的顶端位置、进行大量的信息聚合和创造、改变全球用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其一方面构成美国全球战略威慑能力，同时又能反过来游说院府影响美国的政治走向。

而透过斯诺登事件，公众们亦知道了，他们与美国的庞大国家机器微妙互动，强化了后者覆盖全球的情报能力。由于这些企业规模庞大、市值往往以千亿美金衡量，并持续进行并购，不断扩容体量，我们可以称其为信息“寡头”企业。

在这些寡头层次之上，则是信息安全产业的巨子们Symantec、McAfee、Trend micro（趋势），他们市值数十亿美金乃至数百亿美元，尽管这些企业均从反病毒起家，但经过多年发展和持续地兼并重组，其产品跨度已经形成完整的从流量到端的解决方案能力、并向集成、存储、云等安全关联的各方面扩展，产品用户覆盖全球。对中国类似石油、电信、电力等关键行业来说，选择其产品曾长期被视为“政治正确”的选择。

而对更多的安全厂商来说，其依然专注于系统安全、网络安全或其他安全技术的某个窄带领域，可以称其为专业安全厂商或独立安全厂商：

美国专业安全厂商，除了具有单点专注的特点外，大多不仅服务于美国用户，也坚定地追求着全球市场。他们是全球网络安全技术发展的风向标，他们享有“美国制造”的国家品牌带入感，引导着信息安全创新的话语权。

但同时他们与寡头和巨头企业不同的是，他们执行更为稳健务实的市场政策，驾轻就熟地寻找当地国家的集成商和掮客企业，通过OEM绕过当地政策和法制的保护，如国内很多场合的“国产”防火墙招标就是Fortinet（飞塔）等美国品牌的“贴牌产品”内战。

随着市场发展，这些独立安全厂商既具有成为新巨头的潜质，同时也有被巨头收购，成为其解决方案中一部分的可能。

而由于美国瞄准全球市场的安全厂商和明星过多，亦掩盖了若干隐形的冠军和一个特殊的市场，即面向其政府和国家机器用户的专用市场。而其中又呈现出两个企业群落，即专用技术企业和承包商。

专用技术领域，是和美国国家机器作业关联密切的技术服务领域，包括入侵取证、数据恢复、数据分析等，这些厂商有的是独立厂商，也有的是巨头厂商或其他大型传统企业（甚至是非IT企业）的一部分。大数据分析的明星企业Palantir作为美国官方的御用安全企业，是这个产业群体的代表之一。

而承包商则往往是更深入情报作业的直接参与和执行者，类似斯诺登所效力的Booz Allen Hamilton、信号分析处理厂商Argon ST、面向C4I系统的网络安全服务厂商GnostechInc等。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信息安全思想与其国土安全观和全球战略能力的融合。

这些厂商不止服务于专用网络信息系统，也服务于关键工业生产、军事装备等领域。安全思想通过这种服务，深达到更多的关键层次领域，达成虚实结合、网电一体。信息安全概念、意识和方法也同时扩散到社会基础、国土安全和军事体系的全景纵深。通过图1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美国信息安全企业技术领域繁多，投资关系复杂，但这其中几条边界非常清晰。

●基础寡头和独立安全厂商的边界： 尽管传统寡头厂商不断兼并独立安全厂商以扩大体量，但我们看到的是其既未导致“独立安全厂商消亡”而构成对自由竞争的伤害；同时也没有改变寡头厂商的原有轨迹——他们依然坚定扮演集成服务提供商或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固有角色。

如Google绝不会因为兼并Virustotal（多引擎扫描服务提供者）和Zynamics（安全分析工具软件制造商）而变成一个在安全市场上有所动作的厂商。无论规模大小，美国厂商通常都具有简单清晰的模式与价值观。

●开放市场和专有市场的边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美国独立安全产品厂商专注而窄带，使其不会向与国家机器的情报体系“过从甚密”的方向游移，从而导致伤害其面向全球用户的信任力。

而专有市场的存在，亦既有助于形成美国独有的国家安全作业能力，避免信息外泄，同时，也保证这些厂商不必在全球市场收益和美国官方诉求间徘徊，而可以坚定地如被Fireeye收购之前的Mandiant一样，在中美大国博弈间，充当非官方的技术喉舌（而即使这种并购发生后，Fireeye也在努力强调“M部门”与Fireeye本体之前的区别）。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层次不仅是一个商业层次，也构成了大国话语权博弈的立体纵深。

●政府、军方与承包商的角色与关系：

围绕军方和情报机构承包商体系是重要的美国商业文明特色，其在具体的情报作业层面，弥补了国家机器本身的人力不足，遏制了大政府倾向，而同时也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信息层次屏障。尽管出现了斯诺登事件，但我们依然要看到，在充分利用信息的联通和共享，主动国家安全能力提升的思路下，承包商层次其实在很长时间扮演了一个信息和作业中间带的角色。

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些承包商（包括部分专有市场厂商），往往由前军政界人士发起或者担任高管，其也建立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合法利益输送层次（旋转门），形成了一种既同谋共赢、又不伤害美国国家能力的特殊（而且是合法的）政商关系。

这个看似严谨又充满活力的庞大体系，并不是某种计划经济的产物，也不是某届或某几届总统班子马基雅维利式先验设计的结果。而是在其“企业自由”的立国支撑点下，持续遵循内部自由竞争、对外强力输出的产物，可以概括为“顶层设计、自由生长、建立规则、强化优势”。

二、领跑者：巨头的形成与价值

美国作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本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个人计算机革命中，亦诞生了一批其早期安全企业，这其中就包括了被称为信息安全传统三大的Symantec、McAfee和Trend Micro（尽管Trend Micro自诩为治理结构跨美、日和台湾地区的国际厂商，而并不完全是美国厂商，但其根本上还是获益于美国的土壤和产业机会，并也在硅谷信息安全群中扮演重要角色）。

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创建于上世纪80年代，在反病毒领域获得了产业认同和早期价值最大化，而逐步成为拥有了上万名员工、十亿美金量级的销售额的企业巨人。

他们当初在反病毒领域获取第一桶金并不偶然，信息安全市场有两个最重要的最成熟的领域，一个是以反病毒为代表的系统（主机）安全领域，一个是防火墙（安全网关）为代表的网络安全领域。这两类产品都是在与主流威胁对抗中不断改进成型，并逐步具备了共同特点，即经过基本的安装配置部署后，就自行成效，可以不经人工干预而产生效果。而相比之下，类似IDS、扫描器等对使用者的能力和精力有较大依赖的产品，均未能形成较大市场规模。

病毒的威胁在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即快速到来，因此主机安全技术的商业化，要比网络安全技术早了十余年。但 “三大巨头”并非唯一的先行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反病毒企业在全球如雨后春笋般浮现，反病毒核心技术“反病毒引擎”的第一技术平台此时亦并不在美国，反而是由Kaspersky和Dr.Solomon为代表的欧系厂商占据，与美国厂商呈现争锋之势。

在这种对垒中，美国国内市场庞大的内需、资本市场的澎湃活力所带来良好融资能力、以及全球市场的布局辐射，让尚在幼年的“三大”站上了巨人肩膀。他们纷纷较早跃上美国资本市场，并开始了持续的并购之路。

使之从单一反病毒厂商发展为综合性的全领域解决方案的厂商。在这个美国企业能力不断强化，欧洲企业一边顽强创新、一边退守自保的过程中，Dr.Solomon很快被McAfee收购，而McAfee则完整获得了其先进引擎能力。而卡巴斯基虽然也稳健发展，成为俄罗斯IT的旗帜性企业，同时也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支点企业，但从商业上看，其并未成长为可以在市值（估值）和国际市场覆盖能力上与“三大”比肩的巨头。

传统“三大”与美国情报体系是否有密切的互动？目前尚未有公开资料可以证明。如从公开资料上看，至少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参与了“棱镜”计划，但棱镜更多是NSA与具有内容和关系价值的互联网巨头厂商的合作。

而安全厂商自身的资源更多是安全事件、端设备环境和流量行为的信息，显然从这个层面上，作为安全厂商的情报价值是不够的。但传统“三大”对全球行业用户的部署到达能力、端和流量的结合手段、与作为安全厂商进行数据采样提交方面的用户先天容忍度，又有独特的情报优势。如果我们关注《Symantec互联网安全分析报告》，我们就同样可以看到能够采集这些资源所依托的巨大部署规模，以及这些信息所投射的战略价值。

三、专业安全厂商的创新迭代与创新方法

在美国独立信息安全企业的星群中，最富有魅力和研究价值的，是其专业安全厂商的创新迭代。在这个过程中新企业、新技术、新公司、新产品品类不断涌现，而从威胁到产品形态的新概念更迭，也让全球跟跑者们叫苦不迭。

无疑这种概括新威胁、定义新概念、形成新品类式的成熟打法，驱动了多家美国网络安全企业从初创到“各领风骚几年”式的快速迭代成长，但这种成功绝不是源自单纯的概念炒作和商业包装，而是有其值得尊敬的内因与外因。

其内因是：对新威胁的敏锐把握，丰富的产品想象力，迅速的单点核心技术突破，并形成新形态品类的能力；其外因则是：对于创新的鼓励和宽容，以及鲜明的专有核心技术价值导向。

在美国安全企业创新迭代案例中，其中最闪亮的轨迹，是网络安全厂商Netscreen、Fortinet、Paloalto Network和Fireeye依次崛起。而其所提出的产品概念，均创造出了细分市场，也依次在基于流量的安全产品中成为独立品类冠军。我们将这四家厂商的要素，绘制成表2，由此我们则可以看出，这些企业所形成的产品品类概念，绝非空泛包装，而是应对当时主流威胁的结果。

Netscreen面对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引领的带宽快速增长趋势，提出了基于ASIC的高速硬件防火墙的思路；Fortinet面对网络应用发展带来的邮件蠕虫、垃圾邮件、广告软件等威胁，提出了“统一威胁管理”的概念；Paloalto Networks面对互联网客户端和SNS的大发展等带来的新威胁，设计了“下一代防火墙”；而Fireeye面对政经集团背景的APT攻击大潮，采用沙箱前置与流量产品结合的方法，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反APT和0day漏洞的产品形态。

这四个厂商的创新过程，都是典型的硅谷路线。强力的技术核心团队迅速得到技术资本的关注和推动支持，在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给予了研发之路高度的耐心和容忍，如Paloalto Network在起步近两年后，产品才基本成型，Fireeye在成立几年后，才找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正确产品思路。

更令人称道的是，在他们尚还弱小，并无足够的支付能力之时，大量人才就因其良好的发展前景和上市预期，从传统“三大”和其他主流企业纷纷加盟，呈现了一种令国内业界难以想象逆向流动的生态。

资本环境的追捧创造，必然推动了人才富有理想主义和冒险精神，而理想主义和冒险精神又获得了高回报的激励，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正能量链条。

四、变局：大并购时代

2010年起，美国整个信息安全产业格局的发展开始进入到新的大并购时代。从2010年7月开始，在之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美国企业发起了超过10个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并购案，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Intel对McAfee的并购”，这是信息安全开始走向寡头化的风向标。

美国的传统软件厂商、大集成商、芯片供应商和既有的巨头安全企业，都纷纷出手把大量独立安全公司融入体系，这些并购使其技术原有短板得以补充、新技术的储备不足获得应对以及解决方案更加完整。

我们通过图2展示了在大并购时代所推动的跨行业寡头体系的形成。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未看到这种巨型“托拉斯”所带来的垄断和对创新的扼杀倾向。恰恰相反，这些并购多数并不是基于扩大市场份额、消灭竞争对手的考虑，而更多瞄准单点上有突出技术优势的以及能够弥补、或强化收购者自身短板的企业。

被并购的新锐技术团队，多半因其技术优势而获得了良好的溢价，几人、十几人的小团队都可因其核心技术能力，获得千万甚至数亿美元的估值。从而使收购成为良好的技术创新团队自我价值实现和风险投资者的推出通道，并引发了“从寡头中再次创业，再次被寡头收购”的风潮。

因此，大量并购不但没有消亡了美国在安全领域中的基础创新能力，反而使之成为了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

而在国际博弈中，来自欧洲、日本、印度等国的个性安全企业，则往往在崭露头角后，被美国巨头厂商兼并。从这些企业团队角度来看，已经达成了某种成功（但交易中的议价能力往往有所不足）。但从国家能力对比来看，则汇入了美国对单极世界主导地位不断被强化的趋势。

而反之，如果被收购的是美国厂商，而买主来自其他国家。美国官方和民间机构，则会陷入异常的敏感之中，美国官方所形成的《An Analysis of Chinese Investments in the U.S.Economy》一文中虽然轻描淡写的说：“对于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美国政府并没有统一的立场。国家和地方官员寻求增加经济活动以吸引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同时，其他联邦官员极其担心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方面的潜在影响。”

但如果这种投资涉及网络安全，则基本不可能达成，2011年初，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碍华为收购小厂商3Leaf的案例，就是这种紧张感的典型案例。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动作，显然会触痛美国政府最敏感的神经。但如果认为这种紧张感仅仅是针对中国的，其实就误读了美国固有的“国家安全情结”，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即使对于同在西方阵营的小老弟以色列，美国也同样做出了阻碍Checkpoint收购美国著名开源安全厂商Sourcefire的举动。

五、产业秩序：互信与互动与产业联盟

2011年的RSA展会上，新兴的主机安全厂商Bit9打出了对巨头厂商McAfee的攻击性广告，但这其实是美国式的技术幽默。McAfee无疑会警惕Bit9，并视其发展做出对应的反应，但不会是那种“东方式”的强势打压。

自由竞争是美国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这种动力中既有价值导向，也有规则定义——鼓励竞争、鼓励创新、限制垄断。

这种厂商间既存在合作，又存在互补、互信的一个良好例证是——基于各自的云化服务，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反APT作业的“事实联盟”，在这个体系上，有Palo alto Networks所贡献的可执行文件鉴定服务、Wildfire、Bit9所贡献的海量白名单和文件信誉鉴定、已被Google收购的Virustotal提供的多引擎对照扫描+静态分析+动态执行服务、Fireeye提供的文档格式溢出和移动应用鉴定服务，而一些新锐移动云端安全服务厂商如Trustlook、Virtual Threat等亦可能成为体系的一员，各厂商间购置对方的分析服务，作为自身分析能力的扩展，同时还有Solera等厂商兼容各家产品进行集中分析，Mandiant等则负责传播造势，从而形成了一个应对APT的产业资源体系和事实上的利益同盟。

六、政商关系解读

对于美国IT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有两种意见都是偏颇的，一种是全面拔高其IT企业的道德操守和信息自由信仰，而对其与美国国家机器间的互动关系视而不见；而另一种则堕入彻底阴谋论，把一切美国IT产品都简单视为具有主观恶意的逻辑炸弹，亦把一切美国IT厂商都视为其情报体系的紧密互动层。而抛开这两种先天偏见，则有助于我们理清美国安全厂商与政府的微妙关系。

例如有人以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的“NSA的ANT系列信息装备”作为美国安全企业为美国情报机构安放后门的证据，但经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研判，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有多家安全产品的弱点可以被NSA利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弱点”和“后门”有本质的区别，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厂商华为也在这份名单之上。笔者认为，这个案例总体上只能说明NSA信息武备的丰富程度和强大的弱点与漏洞挖掘能力。

我们从斯诺登事件引出的信息中，亦可做出下列分析：

1.与美国情报机构建立密切关联的多数企业是有信息聚合能力的互联网巨头，由于其建立在全球用户以信息上载、聚合以及置换免费服务的模式基础上，美国可以通过爱国者法案对其数据实现“合法”监控。

2.Cisco与NSA的密切联系可以被证实，但并不能说这就代表了美国情报机构与其网络设备和安全厂商的典型关系，NSA可以放心与Cisco合作的原因，是后者已经建立起了全球市场的牢固不可替代性，同时其产品覆盖能力也有足够的战略价值。而其他美国厂商并不具有足够的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3.美国已经通过类似标准污染的方式（类似NIST SP800/90标准中对随机数强度的弱化），实现对更多产品的“上游感染”，而不需要直接和这些厂商发生情报作业的关联。

笔者愿意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全球范围普遍性的伤害美国企业的用户信任力，并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换言之，美国在信息领域的战略威慑能力，首先来自其产品与服务的到达能力和覆盖程度，而不来自其中是否有可利用的后门。这种态度不是期望为美国专业安全厂商洗白，而是希望大国博弈的因应之策建立在理性的思考和分析之上。

我们不妨看棱镜门中的一个事实，在美国的互联网大佬中，Facebook是最后一个加入的，同时也是棱镜“上榜”企业中最后一个上市的，而尚未上市的Twitter则根据资料显示尚未加入。如果做一个类比来看，这可以称为“把羊养大了再挤奶”的原则，而不是“把猪养肥了再杀掉”。

而通过NSA向RSA公司支付1000万美元，换取其使用有后门的算法的操作，我们亦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美国政府积极地为那些承担国家义务的企业提供补偿。

另一个案例或许也能为这种判断提供注脚，当美国政府要求Fireeye对中国禁售的时候，也同时设定规范，要求与五角大楼等政府机构有网络连接关系的军火商、大的IT厂商部署反APT产品，这种导向形成了在其“爱因斯坦”计划之外的一种单点但有效的反入侵能力层次，推动了以Fireeye为代表新锐厂商的产品部署，而从客观上，这构成了要求Fireeye放弃中国大陆市场的经济补偿。

七、启示录

网络信息安全早已不是实验室技术，其在本世纪初就进入了以大产业体系为基础，以企业创新为动力的时代。可以说没有产业就没有技术与产品，而没有企业这个基本元素，也就谈不上产业的存在。

经济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小企业是创新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在信息技术领域，我们却依然期望简单地通过大规模的国家投入或是某个应用方向赌博式的技术绕前就可以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美国信息安全产业的强大，为我们正确理解信息化和网络安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典范注解。国内有部分声音认为，依靠信息系统的国产化和信息系统某些安全特性的增强，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抛弃所有的安全风险、威胁和积弊，而不再需要安全产品的保驾护航。

而事实上我们看到，作为拥有最高“国产化”率、最好的核心技术自给能力的美国，自身也同样面临着广泛的安全威胁，也拥有着最为发达的信息安全产业。这说明，强大的自主信息化和强大的自主网络安全互为保障，相辅相成，不可能互相取代。

美国信息安全产业的层次结构、价值导向、运行规则等，显然值得我们分析、研究、借鉴。

充足的内需是美国信息安全产业得以发展的基础，美国用户在信息时代发展中享受了最先进的技术成果，也同时深刻感受到了安全威胁，从而认识到了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是一个独立的市场门类和层次，这个层次不可能依靠信息体系自身内置的安全能力所取代。这种认识促成了信息安全产品采购在信息化的预算中长期超过20%的高比重，这为美国安全企业形成了充分的收益空间。

活跃的资本力量和成熟的资本市场则为美国安全厂商提供了助跑和催化机制，其对风险、收益、创新的成熟理解，促成了保护创新、引导创新的价值导向。从Fireeye亏损3000万美元上市，却能因其技术方向、产品能力和人才储备等因素获得极高的市值，我们就能看到美国证券市场的特有魅力。

而CIA背景的In-Q-Tel模式的横空出世，这代表了美国官方直接入局这一领域，为美国国家安全孵化出未来所需的技术支点。清晰的市场规范、对商业文明和契约精神的成熟理解、合理的政商关系设计等等，则都成为美国信息安全产业有利的保障力量。从而使“鼓励创新的中小安全企业发展，遏制垄断对创新的伤害”成为社会共识。

在大国竞技中，跟跑者未必要对领跑者亦步亦趋，但需要分析领跑者的领先轨迹。这种轨迹中有无法模仿的先发优势和地缘特点，以及历史经纬的偶然眷顾；但同样会有因果清晰的必然规律。

产业互联新格局 篇3

首届中国产业互联网大会在嘉兴圆满落幕，但关于互联网+产业还是产业+互联网的争论还在继续。其实产业互联网是相对消费互联网的提法，关注传统产业利用互联网转型，这也应了有些专家的观点，没有传统的产业，只有传统的企业和产品，互联网是能将传统的企业、传统的产品焕然一新的法宝。我们已经在家电、家居、鞋服、装备等众多产业门类中看到许多的案例，比如到大会现场分享的吉利集团，从传统的造汽车，到提供曹操专车服务；美欣达集团从传统的印染企业，到互联网+固废处理；沈阳机床从卖机床到租赁机床，都彰显了互联网在传统产业转型中的能力和魅力。

当然，大家应该看到产业互联网所构建的是一个在网络空间的产业形态，既映射于物质世界的产业活动，又遵循网络空间的运行规律。即在网络空间也在进行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和营销，只不过从技术驱动、资源驱动变成了数据驱动。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产业互联网的中枢是大数据和云计算，而智能装备、智能产品是两个空间的连接器，软件是重新定义流程、定义模式、定义业态的核心。在网络空间的产业运行将高度依赖于SaaS层的软件服务，这也是目前企业级SaaS受到热捧的原因。

在产业互联网这一轮机遇中，传统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在同一起跑线，只不过一个是运动员赤脚跑，一个是猪在天上飞。运动员的确需要寻求不同以往的新动力，那就是社会资本，是继续“烧”那一双鞋几元钱的利润，还是善用社会资本，将会决定比赛的胜负。

构建高校的“大体育”发展格局 篇4

学校“大体育”发展格局, 从广义上说, 就是以体育教育教学“三基一尖”为根本任务, 以培养学生具有终身健身意识、终身健身知识、终身健身技术、终身健身能力, 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 深化体育课程建设改革与发展, 坚持“育人为本, 健康第一”理念, 充分拓展体育课程发展空间, 充分拓展大学体育育人功能, 推动学校体育工作形成健康体育、快乐体育、和谐体育、人文体育、大众体育协调持续发展的阳光体育工作格局。从狭义上说, 就是转变以往单一体育教学倾向, 以体育课内外结合“一体化”建设为架构, 把学校体育教学、训练、竞赛和运动作为有机统一体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和更多渠道发展, 积极拓展、丰富课外体育活动形式和渠道, 做活、做宽、做强、做大课外体育运动形式和内容, 努力创造健康、快乐、和谐、人文、大众的学校体育运动氛围。

二构建“大体育”发展格局的思想基础

第一, 适应高校体育发展的需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以育人为根本的体育发展方向, 是学校体育发展的根本要求。从实质上讲, 体育本身就包含着“大”的范畴, 体育是广而为之、人人为之的社会行为和大众性行为, 它不同于其他学科和专业会受到某种特定条件的制约而不能进行。高校是学生接受体育教育最后的一个阶段, 培养学生在大学期间至少学会一到两项既符合自我身体条件, 又满足兴趣爱好的运动能力, 并养成自觉锻炼、科学锻炼的健康行为习惯, 这对高校体育无论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形式上都提出了发展要求。

第二, 适应学校开放发展的需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的发展,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尤其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发展, 体育教育的时空界限将不再存在, 体育功能也得到了本质上的突破, 体育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 极大地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各个领域, 成为时代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体育是学校开放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也是推动学校开放发展的必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构建和实施“大体育”就是要力求突破校园围墙, 走向社会、渗透网络, 打造亮点, 扩大学校社会荣誉, 促进学校开放发展。

第三, 推进大学文化建设的需要。体育文化是关于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 是以培养学生体育意识、体育精神和体育技能为主要形式, 以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和提高学生体育为主要目标的文化过程, 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所高校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重要标志。提出构建“大体育”格局, 既符合学校大学文化发展战略, 也是对学校大学文化建设内涵的丰富, 通过加强体育文化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 力求在不断从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和更多渠道地拓展学校体育功能中, 弘扬学校办学精神, 打造学校体育文化与特色, 推进学校大学文化建设。

第四, 满足学生健康全面发展的需要。体育是德育和智育的基础, 一个人尽管知识渊博, 道德高尚, 但如果体弱多病, 那只能空怀壮志而力不从心。体育运动已成为现代生活、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体育运动不仅能够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增强生存技能, 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培养坚韧性、自信心、自制力、竞争意识、拼搏意识和协作精神等社会工作和生活所必需的素质。高校肩负着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基本任务, 高校体育既承担着使大学生身体完美发展、增强体质的重任, 同时它又与德育、智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密切配合, 共同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的教育目标, 可以说, 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构建和实施“大体育”, 就是要不断拓宽学生体育运动空间和时间, 拓展学生满足体育兴趣和体能锻炼的内容与渠道, 这不仅是学校培养合格人才的要求, 也是满足学生健康全面发展的基本需求, 通过构建和实施“大体育”力求全面有效地促进和调动学生参与运动积极性, 培养终身体育思想意识, 掌握终身体育技能、方法的基本途径, 使学生都有健康的身体, 聪明的才智, 充沛的精力从事学习和工作。

三构建“大体育”发展格局的实施办法

1拓展大学体育育人功能

本着坚持“育人为本, 健康第一”的理念, 充分拓展大学体育育人功能, 把健康体育、大众体育、和谐体育、人文体育、快乐体育的思想精髓贯彻到课程建设体系上, 积极推进体育课程建设的改革与发展。

一是有目的、有意识和有针对性地突出人文体育思想、健康意识与常识教育在实践教学中的比重。从高校的实际情况看, 学生选择终身体育运动项目的盲目性、单一性现象比较突出, 运动兴趣比较丰富和浓厚的学生倾向于竞技性体育运动, 比如男生篮球、足球、羽毛球运动参与者相对较多, 而更适用于东方文化特质和终身体育锻炼的太极、瑜伽、跑步、乒乓球等中小运动量的运动项目普及率较低;户外体育设施的利用率不大;女生参与运动不够普及, 等等。这些现象, 说明我们通过开展体育教育教学培养学生树立终身体育意识, 掌握终身体育技能的任务十分艰巨。对此, 提出了体育实践教学中每课进行人文体育思想教育和健康意识与常识教育内容不得少于10%的要求, 坚持体能锻炼与树立终身健康理念和培养健全人格并重的思想, 把体育教学、训练与促进学生品德与人格的完善, 潜能和特长的开发, 创造性思维和社交能力的培养,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有机结合起来。

二是在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上提出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思想。改进过分强调统一目标、统一标准的常规教学模式, 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强调体育教学的趣味性、游戏性与学生参与运动的主体性同步, 积极尝试充分体现学生活泼有趣, 个性得以自由张扬的新型教学模式。

三是在教学考核上追求学生完成体育课程任务评价尺度人性化的发展方向。建立特殊类型学生培养方案和档案, 逐步探索建立相对评价考核体系, 把充分反映出学生锻炼过程中的进步情况纳入考核指标体系, 客观、人性化地评价学生体育锻炼成绩, 鼓励学生喜欢运动, 善于运动, 从而调动学生参与教学与训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是大力推进网络教学建设。将体育教学网络数字化建设作为体育课程建设攻关项目进行推进, 加大体育教学、训练、竞赛和运动的辐射面、宣传面和参与面。

2积极和大力开展运动训练、课外锻炼和各类群体竞赛活动

努力形成课内外有机联系的“一体化”体育运动体系。单纯的体育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终身健身意识和终身健身技能, 无论从内容、时间和形式上, 都会受到一定条件的局限和制约, 而学生课外运动训练、课外体育锻炼和各类体育竞赛则是补充体育教学不足的基本途径和手段, 也是实现学生培养终身健康意识和技能的基本途径。

一要大力打造具有优势基础的运动队。对现有的校运动队, 要建立完善的训练和竞赛目标, 围绕目标制定训练规划和计划, 通过比赛为学校争得荣誉, 扩大学校声誉, 提高学校运动水平。同时, 大力筹建具备师资条件和优秀运动员条件的其他项目运动队。

二要大力推动学校各类体育竞赛和具有优秀传统特色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的开展。充分调动校内各个体育力量, 广泛开展各类体育竞赛活动, 调动学生参与运动的积极性。以形成具有学校传统和特色的体育赛事为目标, 对篮、足等普及率高的体育项目尝试推行联赛制比赛形式, 通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打造学校优势体育品牌项目。同时, 还要积极探索开展新的大众体育项目, 丰富校园体育文化。

三要积极尝试开展“俱乐部”式课外体育运动锻炼模式。俱乐部式体育运动休闲模式是现代社会最为广泛和普及的身体锻炼方式, 学校开展“俱乐部”式课外体育运动锻炼模式, 就是充分利用现有体育场馆设施, 整合具有专项优势的师资资源, 拓展体育课程的时间和空间, 采用多层次, 多类型的组织形式, 寓教于乐, 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需求和丰富学生课外体育生活, 为学生创造宽广的体育活动空间和良好的体育活动氛围。如以球类为主体的篮、乒、羽、网球俱乐部, 以器械为主体的健身健美俱乐部, 以音乐美体为主体的瑜珈、健美操、街舞俱乐部, 以益智、娱乐为主体的棋牌、台球俱乐部等。

综上所述, 构建和谐发展的大体育观, 应该以弘扬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意义为教育目的, 大体育观着眼于塑造受教育者的人格理念、创造人文关怀的教育环境;鼓励和促进人的科学开发与创新, 充分遵循和尊重人的自身发展规律与价值观;构建和谐发展的大体育观是新时期下社会发展对体育的必然需求, 只有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才能形成现代文明主体。

参考文献

[1]王忠武.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位一体关系[J].科学学研究, 1999 (3) .

[2]曹卫.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体育教育观[J].中国体育2005 (9) .

[3]张国方、仲爱萍.构建高职和谐发展的教育环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5 (11) .

[4]肖峰.从科学走向人文三种模式的比较[J].科学技术哲学, 1999 (3) .

[5]伍雄武.现代人与体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嬗变中的全球配套产业格局 篇5

嬗变中的全球配套产业格局

摘要：船舶配套产业是现代造船工业的重要支撑和组成部分,船舶配套设备在整个船舶交易额中占据着相当高的比例,是影响船舶成本,性能、效益、质量的重要因素.那么,对于造船工业派生产业的.配套业来说,配套产品产值及市场份额如何呢?全球船舶配套产品的竞争格局是怎样的呢?作 者：许嵩    Xu Song  作者单位：中船重工经济研究中心 期 刊：中国船检   Journal：CHINA SHIP SURVEY 年，卷(期)：, “”(5) 分类号： 

电影产业的格局与格调 篇6

多年前，本人曾将电影生态类比为珊瑚礁生态：各种层级的生命形式如花似锦地进化繁衍，生存死亡，绵延不绝，形成了海底世界独一无二、美艳绝伦的流动景观，演绎着动物世界的全部生命流程和共同命运：弱肉强食，美丽与威胁并存。电影产业何其相似！正是那些被吃掉、被饿死的“炮灰电影”和营养过剩、饕餮虚胖的“垃圾大片”堆积出了产业结构的体积，滋养并托举着可见的整体繁荣。

电影作为一种产业，结构可以简化为一个物质层面、一个经济层面和一个社会层面，并交织于一个政治框架。物质层面表现为电影的物理介质本身（当年的胶片和现在的硬盘）以及机器设备、摄影棚、声光电色等纯物质和纯技术的东西。经济层面侧重于电影产品实现产值的各个环节和手段，以及本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对国民经济构成的冲击、影响和贡献。社会层面所涉及的则是对大众生活方式、文化消费趋势、社会伦理导向以及国民心态等方面的影响。政治框架就像是如来佛的手掌、唐僧的紧箍咒，以上各层面无论如何延展，终究脱不开它的框束。它并不仅仅局限于意识形态和审查制度，也指每一个层面进展和实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考虑。这一框架涵盖着政策法规、定位取向、人口地缘、种族敏感、文化禁忌、宗教限制、电影节获奖等方面。

以好莱坞为例，其电影版图被分割成大公司和独立公司两大板块，各自制作和发行不同类型影片，营销方式也各不相同。即如大百货商场和小时装专卖店，各自销售的产品迥异其趣，营销方式也大相径庭。大商场面向大众，寻求的是能够调和众趣的服装，意图在世界各地大小市场均能行销无误，进货和销售以量取胜。时装专卖店则不然，唯以特色、而非销售额的大小来与大商场竞争，货品投高档顾客所好，通常是在大百货商店很难找到的趣味脱俗的东西。好莱坞大公司的经营方式恰如大百货商场，制作和发行的是能够迎合大众市场的影片;独立公司寻求的是能受高档顾客青睐的特别的产品。前者支撑格局，后者提升格调。

于是乎，尽管大公司统领着好莱坞，好莱坞统领着全球市场，但根据巴莱多的“二八定理”，象征着另外80%的非好莱坞独立电影却一直没被好莱坞“统领掉”。非好莱坞电影始终是世界电影江湖上一片自生自灭、自荣自哀、自娱自乐的独立风景，犹如海底的珊瑚礁生态，构成了世界电影五彩斑斓的动态繁荣，防止整个产业变成一团死水，消减了一花独放的呆板和单调，使电影这一珊瑚礁般的流动景观更加丰富和绚烂。

体育产业格局 篇7

作为电视与网络结合体的iTV,在中国有着乐观的发展前景。iTV是以中国电信宽带为传输渠道,以电视机为终端的一个全新多媒体服务,是一种高端的“互动电视”。只要拥有中国电信宽带,接上机顶盒,家里的普通电视机就会立刻变身,成为拥有多种强大功能的互动电视。这种杀手级的应用将对中国电影格局产生巨大影响。

以江苏省的iTV为例,截至目前,其用户数快要突破200万大关,是全国用户最多的省份。江苏省按照“行政推动、市场运作”的原则,积极创新广电网络整合模式,采取灵活方式促成合作,赢得了“三网融合”发展先机。

黑龙江省农机产业新格局悄然成形 篇8

企业群体变化。引进企业竞争力强, 一拖、常发、约翰·迪尔、凯斯纽荷兰、格兰和爱科等企业, 有世界500强、大型央企、上市公司, 这些企业均有较好的知名度, 投资建设的大马力拖拉机及其配套农机具、大型联合收割机等产品填补了黑龙江省的空白。这些实力派企业改变了黑龙江省农机制造企业群体格局。

产业结构改变。目前, 一拖、常发佳联、福田、格兰和爱科等项目实现了投产, 这将彻底改变黑龙江省农业机械产品以低端、中小型产品为主的局面。黑龙江省实现了200马力以上拖拉机的生产, 走在了全国前列;配套农机具也发生了改变, 给大马力拖拉机配套的先进农机具种类更加丰富。这将带动黑龙江省农业种植方式的改变, 也将带动其它农机品类的发展, 提升农机装备水平。

地域分布变化。黑龙江省农机制造企业多数与原有大修厂密不可分, 勃农、海轮王等企业都是在原大修厂的基础上改制过来的, 还有很多企业是以原来大修厂的人员为主做起来的, 这些企业规模不大, 分布分散。但在黑龙江省实施产业项目决战以来, 形成了哈尔滨、佳木斯、农垦松花江等6个农机产业园, 园区目前有60余个项目建成或正在建设, 约吸纳了全省1/4的企业, 园区集聚效应凸显,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分散的格局。

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从目前得到的数据分析看, 2012年规模以上农机制造企业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0亿元, 比产业建设之初的2010年接近翻番, 年均增长35%以上。

企业管理水平提升。黑龙江省国有企业改制之后, 农机企业性质基本上都是私营或个体, 存活下来的国有企业也是步履维艰, 如哈拖几经搬迁, 企业受到严重影响。这些私营和个体企业规模小, 技术人员占比小, 生产能力较差, 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管理水平落后,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只有几家企业。近两年的项目企业都是国内外的先进企业, 企业管理先进、人员素质高, 有利于保证产品质量, 同时促进和带动黑龙江省企业管理水平发展。

产品技术和质量水平提高。黑龙江省原有农业机械产品技术含量不高, 重复建设严重, 在高端产品制造方面与国内外差距大。农机产品质量不够稳定, 可靠性较差, 一些产品安全设计存在隐患。随着一拖、约翰迪尔等项目的投产, 一拖和凯斯纽荷兰准备在黑龙江建设产品研发中心, 这些都极大提升了黑龙江省农机产品技术水平并促进了农机产品质量水平的提升, 增强了产品本地适用性, 促进了农业生产。

拉动零部件配套产业发展。受黑龙江省的气候条件影响, 配套企业一直发展缓慢, 较好的配套企业都是围绕常发佳联、约翰迪尔佳木斯等发展起来的, 这些企业在省内配套率较高, 常发佳联大约有50%。小专精配套企业匮乏, 生产能力差, 制约了黑龙江省农机配套企业的发展, 但原有工业基础较好, 有很大发展潜力。现在东金、一拖、福田等企业正在积极发展省内配套, 扶持配套企业的发展, 通过这些大企业、龙头企业带动, 零部件配套企业迎来一个发展机遇期。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 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农业生产离不开农业机械化。黑龙江省大力发展新型农机装备制造产业, 以市场换技术, 使国内外的先进制造企业的产品、技术向黑龙江省集中发展, 优化了黑龙江省的农机产业结构, 产品大幅度提档升级, 为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提供了有力的装备支持。

汽车智能化不会颠覆汽车产业格局 篇9

日前在天津召开的中国汽车产业发展 (泰达) 国际论坛上, 就智能汽车的话题, 众多公司高层聚集由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主持的头脑风暴环节,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司长冯飞博士、日产中国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三崎匡美先生、上汽通用五岭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智军、乐视车联网CTO饶宏、大陆集团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康睿凡、博世汽车部件 (苏州) 有限公司底盘控制系统中国区总裁陈黎明、英飞凌科技 (中国) 有限公司高级总监及中国区汽车电子业务负责人徐辉等参与了这个话题的探讨。

什么是智能汽车

在过去的两年中, 随着各大车企都在进行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制, 互联网企业也在进行自动驾驶汽车的路试, 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说到智能汽车, 就不单纯是自动驾驶这么简单。

自动驾驶的目的是对车外环境减少交通事故和损伤, 通过合理规划行车路线实现节能减排, 对车内则是减轻驾驶人的劳动强度, 增加乘车人的舒适感受。而智能汽车的概念更应该是一个具有四个轮子的机器人, 具备感知能力、分析判断决策能力、准确执行能力, 还有自我学习的能力, 人与车、车与车之间通过网络进行沟通与交流, 在轻松、安全、舒适的环境下将乘车人或货物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从本质来说, 汽车智能化并不能改变车的本质——交通运输工具。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

智能汽车对产业格局的影响

智能汽车对于现实的意义非常令人向往, 汽车企业和互联网企业都看到了其中的机会与商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再强大的企业资源都是有限的, 做一种产品需要汇集各方面社会的资源, 根据不同的社会分工来成为一个体系。

整车厂严格来讲就是四大工艺, 焊装、冲压、涂装、总装, 其他零部件如发动机、变速器等要靠行业产业链支持。但在电气化、智能化方面, 互联网企业有自己的优势, 智能芯片、软件系统、人机界面等都是汽车企业没有能力做的, 而网络是由电信运营商来提供的。

智能真正要解决的是人在车上的体验问题, 汽车要开放互联就需要IT行业和互联网行业技术, 再进一步提高人的体验可能需要娱乐行业参与, 还要有提供云服务的平台, 需要多个行业的合作才可以把车的体验提升到下一个台阶。

互联网企业、I T企业参与到汽车制造行业, 出发点是出于对智能汽车的不同理解与认识, 把对人的体验放在首位。传统车企对智能汽车的认知是对汽车基本功能的辅助,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其他都是辅助功能。

智能汽车对传统汽车产业带来的冲击体现在对车辆功能的丰富上, 通俗来讲就是给汽车装上“大脑”, 让汽车能够“自主”感知、决定和执行一些事情, 提高车内人的体验。

车企和外来企业的关系是协作和竞争。一方面, 车企需要与IT公司与电信公司的技术;另一方面, 车企也在研发自己的技术, 不能完全受制于人, 这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模式。

智能汽车技术发展方向

感知、判断、控制、执行是智能汽车的四大核心功能, 将来的软硬件技术提升也会集中在这四个方面。

软件方面, 前三个功能需要车载系统的自学习能力, 需要云端通过对数百万辆车的数据统计, 用数万台计算机处理更新放在云端, 每台车从云端获取数据, 这就对云端服务和大数据分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最后的执行一定要精准和可靠, 对于车辆来说就是要保证安全。这对系统集成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车载系统要在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子系统失效情况下, 汽车仍然能够安全到达目的地, 这考验的是系统整合能力。

在硬件方面, 智能汽车离不开各种传感器、图像采集分析系统、电子芯片等。既然造车不能触碰的红线是安全, 那么这些硬件在设计开发的时候就必须把安全功能考虑进去, 既要有A计划, 也要有B计划。

全球大的汽车企业都在做智能汽车, 互连网公司也都在做, 这已经是全球未来竞争的一个制高点, 中国别无选择, 紧迫性不言而喻。

与自动驾驶技术一样, 智能汽车的推广同样面临着立法、交通路况、行人习惯等多方面的问题, 技术与产品可以实现, 但现实应用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中国的智能汽车怎么造

智能汽车既有终极目标也有阶段性目标, 从初期的智能空调、智能刹车系统到辅助驾驶系统都叫智能, 但只是智能汽车的一部分, 最终是要让汽车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 实现快捷、舒适的从A地点到B地点的行驶。

智能汽车涉及到的行业非常多, 突破了现有汽车的边界, 和互联网企业、电信企业、IT的芯片企业关联度非常大。外国企业已经做了很多, 而且做得很深入, 国家也有立法, 行业也有产品, 对中国来说, 已经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 而是必要性、紧迫性都已经在眼前, 最核心的问题是怎么做好的问题。所以需要把相关的不同行业企业有效地组织起来, 共同研发中国的智能汽车。

智能汽车产业已经不是汽车产业本身可以扛得起来的, 也不是整个中国的制造业能够扛得起来的, 而是全球产业变迁升级变革的需求, 无论是圈内圈外的企业都有机会可以分一杯羹。

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颠覆性创新频繁出现的时代, 传统车企也要有开放心态, 把汽车作为一个开放平台, 与互联网企业同台竞争。互联网本身就是在开放的大环境下彼此在协作当中竞争, 在共享中获利。

体育产业格局 篇10

关键词：东北地区,集聚,农业产业,龙头企业

产业集聚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 是指由某特定产业及相关产业, 或属于不同产业类型产业的企业和机构, 通过市场和非市场关系, 在一定地域范围的地理集中体[1,2]。自从20世纪90年代, 波特通过构建“钻石框架”理论研究得出企业集群可以获得竞争优势以来[3], 产业集聚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等管理部门的极大关注, 成为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从研究内容上看, 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产业集聚的机制或影响因素研究, 包括要素禀赋条件、外部性、规模经济、市场需求、运输成本以及政策等经济和非经济因素[4,5,6,7]。二、产业集聚的效应研究, 主要指产业集聚的经济和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前者包括集聚可以引导企业合理布局、促进产业经济增长, 增强竞争力, 推动城市化等[6,8,9];后者包括产业集聚对大气、水、土壤、生物多样性等造成污染和胁迫[10,11,12]。三、产业集聚的演化研究, 即区域产业集聚的生命周期研究, 区域产业集聚一般会经历诞生、成长、成熟、衰退的生长过程[8,13,14,15]。四、产业集聚的方法研究, 包括对赫芬代尔系数、赫希曼-赫芬代尔系数、胡弗系数、信息熵系数、锡尔系数和基尼系数等方法的探讨与应用[16,17,18]。五、产业集聚的应用或实证研究。许多国家的行政管理部门、商业部门逐渐认识到集聚或集群发展的重要性, 在对本国集聚的产业进行考察、研究过后通过资金支持、建立商业交流平台、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等政策措施扶持集群产业的发展, 增强产业在区域乃至世界的竞争力[2]。

从有关产业集聚的海量文献可以看出, 这一主题的研究丰富而且深厚, 许多学者也对该领域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但就国内而言, 该领域的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之处。由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方法的局限性, 学者们的研究集中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部门, 而对第一产业集聚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业产业集聚对增加农民收入[19]、提升竞争力[20]、技术创新等[21,22]产生的效应研究, 而对农业产业地理集聚的研究较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1年中国加入WTO, 与国际接轨, 给我国农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如何促进农业的产业化、商品化, 如何使农民增收, 增强农业的竞争力一直是政府部门和科研工作者们所关注的焦点。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 也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性后备基地。但自上世纪90年代后, 东北地区出现了传统农产品大量积压, 农民增产不增收, 农业经济下降的“新东北现象”[23]。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 东北的农业已拥有了部分优势产业和产品。但是与国外和沿海地区相比, 在规模效益、技术水平、竞争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产业集聚有利于区域获得竞争优势, 鉴于目前关于东北地区农业产业集聚的研究较少, 本文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例, 结合农业统计数据和区域国家级龙头企业分布状况, 分析和探讨区域农业产业和国家级龙头企业的集聚格局, 旨在为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 增强区域农业发展竞争力, 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提供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中农作物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0~2010, 黑龙江统计年鉴2010, 吉林统计年鉴2010, 辽宁统计年鉴2010。东北地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名单摘自农业部农业信息网, 农业部等九部门先后公布的四批龙头企业名单, 以及2011年9月24日公布的第五批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拟认定名单, 期间农业部对部分企业按照《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四次监测, 淘汰了部分企业, 并分别递补了4、5、15家企业, 最终企业数为152家。通过这些企业的公开网站获得各企业的具体地理位置 (企业总部) 、主营业务、产品等资料。

1.2 研究方法

1.2.1 区位商

区位商表示一个地区某一部门的产值在地区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之比, 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 Rij表示i地区j类农作物的区位商, eij为i地区j类农作物播种面积, ei为i地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Ej为全国j类农作物播种面积, E为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当Rij>1时, 说明东北地区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东北该种农作物在国内的竞争力较强, Rij越大, 则表明区域优势越明显;Rij=1, 说明东北该种农作物居于均势, 或者说区域优势在区域内不明显;当Rij<1时, 表明东北该种农作物处于劣势, 或者说是区域该种农作物的比较优势尚未显现出来。

1.2.2 集中系数

表示区域某产业的人均产值 (或产量) 与全国相应的人均产值 (或产量) 之比。计算公式为:

式中, Cij为i地区j类农作物的区域集中系数;eij为i地区j类农作物播种面积;Pi为i地区农村人口数量;Ej为全国j类农作物播种面积;P为全国农村人口。若Cij>1说明该类农作物在区域内比较集中, 专业化程度高;Cij<1说明该类农作物在区域内集中程度低, 专业化程度低。

1.2.3 龙头企业的集聚

根据熊友云[24]等人的研究, 可以借鉴数量生态学领域的分布格局理论来分析龙头企业在区域内的分布状况。即如果龙头企业服从Poisson分布, 就有:方差=均值, 即s2=u, 对任一区域的龙头企业而言, (1) 若s2=u则认为它服从随机分布; (2) 若s2>u, 则认为它服从聚集分布; (3) 若s2

式中, S2表示地市内各县市区域 (把各地市市区也作为县市单独考虑) 拥有龙头企业数的方差, X軍表示均值。T可以表示地级区域龙头企业布局偏离随机分布的程度。值越大, 聚集程度越高, 但显著性要通过t值检验, 其中n表示区域拥有的县市单位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东北地区农作物地理集聚格局

2.1.1 主要农作物集聚程度

由于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 因此本文选取东北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稻谷、小麦、玉米、豆类和薯类进行研究。根据公式 (1) 、 (2) 计算出1990~2009年东北地区粮食作物种植的区位商和集中系数, 从表1可以看出, 1990年以来东北地区粮食作物的区位商都大于1, 并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说明粮食作物在东北地区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 在国内的竞争力也持续增强。而从变化趋势上看, 集中系数呈现出典型的“U”字型变化, 于1999年达到了近20年来的低谷, 集中系数值跌落到2以下。这主要是由于1990~1998年间全国粮食快速增长, 农产品积压、粮食价格下降,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低落, 开始种植其他经济农作物, 导致集中系数降低, 后期由于粮食安全问题凸显, 国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粮食价格回升, 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 粮食作物集中系数又逐渐增大。从不同的粮食种类来看, 区内水稻由于品质好、市场需求大, 有较高的种植效益, 比较优势突出, 区位商和集中系数都呈逐年上升趋势, 20年间, 两者分别上升了113%和139%。而小麦种植由于产量低, 效益不高, 1990年以来区位商和集中系数均呈快速下降趋势, 2009年小麦的区位商和集中系数比1990年下降了0.49和0.94。玉米长期以来都是东北地区的优势作物品种, 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导致对饲料的需求量增加, 而玉米是饲料的主要来源和加工原料, 市场需求量比较稳定。虽然区域内玉米的产量和种植面积在波动中逐年上升, 但其区位商和集中系数主要受粮食价格以及河北、山东、河南等玉米种植大省的影响而有所波动。东北地区由于其优良的气候及水土条件, 大豆种植在全国优势突出, 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比较稳定, 区位商和集中系数在近20年间波动上升。薯类种植在东北地区优势一直不明显, 区位商和集中系数在20年间变化不大, 在其他作物种植面积减少的年份, 种植面积和产量有所上升。总的来看, 玉米和豆类等粮食作物在东北地区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在国内也有较强的竞争力。相比而言, 小麦和薯类在东北地区的区位优势不明显, 竞争力低。

注:“-”为数据缺失。

2.1.2 主要农作物集聚格局

由以上分析可知, 东北地区粮食作物在全国农作物种植中一直以来都有较强的优势, 而稻谷、玉米、大豆表现尤为突出。然而粮食作物在东北地区各城市之间的集聚情况又是如何的呢?为此, 本文利用东北三省2010年统计年鉴中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对东北各地市的区位商和集中系数进行了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 水稻、玉米、大豆在东北各地市间并不是均衡种植的, 在各地市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就水稻种植而言, 在东北比较具有优势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佳木斯—营口”一线上, 该线上的城市水稻区位商都大于1, 包括鹤岗市、佳木斯市、鸡西市、哈尔滨市、吉林市、盘锦市、营口市, 占全区的33%, 其中盘锦市和营口市的优势显著, 区位商达到2以上。从图2的集中系数上看, 区位商和集中系数高的城市分布并不完全一致, 水稻集中系数高的地市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 吉林的白城市以及辽宁的盘锦市, 集中系数大于1的城市占全区的22%。玉米在东北地区种植面积较广, 具有优势的地市主要分布在吉林省和辽宁省, 区位商大于1的城市占全区的67%;从集中系数上看, 集中系数大于1的地市主要分布于吉林和黑龙江, 在绥化、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市、四平市、松原市、双鸭山等地大面积种植。大豆种植较有优势的城市分布比较靠北, 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沿边城市带内, 除白山市外区位商和集中系数较高的区域分布一致, 占全区的31%。从整体粮食作物的种植上看, 区位商和集中系数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化趋势明显。农民在农业种植过程中偏向于选择市场需求量大, 优势比较稳定的作物进行种植。

2.2 东北地区龙头企业集聚格局

2.2.1 龙头企业的分布格局

东北地区丰富的粮食资源为区域农业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龙头企业的发展和分布是否与区域优势农业资源的发展要求相一致呢?为此, 本文对龙头企业的区域分布特征和产业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

农业企业生产特点是以农产品资源为生产对象, 以农产品生产加工为主, 其分布会因农业资源的分布而出现空间差异。但企业区位的选择也受到市场、交通、技术、集聚效应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一定的分布特征。根据公式 (3) 计算出各地级市的集聚指数T, 从表2和图3可以看出龙头企业在东北各地市的分布格局:沈阳市、大连市、长春市、哈尔滨市是龙头企业的高度集聚区 (T>5) , 在这几个地市集聚的龙头企业占东北龙头企业数的41.4%, 而在各地市内又集中分布在城市的市区。吉林市、齐齐哈尔市、伊春市、鹤岗市是龙头企业的中度集聚区 (2≤T<5) , 占东北地区龙头企业的11.8%。鞍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双鸭山市、绥化市是龙头企业的一般集聚区 (1

注:***p<0.005, **p<0.05, *p<0.5。

2.2.2 龙头企业的行业分布格局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GB/T4754-2011) , 结合研究区龙头企业的主营业务以及主要产品, 划分出13个企业类型 (表3) :粮油及副产品类, 包括谷物磨制、植物油加工、饲料加工等;肉类加工及副产品类, 包括牲畜屠宰、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水产品类, 包括对水产品进行冷冻加工、腌渍、水产饲料、鱼油提取, 以及对其他水生动植物进行加工等;医药制造及保健品类, 包括原料药、药品制剂、中药饮片、中成药生产以及保健食品等;酒、饮料类, 包括酒精、白酒、啤酒、葡萄酒等酒类生产, 以及碳酸饮料、果汁及果菜汁、固体饮料等;乳制品类, 包括经过加工制造的液体乳和固体乳制品等;休闲、方便、罐头、焙烤食品类, 包括瓜子等坚果加工、肉干, 水果、蔬菜罐头, 米、面、杂粮等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 只需简单烹制即可作为主食的食品, 以及糕点、面包、饼干制造等;其他食品加工及制造类, 包括淀粉及淀粉制品、植物提取物、植物蛋白、食品添加剂等;水果蔬菜类, 包括用脱水、干制、冷藏、腌制等方法对蔬菜水果进行加工的产品;科技研发类, 包括种子研发和培育, 化肥、农药生产等;物流类, 主要指各种批发市场;调味品类, 包括味精、酱油、辣椒、姜等加工和生产;皮革纺织类, 主要指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等。13个行业共涉及到208个企业, 综合性企业衍生出56个企业。

注:**P<0.001, *p<0.5。

根据各行业比重 (表3) 可以看出, 龙头企业的行业选择受区域农业资源类型、产量的影响, 东北地区粮油及副产品类所占比重最高为24%, 其次为依托粮食、草场发展起来的肉类加工及副产品类占20%, 其他食品加工及制造类排第三, 这与当地龙头企业不断延长产业链、多样化发展分不开。从表3可以看出, 水产品类和肉类加工及副产品类是区域的高集聚行业, 水产品类企业主要分布在大连, 该市集聚了90%的水产品企业。肉类加工及副产品类主要集聚分布在长春、大连、哈尔滨、朝阳, 集聚了55%该行业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分布主要受区位因素的影响, 前者利用沿海丰富的水产品资源, 进行水产养殖, 精深加工、科研开发等;后者依托粮食丰产区提供的丰富资源发展牲畜饲养、肉类加工等。粮油及副产品类, 医药制造及保健品类, 休闲、方便、罐头、焙烤食品类, 其他食品加工及制造类等几个行业是一般集聚行业, 粮油及副产品类的企业在东北各城市分布较多、较广, 因而集聚度不够显著, 该行业的龙头企业主要分布在长春、哈尔滨、四平、绥化、沈阳、齐齐哈尔, 集聚了该行业52%的企业。医药制造及保健品类, 主要集聚在吉林省, 通化、长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以其丰富的药材资源为基础集聚了一批制药企业。休闲、方便、罐头、焙烤食品类, 企业总数所占比例不高, 主要分布于大连、朝阳、吉林市, 说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企业为满足市场多元化的需求, 开始生产产品附加值高、品种多样的产品。其他食品加工及制造类, 该类企业依托区域丰富的农业资源, 不断延长产业链, 进行深度精深加工, 增加产品附加值。该类企业, 主要集聚分布在四平、绥化、哈尔滨, 从总量上来看, 该行业企业的数量还不算多, 是区域生产发展的一个方向。物流类、调味品类以及皮革纺织类, 虽然集聚指数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但是企业的数量比较少;因此在农业产业规划的时候应加强与农业资源配套的物流业的建设, 加强与肉类加工行业相适应的皮革、毛皮、羽毛 (绒) 制品业的发展。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东北地区粮食作物在全国农作物种植中具有较强的优势, 而稻谷、玉米、大豆表现尤为突出。通过对这三种农作物区位商、集中系数的计算发现这几种农作物在区域并不是均衡种植的, 呈现出不同的集聚态势。从粮食作物整体的集聚程度上看, 区位商和集中系数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 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化趋势明显。吉林省种植粮食作物的优势也较为明显, 但是规模化程度上不及黑龙江。但整体上看, 各地市特色优势农业专业化生产的集聚趋于明晰, 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增强。农业龙头企业并没有集中分布在粮食种植较为集中的县市, 而是集中分布在区域省会城市, 在二三级县市分布相对分散;企业的行业集聚程度受原材料、交通、市场以及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而表现出特定的分布特征。

3.2 讨论

(1) 东北地区农作物种植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并不是所有形成因素上都具有优势。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是人多地少, 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得个人农产规模小、成本高, 效益低, 竞争力差, 不仅阻碍了农业机械化进程, 也阻碍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使得与国外农产品竞争的时候处于劣势地位。因此, 东北地区在发挥已有优势的基础上, 应健全区域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转让、互换、股份合作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引导东北地区优势农作物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种植, 进一步完善优势农作物种植的区域布局。

(2) 农业企业虽然对原料的依赖性比较大, 但是东北地区很多龙头企业除了分布在农业资源原料地外, 还有很多农业龙头企业集聚在城市的市区。企业区位的选择还受到能源、资本、劳动力、市场、交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若是比较偏僻, 交通不便, 会导致企业运输成本提高, 另一方面导致企业与外界联系困难, 致使企业获取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等各种信息的能力下降, 影响其技术创新能力。此外, 知识的溢出具有一定的范围, 离知识源地越远, 知识溢出的强度越低, 企业所能获得的有利信息就越少。龙头企业区位的选择是在综合权衡成本、收入以及其他多方面满足的基础上确定的农产品经济活动的空间场所。

产业格局在变革中日趋成型 篇11

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显示，从2010Q3到2011Q3的一年内，移动互联网整体市场规模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其中2011Q3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更是超过了100亿元，同比增长154.6%，环比增长38.9%，从全年市场规模来看，2011年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将达到接近400亿元的水平。艾瑞咨询认为，2011年，移动互联网的爆发之势初显。具体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移动互联网获资本青睐

投资价值凸显

根据China Venture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第三季度，已经披露的移动互联网投融资笔数超过了30余例。从获投企业整体情况来看，首次获得投资的初创型企业居多，预计明年该投资热度还将持续。

“继互联网之后，移动互联网又引领了新一轮的创业高潮。”艾瑞咨询指出，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3G用户规模的提高以及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改善，很多初创型的移动互联网公司更显示出了快速增长的潜力。

艾瑞咨询进一步分析道，从投资细分领域分布情况来看，已经披露的投资案例打破了原有移动互联网投资较为集中的无线增值服务、手机游戏等领域，而手机应用软件及服务、无线营销、移动搜索等领域也逐渐受到资本的青睐。可见，移动互联网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成为了继电子商务、网络社区后的又一投资热门领域，移动互联网的投资价值凸显。

应用条件加速改善为发展打基础

根据工信部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10月底，國内3G用户规模达到1.1亿人，用户渗透率达到11.5%；据CNNIC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6月底，中国手机上网用户规模达到3.18亿人，手机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达到65.5%；而据Strategy Analytics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Q3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长44%，达到1.17亿部，智能终端价格开始下降并不断普及。

综合以上数据，艾瑞咨询认为，2011年，不管是智能终端还是手机上网用户、3G用户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一方面，苹果公司iPad2、iPhone4S的推出引发了人们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的热情；另一方面，终端性能在整体上不断提升，但在价格上却更加经济，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移动互联网应用条件得到快速改善，又为未来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抢占移动互联网入口 争夺用户

艾瑞咨询还指出，2011年，众多互联网企业都开始对此项业务进行战略布局，期望能够在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中获得先机。而智能终端是用户上网的首要载体，因此，推出搭载其业务的智能终端，成为目前互联网企业布局移动业务的关键性战略。如，阿里巴巴与天语合作推出云手机、雷军推出小米手机、百度推出“易平台”，并联合戴尔生产“易手机”等。

艾瑞咨询认为，在移动互联网发展初期，用户规模是企业能够获得移动互联网市场先机的关键性因素，因此，用户接触移动互联网的渠道成为厂商竞相争夺的焦点。而目前，移动互联网正处在市场培育阶段，将业务定制在智能终端中，可以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从而更大程度地争夺潜在的移动互联网用户。

创新应用层出不穷 未来更需重质量

“中国移动互联网步入快速发展轨道，这不仅体现在用户规模持续地快速增长，也体现为移动互联网产品和应用服务类型不断丰富上。”艾瑞咨询如是说。

2011年初，腾讯发布了“微信”产品，这是继米聊之后国内又一款类Kik的免费应用产品。之后，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以及360也相继发布同一类型的移动IM产品，国内移动IM市场一时火热非凡，用户规模快速增长。另外，借助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一些以前用途并不广泛的技术也开始大派用场，如二维码技术及AR技术等。

“从应用的类型来看，很多服务为传统互联网相关应用服务在移动互联网的延伸，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移动互联网的特有应用，移动互联网创新应用层出不穷。”艾瑞咨询表示。

不过，艾瑞咨询也指出了移动互联网应用现存的问题，即数量很多但优质应用很少，杀手级应用更是极度缺乏。为此，艾瑞咨询建议，开发者在未来需要更加关注应用的质量。

移动互联网云端时代到来

艾瑞咨询指出，2011年，不仅国外高科技公司相继发布云计算产品，国内云计算产品层出不穷，再加之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移动互联网云端时代已经到来”。

艾瑞咨询强调，一则，基于云计算技术的云服务将大大方便和解决移动互联网用户的体验，云计算通过“云端”服务器为用户提供强大的存储和计算能力，可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二来，云计算还可以助推移动互联网的创新，而移动互联网也为云计算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契机，两者将相辅相成，共同推进发展。

体育产业格局 篇12

随着不同科技工具的发展, “数字学习”被诠释为不同的词汇, 如因特网导向学习 (Internet-based training) 、网络导向学习 (web-based training) , 或称在线学习 (online learning) 、网络学习 (ne tw orke d le arning) 、远距学习 (dis tance le arning) 等等, 但是, 这些概念基本上都认为“数字学习”就是将计算机与网络科技媒体应用于学习情境中, 并包含着同步与异步的网络学习 (Sandars&Langlois, 2005;Yucel, 2006) 。[1]实际上, 经过数年发展, 现今的“数字学习 (E-learning) ”指的是运用信息科技将学习内容数字化后, 利用网络在线或离线服务或产品而进行的学习活动。这些产品或服务包括学习内容制作工具、软件建置服务、学习课程服务、数字内容教学服务等。

如今, 数字学习产业不但是成长最迅速的产业之一, 也是攸关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重要产业。2010年7月, 中国政府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中绘制了中国未来10年基本教育现代化的蓝图, 在其中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革命性影响, 将“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构建国家教育执行信息系统”作为纲要规划的方向、目标和任务。[2]可以预见的是, 数字学习产业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与空间。

海峡对岸的台湾作为亚洲数字产业发展的先行者和领头羊, 其“数位学习” (“E-learning”的台湾译法) 产业总产值早于2010年底即达到265.69亿元 (新台币, 下同) , 在海外市场的营收上达56.16亿元。[3]除规模巨大的经济效益外, 台湾数字学习产业内容涉及文化、学术、经济、教育、外交、社会及民生等各个领域, 对社会多元影响力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帮助。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台湾在数字学习产业上先行一步取得的成就及其面临的问题, 都值得中国大陆地区学习、借鉴与反思。笔者曾于2011年2月至6月作为厦门大学赴台交换生在台湾淡江大学研习一学期。在台期间, 通过修读资讯传播法规政策课程、访问专家和收集文献, 掌握了第一手的台湾数字学习产业发展状况资料, 本文希望通过对台湾数字学习产业的介绍和分析, 指出台湾数位学习产业的发展前景和问题, 以期为大陆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台湾数字学习产业相关政策法规

台湾地区上网人口比例位居世界前茅。以2010年为例, 根据台湾网络信息中心统计, 台湾上网人口达到1, 622万人, 全年龄网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70.46%, 全国中小学均已连上因特网。[4]此外, 电子化政府、电子商务、宽带固网、网络教学、网络医疗等也一一推动, 学术界与研究单位在数据库技术、信息检索技术、语言处理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处理与表达技术等皆有相当基础, 民间企业的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服务技术也都日渐完善, 发展数字学习所需的基础建设相当成熟。

在此基础上, 台湾“行政院”在2000年核定通过《知识经济发展方案》, 以期创造台湾经济新优势, 以进一步提高企业获利能力与竞争力, 并借推广信息科技与因特网应用, 消弭城乡数字的落差, 加速知识的传递, 使全民共享知识经济时代所发展的成果, 加强劳动阶层的信息教育, 提升就业机会与劳动价值, 并将“建构因特网应用之基础环境”、“扩展信息科技及因特网在生产及生活上之应用”等作为重要目标。[5] (“行政院”, 2000) 。

在上述的大力推动创新经济、电子政务和传统产业转型的背景下, 数字学习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2001年“行政院”之国家信息通信发展计划, 将“数字学习”纳入“网络社会化”的一环, 以“知识立国”为施政导向, 全力发展知识密集产业, 并于2002年推动“挑战2008国家发展计划”, 跨部会执行“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 并分为:全民数位学习、缩短数字落差、行动学习载具与辅具、数位学习网络科学园区、前瞻数字学习技术研发、数字学习之学习与认知基础研究、政策引导与人才培育等七个分项计划执行。

2003年起, 台湾“行政院”为了掌握数字环境变迁的市场商机, 协助数字学习产业善用新兴科技、发展创新服务及营运模式而施行第一期“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 将台湾典藏文物数字化、提升全民数字学习素养、推动新一波数字学习学术研究、奠定台湾数字学习与数字内容产业。在第一期 (2003-2007) 5年“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推动下, 已促进数字学习厂商建立核心能力及可获利之营运模式, 数字学习产业的产值也由计划执行前的7亿元快速成长至120亿元, 并带动20多个领域产业导入数字学习, 指针型企业 (即产值1000大制造业、500大服务业、100大金融业) 的数字学习导入率也由14%提升至逾52%, 政府、教育单位及补习机构亦建立多种数字学习应用模式。[6]

现在正值台湾第二期 (2008-2012) “数字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 这项计划所涉及的层面包括文化、学术、经济、教育、外交、社会及民生等, 并涵蕴学术研究、产业发展及各种应用层次。这项工作的经济和战略意义至少包括下列七项:

1.有利于重要文化资产的保存及新文化的创造。

2.改善学术研究工具, 发展未来的学术研究环境。

3.促进知识经济与产业的发展。

4.建立华语文数字教学的国际地位。

5.丰富教育素材, 协助推动正规教育、终身学习与远距教学。

6.有助于参与国际性的计划与组织, 开拓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发展空间。

7.促使学习开放与学习机会均等, 以建立公平社会。[7]

在该计划下, 台湾“经济部工业局”每年都会对数字学习的重点发展领域进行辅助。2011年“数位学习与典藏产业推动计划”之补助类别包括“数位学习内容整合服务”、“科技化教学系统输出服务”、“数位学习应用服务行动化”、“数位典藏产业化推动”及“数位华语文主流市场开发”等五类 (如表1) 。

此外, 台湾“教育部”为了确保教育的质量和因应数字学习趋势, 于2001学年度开始, 规划学生学位中修习远距教学课程学分数, 至多可采认毕业总学分数的二分之一。开设现况为:2009学年度开设的大专院校有80多所、累计学分课程数超过4, 900门、修课人数近53万人次。[8]

台湾当局对数字学习产业倾注大量精力, 制订详细的法规计划推动该产业发展, 首先与全球网络与数字科技的发展推动台湾经济进一步转型、学习领域发生巨大改变密切相关。

不同于传统的制造业, 数字学习除了能带来经济效益, 还对信息社会具有多元意义。Web2.0、开放思维、共创智慧、3G宽带/WiMAX、数字电视及网络直播、软性电子、游戏式教学以及行动式学习等新兴技术, 促成了数字学习在多重领域或地区的创新应用。从单纯的在线教学走向混成教学 (在线和教室的结合) , 再到整合教学 (正式和非正式学习的整合) ;从信息的传播走向知识的移转, 再到共创智慧;从时空障碍的降低走向学习效果的改善, 再到绩效表现的跃进。新技术搭配新思维, 使得数字学习的专业深度更深, 应用广度更广, 成效高度更高, 也在知识经济中扮演更重要角色。[9]

除了数字学习产业本身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战略意义之外, 台湾一系列政策的出台, 还与亚洲其它地区, 特别是日韩两国数字学习领域的迅猛的发展态势息息相关。日本作为亚洲地区数字学习的先驱, 其政府在数字学习有较完善的长程计划 (已规划至2050年) , 企业数字学习市场持续扩大发展, 成为新的产业成长动力。[10]韩国则由教育部主导五项主要的政策推动国内的数字学习产业发展, 普及电子教科书政策, 推动无所不在的学习u-Learning和由e-learning扩展成s m art-le arning产业快速成长。[11]

可以说, 台湾当局对发展数位学习产业的意义认识明确、制定计划较为长远和详尽, 同时, 在日韩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下, 加大对该产业的扶持力度, 加之台湾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 促成了当今台湾数字学习产业的发展现况。

二、台湾数字学习产业的发展与竞争状况

目前台湾的数字学习产业主要以内容、平台工具、服务三大领域为其“核心产业”, 并体现在: (1) 数字典藏与数字出版、华语文数字教材等内容提供与内容代工服务, 课程内容可自行开发、制作的, 也可以是其它机构授权使用, 主要业者包含胜典科技、希伯仑、巨匠计算机、台湾知识库。 (2) 提供课程制作、传送、管理之软硬件系统及工具, 即e-Learning产业的建筑商。平台、工具、系统范畴包括学习平台 (LMS, LCMSKM) 、制播工具 (制作数字教材之工具软件等) 、教学系统 (同步学习虚拟教室远距教学) 等, 主要业者包含讯连、育碁、旭联、一宇、中华电信、台湾数字学习科技。 (3) 提供与e-Le arning学习有关的经营服务或网站服务, 如学习入口网 (e-Portal、e-Hub) 、企业训练学习代管, 服务的范畴包含补教数字化服务/加盟/授权、EL技术/导入顾问服务、学习入口网/知识服务网等, 主要业者包含音像、麦奇数位、门得扬、寰宇、巨玑。

另外, 由于国际趋势、台湾无线网络环境成熟, 数字学习相关载具也被纳入数字学习范畴中。硬件范畴包含电子白板、语言学习机、学习专用行动载具 (如数字阅读器等) 、网络电视IPTV (如中华电信MOD) 、翻译笔等, 主要业者包含飞宏、碟王、宪锋、大中华、无敌、互动王等。[12]

台湾的数字学习由此构建起一条包括“内容-平台-服务-硬件”的相对完整的产业价值链。若以波特提出的五力模型作为分析框架来考虑台湾数字学习产业的竞争现状, 我们可发现:

第一, 数字学习者所面临的同业竞争很少, 大多属于良性互动。各家业者的数字产品, 在内容方面, 以多媒体技术表现的课程为主, 有别于有形产品可以透过标准化的机器设备, 达到同性质或一致性的质量。即使教案内容大同小异, 呈现方式不同, 也会造成客户观感上的不同。依台湾数字学习内容提供者属性来看, 可将业者大致区分为提供升学课程题库的升学型、提供语言教学的语言型、提供职场所需知识的管理课程型、以计算机应用与认证课程的IT技能型以及生活型等五类。具体的数字学习的主要竞争者如表2所示。

第二, 数字学习产业的主要供货商绝大多数是数字内容的厂商本身。数字化产品具有研发成本高、经验性产品多、转换成本高、传播容易、交易成本低等特性。数字学习的教材 (内容) 多是自行开发、制作的, 也可能是其它机构授权使用, 之后通过平台/工具/系统、服务和硬件 (学习载具) 流通。但教材 (内容) 的厂商家数众多, 除了少数供货商外, 各家的差异性大多不高、产出的比例不具有独占的情形, 相对议价能力也较低。

第三, 数字学习产业的内容厂商不具独占性, 故潜在进入者的威胁相较之下不大, 因此瓜分的市场占有率并不会对整体产生过多影响。但在硬件方面, 由于科技日新月异, 可能会因产品淘汰率较高而使潜在进入者的威胁较大。而在数字服务方面, 潜在进入者所需资金门坎较低, 会使传统教育业者纷纷导入相关技术运用, 成为市场的新进入者。

第四, 教材 (内容) 方面, 本身的威胁除传统印刷教材外, 多数是其它潜在进入者。而在平台/工具/系统、服务、硬件 (学习载具) 等领域, 取代性相对比教材 (内容) 大, 诸如硬件就有电子书、智能手机等替代品, 流通性和实用性大小等会成为是否被取代的重要因素。

以产品的生命周期来看, 一个产业会因为技术的替代、人口统计的变化、社会的改变、国际化的竞争等等而走入衰退期。目前为止, 传统的补教、文教事业仍是数位学习的替代品。数字学习与之相比在价格或使用上均存在许多差异, 所以对数字学习产业的限制并不大。但台湾民众对于数字学习的接受度与认知度并不高, 造成民众在学习方面的消费仍以传统补教、文教事业为主。

第五, 数字学习的客户主要为企业、公务机构、学校和个人。其中企业和公务机构市场已趋于饱和, 而数字教材的研发和学校的采购是产值发展的主要动力, 购买者通常和教育界有关, 诸如学校、补教界或是一般大众。

对于学校或补教界等, 时常会因为教育方针而转变方向, 这时因为供货商的内容多数差异性不大, 而让购买者的议价能力大大提升, 或因采购量大、长期有合作关系等因素可以大大降低购买的价格。而对于一般人士, 议价能力就相对减低, 但是同样有大量的信息可以自行选择厂商购买。

三、数字学习产业的未来路向

从对台湾数字学习产业产值分析中可以看出, 数字学习产业总体上仍处于不断发展的态势, 属于成长中的朝阳产业, 这一方面得益于台湾历届当局的政策投入, 稳步而连续的“国家级”中长期计划, 有效地保护和刺激了产业发展。从2003年开始实行“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至今, 尽管台湾地区经历了政党轮替, 但台湾当局对于数字学习产业的规划和辅助一以贯之, 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另一方面, 产学结合、企业导入的发展模式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力。通过产学结合, 建立较为完善的数位学习认证体系, 将数位学习技术运用于教学实践中, 并反过来推动了相关人才的培养。多领域导入数字学习产业, 建立起了学校、政府、企业、个人多样的消费网络。此外, 技术的发展不容忽视。台湾地区较为完备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成熟的高新技术产业也是数字学习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硬件条件。

但台湾数位学习产业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产业范畴不够明确, 与其它数位内容产业有重叠部分和模糊地带。“数字学习” (e-Learning) 是发展中的概念, 随着不同的发展阶段, 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较早的解释为“电子学习” (electronic learning) 、“电子媒体学习” (electronic m e dia bas e d le arning) , 或“技术导向学习” (te chnology-bas e d le arning) , 指透过电脑和网络设备等电子媒介学习各种知识或技能, 也有称数字学习就是“线上学习” (online le arning) 、“网络学” (ne tw orke d le arning) 或“远距学习” (dis-tance le arning) 。[13]

正由于相关产业的名称各有不同、范畴不够明确, 致使数字学习和台湾数位内容产业存在重叠的部分, 造成概念不清。以数位出版与典藏为例, 根据“数位内容产业推动办公室”的规划, 认为其领域内涵为图像或文字之光盘出版品、电子书、电子杂志期刊、电子资料库等, 这与数位学习产业的教材 (内容) 、平台/工具/系统、硬件相关领域就有相当大的重合。于是, 厘清产业概念、避免消费者观感上的模糊不清和政策适用上的模棱两可对台湾数字学习产业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其次, 产业内部资源整合不足, 少有专精特别独创在国际间被使用的产品或专利。数字学习产业业者数量较多, 其中也不乏佼佼者, 但多限制在各自领域, 分散经营、缺乏整合。因此, 台湾数位学习产业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 必须推动服务、教材、平台的产业内整合, 建立有效的学习服务模式;推动内容、平台、载具的产业内整合, 提供随时可供下载的高质量内容平台, 从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获取更大利润。

另外, 目前台湾数字学习产业的市场重心仍在于岛内、盈利重心集中于台湾传统的学习、补教领域, 海外市场有限、缺少专精独创产品占领更大市场, 这也与行业没有形成跨企业的产业链学习平台息息相关。因而, 台湾数字学习业者必须增强产业创新能力, 在台湾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基础之上, 整合现有厂商、集聚优势资源, 开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精产品。

最后, 对于内部市场规模较小的台湾来说, 放眼全球, 积极扩大海外市场, 是台湾数字学习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台湾已将中国大陆视为其最具潜力、也是准入门槛较低的市场。可以预见, 台湾数字学习产业在继续开掘内部销售通路的同时, 将更多地将触角伸向祖国大陆, 分得广袤的大陆市场一杯羹。大陆在欢迎台商投资的同时, 亦可借鉴台湾数字学习产业成长的经验, 省思其困难和问题, 使得我国的数字学习产业和更广阔的教育产业能拥有更加明确和科学的发展蓝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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