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

2024-05-14

家庭结构(精选12篇)

家庭结构 篇1

21世纪是老龄化的世纪, 人口老龄化是最重要的全球人口趋势之一。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3亿, 占总人口的10%,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8827.4万人, 占总人口的7.10%。而且, 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到本世纪20年代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到2030年, 我国每4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速度远远超过了城市, 而农村相对较低的收入和较高的老龄化程度, 直接威胁着脆弱的农村家庭养老。因此, 加快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各种基础设施, 是一项必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农村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及养老状况

为了更好的了解当前农村养老状况, 我们利用暑期时间, 开展了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针对安徽省长丰县做了关于"农村养老及服务需求"问卷调查。数据来源主要:走访长丰县的部分乡村、敬老院、老年公寓。调查过程中, 共调查问卷650份, 收回问卷616份, 有效问卷524份, 有效率为85.06%。

1. 子女数目与老人赡养状况

从子女数量分布状况看, 在所调查老人中仅有3.81%的老人无儿无女, 有一个子女的老人占所调查人数的11.07%, 有两个子女的老人占18.70%, 有高达66.42%的老人子女数超过两个。由调查数据显示, 农村老人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占到多数。

从养老形式看, 拥有不同子女数的老人在选择养老形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仅有一个子女的老人独居的占13.79%, 夫妻同住的占51.73%;有两个子女的老人独居的占15.51%, 而在该部分老人中, 与子女同住的相对较多, 占33.63%;子女数在两个以上的老人, 夫妻同住的占34.20%, 而与子女同住的占到了46.26%。由调查数据显示, 子女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相对较大。

2. 老人年龄结构与赡养状况

从年龄结构看, 由表2所示, 60~64岁的老人占所调查人数的33.78%, 65~69岁的老人占29.00%, 随着年龄的增长, 70~74岁的老人只占到19.08%, 75岁以上的老人在所调查人数中占比最少。

从养老形式看, 不同年龄结构的老人在选择养老形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在60~64岁年龄段的老人中, 独居的老人占15.17%, 夫妻同住的老人占55.93%;在65~69岁年龄段的老人中, 独居的老人上升到19.05%, 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占到30.42%;在70~74岁年龄段的老人中, 夫妻同住的老人占比有所下降, 占该年龄段老人的41.53%, 而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占35.20%, 较上两年龄段有所增加。75岁以上的老人中, 独居老人和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占比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而夫妻同住的老人仅占29.85%。

3. 老人晚年生活缺乏精神慰藉

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加, 由于丧偶、丧失了劳动能力, 同时又得不到子女悉心的照顾, 他们内心的孤独寂寞感会更加强烈, 他们需要有人给予精神上的慰藉。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子女时间不足, 由于家庭、工作和生活原因, 往往会忽略老人, 无暇顾及和关心老人;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变革, 给新老两代人造成代际隔阂, 导致和老年人缺乏交流。

二、农村家庭结构对养老状况的影响分析

1.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影响子女对老人照料

由于社会发展和竞争的加剧, 在广大农村地区, 资源短缺导致了大量流动人口的持续外推, 出现连续多年大量农民工流动就业。这就导致农村留守家中的人员均为不具劳动力的老人与小孩。进而大大减少子女与父母的交流机会, 这很不利于子女与父母的沟通和交流, 而且也降低了老年人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子女一旦进入社会, 为了自身发展, 其关注重心也将转移到自身事业上, 对老人需求的关注也因此而减少。致使老人得不到应有的赡养保障, 所以, 选择与子女同住的老人相对于独居和夫妻同住的老人占比较少。

2. 家庭关注重心下移

许多年轻子女随着成家立业, 他们将自己对老人的照顾转变到自己的小家庭和自己的子女身上。这就使得他们把自身的关注点从老人身上转移开。与赡养老人相比较, 他们更加重视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问题, 把自己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投向自己的子女, 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这严重影响到了老人的被关注程度和受照料状况, 进而也导致有些老人在家庭中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甚至受到歧视或虐待, 使得老人往往选择独居或与老伴一起生活。

3. 子女对老人关心照顾不够

由于老人年龄增加、丧偶等原因, 独居老人数量有所上升。同时, 应该看到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 身体和心理不同程度的衰弱老化, 同时对家庭的贡献也越来越少, 在家中的权威地位随之降低, 从而失去对财产的支配权。对部分不孝顺的子女来说, 他们认为这大大增加他们的家庭负担, 他们不愿照顾老人, 这就导致高龄老人独居数量上升。

三、关于农村家庭养老的相关对策与建议

1. 加大对孤寡老人关注力度

对于孤寡老人, 政府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为老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提供保障。例如, 政府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老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在此基础上, 政府也应根据老人自身的生活水平, 相对的改善老人的衣食住行等条件。对于五保老人和享受低保的老人应当合理调整补助标准, 同时, 对这类老人的管理要注重人性化, 让老人在晚年生活中享受到良好的服务保障。

2. 完善独生子女老人扶助措施

对于是独生子女的老人, 子女的负担会相对较重。在老人自身状况允许的前提下, 老人可以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务。这样一方面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 为自己提供一定的经济帮助;另一方面也能够减少老人与子女之间因为经济原因引发的矛盾。同时, 子女可以从事一些需要外出的事务, 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但是如果老人独自生活存在困难时, 子女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 来保障老人的正常生活。政府也应根据老人家庭状况, 采取必要的补助措施, 来减轻这类家庭子女的负担。

3. 发挥基层政府在老人晚年生活照顾方面的作用

在部分农村地区, 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采取村域养老的措施来照顾老人。村域养老是指由村委会主办, 以保障村域老年人的基本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为宗旨, 以农民的自我经济收入、子女依据法规应负担的费用及乡镇补助为主要经费来源, 以集中生活和家居生活自由两便方式为特点的养老方式。在这种养老方式下, 老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家庭情况及与子女的关系状况选择灵活的养老方式, 选择长久地或阶段性地进入养老组织, 这样既可以减轻养老组织的工作量, 又可以减轻老人儿女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老人能够和自己的亲人朋友保持接触, 精神上得到充实, 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同时, 在本村建立养老组织, 也有利于村民监督养老组织的工作。

4. 着力推行法律对农村老人保障措施

加强养老立法, 规范家庭养老。第一, 制定全国性的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规及实施细则。法规颁布后反复宣传, 做到家喻户晓, 对触犯法律的人, 司法部门要及时依法予以惩办。第二, 对一些不愿意赡养、虐待老人及有赡养争议的家庭要签定赡养协议书, 实施《赡养协议公证细则》。协议书应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等方面的内容, 由村委会或老年人协会负责签订前的具体工作及签订后的监督执行工作, 通过司法公证, 使协议书产生法律效力。第三, 制订检查兑现制, 对那些已经签订赡养书的家庭进行定期检查和监督, 以保证按照协议书的内容进行赡养老人, 对违反协议书的家庭和个人给予相应的处罚。

通过对农村家庭结构对农村养老的影响分析, 我们发现在影响农村家庭养老的诸多因素中, 经济落后是主要因素。子女由于自身的经济能力所限, 无力承担对老人赡养的责任和义务, 这就导致许多子女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也正逐步向单一化模式转变。政府部门要想从根本上改善当前这一现状, 就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情祝, 以改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为前提, 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家庭环境, 也为我国的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优异的发展空间。

摘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 我国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也直接影响到家庭养老方式。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 指出农村家庭结构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产生的原因, 最后提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相关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家庭结构,家庭养老,老龄化

参考文献

[1]陈玉光.农村家定养老功能弱化的原因分析.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2007年第4期.

[2]范丽娟.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制度设计和发展思路.合肥学院学报, 2006年第3期.

[3]何芸, 李建权.家庭结构变迁对养老模式的影响.社会工作, 2007年第1期.

[4]张雪梅, 黎万和, 刘先莉.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安徽农业科学, 2008第6期.

家庭结构 篇2

(一)、开展访谈的时间、地点,访谈对草‘人数‘方式方法等

1.1、访谈时间从×月×日开始至×月×日结束

1.2、访谈地点为

1.3、访谈对象: 按类型划分有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按职业划分有企业员王、敏帅医生、公务员、私营业主、退休人员、学生等

1.4 访谈对象人数为100人

1.5、访谈方式以个别访谈为主.(二)、调查问卷 设计

问卷内容().中档商品().低挡实惠()、您的性别= 男().女()堪的年龄18 岁以下(), 19-30 岁(), 31---45()岁(), 40-50 岁

(), 60 岁以上():

3、您的职业: 企业员工().公务员().教师().医生().学生().私有企业者().退休().其他()

4、您的学历:小学放以下().中学().大学().研究生()

5、您的平均月收入1000 元以下(), 1000-2500().2500-5000元().5000-8000元().8000 元以上()、您主要的消费付就方式现金消费().银行卡消费()信用卡

消费

……自行设计需要统计的问题

(三)、通过问卷调查,在报告中得出统计结果:

3.1、平均每月的日常生活消费

1)日精饮食消费金额,占家庭月收入的比例

2)服饰穿着消费情况

3)如电、煤气、物业费用支出

4)电话通讯和其他消费等。

3.2、教育消费

1)家庭有沓子女在读,如有则月平均消费支出额

2)为子女升大学、出国留学积累费用

3)家庭其他成员参加各种类型的学习、培训、进修等费用.3.3、住房、汽车消费

1)购买住房消费,有否按锅,月供本息多少

2)购买汽车消费,有否按锅,月供本且多少

3)每月车辆的保险、维修燃油、停车、养路费用等.3.4、医疗、保健消费)家庭平均每月的医疗费用;)自购药品、保健品、美容护理、健身消费情况.3.5、其他消费类

1)家庭及其成员外出旅游消费

2)保采访友、请客送礼消费.(四)、调研结果建议与对策

4.1对生活和消费的满意度

 购买商品房的情况

对商品房的销售价格看法

对政府部门调控商品房措施的意见

 医疗方面的情况

高昂的医疗费令居民曾遍“生不也病、看不起病” 药品价格居高不下

 物价是广大居民关注的热点

物价上涨指数超过居民平均收入的增长

居民对水、电、煤气的涨价十分敏感

 交通出行问题

上班和出门乘车难

停车难

 教育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

4.2、调查结果分析

 消费满意度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关系

 物价上涨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制

 医疗、敏育、社会保障等是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关键

4.3、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对策和销施

 政府部门应加强对物价的宏观调控和监管  提高城做低保户的低保标准

 通过税收杠杆作用有效控制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

家庭结构 篇3

关键词:理性行动理论;迁移意愿;西部农村居民;家庭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107-06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是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强大的再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医疗教育、以及普遍生活水平等方面的优势,城市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农民迁移至城市,这是中国目前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基本走向[1]。

除非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强制性迁移,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意味着无数人的决策,权衡利弊,决定去留。目前我国伴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大规模的自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属政府通过各类政策引导下的自愿性迁移。因此,人口流动过程中涉及了无数农民的决策,决定是否进城打工,并进一步居留城市。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首先,人们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在何种条件下,农村居民更倾向选择向城市迁移;第二,在决策过程中,决策的主体单位是个人还是家庭。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性行动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指出,许多社会学家在使用数据分析社会行为的时候,往往热衷于分析某种行为差异性的具体原因,而并不试图建立社会行动的理论解释[2]。实证数据分析的资料多自于个人数据,但在分析这些数据时,研究者却很少考虑个人在选择某种行为时的目的、意愿,行动的主观意义,对个人行为的解释通常归因于个人的社会特征及他们所处的环境,而根本不提“介入行为目的”,这就是数据分析的悖论。

对数据进行有关社会行动的分析与解释,理性行动理论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这不仅仅在于理性行动构成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部分,更在于社会生活的规则性主要源于理性的社会行为,而对社会规律和规则的探究恰恰是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旨[3]。理性行动理论可以捕捉行动的趋势,提供概率性的预测,对微观层面的社会行为提供主观意义方面的理解,从而为宏观社会现象的内在活动机制与运作提出解释,这正是数据分析有能力揭示的结果。

目前,国内已有对迁移意愿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落入了这样一个误区,他们注重于探讨不同群体之间的迁移意愿差异,而忽略了从决策者的主体意愿出发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将以理性行动理论为指导,对影响西部农村居民迁移意愿的因素进行探讨,试图弥补这个缺陷。

(二)对迁移意愿的相关研究

在分析当前的农村至城市的迁移行为时,国内的研究更注重于个人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如年龄、学历、性别、收入等[4]。但是,考虑到迁移,特别是永久性迁移往往是一种家庭行为,我们有理由认为,迁移意愿更多时候是一个家庭决策,而不是仅从个人角度考虑的个人决策。

本文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是迁移决策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新移民经济学派的斯塔克提出劳动力转移的相对贫困学说[5],指出迁移决策背后的理性计算更多的时候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家庭被看作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种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支持,家庭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行为决策的核心[57],少数研究涉及家庭结构: 家庭规模对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8],全家共同迁移的被调查者更有可能选择留城[9],但是由于分析的薄弱,得出的结论无法令人信服。

英国社会学家戈德索普认为,许多使用数据分析的社会学家们并没有给予包括理性行动理论在内的社会行动理论应有的兴趣[3], 国内对理性行动理论的讨论还停留在科尔曼的理论框架中[10],仅有部分研究涉及理性行动理论的解释。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不同,理性行动理论充分认识到决策者的社会“嵌入性”[11],认为个人的社会行动,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的考虑,而更多的是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综合各方面因素权衡之下做出的决策。托达罗[12]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力来自于城乡预期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城市的就业概率,迁移因素中涉及个人基于经济状况的理性选择,在户籍制度严格的中国也是如此[13]。蔡禾等[1]认为迁移多是农民工基于人力资本及城市生活方式认同的经济理性选择和地域性因素及制度合法性保障的社会理性选择。托达罗及蔡禾等的研究虽然考虑了个人想法在这个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考虑到迁移,特别是永久性迁移,往往是一种家庭行为,以及家庭户在农村地区地区不仅是消费单位同时也是生产单位这一基本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迁移意愿更多时候是一个家庭决策,而不是仅从个人角度考虑的个人决策。

本文将探讨个人是如何基于家庭结构而做出理性决策,以及这其中的机制是怎样的。

(三)研究假设

在本文中,我们将家庭结构操作化为以下两个基本特征:是否至少有一方父母在世,是否有子女。随着年纪的变化,家庭结构对不同年龄人群的迁移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城市中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户口体系上,农村居民的子女在城市教育所面临的困难非常大,家里是否有学龄子女会成为影响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子女的年轻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低。随着年纪的增加,个人在农村的生活已经建立,放弃已有的生活模式成本较高,若是在农村的生活(例如农业生产、社会往来,等等)有父母照顾,迁移的成本会大幅降低,迁移意愿较高。并且,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自身与父母对医疗资源的潜在需求都在逐渐增加,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也是迁移的一个重要拉力。通过理论分析,我们初步断定了家庭结构对不同年龄阶段农村居民的影响有显著差异。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两组假设:

假设一:

假设1a:有子女的年轻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低;

假设1b:是否至少父母一方在世对年轻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二:

假设2a:是否有子女对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2b:至少有一方父母在世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由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其他西部省市研究机构共同完成的“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CSSC)”。此次调查在西部省市范围内使用了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抽样),采取入户调查的方法,分别在陕西、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宁夏、广西、新疆、西藏、贵州、内蒙古、重庆等12个省市进行了调查。最终该调查获得了有效农村样本6 523个。变量的具体描述。

(二)研究方法

在对比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以及家庭结构与迁移意愿的关系时,本文使用了列联表分析,并对结果进行了卡方检验。在分析不同年龄阶段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是否受到家庭结构影响的时候,我们使用了二项式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建立了两组嵌套模型进行分析。其方程表达式为:

lnpi1-pi=β0+∑βjxji+∑βkxki

其中,p 为选择迁移的概率,lnp1-p为迁移意愿的对数比率(log odds),β 为回归系数,xj 为家庭结构变量,xk 为控制变量。此模型设定家庭结构变量和其他一些控制变量决定了人们的迁移意愿。通过对客观数据的模拟,我们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并从中发现家庭结构变量与迁移意愿变量的关系。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居住意愿的二元分析

首先,对所要分析的变量进行二元分析,对假设进行一个初步的验证。分别分析了迁移意愿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不同父母状况下的迁移意愿;是否有孩子与迁移意愿的相关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逐渐下降。18~25岁年龄段的居民中有47.6%的人打算5年内定居在城市,或者已在城市定居;而随着年龄的增高,这个这个比例逐渐降低。卡方检验表明,迁移意愿与年龄的关系高度显著。此结果与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致。

迁移意愿与家中是否有在世的父母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父母至少有一方在世的农村居民中,有32.5%计划在5年内迁移城市或者已经在城市定居;而在父母均不在世的农村居民中,有5年内迁移城市的打算或者已在城市定居的比例仅为20.1%。从百分比来看,有至少一方父母在世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更高,与假设相符。家里是否有子女与个人的迁移意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家里有子女的农村居民中,有26% 的人打算在5年内移居城市或已在城市定居,而没有子女农村居民中,有42.1% 的人打算在5年内移居城市或已在城市定居。没有子女的农村居民有更强的迁移意愿,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但是,这两组变量的关系都有可能受到年龄的影响,显示出虚假相关,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回归分析,以证明变量间的真实关系。

(二)居住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将家庭结构变量分别放入模型,做了两组嵌套模型来进行分析。其中,模型一为基准模型,模型二加入了家庭结构变量,模型三加入了交互项来看年龄与家庭结构变量如何作用于因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

模型一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教育和婚姻状况之后,年龄变量依旧对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迁移意愿逐渐下降,35岁之后,随着年纪的增长迁移意愿降低的幅度增大。此外,性别和婚姻变量对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对迁移呈正影响,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二元分析中,我们初步验证了是否有父母在世与迁移意愿之间的关系,即父母在世提高了迁移的意愿。但是,模型二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年龄等其他变量之后,变量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有父母在世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低。

虽然在控制年龄后,父母在世变量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发生了变化,但不能排除父母在世变量在不同年龄段的作用有所不同的可能。在模型三中,我们加入了年龄组与父母是否在世变量的交互项。加入交互项的目的是检验在不同的年龄组里父母是否在世变量对迁移意愿的效果是否有所不同。结果显示,年龄和有父母在世变量的主效果仍然是负向的,但交互项回归系数(除去与26~36岁年龄组的交互项)呈正向影响,且统计显著。换言之,虽然年龄愈大,迁移意愿愈低。但是,在同年龄组中,父母健在部分地提高了迁移的意愿,而且此效果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大。这说明了,虽然整体看来,年纪越大迁移意愿越低,但在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中,有父母在世的人迁移意愿要更大,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表4给出了是否有子女与迁移意愿关系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结果更易解读,本组模型选择年龄组5为参照组。在这组模型中,年龄的影响依旧非常显著,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意愿逐渐降低。在加入了家庭结构变量——是否有子女后,所得的结果与二元分析一致,即有子女的人迁移意愿更低。但是,模型三的结果表明,在加入了交互项之后,此变量的效果就不在呈统计显著。这说明,是否有子女对迁移意愿的影响与年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有没有子女的影响,实际是有没有学龄子女的影响,这与我们的推测相一致。我们可以看到,四个交互项中,只有前两个是显著的。可以推测,比起年纪最大的一组(大于55岁),有孩子的年轻组的迁移意愿较低,因为他们的孩子大多处于学龄期间,而其它年龄组的子女对教育的需求已经不重要,所以交互项并不显著。

以上两组模型的分析结果与理论分析相一致。二元和多元分析所揭示的模式可以从农村居民的年龄所代表的生命历程阶段以及家庭结构中找到解释。迁移是有选择性的。年纪较轻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的迁移的机会成本较小,经济回报较高,因而迁移的动力最强。但是,对年纪较轻的农村居民而言,如果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子女,正处在上学阶段,对教育的需求非常突出,虽然城市的教育条件比农村好,但是由于户口的限制,农村居民的子女在城市并不能平等的享受教育资源,所以他们的迁移意愿较其他人要更低。而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的子女已经离开了学校,或者进入后中学时代,迁移对子女上学的影响不大,所以家里是否有子女对他们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来说,由于在农村生活时间较长,在农村社会人际关系的嵌入性较高,若是在农村的生活(例如农业生产、照看留守儿童,社会往来,等等)有父母照顾,则迁移的成本会相对降低。并且,他们的父母已经迈入老年,对好的医疗条件更有需求,加之城市医疗资源的获取相对容易,城市的医疗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也是迁移的一个重要拉力。因此,家里有父母会促使非新生代农村居民有更强烈的迁移意愿。以上的分析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假设,表明了迁移决策是以家庭为单位,综合各方面因素的理性选择行为,并非是完全基于个人特质的选择。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理论及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村居民迁移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其影响机制有代际差异。家里有学龄子女的农村居民对教育资源的需要较高,虽然城市中的教育资源更好,但是对他们来说难以获取,因此他们的迁移意愿就较低;家里有父母的农村居民可以帮助照看在农村的生活,帮助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降低迁移成本,并且城市中医疗资源具有优势,因此他们的迁移意愿较高。

以往大部分有关迁移意愿的研究将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进城市做工往往是迁移的第一步,农民工代表着农村中已经具有一定迁移意愿的人群。基于农民工调查的研究回答了农民工是否计划成为“永久性城市居民”,但对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由于自我选择误差,其得到的回答并不准确。本文使用了“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CSSC)”数据,对西部12省份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进行了整体分析,该数据资料包括了城市及农村样本,因而弥补了之前大部分研究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所可能造成的偏误,对全体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进行了分析。

迁移是一种选择性行为。以往的研究和本文所叙述的研究都表明,如果要实现农村居民向城镇逐步转移,年轻的农村居民最有可能实现迁移。但是,在教育资源等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不平等抑制了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成为阻碍农村居民迁移的重要因素。迁移农民子女教育问题,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制度的阻隔,因此,要解决该问题,首先应进行制度改革,更加合理的进行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建构与城市化进程相匹配的教育制度;其次,针对农村居民整体上收入较低以及城市教育成本相对较高的现实情况,对在城市就学的农村户口学生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最后,针对目前普遍出现的在城就学的农村户口学生“认同危机”以及该危机带来的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社会问题,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服务机制,让他们真正的融入城镇生活。

如果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那就应该打破教育资源获取的壁垒,消除农村居民迁移的障碍,让农村居民的孩子可以更平等地享有城市教育资源,这样才可以走出城镇化的困境,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提供必要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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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Structure and Migration Inten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Western China

HAO Yufei1,CHEN Jieming1,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Texas A&M UniversityKingsville, Texas 77843, U.S.)

Abstract:Guided by rational action the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s of family structure factors on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s western region. We contend that rural residents intentions to migrate into cities are rationally formed and are based on concerns of the whole family units, rather than on individuals only.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Social Change Survey, we found that the presences of older parents and young childr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individuals decisions of whether to migrate. When age and education effect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hose who have schoolage children are less willing to migrate, and those who have older parents alive are more willing to migrate.

家庭结构 篇4

《家庭树》是苏教版品德与社会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我的成长与家庭”的第一课, 根据儿童的实际生活, 使其明白“我”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理解“家庭”的概念, 为懂得“我的成长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作好铺垫。本课根据儿童的实际认知能力, 除去了“家庭结构”的抽象概念, 设计了“家庭树”的具体形象, 以激发学生对家庭成员及其之间关系问题的兴趣与感知。

教学目标:

1.情感与态度:能懂得尊敬长辈的一些礼节, 愿意尊敬长辈。

2.行为与习惯:在生活中正确称呼家庭成员, 逐渐养成尊敬长辈的习惯。

3.知识与技能:懂得“我”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家庭结构) , 初步理解什么是家庭。

4.过程与方法:在参与活动中体验感受、实践、交流, 形成能力。

教学准备:

全家福照片, 歌曲《家族歌》《让爱住我家》。

教学流程:

一、师生真诚对话, 走进学生生活

(一) 激趣导入, 谈家庭

导:同学们的活泼、热情让老师想起了童年。老师很想把自己引以为豪的家庭成员介绍给同学们认识, 你们喜欢吗? (喜欢) 谢谢同学们。

1. 教师展示全家福, 并介绍家庭成员。

2. 学生相互交流其家庭成员及兴趣爱好。

3. 学生展示自己的全家福并作介绍。

评析:教者首先展示并介绍了自己少年时的全家福照片, 师生在民主、平等的环境中对话, 课堂教学多向互动, 从而使学生从整体上感知家庭结构的概念。

(二) 小结, 揭示课题

1. 师述:在这个家庭中, 我是爸爸、妈妈的孩子, 爸爸和妈妈分别是谁的孩子? (板书:爸爸、妈妈、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2. 这个家庭中先有了谁, 后有谁?

3. 揭示课题, 完成板书。

我的家庭先有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才有了爸爸、妈妈, 最后有了我, 我们一家三代人组成了家庭树 (老师画简笔画) 。今天, 老师跟同学们一块学习《家庭树》。板书:

4. 阅读《家庭小辞典》问:你读懂了什么?

评析:板书、简笔画的设计, 深入浅出, 形象生动, 有利于学生弄清自己是从哪儿来的, 明白长幼位序, 了解家庭结构关系。

二、凭借活动载体, 生成教学目标

活动一:听录音, 说趣事

1.师述:同学们在家这所特殊的“学校”中生活了十年左右了, 一定与家人之间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 马小华也一样, 大家一起来分享他家的快乐吧。

2.听录音 (马小华与家人趣事) 。

3.学生互说家庭趣事, 再上台诉说自己的家庭趣事。

评析:这一环节学生在兴奋、欢快、活泼的气氛中品味着家庭的欢乐、温馨, 引发了学生的家庭归属感和幸福感。

活动二:认识亲戚

1.师述:我们在浓浓的亲情呵护下茁壮成长。你知道哪些人时刻关心爱护着你吗?

2.学生回答 (叔叔、阿姨、伯伯……) , 解释什么是亲戚。

3.他们和“我”是什么关系呢?听歌曲《家族歌》。

4.小组对抗赛。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评析:活动二的教学设计运用了听歌曲、小组对抗赛等形式, 活跃了课堂气氛, 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 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 强化了学生对家庭成员关系的认识。

活动三:理清父系亲戚关系

1.师述:同学们知道哪些人是爷爷、奶奶的孩子和爸爸的同辈吗?他们的孩子是“我”的什么人?小组讨论交流。

2.学生汇报, 老师用卡片板演父系亲戚关系。

评析:此教学活动设计, 化难为易, 把学生引向深入, 为后面填写抽象的家庭关系图起到铺垫作用。

活动四:填写“我”的家庭关系图

1.师述:同学们的家庭成员各不相同, 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填“我”的家庭关系图。

2.学生填图。

3.反馈。学生介绍“我”的家庭关系图的填写。

活动五:共唱《让爱住我家》, 回归学生家庭生活

1.师述:家是我们时刻眷念的地方, 爱支撑着我们的家, 那就让爱永住我家。

2.师生共唱《让爱住我家》。

评析:师生共唱《让爱住我家》, 再次将课堂气氛推向高潮, 学生在优美的歌声中, 回味家庭的温馨, 产生对家庭和亲人的眷念之情。

三、总结升华情感, 回归学生生活

爱是付出、爱是感谢!同学们全心全意爱我们自己可爱的家吧!

反思:

1.师生真诚对话, 走进学生生活

克林伯格认为, 在所有的教学中, 师生之间相互作用的对话是优秀教学的一种本质性标志, 对话性沟通超越了单纯意义的知识传递, 具有重新建构意义、生成意义的功能。《家庭树》一课第一教学环节的设计, 构建了一个民主、平等的师生间对话的平台。师生在双向交流、多向互动中, 彼此敞开心扉, 相互接纳。道德认知有了生命才有情感, 道德认知回归生活, 应是新课程追求的价值目标。

2.以活动为载体, 促进学生发展

新德育课程呈现形态主要是儿童直接参与的主题活动。《品德与社会》课程的实施强调以活动为载体, 促进学生的品德和社会性发展。《家庭树》一课的教学设计, 教者安排了学生喜闻乐见, 精彩纷呈的活动, 学生在活动中去主动探究, 体验感悟, 生成教学目标。事实证明, 只有通过相应的教学活动促使学生获取切身体验的东西, 才能入脑入心, 珍藏久远, 有效促进学生的德性成长。

3.用教材教, 而不是教教材

家庭结构 篇5

207

承气汤200ml,同时应用纳洛酮注射液1次?0.4~0.8mg?3~4h?im,醒脑静注射液12~20ml加入10%葡萄糖注射液500ml中静脉滴注。2 结果

全部病例在24h内意识恢复,继以六君子汤(人参6g,白术9g,云苓10g,陈皮6g,半夏6g)400ml?d-1?Bid?Po,以健脾化湿和中,并随证加减,观察调

醒脑静注射液由麝香、郁金等中药精致而成,麝

香辛温,芳香走窜,能通诸窍,具有开窍醒神作用。郁金辛苦性寒,辛散苦降,行气解郁,是化痰开郁通窍的要药,因此醒脑静注射液具有醒脑开窍的功效,与纳洛酮联用则通窍催醒作用更加显著[2]。抗精神病药,可导致胃部不适,使用六君子汤健脾化湿和中,,加快患者康复。[1][M].第1版.北

理5~7d,痊愈出院。

3 讨论

抗精神病药物口服后极易残留于胃粘膜的皱襞中,虽经洗胃,仍有部分残留。者,虽经洗胃,,出[1],,无腹泻不止、,。

::35

[2,张国培.纳洛酮加醒脑静注射液治疗急性乙醇

中毒36例[J].中西医结合实用临床急救,,4(3):99

家庭结构 篇6

关键词:家庭结构;心理;辅导员

一、离异家庭结构对孩子产生的负面影响

单亲家庭对孩子情绪、情感的发展:由于长期生活在不和睦的家庭中,他们常常会看到父母争吵、敌对的场景,缺乏家庭应有的温馨和关爱,使孩子极易出现消极的情绪和不良的情感反应。甚者更会表现出非常态的人格特点。孩子的孤独感:父母的离异,会使他们内心产生一种被父母抛弃的错觉,尤其是看到年龄相仿的人与父母同行、谈心时,更使他们的内心倍加痛楚,甚至对父母产生厌恶、憎恨等心理,也会令他们自身产生痛苦,再加之周围同伴的耻笑,更使得他们产生不愿与人交往心理的,表现为沉默寡言、仇恨父母,甚至发展为反社会的病态人格。角色行为的误导:家庭离异会导致孩子被迫与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生活。如果男孩与母亲长时间一起生活,他们会接触更多的女性的角色行为,如多愁善感等,使他们在生活中缺少了父亲阳刚之气的榜样,导致在性格里也会缺少这方面的元素,对其未来的行为及社会适应能力无疑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单亲父亲与单亲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也不一样,对孩子性格形成产生的影响就会不一样,单亲父亲的教育方式以严厉惩罚型居多,所以单亲父亲家庭成长的孩子容易形成比较暴躁的性格。但人是很复杂的,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自我调节与适应能力:由于父母离异,迫使孩子与父母中的一方或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起生活,老辈人和周围的人对这一群体的孩子过分同情、溺爱和关注,又会造成他们对他人冷漠、自私等缺点,再加之缺乏有效的管教,很容易形成不良的行为习惯,更有甚者可能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离异家庭大学生性格、心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有研究结果表明,离异家庭的孩子一般具有以下性格特点:放荡不羁、嫉妒心强、过分胆小和焦虑、情绪低落,很少能快乐起来、悲观,觉得低人一等、孤独,经常发呆、易烦躁发怒、惧怕某些动物、情景和人、不爱交际、喜欢撒谎欺骗甚至“破罐子破摔”等与社会不相适应的心理品质和心理障碍。以上是离异家庭对学生性格上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孩子本身的想法更让人头疼,他们大多数都会认为自己比别人缺少点什么似的,一些不良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表现为:

自卑心理。由于父母离异孩子由单方抚养,家庭经济情况会产生一些变化,以及离异父母对孩子的成长的推委、学习的忽视、父母长期的冷战或争吵,都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极大的伤害。孩子往往会表现出情绪低落。逆反心理。这往往是一种由于家长本身有令人不能原谅的错误而给孩子造成心理上的不信任、厌恶和消极的对抗情绪。仇视心理。有的学生对父母的离异充满憎恨。久而久之对其心理的成长产生了不良作用,对学校和生活不感兴趣,甚至扩展为仇视身边的人,仇视整个社会。消极心理。一些单亲家庭中的孩子缺少父母的关爱,导致其产生不健康的消极心理,使他们对学习、生活不感兴趣,每天郁郁寡欢,失去了对美好生活的信心。

三、辅导员如何教育离异家庭结构下的大学生

(一)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心理健康档案的设计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了解学生入学前心理发展的基本情况,包括自然情况、父母的教育方式、成长环境、学生的身体健康情况、对其身心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等。其次,反映学生心理状态、特点的资料。通过对这些内容的了解,可以较客观地分析出学生一些心理状况。最后,学生对就业的期望、自我评价等,辅导员也可根据学生心理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择业的建议。

(二)利用校园网络平台设置心理健康教育版块。建设校园心理咨询网络平台。通过网上匿名留言、电子邮件或线上互动,帮助学生解决一些心理问题,辅导员对问题给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为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三)引导离异家庭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交往。生活学习中只有通过交往才能够更加了解自己、了解他人,进一步了解社会,形成正确的认识。离异家庭的学生由于父母一方甚至双方离他们而去,与父母的交往受到了人为的遏制,学生会认为自己在家中无足轻重,所以会产生自我否定的心理。所以,加强离异家庭学生的交往意识,提高他们需要交往的心理,是缓解离异家庭子女亲子关系的有效办法,同时还能够促进其与同学之间建立深厚的友谊。

(四)改变个别学生的偏常态心理。离异家庭的学生在破裂的家庭结构中生活,心理上会缺乏完整家庭的温暖和关怀,从而导致情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觉醒水平、应激状态等都会表现出非常态的变化,从而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冷漠、孤僻、不愿与他人交往甚至敌视同伴和亲人的心理状态。因此,辅导员在工作中必须要改变离异家庭学生的偏常态心理,减少离异家庭结构对学生的影响,使他们的心理结构得以重建,适应社会需求,更好、更健康的走向未来的工作岗位。

参考文献:

[1] 傅安球,史莉芳著.离异家庭子女心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6-39.

为孩子建立合理的家庭结构 篇7

夫妻关系第一位

夫妻关系优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有的家庭把孩子的需要看得高于一切, 但其实这并不会让孩子更有安全感。如同今年高考结束后很多夫妻办理离婚, 平静地结束了多年来为孩子守护的“完整家庭”, 孩子真的在这18年里觉得完整吗?在家庭中父亲和母亲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 是伴侣身份的基础。伴侣关系提供的能量造就了好的父母, 由良好的夫妻关系支撑起的家庭里, 孩子才会感到有保障。当夫妻双方尊重自己并相互尊重时, 孩子的感觉最好, 当孩子感到父母彼此相爱, 就会觉得轻松自如。当夫妻双方仅为了孩子维持婚姻, 而自己痛苦不堪或彼此冷漠仇视, 并不会给孩子带来“完整”的感觉或者安全感。所以, 父母在家庭里应该建立一些“夫妻关系第一位”的清晰规则:如丈夫回家先问候妻子, 再去拥抱孩子;如夫妻间的礼物不随意让给孩子, 如果孩子索要某个父亲给母亲的礼物, 母亲应该让孩子知道“这是爸爸给妈妈的礼物, 妈妈不能随便给其他人”, 而不是“妈妈的全都是你的”。让孩子感知到父母关系是第一的序位, 这会让父母与孩子稳定在自己正确位置上, 形成孩子的基本安全感。

爱必须遵循向下传递的动力, “面对原生家庭, 小家庭第一位”是家庭系统稳定的前提。如果夫妻两人或某一方在建立新家庭后, 依旧停留在自己的原生家庭, 选择优先照顾自己的原生家庭, 就会在新家庭里缺位, 自己的小孩就会感到没有父亲或母亲。比如, 新家庭的丈夫还站在他自己父亲的位置, 选择照顾他的母亲或兄弟姐妹, 就是没有离开原生家庭, 那么新家庭妻子会感到丈夫位置的缺失, 出生的孩子会感到父亲位置的缺失, 由此造成系统失衡。解决办法就是让丈夫原生家庭的父亲回到父亲的位置与原生家庭的母亲和解互动, 丈夫才能回归自己的家庭, 真正站在小家庭里丈夫和父亲的位置。

不拉孩子介入夫妻间矛盾

当夫妻发生争吵或矛盾, 应由夫妻二人自己解决, 不拉孩子介入。父母如果把孩子拉入争吵, 孩子站在哪一边都会非常痛苦, 如果孩子在心中站在某一方旁边就会否定和排除另一方在自己心里的位置, 家庭结构就会失衡, 孩子的一部分会不由自主地希望替代缺失的人, 从而脱离孩子的位置形成错位。这种情况下, 孩子会无意识行使父亲或母亲位置的权力, 同时又会效仿离开位置的人。比如, 父亲赌博成瘾造成家庭冲突, 儿子如果在冲突中承接了母亲的情绪, 否认或排斥父亲, 就会无意识希望代替父亲保护母亲, 这就是错位。儿子成年后会很难离开母亲的影响, 与父亲关系疏远但又极容易在行为上效仿父亲, 由此产生强烈的内在冲突。

夫妻间的问题也不应该刻意隐瞒孩子。孩子对父母的情感非常敏感, 他能轻易感受到家庭是处于和平还是战争, 隐瞒可能会造成孩子的自我否定, 认为父母不开心是因为自己不好。父母应该站在理性的角度告诉孩子, “爸爸妈妈现在有一些争执, 但是这与你无关,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依然爱你, 请你相信我们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让孩子获得安全感的同时能够理性看待父母矛盾, 不随便归罪于自己。

父母的父母, 如何站好位置?

三代人的序位一定是:首先爷爷奶奶, 然后是父母, 再后是孙子, 不得越位。现在很多年轻家庭由爷爷奶奶带孙子, 容易造成一个混乱:如果爷爷奶奶把孙子当自己的儿女来带 (爷爷奶奶常常是分不清的, 也许他们的意识层面知道是孙子, 情感上却像自己的孩子一般对待) , 孙子就会越位变成父母的兄弟姐妹。当孙子和爷爷奶奶分开, 需要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时, 就需要冲突性的适应。这是一种打破原来结构, 进入新结构的过程, 如果新的结构不够稳定安全, 孩子可能会一直处于尝试状态, 内心很难走向父母。

老辈学会“享清福”

现代孝顺的子女要懂得培养老人的逍遥心态:1.老人不参与子女生活, 不介入夫妻矛盾, 老人过好自己的生活, 不操心儿孙的事。2.带孙子心态:帮忙但不越级管理, 让自己的子女去履行父母责任。

在传统文化讲老辈属“土”位, 主安宁。如果老人学会颐养天年, 主“安宁”之位, 不随便插手管儿女子孙的事情, 就是站在天位上, 会有威力, 是家里的福星。然而, 现在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中, 老辈操心是正常, 不操心反而容易没有价值感。所以, 在难以避免的家庭互动习惯中, 年轻父母就要学习建立基本的家庭原则, 同时保持与老辈的良好沟通。

教导孩子“要干活”

有的爷爷奶奶一心就想伺候孙子, 使得孙子长到十来岁都无法“自理生活”, 老辈要懂得孩子能做的一定不去代替, 你代替他做, 他就不长大了。父母应该为老辈在孩子心中建立明确的位置和照顾边界, 让孩子知道爷爷奶奶是父母的父母, 必须尊重和存有恭敬心。虽然我们不必恪守古时候过于刻板的礼仪, 但心理层面的序位有必要遵守, 孩子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应该交给他自己做, 有时爷爷奶奶为孩子做事情, 也要让孩子懂得这是老人的“爱意”而不是“应该”, 应该从中学会感恩。当孩子能够顺畅地接受和表达爱, 就能够站在自己的位置, 活出自己。

承认家庭中所有人的位置

离开家庭的亲人或重要关系的人往往容易被忽略, 父母认为这与孩子的成长没有关系, 所以没有必要交代。然而这对于家庭系统却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血缘关系, 包括父母、兄弟姐妹甚至流产或夭折的孩子;非血缘关系, 包括前妻这一类对家族中某个人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都在系统之内。不管发生过什么冲突、人是否在世, 每个位置都需要被承认和接纳, 如果被排除就会让整个系统失衡。

论家庭档案的结构与功能 篇8

通常认为, 家庭档案是家庭及家庭成员在生活、学习、工作及社会活动过程形成并保存起来, 以备日后查考的各种原始记录[1]。日记、书信、票据、照片、录音、录像、文凭、证书、经济收支账、医疗保健等, 都可列入家庭档案归档主要内容。狭义上的家庭档案则不同, 它是家庭成员按照相应标准, 根据专业编码方式构建起来的、功能较为完善的家庭档案结构化单元。狭义家庭档案构建, 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标志: (1) 从家庭成员 (主体) 方面讲, 应具备档案学基本知识, 具有较强档案意识, 能自觉领悟到家庭社会活动过程中某些遗留痕迹、遗留物的潜在价值, 有建构家庭档案的强烈愿望;从客体方面说, 家庭活动过程中积聚的诸种材料, 不但门类齐全, 达到一定规模, 而且还应具有相应的潜在“文化增值”价值。 (2) 从功能上说, 狭义家庭档案结构安排恰当, 各种形式要素齐全, 分类编码科学合理, 功能完善, 具有鲜明的家族个性特征; (3) 从档案关系上讲, 应以小见大, 以密补疏, 与国家档案形成疏密互补关系。将家庭档案与官方档案“对接”起来, 成为政府档案的有效补充。为社会增加了广泛的有声有色的反映历史真面目的资料, 使国家受益颇多[2]; (4) 从形式方面讲, 狭义上的家庭档案必须具备规范的结构形态, 主要表现在软、硬件两个方面。从软件方面讲, 应具备家庭档案的规范形态;从硬件方面讲, 应具备良好的保管条件, 以防止珍贵档案遗失或损坏。

二、家庭档案的结构形态

不论建立何种形式的家庭档案, 都离不开对材料的有效组织。建立家庭档案应从收集入手, 即将分散在家庭成员手中或散落在家庭各处的有保存价值的各类档案资料收集在一起, 这是基础环节[3]。但无论一个家庭积聚的材料怎样丰富, 其潜在价值有多高, 如果它处于杂乱无章的堆积状态, 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档案”, 最多只能是家庭档案的原始形态。换言之, 不是说集聚了足够多的家务材料, 就算形成了家庭档案, 因为材料的集聚过程只是档案构建的第一步, 其关键步骤则是从家庭档案特性出发, 通过对家庭档案结构总体分类把握, 完成对家庭档案的“有机构形”。任何形式的家庭档案建构活动, 都是对各种材料的“收聚、整理、构形、管理、使用”过程, 这一过程, 构成家庭档案建构的历时链条。在这一历时结构链条中, 对未来家庭档案的“构形” (结构形态设计) 无疑居于中心地位, 因为它是对家庭档案主体功能性进行的整体性设计。所谓家庭档案的结构形态, 是指家庭档案建构主体 (家庭成员) 根据客体材料特殊形态, 结合自身审美趣味, 注重家庭档案区别于其他类型档案特点, 对档案材料进行的整体性、关联性、开放性功能设计。关于家庭档案之构形, 主要应从三方面考量。

1.构形总体原则。从理论上讲, 家庭档案的构建, 应遵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结构原则, 是两者交叉形成的坐标系, 其存在形态则是一种“网状矩阵结构”。任何家庭档案的形成, 都不能逾越时间维度的历时性延伸, 具体表现为年复一年的自然有序链接。在某一点上, 无论产生何种形式的家庭档案载体, 都不能脱离时间轴上锚定点。从社会人类学角度看, 家务活动又是有边界的, 这也决定了家庭档案载体的有限性。就是说, 家务活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征, 可以据此概括出其“基本类型”。这些类型既有纵向 (共时) 相似性特点, 又有内在逻辑关联。这样, “时间轴” (横向, 历时) 与“档案载体基本类型轴” (纵向, 共时) 交叉, 构成档案存在的“矩阵结构框架”。在这一框架结构中, 由于时间要素是恒定不变的, 因此是最牢靠的考察 (查找) 定位点;一旦设定了“载体基本类型轴”上的各点, 就能从框架坐标中快速定位某一个特定点, 使坐标发挥档案的查找、存放、比对诸种功能。这里对家庭档案“矩阵框架结构”的描述似乎过于理论化, 但具体到某一家庭档案实体, 就不那么晦涩了。时间轴不难理解, 它是档案管理、查询的基本依据。至于“档案载体基本类型轴”, 也非故弄玄虚, 其实, 每一个档案人员, 都熟知档案载体基本类型的存在。在档案馆里, 它表现为眼前一个个真实的载体, 在理论构形过程中, 只不过将其抽象化、形式化了。其实, 通常所说的家庭档案基本类型 (分类) , 也即“档案载体基本类型轴”基本类型, 只不过普通家庭档案分类过于随便, 没有表现出“结构化”特征而已。

2.基本类型的共时结构化分类。要想深入了解“档案载体基本类型轴”概念, 也就进入分类层面。只有时间轴, 缺少“档案载体基本类型轴”的交叉定位, 难以实现档案结构的基本构形。所谓分类, 就是打破时间限制, 将杂乱无章的档案内容按不同的形态, 共时切割为几个不同的静态类别, 这些类别既可纵向排列, 又可历时关联, 与时间轴在不同时空点交叉, 构成家庭档案矩阵网状结构。基于家庭档案规模、形态特点, 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主体类, 主要包括家庭所有成员;客体类, 主要包括主体活动留下的载体。据此, 可以将档案内容划分为十种类型: (A) 成员履历。家庭成员生平、成长、求学等; (B) 证件。家庭成员获得的各类文凭、学位等; (C) 证书。家庭成员获得的各种荣誉称号; (D) 家庭事件。家庭成员参与重要社会活动的记录; (E) 婚姻状况。家庭成员婚姻, 生育状况; (F) 照片, 家庭成员各类活动图像佐证; (G) 健康档案。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记录; (H) 财产;家庭财产记录; (I) 票据。购买活动产生的原始票据凭证; (J) 贵重物品。家庭特殊财产传承, 如名贵首饰、收藏品等 (非实物储存, 只以文字、照片记载) ; (K) 其他。根据家庭特点设置的特色关系项。当然, 并非仅有上述十种分类, 分类轴是开放的结构, 还可有其他形式。但有一点必须明确, 分类必须具有典型性, 不能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 而应是家务活动的“关键要素”, 否则, 就不具备代表性。

3.基本分类的历时关联。只有对家庭档案进行相对合理的分类, 才能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真正使家庭档案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上述十种简单分类, 其实也遵循“有机整体”原则。之所以将“家庭成员”置于框架分类第一要素位置, 遵照的是“主体优先原则”, 因为主体是整个矩阵结构的“动力”之源, 其后诸种分类要素都因它而生成。从这一视角考察, 原本散乱的共时分类要素, 可以主体为出发原点, 历时性关联起来。时间轴的定位, 加上“主—客”之间的逻辑关联, 一个完善的家庭档案结构化分类与构形就完成了。

三、家庭档案的功能

家庭档案的功能, 可概括为三个层面:其一是使用功能层面;其二是文化功能, 即审美教育功能层面。其三是增值功能层面;第一层为表层功能, 第二、第三为深层功能。三个层面互为支撑, 相互关联, 由低级到高级, 构成家庭档案的整体功能层级。

首先是使用功能。构建家庭档案的初衷, 首先是其对家庭社会活动的管理、帮助作用, 具体表现在有利于家庭成员在使用相关资料时可以快速找寻, 提高办事效率。在各种契约类家庭活动中, 可以及时、准确地找到相关契约原始凭证;当双方发生纠纷时, 可适时出示该证据, 起到化解矛盾,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之功效。

其二是文化教育功能。许多家庭的家史、家谱、家风等都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在《傅雷家书》中, 傅雷先生写给儿子傅聪的家信, 既有对家事的安排、对艺术的探讨, 更透露着修身做人的精辟哲理, 因此能超越家庭档案的藩篱, 成为畅销读物, 滋养着千万青年, 教育着众多家长。马来西亚华裔威廉先生回祖籍河南时带回来的《邓氏家谱》共114卷, 历时3300多年;晋太元中, 贾弼编写的《姓氏簿状》, 子孙相传, 成为贾氏谱学, 为当时最为有名的朴学著作[4]。其三是家庭档案的增值功能。一些由特殊主体构建的家庭档案, 其价值增值功能非常突出, 有时甚至跃升至国家、地区历史文化记忆层面。如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 一生共写了40多本日记, 每天记录了天气阴晴、风力级别、气温高低以及相应的物候, 他的日记就成了研究气象的宝贵资料[5]。在此意义上, 这类家庭档案成为国家、民族、地区文化历史档案的有效补充。这类家庭档案一般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主体的特殊性。二是时间的长久性。三是文化的传承性。

总之, 家庭档案的构建是一个系列过程, 结构与功能互相关联, 形成家庭档案的重要环节。在档案材料结构化过程中, 不能将其固定在一个“封闭”的结构之中, 相反, 应将家庭档案分类要素构成的矩形框架看成一个“开放的结构”, 并根据具体需要, 增加相应的分类项。如此, 家庭档案各类功能才能逐步完善, 档案使用效率才可能高效发挥。

参考文献

[1]钱青.有关家庭建档的几个问题[J].浙江档案, 2010 (6) .

[2]苑伟.建立家庭档案服务和谐社会[J].兰台世界, 2009 (3上) .

[3]熊根有.关于建立家庭档案的思考[J].陕西档案, 2007 (4) .

[4]赵永珍, 蔡留艳.浅议家庭档案建立与管理[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1) .

家庭结构对儿童社会化影响 篇9

儿童社会化过程中, 家庭是这一过程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家庭是社会的缩影, 近二十年来,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科技、文化的飞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产生了急剧变化, 家庭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 具体表现为:家庭规模缩小, 扩展家庭减少, 核心家庭增加, 独生子女增多, 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减弱, 随着社会发展的传统观念的改变, 高离婚率, 再婚率逐年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家庭的解体与重构;在单亲家庭的结构中因分居、离婚和为婚生产生的单亲家庭比例增高[1]。家庭结构的巨大变化受影响的首当其冲是家庭中的孩子。本文所讨论的是以代际层次和亲属关系来划分的家庭结构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家庭结构包括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特殊家庭[2], 其中特殊家庭包括单亲家庭以及重组家庭。

一、核心家庭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核心家庭主要是指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 是现代最典型的家庭结构形式。核心家庭中的孩子充分的享受父爱和母爱, 母亲给予儿童的关心、爱护、温暖与鼓励等积极刺激, 使儿童与母亲产生积极的情感依恋。良好的依恋关系对儿童今后的成长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父母将大量时间用于抚养和教育孩子, 重视儿童的教育, 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通过沟通交流达成一致, 给儿童创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父母对孩子的尊重, 给予儿童一定的自主权, 有利于培养儿童的民主意识。家长对孩子的束缚较小, 儿童拥有自由权, 有利于儿童培养活跃的思维方式, 勇于表达自我。

核心家庭对儿童社会化发展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影响, 但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儿童由于父母的过分关注, 容易以自我为中心, 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是需要与其他成员交往的, 过分的以自我为中心往往会忽视其他社会成员的需要、情绪、情感, 这必将阻碍儿童人际关系的发展, 进而影响其社会化的发展。核心家庭关系简单, 易使儿童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单一, 社会化的范围较窄。若父母为双职工对子女的教育时间少, 生活照顾方面往往产生困难, 这些对于儿童的社会化都是不利的[3]。儿童缺少与兄弟姐妹之间互动的影响: 缺少与兄弟姐妹之间有意义的感情资源, 这对儿童产生安全感, 防止焦虑, 以及其他适应性问题具有重要影响;缺少与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 而早期的这种竞争相对今后的社会竞争来说是无害的。相反, 与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有利于培养儿童的竞争意识, 对于儿童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是有帮助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独生子女与有兄弟姐妹的儿童相比, 在社交能力, 情感发展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主干家庭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主干家庭是指由一对父母和已婚子女 (或加上其他亲属) , 其家庭成员主要包括祖父母、父母及儿童。主干家庭与核心家庭相比规模要大, 家庭关系更为复杂。儿童所扮演的角色不在是单纯的子女, 也是祖父母的孙子女。儿童不仅与父母发生联系也与祖父母产生联系。在家庭交往中儿童有更多机会与老人接触, 老人社会经验丰富、阅历多, 对教育教导儿童也是很有帮助, 并且儿童在与老人交往的过程中也会逐渐的学会尊重老人, 帮助老人, 有利于培养儿童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等一些良好的道德品质。老人的一些传统的正确价值观也会潜移默化的对儿童产生影响。父母与祖父母的团结协作、和谐相处, 为儿童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 有助于儿童今后在与同伴进行交往的过程中, 与他人友好的交往。在集体中有更强的团队意识和更高的团结协作能力, 这对儿童的社会化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

祖父母过度的疼爱孙辈, 尤其在教育中当儿童犯错误时父母的严格管教常会引起祖父母的不满, 祖父母出于疼惜孩子便袒护儿童使其免于责罚。这样易使儿童犯错误时未得到及时纠正, 反使其认为自己并没有犯错或者是即使犯错也不会受到惩罚。因此, 父母与祖父母对儿童的教育存在不一致必然会影响儿童社会化的发展。若家庭中, 父母与祖父母之间冲突较多, 相处并不融洽, 儿童处于父母与祖父母之间的尴尬境地。若儿童与父母亲近则担心祖父母因为父母的关系而不疼爱自己, 而若与祖父母亲近则担心父母不疼爱自己, 这样长期的不可调和的心理冲突必然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长期处于两难境地的儿童遇到两难选择时常表现的不知所措。同样也影响儿童与他人的交往, 影响儿童社会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三、单亲家庭对儿童社会化影响

单亲家庭是指子女与父母的一方生活在一起的家庭。单亲家庭又分为母性角色缺失的单亲家庭和父性角色缺失的单亲家庭。

(一) 母性角色缺失的单亲家庭

儿童处于无助、需要依靠他人的时期, 若在此时儿童处于母性角色缺失的单亲家庭之中, 儿童缺少来自母亲的照顾、保护。儿童必须学会照顾自己, 自立自强, 其生活自理能力较强, 独立自主, 拥有较强的学习技能。这对于儿童今后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促进作用的。

然而, 必须承认在家庭中母性角色的缺失必然对儿童产生不利的影响。婴儿依恋的主要对象是其主要抚养着, 也就是母亲。而母亲与儿童分离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许多儿童因战争失去或离开父母, 被送进了孤儿院, 他们虽然得到了身体上的看护但仍然表现出严重的心理障碍。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在20 世纪50 年代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报告指出了机构养育的危害, 尤其是母爱剥夺的危害[4]。儿童由于缺少母亲的抚爱和母亲给予的温暖, 随着环境的变化, 他们少言寡语、产生忧郁自卑心理。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易产生不安全感, 有时表现为攻击行为, 他们自尊心、自信心低, 这将影响他们与同伴的交往, 对今后与社会其他成员的人际关系产生不良影响。

(二) 父性角色缺失的单亲家庭

父亲从来都是高大的形象、力量的象征。父性角色缺失的单亲家庭儿童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 目睹母亲的艰辛, 与母亲的情感深厚。儿童与母亲之间建立的积极的充满爱的情感联结, 有助于儿童形成积极、健康的情绪情感, 对培养儿童勇敢、自信、乐观、勇于探索等品质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缺少父亲一定程度上会使儿童产生替代父亲去保护母亲的想法, 这会促使儿童在生活中不断锻炼自身, 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从而有能力去保护母亲, 这样的儿童积极性、主动性都会比较强。

毫无疑问再好的母亲也不能替代父亲对儿童的教育和陪伴, 父性角色及其功能与母性角色及其功能是不一样的, 父性角色和母性角色所表现的心理品质也是不一样的[5]。缺少父亲的照顾儿童在心理上体验到强烈的被排斥和被拒绝感, 让儿童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和疏离感, 这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可利影响, 甚至会影响其社会适应性。并且父亲天生所具备的冒险精神、探索精神对儿童的影响也会弱化, 不利于培养儿童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总之, 单亲家庭无论是母性角色缺失还是父性角色缺失对儿童的影响都是重大的, 都会影响儿童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儿童在家庭中通过与父母的交往, 学习、了解、内化社会对自身性别角色的要求, 从而掌握与之对应的性别角色的行为方式。不仅如此, 儿童在与父母的交往中获得与异性相处的最早的感情经验, 使之了解和掌握与异性交往的技能。因此, 不完整的家庭结构, 使儿童缺乏对性别角色的理解与认同, 缺少与同性或异性的情感经验, 影响其与同性或异性建立良好关系。单亲家庭结构使儿童性别角色社会化不能完整、全面的完成, 阻碍其性别的社会化发展。

此外, 男性与女性在智力方面存在差异, 女性在言语理解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 而男性在空间能力、数学逻辑能、运动能力等方面较具优势。因此父母在对儿童认知发展上各具优势, 父母对儿童的认知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使儿童的认知的以全面的发展。单亲家庭的儿童其认知发展缺少母性或父性的指导, 这影响了其认知的发展。研究 (董奇、林崇德等) 表明离异家庭的儿童在智力、同伴关系、亲子关系、情绪障碍、自我控制盒问题行为方面与完整家庭的儿童都存在显著的差异[6]。可见, 单亲家庭会影响儿童人际交往、情感表达、社会适应等。

四、重组家庭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单亲家庭的父母处于各种原因往往会选择重新组建另一个新的家庭。重组家庭对儿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儿童从一个破裂的家庭到另一个家庭的重建, 他需要面对更多的适应性问题、交往问题、情感问题等等。儿童需要适应新的家庭成员、新的生活方式, 重组家庭的儿童需要为与继父母、继父母的子女建立良好的关系付出更大努力以适应新的家庭环境, 这有利于培养儿童快速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能力。

儿童在重组家庭中若能与继父母、继父母的子女建立良好的情感联结, 与其融洽交往, 儿童在新家庭中仍可获得父母的关爱、家庭的温暖。与继父母子女的友好交往也能使其拥有良好的同伴关系, 这对儿童情绪、情感的健康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儿童今后成长过程中有利于其与社会其他成员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反之, 若儿童不能与继父母及其子女建立良好的情感联结而是采取仇视、敌对的交往方式, 这样儿童将产生不信任感、不安全感, 在社会交往中产生更多攻击行为, 儿童也会较具有攻击性。

小结

儿童社会化是由一个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过程。在这过程中, 儿童既作为客体又作为主体。事实证明, 儿童要健康成长, 成为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成员, 不仅需要在身体上受到照顾, 还需要与社会成员进行交往, 发生情感上的联系, 否则社会化就会受到损害[7]。儿童的社会化本质上是儿童心理的社会分化, 即个性化[8]。社会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发展并完善独特自我的过程, 社会化的结果就是“自我“的形成。社会性和个性是儿童社会化中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9]。家庭是儿童社会化最初始也是最主要的场所, 这种“最主要”的判断也是基于儿童早期社会化的意义而言的。儿童个性成长、社会行为获得的最关键时期是在家庭中, 无论是在父母及家庭其他成员的行为、交易、态度还是家庭的情绪气氛都会直接并深刻地影响儿童。父母及家庭其他成员的世界观、社会信仰, 他们的社会角色、文化层次都会最先把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化信息通过自身特有的方式予以筛选, 过滤, 并且以高度个体化的选择了的形式传递给儿童, 以此成为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动因[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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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 篇10

1 物联网体系架构

本文结合现有物联网的分成架构, 裁剪物联网的层次的划分以便于更加适合智能家庭系统。通过对物联网三层架构的研究与分析, 并结合智能家庭系统的应用方向, 本文裁剪并重新规划了三层架构中的细节问题, 如图1物联网体系架构所示。

(1) 感知层通过数据采集获取数据信息, 即通过传感器、RFID和条形码等采集模块获取, 组网与信息处理主要完成节点组网、数据压缩、数据预处理和降低信息的冗余度等任务。

(2) 网络层承担感知层节点设备的信息网络传输和基础网络环境, 网络层中的业务网是业务实现能力和系统运营支撑的核心网络。

(3) 应用层主要针对行业背景、行业领域和行业特色, 设计物物相连的应用方案, 本文主要针对智能家庭系统结构。

2 智能家庭的应用系统

基于物联网的启发, 智能家庭可创造物联网控制平台, 其控制平台可实现常用电器远程控制、室内远程监控和远程医疗等服务最终建设有线接入的安防、医疗、娱乐、教育和购物等的综合服务系统。智能家庭将物与物相连的家庭, 内部安装物联家电, 可随时无线控制, 也可通过网络远程控制, 外部连接有高速数据通信线路。家庭人员可通过电脑控制室内设备, 也可通过手持终端控制, 当出现异常现象时, 可智能向用户和物业报警, 用户也可通过手持终端远程控制室内设备。

本文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家庭系统主要分为三大子系统, 即家庭物联医疗子系统、家庭物联视频监控子系统和智能电器控制子系统。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家庭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

(1) 家庭物联医疗子系统。社会的发展以及计划生育的实践, 造成很多孤寡老人一人在家, 而孤寡老人的健康问题将成为一大问题。中国的老龄化加快, 也必然对医疗提出更多要求, 即家庭物联医疗子系统。家庭物联医疗子系统可对孤寡老人或者不方便去医院的人员进行每天监测和实时监测, 免除病人就医难的问题。

(2) 家庭物联视频监控子系统。家庭物联视频监控子系统主要完成对家庭室内的实时监控, 当遭遇盗窃异常现象时, 家庭物联视频监控子系统则将相关视频信息发送给用户或物业管理部门, 其有效的制止盗窃事件的发生, 同时家庭物联视频监控子系统要确保视频内容的安全和用户个人的隐私问题。

(3) 智能电器控制子系统。智能电器控制子系统则完成家用电器的远程控制, 可通过手持终端对家用电器远程控制, 并能够实时查看家用电器使用状况。

3 结语

本文裁剪物联网的三层架构细节内容, 并设计基于物联网的智能家庭系统结构, 逐步深入研究设计家庭物联医疗子系统、家庭物联视频监控子系统和智能电器控制子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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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结构 篇11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家庭服务业;有效供给;职业化管理;家政专业;家庭服务职业教育;家庭服务专业人才;社会保障体系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6-0101-05

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调结构,通过结构调整提升供给的质量和效益,扩大有效供给,满足人们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而发展家庭服务业不失为一项调结构之策。家庭服务业是以家庭为服务对象,向其提供各类劳动,满足家庭生活需求的服务行业,包括家政服务、养老服务、社区照料服务和病患陪护服务等。从需求角度看,首先,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劳动社会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目前我国社会已出现这种态势,加之二孩政策的实施,使得家庭服务需求呈现较高速度增长。所以,着重发展我国家庭服务业,提高服务供给质量,成为满足公众对家庭服务要求之必然。其次,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威胁,保护人们的生存环境已经迫在眉睫。家庭服务业作为劳务输出型产业不仅符合保护生态的要求,而且有利于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在调结构中需要高度重视并培育壮大。再者,去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必然带来人员下岗等问题,这部分人力资源构成潜在的家庭服务人员供给,通过培训转岗进入家庭服务行业是解决下岗员工安置问题的有效途径。不论从需求看还是从供给看,促进家庭服务业标准化、制度化、社会化,推动从业人员的规范化、职业化,提高家庭服务行业的有效供给,都是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产业发展方式的一个必然选择。

一、家庭服务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业中有效供给问题突出

所谓有效供给,是指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就是及时、适量有质有量满足需求的过程。所以,保证家庭服务业有效供给的关键:一是供给面,即供给数量,二是供给的质量。从供给数量来看,根据《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末,河北省城镇人口达3 642.40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比例为49.33%,家庭户数约为2 313万,省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为691.24万;河北省统计局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测算,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到2015年,河北省城镇常住人口数量达3 811.21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了50%,达到51.33%,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家庭户数约为2 420万,截止到2015年底,省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756.6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总数的10.19%。而河北省目前共有家庭服务企业5 000多家,家庭服务从业人员60多万人,面临巨大的家庭服务市场需求,家庭服务业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供需矛盾突出,家庭服务市场体系建设任务十分繁重。另外,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居民受教育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所以,扩大家庭服务的有效供给就成为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职业规范不完善,缺乏职业化管理

家庭服务有效供给的质量同样是目前家庭服务行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缺乏职业化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服务的质量。家庭服务是向个体家庭提供的一种服务形式。服务可能会因人而异,这就容易导致家庭服务行业混乱,服务标准不一,无法更好地满足雇主的服务需求。另外,家庭服务从业人员大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若缺乏规范化的管理和培训,就难以保证家庭服务业的健康发展。2014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单位发布《关于开展家庭服务业规范化职业化建设的通知》指出:要完善家庭服务业的服务标准和行业规范,大力推行家庭服务行业的标准化和职业化。但截止到目前,家庭服务行业尚没有建立科学的服务标准或职业规范,缺乏从业人员的培训管理及资质能力等级的评定等举措。

(三)专业教育缺乏,高素质人才少

地方高校转型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之必然,也是地方性本科院校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行之道。尽管各高校在办学转型过程中,都在寻求创新、转型和改革,提倡特色办学、开放办学,但从目前来看,家庭服务职业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没有得到充分认可。对比国外的家庭服务职业教育,家庭服务类专业在我国高校中的发展还仅处于起步阶段,2014年全国2 100所高校中仅有30所开设家政专业,而且,家政专业学科设置单一,训练有素的专业师资队伍匮乏,招收的专业学生在学生总数中占比非常小,每年的家政专业毕业生不足万人,即使这些学生毕业后进入家庭服务机构,岗位流失率也高达70%左右。难以与家庭服务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相契合,使得家庭服务行业中,受过正规家庭服务类高等教育的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极为缺乏,已严峻影响到家庭服务行业的发展步伐。

(四)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不高、缺乏专业的职业技能培训,服务质量亟待提高

本课题对河北省11个设区市的家政服务公司进行了关于家庭服务人员职业技能培训情况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被调查人员的文化水平多集中在初中及以下,初中及以下的占到总调查人数的81.5%;而接受高中或中专教育的人数占比仅为15.6%。被调查者中89.8%的家庭服务人员都集中于月嫂、家政工、病患陪护、儿童看护工作,在908名被调查者中仅39%的家庭服务人员参加过有关家庭服务方面的培训。由此可以看出,在家庭服务业中多数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及专业化培训均较低,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水平往往决定着家庭服务质量的高低。而家庭服务的高供给质量才能够满足广大消费者对服务的多元化、多层次、高水平的要求,才能增强其行业竞争力。

(五)社会公众对家庭服务工作的职业意识较低,从业人员对本职工作缺少认同感

家庭服务作为现代社会分工中的重要职业,虽在2000年已被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划入职业分类行列,其从业人员也被定名为“家政服务员”,但他们至今未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接受。在陈旧观念影响下,家庭服务依然是伺候人、不受尊重的“服侍行当”,认为与其他工作相比家庭服务不是职业,是不体面的工作,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就业选择。众多求职者更乐意选择进入其他行业工作,一般不愿意选择从事家庭服务工作。另外,目前从事家庭服务的人员大多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或城市下岗、无业人员。根据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利益享有与利益受损情况来看,家庭服务从业人员通常属于低阶层人群且为利益受损的一方。显而易见,雇主家庭和受雇服务人员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客观现实。这些原因都导致了社会公众对家庭服务工作带有偏见,对家庭服务人员带有“歧视”。

根据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来看,对家庭服务行业职业认同的人员比例较少,占比35%;多数从业人员对该行业和自身职业的认同感较低,社会地位低、工作压力大,尤其是城市中的某些年轻下岗职工,宁愿选择失业在家,也不愿意从事家庭服务工作。多数人员从事家庭服务业只是为了获得收入来源,养家糊口,生存而为。

(六)家庭服务业的社会保障覆盖面较小

家庭服务多是深入社区,提供上门服务,从业人员与雇主家庭成员接触较为频繁,双方互相知晓对方的健康状况,在该行业尤为重要且必要。但目前家庭服务行业内缺少入职体检的规定,从而存在着相互传染疾病的风险。另外,家庭服务业的构成人员多为社会阶层相对较低的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分散性强且流动性大,从业人员大多没有什么社会保障意识,也不便于建立个人社会保障账户。这些现状导致了家庭服务业的社会保障机制建设落后。另外,家庭服务业中多数从业人员就服务内容、薪酬等信息仅与雇主家庭达成口头约定,而没有形成有效合同依据,如果雇主家庭与服务人员之间出现纠纷将无据可依。双方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将会阻碍家庭服务业的持续发展。

二、培育和壮大家庭服务业的对策分析

(一)从宏观角度而言,政府应从战略高度加以重视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的设置都是同本国国情相适应和为其服务的。20世纪80年代,菲律宾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虽拥有丰富的人口资源,但整体素质水平不高,菲律宾政府将发展“矛头”转向职业教育与劳务输出,并作为国家战略加以实施。到今天,菲佣成为国际家庭服务行业的知名品牌,其一流的职业服务水平誉满全球,这与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推动密切相关。

我国人口众多,剩余劳动力丰富,具有发展家庭服务业的供给优势,政府应充分认识家庭服务行业的社会价值及经济价值,树立着重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战略思想,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明确把握和规划行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制定行业发展方针和政策。政策是影响技能人才开发的重要因素,美国、德国等多个国家均制定有对技能人才进行教育、培训的政策或战略部署,如美国的《劳动力创新与机遇法案》、德国的《技能劳动力公约》、日本的《职业训练法》和《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等。所以,政府部门应完善家庭服务业有关政策,利用经济杠杆和手段,扩大有效供给,推进家庭服务业的大力发展。

(二)引导人们转变思维观念,树立家庭服务的职业意识

职业意识是从业人员在职业价值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职业习惯、职业态度、职业思维模式、职业精神和职业忠诚度。一个职业人要具备职业意识,就是必须要认识并理解职业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职业的社会价值,就是所从事的工作对社会的贡献;职业的个人价值,就是自己从事的这个职业,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优势和作用并认为在这个职业岗位上能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

转变公众和个人对家庭服务陈旧的观念和偏见,首先可以通过媒体的舆论宣传教育、支持和引导,帮助人们树立家庭服务职业意识,加强对行业典型案例和行业标准的宣传,为其从业人员创造良好的社会认知环境和发展氛围;消弭社会观念上的藩篱,使家庭服务人员心态稳定,认同工作,追求职业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次从收入方面改善从业者的待遇。薪酬是雇主和雇员间对劳动者的能力进行等价交换的反映。在家庭服务业中,最能直接反映初、中、高级服务人员之间技能差异的便是家庭服务人员的收入状况。站在劳动者的角度看,薪酬直接关系着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出个人的地位、价值和成功与否。家庭服务业由于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且不规律,而且繁重辛苦,工作又不体面,职业回报率低。所以,在家庭服务业发展的初期,除了从政策和制度方面改善从业者的薪酬水平外,可以考虑根据劳动合同中的工作内容:如工作时间、工作量、工作强度、工作任务等,根据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实行差别工资或项目工资,建立家庭服务人员指导工资标准。为了加大对这方面人才的支持力度,还可以考虑免除报考有关家庭服务专业学生的学费和社会培训费,给予取得学历的服务人员一定的入职补贴等,以增强职业吸引力。最后,通过健全家庭服务业法律法规及规范的管理制度,如规范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的劳动关系,大力推行员工制,规范家政公司的管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保证家庭服务职业与其他职业的无差别对待,实现家庭服务的职业化管理,增强社会认同感。

(三)地方本科院校在转型过程中,应根据市场需求设立家庭服务专业

地方高校在家庭服务专业设置方面可借鉴参考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如菲律宾、英国的家庭服务职业教育。在菲律宾现有的2 000多所大学里,多数大学设有家政课或家政学专业或家政学院,比如菲律宾大学,设有专门的家政学院,有7个学士学位专业,分别是:家政学、室内设计、服装工艺、家庭生活与儿童开发、社区营养、食品工艺、饭店餐馆管理[9];英国的家政职业教育发展较早,1892年由幼儿教育的先锋艾米莉·沃德创办的诺兰德学院(Norland College)向世界各地输送了数万名优秀的保姆,并受到皇室贵族、影视歌星的追捧。诺兰德的毕业生从不发愁找工作,学院会终生负责帮助推荐工作,学院颁布的“诺兰德职业资格证书”全国承认,全国通用。

中国国家教育部于2012年9月正式颁布实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目录首次将家政学专业作为特设专业列为本科专业。在高等教育追求创新与多样性的今天,家政学专业也必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新兴领域。地方高校应根据国家政策、家庭服务市场就业需求等信息合理设置家庭服务专业,明确人才培养定位、优化家政课程体系、培养专业的教师队伍,是适应市场发展对家庭服务业人才需求的必然要求,是对接国际家政学科和家政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创办特色产业,实现服务社会功能之需要。

(四)政府应确定家庭服务职业规范和标准,并推进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职业规范是指那些维持职业活动正常进行或合理状态的成文和不成文的行为要求。这些行为要求是人们在长期执行活动实践中形成或发展起来的,并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各种规章、制度、秩序、纪律以及风气习惯,等等。“职业规范是一个职业维持有效运行的基本要求,是一个组织科学化、制度化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塑造人力资源职业意识与行为的制度保障”,能够对从事职业的人进行有效约束和激励,保证一个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家庭服务业具有不同于其他行业的产业特性,主要表现为需求点多、面广、个体规模小、分散性较强,家庭服务标准可能会因雇主家庭的不同要求而异的情况。这就要求家庭服务必须走职业化发展的道路。政府部门应该把家庭服务工作纳入职业序列,进行规范化管理,按照家庭服务行业发展的要求,完善职业分类,并进行工作标准和服务规范制度的修订。开展相应的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制定以技能水平为导向的激励薪酬制度,使技能水平与薪酬挂钩,以此来鼓励从业人员都按标准提供服务、参与技能鉴定。通过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构建家庭服务从业人员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的职业发展通道。

(五)规范家庭服务机构的管理

政府对家庭服务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至关重要。从行业管理的角度看,我国各地虽然大多设立了家庭服务业协会等组织机构,但如何对这些社会组织通过宏观管理指导其规范化发展,可借鉴菲律宾的做法,在相应的管理机构建立相应管理部门,由其统一实施有关政策规范和制度的制定,建立符合该行业的职业管理办法和标准,界定家庭服务业的职业要求和规范。

2013年2月1日国家颁布的《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是目前管理家庭服务业的重要依据,对家庭服务机构、家庭服务从业人员、雇佣家庭或个人三方的行为准则进行了约束,规范了家庭服务企业的经营模式和责任,确认了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的法律地位,明确了从业人员的权利享有和义务承担。但内容缺乏具体的可执行操作的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落实。所以,随着家庭服务行业管理的日趋规范和完善,家庭服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职业化发展趋势将成为必然。

(六)建立立体式的教育培训机构

培养训练有素的职业型的家庭服务人员,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应建立包括高校家庭服务教育与培养、妇联等相关机构协作培训、社会企业或个人开设培训学校的立体式教育培训机构。高等院校作为高素质正规教育的主力军,在人才培养的定位方面应区别于普通技工院校,一方面要设立正规、科学且可行的家庭服务职业教育专业,另一方面要为发展家庭服务业培养教学、科研人才;把家政学教育急需的专业教师及家庭服务业中的家政职业经理人、高端专业技能人才等作为重点培养目标。考虑到从事家庭服务工作中女性占比较大的特点,应该发挥妇联等群团组织的自身优势,利用他们现有的学校及培训资源,建立家庭服务培训基地和农村妇女转移就业输转对接基地,开展有计划、有规模、有实践的家庭服务标准化培训,培养有素质、技能水平匹配行业需求的从业人员,缓解城市失业、无业妇女、农村剩余女劳动力等的就业压力。政府应制定可操作性的相关政策,鼓励支持企业或个人开办技工院校、中专职业院校或社会家庭服务培训机构。相比高等院校,技工院校和中专职业院校的目标是培养熟练掌握家庭服务专业技能的中高级人才。在这些院校发展一批家庭服务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通过学校和劳务中介合作,为家庭服务业输送高技能人才;而社会培训机构开展的多是时间较短的速成培训模式,它们的定位是培训掌握基本服务项目技能的家政服务人员。通过这种差异化的培训和错位发展,能够使得各主体发挥所长,立体式的教育培训机构更符合社会对有层次人才的需求。劳务中介是实现家庭服务人员就业的桥梁,在建立立体式社会培训机构的同时,推动劳务派遣的信息化、规范化,从而提升行业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

(七)完善家庭服务业的相关法律和社会保障体系

在家庭服务业中,雇佣双方之间出现摩擦、矛盾,雇主家庭投诉从业人员等情况时常发生,究其根源,无非是家庭服务从业人员态度不佳、服务质量差,家庭服务企业管理不规范、经营不诚信等原因造成的。另外,行业中还存在雇主家庭歧视从业人员,进行语言上的人身攻击,不遵从口头或合同约定的服务项目条款,随意增加工作量或工作时间等问题。因此,必须制定适合家庭服务行业的政策制度,明确规定从业人员与雇佣家庭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将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纳入到《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中来,保证雇佣双方因矛盾发生争议需要依靠法律解决时,具有足够的依据。另一方面针对雇佣双方已签订劳务合同发生劳动纠纷的,需要充分发挥劳动仲裁部门的调解作用,保证双方权益的合法实现。

在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对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的保障措施还不完善,所以创新研究并制定符合从业人员的新型社会保障模式非常重要。根据政府工作要求,推进中介制、派遣制的家庭服务企业向员工制的组织形式转变,实现员工制管理,签订正式的劳务合同,明确雇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服务工作内容及标准,合理确定薪酬,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为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保险公司也应开发针对雇佣双方的专业保险业务,降低服务过程中由于意外造成的损失赔偿方案,降低家庭服务业的从业风险。这样才能提升行业的就业潜力,也有利于整个行业的规范化和职业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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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amily Service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 Side Reform in Hebei Province

Wang Congman1,Shan Nannan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Shijiazhuang, 050018)

Abstract: The core of supply side reform is to ensure and create effective supply. Currently as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income level,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ging, family miniaturization, labor Socialization, as well as Two-child policy, China's demand for family services show a situation of high speed growth. But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our family service industry is not perfect, showing state of the original or the initial. Therefore,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all-round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ment level, guide and change the social concept, set up the housekeeping service consciousness, establish the norms and standards of the industry and cultivate professional high-level talents.

家庭结构 篇12

一、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状况

家庭结构是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 以及由这种状态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一般而言, 家庭结构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家庭人口要素, 即家庭规模大小、家庭人员构成等;二是家庭模式要素, 即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和关系的整体模式。下面就以家庭的人口组成和家庭的代际关系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状况及趋势。

(一) 家庭结构的第一维度:

家庭的人口组成。影响家庭结构的直接特征即是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口。美国社会学家默多克1949年首先提出将家庭划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三种类型。核心家庭一般指只有父母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和生活。主干家庭指父母 (或一方) 与一对已婚子女 (或者再加其他亲属) 共同居住生活。联合家庭指父母 (或一方) 与多对已婚子女 (或再加其他亲属) 共同居住生活, 包括子女成家却不分家。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中国家庭户人口变化趋势为:1953年家庭户人口为4.3人;1964年家庭户人口为4.4人;1982年家庭户人口为4.41人;1990年家庭户人口为3.96人;2000年家庭户人口为3.44人;2010年家庭户人口为3.10人。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农村家庭规模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实施, 中国的家庭人口呈现出日益小型化的特征。家庭日益从联合与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化, 而在一定时期内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下去。

(二) 家庭结构的第二维度:

家庭模式。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关系和相处模式是家庭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最早提出代际关系问题的是费孝通。在中西家庭关系比较基础上, 费孝通提出“抚育-赡养型”理论, 即“反馈模式”。传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核心是反哺, 费孝通将中国代际关系与西方代际关系分别概括为反馈模式和接力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中国人的代际关系是子女必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赡养老人是子女的责任, 这种反馈式的代际关系被称为“哺育与反哺”。而在西方文化中, 父母对子女有抚育义务, 而子女长大成人后却不一定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 他们只对自己的下一代承担养育之责。父慈子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理想的家庭关系模式, 它不仅反映了父母与子女之间自然、深厚、淳朴的爱, 还体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反哺式的双向义务伦理实质, 是父子血缘天性的伦理升华。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转型, 农村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威遭到破坏并丧失, 进而引发代际关系失衡并出现一系列问题, 影响着代际关系的未来走向。老年人从保护自身利益和未来安度晚年方面为自己打算, 最大可能地增加自己养老的经济筹码。这样, 代际关系就会走向理性化。代际关系理性化主要是指经济财富在家庭代际之间流动趋于理性。所谓理性化是指老年人以自身安度晚年为前提, 最大限度地提升自身养老能力的经济筹码, 以备今后之需。这种新型的代际关系建立在代际期待降低、代际亲情减少的基础上, 相互之间感情淡漠。问题是当这种充满理性化的代际关系被人们普遍接受后, 传统的充满亲情和期待的代际关系就会彻底瓦解, 而愈加朝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传统代际关系将彻底失衡。

二、农村家庭结构变迁对农村养老的影响

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急剧变迁, 建立在传统家庭结构基础上的传统养老保障方式也随之受到强烈冲击和严重影响。

(一) 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方式受到冲击, 促使社会养老保障服务需求增加。

随着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小型化促使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弱化, 而不断增加的养老保障需求必然要转向社会养老保障服务体系。由于家庭保障主要是依靠全体家庭成员共同承担和分摊风险, 因此很容易联想到家庭规模的大小与家庭保障能力的关系。显然, 在面临同等生活风险打击时, 家庭规模越大则分摊到每个家庭成员的风险损失就越小, 而家庭规模越小则分摊到每个家庭成员的风险损失就越大。一个最为典型的实例是农村家庭的养老。众所周知, 目前中国农村的养老主要是一种“反哺式”的养老模式, 即父母抚育子女, 而在老年时主要依靠子女养老。一个老年人子女越多, 则养老风险越小, 家庭的养老保障能力越强。反之子女越少, 则养老风险越大, 家庭养老保障能力越弱。因此, 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核心化,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那么社会养老保障服务的需求必然不断增加。

(二) 降低了代际间互动的频次和层次, 不利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受生理条件的限制, 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多方支持力量的共同作用。其中, 来自家庭代际间的支持是维持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代际间互动越频繁, 互动层次越高, 老年人生活质量就越高, 对生活的自我满意度也就越强。代际关系简化, 削弱了代际间交流的频次, 使在子女数量上对“不孝”子女的替代效应降低;代际关系外化, 特别是居住模式由共居变为分居, 在理论上存在成为“分而不理”的可能, 子代利用较少的闲暇时间来探望和照顾父辈, 这样代际间交流自然会减少, 很有可能忽视代际间在较高需求层次上的交流;代际关系“逆倾斜化”, 引起了老年人受关注度下降;代际关系理性化, 使得老年人储备于子代的价值存量减少, 降低了自身的交换价值;在代际关系民主化过程中, 要受到“度”的限制, 如果年轻人过分强调民主和谋求自身发展, 就会削减在老年人生活需求满足方面的投入力度。替代效应减弱、交流上的距离感、关注度下降、交换价值降低和满足生活需求上投入的削减等都会压缩老年人生活质量提升的空间, 不利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

三、完善农村养老的措施与对策

大量的农村家庭结构出现了解体, 家庭养老负担加重、家庭的保障功能弱化。农民的养老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对此,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 以家庭养老为基础, 逐步完善多元养老体系建设。

2012年7月10日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10年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情况》显示, 城乡大部分老年人拥有自己的住房, 居住方式选择基本一致, 大部分老年人愿意独立或与子女共同居住在环境熟悉的社区, 居家养老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当前, 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模式、社会化服务状况以及养老的实际需求, 决定了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最基本的养老保障模式。由于家庭养老独特的伦理价值、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功能, 使家庭养老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此外, 积极地探寻新的养老模式—将集体和社会的资源用于农村的养老事业, 把养老风险分散到家庭、集体和社会等多个层面, 缓解农村家庭养老压力成为了改善农村老年人养老不利境遇的重要手段。通过多项措施摆脱老人单靠子女、家庭养老的传统思想, 形成以家庭养老为主, 个人、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支撑的养老模式。

(二) 构建和谐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 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

和谐的代际关系是建立在代与代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相互帮助的基础之上的。老年人要摆脱封建家长制赋予的权威形象, 祛除老年人内心固有的“自己走过的桥比年轻人走过的路还多”的经验至上主义, 积极接触新鲜事物, 学习新知识。这样既可以使老年父母摆脱角色转换后产生的孤独感, 同时也可以在诸多方面与子女产生共鸣, 增加代与代间生活经验和情感方面的交流。生活经验上的交流, 可以使老年人以丰富的人生阅历帮助子女摆脱生活的困境, 使之尽快成熟起来, 满足老年父母实现自身价值的要求;情感的交流, 可以减轻老年人的空虚感, 使老年人从子女身上获得情感生活的满足。年轻子女不能单纯地把老年父母视为社会、家庭的弱者和依靠他人生存的群体, 他们既应该尊敬父母, 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也应该尊重父母的人生经验, 并在自己成长过程中注重与父母进行交流从而获得有益的指导, 更应该了解老年父母的脾气秉性、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 并在此基础上与父母产生合理的互动, 促进家庭代际关系的和谐, 从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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