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的深层危机（共7篇）
食品安全的深层危机 篇1
一、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脆弱性的界定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定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托的解释是:美国经常项目庞大的逆差对应着其他一些经济体, 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较大的经常项目顺差。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Macfarlane (2005) 认为经济失衡是国际收支失衡。欧洲央行前首席经济学家Issing (2005) 指出失衡体现在贸易失衡和金融失衡两方面。除此之外, 全球经济失衡还包括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
本文对全球失衡的定义是, 全球外汇储备体系的失衡, 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美国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之间的关系, 这种失衡导致了大量寻求保值、增值的外国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这种失衡得以维系却又与当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关, 在美元霸权的基础上, 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和滥发货币来维持其“双赤字”和经济的增长。这一方面使美国储蓄率低下、过度负债的消费模式得以长期维持;另一方面使得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储备不断上升, 而这些储备为了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 大都以美元证券尤其是美国国债的形式流回美国, 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次级贷款支持证券市场的泡沫。
有关金融脆弱性问题的系统研究始于1982年, 美国经济学家明斯基首先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 深入研究了银行体系脆弱性的问题, 认为金融脆弱性来源于其高负债经营。克瑞格 (1997) 从银行角度, 提出了“安全边界说”推理, 认为银行不恰当的评估方法是导致信贷市场脆弱的主要原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学术界对金融脆弱性的研究又深入到了汇率制度、资产价格、对外负债、银行的不良资产和资本充足率、外国投资、金融自由化以及道德风险等各个层面。
本文界定的金融脆弱性指的是金融资产价格通过信用杠杆的放大效应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杠杆化使金融资产价格严重背离其内在价值, 过高的杠杆比率使金融机构的经营处于高风险状态下。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 杠杆化积聚了巨大的市场风险。当宏观经济状况发生逆向变化时, 人们的预期就会改变, 例如市场某一不良事件使人们预期得以实现时, 市场信心就会迅速下降, 高杠杆化带来的风险就会不断释放, 金融市场就会从高杠杆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转变为低杠杆带来的流动性枯竭。
二、内外双重冲击下的美国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
这里的外部冲击指的是国外资本流入对美国资本市场均衡水平的影响, 内部冲击指的是金融脆弱性, 即美国金融产品证券化和杠杆化带来的风险。
本文通过三个时期的划分以及国外资本对美国资产需求转变来说明本轮经济危机的演进过程:第一个时期为良性冲击期间 (2006年以前) , 这个时期国外资本流入对资产需求的增加, 一方面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涨, 一方面降低了风险溢价和利率水平。因为, 持续稳定的资本流入保证了市场资金供应的充足性和稳定性。第二个时期 (2006年) , 国外对美国债务性金融产品的需求增加了国内金融机构的杠杆化均衡水平。为了适应这种需求, 美国金融部门不断推出各种债务性的创新金融产品, 这也是掀起美国证券化浪潮的原因之一。第三个时期, 恶性冲击期间 (2006年后) , 随着债务性的创新金融产品风险的不断积聚, 国外资本的流入已经由良性转变为恶性;资本流入高风险金融产品的不良冲击和高杠杆化引起了风险溢价的上升和经济低迷的放大。
1. 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失衡分析 (外部冲击) 。
这部分主要从国外资本流入角度出发, 分析在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 过多的外国资本涌入是如何影响美国资产市场的均衡水平的。
首先, 我们假定美国所有的金融机构为单一整体, 在连续的时间t上, 其所拥有的资产单位时间能产生Xtd的现金流, 我们建立如下等式:
其中:g和σ表示来自抵押贷款、信用卡贷款、汽车贷款等领域的新增的现金流量, dZt表示随机变量。为了便于对资产市场均衡进行分析, 我们假定这个现金流过程是外生性的, 它不受经济体其他变量的影响。设Vt为金融机构持有的Xtd现金流的现值。
金融机构只有权益性债务和短期债务两项负债, 并且没有破产成本, 因为我们的模型是建立在连续时间 (和样品的路径) 上的。这意味着短期债务是无风险的。国外对美国金融机构资产的外部需求主要集中于安全债务上。假定国外投资者投资于金融机构的债券有:
投资者将投资所产生的外部现金流投资于美国的资产。现金流Xtf与美国的收入完全相关, 但在我们的大多数分析中, 假定其比美国国内收入更具稳定性, 因此, ψ>0。另外, 我们把ψ<0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 那里的资本流动往往会加剧资本的循环。
我们用Btf表示外国人持有的美国债券, 假定外国投资者将其在美国的投资财富以ρ的比率流回国内。用Ctf=ρBtf表示资源流回投资者国内的现金流。那么美国外债的动态过程可以用如下等式表示:
在整个分析的过程中, 我们将假定在时间t0时国外投资者对美国的债务需求开始上升, 我们把这作为国外流入的日期。现在让我们分析这种流入是如何影响美国资产均衡水平的。
金融机构的股权所有者是美国国内投资者, 他们的最大化权益为:
他们拥有的在金融机构的所有权价值, 或其拥有的权益价值为:
假设国内投资者拥有财富Wt并具有习惯偏好, 他消费的财富ρWt为维持现金流, 则以下等式必须成立:
其中:Xtd是金融机构产生的现金流数额, Xtf是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所获得的现金流数额;Ctd是美国国内投资者的消费数额, Ctf是国外投资者流回国内的数额 (即现金流出) , 在基于消费品市场出清条件下, 可以将 (6) 式表示为:
联立 (5) 和 (8) 可得金融机构持有的资产的价值现值为:
为此, 由上述 (1) 到 (9) 方程式我们知道, 当国外资本对美国无风险资产的需求增加时, 会使其投资的现金流Xtf增加, 从而会增加美国风险资产以及金融财富Wt的价值, 但当外国人持有的美国债券Btf不断增加时, 又会降低美国金融财富的价值。
假设中国在初始开始投资美国的债务, 使得Xtf的现金流为正流入。在短期内, 中国资本的流入会推高美国资产和国内金融财富的价格。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资产价值在外部需求的早期阶段得到了上升。Caballero等 (2008) 也强调了这一资产需求效应。
外部资本流入在推高美国资产价格的同时, 也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率水平, 由于投资者可自由购买金融机构的股权或债务, 因此利率必须满足美国国内投资者的边际价格条件 (欧拉定理) , 在基于投资者消费的基础上, 利用资产定价原理可以得到利率:
由于美国国内投资者具有习惯偏好和财富Wt, 因此:
然后,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Et[dct/ct]和Vart[dct/ct]找到均衡的利率水平。在计算均衡利率前, 我们定义美国金融机构的国外债务与资产的比率 (杠杆) 为:
国外对美国国内资产的需求比率为:
由 (14) 式和 (15) 式, 可将 (10) 式进一步表示为:
其中: (ρ+g-σ2) 对应的是在无外国资本流动下的利率, 而对应的是外资流入对本国利率的冲击效应。第一个效应来自于扩大的财富预期Et[dWt/Wt], 当资本流入时, 资产需求增加, 利率降低。第二个效应来自于预防性的储蓄期Vart[dWt/Wt], 当ψ>0, 外部资金流入会降低美国国内资产的波动性, 因为外部资金流入比国内的现金流更加稳定, 这种效应使得利率上升。
在国外资本流入时, 利率的升降取决于方程中的参数。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预防性储蓄效应会对利率形成向下的压力。当外债不断积聚, 风险会通过杠杆btf的增加而恢复。由于外债持有者必须被承诺得到一个固定的报酬, 所以当杠杆上升时, 国内股权持有者拥有的剩余索取权也变得更具风险, 因此预防性储蓄的上升降低了利率水平。
外资进入尽管对利率变化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 但对风险溢价却有明显的效应。让我们考虑一个假设性的资产i, 它的回报取决于风险因素dZt:
因此, 如果我们将dZt看做是金融机构持有的抵押贷款的关联风险,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资产i看作是抵押贷款证券。通常情况下, 资产的回报是与金融机构拥有的风险相关的。
假设这一资产有零净供给特性, 接着我们将考虑Et (d Rti) 是如何被确定。在边际处, 如果某一金融机构购买这一资产, 他承担了更多的风险, 这将影响美国国内投资者持有的风险水平。因此, 预期收益就要补偿美国国内投资者承担的额外风险。由于国内投资者拥有Wt的财富, 于是我们有:
2. 金融危机的金融脆弱性分析 (内部冲击) 。
这部分我们以前述分析为基础, 从美国金融机构的杠杆化出发, 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风险溢价效应, 由风险溢价等式 (18) 可知:
如果ψ>0, 国外对无风险资产Xtf的需求增加, 降低了国内资产的风险溢价, 但是随着国外杠杆btf的上升, 风险溢价水平会增加。
由于ψ>0, 国外资金流入比国内现金流更具稳定性, 因此这种稳定效应降低了风险溢价。这是国外资金流入对国内风险溢价的直接效应。这种效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从2000年开始经历了持续的低风险溢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外部杠杆不断增长使更多的剩余风险转移到了国内股权持有者身上。这种效应又增加了风险溢价,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变成了推高风险溢价的主要驱动因素。此外, 杠杆化也导致了动态的放大效应机制。如果外国资本流入对美国冲击产生负面效应, 那么就会使得美国的Xtd和Vt下降, 有效杠杆btf=Bt/Vt上升。因此, 负面冲击效应通过杠杆的作用会导致风险溢价进一步上升。比如, 2007年中期美国开始扩大的衰退,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杠杆乘数效应来解释了。
三、结论和启示
我们已经通过建立动态模型, 并结合实际情况说明了全球失衡是如何促进美国资产证券化的繁荣或萧条。国外资本流入美国, 一方面推高了美国资产的价格;另一方面, 在资产需求增加的效应下, 又促使了美国资产供给的增加。这主要体现在美国金融机构安全债务的创造上, 他们将抵押贷款汇集并分组形成AAA的优先份额, 并对风险贷款进行信用违约保险, 然后将风险贷款打包形成安全债务。风险贷款经过这一包装就可能会使投资者不能充分认识其投资品的风险性, 导致投资者的风险预期偏差。当市场恶化时, 投资者的风险预期得到调整后, 市场信心就会迅速下降, 高杠杆化带来的风险就会不断释放, 金融市场就会从高杠杆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转变为去杠杆带来的流动性枯竭.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也得到了以下的启示:从全球经济失衡的角度出发, 我们必须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 打破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 加强国际间的经济与金融合作, 建立真正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从金融脆弱性的角度看, 我们必须在进行金融衍生品创新的同时, 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监管。
摘要：本文结合美国及世界经济的现实情况, 从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脆弱性的角度分析了本次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并通过构建动态模型阐释了全球经济失衡对美国的外部冲击及金融内在脆弱性对美国资产的价格和风险水平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失衡,金融,杠杆化
参考文献
[1].巴曙松, 李胜利.世界金融体系的重构与中国金融体系的调整.西部论丛, 2008;11
[2].吴敬琏主编.比较 (第35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8
[3].李若谷.美国次贷危机的走向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 2008;2
食品安全的深层危机 篇2
“李刚门”事件
与政府信任危机的深层次解读
学院：力学与材料学院 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
姓名：何功庆 指导教师：韩兴雨 联系电话： *** 邮箱：jiuyuer@163.com
“李刚门”事件与政府信任危机的深层次解读
摘要：本文立足于对“李刚门”的解读，得出结论：“李刚门”事件与大学生价值观的树立毫无关系，同时分析了政府信任危机的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从“李刚门”事件中网民的政治参与，与中国法制社会的建设两方面对有法不依的现象进行剖析，最后得出纳税人意识的全面觉醒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方向。
关键词：政府 信任危机 法制 纳税人意识
一、事件回顾
2010年10月16日晚21时40分许，在河北大学新区超市前，一牌照为“冀FWE420”的黑色轿车，将两名女生撞出数米远。被撞一陈姓女生于17日傍晚经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女生重伤，经紧急治疗后，方脱离生命危险，现已转院治疗。肇事者被学校保安拦下后竟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 按照惯例这不是高潮。李刚事件的持续发酵，是因为李刚所在的交警部门还一直想用钱私了或以普通的交通过失罪草草结案。李刚可谓动作频频，一气呵成，成果显著：先是媒体爆出受害者家人被软禁无法接触新闻媒体，紧接着又传出死者同宿舍的学生不知何种原因都获得了保研的资格，再然后李刚携爱子李启铭高调亮相电视节目，以泪洗面痛陈前非„„
然而死者的哥哥偏偏较真，他认为这是为了讨个公道，是为了死去的妹妹和活着的哥哥的尊严。当地法院判决如下：河北大学校园车祸案一审宣判，以交通肇事罪判处犯罪嫌疑人李启铭6年徒刑，赔偿死者46万，伤者9.1万元。法庭认定李启铭（李刚之子）醉驾，致1人死亡1人受伤，肇事后逃逸，负事故全部责任。法庭鉴于李启铭家属（李刚）积极赔偿死者46万，伤者9.1万元，取得对方谅解，李启铭悔罪态度较好，酌情从轻处罚。这一结果，似应可接受，这是强大舆论压力下的结果。
二、“李刚门”事件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无关
学理性地讲价值观是在社会生活实践和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价值关系的观念形式,是集中体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进行选择和追求的态度、准则、目的、理想,并以评价方式发生作用的、较固定的取向性、评价性的价值意识体系。无疑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候，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也无可非议，然而在李刚门事件之后，就有一种论调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件出现，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代大学生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这样荒谬的论点，稍微有一定常识的人也会一笑了之，然而此处且试做分析。既然提到大学生，那么在此事件中大学生又指谁呢，是开车行凶的李启铭，还是已命丧车身的陈姓女生或是经紧急治疗后脱离生命危险的另一名女大学生呢。客观地分析，李启铭确实是某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也就是担得起论者眼中的大学生了，然而却要看到李启铭这样一个个案如何能够代表大学生这样一个群体，尤其是他同时具有的“官二代”身份呢。如果说是那两个女生，那么要知道这两个女生在本事件中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难道说在这样一个法制社里，两个遵纪守法的女大学生在校园里行走被撞成个一死一伤，已是莫大的不幸，未曾听闻有任何法律专家或者正义人士要为她们讨个公道，索要赔偿，反倒是在大学生的价值观上大书特书，莫不是说只要大学生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惨剧发生。
如果再把这观点发散开来，我们就会得出，居民楼被强拆是因为居民的价值观没有很好的树立，没有及时与政府的大政方针高度保持一致；乘坐动车出事了也是因为自身素质不够完善，没有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到动车事故，没有看到事件背后一小撮人的别有用心。总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李刚门”事件与大学生价值观的塑造无关，即使大学生的价值观塑造及其重要，但也不是本事件所凸显的重点。那么，“李刚门”事件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
三、“李刚门”事件与政府信任危机
在“李刚门”事件的酝酿期，公众就有一个疑问：如果是普通的交通肇事逃逸事件为什么不直接交由公安机关和法院处理，何至于闹得这样沸沸扬扬？这个疑问的答案从李刚的种种公关行动中可以看出来，死者同宿舍的学生为何一致缄默且一致获得保研的资格，死者的家属为何一直无法与新闻媒体接触，李刚父子又为何频频亮相电视，集作秀、道歉与一条？
很多人在责问河北大学给学生下禁口令，为什么没有人问一问谁给媒体下了禁口令？河北大学给学生下禁口令，还有学生出来说明情况。有关部门给媒体下了禁口令，为什么没有媒体记者出来说明情况？是不是因为媒体记者的素质比学生高？如果能做到公平公正，为什么要掩盖真像？通过掩盖真像，就能让中国人有尊严地活着吗？掩盖真像只能导致更多的猜疑和不信任！
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关上与孩子交流的门。因为一旦交流的门被关上了，这个孩子就没法教育了。有关部门在教化民众时，能否多想一想，你们是不是正在关上政府与民众交流的门？其实李启铭撞人且霸气外露地吼出那句让人蛋疼的“我爸是李刚”后，其父李刚的种种公关行为以及这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的表现所展现出来的政府利益的偏向所导致的信任危机真正问题所在。
而我们看到“李刚门”事件由最初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演变成一个危机事件,这无形中体现了网络日渐扩大的影响力。继爆出一系列由网友搜索到的“内幕”之后,网络围攻、网络暴力甚至“媒介审判”也就如期而至[1]。与轰轰烈烈的网络舆论监督相对照，传统媒体在很多危机事件中显得力不从心。在“李刚门”事件中，央视毫无悬念地陷入“作秀门”，就在于它只把镜头对准李刚父子而无视受害者一方。也许央视主观上不是有意要这样，但客观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观众有理由质疑—— 这不是报道，是“作秀”!甚至有网友很愤激地说央视是站在袒护犯罪分子的立场上。
为什么网民对“我爸是李刚”的反应这么敏感?为什么认定这句话一定有潜台词，继而穷追猛打，甚至挖地三尺?为什么一旦有导火索，民众的情绪就一触即发，星星之火终至燎原?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信任危机又首当其冲(当然，这里指的不是个人之间的信任，而是指公众对政府及代表政府的官员和占有资源优势的强势群体的信任)，而信任危机的出现又是由于屡次的不信任被验证为事实，所以是一种恶性循环。
从小的方面看，这只是个醉驾。从大的方面看，一个年轻生命已经逝去。代表权利与财富的肇事者与受害的平民百姓博弈，我们只是要求一个及其公开透明的处理过程和结果。政府竟然连这点满足不了我们。最可怕的地方是李刚代表的是政府部门。在这样一个全国性牵动上亿中国人之心的事件中，政府这样的处理结果是否给很多穷凶恶极的财富权利恶霸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同时也给极易失去理性的平民百姓一个很丰富的想象空间？[1]
四、前进之路：法制精神与纳税人意识觉醒
从近年众多的危机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其互动性及相对开放的自由度，“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不仅在网络舆论事件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在推进事件圆满解决方面正向作用也十分突出。”[2]从闹得沸沸扬扬的周久耕事件到南京梧桐保护事件，新兴的网络力量在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以开放性和互动性著称的网络民主力量也正在改变着政府的行事方式，在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功不可没。4.1法制空壳：有法不依竟为何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为什么“李刚门”事件不能按照正常的肇事逃逸案进行处理，为什么主流媒体对此事大都选择了三缄其口？我们常常被告知某人某事很敏感，却没解释到底怎么个敏感法，弱小的公民在遭遇切身利益被侵犯，乃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又或者已经遭受不测，法律如果都不能为公民提供庇佑，那么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更是矛盾的又一次积聚。政府每一次在重大公共事件中的无作为、甚至偏袒本为既得利益一方（如本案例中李刚父子在危机公关中如此顺利与政府有意的利益导向不无关系）都是以失去更多的信任为代价的。在众多的理性分析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网民问政”的兴起，因为的网民造成的强大舆论压力左右着案件的发展，使本该主持公平与正义的法律只能退居二线[3]。这样的看法貌似有板有眼，似乎无不对之处，而且也契合“司法独立”精神的呼唤，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司法独立”究竟是独立于什么？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对司法独立的表述是很有见地的，“司法机关的独立表现在它只遵守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表现在它的观念和行为不被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观念和行为所左右[4]。”那么什么叫社会团体呢，互动百科上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社会团体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目前的社会团体都带有准官方性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必须提交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业务主管部门是指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授权的组织。社会团体实际上附属在业务主管部门之下[5]。”至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网民既无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也无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授权，显然不属于社会团体的范畴，通俗地讲，网民仍旧是人民的一大组成，司法独立对网民独立找不到相应的理论支撑。其实从上面“司法独立”的定义已经很明晰：“司法独立”是独立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除法官受法律约束外，案件的具体审判不受制约。
因此，呼唤司法独立的确势在必行，但要切记，司法独立不能压倒人民的监督权。司法是为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但同时也是履行人民让渡的一部分权力，当知道权从何来，权为谁用，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更要参考群众的舆论。4.2纳税人，公民权利意识的全面觉醒
纳税人，是指税法中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或个人，明确由谁来纳税，又称纳税义务人，或纳税主体。纳税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依照税法规定对国家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又称纳税义务人、课税主体。
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的公共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从月饼税、加名税惹争议，到农民起诉财政局，再到本文着力探讨的“李刚门”事件，公众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纳税人主体意识，自然对政府的某些不公正、不公开的行为会表达不满。而这些不满聚集起来，会使得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原本极为分散的民意，因而我国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政府行为的变革，注定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上的一件大事。
五、结语
在网络日渐发达的今天，频频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为中国网民参与政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试验场，就连总理温家宝每年也作出沟通网民的姿态。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信任危机的解决最根本还在于政府提高其透明度，网民保持政治参与的热情，在每一个公共事件的处理中监督政府的行为，其意义不仅在于提高政府的廉洁度，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说到底也是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受侵害。
六、参考文献
金融危机深层隐患未除 篇3
中国改革近30年中，世界经济最大的变数莫过于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奇迹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亚洲混乱”。毫无疑问，这场危机给亚洲国家的发展罩上了一层阴影。
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两面性
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是亚洲国家加速经济现代化的一个成功秘诀。亚洲国家实现经济起飞，自己缺少资金技术，也缺少有消费规模的市场。出口导向战略不仅解决了资金技术缺口，而且突破了自身市场规模的限制。因此，与拉美国家所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相比，出口导向战略在推动亚洲国家经济迅速起飞方面要成功得多。但是，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也是有风险的。由于“两头在外”，出口部门对外部市场的严重依赖，导致其发展受到外部市场波动的严重影响。如果外部市场的进口发生萎缩，那么，出口的增长就不能实现。我们看到，10年前，电子产品价格下跌所造成的出口收益减少，严重恶化了企业的经营条件，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尽管许多国家的经济复苏仍然受益于出口的增长，但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如果不启动国内市场，增长的限度很快就会表现出来。其实，市场的潜力是很大的，如果实行积极的消费政策，由主要注重生产调整到生产消费并重的模式，那么，就可以使国内市场的潜力得到开发。像日本，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但是国内消费严重滞后，结果恢复经济还不得不靠增加出口，这不仅限制了自身经济的复苏，而且也夺走了其他国家的出口机会，延迟了其他国家经济回升的速度。
进一步分析，金融危机是由于亚洲国家产业结构失衡所致。
危机在于产业结构失衡
先看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在日本，农业在衰退，面粉靠进口，大量加工制造业纷纷外迁，只剩下金融业和不动产，这使得大量资金转移到第三产业上，第一、第二产业随之衰落，日本的泡沫经济与之有关。这在经济学上称为“产业空心化”。同时，在日本的产业政策中，行政影响很大，政府对企业施加的作用太大。从短期看，这种积极的行政干预对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有的;但从长期看，它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打破了均衡利益规律，使得各个产业部门不能协调发展，导致汽车等产业畸形发展。由于日本是靠大出大进发展起来的，每次全球经济衰退日本都深受影响。
东南亚国家亦然。金融体系十分脆弱，主要表现是银行因大量坏账缠身而惜贷，负债累累的公司得不到信贷无法起死回生，大量吸收短期资金，盲目用于地产投资，政府未能扩大内需，内需扩张滞后，经济必然依赖出口。泰国GDP对出口依存度竟达到了66%，一旦出口受阻，经济自然遭受打击。
归根结底是产品结构的问题
很多人把亚洲金融危机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脆弱，应该说这是重要原因。但笔者认为，亚洲国家貌似强劲实则脆弱的经济基础面，是孕育金融风暴的第一要因，危机归根结底是产品结构的问题。早些时候，亚洲国家产业发展的途径是首先日本将产业输出到“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又输出到其它发展中国家，整个亚洲国家生产的产品雷同，没有互补性，无非是汽车、家电、纺织品。产品趋同的结果是还没有等到欧美产品进入时，亚洲各国已打拼得如火如荼。由于产品品质大同小异，结果自然是价格战，而价格的竞争又多为汇率变化所牵动，可以波及全部产品。于是，1985年的日元升值使日本遭重创，许多市场为“四小龙”占有;到1995年美元兑日元汇率反弹，日元实现贬值，外贸出口重新具有了优势，导致“四小龙”外贸出口年增幅从1995年的21%下降为1996年的4.8%，以韩国受挫最为严重，从32%的增幅降为4.1%;东盟四国的境遇也不好，马来西亚的出口在1995年还实现26%增幅，而1996年仅为4%，印度尼西亚从13%增幅降为8.8%，泰国更从25%降至0.1%。市场趋同（集中于美国、欧共体等发展中国家），产品相近（多是家电、纺织品、汽车），技术无大差别，这使得出口到欧美的亚洲产品成了“廉价货”的代名词。正是由于亚洲的产品做不到多样化，没有领先于世界的高科技产品，在创新的时代里显得落伍了——曾经是亚洲“领头羊”的日本，其高科技比美国落后10年，其它国家更可想而知了。
同时，日本忽视了自主技术开发和基础研究，独立自主技术的发展受到了制约，使日本的技术缺乏发展的根底，处于科技开发后劲不足、难以顺畅组织产业结构升级的矛盾之中。
产品结构不合理，产业趋同，管理模式不合理，经济危机自然随之袭来。为此，加快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解决经济发展中严重的依赖性，已经成为摆在亚洲国家面前的最大挑战。
為何美国没有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
为何美国的产品还没有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因为其产业结构，已从生产制造为主的产业结构，逐步过渡到以智力、知识为基础的新型产业结构;美国经济已转而由技术和信息产业拉动经济，而不是过去那种投资拉动型。还在10年前，美国的信息产业就占其GDP的15%左右，超过了美国最大产业之一的汽车业;航空航天是美国的“掌上明珠”，15年前产业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生物技术已成为独立产业，主要应用于医药和农业，每年用于药品的研发费高达300亿美元。在全球生物产业2000家大企业中，美国占三分之二。这些产业的迅速成长和繁荣，使得美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摆脱了传统工业产品及其服务所遭遇的供大于求、市场疲软的困境。当亚洲国家还在拼命生产电视机、电冰箱、DVD这些技术早已成熟、市场早已形成买方市场的产品时，美国却一枝独秀，营销信息产品、生物制药，产品卖得火，卖得独一无二。
因此，当亚洲国家还是传统的工业社会时，美国率先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它生产的不再是钢筋，不再是水泥，而是信息，而是基于知识的高科技。知识的普遍应用，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现实。因为，知识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竭而且充满创新，使美国充满了创造力。这样，大大提高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使产业结构持续有力。在全球领先的行业中，美国一国就占了26个，使得美国经济持续有力。
当务之急是消除内在结构性缺陷
虽说我们庆幸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但经济结构在本质上是脆弱的。20世纪90年代中在东南亚出现的许多症状，正在中国出现:投资过度，流动性泛滥，外资涌入，股市狂热，楼市炽热，腐败成风，汇率机制缺乏弹性等。从深层次说，结构失衡，导致局部过热、局部过冷。这些失衡包括:城乡发展失衡、东部西部发展失衡，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失衡，高技术产品过少和中低档过多的失衡，对地方政府考评过分重视“政绩”与建立和谐社会保一方幸福的失衡等。
从经济学来说，靠资金、资源堆积起来的高增长，有着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很难长久持续。经济学家李斯特说的好，“有效率的系统的生产力组织是一国经济兴起的关键所在。后发展国家缺少的正是这种能够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生产力，也即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制度安排。” 如果内在的结构性缺陷解决的不好，中国将步日本后尘，出现日本经济的四大危机——贸易顺差、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慢性危机。
关于次债危机的深层次思考 篇4
关键词：次级债,资产证券化,深层次思考
一、引言
2007年2月13日汇丰控股为其在美国次级房贷业务增加18亿美元坏账拨备;3月1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企业———New Century Financial宣布濒临破产;7月10日, 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评级降低, 全球金融市场震荡。至此, 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和以它为基础资产的债券开始全面爆发危机。紧接着7月19日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基金濒临瓦解。花旗银行、法国最大的巴黎银行、北岩 (North Rock) 银行等众多跨国金融机构纷纷宣布卷入美国次级债危机, 损失惨重。
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和次级债危机的突然爆发和扩散也引发了投资者的高度恐慌。2007年7月至11月下旬, 美国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下跌了792点, 跌幅为5.85%;标准普尔500指数最低下跌至1406.7点, 较7月初下跌112.73点, 跌幅超过7%;日经225指数较7月初水平下跌2889.9点, 跌幅达16%。次债危机使得企业债券价格走低, 企业债券融资难度加大, 而资信良好的美国国债价格大幅上涨。由于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受次贷和次债投资损失影响, 市场流动性趋紧, 美国先后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超过1400亿美元, 加拿大、德国、日本等也提供了超过6000亿美元的流动性援助。尽管如此, 仍有越来越多的遭受损失的银行浮出水面, 2008年7月, 次债危机爆发以来最大的抵押贷款商美国印地麦克 (Indy Mac) 银行宣布倒闭, 危机在大银行的倒闭中加深。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 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和次级债危机造成的各类损失, 接二连三浮出水面, 对次级贷款和次级债危机的讨论不绝于耳。而这其中对于造成次债危机的原因的讨论大多都是基于对次贷危机的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 认为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出现了大量违约, 导致以其为基础资产的次级债也不能如期偿付本息。而本文试图在次贷违约导致次债违约这种直观的看法之外, 从次级债的证券化模式上寻找危机发生的内在机理, 同时探讨资产证券化中信用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二、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的概述
要了解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首先应了解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美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按借款人信用质量可以分为优质抵押贷款 (Prime-mortgage) 、次优抵押贷款 (Alt-A Mortgage) 、次级抵押贷款 (Subprime mortgage) 。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的信用评分低于优质抵押贷款和次优抵押贷款, 主要集中于贫穷者、教育程度低下者、少数族裔、职业不稳定者。正因为还款不确定性更大, 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被归入住房抵押贷款的最低档次, 并且被课以较高的利率。
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 (简称次级债) 就是以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作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贷款发放机构将其住房抵押贷款的受益权打包出售给一个具有风险隔离功能的特殊目的载体 (SPV,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往往是信托机构) , 由充当特殊目的载体的信托机构公开发行以此受益权为基础资产支持的偏债性的证券, 发行募集的资金用于购买抵押贷款, 投资者相应获得主要由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构成的收益权。具体发行过程参见图1。信托公司 (或特殊目的载体) 承接从贷款发放机构资产负债表中转移出来的住房抵押贷款, 在证券化的同时, 还需对证券进行信用增强的工作, 然后由信用评级机构予以评级, 利于投资者做决策。
三、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违约是次债危机的直接原因
从资产证券化模式不难看出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违约是次级债发生危机的直接原因, 正是因为借款人无力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本息, 导致现金收支账户也无法向次级债的投资者按期支付本金和利息。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中, 导致住房抵押贷款违约的原因有哪些呢?
1. 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面向的贷款对象的资质首先就比不上优质和次优抵押贷款。
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少数族裔、职业不稳定者、教育程度低下者, 他们未来的收入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 当他们无力支付住房抵押贷款的本息时, 以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的债券也就失去了还本付息的来源。
2. 美国利率走高。
美联储从2001年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联邦基金利率不断下降, 直至2004年开始进入上升通道。融资成本较低有利于推动贷款规模增加, 但是从2004年6月底美联储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2004年中期至2006年美联储共计加息17次, 随之带动抵押贷款利率的逐步爬升, 借款人还款压力增大。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借款人的资质本来就较差, 尤其是对选择ARM (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 的借款人, 利率重置后的贷款成本明显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
3. 房价的下跌。
在房价上涨时期, 房价坚挺, 可以通过出售房产或以价值坚挺的房产作为抵押继续再融资, 来归还住房抵押贷款。房价一旦下跌, 资产缩水, 无法通过再融资来偿还前期贷款, 即便折价出售也很难找到买家。
总而言之, 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更多的是依靠房价的不断上涨作为支付本息的保障, 而不是依靠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为其提供稳定的现金流。
四、从资产证券化模式的角度看次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直观来看, 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大量违约导致了以其为基础资产的次级债无法按期偿付, 归根结底是违约风险, 这个古老而又传统的风险。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提前偿还风险、利率风险、违约风险等等。正因为违约风险是一种古老而又传统的风险, 长期以来每项资产证券化对它都有常规而又必须的管理方法, 似乎金融机构都认为对资产证券化中的信用风险已经没有太多的文章可做。而把注意力都着重放在了对提前偿还风险、利率风险的管理上。
按理说, 每项资产证券化过程针对信用风险都特地安排了信用增强这一环节, 对债权提供担保或保险, 并且有信用评级机构揭示风险和提供信用评级。但是我们从贷款发放机构、资信评估机构、最终证券投资者所处的三个环节依然可以发现次债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1. 贷款发放机构。
首先, 从资产证券化的程序可以看到, 贷款从发放机构剥离到充当特殊目的载体的信托机构后, 这些充当特殊目的载体的信托机构被设计成一道防火墙:一方面, 它保护了在贷款机构出现财务困难时, 任何债权人也无法对这批剥离出去的证券化贷款提出追索要求, 资产被置于贷款人的破产程序之外;另一方面, 当这批证券化的资产后来发生违约风险、无法偿付本息时, 最终投资者也不得向贷款人追索求偿。正因为资产证券化中的这种“真实销售”的设计, 贷款发放机构的受益与它所发放的贷款的风险被隔离开来, 使得贷款发放机构的权利与责任不再对等, 贷款发放机构将发放的贷款打包出售给特殊目的载体提前获得收益, 贷款的信用风险也就与其相隔离, 被转移至债券的投资者。尤其在特殊目的机构和证券化的最终投资者对贷款质量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贷款发放机构更有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动机, 不去仔细甄别借款人的资信和偿还能力。
其次, 在通常的贷款证券化过程中, 一旦设立了特殊目的载体以后, 贷款人今后发放的此类贷款就可以直接转移至特殊目的的信托机构, 由其打包证券化后出售, 仿佛成为一个自动循环的过程。可以如此方便快捷地将贷款证券化, 加上每发放一笔贷款, 贷款人都可以收取一笔费用, 于是贷款人发放住房抵押贷款争夺市场分额的动机进一步增强。
再者, 由于借款人与最终的投资者的信息传递过程较长, 而且每次证券化是将很多单个借款人的贷款打包到一起, 除非所有借款人或绝大部分借款人同时发生违约风险, 否则短期内即使部分借款人出现违约风险, 整个贷款包支持的证券的利息的偿付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风险不会马上暴露。因此, 贷款机构在风险管理意识不够强、在可以如此方便地将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中转移出去的条件下, 不顾资信地不断审批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欲望自然会膨胀。
2. 资信评级机构。
曾经在美国安然公司倒闭的事件中, 资信评级机构在安然公司的观察分析、评估过程中, 调查工作的不尽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在这次美国次级债事件中, 资信评级机构是否做到了尽职尽责, 让人质疑。次债危机全面爆发前, 评级机构对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的评级有80%多是在BBB (投资级) 以上, 一直到2007年7月, 次债危机已经为世人所瞩目后, 评级机构才后知后觉地调低了对次级债的评级。那么评级机构这个具备专业资质的向公众披露信息的独立第三方为何未能事先准确向公众提供评级信息呢?
首先, 最重要的原因, 在美国对是否应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至今存在争论 (柳永明, 2007) 。反对对评级机构过多监管干预的一方认为信用评级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获得的信息的质量, 但它们没有义务和法律依据对受评企业进行审计或查究欺诈行为。只要评级的工作程序符合有关专业标准的要求, 及时评级结果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评级机构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由于信息的不完全, 外界事后很难判别评级机构是否尽力地去获得了高质量的信息、严格遵照了评估标准, 事后监督的成本过高。而且, 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 不应当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钳制。
再者, 资信评级机构的商业模式影响了其提供公正的资信评估服务。从1970年以后, 资信评级机构向受评对象收取评级费用成为其主要的利润来源。迫于受评企业的压力或者为了追求市场分额, 评级机构可能会夸大评级结果。而且评级机构往往向受评企业推销各种附加服务, 包括评级前的预评估和企业咨询, 这更会影响评级机构最终提供的评级结果的公正性。
3. 最终的证券投资者。
整个资产证券化流程中, 最终的证券投资者处于最末端, 他们对于每笔贷款掌握的信息最少。贷款发放机构是最先与借款人接触的机构, 它们应该在尽职调查、充分获取借款人资信信息后, 才会发放贷款。作为贷款证券化后最终的投资者, 如果想自己去调查、获取当初的借款人的信息, 显然成本过高。简单举例, 假设有一个由500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组成的资产包, 每份贷款的调查资料为100页, 如果处于信息最末端的最终贷款人投资这个由500份次级贷组成的资产包, 并逐一分析其中的每份贷款, 工作量巨大, 而有的资产包甚至更大。这次次债危机中还有大量的CDO (担保债务凭证) 、CDO平方、立方等衍生产品, 它们是将已经证券化了的债券根据投资者的需要进一步组合打包, 派生出新的证券, 要想调查其原始资产的信息成本更大。证券投资者较好的做法就是直接从贷款人或是资信评级机构手中获得贷款资质的信息。根据前面的分析, 贷款发放机构是否会尽职调查借款者的还款能力尚且值得怀疑。而最终投资者对贷款发放机构是否做到了尽职尽责的监督的成本也相对较高。即使最后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本息, 导致投资者无法收回投资, 也很难说明当初的贷款机构没有把好关。
五、结论和启示
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的大量违约导致了以其为基础资产的衍生产品——次级债的危机, 信用风险被从信贷市场转移到了证券市场。信用风险是银行信贷活动始终伴随的风险, 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发现, 经过证券化的模式后, 一方面贷款的信用风险被从放贷机构剥离出来, 另一方面, 滋生了促使信用风险发生的更多内在因素, 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大提高。但是, 贷款证券化提升了放贷机构的资产负债管理能力, 资金来源多样化, 降低了资金成本, 分散了风险。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将期限较长的住房抵押贷款提前变现, 有更多的资金提供新的贷款。证券市场也丰富了不同期限、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品种。因此, 我们不能否定贷款证券化, 而应透过次债危机去想到如何完善诱发风险的环节。
首先, 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过程中存在着过长的委托代理关系, 为了保证风险评级机构能够做到尽职尽责, 同样需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并且制定详尽的规则, 保证其对所评级的资产信息披露更加充分。对于贷款发放机构, 为了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 不影响“真实销售”的目的, 需要提高贷款标准, 对证券化的贷款包提供抵押担保、选择第三方信用担保或进行保险。其次, 改进风险定价。次级债、债权抵押担保凭证作为金融衍生产品, 甚至是将债权经过多次复合, 需要考虑的风险因素将更多, 尤其是处在证券投资最末端的最终投资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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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的深层危机 篇5
事件回放：数据造假后果很严重
2015年9月18日，美国环保局在指控大众汽车集团在所产的车内安装非法软件、故意规避美国汽车尾气排放规定。根据指控，涉及违规排放的车包括大众集团2008年以来在美国销售的约48.2万辆柴油车。按照每辆违规排放汽车可能被处以最高3.75万美元罚款的标准，大众汽车可能面临一张180亿美元的“天价罚单”。大众在22日承认数据造假，并称该公司在全球涉及违规排放的汽车可能多达1100万辆。据外媒报道，德国的交通部门24日表示，大众汽车公司已经承认在欧洲也使用了在美国市场使用的排放检测造假软件。德国运输部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表示，他已得知安装有排放检测造假软件的车辆包括一些装有1.6升和2.0升发动机的柴油车辆，大众排放检测违规事件涉及1100万车辆。
大众“排放门”丑闻的后果极其严重。9月21日法兰克福股市盘中，大众股价一度下跌超过20%，最终收于132.2欧元，跌幅为18.6%，单日市值蒸发超过150亿欧元。22日，大众汽车的股价再次暴跌20%左右，触及4年来的低点。欧洲主要股市因而全面受挫，巴黎CAC40指数、法兰克福DAX指数跌幅均超过3.0%。
除了股市的大幅震荡，大众“排放门”还造成了各国对德国汽车品牌监管的强化。英国运输部日前已向欧盟致信，请求在欧洲层面展开一项针对汽车尾气排放检测状况的紧急调查。法国环保部长罗雅尔在当地时间9月24日决定对百辆汽车实施抽查检测。政府将督促有关部门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对法国产和进口车统统进行抽检。雅尔指出，大众作弊丑闻挑战了测试程序公信力，掩饰了那些不遵守排放标准的制造商。韩国环境部一名官员22日说，韩国将调查大众汽车在韩国销售的高尔夫、捷达和奥迪A3等3种型号柴油车是否安装可规避尾气排放检测的装置，如果当局发现这些大众柴油车中存在问题，那么调查将扩大到所有（在韩销售）德国柴油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4日就德国大众汽车尾气造假丑闻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消费者的权益必须得到有效保障。
面对如潮的压力，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以“百分之百的透明度”查清这桩丑闻。“我希望事情真相尽快大白于天下。”默克尔说。然而，事件不会因此而停止发酵。舆论已经开始怀疑事件并非大众个案，而是整个德国汽车工业的潜规则。尽管奔驰、宝马等汽车企业都声明否认存在尾气数据造假情况。但德国交通俱乐部发言人称，大众丑闻只是冰山一角，检测造假在很多汽车厂商中存在，只是现在缺乏足够证据。
大众“排放门”的恶果是严重的。德国《日报》毫不客气的批评到：尾气数据造假不只是大众汽车的危机，还损害德国其他汽车集团的声誉，破坏了整个德国工业的形象。既然连德国汽车制造工艺的旗舰品牌大众汽车和奥迪会靠作假来谋取出口业绩，那么还有哪个德国品牌值得信赖呢？报道警告说，“大众汽车要是垮了，德国也就垮了。而德国要是垮了，欧洲也就垮了。”
质量问题倒在其次，毕竟单一个案无法否定德国质量的事实。但从长远看，“排放门”的发酵势必影响全世界对德国制造的信心，从而严重危害德国工业4.0计划。众所周知，德国工业4.0被认为是欧洲摆脱经济疲软，对抗美国高科技优势和中国成本优势的战略举措。此时爆出的大众“排放门”丑闻，这一计划无异于遭受一记重拳。无外乎有阴谋论者认为，大众“排放门”是美国对德国发起的经济战争。
大众丑闻的深层文化成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众“排放门”的爆出击碎了德国质量的神话，作为一个以质量闻名的国家，为何会爆出如此低级的质量丑闻呢？笔者认为，这与德国人质量管理的理念有重大关系。不过，在分析德国人的质量管理理念前，我们首先简单了解一下德意志民族的文化意识。
德意志民族起源于今天德国北部的普鲁士地区。13世纪，条顿骑士团发动对普鲁士地区的征伐，逐步将当地各族群统一，并形成了普鲁士王国，也就是现代德国的前身。在军事征伐的过程中，欧洲中古的骑士文化也影响了普鲁士居民。骑士（knight）不是骑兵（cavalry），而是欧洲一个特殊的阶层。这个阶层非常非常重视自我修炼，将个人优秀品质的培养视为对上帝的义务，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继承了骑士精神的普鲁士民族非常重视国民修养，将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视为生活的常态。
这种精神传承造就了德意志民族浓厚的精英文化，进入工业时代后，这种文化集中表现在对于产品质量孜孜不倦的追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匠精神”。笔者刚开始学习质量管理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德国人是不需要质量管理的，因为这个民族早已将质量意识融入血液。质量低下在德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事实上在德国的工厂，我们也没有看到美日企业常见的QC、六西格玛等质量管理手段。可见，德国人的质量理念就是依靠人的高度自觉来管控产品质量。当然德国人或许没有意思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压根就不认为质量是需要管理的事情。
笔者不否认德国人质量管理理念的合理性，毕竟当今先进的质量管理思想都将员工的质量意识质量管理放到第一位，强调全员参与对质量管理的重要性。但笔者认为，凡事都具有两面性的。德国人的质量管理理念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但这个假设并不总是成立。特别是当遇到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又缺乏必要约束机制时，人很难坚持内心的底线。我们看到现代质量管理经历了从消极的“质量控制”到积极的“质量管理”这一漫长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逻辑内涵。做好产品质量，首先要对危害质量的负面因素进行管控，这就需要一系列严格的质量制度；其次才是对促进质量的积极因素进行提升，这就需要激励全员为质量提升而奋斗。德国人的质量理念直接跨越了质量控制的层面，造成了质量管理上的严重缺失。这种质量理念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则必然是“排放门”这种举世震惊的大事。
另外，对德国质量的造神运动也是此次“排放门”事件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世界上对“德国质量”有一种迷信的崇拜，而国内则变成了一种“质量拜物教”，而德国企业似乎沉醉其中无法自拔。近几年大众质量事故频繁发生，但是每次事发后，大众都是百般抵赖，让国人先从自己的路况、油品、驾驶习惯找原因。速腾断轴这种明显的偷工减料居然以“美国也是这么卖的”打发。此次“排放门”事件也是早有预兆，2013年国际清洁运输委员会委托西弗吉尼亚大学对美国在售的多款柴油发动机汽车开展尾气排放检测时，就发现大众汽车尾气排放最严重时达到美国法定标准的40倍。但大众汽车百般抵赖，直到美国当局扬言拒发大众明年的柴油车证照才承认错误。由此可见，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已经让以大众为代表的德国企业将质量视为自在之物，拒绝倾听顾客的呼声，甚至明目张胆地否认问题和事实。在这种心态下，质量问题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德国式质量危机的教训与启示
那么此次由大众“排放门”丑闻诱发的德国质量危机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和启示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对企业而言，质量管理要靠“法治”，而不是“人治”
此次德国质量危机的根源就是质量管理中的“人治”，即单纯依靠人的自觉性去维护产品质量。实践证明，这种质量管理方式风险极大。在没有约束机制的情况下，一旦人丧失自觉性，质量问题就会如江河决堤，一发而不可收。
因此，质量管理必须依靠严格的制度。企业要根据自身实际制度全面、系统的质量管理制度。制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基于防范坏人的目的，对质量工作的责任人严加约束，尤其是要确立领导者为质量的第一负责制人。企业对质量管理制度的执行要有法律般的严肃性，对制度执行情况要进行监督检查，对质量工作负责人做到赏罚分明。对尚未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企业，我们建议企业按照ISO9000族的标准建立体系。总之，企业质量管理必须做到“依法治质”。
二、对国家而言，质量关乎国家利益，必须强化监管、社会共治
本次大众“排放门”事件让全世界对德国汽车工业都产生了质疑，奔驰、宝马等品牌纷纷发声撇清关系。对德国而言，其产品的技术不如美国、成本不如中国，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质量。如果现在连这个优势都丧失了，德国企业就将彻底失去竞争力，国家经济也要面临巨大危机。从近期国际形势看，世界经济格局正面临战后最大的调整。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的工业4.0和中国的制造业2025，被认为是这一格局的三大基石。产品品质是工业4.0的基础，如果此次危机处置不当，很有可能使德国丧失此次战略机遇，造成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
此次德国质量危机再次表明，政府监管不力必然导致企业质量出事。长期以来，德国产品的质量一直得到世界的认可，甚至被奉为圭臬。这种高度信任导致包括德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对德国产品质量疏于监管，间接造成了企业对质量的放任自流。德国这样的质量强国尚且如此，何况中国这种质量问题较多的国家？但加强质量监管不能只靠政府，还需要发动社会的力量。此次大众“排放门”就是由美国的民间组织和科研机构发现的。美国的这种质量管理方式值得我们借鉴，我国也应当建立由政府、行业协会、民间组织、舆论和公众等力量构成的质量治理体系，以社会共治的方式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的质量管理水平。
三、对社会而言，要树立正确的质量观念，科学、客观、公正地看待质量问题
本次大众“排放门”事件由一个企业的质量事故上升为国家的质量危机，这样的情况在质量发展史上非常少见。之所以会如此，就在于大家对德国质量有一种无条件的信任，而这种信任一旦崩溃，人们就会产生被戏弄的愤怒。然而，对德国质量的无条件信任并不是德国企业造成的，而是社会舆论长期渲染的结果。尤其是在中国，德国品质长期以来被当作对比中国质量低下的舶来品。以至于在老百姓眼中，德国制造就等于高质量，而事实上这二者在逻辑上没有任何联系。
社会公众在质量认知上的愚昧对企业而言没有任何好处。对德国质量的迷信导致了肆意透支自身的公信力，德国车企在中国甚至搬出自己的德系品质来搪塞舆论的质疑，而丑闻一旦爆发企业将被迫吞下全部恶果。毫不夸张地讲，全世界对德国质量的信任害了德国企业。因此，社会舆论有责任向公众宣传正确的质量观念。让公众明白，产品质量的实现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它只与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有关。除此以外的一切因素，如国籍、厂家等都与质量没有关系。破除质量迷信并不是针对特定国家和企业，而是让公众具备参与质量社会共治的能力，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帮助企业提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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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的深层危机 篇6
(一)
早在三年前,随着中央一声令下,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得以终结,博得了举国亿万人民的欢呼。取消农业税这一德政的实施的确令人欢欣鼓舞,以致人们在兴高采烈之余,鲜有人去认真倾听那发自肺腑的“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形势依然严峻”的呐喊。然而,当历史的车轮满载着欢声笑语、歌舞升平进入2008——一个多事之秋,却不能不让我们驻足去冷静地思索:税费改革到底解决了什么?同时又带来了什么?
早在1990年代末,李昌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痛诉”既触动了总理,也惊动了整个社会,三农问题由此才被真正“建构”成为一个“问题”,并迅速升华为学界及社会的热点。面对由农业税费负担沉重所引发的种种恶性事件,学界称之为治理性危机。然而,如果细细追究起来,情形可能不然。实际上,尽管当时的税费负担沉重,但是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依然能够基本得到保障,而且,在税费征收的过程中,农民可以通过拒交税费来要求甚至威胁乡村干部提供公共服务。即使当时的乡村社会远未达至善治的理想,却也尚未陷入治理性危机的困局。因而,与其将由于过重的税费负担而引发的大量群体性事件归为治理性危机,毋宁视之为由于农业税费负担沉重引致底层民众的奋起抗争而使得乡村基层政权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困境。
为了化解这场政治合法性困境,中央于2000年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程,并最终于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考察税费改革以及取消农业税政策,不能不注意到贯穿于其中的两条主线:
一方面,税费改革及取消农业税的直接后果,就是乡村组织的收入来源大大减少,使其陷入财政困境,许多地方的乡村基层组织甚至在“玩空转”或者沦为“吃饭财政”。为了缓减乡村组织的财政困境,国家加大了对乡村组织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然而,这些财政转移支付也只是杯水车薪,难以救乡村组织于水火之中。于是,我们看到,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组织普遍变得消极无为,他们不再有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的动力。尽管国家的财政支农力度在加大,但因资源的有限性及分配的非均衡性,同样难以有效地为农村提供公共品。
另一方面,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国家还逐年加大了对农民的粮食直接补贴,粮食直补虽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增强了农民对政府的认同,但却由于其钱款使用的分散性而无法为村庄公益事业提供支持。由是,我们便可看到税费改革的两个层面的后果:一是政治层面的,二是治理层面的。从政治上看,取消农业税从根本上斩断了加重农民负担之源,由税费负担沉重引致大量农民群体性事件而导致乡村基层政权陷入政治合法性困境的局面得以消除,各种因为税费问题而引致的群体性事件迅速平息,农民对国家的认同也迅速提高。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在世纪之交出现的危机是一场政治合法性困境,所以中央采取基于政治逻辑的办法进行处理能够迅速见效,将这场危机适时遏止。
然而,由政治逻辑主导的税费改革却同时忽视了治理逻辑,即忽略了乡村社会对治理的需求。在税费改革之后,全国各地又掀起了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这方面的典型如湖北省推行的以钱养事改革,将乡镇事业单位推向市场,实现从“以钱养人”到“以钱养事”的转变,希冀达到改变冗员过多、调动乡村干部工作积极性的目的。然而,实践证明,以钱养事改革远未达到改革设计者的预定目标。乡村社会在税费改革后出现了诸多学者调查到的公共物品凋敝,乡村社会出现混混、黑恶势力焦灼的局面。
总结起来,税费改革因忽视治理逻辑而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促成了当下乡村社会的治理性危机:其一,从财政上看,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使得乡村基层组织收入来源大大削减,断了他们的“奶源”,也打击了他们干事的动力、削弱了他们为民服务的能力。其二,由税费改革“倒逼”而致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给乡镇政权“消肿减肥”的同时,也削弱了他们可以动员的力量,从而削弱了其执政能力。
在税费改革的政治逻辑的指引下,乡村基层政权的治理功能也一并削弱。换句话说,乡镇基层政权在丧失了“干坏事”的条件的同时,也失去了为农民做好事的动力和基础。当然,税费改革之后,乡村社会在短期内获得了一个相对和谐的环境,税费改革的政治逻辑发挥了其应有的效果。
然而,短暂的和谐与平静却难以掩盖其内部的问题与矛盾。当乡村基层政权普遍因无能为力而变得消极无为、无法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使得农民对治理的渴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乡村社会的治理状况便愈益恶化。许多学者的乡村调查已经敏锐地发现了税改带来的这一效应。
(二)
2008年11月,当我们亲身进入中部某省H市观察当地村两委换届选举时,看到的却不仅是乡村治理表面上的恶化,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治理的恶化导致的治理性危机逐渐凸显,并渐渐升华为新一轮的政治合法性困境。
在该市G镇展开的村两委换届选举中,有十来个村庄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恶性事件。就在选举的前夕,G镇六房村的200多名村民因为前任村干部在任期间“没有为村民办实事”,致使村里的道路失修、水利灌溉系统瘫痪、近三百亩的水田不得不蜕化为旱田耕种等等问题而聚集到镇政府上访,将镇政府大门围了个水泄不通。就在同一天,与之相邻的广田村则因为村民告发村干部遭致报复而导致一老人服毒自杀的惨剧,引起极大的民愤。村干部在处理事件中还动用了黑社会的力量。在其他一些村庄的选举过程中,也发生了诸如冲击选举现场、砸毁投票箱之类的恶性事件。整个乡镇和市政府都陷入到了此次选举事件所引发的政治危机的泥淖之中。
凡此种种,如果我们行走到乡村社会底层去仔细观察与品味,就可以卸去我们以前单纯地将其化约为“农民维权”或者简单地定性为“莽夫犯法”的想像。发生在村两委换届选举过程中的系列事件,实际上是农民对当下乡村治理现状极其不满的表现,表达的是农民对善治、对公共服务、对能为农民办实事的能人的强烈渴望。
关于后税费时代的农村社会形势的研究,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公共品供给缺失、乡村社会黑恶化的问题。然而,至于公共品供给缺失等问题将在乡村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将如何会影响到乡村治理及乡村基层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却鲜有人关注。
笔者认为,在取消农业税后的三四年里,乡村社会虽然表面上平静,其实内部却正酝酿着严重的治理性危机。这段时间的乡村社会正在煎熬着无治理(或者治理混乱)的状态。伴随着乡村基层政权执政能力的削弱,农民对治理的需求与渴望无法在乡村基层政权获得满足,他们的诉求对象便呈现出逐渐升级的趋势(比如上访到县里、市里等更高一级的政府),治理性危机便接二连三地爆发。如果再将眼光投向近年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江西林权改革事件以及其他种种由黑恶势力介入引发的事件,那么,我们的话语将不再是“危言耸听”了。
总而言之,取消农业税后的乡村治理性危机如果无法在乡村两级得以解决,就必然爆发更大规模的政治合法性困境,而这个危机又不仅限于乡村范围内,它必定要向更广阔的政治空间扩散,引发更大的政治性困境,而这种政治合法性困境将进一步导致农村底层社会的失序,危害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
(三)
前文已述,在世纪之交的乡村社会出现的危机,是一场由税费负担沉重引致的政治合法性困境,它的解决方式是在政治上的彻底调整,所以当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后,这个危机似乎在一夜之间便得到化解。
然而,当由乡村社会的治理性危机而引发新一轮政治合法性困境时,仅仅采取政治性的策略显然已经难以奏效。其原因在于,治理层面的问题虽不如政治层面的问题那样具有危害性,但却因其结构性、复杂性特征而更加棘手,更加难以解决,它不会因为政治策略的实施而得以迅速化解。当下乡村社会的政治性困境无法通过单一的政治性的调整来解决,它所需求的解决方式不是一次性的、短期范围内的,而必然要与整个乡村的治理面貌相适应。
食品安全的深层危机 篇7
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在美国历史上是规模最大的,波及范围也最广,而其动用金融救助方案,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仅有的。全球救助正在竭力防止美国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但是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仍在继续,并在国际间不断传导。从伦敦、巴黎到法兰克福,欧洲主要股票指数连续暴跌,亚洲、香港恒生指数,日本日经指数跌幅超常……。
这场危机使西方人重新想到了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也导致了《资本论》突然在欧洲一些国家热销。《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石,给人类指出的是规律性的东西,难怪现今的欧洲人“困而知学”,又重新回到马克思语境中来。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以《资本论》为基石来分析此次金融危机逐渐在全球引发的深层原因。
二、全球金融危机深层原因分析
(一)资本主义制度产物
当代资本主义是国际垄断的资本主义,资本在马克思以后的百年间,在国际化运动中实现不断增殖,垄断已成为高度集中的国际垄断。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特征在当代依然没有变,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它的剥削和统治形式也更加完备,垄断组织也不是马克思年代的“国际托拉斯”,而是庞大的跨国公司,以及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子公司。
与这种庞大的跨国公司相适应的是国际金融资本。国际金融资本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金融资本的冷却下,资本和财富迅速集中,在世界上形成空前巨大的财团,寡头和超级富豪。它的表现形式是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世界金融体系。
《资本论》中指出:“关于进口和出口,应该指出,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那时就会发现,一切国家,除少数例外,出口和进口过多,以致支付差额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是逆差。”(卷三,556页)
(二)全球化误导
在《资本论》中,“一切国家”、“世界市场”等概念,随着对资本扩张的叙述,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马克思所指范围,大体近似于当今的“全球化”概念。可今天“全球化”却有它特定的内容,特定的背景,它已经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经济模式,这次危机与这一模式有着直接关系。
“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上面提到的高度集中的国际垄断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化”过程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推向全球的过程。
全球化的三大支柱是:新自由主义,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这些理论和机构虽然在全球化到来之前就都已存在,但只有到了“全球化”时代,它们的作用才得到充分发挥。
1. 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来源于古典主义,它看上去仅仅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当前的复活,但是它流行的背景更值得注意,它最初是作为拯救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剂药方,而为当权者所重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曾经指导过战后西方经济高速增长的凯恩斯主义面对危机无能为力。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西方国家纷纷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才得以渡过危机,并不同程度地带来了经济繁荣。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这似乎是从反面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的成功。于是新自由主义又开始从学术和理论逐渐走向政治化,并发展为西方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理论和意识形态,它在国际实践中表现为“华盛顿共识”———即要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放任政策。
2. 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三大组织分别管理着全球经济中货币、贸易和投资领域,对世界经济具有无比的影响力。虽然它们头顶着“国际”或“世界”的帽子,但它们都掌控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手中。比如,在世界银行内部,美国一家控制着16%以上的投票权,对世界银行任何一项重大决议都拥有否决权。并且按照惯例,世界银行行长的职务均由美国总统提名,并始终由美国人担任。由此看来,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因而它有明显的利益倾向性。
3. 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离我们很近,麦当劳、索尼、微软、西门子等等就是跨国公司的典型代表。那么跨国公司究竟是怎样的机构呢?我国学者认为,跨国公司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象征和标志。其实,跨国公司就主体而言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目前为止最有技术水平、最具经济规模、对社会经济生活最有影响力,也最具破坏力的代表性企业。
新自由主义、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三位一体,它们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面貌和特征,是全球化的象征和标志。其中,新自由主义是主导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国际经济组织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资本正是借助它们的力量在全球疯狂扩张。在今天,资本矛盾表现为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正是资本矛盾的日愈尖锐使全球经济停滞和衰退,最终将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三)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国际金融体系
1. 虚拟资本极度泡沫。
按《资本论》所述: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重性,实物形态与价值形态的二重形态,使整体的国民经济划分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部分,这两类经济本应大体一致。
虚拟资本的积累在通常情况下是可以与实体资本积累相脱节的,即虚拟资本积累反映的价值符号可以与实体资本的真实价值无关。虚拟资本的量与实体资本的量不一致,并且使用经济越发达,虚拟资本的量就可以更多地超过实体资本的量,一旦超量过大,交易主体的预期和信心就会受到冲击,虚拟资本量相应会急剧缩小,这就可能直接引发金融危机。
2. 美元霸权的形成。
冷战结束后,金融全球化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都是以美元纸币融资的,而美元不仅继续充当国际贸易的主要储备货币,且更重要的是继续充当国际金融的主要储备货币。美元霸权的形成使美国能够以资本账户盈余消除国际收支失衡。
在美元霸权的作用下,今天的新型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是史无前例的,也是触目惊心的。在这两个关系着各国国计民生的领域,美元霸权是结构性的。美国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全世界的中央银行被迫用手中结余的美元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因为这些美元只被允许作一种用途,那就是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央行也为美国政府国内预算赤字融资。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越大,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银行手中结余的美元越多。这些不得不再循环到美国,购买美国财政部债券的钱,也就越来越多。
3. 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元霸权为特征。
美元霸权导致当前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一种恐怖的平衡状态,任何实质性的变革都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彻底崩溃。正是害怕彻底崩溃,全球金融体系的上层国家,例如,欧洲和日本,虽然已经感受到美元霸权对全球经济平衡持续发展的危害,但是却不敢提出任何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替代方案来动摇美元霸权,世界金融体系陷入日益混乱而脆弱的状态,危机四伏。
在全球化的国际金融环境中,美国通过美元杠杆等于把国内危险转向国际市场。现行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公共牧场”,当美国这样如此庞大的经济体把风险往里面转移时,各国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均受影响和动荡。
英国《观察家报》称:“心术不正的华尔街正威胁着世界经济,越来越严重的金融危机是一场历史性的大灾难,将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影响,这不仅是美国的危机,也是全球的危急时刻。”
三、结论
综上所述,按马克思学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概括说有三点:
1.它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表现为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者群众有支付手段需求不足的矛盾对抗性暴发,即资本主义性质使然。
2.它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政策误导的结果,即全球化运动。
3.作为国际资本主义核心力的美国,它所具有高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体系的过度投机性、欺诈性及其管理失控与崩盘所致,即美元霸权及其国际金融体系。
这三点简单说,一是资本主义性质,二是全球化运动,三是美元霸权及国际金融体系是这次暴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人们重新对马克思主义及《资本论》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以《资本论》为基石来分析此次金融危机逐渐在全球引发的深层原因,即资本主义性质、全球化运动和美元霸权及国际金融体系是这次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论,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郑良芳.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成因剖析和十点警示[J].经济研究参考,200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