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山寨之痛（精选9篇）
中国企业的山寨之痛 篇1
不可否认, 山寨建筑这样一个名词, 是在近一两年出现的建筑话语。它的得以命名, 显然是来自于人们对于山寨手机等数码产品的戏仿。如果抛开词语的形式套笼不说, 我们或可以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山寨建筑这样一个词语之前有没有山寨建筑呢?中国当下风行一时的山寨建筑在历史上有它的根源吗?
至少在笔者看来, 答案是肯定的。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筑史和城市发展史, 我们大致可以综括出这样一条粗略但却不失明晰的历史线脉:从1950年代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 到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向北京看齐, 再到上世纪后期迄今全球资本时代的西化风潮——这就是中国山寨建筑的历史谱系所在。
60年的城市化运动史, 山寨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一直尾随着中国城市和城市建筑的建设进程不曾离去。今天, 我们唯有正视它, 才能真正想办法去解决它。本文即从这三个历史阶段入手, 试着去为读者归纳这段不那么痛快, 然而却须得面对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老大哥学习
作家铁凝在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中, 这样描述主人公安德烈所在的城市:“这座城市和棉花有着亲密的关系。……从50年代开始, 这座城市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 一口气建造起近十家纺织厂。说它一口气, 仅用此形容神速。好比我们形容那些身大力不亏的强壮妇女, 说她们一口气生了多少个孩子。这些纺织厂, 不仅设备、厂房、技术由苏联人提供, 就连生活区的建造也由苏联专家一手设计。很快的, 这些纺织厂和由它们派生出的生活区就占据了这城市近一半的面积。如今, 当90年代的我们经过这些由苏联人设计的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时候, 我们一面端详着那些面目相近、老旧而又略显笨拙的楼群, 端详着楼房顶端那一溜溜熏得乌黑的排烟道, 一面仍能体味出苏式建筑的用料实惠、宽大沉稳和向往共产主义的浪漫热情。比方说每一片生活区内整洁规矩的绿地花园;比方说与花园们相匹配的职工俱乐部。在每一个俱乐部屋顶上, 都竖着两个相隔很远的龙飞凤舞的红色大字:舞——会。”
如同“安德烈”这个后来被认为“很苏修”的名字, 在中国各地拔地而起的众多苏式建筑基本上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产物, 它们或直接出自于援华的苏联建筑师们的手笔, 或是中国人民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山寨成果。当时, 新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一五”期间, 由苏联老大哥援建156个工业建设项目。铁凝小说中所写到的纺织厂应该就是这156个援建项目中的一个。
当时, 由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的援建项目多涉及城市标志性建筑, 再加上“向老大哥学习”的社会政治语境, 苏联风格建筑成为主流。各地纷纷建造起模仿苏联风格的建筑, 包括省级政府机关以及50年代院系调整后新建的大学的主楼等。这些仿苏式建筑, 有些可能采用了苏联方面留下的图纸, 比如因刀郎那首唱遍大江南北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中“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那句歌词而再次进入人们视野的“八楼”, 也就是新疆昆仑宾馆, 和北京前门饭店 (前苏联援建项目) 用的就是同一张图纸;有些则是借鉴了苏联建筑的风格, 比如清华大学的主楼, 传说是莫斯科大学的再版。
今日翻阅中国的城市版图, 我们仍能看到一些为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所熟识无比的“苏联记忆”。比如上文提到的“八楼”, 叫它“八楼”是因为它是当时新疆最高的建筑, 就好比后来广州人把广东国际大酒店称为“63层”。而对于北京人来说, 类似的记忆是由北展、“老莫” (莫斯科餐厅) 所牵引的。北展原名“苏联展览馆”, 它由苏联中央设计院设计, 1954年建成, 建成后举办的第一个展览就是“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北展曾经是北京最高的建筑, 它的大尖顶、红五星已经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尤其是塔尖上那个巨大的红五星, 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照亮前路的灯塔”。
至于附属于北展的“老莫”就更不用多说了, 我们已经在王朔的小说、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叶京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感受到“老莫”的气派和辉煌。在那个年代, 能到“老莫”去吃饭就是一种范儿, 而男生追女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请女生在“老莫”吃一顿饭, 哪怕因此花掉半年的生活费也觉得值。现在的“老莫”, 干脆用叶京一部电视剧的名字作为广告语——“梦开始的地方”。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 即使在北京, 三四层高的楼房也可享有“大楼”之誉。从而, 高大厚重的苏式建筑出现在其中, 便自然有了一种鹤立鸡群式的注目感。苏式建筑遍地开花, 它在沈阳、洛阳、石家庄、兰州、乌鲁木齐等北方城市随处可见, 甚至远在农村的供销社, 也采取仿苏式风格, 而且门梁上方都有个红五星。这些带着浓重苏俄风格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建筑在中国大地上呈现出它们的冷峻和单调, 它们突兀地嵌入到中国城市圆融谦和的传统肌理中, 与以往的城市建筑主体四合院、胡同、庙场等夹杂相处, 在革命时代人们的想象中, 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革命生活的现实城市场域。它们形成了新中国城市史的重要记忆之一, 同时, 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植下了山寨建筑的谱系基因。
向北京看齐, 向权力看齐
很显然, 不同于此文前后两个阶段的是, 这里要说的这个阶段没有明确的时间界定。所以如若我们要以“阶段”去表述它, 或竟不如以一种山寨建筑的山寨倾向去表述它。作为一种山寨倾向, 它在形态上表现出对国家权力中心城市北京的极度膜拜和跟风, 其实质则是“向权力看齐”的权力欲望驱使下的变态式权力表达诉求——这一诉求的变态在于, 除了权力, 建筑的其他表达和功能诉求皆可抛却一边。通过权力这种强势性的单向表达, 建筑主体 (地方主政者) 在建筑中获得了他的“权力中心”的想象, 从而获得某种个人权力欲的虚拟实现的满足感——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此阶段的山寨建筑, 也适用于其他山寨建筑, 甚或也适用于今日在城建进程中随处可见的很多一味求高求大的政府建筑。
如果硬要给这一阶段 (或这一倾向风行的周期) 以一个时间的界定, 我们大致可以把时间确定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至今。我们在上文提到的诸多地方城市的苏式建筑, 其实可以看作五六十年代苏式建筑风行之时, 地方城市对首都北京山寨苏联之后的又一轮二重山寨。北京向老大哥学习, 地方城市虽说没有苏联专家, 主政者或不曾到过苏联考察, 但是老大哥学不到, 老二的总可以学的。北京成为政府建筑的风向标, 在行政权力的保驾护航下, “向北京看齐”的山寨建筑风潮一直风行到今天。
推之于具体的建筑风格, 最初也就是在1950至1960年代时期, “向北京看齐”的山寨风潮体现出两种风格内容, 其一是以中国宫殿和庙宇为基本范式的“民族形式”;其二就是上文提到的以苏式风格为主的“红色建筑”。在政治决定性的时代语境中, 这两种风格又同时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在“民族”、“革命”、“阶级”的浪漫外衣下, 皆包裹着红色乌托邦时代的人们对于权力的想象和表达。除这两个风格外, 其他的建筑, 如“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的”美国式玻璃方匣子、平顶屋等, 都一律被杜绝。
1953年, “民族形式”的倡导者、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访苏归国。他提出, 是否包含民族形式, 是阶级立场问题。建筑, 应以民族特性的形式与“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的”美国式玻璃方匣子展开斗争。他还说:“通过建筑作品去教育群众, 帮助他们前进。”于是, 以中国宫殿和庙宇为基本范式的建筑在全国迅速铺开。而大屋顶, 则是“民族形式”中最普遍的一类。那些铺设着琉璃瓦、以斗拱和飞檐形式示人的大屋顶, 看上去雄伟壮观——这适于新政权表达正统感与民族自豪。另外, 这种风格也在老大哥那里得到了肯定——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内容, 民族形式”的建筑方针, 这无疑为梁思成等中国建筑师在当时的红色革命主旋律下倡行民族建筑提供了一种“合法”的理论解释。而由此也可反观出, 所谓的“民族形式”, 最终也还是要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性建筑;从根本上, 它最终都要服从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就算是这样半遮半掩的民族路线也好景不长。1954年底, 赫鲁晓夫上台, 斯大林的建筑方针被否定;而在中国, “民族形式”也被官方定义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倾向”, 苏式建筑全面兴起并一直延续了整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76年, 毛泽东逝世, 天安门广场上建起的毛主席纪念堂, 这座纪念堂平面布局严谨而对称, 有着强烈的中心感。底部的台阶, 选用了红军长征时经过大渡河边的四川石棉县红色花岗岩, 象征着“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毛主席纪念堂以句号的方式, 成为中国建筑“红色时代”的正式终结。
紧跟着, 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程, 中国建筑也正式宣告了另一个时代的真正到来。
改革开放至今:向着多种可能性的山寨狂飙
这是经济建设的三十多年, 同时也是中国城市化运动狂飙突进的三十多年。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 中国被纳入全球经济政治体系, 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全球化浪潮的参与者——直至最后到现如今的主力推动者。经济建设被提上台面, 在新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地压倒政治生活, 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建筑的刚性政治要求也被撤销。然而, 行政权力的表达并没有因此在城市建筑中消失, 一些领导的个人意愿, 还是往往成为城市形态变迁的重要力量。建筑师开始涉及城市的设计程序, 然而官方建筑体现的却多是领导们的审美。领导存在于时代的审美中, 建筑师们也学会了怎么样与他们相处——他们知道领导喜欢什么, 很简单, 看看北京是什么样的, 照抄过来就是了。
于是, 我们在上文说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始的“向北京看齐”的山寨倾向得以在这个时代继续, 我们也将要在本段对它继续进行叙述——
比如宁夏银川市的“南城楼”, 这座古代建筑在翻修之后变成了“天安门”——同样大红色的墙身, 在毛泽东画像的两侧分别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而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也曾建造“天安门”, 在那里, 城楼、金水桥与华表, 一应俱全。在此之外, “天安门”还出现在了河南夏邑曹集乡、华西村, 以及重庆市忠县的黄金镇。
事实上, 各地对北京的模仿并未止于天安门, “鸟巢”也在山西省境内出现。在沈阳、山东等地也出现了长安街两端的彩灯——它中部断开, 像一对张开的翅膀, 很好辨认。兰州的东方红广场上, 也矗立起56个“民族团结柱”。它们与曾经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族团结柱”极为相似, 一样的大红色的柱身, 两端金黄, 撑住天空。
另外, 对国外政府建筑、名胜、名地的山寨模仿也在兴起。如各地一个又一个地冒出来的“白宫”, 出现在各种广场或园区里的“艾菲尔铁塔”、“金字塔”等等。这些山寨行为已经超越了“向北京看齐”, 它们是全球化在中国的影响的结果, 然而其内涵里起决定作用的, 还是那种为我们所熟知的某种长久隐藏着的权力和物质的欲望。
这是山寨建筑得以命名的时代, 同时也是此一建筑汹涌出现的时代。全球化对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 是一出可以不计成果的纵情欢歌。在经济的爆发式增长的背景下, 跨国资本用廉价劳动力及奢侈品为当下中国的权贵们构建了一副蔚为可观的盛世图景, 而山寨建筑的权力表达也因此被赋予了某种“山寨式”全球化色彩——这或许正是此一阶段的山寨建筑的真实起因所在。也就是说, 这些建筑的山寨的动机, 其根本还是权力表达的诉求, 然而它们的途径已经不单是通过“向北京看齐”, 还可以通过“向美国看齐”——为什么有了“天安门”还要造“白宫”?要知道这世界权力最大的, 是美国总统。
至此为止, 我们已经大致回溯了整个中国的建筑史, 及其内里一直存在着的某种山寨问题或现象, 同时也对所谓的山寨建筑的谱系作了一番梳理。综而观之, 山寨建筑或建筑的山寨倾向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存在, 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在我们的历史中长久存在并一直沿延至今的现代性焦虑的问题。
然而, 什么是现代?山寨能现代吗?
中国企业的山寨之痛 篇2
（图片关键词：瓶颈、突围）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1月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434亿元，同比下降2.4%。5月当月实现利润3909亿元，同比下降5.3%。这些堪称“经济晴雨表”的数据体现了经济走势的微妙变化。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是平稳的，但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
在宏观层面，国民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与此同时，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自然难以置身事外。消费疲软的压力犹如梦魇，笼罩在国内企业的头顶。本刊编辑部对湖南地区的钢模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证实了这一点。在湖南地区，钢模企业的生存状态可谓“哀鸿遍野”，许多钢模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目前还能保持良好运作的仅剩部分国企，或者有国有资产参与的大型综合型企业。人们不禁想问，钢模企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又是什么导致了民营性钢模企业的衰落？在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下，苦苦支撑的部分民营性钢模企业该如何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
缺乏企业文化支撑和战略目标指引的民营钢模企业企业文化作为一个企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案例所证实。很多人都知道，“海底捞火锅”成功趋势是因为员工的工作方式、工作状态与众不同。然而，海底捞付给员工的工资只是行业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海底捞并不仅仅是依靠高工资、高奖金收入来激励员工的。海底捞的企业文化可以归结为“我们自己的组织”，由于海底捞的员工很多都是来自农村，因此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他们强烈的需要一种归属感，因此海底捞企业文化的制定，极大程度上满足了员工的归属感。正是员工们不辞辛苦的劳动，才成就了海底捞在火锅行业的地位。
在钢模企业，尤其是民营钢模企业，基本看不到企业文化的身影。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缺乏技术含量，和民生无关的行业，因此他们不需要企业文化，甚至连钢模企业领导自己都是这样的想法。在很多钢模企业里，老板往往是通过艰苦打拼发展起来的，对于企业文化管理并不重视，甚至有所歧视。为什么那么多企业不重视企业文化呢？这里面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因为“文化”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很“虚”，无法像真金白银那样眩人眼目，在集体价值迷失的社会里，文化自然是不会受到重视的。再者，很多企业把企业文化当做了文化知识，盲目地进行排斥，实际上企业文化是一种企业精神内涵，这种内涵是通过管理层的在日常行为规范中贯彻实施从而影响整个企业员工，使企业正常有序的发展，因此和文化知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和企业文化一同困扰着钢模企业的是企业战略目标的制定。所谓企业战略目标，简单来说就是企业发展的大计划，未来想要达到的高度。这个高度可以是销售额，可以是发展规模等。在战略目标的指引之下，才有可能产生有步骤的阶段性目标。企业战略目标的制定基于企业领导层的战略眼光，与之相反的，则是投机性的战略眼光。
尽管木模板和竹模板一直都是模板应用领域的主流，但由于房产总量的巨大
和国家提倡“以钢代木”的举措，钢模板有着足够的发展空间。此后，钢模板企业的发展犹如雨后春笋。2006年在北京市建委备案的钢模板租赁公司近千家，其中近九成是民营企业，仅从河北沧州、唐山两地到北京从事钢模板租赁业的民营企业就达数百家。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中型城市都有数百家钢模板租赁公司，基本都是民营企业。借着房地产发展的契机，湖南的民营钢模企业也陆续发展到了几十家。然而这两年，为了防止房产泡沫的扩大，国家对房产调控进一步干预，尤其是限购令的出台，使房产进入寒冬时期。
从全国来看，新增的楼盘项目明显减少，湖南地区也不例外。由于我国大部分民营钢模企业都是以房产的发展为导向，业务模式非常单一，因此房产一旦进入寒冬期，钢模企业的发展瓶颈就凸显出来，实力稍弱的企业甚至来不及进行业务转型便停产倒闭，投机性发展战略的弊端由此可见。
业务模式探索：告别单一，走向多元
我国在建筑业随着历史的发展，带有明显的特殊国情烙印，钢模板企业也不例外，在业务模式单一的情况下，一旦市场低迷，则没有办法自救。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很难和家大业大的国企竞争。不论从企业实力还是从业务能力方面来看，民企都没有竞争优势。然而市场总是会按着市场运行规律发展的，民营企业主应该看到这一点，而不是陷入关系营销的泥淖不能自拔。打破现状的必由之路便是：告别单一，走向多元。
将海外市场纳入战略体系
中国制造商必须重视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要在未来生存下去，他们必须改善以前不景气的出口业绩，获得大额出口收入。目前出口收入不多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市场出现大量商机，而且中国制造的设备质量还不足以销往海外。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拥有大量过剩产能，且越来越多的原始设备制造商 已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渗入主要的成熟市场。
直到最近，中国制造商还仅限于一些利润较小的目标市场，诸如埃塞俄比亚、苏丹、伊朗、伊拉克和部分东南亚市场。这些市场规模小，决策过程完全 取决于价格，利润空间有限。随着中国制造商逐渐发展和成熟，考虑进入规模更大、利润更丰厚市场势在必行，尤其是北美洲和欧洲市场。中国钢模板业的出口量仅占其总产出的2%，目前这2%中只有一小部分找到途径销往“成熟”市场。
如果中国制造商要成为全球工业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必须大幅提升其业绩。若要实现自己的出口潜能，并想在有利可图的出口市场中获得收益，至少应把出口目标定为产能的25%。北美洲和欧洲市场规模大，能挣到更丰厚的利润。一般而言，中国产品比国际同类产品便宜70%，因此更具有竞争优势。
线上打理重塑企业形象
互联网在我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如今已经基本普及，各个领域均已实现了信息化。网民的年龄阶层也逐步延伸。由于互联网传递信息的全面性，利用互联网来查找资料也成了大多数人的首选。一个公司有无官方网站，以及网站包装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该公司的第一印象。从记者调查的了解的情
况来看，我国钢模板企业在互联网上的活跃程度偏低。总体表现为：没有企业自身的官方网站、没有对网站进行合理优化、没有对网站内容进行实时更新。
目前有很多搜集公司信息的黄页网站，诸不知这些网站有着诸多弊端。首先这些网站所搜集到的信息非常的有限，有些甚至连联系方式和地址都是错误的。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变动的关系，企业更换地址及电话之后，黄页网站往往并不知情，导致企业信息传达的错误。其次这些黄页网站上登记的企业信息不全面，比如企业产品展示、工程案例、企业动态等等，都没有办法搜集齐全。
官方网站的建设与管理。官方网站建设实际上是基于企业对于自身形象宣传的认识。官方网站是企业在互联网上的一个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了解到企业的规模实力、组织框架、产品展示等等。然而我国的钢模板企业，大多数都没有这样的认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钢模企业发展理念的滞后。实际上，线上是为了线下服务的，互联网在其他行业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线上展示和线下交易两者结合起来，对于企业业务的提升无疑是一大帮助。
B2B电子商务平台的利用。在钢模板行业，B2B的发展尽管不够成熟，但也有所发展，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来进行业务拓展的意识正在形成。然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会员资料的不齐全，钢模板企业在平台上注册会员往往是公司某个员工的个人行为，没有完善的规划；二是没有稳定的线上销售人员，客户需要线上咨询的时候，没有在线人员与之沟通；三是缺乏专业的电子商务营销知识。
国际化:中国企业的再生之痛 篇3
无论如何, 中国已通过贸易与全球企业建立全新的关系。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也是逐步从潜心学习, 逐渐学会以世界公认的市场规则以及现代营销与沟通技巧与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交往, 在失败中获得真正的自信, 直到赢得世人的尊重。
但从全球营销和品牌成长的角度看, 在国际化的过程中, 中国企业要回答三个问题:如何了解各地顾客的需要?以什么产品通过什么渠道满足他们的需要?如何在满足顾客需要的过程中动态地改善自身的资源能力以及与各地社会的融合度?与他国企业不同, 中国这一代企业的成长环境还不够成熟, 在海外市场上还缺乏足够的市场语言和相关操作手段, 与顾客以及相关的产业链合作者进行有效的沟通。同时, 在过去的30年间, 能够为中国企业提供营销品牌管理和运作支持的中国本土专业服务机构并未得到很好的发展, 中国企业到现在还无法找到理想的能够进行长期战略合作的咨询与传播服务机构, 为它们提供伙伴式的服务。因此, 很多企业在走向海外市场时,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诸多挑战。
把顾客需要作为一切营销乃至经营活动的核心
如何将挖掘和理解顾客的需要作为所有营销活动的出发点。这原本是营销管理的基本出发点, 但在广告手段花样百出的中国市场, 企业对于这个营销基础概念的理解和实践仍处在初级阶段。在每年30多万亿的G D P中, 用来理解顾客需求方面的市场研究费用的支出仅有100亿, 这其中大部分由国际公司支出。很多企业在广告促销上大把花钱, 却不愿意花钱了解顾客的需要是什么, 顾客是否理解并喜欢它们的广告。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企业管理人员的很多假设, 例如, “我自己就是顾客, 我懂得他们想要什么”;或者, “最重要的是抓住政策机会, 赶上了这样的机会, 顾客需要总是可以满足的”。他们不相信营销学阐述的基本规律:理解客户是掌握市场的首要基础;也不知道顾客使用相同的产品有时完全出于不同的理由, 包括超越功能的理由, 比起功能性需要, 消费者更看重情感和文化方面的需要。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指导下, 很多企业在走向海外市场时, 可能在宏观层面上对市场机会做过评估, 但是在产品和传播促销层面, 多半是凭直觉运作。所以, 中国企业需要在这一方面彻底转换自己的心智, 真正以敬畏顾客、敬畏市场的方式, 扎扎实实地研究各地的市场和顾客, 并根据他们的需要恰当地调整市场营销策略。
在理解顾客需求上, 中国企业应积累和分析各地消费者的内心世界, 尤其是一些与各地特殊的文化缠绕较紧密的消费观念。在这里, 上海家化佰草集化妆品便是一个成功案例。2008年在法国上市后, 很快成为法国女性消费者的新宠, 一些消费者在柜台无货可售的情况下居然愿意预付定金购买佰草集化妆品。事实上, 上海家化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全面应用系统的市场研究方法。佰草集在法国取得成功, 恰恰是上海家化前期做足了基本功, 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消费者研究, 最终找到了向法国女性解释中国传统植物养生概念的沟通方法, 而不是简单地贴上中医药标签, 生硬地兜售。
运用国际资源进行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
产品的不断改进和创新是营销工作的一个中心环节。一些中国企业并购海外企业, 动机就是获得它们的产品研发和创新能力。这种带着明确战略目标通过并购进行扩张的想法非常高明。
很多在不规则快速变化的中国市场上成长起来的企业,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很难为了建立长久的、可持续的竞争力进行研发, 以至于它们完全无法从战略高度进行系统的技术开发, 进而构筑重磅产品品牌。但是, 当中国企业投入巨资购买了国外的研发团队, 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如何管理国外的研发人员。一位中国企业的老总诉苦说:“这些工程师, 拿那么高的薪水, 就是没有责任心。他们从来不愿意加班, 平时的工作我们也问不明白, 效率太低了。”
这种由于文化观念的不同以及异地管理或语言沟通不畅而引发的整合协调问题同样出现在营销工作的其他环节。例如, 在如何制定既符合总部品牌整体策略又能够照顾各个市场特殊需要的营销策略的问题上, 在为各个市场的销售人员确定营销目标和相应的激励机制的问题上, 都容易出现摩擦。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甚至争论, 在一些企业是受到鼓励的。但是, 中国企业是否能够予以包容, 并有能力动员各种资源并领导相关力量实现最终的目标呢?为了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 很多中国企业让国外员工到中国总部参加培训, 使他们通过培训理解并尊重外国员工的价值观, 并进行对话, 增强互信, 同时帮助他们理解中国企业的价值观和中国企业成功的经验, 将有助于双方形成一种全新的中国跨国企业文化。
融入当地社会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
当今世界, 社会责任的担当对于企业品牌的建设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 对一个企业树立强有力的公众形象大有裨益。
最近商务部推出的“中国制造, 全球合作”的广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思路。它以合作的语气告诉国际公众, 中国企业只是全球产业链的一环, 中国企业乐于并善于合作, 并为全球消费者能够分享中国企业创造的价值而喜悦。
中国企业的山寨之痛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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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大小：大 中 小 月17日，对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二监狱来说，那是一个梦魇般的日子。四名重刑犯经过密谋采取十分凶残的手段杀害狱警脱逃成功。尽管经过追捕四名逃犯一人被击毙，三人被活捉。但是，被罪犯残忍杀害的狱警却无法重生。同时，民众对于监狱安全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和质疑。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罪犯被拘禁于高墙、电网之中，有严格的制度约束，似乎是笼中的老鼠，怎么可以轻易出逃呢？他们为什么要脱逃？为什么会采取如此残忍的方式脱逃？在戒备森严的监狱中，他们为什么能冲过重重关卡逃脱成功？在罪犯脱逃出狱之后，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将凶犯缉拿？这重重诘问，也是各级监狱管理部门要着力反思的。
然而，纵观中外监狱的历史，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监狱的物理设施越来越坚实，科技手段越来越高。但是，监狱似乎难以摆脱罪犯脱逃的厄运，这就象监狱的存在一样成为监狱的宿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安迪用二十年的时间挖出地道从下水道成功逃脱；法国作家大仲马写的《基督山伯爵》中的主人公邓蒂斯是将自己装在另一个死去的囚犯的袋子里，在被狱卒投海时成功逃跑。罪犯在监狱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往往令常人吃惊。在现实层面，不论外国或中国，越狱现象也难以绝迹，有时还以非常血腥的方式出现。近几年，杀害狱警越狱的事件时有发生。2006年湖南郴州监狱一名罪犯杀害狱警穿上警服从大门成功脱逃；同年福建省闽西监狱两名重刑犯杀害一名狱警成功脱逃。因此，在监狱中始终存在脱逃与反脱逃的斗争。所以，监狱的生存法则之一就是要防止罪犯脱逃。通过控制罪犯脱逃用以维护正义的实现，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现在监狱的设施越来越先进的情况下，为什么时有越狱现象发生？也许在一般的公众眼里，拥有高墙、电网、岗楼、铁门、各种监控设施以及严格管理制度的监狱怎么可能让罪犯脱逃呢？罪犯在明知会受到严厉处罚的情况下为什么会铤而走险脱逃呢？这其中有深刻的原因。其
一、罪犯对长期监禁的恐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几年发生的越狱案件，大多是重刑犯。这些罪犯要度过漫漫刑期，是需要超人一般的毅力。监狱的服刑生活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不单单是肉体上的体验，更是精神上的折磨。大致而言，这种痛苦包括人身自由被剥夺或限制、被迫的人际关系、不能选择的饮食、强制性的劳动和教育、社会关系的剥离、单性的社会、隐私权的丧失，等等。如果罪犯在监狱中感受不到希望，就会萌生脱逃的愿望，这或许是脱逃的核心动因所在。其
二、监狱管理制度的漏洞。为防范罪犯脱逃或者自杀、暴动，监狱有多种制度，隔时点名、搜查、三人互监制、药物管理、危险物品管理、耳目监督，等等。但是制度越多，实行的成本也就越高。而且任何制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罪犯钻研制度漏洞的能力是惊人的。其
三、监狱物质设施的落后。在早期的监狱，物质设施落后，这为罪犯脱逃提供的便利条件。但随着监狱布局调整和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建设，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任何设施均有可能的漏洞存在。其
四、监狱管理人员配备的数量和素质。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目前监狱的警犯比例偏低，特别是在一些押犯数量居高不下的省份更为明显。尽管不少监狱警犯比例达到了 8％的底线，但真正在监狱一线的民警比例甚低。较多民警从事监狱生产和单纯的管理工作。使得一线民警压力大、休息权得不到保障。不少男犯监狱中的女民警，因性别原因无法在教育罪犯方面发挥作用。不少监狱的大门由年纪较大的民警把守。其实，监狱系统内部一直被罪犯脱逃、自杀、暴力等压力困扰。监狱管理部门也一直将监狱安全视为生命线，提出了很高的目标。这使得监狱民警心理压力甚大，生怕发生安全事件。
如何保障监狱的安全？我认为，在罪犯脱逃问题的心态上，有“不想逃，不能逃，不敢逃”三层境界。“不想逃”是基于罪犯的主观认识；“不能逃”是因为有外在的物理设施和严格的制度约束；“不敢逃”是因为有惩罚的后果的约束。要想让罪犯“不想逃”，需要深入罪犯的内心，尊重罪犯的人格，了解其需求，矫治其心理，增强警犯之间的信任。要想让罪犯“不能逃”，关键在坚实的物理设施和严格的制度约束。要想“不敢逃”，主要是通过严厉打击和惩罚脱逃行为。我认为，保障监狱安全的措施包括：第一、罪犯必须分类关押。罪犯情况千差万别，危险性程度大不一样。在欧美国家，监狱普遍实行戒备等级分类，大致分为高度戒备监狱、中度戒备监狱和低度戒备监狱。罪犯根据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关押在不同类型的监狱。我们国家缺少类似的分类。第二、加强心理控制。这里的心理控制不单单是通过外在的威慑，而更需要寻求获得罪犯的信任。使罪犯在希望中获得改造，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罪责。在警犯关系中，形成敌对关系最终是不利于维持监狱稳定的秩序。第三、完善相关制度。从监狱安全的角度清理现存的制度，消除安全死角。第四、完善物理设施和技术设备，使罪犯无法完成脱逃。第五、拥有足够数量并具备良好职业素质的狱警。
中国企业的山寨之痛 篇5
1 山寨现象的历史
对山寨现象做一个历史的分析, 可以说“山寨”有一个很长的过去和很短的历史, 其形成产业规模则是这几年的事。如果从创新的角度来看, 可将“山寨”现象概括为一种基于模仿的创新[2]。从这个视角出发, 历史上各个国家在很多产业发展的初期都曾走过这条道路, 如上世纪50年代美国苹果公司和微软公司对于仙农实验室的技术模仿, 20世纪60年代日本汽车产业对于美国汽车产业的模仿, 20世纪90年代韩国三星对于日本索尼和松下的模仿, 这些现如今的卓越企业在其发展的初期都经历了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
而“山寨”形成产业规模, 则是近几年的事情, 因此说其有一个很短的历史。以最具有代表性的山寨手机产业为例。自2007年10月, 国家取消了针对我国手机生产厂家实施了9年的颁发手机牌照的生产核准制, 意味着手机制造业的行政管制壁垒消失了。各地下手机制造商摇身变成了正规军。而且准入口的扩大使所有觊觎手机终端市场的企业都可以介入这个行业, 既给很多正规的手机厂商带来机会, 也为一些没有资质的地下手机生产企业开辟了生存空间[3]。与此同时, 台湾一个名叫联发科的芯片商开发出了一种MTK手机芯片。该芯片最大的特点是提供包括软件和硬件在内的全面解决方案。采用联发科的芯片后, 生产商只要将联发科芯片买来, 配上手机外壳和电池, 就可以组装出一款手机, 这大大降低了生产手机的成本和研发周期[4]。
因此, 综合上述两个主要的历史原因, 山寨产业在进入2008年以后呈现出异常繁盛的局面, 并波及到其他经济文化领域, 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2 山寨产业创新模式
从创新理论的角度考察山寨现象, 综述如下:
根据熊彼得的“创造性破坏”的理论来解释[8], 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造性的破坏, 通过新的制度、组织、技术等角度的创新, 实现对原有模式的打破和超越。这种持续进行的反复超越的过程形成了经济的连续不断的演化和发展。[5]学者金福子等基于哈佛商学院的克里斯坦森教授提出的“破坏性创新”概念, 分析山寨的创新发展动因为三点:即确定了以非主流消费群体为主的最佳顾客群;选择了避强的市场发展战略;确定了以环境为基础的细分市场。
何哲等[6]从服务性制造的视角出发, 将山寨机产业界定为一种新型的服务性制造, 包含两个层面的服务:首先, 企业间的相互服务和企业面对客户的服务。山寨机产业形成了完整的企业分工网络和独立的包含设计、营销与制造的第三方服务型企业。其次, 山寨机充分的挖掘客户需求, 快速的反映客户价值感知和顾客需求引导, 是典型的针对客户的服务, 并且这种服务是贯穿于设计、制造、营销的各个环节。综上所述, 山寨机产业的创新机制主要体现在对用户需求的灵活挖掘和不同产业间的设计分工上。
韩晶、佛力[7]从四个层面分析了目前这种新型的模块化的产业结构形式。一是通过模块化的过程, 将复杂的制造系统分解为数个灵活的模块子系统, 提高了企业生产的灵活性和效率, 而这正是山寨企业的一个主要特征;二是模块化的生产网络突破了区域的局限, 实现了全球网络里的生产制造, 具有全球化的特征;三是通过模块化过程, 山寨厂家实际扮演了系统集成商的角色;四是在模块化网络, 各种知识和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本文将山寨产业的创新模式概括为一种基于模仿的模块化创新。首先山寨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 当前国人消费力并不太强——在传统的产品消费市场之外的, 是广大的农民工、学生、打工者等低消费群体的市场, 以及海外第三世界国家市场, 山寨产品首先迎合了这部分消费群体的需要;其次这一部分消费群体的消费观念、审美层次并不成熟, 这同中国社会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密切相关, 传统的价值观念同西方价值观念处于冲突、交融的过程中, 主流价值观的缺失表现在产品设计上就是通过模仿 (甚至是抄袭) 以最便捷地获取消费群的认可;再次这种创新表现出模块化的特征, 系统可以通过各个模块间的分离、替代、增删及整合等进行创新, 从而满足了消费群体的多样化需求[8];最后这种模块化又能使得组织架构扁平化, 而非传统企业的纵深结构, 提高了组织的灵活性。
3 山寨产业的困境
然而, 曾经一度火红的山寨产业在近几年也遭遇了发展的瓶颈。以山寨机产业为例, 2007年前赚钱的企业约有五成, 2008年以后, 赚钱的企业不足1/3。山寨产业如今所处的困境同其自身的先天不足密不可分, 另外也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有关。从一个产业的发展历史考察, 仅仅依靠模仿、拷贝等粗犷的经营方式不可能获得持续的发展, 只有从模仿中创新, 品牌化和多元化经营, 采取一种突破式创新的道路, 才能走出困境。以国内民营企业大鳄华为为例, 在其进入市场初期也曾经走过一段仿制之路, 并因此受到国际跨国公司的控诉。然而, 华为没有满足于类似“山寨”发展的经营思路, 而是锐意创新, 走品牌化和国际化之路, 最终迎来了企业的浴火重生。
当前山寨产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
(1)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打压。从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 山寨机等出口型产业在国外的销售遭受到很大的打击, 原来那种简单接单、生产、出口的作坊式经济方式已不可持续。同时, 近年来中小企业遭受因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原材料上涨的压力, 也在不断地侵蚀山寨产业本已微博的利润。国内市场上, 很多正规手机厂商在占领了高端机市场的同时, 也把目光投到低端机市场, 不断推出新产品, 这进一步加剧了山寨机的困境。
(2) 山寨产业自身的缺陷。山寨产业因其自身发展经营模式的原因, 具有很多先天的不足, 如漠视产品知识产权、不具备核心竞争能力、随意比拼价格、大多数产品存在安全隐患等。随着市场环境的逐渐规范化, 这种先天不足逐渐成为山寨企业发展的短板。
(3) 消费者逐渐走向理性成熟。原先山寨产品吸引消费群体的重要因素无非是低廉的价格、时尚炫目的外观、以及各种方便的功能。而随着几年来, 各种产品逐步的走向多元化和品牌化, 消费者可以花同样的价格买到具有售后服务的品牌产品, 在价格层面山寨产品已不再有当年的优势。另外, 近年来随着国内工业设计的蓬勃发展, 公众的审美力逐步提升, 对iPhone等大厂品牌产品的追捧就是明证, 而山寨产品原有的种种外观噱头逐渐显得暗淡无光。
4“反山寨”的思考
仔细分析山寨企业所存在的原罪, 主要集中在不尊重商业游戏规则、违反产品知识产权和商标权, 偷逃税款, 很多山寨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和商业陷阱。
凡事不破不立, 从这个逻辑角度出发, 本文提出了“反山寨”的口号, 主要是针对山寨现象做理性分析,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从这一历史现象中找到可资国内企业发展借鉴的要素。
首先, 山寨产业遵循了一种类似“狼性”的生存法则, 通过采用各种不符合法律的手段降低生产成本, 通过模仿大厂品牌最便捷的获得知名度, 通过合理分配利润获得分销渠道, 山寨企业组织间保持着一种团结合作的灵活合作方式, 而这同狼群非常相似。其次, 当从山寨产业出发衍生为一种社会“山寨现象”, 当公众沉浸于对“调侃”传统主流价值观的愉悦, 真正合法的创新精神被漠视了, “山寨”的出现破坏了创新植根的土壤;最后, 中国传统的创新方式经常是走引进、消化、创新的道路, 自身的“造血”功能较差, 同时也非常漠视消费者的需求。而山寨产业的出现说明, 只有灵活的适应不同消费群体 (尤其是广大低端消费群体) 的需求时, 创新才具有价值。
5 结语
山寨企业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 必将成为一个历史“热词”。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 其发展模式有可资借鉴之处, 然而其先天的不足又注定了其不可持续。惟有在加强政府监管、在尊重游戏规则和知识产权的前提下, 选择可持续的创新模式, 才是山寨企业惟一的出路。
摘要：“山寨”是产生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的现象, 界定了一种介于创新与模仿之间的新的产业发展形式。本文试图从山寨产业的发展历史、发展模式入手, 分析其利弊, 为我国中小企业提供可资借鉴的创新发展模式。
关键词：山寨,反山寨,创新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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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晶, 佛力.基于模块化的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19) .
中国企业的山寨之痛 篇6
1 小微企业的界定
我国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小微企业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统称。目前小微企业的定义是根据2011年7月四部委联合下发的新修订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具体划分标准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 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2 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现状
2.1 研发资金少
小微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创业者个人储蓄, 再则其规模小、资产有限, 很难通过金融质押方式从资金市场上获取大额资金, 获得贷款[1]。小微企业融资难度大, 政府扶持力度小, 其研发资金很少。
2.2 人才匮乏
小微企业在创业初期核心员工较少。一方面, 小微企业不仅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及懂科技的高素质管理人才, 而且其发展的不稳定性使其很难吸引到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 企业也不愿意加大力度投资培养员工。高素质人才的匮乏, 使技术创新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2.3 技术创新能力薄弱
目前, 大部分小微企业的创新主要是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进行模仿或二次创新, 真正原创技术或发明专利技术不足, 自身的创新能力薄弱。
2.4 市场变化快
伴随高新技术的高速发展, 快速变化的市场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顾客的需求也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小微企业也很难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市场调研, 这样造成企业很难根据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研发出合适的产品。
3 主流技术创新模式分析
目前, 技术创新模式的分类繁多, 文章采取的是以熊彼特的为代表的划分方式, 分为自主创新模式, 模仿创新模式以及合作创新模式[2]。
3.1 主流创新模式介绍
自主创新模式是基于科技的创新。以自身开展研究开发为基础, 这种模式需要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往往是技术领先的企业采用该方式。吴晓波提出发展中国家应立足于现在并建立发挥后发优势的二次创新理论[3], 即模仿创新模式, 该模式有引进技术不能本质上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 很难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等缺点。
合作创新模式是指企业通过与其他组织机构建立技术合作关系, 共同研发创新, 主要有创新成果共享且创新利益不高的缺点。
3.2 主流技术创新模式的比较
将几种主流创新模式比较, 具体结果见表1。显然, 小微企业自身条件较弱, 很难选择自主创新模式, 即使选取, 成功的可能性也极低;若选取模仿创新模式, 虽企业自身承担的风险较小, 但不能为企业带来的持续的竞争优势;若选择合作创新模式, 则存在小微企业能否寻求到有效的合作伙伴问题。这三种模式都不适合身处困境的小微企业进行创新, 只能选择“山寨”模式。
4“山寨”模式的产生及特点
4.1“山寨”模式的产生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随着国门敞开, 许多高科技产品涌入国内市场, 这些产品的价格很高, 如电脑、手机, 于是只能模仿生产, 即所说的“山寨”产品, 后来慢慢出现了“山寨”春晚等现象, 主要对主流的文化现象进行模仿[4], “山寨”产品和“山寨”明星等统称为“山寨”现象, “山寨”模式正是基于此提出。韩江波等认为“山寨”模式是利用技术后发优势, 尽量缩小与技术先发优势方面与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5]。李玲和陶厚永认为“山寨”模式是一种新的组织创新模式[6]。
4.2“山寨”模式的特点
4.2.1 成本低。
市场上的“山寨”产品主要是模仿国际大品牌的外观和功能, 价格比被模仿正品的价格低很多, 究其原因是“山寨”模式是节约以研发为中心的成本。以“山寨”手机为例, “山寨”手机大规模兴起得益于离最终产品仅一步之遥的高度集成部件, 因此可以极低的成本快速生产[7]。同时, 由于市场主体之间团结协作, 产业资源共享, 市场进入资本门槛降低, 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成本。小微企业可利用这样可以使得“山寨”模式的低成本特点, 节约资金, 跳过资金薄弱的障碍。
4.2.2 反应快。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发展, 市场范围的不断改变突破, 对市场的反应速度不仅是企业能抢占先机的基本前提, 也是企业能利于不败之地的特殊本领。以韩国三星电子集团为例, 其被公认为世界上商业速度最快的企业之一。从模仿对手开始, 然后快速超越被模仿的对手, 在这个方法实施过程中, 速度是其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小微企业可凭借自身组织灵活, 应用“山寨”模式的反应快的特征, 面对日益变化的市场, 快速采取应对措施,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4.2.3 面向消费者创新。
一个企业若没有吸引消费者的产品, 则企业必然很难存活。通过面向消费者的产品创新方式, 可以生产出吸引消费者的产品。以“山寨”手机为例, “山寨”手机的创新层出不穷。首先, 外形创新。外形创新不仅仅拘泥于模仿主流手机的外观, 而且还融合有关跑车等与手机不相关的时尚酷炫元素。其次, 功能创新。“山寨”手机的功能不单是各种名牌手机的集合, 还加入了新功能, 如验钞灯等功能。最后, 命名方面。“山寨”手机的品牌命名也十分有个性, 如:BMW等。对于“山寨”,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功能十分丰富, 外观更是新颖新潮[8]。
在目前市场环境下, 产品能否紧紧抓住消费者, 直接决定着企业能够在竞争中的取得成功。小微企业可以利用“山寨”模式的面向消费者创新的特点, 才能在竞争中获取成功。
5 小微企业的无奈选择
小微企业面临着资金少、人才匮乏等技术创新弱势基础上, 应当充分发挥其优势特点, 也就是其能快速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能力, 在一个没有官僚主义的组织范围内, 善于而且要勇于利用新机会迅速做出反应, 快速解决内外部问题。采用“山寨”模式创新, 规避了足够的资金和合格的技术专家带来的不能支持相当规模的正式研究开发的弱点, 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摘要：小微企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却面临着研发资金少、高新人才匮乏等技术创新困境, 则选择何种技术创新模式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是一个十分必要的研究问题。
关键词：小微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山寨”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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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实体企业融资之痛 篇7
我国现行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是在2003年制定的。中小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缓解就业压力、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统计, 占企业总数90%的中小企业贡献了GDP的60%, 税收收入的50%。而且中小企业创造了75%以上的城镇岗位, 为人多地少的中国解决了众多人的就业问题, 对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由于中小企业规模较小、成本投入较低, 经营有弹性, 能够适应当前多样化的经济发展需要, 而且中小企业在满足居民日趋多样化、小批量和专业化的需求方面更是具有大企业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小企业, 融资难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小企业贷款仅约占全国金融机构贷款的20%左右, 执行从紧货币政策后更是提高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实体经济竞争环境恶化, 融资难、信贷成本高, 迫使很多中小企业退出经营。
一、信贷高成本加重中小实体企业的经济负担
(一) 贷款难导致企业承担高利率
对于中小实体企业来说, 贷款难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也是多年未能解决的痼疾。金融机构贷款实行紧缩政策以后, 更是提高了中小实体企业的贷款难度, 使之转向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或者一些地下金融市场。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固定资产能够抵押给银行获取流动资金贷款, 不符合当前银行在抵押、财务报表等方面的一般性要求, 难以获得贷款, 无奈之下转向小额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是基准利率的4倍, 甚至高达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5~8倍, 视不同地域不同情况差别较大, 导致了企业信贷高成本。另外有些企业虽然资产不符合银行贷款标准, 但是有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 只是其财产的抵押不符合银行贷款抵押的要求, 由小额担保公司替其担保, 企业付给小额担保公司2%~3%的担保费用, 加上银行的基准利率上浮30%, 企业最后承担的信贷利率大约在9%到10%左右。
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 大部分属于中小企业。闻名遐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商品, 大都源于中小企业。有藏富于民传统、市场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下金融市场十分庞大, 甚至有效地解决了国有金融机构对民营中小企业贷款不足的难题, 成为江浙一带市场经济的引擎。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5年末的抽查数据, 中国地下信贷规模已接近8 000亿元, 地下融资规模占正规途径融资规模比重达28.07%。2010年温州市市长赵一德在中国 (温州) 民间资本发展高峰会上指出, 高达几千亿的民间资本在银行体系之外循环。这种庞大的体外循环导致地下金融市场的利率为基准利率的数倍, 常常按天算或者按月算。银行资金紧缩后, 银行充当了放贷人与贷款人的中介。投资者把大量的现金放在银行, 由银行委托贷款, 避免了自行借款的风险, 也能收到银行回报投资者8%左右的利率, 贷款者承受的利率可见端倪。
(二) 金融机构收费花样百出
信贷成本是指银行在信贷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 从借款人的角度来看, 包括了贷款利率或贴现率, 担保费、评估费、保险费、公证费、抵押物登记费以及其他办理手续费用。即使企业向正规银行贷款, 由于贷款额度紧, 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 银行为了提高中间业务的收益, 完成利润任务, 想方设法地设计各种名目收费, 各种花样层出不穷, 增加了企业融资费用, 导致了企业信贷高成本。
从规定来说, 银行的贷款利率应该是基准利率上浮不超过30%, 但是在执行过程中, 有很多信贷成本是属于“桌子底下的成本”。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 许多银行都会有各种名目的收费。很多银行实行了提前收取利息, 实际上已经提高了利率。其次, 银行要求企业参与保理业务, 要求企业贷款100万元, 同时开出承兑汇票100万元, 然后拿汇票去银行贴现, 付贴现费。还有要求企业把应收账款交由银行做保理业务, 实际上是空转。企业无法拒绝银行的要求, 否则就无法贷到款。企业这样转了几圈, 信贷成本大大提高。
有些银行与中小企业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 收取额外费用, 但从银行和企业签订的贷款合同中并没有体现出额外费用, 通常是另外签一份有关这些费用的合同。例如, 银行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通常会比基准利率上浮10%~30%, 但是为了体现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在贷款合同中签订的是基准利率。同时双方另外签订一份“财务顾问”合同, 将上浮部分的利息“挪出来”作为“财务顾问费”处理。
(三) 人民币升值, 中小出口制造企业雪上加霜
目前中国是贸易大国但并非贸易强国, 虽然中国进出口产品结构在逐步优化, 但是出口产品中传统的中低档商品还是占了很大的比重, 而这些出口产品的制造商恰恰是中小企业。出口退税的缓慢占压了资金, 加上人民币升值侵蚀了本来就很微薄的利润空间, 更是雪上加霜。
金融危机发生后, 原本采用银行信用证结算方式的出口贸易, 因进口商银行缩减了授信额度, 要求改为赊销 (O/A) 或远期付款交单 (D/P) 结算方式, 这种结算方式会占压出口商资金并承担进口商的信用风险, 对于资金本来就不宽裕的中小出口企业来说, 形成了有单不敢接的尴尬局面。
(四) 信贷高成本可能是压跨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经济繁荣、利润空间较大的情况下, 由于信贷成本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小于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 因此企业尚能承受和消化高利率负担。但是在发生金融危机以后, 企业的利润空间一再受到挤压, 企业成本结构大幅度改变, 企业承受着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压力, 信贷成本增加的恶果就显现出来。银行增加融资费用, 提高企业信贷成本, 加上对企业不断加重的财政税收的包袱, 既可能压垮企业, 也可能逼得贷款人赖账。信贷成本过高, 穷企业贵信贷的融资模式使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经营成本增加, 经营实力削弱, 削弱企业长期的可持续的融资能力, 企业发展难以为继。对于经营环境恶化, 劳动力成本提高、原材料价格上扬的中小企业而言, 信贷成本的增加很可能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资金撤离中小企业的恶果
(一) 中小企业撤出资金转向房地产, 为高房价推波助澜
在中小企业盈利可能性越来越小的情况下, 投资萎缩, 资金从企业撤离, 转向房地产业, 大量的资金流向房地产。在素有“低压电器之都”之称的柳市镇, 由于缺地、缺水、缺电, 70%以上规模企业的利润不再进一步投资本地产业, 而转移到外省开发房地产、买楼、开矿等, 成为短期博利的游资。
从中小企业撤出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 进一步为高房价推波助澜, 导致政府房价调控失效。温州目前的高房价与高地价触目惊心, 工业用地价格已经涨至200万元/亩的高位, 而温州商品房价格超过了以景色优美和高房价著称的省会城市杭州。实体经济环境的恶化导致中小企业迷惘与被动地转型, 温州传统制造业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空心化现象。温州的实体经济, 大部分是由民营经济所组成, 温州的实体经济环境恶化实际上是代表了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经营环境的恶化。众所周知, 温州的炒房团有很多诟病, 但是如果不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 那些随着经营环境恶化而从中小企业撤出的游资, 只能徘徊在边缘地带, 伺机进入每一个可以获得利润的行业。而目前, 只有房地产还有利润空间, 很多余钱不得不投向房地产, 导致政府调控房价的措施无法见效。温州一个不搞任何实体经济的人, 无意中在上海买了一套房, 尝到升值的甜头,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加入了温州太太炒房团, 大有斩获。实际上唯有这个不懂任何经济和经营的人盈利最高, 坐享其成。
(二) 实体经济环境恶化将波及金融环境
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远比实体经济复杂且脆弱得多, 敏感度也更强, 如果国民经济靠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支撑, 就会存在崩溃的危险。更不要说中小企业为人多地少的中国解决了众多人的就业问题, 对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此外, 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还将波及金融环境, 导致恶性循环。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导致银行风险增加, 迫使银行惜贷, 从而实体经济的经营生存环境更加恶化;实体经济生存环境恶化, 导致银行资产质量下降, 银行更加惜贷, 银行监管要求进一步提高, 实体经济环境更加恶化, 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又是中小企业。如此恶性循环, 最终是实体经济大面积破产, 若实体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同时发生, 后果将不可设想!
中国企业的山寨之痛 篇8
“为何在一个拥有悠久建筑传统的国家, 人们会花上好几亿搞出一个山寨版的‘凡尔赛宫’?”一位美国记者, 博斯克 (Bianca Bosker) 的疑惑。她的一本《原本复制》 (Original copies) 试图为人们包括她自己解惑, 此亦引起国内外对中国山寨建筑的再一次关注。笔者有意试用纵观中国历史的出发点对某些中国的山寨建筑“传统”加以诠释。
在近些年来, “山寨建筑”已经成为在建筑领域之内非常热门而被人们广泛讨论的一个词。如果我们暂且抛开“山寨”一词在当前的特殊含义不言而思考一个问题, 也就是在出现“山寨建筑”这个词语之前是否在客观上存在山寨建筑这么一种建筑?目前所流行的山寨建筑有着历史上的脉络否?
综观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 至少在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伊始便有了山寨建筑的影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秦每破诸侯, 写放其宫室, 作之咸阳北阪上, 南临渭, 自雍门以东至泾、渭, 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 以充入之”。据此, 我们可以得知秦始皇时代已经有了在咸阳“山寨”被灭诸侯的宫殿的山寨建筑。
而后的汉帝国初, 高祖刘邦也曾在汉都长安造“山寨故乡”之事。依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太上皇 (刘邦之父) 徙长安, 居深宫, 凄怆不乐。汉高祖 (即刘邦) 窃因左右问其故, 以平生所好, 皆屠贩少年, 酤酒卖饼, 斗鸡蹴鞠, 以此为欢, 今皆无此, 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 移诸故人实之, 太上皇乃悦。既作新丰, 并移旧社, 衢巷栋宇, 物色惟旧, 士女老幼, 相携路首, 各知其室, 放犬羊鸡鸭于通途, 亦竞识其家。
再者, 盛唐武则天当政时期, 从长安迁都洛阳, 洛阳便大有复制长安规制的态势;至清朝修筑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 不也复制“山寨”了许多中国山水名胜在其中吗?
二、建国以来我国“山寨建筑”的发展历史有着清晰的脉络
如果我们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以来的城市发展历史、建筑发展历史进行纵向的观察考量便不难发现, 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建筑历史和城市发展历史是有着十分清晰的脉络的, 而这也正是中国山寨建筑发展的历史脉络之所在, 此脉络就是: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建筑风格是向苏联学习借鉴乃至是照抄照搬的, 而后来全国各地的建筑又向北京的建筑风格学习借鉴;到了20世纪末期之后一直到当前, 西方的建筑中体现出的夸张和形容的特色被中国建筑所模仿。
山寨建筑的传统尤其于新中国成立至今从来没有中断过, 让我们回望这段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所走过的历史道路。1950年代之时, 当时正是中国包括建筑在内的各行各业均向苏联学习借鉴的高潮时期, 因而, 我国当时所建造的建筑大部分均为具有显著苏联风格的建筑, 苏联式的建筑物目前所留下的均大部分建造于1950年代。该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建造而成的苏式建筑大部分直接就是出于苏联专家之手, 除此之外就是中国人向苏联学习借鉴模仿而建成的苏式“山寨”建筑。在我国的“一五”时期, 按照中国和苏联所签订的协议条约, 苏联共援建了我国156个工业方面的项目。在该时期特殊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背景之下, 加之我国许多地区的标志性建筑物为苏联专家设计乃至直接建造而成, 苏联风格占据了主流的建筑风格。在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中所唱的“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 此处所谓“八楼”也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昆仑宾馆, 该宾馆由于共有8层而被当地称之为“八楼”以凸显其楼层之高和雄伟, 而苏联专家所设计的“八楼”也就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再比如, 清华大学的主楼, 当时就是模仿借鉴莫斯科大学而建造出来的。
建筑物是活的历史, 从建筑物的风格特征中可探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现而今我们在考察许多大城市的建筑物之时就会发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在建筑物上烙下了深刻的痕迹。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过程中, 全国各地的苏式建筑拔地而起, 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到处可以见到苏联风格的建筑物, 可谓具有一定的“山寨”味。这或许掺杂着民族主义在其中, 那时候社会主义阵营中, 皆以兄弟相称, 一个阵营中, 皆以一种表达方式体现在建筑上, 符合当时的世界观。可以说, 这时候的山寨建筑除了山寨外表, 更复制了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内涵。与现在中国大地出现的山寨建筑应该有所区别。
后来, 一边倒的风向开始转了, 并多了一股向北京看齐的北风。作为一种山寨倾向, 它在外在的形态上就体现出一种对于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顶礼膜拜的思想, 因为北京就是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 因而其在本质上属于“向权力看齐”的一种外在的表现, 而且此种表现可谓十分变态, 因为建筑物的功能需求和权力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 模仿北京建筑物在全国各地建造北京风格的建筑物, 由于各地的地域特征和北京差异极大, 因而在其功能需求方面难以实现真正的满足, 建筑物不考虑当地的具体功能需求而向权力中心北京建筑风格学习, 可谓我国当代建筑史上尤其是当代建筑艺术史上的典型“败笔”, 这些建筑物也可谓“山寨”味十足。而此种山寨味的建筑物至今也没有完全得到杜绝, 比如各城市“千城一律”的追求高、大、广的建筑物就是一种山寨的表现, 其建造过程中根本不考虑是否实用、是否符合实际等问题。
1950年代可谓苏式建筑风格风靡一时, 至今全国各地的许多城市中依然可见当时苏式建筑群落, 而当时的各类建筑可谓苏联建筑的“山寨”。除此之外, 之后全国各地模仿北京建筑物“跟风”建造而成的建筑物又成为又一次的“山寨建筑”跟风热潮。当时的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向苏联学习其建筑风格, 而除了北京之外的其他许多城市虽然欠缺直接借鉴“苏联老大哥”的条件, 但是均可向北京学习。所以, 在建筑领域内一直存在的“向北京学习和看齐”的潮流一直影响到今天。
改革开放的春风从南国开始吹拂然后惠及全国, 中国人民越来越富足, 在建筑的风格上转向那些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具有“山寨”风格的方向发展, 这除了体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就之外, 也体现出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状况。
三、当前我国的“山寨建筑”和历史传统相关
当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推进, 我国在全球政治上的地位逐步凸显, 与此同时还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 而且目前已经逐步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因而, 在当前的环境下, 在国家发展的各项综合指标体系之中的经济建设已经成为主旋律性质的事关我国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 这些情况同时也通过城市形态的变迁逐步体现出来。但是, 许多建筑物所体现出来的是官方的审美标准而非普通老百姓的审美标准。
于是, 我国建筑风格的发展尤其是“山寨”建筑风格的发展呈现出十分显著的历史脉络, 首先是大城市尤其是作为中国权力中心的北京市向苏联建筑风格学习, 其次是中国全国各地的建筑风格向北京学习。例如, 宁夏自治区的“南城楼”就是模仿首都天安门而建成的。又比如, 山西临汾市也曾经模仿北京的天安门建造“天安门”城楼, 而在山西省临汾市的“天安门”, 类似于首都天安门, 华表、城楼和金水桥一应俱全。当然, 全国各地不仅模仿北京的“天安门”建筑风格, 而且还模仿北京的其他建筑物的风格, 在全国各地均十分常见。
有两个重要的节点不得不提, 我国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从苏联访学回到我国, 梁思成是著名的“民族形式”的倡导者。按照梁思成先生的观点主张, 一个建筑是否包含了本民族的民族性的事情关系到阶级立场。因而, 一个国家的建筑物必须是能够体现出相应的民族形式的, 对于我国的建筑物而言必须和资产阶级的玻璃方匣子展开坚决的斗争, 通过建造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建筑物对国人进行民族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也就是通过建造具有民族形势建筑物的方式教育群众和帮助群众不断更新思想观念、促进群众的进步。在梁思成等人的倡导下, 全国各地掀起了建造民族建筑物的热潮。位于北京的火车西站那个奇怪的亭台楼阁正是这个观念下催生出的典型范例。
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逝世之后, 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建成了纪念堂, 也就是毛主席纪念堂, 其在平面的布局之上显得十分严谨而且体现出对称性。毛主席纪念堂底部所使用的台阶是红色的花岗岩,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之一红军曾途经的石棉县最为著名的石头种类。以此石作为毛主席纪念堂的底部台阶, 也就具有了十分特别的象征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我国逐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征程, 而中国建筑的真正时代也就此得到了开启。全国各地的建筑物中富有特色的不少, 不少建筑物模仿北京的建筑建造而成。除了模仿北京建筑物之外, 我国各地的不少建筑物系模仿国外著名建筑物、政府办公大楼建造而成。比如, 部分地区模仿美国总统府“白宫”、法国埃菲尔铁塔等建造而成的中国建筑物在许多地区曾经出现过, 而实际上, 这并非是建筑物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需要而建成的, 存在一种“跟风”或者对权力的崇拜心理状态, 因而其具有十分显著的“山寨”特点。
当前, 正是我国的山寨建筑继续“繁荣昌盛”的时代, 山寨建筑在我国各地的拔地而起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十分令人惊叹的图景, 之所以出现此种状态也是对于“全球化”的一种“跟风”或者盲目的模仿, 这些现象的存在值得我们认真探讨。我们为何模仿苏式建筑呢, 全国各地为何模仿北京建筑呢, 体现出的一种对于权力表达的诉求。比如, 我们为何模仿白宫的建筑呢?原因是否是美国白宫的主人更加霸气呢?我们不掩饰对强者的敬仰, 但只是复制又如何能够使自己也不断变强呢?
中国企业的山寨之痛 篇9
敢想敢干,小小模具工自己造手机
张文学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当时手机行业的暴利令人“触目惊心”。一套成本价仅为30元钱的手机外壳,在批发市场售价可达500元。他决定以模具入手,从事高仿机或者改制机外壳研制。2003年,张文学筹钱和朋友一起在深圳布吉区开办了一家做手机壳的工厂,承接一些手机厂商的配件订单。短短两年,张文学就淘到了第一桶金。
2005年,看到印度、中东和非洲等地区的手机市场正在兴起,做技术出身的小张决定做更能赚钱的整机生意。
事后证明张文学远远低估了制造手机的难度,包括主板、屏幕、按键在内的诸多零部件均隐患重重。最惨痛的教训来自价值仅3元的手机喇叭,由于性能匹配不佳,这批产品在使用4个月后约半数喇叭相继烧毁。一时间,他几乎倾家荡产。后来依靠替品牌加工整机,他才慢慢好转起来。
自创品牌,到印度市场挖金子
2007年下半年,由于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张文学毅然创立品牌G-Five(基伍),决定将产品直接卖到印度。
当时蜂拥至印度的国产手机正因返修率高达40%而声名狼藉,很多商户宁可卖诺基亚的翻新机和二手货也不卖中国手机。在这种令人尴尬的氛围中,要想打开市场销路谈何容易!
2008年6月,张文学在印度东部偏僻小镇注意到一个奇特场景,当地人在一辆自行车前排起长队,车子后座上绑着一块汽车蓄电池,人们交上10卢比(约1.2元人民币)就可以给自己的手机充电半小时。他还注意到村庄停电了。这并不稀奇,因为印度有超过45万个通信基站要依靠柴油发电机供电才能工作。
几个月后,他开始销售一款配备有超大容量电池的手机,它拥有微小的显示屏,电路亦经过特殊设计,最令人震撼的是待机时间竟长达30天!随后,张文学又推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产品:双电池系列可以保证,拿下其中的一块时另一块还能让手机正常使用;干电池系列则让消费者可以在锂电池之外随意更换5号或7号干电池在紧急时使用。此外,基伍的手机定价一般在40—60美元,非常符合印度农村市场对手机价格的心理预期。
在印度,他还发现当地富人最热衷的消遣并非酒吧、KTV,而是举家驱车前往野外游玩和进行烧烤。为了烘托气氛,他们往往需要音乐,要么携带老式录音机,要么发动汽车使用汽车音响。
于是张文学立即组织研发人员用四个月时间开发了一款声音大、功耗小,只需手机电池驱动的外接喇叭,捆绑着一款主打音乐的手机一起销售。不久后,他又推出升级版,内置两个大喇叭,音量比外置的还大,还可以连续播放六七个小时。这款产品更是深受印度人的欢迎,四个月后,销量很快达到800多万部,净利润高达20%。这种设计后来甚至成了其他中国手机品牌进入非洲时的一种设计标准。
他与那些卖“白牌机”的不同,比如很多中国山寨机公司早期卖到印度的手机甚至没有IMEI码 (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这一点后来遭到了印度政府的查处,但张文学愿意花些成本来遵守当地的法规。他甚至还请宝莱坞明星代言,在媒体上大做广告打造市场品牌形象。
年赚亿元,成为中国“山寨王”
张文学称,他的手机之所以能迅速在印度等区域成长,完全基于诺基亚、三星等国际手机大厂的产品失误。比如这些大品牌都是采用单卡,但是他生产的所有手机都是多卡多信号,他甚至开发出可插4张SIM卡的手机迅速投放市场,因为在印度运营商有20多个,每个运营商的资费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信号很多的手机,给用户带来了直接好处。
尽管印度有超过2000个手机品牌,但基伍2010年在印度市场出货量高达3500万台,占有率达21%,遥遥领先排名第二、占有率为13%的诺基亚。
这些世界手机巨头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在过去几年,张文学曾接到过西门子、爱立信等的诉讼状,他们指责基伍侵害技术及外观专利,其诉讼状都超过6000页。面对专利诉讼战,张文学从不向对手妥协。令他颇感自豪的是,至今公司没输掉过一场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