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企业的历史性机遇（共12篇）

中国企业的历史性机遇 篇1

一、“中国梦”的缘起与探索

人类社会自近代划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之前各个经济区域封闭而缓慢的演进自近代以后出现了剧烈动荡。一些西方国家积极推动的航海冒险,开启了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欧洲人通过航海探险,到达了一个个他们过去不曾知晓的地方,随之开始了世界范围的殖民运动。这种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开始的殖民又引起和加剧了欧洲内部的竞争和战争。这样一种动荡格局不仅打破世界原有的宁静,而且也使得世界开始分化。在欧洲,一些大国渐次崛起[1],成为世界列强,而其他各洲发展停滞,与列强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即使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经济体,也在这场与欧洲强国的发展竞赛中败下阵来。其中,中国的衰退表现最为明显。

在古代社会,中国以中华帝国的称谓为世界所仰慕。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在西亚和欧洲形成广泛的影响,郑和下西洋更是把中华帝国的实力彰显于世界。按照国际著名的世界经济史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研究估计,在1820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三分之一[2]。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大国,由于没有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经济迅速地走向衰退,并且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1840 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长达100 多年时间里内忧外患,特别是在一次次外强入侵中,每一个中国人却都在怀念过去的辉煌,并憧憬着中华民族再一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现中华帝国般的强盛。由此,一个民族复兴的理想,一个“中国梦”,强烈地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一些最先觉醒的仁人志士开始为这一梦想而前赴后继地战斗。

第一批崇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探索实业救国的道路,但却被中日甲午战争的炮火击得粉碎。而以此为鉴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制度改良是挽救中国的正确道路,但在保守派的镇压后陷入绝望。只有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才第一次真正认识到结束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建立民主主义的新制度。然而,积重难返的中国,只依靠软弱的资产阶级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显然力不从心,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追求却演变为更大规模的内忧外患。一直到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才得以新生,不仅结束了长达100 多年的内忧外患,而且可以集中精力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工业化开始了一个特殊的进程。这种旨在赶超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遭受一些挫折,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但也获得了一定的回报,在较短的时间里建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不过,这条发展道路是在借鉴别人的经验,并按照别人的模式形成的,所以在我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形。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当落后的条件下,过早地丢弃商品经济这一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而人为地运行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绝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当然,这里说不是正确选择并不意味着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正像有人说,为什么当时我们不选择另外的发展道路,或者为什么当时不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对此,我们只能说,历史绝不是由当下的人们选择的,而是不同时期的人们按照自己面临的形势选择的。不过,作为内在规律最终一定会现实地体现出来,因此,历史才有自然演进的属性。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我们逐步认识到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也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为我们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确切含义,这意味着我们开始了中国发展道路新的探索。改革开放,表面上好像又回到了过去,但这绝不是走回头路,而是理性的回归,也是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回归,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将自己投身到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寻求世界经济发展可能孕育的所有机会。“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日常生活中的朴素之语竟成为我们探索经济发展道路的方向。也许我们是在长期缺乏自信的环境下过分依赖别人标准的觉醒,“摸着石头过河”所包含的按照我们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朴素真理,对于我们有着更为非凡的意义。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就是在别人并不看好的道路上按照我们的思路一步一步地前进的,而且这种前进显示的是一种加速度运动。无论是长达30 多年高达9.9%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用了短短31 年的时间使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五的位置上升到世界第二的高位,都证明我们的朴素选择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再谈中华民族复兴,再次畅想伟大的中国梦,感到从未有过的自信。

中华民族自近代经历的巨大变迁,从一个中华帝国逐步变成一个内忧外患、受人宰割的残弱国家。这是我们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没有加入世界经济发展的竞争环境所导致的结果。这一结果使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经济、政治、文化、甚至民族心理都遭受了巨大挫折。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前赴后继地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因此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华民族怎样才能复兴?简单地讲,中华民族是由于没有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从而失去了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可以把握到的机会才落伍的,因此,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必须要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把握世界发展新的机会。

二、世界经济转型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自近代以来,任何一个经济体实现经济发展,或者要成为世界大国,都必须加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以至引领这一潮流。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可谓潮起潮落,要跟上这一潮流的节奏,对于所有国家都是一个挑战。梳理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15 世纪末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启的新航路探险,以及因此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代。这是人类社会首次推动的全球化时代,由此也揭开了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序幕。借助于航海技术的领先地位,以及伴随地理大发现的殖民地开发、掠夺,像葡萄牙、西班牙,甚至像荷兰这样一些地理和人口小国竟成为世界性强国。其次我们可以看到的是,18 世纪最后30 年英国在之前加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所积累的生产力,在这个时期得到更大的发酵,开启了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序幕,借助这一优势英国不仅成为继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的一个新崛起的大国,而且依靠升级了经济优势成就了自己“日不落帝国”的辉煌。由英国引领的这一次工业革命,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随后的法国、德国、俄国、甚至新生的美国都因加入这一经济发展潮流而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也成为世界性的大国。最后我们看到的是,20 世纪50 年代美国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引领地位,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由于第一、二次产业革命主要发生在工业领域,因此这种产业革命可以在国内进行产业积聚,并借助这种产业积聚实现本国经济快速发展。如果其他国家也想借助这样的产业革命来发展自己的经济,那么主要的途径就是进行技术引进或实现技术创新。第三次产业革命不同于前两次产业革命的一种重要特点是实现了一种新产业的拓展,即第三产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或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地超越了第二产业,成为产业结构中的主体。这种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一种新趋势是由于第三产业发展使得发达国家的第二产业出现了大规模转移现象。这种转移带来了一个不同于之前产业革命的新的扩散效应,即大规模产业转移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为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落后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因此,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也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全球化已不再是发达国家在世界寻求发展机会的一种单向度的经济关系,而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与发达国家相协调来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经济关系。这使得世界许多国家都有了实现自己经济快速发展的机会,而不像第一、二次产业革命那样发展权被少数国家所垄断。

当今时代,世界经济发展又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这次转型将会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正像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人的发展阶段总结的那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这是人的发展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对血缘、宗族的依赖表明人的独立性水平极低。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这个阶段因为掌握了一定物质手段而摆脱了血缘、宗族的约束,但因此进入了一个对物的依赖的时代。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这是人的发展的高级阶段,每一个人的自由个性获得了全面的充分发展[3]。其实,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也有一个类似的进程。在人类文化初期,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只能匍匐在自然之下最低程度地维持自己的生存。这个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是建立在人对自然依赖的基础上。随着人类积累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人类社会走出了这一文化初期,开启了一个逐步超越自然的时代,人类对自然依赖变成对自然的征服,因此,人类的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经济也不断发展。人类把对自然征服的程度作为一种追求。然而,这种发展方式演变到今天,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不可持续的。人类坚持的自然可以无限制地开发的思维必须改变,寻求与自然的新的融合是未来经济发展唯一前途。如此,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依赖性融合到超越式对立再到可持续发展型融合。然而,要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这种新融合绝非易事,它需要建筑在世界经济的彻底转型之上。虽然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也是孕育着巨大的机会。

世界经济的新转型实质上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受供给和需求约束向资源和环境约束的转型[4]。这一转型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整体性,即不是由哪一个国家单独完成。因为目前经济之所以要转型,其基本的逻辑是人类拥有的巨大生产能力使不可再生资源接近枯竭,相应地,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又引起气候变化并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后果,而这种气候变化有着严重的外溢效应,因此要控制或改变这种气候变化必须采取世界性的一致行动。为此,国际社会已经就如何控制气候变化达成了共识,即发展低碳经济。目前,人们对低碳经济的认识多把它看成一种以低能耗、低排放、绿色生产为特征的经济模式[5]。这一认识并没有充分考虑低碳经济应该具有的整体性。鉴于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要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加快缩小各国经济发展的差距。此外,发展低碳经济还必须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协调行动。

新的世界经济转型还有一系列的挑战需要解决,包括技术创新的突破、产业结构的升级、世界性协调机制的形成等等。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也给寻求经济发展的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首先,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低碳技术的突破,这可能是继信息技术之后的又一次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将有利于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一方面,随着新的技术创新,属于成熟的技术转移会加快,因此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后发优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新的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将呈现更短的技术扩散周期,正像20 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技术在发达国家兴起后的较短时间就开始向世界扩散,以至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技术发展速度上非常快,如中国现成为拥有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印度目前的手机用户以每月1 500 万的增长速度在积累。作为低碳经济基础的低碳技术也将延续甚至加速这种技术扩散周期。其次,发展低碳经济给世界各国提供了不同模式,发达国家可以借助技术优势通过低碳技术创新来实现碳减排,发展中国家甚至落后国家基于自己的碳减排增量空间较大可以通过CDM项目,不仅降低碳排放,而且获得经济效益。最后,发展低碳经济需要世界性协调行动对发达国家提出新的要求,即发达国家应该在碳减排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不仅要降低本国的碳排放,而且还要向愿意实现碳减排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尽管一些发达国家对这一计划多有保留,但是发达国家对世界气候变化的更多关注会不断地推动它们为世界性碳减排做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因此,有资格也有条件在新的世界经济转型中,或者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要想发展自己的经济,并希望进入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必须使自己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并且努力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节奏。这实质上就是要实现各个方面的创新,除了技术创新之外,还必需一种更重要的创新,即制度创新,以为新经济发展注入一种新的活力,并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不断衰落,无数的中国人也就是从那时起前赴后继地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但这个过程充满坎坷,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乏机会,或者我们没能把握机会。今天,世界经济正在发生转型,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发展机会到了,而需要我们做的就是要抓住这一机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就是要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三、经济体制之争带来制度创新的机会

自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主要借助于两种体制,一种是市场经济体制,另一种是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所选择的一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又称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体现了制度演进的创新。把企业的生产活动和人们的消费选择建立在自由价格机制的引导之下,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在人类社会由自给自足发展到商品经济后发挥了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资本主义在其工业革命时期,以及之后的发展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与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配置效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西方经济学家把自由市场制度奉为圭臬,并把绝大部分学术资源投到对市场机制的研究。即使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主旨下也客观地评价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具有的发展生产力的巨大能力,即:资本主义在它不到100 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一来自《共产党宣言》的经典评价充分地印证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生的制度所具有的活力。然而,不管对市场经济做怎样高的评价,也无法改变市场经济制度势必要经历的辩证演进,即市场经济一定不是终极的制度,对市场经济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它不会改变、不可替代。在理论上,马克思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会受制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不断爆发危机;在实践中,市场经济也在不断危机中接受了一次次考验。1929—1933 年经济危机催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试图用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然而,对市场经济体制最彻底的否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选择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根本矛盾,并借助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计划经济通过集中决策、全面计划、行政命令构成的一个系统来配置资源和调控经济。这种体制具有的优势在于明确的目标导向和强大便捷的动员资源能力,其短期效应非常明显。但这种体制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是集中决策对决策的科学性提出很高的要求,进而对信息的准确和完备程度也有较高要求,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此外,计划的执行涉及多层的委托- 代理关系,因此存在较高的代理成本,如何提高计划执行的效率,或者降低代理成本就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又一挑战。尽管信息成本和代理成本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但计划经济体制缺少纠错机制,使得信息成本和代理成本更有可能被放大,进而造成巨大的浪费。当然,这并不是说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存在的理由。其实,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从本质上说是没有伯仲之分的,之所以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下显示出二者不同的效率,主要因为它们各自运行所要求的条件不同,或者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也就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所要求的条件越来越高,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断调整,因此,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断增多,从而导致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历史演进中的不同经历都显示出它们各有优势和劣势,因此,出现过二者之间的相互代替,也出现过它们各自为完善自身而进行的改革。目前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崇尚市场经济,还是坚持计划经济,都不会是各自的原教旨主义者,实际上都在两种体制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加以综合。因此,各国把对经济体制的选择变成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如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6]。

20 世纪90 年代,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突变,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又一次兴起。首先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谋求改革;其次是20 世纪90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信息技术推动下形成了一种新经济,而且这种新经济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一个新高潮;最后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中。这些变化为自由主义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大势扩张,从而形成了对市场经济一边倒的赞誉。1990 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总结了拉美国家已经采取和将要采取的十项政策,并在与会者中间达成共识,因此,这些政策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在于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这实际上是为发展中国家,后来也为转轨国家开出的经济发展清单。而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许多体制转轨国家,在对市场经济抱有幻想的情况下,都按照“华盛顿共识”设计它们的制度调整或改革方向。但是,理论的严密性并不意味着现实的可行性,几乎所有的推动“华盛顿共识”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体制转轨国家,大多因为“华盛顿共识”的不服水土而饱尝了经济恶化的后果。

相反,中国自1979 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基于我们对计划经济的认识,即计划经济仍然是我们要坚持的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改革是弥补它的一些不足,主要是让一些非计划经济因素在体制外发挥作用。因此,我们把这种改革叫做“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我们在改革之初并没有一个改革的总体设计,是一种探索性地改革。虽然这种改革在标准的经济学看来有些不伦不类,但它却实现了一个标准经济学所推崇的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改进目标。我们的改革使所有人利益没有受损的前提下实现了收益的增长。正是在这样一种不断深化的改革探索中,我们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而且也正是在这样的改革路径中,我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并创造了一个增长奇迹。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在这种增长中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被世界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看好将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此的成就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也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并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提出“北京共识”。2009 年5 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伯为英国外交研究政策中心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北京共识》。其中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以及循序渐进等特点,作为一种发展思路,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提出来的,但我们国内的学者更愿意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探索的发展道路称为“中国模式”。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再加上迅捷而有力的宏观调控,显示了“中国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当然,对于“中国模式”,人们并不满足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而更想探究它可能包含的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的普遍意义。

制度或体制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制度或体制创新可以给一个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机会。在当今世界,对制度创新提出的新要求,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发达国家都是一种挑战。如果一个国家能够选择对自己制度的创新,那么它就可以获得一种新制度的巨大的边际效应;相反,如果一个国家一味固守自己坚信的先进制度,那么它获得的只是递减的边际效应。因此,世界经济要重新走上正途,必须推动深刻的制度或体制创新。

中国自1978 年以后在不断推进的改革中获得了巨大的红利。中国改革形成的“中国模式”在今天具有的普遍意义主要在于它为一个世界性的寻求制度创新的时代提供一种选择。这种普遍意义不在于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可以模仿的发展模式,而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制度创新的模式或方式,即勇于打破原有的模式,而不把这种模式当成一种信仰。“中国模式”的已有成就就在于它为每一个中国人注入了利益的动力,而“中国模式”目前遇到的问题则在于它需要很好地调整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这对于中国的制度创新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点上继续保持制度创新努力,那么就可能获得更多来自这种制度创新的机会。当然,这也是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机会。

四、把握“中国梦”历史机遇需要的努力

实现“中国梦”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追求的目标。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和奋斗,中华民族不仅实现了民族独立,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我们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已经具备了把握这一机遇的条件。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实现“中国梦”决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只要我们耐心等待这一时刻就会到来,而是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努力,不仅要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动力,而且还要努力解决我们经济发展中积累的一系列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继续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前提。无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经历,都在证明保持经济社会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经济社会的稳定可以为人们提供长远的预期,因此可以引导人们将自己拥有的精力和资源用于长远的投资。同时,国家也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实施长远的发展规划。不过,要保持经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对此,要使经济社会稳定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必须做出一些经济发展之外的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基本保持一个稳定的态势,这既有改革的帕累托改进效应,也有中国特有的社会稳定机制所发挥的效应。然而,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否归根结底是由一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激化程度决定的。而这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具有一个累积的效果,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来并不尖锐的矛盾会变得尖锐化。中国在经历了30 多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现在也暴露出一系列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主要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导致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以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因此,今后我们为继续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必须努力扭转这种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并努力调整或缩小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差距,而努力的方向只能是通过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

第二,进一步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主要途径。中国最近30 多年不断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巨大的“改革红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矛盾。对此,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将消减,而改革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需要对改革进行调整。如果说这种调整是要进一步地制度创新,那么这种观点可以深化;而如果说调整是放慢改革的步伐,那么这种观点就值得商榷。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完成,距离我们要建立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若我们这时放慢改革的步伐,那我们所取得一些成就会前功尽弃。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改革依然是中国经济活力的源泉,但改革已不再是可以“摸着石头”推进的,现在人们普遍谈的“顶层设计”应该是改革的基本要求,形成一套完备的改革方案,实现改革措施的相互协调,这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努力方向。尽管深化改革会遇到比较多的困难,改革的成本也在加大,但实现改革的突破将会有更大的收益。现在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预测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这样的愿景离不开制度创新支持,所以深化改革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

第三,继续促进对外开放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环境。近代以来崛起的所有大国无一例外地都是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中国自1978 年开始逐步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带来的投资、技术以及市场支持。而目前,我们的对外经济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国际经济不平衡对我们形成一定的压力,粗放式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持续,这些都引起人们对中国对外开放前途的担忧,特别是在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急剧下滑,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呈现负值,因此,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似乎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很显然这又是一种知难而退的表现。对外贸易变得较为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意义在下降,相反,对外开放对我们的意义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而实现这一转型不能离开一个对外开放的环境,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都要借助于一个开放的环境才能实现。实现“中国梦”的意义在于重新恢复中国在国际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并在国际经济社会中成为具有主导性的重要国家。这仅依靠经济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更好地适应国际环境,并且要参与国际经济社会运行规则的制定。只有这些都能够达到,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受尊敬的大国,那样的“中国梦”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摘要：中国在古代社会曾是一个世界强国,但进入近代以后落伍了,产生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未能抓住世界经济近代转型带来的机会,或是世界经济在近代转型时国人却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迎接这种转型带来的挑战。由此引起的一个问题——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令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为之奋斗献身。然而,近代以来的任何国家要崛起或复兴都必须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并能够把握住这种潮流带来的历史机遇。如今,世界经济正面临新的转型,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其中孕育的新的机遇给中华民族复兴也带来了难得的机会。如果中国能够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并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就可能把握这一机会,实现民族的复兴与伟大的“中国梦”。

关键词：中国梦,世界经济转型,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唐晋.大国崛起:解读15世纪以来9个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乔榛.供给、需求和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机制演进[J].求是学刊,2010,(6).

[5]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中国低碳经济年度发展报告(2011)[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1.

[6]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中国企业的历史性机遇 篇2

——“转型升级与组织变革：流通产业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综述

傅胜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流通在促进经济增长、引导居民消费、调整产业结构和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的作用愈加明显。但是，当前我国流通产业理论落后于流通实践，流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和组织变革面临多重困难，流通产业的战略地位尚未受到宏观管理层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作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流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先导产业和基础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和中国新经济增长阶段的背景下贯彻落实流通科学发展观、发挥流通产业的先导作用、实现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组织变革、推动流通产业战略地位的确立，不仅是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也是摆在中国流通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于2009年11月21日在杭州举办了“转型升级与组织变革：流通产业发展战略”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与浙江工商大学等从事流通领域研究的20多名国内知名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围绕“中国流通产业地位与转型升级面临的历史机遇”和“中国经济成长新阶段下流通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两大主题,就分析流通产业面临发展机遇、确立流通产业发展战略、推进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组织变革、引入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构建流通理论框架,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发展现代流通方式、加速流通体系现代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本次研讨会主要内容作一综述。

二、中国流通产业地位

与转型升级面临的历史机遇

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桥梁和纽带，它已经由社会再生产的末端产业变为先导产业，成为引导生产、消费和经济运行的先导性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管理层更多地关注制造业发展，而对流通产业发展、流通秩序规制等问题不够重视，使之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由于没有系统的基础理论作支撑,国内流通研究方向分散、研究力量弱、理论的系统性和方法的科学性较差，流通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工业制造业理论研究。近年来，一些国内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断言,在现代经济学中没有流通概念,流通不应进入经济学的视野。学术界对于是否存在真正的专门以流通为研究对象,并主要以经济学为分析工具的流通

理论,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对此，浙江工商大学郑勇军教授认为，尽管在理论界，学者已经提出了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和战略产业的“三论”，但从中央角度来看，并未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来认识流通产业的重要性，其中既有政治体制的原因，也有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现实原因。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地方政府关注地更多的是工业产值、工业税收、财政收入等政绩指标，相对地忽略了流通。郑勇军教授指出，中国当前已初步具备把流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角度和实现流通产业转型升级与组织变革的机遇：一是从出口产品竞争优势来看，由于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等硬性成本快速上升，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力变得越来越弱，要想继续保持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只有通过流通成本、商务成本降低这唯一的出路。过去传统理论认为，生产决定流通，因此是“重生产轻流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流通决定生产，流通引导生产。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生产成本较低，但交易（流通）成本很高，因此，发展现代流通业，提高企业竞争力，降低流通成本，不仅关系到中国流通业本身的转型升级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而且关系到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重大问题。当前物流成本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我国为16.7%，而日本仅为6%-7%，因此，发展以流通产业为先导的现代服务业,提升流通效率,降低经济运行中的流通成本，实现流通产业的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中国提升出口产品价格竞争优势的主攻方向。二是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产业升级的实质在于功能的升级，不能只停留在制造加工阶段，必须在功能设计环节、流通和销售环节升级。虽然我国已是制造大国，但流通在国际上仍很落后，缺乏竞争力，如果流通渠道和品牌的话语权让给境外的公司，我国的发展将陷入一种“拉美陷阱”，因而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三是从国家宏观调控方面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如果没有流通的支撑，都将只是一句空话，流通产业只有实现转型升级，才能在战略的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四是从世界经济中心转移来看，中国面临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和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至亚太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双重机遇，有望助推中国流通业国际化、现代化进程，推动中国流通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速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对于流通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历史机遇，中国市场学会理事长高铁生教授认为，流通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加快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当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袭来时，中国流通产业也不可避免地经受着沉重打击。但是，流通与市场并不是经济危机纯粹消极的投影，中国经济的复兴离不开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离不开流通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当前，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防止经济增长滑坡的治本之策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除了要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还要重视活跃市场、促进流通、扩大营销，更有效地实现产销对接。流通在扩大内需、消费升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高铁生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内需的撬动、信息技术革命、资本输出、人民币国际化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等都将给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带来重大机遇，未来5-10年内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研究员宋则从制造业角度阐述了流通产业的地位和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下，政府目光始终聚焦在能源和制造业，流通从来就不在视野之内。实际上，在新世纪“经济节奏较量”的新动向面前，在全球化竞争的新情况面前，流通业及其网络状流通渠道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产业和战略资源，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是国家国际政治地位的坚实基础。从“惊险的跳跃”角度观察，市场经济也是“渠道经济”。“影响力滥用”的垄断性跨国集团通过超低价大额订单机制和巨额采购，已经掌控了国内产品的流通渠道。外资进入中国流通业的真正目的，是运用网状采购--销售渠道“影响力滥用”的垄断优势，以极低的采购价格倒逼中国制造业，使之屈从其构建的全球供应链，纳入其苛刻的产业控制体系，最终牟取高额垄断利润。轻视流通的传统以及缺乏流通渠道，已经使中国的许多制造业企业沦为一无知名品牌、二无核心技术、三无销售渠道、四无商业信誉、五无有效信息、六无盈利潜质的被边缘化的一个个车间孤岛。因此，在市场经济新环境下，具有高效率和强大竞争力的商品采购和分销渠道的流通同样是稀缺资源，同样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甚至是更重要的命脉，绝不可掉以轻心。

广东商学院王先庆教授通过区域竞争力的影响要素分析指出，未来中西部区域竞争力将取决于流通。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区已经相继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即人均GDP大多处于2000-3000美元阶段。区域内的生产制造业处于加速扩张状态，工业化进程开始向重化阶段升级转型；同时，区域内的现代商贸流通服务业开始进入起步和初期发育阶段，即商贸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产业和基础性产业必须在这一时期开始得到培育、扶持和发展。只有它及时得到发育成长，才能为工业化中后期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建立起强大的市场体系和流通体系，使工业化进程不会因为“流通瓶颈”而受阻，甚至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一个区域内现代商贸流通业的发育成长有两条路径：一是内部生长；二是外部移入。前者更有利于本土经济的发展，但后者则更有利于行业的快速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还正处于如火如荼的状态，原始积累没有完成，资本和资源大多投入到了生产制造业，本土现代商贸流通业的培育成长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因此，“内生型道路”必须和“外部移入”结合起来，通过引进外部发达地区的商业资本、流通技术、先进的流通业态管理理念和经营模式，再和沿海发达地区商贸流通企业已经建立起来的流通渠道体系和销售网络进行“嫁接”。只有这样，才能使本土商贸流通业更加快速地成长。王先庆教授认为，五至十年内，中西部区域竞争力取决于制造业的话，那么，十年之后，将主要取决于流通领域的竞争力。

会议代表普遍认为，发展流通产业,首先需要正确认识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转型升级面临的机遇。现在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已经到了相当程度，绝大多数商品已从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现在的“买方市场”，经济由生产约束型转变为市场约束型、由供给约束型转变为需求约束型。此时,流通业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启动市场、满足需求、带动生产的关键。因此，要充分认识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地

位，克服“重生产轻流通”的片面观点，树立“工商并举”、“大流通”的观念，真正把流通业摆在先导性支柱产业、战略产业的位置上，给流通业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实现流通业的转型升级，提高发展现代化大流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三、中国经济成长新阶段背景下流通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选择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动摇了世界经济的格局，推动了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转移，虽然也对中国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同时给中国带来调整产业结构的机遇。产业结构通常用三次产业的GDP构成来说明，这既可直观表现产业之间的结构特征，又可表现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阶段特征。通过对三次产业结构分析，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加速期，内需将在拉动经济增长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进入到一个经济增长新阶段。在此背景下，流通产业如何选择发展战略实现转型升级、政府如何选择产业政策来推动流通发展也变得日益重要。中国人民大学马龙龙教授指出，今后五年或者更长时间内政府应从以下方面关注流通产业：一是要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正确认识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认识流通在有效配置资源、完善市场体系和经济体系、促进商品价值实现、引导居民消费、推动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战略性调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应科学构建各主要类别商品产业链和供应链，进一步扶持专业化、规模化的大型流通企业和流通中介组织，构筑现代流通体系的微观基础，同时依托优势资源实现区域专业化，完善流通基础设施和主导产业的空间布局，形成流通体系的“成本收敛-流量扩张”效应；二是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30年以来农村商品流通体系、生产资料供应体系、商品价格管理体制、产品质量与消费安全等方面流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应从发展实践中总结出经验，作为制定流通政策的依据；三是要在大国经济和大国流通新背景下研究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组织变革、技术创新、装备升级、资本运作等方面下大工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中国流通产业核心竞争力；四是要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健全流通法制建设。整饬流通法律体系的时空差异，整合不同时间、不同部门、不同地方针对具体流通问题制定的不同法律，并根据流通发展形势的变化对流通实践层面的市场失灵提出新的法律规制要求。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荆林波通过对宏观经济关注指标分析，指出应把消费作为流通产业发展和研究的主攻方向。当前，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指标主要有GDP增长、进出口、就业和物价指数（CPI）等，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是GDP的四个构成要素。在金融危机导致外需减少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中国出口急剧萎缩，长期以来支持我国经济增长 “两架马车”的投资和出口拉动模式将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增长将由过去的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变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消费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对GDP增长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作用也最大。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暂时困难，中央及时作出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搞活流通、促进消费”和振兴现代物流产业等重大决策，对商贸物流服务业寄予的厚望前所未有，如国家启动的“家电下乡”，“汽车补贴”等经济刺激政策。而在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流通在其中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与消费密切相关的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明显，这就对我国流通产业政策,尤其是消费政策的设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郑勇军教授认为，流通产业要振兴、要实现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打造微观基础，实现功能升级、产业集群转型与新型产业组织生成。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日本扶持流通企业发展的经验，促进流通产业重组与融合、培育流通大集团与世界级企业生成。中国流通产业发展同样需要威廉·鲍莫尔好的资本主义模式。如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既经营物流，同时又是供应链，通过整合功能，形成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优势，大大地提升公司运行的效率，目前在流通领域按销售收入已经全国排名第一位。郑勇军教授认为，中国不仅需要培养一大批像浙江物产集团这样具有竞争力的流通产业大集团，也需要像阿里巴巴这样的无形市场里面涌现高科技流通业态。如果能在微观基础上做强，那么中国流通产业的振兴也就具备了基础条件。同时，郑勇军教授认为，流通产业理论的研究必须与主流经济学并轨，加入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将流通理论的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等战略相结合研究，只能引起主流经济学家关注，才能唤起中央政府对流通理论的重视，进而使流通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地位。流通界学者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把流通最基本的概念、内涵、发展功能等一般规律形成标准的教科书和通俗易懂的简易读本，让政府官员看懂、让企业家读懂。

在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背景下，高铁生教授认为，中国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应当采取如下对策：一是要鼓励各种所有制、各种业态的多样化发展，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采取多样化的零售业态，鼓励流通资本输出，推动中国从商品输出向商业资本输出的转变,从输出商品向输出自主流通渠道的转变,使利润能留住而不再流失。大力发展由流通企业牵头的商社式的跨国公司，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中国需要更多的像香港利丰集团之类的流通大企业。二是要改进和完善政府对流通产业的宏观调控机制，完善流通法律制度，充分重视流通产业的地位和作用，加大对流通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改善流通基础设施。三是要创新理论研究，建立中国特色的流通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的国情和发展需要有中国特色的流通理论来支撑。四是要用先进技术改造和创新流通业，推进流通现代化，以先进的信息与网络技术，推进电子商务在流通产业中的广泛应用，改造和提升传统交易方式，借助现代物流配送技术，为用户提供小批量、多品种、个性化、全天候的销售服务。高铁生教授认为，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和蔓延全球的经济衰退，中国流通产业必须勇敢地迎接挑战，沉稳地把握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才能能够为中国经济的振兴和复苏做出新的历史贡献。

针对目前制造业与流通业不和谐的现实，从优化价值链的角度考虑，暨南大学陈海权教授提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转变：一是要对“重生产轻流通”的文化观念反思和改造。长期以来，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下，“重生产轻流通”的观念在我国地方政府中根深蒂固。因此，首先要解放思想，没有发达的流通业做支持，再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也难以提升地区产业层次，难以改变沦为“加工组装型”经济体的命运。

为切实促成发展思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将主要注意力从以往侧重于制造业转向现代流通业，寻求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二是要通过制度创新创造产业和谐发展的“软”环境。需要以更加开放、务实的姿态，牢牢把握并用好经济成长新阶段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产业创新体系，尤其是运行机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不断通过制度的创新去构建产业创新体系，优化产业发展的“软”环境。三是鼓励国内企业联合构建自己主导的网状流通渠道。制造企业应该充分认识到制造业与流通业是一种利益联盟，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要充分利用本土流通企业的资源，携手合建立战略联盟关系，最终形成制造业和流通业互惠双赢的格局。

本次学术研讨会集思广益,讨论热烈，碰撞出大量思想火花，取得了良好效果。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中国流通产业在新经济成长阶段下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流通业应大力推进制度创新、经营方式创新和业态创新，大力推进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增强竞争力；流通学者应抓住机遇，做好理论研究工作，在转变陈旧的“传统制造业思维”、将流通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企业的历史性机遇 篇3

在2006年8月8日的第二届品牌中国高峰论坛上,我曾今提出来我们的任务是“塑造品牌中国新形象,重构品牌世界新格局”,现在看来,这个机会来了。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何茂春近日表示:“融入全球化,赶上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只有利没有弊……中国因此获得了外部的资源,失去了旧体制、旧资产。与闭关锁国相比,中国获得的是世界。”没错,金融危机将是中国品牌复兴、成为世界品牌强国和中国复兴、成为世界强国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金融危机让主流市场了解和接受中国品牌

“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是低端、低档的,在繁荣时期,中国的品牌很难有机会被世界主流市场接受,少数的几个品牌“联想”、“海尔”、“TCL”在国外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其实,中国商品的质优价廉是全世界低端消费者公认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不能得到主流消费者的公认,因为繁荣时期他们根本不会去购买中国品牌。

金融危机来临之后,有钱人也会调低自己的消费层级,原本打算购买法国、日本、德国品牌的就有可能转而购买中国品牌。这时候如果我们能放弃一味的代工贴牌,并且抓住机遇,推出我们自己的品牌,就会比较容易的获得他们的认可和接受。

事实上,中国品牌并不缺少竞争力,但缺少被正确、公平地认识和对待,就像一个水平较高的运动员,由于没有和高手同台竞技的机会,所以他的能力很难有展示的机会。而金融危机恰恰给了一个主流市场了解和接受中国品牌的机会。

品牌企业逆市上扬,品牌成应对危机利器

此次危机直接导致了欧美市场的萧条和消费能力的下降,创造了“中国制造”神话的沿海制造工厂成为最大的牺牲品,并直接导致失业人口的急剧增加、商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区域经济的严重倒退,东莞、苏州、威海等以外向加工型为主的城市受到的影响尤为突出。

然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很多品牌企业表现了较强的抗跌性,很多企业甚至逆市上扬。在出口企业中,很多“代工”的“中国制造”纷纷倒闭,拥有自有品牌和自主创新的企业却傲立潮头,品牌成为企业应对危机的独门利器。

这场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次洗牌的过程,很多缺乏竞争力和品牌的小企业肯定会在这轮风暴中被无情地淘汰,剩下的将是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优质企业,这也将有助于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市场上的话语权属于品牌,而不属于制造

恒源祥集团董事长刘瑞旗认为,“中国制造”仅仅是中国经济在21世纪参与全球分工的基础,在未来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纯制造业环节的边际利润会变得越来越薄,它不能支撑中国成为经济强国。“中国制造”是中国踏上经济强国的必经之路,它可以为我们引进外资、引入先进技术,解决中国暂时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制造不可能制造出强大的中国。

中国经济总量很大,但品牌缺失,中国经济大而不强。在国际市场上,制造从来就没有话语权。就是在国内,中国品牌的主导权也在丧失,国外资本和品牌已经控制和垄断了中国经济的诸多领域。日、德、美品牌占领和控制中国汽车72%的市场;在碳酸饮料市场,可口可乐、雪碧、醒目、芬达四大品牌,占据了我国碳酸饮料市场60%以上的份额;玉兰油、夏士莲、法国CD、绿丹兰、雅芳等国外品牌更是让中国化妆品全军覆没。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金融危机,用资本抄底收购一些处于谷底的国际品牌,以入股或控股的方式夺回中国品牌自己的话语权,定价权。政府也应对企业大力发展中国品牌给予相关的政策扶持。也许二十年后,因这次经济危机的机遇,中国将给世界一个伟大的惊奇。

越是危机的时候越是需要加大品牌的投入

据调查,奥运结束以后,我国企业投入品牌的费用大幅削减。大家认为,奥运结束以后可以歇一歇了,打造品牌可以缓一缓了。企业家们普遍认为在金融危机来临之际,首先可以削减的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品牌推广预算,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看看优秀的品牌如何做?青岛啤酒的金志国董事长明确表示,2009年青啤的市场推广费用不能省,品牌宣传费用不能省;淘宝网也高调宣布,2009年将投入10个亿打造品牌;恒源祥集团董事长刘瑞旗也表示,作为以品牌经营为核心能力的企业,恒源祥也将一如继往地增加品牌的投入。

面对危机,我们通常有两种选择,要么勇敢地改变自己,要么无奈地被别人改变。“闹中取静,静中取闹”是发展中企业不变的营销法则。对于很多中小企业,如果你的实力有限,那么在奥运会期间,你必须放弃凑热闹的想法。相反在大家都安静的时候,你更应该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推广自己的品牌,这时候的代价可能非常小,效果却非常好。

所以,越是危机的时候,企业越是需要加大对品牌的投入,这种投入将成为你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巨大的国内市场将为中国品牌提供广阔舞台

国家现在提出要拉动内需,这就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已有多年经验,一大批企业在为别人代工中积累了经验和实力,随着需求下降、成本提升以及竞争加剧,贴牌代工企业打造自主品牌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我们拥有世界第一的电话拥有量;汽油、润滑油消费量全球第二;胶卷使用量居世界第二;中国每年的煤炭消费占全球一半左右;中国年产60亿双鞋;春节短信100亿条;手机每年以6000万部速度疯狂增长;网民数每年狂增2000多万;饮料行业规模达2000亿,仍以24%递增……中国地级城市有325个,县城有2500多个,未来20年中,中国4亿农民向城市大转移,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伟大的市场。

需求决定一切,没有需求,一切品牌都等于零。中国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巨大国内市场和持续不断的需求,这将为中国品牌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国家应将培育品牌作为拉动内需的工作重点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关于新一轮的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的措施正在启动。可喜的是,政府首次把改善民生列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各项建设之首,通过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增强消费能力,以拉动消费;与此同时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等更是直接拉动消费的举措。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增长,成为扩大内需的一大亮点。

与此同时,我们也呼吁国家能够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将培育品牌,发展品牌作为“持续拉动内需,全面提升中国品牌竞争力”的工作重点之一。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可持续的消费力。“冬天”过后,中国新一轮的消费热潮即将到来,中国品牌的消费也会有一轮新的高潮出现。国家应鼓励企业发展品牌产业,鼓励和引导民众进行品牌消费,政府带头采购自主品牌,逐步建立起“以消费自主品牌为荣”的良好氛围,发掘和培养可持续的消费力。■

中国企业的历史性机遇 篇4

1、中国花卉业的历史贡献和世界花卉发展的趋势

“中华”, 原是居于世界中部的花卉故乡之意, 中国的观赏植物十分丰富, 品质优异而奇特。中国的花卉业对世界花卉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 中国花卉业的历史和对世界花卉业的贡献

中国人民热爱自然, 喜爱花草树木, 主张人与自然的合一, 祖先们很早就对植物开展引种、栽培、艺花、种树、欣赏和改良等活动, 加上我国文化艺术较早的高度发展, 于是很早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花文化。这种花文化带动花卉业发展在世界上是十分独特的, 中国花卉从唐、宋直至约三百年前的清初一直在世界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 世界各国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以前普遍培育名花如菊花、珙桐、百合、牡丹、芍药、月季、玉兰 (木兰属) 、山茶、翠菊、八仙花、杜鹃花、锦带花、报春花等, 无一不来自中国, 从而也带动了全世界的花卉园艺事业发展。

在中国古农书中, “花谱”特别丰富而精彩。例如北宋·欧阳修著《洛阳牡丹记》 (1031年) , 即对牡丹的历史、分布、品种演化等做了特别详尽的阐述, 可谓世界上第一部牡丹专著。又如北宋·刘蒙著《菊谱》 (1104年) , 记载菊花品种30多个, 并论述花卉育种原理, 是中国菊花品种分类和花卉育种学的先驱, 也是世界菊花品种和育种学的祖师爷。再如南宋·范成大《梅谱》 (约1186年) , 是中国和世界第一部梅花专著, 记载梅花品种多个, 如野梅和古梅等, 促成梅花栽培和梅文化。而南宋·陈景沂《全芳备祖》 (1256年) 、明·王象晋《群芳谱》 (1621年) 等, 更是文人所著的花卉百科全书。这些专著, 都为世界花卉事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世界花卉业的贡献是巨大的。而且, 自明代 (1368-1644年) 起, 花卉商品化生产开始出现并渐趋兴旺, 如北京丰台十八村那时就有了花乡专业户;河南鄢陵、山东菏泽、上海松江法华、广州花田等地也出现了花卉生产栽培。

2) 世界花卉业的发展及趋势

从1801年前后开始, 西方花卉业得到快速发展。如在1840年左右, 法国人用南欧原产一年两度开花的香石竹 (Dianthus caryophyllus) 与引自我国的石竹 (D.chinensis) 杂交, 育成了四季开花的香石竹类型, 奠定香石竹作为“四大切花”之一的关键性基础。后再经不断杂交育种, 香石竹终于登上了世界级切花的宝座。又如现代月季, 本是我国原产,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传至英、法的2个品种 (月季花Rosa chinensis和香水月季R.xodorata) 作为关键亲本, 与欧洲几种蔷薇反复杂交选育而成。至今全球约有现代月季品种2万个, 成为花卉育种一大奇观, 居于四大切花之首。再如菊花, 系中国原产之传统名花, 公元8世纪首传日本, 1789年传至法国。目前全球共有菊花品种2万～3万个, 多偏重杆粗而挺直之切花菊。我国约有3000个品种以上, 多偏重盆栽菊, 近年又发展了地被菊和切花菊。菊花也是世界花卉育种两大奇观之一。现在中国菊花在品种和栽培上, 仍居于国际领先地位。至于唐菖蒲, 则多种野生种源分布于地中海地区和南部非洲。系统的唐菖蒲育种始于18世纪中叶, 当时先将南非原产优良野生种带至欧洲, 然后开始了唐菖蒲的杂交育种, 主要在原种和杂种间进行杂交、选择和改良。目前, 全球约有唐菖蒲品种1万个以上。

花卉业是一项朝阳产业, 是当前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在四五十年前世界花卉年消费额仅几十亿美元, 1991年猛增至1000多亿美元, 现已达2000亿美元以上。同时, 世界花卉业的发展与竞争既迅猛、又激烈, 如南美之哥伦比亚, 西亚之以色列, 东亚之泰国和韩国, 非洲之肯尼亚、摩洛哥等, 都是花卉出口的后起之秀, 近年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此外, 世界花卉业品种日趋繁多, 包括切花 (非洲菊、鹤望兰、六出花、花烛、百合、热带兰等) 和盆花 (非洲紫罗兰、瓶子草、仙人掌类及多浆植物、凤梨科植物、棕榈类、地涌金莲、蕨类植物等) 。

2、中国花卉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 面临的机遇

——综合国力不断上升, 国家越来越富强, 为花卉业发展打下了经济基础;城市园林化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越来越重要, 国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对园林和花卉的需求越来越高。

——政府越来越重视园林和花卉事业, 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在政策制定上为提高环境质量和生态化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花卉已从生产面积、生产基地、科研队伍、经营管理、信息、交易、园林化城市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成效卓著。

——我国拥有花卉种质资源优势、气候区域优势、人力优势、地利优势, 国家城市化、园林化建设使这些优势显得更加明显。

——近些年, 国家大力发展花卉业和城市园林化建设, 各地花卉生产经营突飞猛进, 花卉科研、生产、营销初具规模。

——我国还有不少野生奇花异草和栽培名花还没完全为西方所重视。如开小花、香花的梅花、蜡梅、结香、瑞香、珠兰、桂花、米兰等。

2) 面临的挑战

1996年前, 国人的春节花卉主要是国产传统名花漳州水仙。1998年以后, 国外进口花卉如郁金香、百合类、凤梨类、朱顶红、蝴蝶兰、大花蕙兰等大量涌人我国市场, 售价高而销售火爆。1999年在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 也是洋花、洋草占上风, 大面积占据了主要景点和视野。可以说, 在我国加人世贸组织之前, 洋花、洋草已形成了压倒国产名花和草坪, 地被植物成了重洋轻中、反客为主的景象。这种现象之普遍, 连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的节日和平时花卉配置, 也不例外, 各种会议或公共场所更是如此。我国入世后, 这种现象有增无减、甚至外国观赏树苗圃、花卉制种场等都到我国兴办, 借以利用国内较低价之土地和劳动力、向世界最多人口的消费国大销洋花、洋草和洋树。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我国花文化虽是源远流长, 影响深远, 但前些年国民经济落后, 综合国力不强, 国家对花卉业不重视, 花卉生产不发达, 且属小农经济小而全的性质, 花卉交易很不规范, 花卉拍卖市场很晚出现。

二是我国园林、花卉教育起步较晚, 园林、花卉业专业人才缺乏, 从事花卉业的人员行外人员偏多, 园林、花卉事业容易走弯路。

三是花卉科研投资少, 研究工作滞后, 花卉育种队伍人员不足, 研究花卉课题且有些简单重复, 缺少原始创新。

四是花卉和园林的宣传、推广和保护工作上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在新品种的宣传和推广上力量还不足。

3、对策

1) 加强教育与宣传, 注重弘扬我国花卉特色, 发挥我国花卉资源优势。特别是国内在大地园林化和城市园林化上要大做文章, 把生态建设和文态建设结合起来。同时, 在花卉业中要树立新观念, 挖掘种质资源和劳动力等优势, 切实保护野生花卉资源, 大力支持、加强花卉育种, 做好区域规划, 实施品牌战略, 建立花卉大市场, 促进花卉大流通, 积极发展专业化规模生产, 改善经营方式, 发挥院校、协会、学会和科研单位以及经营部门的作用。

2) 面向世界, 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 发展花卉出口与交流。利用我国花卉种质资源优势, 要有重点、有选择地突破。要扬长避短和弘扬主旋律, 是当前须特别重视的原则。

3) 端正花卉业发展方向这是至关重要的, 是迅速发展我国花卉业的重要保证。简言之, 即实现花卉业“新四化”——传统名花国际化、世界名花国产化、野生花卉引种驯化、花卉规模经营化。

农信社发展面临历史机遇 篇5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9月01日 07:55 海南新闻网-海南日报

核心提示

尽管农信社在微观方面面临着一些问题，而且背负着一些历史包袱，但是从宏观面上看，农信社正步入良性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主要体现在：我省各级联社的赢利面在大幅度增加，不良资产率在逐年下降，农信社内部的体制、机制和队伍建设也在增强，农村金融创新品种不断增多。

更重要的是，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农信社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注资行动以及争取中央对海南农信社优惠政策的一系列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可以预见，重新注资后、带有新型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即将形成。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有关人士认为，尽管海南农信社过去背负着一些历史包袱，但是经过这几年的不断努力，化解历史风险，全面健全内控机制，海南农信社近年来可谓有了质的变化。

信心逐步回升

据省银监局信合办有关人士介绍，截止2006年7月末，全省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93亿元，近三年来存款增加32亿元，增幅52%。而贷款也创历史记录，据统计，近三年来累计发放贷款53亿元，其中“三农”贷款40亿元。这表明，不仅农信社对公众的信心正在恢复，而且贷款正步入良性轨道。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金融生态环境的有效改善也促进了农信社的发展，贷款回收有了大幅保障，并培植了一大批信用村和信用户。截至2006年7月末，全省农村信用社共创建信用村89个，评定信用户3.3万户，扶持了大批农业专业户，有效地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金融创新化解历史风险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尽管过去农信社曾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是数十年历史积累下来的，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该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曾经出现的问题。据了解，随着海南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信用建设的深入，农信社正在逐步清理旧账，利用法律、行政、金融等多种综合手段，日益成为海南农信社清理不良资产的有利工具。

海口城郊联社主任吴桂波告诉记者，鉴于一些历史旧账清收难度大，该社将拖欠时间长、清收难度大的贷款，采取打包委托专业机构代理清收，两年来成功收回陈年旧账贷款26笔，金额2100多万元。

记者了解到，农信社在采取多种手段清理旧账的同时，还大力开展金融业务创新。除了贷款方式多种多样，中间业务也在海南的农村大地上蓬勃兴起。除传统的信用贷款、抵押贷款、质押贷款外，部分农信社还新增加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助学贷款、工资担保贷款等贷款品种，全方位满足了客户的生活及生产经营需求。

另外，中间业务范围也不断扩大，代理国库业务、代收水费、电费、粮农收购款、代发工资、土地征用款等业务正逐渐在全省全面铺开。海南农信社信贷资金的使用逐步向放贷、拆借、购债、中间业务服务等方面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扩大农信社的盈利范围，利润多元化还有效分散了经营风险。

注资工作紧锣密鼓

据省银监局有关人士表示，目前海南农信社面临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随着海南金融环境的持续好转，金融业也逐步在盈利。更重要的是，农信社的发展遇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性机遇，海南农信社完全可以借这股东风，化解风险，轻装上阵。

据了解，省委、省政府多次研究农信社改革问题，积极开展我省农信社深化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不仅多次派员对贵州、河南、黑龙江、吉林、宁夏、青海等省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进行考察学习，而且还多次向

银监会、人总行专题汇报我省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相关情况，积极向国务院申请注资农信社最优惠的政策。

据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我省农信社已经参照国内商业银行划分风险资产的办法，引入了信贷资产风险五级分类的办法，此举将有力提高我省农信社信贷管理水平，改善贷款质量，为全省农信社的信贷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我省正在委托有金融

民营银行的历史机遇 篇6

体制的原因，就是政府过多地承担了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风险。历史的原因，就是民营资本以比较散、比较小的方法进入到金融机构之后，并没有发挥好民营资本在治理结构中良好的表率作用。

比如说城市信用社，从上世纪80年代发起城市信用社的时候没有任何身份的限制，街道企业，私人企业，都可以发起成立城市信用社。但是后来城市信用社出了很多的风险和坏账，怎么来处置这些问题，当时有两种办法。一个让信用社破产，风险自担。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理念还没有建立起来，老百姓在公有制生活了几十年，没有自担风险的准备，一旦有一个城市信用社破产之后，会引起连锁反应，会引起所有城市信用社的挤兑，这是当时政府最担心的问题。政府采用了将城信社组建为城商行的方式来控制风险。

另一个案例是合作基金会。合作基金会是农村为了化解社队债务产生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后来用以弥补农村信用社服务不够、贷款不方便的短板。

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到处都在搞建设，到处都缺钱。从农信社借贷不容易，到合作基金会借钱就容易。最终，合作基金会变成了实际上的银行。但是当时既没有给银行的牌照，也没有按银行准则认真地管理，导致风险频现，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挤兑。

第三个案例，是德隆系对金融机构的投资。上世纪90年代组建城市商业银行和改制信托投资公司的时候，监管当局向民资敞开了大门。德隆系因此得以入主了13家金融机构，包括城商行、信托、租赁和证券公司。德隆参加投资的这13家金融机构总的资本金约为92亿元，德隆系投入约45亿元，占到了股本的62%。

但是，德隆系并没有在建立良好的金融机构治理架构中发挥作用，而是把它所参股、控股的金融机构当做了本集团融资平台，把资金调去打庄股，然后拿高价的股金融资，支持自己实业的扩张。到了2004年，伴随着股价的下跌，新疆屯河、合金股份、湘火炬等“不倒的庄股”也倒了下去。德隆系资金链的断裂，不仅拖累了他所控制的实体经济，也拖累了他参股的金融机构。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为止，除了2004年处置德隆系风险时，对个人债权进行了打折处理。在此之前，国家基本上对个人债权百分之百兑付，政府承担了几乎全部的金融风险，因而对控制权就格外地关注。

民营资本获得进入金融领域的机会之后，成功的案例是民生银行。如今，民生银行已经成为民资入主金融机构的标杆。但是，民生银行的支持者是工商联，组建民生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基本上由工商联推荐产生。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大区分行的行长等专业人才“转会”到了民生银行。

目前，应该说民营资本进入银行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渠道有五种：

一、通过增资扩股。二、可以参与发起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比例已经从20%降到了15%。到现在为止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还是金融机构，但是非金融机构的比例已经可以高达85%。三、参与改制、重组。比如从农信社到农商行，城信社到城商行以及城商行上市之时，都有很多机会。四、参与风险处置与重组。五、目前民营资本参股金融机构主要集中于农村信用社等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自然人都可以参与，过去的入股比例是千分之五，现在已经允许到了2%，这已是较大的入股比例。

2012年底，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民间资本达到42%，城市商业银行的民间资本股份占到了54%。有些城商行民营资本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民资占比则超过了90%。但在中大型银行的控制权方面，如前述原因，国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目前，民营银行再一次来到了历史机遇的关口。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放开城市信用社的组建，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机构改制重组，在有问题的有风险的金融机构进行重整之时，民营资本获得了一次进入的机会。这次是第三次，决策层也非常明确地提出来要平等地对待民营资本，允许民营资本主动发起民营银行，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方法来迎接第三次机遇呢？

文化产业历史性的机遇与挑战 篇7

新中国成立以来, 文化部门, 相对于物质生产部门和行业, 大部分是被当作“事业”对待的, 没有产业经营的概念。只有少数行业 (如电影发行放映、图书发行等) 被认为具有企业的性质和商品化的特征, 但也还是被称之为“按企业管理的事业单位”。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我国的文化产业开始蓬勃兴起, 经过艰难初创、起步发展和急剧扩张三个阶段, 现在已经初具规模。文艺演出、电影发行放映, 文化娱乐、书刊音像出版发行、电子游艺、互联网上网服务、艺术品销售、文化艺术培训、体育健身服务等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林林总总, 丰富多彩, 遍及城乡。我们通常就把这些从事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行业, 称作“文化产业”。当然, 这还不够, 按照“大文化”的概念来理解, 还应该把报业、广播电视业、广告业、文化艺术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甚至旅游业等也包括在广义的“文化产业”中。今天的文化产业已经与文化事业相对地分离出来, 也就是说, 公益性文化与非公益性文化、经营性文化与非经营性文化分离开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别在于, 二者投入的资金来源不同, 管理机制不同, 经营运作方式不同, 考核的标准也不同。文化事业承担的是政府交给的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任务, 主要依靠政府扶持、社会赞助;文化产业单位则主要面向市场, 依法经营, 自我积累, 自我发展, 依靠政府政策的宏观调控。有人在强调二者的区别时说:繁荣文化事业靠政府, 发展文化产业靠市场, 是有一定道理的。

文化产业是知识经济全球化的新兴产业,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国际上看, 目前世界文化市场可谓四分天下:美国占有市场总额的42.6%, 欧洲33.9%, 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 其他国家占有剩余的份额。而在19%的市场份额中, 除去日本的10%和韩国的3.5%, 留给中国的已经不多。与此同时, 许多国家已经看到, 中国将成为21世纪世界最大的文化消费市场。美国、加拿大、欧盟国家纷纷抢滩登陆, 在电影、电视等优势项目上增加力度;日本、韩国也看到中国巨大的文化市场空间, 电影、电视、卡通, 乃至游戏机、玩具、花道等等, 都在伺机而动。从国内看, 十一五规划把文化产业放在整个文化建设的全局来加以谋划, 置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战略高度来加以研究, 既考虑到满足群众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性精神文化的需求, 又兼顾到国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扭转的需要, 坚持不懈, 狠抓不放。这说明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 发展文化产业蕴含重大的政治意义。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扩大开放, 有利于我国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 及时捕捉到最新的科技文化信息, 更好地吸取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同时, 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形成早, 产业化程度高, 渗透力强。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 国外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资本将更为迅猛地进入我国市场参与竞争, 我国的文化产业, 作为振兴和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力量, 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 既涉及切割市场蛋糕的经济利益方面的, 也涉及产品内容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我们只有加快发展和壮大本国的文化产业, 创造出更多更强的中国民族文化产业的品牌, 占领更广泛更重要的思想文化制高点, 才能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 才能在竞争中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其次, 发展文化产业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改革开放之初, 如果有人说跳舞、音乐、体育是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似乎难以理解。但今天, 以电影、电视、MTV、世界杯足球赛、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已毫无疑义地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支柱产业, 文化产业的增长速度已远远高于全球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 被称为21世纪的黄金产业。文化产业通过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 能够创造十分可观的经济价值, 起到增加就业、刺激消费、涵养税源等重要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 人们的文化消费占其总收入的30%左右,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 达到GDP的5%左右。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中, 就有72家属于文化产业, 如时代华纳、迪斯尼等。我国的文化产业同样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很好的发展前景。我国发达地区的大城市, 已经把大力发展文化经济列为当地发展经济规划的重要部分,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三, 发展文化产业能够更好地丰富社会文化生活,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业生产的文化产品和提供的文化服务, 作为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产物, 以其通俗性、娱乐性、商业性占据了社会公众的大量生活空间, 赢得了社会大众和市场的认同。人们在劳动之余, 可以尽情享受文化消费带来的愉悦和生活的快乐。与此同时, 一些成功的文化产业的市场运作, 使芭蕾舞、交响乐、西洋歌剧等过去老百姓难以欣赏到的高雅艺术产品也走近大众。可以说, 没有逐步兴起的文化产业和日渐成熟的文化市场, 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精彩和绚丽。

第四, 从文化自身的规律来看, 发展文化产业也必将使文化充满生机和活力。长期以来,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文化的主体部分一直是国办国养, 自身机制不活, 国家也不堪重负。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 专业艺术表演、电影发行放映等文化部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不仅难以发展, 连生存也成了问题。事实证明, 只有发挥文化的产业功能,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产业运作方式促进自身的发展, 才能走出困境, 闯出生路。

由此可见, 发展我们的文化产业确实已不仅是一种现实的迫切要求, 更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文化方略。我国文化产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发展文化产业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不断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新问题,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 逐步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摘要：我国文化产业机遇与挑战并存, 发展文化产业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不断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新问题,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 逐步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中国企业的历史性机遇 篇8

关键词：会计,挑战与机遇,会计职能,会计反映与控制,财务总监职责,世界领跑者

大家知道, 信息化时代飞速、蓬勃发展正在引起一系列快节奏、高效率的社会重大变革。会计对每个经济细胞——会计核算主体单位的经济事项的反映是其基本的职能, 但是如果影响会计主体经济活动的内部或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我们正在使用的会计政策或方法未能及时得到相应的调整, 这显然是会影响这个经济主体会计核算的质量的。而另一方面, 目前低增长率、低利润率成为了较多企业的一种新常态, 企业管理层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 对反映企业经济业务的财务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这是目前会计实务界所面临的主要客观矛盾, 是许多老板与财务总监的“频率”常常不能共振莫名的原因, 以至不少人大喊世界不缺老总而缺少不让企业倒下去的高水平的财务总监。

纵览当下整个世界经济, 彷佛已经陷入一片泥潭, 全球的发展似乎奇点临近, 进化了300多年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正在失效, 已经暴露出了很多理论观点不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本身似乎难以自圆其说。人类认识世界的进程总体上随着社会分工、学科不断细化与深入到了一个需要安静下来统观全局、进行梳理与总结的时候, 这是接下来继续为改造这个世界必要花的“磨刀”功夫。同样, 我们的会计学、经济学及管理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需要进行学术体系重新梳理。因为会计的反映职能要求, 因为会计实务与经济业务联系紧密, 因为会计学是连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重要的学科, 会计必将在人类这次学术体系重新梳理的过程中起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实上,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几次重要奇点, 会计在其中无不是发挥了重要变革性的作用。在原始社会, 人类通过用石头或绳子打节等方法, 对原始人类活动成果进行简单“记录”的变革, 这是一次在人类初始发展阶段使用量化记录保存记忆的伟大创举, 为人类逐步脱离群居混沌状态而步入文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进与活动协作的深化, 人类的生产劳动成效不断增加, 记录过程也越来越复杂, 原来简单的记录逐步演变成为具有“计算”功能的流水账簿会计模式, 对劳动成果的归集与分配以及财富的积累可以进行连续的记录和汇总;而后来复式记账方法的创新, 使得会计由定期滚动总结式的计算改进为更为科学、更具哲理性的系统化“核算”, 这为会计适应人类机器化大生产后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充满“平衡”内涵的核算处理手段, 特别是为资本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核算主体的资金架构模式与微观科学核算基础;而近代会计的电算化与网络化变革无疑给会计效率和核算质量的提高带来一次巨大的改进, 这让会计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和用更准确的基础数据去参与经济活动中“管理”工作、为企业决策层能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或依据。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世界通信70多亿美元、施乐公司5年内14亿美元的会计假帐以及安然公司、环球通讯公司、凯马特等诸多的丑闻事件后直到现在, 全球主要的国家开始逐步重视企业的内部控制管理, 如我国境内的上市公司被要求企业全体员工要参与内部控制。随着其他的会计管理手段 (如预算、投融资分析、绩效管理、成本管理及金融工具应用等) 的较为广泛的运用, 会计的职能也从主要的事后监管逐步增加了更多的事前、事中的控制, 而且这种会计“控制”职能的需求在经济活动中体现得越来越强烈并且其要求的难度随着环境的复杂性变化正在逐步地增加。目前, 从世界经济状况及大多数企业老板的反应来讲, 会计的控制职能发挥的仍然很不够。

由此可见, 现在会计不仅面临着其反映职能需要加以提高, 而且其控制职能也亟待增强, 这是严峻的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源自于会计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会计本身以及相关的其他社会科学对经济环境变化反应的滞后。而另一方面, 我们从会计自身的发展、人类历史奇点角度及现实经济发展的需求角度上分析, 这种挑战正是会计对促进人类健康、持续发展的又一次发挥积极作用的机遇。说是会计面临的机遇还因为目前社会在问题不断出现的同时也累积了会计去迎接这种挑战的相关条件, 这些条件主要有: (1) 人类的劳动、经济活动发展到需要以创新的方式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 (2) 知识经济、信息化的发展迫使社会科学进行全面梳理和积极创新; (3) 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化能为会计的变革提供有效的工具; (4) 一批相关专业的综合性人才逐步得到了培养和磨炼, 其中具有足够阅历与实务把控能力和相当理论基础的企业财务负责人 (这里简单统称为“优异财务总监”) 将在这次变革中发挥重要性的作用。

不难理解, 这次变革是会计人员, 尤其是优异财务总监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优异财务总监应具有的品质与能力有:

1.对基本的会计、经济及管理等知识做到融会贯通和活学活用。指导企业规范地进行会计核算和经营管理是优异财务总监的基本职责, 只有会计、经济及管理等知识做到了融会贯通才能在日常核算和管理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做到井井有条、从容释疑解难并能举一反三;特别注意要能跳出账簿和数据思考问题, 对很多知识要及时更新并活学活用。

2.对基本的原则和根本性的要求要坚持职守。对资金安全、税务红线等原则性的问题要把握好, 否则不仅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还会给企业和法人带来极大的风险或埋下硬伤的祸根。

3.对企业的经营运转和相关的社会经济活动要熟悉, 并善于发现问题和补漏。优异财务总监既要对整个经营运转和相关的社会经济活动基本情况清楚, 还要对企业业务运转的各个重要环节的进行风险管理, 对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应对, 这样才能发现问题、弥补漏洞或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4.对企业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能提供重要支持, 并把握和驾驭财务战略。企业战略无不涉及资金, 优异财务总监要从财务数据、融资或投资分析及金融手段等方面对战略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撑和充分依据;其后依据企业战略制定和实施相匹配的财务战略。

5.擅长资金运筹和资本运作, 进行有效的企业价值管理。资金是企业的血液, 资金出大问题往往威胁到企业的生命, 资金运筹是财务总监的金钢钻;要善于通过资本运作挖掘和放大企业价值;关注企业的价值及影响价值的因素, 促进企业价值的有效管理。

6.严谨的思维逻辑、缜密的推理能力和敏锐的数据感知。如果有些财务负责人未经历过扎实的会计具体核算的磨练, 那么这一条一定要进行刻意培养和锻炼。

7.较强的抗压能力、心理素质和自控能力。因为复杂的会计环境因素, 优异财务总监需要具备这种能力, 否则将要么被自然淘汰要么自我崩溃。

8.较强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人际关系协调能力。财务总监首先要改变传统财务人员不苟言笑、不擅辞令的形象, 优异财务总监需要处理好企业内外必要的人际关系, 进行有效的沟通, 必要的时候还能施展较强的公众演讲能力, 否则会很难获取银行竞争性贷款、VC或PE投资、股票上市等。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能力要区别于有些业务人员的口若悬河或滔滔不绝式的多语健谈, 以免使人觉得你夸夸其谈;而一旦你具备这种能力, 结合你擅长的数据分析和严谨的逻辑思维, 你终将赢得信赖而融入资金或实现其他目标。

9.较强的计算机、互联网及大数据的应用能力。优异财务总监所具备的这种能力不仅会大幅提高团队与个人的工作效率, 而且未来或许会给你带来一些意外的发现或收获。

10.较强的经济分析、工作总结及规律归纳的能力。优异财务总监所具备的这种能力更容易使自己能得到领导和企业的认可, 更容易让自己的会计实务和理论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从实践中得到的体会和总结经常与相关专家、教授进行必要的交流与沟通。

中国的发展轨迹已经超出了西方经济学家所能接受的理论范畴, 因为中国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涉足的发展道路, 而其后面的路更是呼唤着革命性的创新。时代需要我们跨过一边吸收消化一边摸索创新的阶段, 需要我们积极地去做一个进行“体系分析、理论大一统;系统归纳、标准重建立”变革后的世界领跑者。正视和迎接这次会计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 机遇将属于我们!

参考文献

[1]常勋.财务会计四大难题[M].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2.

[2]杜兴强.会计信息丛书——会计热点问题》 (第四辑) [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3]周乐燕.对会计基本等式的思考[J].商情, 2013, (20) :86-87.

中国企业的历史性机遇 篇9

一、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新疆地域辽阔, 除乌鲁木齐、克拉玛依两个地级市以及自治区直辖的石河子市、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之外, 其余84个县 (县级市) 都属于县域范围, 约占全疆国土面积的91%, 居住着87%以上的人口。2008年, 县级 (不含县级市) 国民生产总值约1 210.72亿元, 占全区的28.8%;2007年城镇居民消费总额717.96亿元, 占全区的37.18%;农村居民社会消费总额295.52亿元, 占全区的15.31%;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 县级财政收入约97.41亿元, 占全区的26.98%, 均低于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 432元, 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 503元,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很大。由于新疆不少县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衔接较差, 科学性依据不足, 缺乏可持续性, 加之基础性工作薄弱, 人才、技术、资金引进效果不显著, 资源优势向区位优势转变尚不充分, 使得产业层次低、链条短, 呈现出“农牧大县、工业小县、经济弱县、财政穷县”的特征。

二、新疆县域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分析

(一) 新疆县域经济存在的问题

1. 县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 集聚辐射功能差。

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县域人均收入水平低、“强县不强”、县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口规模较少等方面。新疆的城镇规模远远小于能发挥积聚和辐射作用的城镇规模, 这一方面造成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关联度差, 发展空间和辐射区域狭小;另一方面导致基础设施落后, 功能不全, 缺乏聚集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2. 产业结构不合理。

新疆很多县 (市) 工业化程度低, 呈现出以农牧产品、矿产及其初加工为主的资源型产业结构, 所凸显的问题是产业层次低、产业结构低度化、县域间产业结构趋同等。在第一产业中, 传统农业占的比重还很大, 常规农业耕作模式没有从根本上突破,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起点不高, 导致产品、产业趋同, 产品科技含量低, 抗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在第二、三产业中, 县域工业发展水平很低,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快, 第三产业发展更为滞后。

3. 民营经济发展缓慢, 尚未成为发展主体。

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最主要和最具有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撑点, 但新疆民营经济并不发达, 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起着主导和主体作用, 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激发出来, 适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还没有真正形成, 在信息、资金、技术、土地等方面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等措施还不到位, 软环境建设同百强县相比差距较大。

4. 科技投入不足, 产品科技含量低。

由于新疆县域经济实力不强, 地方财政收入不多, 绝大多数县域基本上属于“吃财政饭”, 虽然认识到科技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但苦于经费困难, 无力增加投入, 这种情况在全疆县 (市) 中具有普遍性。农业科技投入不足, 制约了高效农业的发展, 应用高新技术进行名、优、特、新产品的开发和传统产品的更新换代步伐缓慢。另外, 适合企业和农民科技创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滞后, 企业和农民科技创新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 致使县域科技陷入单纯依靠政府而政府又无力投入的尴尬局面。

5. 生态环境恶化, 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

由于农业规模不合理的扩大和资源的不合理开发, 造成绿洲外围荒漠化程度加剧, 水资源进一步匮乏, 环境污染更为严重, 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农业基础设施的薄弱与生态环境的脆弱对新疆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因此, 发展绿洲经济, 防止荒漠化, 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是干旱区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二) 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1. 自然区位因素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干旱地区, 是以绿洲为单元的内陆封闭地区, 绿洲仅占其面积的4%, 并被荒漠、戈壁分割成互不相连的小块, 空间距离遥远, 经济活动被限制在呈点、带状分布的绿洲内, 这严重阻碍了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另外, 由于区内水资源短缺, 生物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稳定性低, 环境调节功能差, 又加上人口剧增和人们对水土等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区域 (流域) 开发的不协调、环境污染治理不力等因素, 造成区域生态环境极端脆弱, 土地荒漠化、沙漠化、盐渍化面积不断扩大。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制约着县域经济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同县域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2. 二元经济结构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

新疆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并固化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超前工业化战略的客观必然。这种超前工业化发展战略导致的后果就是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加大, 重工业的发展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造成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积累。最为明显的现象是, 我区以农业为主, 农产品加工业比较落后, 工业主要以石油、化工等能源重化工为主体, 与农业的联系甚微, 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运作模式, 导致产业之间相互脱节, 从而制约县域经济发展。

3. 制度因素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及落后的深层次原因。

在县域经济发展中, 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制度创新, 只有在制度的保证下, 技术、知识和资本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实际上, 我区县域经济落后于发达地区, 深层次原因在于体制的落后、制度创新能力差, 制度的供给和需求的不足。只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农业生产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 才能加快推进城乡商品和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4. 知识贫困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源因素。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普遍知识贫困, 引进知识 (利用外地知识) 和生产知识 (知识创新) 的能力低下, 他们一直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 长期沿袭着传统的耕作模式和生产习惯及单一传统种养业或单一的粮食品种种植, 科技应用程度低, 实力脆弱, 社会联系狭窄, 市场信息闭塞, 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抗风险能力以及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都很低下。知识贫困使这些地区不能参与创造和分享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文明的成果, 成为落伍者和边缘化地区, 最终, 无力摆脱经济落后的状况。

三、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

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是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贯彻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工业化为主导, 以城镇化为支撑, 以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基础, 加快对外开放, 深化体制改革, 突出非公有制经济和特色经济, 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协调快速发展。

1.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 努力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在振兴新疆的一系列扶持政策落实中, 新疆要抓住向西开放的有利时机, 充分利用全国19个省市在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全方位的对口支援, 发展外向型互补经济, 促进县域经济跨越式大发展。一方面, 利用好发展机遇, 积极推动向内开放,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 积极参与跨区域产业分工, 做好超常规招商引资工作, 弥补建设资金不足, 促进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 在跨国经济合作中, 要进一步提高新疆县域经济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实施“东联西出、西去东来”的方针, 开拓国际市场, 壮大外向型经济实体, 真正使县域经济融入国内、国外发展的大局中, 实现历史性的跨越。

2.进一步开拓农产品市场, 加快新疆农业现代化步伐。多年来, 新疆农业的生产能力相对较强, 而加工转化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方面比较欠缺。为加快新疆农业现代化步伐, 新疆要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 以搭建外销平台为首要战略任务, 以区内、区外、国外三大市场为战略方向, 以名优特新、精深加工农副产品为战略重点, 突出抓好统一规划、搭建平台、产销对接、规范管理和建立长效机制五项重点工作, 建立长期稳定的销售渠道和网络, 形成“顺畅有序、配送灵活、保鲜供应、四季销售”的外销模式, 推动新疆林果、棉花、畜禽、特色农产品等长期稳定进入国内外市场[1]。

3.加快工业化进程, 提升工业竞争力, 培植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工业化是现代经济的发动机。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和现代化。所以, 壮大县域经济、实现城乡统筹要以工业化为主导[2]。新疆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应利用国家刺激经济增长, 加强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投资为契机, 力争得到国家更多的项目和资金支持, 充分发挥我区油、气、煤炭等优势资源, 加快下游产品的开发利用, 扎实推进以石油天然气、石化与煤炭、煤电、煤化工为两翼的优势资源转变战略, 多上、快上一批重大工业项目, 促进我区传统行业通过技术引进、资源整合、产业升级等手段进行改造提升。另外, 还要重视引导产业集中, 强化特色产业支撑, 要以市场为导向, 以本地资源优势为依托, 以经济效益为核心, 选择农业服务牵引型、工业催生型、城市辐射型、旅游开发型、矿产资源型、农产品加工型等不同产业发展模式。

4.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积极扶持乡镇企业发展, 激发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县域民营经济的主体是中小企业, 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县域经济发展最有生机、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新的经济增长要素, 是企业体系中最具创新性的增长极[3]。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 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 越来越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因此, 新疆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 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一要加强对民营企业产权的保护, 指导民营企业正确选择和构建企业产权结构、治理模式和监督机制。二要不断加强技术创新, 强化对企业的科技服务, 积极为企业提供项目、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服务, 促其做大做强。三要认真 (下转137页) (上接132页) 落实有关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 加快培育骨干企业, 放手发展各类中小企业, 切实放宽领域、创优环境[4]。

5.消除知识贫困, 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促进内生技术资源的形成。知识是当代经济和社会转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知识贫困是欠发达县域经济发展的障碍。要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 关键是加快教育发展, 提高各族群众的文化素质。一方面要普及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 推进“农科教”结合, 发挥农村各类职业学校、成人文化学校以及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机构的作用, 培养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另一方面要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活动, 教育和引导农民学法、懂法、守法, 不断提高农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同时, 广泛开展各种类型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开展和谐村镇、和谐家庭创建活动, 培育农村文明新风, 为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氛围[5]。

6.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县域经济, 走“生态化”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新疆县域经济应坚持环境保护与开发利用并举, 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并重。要把经济规划、项目引进、项目建设、项目生产等环节上进行“生态化”监督和管理;要逐步形成经济结构合理、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新型产业布局, 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有机结合,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参考文献

[1]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 刘仲康, 董兆武.2009—2010年新疆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34.

[2]陈延宏.壮大县域经济, 统筹城乡发展[J].农业经济, 2009, (5) :16.

[3]刘全忠.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J].中国经贸导刊, 2006, (19) :45.

[4]薛国文.发展县域经济的基本方略[J].领导科学, 2008, (7) :27.

中国企业的历史性机遇 篇10

1 国家行业管理体制对蚕丝业发展的重要影响

在建国后的计划经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丝绸是我国主要出口产品之一, 蚕丝业作为出口创汇产业, 政府采取了大力发展蚕丝生产的方针, 在政策与经济上都给予了重点扶持。国家对蚕茧及厂丝实行计划管理模式, 蚕茧由国家定价, 并由各级丝绸公司统一收购、经营和管理;而绸缎、服装则放开经营, 主要由国际市场调节。蚕丝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 偏重数量扩张, 单纯追求速度, 其结果导致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 高水平生产能力不足[1] 。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我国蚕茧流通体制变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81—1986年, 这一阶段成立了中国丝绸公司, 由中国丝绸公司统一管理蚕茧收购、丝绸生产及内外销;二是1986—1986年, 这一阶段撤销了中国丝绸公司, 蚕茧收购和经营管理由中国丝绸进出口公司和各省 (区、市) 丝绸公司统一负责, 价格实行中央指导下的省级政府定价。该阶段的蚕种和蚕茧流通领域, 地区封锁, 市场分割, 协调性差, 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特别是在某些边界地区市场秩序混乱, 优质的蚕种不能向其它地方流动, 各地区之间不能顺畅流通, 甚至出现蚕茧大战的现象。三是1996年至今, 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茧丝绸协调小组及办公室, 协调农业、工业、贸易等各方面的关系, 推动茧丝绸经营体制实行贸工农一体化改革, 基本稳定了茧丝绸行业的发展。

在国务院领导直接关心和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下, “九五”以来, 我国蚕丝业加强宏观调控, 加大改革力度, 积极推进农工贸一体化, 深化流通体制改革, 加快发展步伐, 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实施科技兴业, 克服了前进中的诸多困难, 为实现中央提出的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一步推进了蚕业市场化的发展, 也使我国蚕丝业逐步摆脱困境, 走上了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

2 国家实施“东桑西移”工程的产业战略

从推动我国由传统意义上的丝绸大国发展成为丝绸强国出发, 结合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及退耕还林、山川秀美工程等政策措施, 国家茧丝绸协调办公室审时度势, 在2000年国家《茧丝绸行业“十五”规划》中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茧丝绸原料与原料初加工工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利用国家“退耕还林”政策, 给予必要的资金投入, 扶持中西部地区的种桑养蚕上规模、上水平, 培育一批蚕茧基地, 使中西部地区成为全国优质蚕茧资源基地[2] 。之后, 国家经贸委又提出有步骤地引导茧丝原料和原料初步加工业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 并明确陕西、甘肃、宁夏和四川等地为蚕桑生产转移的重点地区, 每年将有一定额度的茧丝绸发展风险基金投入, 有关部门还将在推广方格蔟等一系列技术方面给予重点指导和扶持。2006年商务部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实施“东桑西移”工程。该工程是把种桑养蚕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 把东部现代农业生产理念、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移到中西部, 通过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公共财政扶持、龙头企业带动, 加快中西部地区桑蚕基地建设, 推进茧丝绸科技创新和自主品牌发展, 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 实现我国丝绸行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2006年陕西省的千阳、镇安、紫阳、石泉四县列入首批蚕桑示范基地县。“东桑西移”工程使陕西省蚕丝业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3 陕西省蚕丝业突破发展的政策举措

2006年起, 在商务部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重视支持下, 省商务厅抓住全国“东桑西移”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 按照统筹规划、政策引导、部门协作、龙头带动、县乡联动、规范管理的工作思路, 以组织项目实施为重点, 扎实推进“东桑西移”工程, 为陕西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做出了积极贡献。省政府明确提出将蚕桑产业作为陕南突破发展的绿色产业之一, 并把实施东桑西移工程、加快蚕桑基地建设列为商务部门支持新农村建设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 确定从陕南发展资金中连续3年、每年切块安排1000万元用于陕南蚕桑基地建设, 从2007年起省财政预算中再增加1000万元用于支持东桑西移, 使我省配套资金数额在全国省市、区名列首位, 多次受到商务部的充分肯定。安康市委、市政府研究出台了《关于大力实施蚕桑产业突破发展的决定》, 将蚕桑产业确定为该市实现突破发展的主导产业, 制定了“十一五”期间发种数量、蚕茧产量、厂丝产量和蚕业收入4个翻番的目标任务与政策措施。汉中市政府研究制定了加快蚕桑产业发展的意见。榆林市政府制定了“十一五”期间结合退耕还林、发展蚕业经济的规划, 并明确了优惠扶持政策。各项目县 (区) 均成立了由党政主要领导挂帅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 并亲自抓点示范, 组织协调和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保证了东桑西移工程的顺利推进。在全省茧丝绸产业发展规划、东桑西移配套支持政策和项目实施规范的研究制定, 项目的申报审核、实施督查以及检查验收等工作中, 还得到了省发改委、农业厅、工商局、物价局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作配合, “东桑西移”项目实施县 (区) 的农林蚕技部门的技术指导和支持配合, 有力的保证了项目的规范实施和完成质量。省电视台、陕西日报及有关市、县新闻媒体多方面的宣传报道, 形成了有利于东桑西移项目实施的良好外部舆论氛围。

4 陕西蚕丝业的发展概况

4.1 “东桑西移”工程的阶段性成果

继2006年千阳等四县被列入示范基地县之后,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 2007年年内需争取国家蚕桑基地项目3个、实施省级蚕桑基地项目10个, 而商务厅实际争取到国家蚕桑基地项目6个 (支持资金1200万元) , 项目数在全国各省份中排名并列第一, 组织实施的省级蚕桑基地项目也已有12个完成并经检查验收合格。同时, 还争取到国家茧丝绸风险基金发展性项目2个 (支持资金40万元) , 实施完成省上支持的技改研发推广项目19个。国家2007年度支持的6个蚕桑基地项目进展顺利, 2008年3月验收合格。截止2008年4月, 省上支持完成的12个蚕桑基地项目共新建或改造桑园8 779 hm2, 建设小蚕共育室32 438 m2, 推广方格蔟1897.36万片, 实施企业投入资金3 332.37万元;19个技改研发推广项目, 其项目单位实际投入资金已达1 315.79万元。2009年省上继续从陕南发展资金中切块1 000万元、财政预算列支1 000万元支持推进东桑西移工程, 1月白河县省级蚕桑基地项目验收合格, 5月吴堡县万亩蚕桑基地建设项目验收合格。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 使蚕桑生产新技术在全省大面积推广应用, 有效提升了茧丝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水平。

4.2 陕西蚕桑生产的发展现状

2000—2008年, 陕西蚕桑生产处于稳步增长状态。2000—2004年产茧在1.5万t至1.9万t, 2005 年全省有32.5万农户发展蚕业生产, 桑园面积发展到8.2万 hm2, 投产面积4.67万 hm2 ;年饲养蚕种58.68万张, 产茧量达2.03万t。据各级业务主管部门统计, 2007年全省桑园面积8.2万hm2 (也有9.3万hm2的说法) , 其中投产桑园5万hm2, 全年发种78万张, 产鲜茧2.65万t (统计数字为3.04万t) , 分别比上年增长9.84%和13.5%, 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安康市发种60万张, 产茧1.9万t, 分别占全省的80%和72%。2007年全省产茧量超过千吨的县有汉滨、石泉、紫阳、汉阴、旬阳、岚皋、平利、白河、勉县、千阳10个县区, 产茧2.2万t, 占全省总产的82%;产茧量超过500 t的有略阳、城固、汉台、镇安4个县 (区) , 产茧2629 t, 占10%。这14个基地县产蚕茧2.4万t, 占全省总产的92%。

2008年, 陕西省当年育苗190 hm2, 新栽桑园0.81万hm2, 老桑改造0.92万hm2, 全年发种67.17万张, 产鲜茧2.33万t。比上年少养10.94万张, 下降14%, 产量下降12%。全省9个蚕种生产单位共生产一代杂交种62万张, 比上年减少14.8万张, 下降19.3%。蚕茧价格鲜茧春季21~18元/kg, 夏秋季18~12元/kg, 逐季下滑, 跌到近几年来最低点。蚕农收入大幅下降, 养蚕积极性严重受挫。

4.3 陕北生态桑园的开发与建设

陕北地区在发展生态农业中, 通过建立坡地垄槽灌桑、隔坡反坡梯田桑园, 栽植地埂桑及条墩桑等形式,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 退耕还林 (草) 工程建设, 榆林市以南部丘陵区为主建成了2.55万hm2生态桑园, 连同原有田埂桑园0.4万hm2, 全市现有桑园面积达到2.95万hm2, 分布于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及榆阳、神木、横山等南部部分乡镇, 投产桑园0.5万hm2, 667 hm2 (1万亩) 以上基地乡镇6个, 专业村9个, 33 hm2以上专业 村56个。2005年示范养蚕3000张, 产茧130 t, 平均张产43 kg[3] 。绥德县采用草桑套种模式, 建成了1.3万hm2退耕桑园, 因其每间隔6 m栽植一行桑, 可相当于0.3万hm2密植桑园。吴堡县2006年全县桑园面积1333 hm2, 其中退耕还林幼龄桑园667 hm2, 饲养蚕种1100张, 蚕桑综合收入130余万元, 部分重点村户的蚕业收入占总收入的25%以上。据调查, 2000年全县大灾之年桑园667m2平均产值达700元, 高者突破1000元, 相近或略高于当地的红枣产业, 比种植传统粮食经济作物高出3~7倍, 成为该县连续5个灾年种植效益最好和受灾最轻的项目之一。桑树可乔栽也可灌养, 特别是耐瘠、耐旱、耐寒的特性, 更增强了它的固土保水功效, 可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目标。

4.4 陕西蚕丝业后续加工企业的崛起

2005年, 陕西省共有收烘企业 (茧站) 528个 (其中安康市有收烘企业412个) , 大多隶属县级供销社系统、乡镇企业局、农业局和部分缫丝企业。其中使用获国家专利的热风循环式烘茧灶的258个, 使用热风循环式烘茧机的2个, 其余为731等其它型号的烘茧灶。全省从事蚕茧收烘人员约3 000余人。截止2008年底, 陕西获得国家准产证的缫丝企业13家, 其中国有企业4家, 集体企业3家, 股份制公司6户, 总资产共计5.8亿元, 容纳职工8 000余人, 拥有缫丝生产能力4.284万绪, 其中, 新型自动缫丝设备比例占94. 3%, 生产生丝2100 t, 实现工业总产值达4.6亿元。茧丝绸出口由陕西省丝绸进出口公司经营, 该公司也是西北五省区唯一的丝绸产品进出口公司, 公司贸易网络遍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出口创汇5 000万美元, 是陕西省出口创汇的大户企业之一。

此外, 茧丝绸产品综合利用较广, 除杨凌圣桑公司加工生产桑果汁外, 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发了桑神茶、桑枝菌, 安康蚕研所研制的蛾公酒、蚕沙保健枕, 石泉雨花公司、巴山丝绢公司等开发了丝棉被产品, 但对蚕、桑、茧、丝的开发利用总体上还未形成较大规模, 陕西的蚕丝业资源产业化开发利用还处于起步阶段。

参考文献

[1]郑柏松.中国蚕丝业如何迎接WTO的挑战[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1 (6) :15-16.

[2]张延华.加强宏观引导, 促进东桑西移优质蚕茧基地建设健康发展[J]//中国丝绸年鉴编辑部.中国丝绸年鉴:2003年版.杭州:《丝绸》杂志社, 2003.

用规划体现三亚的历史机遇 篇11

1988年的三亚很小，比渔村大一点，可以算得上一個镇，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落后，但那时候大家都认识到，三亚今后是個旅游性质的城市，三亚的资源非常适合发展旅游。两条河、河岸、海边、河口、渔船、港口……这些简单的要素，构成了三亚的全部。没有别的，就靠旅游来吸引客人，规模也不太大，只是没料到三亚今天竟然发展成了这么大的城市。

亚龙湾本来就存在，我们将“发现亚龙湾”视为三亚的一個重要机遇。当时人们说亚龙湾比夏威夷还好，将来的建设要超过夏威夷。这個观点，给了规划师们一個指导思想，即三亚今后要发展成为国际旅游城市。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三亚的旅游资源就一步步被挖掘了出来。其实这些资源本来就存在，但没有被认识。这個认识很重要，不断认识三亚，就是不断规划三亚、发展三亚的过程。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三亚之所以要先行，是因为整個海南的旅游资源丰富，但三亚位置最突出。

要充分认识三亚的核心竞争力，是热带旅游休闲的好去处，于是派生出一要做好规划，二与土地的合理利用开发有密切关系。三亚现在要特别珍惜土地资源和合理利用，处理好土地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如到三亚来买房是市场行为，但管理好开发的尺度是政府的事情。总体规划要解决好这個矛盾，三亚才能可持续发展。三亚是海南的三亚，是全国人民的三亚，全国人民献计献策，坚持不懈，三亚一定能建得更好。

中国企业的历史性机遇 篇12

我们讲开放峰值到辽宁, 不是说外资企业、南方企业可以不请自到, 我们可以坐享其成。开放峰值到辽宁, 只是说这是一个重大历史机遇, 能否把握住、利用好这个机会, 那全在我们自己。

过去, 我们何等羡慕东南沿海省份, 都说从北往南望, 越望越开放。如今, 大开放的黄金机遇期到来了, 我们不能愧对历史, 不能愧对全省人民, 一定要干得更漂亮, 一定要有更大的收获。

把握好开放峰值已到辽宁的重大历史机遇, 一定要突出抓好“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 同时狠抓三个经济区建设, 形成沿海与腹地良性互动的局面, 形成辽宁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把握好开放峰值已到辽宁的重大历史机遇, 一定要在吸引外资和内资数量上下工夫, 这是衡量各市、各行业开放状态的主要指标。总体上, 要求全省利用外资、内资增长速度要持续快速增长。

把握好开放峰值已到辽宁的重大历史机遇, 要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山东提出要在境外建设铁矿、铜矿、铝土矿、橡胶等十大类资源的生产供应基地, 力争基地所提供的资源占全省资源进口总量的30%以上。我们在这方面也要狠下功夫。在境外, 除了资源开发, 还要加大企业收购力度, 特别是科技型企业收购力度, 还有到境外办工业区。

把握好开放峰值已到辽宁的重大历史机遇, 必须要三次产业同时开放。只有一、二、三产业同时开放, 辽宁的振兴才能最后实现。现在看, 无论是哪个产业, 开放都有不小差距, 也都有很大潜力。开放是全省各条战线的事, 没有局外人, 每条战线都要责无旁贷, 都要重任在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