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周期（精选4篇）
流动性周期 篇1
摘要：目前, 学术界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研究, 主要是围绕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原因机理、国际经济周期传导机制理论以及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经验检验三个方面展开。国内学者对中美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研究均建立在两国GDP波动的相关性检验上, 且时间序列单一, 结论 存在冲突之处。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是研究方法 不同或是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存在差异。另外, 2005年中国汇率体制改革前后的金融开放程度差异较大, 资本账户管制有所放松, 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周期与美国等其他经济体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波动,协动性
近年来尽管国内外很多学者对经济周期协动性进行了研究, 但是目前学术界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具体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在国内文献中, 钟伟和覃东海 (2003) 首次引入了Co-movement一词, 并把它翻译成“协动性”。一些学者将协动性理解为同步性、一致性, 他们认为协动性是各国经济周期的循环阶段在特定时间内表现出的方向和波幅上的一致性。而另外有些学者认为协动性就是指各国经济波动的相关程度, 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会引起另一个国家的经济变化, 这种相关程度可以用相关系数来衡量。刘崇仪 (2006) 认为上述这些对协动性内涵的界定尚不足以反映世界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和本质特征。协动性虽然与同步性、一致性、相关性有密切联系, 即由各种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经济波动的同步性、一致性和相关性从统计学意义上反映了协动性的程度, 但他们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具体的说, 经济周期的协动程度需要通过同步性、一致性和相关性等各种统计数据来衡量, 但是如果相关性或同步性较弱的时候也不因此否定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存在。
一、国内外关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理论的研究综述
1. 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机理
经济波动原因机理的理论主要分为总需求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和折中理论三大流派, 并经历了由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的发展过程。
总需求理论认为实际GDP的波动源自于经济体总需求的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实际GDP的波动就是潜在GDP在受到实际因素冲击时的自身变动;而折中理论认为实际因素造成经济体的长期波动, 需求因素则导致短期波动 (RudigerDornbusch, 2004) 。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realbusinesscycle, RBC) 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成熟的, 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周期理论。
Kydland和Prescott (1981) 认为经济波动是在完全竞争环境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技术冲击进行调整的最优结果, 他们建立的实际经济周期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奠定了现代经济周期的理论基础。由于该理论的完全竞争假设和单一的技术冲击与实际经济情况存在偏差, 后来的学者在Kydland和prescott建立的标准RBC模型中相继引入了粘滞价格、政府公共开支、税收、货币、风险偏好、工资刚性等一般性假设条件和多种冲击因素进行拓展研究, 形成了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多因素冲击原因的随机动态均衡模型——广义经济周期模型 (generalbusinesscycle, GBC) 。
Backus等 (1992) 开发出两国经济的对称建模方式, 从而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扩展为包含跨国经济协动现象的国际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IRBC) 。该理论认为,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使两国产出发生间接联系, 经济周期跨国协动是技术冲击引起资本和商品跨国的流动发生变化, 进而导致两国产出相继调整的结果。
2. 国际经济周期传导机制理论
对国际经济周期传导机制的研究是对I-RBC理论的重要补充。Gerlach (1988) 认为, 各国的产出在经济周期频带上是相互联系的, 世界经济周期就是跨国工业生产指数变动在周期频带上的高度相关性。当各国经济变量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并表现出时间序列运动的高度同步性时, 一些因素冲击扰动造成的经济波动将通过国际传导途径迅速传递到各国, 各国经济呈现出同步的扩张、收缩、再扩张和再收缩运动, 最终形成世界经济周期。
有少量的研究涉及到发展中国家。Blankenau等 (2001) 认为, 世界真实利率是世界经济周期向小型开放国家传导的重要机制。薛敬孝和张兵 (2001) 的皮尔逊系数测算结果显示,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 东亚国家 (地区) 之间的经济波动具有较明显的同期性, 而此后数年则表现出离散倾向。
Sherman和Kolk (1996) 具体指出国际经济周期传递的渠道主要是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 而国际贸易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贸易、投资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将导致经济周期更容易在各国间传导。但有的研究也揭示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在国际经济波动传导中的作用不是均等的。而Jansen和Stokamn (2004) 指出, 在1995年以前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投资关系与两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有关, 而贸易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两国经济周期协动性的重要原因。1995年以后, 由于全球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 双边投资关系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才超过了双边贸易关系。
在国际贸易传导机制方面, Frankel和Rose (1998) 指出, 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度越高, 它与贸易伙伴之间经济周期的传导就越通畅, 特别是产业内贸易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罗斐和庄起善 (2005) 对东亚国家或地区之间宏观经济波动同步性的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在国际金融传导机制方面, DeHaan等 (2007) 认为货币一体化水平和国际借贷发展程度对金融开放的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周期的传导起着重要作用。
3. 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经验检验
大多数研究以发达经济体为研究对象, 尽管由于方法和数据的不同结果有所差异, 但一般性的结论:一是经济周期显示了跨越国家的大量规律性 (Backus, 1992) ;二是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周期协动性大于区域之间国家间的周期协动性 (Artis, 1997) ;三是发达国家之间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周期协动性, 而且这种周期协动性还具有地理邻近程度效应, 并随着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加深不断加强 (WynneandKoo, 2000) 。
二、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经济周期协动性研究的现状
国外对经济周期及其国际协动性的研究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和方法, 但是研究中针对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周期之间的协动性研究很少。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已逐渐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问题。对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研究以中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研究较多。
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以及中国与特定区域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宋玉华等 (2007) 借鉴现代周期理论, 重点了研究世界经济周期的生成原理与传导机制, 构建了世界经济周期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对世界经济周期及主要区域经济周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探讨了世界经济周期的存在性、周期运行规律的客观性、周期运行的主要特征事实以及影响周期运行的主要因素, 并研究了中国经济周期与世界经济周期以及主要区域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和协动性。
秦宛顺等 (2002) 考察了中国经济周期与其他国家经济周期的相关性, 发现中国经济周期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呈现弱相关。
任志强、宋玉华 (2004) 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互动性正在逐步显现, 但中国经济周期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相关性较弱, 特别是与美国的经济周期并不存在同步性。
陈昆亭等 (2004) 的B-P滤波结果显示, 中国与美国的GDP具有协动关系, 1978年以后这种协动关系趋于增强, 而且与其他国家, 如日、韩、法等国的GDP协动关系也在增强。郭永建 (2006) 的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 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演变为显著相关, 世界经济的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美国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而欧盟和日本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为负效应。
廖晓燕, 刘晓玲 (2006) 实证检验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与美国GDP增长率的相关程度, 结果显示, 中国对美出口额与美国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弱的负相关, 且两者间没有经济的因果关系, 并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
王延军 (2007) 认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不具备同期性特征, 中美两国经济波动特征的差异性要大于相似性。
宋玉华, 方建春 (2007) 针对中国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检验。结果显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的持续性比世界经济的持续性稍强, 但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大致经历了由强到弱, 再逐步转强的过程, 两者间的相关程度较低;中国经济波动滞后于世界经济波动,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存在一定的依赖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10%显著性水平下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但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较大;中国GDP与世界GDP、中国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中国经济与外资流入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冲击效应;中国对外贸易对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 而世界经济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力则有限。
彭斯达、陈继勇 (2008) 指出中美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并不高, 特别是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不紧。
何艳秋 (2008) 考察了中国与美、日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和长期均衡关系, 认为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间存在正向关系;日本与中国经济间却存在着负向关系。美、日两国经济的共同波动会通过资本流动等渠道影响中国经济。
三、总结
从上述国内学者关于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研究成果来看, 国内学者对中美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研究均建立在两国GDP波动的相关性检验上, 而且时间序列单一, 结论也存在冲突之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 可能是研究方法不同或是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存在差异;另一方面, 在2005年中国的汇率体制改革, 2005年前后的金融开放程度差异较大, 资本账户管制有所放松, 所以在研究中国经济周期与美国等其他经济体经济周期的相关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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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周期 篇2
射流冲击是一个具有广泛工程应用背景和重要理论研究价值的课题。射流冲击表面可产生很高的局部传热速率,因而在飞机机翼除冰、叶片冷却、纸张和纺织品干燥、金属薄板的加工制造以及电子元器件的冷却等许多工业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过去对冲击射流传热特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稳态射流[1,2,3,4],近年来,非定常的冲击射流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强化传热的研究,如周期性的脉动射流等[5,6]。由于非定常射流的变化形式和参数不同,其传热性能通常会呈现很大的差异[7]。引起这些非定常射流冲击传热效果不同的因素颇为复杂,对这些现象进行机理分析、给予合理解释等方面的研究受到现有实验方法和手段的限制,目前进展有限。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值模拟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已广泛应用于射流冲击传热的研究工作中[8]。与实验研究相比,数值模拟对于揭示这种复杂冲击流动与传热的特性以及作用过程所蕴涵的机理很有帮助。除了在雷诺数Re很低的情况下,冲击射流一般都是湍流性质的。采用经过验证的数值模型可以对常规实验无法实现的复杂情况进行模拟,捕捉流动及传热变化过程的细节。因此,利用计算流体动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技术对非稳态射流的流动及传热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9]。
本文结合现有实验台的测试数据首先验证了数值模型的可靠性,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数值方法研究了入口流量相同但速度波形不同的正弦波、三角形波和矩形波的周期性湍流冲击射流在滞止点处的传热及流动性能,从流动的角度对这些周期性脉动射流如何影响传热进行了分析。
1 用于验证数值模型的实验系统
1.1 系统组成
进行冲击传热研究的实验系统如图1所示,该系统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高压气源、流量计、质量流量控制装置(MFRC)、信号发生器、实验传热平板及传热性能测试系统等。周期性的湍流射流由MFRC产生[10],它可以根据信号发生器的输入产生相应波形的射流输出。
1.2 对流换热系数的测量
各种非定常冲击射流的传热性能可通过测量实验平板的加热功率及不同流动参数下的温度分布而得到。冲击平板是一种经过特殊设计的表面覆有电热铜箔的正方形环氧树脂平板,可同时测量表面温度和热流密度。整个平板被均分为64个小区域,每个小区域的边长是46.8mm,这样可以近似得到射流冲击下对流换热系数的分布情况。实验平板的结构和传热测量过程可参阅文献[7],此处不再赘述。
下文中提到的射流冲击平板时的对流换热努塞尔数Nu沿径向的分布就是在此实验装置上测得的,并用该实验数据来验证数值模型。
2 问题的数值模型
为了对不同波形的周期性冲击射流会产生不同传热效果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探讨,本文建立了二维轴对称的冲击射流计算模型。
2.1 数学描述
由于结构和流动的对称性,计算区域取流场的一半,如图2所示,冲击射流(空气)竖直从喷嘴入射。假设射流是不可压缩的,且其物理特性与温度相关,数值模拟需要求解如下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及能量方程:
式中,ρ为密度;t为时间;u为速度;g为重力加速度;cp为质量定压热容;T为温度;k为传热系数;x为长度值;变量下标i、j分别代表平面的两个方向;变量的上标“′”表示变量的脉动值;两变量加上划线表示相乘后取平均数。
边界条件如下:
(1)入口条件。
射流入口速度变化的波形为周期性脉动的正弦波、三角形波和矩形波,进口雷诺数定义为
(2)出口条件。
认为流动已经达到了充分发展阶段,即速度梯度等于零,对其他计算参数作同样处理。
(3)传热板。
给定恒定加热的热流密度,冲击处无滑移。
(4)限制板。
壁面绝热。
(5)中轴线。
按对称条件处理。
初始条件为u=v=0,p=p∞,T=T∞。
计算过程中湍流模型采用雷诺应力模型,数值计算采用有限体积法,压力与速度的耦合用SIMPLE方法处理,径向和轴向速度方程、切向速度、雷诺应力、k和ε方程均采用一阶上风差分格式。
2.2 计算模型验证
数值模拟模型的网格划分采用了非均分网格,靠近射流冲击区域的网格密度增加,如图3所示。首先对网格数量的无关性进行了验证,然后对雷诺数Re=7500,H/D=6(H和D的定义见图2),频率f=10Hz的矩形波射流的努塞尔数Nu沿径向分布的模拟结果与同样结构和流动参数下的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详见图4。由图4可知,通过模拟获得的沿径向分布的努塞尔数与实验获得的努塞尔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且在靠近滞止点处,模拟值与实验值几乎重合,仅略小于实验值。以滞止点为中心,随着径向距离的增大,模拟值基本上都大于实验值。在靠近传热板边缘的地方,模拟值和实验值的偏差有增大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实验时在各径向位置的测量值是不同半径方向多个测点的平均,自然会有不对称的情况,但数值模拟考虑的是流动结构和流场对称的二维模型,因此会使模拟值与实际值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
3 计算结果及分析
3.1 滞止点处各参数的变化情况
已经进行的实验研究工作表明,波形不同的非定常周期性射流的冲击传热效果是不同的[7],但实验结果给出的是各种波形的射流冲击下传热性能的时均结果,限于实验条件,它不能给出各周期内的波动情况。本文通过数值模拟获得了不同波形射流在滞止点处传热和流动参数在各个周期内的变化情况,见图5～图7。图5是f=10Hz、H/D=6、进口平均雷诺数为10 000时不同波形射流在滞止点处的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图。从图5中可以看出,矩形波射流冲击下滞止点处的温度降低最为显著,正弦波射流和三角形波射流冲击使得滞止点处的温度波动比较大,三角形波射流冲击得到的最低温度值与矩形波射流冲击得到的最低温度值接近,而三角形波冲击射流后传热板上的最高温度值与正弦波射流冲击后的最高温度值也基本一致。
图6为利用温度变化得出的滞止点处对流换热系数的变化曲线图。其中正弦波射流在滞止点处的换热系数随时间变化是最平缓的,三角形波射流在滞止点处的换热系数最高时是正弦波的1.5倍,矩形波射流在滞止点处的换热系数最大时几乎是正弦波射流的两倍。因此,三角形波射流强化传热的可能性高于正弦波射流,三者之中矩形波射流瞬时强化传热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矩形波射流的这种瞬时强化传热能力的增强与其波形变化的特点以及冲击强度是分不开的,图7为三种波形射流冲击下滞止点处的湍流强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图。从图7可以看出,入口速度为正弦波信号的射流对驻点的冲击强度虽然也有瞬态的增强,但总体增强的强度不大,变化趋势比较平缓;但是入口速度为三角形波信号的射流对驻点的冲击强度就有较大的增强了,在三角形波冲击下,一个周期中两次湍流强度的增强速度不同,第二次增强虽然变化较缓,但幅值要高于第一次。入口速度为矩形波信号的射流对驻点的冲击强度也存在两次增强,而且两次的变化速度都非常快,只不过第二次的增强幅值远大于第一次的湍流强度。
由此可见,流量相同但按照不同规律变化的周期性冲击射流在滞止点处的冲击产生了较大的传热及流动性能差异。
3.2 波形与湍流强度的关系
本研究中采用的三种波形代表了不同的变化规律:正弦波信号本身及其任意阶导数都是连续的;三角形波信号本身连续,但其一阶导数有阶跃变化;矩形波信号本身就不连续,有阶跃的变化。下面探讨湍流强度的变化与波形之间的关系。
图8给出了三种不同波形在f=10Hz、H/D=6、进口平均雷诺数为10 000的情况下一个周期内滞止点处湍流强度的模拟结果,并与进口速度波形进行了对比。从图8a中可以看出,在正弦速度波形的上升阶段,湍流强度会有一个突然增强的瞬间,这种情况对于三角形波形也一样,见图8b。但是正弦和三角形波形的继续上升只是引起了湍流强度的缓慢上升,下降时引起湍流强度的缓慢下降,其中三角形波形在一个周期内的湍流强度最大值要高于正弦波形。矩形波射流冲击引起的湍流强度的最大值要高于正弦波射流和三角形波射流的相应值,见图8c。当矩形波信号变化到高电平时,其湍流强度在延时10ms左右后有一个瞬态的脉冲增强,这一增强幅值与正弦和三角形波的瞬态脉冲相当,随后其湍流强度基本维持不变;当矩形波信号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其湍流强度在延时10ms左右后又产生一个更强的瞬态脉冲增强,这个瞬态脉冲有强化局部传热速率的潜在可能性。
(Re=10 000,H/D=6)
从模拟结果还可看出,波形的信号或者其导数发生阶跃变化时,湍流强度也会产生相应的脉冲增强,但变化要稍微滞后。
3.3 滞止点外的周期性振荡
在冲击流场的其他区域,入口速度的周期性振荡影响仍然存在,但是随着距离滞止点径向尺寸的增加,这种影响在逐渐缩小,具体体现在速度和波动值的减小,图9给出了x/D=23处的三种波形射流的出口速度波动情况。从图9中可以看出,三种波形仍然呈现出与入口周期几乎一样的波动,但波动幅值已经大大减小,波形形状也有些变化,其中矩形波射流的平均速度要大于正弦波和三角形波射流的平均速度。
4 结论
(1)不同规律的周期性非定常湍流射流能取得一定的强化传热效果,但是由于不同速度波形引起的流场湍流强度不同,各种周期性射流在滞止点处的瞬时传热性能有很大差异,按矩形规律变化的射流强化效果最好,三角形波形次之,正弦波信号的射流冲击效果较差。
(2)在射流冲击的滞止点处,当正弦波、三角形波的信号处于上升阶段以及矩形波信号变化到高电位时,湍流强度在稍有延迟后均会发生一个瞬时的脉动增强,因此可以强化传热。但是正弦波射流和三角形波射流在随后的变化中湍流强度只是缓慢地上升和下降,而矩形波射流在信号变化到低电位时,还会产生一个瞬时的湍流强度增强的脉冲,且该脉冲的强度比同一个周期内的第一个脉冲要大,这对于利用矩形射流强化传热会有明显作用。
(3)远离滞止点处冲击流场的周期性波动仍然存在,但幅值大幅度减小,矩形波射流的平均速度要大于正弦波射流和三角形波射流的平均速度。
摘要：采用经过实验验证的数值模型研究了周期性射流冲击下的流场对传热强化的影响。根据不同波形(正弦波、三角形波和矩形波)规律变化的射流对平板的冲击会产生不同的传热特性,研究得到了滞止点处的温度、传热系数和湍流强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当正弦波射流、三角形波射流的信号处于上升阶段时,湍流强度在稍有延迟后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增强,可对强化传热起到促进作用,但在它们随后的波形变化中湍流强度仅有缓慢的升降,矩形波射流在信号发生阶跃变化时,会产生湍流强度的脉冲增强,尤其是在信号跃降时产生的瞬时脉冲增强比信号跃升时产生的脉冲增强更大,可有效强化传热;远离滞止点的流场的周期性波动仍然存在,但幅值大大减小,矩形波射流的平均速度大于其他波形射流的速度。
关键词：周期性冲击射流,传热,流场,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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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周期 篇3
关键词：资本跨国流动,外汇,货币政策,美国印度
一、资本跨国流动逐利周期分析
资本通常从价值高估的地方流向价值低估的地方,追逐超额利润。国际产业和金融资本在跨国流动中相互作用,通过搅动外资、外贸以及汇率利率变动,获取价值洼地、货币套利以及资产升值三重超额利润后离场。
(一)价值洼地吸引国际产业资本流入
低成本是制造业生存的刚性法则。产业资本输入国往往是一个价值洼地,成本、税收、人口红利、招商引资政策以及营商环境等方面综合起来,具有比较优势。国际产业资本利用这个价值洼地,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获取第一重超额利润。
(二)货币套利吸引国际金融资本流入
随着国际产业资本的不断流入,产业资本输入国制造业逐渐强大,对外贸易、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均有增加,经济发展加速促使产业资本输入国汇率上升。与此同时,由于产业资本输入国缺乏资金,利率一般较高,汇率升值和相对较高的利率(或利率上升)就会产生货币套利空间。随着产业资本输入国外汇储备增加和外汇管制放松,国际金融资本会乘势而入,进行货币套利,获取第二重超额利润。
(三)两类资本共享资产价格膨胀盛宴
国际金融资本流入后,会推高资本输入国资产价格,资本输入国将面临通货膨胀,为给过热的经济降温,往往会采取加息措施,这将进一步扩大货币套利空间。面对更大的货币套利空间以及资产价格膨胀,国际金融资本会蜂拥而入,进一步推高资本输入国资产价格,获取第三重超额利润。
(四)产业资本流出带动金融资本流出
在国际金融资本疯狂推高资产价格时,资本输入国制造业成本也被推高,价值洼地带来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产业资本会陆续流出。随着产业资本流出,原资本输入国对外贸易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外汇储备下降,汇率贬值;同时为刺激经济增长,原资本输入国一般会通过降息释放流动性。随着汇率和利率的降低,货币套利带来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金融资本会陆续离场。
从上述分析可知,产业资本流入是资本跨国流动周期的起步阶段,产业资本流入带动资本输入国外资、外贸以及汇率利率步入上升周期,促使金融资本流入;金融资本流入会逐渐推高制造业成本,直至过高的成本迫使产业资本流出,产业资本流出带动原资本输入国外资、外贸以及汇率利率步入下降周期,这又促使金融资本流出。金融资本流出标志着资本跨国流动一个周期循环结束。
二、资本跨国流动趋势推演
当前资本跨国流动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美国利用外资超过中国,重新夺回全球第一位置,印度利用外资增速全球第一。与此同时,中国首次变成资本净输出国家,资本跨国流动转向会对三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一)美国
1. 先进制造业持续流入。
2008年美元指数跌至历史最低水平,房地产价格也大幅下跌,同时奥巴马政府出台移民、税收、招商引资等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这些因素致使去美国投资、生产和交易成本大幅降低,美国可能成为先进制造业的价值洼地。
美国利用低成本策略吸引外资效果明显,2009~2012年间,国际产业资本大幅流入美国。2012年度美国利用外资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近年来也一直接近历史最高水平。随着产业资本陆续流入,美国贸易逆差明显缩小,目前已经缩小至2008年一半左右,而2008年美国贸易逆差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2. 货币套利空间打开。
随着国际产业资本持续流入和制造业的强大,美国贸易逆差将会持续改善,美元指数将会进一步上涨。另外,美国经济早已走出危机的阴霾,而目前联邦基准利率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因此,美元加息预期强烈。美元利率和汇率的提高将打开货币套利空间。
当然,美元指数还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欧盟。从1990年至今,德国贸易盈余一直稳步增长,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盟国家,由于德国制造业的强大,德国货币本应该升值,但由于欧盟统一货币汇率,德国实际汇率被严重低估,欧盟其他国家实际汇率被严重高估,这变相降低了德国对外贸易成本,抬高了欧盟其他国家成本,进而导致欧盟其他国家制造业逐渐衰退。如果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剧,欧元很可能要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后尘,如果欧元瓦解,美元指数将会强劲上涨。
在国际产业资本持续流入以及货币套利空间打开的情况下,国际金融资本会蜂拥而至,可以合理的推测,未来一段时期,美元汇率和利率水平会进一步提高,资产价格将会上涨,国际产业资本和国际金融资本可以享受货币套利和资产升值带来的双重超额利润。
(二)印度
1. 中低端制造业价值洼地。
印度是全球第二人口大国,2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50%以上,平均工资约为我国1/6,英语语言优势明显,印度人口红利巨大,土地等资源价格极其低廉,现任政府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可以合理的推测,印度将会成为全球中低端制造业最大的价值洼地。目前印度引进外资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增速全球第一,印度利用外资成效明显,2013年印度贸易逆差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目前贸易逆差已缩减了60%。
2. 货币存在套利空间。
目前印度基准利率为6.25%,属于高息货币,随着印度制造业的强大,印度对外贸易将会增加,外汇储备增加,印度卢比将会升值,高利率和具有升值潜力的汇率使得印度卢比未来很可能存在套利空间。
现在印度引进外资体量相对较小,但国际产业资本利用印度价值洼地获取超额利润的潜在空间巨大,如果国际产业资本持续进场,印度制造业将会崛起。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在主要经济体中已经第一,目前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如果对外贸易这驾马车再发力,印度经济将会有大发展。届时国际金融资本会第一时间进驻印度,享受货币套利和资产升值带来的双重超额利润。
(三)中国
2015年中国首次转为资本净输出国,进出口数据双双下降,说明产业资本陆续流出。从2014年开始,人民币利率下降近3成,对美元贬值15%左右,此消彼涨,货币套利超额利润逐渐消失,金融资本也会逐渐离场,从外汇储备情况看,2014年至今,我国外汇储备减少了20%左右。
本轮中国资本外流根本原因在于,曾经制造业的价值洼地被填平。中低端制造业成本高于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中高端制造业成本相对于美国的优势在缩小,产业资本外流带动金融资本外流,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三、中国应对资本外流策略探讨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资本跨国流动逐利周期分析可知,产业资本在资本跨国流动中起主导作用,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产业资本外流,根本措施是打造价值新洼地,引导产业资本回流当务之急是要启动内需市场,稳定国内经济增长,为打造价值新洼地赢得时间。对于金融资本外流,现阶段我们要顺势而为,让人民币资本拥抱国际化,在国际市场上大展拳脚,待产业资本回流后,金融资本也会回流。
(一)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补充流动性
美国、欧洲、日本都采用了量化宽松政策来应对危机,甚至是负利率政策。在经济下行阶段,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目的在于:第一,央行向社会提供流动性,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第二,努力提高通胀水平,刺激经济增长;第三,通过降息降低国债实际利率,维持国债市场稳定向好;最后,向金融机构提供巨额资本,金融资本通过跨国流动赚取超额利润。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16.5%,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比较高,货币政策还有很大的调控空间。
(二)人民币资本国际化获取超额利润
1. 抢占制造业价值洼地。
在全球债务累累的今天,如果美元强势回流,许多国家将会出现企业破产潮,这些国家流动性需求强烈,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历史性机遇。人民币可以以对外投资形式流出,布局印度等制造业价值洼地,加大海外并购力度,获取价值洼地所带来的超额利润。
2. 享受全球廉价商品红利。
当美元强势回流时,全球资源价格将会下跌,人民币可以以对外贸易形式流出,采购全球廉价原材料和商品,在享受廉价资源红利的同时,促使我国淘汰低端制造业,迫使产业转型升级。
3. 获取跨国金融超额利润。
美国产业资本回流会带动金融资本回流,从而提高美国资产价格,此消彼涨,可以合理的推测,未来人民币与美元之间极有可能存在较大的货币套利空间。我国金融资本应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享受美元货币套利和资产升值双重盛宴。在此过程中,美国制造业成本也会被推高,我国先进制造业将更具竞争优势。
(三)扩大内需,助力经济稳定增长
1. 扩大内需是必然选择。
从“三驾马车”角度看,未来我国对外贸易很可能会下降,受政府债务约束投资空间有限,所以扩大内需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人民币国际化角度看,如果人民币通过对外贸易方式进行外流,这将会导致我国成为进口大国,换个角度讲,我国需要成为消费大国。从消费需求和能力角度看,国人在国外大型商场和免税店扫货的景象令外国人羡慕不已,中国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强劲。
2. 提高品质标准促使消费回流。
目前我国对优质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很旺盛,但是越来越多的升级性消费需求在外溢,主要原因是本国产品质量和标准得不到国人的认可。因此,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产品品质和标准,提升国人对本国产品信任度,改变需求外溢现象,让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为打造价值新洼地提供保障。
(四)打造价值新洼地引导资本回流
1. 价值回归降成本。
价值洼地的重要特征是低成本,资产和汇率价值回归是必然选择。然而价值回归会加快资本外流,资本外流又很可能迫使资产和汇率进一步下跌,一旦形成恶性循环,就会产生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我国应在消费新动力发力,再有序引导资产和汇率价值回归,以免陷入恶性循环。
除此之外,政府还要通过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的显性成本,通过制度改革降低企业的隐性成本。通过综合成本的降低,营商环境的改善,以及更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和税收政策,吸引产业资本回流,促使中国步入新的增长周期。
2. 结构调整补短板。
资产和汇率价值回归虽然能够降低成本,但是与印度等中低端制造业价值洼地相比,我国中低端制造业成本仍然较高,淘汰中低端制造业是大势所趋。因此,我国应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我国打造成中高端制造业价值新洼地。
(1)发展技术交易市场。科技进步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源泉。我国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技术到达世界先进水平,甚至领先水平,但我国成果转换率相对较低,201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世界排名第18位。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技术需求特别强烈,而航天航空、航海、高铁等行业和广大科研院所技术储备比较充足,关键在于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要大力发展技术交易市场,把企业需求和技术供给有效融合起来,提高成果转换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最终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2)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间接融资主要在低风险领域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而直接融资可以在高风险高收益领域发挥作用。直接融资,尤其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起到企业孵化器的作用,帮助企业发展壮大。目前我国间接融资比重较大。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陡然增加,银行倾向于谨慎放贷,大量资金贷不出去,与此同时实体经济资金需求特别强烈,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因此,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3. 实现人口质量红利。
流动性周期 篇4
关键词：经济周期,退市监管,盈余波动,应计项目
一、引言
近年来,盈余稳定性作为考察盈余风险的一个指标来评价和衡量企业绩效,不仅弥补了仅靠量而忽视质的评价标准,而且也可以避免公司盈余管理给实证检验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此,学术界也开始尝试用盈余波动作为公司治理的评价指标来考察公司治理效应。Cheng(2008)研究发现,公司拥有较大规模的董事会能有效降低公司的业绩波动性。牛建波(2009)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拥有较大规模的董事会能够缩小公司绩效的波动性。李琳等(2009)研究发现,股权制衡能有效降低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公司价值的纵向和横向离散程度。但是公司治理的好坏并非影响盈余波动的主要原因。一个企业的盈余波动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即经济周期与会计收入确认的差异(Dichev et.al,2009)。现有对盈余波动原因研究的文献甚少,特别是实证研究则少之又少。为此,本文就经济周期、退市监管以及企业成长性等方面提出引起盈余波动的外在和内在原因,并通过实证的检验得出退市监管为盈余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通过行业因素和企业成长性的检验也证明,经济周期对公司盈余波动具有显著影响。在考虑了退市监管的情形下,行业因素和企业成长性对盈余波动的影响依旧存在;其次,本文也发现盈余波动的主要来源是公司盈余的应计部分,现金流的波动受如上因素影响甚少,而非经常项目也会带来盈余的波动性,特别是亏损公司。
二、研究假设
(一)经济周期与盈余波动
经济周期作为企业生存的环境因素会影响其经营活动,随经济周期的各阶段的变化,企业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也会随之变化,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企业的成长性与盈利能力自然会好些,而在经济萎缩期,企业的成长与盈利都会受到影响。特别是那些与宏观经济紧密关联的行业,例如能源、钢铁、交通等基础行业,以民航来说,2008年末的经济危机给这些企业带来业绩的巨大波动,2008年业绩均为大幅度亏损,公司盈余的巨大波动毋庸置疑。Klein et.al(2006)基于美国的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周期和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ROA)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可见公司盈余的波动性会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可能处于同步波动的可能。成长期的公司,盈余处于高速增长期,高速业绩增长也会带来企业盈余的波动。为此,本文提出假设,H1:经济周期会影响公司盈余波动。
(二)退市监管与盈余波动
退市的监管无疑给企业特别是亏损企业带来了盈余管理的动机。而会计收入确认的差异主要是公司主观方面的原因,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使得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实行盈余管理,例如再融资、扭亏等。按照规定公司欲再融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需达到规定标准,公司为此存在利用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陈小悦等,2000),这也会使得公司盈余的波动增大。由于我国亏损上市公司存在退市监管的问题,亏损上市公司为脱掉“ST”的帽子且防止被“PT”,进行盈余管理“洗大澡”的行为普遍存在(李远鹏、牛建军,2007),为尽快扭亏为盈,将以后年度的亏损提前释放,出现某些年度“巨亏”的情况,这也增加公司盈余的波动性(1)。而且亏损上市公司的应计项目的持续性要低于现金流的持续性(Nicholas et.al,2001)。这些足以可见亏损企业为了扭亏目的管理的盈余,而盈余的管理加大了盈余的波动性。据此提出假设,H2:退市监管会加剧盈余波动。
(三)暂时性项目与盈余波动
企业经营状况的不确定,特别是非经常项目(暂时性项目),其持续性比较差,很容易引起公司盈余的波动性。为此,本文也提出,H3:非正常项目的波动性会加剧公司盈余的波动性。
三、实证检验
(一)研究设计
根据Cheng(2008)的模型以及检验本文假设的需要,本文多元回归模型设定为:
变量说明,盈余波动性(SD_ROA)采用超过5期资产收益率(ROA)的标准差来代替,现金流波动(SD_CFO)采用超过5期经营现金净流量与总资产比(CFO)的标准差来代替。应计项目(Accrual)采用Sloan(1996)的计量公式(2),而应计波动(SD_Accrual)采用超过5期应计项目与总资产比的标准差来代替。成长性(Sale Growth)为企业销售增长率,上市年限(Firm Age)为企业上市年至观察期结束的年限,CEO权力(CEO Powerful)是指公司CEO是否与董事长兼职(是为1、否则为0),董事会会议次数(Times)是上市公司董事会年开会次数的自然对数,董事会规模(Board Size)是上市公司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企业规模(Size)和财务杠杆(LEV)分别是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与资产负债率。
本文主要通过对比检验和回归检验的方法,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通过对考察期间样本出现负盈余的次数进行分组,再采用T值检验法,检验组间盈余波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振荡对公司盈余波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行业的影响上,根据单变量检验的结果和模型进行多变量回归检验,检验是否综合考虑影响因素后本文假设是否成立。
(二)样本选择
本文一共选取在上海深圳A股上市的1204个样本,其中剔除数据有缺失的样本123个,金融行业样本7个,最后获得样本1074个,包括70个在观察期内进行过再融资的样本。并在CSMAR数据中选取此样本2002-2007年6年的有关财务和公司治理数据,形成本文研究所需的面板样本数据。数据的初步统计分析见表1。
(三)实证检验
1. 单变量检验。
表2中T检验可见盈余波动存在显著的退市监管效应,盈利与亏损样本间的盈余波动显著的差异,且均值相差较大(差异0.064)。同样两组样本间现金流的波动与应计项目波动也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均值差异金额不同,现金流的均值差异(0.013)比应计项目的均值差异(0.051)小,可见盈余波动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应计项目的差异,即公司在退市监管的制度背景下,主要通过对应计项目管理来达到扭亏的目的,但由此带来的应计项目的波动导致了公司盈余的波动。
表3中T检验可见盈余波动存在显著的退市监管效应,亏损1年及1年以上的样本间盈余波动存在显著的差异,且均值相差较大(差异0.054)。同样两组样本间现金流的波动与应计项目波动也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均值差异金额不同,现金流的均值差异(0.013)比应计项目的均值差异(0.060)小,同样可说明盈余波动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应计项目的差异,即公司在退市监管的制度背景下,亏损年限的因素会加大公司对应计项目管理来达到扭亏的目的,但结果是使公司盈余波动更大。
2. 多变量回归分检验
相关系数表4中可见,被解释变量(SD_ROA)与企业成长性、非经常项目、董事规模、上市年限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均在0.6以下,理论上不存在明显共线性。
注:Var1=SD_ROA、Var2=Sale Growth、Var3=SD_Abnormal、Var4=Board Size、Var5=Firm Age、Var6=CEO Powerful、Var7=Times、Var8=Independent,其中上半部分为Pearson检验;下半部分为Spearman检验。
表5中Model(1)为不区分再融资样本的检验结果,结果可见公司的成长性与企业盈余波动成正向关系,同样非经常项目的波动性也与企业盈余成正向关系。这说明成长型企业由于盈余的高速增长增加的公司的盈余波动,而企业非正常项目的波动加剧了企业盈余的波动性。企业规模与盈余波动呈负向关系,可见大规模的企业由于受到社会关注度较高,更注意企业形象,在稳定业绩上也是如此,而且小企业可能处于成长期,盈余波动性高。企业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盈余波动呈正向关系,说明企业负债越高企业的盈余风险也相应越高。行业因素对盈余波动的影响非常显著,经济周期影响着企业的成长性,而成长性与盈余波动成显著正向关系,可见,经济周期对盈余波动的影响是显著的。
注: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0.01,**p<0.05,*p<0.1。
表5中Model(2)为剔除再融资样本的检验结果,回归检验的结果与Model(1)基本相同,这意味着再融资样本的剔除对于上述结果没有影响。Model(3)为观察期内样本没有出现亏损的样本,这组回归中不难发现CEO Powerful与盈余波动显著负相关,说明在盈利企业中公司管理层有平滑业绩的可能性。公司管理层持有盈余波动会降低盈余预测及其准确性的理念(Graham et.al,2005),在不存在退市监管的压力下,公司管理层完全有动机去平滑业绩。Model(4)为观察期内样本出现亏损的样本,此时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盈余呈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独立董事在公司出现亏损时,可能会为了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长期盈余管理,使得公司盈余出现大的波动。Model(5)加入是否出现亏损变量(Groups,其中观察期有亏损为1、否则为0)的样本。可见Groups与盈余波动呈显著正相关,即亏损样本由于退市监管的影响而加剧了盈余的波动。
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的截面数据为2007年的数据,而盈余波动则是一个期间数据,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2002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再次检验,检验结果基本符合。可见,本文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四、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盈余波动性是一个研究盈余质量的新话题,也是今后研究公司治理效用的主要指标之一,研究盈余波动的缘由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通过对2002-2007年6年的面板数据的分析检验,发现上市公司盈余波动除受自身经营风险的影响外,还受到经济周期、退市监管以及企业非经常项目的影响。其中经济周期主要表现在对行业的影响和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由此影响盈余的波动性;而退市监管则是直接影响公司管理的“扭亏”的机会主义行为,而进行盈余管理加剧了盈余的波动性。在盈余波动的组成中,现金流的波动性相对于应计项目的波动性更为稳定,在退市监管的影响下,这种现象也同样存在。可见,公司盈余的波动主要来源于应计项目的波动。
尽管本文在研究盈余波动的缘由上获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对于盈余波动的研究还需继续深入,盈余波动的长期表现及其经济后果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也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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