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视域(通用12篇)
社会发展视域 篇1
一、政治发展理论的源起及相关性分析
1、政治发展理论的源起
政治发展理论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 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于静态的政治体制研究、政治制度、政治学说史等, 后来逐渐转移到政治行为、政治文化等方面, 尤其是政治发展理论的出现, 标志着研究向动态方向的转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崩溃和殖民体系的瓦解, 世界上涌现出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 国际政治格局较之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西方学者感到政治研究领域仅仅局限于欧美政治远远不够, 于是把研究范围扩展至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新独立的国家。
该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 多集中于地区研究、国别研究, 是政治发展理论的初步发展期。第二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 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 政治发展进入高潮发展阶段, 涌现出了大批学者和学术组织, 比如成立有政治发展联合研讨会、比较政治委员会等, 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 在这一时期, 众多研究者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角度深入研究并产生出大量的关于政治发展的研究成果, 代表性的有鲁恂·W·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迈伦·维纳等人合著的《政治发展的危机和顺序》、阿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戴维·麦克利兰的《成就感社会》等等。
对于政治发展理论的理解, 不同学科, 不同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 鲁恂·W·派伊曾经总结过十种不同的定义如下: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的典型政治形态;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的运转;政治发展是行政和法律的发展;政治发展是大众动员和大众参与;政治发展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政治发展史一种稳定而有序的变迁;政治发展是动员和权力;政治发展是多元社会变迁过程的一个方面。
2、政治发展理论的相关性分析
尽管学者们对政治发展的理解不同, 但一般都认为政治发展包括:政治结构变化, 政治制度化, 政治参与扩大, 政治生活民主化, 政治文化世俗化, 政治权威法理化, 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手段和平化等。由此可见, 政治参与是其重要内容或指标。换言之, 没有政治参与的政治发展可以视为残缺不全的政治发展或政治不发展。正如我国学者高洪涛指出“那些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政治参与更为拓展的社会视为政治进步, 相反, 则视为政治不发展。”
尽管政治发展在概念上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混乱, 但在混乱背后, 学者们一致认为政治发展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相关性问题。比如政治发展过程中大多国家会普遍遇到社会不稳定、政府执政能力低、经济落后等问题。因此, 分析政治发展, 一般多会涉及到一些相关性问题, 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与民主、政治发展与政府执政能力、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等。
二、当代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在取得重大经济成果的同时, 政治发展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逐步套索了一条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路线。但在新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下, 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因此,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深入剖析当代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不足就显得尤为重要。
1、政府配套行政改革尚不到位
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对民众的需要给予充分的回应, 但我国行政受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影响, 服务意识缺乏生存的环境和土壤。长期的计划经济, 政府忽视了为民众服务的功能, 形成一种政府凌驾于社会、公民之上的意识。
同时, 广大民众缺乏公民意识、维权意识, 公民的行为规则以义务为本位, 权利和义务之间具有严重的不对等性, 政府缺乏履行自身责任的内在动机,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更多地停留在一种行政格言上, 行政人员自身缺乏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2、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倒置
政府与市场机制在行政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各自的优势和弊端, 市场机制在微观的经济活动方面具有灵活的特点, 能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政府干预的计划性和前瞻性优于市场机制, 其应该表现在对资源配置全局的把握上。因此, 政府与市场应优势互补, 取长补短。资源配置是需要依靠市场机制来保持一定的效率, 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 以保持资源配置的方向性、全局性与整体性。
但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政府管的过多、“全能型政府”等现象仍就存在,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未处理好, 一方面存在着“管理过多”等行为, 全方位的政府管制导致了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极大浪费, 导致普遍的搭便车和效率低下, 导致官僚主义、寻租和政治腐败, 这也是政府膨胀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却也存在着“管理缺失”等现象, 由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深入到市场的微观领域, 直接影响了其在宏观领域内作用的发挥, 在提供制度、法律保障, 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存在许多不足, 甚至管理真空。
具体有以下两种表现:第一, 宏观调控上, 过分倚重行政手段、经济法律不足。宏观调控上的各项政策、工具, 比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比如分配政策、汇率政策等, 可以通过法律形式表现, 也可以通过行政受段推动, 较之于法律手段, 行政手段具有反应快、推行迅速等特点, 但也容易造成政策断层, 政策的突然性变化, 会使政府的行为缺乏可预期性, 影响政府诚信。同时, 行政手段的断裂性, 在没有配套措施跟进的情况下, 会使市场主体的利益受损而得不到相应的补偿。第二, 对垄断行业监管不足。目前, 我国一些垄断行业在享受着巨额制度性补贴的时候, 却不顾公共利益, 完全以利益作为唯一追求的目标, 尽管我国目前对垄断性行业的监管权仍主要有建设部等综合性行政机关执行, 有些领域虽已建立监管委员会等, 但这类委员会成立依据的法律等级较低, 独立性不强, 权力结合差, 既没有对被监管对象的主导性监管权力, 也不能真正集决策、执行、裁决权与一身, 权威性较差, 就效果来看, 为能形成对垄断行业的有效监督。
3、社会力量发展不足
在现代社会中, 第三部门、公民主体等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社会事务管理的中坚力量, 与政府组织之间是互补关系。但在现实中, 政府扮演“全能政府”角色, 直接导致政府职能的扩张, 并出现政府职能定位中“越位”、“缺位”、“错位”现象, 同时, 又由于政府对社会的无限延伸, 导致公权利与私权利的侵害, 使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产生危机。
同时, 政府对公共服务信息的垄断性较大。在整个社会中, 政府占有大量的信息, 其中包括许多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 信息是社会组织与公民作出决定和社会行动的基础, 缺乏信息, 民众只有被动的接受政府指令来行动。虽然有一些社会组织, 但大多独立性较差, 自愿性和自制能力较弱, 其运营和业务受政府控制较多, 具有明显的官办色彩, 政府仍具有较强的主导性。
三、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对策研究
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 我们可以借鉴, 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所处的环境不同, 若一味照搬照抄别国的发展模式, 在政治发展实践上注定会失败, 就我国的发展实际来说, 要使民主政治运转起来, 就必须沿着可行的民主发展路径, 正确处理好政治发展中政府、民众、市场等关系, 否则民主只会停留在理想层面。
1、坚持党的领导
政党作为一个功能性的机构, 在当代政治发展中有推进政治社会化, 组织和领导政治改革, 表达民众政治利益等功能。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不可避免的会面对一系列的冲突和各种压力, 比如集权和分权, 发展与稳定等, 这就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能动的针对各种问题进行综合考虑, 区分轻重缓急, 保持稳定, 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
在我国,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有力证明,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当今世界和社会处于不断变革的新时代, 一方面要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发展重点, 党要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领导核心地位, 始终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就要不断学习、善于学习, 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坚持推进党内民主, 广泛凝聚全党意愿和主张,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另一方面, 针对腐败、违纪违法案件等, 党要不断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 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
2、加快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全面准确地认识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对于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 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目前, 国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对各国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威胁。因此, 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发展观, 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 促进经济实力的增强, 同时, 建立良好的财政供给与配置体制, 有效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和转移支付的职能, 实现社会公平, 降低地区差距, 通过财力资源等的合理配置, 建立起良好的劳动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等, 真正体现民主政治的社会公正等本质。
3、进一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按照政治参与对政治共同体的影响, 可以将政治参与的功能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正功能就是指由政治参与所促成的价值、程序在动态中循序渐进式的或突发的沿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运作。政治参与可以促进政治民主的发展, 健全政治参与机制, 增强政治体系的整合功能, 培养公民的参政意识和技能;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经济发展等。政治参与的负功能指由公民政治参与而引发的社会价值和程序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逆向而行。比如广泛的政治参与在制度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 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 参与爆炸等。
当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涌现出许多新的阶层, 各种利益关系较之以前更加多元, 更加复杂, 要推进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对于政治共同体来说, 一方面要积极实现民众由臣民向积极公民的转化, 通过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等过程转变为现代政治人——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 较强的平等、权利意识, 较强的政治参与感等素质的政治人。另一方面, 政治共同体需要完善政治参与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能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参考文献
[1]高洪涛.政治文化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2]薛刚凌.行政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社会发展视域 篇2
新课改环境下,学校德育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探索学校德育工作的发展途径,需要从一种新的视角出发,解决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德育工作的质量。校园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校对人才的培养,在教育特色和德育功能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
学校在开展德育工作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离上级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学生还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按照要求上下楼梯,随意丢弃垃圾,卫生习惯较差,部分学生喜欢在学校吃零食,这些都是造成学校德育工作难以有效开展的原因。一些学生在校园内寻衅滋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形象。班级之间发展不平衡,没有形成良好的班风和学风,班级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局面。“文化育人”是教育的必然走向,更是德育的最终目的。
一、小学德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小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有关的德育教育活动还没有落实到位。例如,在教学实践中,德育课程受到了来自文化课教学的强烈冲击,没有得到教师的重视。个别小学教师,特别是一线的小学教师对德育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德育工作是班主任的事,与自己无关。在小学德育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很多班级并没有认真对待,导致活动结束后,没有留下任何的数据材料,这种资源上的缺乏,不利于后续小学德育工作的开展,难以实现最终的德育目标。
二、学校制定德育发展的策略
1.学校要完善德育硬件设施
学校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形成完善的考核制度,把德育工作纳入到教师考核范围里,充分发挥学校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学校要创造条件,为学生营造一个和谐的德育学习环境,设立德育工作重点建设项目,推动学校德育工作持续发展,培养一支专业的德育教师队伍,让每名参加德育活动的学生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小学德育工作的开展要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充分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小学生的身心特点,根据德育工作的具体特征,将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德育教材是开展德育工作的有效依据,德育工作要立足于实践,保证德育效果的实效性。
2.学校要提升德育文化软实力
学校要加强法制宣传工作,按照国家规定,将每年的十月份定为法制宣传月。每年十月,学校都要组织学生观看法制宣传视频,让学生接触法律方面的知识。必要的时候,将法制宣讲人员请到学校,让学生知法、懂法、用法。学校还要定期召开家长会,让家长充分了解自己的孩子,有助于学校和家长及时发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家长会的召开进一步拉近了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距离,加强了家长和学校之间的沟通。学校还要提炼自己的校园文化,制定详细的学期报告,对校园文化建设进行有效的监督。促使学生融入学校的文化环境中,爱护周围的环境,杜绝折枝、摘花等现象,养成随手捡起地上垃圾的习惯,进而更加喜爱我们的校园。
校园文化是学校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社会在不断发展,校园文化更应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学校德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推动校园文化的创新,同时也肩负着培养社会未来接班人的重要使命。校园德育工作要从更高的层次出发,帮助小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德育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它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促进学生的发展。校园德育发展要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新的载体平台――文化载体,成了小学生德育发展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
社会发展视域 篇3
关键词: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以来,我们党把实现社会公正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①党十八大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倡导实现社会公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②。 可见,我们党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同时,实现公平正义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
一、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
当前,公平正义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那么,什么是社会公平正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公平”是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正义”是指公正的、正当的道理。
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历史性,每个历史时期都在不断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在中国古代的孔子就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③表现出追求一个平等、公平的理想社会。在近代,洪秀全举行农民起义,希望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公正重点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社会公平正义表现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和规则公平。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
第一、和谐的含义。首先,“和谐”一词由“和”与“谐”两字组成,“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之意;“谐”者,相合也,有协调、顺和、之意。④也就是说“和谐”包含,和衷共济、内和外顺、协调和睦之意。其次,“和谐”,是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和处”、“和立”、“和生”等。我国传统文化就有“和为贵”、“家和万事兴”等和谐境界。
第二、和谐社会的内涵。“和谐社会”,就是社会系统各个组成部分、各要素之间关系融洽、和睦、协调,无激烈的利益冲突,社会系统运转顺畅,社会协调发展。在我国西汉时期的《礼记.礼运》一书中就描述两种“和谐社会”理想:“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在西方也有“和谐社会”的构想。柏拉图的《理想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蓝本等都是对“和谐社会”理想的追求。
第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人民所追求的。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 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三、当前我国社会公正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繁荣,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公平与正义是社会主流形态,并且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中还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
第一、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合理的贫富差距有利于调动全体人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但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就会给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1、 基尼系数过大。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差距的主要标准,国际上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在198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3,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超过0.5。
2、城乡、区域收入差距过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不仅区域间收入差距较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很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由1978年的1.86:1到2013年的3.03:1,特别是在2008年达到3.36:1。
3、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证券业、金融业与农牧渔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据统计,证券业平均17.21万,是畜牧业的15.93倍。5不同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白领与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管理领导岗位与非领导岗位之间的差距。
四、实现社会主义公正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第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物质基础。社会产生不公正的根源就在于社会经济不发达,物质财富没有达到极大丰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需大力发展社会经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为实现社会公正提供物质保障,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第二、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贫富差距悬殊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对社会的公正与和谐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要加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施全面的反贫困战略。减少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冲突和矛盾,通过社会求助、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措施实现社会公正与稳定。
第三、加强法制体制改革,建立有效反腐机制、司法监督机制。完善和健全法制体制,增强公共服务,为公平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机会公正和规则公正。加强党纪党纲的建设,严惩腐败行为。我国司法不公正主要是由于缺少必要司法监督,权利如果没有收到约束和监督就必滋生腐败。因此,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强监督,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综上所述,实现社会公正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国家、社会、个体付出长期努力。实现社会公正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实现社会公正对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极大地保障社会公正,我们必须加强实现社会公正,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艳国,彭隆辉,王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 孙国华,周元.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注解:
① 《党的十八大报告》,新华社,2012.
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新华社,2013.
③ 《论语·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第十六章,人民出版社,2005.
④ 张艳国、彭隆辉、王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35。
社会发展视域 篇4
一、转型是地方院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据有关人士统计, 截止目前, 全国具有教师教育传统的地方本科院校大约150所左右, 这些院校在教育部推动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的转型中该何去何从, 转不转、转什么、怎样转?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邯郸学院党委书记杨金廷认为, 社会经济发展呼唤转型, 高等教育政策要求转型, 学校长远发展需要转型, 转型发展是大势所趋。许昌学院校长陈建国认为, 国家宏观战略导向要求地方高校深化教育改革, 国内外高校的发展经验提供重要借鉴与参考, 形势倒逼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南阳师范学院校长王利亚指出, 转型发展是新形势下地方新升本师范院校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对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带来问题的匡正, 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使命和新期许。西安文理学院校长徐可为等强调, 转型发展顺应了“打造中国产业升级版”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自觉选择。哈尔滨学院副校长樊千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高等教育结构体系调整的迫切需要、地方本科高校生存发展与特色办学的内在诉求等三个维度, 阐述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唐山师范学院校长范永胜把新建本科院校对办学定位的探索分为三个阶段:1998-2002年, 延续传统大学学术型办学方向;2002-2012年, 由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2013年开始, 由应用型到应用技术型发展方向转型。他还对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内涵特征进行剖析, 认为应用技术型大学具有专业发展的职业性、服务面向的地方性、教师队伍的多元性、课程体系的实用性等特征。论坛共收到交流论文56篇, 其中40余篇都是探讨转型发展的文章, 这些文章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转型发展的认同、赞许和期待。从各院校“自主自为”地转型探索, 到政府的“强力推动”, 这一切都说明了转型方向的正确性、转型意义的重要性和转型任务的迫切性, 正如有的与会代表所言, “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 地方院校转型发展是一种必然。”现在更重要的是“怎么转”的问题。
二、转型发展是地方院校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
“转什么、怎样转”, 这既是战略问题, 又是战术问题, 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龙岩学院张木春博士认为, 新形势下的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有其新内涵, 且转型发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建设、教学模式、师资队伍、服务管理等多方面。他指出, 地方本科院校的最大优势是地方性, 并且已在应用型办学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 新建本科办学时间不长、规模不大, “船小好调头”, 关键是要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 积极应对来自校内、校外两个方面的挑战, 抓住转型的政策机遇、地方资源和产业发展机遇, 正确处理影响转型的各种重要关系, 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常熟理工学院顾永安、陆正林等专家认为, “应用型大学/应用技术大学”是一种办学类型定位, 呼吁把欧美“创业型大学”作为地方院校转型的一种发展模式, 把“品牌大学”作为地方院校转型的一种目标选择。肇庆学院朱为鸿、曲中林等专家提出, 地方院校应从“六个方面”实现转型, 即明确办学理念、实现学校发展观念转型, 加强学科内涵建设、实现学科专业建设转型, 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应用型人才定位转型, 优化教学内容、实现课程体系转型, 构建“双师型”队伍、实现师资队伍建设转型, 提升管理水平、实现办学体制机制转型。榆林学院党委书记高延龙从大学文化的视域, 提出必须从大局着眼、整体出发, 培植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学精神, 引领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积极健康的转型发展。
不仅有理论层面的探讨, 更有转型实践探索。合肥学院党委书记蔡敬民教授的主题报告《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改革与实践》, 介绍了合肥学院学习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办学经验、十年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 让与会代表深受启迪。乐山师范学院结合办学实践, 提出调整优化专业结构、突出专业建设应用性, 革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效, 优化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增强应用型人才培养合力等转型发展对策。渭南师范学院校长王君龙提出新建地方本科师范院校转型发展的五大策略, 即科学确定办学定位、明晰办学思路, 加大关键资源建设、改善办学条件,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教育质量, 彰显教师教育特色、构筑发展优势,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谋求更大支持。黄冈师范学院校长陈兴荣在转型发展的实践中体会到, 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旨在社会需求, 胜在顶层设计, 技在渐进实施, 赢在错位推进, 重在思路清晰, 贵在措施得力。贺州学院校长吴郭泉从后发展地区的实际出发, 提出新升本院校应从加强调查研究、找准转型节奏、夯实转型基础、拓展开放合作、激发全员联动等方面推进转型发展。赤峰学院介绍了他们“转型发展”的战略部署, 一是融入赤峰、服务地方, 走开门开放的办学道路;二是进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突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三是转变教育教学理念, 实现以学校为主导向以学生为主体的根本性转变。兰州城市学院王汝锋校长介绍了他们“以学生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 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 兼顾学科型、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一体四标”人才培养模式及具体做法。常熟理工学院创建“应用型品牌大学”, 厦门理工学院提出创建“亲产业大学”, 上海电机学院倡导“技术本科教育”。
参加论坛的既有地方本科院校的领导者和实际工作者, 也有高教研究的理论工作者, 他们紧紧围绕“转什么、怎样转”这一焦点, 或从理论层面研讨、阐发各自的观点、见解, 或对转型实践进行总结、反思、升华, 力求准确回答“转什么、怎样转”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笔者认为, 各院校所处地域不同、办学历史不同, 校情千差万别, 转型一定要从自身实际出发, 任何简单的复制、克隆他人的做法都是极其危险的。转型应当坚持政府支持引导、高校自主选择, 在转不转、怎样转等问题上, 力戒强迫命令一刀切。否则, 将会侵害高校来之不易的办学自主权, 还将导致地方高校新一轮同质化。
三、在转型中打造教师教育特色品牌
地方本科院校在转型发展中, 对教师教育传统要不要坚守、怎样坚守?这是本届论坛又一个被关注的话题。在转型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 各校在处理“转型”与“坚守”的关系时显得十分谨慎, 甚至困惑。坚守或放弃, 必须在师范性与综合性之间进行权衡。过之, 或导致学校整体的被边缘化, 不及则可能造成教师教育特色的消失。认识虽不尽一致, 但主流导向明确, 即不排斥转型, 在转型中坚守, 在坚守中彰显教师教育特色。2000年升本的南阳师范学院, 注重学术积累, 学科基础较好, 他们实行部分转型, 采取“三分升级, 七分转型”模式, 即学术创新型人才培养占30%, 应用型人才培养占70%, 坚持师范特色, 控制师范生规模, 重点提高培养质量, 实行教师教育向精英化方向发展。哈尔滨学院紧紧抓住黑龙江省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立项建设单位的有利契机, 秉承办学传统, 组建教师教育学院, 构建具有精品教师教育特色和竞争优势的教师教育类专业群, 实施“12345+N”工程, 积极推进教师教育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改革, 以教师教育特色打造学校品牌、构筑学校核心竞争力。成都师范学院通过多年探索, 形成“师德养成教育、学科专业教学、教师技能训练”三方面内容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一体设计、在教学过程中一体推进、在顶岗支教中一体实践的“三位一体”师范生培养模式, 彰显了自己的特色。韩山师范学院探索构建“高校—政府—中小学”三位一体教师教育新机制, 楚雄师范学院革除旧的教师教育模式弊端, 探索“整合连贯型”教师教育新模式, 对地方师范院校的转型发展都具有借鉴意义。
就其专业性质而言, 教师教育专业既具有学术性, 又具有应用性, 且包容性强、适应面广、就业出口宽, 不仅可以当教师, 也可以做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员。毋容讳言, 当前地方院校教师教育受到部属师范大学的外部竞争、校内非师范专业的挤压, 以及教师教育自身培养理念、培养体系、培养模式改革的挑战。有学者认为, 地方院校教师教育摆脱现实困境, 一是要通过建立教师教育学院, 推动教师教育专业和非教师教育专业适当分离, 整合分散的教师教育资源, 实行集群发展。二是改革教师教育培养模式, 强化教师教育的师范性, 实行师德素养、学科知识与教育专业技能培养并重。三是创新教师教育培养机制, 推进与基础教育协同育人。四是对接职前培养职后培训, 推进教师教育一体化。教育家阿什比说:“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我们可以预言, 多数具有教师教育传统的地方本科院校, 仍将秉承教师教育基因, 并在未来的转型发展中, 逐步彰显出教师教育特色。
综上所述, 具有教师教育传统的地方本科院校, 在教育部推动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的转型中, 必须准确把握转型发展大势, 认清转型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系统性, 认真思考、正确解决转型的战略战术问题, 抓好顶层设计、转变办学理念, 调整专业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在转型中坚守传统, 以教师教育特色打造学校品牌、构筑学校核心竞争力。
摘要:2014年6月28日至30日, 全国教师教育学会地方院校协作会第八届校长论坛在陕西安康举行, 论坛以“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为主题, 来自全国各地80余所具有教师教育传统的地方院校领导和专家学者共计210余人参加论坛, 集中探讨了具有教师教育传统的地方本科院校如何实现转型发展问题。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教师教育,转型发展
参考文献
[1]第八届地方院校校长论坛会议交流材料.2014.6
社会发展视域 篇5
2.1要以准确的价值评估为基础,精准融合茶文化与体育发展事业
茶文化与体育文化的融合以其相通点为基础,虽两者间存在一定的交集,但是,并不是完全同步的,有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与方向,因此,在融合的过程中要选择精准的契合点,坚持自身文化内涵,利用平台共享,实现精准融合。两种文化相互渗透的基本价值判断包括:目标、关系、规模几方面标准。目标是指:茶文化通过体育赛事的平台载体,可实现什么样的宣传目标、传递目标等;关系是指:茶文化与体育活动、体育赛事之间具有高度统一的文化精神内涵,两者之间关系的融合程度;规模主要是指:体育赛事的`知名影响力、荣誉美名度等对茶文化品牌的影响,同时确定其与茶文化目标的匹配程度。茶文化与体育文化的结合与渗透可通过体育赛事得以发展,在赛事平台上实现价值与内涵的彼此追求与提升。如:在平台作用下,体育赛事充分体现茶文化中的健康追求与友好精神,而体育竞技中的竞技友好精神、健康标准通过茶文化的传播被扩大、放大。在融合的过程中,利用平台的光环效应,将两文化中的共性特征进行融合放置与扩散放大。常见的形式包括,茶文化与象棋、围棋、滑冰、足球等体育赛事相融合,充分体现出两者相通的规范要求、奋斗协作精神、礼仪文化要求等。在两文化的结合过程中,要注意文化间的共通性,而拳击赛事、斗牛比赛等,其与茶文化的精神价值观相差较大,则不适宜融合发展。
2.2体育赛事应选择气质相同、价值相似,促进自身发展的茶文化进行融合
正如前文所述,茶文化内涵丰富、种类多样、形式多变,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茶种具有不同的茶文化精神内涵。如:红茶文化强调厚重沉稳、绿茶文化强调自然质朴;蒙族茶文化豪爽奔放、客家茶文化清新自然等等。因此,体育赛事在利用茶文化时,要选择与自己气质相同的茶文化。如:马拉松、自行车赛等户外赛事中,可选择绿茶文化,其贴近自然、追求平和,强调“天人合一”,与户外诸多赛事有相同的价值精神。在进行文化融合时,可选择赞助、广告宣传、冠名等常见方式进行结合。在保证商业效益的情况下,提升茶文化的知名度、展现良好茶形象,为体育赛事扩大影响力。
2.3茶文化与体育赛事的渗透发展,不仅要重视体育赛事,同时要重视大众体育文化发展
体育专业赛事更具有商业价值与观赏价值,有更好的文化传播力、凝聚力,但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对大众体育文化潜力的挖掘,利用大众体育促进茶文化的发展与普及。除此之外,茶饮作为“国饮”其与大众赛事的融合,可大大促进大众体育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对此,要做到:第一,强化相关部门的认识,增进建设投资,,提升大众体育文化的基本建设条件,提升其社会服务普及度;第二,重视与相关企业的协同发展,利用多样化的形式促进茶企业与大众体育的融合,如:在大众体育运动场边设置茶饮销售,利用一定的优惠力度,促进健身群众购买此类茶饮,增加茶饮企业的收益。或是由部分茶饮企业冠名赞助民间体育赛事,利用茶广告的渗透,激发群众的体育积积极性,拓展茶企业的品牌影响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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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国清.茶文化与体育文化结合初探[J].福建茶叶,2016,38(06):269-270.
社会发展视域 篇6
一、生态学和生态学基本规律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E.Haeckd)于1869年首次提出的。其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具体而言,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一是生物之间的关系;一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基本内容,大致从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人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加以研究。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由国际科联发起的国际生物学计划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推进,生态学已进入到现代生态学阶段。生态科学体系日趋丰富和完善,按所研究的生物类别分,就有微生物生态学、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等。
人类生态学,是研究人群之间、人类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具体来说,人既具有生物生态属性,又具有社会生态属性。作为生物人,人对环境的生物生态适应,使人类形成了不同的人种和不同的体质形态;作为社会人,人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形成了不同的人类文化。因此,人类生态学,既研究作为生物的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又研究作为社会的人,人类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目前,人类生态学研究的焦点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可持续发展理论。
生态学规律,是指生态研究领域中的事物和现象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它的作用范围不仅是生物本身或环境本身,而是生物与环境相互的整体。美国生态学家小米勒曾总结出生态学三定律:①多效应原理[该原理由哈定(G.Hardin)提出];②相互联系原理;③勿干扰原理等。目前,我国生态学界就生态学的基本规律而言,一般认为,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提出的生态学基本规律较为全面。具体有下列五大规律:①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互生规律;②相互补偿和相互协调的共生规律;③物质循环转化的再生规律;④相互适应和选择的协同进化规律;⑤物质输入与输出的平衡规律。上述的生态学基本规律,是生态平衡的基础。
二、人才生态圈的群落效应律
地理学中的人才圈,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才涌现和汇集呈圆圈状分布的人才空间分布形式。生态学中的生态圈,是指生物与其环境的总称。在这里,所谓人才生态圈,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人才群体及所处的环境构成的人才生态系统。换句话说,人才生态圈即是人才系统与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在人才生态圈内,不同类型的人才组合成各种人才群体,各种人才群体又组合成复杂的人才群落。人才个体之间、人才个体与群体之间、人才群体与人才群体之间、人才群体与人才群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多样化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表现出人才生态圈的各种群落效应和规律。这种群落效应和规律,又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生态圈人才发展。就生态圈群落效应对人才发展影响的规律性现象而言,主要体现为如下方面。
(一)异质互补的优化效应律。
生态学研究表明,一个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群种类越多样,层次越明显,系统越复杂,其就越有生命力。相反,单一种群就容易衰亡。探究其内在机理 ,就不难发现,一个生态圈内,生物种类和层次越多,就越能组成“食物链”或食物网,生物之间彼此“相生相克”,异质互补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能促进诸生物种群共生共荣,整个生物群落优化和繁茂。这种规律性现象,就是生物群落的异质互补的优化效应。
生物群落的异质互补的优化效应,对于人才生态圈也不例外。实践证明,要组建优化的人才群体,就要遵循异质互补的原则。因为不同专业、不同智能类型的人才组合在一起,可起到专业互用、能力互换、技能互补的作用。不仅如此,不同气质类型的人才组合在一起,可以相互包容、协调互补。这样,组成的优化的人才群体,不仅其功能具有1+1>2的效能,具有很强的创造力、竞争力和生命力;而且为构成该人才群体的每个人才个体的发展,创造了协调、和谐的生态环境。
(二)生态位矛盾及转化效应律
生态位(eco1ogica1 niche),是生态学的最基础的专业术语,是指一种生物种群在群落中、在时空上所占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组群之间的功能关系和作用。其既表示生存空间的特性,也包含生活在其中的生物的特性。在生物群落中,某一物种生态位有层次高低、宽度大小之分。生态位的高低,取决于该生物个体或种群在群落中功能和作用的大小;生态位的宽度,取决于该生物个体或种群对其周围多个生态因子的适应性程度。在生态位的差异状态下,生物个体或种群为在群落中生存和发展,促使生物在群落中一方面去寻求、竞争、占领良好的生态位,另一方面也迫使生物不断适应现实的生态环境。
从生态学的视域来看,在人才生态圈内,也有个人才生态位的问题。人才作为一种高级生物有机体在人才群落中,根据各自的功能与作用,以及适应度,均有各自的生态位。这里所说的生态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自己所处的生态环境;一是自己所需要的生态环境。当人才经学习、研修和实践,其才能提高了,与其在人才生态圈内生态位现状产生矛盾,其必然要求冲破原有的生态环境的束缚,寻求、获得更高层次、宽度更大的生态位空间。在解决此矛盾过程中,人才必然向高层次方向转化发展。
(三)竞争筛选的张力效应律
自然生态系统有个普遍的法则,即优胜劣汰法则。正是生物的这种竞争,激发了生物种群的生命力和活力,从而促进了生物种群的进化。竞争筛选、优胜劣汰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生物种群的进化具有最直接的积极意义。
从生态学视域来看,在人才生物圈内,人才的公平、公正的竞争,同样对人才成长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人才在竞争中,竞争各方的潜能、拼博力、毅力、创造力得以充分的释放,以求取胜。整个人才生态处于一种积极进取的张力状态,这种“张力效应”,显然有利于人才个体和群体的成长和发展。当然,我们所说的竞争,应该是科学的、适度的,否则也会挫伤人才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乃至破坏人才生物圈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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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与生态协同进化律
(一)生态学的协同进化律
生态学界认为,生态学基本规律之一:相互适应与补偿的协同进化律。具体而言,生物与环境之间,经作用与反作用,相互适应与补偿,最后获得协同进化的结果。例如,最初生长在岩石表面的地衣,由于没有多少土壤,以致地衣所得的水和营养元素十分少。然而,地衣生长过程中的分泌物和尸体的分解,不但把等量的水和营养元素归还给环境,而且还生成能促进岩石风化变成土壤的物质。这样,环境保存水分的能力增强了,可提供的营养元素也增多了,从而为高一级的植物苔藓生长创造了条件。如此下去,以后便逐渐出现了草本植物、灌木和乔木。生物与环境就是如此反复地相互适应和补偿,于是,生物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而生态环境也在演变,并得到改善。
(二)人才与生态协同进化律的表述和内涵
从生态学视域来看,人才与生态环境同样存在协同进化的内在关系,即人才与生态协同进化律。其可表述为:在人才系统与生态环境和谐协调条件下,必然会促进两者共同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一方面,人才发展依存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应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又依靠于人才发展,应把人才发展放在战略领先地位。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协调统一于整个区域总发展之中。
四、规律的利用
启示之一:人才系统与外部环境应整体性开发。人才与生态协同进化律告诉我们,人才系统发展与外部环境发展具有整体联系统一性,因而两者应整体性开发。就人才与经济整体性开发而言,在一个区域范围内,人才资源开发与经济开发活动应相互对应。其具体体现在:人才资源开发的数量应与经济发展的规模相对应;人才资源开发的能级结构应与经济开发的技术构成相适应;人才资源开发的专业结构应与经济产业(行业)结构变革相协调;人才资源开发的地域布局应与经济开发活动的地域过程相一致。总之,人才资源开发要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循环之中,人才的发展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保持协调统一。
启示之二:要坚持动态调节的用人原则和权变用人方略。生态位矛盾及转化效应律告诉我们,随着用人活动内外诸因素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人才群体结构产生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这就要求用人者必须及时对人才个体使用和人才群体结构加以动态调节,并实施权变用人方略。所谓权变方略,指的是权衡利弊,因人因地因时因事制宜,随机应变的用人方略。其实质是坚持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在动态中灵活而有效地用人。为此,要确立“三个观念”,即确立正确的权变用人观念、确立随环境而变的用人观念、确立随对象而变的用人观念。就后者具体而言,随着人才年龄的增长、能力的提高、成就感的增强、成熟度的发展,应及时提升或调整其在职场中的生态位,给予其发展空间,让他更好地发挥创造才能。
启示之三: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和完善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人才开发机制。竞争筛选的“张力效律”告诉我们,公平、公正的竞争有利于激发人才的进取心、潜能和创造力,使人才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正如小平同志所说的,“竞争机制引入企业管理,为优秀企业家和各种专门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前所未有的条件,以解决人才队伍老化僵化”。无数事实证明,竞争为人才比较创造了条件,有比较才好鉴别,有鉴别才能择优开发人才,有利于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涌现。
启示之四:组建优化的人才群体结构应注重异质互补。异质互补的优化效律告诉我们,异质互补可使人才群体结构总效能大于组成该群体的每个个体人才的能量之和,并使每个人才得以错位发展,各得其所。据此,管理者在组建优化的领导团队、管理团队时,应防止“同型相拆”,即防止同一种专业、智能类型人才在人才群体中的相互排斥的现象;而要贯彻异质互补的原则,为人才群体中每个人才发展创造一个宽松、和谐、协调的生态环境。异质互补对于组建科技创新团队,实施科技攻关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马世骏.生态规律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略论现代环境管理的发展趋势[J].环境科学学报,1981(1).
[2]沈邦仪.人才生态论[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5.
[3]叶忠海主编,人才学基本原理[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5.
(作者系中国人才研究会顾问,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客座研究员)
实施取向视域下课堂管理的发展 篇7
一、问题的提出
课堂管理是课程改革中一个颇具争论的话题, 它打破了传统管理的思考架构,把教师、学生及其关系、价值观明确地连接于一个课堂之内。因此,它受到有关研究者的重视,同时也引出了课堂管理发展方向的议题。
遗憾的是,大部分教师现在仍旧靠传统的课堂纪律和管理方法来组织课堂。传统的管理理念还在发挥着作用。昔日古板的课堂画面触目惊心,但类似的画面在今日课堂仍依稀可见。尽管有些学校将活动桌椅代替了过去固定的书桌,四人小组的设计代替了过去一排排座位,可是,学生主要是孤立地学习,教师按照学校指定的教学步骤按部就班地传授知识,教学必须接受上级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是知识的仆人,人被抛弃到知识的边缘。现行的课堂与儿童在大众教育下的社会学习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如何找出适当的措施去应对眼前的困境,实属挑战。任何一种措施本身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在于寻求到适合当前大教育环境的措施。
二、课堂管理实施的不同取向探讨
目前,应用较广泛的有三种不同的实施取向: (1)控制取向,主要目的是决定课堂发生的一切,认为课堂应由教师控制,教师控制程度越高越易于实现课堂管理目标;(2)调适取向,课堂管理实施的过程,就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对课堂活动进行调适的过程。教师和学生只有根据课堂情境,适时作出调整, 课堂管理目标才能实现。(3)构建取向,认为课堂管理是赋权的过程,即重建课堂中的权力关系,使课堂管理更具有平等性和建设性。控制、调适和构建这三种不同的课堂管理取向分别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有各自不同的研究问题。以表1的形式呈现。
如表中所示,三种不同的课堂管理实施取向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但需要强调的是, 这三种不同的课堂管理实施取向并不是相互孤立、 截然分开的,而是形成一个过渡性的连续体。三种取向在这一连续体上表现出“渐近式的过渡特征”。 在复杂的教育管理情境中,三种取向的价值都有可能得到体现。
实施取向的划分建构了一个分析课程管理实施理论架构,为我们把握课堂管理实施及其研究提供了可以遵循的立场、价值观、基本假设、研究方法论等。事实上,在不同的实施取向中探讨课堂管理, 可以看到:一方面,某个因素在不同取向中可能会有不同解释;另一方面,所侧重的影响因素也会表现出一些差异。
1.控制取向的课堂管理分析
强制性是这类课堂管理的主要特点。行为导向的纪律方案可以让学生从非常明确的奖惩中获得 “教益”。因为,在具有一系列行为纪律制度的结构化的课堂中,教师几乎是自动地对“过错行为”实施惩罚。而实际上,有时这些制度建议教师回避“不必要的”师生互动。教师可能会相信,“这并不是针对个人的,严格地说,惩罚是你的行为的结果”。这是在传递极端信息,有损于课堂共同体的形成。为了保证教学秩序,一般教师会向学生明示学生行为规则。他们告诉学生,不良行为将招致不同程度的“后果”,部分问题学生可能会公布于众。因此,大多数教师认为,课堂常规是一种处罚行动,当学生的行为出现偏差时,就用常规来加以制止。而学生对常规也有刻板印象,他们通常认为,常规是教师为了表现其权威而制定的专制规则。事实上,处罚只能教人不做什么,但不能教人该做什么。
传统观念下,课堂管理权力一直被教师所掌握着。从教师角度而言,既然教师是课堂知识的传递者,那么,教师自然也就被认为是实现目标的关键因素。因此,教师对管理目标的认同感以及教师对于管理目标的理解显得重要。在控制取向中,教师与学生是对立的角色。控制取向认定学校里教师控制课堂是理所当然的,并由此实现教育目标。如果实施失败,则可能归咎于教师没有制定严格的课堂规则。由此,教师可能会进一步从课堂规则本身寻找原因,以培养学生的守纪行为习惯。但是,在现实中,教师不可能仅仅唯己是从,他们必然会对学生权力或多或少地进行调适。如果教师不处理好与学生的关系,学生很可能会选择到其他学校读书。同时,合作又是一种不可抵制的方式。
总之,在平时的课堂里,教师一般习惯用“警觉”策略,始终监督着学生的行为,以防患于未然。 他们能快速发现过错行为,设法同时开展多种活动,并在回应个别学生的需要时不打断其他同学。 在教师和学生对话交往的活动中,教师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以管理者、领导者乃至权威者的姿态出现。 因此,这种对话本质上是控制的,教师的话语系统主导着对话过程,主导着学生。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控制是主客体在完全疏离的情况下,将我(主体)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身上。控制并非爱,控制固守着人与人心灵之间无交流隔离的距离。”[2]
2.调适取向的课堂管理分析
现行的课堂管理理念应该是允许学生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让他们完全了解选择什么行为将会跟随什么结果。在调适的课堂管理实施取向中,成功的管理被认为是以“调适的过程”为特征的,课堂主要由教师控制,但是调适取向并不排斥与学生积极对话。从教师角度而言,教师扮演的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调适者的角色,他们可以让学生反思并质疑各种常识的假设和信条。教师从不把自己的管理方法设定为纪律的形式,但调和了许多学生的纪律思维并遵守日常规范,赋予教师“协调者”的身份会增加教师对管理的归属感,从而促使教师更加充分地投入课堂管理实施中。
事实上,知识学习与课堂关系不是割裂的,两者是共生的。每当学生在教师或同学的影响下,在提问和分享知识中跨越了现有的思维水平时,学习和课堂关系便同时产生。积极有效的课堂互动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如果教师对学生的注意力持续关注,他就会传递更多对学生兴趣的关爱。当他的言行一致时,学生则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快速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去。这就是师生调适的结果。尽管一些课堂管理者可以通过精心组织课堂,有效地监控和奖励来防止大多数学生的过错行为,但是,其中有些管理建议可能只是一时适当。然而,如果把它们作为一种预设的“策略”,以事先所期望的目标去控制学生的行为,那么,课堂管理的关注点很快就会从学习转向纪律。
建构主义认为,让成人为儿童做出牺牲与让儿童为成人做出牺牲都是错误的。现在的学生常常处于一种个人需要与社会期待之间难以兼顾的局面。 课堂上教师注重留给学生时间,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学生有机会在课堂上思考问题,并勇于将自己的想法与他人分享。相对开放、尊重、寻求学习和帮助他人的个人心理状态和整体氛围使得学习者处于一个较为安全的环境中。在这种实施取向中,师生之间权力的协调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智力支持和情感满足。美国著名学者威廉·格拉瑟认为, 学生的行为目的是满足个人的基本需要,学生可以通过选择行动来实现自我需要,但学生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帮助学生认识到,他们可以在体验自我选择的得与失中控制自己的生活。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学生方面的因素,要通过教师在调适取向中发挥作用,教师能否察觉到学生的能力在调适课堂管理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 学生自身的参与在调适课堂管理中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3.构建取向的课堂管理分析
构建取向关注的焦点在于教师和学生如何在课堂中建构管理,而该过程被视为师生成长的过程。管理是被发展的,而不是被实施的。如Snyder所言,要想研究个人发展的过程,就需要理解并认可正在经历变革过程的个体的主观现实。[3]既然个体发展被一再强调,那么从教师层面而言,教师自身的意志和能力作为影响构建的因素就显得极其重要。激情、良好的意愿、投入感都不能补偿技术性知识和能力的缺失。由此看来,意愿与能力兼备,才可能促进课堂管理的构建。不过,作为个体的师生所进行的构建始终是不可动摇的核心。从课堂层面看,学生的参与在构建取向中才真正受到重视。学生作为个体直接参与管理构建的过程在理论上获得了充分肯定,但仍需要探讨学生如何参与课堂管理的实施。
微观社会学研究发现,课堂上老师和学生的对话,能够发现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在一堂初三数学课上,老师走进课堂后打开多媒体课件,跟同学们说:“今天我们学习垂直于弦的直径,请先看这节课的学习目标”。接着教师又要求学生预习课本相关知识,并独立完成两道课后题和练习本作业题。当同学们自主学习时,教师进行个别帮扶,并提醒做完自测题的学生开始做理解应用题。如果不能独自解决的问题就交给小组解决,组内不能解决的问题就写在黑板上,将由全班同学一起帮助解决。当所有问题都解决后,教师进行总结,查漏补缺。这样做保证了学生对教材基础知识的掌握。最后,在自主学习、小组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盘点和针对性练习, 进而丰富个体已有的认知结构。“人的生命发展只能由自己来完成,而不能由教师代替来完成。所以, 教育活动根本上说不是教师教学的活动,而是学生的一种自我建构的事件活动。”[4]
从整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课堂活动根据学生的经验基础和认知水平步步推进。没有课堂纪律的束缚,学生在宽松的课堂环境中发展自己的思维,对学习产生的兴趣自然激励其学习。每个学生的学习观得到重视,学习不仅仅是达到预设目标的过程,而是一个具有内在价值不同程度彰显的旅程。管理作为平等的关系性存在,在此过程中,学生被赋予与教师乃至专家同等的管理者地位。这样的课堂管理是一个开放的、允许学生发展的世界。因此,这个课堂过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共同建构的过程。但是,有一个无形文本笼罩着课堂。这个无形文本就是标准答案,它不但掌握了教师,也控制了课堂交流。但真正的沟通是,虽然我心中有一个文本, 但它是开放的,是容许你改变标准答案的。
三、课堂管理的走向:建立关怀的课堂共同体
教育的真谛与要义就在于它是获得属于人的生命。[5]所以,教育的使命就是为提升生命的价值。 课堂管理应该是以实现教学目标、彰显个体生命价值为目标的。它本身只是手段,如果教师一味追求教学秩序和安静而占用课堂学习时间,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哲学教授内尔·诺丁斯认为,“学校应追求伟大的道德目的,即关怀儿童,以便他们今后乐于去关怀他人”。在此,关怀的涵义远不只是“一种矫揉造作的、使人变得亲切可爱的温暖感”,而是意味着“对能力的不断搜寻”,包括培养学生在其可能选择的研究领域或工作领域 “做出积极贡献所必备”的知识与能力。因此,关怀的能力探究即具有人际关系的意义,也具有课程的意义,因为学生要尽力去解决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诚如诺丁斯所说:“作为人,我们关怀着我们身边的一切。我们想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将成为何物?我们的归属在哪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命运?”[6]因此,关怀理念要贯穿于课堂管理的全过程。那么,关怀的课堂关系必然是两个人在 “探究”。学生探究是一种自我发现,包括我知道什么,我是如何知道的,等等。而教师探究也是一种关怀与尊重的行动,包括发现学生知道什么以及他是如何知道的,教师在发现学生能力的过程中表达了关怀。也可以说,教师在发现学生能力的同时也在与学生共同建构学生的能力。
关怀的课堂共同体是可以帮助学生自由成为他自己的。因为尊重学生的自由,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将心甘情愿地尊重提供知识的教师。教师与学生都是知识的主人。课堂上师生平等沟通、有效互动, 不断达到视界融合,从而各自获得新的意义,实现生命的自我超越。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加耶夫认为, “作为精神实体的人,其固有的本质就是自由”[7]。人生来是自由的,教育教学要保护好学生的自由精神。福柯认为,“人比其感受到的更自由,比那些被当做真理和论据接受下来的东西更自由,比那些在历史上某一时刻被建构起来的主题更自由”。按照福柯的思路理解,教育教学的首要任务不是让学生获得某种真理或论据,而是要把学生天然存在或已经失去的自由归还给学生。[8]在关怀的课堂中,学生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与学习经历与大家分享,师生都能享受到充分的自由。课堂上保证每个人自由的发展,保护学生的独到见解与独立人格,学生便成为追求自身和同学利益的有效行动者。
关怀的课堂共同体重在合作,合作正是对个体差异的尊重。只有在合作中个体才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这种合作的课堂关系不仅帮助学生养成更好的行为习惯,而且还促进他们的学习,并且可以减少课堂的纪律问题。它是生命局限性的需要,又能够激发生命的能量。尽管学生对知识、生命、行动规范的理解最终必须是自己自由生成的,但是这种生成不是学生孤立完成的,而是在师生之间的合作关系中。在不同的师生关系中,个人对每一个新的信息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即使是教师简单的一句“现在开始练习”,不同学生的理解也不一样———学生主要是根据自己与教师的关系来理解:“我没带练习本,怎么办”;“我准备好了”;“他从来都不说 ‘请’字,真没礼貌”;“又要测验了,不及格,我也不在乎”。上述理解都离不开课堂文化或师生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被接受”的信息对班级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不同的。尽管教师对每个学生说的是同样的话,但每个学生必定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意义。同样, 尽管提问“八减去三的差”,但每位学生获取结果的意义建构也是不一样的。福格尔等人强调,学生不能独立地建构自身意义,所有意义都是在相互关系中建构的,而且“人将自己与他人的命运相连,处于一种开放、相互完全平等的关系中”。雅斯贝尔斯认为,这种我与你的关系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2]。 合作不仅是一种教学方式,而且也是自我经验与他人经验的对话与交流。课堂教学通过有效的合作, 可以“让每个人的动力、清晰性和吸引力都达到巅峰状态。一个人的见解可以激发另一个人的想象力,就如一个球来回抛所产生的作用力一样”[2]。这也正是关怀的课堂所提供给学生的激情体验,也让他们对经验和思想有更深的感受。
尽管创建关怀的课堂共同体需要时间、体验和耐心,但至少在课堂管理发展方向上获得更多人的认同,部分教师的“团队感”急剧增长,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机会去认识自我、认识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帮助学生“通过现实去追寻他走向完人理想的道路”[9]。
摘要:伴随着教育管理理论发展的历程,课堂管理实施领域存在着控制、调适和构建三种取向。它们分别受不同的教育管理理论影响,对指导具体的课堂管理实践均起着不同作用。研究表明,控制取向主张管理的程序化、可预测性,蕴涵着一种确定性思想;调适取向和构建取向倡导管理的非线性、不可预见性,凸显出一种不确定性的思想。面对课堂管理的复杂性,最终希望构建关怀的课堂共同体。
关键词:课堂管理,实施,取向,关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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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视域 篇8
从我国现代体育专业发展的历史分析, 体育专业是体育学科的基础性专业, 其他体育专业都是在这一基本专业上衍生出来的, 是随着我国高校教育的逐步发展, 以及各专业学科划分的进一步细化而分化出来的。因此, 各体育学科专业之间既存在明显区别, 也存在一些共同特征, 对体育专业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与分析, 不仅有利于深入认识和掌握体育学科的发展全貌与未来趋势, 还有利于从本质上认识和了解体育学科的其他专业, 努力推动我国体育专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在当前的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改革中, 学校始终坚持“厚基础、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方针, 其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如毕业生专业运动技能缺失、培养目标盲目无序化、理论与实践脱节等。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校忽视了体育学科的本质特性, 违背了体育专业化发展的规律。本文回顾和反思了体育专业的发展历史, 并研究了其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针对如何调整体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优化体育专业结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相关解决措施和建议。
1 体育专业分析
1.1 体育专业的发展历史
回顾我国的体育专业发展历史可知, 我国的体育专业创建于1916年, 以我国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体育专修科, 将体育列为科学和必修学科之一为成立标志[1]。我国的体育专业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明的长期碰撞与融合为文化根基。因此, 我国的体育专业一方面具有传统体育的内涵和特征, 以“和”为中心, 强调自我克制;另一方面它也具有西方体育的外显特征, 注重个性的张扬, 以“争”为核心, 强调竞争意识。通过研究体育专业百年的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总结出体育专业的特征, 即“拿来主义”, 过多地引进西方的专业理论内容, 而缺少内生机制, 没有充分挖掘自身发展潜力。在我国体育专业发展的前五十年里, 我国主要引进和学习西欧国家、美国、日本等的教育体制, 并逐步形成了我国旧有教育制度的发展雏形。而在我国体育专业发展的后五十年里, 我国主要以苏联、美国、日本、韩国等国为效仿对象, 进一步改造我国的体育专业教育制度, 但多停留在形式上, 没有形成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持续、稳定的教育机制。在这种专业发展环境中, 我国主要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体育专业理论的方式, 开展体育专业学科教育。但我国的体育专业本质上是一种以人的身体活动为主要特征的人才培养模式, 与国外“流水线”式引进模式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 如何推进现代体育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化, 使其更为符合我国的发展实际, 是我国体育专业改革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2]
1.2 体育专业的现状
目前, 我国的体育专业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引进外国的先进发展经验虽然可以有效地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但同时也忽略了我国原创的重要性。因此, 我国在引进国外先进发展理念的同时, 必须要研究和分析其适用于我国的可行性, 是否能有效促进我国体育专业的高速发展。就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分析, 如果不顾我国的发展实际, 引进过多就不利于形成发展的推动力, 从而影响我国体育专业的长效发展。
另外, 从我国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分析, 随着儒家学说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逐步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统一的道德标准, 而我国相对隔绝的地域环境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创造了一个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并使其逐步呈现出连续性特征。尽管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它也受到了来自异域文化的强烈冲击, 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它通过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 不断完善和壮大自己, 最终造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3]。因此, 我国在发展体育专业时, 必须在吸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的具体发展实际创造性地加以改造, 使之更为适应我国当前课程改革的要求, 从而推动我国体育学科专业发展。
综上所述, 纵观我国体育专业的发展历史, 我国的体育专业是在东西方文明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在进行学科教学改革, 实现体育专业化发展过程中, 不能片面地强调引进和学习外国先进理念, 还要自力更生, 以自我发展为主, 推动体育专业良性发展。
1.3 体育专业现存的危机
第一, 高校盲目扩招, 造成体育专业毕业生数量激增, 就业压力日益增大。第二, 当前的高校体育专业培养目标与未来社会的职业发展需求脱节, 高校培养出的专业人才不能很好地满足职业需要, 毕业生的培养目标与实际需求存在着很大落差。第三, 体育专业在校生及毕业生的运动技能持续下降, 造成了毕业生的质量逐渐降低, 进一步拉大了其与人才培养目标的之间的差距, 培养目标的达成率过低。
造成体育专业学生运动技能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从思想到行动层面的弱化链逐步弱化了其运动技能, 主要表现在:第一级弱化链即思想上的弱化高校“厚基础, 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方针, 逐步放宽了体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标准, 导致了体育运动技能在教学思想层面的弱化, 第二级弱化链即体育教学体制改革理论上的弱化目前, 高校进一步深化体育专业教学改革, 淡化了传统的运动技能教学理念, 这一举措严重地影响了体育专业学生运动技能的提升;第三级弱化链即实践中的弱化, 高校的体育课程在设置上有意地降低了术科课程的难度, 并冲淡了体育学科特有的口径, 这必将使体育学科逐步陷入低基础、无口径的困境。
2 结果与分析
2.1“厚基础、宽口径”理念上的分歧, 是导致危机的思想成因
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目前我国在“厚基础、宽口径”的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上存在着两种分歧:一种观点认为, 在进行体育专业教学改革时, 必须进一步拓宽体育专业口径, 以逐步提高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提升就业能力。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发展变化,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趋于多元化, 这就要求高校必须改变以往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 积极拓宽知识面, 增加专业技能。但实际经验却告诉我们, 专业基础薄弱, 专业技能欠缺必将导致职业发展受阻, 竞争力受挫。那种“宽口径”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满足社会高度专业化的需求[4]。后一种观点也极具代表性, 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反映在体育专业的发展上, 就是是否坚持运动技能学习在体育专业中的主导地位。
2.2 招生政策和社会环境是产生危机的深层成因
造成体育专业发展危机的深层原因既有来自扩招政策方面的原因, 也有来自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就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来看, 受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影响, 国内外需求一致降低, 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因此, 国家出台扩招政策, 以进一步扩大内需, 刺激消费, 缓解就业压力。而从社会环境来看, 随着当前经济的高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投资教育, 有关部门为了满足这一需要, 就逐步深化教学体制改革, 加速了大学教育由传统的精英教育逐步转向大众教育。
扩招政策的实施以及大众化教育的推行, 客观上造成了学生专业素质的降低, 表现在体育专业上即为体育专业素质偏低, 专项运动技能降低, 不利于毕业生的未来职业发展, 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3 建议
3.1 调整体育专业学生“入口”的口径和入学的方式
调整体育专业学生的“入口”口径即严格体育专业招生标准, 在入学考试中适当提高专项技能以及体能测试在考试中所占的比例。另外, 在新生入学时加入面试程序, 完善录取机制, 以求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 不断深化体育专业的教学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
3.2 恢复课余训练和早操活动
体育专业学生在实际学习中, 主要通过学习一些运动技能不断提高其专业水平。而这一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 必须通过不断地练习和积累才能完成, 仅仅依靠课堂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必须利用好课余时间加强锻炼和学习, 以逐步提高其体育专业技能, 不断适应社会职业发展需求。
3.3 全面提高体育专业教师的整体质量
体育专业教师的整体质量直接影响着我国体育专业的教学质量。因此,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体育专业的教育质量, 提升专业教学水平, 解决体育专业学历和运动技能不平衡之间的矛盾, 就必须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体育专业教师的整体素质, 加强对其的考评考核, 以提高专业教师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践运动能力。
3.4 体育教育课程的优化方式
体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培养目标与普通大学教育提出“厚基础、宽口径”的培养目标的重合度较小。从而得出, 针对基础教育提出的具有普遍性的观念对极具本学科特殊性的体育教育学科的指导性不强。因此其培养目标应修改为“厚基础、订口径”, 其中的“订”主要是指“订制”能满足体育学科特殊性的“口径”, 使“宽口径”科学适当地缩小, 以便更加符合教师专业化的要求。为此, 应该合理地调整学科与术科的学时比例, 适当加大术科的学时, 建议术科和学科比例为6:4, 不断加强运动技能的学习, 全面提高运动技能的水平。
3.5 改善教学环境
加大投入、改善教学环境, 为师生提供优良的学习化境, 从而为提高体育教学的效率和质量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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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视域 篇9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促进了非营利组织的产生和发展。非营利组织不但能有效弥补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内在缺陷, 而且有能力承担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些特殊职能。然而,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遇到了发展瓶颈, 进一步发展面临挑战。社会资本理论能够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下缓解和解决非营利组织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困境, 有助于其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社会资本与非营利组织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 盛行于90年代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热点。这一概念最先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 之后又有众多学者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解读, 从而使社会资本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广泛地被人们知晓。
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的实质是社会关系网络, 能够为网络中的成员提供赢得声望的“凭证”, 这是一种现实或潜在的资源。詹姆斯·科尔曼倾向于将社会资本作为经济学中的“资本”看待, 强调社会资本增值的功能特性。而罗伯特·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网络、规范和信任观, 是目前为人所接受最广泛的一种观点, 他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充分解释合作困境问题。学者林南则认为, 社会资本具有资源特性, 这种资源不为个人直接占有, 而是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 必须与他人交往才能获得, 缺乏这些资源的人们可以通过直接的社会网络而获取。
在笔者看来, 与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关系最为密切, 也最具有解释说明性的观点应该是帕特南的社会资本观。帕特南观点的主要贡献在于, 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由公民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所构成的, 其关键是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信任、理解和同情的主观世界所具有的特征。他所提炼总结的社会资本三要素:网络、规范和信任, 与非营利组织的诸种特性息息相关, 在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 非营利组织的志愿性表明非营利组织的活动以志愿性的合作为基础。在现实社会中, 人类的理性因素往往会造成“囚徒困境”, 志愿性的集体行动并不容易达成。社会资本在解决志愿性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上, 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互惠理论原则。镶嵌于网络中的个人只有先考虑帮助他人获得利益, 才能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而相互的承诺与信任可以促使个体更容易遵守集体行动的规则, 避免搭便车的现象。另一种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集体行动的困境通常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相关, 而集体行动的困境可以通过利用外部的社会资本来加以克服, 因为人们可以借用原有的社会联系来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因此, 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对于非营利组织志愿行动的达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 非营利组织的民间性表明非营利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 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依赖于外部的社会资源。正因如此, 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付、企业资助和个人捐款等方面, 而组织的人力资本则需要通过招募自愿者的渠道获得, 由此看来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和人员招募能力需要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作为支撑。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 正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之中并能够被行动者投资和利用以便实现自身目标的社会资源。非营利组织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越开放, 所获得的非重复性信息就越多, 就越利于建立与加强和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的合作关系, 拓宽招募组织成员和筹集资金的渠道。可见, 强调拓展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对非营利组织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源的获得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三, 获得广泛而持久的社会信任是非营利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关键。非营利组织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本均来自于社会, 社会成员依照组织行为是否公益性的价值判断, 决定是否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捐助给组织。非营利组织所要追求的公信力, 就是公众对组织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它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公信力的增加, 可以减少公众对组织的不信任感, 从而降低信息交流的成本, 提高组织的行动效率。在社会资本理论看来, 与他人联系越密切的主体, 就越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 也越容易信任他人。帕特南网络、规范和信任的三要素社会资本理论表明, 广泛地构建非营利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和组织外部的关系网络, 使组织与公众展开多领域的交流与互动, 能够使组织获得更多的社会信任, 从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故而, 社会资本在加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软实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主要困境
1. 合法性困境是我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的第一大困境
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是组织获得社会认可的前提, 其合法性应该包括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两部分。从非营利组织的类型来看, 非营利组织分为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两类。所谓自上而下型是指由政府扶植成立并直接或间接受到政府各种特殊的资助、支持以及控制或支配的组织, 它们在开展活动和运营管理等许多方面, 既得到来自政府的种种特殊照顾, 又受到来自政府的支配和控制。这类组织获得政治合法性较易, 而获得社会合法性较难。自下而上型的非营利组织则是民间人士自发成立并自主开展活动的组织, 组织各方面的主要来源也多通过自下而上的渠道获得, 大多来自群众的捐助。这类组织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 却难以得到法律的认可。这一点在现实社会中的直接表现就是非营利组织普遍存在的登记难问题。在社会资本视域下, 自下而上型的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上缺少了政府这一极为重要的要素, 成为“非法”组织, 严重阻碍了该类组织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 使其在社会网络关系经营方面举步维艰。
2. 公信力缺失是非营利组织面临的又一困境
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获得社会公众认可和信任的能力。良好的公信力对于非营利组织获取政府、企业以及社会民众的支持并与之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从而形成非营利组织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众多学者研究表明, 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缺失与组织责任意识薄弱、管理机制疏漏、监督机制不严和法律制度不健全有关。而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 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缺失则与组织社会资本的匮乏联系更为密切。由于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表现在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而组织责任意识淡薄、独立性不足等因素使得组织的信任资本匮乏, 而这一点, 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组织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社会捐赠为例, 由于信息不对称, 捐赠者对非营利组织的捐赠使用无法持信任的态度, 从而显著影响人们的慈善行为。公众无法了解组织行为的社会效益, 从而无法判断其公益性, 进而丧失对组织的信任。
3. 组织能力欠缺是我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的第三大困境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 由于社会资本的匮乏, 我国非营利组织普遍存在着合作能力不足、筹资能力不足、吸纳志愿者服务能力不足等困境。不可否认, 这些困境的产生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足的客观因素有关。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公民没有足够的能力捐资给非营利组织, 而组织中工作人员待遇过低又使得参与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大大减少。如此一来, 组织可利用的资源就极为有限了。同时, 我们不得不承认,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较多存在被动接受他人捐助的依赖思想, 而缺乏自我“造血”供给的主动性。在社会资本看来, 合作能力、筹资能力和人员招募能力的不足显然与组织社会关系网络的缺失紧密相关。自上而下的非营利组织在推动志愿服务时仍然更习惯于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 严重影响了志愿者的热情与忠诚。而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则更多依靠发起人的个人魅力和家庭式的管理来吸纳志愿者, 缺乏科学的自愿者管理机制。社会资本注重组织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 从而能够帮助非营利组织很好地解决以上困境。
四、培育社会资本, 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
我国非营利组织培育社会资本的策略, 其核心是生产出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本, 提升组织在社会中的认可度与信任度, 拓宽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 以便更好地与政府、企业和民众形成良好的合作。根据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界定, 笔者拟从合作规范、信任和网络三个方面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作以下思考。
1. 利用规范、信任和网络的相互作用, 解决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困境
众多有关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研究表明,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普遍面临登记难的问题, 造成了组织发展的合法性困境。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原则, 即是指对非营利组织的登记注册管理及日常管理实行登记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体制。业务主管单位负责非营利组织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而在审批方面, 由于存在着审批标准不明确、审批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 以致审批机关是否审批通过常常因人而异。在这种情况下, 登记难问题除了从根本上要依靠我国相关法律和规定的逐步健全之外,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 非营利组织还可通过发展组织内部成员的人际网络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和利益。
在社会资本理论看来, 这里的“关系”和“熟人”就是组织的人际网络资源, 而这种资源又有利于组织获得信任的资本, 从而降低组织的交易成本。社会资本像齿轮之间的润滑剂, 让一个社会平稳运转。在人们普遍信赖他人而又值得他人信赖的地方, 人们较多地与周围的人通过所熟悉的行为方式打交道, 因此, 每一笔交易和每一种社会事务都可以花较少成本, 而无需花时间和金钱去试探打交道的对方是否值得打交道。如果非营利组织中的成员拥有与政府部门相联系的关系网络, 无疑会大大降低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 减少审批登记方面的阻力, 从而获得合法的社会地位。因为社会关系能够强化社会成员之间的身份认同, 使组织成员享有共同的利益和资源, 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蕴藏于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组织中的无形资产, 可以带来有形的社会效益。
2. 培育信任资本, 有助于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提升
所谓信任, 就是主体主观上的价值认同, 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 则表现为组织的公信力。非营利组织来源于社会, 公民的信任和认同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社会资本理论指出, 普遍的社会信任, 可以减少组织行动的阻力, 降低行动的风险和成本, 为组织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 组织的公信力来源于利益相关者的责任。非营利组织要获得公众的信任, 就应该强化组织自身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 追求公益性目标, 帮助社会公众实现自身的利益。从这方面来看, 非营利组织应该从服务社会, 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角度出发, 维护和实现好群体公众的利益, 履行组织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从而获得可靠的社会公信力。
据笔者调查了解, 武汉民间环保类非营利组织“绿色江城”组织发起的“新公民计划”公益环保活动, 以环境教育图片巡回展的方式, 加强了对农民工子女的环保教育。该活动不仅获得了市教育局、市环境保护局、团市委和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还得到了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台等社会权威媒体的宣传和报道, 极大地提升了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可见, 非营利组织通过开展有效的实际行动从而获得知名度和美誉度, 是获得社会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3. 培育网络资本, 促进组织能力建设的加强
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 社会资本是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网络联系以及成员资格, 这一网络联系和成员资格有助于个人目标的达成, 并像货币资本、人力资本一样可以获得回报。社会关系网络蕴藏着资源, 但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并不能产生投资的效果, 只有当这些资源依托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被动员起来的时候, 也就是当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这些资源被人们在工具性行动中所获得的时候, 这些社会资源才具有资本投资的效果, 才能够被称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理论还表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与网络的强度呈正相关性。关系越强, 获取的社会资本越可能正向地影响表达性行动的成功, 而关系的强度则与互惠、信任和承认的义务有关。可见, 非营利组织要获得人力、物力等方面的资源必须以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为基础, 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较强的关系网络。
我国非营利组织在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时, 要特别注重保持社会关系网络的开放性, 并积极寻找社会关系网络的连接点, 将新的关系网络嵌入原有的关系网络, 拓宽组织社会关系的网络边界, 从而给非营利组织带来直接的现实利益。如建立与政府的良好关系网络, 就能够帮助组织获得丰富的稀缺性资源, 使组织的活动目的更容易达成。在“绿色江城”开展的“爱我百湖”志愿行动中, 该组织正是由于与当地政府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才获得了政府提供的关于武汉湖泊的重要信息资料, 为“爱我百湖”活动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而与社会企业组织建立良好的关系网络, 则能够拓宽组织的资金筹集渠道。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 筹资网络的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建立以产品为导向的筹资网络。非营利组织依靠自设公益项目, 通过组织高级管理人员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筹资。二是建立以推销为导向的筹资网络。非营利组织通过专门筹资人员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来宣传公益项目, 寻找更多的潜在捐资人。三是可以考虑建立以捐赠者为导向的筹资网络。非营利组织根据潜在捐赠者的意愿, 设计、规划公益项目, 把社会需求与捐赠者需求结合起来, 通过项目活动和捐赠者的个人关系网络吸引更多社会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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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视域 篇10
(一) 以人为本是高校学生科学发展的基本理念
人是思想教育的出发点和基础, 也是思想教育的落脚点和根本, 它是高校学生工作永恒的主题。高校学生工作要做到以人为本, 就必须彻底摒弃“以工作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观念, 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学生为本, 就是要强调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以发展学生的主体性为目标导向和价值追求,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引导他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高校学生工作只有坚持以学生为本, 才能应对当前严峻的思想教育工作形势, 抓住思想教育的中心, 从根本上实现思想教育的目标, 最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 全面协调可持续是高校学生科学发展的根本目标
所谓人的全面发展, 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 “以一种全面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当代社会条件下, 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就是要真正按照人的属性, 引导学生实现物质与精神、科技与人文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真正成为“完整的人”。高校学生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从理论结合实际的高度, 阐明全面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 引导大学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 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二、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高校学生发展平台的建构
如何以学生为本,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是时代对每一位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提出的挑战。
(一) 构建大学生道德培养平台, 引导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当前, 建立学生自觉的道德培育服务系统, 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紧密结合中央16号文件的贯彻落实, 重点突出以下内容:一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 加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 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 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二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激励大学生汲取和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三是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 深入进行素质教育, 努力把大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二) 构建大学生困难资助平台, 形成完善的帮扶机制
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深入发展,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已经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因此, 体察学生中存在的各种情况, 从学生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开展工作, 充分体现着高校学生工作“以学生为本”的实践追求。建立并完善学生困难资助服务系统, 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正是贴近学生实际的生动体现, 也是“以学生为本”的行动体现。
(三) 构建大学生身心健康服务平台,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身心素质
健康素质是大学生素质的重要内容, 在大学生中倡导体育锻炼, 培养体育健身习惯, 能有效促进大学生增强体质, 强健体魄, 以良好的心理品质应对各种挑战。建立学生体育俱乐部服务系统,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有选择地参加体育健身项目, 完全是在自愿自觉的基础上进行锻炼。我们应该借鉴学习社会体育俱乐部运行模式的先进经验, 并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 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和完善学生体育俱乐部, 完善健身效果反馈体系等措施实现健身的吸引力、安全性和有效性;营造体育健身氛围, 使更多学生参加体育健身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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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视域 篇11
【关键词】环保观念 环保知识 环保行为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1-0242-02
幼儿的发展从来都是幼儿园、家庭、社会多方面教育影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只有多方面共同协作才能产生最佳效果。在合作过程中幼儿园教育是主导力量,其他因素要发挥自身优势,负责支持放大幼儿园教育。《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曾指出“在幼儿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帮助幼儿了解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从身边的小事入手,培养初步的环保意识和行为。 ”可见,幼儿环保意识及行为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长期地、潜移默化地培养。那么该如何培养幼儿的环保意识及行为呢?
一、幼儿园教育
1.良好理念是环保教育关键
教学理念是幼教改革的灵魂。要想在幼儿园中开展环保教育,首先要以绿色环保教育培养幼儿为理念,抓住环境教育可以促进幼儿心理发展的关键因素,升华环保教育的价值, 教师首先要注重教育理念的更新,深入生活、搜集环保素材,多角度地获得更多、更新的教育方法,焕发环保教育生机,并时刻注重将环保观念深入到与孩子沟通的各个环节中。只有这样幼儿才能彻底地将环境保护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2.创建良好环保氛围
幼儿一日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幼儿园中度过,良好的环境是进行环保教育的关键,一个优美的生活环境就是一种适宜的环保教育。因此幼儿教师要注重内部班级环境的布置,利用各种废旧物品布置班级周围环境,并定时更换,使幼儿能通过自己的观察对日常生活中“垃圾”有新认识。同时也要注意外部环境的创设,如在幼儿园内建一些小草坪、小鱼塘,让幼儿亲自给它们浇水,施肥、喂鱼食,供幼儿观赏体验,能更好的培养出幼儿热爱环境、保护环境的责任感。
3.寓教于乐,从兴趣入手
环境教育必须符合幼儿天性,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学龄前儿童,开展环境教育应以幼儿的心理发展为基础。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无论玩具多么有教育意义,设计多么巧妙,功能多么先进,让幼儿感兴趣才是最重要的。 组织实践活动,激发兴趣,利用幼儿天性好动,精力旺盛的特点,通过亲自动手,摸摸、弄弄、学学、做做,兴趣才会由此产生。在对幼儿进行环保教育时,也充分重视这一点。例如,在园中开展“请节约用水”、“不浪费纸张”等有趣的主题活动,当幼儿回到家,看见家长有类似浪费行为,就会主动提醒家人,不要浪费水资源。家长的配合会使幼儿很有成就感,继续发扬这种行为。我们对幼儿进行环保教育要善于让幼儿接触身边的事物,有目的地引导幼儿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使之能够把行为、意识统一起来,应着重培养幼儿对环保的兴趣,只要孩子们有了这种兴趣,便能在日常生活中规范自己的行为,养成一种良好习惯。
4. 利用生活细节进行随机教育,培养环保行为
教育的途径有专题性活动,有渗透性活动,也有随机性活动。我们要充分把握日常生活中的教育机会开展环保教育,使幼儿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 如,在幼儿如厕结束后,发现水龙头没有关却无人理睬,我们就抓住这一现象进行随机教育。首先我们可以给幼儿上一节有关“水”的活动课,通过活动让幼儿了解水的用途和来源,同时懂得浪费水是一种不好的行为,大家必须要节约用水。对生活中为什么要节约用水设计相关游戏,通过游戏让孩子知道很多小朋友都没有干净的水喝,水是很珍贵的。再开展一些争当节约用水小标兵活动,培养幼儿节水意识。我们也会利用节日,如爱鸟周、植树节、世界环保日,注意把握教育契机,开展各种环保主题活动,激发环保动机,多样化地进一步落实环保教育的良好作用。这些活动即培养了幼儿的劳动观念,又对幼儿进行了环保教育。
二、家园合作,提高环保教育实效
幼儿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他们的成长要受到家庭、幼儿园、社会这三大环境的影响,只有相互配合才有助于孩子身心发展,家庭作为幼儿园教育的重要合作伙伴,对于幼儿的行为习惯养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幼儿园要注重与家长合作,争取家长支持,让家长了解幼儿环保意识及行为培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家长在家中协助幼儿对环保教育进行实践,为孩子做出榜样。
家园合作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家长可以协助幼儿园将环保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如,在幼儿园中认识了水的用途、了解了缺水情况及有哪些浪费水的现象,在意识上明白了要节约用水,为了提高环保教育实效,就需要家长给予协助,注意自己的用水习惯,用自己言行强化幼儿对水的认识,通过父母的身体力行,让孩子有了良好的学习榜样,意识到环境保护就在我们周围,每个人都可以为保护环境做出一点贡献。
二是家长积极配合幼儿园开展的环保实践活动,提高孩子的环保兴趣。如,组织开展“家长幼儿废旧物品(塑料、包装袋等)回收利用竞赛”,这样家长不仅可以了解到幼儿在园内的活动,能及时提供一些材料,参与、支持、帮助教师完成环保教学任务,可以随时随地对幼儿进行正确引导,对树立幼儿环保意识有很大帮助。
家园共育活动的开展,不仅充分调动幼儿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给幼儿园与家庭,幼儿与老师、家长间创造更多互动机会,从而营造一个幼儿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带动整个社会的环保氛围。
三、社会环境,落实环保教育行为
对幼儿进行环保教育,我们也要充分利用社会这个大环境,积极落实环保教育实践。在节假日家长可以带孩子到郊外走走亲近大自然,带孩子参与社会环保公益活动,如植树活动、环保宣传活动(如开展以“保护地球,从我做起”为主题的宣传活动)等等。带领幼儿走出课堂,通过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了解全社会的人都在关注环保,其中社会的鼓励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可通过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同时组织社会全体积极参与到环保行动中,不仅可以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也可以增强幼儿的环保信念。
环境保护意识及行为不是与生俱有的,而是随着一个人的成长逐步养成并不断得到强化的,幼儿园作为幼儿环保启蒙教育的重要园地,家长作为幼儿行为习惯养成的首任教师,都对幼儿的环保意识及行为培养有着巨大影响,因此我们在幼儿园对幼儿进行环保教育的同时,要重视家园合作、社会环境,共同营造良好的环保教育氛围,培育我们新世纪的环保接班人。
参考文献:
[1]姚金芳.《环保教育与幼儿的行为习惯培养》,载《科学大众》2008年第8期,第83页.
[2]朱洁.《浅谈幼儿环保教育的开展方式》,载《新课程(下)》2010年3第3期,第150页.
[3]姚晓云.《从兴趣入手增强幼儿环保意识》,载《国家教育科研基金十一五成果集(广东卷)》2010年,第46页.
学校组织变革视域下的教师发展 篇12
一、教师发展对学校组织的诉求
1.现行学校组织对教师发展的不适宜性
在我国,一般中小学基本上是校级组织(校长、书记等)———中层组织(工会、团支部、教务处、政教处等)——年级组、教研组(备课组)、班主任为学校基层组织的管理模式。从当代社会转型背景来考察,这种组织结构形式对教师发展、教师职业生命价值的实现有诸多的不适宜和弊端。一是过于强调教师对学校行政命令的服从,学校用行政手段推动工作,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忽视了自下而上的民意民情通达,忽视了教师团队组织之间的横向沟通与协调,影响了教师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发挥。二是注重等级制度,强调学校组织的权威性、等级性以及各种行为的规范性,忽视了教师发展、生命价值实现的内在因素。三是严格规章制度,强调学校建立规章制度的至高无上性,要求教师必须依照规章制度办事。在管理方式上,繁琐的检查、评估、量化管理过多、过滥,既增加了教师的负担,又束缚了教师的创造性。四是以“成事”为学校的唯一价值取向。教师工作被程序化、技术化,强调服从、听话、按部就班,服从于事务性的工作安排,不关注甚至忽视教师的具体感受和创造性的培养,学校管理者和教师都沦为了活的工具,整个学校组织呈现物化状态,被动地应付着各自的上级布置来的任务,高能耗低效率地维持着运转,而教育教学所必需的创造性智慧都被追求完成上级指令的价值导向所压抑。
2.学校组织的特性是生命性存在
在知识的传播、发现、物化的过程中,行政约束力不大,更多的是要受教师专业权威的影响,表现出非行政性。这就意味着学校组织无论在现代社会多么精心的策划和安排之下,本质属性上并非典型意义上的行政制式的组织。教师的专业工作又是直接面对学生的生命,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生命与生命的、灵魂与灵魂的碰撞,“一定意义上,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人文关怀的一种事业”。这是学校组织核心活动领域对生命本体地位的清醒意识,正是有了这种清醒意识,从事生命事业的教师自身的生命主动健康地发展就成了学校组织的核心价值。因此,学校组织必须意识到自身的这种特殊性以及对于促进教师生命成长的巨大可能,有意识地将自身最富价值的一面开发出来,使自身成为教师生命成长的资源。这样,人就应该成为学校组织关注的中心、服务的中心,学校组织对待生命,不应该是“压抑”,不应该是漠不关心,也不应该仅仅是出自于自然性的“良知”,而应该是一种积极的支持、鼓励,是对个体成长的积极的介入,是学校组织主动而自觉地影响个体生命成长,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形态确立的学校组织。但是笔者的一项问卷调查表明教师自我的、积极、主动意识,生命内在价值的追求,成长的体验和愉悦在现行的一般基础教育组织内部是被遮蔽、销蚀的。80%的教师认为,“我们处在学校管理的最底层”,“只是在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75%的教师认为,“教学工作机械、单调,令人倦怠”;82%的教师认为,“教研活动只是例行公事”、“教师间的竞争大于合作”、“孤独和焦虑经常出现”。
3.教师发展对学校组织的诉求
教师发展主要是在任职学校进行的,是以个体生存方式为基础,通过教育、研究活动,不断发展专业水平,实现职业生命价值的过程。在现行一般学校组织中,教务处、教研处、年级组、教研组等各部门虽然各司其职,分别从师德、工作量、教研、评估等方面制订出看似详细、具体、到位、严格的要求和评价标准,但是这些规章制度,限制大于促进,很多只是表面条文,对教师真实发展起不到太大作用。现实中教师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一方面,长时间处于“工具”状态下的劳动,使他们依赖于学校行政管理,缺少自我发展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有知识、有能力、有智慧、有个性的生命个体,有丰富自己生命资源和主宰自己生命价值实现的强烈愿望,他们往往不满意一些量化的考核制度,不愿意甚至轻视学校行政的指手画脚。因此,处于这种矛盾交织下的教师一方面需要带有共性的常规制度规范,同时,更需要建立一种符合学校组织特性,有利于教师积极参与学校改革和个体自主、主动、个性化发展的学校组织核心价值、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从而整体转换教师的生存方式,唤起生命激情“使师生在学校的生存方式由消极被动的适应性生存方式向积极主动、不断自我更新的发展性的生存方式转化”。教师发展视野下的学校组织变革创新就是探索如何在中小学内部把原本集中到组织顶部的权力,逐级下放,释放出处于基层组织中教师活动的空间。教师能够拥有主动创造、自主发展的空间,组织中的人得以表现出一种主动的生命情态,积极活泼的生存方式,得以自由发挥智慧和才能。
二、基础教育学校组织变革创新
学校组织功能是通过学校各种上下关联、左右相通的组织实现的。因此,要想使教师发展,使“成人、成事”的价值标准得以实现而且是“主动”实现,必须变革创新学校组织。
1.提升学校组织的价值,促进教师主动、健康的发展意识和能力的形成
教师是自我发展的推动者和承担者。教师被推到自我发展的前沿,这是基于对教师发展的一种全新的认识。教师的发展,不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可以有效地促成其他外在目标的达成,如实现教育目的、提高学生成绩、推进课程改革、提高学校地位,等等;更重要的是,教师生命发展的内在价值是着眼于作为“人”的教师发展的真正内涵,可以唤醒教师的专业自觉,促进教师的角色重建,提升教师的人生追求和生命意义。这些是作为发展优质学校教育所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也是新世纪新型学校应有的重要特质。教师要实现自我观念的更新。教师的观念除了通常所提到的有关教育、教学、课程和学术观念外,更重要的是教师对自己发展需要的感受和理解,对自己职业生命的体验和感悟。教师的内在需要、个人意志、对专业以及专业发展活动的情感投入,构成教师的发展与进步的内动力,教师必须不断提升自己需要的层次,要有一种清晰的自我需要不断发展不断提升的意识。教师要转变教学行为方式。教师通过改变自己而转变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转变了的教育教学行为直接对学生发展带重要影响,学生发展方式、学习实践的变革又反过来校验、促进着教师自己教学行为方式的转变。变革唤醒教师的自我意识、发展意识、生命意识,教师愿意改变自己和自己的教学,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愿意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每个人都认真面对自我,积极更新自我,积极地思考自己的工作,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积极地反思,不断地重建。教师成为自我发展的推进者和承担者,这是实现学校人员综合潜能的积极挖掘,一批批积极进行自我更新的教师,在研究性变革实践中就会不断涌现,学校组织变革呈现出一种开放精神状态与发展状态。
2.实施组织变革,致力于形成有利于教师发展的学校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
学校内部的权力包括行政权力和专业权力。学校组织特性分析表明,学校并非典型意义上的行政式的组织,更应当重视专业权力。更确切地讲,专业权力属于一种权威,它意味着自愿依存,并且是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在目标取向上协调一致。一个学校的专业权力应主要集中在教师、教研组和年级组方面,这些个人和集体在学校的教学和教研事务中具有决定性权力,同时也广泛参与学校其他事务。因此,学校内部管理重心下移,淡化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使用,还给教师专业权力并适当给基层管理者部分主动权,应是教师发展视野下学校组织变革———形成有利于教师发展的学校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重点。管理重心下移首先是学校领导把大量的教育教学专业学术管理、具体事务管理的权力下放,基本格局是撤销原来的教导处和政教处这类的“中层机构”,校长及校长室直接面对年级组和教研组,形成“二级管理”、“级部制”的“扁平化”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其次是原来担负学校行政管理重担的中层职能处室转变职能和运行方式,由过去的“上传下达”变为咨询、参谋、指导。逐步下放学科发展的规划权、具体的教研组织权、教师发展策划权等,由直接行政管理、过程管理转变为目标管理、过程监控,主要任务是组织协调、宏观调控、咨询服务和检查监督。如在“新基础教育”基地学校内出现了校长、部门负责人、教师主业团队负责人教研组长、年级组长、备课组长、课题组长等的“第一责任人”系列,从而使管理重心落到了“根”上,蕴藏在师生中的智慧和力量自下而上地被调动起来了。最后是形成网络化运作的结构形态。管理权所下放到的基层团队,如备课组、教研组、年级组则直接受学校的整体运转政策、机制、价值取向等一整套“游戏规则”的制约。在发展上则维护学校的整体利益,把握好自身拥有的专业发展权和学校整体发展的相关行政权的度;既重视增强本团队内教师主动发展的内动力和原动力,又淡化小团体的边界,促进学科之间、教研组之间和年级组之间的协作与交流。一些充满活力的非行政性组织涌现出来,如叶澜教授主持的“新基础教育”基地学校———上海新基础教育实验学校尝试的就是非行政性组织的探索,实行由骨干教师领衔“项目工作站”,即由骨干教师组织部分教师组成课题组,提出所在学科、年级、部门遇到的焦点问题及其研究计划,经学校的“学科委员会”同样是“民间组织”,由学科带头人和教研组长组成的审批立项,组成工作站。工作站因对问题的发现而产生,因问题的解决而完成使命,因新问题的发现而重新组成。在有些学校年轻教师也可能凭着个人兴趣、才能,申请到某一项教科研项目,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共同体,此时他们可以像“项目经理”一样召集相关教师共同商讨,也可以凭自己的特长参与他人的教科研项目,网络“结点”上的教师可以上下左右移动,形成非固定领导下的、灵活的自组织。这样,教师的研究热情、教师的体面和尊严就树立起来了。管理权的下放,意味着基层团队要承受相应的责权利,管理权下落到基层,权力的内容和运作机制则相应地发生变化,教研组等基层团队拥有的则是专业发展的自主权,与此同时则强化目标意识,强化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监督检查机制,强化个体教师主动发展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追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由教师发展引发的学校组织变革。
3.激发基层组织活力,努力促进教师发展
扁平化特征的组织形态,有利于激发基层组织如教研组、年级组、备课组、课题组的活力,使基层组织成为教师发展的重要资源。
基层负责人增强主动工作的意识。首先,要表现出强烈的主动策划意识,创造性地规划本组织的发展。以“新基础教育”基地学校常州市区局前街小学为例,该校降低重心,实行二级管理级部制体制后激活了基层管理者和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具体做法是:开展年级组长负责制的学生发展研究。学校下放管理权限,各年级组在三部(学生发展研究部、课程管理与研究部、综合服务部)指导下,组织日常教学、教育科研、教师培训、学生发展、文化建设等工作实施与评价,职能部门实施质量监控,各司其职,提高了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年级组在关心学生成长、策划组织符合本年级学生年龄特点和认识水平的成长系列活动中显示了优势。开展学科主任组长负责制的课堂教学研究。大学科组以发展需要为主线策划活动系列,如学科组规划制定、大组教学沙龙、研讨、专题报告等,学科主任平时重在协调和指导,而小教研组长则负责并参与集体备课,课间、午间同年级自发的闲谈式研究,小教研组活动不论时间,不选地点,不拘形式,可随时发生、结束。大小教研组交替开展活动,有分有合,把日常教学工作与研究较好地融为一体,满足了教师提出的“活动要贴近日常教育实践”的需要。激活了基层管理者和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教师处于真实的成长状态。
其次,要有主动沟通意识。基层组织负责人位于学校中层,既要沟通校长,也要沟通教师,要主动沟通校长,能够准确、全面、深刻地理解校长的办学理念、发展规划,汇报本组情况,争取校长对自己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全组教师的基本情况,了解组内每个教师当前遇到的困惑和困难,教师的优势、不足以及潜在发展可能。了解学生的真实发展状态,特定年龄段的发展特征,存在的优势和可能的发展空间,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和本组教师之间的沟通,尊重、关心本组教师,除了研讨会等正式活动之外,还要私下与教师沟通、交流,读懂教师,鼓励每位教师发挥自己的潜能,形成开放、真诚的人际关系和创新的氛围。
最后,要有主动创造意识和文化营造意识。教师的发展意味着教师的自我革新与否定,这一过程是痛苦的、冒险的和需要勇气的,这就要求基层组织负责人要主动创造,树立良好榜样。使教研组成为教学创新和学术争鸣的舞台,营造出创新型文化氛围。
基层组织为教师开掘发展可能空间提供了资源。基层组织可以有机地整合组内资源,充分挖掘和利用其他资源,为教师发展提供“营养”。组长要组织教师进行学习,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各种培训活动,为教师提供各种学习机会,形成教师发展的各种可能空间,并获取实现可能性的机会和条件。组织内部可以充分发挥老教师的带头辐射作用,通过新老教师结对,以老带新,投身实践和研究,不断发掘和激活教师发展潜能,帮助教师梯次前进,获得持续的发展。同时,组长还可以积极与校长沟通,挖掘其他教育资源,如请校外专家帮助、指导等。
基层组织可以形成新型组织文化来满足教师需求。基层组织要注重创建新型的学习和新型的文化。例如日常的评课研课,追求说真话、多提问题和建议,使评课能够成为一种发现问题、发现经验、发现创造可能的活动,成为教师之间相互讨论、交流的活动。研讨交流时,要保证活动开展的有效性,使活动多而不滥,满足不同教师需要。在科研上,要做“|真科研”,鼓励教师从自己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人手寻找科研课题,引领、鼓励教师体验科研的真实过程。使组织文化真正成为促进教师转型的内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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