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分担机制

责任分担机制（共7篇）

责任分担机制 篇1

在我国, 企业是能源开发的主体, 基于能源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企业在开发利用能源的过程中, 如何实现经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是建设美丽中国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从已有环境立法和政策看, 我国基本上以“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为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是自由派理论和效率派理论在环境保护中的一个具体运用, 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 该指导思想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存有盲点:过度关注企业个体的行为而忽视了产业群体的整体行为;过度强调生态责任的个体化而忽视了生态责任的社会化。其弊端在于:一些企业无法承担因生产造成的生态损害赔偿;二是在现有行政格局下, 地方政府的生态责任过重;三是企业运行成本过高;四是无法有效解决跨区域生态损害问题;五是在生态损害主体不明确或者缺失的情况下, 受害人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国内学者对于生态责任的社会化给予了充分肯定。但生态责任社会化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 其中既有制度方面的因素, 也有理论研究方面的因素。本文试图从企业生态责任的私法属性出发, 对相关问题加以研究。

一、企业生态责任的特性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 企业由投资者出资组成, 投资者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投资的收益和回报, 而要实现这一目的, 必然要求企业最大限度地追求经营利润。保证股东利润最大化不仅是企业存在及行动的最高价值理念, 也是投资者判断企业经营合乎目的性的价值标准。在此理论下, 股东中心主义、股东至上成为企业治理的绝对法则, 效率成为企业治理的唯一目标。然而, 个体对利益的追逐与整体责任的承担永远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由于企业参与了社会资源的使用和分配, 它也有义务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 社会经济加速发展, 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企业对于消费者、供货商、提供资本的债权人、提供劳动的雇员、提供土地的土地所有者、提供自然资源的资源所有者以及承受环境成本的社会已经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威胁。由于存在交易成本, 消费者、债权人、职工等受企业行为影响的相关利益者群体往往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有效消除企业行为对其利益的威胁。在此状况下, 企业社会责任应运而生。

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是政府对企业行为的一种管制, 目的在于治理和减轻企业行为的负外部性危害, 克服和缓解投资者利益、企业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 以维持、实现和延续公共利益以及社会成员间的合作秩序。因此, 虽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 国内外学界始终未能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明确定义。但通常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应对股东群体之外的, 与企业发生各种联系的其他相关利益群体和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负有的一定责任, 是企业追求有利于社会长远目标的一种义务和责任, 它不仅涵盖而且超越了法律和经济上的一切义务, 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 生态责任不仅成为社会期待, 也成为企业的伦理责任和法律责任。但这里的生态责任是在组织法层面的一种叙述和描写。这一层面上的责任需要通过行为法来完成。在行为法层面上, 企业生态责任, 表现为因企业的行为或者第三人的行为发生生态损害后, 企业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该责任本质上属于私法上的侵权责任。

从目前的研究看, 组织法意义上的企业生态责任的实现, 依赖于政策、法律、经济、伦理等多种手段。行为法层面上的企业生态责任可以看作是众多手段中之一种。与其他手段不同的是, 行为法层面上的企业生态责任, 更多是以私法的发展为理论支撑。

二、企业生态责任社会化的理论基础

从18世纪末开始至19世纪末, 自由主义处于统治地位。自由, 作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汇总和化身, 成为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属。在此理念下, 自己责任成为私法的基本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成为企业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基准。依据此种理论, 在很多情况下, 能源企业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意味着, 国家经济的增长、企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受害人的个体利益和生态利益为代价的。

为了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保护生态环境, 现代侵权责任法发展出危险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根据该理论, 因企业的行为导致生态损害发生时, 无论企业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 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与过错责任原则相比, 无过错责任原则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和生态利益,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无过错责任并非背离了自由优先的私法理念。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 企业仍然是损害承担的唯一主体。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法律责任的个体化。

不可否认, 法律责任的个人化, 可以充分调动企业预防生态损害发生的积极性, 促使企业通过技术革新和制度完善, 尽可能地减少生态损害的发生。但其负面作用是, 增加了企业的运行成本。企业很可能因为一次生态损害而破产。在生态损害主体不明确或者无力承担损害责任的情况下, 受害人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特别是, 基于生态利益的公共物品属性, 个体普遍存在搭便车心态, 不愿提起诉讼或寻求其他救济的情况下, 因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诸多损害往往只能由能源开发区的居民承受, 从而产生新的社会不公平。

为了消除自由主义思想带来的种种弊端, 自20世纪以来, 个人自由被置于大众福利和社会公正的目标之下。这个把个人自由同社会互助相结合、把追求自我利益的自由同社会调节相结合的纲领, 被冠名为社会国家。它不仅涵盖了自由国家与社会国家的理念, 同时也包含了环境国家的理念。其中, 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成为一个基本要求。自由、安全和人权齐头并进成为社会国家的主导思想。

以这种观念和思想观察问题, 就不应只考虑受害人的情况, 还应顾及因承担赔偿损失而对侵害人所造成的后果。只有当加害人比受害人更有能力承担损失时, 通过赔偿损失的诉求来转移损失才具有社会化的意义。现代损害赔偿法发展的方向就在于将损失转移到某一个能够承担损失而又不会受到严重影响的主体身上。我们将此种责任承担称之为责任的社会化。其核心内容是加害人将自己的责任转移至社会或国家, 本质上是将个体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

在我们走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建设美丽中国,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我们应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这意味着, 个人的自由必须受到社会公共福祉的限制。人的生存权则成为制度构建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自由和秩序、效率和发展之间的协调成为企业生态责任社会化理论基础的中国表达。其中发展是第一要务, 在此基础上促使社会的各个方面得到和谐的发展。结合法经济学的思想, 企业生态责任的个人化是生态保护和救济的基本方式, 企业生态责任的社会化仅仅是对企业生态法律责任个人化的一种补充。其目的在于通过企业生态责任的社会化, 在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 谋取长期的发展。

据此, 企业生态法律责任的社会化是有条件限制的。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形:一是加害人不明确或者被注销;二是加害人无力承担;三是企业合法行为造成的生态损害, 这主要针对的是一些累积性生态损害。

三、企业生态责任社会化的私法构造

在私法领域, 对于企业的生态责任, 大陆法系主要是依据相邻关系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予以规制。在英美法系, 则主要是通过财产法上的妨害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进行规制。

单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看, 对于能源企业的生态责任, 各国基本上坚持无过错责任原则, 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 则通过举证责任的倒置实现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违法性的判断依据主要是企业的行为是否超过相关者容忍的限度。

从《侵权责任法》第八章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看, 我国有关企业生态责任的规定与世界各国基本一致。从整体上看, 我国《侵权责任法》提供的私法救济措施并没有完全脱离自己责任的原则。这恐怕和私法的使命有关。

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私法高度发达的社会。私法的使命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 以及为契约自由的行使、为保护所取得的权利及为此种权利的行使, 为财产自由和为人格发展领域的不可侵犯制定恰当的规则。通过这些规则, 以实现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 从而保证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私法救济是环境保护的基本途径。

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 生态损害具有累积性和长期潜伏性, 危害行为与损害发生之间存在一个较长的潜伏期, 并且这种损害具有影响范围广、生态修复难、成本高昂等特点。因此, 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 私法本身的改革与发展成为一种趋势。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安全、控制风险和避免伤害, 是现代社会追求的目标。在这一目标之下, 社会连带、社会公平、生存权等思想已经不单单是社会法或公法的价值观念, 也渗透到了侵权责任法领域, 成为现代侵权责任法的基本价值和追求。其中, 责任保险与侵权责任的高度结合、公益性诉讼的发展、大规模侵权事件中的国家赔偿、同行业、同一社区居民共同分担风险的责任保险制度等均是这一发展的集中体现。结合我国已有立法、司法和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 在构建能源企业生态责任社会化分担机制时, 还需要完善以下制度:

1. 建立以国家为主导的企业生态损害赔偿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是世界主要国家认可的一种生态损害赔偿制度, 是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承担的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在环境损害领域, 我国实现的是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该原则在给予受害人以更好救济的同时, 也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为了减轻企业的成本支出, 责任保险成为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环境责任保险反映了损失社会化分担的思想。其价值在于, 通过保险人这个媒介, 侵权人把个人责任转嫁给了社会, 由整个社会去为侵权人承担责任了。企业以较小的代价获得未来可能遇到的损失赔偿的分担权, 避免了因巨额赔偿而破产的可能, 同时又能给受害人迅速、有效的救济。目前, 我国国土资源部会同保监会等机构在一些省份开始实施企业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制度, 以解决生态保护问题。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现有法律制度下, 购买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是企业的一种自愿行为。企业可能基于营利、生态损害的外部性等因素的考虑, 对购买保险不重视或者不购买。加上我国企业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建立以国家为主导的责任保险制度。通过国家的干预, 协调受害人、责任企业与保险公司的利益冲突, 并监督保险公司对受害人及时、积极地进行理赔。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 可以规定, 能源企业在取得营业执照之前, 必须购买责任保险。在生态损害发生后, 如果侵权企业的责任保险不足以赔偿时, 可以启动其他同行业企业责任保险进行赔付。

2. 建立统一的生态补偿基金制度。

生态补偿基金制度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 它包括以生态建设和生态补偿为目的所设立的林业基金、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各项环境整治基金、退耕还林的补偿基金等各项基金制度。生态补偿基金的主要目的为了有效地保护生态受害者的利益, 主要由国家和企业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缴纳, 可采取财团法人制度, 实现专款专用。即是污染企业或者加害人没有故意或者过失, 也要根据其生产量或者排污量缴纳金额以维持基金。在设立生态补偿基金的情况下, 一旦发生生态损害, 受害人可直接向基金组织提出赔偿请求, 这样不仅减缓了企业和受害者之间的矛盾, 也有助于及时给予受害人以救济。鉴于我国行政体制的特点, 生态补偿基金基本上处于分散状态。为了更充分地及时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解决生态灾害承担者和生态收益者之间的矛盾, 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跨区域性公平, 我们需要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生态补偿基金制度。全国性的、统一的生态补偿基金将充分发挥中央财政的作用, 引导全国重大性的、一般性的、基本面的生态补偿工作的开展, 弥补行业、地方或区域性生态补偿基金的不足。中央财政应为全国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和改善提供主要的资金支持。考虑到能源企业所在区域的生态利益转移功能, 中央财政应对能源企业所在区域的生态建设给予倾斜性支持。

3. 完善企业生态环境保证金制度。

企业生态环境保证金制度, 主要是指能源和相关企业按照相关规定缴纳生态补偿保证金, 其主要功能是确保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目前, 我国已经实施了矿产资源生态环境保证金制度。理论上, 矿产资源生态环境保证金的缴纳比例应该达到矿产开发价值的20%左右, 才会给矿山企业一定的环境破坏成本压力。但实际上, 我国大部分企业的矿产资源生态环境修复保证金的缴纳比例较低, 平均缴纳水平不到10%。如果发生严重的生态灾难, 这些钱并不足以完成生态环境修复。不仅如此, 很多地方政府还允许企业随意动用该笔保证金, 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挪用该笔保证金去做基础设施建设等。

基于此, 在我国, 不仅应该提高企业环境保证金的比例, 而且要改革企业生态环境保证金制度, 实现规范化运作, 建立以私法财团法人为模式的资金管理和运作制度, 同时建立有效的审计制度、监督机制和行政管理、行业管理制度, 以确保环境保证金的缴纳、运行安全。除此之外, 企业生态环境保证金的缴纳主体的范围应该有所拓宽, 以涵盖所有可能给生态造成损害的企业。

摘要：在组织法方面, 生态责任属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该责任的实现依赖于政策、法律、经济、伦理等多种手段。行为法层面上的企业生态责任可以看作是众多手段中之一种。在行为法方面, 企业生态责任表现为私法上的侵权责任。社会化分担是对企业生态责任个人化的一种补充, 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谋求科学发展。目前, 我们还应采取以下措施, 以构建企业生态责任社会化分担机制:建立以国家为主导的生态损害赔偿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生态补偿基金制度;完善企业生态环境保证金制度。

关键词：生态责任,美丽中国,社会化,私法构造

参考文献

[1] .[德]迪特尔·施瓦布.郑冲译.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 2006

[2] .[德]马克西米安·福克斯.齐晓琨译.侵权行为法 (2004年第5版) .法律出版社, 2006

[3] .张俊, 曹俊, 李成思.紫金污染事故如何了局谁为汀江生态损失埋单.中国环境报, 第3版http://www.sina.com.cn/, 2010.07.21

责任分担机制 篇2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社会的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出现了一部分相对弱势群体,本课题为了便于按职业配额抽样调查,按弱势群体的社会成因不同细分为:贫困农民、贫困老人、失业与转岗的城市贫困者、残疾人、不幸家庭的未成年人、流入城市的劳工队伍、高校在读的特困大学生及其他贫困者和难以被认同的特殊人群等。

1 如何解决弱势群体问题

关心和支持弱势群体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近年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弱势群体问题,加大了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的力度。从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多方面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保障与支持。

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弱势群体被分化基本上是在或大或小的范围中竞争所造成的。毫无疑问,弱势群体被分化,其自身也存在着问题,因此,要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其自身也要作出努力。

1.1 弱势群体自身要转变观念,走出心理误区

人的心理决定着动机,动机又决定着行为,通过激励行为过程则可实现目标。现实社会弱势群体被突出显示出来,极易产生诸多消极心理,其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压抑心理,感觉到压力是正常的,但是面对压力无所适从就会导致压力变为压抑,从而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负面制约,并发展为明显的受挫感,它会导致人们采取一种异质的反抗行为,包括逃离、反抗甚至自杀。二是孤独心理,孤独心理是在人们缺乏社会支持与社会交际时的一种心理感受。被社会分化的弱势群体,由于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基本权益无法维护、基本交往无法实现,则很容易被环境所孤立,产生孤独心理,于是他们用冷漠的态度对待一切,一旦这种孤独感程度加深,就会产生一种绝望心理。三是恐惧心理。由于弱势群体的心理承受力比较脆弱,因此,对强势压力的恐惧心理反映也就比较强烈,在竞争中寻求职业、岗位屡屡失败,对自身乃至社会发展丧失信心,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处处逃避和退缩。四是依赖心理。部分弱势群体人员希望自己的生活由民政部门负担、由国家承担,于是产生了依赖国家、政府的惰性心理。他们要改变自己的想法,要积极适应市场经济,转变观念,把“等、靠、要”,期待着政府“输血”的思想改为提高和改善自己的“造血”功能,这样才能有美好的前景。客观现实如此,则必然产生上述心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心理对弱势群体改变其弱势境遇有害无益。弱势群体应尽早地转变观念,走出心理误区,勇敢地面对现,提高自身素质,开辟创业渠道,促成自身转化。

1.2 提升自身素质,增强自身实力,适应社会发展

从弱势群体自身来看,他们之所以“弱”,是因为他们自身综合素质不高,具体表现在缺乏获取财富的能力以及维护权利的能力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拥有参与分配要素的量与所分配财富的量是成正比的,我们所说的弱势群体缺乏的就是可参与分配的要素。拥有要素的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某个个体的素质,那么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如何才能取得更多的要素呢?在当今中国从劳动力类型来看,既有知识、信息经济时代的劳动力类型,又有工业文明时代的劳动力类型,还有农业文明时代的劳动力类型,三种劳动力类型同时存在,这就决定了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呈现三级阶梯的格局。因此对于弱势群体来说,要改变自己贫困、落后、被动的局面,一方面要加强基本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培训,努力提高自身劳动力素质,把自己锻炼成既有强健的体魄又有丰富知识的新型劳动力,这样才能扩大就业能力,拓展就业范围;另一方面要勤俭节约、合理消费,积累资本,自主创业,还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我,即要有维权的意识和能力。这是弱势群体改变自身境遇的又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弱势群体一般是综合素质不高的人群集合体,缺乏维权意识和能力也是他们普遍的特征,但弱势群体真正能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太少,因此,弱势群体通过补上法律知识这一课来增强他们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对于促成他们转化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1.3 弱势群体应尽自己的所能,科学合理的承担社会责任

我们生活在比较繁华和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相比教而言偏远的农村人口就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经济收入较低,发展相对较慢,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创造条件,为他们致富开绿灯,他们可以进城务工,交换农副产品,从政策上享受优惠,但同时他们也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劳致富。但有些社会责任他们同样要承担,比如有些下岗人员,政府为了照顾其就业,允许他们自食其力,发挥特长从事经营活动,以解决他们的生活来源,但有个别人员乱摆摊设点,不注意环境卫生,影响道路交通,影响城市环境,同样是没有尽到社会责任。还有我们身边的贫困学生,可能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与其他人相比,属经济的弱势群体,但他们不是自强、自立,靠自己的努力创造条件和改变环境,而是自暴自弃,没有把握难得的学习机会。身边的事例很多,但总归一句话,就是不论强势还是弱势,每个公民都有尽社会责任的义务。弱势群体也是全人类的一部分,他们同样被赋有生存、发展和享受的权利,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他们暂时的贫困与落后,并非政府、社会所愿意,亦非他们自己所愿意。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我们大家要关心他们、关爱他们,注意他们,不能忘记他们。但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更要自强、自立、同时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2 结语

因此,在政府、社会以及弱势群体自身三方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建立牢固的社会安全网,合力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对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和谐社会、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摘要：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在以西安市弱势群体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解决弱势群体问题中他们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对加快构建和谐西安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分担机制 篇3

一、责任分配原则的分析

在民事行为人和不动产登记机构混合过错致害的情况下, 如何确定民事侵权行为人和违法登记机构责任分担, 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对于不动产权属登记行政民事混合侵权赔偿案件中, 登记机构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承担赔偿责任, 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有多大, 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 学界对此观点各异, 司法实践中也做法不一。

1. 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是指共同加害人作为一个整体对损害共同承担责任, 共同加害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 在共同加害人之一人对全部损害承担了责任之后, 有权向其他未承担责任的共同加害人追偿, 请求偿付其承担应当的赔偿份额。连带责任应用到不动产登记中, 即是不动产登记机构与当事人恶意串通或共同过失造成权利人损害的, 受害人可以向当事人提出民事侵权赔偿, 也可以向登记机构提出行政赔偿请求, 无论当事人还是登记机构先赔偿全部损失后, 均可向对方进行追偿。

实践中, 由于登记机构承担国家赔偿, 相对当事人具有机关稳定性和资金充足性, 故受害人一般会直接要求登记机构先行赔偿全部损失, 而登记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很难向当事人进行追偿, 无形中造成了登记机构承担全部责任。同时, 对于登记机构和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 无论《物权法》还是《房屋登记办法》, 都没有对登记机构的追偿范围作进一步明确, 造成了登记机构的追偿缺乏制度保障, 只能依靠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予以解决。

2. 不真正连带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人在客观上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 对于受害人承担标的相同的数人责任, 每个自然人都负有全部履行的义务, 并因任一责任人的履行而使全部责任均归于消灭的责任。简言之, 不真正连带责任乃多数人就同一内容之给付, 各负全部履行义务, 而因一责任人之履行则全体责任消灭之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与连带责任的最直接区别就在于:前者要求最终责任承担者承担所有损害赔偿责任, 不分份额;后者则是由连带责任人之间按照过错大小分担损害赔偿责任。加之, 确定侵权连带责任, 除了共同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当然如此之外, 其他凡需承担连带责任者, 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 法律没有规定的, 不能任意提出连带责任的主张和意见。《物权法》第21条规定的登记机构与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关系实质上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 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或隐瞒真实情况是导致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 是损害赔偿责任的终局承担者, 而登记机构存在审核过失, 受害人仍然可以要求登记机构先行承担赔偿责任, 而后可向当事人进行追偿。但是正如连带责任一样, 不真正连带责任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登记机构以其国家财政资金为保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后, 难以向损害赔偿责任的终局承担者——当事人进行追偿, 以致登记机构可能会为他人的过错买单。

同时, 不真正连带责任是理论学者提出的学理概念, 现行法律法规并无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提法, 尽管有些法律规定所折射出的内涵与之相契合, 但我们认为在法律无明确规定下, 不能提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观点, 而应严格按照法律之规定落实赔偿责任的承担责任及范围。

3. 补充责任

补充责任是指多数行为人基于不同原因而产生的同一给付内容的数个责任, 在直接责任人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其应负的责任时, 由间接责任人对其不足部分依法给予补充的责任。在登记赔偿中, 当事人先通过其他途径求偿, 在穷尽其他求偿手段仍无法得到赔偿时, 方可提起行政赔偿之诉, 由登记机构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有人认为国家赔偿制度是一种终极的救济制度, 只有当受害人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对自己权利的救济时, 才能通过国家赔偿的方式取得补偿。由于当事人受侵害的权利只有一个, 根据“损益相抵”原则, 当受害人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得到补偿时, 就不能再通过国家赔偿途径向侵权的行政机关要求赔偿, 否则就会出现对同一权利多次补偿的情况。

当事人和登记机构混合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 当事人承担的是民事赔偿责任, 登记机构承担的是国家赔偿责任, 虽然两个责任主体承担的责任类型不同, 但并无先后之分, 受害人对采取何种途径求偿有选择权, 可以选择合适的诉讼类型对其权益进行有效救济, 这种自由选择权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 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中, 也找不到违法登记引发的国家赔偿须以相对人穷尽救济手段为前提的表述。

4. 按份责任

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依据自由裁量权确定登记机构的责任份额, 判令其赔偿相应的损失, 可以理解为按份责任, 这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较为通行的一种做法。理论界也认为, 我国现阶段行政主管部门所进行的登记, 完全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特征, 一旦造成侵权, 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当然, 可能不是赔偿全部损失, 而只是适当数额的信赖利益赔偿。最高法院 (2001) 法释第23号司法解释规定:“在确定赔偿的数额时, 应当考虑行政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这就要求法院在处理案件时, 应充分考虑行政机关在损害后果发生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 来确定行政机关所应承担的赔偿数额。如果不动产登记部门由于一般过失对材料审查不严而导致登记错误, 应当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如果不动产登记部门具有重大过失或故意, 则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按份责任是目前理论和司法实践中较常适用的一种制度设计, 它既避免了第一种赔偿方式失之过宽的缺陷, 又避免了以民事诉讼为前提而加大公民求偿的难度, 是现阶段处理不动产登记侵权赔偿的较为常用的方式。但这一制度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就是将不动产登记部门的赔偿数额完全交由法院酌情确定, 缺乏较为详尽的法律依据, 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增加了社会对法院裁判的压力。解决这个问题尚有赖于制定较为详尽可行的法律或司法解释, 对责任的分担及赔偿的份额进行细致的规定, 避免审判机关尺度不一。

综上, 连带责任无法解决登记机构与民事侵权人之间的责任分担, 并且在主要因申请人或第三人的欺诈行为导致登记错误的场合, 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恶意, 不加区分的适用连带责任对登记机构而言是不公平的。不真正连带责任虽然考虑当事人主观恶意而确定责任终局承担者, 但登记机构承担责任后的追偿权难以实现导致登记机构可能为终局责任人承担替代赔偿责任。补充责任没有相关法学理论和现行法律法规的支持, 是一种有失偏颇的认识。按份责任是目前司法实践主要采取的方式, 但是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随意性太强, 可能有失公允。

二、责任划分的几种情形探讨

鉴于登记机构和当事人的混合过错导致损害情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单一的采取任何一种责任分担原则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事实, 应当针对不同的情形, 灵活适用一种或多种责任分担形式, 做到公平、合理分担责任。

1. 当事人与登记机构的共同故意即恶意串通, 或共同过失导致登记错误情况下的责任分担

《规定》第13条明确规定了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违法登记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而对共同过失致登记错误的责任分担尚未涉及。殊不知, 实践中基于共同过失而造成登记错误的情形比比皆是, 按照民法侵权赔偿原则, 共同过失致损害的, 仍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比如当事人误填房屋面积、用途且工作人员未发现的登记错误, 因此, 因共同故意或过失致登记错误, 可依下列顺序确定赔偿责任。

首先, 登记机构与当事人对受害人的直接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由于当事人的申请登记行为与登记机构的审查登记行为对错误的产生均存在故意或过失, 属于共同侵权的范畴, 当事人和登记机构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即受害人可以选择向任何一方要求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若该方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 则该共同侵权行为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请求权即告消灭。若一方无力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 则另一方根据补充责任原则承担剩余赔偿责任。

其次, 登记机构、当事人与受害人之间的赔偿关系结束后, 登记机构与当事人之间适用按份责任原则, 依过错大小分担赔偿责任。若一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或承担了超过自己应承担的份额的, 可以向另一方行使追偿权。过错大小及责任分配的问题,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客观案件事实, 依据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合理的划分登记机构与申请人各自责任份额。

最后, 受害人可以就间接损失要求当事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与当事人仅就直接损失向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若受害人首先要求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的, 可以就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一并提出主张;若受害人首先要求登记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 只能主张直接损失, 然后再要求当事人单独就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所谓间接损失主要是指受害人通过不动产登记可以获取的既得利益, 如转让不动产所获取的收益, 以及受害人主张权利所支付的诉讼费、差旅费、误工费及精神损害赔偿等。

2. 当事人的故意与登记机构的审查过失相结合导致登记错误情况下的责任分担

根据前面的论述和《规定》第12条的规定, 此时当事人与登记机构的责任分担是不真正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的融合, 即当事人是责任终局承担者, 但首次确定房屋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是根据其过错程度大小而定, 其承担赔偿责任后再向提供虚假材料的当事人行使追偿权。理由有以下两点。

其一, 侵权行为法中的混合侵权是以民事主体的混合侵权行为为研究对象, 探讨的是民法语境中关于平等主体因其混合侵权行为而导致的侵权责任承担问题。而本文中所讨论的登记行为, 是由作为行政主体的登记机构的审查登记行为与作为民事主体的当事人的登记申请行为共同组成, 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质, 由此造成的损害结果也应当分别由当事人和登记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这与民法语境下的混合侵权行为有着很大的不同, 能否就此简单套用混合侵权理论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其二, 切实考虑我国的登记现状, 当事人的故意与登记机构的审查过失相结合所产生的赔偿责任, 一方面应当充分考虑到当事人与登记机构之间过错性质的不同, 即当事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是诱发登记错误的主要原因, 其不仅有主观上的故意, 且积极实施了客观行为, 而登记机构主观上没有追求错误的积极性, 并且客观上实施了尽量减少错误的审查行为, 虽审查有过失, 也是被当事人所利用;另一方面, 考虑目前登记审查能力的局限性, 对于该种情况的审查尚欠缺必要的条件, 而通过改进审查手段增强审查能力尚需时日, 加之庞大的登记工作量使得登记人员对每项登记申请均进行毫无疏漏的审查本已十分困难, 而当事人故意提供虚假材料或隐瞒真实情况更是增加了审查难度, 故在此情况下造成的损害仍要求登记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不免有苛求之意。

树立分担意识完善分担机制 篇4

1 树立分担意识,完善分担机制的极端重要性

1.1 没有分担就没有保险

医疗保险本质上属于保险。什么是保险呢?保险是化解风险的一种手段,是依据大数法则计算出每个参保人需要缴纳的最低费用聚集起足够大的用于抵抗疾病风险所需的基金,从而获得疾病风险来临时的补偿或救助权利。可见,保险在本质上是将少数患者对个人而言巨大的风险转移出去,让众多健康人用缴纳的少量费用去承担。所谓一人有难大家帮,一人有险众人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没有分担就没有保险。

从风险管理的技术讲,自留和转移两种技术产生企业自保与社会保险两种选择。企业自保的局限性在国企改革中己经得到充分证明。社会保险之所以比企业自保有更大的抗风险能力,就是因为社会保险编织的安全网能让更多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风险。承担风险的单位和个人越多,抗风险能力就越强,制度就越稳健。这叫风险转移,转移就是分担,没有分担往哪里转移?社会保险之所以孜孜不倦地追求提高统筹层次,扩大覆盖率,就是扩大分担对象。所以,分担是一切保险的本义,也是社会医疗保险的本

1.2 分担贯穿于医保运行全过程

分担不只在医疗费用支付环节,筹资、支付和总额预付超支等都需要分担发挥作用。

途径一,筹资的分担是基础性分担。用人单位和个人各按工资的一定比例共同缴纳费用,然后政府给予政策支持且在出现收不抵支时给予补贴。与职工医保不同,居民医保个人只缴少量费用,主要依靠政府补贴。不同做法展示出不同的分担力度。

途径二,医疗费用的分担是关键性分担。集中表现在“三条线”的设立。患者住院首先要付起付线,其次按比例支付个人负担部分,封顶线以上和自费项目完全个人分担。一般来说,不同等级医院起付线不同,等级越高起付线越高,个人分担力度就越大。支付比例也是医院等级越高报销比例越低、个人分担力度越大。由于职工、农民和城居收入的差异,职工封顶线最高而新农合最低,因此农民的分担力度最大。从费用分担的角度看,“三条线”既是基金与个人分担的界线,也是个人分担力度的标尺。

途径三,超额医疗费用的分担是调节性分担。实行统筹区医疗保险基金预算制之后,越来越多地区推行预算总控下的医院总额预付方式。对医院超预算总额部分怎么处理反映了统筹基金结余程度和医院参与分担的力度。有的地区实行结余归医院、超支不补的刚性做法,有的地区实行结余部分归医院、超支分情况给予部分补助的弹性做法。在弹性结算的做法中又有纷杂的具体不同分担比例和结算方法。

1.3 分担是一种基础性关键性

机制

分担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可以增加资金供给方面,而且体现在可以引导、影响、制约医疗服务行为以及控制费用过快增长的机制方面。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王东进早就明确指出,分担是一种基础机制和关键机制。此论精到深刻。笔者认为,分担是与利益挂钩,利益原则或利己是经济学公理。利益机制比行政命令更有效。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决定第三方付费的必要性,但第三方付费会淡化患者的医疗费用意识,这对医保可持续发展很不利。因此,需要强化费用意识,引入分担机制。一方面可以减轻基金支付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强化费用意识,避免和减少过度医疗、小病大养、轻病重治等现象发生,这种与利益挂钩的制约作用比补几个钱更重要。当然,制约不能只针对参保个人,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制约也不可或缺。

2 建立分担机制是各国社保改革的共识

2.1 基本保险也要分担不能只靠政府

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之所以走到尽头就是因为缺乏分担机制。事实残酷证明,一股脑儿躺在政府和国企身上,必然导致政府和企业不堪重负。从世界范围看,不少国家走过基本保险政府独挑重担的弯路。对“摇蓝到坟墓”的福利保障模式,英国社会保障设计者贝弗里奇提出:“社会保障必须通过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努力才能获得成功。”英国撒切尔改革和布莱尔主义的共同点在于,“社会保障并不仅仅是国家的责任,而是个人与国家共同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银行一直倡导多支柱的保障框架模式,说的是养老,但理论意义极其深远。当前欧债危机从反面教训了人们,基本保险水平不能慷慨,基本保险责任不能单一。希腊是很好的反面教员。其基本养老金替代率达80%,而企业年金很小,慷慨的基本养老金导致政府负债累累,几度面临破产。而荷兰等国基本养老金替代率虽只有40%左右,但靠发达的补充年金使其达到了与希腊同等的保障水平。这就告诉人们,基本保险应该恪守保基本,基本保险不能只靠政府。

2.2 支付制度改革旨在让医院成为责任体系一员

改革支付制度是各国医保界的共同行动。从分担的角度看,按项目付费的弊端是费用增长的责任全部由基金承担,作为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分担任何责任。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支付方式能够较好控制费用增长,管理者年初就做到心中有数,提供多少服务会有多少费用补偿,并知道有些服务做过了头是得不到任何补偿的。这种支付方式改革说到底,是让医疗服务提供者也参与承担责任,使医院成为医保责任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使医院从只提供服务的单一角色向既提供服务又承担控费责任的多重角色转变,从不分担责任向部分分担责任转变、从被动分担责任向主动分担责任转变,并且内生消化费用过快增长的良性机制。

2.3 适度自付医疗费是分担的核心机制

从国际视角看,凡推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无一例外设计适度个人自付率,把适度自付率作为核心机制,一些发达国家依然保留20%上下自付率,原因就在于此。中国过高的个人自付率是医保制度从无到有、待遇从低到高成长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并不是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因此,提高基金报销比例是当下公共政策的指向,“十二五”时期居民医保住院报销比例要达到75%左右,是符合现实的正确决策。但决不要因此认为报销比例越高越好,个人自付率越低越好,甚至走向免费医疗的极端。从制度可持续视角看,适度的个人自付率是极其重要的机制之一。我国有的地方或个别学者盲目推崇免费医疗,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不是明智的做法,更无效法的必要。须知,一项制度能否可持续不能静止地看今天,还要动态地看明天。

3 树立分担意识,完善分担机制的具体建议

3.1 理直气壮地宣传分担意识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历史不长,推行居民医保的时间更短,许多常识性的理念、意识、观点需要广泛宣传和普及,这是实施社会医疗保险不可节省的舆论基础。由于全民医保来势凶猛,不少人缺乏思想准备,认识严重滞后,对政策的解读出现了不少误区,“报销受益论”就是突出的一种论调。好像参保了就应该得病,只有得了病,甚至得了大病,从而多报销医疗费才划算。这是只想分享不想分担的狭隘观念,是缺少分担意识的典型表现。因此,应当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传分担意识,宣传没有分担就没有保险,分担是分享的前提,使参保人正确理解参保,正确对待参保。

3.2 取消封顶线,探索分担新模式

我国现行的封顶线设计是把最后风险留给个人而非保险方的模式。它的缺陷是:第一,封顶水平低。6倍年收入大体在15万元上下。第二,封顶线以上部分缺乏解决方案。去年几部委联合推出的大病医疗保险旨在解决这个问题,但从资金的来源到营利性经办以及补偿力度等都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第三,启动大病保险后,再报销以上费用依旧无着落,虽然金额有所下降、人数有所减少。所以存在上述问题,是因为风险控制以保护基金为导向,建议实行以保护公民医疗权益为导向的风控新模式,为参保人设计自付封顶线,规定超过个人自付最高额的,只要符合治病目录要求的基本服务,不管花多少,全部由基金承担。同时,鼓励建立补充医疗保险,用于满足基本保险之外的医疗服务需求,为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分担责任。

3.3 完善分担机制的具体建议

医保筹资要在各方承受力之内统筹考虑均衡性与公平性。现在企业普遍反映费率过高,负担太重,我国五险总费率在40%左右,远高于OECD国家水平。其中医保平均费率为7.5%十2%,有的地区高达12%。只有可承受才可持续。居民医保要改变个人与财政的分担比例,改变过度依重财政,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个人缴费,要实行与居民实际收入挂钩的筹资方式,收入高多分担,收入低少分担,以真正发挥再分配功能。

医疗费用支付要通过利益杠杆作用达到选择医疗服务、分流病人、控制费用的作用。制度平均自付率稳定在20%左右为宜,严格控制实际自付率。由于我国三个目录中有自费或部分自费服务,初衷是为了方便患者,让有条件的患者在得到基本医疗的同时,通过自己付费在用药、检查和使用医疗条件等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但也给自付率的指标价值打了折扣,良莠难辨。建议按基本与非基本划分目录,非基本的才完全自费。扩大不同医院起付线与报销比例差别,进一步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将高费用慢病、特病纳入统筹,照顾慢病和老年康复性医疗,解决因病破产或不敢就医的突出问题比搞免费医疗更有实际意义。

医疗费用超支要结合支付制度改革,通过加大医院分担力度、建立医疗机构自觉控制医疗费用增长机制解决。减少医院从不合理增长中获利的概率,建立不合理费用增长越大医院损失越大、唯在总额预付制的框架内医院获利最多的结算分担机制,决不给超支获利甜头。总之,要形成让医院承担全部或大部分超支费用的分担责任。当然,关键是总额预付的基数预测要科学合理、程序要透明公平。像上海市那样由医院选派代表,经过充分讨论协商平衡来决定。

参考文献

[1](英)威廉姆·贝弗里奇.贝弗里奇报告[M].华迎放等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2]赵春梅,陈丽霞,江生忠.保险学原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分担机制 篇5

一、农村金融风险类型

(一) 自然风险

农村的生产活动大部分要涉及自然条件, 具体地说就要靠天吃饭, 所以以现有的机制对这种风险的可控性比较弱。农村金融自然风险最主要有三个特点:范围广、很难预测、可控性差。范围广就是风险所涉及的范围很广, 不像工业和其他的产业一样, 在遭受损失的时候可以控制损失的范围, 并做出相应的补救措施。而农村金融的风险范围很广, 因此就产生了第二个特点, 很难预测。因为我国农村现阶段的生产方式和地域还是比较分散, 所以现有的机制对于风险的预测不能准确到位。

(二)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价格的风险。农村由于自然条件的多变和生产经营方式的不系统, 会使农产品的价格处于不能控制的范围, 具有极大的风险。第二个方面是农业结构的调整的风险。我国现有的农业结构一般是固定的, 农业生产一开始就确定了农业生产的结构, 靠天吃饭的生产结构决定了农产品的生产季节或者时段。但是, 这样的生产结构往往赶不上市场的变化, 如当某种农产品一时紧缺, 造成当时的价格很高, 然而等到农民都跟风种上这些农产品时, 又遇到了这种农产品价格市场的低迷时期, 农村生产结构的滞后性给农村金融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三) 信用风险

我国农村有部分的经营农业的个人和企业的信用意识比较低, 经常出现逃避金融贷款债务的现象, 这就给农村金融机构带来极大的风险。而有的农业企业和农业经营个人之间产生信用违约的现象, 也使得经营农业的个人还款的能力大大降低, 这种风险又转嫁到金融机构身上, 这种风险造成的隐患也是比较大的。

(四) 其他风险

一是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 对金融债权的保护力度还不够。所以造成部分农业企业和农户出现违约或者逃避贷款的现象。在收款的过程中, 出现司法执行难度较大, 执行的周期较长。二是农户、农业企业和金融机构缺乏一套稳定的信用体系, 很多个人和企业的财务信息比较模糊, 导致对贷款还款的监测效果不够好。三是有些地区的金融贷款行政介入太多, 市场能力淡化, 金融机构处于被动的局面, 不能对农村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

二、我国农村金融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现状

(一) 信用担保体系不健全

信用担保体系的不健全, 不能真正地分担农村金融风险。对于农户来说, 由于农户长时期处于收入增长缓慢、收入低的状况, 所以大部分的农户都不符合信用担保法律法规的内容, 一般都会出现“担保难”的现象。对于农业企业来说, 由于起点较低, 缺乏有效的抵押资产, 也没有专门的担保基金或者机构为他们担保, 所以农业企业也面临着“担保难”的问题。

(二) 农业保险发展滞后

农业保险发展的滞后, 往往会把风险转嫁到农村金融的身上。我国的农业保险起步较晚, 而且保险的机制也不够完善, 保险的企业规模也不够大, 所以投入的资金运营力度也比较小。我国现阶段农村经济的发展比较缓慢, 农业的由于其特殊性, 保险企业对于农村经济的投资兴趣不是很大, 因此农业投资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农村金融贷款来获得, 在无形中把风险转移到了农业金融上。

三、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金融风险分担补偿机制

(一) 建立健全信用担保制度

我国现有的信用担保制度还不够完善, 因此首先要建立起健全的信用担保制度。虽然农业生产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 在农户不能提供有效的抵押物资的情况下, 要建立起有效的信用担保制度, 即加强担保人的审核力度, 将金融风险一部分转移到担保人的身上, 同时, 也要建立起互助担保和商业担保等担保渠道,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用多种担保方式来分担农村金融风险, 在此过程中, 必须要建立良好的资金支持体系, 以防在运营过程中出现资金乏力的现象, 这样也无法保证分担补偿机制的正常运作。

(二) 加快农业保险体系建设

一是加大农业投入, 建立其完备的农业公共设施, 如建立起大型的水利设施, 改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 增加农业收入, 提高农户的经济能力, 也可以利用和推广现代农业科技, 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提高生产效率, 使农户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大大地加强农户的还款能力。二是政府应该加大农业保险的资金投入力度, 在税收和贷款方面扶持农业保险企业, 使之真正服务农业生产。

(三) 国家财政政策的支持

一是对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户和农业企业采取贷款优惠的政策, 根据农业结构, 调整还款期限, 使农户和农业企业减轻负担, 持续稳定地发展。二是大力支持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对发展初期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给予税收减免和财政补充一定资本金等支持, 以便将农民闲散的、小额的资金汇集起来, 更大程度满足农户的贷款需求。也可以采取农村合作金融之间进行合作的创新模式, 集中有限的资金, 整合和优化资源, 更好地分担补偿农村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彭志强.农村金融风险分担补偿机制探讨[J].三农金融, 2011 (8) .

PPP融资模式风险分担机制分析 篇6

一、PPP融资模式的内涵

PPP融资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 公私合作制融资模式。广义上泛指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所建立的一种合作机制。如表1 所示。狭义上指BOT项目融资模式。虽然经济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定义, 但学者们对PPP融资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产品服务供给、利益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等基本要素方面。 (表1)

在上述模式中, BOT是最典型的PPP模式。如图1 典型PPP模式架构图所示。其中, 政府部门是项目的发起人, 通过特许经营权授予私人部门承担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建设和经营, 在特定期限内向公众提供产品或服务, 并收取适当费用, 由此收回项目投资、建设、维护等成本, 特许期满后项目公司将设施无偿转移给政府所有。在该模式下, 政府部门不仅充当监管者, 也充当了利润分配者角色, 既要保证项目回报率对社会资本具有吸引力, 又要考虑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要, 避免与民争利。PPP模式被金融界广泛重视, 被认为是代表政府融资发展趋势的一种新形势。 (图1)

二、融资风险分析

PPP融资模式比较复杂, 涉及多方利益;同时, 建设和经营周期长, 期间难免会遇到难以预测的问题, 因此融资风险存在于项目设计、建设、经营、转让全过程。总结近年来国内外的项目经验不难发现, 主要存在如下风险:

(一) 政策风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民生, 需要政府部门的逐级审批, 程序复杂, 可能出现一些不可抗因素导致项目难以通过审核, 比如不能获得土地使用权、地质与文物保护、环境保护等风险, 还可能由于政府决策程序不规范、政府决策和审批延误、缺乏PPP项目运作经验和运作能力导致的决策失误和运作成本增加。

(二) 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包含政府信用和社会资本信用。一些地方, 政府和社会资本把PPP和之前的一些模式混合着做。把政府分内的事情交给民营企业, 把一些本来应该由市场完成的事情也单独授权给一个企业做, 还带有垄断性质, 这样容易产生利益输送, 不是真正的PPP。属于政府的收入应该给政府, 需要给予民营部门的, 要通过正常的支出渠道, 而不是一种暗中的资源交易。

(三) 完工风险。项目能否正常运营与政府提供的配套设施有关。第一, 提供场地、完成项目前期工程和进场道路;第二, 在建设期间协调和推进所有与政府部门相关的事宜;第三, 保证该场地不设置任何留置或抵押, 以使项目公司在特许期内有权免费和独占使用;第四, 提供该项目所必需的其他配套设施, 如电力项目中的输变电设施以及所有调试用燃料等。没有完整的配套设施, 即使工程能够完工, 也不能正常运营。

(四) 收益不足的风险。导致收益不足的原因很多, 主要包括相似项目竞争、市场需求不足、供给服务不足、价格调整不被监管部门批准、产品损失、运营成本增加、费用支付风险等。同时, 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可能引起项目公司的投资失败。

三、风险分担机制分析

(一) 健全法律法规, 出台推动PPP发展的政策细则。政策风险可以从政策制定和政府行为两个层面解决。由于PPP项目长期性、资本密集性、参与方复杂性, 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对项目至关重要。如果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政治承诺具有连续性, 政策制定和执行不存在较大差距, 政府部门能够客观公正地对待私人部门, 则私人部门的投资意愿会更加强烈。事实上, 政府部门“重承诺、轻践行”的情况并不少见, 这些都成为项目融资的绊脚石。

政府本身即是PPP融资机制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实施主体, 这就对政府方面的政策风险和信用风险提出了挑战。良好的制度包括有效的法律法规、较少的腐败等重要因素。坚实细致的制度基础既能为私人部门提供利益保障, 又为合同的可执行性提供了依据。

(二) 完善项目参与方之间利益约束机制。政府可以通过公共开支, 决定提供某种公共产品和服务, 但不意味着必须依靠政府雇员和设施来提供这种服务。政府利用私营部门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压力提高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技术效率;利用合同规范私营机构的运营, 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私营部门则可以从合同管理中减少由于政府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带来的随意性损失, 可以在稳定的环境中寻求自我发展的空间, 追求自身的利润。以PPP模式运作的公共项目的服务对象是公众, 因此在项目运营期内, 私人机构应尽量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确保公共产品的服务质量。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这种长期博弈, 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纳什均衡。

(三) 成立独立的监管机构, 协调各方利益。独立化的监管机构不受某利益集团左右, 减少受干预的程度, 进行公平和公正的判断。不仅仅的是单独设立一个新机构加入监管者的行列, 更重要的是促使监管权限集中。集中化有利于发挥监管机构的作用, 提高监管者在PPP模式中的谈判地位。

机构是专业性的政府公共项目监管机构。可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组建工务局, 定位为政府公共项目的“代建单位”, 代表政府行使业主职能。机构的任务是对政府公共项目的实施全面负责。在与计划和财务主管部门的分工之外, 独立监管部门强调组织设计、招标发出、施工监管、计量支付、合同管理、竣工验收等工作。建立适当的监管机构, 当政府单方面发起合约修改时, 私人机构能得到合理补偿;当产品质量出现纷争时, 公众获取的服务又能获得合理的补偿。

(四) 创新融资服务平台, 引导金融机构发挥支持作用。成功的融资方式离不开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和管理咨询服务。首先, 政府适时引导和鼓励商业银行关注政策导向, 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项目, 将资金投向优质项目;其次, 鼓励商业银行结合私人部门的投资需求, 设计创新型金融产品, 包含但不限于出口信贷、银团贷款等;第三, 鼓励保险机构参与投资和管理, 以保单等各种保险产品的提供降低项目风险。各类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将形成合理的融资结构。

四、结语

PPP模式对政府融资平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方面可以化解现有的债务;另一方面可以移植未来将会产生的新债务。在有限的财政支出下, 推动各类民间资本相互融合, 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建设等基础设施投资与运营有助于提升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但是, 当前我国对于PPP融资模式的研究仍处于比较低的层次, 特别是风险分担机制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 借鉴更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设计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邓雄.PPP模式的风险及其风险分担机制分析[J].国际金融, 2015.10.

责任分担机制 篇7

1医疗意外风险分担现状

1.1现有法律框架下医疗意外风险分担无明确规定

《侵权责任法》确立了医疗损害侵权适用过错原则,其第54条规定: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严格按照过错责任认定,在医务人员对损害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只能由患者个人承担医疗意外的损害后果,大部分医疗意外导致的的医疗纠纷都将不能获得赔偿。此外,依据《侵权责任法》第60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可知,在发生医疗意外的情形下,应由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就其在诊疗护理行为过程中无过错进行举证,否则,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1]。司法实践中, 法官多根据“公平责任”原则来认定双方责任。即《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公平责任并不是依据当事人的行为来确认责任, 而是对受损害的财产损失进行合理分担的一种补救性手段,患者并不能依此获得足够的补偿。 与此同时,无论医方在诊治过程中有无过错,只要有损害发生均需赔偿,这无疑会对医疗机构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 挫伤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这就使常规的救济手段陷入医疗意外风险分担法律适用的困境,无法真正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1.2医疗责任险无法对医疗意外进行风险分担

医疗责任保险的推行有利于减轻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负担与压力,保障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医方通过购买医疗责任险,强调医生的职业责任和医院的管理责任。但是,医疗责任保险的医疗风险分担功能具有局限性。本次调查592名医务人员中仅有53名(占8.95%)医务人员认为医疗责任险基本或完全能够分担医疗风险, 医疗责任险对医疗风险分担作用的平均得分为2.50分,低于一般水平。医务人员认为医疗责任保险的分担风险作用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保障范围不够,医疗责任险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医方有医疗过失的情况下,无法涵括医疗中太多不确定性的医疗意外;第二,赔偿有限额,在投保的基础上, 医方仍存在经济赔偿风险;第三,风险分担能力不足,保险公司只是事后介入,院方处理医疗纠纷事务性工作仍然繁重。2014年7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15年底前,全国三级公立医院参保率应当达到100%;二级公立医院参保率应当达到90%以上;积极鼓励、引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参保。同时,大力推动医疗意外保险等有关险种的发展,逐步完善我国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医疗损害后果中大部分是由医疗意外所致, 属于医疗过失或者与医务人员行为有因果关系者只占极少部分。为更好地保障患者权益,在医疗责任险的基础上,由患者自身问题导致的无法预料与防范的不良后果,需要通过医疗意外风险分担机制来进行补充性保障。

2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的必要性

2.1建立医疗意外风险分担机制有助于促进医患信任

医疗意外损害后果的发生是对医疗给予高度期望的患者及家属难以接受的结局,随之而来的医疗纠纷日益增多。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医生不得不采取防御性医疗行为。在受访的36名医务人员中有29名(82.86%)医务人员会采取防御性医疗行为,医务人员认为防御性医疗行为是分散医务人员风险的主要措施。防御性医疗是指医生为了避免医疗风险责任,在为患者进行治疗、检查等医疗服务过程中,采取增加各种医疗转诊、会诊; 多进行各种化验、检查;回避收治高危患者或进行高危手术等特殊医疗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放弃了治疗的有效性,导致患者利益受损,是危害医患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没有健全的医疗意外风险分担机制的情况下,患者只能通过举证医方存在过错才能获得赔偿,医患关系随之陷入了恶性循环。若将医疗意外风险分担机制建立在一个无过失的体系中,让更多受到医疗意外损害的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而不再需要患者证明医方行为存在过错,从而有利于缓解医患双方情绪,增加医患双方信任感[2]。

2.2建立医疗意外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是医患双方的共同意愿

诊疗过程带有一定风险性,由此带来的伤害并不全是医疗责任引起, 而是意外情况或难以避免,大部分受访患者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本次问卷调查的608名患者中,有104人(占17.11%)选择仅医院是医疗意外的承担主体。其余504人(占82.89%) 依次选择了医院和患者双方、建立专门基金会、患者自己和政府等为医疗意外承担主体。调查的582名医务人员中,有67人(占11.51%)认为医疗意外由患者自己承担,其余515人(占88.49%)依次选择了建立专门基金会、政府和基金会、政府、患者和医院双方、医院承担。由调查结果可知,医患双方对于医疗意外分担主体的选择呈现出多元化,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承担意愿。目前,医疗风险的承担形式是患者、医院或两者共同承担。笔者认为,有必要形成利益相关主体(政府、医院、医务人员、患者)共同对医疗意外风险进行分担,这有利于约束各方行为,增强公民对于医疗意外的客观认识从而公正地处理因医疗意外导致不良后果产生的纠纷。

3建立医疗意外风险分担机制对策建议

3.1建立医疗意外无过失补偿制度

传统侵权责任法强调的是矫正正义,即社会成员违反社会规范时应受到惩戒。医疗意外损害并不涉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矫正正义无法使受害方得到补偿,必须转向分配正义[3]。 因此,在侵权责任法基础上应建立医疗意外损害无过失补偿制度,它是指患者若遭受医疗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伤残,有权从赔偿基金或其他组织获得医疗赔偿,而无需证明医疗机构或医师实施的医疗行为具有过错的一种赔偿模式。无过失补偿不以是否具备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为补偿条件,但可以与医疗责任制度并存,其优点在于:第一, “受害人”不必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实际赔偿;第二,不必进行个别主体间的责任分配,减少“侵权人”精神和经济压力;第三,法律本位在于受害人救济, 而不在于当事人责任承担。

3.2医疗意外风险社会化分担原则

医疗意外风险是医疗固有风险, 是与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相伴而生的 “副产品”,医疗损害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应以“社会利益”为准则,以受害人为考虑的基点,加强对受害人的法律救济和社会救济,以缓和社会矛盾[4]。医疗意外风险社会化分担,是将医疗行为造成的损害转移到社会,在全社会范围内或特定社会群体内分散损害结果的救济机制[5]。这样有利于强化政府社会服务职能、医院质量风险管控效能、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增强患者医疗风险意识。将这些利益相关主体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医疗意外风险的分担和解决。

3.3医疗意外风险分担机制具体设计

建立一种适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医疗意外风险分担机制,对于实现医患间相互理解与信任,促进卫生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可考虑由医方建立医疗风险基金制度和患方投保医疗意外险进行医疗意外风险分担。

第一,医疗风险基金制度。医疗机构可设立医疗风险基金,由政府、 医院、医务人员和患者多方主体依据一定标准投入不同额度的资金作为基金来源,用以承担医院医疗工作中所出现的各种风险。政府应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以体现基金的公益性;医疗机构可以考虑整体医疗技术水平, 诊疗工作量, 既往医疗损害的发生率;医务人员可以根据承担工作的风险性,自身医疗技术水平;患者方面可以考虑病种风险大小,缴纳数额不等的风险金。如果医疗纠纷属于医疗意外导致的不良后果,可以从医院风险基金里面扣除用于患者救济,医生个人将免于被进行惩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方进行高风险医疗行为的心理压力。医院风险基金的设立本质上仍是医院风险自留的风险管理方式,像是一种“土保险”,在此基础上,仍需医疗意外险方面尽快出台可操作险种,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处理医院、医生和患者三方关系[6]。

第二, 医疗意外险制度。 医疗意外作为一种风险,符合可保风险特征,属于可保风险范畴,可以作为保险制度适用对象。建立医疗意外保险是处理医疗意外最好对策。结合我国国情,可以将医疗意外险分为基本医疗意外险和补充医疗意外险。其中, 基本医疗意外险可以根据门诊、 住院、手术或按病种制订相应的保险金额、缴费标准和方式,要求所有患者在医疗就诊中参保。在基本医疗意外险基础上,建立可以由患者自愿选择的补充医疗意外险,如目前部分地区试点的心脏外科手术意外险、神经外科手术意外险、骨科手术意外险、介入诊疗险和母婴安心险等险种,实现 “高保费、高保障”不同层次需求[7]。

3.4保障医疗意外损害救济的程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