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分担

2024-09-07

责任分担（共10篇）

责任分担篇1

在我国, 企业是能源开发的主体, 基于能源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企业在开发利用能源的过程中, 如何实现经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是建设美丽中国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从已有环境立法和政策看, 我国基本上以“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为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是自由派理论和效率派理论在环境保护中的一个具体运用, 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 该指导思想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存有盲点:过度关注企业个体的行为而忽视了产业群体的整体行为;过度强调生态责任的个体化而忽视了生态责任的社会化。其弊端在于:一些企业无法承担因生产造成的生态损害赔偿;二是在现有行政格局下, 地方政府的生态责任过重;三是企业运行成本过高;四是无法有效解决跨区域生态损害问题;五是在生态损害主体不明确或者缺失的情况下, 受害人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国内学者对于生态责任的社会化给予了充分肯定。但生态责任社会化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 其中既有制度方面的因素, 也有理论研究方面的因素。本文试图从企业生态责任的私法属性出发, 对相关问题加以研究。

一、企业生态责任的特性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 企业由投资者出资组成, 投资者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投资的收益和回报, 而要实现这一目的, 必然要求企业最大限度地追求经营利润。保证股东利润最大化不仅是企业存在及行动的最高价值理念, 也是投资者判断企业经营合乎目的性的价值标准。在此理论下, 股东中心主义、股东至上成为企业治理的绝对法则, 效率成为企业治理的唯一目标。然而, 个体对利益的追逐与整体责任的承担永远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由于企业参与了社会资源的使用和分配, 它也有义务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 社会经济加速发展, 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企业对于消费者、供货商、提供资本的债权人、提供劳动的雇员、提供土地的土地所有者、提供自然资源的资源所有者以及承受环境成本的社会已经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威胁。由于存在交易成本, 消费者、债权人、职工等受企业行为影响的相关利益者群体往往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有效消除企业行为对其利益的威胁。在此状况下, 企业社会责任应运而生。

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是政府对企业行为的一种管制, 目的在于治理和减轻企业行为的负外部性危害, 克服和缓解投资者利益、企业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 以维持、实现和延续公共利益以及社会成员间的合作秩序。因此, 虽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 国内外学界始终未能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明确定义。但通常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应对股东群体之外的, 与企业发生各种联系的其他相关利益群体和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负有的一定责任, 是企业追求有利于社会长远目标的一种义务和责任, 它不仅涵盖而且超越了法律和经济上的一切义务, 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 生态责任不仅成为社会期待, 也成为企业的伦理责任和法律责任。但这里的生态责任是在组织法层面的一种叙述和描写。这一层面上的责任需要通过行为法来完成。在行为法层面上, 企业生态责任, 表现为因企业的行为或者第三人的行为发生生态损害后, 企业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该责任本质上属于私法上的侵权责任。

从目前的研究看, 组织法意义上的企业生态责任的实现, 依赖于政策、法律、经济、伦理等多种手段。行为法层面上的企业生态责任可以看作是众多手段中之一种。与其他手段不同的是, 行为法层面上的企业生态责任, 更多是以私法的发展为理论支撑。

二、企业生态责任社会化的理论基础

从18世纪末开始至19世纪末, 自由主义处于统治地位。自由, 作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汇总和化身, 成为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属。在此理念下, 自己责任成为私法的基本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成为企业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基准。依据此种理论, 在很多情况下, 能源企业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这意味着, 国家经济的增长、企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受害人的个体利益和生态利益为代价的。

为了强化对受害人的救济、保护生态环境, 现代侵权责任法发展出危险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根据该理论, 因企业的行为导致生态损害发生时, 无论企业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 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与过错责任原则相比, 无过错责任原则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和生态利益,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无过错责任并非背离了自由优先的私法理念。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 企业仍然是损害承担的唯一主体。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法律责任的个体化。

不可否认, 法律责任的个人化, 可以充分调动企业预防生态损害发生的积极性, 促使企业通过技术革新和制度完善, 尽可能地减少生态损害的发生。但其负面作用是, 增加了企业的运行成本。企业很可能因为一次生态损害而破产。在生态损害主体不明确或者无力承担损害责任的情况下, 受害人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特别是, 基于生态利益的公共物品属性, 个体普遍存在搭便车心态, 不愿提起诉讼或寻求其他救济的情况下, 因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诸多损害往往只能由能源开发区的居民承受, 从而产生新的社会不公平。

为了消除自由主义思想带来的种种弊端, 自20世纪以来, 个人自由被置于大众福利和社会公正的目标之下。这个把个人自由同社会互助相结合、把追求自我利益的自由同社会调节相结合的纲领, 被冠名为社会国家。它不仅涵盖了自由国家与社会国家的理念, 同时也包含了环境国家的理念。其中, 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成为一个基本要求。自由、安全和人权齐头并进成为社会国家的主导思想。

以这种观念和思想观察问题, 就不应只考虑受害人的情况, 还应顾及因承担赔偿损失而对侵害人所造成的后果。只有当加害人比受害人更有能力承担损失时, 通过赔偿损失的诉求来转移损失才具有社会化的意义。现代损害赔偿法发展的方向就在于将损失转移到某一个能够承担损失而又不会受到严重影响的主体身上。我们将此种责任承担称之为责任的社会化。其核心内容是加害人将自己的责任转移至社会或国家, 本质上是将个体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

在我们走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建设美丽中国,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我们应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这意味着, 个人的自由必须受到社会公共福祉的限制。人的生存权则成为制度构建时必须考虑的因素。自由和秩序、效率和发展之间的协调成为企业生态责任社会化理论基础的中国表达。其中发展是第一要务, 在此基础上促使社会的各个方面得到和谐的发展。结合法经济学的思想, 企业生态责任的个人化是生态保护和救济的基本方式, 企业生态责任的社会化仅仅是对企业生态法律责任个人化的一种补充。其目的在于通过企业生态责任的社会化, 在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 谋取长期的发展。

据此, 企业生态法律责任的社会化是有条件限制的。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形:一是加害人不明确或者被注销;二是加害人无力承担;三是企业合法行为造成的生态损害, 这主要针对的是一些累积性生态损害。

三、企业生态责任社会化的私法构造

在私法领域, 对于企业的生态责任, 大陆法系主要是依据相邻关系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予以规制。在英美法系, 则主要是通过财产法上的妨害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进行规制。

单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看, 对于能源企业的生态责任, 各国基本上坚持无过错责任原则, 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 则通过举证责任的倒置实现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违法性的判断依据主要是企业的行为是否超过相关者容忍的限度。

从《侵权责任法》第八章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看, 我国有关企业生态责任的规定与世界各国基本一致。从整体上看, 我国《侵权责任法》提供的私法救济措施并没有完全脱离自己责任的原则。这恐怕和私法的使命有关。

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私法高度发达的社会。私法的使命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由, 以及为契约自由的行使、为保护所取得的权利及为此种权利的行使, 为财产自由和为人格发展领域的不可侵犯制定恰当的规则。通过这些规则, 以实现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 从而保证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私法救济是环境保护的基本途径。

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 生态损害具有累积性和长期潜伏性, 危害行为与损害发生之间存在一个较长的潜伏期, 并且这种损害具有影响范围广、生态修复难、成本高昂等特点。因此, 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 私法本身的改革与发展成为一种趋势。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安全、控制风险和避免伤害, 是现代社会追求的目标。在这一目标之下, 社会连带、社会公平、生存权等思想已经不单单是社会法或公法的价值观念, 也渗透到了侵权责任法领域, 成为现代侵权责任法的基本价值和追求。其中, 责任保险与侵权责任的高度结合、公益性诉讼的发展、大规模侵权事件中的国家赔偿、同行业、同一社区居民共同分担风险的责任保险制度等均是这一发展的集中体现。结合我国已有立法、司法和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 在构建能源企业生态责任社会化分担机制时, 还需要完善以下制度:

1. 建立以国家为主导的企业生态损害赔偿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是世界主要国家认可的一种生态损害赔偿制度, 是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承担的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在环境损害领域, 我国实现的是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该原则在给予受害人以更好救济的同时, 也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为了减轻企业的成本支出, 责任保险成为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环境责任保险反映了损失社会化分担的思想。其价值在于, 通过保险人这个媒介, 侵权人把个人责任转嫁给了社会, 由整个社会去为侵权人承担责任了。企业以较小的代价获得未来可能遇到的损失赔偿的分担权, 避免了因巨额赔偿而破产的可能, 同时又能给受害人迅速、有效的救济。目前, 我国国土资源部会同保监会等机构在一些省份开始实施企业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制度, 以解决生态保护问题。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现有法律制度下, 购买生态损害赔偿责任保险是企业的一种自愿行为。企业可能基于营利、生态损害的外部性等因素的考虑, 对购买保险不重视或者不购买。加上我国企业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建立以国家为主导的责任保险制度。通过国家的干预, 协调受害人、责任企业与保险公司的利益冲突, 并监督保险公司对受害人及时、积极地进行理赔。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 可以规定, 能源企业在取得营业执照之前, 必须购买责任保险。在生态损害发生后, 如果侵权企业的责任保险不足以赔偿时, 可以启动其他同行业企业责任保险进行赔付。

2. 建立统一的生态补偿基金制度。

生态补偿基金制度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 它包括以生态建设和生态补偿为目的所设立的林业基金、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各项环境整治基金、退耕还林的补偿基金等各项基金制度。生态补偿基金的主要目的为了有效地保护生态受害者的利益, 主要由国家和企业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缴纳, 可采取财团法人制度, 实现专款专用。即是污染企业或者加害人没有故意或者过失, 也要根据其生产量或者排污量缴纳金额以维持基金。在设立生态补偿基金的情况下, 一旦发生生态损害, 受害人可直接向基金组织提出赔偿请求, 这样不仅减缓了企业和受害者之间的矛盾, 也有助于及时给予受害人以救济。鉴于我国行政体制的特点, 生态补偿基金基本上处于分散状态。为了更充分地及时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解决生态灾害承担者和生态收益者之间的矛盾, 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跨区域性公平, 我们需要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生态补偿基金制度。全国性的、统一的生态补偿基金将充分发挥中央财政的作用, 引导全国重大性的、一般性的、基本面的生态补偿工作的开展, 弥补行业、地方或区域性生态补偿基金的不足。中央财政应为全国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持和改善提供主要的资金支持。考虑到能源企业所在区域的生态利益转移功能, 中央财政应对能源企业所在区域的生态建设给予倾斜性支持。

3. 完善企业生态环境保证金制度。

企业生态环境保证金制度, 主要是指能源和相关企业按照相关规定缴纳生态补偿保证金, 其主要功能是确保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目前, 我国已经实施了矿产资源生态环境保证金制度。理论上, 矿产资源生态环境保证金的缴纳比例应该达到矿产开发价值的20%左右, 才会给矿山企业一定的环境破坏成本压力。但实际上, 我国大部分企业的矿产资源生态环境修复保证金的缴纳比例较低, 平均缴纳水平不到10%。如果发生严重的生态灾难, 这些钱并不足以完成生态环境修复。不仅如此, 很多地方政府还允许企业随意动用该笔保证金, 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挪用该笔保证金去做基础设施建设等。

基于此, 在我国, 不仅应该提高企业环境保证金的比例, 而且要改革企业生态环境保证金制度, 实现规范化运作, 建立以私法财团法人为模式的资金管理和运作制度, 同时建立有效的审计制度、监督机制和行政管理、行业管理制度, 以确保环境保证金的缴纳、运行安全。除此之外, 企业生态环境保证金的缴纳主体的范围应该有所拓宽, 以涵盖所有可能给生态造成损害的企业。

摘要：在组织法方面, 生态责任属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该责任的实现依赖于政策、法律、经济、伦理等多种手段。行为法层面上的企业生态责任可以看作是众多手段中之一种。在行为法方面, 企业生态责任表现为私法上的侵权责任。社会化分担是对企业生态责任个人化的一种补充, 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谋求科学发展。目前, 我们还应采取以下措施, 以构建企业生态责任社会化分担机制:建立以国家为主导的生态损害赔偿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生态补偿基金制度;完善企业生态环境保证金制度。

关键词：生态责任,美丽中国,社会化,私法构造

参考文献

[1] .[德]迪特尔·施瓦布.郑冲译.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 2006

[2] .[德]马克西米安·福克斯.齐晓琨译.侵权行为法 (2004年第5版) .法律出版社, 2006

[3] .张俊, 曹俊, 李成思.紫金污染事故如何了局谁为汀江生态损失埋单.中国环境报, 第3版http://www.sina.com.cn/, 2010.07.21

责任分担篇2

活动目标：

1、知道自己是家庭的一员，有责任分担家务。

2、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父母、长辈的爱，乐意为父母长辈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活动重点：学生在体会到父母的爱的基础上，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父母长辈的爱，并乐意为父母长辈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活动难点：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父母长辈的爱，乐意为父母长辈做力所能及的事。活动准备：调查表、活动内容：

一、引入课题

1、师：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来和我们一起上课，你们欢迎他吗？看，他来了。

2、出示课件：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开心果‟，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开心果‟吗？因为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特别疼我爱我，我非常开心，整天乐哈哈的，我觉得快乐真好。所以，我也总是让我的家人、朋友都快乐，把欢乐也带给他们，小朋友们，你们的爸爸、妈妈爱你们吗？你们快乐吗？开心吗？

3、师：我们的这位新朋友是“开心果”，你们愿意和他做朋友，回答他的问题吗？

二、了解家人

1、师：我们的家人这么爱我们，你们了解自己的家人吗？出示灯片

（1）请说出爸爸、妈妈的生日

（2）请说出爸爸、妈妈最喜欢吃的水果

（3）请说出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最快乐

2、师：我们的爸爸妈妈，因为有了听话、可爱的你们才感到非常快乐、开心。这就是“家人因我而快乐”。（出示灯片）

三、课后延伸

（1）、说一说自己父母的生日、最爱吃的食物和快乐与烦恼的事。

（2）、说一说母亲节时，自己是怎样向妈妈表达节日的祝贺的。

产品质量：社会责任的分担与实现篇3

8月11日，佛山南海，51岁的港商张树鸿一脸沉重地回到经营了14年的利达玩具公司，两小时后，他在仓库内自缢身亡。

此前，因油漆含铅超标，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召回该厂出口的96.7万件玩具，8月7日晚，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商美泰公司实施“史上最大规模的回收行动”，并将利达公司的名字公布于众。

一个玩具商在无望和悲愤中死去，折射出处于“质量风暴”中心的中国制造商严酷的生存现状。

这只是事件的冰山一角，进入2007年，中国制造步入“多事之秋”，从巴拿马有毒牙膏开始，接二连三的质量事件使“中国品质”扩展为一个全球性话题，波及食品、药品、玩具、汽车、轮胎多个领域，中国厂家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目前，中国出口额居世界第四，如不尽快扭转这种不协调的论调，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可想而知。如何化解“信任危机”，在产品质量上实现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分担共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摆在了各方面前。

品质责任，企业与政府的共建之道

8月28日上午，第三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启动，论坛将议题聚焦于“中国品质”上。会上，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代表几乎一致地认为：保证品质首先应该是一个企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责任。

作为中国商品进出口主要管理部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新培出现在论坛上，他已经记不清对这个话题在不同场合已被问到过多少遍。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贸易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许多一国政府都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需要在企业自律、社会监督和国际合作上达成新的解决问题的桥梁。

中国出口产品一半以上为加工贸易，按照国外订货商的要求和标准生产，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8％。令人头疼的是，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忽视企业社会责任对一个规范的市场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前者破坏了市场公平交易规则，后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道义基础。

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办主任李迎丰在论坛上也印证了同样的看法。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技术水平在某些方面确实与发达国家存有一定差距，但无论如何，保障品质都是企业层面的本职工作，无论监督环节如何努力，产品质量都需要每个企业去执行和改善，这也成为目前最敏感的首要责任。

目前经常看到的是，每发生一起质量风波，国外媒体首先笼统针对“中国制造”进行评判，而不追问产业链的具体各方。中国第一时间回应的也不外乎都是政府有关监管部门。于是，某产品的瑕疵放大成“中国制造”问题。这样的逻辑下，产品直接生产者和有关交易人悄然隐身，产品责任完全托付给了监管环节。

其实，在这场风波中，产业链上各方除了承担标准变化的挑战外，也需要对产品责任进行合理的风险分担，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监管与企业主动担当共建品质责任，将是一条可持续的必然出路。

企业责任，需要监督也需要鼓励

担当社会责任是这个时代的大趋势，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对于企业及产品责任问题，社会各方，包括新闻媒体、消费者协会这样的社会组织也有参与监督的责任。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在重新思考社会对企业的要求，关注品质即是以人为本的要求，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已经连续主办三届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中国新闻周刊》刘北宪社长讲出了他的初衷，“如果所有企业和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关注自身行为的品质与后果，尊重他人，对社会负责，以人为本理念得到具体而微观的体现，一个和谐社会是可预期的。”

论坛联合主办方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同样坦言：“自2005年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创办以来，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这种共识也在推动企业不断提高自己的产品品质。”

因此，根据频发的品质安全问题、环保危机等，将于2008年1月18日在京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将聚焦“品质·环保·公益”三方面主题，同步开展的“最具责任感企业”评选也将品质责任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将在“领袖企业”和“成长企业”两大板块各选出10家最具责任感企业，发现与表彰一批社会责任领域的表率企业。

责任分担篇4

1 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责任分担体系建构的指导思想及原则

1.1 指导思想

1.1.1 全面建设、建成小康社会思想。

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责任分担体系构建既是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题之一, 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来源, 两者的目标具有根本一致性。农村污水治理必须面对日益严峻的治理形势, 将治理目标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 满足农村居民污水治理的各种需求, 改善家庭生活卫生状况, 提高自身居住环境质量, 保护区域环境, 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民生发展,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1,2]。

1.1.2 美丽乡村建设思想。

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内容与应有之义。农村污水自身特点、农村污水治理工程特点以及农村污水治理资金与治理技术能力的不足, 要求克服治理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障碍, 建设具有西咸特色的治理模式。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两者相辅相成, 密切联系。应充分利用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条件与政策环境,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 着力推进农村污水治理, 进行顶层设计, 创新体制机制, 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共赢。

1.1.3“十三五”规划纲要。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具体任务。农村生活污水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加强农村污水治理是预防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途径。以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为契机, 加强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和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开展农村河道综合整治和水污染综合治理, 有利于推进新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通过农村污水治理来改善家庭生活卫生状况和提高自身居住环境质量, 这也正是实施农村清洁工程,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最终目的和归宿。

1.1.4 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和《陕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 》为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方式和路径: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要与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和镇、乡、村庄规划相适应, 要尊重农民意愿, 在科学引导乡村住宅和居民点建设以及方便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上进行, 要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村庄整治、农村河道整治、农村水环境整治紧密结合。

1.2 基本原则

1.2.1 随机制宜原则。

在加强国家对农村污水治理工作宏观调控的同时, 要给予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业务主管部门更多的自主权, 充分发挥业务主管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有效、务实地开展本区域的治理工作。一方面, 要认真贯彻国家的治理政策、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另一方面, 要解放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具体工作上要有独立性和自主性, 开创性地搞好农村污水治理。

1.2.2 能级分布原则。

能级分布原则主要是针对环境管理组织机构建设而言的, 是管理组织的能级结构优化的根据, 其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管理组织的能级必须按照层次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不同能级的主体应被授予不同的权力, 实现不同的利益;不同专业岗位的能级必须动态对应[3,4]。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机构设置应当体现管理的能级分布原则, 确保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1.2.3 管理动力原则。

环境保护中的管理动力分为激励和惩罚2种。在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实践中, 刺激应以实现治理目标为标准。对不仅完成已有的目标, 而且于整体环境质量改善有较大贡献的行为予以超常正刺激。对近期目标有贡献, 而对中、远期目标无益, 甚至有害的行为, 不予以刺激或予以负刺激。另外, 激励措施与手段要符合新区农村污水治理的实际需要, 惩罚措施与手段要健全、可行。

1.2.4 管理反馈原则。

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 要以国家的方针、政策为指导, 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理对策、措施和目标, 且需要不断调整和反复修正。为此, 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信息反馈机制, 以确保信息反馈渠道的畅通, 而且需要农村污水治理决策者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2 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责任分担体系建构的制度条件

2.1 农村污水治理政策法规支持体系

2.1.1 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

2002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对水资源的使用进行了法律规定;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了农业生产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相关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宏观层面对水污染控制进行了规定;2007年实施的《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对居住比较分散、经济条件较差村庄的生活污水, 可采取分散式、低成本、易管理的方式进行处理;2010年制定的《农村生活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旨在保护和改善农村环境, 防治农村生活污染;2010年, 环境保护部印发了《村镇生活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 提出了“村镇生活污水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2010年, 环保部发布了《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指南 (试行) 》, 对生活污水防治的相关内容做出了规定;2011年, 《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开始实施。

2.1.2 地方层面的政策法规。

西咸新区管理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大多包含针对本地区的规划目标、实施的对象与原则、技术范围、工程管理的标准与措施、资金安排以及各方权责等, 相比国家层面法律法规, 在涉及内容全面的基础上, 更注重本地区的现状与发展, 有关条文更具有针对性, 更详细深入, 更灵活多样, 操作性更强。

2.2 农村污水治理规划引导体系

2.2.1 国家层面的规划。

2007年, 《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发布, 提出因地制宜推进乡镇生活污水处理;2006年, 《国家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发布, 提出采取分散或相对集中、生物或土地等处理方式, 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2010年, 环保部公布了《“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编制指南》, 明确指出“推行农村生活污染源排放控制, 探索分散型污水处理技术的推广和应用”;201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纲要强调了“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并明确指出“加强农村水污染综合治理”的相关内容;与此同时, 环境保护部印发了《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指南 (试行) 》, 以指导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

2.2.2 地方层面的规划。

西咸新区管理部门在分散污水处理发展规划上强调农村污水处理试点工程的重要性, 并根据环境敏感性、项目实施保障性等进行有所侧重的发展。相比国家规划, 其在指标制定上更加详细明确, 更有针对性, 且发展目标定得更为长远, 具有阶段性与连续性, 达标要求也更高。此外, 其还将发展指标纳入考核体系, 下级单位也制定了相应的规划。

3 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组织结构现状与责任分担体系建构的创新设计要点

3.1 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组织结构现状

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 西咸新区水污染防治主要相关部门职责为如下。

环境保护部门:负责西咸新区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拟定有关水污染防治规划、政策、法规、规章和标准并统一监督执行, 统一负责水环境质量监测以及相关的监测信息发布, 负责排污收费政策的制定, 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 组织指导农村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指导西咸新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 指导村庄人居生态环境的改善工作。

水利部门:负责审定西咸新区水域纳污能力, 提出限制排污问题意见, 指导农村的供水排水工作。

农业部门:负责西咸新区农业面源污染的污染控制。

发改部门:负责西咸新区水污染防治的产业政策, 负责与水污染相关的清洁生产政策法规制定及其实施监督, 提出农村污水处理财政性资金安排意见, 以及污染治理重点项目财政性补助投资安排建议, 审核相关重点项目和示范工程, 组织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的推广应用, 制定排污收费标准政策, 制定污水处理厂收费标准政策。

财政部门:参与西咸新区排污收费政策制定和资金管理, 参与污水处理厂收费政策制定。

3.2 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责任分担体系的创新设计要点

鉴于目前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中存在的相关部门职责不清、权责不对应及各部门间沟通失灵、协调不畅等问题, 应当改变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组织结构现状, 进行农村污水治理顶层设计, 建立农村污水治理责任分担体系[5,6]。

一方面, 在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资金投入责任分担方面, 构建“政府统筹下直接排污者 (农村居民) 投入为主体、累积污染贡献者 (生产性企业) 投入为重点、共同受益者 (全社会) 投入为补充”的农村污水治理资金投入模式,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类主体责任份额的划分, 使各项责任清晰明确、承担合理、易于评价。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资金投入模式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农村污水治理资金投入体制, 即基于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与服务的准公共物品属性所形成的, 以直接或间接排污者与服务受益者承担资金投入责任为主导, 其他资金来源为补充的农村污水治理资金投入责任分担体制, 以及在该体制框架下所形成的能够有效、合理拓宽农村污水治理融资渠道并高效利用资金, 形成制度性的稳定资金供给的机制。

另一方面, 在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政府组织实施责任分担方面, 构建“政府组织实施责任+行政相对人支持与参与责任”双层责任分担模式。西咸新区农村污水治理政府组织实施模式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农村污水治理政府组织实施体制, 即基于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建设与服务的准公共物品属性所形成的, 以政府承担统筹、组织和管理责任为根本, 以行政相对人承担支持、协助、配合责任为条件的农村污水治理组织实施责任分担体制, 以及在该体制框架下所形成的政府与排污者、受益者之间, 政府与社会组织管理者之间以及政府与参与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建设、运行的行业者之间, 就农村污水治理组织实施责任有效落实所形成的责任分担机制。

参考文献

[1]常杪, 小柳秀明, 水落元之, 等.小城镇农村生活污水分散处理设施建设管理体系[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2:24-28.

[2]方炳南.农村生活污水区域集中处理技术与管理[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2:19-22.

[3]朱庚申.环境管理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2:44-51.

[4]叶文虎, 张勇.环境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78-83.

[5]李冠杰.我国农村污水治理的现状与对策[J].新西部, 2015 (29) :8-9.

责任分担篇5

唐湘凌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后，承包人将部分劳务工作分包给第三人，第三人在组织工人施工过程中，工人因工受伤的，承包人作为建设工程的承建单位，对整个工程负有监管职责，对工人的工伤损害赔偿也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第三人作为实际的劳务承包人，对工人的施工行为和安全有更为直接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因此，承包方和第三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责任的分担由法院酌情处理。

重庆市巫山县平湖路直管公房复建工程，系巫山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与第三人唐启茂联合建设，双方签订了《巫山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平湖路直管公房复建工程联合建设协议书》，约定由第三人唐启茂投资并负责建设和非安置户房屋的处理。原告三才建司承建了该工程，并委托第三人唐启茂负责工程的具体施工。7月28日，第三人唐启茂委托唐启全以原告三才建司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项目部的名义与被告涂海堂签订了《重庆三才建筑工程公司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分项(模板)承包合同》，将模板工程分包给被告涂海堂，合同明确约定了承包范围、付款方式和结算办法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且约定在施工过程中，认真贯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若发生一切大小质量安全事故，由涂海堂全部承担经济与民事法律责任。合同签订后，被告涂海堂组织工人进场施工。工人丁庆柏在务工过程中受伤，经过巫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原告三才建司支付丁庆柏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等费用共计61418.55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原告因工人丁庆柏受伤而支付的费用应当由谁承担。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对于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的“若发生一切大小质量、安全事故，由乙方全部承担经济与民事法律责任”条款的效力问题，该院认为，原告三才建司作为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将其自身应承担的责任、风险通过约定的形式全部转嫁给劳务承包人，该约定侵犯了第三人的利益，应为无效条款，对原、被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责任分担条款的无效并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合同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三人唐启茂虽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但在施工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对外均以原告三才建司的名义进行，其行为应视为一种职务行为，行为后果应由原告三才建司来承担。原告三才建司作为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工程的承建单位，对整个工程负有监管职责，对工人的工伤损害赔偿也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工人丁庆柏系在工地装模时不慎摔倒受伤，被告涂海堂作为模板制作的劳务承包人，对工人的施工行为、过程负有直接的管理义务。对于原告三才建司已经支付的工伤待遇赔偿款61418.55元，该院结合本案客观实际，酌定由被告涂海堂承担70%的损失，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虽然在承包合同中约定“若发生一切大小质量、安全事故，由乙方全部承担经济与民事法律责任”，但三才建司作为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将自身应承担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劳务承包人，显示公平，该约定应为无效条款。唐启茂虽为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的实际施工人，但其行为代表的是三才建司，是一种履行职务的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三才建司承担。工人丁庆柏在工地上装模时不慎摔倒受伤，三才建司对整个工程的安全负有监管职责，而涂海堂作为实际的劳务承包人，对工人的施工行为和安全有更为直接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因此三才建司与涂海堂对工人丁庆柏的受伤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客观实际，以自由裁量权酌定双方对工人丁庆柏的工伤赔偿分担责任并无不妥。

二、案件来源

巫山县人民法院山法民初字第107号;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渝二中法民终字第1152号

三、基本案情

重庆市巫山县平湖路直管公房复建工程，系巫山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与第三人唐启茂联合建设，双方签订了《巫山县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平湖路直管公房复建工程联合建设协议书》，约定由第三人唐启茂投资并负责建设和非安置户房屋的处理。原告三才建司承建了该工程，并委托第三人唐启茂负责工程的具体施工。207月28日，第三人唐启茂委托唐启全以原告三才建司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项目部的名义与被告涂海堂签订了《重庆三才建筑工程公司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分项(模板)承包合同》，将模板工程分包给被告涂海堂，合同明确约定了承包范围、付款方式和结算办法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其中乙方(即被告涂海堂)的权利义务包括：“(1)建立项目施工班子，配置施工工人，施工的临时设施自行安排……(7)在施工过程中，认真贯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若发生一切大小质量安全事故，由乙方合部承担经济与民事法律责任……(9)甲方所提供的扣件等，由乙方派员向甲方领取，工程完工后按所领材料单交还，差额由甲方按5%报销，超出部分由乙方按价赔偿。” 合同签订后，被告涂海堂组织工人进场施工。工人丁庆柏在务工过程中受伤，经过巫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原告三才建司支付丁庆柏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等费用共计61418.55元。因原告三才建司未履行支付义务，丁庆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为此原告又承担了执行费675元。8月10日，被告涂海堂曾向该院起诉，要求原告三才建司支付工资86627元及垫付的医疗费1203.50元。同年11月9日，该院作出()山法民初字第121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确认了原、被告签订的模板承包合同有效，并判决原告三才建司支付被告涂海堂劳务费86627元。(2010)山法民初字第1217号民事判决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四、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分项(模板)承包合同》已被本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有效的劳务承包合同，现被告涂海堂辩称该合同为无效合同，但未有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被告在合同中约定的“若发生一切大小质量、安全事故，由乙方全部承担经济与民事法律责任”条款的效力问题，该院认为，原告三才建司作为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将其自身应承担的责任、风险通过约定的形式全部转嫁给劳务承包人，该约定侵犯了第三人的利益，应为无效条款，对原、被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责任分担条款的无效并不影响合同其他部分的.效力，合同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三人唐启茂虽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但在施工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对外均以原告三才建司的名义进行，其行为应视为一种职务行为，行为后果应由原告三才建司来承担。故被告涂海堂要求第三人唐启茂承担责任的辩解理由，该院不予采信。原告三才建司作为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工程的承建单位，对整个工程负有监管职责，对工人的工伤损害赔偿也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工人丁庆柏系在工地装模时不慎摔倒受伤，被告涂海堂作为模板制作的劳务承包人，对工人的施工行为、过程负有直接的管理义务。对于原告三才建司已经支付的工伤待遇赔偿款61418.55元，该院结合本案客观实际，酌定由被告涂海堂承担70%的损失，即42992.99元。原告三才建司要求被告涂海堂返还丁庆柏的工伤待遇赔偿款的合理请求，该院予以支持。而原告所主张的强制执行费675元，系因其不履行法律义务而产生，故其要求被告涂海堂返还此款无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由被告涂海堂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重庆三才建筑工程公司所支付的丁庆柏的工伤待遇赔偿款42992.99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352元，依法减半收取676元，诉讼财产保全申请费641元，共计1317元，由原告重庆三才建筑工程公司负担395元，被告涂海堂负担922元。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唐启茂作为三才建司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项目部的法定委托人与涂海堂所签订的《巫山县三才建筑公司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分项(模板)承包合同》的效力已被生效的(2010)山法民初字第1217号民事判决确定为有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涂海堂主张双方所签承包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双方虽然在承包合同中约定“若发生一切大小质量、安全事故，由乙方全部承担经济与民事法律责任”，但三才建司作为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将自身应承担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劳务承包人，显示公平，该约定应为无效条款。唐启茂虽为平湖路直管公房住宅楼的实际施工人，但其行为代表的是三才建司，是一种履行职务的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三才建司承担。工人丁庆柏在工地上装模时不慎摔倒受伤，三才建司对整个工程的安全负有监管职责，而涂海堂作为实际的劳务承包人，对工人的施工行为和安全有更为直接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因此三才建司与涂海堂对工人丁庆柏的受伤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审法院结合本案的客观实际，以自由裁量权酌定双方对工人丁庆柏的工伤赔偿分担责任并无不妥。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责任分担篇6

关键词：高校,总会计师制度,责任,权限

一、引言

总会计师在高校的经济管理中处于中心地位, 我国早在1979年11月22日教育部颁发的《教育部部属高等学校 (会计人员职权条例) 实施细则》中就规定了总会计师的设置、职责和权限。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国许多高校在大宗物资采购、科研经费支出、资金来源等方面的业务模式趋于多样化, 这相应增加了总会计师的职责范围和管理的难度。在新形势下, 如何合理安排总会计师的职责与权限, 建立完善的总会计师经济责任制, 充分发挥总会计师的权威领导作用, 促进高校财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成为高校财务工作的重要课题。文章对当前我国高校总会计师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浅析, 并据此分析高校总会计师应当承担的责任与拥有的权限。

二、高校总会计师制度执行的现状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学生对高校的可选择性越来越大, 使高校之间争夺优秀生源的竞争日趋激烈。同时, 高校资金的来源结构趋于多元化、对外投资与合作活动更加广泛, 客观上使高校财务会计、管理、法律等方面工作的内容与难度加大。而与之相对应的实际现状却是当前高校总会计师岗位设置不一、人员素质不齐、责任与权限不清等, 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高校总会计师岗位设置不一, 人员素质不齐

1991年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贯彻 (总会计师条例) 的实施意见》规定:学生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和年经费收入达到规定数额的高校应设置总会计师。然而, 当前我国许多高校并没有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设置正规的总会计师岗位, 有些高校直接由校长担任总会计师的职责与权限;有些高校管理者认为没有设置总会计师的必要, 只要有会计主管就行了;有些高校将不具备任职资格的人员安排在总会计师岗位上, 使该职位形同虚设。例如, 黑龙江省省属高校有33家, 其中设置总会计师岗位的仅有12家, 还有60%的高校并未设置总会计师岗位。

近年来,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总会计师在高校财务管理中的职能作用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会计核算。然而, 当前高校的总会计师队伍中, 有相当一部分总会计师不仅综合素质不能适应学校管理工作的需要, 有些人员甚至没有达到基本的任职资格, 许多人员没有进行严格的系统培训, 没有掌握现代财务新知识与新理念, 从而很难保证总会计师制度实施的效果。

(二) 总会计师的职责范围受局限

高校总会计师的主要职责在于参与高校战略的策划与实施。然而, 由于当前许多高校领导没有真正认识到总会计师在学校经济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也没有对总会计师的职责进行科学定位, 一些高校的管理者甚至不给予总会计师参与学校高层领导会议的机会, 导致总会计师的决策职能没有得到真正发挥, 许多总会计师的工作仍局限于会计核算监督和财务管理等范畴, 使总会计师的制度价值未得到真正实现, 不利于学校的长期发展。

(三) 没有明确规定总会计师的权限, 也没有进行科学定位

在高校治理结构中, 要求高校总会计师既对国家负责又对校 (院) 长负责;既掌握高校财务会计管理权, 又拥有高校会计监督权。另外, 一些高校的总会计师还监管审计处, 行使审计监督职权, 这种不正确的职权定位导致一些高校的总会计师滥用权力, 做出不利于学校发展的事情。

三、完善高校总会计师经济责任制, 实现责权统一

针对当前我国高校总会计师工作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 文章从总会计师的任职资格、承担的责任和拥有的权限等方面进行分析, 切实维护总会计师制度的权威性, 提高学校的各项财务工作水平, 增强综合竞争实力。

(一) 健全总会计师准入机制, 进行科学定位

2010年, 教育部联合财政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总会计师制度实施办法》具体规定了总会计师的任职条件。总会计师必须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同时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具有经济、管理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具有从事财务、审计、资产等相关管理工作经验, 担任正处级职务三年以上;具有会计学、经济学、管理类等相近专业背景, 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我国高校在选拔总会计师时应严格遵照以上资格条件, 同时在任职后要加强对总会计师的道德教育与业务培训, 提高总会计师的综合素质。

高校的领导者应当充分认识到总会计师在财务工作与战略决策中的重要地位, 让总会计师积极参与学校的高层领导会议, 依法保障总会计师的合法权益, 提高总会计师的地位, 优化总会计师的队伍结构, 使其职能得到真正实现。

(二) 统一规范高校总会计师制度的设置

高校应当严格按照《会计法》和《总会计师条例》的规定设置总会计师岗位, 并不断完善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在校长领导下的以总会计师为首的经济责任制。对应设而未设总会计师岗位的高校规定明确的设置时间表, 并对已设置的学校监督总会计师制度的执行情况, 从而强化对高校财务工作的管理力度, 保障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三) 明确总会计师的职责

高校应当根据《总会计师条例》的规定, 明确总会计师在高校财务工作中的权威领导地位, 在全面领导学校的各项财务会计工作的基础上, 组织好高校的经济核算, 从而实现总会计师职责的规范化、制度化。高校的总会计师应当履行的职责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总会计师应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并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和管理方法, 进行高校会计核算的改革, 以适应高校体制改革的发展需要。

2. 总会计师应当根据高校的各项资金收支计划合理安排资

金的使用方向, 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同时, 要加强对材料、实验设备、科研成果等各项资产的管理, 努力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 从而提高学校的经济效益。

3. 总会计师应当全面了解各部门的经济运行状况, 并运用科

学的方法对他们的会计、业务等方面进行业绩评价分析, 从而找出影响经济效益的环节, 发挥监督职能, 协助校长做出正确的决策。

(四) 明确总会计师的权限

有责必有权, 有权才能尽责, 有权无责必然产生官僚主义, 甚至滥用职权。因此, 必须实现职、责、权三者的统一。高校总会计师享有的权限包括以下三点。

1. 监督考核权

监督考核权既是总会计师的职责又是他的权力。按照《会计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总会计师对高校的财务工作具有监督权, 对违反财经纪律, 不按规章制度办事者有权加以制止, 并应及时向上级单位行政领导人提出书面报告, 请求处理, 并报审计机关。同时, 对各部门的财务收支和物资管理的效果具有评价考核权, 对检查出的问题应明确相关责任实施改进措施。

2. 参与决策权

总会计师有权参与学校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和发展规划的讨论制定, 有权参与学校高层领导会议并发表相关意见。

3. 一定程度的人事任免权

高校的总会计师管理学校所有财务人员的工作, 并有权对其进行业绩考核, 从而有初步的任免、调动、晋升和奖惩权利。

四、总结

高校总会计师既是行政领导, 又是专业技术人员, 组织领导学校财务工作的各个方面。我国高校的领导者应当充分认识到总会计师承担的责任与拥有的权限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根据高校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 建立与现代教育体制相适应的总会计师制度, 从而提升学校各项经费使用和资产管理的专业化水平, 提高办学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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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付希贤.高校总会计师制度探讨[J].财会通讯, 2011, (8) .

责任分担篇7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社会的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出现了一部分相对弱势群体,本课题为了便于按职业配额抽样调查,按弱势群体的社会成因不同细分为:贫困农民、贫困老人、失业与转岗的城市贫困者、残疾人、不幸家庭的未成年人、流入城市的劳工队伍、高校在读的特困大学生及其他贫困者和难以被认同的特殊人群等。

1 如何解决弱势群体问题

关心和支持弱势群体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近年来,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弱势群体问题,加大了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的力度。从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多方面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保障与支持。

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弱势群体被分化基本上是在或大或小的范围中竞争所造成的。毫无疑问,弱势群体被分化,其自身也存在着问题,因此,要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其自身也要作出努力。

1.1 弱势群体自身要转变观念,走出心理误区

人的心理决定着动机,动机又决定着行为,通过激励行为过程则可实现目标。现实社会弱势群体被突出显示出来,极易产生诸多消极心理,其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压抑心理,感觉到压力是正常的,但是面对压力无所适从就会导致压力变为压抑,从而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负面制约,并发展为明显的受挫感,它会导致人们采取一种异质的反抗行为,包括逃离、反抗甚至自杀。二是孤独心理,孤独心理是在人们缺乏社会支持与社会交际时的一种心理感受。被社会分化的弱势群体,由于基本生活无法保障、基本权益无法维护、基本交往无法实现,则很容易被环境所孤立,产生孤独心理,于是他们用冷漠的态度对待一切,一旦这种孤独感程度加深,就会产生一种绝望心理。三是恐惧心理。由于弱势群体的心理承受力比较脆弱,因此,对强势压力的恐惧心理反映也就比较强烈,在竞争中寻求职业、岗位屡屡失败,对自身乃至社会发展丧失信心,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处处逃避和退缩。四是依赖心理。部分弱势群体人员希望自己的生活由民政部门负担、由国家承担,于是产生了依赖国家、政府的惰性心理。他们要改变自己的想法,要积极适应市场经济,转变观念,把“等、靠、要”,期待着政府“输血”的思想改为提高和改善自己的“造血”功能,这样才能有美好的前景。客观现实如此,则必然产生上述心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心理对弱势群体改变其弱势境遇有害无益。弱势群体应尽早地转变观念,走出心理误区,勇敢地面对现,提高自身素质,开辟创业渠道,促成自身转化。

1.2 提升自身素质,增强自身实力,适应社会发展

从弱势群体自身来看,他们之所以“弱”,是因为他们自身综合素质不高,具体表现在缺乏获取财富的能力以及维护权利的能力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拥有参与分配要素的量与所分配财富的量是成正比的,我们所说的弱势群体缺乏的就是可参与分配的要素。拥有要素的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某个个体的素质,那么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如何才能取得更多的要素呢?在当今中国从劳动力类型来看,既有知识、信息经济时代的劳动力类型,又有工业文明时代的劳动力类型,还有农业文明时代的劳动力类型,三种劳动力类型同时存在,这就决定了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呈现三级阶梯的格局。因此对于弱势群体来说,要改变自己贫困、落后、被动的局面,一方面要加强基本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培训,努力提高自身劳动力素质,把自己锻炼成既有强健的体魄又有丰富知识的新型劳动力,这样才能扩大就业能力,拓展就业范围;另一方面要勤俭节约、合理消费,积累资本,自主创业,还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我,即要有维权的意识和能力。这是弱势群体改变自身境遇的又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弱势群体一般是综合素质不高的人群集合体,缺乏维权意识和能力也是他们普遍的特征,但弱势群体真正能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太少,因此,弱势群体通过补上法律知识这一课来增强他们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对于促成他们转化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1.3 弱势群体应尽自己的所能,科学合理的承担社会责任

我们生活在比较繁华和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相比教而言偏远的农村人口就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经济收入较低,发展相对较慢,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创造条件,为他们致富开绿灯,他们可以进城务工,交换农副产品,从政策上享受优惠,但同时他们也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劳致富。但有些社会责任他们同样要承担,比如有些下岗人员,政府为了照顾其就业,允许他们自食其力,发挥特长从事经营活动,以解决他们的生活来源,但有个别人员乱摆摊设点,不注意环境卫生,影响道路交通,影响城市环境,同样是没有尽到社会责任。还有我们身边的贫困学生,可能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与其他人相比,属经济的弱势群体,但他们不是自强、自立,靠自己的努力创造条件和改变环境,而是自暴自弃,没有把握难得的学习机会。身边的事例很多,但总归一句话,就是不论强势还是弱势,每个公民都有尽社会责任的义务。弱势群体也是全人类的一部分,他们同样被赋有生存、发展和享受的权利,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他们暂时的贫困与落后,并非政府、社会所愿意,亦非他们自己所愿意。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我们大家要关心他们、关爱他们,注意他们,不能忘记他们。但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更要自强、自立、同时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2 结语

因此,在政府、社会以及弱势群体自身三方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建立牢固的社会安全网,合力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对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和谐社会、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摘要：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在以西安市弱势群体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在解决弱势群体问题中他们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对加快构建和谐西安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分担篇8

一、责任分配原则的分析

在民事行为人和不动产登记机构混合过错致害的情况下, 如何确定民事侵权行为人和违法登记机构责任分担, 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对于不动产权属登记行政民事混合侵权赔偿案件中, 登记机构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承担赔偿责任, 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有多大, 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 学界对此观点各异, 司法实践中也做法不一。

1. 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是指共同加害人作为一个整体对损害共同承担责任, 共同加害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 在共同加害人之一人对全部损害承担了责任之后, 有权向其他未承担责任的共同加害人追偿, 请求偿付其承担应当的赔偿份额。连带责任应用到不动产登记中, 即是不动产登记机构与当事人恶意串通或共同过失造成权利人损害的, 受害人可以向当事人提出民事侵权赔偿, 也可以向登记机构提出行政赔偿请求, 无论当事人还是登记机构先赔偿全部损失后, 均可向对方进行追偿。

实践中, 由于登记机构承担国家赔偿, 相对当事人具有机关稳定性和资金充足性, 故受害人一般会直接要求登记机构先行赔偿全部损失, 而登记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后很难向当事人进行追偿, 无形中造成了登记机构承担全部责任。同时, 对于登记机构和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 无论《物权法》还是《房屋登记办法》, 都没有对登记机构的追偿范围作进一步明确, 造成了登记机构的追偿缺乏制度保障, 只能依靠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予以解决。

2. 不真正连带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人在客观上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 对于受害人承担标的相同的数人责任, 每个自然人都负有全部履行的义务, 并因任一责任人的履行而使全部责任均归于消灭的责任。简言之, 不真正连带责任乃多数人就同一内容之给付, 各负全部履行义务, 而因一责任人之履行则全体责任消灭之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与连带责任的最直接区别就在于:前者要求最终责任承担者承担所有损害赔偿责任, 不分份额;后者则是由连带责任人之间按照过错大小分担损害赔偿责任。加之, 确定侵权连带责任, 除了共同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当然如此之外, 其他凡需承担连带责任者, 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 法律没有规定的, 不能任意提出连带责任的主张和意见。《物权法》第21条规定的登记机构与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关系实质上就是不真正连带责任, 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或隐瞒真实情况是导致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 是损害赔偿责任的终局承担者, 而登记机构存在审核过失, 受害人仍然可以要求登记机构先行承担赔偿责任, 而后可向当事人进行追偿。但是正如连带责任一样, 不真正连带责任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登记机构以其国家财政资金为保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后, 难以向损害赔偿责任的终局承担者——当事人进行追偿, 以致登记机构可能会为他人的过错买单。

同时, 不真正连带责任是理论学者提出的学理概念, 现行法律法规并无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提法, 尽管有些法律规定所折射出的内涵与之相契合, 但我们认为在法律无明确规定下, 不能提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观点, 而应严格按照法律之规定落实赔偿责任的承担责任及范围。

3. 补充责任

补充责任是指多数行为人基于不同原因而产生的同一给付内容的数个责任, 在直接责任人的财产不足以承担其应负的责任时, 由间接责任人对其不足部分依法给予补充的责任。在登记赔偿中, 当事人先通过其他途径求偿, 在穷尽其他求偿手段仍无法得到赔偿时, 方可提起行政赔偿之诉, 由登记机构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有人认为国家赔偿制度是一种终极的救济制度, 只有当受害人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对自己权利的救济时, 才能通过国家赔偿的方式取得补偿。由于当事人受侵害的权利只有一个, 根据“损益相抵”原则, 当受害人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得到补偿时, 就不能再通过国家赔偿途径向侵权的行政机关要求赔偿, 否则就会出现对同一权利多次补偿的情况。

当事人和登记机构混合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 当事人承担的是民事赔偿责任, 登记机构承担的是国家赔偿责任, 虽然两个责任主体承担的责任类型不同, 但并无先后之分, 受害人对采取何种途径求偿有选择权, 可以选择合适的诉讼类型对其权益进行有效救济, 这种自由选择权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 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中, 也找不到违法登记引发的国家赔偿须以相对人穷尽救济手段为前提的表述。

4. 按份责任

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依据自由裁量权确定登记机构的责任份额, 判令其赔偿相应的损失, 可以理解为按份责任, 这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较为通行的一种做法。理论界也认为, 我国现阶段行政主管部门所进行的登记, 完全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特征, 一旦造成侵权, 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当然, 可能不是赔偿全部损失, 而只是适当数额的信赖利益赔偿。最高法院 (2001) 法释第23号司法解释规定:“在确定赔偿的数额时, 应当考虑行政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这就要求法院在处理案件时, 应充分考虑行政机关在损害后果发生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大小, 来确定行政机关所应承担的赔偿数额。如果不动产登记部门由于一般过失对材料审查不严而导致登记错误, 应当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如果不动产登记部门具有重大过失或故意, 则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按份责任是目前理论和司法实践中较常适用的一种制度设计, 它既避免了第一种赔偿方式失之过宽的缺陷, 又避免了以民事诉讼为前提而加大公民求偿的难度, 是现阶段处理不动产登记侵权赔偿的较为常用的方式。但这一制度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就是将不动产登记部门的赔偿数额完全交由法院酌情确定, 缺乏较为详尽的法律依据, 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增加了社会对法院裁判的压力。解决这个问题尚有赖于制定较为详尽可行的法律或司法解释, 对责任的分担及赔偿的份额进行细致的规定, 避免审判机关尺度不一。

综上, 连带责任无法解决登记机构与民事侵权人之间的责任分担, 并且在主要因申请人或第三人的欺诈行为导致登记错误的场合, 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恶意, 不加区分的适用连带责任对登记机构而言是不公平的。不真正连带责任虽然考虑当事人主观恶意而确定责任终局承担者, 但登记机构承担责任后的追偿权难以实现导致登记机构可能为终局责任人承担替代赔偿责任。补充责任没有相关法学理论和现行法律法规的支持, 是一种有失偏颇的认识。按份责任是目前司法实践主要采取的方式, 但是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随意性太强, 可能有失公允。

二、责任划分的几种情形探讨

鉴于登记机构和当事人的混合过错导致损害情形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单一的采取任何一种责任分担原则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事实, 应当针对不同的情形, 灵活适用一种或多种责任分担形式, 做到公平、合理分担责任。

1. 当事人与登记机构的共同故意即恶意串通, 或共同过失导致登记错误情况下的责任分担

《规定》第13条明确规定了房屋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违法登记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而对共同过失致登记错误的责任分担尚未涉及。殊不知, 实践中基于共同过失而造成登记错误的情形比比皆是, 按照民法侵权赔偿原则, 共同过失致损害的, 仍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比如当事人误填房屋面积、用途且工作人员未发现的登记错误, 因此, 因共同故意或过失致登记错误, 可依下列顺序确定赔偿责任。

首先, 登记机构与当事人对受害人的直接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由于当事人的申请登记行为与登记机构的审查登记行为对错误的产生均存在故意或过失, 属于共同侵权的范畴, 当事人和登记机构对受害人的损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即受害人可以选择向任何一方要求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若该方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 则该共同侵权行为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请求权即告消灭。若一方无力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 则另一方根据补充责任原则承担剩余赔偿责任。

其次, 登记机构、当事人与受害人之间的赔偿关系结束后, 登记机构与当事人之间适用按份责任原则, 依过错大小分担赔偿责任。若一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或承担了超过自己应承担的份额的, 可以向另一方行使追偿权。过错大小及责任分配的问题,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客观案件事实, 依据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合理的划分登记机构与申请人各自责任份额。

最后, 受害人可以就间接损失要求当事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与当事人仅就直接损失向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若受害人首先要求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的, 可以就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一并提出主张;若受害人首先要求登记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 只能主张直接损失, 然后再要求当事人单独就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所谓间接损失主要是指受害人通过不动产登记可以获取的既得利益, 如转让不动产所获取的收益, 以及受害人主张权利所支付的诉讼费、差旅费、误工费及精神损害赔偿等。

2. 当事人的故意与登记机构的审查过失相结合导致登记错误情况下的责任分担

根据前面的论述和《规定》第12条的规定, 此时当事人与登记机构的责任分担是不真正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的融合, 即当事人是责任终局承担者, 但首次确定房屋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是根据其过错程度大小而定, 其承担赔偿责任后再向提供虚假材料的当事人行使追偿权。理由有以下两点。

其一, 侵权行为法中的混合侵权是以民事主体的混合侵权行为为研究对象, 探讨的是民法语境中关于平等主体因其混合侵权行为而导致的侵权责任承担问题。而本文中所讨论的登记行为, 是由作为行政主体的登记机构的审查登记行为与作为民事主体的当事人的登记申请行为共同组成, 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质, 由此造成的损害结果也应当分别由当事人和登记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这与民法语境下的混合侵权行为有着很大的不同, 能否就此简单套用混合侵权理论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其二, 切实考虑我国的登记现状, 当事人的故意与登记机构的审查过失相结合所产生的赔偿责任, 一方面应当充分考虑到当事人与登记机构之间过错性质的不同, 即当事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是诱发登记错误的主要原因, 其不仅有主观上的故意, 且积极实施了客观行为, 而登记机构主观上没有追求错误的积极性, 并且客观上实施了尽量减少错误的审查行为, 虽审查有过失, 也是被当事人所利用;另一方面, 考虑目前登记审查能力的局限性, 对于该种情况的审查尚欠缺必要的条件, 而通过改进审查手段增强审查能力尚需时日, 加之庞大的登记工作量使得登记人员对每项登记申请均进行毫无疏漏的审查本已十分困难, 而当事人故意提供虚假材料或隐瞒真实情况更是增加了审查难度, 故在此情况下造成的损害仍要求登记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不免有苛求之意。

树立分担意识完善分担机制篇9

1 树立分担意识,完善分担机制的极端重要性

1.1 没有分担就没有保险

医疗保险本质上属于保险。什么是保险呢?保险是化解风险的一种手段,是依据大数法则计算出每个参保人需要缴纳的最低费用聚集起足够大的用于抵抗疾病风险所需的基金,从而获得疾病风险来临时的补偿或救助权利。可见,保险在本质上是将少数患者对个人而言巨大的风险转移出去,让众多健康人用缴纳的少量费用去承担。所谓一人有难大家帮,一人有险众人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没有分担就没有保险。

从风险管理的技术讲,自留和转移两种技术产生企业自保与社会保险两种选择。企业自保的局限性在国企改革中己经得到充分证明。社会保险之所以比企业自保有更大的抗风险能力,就是因为社会保险编织的安全网能让更多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风险。承担风险的单位和个人越多,抗风险能力就越强,制度就越稳健。这叫风险转移,转移就是分担,没有分担往哪里转移?社会保险之所以孜孜不倦地追求提高统筹层次,扩大覆盖率,就是扩大分担对象。所以,分担是一切保险的本义,也是社会医疗保险的本

1.2 分担贯穿于医保运行全过程

分担不只在医疗费用支付环节,筹资、支付和总额预付超支等都需要分担发挥作用。

途径一,筹资的分担是基础性分担。用人单位和个人各按工资的一定比例共同缴纳费用,然后政府给予政策支持且在出现收不抵支时给予补贴。与职工医保不同,居民医保个人只缴少量费用,主要依靠政府补贴。不同做法展示出不同的分担力度。

途径二,医疗费用的分担是关键性分担。集中表现在“三条线”的设立。患者住院首先要付起付线,其次按比例支付个人负担部分,封顶线以上和自费项目完全个人分担。一般来说,不同等级医院起付线不同,等级越高起付线越高,个人分担力度就越大。支付比例也是医院等级越高报销比例越低、个人分担力度越大。由于职工、农民和城居收入的差异,职工封顶线最高而新农合最低,因此农民的分担力度最大。从费用分担的角度看,“三条线”既是基金与个人分担的界线,也是个人分担力度的标尺。

途径三,超额医疗费用的分担是调节性分担。实行统筹区医疗保险基金预算制之后,越来越多地区推行预算总控下的医院总额预付方式。对医院超预算总额部分怎么处理反映了统筹基金结余程度和医院参与分担的力度。有的地区实行结余归医院、超支不补的刚性做法,有的地区实行结余部分归医院、超支分情况给予部分补助的弹性做法。在弹性结算的做法中又有纷杂的具体不同分担比例和结算方法。

1.3 分担是一种基础性关键性

机制

分担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可以增加资金供给方面,而且体现在可以引导、影响、制约医疗服务行为以及控制费用过快增长的机制方面。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王东进早就明确指出,分担是一种基础机制和关键机制。此论精到深刻。笔者认为,分担是与利益挂钩,利益原则或利己是经济学公理。利益机制比行政命令更有效。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决定第三方付费的必要性,但第三方付费会淡化患者的医疗费用意识,这对医保可持续发展很不利。因此,需要强化费用意识,引入分担机制。一方面可以减轻基金支付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强化费用意识,避免和减少过度医疗、小病大养、轻病重治等现象发生,这种与利益挂钩的制约作用比补几个钱更重要。当然,制约不能只针对参保个人,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制约也不可或缺。

2 建立分担机制是各国社保改革的共识

2.1 基本保险也要分担不能只靠政府

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之所以走到尽头就是因为缺乏分担机制。事实残酷证明,一股脑儿躺在政府和国企身上,必然导致政府和企业不堪重负。从世界范围看,不少国家走过基本保险政府独挑重担的弯路。对“摇蓝到坟墓”的福利保障模式,英国社会保障设计者贝弗里奇提出:“社会保障必须通过国家和个人的共同努力才能获得成功。”英国撒切尔改革和布莱尔主义的共同点在于,“社会保障并不仅仅是国家的责任,而是个人与国家共同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银行一直倡导多支柱的保障框架模式,说的是养老,但理论意义极其深远。当前欧债危机从反面教训了人们,基本保险水平不能慷慨,基本保险责任不能单一。希腊是很好的反面教员。其基本养老金替代率达80%,而企业年金很小,慷慨的基本养老金导致政府负债累累,几度面临破产。而荷兰等国基本养老金替代率虽只有40%左右,但靠发达的补充年金使其达到了与希腊同等的保障水平。这就告诉人们,基本保险应该恪守保基本,基本保险不能只靠政府。

2.2 支付制度改革旨在让医院成为责任体系一员

改革支付制度是各国医保界的共同行动。从分担的角度看,按项目付费的弊端是费用增长的责任全部由基金承担,作为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分担任何责任。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支付方式能够较好控制费用增长,管理者年初就做到心中有数,提供多少服务会有多少费用补偿,并知道有些服务做过了头是得不到任何补偿的。这种支付方式改革说到底,是让医疗服务提供者也参与承担责任,使医院成为医保责任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使医院从只提供服务的单一角色向既提供服务又承担控费责任的多重角色转变,从不分担责任向部分分担责任转变、从被动分担责任向主动分担责任转变,并且内生消化费用过快增长的良性机制。

2.3 适度自付医疗费是分担的核心机制

从国际视角看,凡推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无一例外设计适度个人自付率,把适度自付率作为核心机制,一些发达国家依然保留20%上下自付率,原因就在于此。中国过高的个人自付率是医保制度从无到有、待遇从低到高成长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并不是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因此,提高基金报销比例是当下公共政策的指向,“十二五”时期居民医保住院报销比例要达到75%左右,是符合现实的正确决策。但决不要因此认为报销比例越高越好,个人自付率越低越好,甚至走向免费医疗的极端。从制度可持续视角看,适度的个人自付率是极其重要的机制之一。我国有的地方或个别学者盲目推崇免费医疗,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不是明智的做法,更无效法的必要。须知,一项制度能否可持续不能静止地看今天,还要动态地看明天。

3 树立分担意识,完善分担机制的具体建议

3.1 理直气壮地宣传分担意识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历史不长,推行居民医保的时间更短,许多常识性的理念、意识、观点需要广泛宣传和普及,这是实施社会医疗保险不可节省的舆论基础。由于全民医保来势凶猛,不少人缺乏思想准备,认识严重滞后,对政策的解读出现了不少误区,“报销受益论”就是突出的一种论调。好像参保了就应该得病,只有得了病,甚至得了大病,从而多报销医疗费才划算。这是只想分享不想分担的狭隘观念,是缺少分担意识的典型表现。因此,应当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传分担意识,宣传没有分担就没有保险,分担是分享的前提,使参保人正确理解参保,正确对待参保。

3.2 取消封顶线,探索分担新模式

我国现行的封顶线设计是把最后风险留给个人而非保险方的模式。它的缺陷是:第一,封顶水平低。6倍年收入大体在15万元上下。第二,封顶线以上部分缺乏解决方案。去年几部委联合推出的大病医疗保险旨在解决这个问题,但从资金的来源到营利性经办以及补偿力度等都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第三,启动大病保险后,再报销以上费用依旧无着落,虽然金额有所下降、人数有所减少。所以存在上述问题,是因为风险控制以保护基金为导向,建议实行以保护公民医疗权益为导向的风控新模式,为参保人设计自付封顶线,规定超过个人自付最高额的,只要符合治病目录要求的基本服务,不管花多少,全部由基金承担。同时,鼓励建立补充医疗保险,用于满足基本保险之外的医疗服务需求,为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分担责任。

3.3 完善分担机制的具体建议

医保筹资要在各方承受力之内统筹考虑均衡性与公平性。现在企业普遍反映费率过高,负担太重,我国五险总费率在40%左右,远高于OECD国家水平。其中医保平均费率为7.5%十2%,有的地区高达12%。只有可承受才可持续。居民医保要改变个人与财政的分担比例,改变过度依重财政,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个人缴费,要实行与居民实际收入挂钩的筹资方式,收入高多分担,收入低少分担,以真正发挥再分配功能。

医疗费用支付要通过利益杠杆作用达到选择医疗服务、分流病人、控制费用的作用。制度平均自付率稳定在20%左右为宜,严格控制实际自付率。由于我国三个目录中有自费或部分自费服务,初衷是为了方便患者,让有条件的患者在得到基本医疗的同时,通过自己付费在用药、检查和使用医疗条件等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但也给自付率的指标价值打了折扣,良莠难辨。建议按基本与非基本划分目录,非基本的才完全自费。扩大不同医院起付线与报销比例差别,进一步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将高费用慢病、特病纳入统筹,照顾慢病和老年康复性医疗,解决因病破产或不敢就医的突出问题比搞免费医疗更有实际意义。

医疗费用超支要结合支付制度改革,通过加大医院分担力度、建立医疗机构自觉控制医疗费用增长机制解决。减少医院从不合理增长中获利的概率,建立不合理费用增长越大医院损失越大、唯在总额预付制的框架内医院获利最多的结算分担机制,决不给超支获利甜头。总之,要形成让医院承担全部或大部分超支费用的分担责任。当然,关键是总额预付的基数预测要科学合理、程序要透明公平。像上海市那样由医院选派代表,经过充分讨论协商平衡来决定。

参考文献

[1](英)威廉姆·贝弗里奇.贝弗里奇报告[M].华迎放等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2]赵春梅,陈丽霞,江生忠.保险学原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