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分析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分析（通用11篇）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分析 篇1

一、引言

《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是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环境侵权, 是指因产业活动或其他人为原因, 致自然环境的污染或破坏, 并因此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或又造成损害之虞的事实。[1]

环境侵权责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它是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责任。环境污染行为同时具有私害性和公害性。其二, 它是因环境污染导致特定民事主体损害而产生的责任。其三, 环境污染责任的主体常常具有多重性。环境污染经常不是由单一的污染者产生的, 而可能是多个污染者造成的, 正因为如此,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7条专门就数个污染者的责任承担问题作出了规定。

二、从《侵权责任法》第65条分析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

从《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条文规定可以看出, 环境污染责任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这也是世界各国环境侵权普遍适用的原则。

(一) 污染环境的行为

构成环境侵权, 首先应当有污染环境的行为。这种行为多表现为积极的作为, 例如, 散发有害气体、粉尘、传播噪声、震动等。但是, 污染环境的行为有时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 例如密封器的自然损坏。[2]因此, 不论是作为或不作为, 都可以构成环境污染行为。

此处需要讨论的就是, 在确定环境污染侵权的案件中, 是否应当以行为违法性作为判断的标准笔者较为赞成广义违法性说。超过排污的标准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 无疑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并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要注意的是, 哪怕行为人的排污行为没有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 但是其排污行为污染了环境, 并造成了他人受损的事实, 那么也就违反了保护他人生命健康权的法律规定。

(二) 客观的损害事实

即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致使国家的、集体的财产和公民的财产、人身和环境受到损害的事实。这种损害的结果有其自己的特殊性, 主要表现在:

1.损害的滞后性

相较于其他侵权行为, 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并非即时显现, 而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经过以及多种因素的积累, 才能看出损害的结果。司法实践中的很多案例就是如此, 受害人的病情往往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环境污染, 致病因素得到一定量的累计才得以显现。这种滞后性的特点, 也使得对环境侵权损害结果范围的界定存在一定的难度, 往往需要通过较为专业的分析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而不能简单的以时间远近为标准进行判断。[3]

2.损害的广泛性

作为公害类案件的一种, 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往往具有此特征, 具体表现在: (1) 受污染地域广泛; (2) 受害对象广泛; (3) 受害的民事权益广泛。传统意义上的环境污染是指以生态环境为媒介而造成民事主体的人身、财产损害的环境损害 (damage through the eco-system or environment) 。但还有一类称之为“生态损害”的环境污染, 它是指对于生态环境本身造成的物质性损害 (damage to the eco-system or environment) 。这类环境污染是否属于侵权法上的损害在学术界颇有争论。法国在2008年1月就著名的埃里卡 (Erika) 油轮污染案中作出判决, 承认“生态损害”, 并判决船舶经营人、船舶所有人、船舶评级机构、道达尔集团等承担1.92亿欧元的连带赔偿责任。[4]但笔者认为, 《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权益须具有确定性, 损害赔偿是以特定主体所遭受的人身和财产权益的损害的存在为前提的, 在没有造成特定民事主体损害的情况下, 原则上不能要求损害赔偿。[5]

(三) 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对于侵权责任的认定向来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关系在环境侵权案件中也表现其自有的特殊性。我国《侵权责任法》在第66条的规定中明确说明, 应当适用因果关系推定规则, 即应当由污染者而不是一般侵权中的受害人对该要件进行证明。这一规定的出台意义重大, 因为环境污染案件往往专业性强, 证明难度高, 不论是从证据远近的角度还是公平正义的角度考量, 将此要件的证明责任归属于原告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三、从《侵权责任法》第66条分析环境侵权的证明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66条主要是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证明责任的相关分配规定。结合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先将其分开阐述如下:

(一) 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则, 受害人应当对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侵权人有过错承担证明责任, 侵权人应当对免责情形承担证明责任。但是鉴于环境侵权案件采用无过错原则, 因此就免除了受害人对于对方过错的证明。另外, 该法第66条又明确规定了由污染者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由此可知, 剩下的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还是应当由作为原告的受害者来证明。

(二) 免责及减责事由

这一点《侵权责任法》66条给予了明确规定, 这些事项由污染者承担证明责任, 这与一般侵权的归责一致。此外, 结合我国相关立法, 现将环境污染侵权的免责及减责事由归纳如下:

1.不可抗力

《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3款:“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 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 免于承担责任。”《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3条:“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 仍然不能避免造成大气污染损失的, 免于承担责任。”

2.主管部门的行为

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2条, 由于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 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 或者其他过失行为造成污染损害, 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 仍然不能避免, 有关责任者免予承担责任。

3.受害人过错和第三方责任

《水污染防治法》第85条第3、4款:“水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水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减轻排污方的赔偿责任。

水污染损害是由第三人造成的, 排污方承担赔偿责任后, 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三) 因果关系

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践界, 环境污染责任构成中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责任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 有很多学者在理解第66条的规定时, 将其解释为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倒置, 笔者对此并不赞同。笔者主张此类案件应当适用因果关系推定, 其是一个有关证明方法的动态过程, 放到环境侵权案件即是指, 受害人首先需要对因果关系的成立进行较低程度的证明, 证明完成后, 如果污染者不能提出因果关系不成立的充分证据, 那么法官将推定因果关系成立, 进而可能做出对于污染者不利的判决, 总结来说, 这是一个对于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减轻。例如, 河水上游的工厂排污, 污染物中含有汞的成分, 河水下游的居民引用该河水后汞中毒, 尽管这种证据不能证明受害人的汞中毒就是污染者排放的汞所致, 但具有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很大程度的盖然性。被侵权人没有相当程度盖然性的证明, 不能直接推定因果关系。[6]在受害人证明了损害与被告的污染行为之间具有可能性之后, 接下来应当由污染者反证证明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这里的证明责任要显然高于受害人的证明责任, 即要达到高标准的证明, 即要以“极大的可能性”来推翻因果关系的存在。如果污染者无因果关系的证明是成立的, 则推翻因果关系推定, 不构成侵权责任;污染者不能证明或者证明不足的, 因果关系推定成立, 具备因果关系要件。[7]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 (下卷)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453.

[2]杨立新.侵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1.06, 4:572.

[3]梅夏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讲座[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03, 1:293.

[4]石桂友.论侵权责任法的预防职能[J].中州学刊, 2009, (4) :101.

[5]竺效.生态损害的社会化填补法理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77.

[6]杨立新.侵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1.06, 4:584.

[7][日]德本镇.企业的不法行为责任之研究[M].出版地不详:一粒社, 1974:130.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分析 篇2

环 境 污 染 责 任 讲 义

成员：

一、环境污染的含义

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与乡村等。环境污染有广、狭义之分。

狭义的环境污染即“公害”，也称“特殊环境污染”是指因产业活动或其他人为活动而破坏大气、水、土壤、海洋、安静稳定等自然环境，从而给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或其他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

广义的环境污染还包括“私害”，指相邻关系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行为。也称为“一般的环境污染”，指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一方从事违反国家规定的污染环境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公害与私害的区别

1.加害人与受害人的特定与否不同

公害较于私害，受害人是大范围、不特定的人。而且损害的发生也是具有不特定性：损害可能在今天、也可能是明年。加害人也有可能是不确定的：比如汽车尾气的排放现在已经危及到人们的生活健康质量，但是很难确定相应的加害人。

私害只是发生在具体特定的主体之间的。在私害的环境污染里，加害人与受害人均为特定之民事主体且二者的不动产相互毗邻。

2.污染的原因行为不同

公害中的排污行为本身是正常生活、生产活动必然的“副产品”。当这些活动超过相应的的生态承受范围后，就造成了污染。对于这样的活动我们既不能完全禁止，也不能放任自流，应当在考量各方面的利益后选取一个相对平衡的点。于是我们就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私害里，引起污染的原因行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在超过了相应的对方标准之后，便是一种污染，比如夜晚在家大声开聚会等。影响他人的应予以禁止。

3.规范的法律不同

私害行为主要由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进行调整，其原因是该种污染行为发生在特定人之间的侵权及妨害行为。

公害中的侵权行为因为侵害的是不特定的人群及权益，所以民法这种追究个人责任的机制便不能有效的惩治这种行为。所以就有了环境保护法就脱离于民法而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4.归责原则不同

就私害而言，主要适用的过错原则 公害适用无过错原则

其原因是因为私害中受害人要证明加害人的过错并不难。而公害中受害人虽然受到了侵害，但因为不拥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很难证明加害人的过错，所以只有实行无过错责任制度才能够有效的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5.诉讼的形态不同

私害中主要适用民事诉讼。公害因为受害人较多，主要适用集团诉讼或代表人诉讼。另一方面，公害行为主要损害公共利益，个人很难有诉讼的动力，于是就需要特定的机构或者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二、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宪法》第26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最高立法机关也先后出台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环境保护方面法律9部。另外还先后颁布《水法》、《森林法》等自然资源保护法15部。国务院颁布了《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等50余项行政法规。截止2005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职权，为实施环境保护法和行政法规，制定和颁布的有关规章与地方法规共计660余件。

三、环境污染责任的含义与归责

环境污染责任，是指因为环境污染造成他人损害时，污染者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环境保护法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主要有三处特殊的表现：

1.以无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污染者只要造成损害，无论有没有过错，都要负担侵权责任。

2.实行因果关系的推定，即只要因环境污染的环境发生纠纷，就推定污染行为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污染者负有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3.污染者与第三人负不真正连带责任。即便污染是因为第三人过错造成的，污染者也不能因此免责，而应该与第三人一起负不真正的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8条）

第二节构成要件

（一）类型

1.大气污染，既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污染大气的行为，包括燃煤造成的大气污染、尘等（《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2、13条）

2.水污染，即水体因为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及人体健康或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现象。3.环境噪音污染，即因环境噪音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音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主要有：《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法》第31条、第41条）

4.固体废物污染。固体废物指生产生活中丧失其原有价值，但未丧失其利用价值的固体、半固体或置于容器的气态物品。具体分为①工业物体废物②生活垃圾③危险废物 5.海洋环境污染（《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5条）6.放射性污染（《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62条）

（二）判断标准

是否造成污染应该按照国家相应的标准。需要注意的是：即便企业的排污行为符合排污标准但客观上造成人损害，也构成污染环境之行为（《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符合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不是免责或减轻责任的理由。

二、造成损害

污染行为只有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才可能产生侵权赔偿责任，对损害的部分进行赔偿。

三、存在因果关系（1）因果关系的推定

受害者无需证明污染环境的行为与受害结果之间有相应的因果关系，而应该由污染者就其行为与和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2）举证责任

环境污染责任虽然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并不意味着原告就不负担任何举证责任。在诉讼中，原告至少提出初步的或盖然性的证据，以此建立加害人的污染行为和自己的受害行为有着初步的联系。就目前而言，至少要证明被告从事了污染环境的行为。

第三节

法律后果

一、多数人的侵权责任

实践中常见的，多个企业各自排污，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为此，《侵权责任法》第67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该条确定的是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是有争议的，但我们认为只是内部责任的分摊问题，不是对外实行按份责任。

二、免责与减责事由（1）免责事由

环境污染免责事由只有两项：不可抗力和受害人故意。国家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

对于第三人过错造成环境污染，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前有多种说法：有免责、也有要承担责任。《侵权责任法》污染者不能免责，但是有权对第三人进行追偿。（2）减责事由

因为对环境污染实行的水无过错责任。所以，只有在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扩大具有过失时，才能减轻污染者的赔偿责任。（3）举证责任

（4）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6条、《水污染防治法》第87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4条第1款第4项，污染者应当证明存在减轻责任或免责的事由。

新环保法主要有五大亮点，一是在环境污染严重时，相关部门将会发布预警信息提醒市民并启动应急措施；二是对生态脆弱敏感地区划定生态保护区，严格保护；三是扩大了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更多的环保公益组织将可以对破环环境的行为提起诉讼；四是加大了处罚力度，罚款将按日累计处罚，不设上限；五是明确了政府的监管义务并规定了对不作为了处罚措施，以下就由法律快车小编为你详细介绍。

新环保法亮点一

环境污染严重时将会发布预警信息

新法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国家建立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的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环境污染公共预警机制，组织制定预警方案；环境受到污染，可能影响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时，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措施；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强化了对大气污染、特别是雾霾的治理和应对。

新环保法亮点二

划定生态保护区休养生息 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首次将生态保护红线写入法律。新法规定，国家在重点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环境保护法》同时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或者委托专业机构，对环境状况进行调查、评价，建立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新法同时也加大了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法条中涉及到地方人民政府需落实生态保护的补偿资金，确保其用于生态保护补偿。

新环保法亮点三

更多环保公益组织可参与环境公益诉讼

新环境保护法扩大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规定凡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都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举对增强公众保护环境的意识，树立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理念，及时发现和制止环境违法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新环保法亮点四

按日计罚无上限

修订后的《环保法》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五十九条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更改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按日计罚”这一记重拳是针对企业拒不改正超标问题等比较常见的违法现象而采取的措施，目的就是加大违法成本。在中国现行行政法规体系里，这是一个创新性的行政处罚规则。环保部门在决定罚款时，要考虑企业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成本、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以及违法所得等因素，来决定罚款数额。今后罚款数额会更有针对性，且会相应提高。而具体的罚款额度将由专项法决定。

课外延伸

新环保法亮点五

政府部门不作为也须受罚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初探 篇3

1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是指因产业活动或其他人为的活动，致使污染环境和其他破坏环境的行为发生，并进而危害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益和公共财产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民事上的法律后果。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是一种因侵害特殊权益的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2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是指发生了环境侵权事件，双方当事人诉诸司法机关解决纠纷时，司法部门在如何确定双方当事人及有关人员责任时所应采取的法律上的原则。国际立法在针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则上大体经历了一个从过错责任原则到过错推定原则再到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过程，当前，世界发达国家立法大都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2009年我国在颁布的《侵权责任法》中明确规定了环境污染案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构建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2.1 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它是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条件的认定责任的准则。民事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如果被告对于侵权结果的发生具有故意或过失，则被告就要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适用过错责任的情况下，原告要对被告负有举证责任，如果不能举证或所举证据证明力不足，则不能胜诉。过错责任原则在近代私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民事法律的发展和鼓励生产者自由竞争、活跃商品交易起到了重要作用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对剩余价值欲望的膨胀，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的利用终于导致了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而过错责任原则已不能解决新出现的各种越来越复杂的环境问题，开始在司法适用中遇到困难。此种原则让受害人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使得法律的天平出现了倾斜。

2.2 过错推定原则

为克服过错主义在环境侵权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过错推定原则就应运而生。过失客观化，是指以在同一情况下，以一般人在生活中处理事务时所应负有的平均义务作为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的标准。它实际上为行为人的行为在法律上设定了一个客观的行为标准，无论行为人的内心真实的主观状态如何，只要其行为符合行为标准，就判断为无过失，不承担侵权责任；相反就判断为有过失，就要承担民事责任。过失客观化理论在环境侵权领域应用的结果是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受害人只需证明行为人没有尽到一般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即可。同时，环境侵权方大多是企业，而企业不同于凡人，它没有像人一样的主观意志，只能通过其社会活动判断其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非难性，所以过失客观化理论应用于企业行为更加合理。过失客观化理论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解决所有的环境侵权问题。在现实中，有些行为符合过失客观化制定的行为标准，但也给受害人造成了现实损失，这对受害来说显失公平，于是便产生了违法视为过失理论。所谓违法视为过失，是指以违法性作为过失存在的依据，行为违法即存在过失。这里的“违法”应作广义的解释，违反制定法、社会公序良俗、公共一般道德标准都在范畴之内。违法视为过失理论在环境侵权领域的运用即“忍受限度论”，如损害超过大多数人平均的心理忍受限度时，不管侵权行为人主观状态如何，即认为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判定其对损害存在过失并承担责任。近现代环境侵权常涉及专业的科学知识，而普通受害者不具备这样的知识水平，有些情况下采用客观过错或违法视为过失理论受害人仍不能证明侵权行为人有过失，过错推定理论便应运而生。过错推定论的核心内容是证明责任分配的改变，其规定受害人在诉讼中，能证明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如果侵害人不能证明损害的发生自己无过错，那么就从损害事实的本身推定被告在致人损害的行为中有过错，并为此承担赔偿责任。相对于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在环境侵权领域具有优越性，它加重了处于强势地位的侵权人的证明责任，进一步加强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人的权益但虽然过错推定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捍卫了义，协调了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利益关系，预防了损害的发生。但过错推定论仍然存在不足，它仍然属于过错责任原则的一部分，是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它仍然以加害人的过错为责任的根据或标准，因此不可将其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之一。

2.3 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指的是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律规定应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原则。只要侵权者活动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且无免责事由，则侵权责任成立。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就可以采用过错责任原则解决侵权问题，类似于一般侵权责任的解决方式。如果行为人无过错，但为保护受害人权益，实现法律公正，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则要进入无过错责任原则设定的轨道解决问题。无过错责任原则与损害赔偿社会化的诸种形式有密切联系。无过错责任原则提供理论基础，问题解决途径提供实践支撑。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保护受害者权益，抑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具有重要作用，为此许多发达国家，如德国在环境问题特别法、法国在民法、美国在环境法等都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为处理环境案件的重要归责原则。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也体现了对未来民事特别法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发展趋势，在相关条文规定，行为人侵害民事权益时，在没有过错的情形下，如果相关法律规定也要承担责任的，则依此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和第66条实际上规定了环境侵权之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主要内容是，行为人因其活动造成环境污染并致人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为环境事件发生纠纷进行司法程序后，污染人应当承担相关证明责任，以证明其存在抗辩事由或其活动与受害人的损害结果之间没有联系。

论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 篇4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 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该规定明确了我国对环境污染侵权行为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适用。学界通说一般认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三:一是环境污染的行为, 二是损害的事实, 三是污染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1、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不以违法性为要求

环境污染责任是危险责任之一, 危险责任的归责基础是“危险”, 即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的危险状态。即使行为人符合法律规定达标排放也未必能够避免危险出现, 法律为防止污染损害制定的各种规则、标准也不可能防止现实中出现的所有环境污染的危险状态。所以即使达标排放也不能确保危险不出现。不以违法性为责任构成要件不仅有利于保护受害者也有利于行为人最大限度地尽到注意和管理义务。因此环境污染行为不应以违法性为要求。

2、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是无过错责任能否适用的关键。目前国内外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领域对于因果关系认定的主要理论有三种:盖然性因果关系, 即受害人只需要证明污染环境的行为引起损害的可能性达到一定程度法院即可推定因果关系存在;间接反证法, 即不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通过举证证明其他的间接事实从削弱对方当事人证明主要事实的证明力;疫学因果关系, 即依医学中流行病学的原理利用统计的方法并基于合理的盖然性来推定损害结果与排污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鉴于因果关系认定较为复杂和困难的特点, 处于保护受害人的立法考虑, 法律规定对环境污染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稍后将进行详细论述。

二、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举证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环境污染发生纠纷, 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该规定明确了环境污染责任加害人主要是对因果关系和免责事由进行举证。

1、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根据该规定, 对于环境污染侵权的因果关系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即加害人只有证明了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才能够免于承担责任, 否则承担侵权责任。

2、法定免责事由及其举证责任

在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行为人如果提出免责事由, 还要承担对免责事由的证明责任。由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 因此并不适用法定的一般免责事由,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中有哪些是免责事由。

根据不同的污染类型, 《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以及《海洋环境保护法》等都做出了不同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也对此做出了相关规定, 综合目前立法来看,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主要有第三人的过错、不可抗力、受害人故意。

(1) 第三人的过错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一款中规定:“……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 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 由第三者排除危害, 并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规定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中, 第三人的过错属于法定免责事由。

但是《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污染者赔偿后, 有权向第三者追偿。”该规定明确了第三人的过错不再是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 加害人不得通过证明损害后果是由第三人的过错造成而免除或减轻责任。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 在《侵权责任法》生效之后《海洋环境保护法》相关规定自然失效。

第六十八条中并不区分第三人的故意与过失以及排污者是否违反义务, 而是一概地赋予受害人选择权。根据这一规定, 第三人的过错造成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 原则上加害人并不能通过证明第三人过错造成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而免责。此时, 受害人既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 污染者和第三人在这里承担的是不真正连带责任。

(2) 不可抗力和受害人故意的免责

对于不可抗力和受害人的的免责, 《侵权责任法》中并没有具体规定, 因此对于不可抗力和受害人的免责主要适用环境保护单项法规的相关规定。

对于不可抗力,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 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 免予承担责任。”《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 仍然不能避免造成大气污染损失的, 免于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水污染损害的, 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2条规定:“完全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 免予承担赔偿责任: (1) 战争行为; (2) 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根据上述规定, 对于自然原因导致的不可抗力均可免责, 而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不可抗力只有在水污染侵权中可以免责, 海洋环境污染责任中战争也属免责条款。对于受害人的故意, 《水污染防治法》中规定, 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由受害人重大过失造成的, 则可以减轻排污方的赔偿责任。其他法律中未明确规定受害人的过错为免责事由的不可免除污染者的责任。另外, 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 由于相关主管部门的过错导致的侵权也可免除污染者的责任。

三、结语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大规模展开的今天, 建立完善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对促进社会发展和保护公民权益都具有重要作用。《侵权责任法》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进一步明确对实践中统一该类案件的处理有重要意义, 而相关规定的补充和修正也必将促进制度的完善。

摘要：《侵权责任法》的出台明确了我国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 本文将主要针对我国目前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构成要件、免责事由进行分析并对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环境污染侵权,构成要件,免责事由

参考文献

[1]车辉, 李敏, 叶名怡.侵权责任法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2]马栩生.环境侵权视野下的因果关系推定[J].河北法学, 2007 (3) .

[3]王泽鉴.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分析 篇5

赵之侨 杜海波

内容摘要：环境污染导致的侵权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一般具有不平等性，而且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的内容也非常复杂和专业，导致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纠纷的证明责任，本文试从构成要件的角度来论证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受害人的证明责任，以期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的处理有所裨益。

关键词： 环境污染 侵权诉讼 证明责任

民事诉讼中，因侵权行为而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受害人，一般应当就加害人具有故意或过失、加害行为违法、受害人的损害后果、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四个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承担证明责任。所谓证明责任是指，在上述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由主张该事实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诉讼上不利于自己结果的风险。证明责任的对象是支持案件诉讼请求的事实，由于支持诉讼请求的事实在诉讼前就确定了，所以当事人的证明责任是确定的，不能转移的。由于证明责任的确定性，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可以而且也应当是在当事人之间预先设置的。

在全球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侵权纠纷日益增多。此类侵权纠纷中，双方当事人之间一般不具有平等性和互换性，存在着强弱之差，而且，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的内容也异常复杂和特别专业技术化[1]。这导致了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纠纷的证明责任。我国目前有关环境污染侵权纠纷证明责任的规定相对比较简单，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因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而且以上只规定了加害人的举证责任，缺乏对受害人证明责任的规定。所以本文从构成要件的角度论证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受害人的证明责任，以期对处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纠纷有所裨益。

一、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

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主体的不平等性、不特定性

在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中当事人双方力量悬殊巨大，加害一方往往是具有较强经济、科技、信息等实力并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单位、公司、企业等，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民众，如农民或市民等。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主体间的实力具有不平等性。在一些情况下，侵权主体与受害人具有不特定性。环境污染是伴随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无可厚非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如在由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化学污染事件及其他类似复合侵权事件中，要寻找加害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受害人往往就更难确定。

（二）侵害过程的间接性、复杂性 环境污染是一种间接侵权行为，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大多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或其财产之上，而是通过“环境”这一中介物，对生存于其中的人或物等造成损害，其过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间接性。同时，各种污染物质来源广泛、性质各异，它们进入环境以后，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要素之间又会发生复杂的物理或化学反应，并通过各种自然规律发生迁移、扩散、聚积等现象，从而使损害过程变得复杂。

（三）损害结果的潜伏性、滞后性

污染物的不断排放，其损害后果也将持续出现，即使停止了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损害也

11赵之侨、杜海波，河海大学法学院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检察院

31651552.doc 不会立即消失，而会在环境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尤其是疾病损害，受害人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常常要潜伏很长时间，即使发现了通常也不能很快消除。换言之，受害人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损害，环境污染侵权损害后果具有明显的潜伏性与滞后性。如日本上世纪70年代发现的骨痛病，其潜伏期就达十余年。从1955年以来，日本富山县神道川河岸的炼锌厂、炼铅厂不断将含镉的废水排入河内，沿岸居民饮用了含镉的水，吃了用含镉的水浇灌的稻米，使镉在人体内慢慢积蓄起来，一直到十几年后，终于导致人们的骨骼变形萎缩。

二、受害人承担的证明责任

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受害人将一切证明责任都转移给加害人，而只是转移依传统的证明责任规则原本应由受害人承担的部分证明责任。受害人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由受害人证明危害事实

应由受害人证明已经发生的损害事实或存在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的事实。第一种情况是指损害事实已经发生，应由受害人对损害事实负证明责任。因为受害人对造成了哪些损害最清楚。可以请环保局、医院等相关部门对损害事实做出鉴定，同时也可以请公证处做出相应的公证。环境污染损害的对象，一般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三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在损害事实中，人身权、财产权所受损害较易证明，但环境权所受损害较难证明，受害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由于自己所处的环境被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了自己拥有健康、安全、舒适的环境，如建筑物对毗邻居民日照权的妨碍等。

第二种情况是指已发生环境污染的行为，还没产生损害事实，但具有造成损害的潜在危险，应由潜在的受害人对该危险负证明责任。因为根据环境污染侵权的特点，如果对有造成损害之虞、但尚未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不予制止，往往有可能使危害后果扩大化、严重化，从而对公众的生命、健康、财产、环境资源等造成严重损害。根据特殊侵权行为“即使尚未造成损害，但有发生损害的现实危险时，当事人也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原理，[2]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成立，并不必须以发生实际损害为要件，潜在的受害人只要经过科学上的判断，证明污染行为具有造成损害的危险盖然性即可。

（二）由受害人证明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应由受害人负证明责任。发生污染事故后，受害人要立即依照法定程序向有关方面报告，尽可能做好取证工作，取证应由环保监测或其它有关专业机构的技术人员按规范进行，最好是申请公证，由公证人员到场对现场取样、送样、封存和鉴定的全过程进行法律监督，并出具公证文书。

污染物的排放超标不作为侵权行为成立的构成要件。《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水污染防治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国家环保局1991年在对湖北环保局请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是否以过错和违法性为条件的批复中指出：“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者一个人遭受损失。”并指出“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界限。”[3]环境污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污染物质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的累积。当污染物质的累积超过了当地环境本身的容量和自净能力时，污染就会形成。因此，企业即使达标排放污染物质，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导致环境污染的产生。易言之，企业达标排污同样可能导致危害后果的产生。

台湾最高法院在1986年有一个与废弃物排放有关的案例：“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鉴定报告结果栏第三项载明„„结论上可确定的是工厂排放氟化物之气体造成稻谷之枯死，而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之废气含有氟化物之气体，均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但政府公告之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系以维护人体健康为目的，排放之污染物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排放标准，仍不能排除其所有损害农作物之可能。”本案中台湾最高法院鉴于被上诉人工厂所排放有害气

31651552.doc 体已对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开启了一个危险源，且该危险源未被上诉人工厂控制支配，故所排放之废气未超过政府公告之最低标准，仍不得主张免责。[4] 综上，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不应以是否符合环境保护法中环境质量及排污等标准为判断的依据。2002年4月天津海事法院审结的孔有礼等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企业水源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在审判实践中确认了企业排污达标亦应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原则。[5]

三、因果关系推定和无过错责任原则 构成侵权责任必要条件之一的因果关系，是指加害行为与危害事实之间有前因后果的客观必然联系。在一般民事损害赔偿案件中，是需要受害人证明该因果关系的。但是，环境污染侵害过程的间接性、持续性与复合性，损害结果的潜伏性、滞后性都导致了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隐蔽与不确定，欲寻求其间的因果关系，也就异常困难，有的问题甚至在科学上尚无定论。例如﹐某些污染物对生物和人体健康的危害，尚不能做出科学的说明。这样也就无法取得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另外，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企业有可能以保守商业和技术秘密为借口，而不对外公布其生产设备、工艺流程与生产原理，这样受害人很难获得证明因果关系的证据。鉴于以上情况，有的国家在环境污染案件中，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日本是最早采用推定方法确定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国家之一。日本在1970年12月16日颁布实施的《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中明确规定：如果某人由于工厂或者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了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并且其单独排放量已达到足以危害公众健康的程度，而公众的健康在该物质排放后受到了或者正在受到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是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物质所引起的。该条规定可以说是对“因果关系推定”最简洁和最清楚的解释。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规定：“因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自2005年4月1日起修订施行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以上规定可以归纳出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内容为：如果加害人不否认因果关系存在的，自然勿须举证，可直接推定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加害人否认其存在的，但加害人不能提出证据证明或者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加害人即应承担举证不能所引起的后果，法院可以推定加害人之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侵权诉讼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不再将加害人的故意或过失作为证明对象，受害人无须证明加害人的主观过错，从而减轻了受害人在证明上的负担。在世界范围内，对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大多数国家采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从诉讼法的角度看，在环境污染侵权领域确立无过错原则与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宗旨是契合的：第一，加害人的过错难以证明。由于现代工业生产的复杂性和污染过程的复合性，环境污染涉及到科学技术问题，受害者难以证明加害者有无过错。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减轻受害人证明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加强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第二，通常情况下，受害方与加害方力量对比较为悬殊，受害方处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地，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加害方相抗衡，只有将法律保护的天平向受害人方面倾斜，才能体现社会公平。第三，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强化污染破坏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促进其履行法定义务，严格控制和积极治理污染，合理利用环境资源。[6] 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已在各国立法中得到确认。日本《水质污浊防止法》和《大气污染防止法》都规定：工厂或企业由于业务活动而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水质和废液，损害人的生命或健康时，该工厂或企业对损害负赔偿责任。《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454条规定：“其活动对周围有高度危险的组织和公民（交通运输组织、工厂企业、建筑工程部门、汽车占有人等），如果不能证明高度危险来源所造成的损害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力量或受害人的故意所致，应当赔偿所造成的损害。”我国已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

31651552.doc 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2条也有类似的规定。

四、加害人对免责事由承担证明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规定：由被告人对环境侵权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之一是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3款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56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3条以及海洋保护法第92条均规定：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作为免责条件。但要求加害人对自然灾害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尽量减少损失和避免损失的扩大。如果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不是引起损害的原因或者不是引起损害的全部原因，则不能免除加害人的责任。

此外，战争行为、第三人的过错、受害人的过错也可在特定情况下成为免责事由。海洋保护法第92条规定：完全属于战争或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加害人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造成污染损害的有关责任者免予承担责任。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规定：水污染损失由第三者故意或者过失所引起的，第三者应当承担责任。水污染损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的，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如，孔有礼等诉迁安第一造纸厂等企业水源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加害人证明华丰纸厂等国有大型企业，有近百年生产历史，排污在前，养殖在后，受害人对在靠近企业排污的河道及入海口从事养殖业的风险估计不足，对造成的损失应承担一定的过失责任。法院支持了该主张，判决由孙有礼等养殖户自行承担损失200多万元，其余600多万元损失由造成污染的企业承担。

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证明责任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就受害人来说，在他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之后，他并不必然胜诉，但是，如果受害人不能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则面临败诉的风险。就加害人而言，如果他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责任，他即赢得胜诉的判决。反之，他就败诉。例如，浙江平湖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厂诉嘉兴市五家化工厂排放工业废水污染案，原告认为被告排放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其养殖水域，致原告养殖的美国青蛙大量死亡直至绝塘，遭受了几十万元的经济损失。在案件审理中，原告不仅提供了当地环保部门对被告人所排放的工业废水污染了包括原告养殖水域及取水河道在内的水域的水质检测报告，而且还有数十名证人证明该养殖水域因被严重污染，已经无人从事养殖业了。此时，按照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被告要就其排放废水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举证，也就是说，只要该水域还有渔业养殖户在从事渔业养殖，就能证明原告的举证只是偶然现象。而被告恰恰找出了这样的证据，该案由于被告提供的该水域尚有两名养殖户能够正常养殖的证据，证明工厂的排污行为与原告养殖水域存在青蛙大量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从而判决原告败诉。[7]

注释：

[1] 杨素娟《平湖“蝌蚪”索赔案之评析》[N]载2002年6月22日《中国环境报》。[2] 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版，第407页。[3] 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208页。[4] 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版，第254页。[5] 陈宜芳《论环境侵权之民事责任》[J]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1期。

[6] 马栩生，吕忠梅《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J]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2期。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分析 篇6

[关键词] 网络链接 信息网络传播权 侵权分析 司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5） 04-0051-03

Analysis of Infringement of Network Links and Its Judicial Practice

Wang Hua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Hangzhou，310013）

[Abstract] Premier Li Keqiang put forward the Internet Plus strategy in March to encourag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tradi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is striving to explore a digital road aiming at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process， copyright problems caused by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have created confusion to the publishers. This paper is a brief analysis of criteria of conviction for direct infringement and indirect infringement of technology-based network linking behavior on the ba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judicial practice.

[Key words] Network links Transmission right of information network Analysis of infringement Judicial practice

2015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立足传统出版，发挥内容优势，运用先进技术，走向网络空间，切实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在出版融合大发展的形势下，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出版物开发过程中得到应用，如App技术、二维码链接技术等，随之而来的网络版权保护和侵权责任问题是作为出版人必须了解和明晰的问题。作为构成网络世界运行基础和核心功能的超链接技术，其侵权认定标准，一直是业内关注、讨论的热点。

1 链接定义及其分类

链接，又称为超文本链接、超链接，是指通过使用超文本标记语言编辑包含标记指令的文本文件，通过通用资源定位符指向其他内容，在两个不同的文档或同一文档的不同部分建立联系，使访问者可以通过一个网址访问不同网址的文件或通过一个特定的栏目访问同一站点上的其他栏目等[1]。超链接实质是指从一个网页指向一个目标的连接关系。

我国司法实务中，一般将网络链接分为浅层链接和深层链接两类。浅层链接，也称一般链接或普通链接，指的是对第三方网站首页或者其他网页的链接。用户点击链接之后，会脱离设链网站，进入被链接的网页。而深层链接是对第三方网站中存储文件的链接。用户点击链接之后，可以在不脱离设链网站的情况下从第三方网站下载该文件，或在线打开来自于第三方网站的文件，欣赏其中的作品。此时用户浏览器中显示的网络地址仍然为设链网站的地址，而不是被链接的文件在第三方的地址[2]。从中可以分析得出，深层链接与浅层链接相比，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用户的操作是在设链者网站上完成；二是设链者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直接抓取和使用第三方网站内容。但是不论是浅层链接还是深层链接，被链接的内容始终存储于第三方网站的服务器上，链接提供者并没有在自己的服务器上上传作品。

2 关于超链接侵权认定标准

关于链接是否构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中外法院适用的标准主要有三类，分别是“用户感知标准”、“新公众标准”和“服务器标准”。

2.1 用户感知标准

用户感知标准是一个主观标准，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网站中的内容设置深度链接，只要用户误认为该内容来自于设置链接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即可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构成直接侵权。这是一个判定网络链接侵权的主观标准。其核心点在于用户是否误认为作品内容直接来自于设链的网站。

2009年，北京网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四川一家网站未经许可播放原告享有独家专有权利的电视剧。最终，四川高院终审认为，点击播放涉案视频时，网页地址始终在被告网站名下，使用户不能明确知道，自己转入了另一个网站，因此被告网站已直接参与了相关信息的加工处理，构成侵权行为。

2.2 新公众标准

“新公众标准”代表性案例是2014年2月欧盟法院审理的“Svensson”案。在该案件中，原告Svensson等为记者，将文章发布在公司的报纸和网站上，用户可以自由点击观看。被告Sverige公司则通过设置链接的方式为用户提供一系列连接至其他网站的文章，其中就包括Svensson等人的文章。原告参照“用户感知标准”，认为用户点击被告设置的链接后不会明显察觉到已经转向了其他网站，并以此为由，就被告侵犯了自身的“向公众传播权”而提起诉讼。

nlc202309051337

欧盟法院认为，构成“向公众传播”行为必须符合两个要素，一是构成传播行为，二是将作品传播给公众。在本案中，用户可以通过链接直接接触作品，设立该链接就构成了传播行为。但是只有在该传播行为指向权利人在进行原始传播时没有考虑的那部分公众，即新的公众时，设链行为才构成“向公众传播”行为。即如果权利人在进行初始传播时的受众与通过链接行为接触到作品的受众产生重合，那么链接行为不构成“向公众传播”。如果权利人采取加密等技术限制措施，只允许部分满足条件的受众接触作品，那么绕过该技术措施，使其他用户，即新的公众能够接触到该作品，该链接行为就构成侵权。

基于以上分析，欧盟法院做出了里程碑式的判决，认定链接行为只有向“新公众”传播，才构成向公众传播行为。如果权利人在进行初始传播时，没有采取技术措施限制公众对作品的接触，则链接不需要经过权利人的授权。

欧盟法院关于链接侵犯“向公众传播权”的新解释解决了到目前为止保护版权人合法利益与对基础网络技术支持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是版权法又一次对新技术的适应与妥协[3]。

2.3 服务器标准

“服务器标准”即以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将作品内容上传至自己的服务器，供公众获取，作为判断是否构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键点。服务器标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使用的一个标准。

“服务器标准”符合我国各项法律法规的立法意图。关于网络链接是否构成侵权问题，我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及《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网络传播行为”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其中，“向公众提供作品”是评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行为的关键性要素。在网络环境下，将作品上传至服务器的行为构成了“向公众提供作品”行为，而提供链接的行为仅仅是为作品传播提供了通道。“服务器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得到进一步明确。《规定》第四条指出，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款规定中的提供行为，即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进一步从法律层面体现了“服务器标准”在判定网络版权侵权案件中的重要作用。

单纯的超链接不构成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的又一出发点是链接对著作权人的利益实质上没有造成冲击。提供链接实质上提供的是一种获取信息的通道，因此很难将链接固定化为著作权人的一种权利[4]。

采取“服务器标准”与“新公众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即设置链接的行为一般不构成网络传播行为，只不过两者采取了不同的法律路径。

3 超链接间接侵权认定分析

我国司法实践通过间接版权责任来追究设置链接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存在直接提供作品的行为，不构成直接侵权，但是会因为明知或者应知侵权行为的存在，仍然提供帮助行为，而承担间接侵权责任。

3.1 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未采取断开链接的必要措施，构成帮助侵权行为

《规定》第七条提到，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

2000年刘京胜诉搜狐公司爱特信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中，被告网站仅仅是将搜索引擎搜索的结果提示给用户，并通过链接使用户进入了提供信息的网站。原告并未将作品信息存储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因此不构成侵权。但是在开庭时，原告明确要求被告断开链接，被告予以拒绝，此时被告已经是明知链接的作品侵权之后仍不断开，实质上起到了对侵权人继续实施侵权的帮助，法院最后判定被告应当对这种行为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

3.2 对于明知和应知的推定

《规定》第九条提到，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事实是否明显，综合考虑以下因素，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应知：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主动对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进行了选择、编辑、修改、推荐等。第十条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对热播影视作品等以设置榜单、目录、索引、描述性段落、内容简介等方式进行推荐，且公众可以在其网页上直接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北京世纪悦博科技有限公司与正东唱片有限公司侵犯录音制作者权纠纷一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在世纪悦博公司网站的页面上提供了对权利人作品的下载服务；被链接下载的网站也是世纪悦博公司事先选定并推荐给网络用户的；下载的操作步骤是世纪悦博公司逐层递进引导的；所下载作品是世纪悦博公司事先通过搜索选编、并整理的。由此可以认定，世纪悦博公司的链接行为，已经不是提供链路通道服务，而是直接参与相关信息的加工处理，并对加工处理后的信息通过异站进行深层次的链接。

对于超链接是否构成侵权行为，学术界有着不同的声音，各国司法实践也采取不同的标准。对于以内容为核心的出版行业来说，如何在数字出版大发展时代，规范自身行为的同时，规避对他人权利的侵害，是我们必须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注 释

[1]刘凯，李洁.如何判定网络链接的著作权侵权[N].江苏法制报，2012-03-01

[2]王迁.论网络环境中版权直接侵权的认定标准[N/OL].[2009-05-0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a2d1f50100dk6m.html

[3]龙井瑢.探析链接版权法律责任在欧盟和英国的新发展：兼评中国相关版权司法实践[J].青年法苑，2014（12）：125-132

[4]徐美玲.网络链接的版权法规制综述[J].电子知识产权，2014（8）：39-43

（收稿日期：2015-06-10）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刍议 篇7

科技的进步促使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 一系列环境污染致害的侵权问题也随之而来。目前有关环境侵权的概念众说纷纭, 基于各种学说, 可将环境侵权的涵义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 环境侵权是由人的行为造成了对环境的影响, 从而产生的法律事实, 包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从而形成侵权之债法律关系, 构成环境侵权的主要内容。第二, 环境侵权的成立不要求人身或财产受有损害。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有造成环境损害的危险, 就成立环境侵权。第三, 环境侵权具有私害性和公害性的双重性质。环境侵权的客体包括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 侵害对象既有特定的少数人的权益, 也有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权益, 乃至全人类的利益。因此不同的环境侵权应有不同的救济方式及途径。同时还须结合环境法、行政法及国际法等共同解决环境侵权问题。

二、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是对民事侵权归责原则的补充。目前我国对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并无定论。有观点认为应采取过错责任原则, 行为违反国家有关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的, 即认定行为人有过错, 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观点认为应区别对待, 即对环境侵害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对污染环境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此观点将环境侵权行为分为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行为, 针对不同的侵权行为采取不同的责任认定及责任承担方式。还有观点认为应采严格责任原则。这样可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的环境权益。笔者认为环境侵权具特殊性, 应充分考虑环境侵权的广泛性、复杂性、价值性等, 同时还要兼顾及我国国情, 确立以无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兼具的二元归责原则制度。

三、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一) 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所谓惩罚性赔偿, 是指责任人对受害人所负担的赔偿数额, 超过受害人的实际损害数额所进行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制度目前在我国尚未确立, 但该制度已受到法学界的普遍关注, 同时在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均有体现。例如在《食品安全法》中, 就规定了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 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使得人们对环境资源的利用度逐渐加大,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诸多环境问题愈发严重。因此在处理环境问题上,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价值日益凸显。

(二) 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是赋予特定法人、自然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环境侵权救济主体的资格, 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进行诉讼。司法实践中, 许多环境污染行为并未直接使特定公民、法人或组织的权益受到侵害, 这会导致民事诉讼法中“直接利害关系”或“直接受到损害”的原告条件无从实现, 原告丧失诉权。此外, 即使公民享有诉权也常会因各种原因不起诉。再加上环境行政部门执行力的缺乏, 使得环境侵权问题屡禁不止。环境公益诉讼的出现能够为社会公众积极有效参与国家事务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便利, 促进环境的改善,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三) 推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 是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应承担的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通过保险合同, 环境侵权受害人可在发生因投保人的责任导致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事故时, 根据保险合同, 获得保险人代替投保人支付的赔偿金。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能有效对环境损害风险予以分散, 减轻企业的过度赔付负担, 提高加害人的赔偿能力, 及时对受害人进行赔偿, 缓解社会矛盾, 解决环境侵权问题。因此,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逐渐成为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的有效方式。

(四) 设立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

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是指在环境污染事故中, 因污染源不明, 污染者赔付不足或根本不具偿付能力时, 由基金向受害人进行偿付, 并对受污染的环境进行整治。在基金对受害人予以补偿后, 享有对侵权人的追索权。基金制度可很好地将环境损失转嫁给基金出资人, 实现风险分担。同时, 在基金制度建立过程中, 最为关键的是基金的来源, 首先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投资, 其次是政府要合理地向公民征收环境费。通过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来构建和完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

(五) 完善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体系中, 精神损害赔偿必不可少。我国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都有相关规定。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据此作出判决, 由侵权人承担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但有关其赔偿原则、赔偿标准等仍存在较大争议。作为环境侵权救济体系中的重要救济方式的精神损害赔偿, 应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等救济方式相结合, 共同运用于司法实践之中。

参考文献

[1]邹雄.环境侵权救济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4.

论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篇8

1 证明责任的诉讼语境解读

1．1证明责任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定位

证明责任过去多称为“立证责任”、“举证责任”，国外如日本，近年来一般使用“证明责任”。通常认为，这一词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客观上、实质上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即当某种事实的存在与否不能确定时，应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其不利法律后果的一种负担;二是指主观上、形式上的举证责任、证据提出责任，即当事人在具体诉讼中，为了避免败诉的危险而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一种行为责任。

在我国，关于证明责任的性质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本文在客观的证明责任这一层面使用该词：证明责任是指当法庭辩论终结时，如果待证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依照预先规定的裁判规范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一种负担，是对真伪不明的风险分配，这种抽象的风险分配在每一个诉讼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

1．2理解证明责任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证明责任直接关系到证据，因此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就不能脱离判断证据的的自由心证原则。两者关系表现在，当事人是否尽到了证明的责任，是法官根据自由心证原则予以判断的结果。当事人提出证据后，如果法官认为已具有足够的证明力，该证据已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真伪与否，则该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就可以免除。反之，当事人就要因证明责任的预先分配而承担不利后果。

其次，证明责任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依照德国法学家汉斯·普维庭的观点，构成“真伪不明”环境条件是：(1)原告已经提出有说服力的主张;(2)被告也已提出实质性的对立主张;(3)对争议事实主张需要证明(自认的事实、众所周知的事实、没有争议的事实不在此限);(4)所有程序上许可的证明手段已经穷尽，法官仍不能获得心证;(5)口头辩论程序已经结束，上述第3或第4项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简言之，真伪不明是指因为当事人没有证据或有证据不能证明到使法官能够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一种状态。

再次，证明责任当事人在某种情况下应承受的不利负担，而且只可能是一方当事人承担。在具体诉讼中所谓举证责任的转移实际上转移的是提供证据的一种推进诉讼程序进行的主观责任。另外应当注意的是，尽管可以依职权取证，但法院是不承担证明责任的，法院只是根据预先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裁判哪一方要承担这一不利后果。

最后，证明责任是实体法上的风险分配，必须由立法者通过立法进行规定，以实体法规定为依据，法官不得随意确定或者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转移。“在具体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过程中，一旦让分配者考量利益平衡等因素，实际上就给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余地，这样的分配反而不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当事人会把不满抛给法官。应当说法律规定能够很好地吸收当事人对证明责任分配的不满。”同时，证明责任不因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改变，即不因双方的合意、对合同内容的解释改变。

2 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依据———规范说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举证责任的核心问题，其实质是证明负担的分配。19世纪末以后，世界各国相继提出了多种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主要有法律要件分类说、待证事实分类说、法规分类说以及立法者意志说等等。在此主要介绍一下目前仍然占主流地位的法律要件分类说理，即罗森贝克的规范说。

2．1规范说的主要内容

罗森贝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法规可以适用，则无法获得诉讼上请求效果的当事人，应就该法规要件在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事实予以主张和举证。”“简而言之，跟当事人应对其有利自己的规范要件加以主张和举证。”

罗森贝克认为，民法的法律规范本身，已经具有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则，立法者在立法时，已将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在实体法中进行了考虑和安排。由于该学说是通过对法律规范的结构分析、归类来确立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所以德国学者称其为规范说。罗森贝克将所有的实体法规范首先分为彼此对立的两大类：一类能够产生某种权利的规范，称为基本规范;另一类规范是与产生权利规范相对应的，妨碍权利产生或者使应产生的权利复于消灭的规范。这类规范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类：一是权利妨碍规范，即对权利的发生效果进行妨碍，使权利不能发生的规范;二是权利消灭规范，即能使已经存在的权利归于消灭的法律规范;三是权利限制规范，即能对权利的效果加以遏制和排除，使权利不能实现的法律规范。

罗森贝克在对法律规范进行上述分类的基础上，确定了自己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即：主张权利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因为要求适用关于权利产生的规范，所以，应就权利产生的法律要件事实举证;相应地，否认权利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应就权利妨碍的法律要件事实、权利消灭的法律要件事实或权利限制的法律要件事实进行举证。

2．2规范说的内在价值及对于环境侵权诉讼的意义

笔者认为，规范说强大的理论生命力来自于该理论符合维持现状这一自然法则，其核心的结论实际上是这一自然法则的另一种表达。同时它的内在精神与罗马法时代著名的证明责任分配法谚“肯定者需要证明，否定者不承担证明”是不谋而合的。证明责任适用的前提是穷尽了一切可能的程序要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规范说要求回归到实体法中去寻找分担不利后果的规则，同时也有利于保证立法者在实体法中价值取向和目的诉求在诉讼程序中得以体现及贯彻。

具体到环境诉讼而言，规范说所坚守的维持原状的原则立场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诉讼的面向未来行为矫正功能。环境侵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对现状的破坏和对法律的违反，违法意味着既定的法律规则失去其预警功能，任何时候的标定充其量都只是对于规则的有效性的拟制性恢复，对于规则所保护的法益的象征性捍卫。环境侵害更是如此，正如日本谷口安平教授说：“与其说是为了救济已受损害并挽回损失，还不如说是基于让侵害者吐出不法所得的利益并不敢再犯的动机。”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规范说和环境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是相吻合的。

3 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体系的构建

梅因在《古代法》中通过对法律发展进程的考察得出结论：程序法是在实体法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因此诉讼制度的体系及其庞杂，不仅仅涉及法律体系内部与实体法和相关法的衔接，还涉及法律之外的问题，比如政治制度、司法文化等等。以下从几个方面简单论述一下笔者对于构建我国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体系的一点看法

3．1证明责任的分配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谁主张，谁举证”是规范说所坚持的维持现状这一自然法则的最根本的表述，即只有变化才需要进行正当化论证。由于在我国，环境侵权诉讼适用民事诉讼制度，总体上还是适用“谁主张，谁举证”。但是如前所述，证明责任这种预先的分配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产生影响，因此在尊重自然法则的同时也要综合考虑，进行必要的政策考量，还要考虑到原被告双方的力量对比、举证的便利程度以及诉讼效率的要求等等。

3．2现行制定法分析与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就环境侵权诉讼而言，《证据规定》对两个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了分配：一是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的事实;二是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前一事实的证明责任并不是证明责任的倒置。免责事由属于妨碍权利产生的事实，按照规范说理论原本就是由加害人来加以证明。而后一事实，即关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是倒置，这是因为按照规范说本身应当由权利人即受害人来加以证明，但考虑证明的难易和对权利人保护的倾向，特别将该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给了行为人即加害人。

同时，原告也对部分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要四个：侵害行为、侵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行为人有过错。由于环境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而法律出于实质公平的追求将存在因果关系与否的证明责任倒置给被告，因此，原告只需对损害事实和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有学者认为原告在对损害事实及违法行为举证后，还应当在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做出初步的证明，因果关系的认定应当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采取不同的认定方法。只有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有严重过失的情况下才可以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学说并非放弃了利益衡平的原则、不强调对原告的实质性保护，只是途径不同而已，其落脚点在于在不同的案件事实中采取不同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

3．3配套制度的完善———证明标准的确立

证明标准，即证明到何种程度才算已经证明，只有达到了相应的证明标准才能够免除证明责任。这在国外的证据理论中成为证明度。有部分学者致力于寻找确定的统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即将这种内心的证明标准外部化，将证明度标准化。笔者认为这种探讨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并且对这种探讨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人们对证明标准如此热衷只能表明法官的自由裁量正面临着巨大的社会不信任的压力。即使真的能够制定出一个指导性的标准也只能是有助于吸收不满，满足暂时的程序正义要求。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间接的路径加以制约，提高法官素质这是自不待言的，同时应该在制度方面强化间接制约，比如要求在裁判文书中说明事实认定的理由，即以心证的公开化对法官施加影响，还有诸如强化合议，有效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真正贯彻言辞原则公开原则等等。同时在直接制约方面主要就是进一步细化证据规则。

文章的最后应该提及的是，证明责任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根据证明责任认定案件事实有时不可避免的会与客观实际之间有矛盾。除了在实体立法中对证明责任进行尽可能符合正义原则的分配之外，证明标准、证明妨碍、当事人的协力义务、法官的释明权等等，这些制度手段的合理规定和运用，能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事实真伪不明的困境，进而减少甚至回避证明责任的运用。

摘要：任何案件中都有可能发生争议事实没有足够证据辅助的情况, 而在现代法治中, 这并不能成为法官拒绝裁判的理由, 证明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其重要性。环境侵权诉讼因其参与双方的地位特殊性, 证明责任的分配有着自身的特点。在对证明责任的性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对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进行制定法层面的解读并进行比较清晰的定位, 进而为其改进的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关键词：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oAo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256.

[2]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205.

[3]自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205.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分析 篇9

现代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一般基于以下两点设置, 一是举证的难易程度;二是保护弱势群体权利, 平衡诉讼中的主体地位。民事诉讼的发起人是原告, 原告承担证明责任责无旁贷。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其原因可以归纳为, 一, 可以防止原告滥诉, 二, 司法资源的稀缺性使然。“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基本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在环境侵权的场合就会凸显其不合理性, 环境侵权受害者一般居于弱势地位, 对包括但不限于污染装置的运行情况、病理学最新研究状况、潜在危害的发生预测等的证明能力非常低下, 甚至近乎于无。由其承担证明责任则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不公平, 需要将其作为原则的例外, 加重被告的证明责任, 减轻原告的诉讼压力, 均衡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明确规定:“在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 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 被告否认的, 由被告负责举证。”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证据规定”) 第4条第1款第3项规定, “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以上规定都被视为环境诉讼中施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立法例。

一、环境侵权领域中存在的争议与问题

详细分析侵权的构成要件理论以及我国的司法实践, 却发现在践行环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时, 由于没有进行微观层面上的梳理而造成了许多理论以及实践的争议和错误。一是环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是否存在“正置”的问题。吕忠梅教授提出, 环境诉讼证明责任的这种分配如果是“倒置”的话, 那么逻辑上就必然存在着界定“倒置”的“正置”前提, 但环境诉讼证明责任的“正置”是什么, 现行法语焉不详;二是环境诉讼原告在诉讼中究竟要证明什么, 对什么承担证明责任?如王建华编著的《民事诉讼证据实证分析》一书中写道, “环境污染致人损害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为:受害人证明:…… (3) 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形式上因果的联系……加害人证明:…… (4) 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根本不存在因果关系, 受害人的损害时其他原因造成的。”司法解释明确, 加害人 (被告) 对因果关系的不存在承担证明责任, 这绝对不能理解为, 受害人 (原告) 相应地对因果关系的存在承担证明责任, 后一个推论与前一个司法解释规定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一对相互矛盾的事实, 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都负有证明责任, 这在立法例和司法实践中是不存在的, 本质是直接否定或者过滤了证明责任应有的作用, 这种误读实质上证明责任基础理论掌握上的欠缺。三是我国环境侵权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还是推定过错责任。在程序法中讨论实体问题实质上是证明责任合理分配的需要。如果是无过错归责原则, 则被告只能证明属于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自己过错才能免责, 对因果关系不存在就没有证明责任, 如果是推定过错归责原则, 则被告要对自己已经尽到了主意义务或者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如果是过错责任, 被告基本没有任何证明责任的负担了。

二、我国环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原则

解答环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是否存在“正置”的问题, 首先要从整个民事侵权诉讼的角度考察最初的分配状况。一般而言, 在最基本的过错责任层面,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是对原告要求其承担证明行为违法性 (可非难性) 、损害结果发生、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这是对“谁主张谁举证”具体内容的最全面描述, 也是民事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基本面, 具有正向的指导作用。那么, 由被告承担以上四个要件中的任何一个的证明责任, 则都属于“例外”的范畴, 这种发生在直接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单方向一次性的证明责任的转移和固定, 从表现形态来看, 如果原告承担证明责任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正置的原则, 那么被告承担证明责任则体现了一种倒置所代表的例外。这种无论在法理上还是逻辑上并不算是十分严谨的倒置的说法, 内涵是相对于原告而言的, 似乎与一种模糊的感性认知———民事诉讼中的事实主张者都是原告的习惯性错误有关。将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利益对立直接嫁接到原则和例外之间并不存在的对立, 进而将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也人为地对立起来, 不但是毫无意义的, 也是极其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原告承担证明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是一般侵权之诉的基本原则, 而被告承担证明某些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也完全可以认为是特殊侵权之诉的基本原则。环境诉讼作为特殊侵权行为的一种, 被告必然被法律指令承担证明某些构成要件的义务, 这是无需讨论的。如果一定要找出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倒置的理论前提, 那么, 它的实质是针对整个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而言的, 它因为归属于特殊侵权行为, 即诸多例外中的一种, 而拥有了“倒置”的地位, 其本身并不存在着专属于环境侵权诉讼性质的“正置”。

三、无过错责任抑或推定过错责任

讨论这一侵权实体法归责原则的目的不在于实体构成要件本身, 而是归责原则的设定直接影响了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结果。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明确, “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违法性不能作为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 这是无过错责任本质所决定的, 它适用的场合并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无论故意还是过失。“无过失责任实际上是对侵权责任的教育、制裁等职能的否定, 因为不具有侵权责任的本来含义。”“证据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内容更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环境侵权归责原则就是推定过错责任。推定过错责任存在的原理是, 在特殊侵权行为的场合, 根据危险领域学说, 被诉的行为人在法律上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同时, 作为权利人的现实地位和能力较低, 无法对传统侵权行为的全部构成要件提供证据进行完全的证明, 此时, 依据公平原则, 法律要求行为人在诉讼中承担诸如, 未侵权、无因果关系以及已经尽到注意义务等排除性事实的证明责任, 并且在其承担不了时, 直接作出法律上的推定, 认定其侵权事实的成立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推定过错责任是对传统的过错责任的修正, 在权利保护的人类理念上镌刻着社会进步的烙印。但在环境侵权行为中, 推定过错责任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于环境侵权救济的诉求, 无过错责任在环境立法中的确立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无过错责任的出现将会在诉讼中重新对双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进行分配, 在此种情况下, 受害人仅对损害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大大减轻了其证明责任的范围, 有力地保证了环境权利的救济实现, 使得环境侵权救济途径更为顺畅, 与此相对, 在只能通过承担了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有过错的证明责任才可能免责的最大局限性情况下, 加害人将会有更为强烈的内心意愿约束自己的排污行为, 付出更多的控制排污成本, 环境保护工作的效率实现最大化。

四、环境侵权诉讼原告证明责任范围辨析

“证据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的误读不仅存在于学界, 而且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中都有着更为具体的表现。问题的症结在于,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由加害人承担环境侵权损害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是否意味着受害人同时承担了证明因果关系存在的证明责任, 如果不承担这一证明责任, 受害人的证明责任范围是什么, 是否对因果关系的存在需要加以证明。首先, 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证明责任在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分配只能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依据, 这一特征也同时限制了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的恣意和偏见。司法解释要求加害人承担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无论从法的既定性, 还是严格的逻辑思维都不能得出加害人需要对因果关系的存在承担证明责任。其次, 受害人只需要对行为违法性 (在现阶段我国法律认可推定过错的归责原则情况下, 这一点是需要受害人证明的) , 损害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加害人对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 双当事人的上述负担构成了完全的环境侵权证明责任分配体系, 换句话说, 就是对环境侵权的所有相关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已经全部分配完毕。此时, 如果硬要加入受害人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必然破坏了这种分配的合理性。举个最现实的例子来说明它存在的荒谬性, 一旦在环境侵权诉讼中, 作为原告的受害人无法证明因果关系存在, 同时, 作为被告的加害人也无法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 一个荒诞的结果产生了, 原被告都将因为没有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而双双败诉,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且也与证明责任的结果责任确定承担者一方 (仅仅是双方当事人中的一方) 败诉的基本理论相悖。最后, 受害人如果对因果关系的存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话, 不但与现实中的惯常性思维不符, 而且也无法使法官对待证事实形成内心确信, 甚至连被告是否适格, 也就是被告是否真的是侵权行为中的加害人都将成为悬疑。但对因果关系存在的证明不应当是证明责任分配的证明, 而仅仅是表见证明。表见证明是指法官根据经验法则 (在环境侵权诉讼证明中应当以病理学规律为主) 而形成的对事实盖然性的内心确信, 其证明标准一般低于该事实所属的那一类诉讼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的承担者提出表见证明的, 如果法官确信, 对方当事人只需以反证而不是一个相反事实的证立即可推翻该表见证明。不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出表见证明的, 对方当事人要阻止法官形成内心确信, 则必须对一个相反事实证立而不是仅仅提出反证。从表见证明的含义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其适用于环境侵权诉讼的结论。具体地说, 受害人对因果关系的存在提供表见证明, 加害人为了阻止法官形成确信, 只能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成立。这符合最一般的理性规律。表见证明的存在解决了环境侵权诉讼中原告是否需要对因果关系进行什么程度的证明的纠结, 同时也是对“证据规定”的正确适用, 这归功于表见证明的本质——“表见证明是证明评价的组成部分。它既不触及证明责任也不是纯粹实体法上的制度……用表见证明看待某个法律要件时, 由于其他的原因证明尺度改变了, 那么表见证明同样可以形成法官的心证, 无需达到原则性证明尺度的要求。在因果关系证明方面尤其如此。”环境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有赖于病理学规律的发展和研究, 使其在很多案件中只存在着相对的、推定的因果关系, 而不是绝对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证明责任在进行分配时必须对这一现象给予充分的注意, 并作出相应的配置, 反映在法官的心证中也不拘泥于必须达到占优势的盖然性证明标准。因为, 受害人对因果关系存在的表见证明并非是源于承担了这个事实的证明责任, 而是针对诉讼过程中加害人可能证立了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一事实时的预先防御。在将来的证据法制定或者环境诉讼特别程序法设立中应当将加害人和受害人的证明责任范围细化, 这不但防止了对法内容的争议和误读, 也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基层法院法官对法律法规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普遍要求问题。

参考文献

[1]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Z].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以德国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为基础撰写 (第四版) [Z].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分析 篇10

一、云盘功能视角下各方主体侵权风险分析

目前云盘的功能大致分为三种: 同步 ( 备份) 、存储和分享, 在不同功能下用户和云盘运营商的侵权风险不同。

( 一) 同步。同步是在指手机或电脑安装客户端后, 云盘会将文件、通讯录、短信、照片等同步到云端, 在手机或电脑增加、修改或者更新文件等相关内容后, 在联网的情况下可以自动同步到云端。备份的一般是用户自己的手机或电脑的私人信息和私人文件, 分享的可能性不大, 而且个人通讯录、短信等都不构成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 因此不涉及著作权保护的问题。而文件和照片等, 如果只是同步备份到云盘, 那更多的是为了在不同终端数据的同步更新, 很少涉及著作权意义上的复制、演绎和传播, 更多的是关于个人隐私权保护的内容, 因此在使用这一功能时, 用户和云盘服务商著作权侵权的风险较低。

( 二) 储存。云盘具有存储的功能, 存储既可以和上文提及的备份功能相结合, 又可以和下文提及的分享功能相结合。当用户储存的内容是个人电脑、手机上的私人信息和私人文件, 很少涉及著作权侵权的问题。当用户下载其他用户分享的作品并储存到云端, 那是否会构成侵权?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 用户只是个人学习、研究、欣赏, 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 是合理使用的情形。但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的“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不向其支付报酬”的八种情形中, 又没有规定“私人使用”的问题。从法律位阶上讲,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因此《著作权法》优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即不能禁止个人为学习、研究、欣赏使用云盘无偿下载作品。如果用户利用云盘下载和储存不构成侵权, 那么云盘服务商就会因直接侵权的不成立而不存在间接侵权的问题。

这个问题仍有争议, 一方面, 私人使用的群体数量非常庞大, 而且电子版和纸质版所承载的内容具有同一性, 用户如果利用云盘无偿取得了电子版的书籍或者电影等, 自然会减少书籍的购买量和去电影院观影的次数, 最终损害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的利益, 降低权利人创作积极性, 不利于文化产业发展, 国家版权局印发的《通知》第六条规定“网盘服务商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制止用户违法上传、存储并分享下列未经授权的作品”, 也表明要借助网盘服务商规制用户违法“上传”、“储存”未经授权的作品。另一方面, 一些发达国家也选择了不同的路径, 如在美国用户下载盗版作品无论是否是为了私人使用, 都会被认定为侵权; 德国等国家还设立了著作权补偿金制度, 向复制设备生产者收取费用, 以实现公众私人复制的需要与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平衡。

( 三) 分享。云盘还有分享的功能, 分析用户的法律风险时要考虑以下内容: 一是分享的客体能不能构成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历法、理科公式、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等不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 因此这种分享不会侵犯作者的著作权。二是需要考查分享的主体。如果用户分享的是自己的作品, 那么其作为著作权人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合法的。但是如果分享他人作品, 则需要考查作品来源。分享的内容最常见的是从其他网站转载, 如果网站注明内容允许转载, 则用户转载不侵犯作者的著作权; 如果未注明或注明禁止转载, 则分享相关内容可能侵犯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最后, 分享的范围亦需要考查: 是私密分享 ( 向特定的亲朋好友分享) 还是公开分享 ( 向不特定主体分享) ? 根据《著作权法》规定, 用户为学习、研究、欣赏的目的无偿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是合理使用, 那么通过云盘分享给特定的家人、朋友用以学习、欣赏, 也符合合理使用的情形。但是如果分享给一定数量以上的人, 则会超出合理使用的界限, 可能构成侵权。根据国内各大网盘运营商的服务条款, 都要用于保证对其上传的内容有绝对、无瑕疵的知识产权, 因此用户在分享时要予以注意, 避免直接侵权。

国家版权局发布的《通知》第七条规定“网盘服务商不得擅自或者组织上传未经授权的他人作品, 不得对用户上传、存储的作品进行编辑、推荐、排名等加工, 不得以各种方式指引、诱导、鼓励用户违法分享他人作品, 不得为用户利用其他网络服务形式违法分享他人作品提供便利”。因为云盘服务商一旦自己上传或组织上传未经授权的作品, 或者对用户上传、存储的作品加工, 则不再是单纯的服务提供商而是内容提供商, 具有对上传内容实际掌控的能力, 因此有直接侵犯作者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的风险。云盘服务商指引、诱导、鼓励用户违法分享他人作品, 如果符合协助侵权的构成要件: 协助侵权者主观上存在故意、引诱或提供物质手段等方式协助他人侵权, 则可能构成“协助侵权”。例如美国云盘服务商Megaupload因分享升级、分享分成等模式导致引诱用户分享侵犯他人著作权的作品被强制关闭。另外, 云盘服务商其他行为符合侵权构成要件的, 且不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避风港”规则的, 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可见, 分享板块是侵权行为的多发地, 因此无论是用户还是云盘服务商都有必要防范法律风险。

二、各主体的侵权责任分析

( 一) 用户的侵权责任。用户利用云盘上传、编辑、分享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侵犯他人著作权的, 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直接侵权是指他人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 以复制、发行、演绎、表演、展览等方式直接利用了有关的作品。《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 以下简称《传播权纠纷规定》) 第三条“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 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追究用户的民事责任时采用无过错责任, 即不考虑侵权用户的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

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具有远程性、隐蔽性而且侵权主体的数量众多, 著作权人一般难以逐一追究侵权用户的责任, 往往会选择追究云盘服务商的责任。

( 二) 云盘服务商的侵权责任。分析云盘服务商的责任问题, 要判断云盘服务商是网络内容提供商还是网络服务提供商。如果云盘服务商编辑、组织、上传、推荐、分类未经授权的作品以致于实质上构成了网络内容提供商, 在没有法定抗辩事由的情况下, 云盘运营商就要承担直接侵权责任。

当云盘服务商仅是网络服务提供商时, 云盘服务商在“知道”用户直接侵权的存在的情况下, 引诱、促使或提供物质手段的方式协助用户侵犯他人著作权, 构成了间接侵权的一种类型———协助侵权。构成要件之一“知道”笔者认为应该意为“明知和应知”。明知的情形例如发现权利人通知已经移除的作品、权利人向网盘服务商发送了权利公示或者声明的作品未经著作权人授权利用云盘免费传播等等; 应知的情形如流量异常变化, 或是正在热播、热卖的作品在云盘上免费传播, 或是其他云盘服务商通过必要管理机制、运用有效技术措施能发现的情况。由此可见, 云盘服务商承担责任要有主观上的过错。构成要件之二是“引诱、促使或提供物质手段的方式协助”, 具体形式有《通知》中规定的“网盘服务商不得擅自或者组织上传未经授权的他人作品, 不得对用户上传、存储的作品进行编辑、推荐、排名等加工, 不得以各种方式指引、诱导、鼓励用户违法分享他人作品, 不得为用户利用其他网络服务形式违法分享他人作品提供便利”。另外, 根据《传播权纠纷规定》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或者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 云盘服务商违反了“通知———移除”的相关义务, 也构成帮助侵权行为。

替代责任也是间接侵权的一种。判断间接侵权的标准一是承担替代责任者有能力制止侵权活动, 二是承担替代责任者通过侵权者的侵权活动获得了直接的经济收益。《传播权纠纷规定》提到“网络服务提供者针对特定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投放广告获取收益, 或者获取与其传播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存在其他特定联系的经济利益, 应当认定为前款规定的直接获得经济利益”,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了“避风港”条款, 即云盘服务商的免责条款。云盘服务商行为符合避风港列出的条款, 其行为将不符合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 因此规避了侵权风险。免责条款也是各方利益平衡的体现, 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云盘服务商的合法权益, 推动云技术的发展。

三、结语

云技术兴起和普及、云盘的功能和运行模式引起了法律关系的变化, 引发了云盘服务商、用户、著作权人的利益震动, 打破了原有的平衡。著作权制度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密不可分, 更与商业模式的运作息息相关。云盘服务商在中立技术的技术上设定的商业规则, 也可能导致价值的偏向性, 更加削弱著作权人对作品的控制, 致使侵权行为频发。

利益平衡理论一直贯穿著作权保护理论和实践。面对新技术, 法律要平衡云盘服务商、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做到既产业发展, 又激励创新, 同时还便利信息的普及和知识的获取。另外, 用户也要主动了解著作权法相关法规, 树立法律意识, 避免侵权行为; 著作权人也要积极行使权利, 充分利用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现有制度, 如利用“通知———移除”规则及时通知云盘服务商删除侵权内容; 云盘服务商连接着用户和著作权人, 而且在技术上掌握主动权, 同时相对于位置分散的广大匿名用户, 权利人更倾向于追究云盘服务商追究责任, 因此云盘服务商要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和注意义务, 设定科学的商业规则, 同时还要运用避风港规则防范风险, 推动企业和云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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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瑶, 禹思清.著作权补偿金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模式——以解决P2P文件共享技术侵权问题为视角[J].电子知识产权, 2008, 7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分析 篇11

(一) 网络版权侵权概况

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止2014年12月31日, 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6.49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为47.9%。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领域, 互联网应用越来越多面化、生活化, 互联网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日趋紧密, 人们更加普遍频繁的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流、传播。这种信息数据传播的过程就会产生对版权的网络侵权。

网络版权侵权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或者在互联网环境下侵犯版权的行为。网络版权侵权的主体可能是自然人, 也可能是法人。网络版权侵权的形式多种多样, 并且可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同时, 由于互联网其虚拟覆盖的特性, 它可以将信息传播到各个角落, 互联网的用户在不断增长中, 因此网络版权侵权的影响远远大于传统的版权侵权, 它具有影响面广、影响程度深、涉及人数众多以及带来的损害难以消除的等特点。

(二) 网络版权侵权的现状

1. 传统的网络版权侵权形式

2005年, 七大唱片公司诉百度案成为互联网上网络版权侵权诉讼第一案, 从2005年开始, 网络版权侵权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 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阿里巴巴案、盛大文学诉百度文库案、韩寒诉百度案等案件都是网络侵权的经典案例, 纵观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出, 传统的网络版权侵权的形式多以网络服务商提供网络链接、搜索服务或者网络服务商提供用以上传、下载的交换资源的软件为主。在这些传统网络版权侵权的模式下, 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行为容易被确定, 认定其侵权责任也相对容易一些。

2. 网络版权侵权出现新的形式

随着网络版权侵权的案例不断增多, 越来越多的网络服务商为了避免承担侵权责任, 改变了其提供服务的形式, 不再直接提供链接或者为用户提供可交换资源的软件。网络服务商提供服务的转型也导致了网络版权侵权出现了很多新的形式, 例如用户上传、网盘数据传播等。这些新的侵权形式使网络版权的保护出现了新的问题, 对网络版权的保护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用户上传成为新的网络版权侵权形式

(一) 用户上传的概述

用户上传是指互联网用户在网络服务商的提供的平台上自行上传音频、视频、文档等资源, 其他用户可以通过此平台获得相关资源的数据信息交换方式。美国Youtobe网站及我国的百度文库都是比较典型的用户上传的平台。笔者认为, 用户上传与用户生成有一定的区别。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 用户生成是指由业余人士通过非专业渠道制作的、包含一定的创造性劳动并在网络上公开可用的内容1。相比之下, 笔者提出的用户上传并不仅限于互联网用户自己制作的、保护一定创造性的作品, 还包括互联网用户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获得的资源。

产生用户上传这种新型的侵权形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 传统的侵权形式被限制。在用户上传出现之前, 网络版权侵权主要有网络服务商通过提供链接、搜索服务、提供交换资源的软件等形式, 但随着人们对网络版权侵权的认识的不断加深, 原有的一些侵权形式被法律限制, 侵权行为人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第二, 传统的侵权形式下的商业模式难以获利。随着传统的网络版权侵权的形式被限制, 这些传统的侵权形式开始被放弃, 例如2005年在互联网上被广泛使用的音频链接模式现在已很少有其踪迹。在这种情况下, 网络服务商必须寻找新的获利方式来维持运营。第三, 网络服务商可以规避侵权责任。在传统的侵权形式中, 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行为都已被法律认定, 如果继续使用传统的网络版权侵权形式, 网络服务商就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因此, 他们都在积极寻找一种方式可以避免追究其侵权责任。用户上传的行为主体从表面上看只有互联网用户, 在互联网用户数量如此庞大的今天, 基于法不责众的精神, 网络服务商借此逃避了相关的责任, 用户上传这一侵权形式也得以发展。

(二) 用户上传的特点

与传统的网络版权侵权形式相比, 用户上传有其自身区别于其他形式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我们用以分析其本质, 追究其中涉及的侵权责任的重要依据。第一, 个人用户成为主要的侵权主体。用户上传主要是由互联网用户直接在网络平台上上传资源, 个人行为是引发版权侵权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 在用户上传这一侵权形式中, 个人用户取代了网络服务商, 成为主要的侵权主体。第二, 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大。根据国际电信联盟 (ITU) 发布的全球互联网使用情况报告显示, 到2015年底, 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将达到32亿2, 在用户上传这种侵权形式中, 每一个用户都有可能成为侵权行为人, 互联网用户通过网络平台将资源上传到互联网上后, 其他用户都可能获取该资源, 并且获取该资源的用户还可以继续扩散。用户的二次扩散并不一定采取上传的方式, 还可以利用存储卡等设备进行线下的交流, 因此, 用户的上传行为可能导致该资源扩散至任何地方。第三、网络服务商是实际获益者。在用户上传的行为中, 表面是由个人用户上传资源造成了侵权损害结果, 但个人用户并没有获得实际的益处。网络服务商在整个行为过程中并没有主动采取任何行为, 但通过个人用户在网络服务商提供的平台上进行资源的交流, 在增加平台访问量的同时也使网络服务商获得了新的收益方式。

三、用户上传中的侵权责任认定

(一) 个人用户的侵权责任

个人用户是用户上传中的侵权主体, 由于个人用户数量庞大并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 同时, 基于互联网的全球化的特点, 个人用户可分布在世界各地任何被互联网覆盖的地方, 因此, 个人用户的侵权行为致使网络版权侵权的影响范围广, 影响程度深, 损害结果难以消除。但并不是所有的个人用户在网络平台上上传和下载资源的行为都属于侵权行为, 如果一味的限制个人用户在互联网上进行资源的交流也就违背了创建互联网的初衷。因此, 笔者认为, 在界定个人用户的侵权行为时, 应当排除个人的合理使用, 即是说仅限于本人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在排除了个人合理使用之后的用户上传就属于侵权行为。然而由于个人用户群数量庞大且分散, 规制个人用户的行为非常的困难, 同时, 如果对互联网用户加之过多限制, 将会减少个人用户使用互联网的积极性, 不利于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也不利于科学文化的传播交流。因此, 虽然在用户上传中, 个人用户是侵权行为的主要行为人, 但要对个人用户的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 不但在实施中非常困难而且有悖于社会的发展进步。

(二) 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认定

《侵权责任法》的出台第一次正式定义了网络服务商的含义,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定义, 网络服务商就是技术服务提供者和内容服务提供者的总括3。网络服务商在网络版权侵权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传统的网络版权侵权形式中, 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行为被界定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 其中间接侵权包括了帮助侵权和替代侵权等。无论是直接侵权还是间接侵权, 网络服务商都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导致了侵权结果的发生, 但在用户上传这一新的侵权形式中, 个人用户成为了主要的侵权主体, 从侵权的行为过程来看, 网络服务商并没有实施直接的侵权行为也没有为个人用户的侵权行为提供技术上的服务间接促成侵权行为的达成, 那么, 在用户上传中网络服务商是否可以完全免责, 对此, 国内外的不同案例有不同的判定。

美国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 Tube案。Viacom是一家大型的全球传媒集团, 在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电视、电影、网络和移动互联等业务4。You Tube是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 为用户上传的视频提供信息存储服务。2006年, Viacom向法院起诉You Tube侵犯其版权, 称被告在未获得其允许的情况下, 储存了15万条原告享有版权的视频片段, 这些视频片段共被浏览了约15亿次, 被告鼓励、引诱用户上传侵权视频, 并在在其他用户观看视频提高点击率的同时吸引投资商的注意, 实现其通过广告收益盈利的目的。该案先后于2010年、2012年、2013年在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 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进行了三次审理, 在原告提出被告事实上明知其网站上存在侵权的视频却放任其存在从而构成对原告的侵权时, 被告以其享有避风港原则作为免责理由进行抗辩, 最后法院支持了被告的主张。法院认为, 根据美国千禧年版权法 (DMCA) §512 (m) 的规定, “故意视而不见规则只适用于特定情况下证明被告事实上明知或应知特定侵权行为”。从本案中可以看出, 美国判例在认定用户上传中的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时认为, 网络服务商受避风港原则的保护并不以履行监视、审查义务为前提, 也就是说, 故意视而不见规则并不要求网络服务商承担监视义务5, 网络服务商在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时并不要求其积极查找存在侵权的事实。

1. 我国百度文库侵权案

百度文库作为我国最大的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商, 总是深陷侵权之诉的侵权纠纷案件中。其中比较具代表性的案件有2011年韩寒诉百度文库一案和2013年中青社诉百度文库一案。在这两个案例中, 原告都以百度文库作为服务商未尽到注意义务从而放任侵权行为的发生为由, 要求百度文库承担侵权责任。尽管百度文库以享有避风港原则为免责抗辩理由, 法院最后都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 百度文库没有直接对涉案文档进行编辑, 不构成明知用户上传的文档侵犯他人版权而放任的侵权行为。但是由于涉案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并且有一定认知能力的人都可以从文档阅读量上合理推知涉案文档是热门文档, 因此百度文库构成了“应知”6。

在国内外的案例中, 网络服务商都无一例外的以“享有避风港原则的免责权利”为理由进行抗辩, 但我国和国外的法官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 那么, 在用户上传中, 网络服务商能否借助避风港原则进行免责, 网络服务商又是否对用户上传的内容有审查义务?避风港原则最早出现在美国千禧年版权法 (DMCA) 中, 我国2006年出台的《信息网络传播条例》则首次对“避风港原则”进行系统的规定。“避风港原则”是指, 当网络服务商提供的服务为网络用户的侵权间接的提供了帮助, 并不必然要求网络服务商承担侵权责任, 如果被侵权的版权权利人对网络服务商进行了通知并且网络服务商也及时删除了相关内容, 那么网络服务商就可以免责, 以此对网络服务商就形成了一个避风港。对于传统的网络版权侵权形式中的网络服务商来讲, 如果达成了享受避风港原则的条件——— (1) 网络服务商事实上并不知晓侵权行为的发生, (2) 网络服务商没有直接从侵权行为中获得利益, (3) “通知-删除”, 当被侵权人向网络服务商发出通知时, 网络服务商及时删除涉及侵权行为的内容———就可以将避风港原则作为免责的抗辩理由。而在用户上传中, 网络服务商在达成这些条件时, 是否理所当然的可以适用避风港原则, 笔者认为有待商榷, 尤其是判定网络服务商是否事实上不知道侵权行为的发生。作为平台的提供者, 网络服务商对于用户上传到平台上的内容是应知的, 并且, 笔者认为网络服务商应当对用户上传的内容进行相关的审查。百度文库目前的做法是将用户上传的内容与库内已有的文档进行对比, 审查其是否侵权, 并通过其内部的文档排名系统增加对用户上传的内容的注意义务, 但是这种对比的范围小, 并且不全面。作为提供信息存储服务的网络服务商, 不仅应当在其内部已有的资源内进行侵权的审查, 还应当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比。理想化的范围是全网, 但这在实施中并不现实, 对于任何一个网络服务商来说, 要进行全网范围的侵权审查几乎都是不能做到的。不过, 从前文中提及的百度文库的两个案例来看,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认为对于网络服务商对用户上传的内容的认知标准为“应知”, 网络服务商可以在全网范围内, 对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品进行对比审查, 或者对自己平台上搜索量、点击量达到一定数量的文件进行全网范围的侵权审查。这两种审查的标准都可以作为现行审查方式的扩充。另外, 网络服务商可以适用避风港原则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没有直接从侵权行为中获利。前文中也提到, 在用户上传这种新型的网络版权侵权形式中, 网络服务商的收益方式较之传统的侵权形式有所改变, 网络服务商是采取了广告获益的方式。利用用户上传的内容提高浏览量, 以此吸引广告商进行投资。虽然不是直接从侵权行为中获利, 但是也是个人用户的侵权行为为网络服务商带来了利益。笔者认为这是网络服务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 利用现有法律法规的漏洞而将原有的盈利方式进行改变而成的, 实质上网络服务商还是通过侵权行为获得了利益, 因此不应享有避风港原则的免责抗辩理由。

四、结语

用户上传是在原有的网络版权侵权行为方式上发展而成的新型侵权形式, 虽然它的行为主体以及内在的运营模式都与传统的侵权形式有所差别, 但究其本质仍是利用互联网对版权实施的侵权行为。个人用户作为用户上传的行为主体, 其行为在实践中难以界定和控制, 并且, 网络服务商在整个过程中是默许侵权行为的存在的。网络服务商不但应知侵权行为的存在而且利用个人用户的侵权行为达到了获利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要规制用户上传这一新型的网络版权侵权形式还应当从规制网络服务商开始, 通过对网络服务商的行为进行限制来促进网络服务商对其提供的信息存储平台内的用户行为进行限制, 从而达到保护网络版权, 避免网络版权侵权行为的发生。

摘要：随着科学实技术的发展以及法律对网络版权的侵权行为的规制愈加严格, 其侵权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传统侵权的规制手段已不能完全被适用, 如何在这些新的侵权形式下界定侵权行为, 确定侵权主体的侵权责任就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提出了用户上传这一新的侵权形式, 并对其中的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

关键词：网络版权侵权,用户上传,侵权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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