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性精神障碍

反应性精神障碍（精选10篇）

反应性精神障碍 篇1

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 (dopa-responsive dystonia, DRD) , 又称Segawa病, 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缺陷造成纹状体多巴胺合成不足导致的慢性运动障碍性疾病。由于该病少见, 极易误诊, 病程长者可出现足部及脊柱畸形, 而小剂量左旋多巴对该病有显著疗效, 如能早期诊治, 患者可保持完全正常的生活质量。现报道2例, 以期引起临床医生对该病的重视。

1 一般资料

病例1:患儿, 女, 6岁, 因左足活动不灵、跛行, 进行性加重1年, 于1999年5月8日入我院, 患儿于3年前摔伤后, 发现左足活动不灵、走路跛行。当时X线摄片无异常, 按软组织挫伤给予对症处理, 无好转。此后其母发现上述症状逐渐加重, 左足开始内翻, 走路缓慢, 且每天晨起时症状相对较轻, 到晚上又明显加重。追问家族史:其外祖母常年瘫痪在床, 脊柱及左足畸形 (具体不详) 。入院查体:发育及智力正常, 言语流利, 脑神经 (-) , 颈部无抵抗, 四肢肌力V级, 双下肢肌张力齿轮样增高, 腱反射活跃, 以左下肢明显, 左足轻度内翻畸形, 病理反射 (-) , 无感觉障碍。脑脊液、EEG、各种诱发电位、颅脑MRI均正常, 血清酶学不高。诊断为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 给予左旋多巴6.25 mg/d口服, 并采用器械康复及功能锻炼等疗法, 帮助矫正左足内翻畸形3个月出院, 出院后继续按原药物剂量口服左旋多巴维持治疗, 随访3年, 患儿一切正常。

病例2:患者, 女, 16岁, 因全身颤抖、左下肢发僵2年余, 于2006年9月入我院。患者于2004年5月自觉说话声音发颤, 全身稍颤抖, 左腿发沉发僵, 晨轻暮重, 当时未在意, 后上述症状逐渐加重, 全身颤抖更加明显以至于晚上不能自行刷牙、洗脸。于2006年5月到某医院就诊, 按功能性震颤给安坦2 mg, 每天3次;心得安10 mg, 每天3次, 口服, 无好转。否认家族中有类似病史。查体:计算力差, 言语起始缓慢, 后变急速, 稍不清, 四肢肌张力齿轮样增高, 以左下肢明显, 无明显肢体瘫痪, 四肢可见快速细小震颤, 四肢腱反射活跃, 左侧明显, 左足轻度内翻畸形, 病理反射 (-) 。眼科检查未见K-F环。肝功能、血清铜蓝蛋白 (CP) 、血清铜、24 h尿铜均正常;脑脊液检查、颅脑MRI及神经电生理检查亦均正常。给予美多巴125 mg/d, 每天1次, 上述症状当日即明显减轻, 并采用器械康复及功能锻炼等疗法, 帮助矫正左足内翻畸形, 2个月出院, 出院后继续按原药物剂量口服美多巴, 服药1年后改为隔日服用美多巴125 mg维持治疗, 现随访患者一切正常。

2 讨论

DRD多见于婴儿期至儿童期 (12岁) 起病, 发病率女高于男, 首发症状多为始自足部的肌张力障碍, 少数成年起病者首发震颤。多数患者有明显的症状波动性, 晨轻暮重, 但此种现象随年龄增大会变得不明显, 患者多在起病20年内病情进展明显, 之后相对稳定。神经系统查体可见肢体或躯干肌张力异常, 可呈齿轮样或铅管样强直, 腱反射增高, 可伴有病理征阳性[1,2]。根据以上临床特点及小剂量多巴制剂对其有戏剧性治疗效果[3]诊断不难, 但应注意与少年型帕金森病、脑性瘫痪等鉴别[4]。DRD与前者在病理上尽管有明显区别 (DRD患者黑质色素细胞数量正常, 且无Lewy体) , 但在临床上鉴别却不易, DRD的患者起病相对较早, 较明显的症状波动, 对低剂量的左旋多巴长期有效, 少见左旋多巴长期使用的副作用等特点可与前者鉴别;而DRD的症状有昼夜波动的特点, 患儿肌力基本正常, 脑部影像学检查正常, 对左旋多巴有良好反应, 可与后者鉴别。

参考文献

[1]Segawa M, Hosaka A, Miyagawa F, et al.Hereditary progressive dystonia with marked diuranl fluctuation[J].Adv Neuroi, 1976, 14:215-233.

[2]Nygaard TG, Marsden CD, Duvoisin RC.Dopa-responsive dystonia[J].Adv Neurol, 1988, 50:377-384.

[3]宋军, 张华.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的研究[J].医学综述, 2008, 14 (7) :1066-1067.

[4]王雪贞, 薛峥, 孙昌兰, 等.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临床资料分析[J].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 2007, 2 (4) :224-226.

变态反应性鼻炎根治有望 篇2

该病发病率近来有增多的趋势，临床上可分为常年性和季节性两种。前者一年四季均可发病，一般是对空气中灰尘、霉菌等敏感，或由温度的变化所致。后者由接触植物花粉所引起，在春季、秋季植物开花时节，特别容易发病。

一个有变态反应性体质的人如接触了过敏原或其他刺激因素，就有可能发病。常见的过敏原吸进去的有灰尘、花粉、真菌、动物毛发、化学粉末等；吃进去的有面粉、牛奶、鸡蛋、鱼虾、大豆等；注射进人体的有青霉素、链霉素、血清等；直接接触的有化妆品、油漆、塑料制品等。其他刺激因素有受凉、吹风、温差过大等。

典型的常见症状有鼻内痒和打喷嚏，少数人尚有流泪和刺激性干咳的现象。喷嚏少则数个，多则数10个不等，喷嚏过后，鼻分泌物量多而稀如清水。除此之外，尚有鼻塞及嗅觉障碍、头痛、喉痛、耳鸣、畏光等症状。症状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旦过敏症状解除后患者一如常人，尤其是季节性鼻炎，一旦开花季节过去，症状也随之消除。

诊断一旦成立，随之而来的就是治疗问题。以往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但大多只能控制症状而难以根治。不少患者由于多年治疗收效甚微，故而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事实上，目前临床上的治疗方法与手段在不断地更新。常用的方法有：

1脱敏疗法：一般说，如果找出过敏原并设法避免接触，即可不发病。如患者对煤气过敏，避免接触煤气，即可相安无事。有些患者在临床上常常找不出相关的过敏原，可采用非特异性脱敏疗法来治疗。其方法是用人体发生变态反应时产生的组织胺作为过敏原进行脱敏治疗。另一种方法是特异性脱敏疗法，即通过皮肤试验，找出相关的脱敏材料，通过多次注射，刺激机体产生多量抗体以避免变态反应的发生。特异性脱敏疗法是对因治疗，行之得当，可根治某些类型的变态反应性鼻炎。

2全身抗过敏治疗：可用交感神经兴奋剂(如麻黄素)或副交感神经抑制剂(如阿托品)、钙剂(如葡萄糖酸钙或乳酸钙)、抗组织胺药物、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如强的松)等。最新的抗组织胺药物有息斯敏及克敏能等。这些药起效快、疗效高、服用方便、副作用小，特别是无嗜睡作用。因而临床应用较多。

反应性精神障碍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笔者所在医院2012 年11 月-2014 年11 月收治的资料完整的老年髋部骨折后反应性精神障碍患者109 例。纳入的患者均为无精神病史及家族史的老年患者 (65 岁及以上) , 其中男75 例, 女34 例;年龄65~94 岁, 平均 (77.0±9.9) 岁;住院时间10~30 d, 平均 (22.0±7.3) d;其中合并一种或多种疾病81 例, 包括高血压心脏病52 例、糖尿病34 例、慢性支气管炎10 例、冠心病或陈旧性心梗10 例、心律失常8 例, 其他内科疾病14 例;受过教育91 例, 未受过教育18 例。根据患者及家属意愿分为对照组及试验组, 对照组23 例, 采用一般性综合支持治疗, 试验组86 例, 在一般性综合治疗的基础上予以抗精神病治疗。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及临床表现

所有老年髋部骨折患者入院后24 h内完成第一次CAM评价及诊断, 并同时采用MMSE量表进行认知功能评分, 怀疑为反应性精神障碍者即刻行头颅CT或MRI, 并请神经内、外科会诊, 排除颅内急性器质性病变进行确诊。以后每日进行常规评价及诊断。纳入标准: (1) 无精神病史及家族史, 本次无颅脑损伤, 近期无脑血管意外, 无精神药物使用史者; (2) CAM量表具备第一、二项和/ 或第三、第四项; (3) MMSE评分小于23 分, 即认为有认识功能障碍。

本组共纳入109 例患者, 出现精神障碍的时间长短不一, 1~7 d后开始出现轻重不等的精神障碍, 最短为伤后6 h, 临床表现分为三种类型:过度兴奋型64 例, 临床上逐渐出现烦躁、谵妄, 定向障碍 ( 时间、地点、人物等) , 言语不连贯, 答非所问, 睡眠节律紊乱等, 甚至出现攻击性行为 ( 分不清床边人群、恶语及殴打他人、拆除治疗装置等) 。抑郁型28 例, 表现为情绪低落, 反应淡漠, 不与人交谈, 盲目刻板。混合型17 例, 表现为兴奋与抑郁交替存在。

1.3 治疗方法

1.3.1 对照组立即完善生命体征监测、血常规及血生化检测、吸氧, 纠正贫血及低蛋白血症, 补充电解质, 纠正酸碱平衡。注意患者的安全管理, 避免伤及他人或自伤。由于患者年龄偏大, 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较差, 老年人又常有孤独固执、情绪变化无常等特点, 应多给予同情和加强心理护理, 加强对其家属进行宣教, 以取得家属对患者的支持和理解, 特别是在患者与家属人际关系欠佳时。还要保证患者有舒适、安静的休息环境, 并加强对症支持治疗如止痛药物强痛定 ( 东北制药集团生产;盐酸布桂嗪注射液;2 ml∶100 mg/ 支) 、杜冷丁 ( 湖北宜昌人福药业生产;盐酸哌替啶注射液;2 ml∶100 mg/ 支) ;预防脂肪栓塞用药, 如地塞米松 ( 河南遂成药业生产;1 ml∶5 mg/ 支) 、低分子右旋糖苷 ( 四川科伦药业生产, 500 ml∶30 g/ 瓶) 等。避免治疗过程中的操作加重疼痛, 非需急诊手术治疗的推迟手术, 需急诊手术者, 尽可能采用臂丛或连续硬膜外麻醉。在完全止痛的基础上, 静脉辅以镇静类药物, 避免使用全麻, 以防全麻药物对脑作用诱发或加重精神障碍。

1.3.2 试验组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使用精神类药物。在精神障碍急性发作期, 对焦虑与癔症者, 先予以肌注安定 ( 湖北华中药业生产, 规格:10 mg/ 支) 10~20 mg;肌注难立即起效者, 予以静推安定10 mg, 或采用冬眠疗法。急性期处理过后, 夜里难以入眠者, 口服安定无效时, 予以其他抗精神病类镇静药物, 如氯丙嗪 ( 上海禾丰制药生产;1 ml∶25 mg/ 支) 、氟哌啶醇 ( 湖南洞庭药业生产;1 ml∶5 mg/ 支) 等。抑郁症患者给予奥氮平 ( 江苏连云港豪药业生产, 5 mg/ 片) 治疗及加强心理治疗。

1.4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定标准

精神症状疗效评价标准, 治愈:精神症状消失;好转:精神症状基本消失, 偶有错觉及幻觉、思维不连贯、多眠或失眠;无效:精神症状持续存在或加重, 或患者死于并发症。观察所有患者入院后在原有基础疾病上有无新的并发症发生, 如肺部感染、心脑血管意外、重要器官功能衰竭等。试验组需观察有无叠加药物所致的认知功能障碍、过度镇静、呼吸抑制等精神类药物所致毒副作用。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0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比较采用字2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老年髋部骨折后反应性精神障碍患者发病特征及预后特点

本组109 例老年髋部骨折手术前确诊认知障碍32 例, 术后1 周内出现认知障碍77 例。其中住院期间死亡4 例, 对照组及试验组各2 例,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12) 。其余患者均于3~10 d精神症状出现好转, 1~3 周后全部治愈。出院后经3~6 个月随访, 所有患者精神状态维持良好无复发迹象, 无精神症状残留, 表明患者精神障碍为一过性。

2.2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对照组治疗1 周后治愈2 例, 2 周后治愈19 例, 死亡2 例。试验组治疗1 周后治愈63 例, 2 周后治愈21 例, 死亡2 例。试验组无明显药物毒副作用产生, 与对照组比较, 试验组患者精神症状好转时间明显提前, 住院时间明显缩短, 并发症发生减少, 出院后3 月MMSE评分及日常活动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详见表1。

3 讨论

老年髋部骨折所致反应性精神障碍常表现为一种可逆的急性精神紊乱, 包括意识、认识、记忆、定向、精神运动行为及睡眠等方面紊乱, 多随躯体状况的好转而恢复正常[1,2]。反应性精神障碍的症状有时变化很快, 甚至会在1 h内迅速恶化, 常导致其他并发症增多、护理困难、死亡率增加、康复延迟、住院天数延长和医疗费用增加等[3]。

目前不论是精神医学还是创伤医学都对老年反应性精神障碍这一边缘现象缺乏统一的认识与治疗, 治疗存在明显缺陷, 亟需重视与改进[4,5,6]。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及家属因受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 对精神性疾病讳莫如深, 可能会否认反应性精神障碍的诊断及拒绝使用精神病药物治疗。本研究中, 对照组的部分患者及家属即存在此种现象。由于老年髋部骨折所致反应性精神障碍多随躯体状况的好转而恢复正常, 导致医师对反应性精神障碍的认识及重视程度不足, 以及精神药物容易造成老年患者药物依从性差, 可能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 可能叠加药物所致的认知功能障碍、过度镇静等一系列问题) , 以至于部分医师在反应性精神障碍治疗上倾向仅予一般性综合支持治疗而避免使用精神类药物[7]。在本研究中, 虽然试验组中患者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其他身体疾病, 但均未出现较严重的不良反应, 抗精神病治疗后平均住院时间明显缩短, 并发症明显减少, 且治疗费用也明显降低,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因此, 建议对于反应性精神障碍患者应尽早使用精神类药物, 减少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反应性精神障碍确切病因现在仍不清楚, 大多认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潜在原因和危险因素包括躯体创伤所致精神创伤, 因此在临床工作应尽量消除或避免人为产生的诱发因素。如在本组治疗上, 局部麻醉时使用小剂量利多卡因 (<3 ml) 即可诱发反应性精神障碍, 以及使用复合氨基酸进行支持治疗时亦易诱发精神障碍, 而此类因素尚需在临床工作中进一步证实, 并需多学科协作避免诱发因素的产生[8]。老年患者髋部骨折后影响患者负重及行走功能, 在诱发反应性精神障碍方面有其特殊性。髋部骨折后要求特殊体位, 需要暂时固定, 如皮牵引、肢体活动受限、术后伤口局部软组织紧张及痉挛致疼痛并伴随焦虑, 长期卧床、生活依赖, 患者遭受畸形和丧失功能的威胁, 心理应激强烈, 以致个体不能承受和难以应付[9]。且老年患者常合并慢性疾病, 如慢性阻塞性通气障碍易引起低氧血症;糖尿病导致代谢紊乱。研究显示, 合并糖尿病、高血压病的老年患者骨折后认知障碍发病率增高[10,11]。

美国政客妻子面对性丑闻的反应 篇4

这是美剧《傲骨贤妻》第一集开头的场景，女主角艾丽西亚是州检察长的妻子，她的丈夫因涉嫌滥用职权和收受性贿赂遭到起诉。艾丽西亚支持丈夫、扛起家庭重担，被剧中虚构的网友们封为“圣母”。

现实中的美国政坛，也存在着这样的故事。

两年前，时任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的安东尼·韦纳用推特给女大学生发艳照被媒体曝光时，与他结婚还不到一年、怀着孕的妻子胡玛·阿贝丁被看作美丽而柔弱的受害者。她表达了对丈夫的支持，但并未陪他出席那些令人难堪的新闻发布会，媒体因而将她视为改变历史的楷模—政客妻子们从此以后再也不用公开站出来表示对出轨丈夫的支持。

谁也没想到两年后旧事会重演。2013年7月，韦纳正在为竞选纽约市市长造势时，又被爆出在社交网站上与一名年轻女子互发露骨的色情短信。而这一次，胡玛选择了站在他的身边，于是她不仅要忍受丈夫的出轨，还要忍受人们的指指点点。在公众眼里，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受害者，而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政客妻子。

勇于“遮丑”会更受欢迎

世界上并没有一本书教这些夫人如何处理丈夫的出轨，如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马克·桑福德的前妻珍妮所言，“婚姻很复杂，这些都是个人选择。”

珍妮自己就是婚姻不幸的受害者。她的前夫，时任州长的马克·桑福德被“外面的女人”迷住，突然抛下工作不管，跑到阿根廷去千里追爱。珍妮不得已提出了离婚，而桑福德在州长之职任满之后立刻就跟新欢订了婚。

大多数政客妻子都会选择忍气吞声，跟丈夫达成某种协议，成为一种在情感上疏离却又密不可分的政治同盟。

最早的例子大概是罗斯福总统夫妇。当年，埃莉诺发现丈夫与她的私人秘书露西产生了感情，她以离婚逼迫他跟露西断绝来往。在20世纪初，离婚就等于给他的政治梦想判了死刑。罗斯福并未真正遵守诺言，直至1945年去世，他一直与露西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重要的是埃莉诺勇于发出威胁，“她打开了一扇大门，走进了一个充满了荣耀与骄傲的新世界，”罗斯福传记作家贝克写道。后来，罗斯福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蝉联四任的总统，而埃莉诺在联合国的建立过程中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克林顿夫妇的例子则不太一样。希拉里并不需要丈夫的许可就能进入权力中心，因为克林顿在入主白宫之前就宣称要跟妻子“联合执政”。一开始希拉里未能如愿—帮助克林顿推动医改法案失败之后，她的支持率降到43%，差点毁了克林顿的连任机会。最后让希拉里开始受欢迎的正是克林顿与女实习生莱温斯基的丑闻，当她站在丈夫身边出席各种发布会和听证会时，人们终于开始同情这个强硬的女人，而她的支持率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67%。

太太们是政客品格的附加证明

面对丈夫的丑闻应作何表现，与美国社会对政客妻子的要求有关。在报道历届第一夫人方面有丰富经验的米歇尔·科特提出了几个准则：要漂亮，但不能太漂亮；要懂时尚，但不能太脱离群众；然后，辞掉自己的工作。

如果夫人们本身天生美貌，那样当然是加分点，但如果像电视明星那么漂亮就有点糟糕了，至于性感尤物类型的更是大忌。

穿着打扮也很有讲究，按共和党战略分析师马克·克拉罗的说法：“她们必须穿得非常体面，以免被精英阶层批评嘲笑，但与此同时，她们的时尚品位又得非常接地气，这样才不会冒犯到普通的美国人。”

她还需要热情大方。前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的太太辛迪就吃过亏。她本性有点腼腆害羞，所以一开始在社交场合就很放不开，结果被记者误以为“态度高傲，冷若冰霜”，回头被记者一报道，丈夫的支持率和募款金额都应声下降。

最重要的是，不管她愿不愿意，当她的丈夫达到某种高度以后，她都必须辞职。在美国这个清教徒建立的国家里，“重视家庭”被认为是每个政客必备的品质，而太太们通常被认为是政客品格的附加证明。她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各种竞选演说和采访里反复强调自己如何重视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责任，以及如何“愿意为这个家庭牺牲一切”。

时代变了，也可以甩开丈夫单干

不过，上述准则是美国社会中传统的一面，时代已经变了。在政坛女先锋希拉里的带领下，被丈夫拖进丑闻泥潭的妻子们也许会有新的选择。

2000年，尚未離开白宫的希拉里宣布竞选纽约州参议员，这是史上第一次在位的第一夫人谋求公职。2008年，希拉里竞选总统失败，但成为了一位备受欢迎的国务卿。2013年年初，当希拉里辞去公职之时，她的支持率高达70%，比她丈夫比尔·克林顿（自肯尼迪之后最受欢迎的民主党总统）最高的时候还高。

现在被韦纳丑闻拖累的胡玛·阿贝丁，刚好就是希拉里的贴身助理，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她是希拉里的副幕僚长。她从20岁开始就在为希拉里工作，至今已有17年。她在2010年和韦纳结婚时，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在婚礼上发言：“我自己只有一个女儿，但我把胡玛看作我的第二个女儿。”

事到如今，比起跟不靠谱的韦纳结成政治联盟，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胡玛能够甩开丈夫单干。

胡玛的靠山比韦纳硬多了，《纽约每日新闻》援引一位民主党官员的话说，“韦纳其实跟克林顿一家没什么交情，他就是个混账女婿，他们一点都不喜欢他。”在韦纳的市长竞选中，尽管没找克林顿夫妇直接帮忙，胡玛还是联系了很多克林顿一家的支持者，为韦纳募集到了将近15万美元的竞选捐款。

如果希拉里能当上总统，胡玛说不定会是白宫幕僚长，这权力可比普通的第一夫人大多了。据说，克林顿夫妇都不支持胡玛继续留在韦纳身边，《大西洋月刊》的分析一针见血：“并不是因为她留在了自己的男人身边，而是她留在了一个输家（loser）的身边。”

反应性精神障碍 篇5

关键词：文拉法辛,阿立哌唑,精神病性抑郁,疗效观察

近些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及心理压力增加, 抑郁症在临床上也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患者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思维迟缓、言语动作减少、情感低落等, 其不仅影响患者正常生活与工作, 而且也给社会及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据相关资料统计[1]:我国抑郁症患者发病率约为5.0%左右, 其中25%患者伴有精神病症状。精神病性抑郁症与单纯抑郁症患者相比较:前者症状表现更为严重, 并且病程长、自杀率高、患者预后差。为了探寻治疗该病症有效方法, 本文选取精神病性抑郁患者39例, 采用文拉法辛与阿立哌唑联合治疗, 疗效颇为满意, 现将具体内容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13年2月至2015年1月精神病性抑郁患者39例, 其中:男12例, 女27例;年龄在19~62岁, 平均年龄为 (34.6±3.8) 岁;病程在0.5~7年, 平均病程为 (1.9±0.6) 年。排除标准:药物或妊娠、产后抑郁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脑部伴有病变患者;近2周内服用抗抑郁类药物治疗患者。

1.2 方法: (1) 药物生产厂家及批号: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由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070269。阿立哌唑片由浙江大冢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061304。 (2) 药物服用方法: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50 mg口服, 日1次, 10 d内逐渐增加至每日150~250 mg口服;阿立哌唑片5 mg口服, 日1次, 10 d内增加至每日10~15 mg口服。

1.3 评价指标: (1) 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与焦虑量表对患者治疗前、后心理状态进行评分[2], 抑郁量表包括17项内容, 按患者症状轻与重依次记为0~4分;焦虑量表共包括14项内容, 按患者症状轻与重依次记为0~5分, 两个评分表均是评分值越高表明患者症状越重。 (2) 观察并统计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采取SPSS 19.0软件统计包对两组对比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计量资料行t检验并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行卡方检验并采用百分率表示。将P<0.05为标准, 确定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39例患者治疗8周后抑郁量表评分与焦虑量表评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 见表1。

2.2 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胃肠道反应4例;嗜睡3例;头晕2例;静坐不能1例, 发生率为25.6%。随着治疗时间延长, 患者症状均得到缓解, 至8周后不良反应症状基本消失。

3 讨论

精神病性抑郁症在临床上是较常见疾病类型。随着抗抑郁药物不断研发成功, 临床医师在对抑郁症患者治疗过程中有了较多选择, 但单纯采用抗抑郁药物治疗精神病性抑郁症, 药物起效较迟缓, 影响了患者治疗依从性。近些年来, 随着人们对精神病性抑郁症研究的不断深入,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3]:非典型类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抗抑郁制剂可达到快速改善患者抑郁状态的目的。文拉法辛属抗抑郁制剂, 其是通过提高下丘脑部位NE与5-HT浓度及大脑额叶皮质而达到抗抑郁目的。阿立哌唑属非典型类抗精神病药物, 镇静作用较轻微, 其与文拉法辛联合应用, 既保证了患者初期镇静治疗, 又避免了患者病情好转后因镇静作用过大而使患者不易耐受问题, 故治疗效果较理想[4,5,6]。

从本次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39例患者治疗8周后焦虑与抑郁自评量表评分均明显优于治疗前, 且患者治疗期间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较轻微, 患者均可耐受, 未出现停止治疗病例出现, 这一结果提示出:对于精神病性抑郁症患者采用文拉法辛联合阿立哌唑治疗, 疗效确切, 安全性较好, 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与推广。

参考文献

[1]李正华.文拉法辛联合阿立哌唑与联合奥氮平治疗抑郁症对照研究[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 2014, 9 (4) :19-26.

[2]余利国, 黄冬兰, 韦恒祺, 等.文拉法辛联合阿立哌唑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临床疗效及对认知功能的影响[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2013, 16 (22) :49-50.

[3]张帆, 伍星, 余发春, 等.文拉法辛联合小剂量阿立哌唑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疗效观察[J].现代预防医学, 2013, 40 (15) :2941-2943.

[4]米莉, 罗明.阿立哌唑片联合文拉法辛缓释片治疗伴抑郁症状精神分裂症的疗效观察[J].中国医学前沿杂志 (电子版) , 2014, 24 (7) :154-156.

[5]张喜艳.奥氮平和利培酮及阿立哌唑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损害的疗效分析[J].中国现代医生, 2015, 53 (1) :34-36.

反应性精神障碍 篇6

1 实验方法

称取一定质量 (m, 200±0.5 g) 的焦炭试样, 置于反应器中, 在不同升温速率下与二氧化碳反应两小时后, 以焦炭质量损失 (mm1) 的质量分数 ( (m-m1) /m×100) 表示焦炭反应性 (CRI) 。反应后的焦炭经I型转鼓实验后, 以大于10 mm粒级焦炭占反应后焦炭的质量分数 (m2/m1×100) 表示焦炭反应后的强度 (CSR) 。煤焦实验中心现有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测定装置为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生产, 型号为KF-200型, 调节升温速率主要经由调节偏差限幅、积分限幅来决定输出功率, 进而决定升温速率。

为使试验具有代表性, 试验针对两种配合煤炼制的焦炭和两种单煤炼制的焦炭分别进行对比分析, 并加以总结。

2 实验结果

2.1配合煤炼制焦炭在不同升温速率下的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 (如表1、2图1、2) 2.2单煤炼制焦炭在不同升温速率下的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 (如表3、4图3、4)

3 实验分析

由以上四个表中的数据及相对应的四个线性图, 可以看出:在严格遵守国标 (GB/T 4000-2008) 规定升温速率 (8~16℃/min) 内, 焦炭的反应性与反应后强度无明显的线性关系, 且每组试验的反应性与反应后强度均在误差范围 (CRI:r≤2.4%, CSR:r≤3.2%) 之内。线性图波动的原因, 多是由于在人工选样时加入了人为因素, 致使每炉反应性试验入炉时的粒数的不同所致。

4 结论

在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的试验中, 在严格遵守国标 (GB/T 4000-2008) 规定升温速率 (8~16℃/min) 内, 焦炭的反应性与反应后强度无显著关系。所以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若出现数据超出误差范围, 可在去除升温速率因素外寻找其它可能致使出现超差的因素, 且在严格遵守国标 (GB/T 4000-2008) 规定升温速率 (8~16℃/min) 内, 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自行调节升温速率以满足生产需要。

摘要：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测试规范性 (GB/T 4000-2008) 较强, 测试误差 (CRI:r≤2.4%, CSR:r≤3.2%) 较大的原因, 对煤焦实验中心现有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测定装置 (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KF-200型) 进行测试, 以分析升温速率对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严格遵守国标 (GB/T 4000-2008) 规定升温速率 (8～16℃/min) 内, 升温速率对焦炭反应性及反应后强度无显著影响。

反应性精神障碍 篇7

焦炭是高炉炼铁的主要原料。在高炉中起着供热、还原剂、骨架和供碳四个作用。近年来, 为降低焦炭消耗, 增加高炉产量, 改善生铁质量, 采用了在风口喷吹煤粉、重油、富氧鼓风等强化技术。焦炭作为热源、还原剂和供碳的作用, 可在一定程度上被部分取代, 但作为高炉料柱的疏松骨架不能够被取代, 而且随着高炉大型化和强化冶炼该作用更显重要。

焦炭的反应性和反应后强度是焦炭热性质的主要指标, 而焦炭的热反应后强度则是焦炭在高炉中疏松骨架的重要指标。所以深入研究这两个指标, 可以较准确地控制焦炭的热性质, 满足高炉生产的需要。

焦炭的反应性是指焦炭与CO2、O2和水蒸气等进行化学反应的能力, 它是评价焦炭质量的重要指标。焦炭反应后强度是指热反应完后的焦炭在机械力的作用下抗碎和耐磨的能力。通常反应性使用一定浓度的CO2气体在一定温度下与焦炭发生反应的反应速度或经过一定反应时间后反应掉的C来评定。

2 影响焦炭反应性的主要因素

根据资料显示影响焦炭反应性的因素主要是:

(1) 炼焦煤料的性质

(2) 炼焦工艺

(3) 焦炭结构

(4) 焦炭灰分

对这四方面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作为炼焦首先必须用到炼焦煤所以只是首要因素。作为炼焦工艺来说每个焦化厂的工艺基本都是定型的, 并且炼焦温度控制的目的是保证焦炭的正常成熟, 并且保证化产品达到一定的收率, 所以以提高炼焦终温的方法来降低焦炭反应性的方法很少用到。具体的比如入炉煤的细度、水分控制以及炉温的均匀性和稳定性的要求各焦化厂均相差不大。而焦炭的结构因为研究比较复杂并且如果煤料和炼焦工艺是稳定的, 那么焦炭的结构应是基本稳定的。我厂焦炭的灰分基本控制在12.5~13.0之间, 所以焦炭的热反应性及热反应强度主要还是由炼焦煤料的性质决定的。进一步研究表明, 炼焦煤料的性质无非是由炼焦煤的种类和数量决定的。所以最后的研究重点聚集在炼焦煤的配煤比上。根据以上思路按照国标规定的焦炭反应性和反应后强度测定方法, 对我厂不同配比所产生的焦炭做了大量的反应性与反应强度指标测定, 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数据如下表1所示:

查资料得知:焦炭的反应性与所用煤料的煤化度有关, 用低煤化度的煤炼制的焦炭反应性高, 随着煤化度加深, 所得焦炭的反应性逐渐减低, 因此炼焦原料煤中应多用低挥发分煤和中挥发分煤, 少用高挥发分没, 这是降低焦炭反应性的根本途径。最初我厂以焦肥煤为主, 配以高煤化度的瘦煤和煤化度中等的1/3焦煤 (如配比1、2) , 所以焦炭的热反应性和热强度基都很好, 可以满足钢铁厂的生产要求, 但是成本很高, 经济效益不好。因此我们将弱粘煤比例增加了10%, 所产焦炭的热反应性和热强度基本满足要求。后来我们又大胆的引入煤化度较低的气煤, 增加瘦煤比例, 结果各项指标令我们很满意。为了降低成本, 我们降低了瘦煤的比例, 并增加弱粘煤的比例, 效果很好。最后我们将煤源紧张和价格较高@的瘦煤和1/3焦煤都停用, 逐渐加大了气煤和弱粘煤的比例, 相比之前的配比, 配比8、9在焦肥煤比例上虽略有增加, 但气煤和弱粘煤的比例却增加了35%, 较以前的配比大大降低了成本, 而且保证了焦炭的热反应性和热反应强度。

3 结束语

经过以上探索, 证实了煤化度高的煤所炼焦炭的热反应性低, 热强度高。煤化度低的煤则相反。我厂在满足客户要求的前提下, 尽可能用煤源充足、价格低廉的煤种生产优质焦炭, 达到了节约优质炼焦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潘立慧, 魏松波.炼焦技术问答[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

变态反应性鼻炎普查分析 篇8

1 资料与方法

首先组织耳鼻喉眼科专业技术人员及有关乡镇卫生院、基层各矿卫生所的医生进行变态反应性鼻炎普查技术的培训, 掌握有关的理论知识, 并统一检查方法及诊断标准。

1.1 普查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根据各村庄、单位的户籍名册, 逐人调查登记, 筛选出有鼻炎的患者。第二阶段, 对有条件的直接观察患者并作出初步诊断, 或做鼻分泌物涂片、特异性抗体测定。

1.2 诊断标准:

(1) 症状:阵发性喷嚏连续发作、大量清水样鼻涕、鼻塞、鼻痒、嗅觉减退或消失。 (2) 各种检查:变态原激发试验阳性、鼻涂片可见嗜碱细胞或肥大细胞等。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对4个村庄的居民 (包括儿童和学生) , 矿区职工 (机关、矿区及离退休职工) 进行普查, 总人数9 763例。在初查中发现鼻炎患者1 843例, 占普查人群的18.8%, 其中符合变态反应性鼻炎诊断标准者213例, 发生率2.18%。

年龄:根据提出划分年龄方法, 将普查对象分6个年龄组: (1) 儿童组1岁～14岁; (2) 青年组15岁～44岁; (3) 中年组45岁～59岁; (4) 较老年组60岁～74岁; (5) 老年组75岁～89岁; (6) 长寿老人组90岁以上。各年龄组变态反应性鼻炎发生情况见表1。

性别:普查男性6 264例, 发现患者167例, 发生率2.67%;女性3 499例, 发现46例, 发生率1.31%。χ2=17.2, P<0.05, 说明男性发病明显高于女性。见表2。

3讨论

症状分析:所检查213例变态反应性鼻炎患者中, 除伴有上颌窦炎、筛窦炎外, 其他症状主要有打喷嚏、流涕、鼻塞、鼻痒、头痛、记忆力下降等。还有引起过敏性咽喉炎、支气管哮喘及渗出性中耳炎。

环境与变态反应性鼻炎的关系:检查发现由于环境污染, 以及从事接触粉尘、煤尘工作和户外活动时间长, 此病发病率明显增高, 在查出的213例中, 生活或工作在粉尘、井下者占63%。

治疗结果:对查出213例中, 187例采取药物治疗, 包括特异性脱敏或减敏治疗。症状得到明显控制, 随访复发率较高。18例因伴有上颌窦炎及筛窦炎采取手术, 疗效较好。8例药物治疗无效。

反应性精神障碍 篇9

谈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东风汽车公司办公厅副主任、东风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郭涛对《汽车纵横》记者直言，CSR与企业经营是能够结合，并且成为常态的。这体现了一种互利的观念，有人认为它不够单纯，但是只有这样，企业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才能够维持长久。

在采访中，郭涛表示东风的“润”战略完全覆盖了CSR的广义内容范畴，它包含了汽车企业对消费者应当承担的最基本的产品责任，包含了与企业利益相联系的利益相关者责任，也包含了汽车企业对环境负有的责任。除此之外，像很多企业一样，公益责任和文化责任也被囊括其中，这个履责平台的构建内容几乎可以涵盖企业行为的任何一个方面。这个系统性、制度化的平台构建，体现了郭涛所说的，“一个好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应该从‘反应性’到‘战略性’转变”。但是，“润”计划的五个内容是否能够在内部融汇统一起来，还需要时间去协调和使其渐渐成熟，毕竟这个计划才刚刚起步。

《汽车纵横》：您是如何理解“汽车企业的社会责任”的？

郭涛：近几年，企业社会责任一词在各大企业简介中随处可见。我们认为一个好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应该从“反应性”到“战略性”转变。具体来说，应该深入研究和挖掘社会责任的履行与企业实现利润相结合的无限潜力，以具体的、细微的、持续的行动加以常态化。作为车企，生产符合国家各项标准和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是企业应尽的义务，这是企业社会责任最基础的部分。

《汽车纵横》：东风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是否包含了产品责任这些对车企来说最基本的内容？

郭涛：当然。2012年我们发布了“润”计划，将汽车企业的基本社会责任分为三个部分：经济责任、利益相关者责任和环境责任。首要的经济责任就是汽车产品在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方面的责任，要不断对产品进行升级，保证稳健的经营质量，全面达成国资委考核指标等。第二个是利益相关者责任。因为我们希望在公司发展过程中照顾到股东、员工、客户和供应商这些相关者的利益，实现共赢的局面。具体措施包括发挥民主管理的优势，建立健全员工保障体系，积极履行行业协会会员义务等等。第三个是环境责任。这也是狭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内容。除了积极研发新能源车型，我们还摸索出了实现自愿减排的“碳平衡”方式，即通过投入一定基础资源，扶持农户种植经济林并以其吸碳作用抵冲工厂碳排放，最终实现完全碳中和的减排方式。

东风“碳平衡”生态林由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捐资始建，也是东风公司打造的首个“碳平衡”生态林。2013年，该项目完成了第二批4000亩油茶林与1000亩核桃林的种植工作，至此，1万亩生态经济林全部种植完成。东风“碳平衡”生态林使当地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还可实现工厂碳排放的自我冲抵，也促进了当地农民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这种“以工补农”的方式，实现了企业、地方和农民三方的多赢。

《汽车纵横》：“润”计划在去年获得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公益案例卓越奖，能否具体介绍一下这个计划？

郭涛：2008年， 东风汽车公司发布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至今，东风汽车公司已连续发布了五份社会责任报告。2012年6月，我们结合自己的企业文化提出了“东风化雨，润泽四方”的履责理念，并在社会责任大会上，面向全社会正式发布了《东风汽车公司社会责任中期行动计划》，命名为“润”计划，取“东风化雨，润泽四方”之意，表达了东风汽车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认知和态度。同时，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我们还筹建成立了“东风公益基金会”，原始注资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主要为“润”计划中公益项目的实施提供执行平台和资金支持。

具体地讲，这个计划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和责任：其中三个是我刚才谈到的基本社会责任：经济责任、利益相关者责任和环境责任，第四个是社会公益责任，第五个是文化责任。后两个内容应该是比较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

在社会公益责任方面，我们开展了四项“支持”工作：支持地区发展，支持灾后重建，支持教育事业，支持卫生医疗事业。每一项工作中又有若干小项目，主要以捐款、捐物和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为主，项目繁多。

在文化责任方面，我们通过持续开展安全驾驶训练营项目、“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儿童环境保护家庭教育系列活动，分别从普及公民安全驾驶知识，强化安全驾驶意识，建立正确的道路价值观，和培育孩子养成良好的节能减排和安全出行的习惯入手，以求营造更加安全无忧的和谐汽车社会。

《汽车纵横》：为什么会选择这五个内容？

郭涛：“润”字可以形象解读我们五大责任之间的关系，左边的三点水，代表着企业社会责任经典理论中的三重底线，提醒我们必须履行最基本的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公益责任；而右边的“门”字里面的“王”字，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的“王道”在现代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意义，提醒我们重“德”、重“仁”、重“和谐”。五项责任是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缺一不可。

《汽车纵横》：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刀阔斧地改善环境与企业利益是相矛盾的。对于这些问题，作为企业如何看待？

郭涛：环境投资与企业经济利益之间的博弈是一直存在的问题，但是现实告诉我们，环境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只有改善环境，才能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企业作为社会一份子，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空间。

《汽车纵横》：作为中国品牌汽车企业，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谈“社会责任”是否显得有些奢侈？

郭涛：一个企业的成功在于为最多的人做最好的事，同时带来最少的伤害。将短期的企业收益最大化既不是首要也不是最重要的目的。企业要做的是投资市场，衡量所有股东、雇员、客户、供应商、社会团地和全球的价值，从而为包括股东在内的各方带来长期的、最大的收益。企业还得同样地关心和尊重它的客户，比如毫不动摇地承诺生产优质的产品，并公平合理地给产品定价。一家出色的企业也必须认真地对它服务的社会负以长期的责任，因为这些资源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

因此企业要想成功，必须把社会责任提高到企业战略高度。企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也打造了品牌，推动企业战略发展，同时也获得了百姓的信任，赢得潜在消费者。

《汽车纵横》：“获得百姓的信任，赢得潜在消费者”。有时候企业推广CSR项目给人以一种“作秀”的感觉，您怎么看？

郭涛：东风并非为作秀，首先，作为国内行业领先的汽车企业，东风汽车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确实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但是相较于其他企业而言，特别是外资汽车企业，东风与公众的沟通做的较少，加强传播工作，就是希望能跟公众及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度沟通；其次，东风汽车公司作为一家行业领先的央企，响应国家打造“责任央企”的号召、拉近央企与社会之间的距离，是我们开展社会责任传播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焦化除尘灰的反应性研究 篇10

1 试验研究条件

本试验采用的设备是武汉科技大学的HK-06A型手提式粉碎机、SDB型顶击式标准筛振筛机、煤粉反应性测定装置。试验煤样是某大型钢铁公司喷吹用的烟煤和无烟煤(1号为烟煤、2号和3号是无烟煤),焦化除尘灰取自武汉平煤武钢联合焦化有限公司。单种煤和焦化除尘灰工业分析见表1。

为探寻提高焦化除尘灰配比后混合煤样的反应性变化情况,设计了焦化除尘灰配比5%～30%的混合煤样方案,混合煤样中1号烟煤的配比设定为35%,6个混合煤样的灰分,挥发分,含硫量都符合高炉喷吹用煤要求[7,8]。混合煤样配比见表2。

2 单种煤样与混合煤样的粒度分布

不同粒度的煤粉反应性差别很大,粒度越小,反应性越好。高炉喷吹混合煤时要求小于200目的粒度比例达到70%～80%[9],为了能相对准确的反映煤粉在高炉喷吹时的反应性能,本试验测试的4个单种煤样和6个混合煤样粉碎要求为小于200目的粒度比例达到(72±2)%,单种煤样与混合煤样的粒度分布见表3、表4。

由表3粒度分布数据可知,当单种煤样小于200目的粒度比例达到(72±2)%时,由于单种煤样的可磨性差异导致小于325目煤粉所占比例不同。一般情况,煤化度高,可磨性差,难磨碎;煤化度低,可磨性好,易磨碎。1号烟煤比2号无烟煤和3号无烟煤的煤化度低,可磨性好,容易磨碎。焦化除尘灰的主要成分是焦粉,煤粉经过高温干馏收缩后,结构更加致密,硬度也变大 ,可磨性最差。因此1号烟煤小于325目煤粉所占比例最大,2号无烟煤和3号无烟煤次之,焦化除尘灰小于325目煤粉所占比例最小。

由表4数据可知,当混合煤样小于200目的粒度比例达到(72±2)%时,6个混合煤样小于325目煤粉所占比例差异很小,而且小于325目所占比例比单种煤样平均高5个百分点,混合煤样的粒度分布不是单种煤样粒度分布的加权平均。因为配入可磨性差的焦化除尘灰时,难磨的除尘灰在磨制过程中起到磨砂作用,煤粉进一步被磨细。试验结果说明,配入一定比例可磨性差的焦化除尘灰可以增大混合煤样中小粒度煤粉的比例。

3 煤样与CO2的反应性

本试验测试4个单种煤样和6个混合煤样与CO2的反应性,测试步骤参考煤对CO2反应性国标(GB/T220-2001)。测定反应后气体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以被还原成一氧化碳的二氧化碳量占通人的二氧化碳量的百分数,即二氧化碳还原率 α(%),作为煤对CO2化学反应性的指标。分别记录煤样在850 ℃、900 ℃、950 ℃、1000 ℃、1050 ℃、1100 ℃时二氧化碳还原率α(%)。

3.1 单种煤样与CO2的反应性

单种煤样对二氧化碳还原率α(%)与温度的关系曲线,即反应性曲线,如图1。

从图1的反应性曲线可知,4个单种煤样的反应性大小顺序为:

1号烟煤>2号无烟煤>3号无烟煤>除尘灰

其中1号烟煤反应性远大于2号无烟煤、3号无烟煤和焦化除尘灰。分析原因:其一,烟煤在干馏过程中分解产生大量的挥发分,使得烟煤干馏后气孔率增大,比表面积大,有利于CO2和C的反应;其二,煤化度低的煤气孔率高,有利于CO2和C的反应;其三,随着煤化度的加深,煤中碳逐渐变为石墨结构,反应性变小。煤焦的反应性一般随原煤变质程度的升高而降低,这一结论已被多数学者[10,11]接受。

从反应性曲线看出,焦化除尘灰的反应性略小于无烟煤的反应性。分析原因:其一,煤粉经过结焦收缩后,结构更加致密,气孔率更低,比表面积更小,不利于CO2和C的反应;其二,焦化除尘灰的挥发分只有2.79%,2号无烟煤、3号无烟煤的挥发分分别是7.66%、6.89%,焦化除尘灰干馏时产生的少量挥发分使得气孔率增大程度小于2号、3号无烟煤的气孔率增大程度。

单种煤样与CO2的反应性结果表明:焦化除尘灰的反应性和喷吹用无烟煤的反应性非常接近,这是研究焦化除尘替代部分无烟煤用作高炉喷吹的有利条件。下面试验将进一步研究配入不同比例焦化除尘灰后混合煤样的反应性。

3.2 混合煤样与CO2的反应性

混合煤样对二氧化碳还原率α(%)与温度的关系曲线,即反应性曲线,如图2。

从图2的反应性曲线可知,6个混合煤样的反应性大小顺序为:

混3>混2>混1>混4>混5>混6

混合煤样的反应性随着焦化除尘灰配比的增加先变大,后变小,混3的反应性最大。分析混1、混2、混3、混4、混5、混6,可磨性差的焦化除尘灰的配比分别是5%、10%、15%、20%、25%、30%。

研究表明[12],当将两种可磨性不同的煤混合磨制成混煤时,可磨性差的煤种的颗粒较粗,占了混合煤粉中粗颗粒的大部分,可磨性好的煤种的颗粒较细,占了混合煤粉中细颗粒的大部分。从表3也可以看出可磨性差的煤样在粒度较大的煤粉中比例较大。所以在混1、混2、混3、混4、混5、混6中,粒度较大的煤粉中可磨性差的焦化除尘灰比例逐渐增大,粒度较小的煤粉中可磨性好的1号烟煤比例逐渐增大。

1号烟煤在混1、混2、混3、混4、混5、混6小粒度煤粉中所占比例逐渐变大,粒度越小,反应性越大,而且1号烟煤的反应性远大于其它三种煤样,这是提高混合煤样反应性的有利因素。同时,反应性差的焦化除尘灰的配比逐渐变大,这是不利于混合煤样反应性的因素。当焦化除尘灰的配比小于15%时,前一个影响因素占优势,因此,混1、混2、混3的反应性呈逐渐增大趋势。当除尘灰的配比大于15%时,后一个影响因素占优势,因此,混3、混4、混5、混6的反应性呈逐渐减小趋势。

混合煤样与CO2的反应性结果表明:焦化除尘灰替代无烟煤的比例大于15%时,对高炉喷吹用混合煤的反应性影响明显。焦化除尘灰替代无烟煤的比例小于15%时,对高炉喷吹用混合煤的反应性影响很小,在这种条件下是可以用作高炉喷吹的。

4 经济效益

目前,焦化除尘灰的价格约700元/吨,高炉喷吹用无烟煤的平均价格约1200元每吨。按生铁年产量500万吨,平均喷煤比160 kg/t计。焦化除尘灰代替部分无烟煤进行喷吹,按最大配比15%计。每年节约费用为: 160×0.001×15%×(1200-700)×5000000=6000万元。焦化除尘灰代替一定比例的无烟煤用作高炉喷吹可以降低高炉喷吹用煤成本,给炼铁厂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5 结论

(1) 焦化除尘灰的反应性和喷吹用无烟煤的反应性非常接近。配制高炉喷吹用煤时,可用焦化除尘灰取代一定比例的无烟煤。

(2) 焦化除尘灰的配入比例适当,对高炉喷吹用混合煤的反应性影响不大,可以用作高炉喷吹。从反应性试验结果可知焦化除尘灰的配比小于15%时,用来喷吹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