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化阶段论文

泛化阶段论文（精选7篇）

泛化阶段论文 篇1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个体俱乐部里设置a、b、c3组训练对象, 共30人, 每组10人, 5男5女, 年龄在30~45岁之间, 之前从事体育运动较少, 对网球运动兴趣高, 主动性强。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相关文献与资料, 对相关训练背景进行详细了解和分析。

1.2.2 抽样实验法

共10节课, 每节课1 h, 一个教练分别同时对3组进行教与练, a组以击球数量教学为主导, b组以技术动作教学为主导, c组以击球数量和技术动作相结合教学为主导。实验时, 教练员隔网送球, 学习者全部用正手击球, 每人击球10个。在第1、4、7、10节课进行正手击球测试, 每次测试取各组平均击球成功数。

1.2.3 访谈法

实验结束后, 分别对各组成员进行采访和谈话交流, 了解其心理意图和观点意见。

1.2.4 数据统计法

用取平均值法进行数据统计。

2 结果与分析

2.1 实验结果

2.1.1 击球数量

强调a尽可能多的击球, 不强调技术动作, 以个人运动习惯和正常身体结构运用为主导。但是中间有技术的讲解和示范, 并不过分强调和重视。测试结果为5、3、6、8。

2.1.2 技术动作

动作的优美是心智和身份的代名词, 它是成年人初学者向教练员提出要求最多, 最频繁的词语。b学员在学习过程中, 特别强调技术动作的重要性。击球数量较少, 注重正手击球的动作结构。测试结果为2、4、3、6。

2.1.3 技术动作和击球数量并重

此法在教练运用中起主导, 而且是根据教材和科学研究最为有效的训练方法。充分合理的运用各种教学方法, 对初学者进行教学。对学员c测试结果为3、2、4、5。

2.2 实验分析

2.2.1 微观分析

从以上对a、b、c测试结果显示, 强调击球数量效果最为明显, 击球成功率提高快;而强调技术动作, 泛化阶段提高幅度有波动;强调技术动作和击球数量并重的科学教学法, 技术学习进步不明显, 泛化阶段无明显突破特征。可以看出, 对于成年人初学者来说, 有些教学方式显然不能够更有效地突破泛化阶段。通过对3人的询问调查, a表明“在工作之余打球锻炼身体, 挺舒畅, 击球回合多, 球与拍碰撞感觉好, 很有信心学习好网球技术”;b表明“技术动作老是出现问题, 挥拍很标准, 但是触球时就变形了, 而且球打的满天飞, 怀疑是不是动作错误”;c表明“感觉教练很有责任心, 很认真, 讲解送球很到位, 但是自己在打球时, 又想盯球, 又想动作, 想到这个忘了那个, 总是顾此失彼, 打的有些郁闷, 但教练很认真, 也不好说什么”。

2.2.2 宏观分析

第一, 从技术结构来看, 网球正手击球在技术的泛化阶段, 成人肌肉的外表活动往往是动作僵硬, 不协调, 不该收缩的肌肉收缩, 出现多余的动作, 而且做动作很费力。

第二, 从初学者心理状态来看, 成年人拥有自我的思维意识和训练形态, 多数是建立在他们对社会对体育的理解之上。在接受训练时, 过多的运用已知的身体意识, 动作迁移导致的负迁移相对较明显。其学习意图更多的是建立在成功体验上, 尤其是击球的连续性和数量上, 因此, 以击球数量为主导, 技术要求为辅或不要求更能满足成年人初学者的心理需求。

第三, 从教练员的教法来看, 对于成年人初学者, 以对其爱好的培养为主, 重点是其击球的连贯性和安全性, 使初学者通过球感的积累来进行网球正手技术的学习更为有效。高校网球训练中有人提出多球练习理论, 与注重击球数量有相通之处。针对该院“场地少、课时少、学生课后练习少”的实际情况, 在网球辅修课中采用多球练习, 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1]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一是从心理学形态来看成年人初学者对有效突破网球正手技术的泛化阶段有很多的无力感和身体的僵硬, 而对成功体验比较愉悦, 此处成功体验主要表现在击球回合次数上, 因此, 让初学者更多地体验拍与球之间的关系更能使其从心理层面突破泛化阶段。

二是从技术分析来看, 球类运动对球感要求比较高, 在网球中也就是网球拍触球的感觉, 技术层面是固定的, 比如:重心低, 击球由后向前向上等, 但这些技术动作如果没有球感作为支撑, 很难体验到击球的成功感。成年人学习初期, 练习次数少、时间短, 技术动作很难流畅和舒展, 因此, 注重触球数量, 避免过多强调技术动作, 能够更有效的突破泛化阶段。在初学时, 通过各种方法让网球在网上面飞起来, 这对学习网球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青少年学习, 则不鼓励此法。

3.2 建议

3.2.1 教学动机

成年人网球初学者往往急于追求成功击球体验, 由于其力量充分, 且身心素质比较成熟, 在学习过程中, 常常出现“练非所教”, 自我感觉错误动作良好。在其过程中, 鼓励并以积极性的语言进行正面评价, 其兴趣和主动性较强, 更多的应该是成功体验, 从学习中纠正其动机, 任何一项运动和学习,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保证击球数量的情况下, 增强成功体验, 循序渐进的进行学习网球正手击球技术

3.2.2 教学步骤

根据底线正手击落地球的技术要求, 初学者学习顺序为先进行徒手或持拍挥拍练习, 后进行正拍击球练习, 再由教练辅助进行单个技术动作的多球击球练习。该文建议对于成年人网球初学者来说, 正手击球学习步骤, 先从球感出发, 再有效地结合技术动作, 从而达到突破泛化阶段。

3.2.3 教学方法

训练方法往往多种多样, 根据实际情况有不同的应对策略。在俱乐部网球教学中, 对成年初学者的教学方法应该有个人的见解和异同。一是语言法, 采用积极的口头评语、鼓励为主, 抓关键词;二是直观法, 对成年人训练, 示范法最为有效, 他们大多能够从教练员的示范动作明白技术动作要领, 并进行有效的学习;三是练习法, 练习的方法有多种多样, 分为徒手动作练习与有球练习。对成年人来说, 有球练习为主要练习方法, 墙球和多球练习更能有效成为突破泛化任务的重要手段;四是反复演练提高模式, 如, (1) 打它便是了; (2) 目标训练; (3) 艰苦的实战演练。这几种训练方法是运动中常用的方法, 以击球数量为主因, 助其实现愉悦的成功体验, 合理运用各种训练方法, 因人而异, 因时而异, 从而更加有效地使成年人网球初学者突破泛化阶段。

参考文献

[1]梁华.多球练习在网球教学中的应用[J].河南大学体育部, 2011 (4) :65.

[2]陶志翔.网球运动教程[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7.

[3]刘庆贺.十步教学法在网球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 2012.

浅议“老师”称谓的泛化 篇2

一、老师一词的使用历史及现状

“老师”, 开始使用时是“老”与“师”两个词连用。“老”指年老辈尊。郑玄注《周礼·地官》“乡老”说:“老, 尊敬也”。“师”原指古代军队编制。《说文解字》:“师, 一千五百人为师。”引申为众人表率、率领众人的师长;《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唐代指教师这一职业。如韩愈《师说》:“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西汉司马迁《史记·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在这句话中“老师”指年老资深的学者。至唐代“老师”表示对僧侣的尊称, 如唐王建《寻李山人不遇》诗:“从头石上留名去, 独向南峰问老师。”五代时期, “老师”引申为对传授手工技艺者的尊称, 《新五代史·杂传·崔棁》:“其乐工舞郎, 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贾、州县避役之人又无老师良工教习。”金代“老师”指教授学生的人, 如金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伯安入小学, 颖悟非凡儿, 属句有夙性, 说字惊老师”。明清两代, 生员和举人对主试的座主和学官称为“老师”。如明王世祯《觚不觚录》:“至分宜 (魏忠贤) 当国, 而谀者称老 (师) , 其厚之甚者称夫子。此后门生称座主俱曰老师。”

20世纪新中国成立以后, “老师”称谓率先在中小学中使用作为对教师的尊称;50年代中期, “老师”代替“先生”在大学中日渐流行起来。“文革”期间, 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 “老师”称谓曾一度停止使用。至“文革”后期, 随着教学活动的恢复, “老师”称谓又开始使用。

近年来, “老师”已经超出其原有的教育领域, 在广阔的社会交际场合中流行。黄南松 (1987) 在北京就“老师”这一称谓的使用范围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 发现除教育界外, 文艺界、新闻界、广播电视界均不同程度的使用“老师”称谓。社会称谓语的泛化即指, “用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特征的称谓语称呼不具有这种社会关系特征的人”。用“老师”称谓去称呼非教育者, 就是一种泛化现象。现今, 随着社会的发展, “老师”称谓泛化范围越来越大, 比如电视节目中, 尤其是娱乐类节目, 歌手、演员等被主持人称作为“老师”;医院里, 小护士称呼护士长或老护士为“老师”;甚至在理发店, 发型师也被顾客和助理称为“老师”, 由此可见在当今社会上“老师”已成为通用的称呼, 呈现泛化的态势。

二、“老师”泛化原因

事物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老师”的泛化既有其词语自身的原因又有社会因素。

(一) 词语本身的涵义

首先“老师”一词的褒义色彩浓重。《现代汉语词典》 (2002) “老师”的定义为“尊称传授文化、技术的人”。“老师”称谓本身是与学识渊博、有修养、温文尔雅等心理印象联系在一起。自古以来, 老师便是学识、修养的象征。另一方面在交际中, 尤其是非正式场合, “同志”称谓显得太正式、太严肃, 带有政治色彩;“先生、小姐”又不流行, 且“小姐”发生语义降格让人联想起“妓女”或“三陪女”;“师傅”显得土, “老板”则流俗。与上述这些社交称谓语相比较, “老师”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更易于被交际双方接受并得以广泛流行。

(二) 社会文化心理因素

“老师”作为一种称谓也与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密切相连, 其指称的内容变动折射出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 反映了人们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生活的轨迹。古有云:“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尊师重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天地君亲师”作为中华民族祭祀对象的历史悠久, 以敬拜天地、祖先、老师为目的的民间祭祀铸成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旧时民间多设一“天地君亲师”牌位或条幅供奉于中堂。随着时代的发展, 虽然在“文革”期间, 老师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 被称为“臭老九”, 但文革之后, 伴随着社会科学文化的复兴, 尤其是在近些年在“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下“老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 具有“崇高、奉献”的色彩。称对方为“老师”, 在抬高对方地位, 充分表现出敬意同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实现了情感的沟通。因为个人总是有希望被社会承认, 被他人尊重的心理, 而“老师”这种称呼恰恰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 因而该称谓倍受爱戴。

综上所述, 正是由于“老师”词语本身所具有的褒义的感情色彩和符合社会文化心理的因素, “老师”在社会上出现泛化之势。但在上文所提及的文艺界、新闻界等社交场合中, 有没有专门的称谓语而非“泛化”的“老师”称谓用来称呼交际呢?这个问题就引出来了汉语称谓困境的难题。

三、汉语称谓困境

称谓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称呼才合适。“老师”称谓的泛化反映了汉语言语交际中存在着称谓难的现象。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在社交中出现了一些“无称可呼”的尴尬局面。学校、院系的行政管理人员、图书资料人员有的不知道怎么称呼, 只好统统称为“老师”。有些职业没有面称语, 人们不能当面称呼“王歌手、李演员”, 所以称呼为“王老师、李老师”, 这样既表现出了对对方的尊重, 拉近了交际双方的距离, 又避免了无称可呼的尴尬。大学里的研究生遇到男导师的爱人, 称“师母”就可以, 但如果是女导师的爱人, 而且有可能还没研究生年龄大, 又该称呼什么呢?总不能当着导师爱人的面就说:“您的爱人在哪儿工作啊?”, “爱人”并不能用来面称, 所以无称可呼严重影响了交际效果。

四、结论

“老师”称谓语的泛化反映出的当今社会称谓困境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社会交际的顺利进行。因此语言文字工作者和社会大众应当重视这一问题, 适当的创造和规范当前的社交称谓, 克服当前社交称谓的混乱和称谓困境现象。

摘要：社交称谓是在社交场合应用的称谓语, 反映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关系。“老师”是社会各界对从事教育行业的人员的称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由于称谓本身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人际交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老师”发生语义泛化, 成为一个流行于大众之间的普通称谓语。本文主要探究“老师”词义的演变趋势和泛化原因, 并由此引发对现代汉语称谓困境有关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老师,语义泛化,称谓困境

参考文献

[1]王娥, 扬清."老师"称谓的历史演变[J].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 2005.

[2]黄南松.非教师称"老师"的社会调查[J].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8.

“领导”称谓的泛化及其原因 篇3

社会称谓语的临时性和可变性促使称谓泛化现象产生。社会称谓语的泛化是指用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特征的称谓语称呼不具有这种社会关系特征的人 (苏静、路佳, 2002) 。“领导”一词属于社会称谓语范畴, 其社会关系特征是“带领并引导朝一定方向前进”, 那么, 用“领导”来称呼那些事实上并不直接“带领并引导朝一定方向前进”的人, 即用“领导”称呼非领导者就是“领导”称谓的泛化。

二.“领导”称谓泛化的具体表现

当前, “领导”称谓的泛化现象十分普遍, 不仅通行于行政机构内部, 也广泛流行于其他领域。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使用场合扩大。

人们认为, 只有较高的职业职称才适合作为称谓语使用, 以借此传递出对对方的态度, 而某些具体的职业名称只代表社会分工, 无法表示较高的社会等级。原本, 在一般情况下, 除了亲属专有称谓外, 通常只用表示性别标志的“先生”和“女士”两个称谓语称呼其他人, 具备特殊技能的人则有另外的尊称, 如“教授”、“老师”、“医生”等。进入二十一世纪, 用官职来称呼别人变得越来越普遍, 这种做法也被认为是最为礼貌、同时让被称呼者感受最好的。然而, 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行政工作并且有机会做官, 对于那些没有明确的行政职位、不能直接用官位来称呼的人, 人们一般也不直呼其名, 而是根据其职业选择一个与“官”有联系的称谓。在不能简单地称这类人为“某某官”以避免使真正的“官”感到权力受侵犯的情况下, “领导”一词由于自身的普适性成为很多人在各种场合常用的称谓语。被称作“领导”的人虽然不一定有实际官位, 但是“领导”二字无疑是对其身份的认同, 比直呼其名感觉要好得多。因此, “领导”一词的使用场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 来自同一领域的人, 职位低的称呼职位高的; (2) 来自不同领域的人, 尽管交际双方可能并不存在职位高低的差异, 但有时为表达敬意或者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往往也会选择“领导”这个称谓。

第二, 具体会话语境复杂。

人际交往的礼貌性原则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极受重视。但是, 受传统文化影响, 中国人在进行人际交往时注重的是“自谦”和“尊人”, 而不仅仅是西方文化中的“避免触犯别人”或“减少人际交往中的摩擦”。因此, “领导”这一称谓通常在以下几种会话语境中使用: (1) 用来称呼关系疏远的人, 借此拉近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减轻陌生感; (2) 用来抬高对方的身份, 以表现出对对方身份地位的肯定和敬意; (3) 在某些不便直说、不愿直说、不敢直说的情况下, 使用“领导”作为模糊称谓语, 含蓄又不失礼貌。 (4) 用来称呼关系极其亲密的人, 不管是否符合对方的实际身份, 只表达一种戏谑的意味, 从而达到活跃气氛的目的。

三.“领导”称谓泛化的原因

称谓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其发展、变化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 往往能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变化。“领导”称谓的泛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

第一, “领导”称谓自身的特点。

社会称谓语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是其发生泛化的根本原因, 为泛化现象提供了内在基础。对官位称谓的偏爱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贡献, 只要做了“官”就有知名度, 官越大, 知名度越高;一个人贡献再大, 只要没做官就难有知名度。“领导”这一称谓尽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地位有所不同, 但是在普通人心目中, 领导总是与“身居高位、大权在握”紧密相连, 代表着较高的社会等级, 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领导”容易使人们产生“名利双收、前呼后拥”的联想, 这一点恰好与当今社会某些人热衷追名逐利的心理倾向相契合。因此, “领导”一词的使用频率大大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 语言系统本身的发展、变化。

称谓语的使用及意义的演变是语言系统本身发展、变化的结果, 语言的变革与发展通过称谓语的泛化反映出来。称谓语作为社会人际关系的标记, 它的变化深刻地展现出一个社会语言系统的发展与变化, 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的影响与制约。一般说来, 社会的发展促使新生事物的出现, 从而产生新的语言行为, 这种语言行为既可以是新的语言形式, 也可以是赋予新义的旧的语言形式 (杨荣丽, 2003) 。从称谓语的角度来看, 一个词的新旧语义的使用与具体的语境有关。语言使用的具体环境及交际对象的性别、年龄、身份、社会地位、种族、信仰等等也不同程度地影响某些称谓的使用范畴 (杨荣丽, 2003) 。“领导”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也属于此类情况。除此以外, 称谓语的泛化还与词义内涵及外延的变化有关。“领导”这一称谓的含义从窄到宽, 由具体到一般, 朝着宽泛的方向发展。它的指称对象不再局限于“具有明确行政职位的人”, 而是被广泛、频繁地运用于各类人群的交往过程当中。

第三, “官本位”文化心理的影响。

“领导”称谓的泛化反映了“官本位”思想对整个社会的深远影响。“官本位”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为价值尺度去衡量人的社会地位, 反映了一定阶层的利益需求。“官本位”思想源于封建社会的权力崇拜和个人独断, 这种文化心理的产生与中国的皇权体制密不可分, 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传统皇权至上的体制使皇权通过官权放大、扭曲、变形, 官员成为特权阶层, 也把整个社会变成了特权社会。可以说, “官本位”思想催生了整个社会对权力和官位的崇拜与敬畏, 加之官员选拔制度以及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完善, 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的盛行, 官僚阶级更容易蜕变腐化、以权谋私。

封建社会“以士为尊, 农工商卑”, 对那些“学而优则仕”者更是崇敬有加。“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而读书的目的则在于参加科考, 中举做官, 封妻荫子, 光耀门楣, 这就促使很多商人在积累一定财富之后, 通过“捐官”等权钱交易走上仕途, 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人们看到做官有利可图, 自然对此趋之若鹜, 由此催生了“买官、做官、卖官”的恶性循环。

第四, 人们价值观念和心理因素的影响。

人们使用称谓语是为了建立起有利于自身、最大限度规避风险、获取利益的生存环境。称谓语的改变意味着整个社会价值观和利益流向的改变。“领导”称谓的泛化反映了人们对官位的顶礼膜拜, 不仅是尊崇官位本身, 更多的是对官位带来的荣耀和利益的尊崇。人们普遍认为, 做官就有特权、有名利, 因而争相加入追求官位的行列当中去谋取私利, 即使是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例外。表面看来, 他们的思想观念似乎足够现代, 其实内心有的只是对金钱、权力和地位的狂热追求, 接受高等教育只不过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捷径而已。总之, 整个社会对官位的盲目追逐和对官员身份的疯狂崇拜, 也是造成“领导”称谓泛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语

社会称谓语是一个敏感、开放的语汇系统, 它的泛化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领导”称谓自身所具有的特点、语言系统本身的发展变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心理因素都会推进其泛化进程。

摘要：社会称谓语是在社交场合应用的称谓语, 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 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具有泛化现象。“领导”一词属于称谓语范畴, 由于社会文化、语言系统演变及其自身特点等因素的影响, “领导”发生泛化, 成为一个流行于大众之间的普通称谓语。本文主要分析了“领导”称谓泛化的具体表现和泛化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领导”,泛化,社会文化,语言系统演变

参考文献

[1]高剑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称谓语的变化与发展[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08 (4) .

[2]苏静, 路佳.论称谓语的泛化[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2 (6) .

[3]扬清, 王娥.“老师”称谓的泛化及其原因[J].《汉字文化》.2005 (2) .

[4]杨荣丽.从个别称谓看语言及社会的变迁[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4) .

体制改革应当拒绝“泛化思维” 篇4

这个报告客观描述了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些特征,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很多概念仍要厘清。究竟如何理解和界定“既得利益集团”这个语辞?党和政府在工作文件中也强调“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民间更是经常将“既得利益集团”挂在嘴边,这不免让人纳闷,“既得利益集团”似乎每个人都觉得不属其中,它如同鬼魂般生长出来,无法对号入座。

报告将“转型陷阱”跟“中等收入陷阱”作了区别,这种区别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将含义做“窄”。其实“中等收入陷阱”完全包含所谓“转型陷阱”的所有内容。“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人均3000美金”的经济学阶段,更重要的是,它是具有社会学属性,即经济发展是有社会维度的,社会承受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只不过经济学家看不到这一点。举个简单例子,在房价疯狂的时候,人们论证房价不倒,他们会说:“货币疯狂增加,房价怎么会跌?”这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带来高通胀,即使政府顽固地不理会高通胀,也一定会有愤怒带来的社会冲击,在这种冲击下不动产是最脆弱的。所以,社会承受往往是经济政策最需要考虑的底线。

改革开放发轫于计划经济,官员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很大,但是没有市场,权力的价值很低。改革开放增加了产权保护和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确削弱了官员的部分权力,但由于社会没有形成权力制衡和透明化改革,保留在官员手上的权力的价值程度是火箭般上升,“官员是改革开放的利益受损者”的说法并不成立,因为权力占据了市场利益的制高点,它不仅自我补偿而且极大地增值了。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具有某种弱开放性的,它不是铁板一块,比如我们可以从公务员考试大军中理解这种弱开放性。这种弱开放性往往构成了某种维持力量:人们会不满地谈论,但又害怕变革,觉得这将失去更多。所以,真正的改革,就不能泛化而是具体的,既得利益集团在不同时空中有不同的形态,它可以定义为“阻碍透明化和自由度”的力量。

最关键的问题是,在这张网中,新的改革动力或者主力军在哪里?就像既得利益集团不是铁板一块,那么改革力量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不同时空下不同力量的不同面目。危机来临,必须要以变革应对。只有在这个时期,改革的力量和面目才会真正清晰起来。

论考试功能的泛化与异化 篇5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关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众所周知, 凡是有教育, 就一定有不同性质、不同目的、不同形式的考试。关于考试的功能问题, 一直以来倍受关注。考试之所以受到各方面广泛的重视和关注也正是因为考试本身具有许多特殊功能。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 考试的功能发生了局部乃至根本的变化———除继续维持考试本来应有的功能之外, 考试的功能还不同程度地被人为地泛化或异化了。

1. 考试功能概述

关于考试的多种功能, 有不同的观点。大致来说, 考试的功能主要有诊断和反馈功能、评定功能、预测与导向功能、激励与强化功能、甄别与选拔功能。[1]303[2]40

1.1 诊断与反馈的功能

通过考试和评卷能反馈教学过程的优劣得失, 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学校通过考试能够检测学生在知识和能力上的问题与不足, 给学生提供改进学习的信息, 给教师提供调整和改进教学的信息。这就是考试的诊断和反馈功能。

1.2 评定功能

考试能够评价、鉴定应试者在某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是否达到了规定的水平和标准。通过考试可以评价一个阶段的教学成效, 检测教学目的是否达到, 教学目标是否完成, 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这一点正是广大师生和家长所关注的焦点, 也是考试的主要功能所在。

1.3 预测与导向功能

选拔性考试、评价性的考试对指导教学有非常明显的导向作用, 考试的内容, 考试的重点, 试题的结构、类型及深难度都对教学起着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同时, 通过考试可以在了解学生现状的同时, 预测学生在学业上的未来发展趋势。

1.4 激励与强化功能

考试可以激励学生平时认真学习, 考前认真复习, 以争取考试的优异成绩;还可以刺激家长对孩子学习的关注热情。考试结果会不断激励教师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考试同时具有强化功能, 每次考试都会促使学生回忆复习所学的内容, 从而达到强化记忆之功效。

1.5 甄别与选拔功能

通过考试可以把学业优秀或能力突出的人才选拔出来。这正是中考、高考、各类竞赛、招聘考试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当然, 考试的上述功能要得以实现, 使考试真正达到高质量, 还依赖于考试过程的科学化与公平公正。

2 考试功能的泛化与异化

2.1 考试功能的放大

素质教育并不排斥和否定考试。考试在教学过程中有其不可代替的功能。素质教育同样也要借助考试来检测、评价和强化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同时, 除了考试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别的评价方式, 譬如提问、课堂练习、日常作业、动手操作 (实验、绘图、制作模型等) 、读书笔记、成长记录袋等。这许许多多的评价方式和手段也同样能够实现或部分实现考试的上述功能。即使是考试, 也有多种形式, 如标准化测试、主观题考试、闭卷考试、开卷考试、笔试、口试, 等等。然而, 基础教育的现状是, 冷峻的闭卷笔试部分或全部地取代了其它的评价方式, 几乎成为考试的唯一面孔。

在中小学教育中, 尤其是初、高中毕业班的教学中, 各种考试种类繁多、接二连三, 有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单元考试、模拟考试、月考、周考等, 还有所谓的期初考试, 意思是检查一下假期中学生的学习情况。种种考试, 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 教师们也是疲于应付。

以数学考试为例, 有调查表明, 城市小学六年级学生感到数学考试频繁的人数约有75%, 九年级学生 (初中毕业班) 的这一比例几乎达到90%。乡村初中毕业班学生的这一比例是初二学生的2倍。对学生而言, 考试次数多、考题和考卷的分量重、难度大成为他们的最强烈感受, “给我们留点思考的时间吧”成为大多数学生的呼声。

长期以来, 以考试为主的评价方式 (甚至有的学校已经把考试变成唯一的评价方式了) 越来越多地显出它的弊端, 并且对中小学生的学习负面影响大于其积极作用。现将以考试为主的评价方式的利弊简述如下:

(1) 考试唯分是举, 导致恶性竞争。这种评价体系明确告诫学生, 你想要升学, 并且想进入好学校, 你就要好好学习, 考出好成绩, 否则就要被拒之门外。学生一旦考试取得了优异成绩, 就会受教师的表扬, 家长的称赞, 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竞争, 也是一种激励, 有利于学生形成竞争意识, 鼓励学生积极进取。但是, 这种评价体系容易误导学生将考试成绩与能力素质等同起来, 导致学生全力以赴, 片面地去追求考试成绩, 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和心理上的压力。同时, 教师也被迫加大课堂容量和作业数量。对此若不加以正确引导, 将导致学生失去自主学习、个性发展的时空和平台, 严重摧残学生的身心健康。到头来, 成绩上升, 个性、特色消失殆尽, 千人一面、个个考分不低却能力素质平平。

(2) 偏重知识检查, 导致机械记忆。考试作为主要的评价手段, 学生对考试就不敢怠慢, 被迫进行考前的复习准备工作, 这无疑会促进知识的巩固和提高。同时, 通过考试, 可以检查分析学生对已学内容的接受、理解、掌握情况, 有助于了解“学情”, 改进学习方式、便于查漏补缺。但是, 这往往导致学生的学习方式是单一的机械记忆和死记硬背, 学生并没有真正理解所学知识的含义及其内在价值。

(3) 缺乏科学标准, 导致厌学弃学。考试作为主要的评价手段, 在以考试成绩对学生的能力实现甄别、选拨、淘汰的过程中给学生造成一种似乎公平、公正的事实, 考不好, 谁都不能怨, 只能怨自己无能。然而, 这样的评价手段欠缺科学性。我们不得不承认, 一份无论多么好的试卷都不可能全方位地考查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都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实践已经证明, 考试分数高低并不能代表学生的真实能力和知识水平。我们已经看到, 不少的学生因为成绩不理想, 遭到教师和家长的冷遇, 承受着各种压力, 因而丧失学习信心, 对学习产生畏惧感, 从此远离课堂、厌恶学习。

综上所述, 以考试为主的评价方式虽然有其可取之处, 尤其是在我国目前这种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但是, 这种评价体系正极大地影响着学生的学习, 过重的考试负担和作业负担使学生对学习疲于应付、缺乏兴趣和丧失信心。因此, 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考试的重要性, 不要一味地将考试的功能放大, 要把握好考试的频率和难度, 同时与其它评价方式一起, 建立科学合理的学习评价体系。

2.2 考试关注对象的窄化

近二十年来, 中小学生中很流行的一句话是:“考考考, 老师的法宝;分分分, 学生的命根。”足以见得, 考试成了教师惯用的招数, 甚至成为教师授课以外唯一使用的评价方式。对于考试分数的处理, 大多数教师都喜欢公布考试成绩和把考分从高到低排列出来。对学生的调查表明, 考试结果经常被当众公布并据此将学生排出名次, 城市小学和乡村初中“经常”或“总是”在全班公布考试成绩的比例在60%左右, 城市初中的这一比例已达75%。如下图所示:对于公布考试结果和依据考试结果排名次的做法, 70%的初中生和小学生感到不同程度的紧张、害怕或讨厌。

诚然, 分数是重要的, 教师和学生都喜欢高分,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 我们不能仅仅以分数作为尺度来衡量一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 不能打着“关注学生智力发展”的旗号只盯着考试分数, 考试的功能也不仅仅在于检测学生的学习情况, 不能把考试乃至教育仅仅归结为一个符号。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改革评价功能:改变以往过于强调学习评价的甄别与选拔功能, 发挥评价促进学生的发展、改进教师的教学等功能。中小学教师应关注考试过程中学生的各种具体表现, 如知识上的优势与不足、学生在考试中的心理状态;应关注考试后学生对考试成绩的反应、对错误缺点的处理情况, 真正有效地发挥考试的各种功能。

2.3 考试功能的异化

考试, 本来只是检测学生学习情况和教师教学效果的一种方式, 然而, 在基础教育的实际情况却是:学生考试的分数, 以及随之产生的单科或总分最高分、平均分、优生率、及格率、升学率等, 成为教师获奖、晋级, 学校评优、评重点等的重要指标。学生的考试分数往往决定了教师的年终奖金和福利, 学校的财政拨款、生源、名誉等等。一句话, 学生的考试分数成为决定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砝码。因此, 考试也就异化为划分学生等级、鉴别教师水平、决定学校名声的重要手段。

鉴于分数的重要性, 家长对好学校、好教师趋之若鹜, 学校、教师将好学生视为珍宝;家长整天关心的是学生各种考试的分数, 教师整天念叨的是考试和分数, 学校也把学生的考试分数作为检查教师教学质量, 对教师提拔任用及评优评奖的重要指标甚至演变为唯一指标。长此以往, 学生不堪重负, 教师无所适从, 学校压力重重, 教育质量势必滑坡, 后果不堪设想。

教育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 如果考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的发展方向, 那么这势必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和重视。如果说考试仅仅是影响了某个人或少数人的前途和命运, 那还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一般来说任何考试中总会有人是失败者。然而, 现行的考试制度可以说影响了一大批人甚至是一代人的前途和命运, 进而成为关乎国运兴衰的话题, 因此, 教育评价改革势在必行。

摘要：长期以来, 考试部分或全部取代了其他评价方式, 考试的功能不同程度地被人为地泛化或异化了。考试的弊端日趋明显:考试唯分是举, 导致恶性竞争;偏重知识检查, 导致机械记忆;缺乏科学标准, 导致厌学弃学。考试仅仅以分数为唯一关注对象, 并逐步异化为划分学生等级、鉴别教师水平、决定学校名声的重要手段。鉴于此, 本文作者指出, 教育评价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考试,功能,泛化与异化,教育评价改革

参考文献

[1]王策三.教学论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6.

体育新闻中军语泛化现象探究 篇6

一、体育新闻中军语泛化的表现形式

1. 固化为体育术语

通过长期的演变, 很多泛化的军语已经成为体育术语了, 对于这样的词语, 不光受众不一定会留意其中的军事色彩, 新闻报道者也不会有什么犹豫。如, “后卫”在现在的语言工具书中就有两个意项:军队行军时在后方担任掩护或警戒的部队;篮球、足球等球类比赛中主要担任防守的队员。 (1) “前锋”、“退役”等词汇与此类似, 也已成为专门的体育术语, 而“准星”、“弹道”等词则是通过体育运动组织公布的术语由军语固化为军事用语的。值得一提的是“中锋”这个体育术语, 词中有“锋”, 应属军语泛化;但军事语言中本没有“中锋”, 它是从“前锋”一词引申而来, 指的是球类运动中位置在中间的前锋之一 (这属于工具书的一般化解释, 实际体育项目中, 篮球、足球、橄榄球的“中锋”涵义又不尽相同) , 在这个军事语言中, 由军语泛化而来又固化为体育术语的词语起到了中介的角色, 而有了“中锋”这一词语以后, 有军事网站以“中锋军事网”命名, 则这一体育词汇也产生了语义泛化。随着时代的变迁, 类似“前锋”、“后卫”这样的词语, 现代战争中已经较少使用了, 作为体育意项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军事意项。

在不同的球类运动中, 由军语泛化而来的体育术语又出现了大前锋、小前锋、边后卫、中后卫、组织后卫、得分后卫等不同的引申称谓, 对相关体育术语的掌握程度已经成为考验球迷专业程度的标准, 新入行的体育记者面对这些术语切不可望文生义、凭空揣测, 而要多向专业人士请教, 完全理解不同术语的确切含义, 如果哪位记者在这方面摆了乌龙, 则免不了遭到球迷的取笑。

2. 军事成语泛化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战争、军事密不可分, 从兵书、典籍、史书、小说、戏曲等文化遗产中传承而来的军事成语和军事俗语不胜枚举, 《军事成语大词典》就收录了七千多条与军事相关的成语。 (2) 这些军事成语和俗语的背后留存着我们民族的记忆, 具有很高的社会文化价值。如, “一马当先”、“一夫当关”、“背水一战”、“排兵布阵”、“破釜沉舟”、“声东击西”、“捉对厮杀”、“兵来将挡”……军事成语在语音和构词结构上富有独特的美感, 平仄相间, 音调抑扬顿挫, 读起来朗朗上口, 将这些军事成语及俗语运用于体育新闻的写作, 在遣词造句方面省去了作者自造词语描述比赛场景的工夫, 符合体育新闻写作短平快的用语要求, 这些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成语出现在现代体育新闻报道中 (举凡赛前准备、赛况描述、赛果综述都有军事成语的身影) , 起到了提升体育新闻报道的重要性和趣味性的双重作用。

当然, 军事成语和军事俗语在体育新闻中的运用也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使用的频度过密, 甚至通篇充斥军事成语和调侃意味较浓的俗语 (如“令旗一挥”、“斩落马下”等) , 罕见精到的赛事分析和比赛细节, 行文就会流于圆滑, 通篇像评书演义, 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

二、体育新闻中军语泛化的成因分析

1. 战争隐喻

对于军事用语在体育新闻中的出现, 不少语言学者和社会学者用“战争隐喻”来解释, 在他们看来, Lakoff和Johnson关于隐喻无处不在的论断当然也适用于体育新闻领域。值得关注的是, 从主管部门、教练员到运动员乃至大众, 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战争的概念来看待体育赛事, 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隐喻性思维方式,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 如两国间的体育比赛常常被称为“复仇战” (中外的体育新闻中都不乏这一词汇, 在对抗激烈、观众众多的足球世界杯中, “revenge”一词经常见诸外媒) , 球员间的比赛对抗也成了两军交战, 体育又被称为“war”或“没有硝烟的战场”, 在不同文化背景国度的新闻词语中, 体育不约而同地被指称为一个“战争的场域。”

2. 历史原因

追溯战争和体育的起源, 二者的关系就非常紧密———从部落争斗的贴身肉搏, 到石器、冷兵器介入后的激烈冲突, 直至现代战争中的士兵训练, 体育的身影无处不在 (虽然“体育”这一称谓本身的历史没有那么悠久) , 部分体育项目如射箭、投掷、军事五项等, 本身就有战争的影子, 而马拉松等体育项目成因的叙事中也带有很强的军事色彩, 战斗、战争和体育如此密切的关系导致很多军事词汇泛化进入体育运动中, 如“备战”、“突击”、“对决”、“鸣金收兵”、“防线”等。很多军事用语本身也是从其他的全民体育用语转化而来, 如我国先秦时期的军事著作《尉缭子》中记载的“禽” (擒) 、“走”, 都是从带有运动态势的词进入到军事用语的。体育比赛中经常可见的“鼓舞”可以说是由军语泛化而来的, 这其中的“鼓”字本身也经历了祭祀用途的礼器、音乐载体的乐器、击打鼓的动作词汇到军事意义上的“击鼓使进” (《武议第八》:“将受命之日忘其家, 张军宿野忘其亲, 援枹而鼓忘其身”) 。 (3) 由此可见, 军语的形成、泛化乃至进入体育用语都是语言文字生成传播中的正常现象, 因而体育新闻中军语泛化现象并不因为战争隐喻和军事色彩而成为洪水猛兽。

3. 修辞需要

在论及军语进入全民语言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 体育新闻中的军语泛化现象是有其独特性的。在很多军事语言退出全民语言、行业语言的今天, 体育界和体育新闻报道中仍然存有很多带军事色彩的语言, 而且这个现象并非中国的独有现象, 除了前面提到的战争隐喻和历史因素, 还可以从体育新闻写作的修辞需要来进行探讨。体育新闻中泛化军语的本体与喻体间存在关联性, 体育与军事都带有英雄崇拜的色彩, 在古代英雄文化的审美意旨中, 孔武有力者旗开得胜是正常现象, 而白面书生纸上谈兵者不少, 登坛拜帅得胜回朝则是偶然事件。因此, 军事和体育的词语跨域远比其他领域来得自然, 有些跨域词语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得以固化 (如“挑战”、“后卫”等) 。

体育新闻军语泛化导致的词语“失范”有时候是新闻写作者刻意为之, 因为这种对规范的小突破可以带来新闻语言的生动和灵活。体育新闻写作谈及教练的具体阵型安排, 往往用“排兵布阵”这样的词语, 而“布阵”这个词在工具书中只有“摆开阵势, 布置兵力”的军事含义, (4) 没有教练布置阵形的意思, 因此这属于语义方面有突破的词语“失范”。但为什么这样的新闻报道大家都见惯不怪没有不安感呢?原因在于古代军事意义上的“布阵”并非大仙做法, 而是骑兵、步兵的一种阵形排列方式, 对于提升作战队伍的战斗力和士气是有实际作用的, 而现代体育运动中教练布置的阵形也有争胜和提升士气的作用, 因此这个军语的泛化是顺理成章的, 甚至我们不妨大胆设想, 随着这一词汇在体育新闻中的长期运用, 工具书会赋予这一词汇以体育意项。而像“轰炸机”、“原子弹”这样形容某一队员或某支球队威力巨大的军语, 虽然很难成为工具书的体育意项, 但因为其冲击力和感染力强, 如运用得当也不会给人突兀之感。 (5)

三、体育新闻中运用军语的注意事项

1. 不宣扬暴力

体育运动应是力与美的结合, 而非你死我活的争斗, 体育新闻写作中运用军语, 是体现体育运动竞技性和对抗性的需要, 也应是展现语言艺术、宣扬体育文明的需要, 战争尚且有维护和平的贡献, 并非一味宣扬暴力, 在体育新闻写作过程中, 更应慎用过于暴力的词汇和句式, 诸如“血债累累”、“血战到底”、“同实操戈”等词汇均不应在体育新闻中出现。在某些体育报道中, 把大比分战胜对方称为“血洗”, 而“血洗”的本义是残酷的屠杀, 语出杜甫《悲陈陶》诗句“群胡归来血洗箭, 仍唱胡歌饮都市”, 本是作者看到胡兵的箭上沾满了鲜血, 对安史之乱胡兵做乱生灵涂炭的痛心疾首之语, 它的语源意义反映的是一个悲痛千古的战败事件, 如在相关的新闻报道中运用这一词汇来形容比分落差之大, 凸显胜利者的英勇, 实属不当。

2. 注意体育报道的前瞻性

体育记者撰写稿件应具有前瞻性。我们国家的体育机制正从举国体育向全民体育转变, 新闻记者要推动这一趋势, 逐步淡化以往举国体制下的一些术语, 如“部署战役”、“集结令”、“高瞻远瞩”, 也应根据体育机制的转变, 慎用个人来指代某支体育队伍, 如女子长跑队教练姓马就称“马家军”、足球队教练姓朱就称“朱家军”, 这样的称呼对于队中的运动员来说是不太公平的, 因为队员并非教练的附庸, 他们的体育技艺和个性光芒不应因此被遮蔽。国际著名足球教练穆里尼奥个性鲜明, 带队成绩突出, 但一些新闻报道不顾他执教生涯更换多支球队的事实, 直接以“穆家军”来指称他所带的不同国家和城市球队, 这种称呼既是对球员的不尊重, 更无视了相关球队多年传承的足球文化, 属于军语的一种滥用。

3. 不用贬损性的军语

体育比赛中的锦标主义无疑是和体育精神相违背的, 在国际体育赛事中有很多选手因实力原因从参赛时就注定无法拿到冠军, 他们的参赛行为是值得褒扬的, 因此在体育新闻写作中使用“一败涂地”、“全军覆没”、“自投罗网”、“溃不成军”、“惊弓之鸟”、“兵败如山倒”、“败兵之将”、“丢盔卸甲”等词语来形容赛事的失败者, 难免有成王败寇之嫌。

4. 在国际赛事中慎用夸张军语

在国际赛事中尤应注意不宜简单套用战争逻辑。国与国之间的体育比赛, 争胜固然重要, 而对于国家关系的维护更不可忽视, 像“厮杀”、“歼灭”、“消灭”、“复仇”这样的军语在国际赛事中是不适合出现的, 尤其是一些历史上发生过战争或存在过民族矛盾的国家进行体育比赛时, 更不应将与体育比赛和体育精神无关的情绪带入体育新闻写作中。

体育新闻中出现的军语泛化现象, 无论从新闻修辞、社会文化还是心理机制层面进行分析, 都存在着合理性和必要性, 而了解军语泛化的生成机制, 慎重对待军语泛化现象, 善于运用军事语言, 对于体育新闻写作将会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袁影, 《论战争隐喻的普遍性及文化渊源》, 《外语研究》, 2004年第4期

[2].王文娟, 王文达, 《军事用语普泛化使用刍议》, 《现代语文》, 2010年第1期

[3].胡壮麟, 《认知隐喻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屈轶, 张煜, 《军语泛化现象透视》, 《职业时空》, 2007年第3卷第10期

汉语儿童早期词类泛化现象综述 篇7

一、汉语儿童早期词类泛化特征

(一) 词类泛化种类

李宇明 (1998) 指出词义泛化有两种情况, 一种称为“单一泛化”, 即儿童完全根据从原型中提取的若干特征进行所指迁移, 其结果是某词语的所有指称对象都包含一个或几个公有语义特征。例如, Moore (1896) 指出, 儿童将“苍蝇”的[+大小]界说特征, 过分扩充到“一点灰尘, 所有的小昆虫, 自己的脚趾, 面包屑, 一只癞蛤蟆”这些对象上。另一种称为“混合泛化”, 即儿童只是将从原型中提取的若干个特征使用在某些新的对象上, 而将另外的一些特征用于另一些对象上, 混合泛化的结果是, 某词语的所有指称对象不包含一个或一束公有的语义特征。例如, 一个一岁半的儿童开始用“踢”来指自己踢一个静止的物体。后来, 他将“踢”也认作是, 一只猫爪的附近有个球, 翅膀扇动的飞蛾, 自行车的轮子撞着一个球或者自己抛丢某物。彭小红、刘玉兰 (2008) 对儿童名词概念的掌握过程及出现的词义泛化现象做了分析研究, 发现名词泛化现象普遍存在, 且一般为单一泛化, 并且还用范畴理论部分解释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二) 词类泛化顺序

研究表明, 儿童可以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习得语言, 这个过程是自然发生的, 儿童从出生就开始进入到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儿童习得词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儿童往往最先习得名词, 根据学者统计, 在早期儿童习得语言过程中出现的泛化也以名词的泛化最多。因此, 一般认为, 早期儿童在习得语言单位的顺序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因此泛化的顺序也应具有相应的一致性。肖玲 (2007) 等人对北京话儿童1;2至3;6岁语料中泛化情况进行分析统计, 结果与该观点一致, 同时, 泛化顺序也与语义、语法范畴在认知处理上的难易度密切相关, 即认知处理的难度越大, 泛化出现的时间越晚。与汉语儿童发生词类泛化现象有所差异的是, 在2岁至3岁半时期, 是英语儿童对动词过去式词形变化产生泛化最多的时期。Clark (2003) 英语儿童在学习动词过去式的形态变化时, 多出现规则泛化, 儿童在一开始会习得大多数过去式动词的词形变化规则V+ed, 从而将该规则也大量泛化应用到不规则动词上面。比如go的过去式为went, 而儿童通常会泛化为goed,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儿童会逐渐正确的表达出不规则动词的正确形式, 泛化错误逐渐减少。

二、汉语儿童早期词类泛化原因

(一) 相似性

Clark (1973) 较为关注词类的泛化现象研究, 她强调明确、客观感知特性作为基于词应用的标准。她认为儿童在早期语言习得过程中, 过度泛化是儿童早期词汇获得过程中出现的典型现象。大多数泛化使用的词汇与形状的相似性有关, 或者是其他物理相似性, 比如动作, 声音, 味道, 大小或材质。Devillier (1978) 认为泛化对象之间存在着可感知的事物属性的相似点, 如形状、运动、声音、大小、质地、气味等, 是不同范畴事物得以泛化的原因。杜映 (2003) 对汉语儿童早期词义进行分析时, 发现儿童会对梨、苹果、橙子、核桃等外形是圆的, 可以吃的事物叫做“果果” (此处应理解为水果) , 但对水果香蕉命名为“蕉蕉”, 这是儿童对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总结。“家族相似性”即将具有某些相似或重叠特征, 但具有细微差别的一组对象归为一类, 并用一个词来表示这种概括思维。

(二) 词汇量

词汇量是导致泛化现象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儿童受所习得词汇量的限制无法准确表达事物时, 则会发生词汇泛化。Clark (1973) 认为种类与词汇量也是造成儿童早期词汇泛化使用的原因之一。她认为泛化现象的产生与儿童自身的交际目的有很大关系, 因为未习得更为合适的词, 所以儿童会使用一个相近的词语来代替正确的词。邹立志 (2008) 认为儿童面对一个事物, 如果用已有习得的词去称说, 儿童就直接提取这个词, 不会发生泛化, 如果没有已经习得的词, 则可能泛化。早期词类泛化现象的发生, 是因为儿童习得词语数量有限, 而这些有限的词语需要承担太多的指称功能。

(三) 认知水平

语言与认知的关系紧密联系, 儿童词类泛化现象的发生与儿童认知水平不足以及经验缺乏同样具有很大的关系。杜映 (2003) 认为儿童在词义上的添加或缩减说明这一阶段儿童不再完全接受成人的影响, 他们自己的认知活动也参加到词义的形成中。从儿童的认知发展过程中来看, 儿童优先发展形象思维, 因此对词语的把握最开始主要通过其外在特征, 根据外在特征的相似性进行词义的把握, 因为容易发生泛化。随着年龄越大, 认知能力的增强, 儿童对词的把握也越准确、越丰富。儿童的认知水平不足导致他们从原型上获取的语义特征不完整, 李宇明 (1994) 在讨论儿童语言的发展中, 对儿童词义的泛化、窄化和特化进行了描述, 他认为儿童的词义泛化的表现是词语的指称外延超出目标语言的范围。从语义特征上分析, 词义泛化是由于儿童对词的语义特征掌握过少造成的。周国光 (2001) 则认为儿童由于没有掌握词语的原型特征范围, 因此儿童可能会发生泛化或窄化。

(四) 交际目的

Bloom (1973) , Anglin (1977) , 与Nelson (1979) 等人将过度泛化视为发生在早期言语中儿童与成人之间联系之一。Nelson (1974) 认为, 功能特征是早期词使用的主要决定因素。Leopold (1939—1949) 认为词汇泛化现象是出自儿童自身的交际目的, 他对自己的两岁大的女儿进行了长期的语言上的跟踪调查, 记录了每一个泛化的案例, 词汇泛化数量为20个, 结果发现, 随着儿童学会了更合适的新词语, 那么这个事物将不会发生词语泛化。李宇明 (1999) 认为, 儿童的语言水平的发展总是滞后于儿童的语言表达需要, 为了满足语言表达需要, 儿童会采取某种策略。肖玲 (2007) 对早期儿童对词汇和语法结构的使用泛化现象进行了研究, 她认为泛化是儿童在自身交际目的的强大推动下, 在利用概括和类推这两种策略习得语言的过程中, 儿童受到自身多种因素的制约所产生的语言现象。

三、汉语儿童早期词类泛化方式

(一) 语境匹配

Werner (1948) 强调情感反应、行动计划和在孩子的特殊词汇延伸的情景语境的重要性。根据已有文献中的汉语儿童词汇泛化现象语料, 魏锦虹 (2005) 在解释儿童理解词义策略中提到, 儿童在学习词义时会使用语境套用策略, 当妈妈给2岁10个月大的儿童K讲故事时, K理解词语“记号”的意思是“画个X”。到后来K将自己看到的所有X都叫做“记号”, 后来在成人的帮助下, 他逐渐理解了“记号”的标记含义, 除了“X”, 其他符号也叫做“记号”, 但是对“记号”的抽象类意义“引起注意、帮助识别”缺乏认识, 以至于在3岁时将自己腿上蚊虫叮咬的痕迹也叫做“记号”。语境是语言表达和交际的环境, 语言情境对于儿童话语输入以及输出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二) 事物整体原则

研究者根据儿童词汇学习现象提出整体假设, 即儿童假定新词指称的是整个的物体, 而不是物体的某个部分或者其属性。认知心理学研究也表明, 人类视觉信息加工存在整体优先性。邹立志 (2008) 在《儿童早期词汇—语义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中, 通过跟踪调查法, 对儿童早期的词汇—语义系统进行分析, 其中, 对儿童的语料分析中提到, 儿童在词语理解时使用“事物整体假设原则”优先的策略, 他们会把在某个情境中听到的一个语音形式跟情境中的一个凸显事物相对应, 当儿童看见有人举出一面红旗, 说“欢迎!欢迎!”儿童之后则会用“欢迎”来指红旗, 而不会指“欢迎”这样的动作行为。他还指出, 词义泛化因为有强大的指称功能, 因此成为儿童解决有限的词汇量和无限的表达范畴之间矛盾的最便捷的方式。

(三) 原型理论

原型范畴理论是认知语言学中一种重要理论, Bowerman (1982) 认为, 儿童为每一个词语找到相匹配的原型, 然后以原型表征所蕴含的内容与语音等外在特征共同记忆, 之后, 对于包含这些基本特征中一项或多项特征的事物, 他们都会用该词进行称呼。李宇明 (1998) 运用原型理论对儿童习得词义进行解释, 儿童最初掌握的词语, 都与特定的对象相联系, 具有专指的性质。这一特定的专指对象, 就是儿童掌握的该词语的原始模型, 简称原型 (Prototype) 。儿童根据原型所提供的词语信息, 利用一定的词义发展策略和能力, 从而发展自己的词汇水平。儿童在原型中不断提取特征, 然后应用到新事物中去, 最开始在原型身上提取的特征较少, 并且不够精准, 因此会出现词汇泛化现象。随着认知的不断调整, 儿童的泛化现象则会慢慢消失。

(四) 语义相似特征

Leopold两岁的女儿Hildegard, 先用“tick-tock” (滴答滴答) 来指称她父亲的手表, 后来用这个词指称时钟、所有的手表, 再后来指称煤气表、绕在卷轴上的消防皮带, 最后用它来指称浴室里的圆盘温度表。由此可见, Hildegard从父亲手表这个原型身上所提取的的语义特征, 是[+圆形+盘状], 所以用“tick-tock”来指称一切圆形盘状的东西。关于词义泛化现象, Clark (1973) 提出语义特征假说SFH (semantic feature hypothesis) , 根据这个假说, 指示词的意义由与词相关的语义特征组成 (例如:四条腿, 吠叫, 等, 对于狗来说) , 这个词被应用到标签的任何对象具有这些特性;语义特征因此通过SFH被视为决定词汇延伸的重要成分。SFH暗示着在词汇发展过程中, 儿童使用的最早的语义特征来自于指示物的感知属性的解码, 以及儿童早期获得的更为普遍的语义特征 (例如:四条腿的属性在吠叫属性之前获得) 。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