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泛化

文化的泛化（精选8篇）

文化的泛化 篇1

摘要：亲属称谓的泛化, 是汉语中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 与我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隋唐演义》是清朝著名的长篇白话历史演义小说, 其中亲属称谓“兄 (哥) ”的泛化使用反映了宗法制度、礼让文化、家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在语言中的影响, 透视出当时的家庭制度和社会关系。

关键词：《隋唐演义》,“兄 (哥) ”的泛化,文化内涵

亲属称谓的泛化, 是指用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关系人员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亲属称谓的泛化, 与我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古代宗法制度使中国人的心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家本位”思想, 再加上我国崇尚的礼让文化, 使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为密切双方关系, 缩短彼此间心理距离, 实现交际目的而广泛地运用泛化亲属称谓。

《隋唐演义》是一部长篇白话历史演义小说, 塑造了众多忠孝仁义的英雄形象, 英雄之间称兄道弟, 体现了我国古代社会重要的文化特征。“兄 (哥) ”, 在《隋唐演义》中泛化使用的较多, 本文拟对“兄 (哥) ”的泛化用法加以分析并阐释其体现的文化内涵。

《隋唐演义》中“兄 (哥) ”的泛化用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对江湖上声望和地位较高者的敬称。如:

张公谨摇手大叫:“……此乃素常闻名秦叔宝兄长。” (第十二回, P99)

伯当又问:“兄在此曾会单二哥么?……” (第九回, P70)

第一例, 是张公谨对秦叔宝的称呼, 第二例, 是王伯当对单雄信的称呼。秦琼和单雄信是《隋唐演义》中的两位核心英雄, 江湖上的声望极高。

古代社会中讲究“序”, “长幼有序”、“传长不传幼”, 因此, “长兄”在家族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故“兄 (哥) ”这一称呼, 在社会交往中亦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 表现对称呼对象的尊敬之意。

2. 对地位较低或年龄较小者的

敬称。如:

叔宝道:“二哥且慢着, 我还不去。” (第七回, P52)

雄信道:“动问仁兄, 济南有个慕名的朋友, 兄可相认否?” (第九回, P66)

“二哥”, 是秦叔宝对饭店老板的称呼。古代社会中, 饭店老板在社会中的地位极低, 秦琼与此人称兄道弟, 表现出他个人修养及对对方的尊重。“仁兄”, 是单雄信对秦叔宝的称呼。这时, 秦叔宝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卖马者, 而单雄信对一个素不相识的穷苦卖马者称呼“仁兄”, 体现出他的礼貌和修养, 表敬语素“仁”, 更表现出他对对方的尊重。

儒家文化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 “礼”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 不同于“礼貌”, 其本质是等级制度, 讲究长幼尊卑有序。不同辈分和社会等级的成员, 其地位尊卑有着差别, 决不可混淆。但过分地强调尊卑, 必定使社会秩序遭到破坏, 社会的和谐也将不复存在, 故“让”文化应运而生。《礼记·曲礼上》:“夫礼者, 自卑而尊人。”它要求在恭以待人的同时要谦以待己。《隋唐演义》中, “让”文化随处可见, 年长者对年幼者或地位较高者与地位相对低者亦称兄道弟。

3. 对素不相识之人的称呼。如:

这小子方才喜欢道:“你就是秦叔宝哥哥么?……” (第三十七回, P310)

叔宝举手问道:“列位老哥, 蔡太爷怎么这早晚不坐堂?” (第六回, P47)

“哥哥”, 是罗士信对素不相识的秦叔宝的称呼。“老哥”, 是秦叔宝对衙门中戏耍的少年的称呼。

古代社会中,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 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家与国“同构”, 因此形成了家庭通天下的传统文化。受到家天下的传统文化的影响, 人们心中形成极强的家庭观念, 故在社会交际中, 和自己关系亲近的人便想纳入自己的家庭组织。《隋唐演义》中, 即使陌生人, 路途相遇, 彼此亦称兄道弟,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亲近之意。这是家文化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的体现。

《隋唐演义》中亲属称谓“兄 (哥) ”的泛化使用, 反映了宗法制度、礼让文化、家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在语言中的影响。通过对其研究, 可反映清朝初期泛化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 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泛化亲属称谓的使用情况, 为泛化亲属称谓的断代研究和宏观研究提供素材。同时透过亲属称谓的使用, 可以透视出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 并了解当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变化。

参考文献

[1]褚人获.隋唐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2]袁庭栋.古人称谓漫谈[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3]张希玲高政锐.《水浒传》中拟亲属称谓文化特征初探[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6.

文化的泛化 篇2

【关键词】职业教育/泛化/职业教育延伸/培训/学徒制随着素质教育这一时髦的词汇被引入教育以来，在各种教育研究的论述中如果没有素质一词的使用似乎成了一种落后的观念。职业教育也不例外，在近几年的职业教育的研究中，素质一词的使用频率也在不断地攀高，刚引入且得到推广的“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和CBE等教学模式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为了达到素质教育的目标，无论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无不对学生开出了庞大的、系列化的教育内容清单，一种我们自己都无法描述、解释不清的理想化的教育目标追求在教育界快速地膨胀起来。职业教育似乎对这一问题更为显著，无论中职还是高职，所提出的教育目标所涉及的知识范畴和能力要求，可能是一个人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标与境界。然而无论是高职还是中职教育，学生的学习时间毕竟只有短短的三年，这既有时间的约束，还有正规学校教育成本的约束，在三年之中我们要培养一个理论知识上似乎可以赶上专科或普高，在实践能力上可以达到高级工或中级工所需要的能力在现实中却是天方夜谭，通识教育已走到了职业教育的前列。这种理想化的追求实际上把职业教育进到了泛化，之所以称为泛化，是因为任何专业教育实质上都是职业教育，好像这样的教学目标追求可以使学生能够得到更强的能力，能够更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更高要求。而现实的实际却是学生就业难，企业更不满意。职业教育追求教育内容远离具体的岗位知识和能力的这种泛化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还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呢？这不仅涉及到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涉及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问题。

一、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我们之所以提出职业教育的类型，或者说职业教育的概念，是因为职业教育应与职业紧密相关，职业教育应培养学生具有相应的职业能力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目标，而且职业能力中的职业是具有某特定范围的，它应直接对应于社会生产（广义的生产）相关的岗位或某类岗位。因为不存在没有岗位的职业，培养职业能力是职业教育的本质所在。职业能力不仅存在于我们目前所认为的职业教育之中，也存在于任何的专业教育之中，包括我们所说的普通高等教育。关于职业教育的本质问题，笔者已在相关文章中作了探讨，并提出了职业教育的标志：完成初始职业化，在这里不再过多地赘述。

既然是职业教育，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过程中，就必须参与特定的职业活动或至少是在模拟的职业情境中使学生对已有的知识、技能、态度等进行整合并内化为某职业的具体岗位能力。但是职业教育的泛化，使职业教育本应追求的教育过程受到了更多的批判，以人的全面发展、以人的未来学习能力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职业教育观念似乎已占了主流，通识教育的泛职业化理念已得到不少人的认可。通识教育最早是由纽曼提出的，通识教育就其是各种学科都要具备的、公民的、广泛的知识讲，它是通识教育；就其是所有公民都应具备的理智能力和一般知识讲，它是普通教育；就其基于人性，以人性为目的教育而言，它是人文教育。是不是在这种广泛知识的教育中，可以使人得到一种基本的技术实践能力呢，徐国庆在其《试论职业教育专业课程的展开顺序》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否定。反过来讲，即使我们把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在针对某岗位群，而不是某具体的岗位，职业教育应追求的是什么，知识在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中才能内化为个体的职业能力，因为在职业教育不断泛化的背景下，职业教育走向了知识化，而非职业能力的养成上。我们说转岗能力也好，进一步学习能力也好，适应能力也好，这些能力的培养是否在狭窄的职业教育过程中，即以某岗位的岗位职业能力为具体培养目标，或者说是教育方式下，学生就难以具备这些发展能力呢？其实，即使从一种狭义的职业教育作为出发点，或课程的组织方式，其转岗适应能力也未必就差。如机械维修工，如果某个体精通于维修机床，当他转岗到汽车、纺织、食品等行业来做维修工是极其容易的，因为机械维修的故障判断、修理过程所涉及的思维方式与操作过程是极其相似的。再比如一个精通车床操作的车工，他若转为一个铣床操作工，或一个磨床操作工等其它机床操作工并不是什么难事，甚至是在对设备的具体熟悉过程中，就基本可以胜任。如果说当个体不能进行转换，可能是所涉及到的其它基础能力太弱，如计算能力、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应用能力等，如果是这样，那只能说明我们所设计的职业教育的文化基础太低，它不能达到这类岗位的基本要求，这时就应当提升这类职业教育的基础层次。由于不同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不同，职业教育的基础层次也应当有所区别，在职业教育期间不断地强化基础文化知识教育也是职业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职业教育基础层次设置得很高，我们也不可能在短短的3年之间就能完成个体一生所需知识和能力的培养。它更需要个体在今后的一生中不断学习。我们不能一方面高喊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终身学习者，而另一方面总是在试图努力在短

短的3年之间就把一个人一生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都培养出来，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需要更高的成本。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在学生职业岗位能力的养成过程中，把这种学习过程内化为学生学习的一种学习方法、一种思维过程，在今后的转岗等过程中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应用的、可迁移的学习能力，这是职业教育应当追求的目标之一。

二、职业教育泛化的原因分析

职业教育既然是针对某岗位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教育。为什么职业教育的泛化在各种教育理念的支持下似乎已成为一种主流的声音呢？其实，这是目前我们所说的职业教育一种无奈的选择。首先，我们可以从职业学校的现状进行分析。目前，我国的职业学校主要是由高职学院、普通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所组成。高职学院大多是过去的普通中专所改建，与普通中专的教学模式有着无法分割的历史渊源；而过去的普通中专的培养目标是技术员，它的教学内容与培养模式与普通高等教育又具有极其相似之处，而且大多数学校的教学设施，尤其是涉及工业企业生产的教学设施，离能真正地开展职业教育相距甚远。职业高中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由大跃进方式形成的，其教学设施的落后程度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学校就不具备职业教育的基本条件。最具有职业教育特征的是技工学校，但技工学校（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技工学校）由于企业转制等各种原因造成严重的经费短缺，设备更新缓慢。同时，近十年之中，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一直不强，就业弹性就全国而言在某些年还是负数，学生就业难的客观现实使技工学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技工学校不得不放弃这种传统的领域，向第三产业拓展。在这种情况下，技工学校的职业教育特征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削弱了。其次，从职业学校的师资看，进行以岗位能力为基本目标的培养也难以达到要求，对“双师型”教师的大力呼唤就是师资状况的一个确切的反映。第三是职业学校的运行机制的影响。收费上学，学生分摊教育成本后，学生规模的扩大无疑成为职业学校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有了规模，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但问题是，对学生的收费标准是由政府规定的，学生规模的扩张所得到的收费难以弥补真正开展职业教育所需要的经费缺额。在这种背景下，以基础能力为培养目标的思潮无疑为职业学校摆脱困境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出路，得到许多人的认可成了必然。

职业学校的泛化虽然给职业教育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如不具备基本的上岗能力等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积极的一面。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庞大的教育适龄人口是一个基本的国情。在学适龄人口庞大而教育经费不可能无限增长，要使更多的适龄人口接受职业教育，或者说哪怕是一种基础的专业教育，或是一种职业引导教育，也是对我国人力资源进行开发的重要渠道。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但也必须做出一种选择：大力发展真正的职业教育，教育成本高，在现有的经济支撑能力下，只有少数人得到专业教育。或者大力开展基础专业教育，在经济支撑能力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使更多的适龄人口接受到基础的专业教育。这种选择是不依我们的规划，我们的设想为转移的。这是社会经济对教育制约的一种表现形式。市场规律无时不在影响着企业、个人和学校的决策。

目前，虽然职业教育泛化的问题是广泛的，但在不同地区，它所表现出来的趋势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学校自主办学面临社会经济状况而做出的一种选择，而正是这种多样化的选择，才满足了社会和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支撑能力强，就业岗位相对充足，职业教育的泛化问题就不是那么严重；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支撑能力脆弱，就业岗位严重不足，职业教育的泛化就相对具有市场。我们无法判断这两种教育理念孰是孰非，哪一种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即使是人力资本理论代表人物舒尔茨和韦尔奈的实证检验也只是局限于教育在培养个体农场主的适应不平衡能力中的作用，也并未涉及教育如何提高流水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这一问题。关于学校教育是否可提高产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至今尚未有严格的证明，目前只有证据显示，更多的学校教育与较高的收入相关联。这说明，提高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对职业教育的这种泛化，我们无须更多的担心。

三、学校职业教育的延伸

虽然我们无须担心职业教育的泛化问题，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学校教育与企业的具体岗位职业能力协调起来，或者说衔接起来。因为，只有在对口就业时，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在工作中得以应用，才能显著提高生产率，在对口就业不畅的情况下，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在非对口岗位如何才能快速地成长为岗位合格人员，这一问题仅靠教育系统是不能解决的，最好的一种途径是广泛地开展企业的岗前或在岗培训。然而对企业来说它们更注重追求利润，只有当他们觉得培训投资有利可图时，或者当他们的培训投资不需太多的投资成本时他们才愿意投资于员工培训。因为，企业投资培训也面临着风险，对员工过多地提供培训，当受培训人员培训后未对其很好工作就离开企业时，企业就会损失投资。关于受培训员工跳槽所引起的劳动关系纠纷问题在各种媒体屡见不鲜。即使法律健全的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从目前看，实力较强的企业，由于其实力对员工吸引力强，对员工的职前和在岗培训已引起广泛重视，但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由于经济实力以及对人才的吸引力弱，对员工的培训还微不足道。但是，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会增加就业人员的快速流动性，人员流动得过快，延长了就业人员成为岗位熟练者的时间，降低了人力资源开发的效率，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对职业学校学生的出口问题也影响极大。我们应当通过职业教育的延伸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应强制所有的学校都面向更具体的工作岗位进行教育，也不应对企业采取严厉的培训程序来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至少可以有两种途径。

第一，大力发展独立的培训机构。从目前看，需要技能培训的不仅是刚从校门出来的学生，我国存在的大量失业、下岗人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急需转岗和再就业培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这一问题可能更为严峻。因此，我们应建立一定区域的技能培训中心，这一技能培训中心以区域的产业结构为依据来确定具体的培训项目，通过短期培训来缩短学生从学校到企业的适应过程。引入培训机构这一中间环节，有以下几点好处：(1)独立培训机构的专业化和针对性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为企业提供适需的劳动者。(2)学校主要从事专业基础教育更易发挥其规模效益。(3)可以减少学校设备投资的浪费，因为，学校设备往往只能用于在校的少数学生，中间培训机构可以更广泛地用于社会失业、转岗的人员再培训。(4)有利于缓解企业与就业人员在培训问题上的纠纷，尽管在培训中，个体负担了更多的成本，但这种成本能够在进入企业后，由于其熟练程度高而增加收益来得到弥补，这实际上也是企业最易接受的雇佣形式。(5)由于独立培训机构的培训可以给从业人员工作能力一个明显标识，比企业培训更有利于劳动者的流动，这样的流动对企业没有损失，但是企业所能支付的较高工资实际上也是对职业教育的投资。这种中间独立培训发展的经验，在我国的香港以及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都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浅议“老师”称谓的泛化 篇3

一、老师一词的使用历史及现状

“老师”, 开始使用时是“老”与“师”两个词连用。“老”指年老辈尊。郑玄注《周礼·地官》“乡老”说:“老, 尊敬也”。“师”原指古代军队编制。《说文解字》:“师, 一千五百人为师。”引申为众人表率、率领众人的师长;《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唐代指教师这一职业。如韩愈《师说》:“师者, 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西汉司马迁《史记·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在这句话中“老师”指年老资深的学者。至唐代“老师”表示对僧侣的尊称, 如唐王建《寻李山人不遇》诗:“从头石上留名去, 独向南峰问老师。”五代时期, “老师”引申为对传授手工技艺者的尊称, 《新五代史·杂传·崔棁》:“其乐工舞郎, 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贾、州县避役之人又无老师良工教习。”金代“老师”指教授学生的人, 如金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伯安入小学, 颖悟非凡儿, 属句有夙性, 说字惊老师”。明清两代, 生员和举人对主试的座主和学官称为“老师”。如明王世祯《觚不觚录》:“至分宜 (魏忠贤) 当国, 而谀者称老 (师) , 其厚之甚者称夫子。此后门生称座主俱曰老师。”

20世纪新中国成立以后, “老师”称谓率先在中小学中使用作为对教师的尊称;50年代中期, “老师”代替“先生”在大学中日渐流行起来。“文革”期间, 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 “老师”称谓曾一度停止使用。至“文革”后期, 随着教学活动的恢复, “老师”称谓又开始使用。

近年来, “老师”已经超出其原有的教育领域, 在广阔的社会交际场合中流行。黄南松 (1987) 在北京就“老师”这一称谓的使用范围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 发现除教育界外, 文艺界、新闻界、广播电视界均不同程度的使用“老师”称谓。社会称谓语的泛化即指, “用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特征的称谓语称呼不具有这种社会关系特征的人”。用“老师”称谓去称呼非教育者, 就是一种泛化现象。现今, 随着社会的发展, “老师”称谓泛化范围越来越大, 比如电视节目中, 尤其是娱乐类节目, 歌手、演员等被主持人称作为“老师”;医院里, 小护士称呼护士长或老护士为“老师”;甚至在理发店, 发型师也被顾客和助理称为“老师”, 由此可见在当今社会上“老师”已成为通用的称呼, 呈现泛化的态势。

二、“老师”泛化原因

事物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老师”的泛化既有其词语自身的原因又有社会因素。

(一) 词语本身的涵义

首先“老师”一词的褒义色彩浓重。《现代汉语词典》 (2002) “老师”的定义为“尊称传授文化、技术的人”。“老师”称谓本身是与学识渊博、有修养、温文尔雅等心理印象联系在一起。自古以来, 老师便是学识、修养的象征。另一方面在交际中, 尤其是非正式场合, “同志”称谓显得太正式、太严肃, 带有政治色彩;“先生、小姐”又不流行, 且“小姐”发生语义降格让人联想起“妓女”或“三陪女”;“师傅”显得土, “老板”则流俗。与上述这些社交称谓语相比较, “老师”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更易于被交际双方接受并得以广泛流行。

(二) 社会文化心理因素

“老师”作为一种称谓也与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密切相连, 其指称的内容变动折射出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 反映了人们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生活的轨迹。古有云:“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尊师重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天地君亲师”作为中华民族祭祀对象的历史悠久, 以敬拜天地、祖先、老师为目的的民间祭祀铸成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旧时民间多设一“天地君亲师”牌位或条幅供奉于中堂。随着时代的发展, 虽然在“文革”期间, 老师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 被称为“臭老九”, 但文革之后, 伴随着社会科学文化的复兴, 尤其是在近些年在“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下“老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 具有“崇高、奉献”的色彩。称对方为“老师”, 在抬高对方地位, 充分表现出敬意同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实现了情感的沟通。因为个人总是有希望被社会承认, 被他人尊重的心理, 而“老师”这种称呼恰恰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 因而该称谓倍受爱戴。

综上所述, 正是由于“老师”词语本身所具有的褒义的感情色彩和符合社会文化心理的因素, “老师”在社会上出现泛化之势。但在上文所提及的文艺界、新闻界等社交场合中, 有没有专门的称谓语而非“泛化”的“老师”称谓用来称呼交际呢?这个问题就引出来了汉语称谓困境的难题。

三、汉语称谓困境

称谓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称呼才合适。“老师”称谓的泛化反映了汉语言语交际中存在着称谓难的现象。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在社交中出现了一些“无称可呼”的尴尬局面。学校、院系的行政管理人员、图书资料人员有的不知道怎么称呼, 只好统统称为“老师”。有些职业没有面称语, 人们不能当面称呼“王歌手、李演员”, 所以称呼为“王老师、李老师”, 这样既表现出了对对方的尊重, 拉近了交际双方的距离, 又避免了无称可呼的尴尬。大学里的研究生遇到男导师的爱人, 称“师母”就可以, 但如果是女导师的爱人, 而且有可能还没研究生年龄大, 又该称呼什么呢?总不能当着导师爱人的面就说:“您的爱人在哪儿工作啊?”, “爱人”并不能用来面称, 所以无称可呼严重影响了交际效果。

四、结论

“老师”称谓语的泛化反映出的当今社会称谓困境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社会交际的顺利进行。因此语言文字工作者和社会大众应当重视这一问题, 适当的创造和规范当前的社交称谓, 克服当前社交称谓的混乱和称谓困境现象。

摘要：社交称谓是在社交场合应用的称谓语, 反映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关系。“老师”是社会各界对从事教育行业的人员的称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由于称谓本身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人际交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老师”发生语义泛化, 成为一个流行于大众之间的普通称谓语。本文主要探究“老师”词义的演变趋势和泛化原因, 并由此引发对现代汉语称谓困境有关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老师,语义泛化,称谓困境

参考文献

[1]王娥, 扬清."老师"称谓的历史演变[J].内蒙古社会科学 (汉文版) , 2005.

[2]黄南松.非教师称"老师"的社会调查[J].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8.

“领导”称谓的泛化及其原因 篇4

社会称谓语的临时性和可变性促使称谓泛化现象产生。社会称谓语的泛化是指用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特征的称谓语称呼不具有这种社会关系特征的人 (苏静、路佳, 2002) 。“领导”一词属于社会称谓语范畴, 其社会关系特征是“带领并引导朝一定方向前进”, 那么, 用“领导”来称呼那些事实上并不直接“带领并引导朝一定方向前进”的人, 即用“领导”称呼非领导者就是“领导”称谓的泛化。

二.“领导”称谓泛化的具体表现

当前, “领导”称谓的泛化现象十分普遍, 不仅通行于行政机构内部, 也广泛流行于其他领域。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使用场合扩大。

人们认为, 只有较高的职业职称才适合作为称谓语使用, 以借此传递出对对方的态度, 而某些具体的职业名称只代表社会分工, 无法表示较高的社会等级。原本, 在一般情况下, 除了亲属专有称谓外, 通常只用表示性别标志的“先生”和“女士”两个称谓语称呼其他人, 具备特殊技能的人则有另外的尊称, 如“教授”、“老师”、“医生”等。进入二十一世纪, 用官职来称呼别人变得越来越普遍, 这种做法也被认为是最为礼貌、同时让被称呼者感受最好的。然而, 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行政工作并且有机会做官, 对于那些没有明确的行政职位、不能直接用官位来称呼的人, 人们一般也不直呼其名, 而是根据其职业选择一个与“官”有联系的称谓。在不能简单地称这类人为“某某官”以避免使真正的“官”感到权力受侵犯的情况下, “领导”一词由于自身的普适性成为很多人在各种场合常用的称谓语。被称作“领导”的人虽然不一定有实际官位, 但是“领导”二字无疑是对其身份的认同, 比直呼其名感觉要好得多。因此, “领导”一词的使用场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 来自同一领域的人, 职位低的称呼职位高的; (2) 来自不同领域的人, 尽管交际双方可能并不存在职位高低的差异, 但有时为表达敬意或者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往往也会选择“领导”这个称谓。

第二, 具体会话语境复杂。

人际交往的礼貌性原则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极受重视。但是, 受传统文化影响, 中国人在进行人际交往时注重的是“自谦”和“尊人”, 而不仅仅是西方文化中的“避免触犯别人”或“减少人际交往中的摩擦”。因此, “领导”这一称谓通常在以下几种会话语境中使用: (1) 用来称呼关系疏远的人, 借此拉近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减轻陌生感; (2) 用来抬高对方的身份, 以表现出对对方身份地位的肯定和敬意; (3) 在某些不便直说、不愿直说、不敢直说的情况下, 使用“领导”作为模糊称谓语, 含蓄又不失礼貌。 (4) 用来称呼关系极其亲密的人, 不管是否符合对方的实际身份, 只表达一种戏谑的意味, 从而达到活跃气氛的目的。

三.“领导”称谓泛化的原因

称谓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其发展、变化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 往往能折射出社会的发展、变化。“领导”称谓的泛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

第一, “领导”称谓自身的特点。

社会称谓语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是其发生泛化的根本原因, 为泛化现象提供了内在基础。对官位称谓的偏爱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贡献, 只要做了“官”就有知名度, 官越大, 知名度越高;一个人贡献再大, 只要没做官就难有知名度。“领导”这一称谓尽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地位有所不同, 但是在普通人心目中, 领导总是与“身居高位、大权在握”紧密相连, 代表着较高的社会等级, 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领导”容易使人们产生“名利双收、前呼后拥”的联想, 这一点恰好与当今社会某些人热衷追名逐利的心理倾向相契合。因此, “领导”一词的使用频率大大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 语言系统本身的发展、变化。

称谓语的使用及意义的演变是语言系统本身发展、变化的结果, 语言的变革与发展通过称谓语的泛化反映出来。称谓语作为社会人际关系的标记, 它的变化深刻地展现出一个社会语言系统的发展与变化, 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的影响与制约。一般说来, 社会的发展促使新生事物的出现, 从而产生新的语言行为, 这种语言行为既可以是新的语言形式, 也可以是赋予新义的旧的语言形式 (杨荣丽, 2003) 。从称谓语的角度来看, 一个词的新旧语义的使用与具体的语境有关。语言使用的具体环境及交际对象的性别、年龄、身份、社会地位、种族、信仰等等也不同程度地影响某些称谓的使用范畴 (杨荣丽, 2003) 。“领导”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也属于此类情况。除此以外, 称谓语的泛化还与词义内涵及外延的变化有关。“领导”这一称谓的含义从窄到宽, 由具体到一般, 朝着宽泛的方向发展。它的指称对象不再局限于“具有明确行政职位的人”, 而是被广泛、频繁地运用于各类人群的交往过程当中。

第三, “官本位”文化心理的影响。

“领导”称谓的泛化反映了“官本位”思想对整个社会的深远影响。“官本位”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为价值尺度去衡量人的社会地位, 反映了一定阶层的利益需求。“官本位”思想源于封建社会的权力崇拜和个人独断, 这种文化心理的产生与中国的皇权体制密不可分, 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传统皇权至上的体制使皇权通过官权放大、扭曲、变形, 官员成为特权阶层, 也把整个社会变成了特权社会。可以说, “官本位”思想催生了整个社会对权力和官位的崇拜与敬畏, 加之官员选拔制度以及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完善, 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的盛行, 官僚阶级更容易蜕变腐化、以权谋私。

封建社会“以士为尊, 农工商卑”, 对那些“学而优则仕”者更是崇敬有加。“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而读书的目的则在于参加科考, 中举做官, 封妻荫子, 光耀门楣, 这就促使很多商人在积累一定财富之后, 通过“捐官”等权钱交易走上仕途, 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人们看到做官有利可图, 自然对此趋之若鹜, 由此催生了“买官、做官、卖官”的恶性循环。

第四, 人们价值观念和心理因素的影响。

人们使用称谓语是为了建立起有利于自身、最大限度规避风险、获取利益的生存环境。称谓语的改变意味着整个社会价值观和利益流向的改变。“领导”称谓的泛化反映了人们对官位的顶礼膜拜, 不仅是尊崇官位本身, 更多的是对官位带来的荣耀和利益的尊崇。人们普遍认为, 做官就有特权、有名利, 因而争相加入追求官位的行列当中去谋取私利, 即使是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例外。表面看来, 他们的思想观念似乎足够现代, 其实内心有的只是对金钱、权力和地位的狂热追求, 接受高等教育只不过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捷径而已。总之, 整个社会对官位的盲目追逐和对官员身份的疯狂崇拜, 也是造成“领导”称谓泛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语

社会称谓语是一个敏感、开放的语汇系统, 它的泛化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领导”称谓自身所具有的特点、语言系统本身的发展变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心理因素都会推进其泛化进程。

摘要：社会称谓语是在社交场合应用的称谓语, 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 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具有泛化现象。“领导”一词属于称谓语范畴, 由于社会文化、语言系统演变及其自身特点等因素的影响, “领导”发生泛化, 成为一个流行于大众之间的普通称谓语。本文主要分析了“领导”称谓泛化的具体表现和泛化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领导”,泛化,社会文化,语言系统演变

参考文献

[1]高剑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称谓语的变化与发展[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08 (4) .

[2]苏静, 路佳.论称谓语的泛化[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2 (6) .

[3]扬清, 王娥.“老师”称谓的泛化及其原因[J].《汉字文化》.2005 (2) .

[4]杨荣丽.从个别称谓看语言及社会的变迁[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4) .

论考试功能的泛化与异化 篇5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关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众所周知, 凡是有教育, 就一定有不同性质、不同目的、不同形式的考试。关于考试的功能问题, 一直以来倍受关注。考试之所以受到各方面广泛的重视和关注也正是因为考试本身具有许多特殊功能。从恢复高考制度以来, 考试的功能发生了局部乃至根本的变化———除继续维持考试本来应有的功能之外, 考试的功能还不同程度地被人为地泛化或异化了。

1. 考试功能概述

关于考试的多种功能, 有不同的观点。大致来说, 考试的功能主要有诊断和反馈功能、评定功能、预测与导向功能、激励与强化功能、甄别与选拔功能。[1]303[2]40

1.1 诊断与反馈的功能

通过考试和评卷能反馈教学过程的优劣得失, 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学校通过考试能够检测学生在知识和能力上的问题与不足, 给学生提供改进学习的信息, 给教师提供调整和改进教学的信息。这就是考试的诊断和反馈功能。

1.2 评定功能

考试能够评价、鉴定应试者在某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是否达到了规定的水平和标准。通过考试可以评价一个阶段的教学成效, 检测教学目的是否达到, 教学目标是否完成, 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这一点正是广大师生和家长所关注的焦点, 也是考试的主要功能所在。

1.3 预测与导向功能

选拔性考试、评价性的考试对指导教学有非常明显的导向作用, 考试的内容, 考试的重点, 试题的结构、类型及深难度都对教学起着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同时, 通过考试可以在了解学生现状的同时, 预测学生在学业上的未来发展趋势。

1.4 激励与强化功能

考试可以激励学生平时认真学习, 考前认真复习, 以争取考试的优异成绩;还可以刺激家长对孩子学习的关注热情。考试结果会不断激励教师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考试同时具有强化功能, 每次考试都会促使学生回忆复习所学的内容, 从而达到强化记忆之功效。

1.5 甄别与选拔功能

通过考试可以把学业优秀或能力突出的人才选拔出来。这正是中考、高考、各类竞赛、招聘考试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当然, 考试的上述功能要得以实现, 使考试真正达到高质量, 还依赖于考试过程的科学化与公平公正。

2 考试功能的泛化与异化

2.1 考试功能的放大

素质教育并不排斥和否定考试。考试在教学过程中有其不可代替的功能。素质教育同样也要借助考试来检测、评价和强化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同时, 除了考试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别的评价方式, 譬如提问、课堂练习、日常作业、动手操作 (实验、绘图、制作模型等) 、读书笔记、成长记录袋等。这许许多多的评价方式和手段也同样能够实现或部分实现考试的上述功能。即使是考试, 也有多种形式, 如标准化测试、主观题考试、闭卷考试、开卷考试、笔试、口试, 等等。然而, 基础教育的现状是, 冷峻的闭卷笔试部分或全部地取代了其它的评价方式, 几乎成为考试的唯一面孔。

在中小学教育中, 尤其是初、高中毕业班的教学中, 各种考试种类繁多、接二连三, 有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单元考试、模拟考试、月考、周考等, 还有所谓的期初考试, 意思是检查一下假期中学生的学习情况。种种考试, 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 教师们也是疲于应付。

以数学考试为例, 有调查表明, 城市小学六年级学生感到数学考试频繁的人数约有75%, 九年级学生 (初中毕业班) 的这一比例几乎达到90%。乡村初中毕业班学生的这一比例是初二学生的2倍。对学生而言, 考试次数多、考题和考卷的分量重、难度大成为他们的最强烈感受, “给我们留点思考的时间吧”成为大多数学生的呼声。

长期以来, 以考试为主的评价方式 (甚至有的学校已经把考试变成唯一的评价方式了) 越来越多地显出它的弊端, 并且对中小学生的学习负面影响大于其积极作用。现将以考试为主的评价方式的利弊简述如下:

(1) 考试唯分是举, 导致恶性竞争。这种评价体系明确告诫学生, 你想要升学, 并且想进入好学校, 你就要好好学习, 考出好成绩, 否则就要被拒之门外。学生一旦考试取得了优异成绩, 就会受教师的表扬, 家长的称赞, 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竞争, 也是一种激励, 有利于学生形成竞争意识, 鼓励学生积极进取。但是, 这种评价体系容易误导学生将考试成绩与能力素质等同起来, 导致学生全力以赴, 片面地去追求考试成绩, 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和心理上的压力。同时, 教师也被迫加大课堂容量和作业数量。对此若不加以正确引导, 将导致学生失去自主学习、个性发展的时空和平台, 严重摧残学生的身心健康。到头来, 成绩上升, 个性、特色消失殆尽, 千人一面、个个考分不低却能力素质平平。

(2) 偏重知识检查, 导致机械记忆。考试作为主要的评价手段, 学生对考试就不敢怠慢, 被迫进行考前的复习准备工作, 这无疑会促进知识的巩固和提高。同时, 通过考试, 可以检查分析学生对已学内容的接受、理解、掌握情况, 有助于了解“学情”, 改进学习方式、便于查漏补缺。但是, 这往往导致学生的学习方式是单一的机械记忆和死记硬背, 学生并没有真正理解所学知识的含义及其内在价值。

(3) 缺乏科学标准, 导致厌学弃学。考试作为主要的评价手段, 在以考试成绩对学生的能力实现甄别、选拨、淘汰的过程中给学生造成一种似乎公平、公正的事实, 考不好, 谁都不能怨, 只能怨自己无能。然而, 这样的评价手段欠缺科学性。我们不得不承认, 一份无论多么好的试卷都不可能全方位地考查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都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实践已经证明, 考试分数高低并不能代表学生的真实能力和知识水平。我们已经看到, 不少的学生因为成绩不理想, 遭到教师和家长的冷遇, 承受着各种压力, 因而丧失学习信心, 对学习产生畏惧感, 从此远离课堂、厌恶学习。

综上所述, 以考试为主的评价方式虽然有其可取之处, 尤其是在我国目前这种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但是, 这种评价体系正极大地影响着学生的学习, 过重的考试负担和作业负担使学生对学习疲于应付、缺乏兴趣和丧失信心。因此, 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考试的重要性, 不要一味地将考试的功能放大, 要把握好考试的频率和难度, 同时与其它评价方式一起, 建立科学合理的学习评价体系。

2.2 考试关注对象的窄化

近二十年来, 中小学生中很流行的一句话是:“考考考, 老师的法宝;分分分, 学生的命根。”足以见得, 考试成了教师惯用的招数, 甚至成为教师授课以外唯一使用的评价方式。对于考试分数的处理, 大多数教师都喜欢公布考试成绩和把考分从高到低排列出来。对学生的调查表明, 考试结果经常被当众公布并据此将学生排出名次, 城市小学和乡村初中“经常”或“总是”在全班公布考试成绩的比例在60%左右, 城市初中的这一比例已达75%。如下图所示:对于公布考试结果和依据考试结果排名次的做法, 70%的初中生和小学生感到不同程度的紧张、害怕或讨厌。

诚然, 分数是重要的, 教师和学生都喜欢高分,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 我们不能仅仅以分数作为尺度来衡量一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 不能打着“关注学生智力发展”的旗号只盯着考试分数, 考试的功能也不仅仅在于检测学生的学习情况, 不能把考试乃至教育仅仅归结为一个符号。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改革评价功能:改变以往过于强调学习评价的甄别与选拔功能, 发挥评价促进学生的发展、改进教师的教学等功能。中小学教师应关注考试过程中学生的各种具体表现, 如知识上的优势与不足、学生在考试中的心理状态;应关注考试后学生对考试成绩的反应、对错误缺点的处理情况, 真正有效地发挥考试的各种功能。

2.3 考试功能的异化

考试, 本来只是检测学生学习情况和教师教学效果的一种方式, 然而, 在基础教育的实际情况却是:学生考试的分数, 以及随之产生的单科或总分最高分、平均分、优生率、及格率、升学率等, 成为教师获奖、晋级, 学校评优、评重点等的重要指标。学生的考试分数往往决定了教师的年终奖金和福利, 学校的财政拨款、生源、名誉等等。一句话, 学生的考试分数成为决定教育资源分配的重要砝码。因此, 考试也就异化为划分学生等级、鉴别教师水平、决定学校名声的重要手段。

鉴于分数的重要性, 家长对好学校、好教师趋之若鹜, 学校、教师将好学生视为珍宝;家长整天关心的是学生各种考试的分数, 教师整天念叨的是考试和分数, 学校也把学生的考试分数作为检查教师教学质量, 对教师提拔任用及评优评奖的重要指标甚至演变为唯一指标。长此以往, 学生不堪重负, 教师无所适从, 学校压力重重, 教育质量势必滑坡, 后果不堪设想。

教育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 如果考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的发展方向, 那么这势必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和重视。如果说考试仅仅是影响了某个人或少数人的前途和命运, 那还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一般来说任何考试中总会有人是失败者。然而, 现行的考试制度可以说影响了一大批人甚至是一代人的前途和命运, 进而成为关乎国运兴衰的话题, 因此, 教育评价改革势在必行。

摘要：长期以来, 考试部分或全部取代了其他评价方式, 考试的功能不同程度地被人为地泛化或异化了。考试的弊端日趋明显:考试唯分是举, 导致恶性竞争;偏重知识检查, 导致机械记忆;缺乏科学标准, 导致厌学弃学。考试仅仅以分数为唯一关注对象, 并逐步异化为划分学生等级、鉴别教师水平、决定学校名声的重要手段。鉴于此, 本文作者指出, 教育评价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考试,功能,泛化与异化,教育评价改革

参考文献

[1]王策三.教学论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6.

浅议英语科技术语的词义泛化 篇6

关键词：英语科技术语,词义泛化,日常运用

1引言

科技术语是某一领域或学科中的专门用语, 具有专业性和单义性。近几十年来, 科技术语以不同程度的词义泛化 (generalization) 活跃于日常交际领域, 突破了其固有专业语义内涵, 衍生出非专业语义的新义。所谓泛化就是把本适用于甲事物的词义推演到乙事物或其它多种事物上或把本适用于个别事物的词义演进到用于一般事物。 (王红进, 2010) 这一现象在英汉词汇中都有存在和体现。当一个术语词发生词义泛化时, 对它的意义的解释不必再借助专业概念, 只要用一般人都能理解的词语去解释就可以了, 这样解释的过程就得到了大大的简化。科技术语语义泛化往往通过不同的修辞方式来实现, 这也会引起辞典释义的变化。那么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英语词汇泛化所传达的语义就成为了一个新的挑战。

2科技术语的词义泛化

科技术语的词义泛化主要表现在词义的扩大和词义的转移两个方面。 (高惠娟, 2008) 语言发展过程中词的表达概念从狭窄外延到较宽广的概念, 这称为词义的扩展 (extension也称generalization) 。科技术语词义泛化是词义扩展的一大表现。词义的扩大属于词义范围的变化, 该词所指事物的类别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然而词义的转移是词从“字面意义 (literal meaning) ”到“比喻意义 (fi gurative meaning) ”的转移, 其所指事物类别发生了改变。下面两个例子能帮助理解词义扩展和词义转移的区别。

例1:The reader feedback was generally favorable.

读者反馈通常是有利的。

电子学术语feedback原义是反馈, 现在用来指“回复, 反应”, 成了response的同义词。这是词义扩展的一种表现。

例2:The anemic market situation stopped the businessmen.That was going to invest in that country。

那个国家经济的不景气使很多前来投资的商人望而却步。

医学术语anemic原义为“贫血的, 患贫血病的”, 现其引申意为“无生气的, 萎靡不振的”。anemic所指事物类别发生了改变, 这就是其词义转移的表现。

汉语中同样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在此仅探讨英语中的现象。科技术语泛化主要通过修辞手段来实现, 如暗喻、提喻、借代等。这些泛化了的科技术语使语言表达更加生动形象, 充满趣味性。词义泛化后的术语表现力丰富, 风格独特, 品味层次高。 (冯子薇, 2000)

3科技术语词义泛化的使用表现

科技术语语义具有单一性、专业性、精确性的特征孟龙, 2014) , 其词义泛化突破了原有的专业性和单义性, 突破了其确定性和精密性, 也突破了语义的客观性。几乎每个领域或学科中都有术语词义泛化的现象, 在此仅从体育、医学、军事等角度看其泛化现象的使用。

3.1体育术语的泛化

这些年来, 体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这为体育术语的泛化奠定了基础, 使得晦涩难懂的体育术语朝着更加大众化和社会化的趋势发展。下面的例子来自网络搜索引擎。

例3:A lot of people you talk to today are satisfi ed to hit a single and reach the first base.Ten years ago every one was looking for a home run.

如果你去问, 许多人都说只想小打小闹, 可十年前, 谁都想大张旗鼓。

棒球是美国人最喜爱的运动之一, 因而棒球运动的许多术语便进入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上面短短的一句话, 就出现了三个棒球术语hit a single, reach the first base和home run。hit a single和reach the fi rst base都是棒球术语一垒打, 安全打 (使击球手能上第一垒的击球) ”的意思;home run是棒球术语“本垒打”的意思。然而在上述例子中, 这三个棒球术语取其引申义理解。

例4:They will only be satisfi ed if they regain control—by fair means or foul.

只有重新掌权他们才会满意——为此他们将不择手段。

foul一词为体育比赛中的“犯规”之意, 在足球、棒球比赛中均会用到。上句中使用其引申义“不正当的手段”, 词组by fair means or foul意味“不择手段”。

随着全球性体育赛事的增多, 体育术语泛化的势头也有增长, 其泛化的新用法也会继续涌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使用频率极高的简单词汇往往经过长时间的使用被赋予了极其丰富的含义, 这点极易被忽视。我们应该注意对常见词汇的学习与掌握, 力求准确理解和把握其深层含义。

3.2医学术语的泛化

医学术语泛化作为泛化中的重要典型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在此值得被探讨。医学术语的泛化趋势是人们重视身心健康的价值观的体现。

例5:These officials affect the public service with an undemocratic virus.

这些官员以其不民主的毒素影响政府部门的人员。

virus一词是医学领域中的术语, 意为“病毒”。在上面的例子中, 它不再是医学范围中的概念, 并非是能存在于人体内的病菌、毒素, 而是引申到了有恶劣的影响的事物或因素, 更能突显某恶劣事物的影响之大, 便于读者理解、感知。

例6:The Yangtze River has long been a major artery for transporting commodities such as coal and steel to and from river cities.

长久以来, 长江都是沿岸城市运输煤炭、钢铁等货物的运输要道。

artery是医学概念上的动脉, 其有干线、要道的引申意义。上例就取其“要道”之意。

这个词的使用使得长江对于沿岸城市的重要性跃然纸上, 等同于动脉之于人的重要性。

例7:This project is a complete abortion.

该项目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abortion是医学上的“堕胎, 流产, 夭折”之意。project是不可能“堕胎”的, 很明显, 这里是引申成了“失败”的意思。

医学术语的泛化是顺应语言发展和历史潮流的表现, 这一现象越多就说明社会健康文明观念的提高, 也是医学用语社会化程度提高的表现。

3.3军事术语的泛化

除了大众熟悉的体育、医学领域, 军事领域中也有很多术语出现了泛化现象, 下面就军事术语的泛化给出的例子。

例8:They had remained quiet, laying their terrible ambush.

人家长期不声不响, 却一直在布置可怕的圈套。

ambush一词原为“埋伏, 伏击, 伏兵, 伏击点”等军事用语。在此语境中与军事方面毫无联系, 就是“计划, 圈套”的意思。

总的来说, 军事术语在非军事领域中的用语很普遍, 也就是其泛化的表现。上面提及的几个例子只是浅显地指出其泛化现象, 仍然需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4结语

术语的泛化是产生新词新义的一个重要手段, 它在保证词汇总量不变的同时也保证了交际的顺利进行, 符合语言的经济俭省原则, 也是人们对各个领域学科关注程度的反映, 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征。但是,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有些泛化的使用反而没有起到良性的效果, 相反, 使得表达晦涩难懂, 达不到预期效果, 甚至产生语用失误等。本文从体育、医学、军事的角度分析了科技术语的泛化现象。文中的例子是术语泛化的积极表现, 反映了其积极效果, 突破了专业性和单一性的科技术语表达更精准、形象、深刻, 有传神达意之效。然而本文并没有对泛化的消极作用进行详尽阐述, 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冯子薇.专门用语词义泛化的方式、效果及前景[J].汉语学习, 2000.

[2]高惠娟.科技术语的语义泛化研究[J].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 2008.

[3]孟龙.浅析科技术语的语义泛化[J].安徽文学, 2014.

学校教育功能的泛化及其实质分析 篇7

一、学校教育功能泛化的现实透视

(一) 社会层面的透视

从学校教育的历史回顾来看, 近代以前, 学校基本职能就是进行文化知识 (以书本记载为主要形式) 的传授, 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只是统治阶层的特权, 其对象只是极少一部分人, 其目的也只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近现代以来, 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使劳动者在进入劳动之前必须经过教育的训练, 于是人人接受教育不断成为整个社会的需求。随着微观上班级授课制、宏观上义务教育制的形成, 制度化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两个纬度上得到了全面扩展, 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这首先反映在经济方面, 尤其在二战之后二十世纪中叶, 美国教育经济学家T.W.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 教育被当作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 被当作同物力资本一样的资本。这种理论的追随者不断诠释着这样一个原理:个人对教育的需求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获取较高的薪水、工作地位和其他福利, 而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则是为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教育所要做的就是通过促进个体认知技能的提高来促进经济的增长。此外, 人们还期望教育能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发展, 解决诸如文盲、失业、犯罪、暴力、城市腐败, 甚至战争等问题。[1]

在人们对教育的期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许多学者从智力平等论、环境决定论、教育工具论等哲学、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寻找理论依据, 不断将“教育万能”提上日程。教育被赋予的社会功能日益膨胀, 这些功能在今天仍被许多人一直诠释着。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教育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这些作用。值得一提的是, 人们在对教育进行改革以期实现教育的这些功能时, 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目光指向了学校, 对教育的期待可以说就是对学校的期待, 学校教育的功能在“教育万能”的目光的注视下被无限地扩大或者夸大了, 在世人的认知系统中, 似乎学校教育是无所不能的。

(二) 家庭层面的透视

同样从历史角度来看, 近代工业革命之前, 尤其是在农业社会, 家庭是生育子女、生产消费、抚养教育子女、赡养老人、休息娱乐的中心。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 而且是生产单位。相应地, 家庭教育不仅是对未成年人进行生活教养、传统价值传递的主要形式, 而且是进行生产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

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生与发展形成的从幼儿园到大学一整套完整的学校教育制度, 逐渐成为整个教育系统的核心。家庭教育的功能相对开始弱化, 而二十世纪以来的家庭观念的变化与家庭模式的变革, 使得这种弱化更加显著:许多家长们无时间、无精力或无能力承担子女的教育任务, 于是便希望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做得越多越好。早在二十世纪初, 杜威就提出:“现在学校必须提供过去由家庭负责的那些教育因素, ‘有目的地’去做。”[2]于是学校采用手工训练、工场作业, 以及家庭技艺如缝纫、烹调等相关方面的内容来设计课程。而五十年代进行比较教育研究的康德尔, 更是站在整个世界的高度, 指出:“家庭, 一度曾是进行社会训练, 以培养习惯、礼貌、纪律、宗教、思想和理想的摇篮或者苗圃, 现不再像过去那样执行这种职能了。”“许多国家把手工训练和家政活动引进初等学校是有意义的, 因为儿童在家里从事这些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3]

家庭教育功能的颓废, 使得家长们不仅希望学校传授人类积累下的优秀文明成果, 而且要求学校教给学生基本的生活方面的知识;不仅要求学校帮助他们实现子女成龙成凤的愿望, 而且要求学校时刻关注孩子们身体、心理等方面的安全问题。家庭把它本应承担的教育责任一并推给了学校, 本来只是“专门”教育机构的学校似乎出现了向“全门”发展的趋势。

于是, 在社会的满怀期待下, 学校教育的地位越来越高, 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教师和学生在学校需要做的事、需要学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当学校代替家庭来完成本属于家庭的一些教育任务时, 学校自身的教育任务在无形中又受到了排挤, 以致不能顺利完成预期的教育任务, 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们对学校教育的指责。在各种指责声中, 学校教育往往又成了种种社会、家庭问题的“替罪羊”。

二、学校教育功能泛化的实质分析

随着学校教育地位的提高, 人们在对学校教育给予厚望的同时, 也给学校带来了许多难以言明的压力, 通过对这些压力, 以及人们对其指责的透视, 不难发现学校教育实在承受了太多的责任, 这是学校教育功能泛化的体现, 而这种泛化主要是由于人们认识上存在偏差, 具体来说, 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对教育本质认识的偏差

关于教育, 从起源说来看, 无论是生物起源说与心理起源说, 还是劳动起源说与需要起源说, 尽管它们的观点不相同, 但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教育与人类社会同在, 是与人的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教育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一个特定类型, 与其它活动一样存在于人生活的各个领域。但随着人们对科学知识的崇拜, 传授科学知识的主要场所———学校逐渐在教育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正如科里根所言:“经验的意义和教育的外延 (rang of education) 都被‘固化’ (stabilized) 为学校教育 (schooling) , ‘固化’为一些通过行动或证书表明某人受过学校教育的表达形式, 其他的教育实体或教育形式都被‘催眠 (mag netise) ’了……”[4]虽然其它形式的教育在学校教育之外仍然存在, 但人们关注教育的目光, 传统教育理论体系得以确立的范围都被限定在了学校教育中, “教育” (education) 和“学校教育” (schooling) 几乎成为同义语, 教育概念发生了坍缩。

教育概念发生坍缩之后, 教育的本质也就发生了变化。虽然在今天的许多词典和教育理论著作中, 人们倾向于认为教育是一个大的范畴, 教育与学校教育也存在着差别, 例如在《中国教育词典》中“教育之定义, 有广、狭两种:从广义而言, 凡足以影响人类身心之种种活动, 俱可称为教育;就狭义而言, 则唯用一定方法以实现一定之改善目的者, 是可称为教育”。[5]在《辞海》中, 学校则是“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系统教育的机构, 它以记载人类文化知识、生活经验的工具———文字的产生及应用为标志”。[6]

但在现实中, 只要一说起教育, 在世人的头脑里马上显现出来的就是学校, 不自觉地把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不少人在构建自己的教育理论时, 实际上也是对学校教育的理论构建。在这种人们用全部教育的眼光来注视学校的情况下, 人们把社会的、家庭等各方面的许多教育责任都归入了学校教育的框架, 并且相信学校能够提供“周全”的教育, 于是学校教育的概念扩大化了, 学校要做的多了, 学校教育的功能被有意无意之中泛化了。

(二) 对学校职能定位的误区

教育概念的坍缩, 人们在教育观念上对教育和学校教育认识上存在的误区, 直接引起了对学校职能定位的误区, 也就是在学校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认识上存在着误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十九世纪以前, 古典主义的文化知识传授在学校教育中占有主要地位。十九世纪中期, 工业革命的爆发带来了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 学校教育开始摆脱古典主义教育的传统, 引入了科学教育内容。在工业化发展的要求下, 许多人认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 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7]于是, 科学文化知识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 学校教育对科学知识的重视, 却逐渐形成了片面强调科学的倾向, 导致了学校种种教育问题的出现, 焦点集中于其培养的人在人文、精神、理想、人格、个性等素养层面的缺失。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以来学校教育一直致力于解决的对象。针对问题, 人们解决的办法主要集中于学校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变化。这些改革只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校教育的问题, 我们认为只有首先对学校教育本身有清晰的认识, 只有对其本身应该承担的职责有明确的定位, 才能实现学校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应有的作用, 而不是要求它为人们提供“周全”的教育。

参考文献

[1][美]约翰.I.古得莱得著.苏智欣译.一个被称作学校的地方[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38.

[2]赵祥麟, 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名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15.

[3][美]康德尔著.王承绪等译.教育的新时代——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47.

[4]项贤明.泛教育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85.

[5]中国教育辞典[M].中华书局, 1940:642-643.

[6]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2577.

隐性采访的泛化、危害及其规范化 篇8

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为完成某一特定的采访任务而把自己的身份和意图隐藏起来的一种采访方式”。 (1) 人们又称它为“秘密采访”或“暗访”。它是记者未经他人知晓和同意, 对他人的活动进行拍照、摄像或对其谈话进行录音, 这种采访手段是在他人没有戒备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记录的内容直观而真实, 因其“用事实说话”而备受记者青睐。但就目前而言, 隐性采访则出现了泛化现象, 其表现有以下几种:

记者假扮身份。一般说来, 假扮身份是隐性采访前的第一道“工序”。出于采访需要, 大多数情况下, 记者不得不参与到被采访的新闻事件中。从许多采访事例来看, 记者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记者想装扮什么就装扮什么, 没有任何限制, 有一些特定的人群记者是不能假扮的, 否则, 不是违法, 就是违反职业道德。

记者滥用职务之便。在采访活动中, 出于采访报道考虑, 记者会故意通过违犯法律的方法撰写报道, 向读者和有关部门显示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这种调查报道的动机虽然善良, 但却不是理智的行为。例如广东某报社记者为报道毒品犯罪内幕而假扮贩毒人员深入毒穴进行暗访, 结果无法脱身弄假成真, 事后只得向警方自首, 面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后果。

记者采访中的“诱导”活动。“假扮”和“诱导”两者之间关系密切, 很难截然分开。这里所谈的“诱导”, 主要是指记者根据“报料”线索扮演违法行为的一方当事人 (如买赃、买假者) , 与采访对象接触, 故意设置“陷阱”, 从而诱使对方上当受骗甚至犯罪, 现出原形, 同时记者记录这个过程。

记者在采访中流于形式。记者的责任关系着公众的利益, 记者的行为直接和公众相连接, 他们更多的是要为公众负责, 并不是赚取自己的生活费那么简单, 他们身上背负着比一般职业更多的责任。但是很多记者却颇让人失望, 他们仅仅将自己的工作同工资挂钩, 同年终奖金、各种“先进”联系, 唯独没有同公众的利益联系。在利益的驱动下, “责任”、“职业道德”在他们那里变得不堪一击。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许多记者为了写出有水平、有深度的独家新闻而流于形式, 丧失职业操守。

隐性采访泛化之危害

隐性采访的泛化有其不可回避的负面影响, 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法律危害。1.侵犯公民权利, 引发新闻官司。记者在隐性采访中由于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因此被采访对象对记者很少戒备, 甚至毫无防范。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记者利用职务之便可以比较方便地获知事件真相和当事人的隐秘情况, 出于某种目的将其详细资料公布在大众传媒上。这种行为严重侵犯了个人隐私权、肖像权等个人权利, 是绝大多数当事人不能容忍的, 往往还会由此引发一系列新闻官司。例如上海一家文化休闲类刊物刊登了一篇《都是漂亮惹的祸》的“本刊特稿”, 其中使用了一张国内名模陈娟红的生活照片, 陈娟红以这篇文章侵犯了其名誉权、肖像权为由诉至法院, 索赔120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该文中使用的文字及配图, 足以误导读者认为“陈娟虹”即原告“陈娟红”, 已造成名誉侵权。法院判决主办这家刊物的出版社立即停止刊登配有原告陈娟红照片的文章, 并将已出版尚未发行的该期杂志回收销毁, 向陈娟红道歉并支付7万元赔偿。 (2) 2.自导自演, 引诱犯罪。记者的首要职责是采写新闻报道, 忠实地记录新闻事件, 但不能在隐性采访中当导演, 策划所谓的新闻。记者进行采访是采集新闻事实, 而不是收集犯罪证据。记者不是公安人员, 不具有取证、刑事侦破等职能, 也没有参与违法事件可以不负法律责任的特权。因此, 很容易触犯法律。

另外, 许多媒体片面追求新闻的故事性、娱乐性, 用鲜为人知的内幕作为卖点, 暗访节目在媒体上频频现身, 这种先行策划, 然后隐性采访, 有制造新闻之嫌。

其次是道德危害。从一般的社会伦理道德角度讲, 对于有悖于社会伦理道德的现象, 有些记者不注意报道方式, 滥用隐性采访, 造成很坏影响。例如, 一家电视台在报道城市不文明行为时偷拍偷录了这样一组镜头:一男子在公用电话机前, 一边抽烟, 一边不紧不慢地同对方讲一些无实际内容的话;旁边几位等着打电话的人焦急不堪。作为一种不考虑他人、只顾个人的社会风气, 进行批评是应该的, 但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打公用电话的时间及通话速度, 其行为没有违法;而记者的偷拍偷录是否合法更无定论。所以, “对于这一问题的把握, 关键是对于社会心理的把握……社会心理的另一变化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意识也在增强。这就使报道必须考虑民众的承受能力, 否则, 受众在‘推己及人’的考虑中会对媒体的无所顾忌心存反感”。 (3)

从长远看, 提高公民素质、促进社会文明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并非一曝就灵。记者滥用偷拍偷录, 并且在播放时不做任何技术性的处理, 置对象于公众面前, 长此以往, 必将造成过度紧张、人人自危的社会环境。

其三是传播效果危害。1.媒体的舆论导向模糊, 出现低俗化。能否抓到具有轰动性的热点新闻和独家新闻, 是检验媒体及记者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受众的欲求是多方面的, 媒体应满足受众需求, 但不能被动地一味迁就受众。近年来, 新闻界有一个奇怪现象:记者热衷于暗访“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在许多媒体中, 暗访节目频频现身, “隐性采访”也成了媒体满足少数读者低级趣味的工具。无论记者的主观动机是什么, 从客观传播效果看, 我们应认识到,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新闻媒体不能单纯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 否则将会走偏方向, 导致宣传导向不明, 采写角度偏颇, 引起受众反感, 降低媒体的格调。滥用隐性采访让隐性采访变了味, 背离了隐性采访的初衷。2.引发媒体诚信危机。在一般情况下, 媒体对舆论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说“偷拍已成燎原之势”, 那么在媒体与舆论的互动中, 起主要作用的是媒体。传媒业行业素质的下降, 媒体信任度的下降, 往往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导致恶性循环:新闻当事人对媒体、记者产生不信任感, 提防、排斥记者;记者就不得不更多地采用隐性采访方式, 之后招致更多的不信任和敌意。

隐性采访的规范化建设

隐性采访作为一种采访手段, 是利是弊, 关键还在于运用。如何正确把握隐性采访的尺度, 避免陷入法律法规、道德伦理的禁区, 是新闻机构必须认真思考并妥善加以解决的问题。对此, 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规范:

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新闻法规。在新闻采访实践中, 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隐性采访的合法性问题。综观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 虽然在国家立法中, 对于隐性采访存在着一些间接的规定, 比如《国家安全法》第21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刑法》规定有“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但现行法律在1999年上半年之前没有规定采访权, 至今仅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一个规章对采访权作出了简要、概括的规定。当然, 从广义的法律概念上可以说, 现行法律已经规定了新闻机构的采访权。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成文的《新闻法》, 现行法律更没有直接规定新闻工作者享有隐性采访的职权, 换句话说, 隐性采访得以存在, 只是依据法律没有禁止便可以做的一般原则, 它的法律保障是脆弱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新闻法规, 明确记者和采访对象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采访手法的运用尺度, 提高社会管理系统依法管理媒介的意识, 提高媒介依法运营的水平, 使媒介管理与运营真正走上法制化轨道。

增强公众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 它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法律观点、法律观念是法律意识的组成部分, 是衡量法律意识水平的依据。

从现实来看, 由于当前公众的法律知识水平较低, 法律意识薄弱, 易产生错误的观点、淡薄的法制观念, 部分公众对法律的实现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

从历史传统看, 中国公众长期以来缺乏个体维权意识, 这给隐性采访的泛滥化和侵权倾向埋下了祸根。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人们的法律意识很淡薄, 往往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 即使有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 在其没有带来太大伤害的情况下, 人们往往不放在心上, 有的便自认倒霉, 放之任之, 事情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殊不知这更助长了不法行为。因此要规范隐性采访, 必须增强公众法律意识。

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自身素质。作为新闻工作者首先要懂法。强调隐性采访缺乏适当的法律地位, 目的是希望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强化法律意识, 这是保障隐性采访得以立足的必要前提。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观念亟待加强。道德自律精神的缺乏, 导致新闻工作者对职业身份产生错误的理解, 在具体工作中滥用职权的情况时有发生。

随着社会的发展, 许多记者为了追求生动和“铁证如山”的效应, 多数采用了偷拍偷录的方式, 这基本上是一种非职业化操作。中央电视台的“榜样的力量”使其他媒体相继效仿, 在这种情况下, 偷拍偷录之风蔓延。新闻伦理研究的趋势表明, 记者手中的职业权利非常容易伤害到其他人, 适时地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来完善我们的新闻规范, 加强记者的新闻规范意识, 应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了。

注重人文关怀。作为新闻记者在运用隐性采访手段时, 应注重关怀的平衡, 避免侵犯采访对象的隐私, 更要明确什么该拍, 什么不该拍, 哪些该播, 哪些不该播。因此, 我们在呼吁自由的同时, 也需要有相应的权衡, 在摄制过程中要注意文字和镜头的规避与处理。

一个真正的记者, 不仅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还要有博大的同情心和对现实的人文关怀, 才能真正与受众达成心灵的融合。极富“人情味”的写作与报道, 其实就是人文关怀精神的具体体现。《南方周末》在体现“人情味”方面就是成功的典范。尽管《南方周末》读者是强势读者群, 但弱势群体始终也是其关注的对象。像“打工者的夫妻房”、“科学家指斥中国核酸营养”等头版, 一下就可以体现出它的人文关怀气质。《实话实说》栏目有一期关于艾滋病的话题, 访谈中编导者细心地在摄像机与病人之间隔了一层幕布, 观众看到的只是他们的剪影, 我们为编导者的良苦用心所感动, 这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关爱, 感受到了一种对人和生命的关怀。 (4)

另外, 加强媒体的正确导向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暗访与偷拍的使用越来越多, 这里有相当成分的媒体竞争的因素, 但也有舆论监督的需要。从《羊城晚报》最近几次组织记者进行隐性采访的情况来看, 隐性采访在舆论监督方面有着其他采访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震惊千万读者的长篇报道《来自高墙内的哭诉》, 对此便是很好的说明。

隐性采访是公开采访的一种补充, 媒体与记者应科学地掌握隐性采访的“度”, 正确使用隐性采访, 让隐性采访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对于隐性采访我们主张:要用、少用、慎用。

参考文献

[1]蓝鸿文:《新闻采访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377页。

[2]黄海星:《把握好涉案报道的尺度——试析电视法制节目摄制中的禁忌和应注意的法律问题》, http://www.1aw-tv.cn/news/xueshu/2006122212.htm。

[3]庄临强:《隐性采访的力量与控制》, 《现代传播》, 1998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