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境遇

实践境遇（精选10篇）

实践境遇 篇1

今天, “校长实践智慧”正成为一个时髦话语被竞相追逐, 这一方面源于人们对智慧的本能热爱, 更多则是出于当今学校管理对实践智慧的渴求。“中外无数教育事实证明:校长这个学校教育‘大旗’的作用, 从根本上讲就是智慧的引领。”[1]在此情势下, 理性把握校长实践智慧的现实境遇, 并在此基础上探明其发展路径就显得必要而迫切。

一、校长实践智慧的现实境遇

校长实践智慧是校长在学校情境中基于一定的伦理价值, 利用已有知识与经验洞悉和解决学校管理问题的综合素养。[2]作为教育科学与管理艺术高度融合的产物, 它不仅是对当今学校管理、对校长的一种可能性的技术拯救, 更是根本地关涉我们究竟应如何理解学校管理、如何理解“校长”的本体论问题。然而, 受传统学校管理体制及当前教育改革思潮的影响, 校长实践智慧在现实世界中呈现出多重张力:

(一) 沉睡与觉醒———校长实践智慧的意识维度

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践界, 当今的学校管理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然而在繁荣的背后, 仍然存在着一系列关乎学校管理品质和校长个人生存状态的深层问题。对于学校管理的价值追求和终极鹄的, 当今学校管理实践多表现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 这集中表现在人们对“校长工作的目的何在”“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怎样的学校管理”等本源性问题鲜有深层次的思索。大家陶醉在现代学校管理带来的便捷 的温床中怡然自得, 逐渐遗忘了学校管理所应有的本真状态和终极意义。对于校长而言, 他事实上在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是对其生存论、价值论分析的关键问题, 然而更关键的问题尚在于他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想以怎样的方式完成自己的使命。

校长专业实践的这种无意识状态直接导致了实践智慧的蛰伏、沉睡, 大家既看不到它应有的价值, 也意识不到它在专业实践中的存在, 更谈不上在日常生活中对它进行有意识的培育。虽然校长实践智慧的沉默不能只归咎于当今校长的无意识———科学理性的张扬、对效率的迷恋等都是遮蔽实践智慧的 客观因素, 但意识层面的觉醒却是实践智慧复归的第一步。海德格尔曾经说过, 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意识往往比行动更重要, 正是意识的优先性才启示行进的道路, 正是校长对实践智慧的态度以及他试图追寻实践智慧的意识, 决定了校长实践智慧的现实可能。现代学校管理中效率至上的传统制约着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 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可是我们更为关心的问题是回归的路到底有多远。可喜的是, 当今中国教育管理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校长实践智慧的追求意识正在觉醒, 一批富有先见卓识的教育管理学者开启了现实呼吁和理论探索, 并涌现出一些关涉校长智慧的研究成果, 如田慧生的《提升教育品质呼唤智慧型校长》、程振响的《校长最伟大的智慧》、王世忠的《学校的社会责任与校长智慧》、程灵的《校长培训新焦点:实践智慧的培育与提升》、方国才的《中国著名校长管理智慧经典解读》等;在实践中, 我们也发现一些富有实践智慧的校长, 在努力突破传统的坚冰, 以饱满的热情践行着智慧教育理念, 如江苏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庞荣瑞校长“严格而自由”的智慧管理实践、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孙双金校长的“情智教育”实践、武汉市黄陂街小学范永岁校长的“慧心教育”实践等。

(二) 暧昧与焦虑———校长实践智慧的边界存在

智慧在获得其应有魅力的同时, 也日渐走向了泛滥, 而这种异象在学校管理领域同样存在。实际上乏善可陈, 表面上却花样百出, 冠以智慧之名, 搞花架子哗众取宠, 甚至有些校长无视教育规律和管理伦理的约束, 沉浸在自以为是的“实践智慧”中沾沾自喜。譬如, 某校长让交学杂费高的“封闭生”穿红色校服, 而交学杂费低的“普通生”穿蓝色校服, 以贫富差距人为制造教育鸿沟, 却还美其名曰“方便管理”; 又如某省为规范办学, 已明令禁止学校节假日补课, 某校长为逃避教育部门对违规办学的查处, 将该校高三学生带到校外租用的场地加班补课, 自诩为一种智慧型迂回战术。诸如此类的现象在当今学校管理实践中并不稀奇, 急功近利式的学校管理正以各种方式影响和干扰着校长的实践智慧。无论是对于一个学校还是一个校长, 实践智慧一旦成为一种追求地位、声誉和利益的手段, 其过强的功利性必然会引发边界的泛化, 也会极大地影响学校管理的品质及校长的实践智慧水平。

那些打着求索实践智慧幌子的哗众取宠行为与其说是对智慧的追求, 毋宁说是对智慧的破坏, 非但不能使我们的精神得到提升, 反而会走向不可救药的堕落。因此, 在对校长实践智慧的追寻中, 我们更需在暧昧与焦虑、泛化与收敛之间寻找一种适度的平衡, 以恪守边界, 给予这一概念应有的尊重。

(三) 规约与释放———校长实践智慧的生存空间

当代中国教育正以积极的变革姿态影响着校长的专业生活, 传统的教育管理体系逐渐发生改变, 校长角色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 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 改进管理方式, 完善监管机制, 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 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3]2012年12月, 教育部公布的《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中进一步指出:“要切实转变管理学校的方式、手段, 从具体的行政管理转向依法监管、提供服务;切实落实和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 减少过多、过细的直接管理活动。”[4]而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吹响了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号角。

一方面, 校长实践智慧规约于惯例。经过几十年的教育管理改革, 我们虽然已经在多个层面取得了不菲成就, 但直到今天也难以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管理模式的大框架, 一些长期形成的观念、做法仍顽强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学校管理实践。正如应试教育对素质教育的惯性影响———“尽管呆板的、形式主义的和丧失个性的考试制度在教育过程的每一阶段上 都造成了损害, 但除了极少的例外和一些临时性的实验以外, 这种考试制度仍然到处都在采用。”[5]受此影响, 校长的一切管理工作也都围绕着学业成绩展开, 依然紧盯着双基训练、题海战术并维护着保守的学校管理惯式, 束缚着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成。规约之下, 我们用管理取代了教育, 用规训替换了教化, 用科学遮掩了艺术。管学校就像管企业, 管教师就像管工人, 管学生就像管产品, 而那些高度精确化和程序化的学校管理设计更是校长实践智慧的桎梏。

另一方面, 当今教育管理体制变革和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又为校长专业生活提供了一片不确定的开阔地。对于校长实践智慧的养成而言, 改革并非约束和负担, 而是机遇和释放。持续推进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尤为需要校长实践智慧的迸发, 是对各位校长办学实践智慧的真正考验, 而得以释放的校长实践智慧, 也会在变革的进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然而, 需要清醒觉知的是, 实践智慧的释放是可以选择的, 但它不是轻松可及的, 如何在复杂多样的现实规约中找到实践智慧的有效发展路径是实践智慧得以释放的关键。

二、校长实践智慧发展的两条进路

在“学科意识”观照下对教育管理现状进行审思与检讨是必要的, 但这并非研究逻辑的终点, 而恰恰是一个新的起点。换言之, 我们不仅应当从学校管理现实中洞悉到问题所在及其潜存的危机, 更重要的是在危机中发现“生机”;不仅要敢于正视当前中国学校管理的“困惑”与“尴尬”, 更要在困惑中探求解困之路、在尴尬中探求发展空间。

虽然学者们在实践智慧的具体发展策略上略有异调, 但就其本质而言, 校长实践智慧的发展基本遵循以下两条进路。

(一) 实践反思取向的实践智慧发展路径

这一取向的实践智慧发展路径的基本前提是: 校长的专业实践是一种不同于技术性实践的反思性实践, 此种实践所依据的也是不同于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学识”, 而所谓的“实践性学识”也就是实践主体基于反思与推敲, 提炼问题, 选择、判断解决策略的某种实践智慧。实践反思取向的代表性学者是美国的萨乔万尼和日本的佐藤学, 分属东西方的两位学者虽然采用了不同的概念指谓来切入问题, 但最终都指向了“反思性实践”和个体的“实践智慧”。

在《校长学:一种反思性实践观》中, 萨乔万尼比较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校长的心智图景 (mindscape) , 分别是“神秘派” (Mystics) “整洁派” (Neats) 和“邋遢派” (Scruffies) 。[6]分属于这三派的校长和研究人员, 在关于实践的性质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方面, 各自持有不同的理念和行动方式。神秘派认为, 实践与理论知识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整洁派认为, 理论知识是统领实践的;邋遢派则认为, 理论知识是从属于实践的。萨乔万尼认为, 虽然许多校长是彻底的神秘派, 但此种观点并不占中心地位, 讨论的焦点在于整洁派和邋遢派的立场。整洁派将校长实践看作是一种能直接习得并按常规应用的技术, 而校长就像一位受过高级培训的技师一样发挥着作用。这一观点忽略了学校实践模式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并不怎么适合真实的实践世界。邋遢派的校长学观点是一种科学的实践观———一门起源于实践理论, 并为校长提供实践的和理论的心智图景而发挥作用的科学。反思性实践是这门新科学的关键概念。

与萨乔万尼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日本学者佐藤学从“反思性实践家”与“技术熟练者”的差异中展开了对实践智慧的讨论。他不仅比较了二者在专业形象与专业能力上的不同, 还比较了两种不同文化下的教育者形象 (官僚化、民主化) 的规范类型, 从而更为加强了两种类型之间的全面差异, 体现出了“反思性实践家”模式对于“技术熟练者”模式的显著优势———对实践智慧 (实践学识) 的掌握。简单说来, “反思性实践家”是指主动地参与教育实践, 以经验的反思为基础, 努力创造有价值的实践性学识的教育实践者。所谓教育实践, 在这里是指包含了政治、伦理价值的实践。“反思性实践家”是种主体意义的表述方式, 它指向“反思性实践”。

在具体行动策略上, 实践反思取向的实践智慧发展途径主要有:通过撰写日记、传记、案例、文献分析等方式进行个人反思;通过专家咨询、网络对话、经验交流等方式开展合作反思;通过校本课题、行动研究、实验研究等方式进行群体反思;或通过个人读书, 专业培训、现场考察等进行横向反思;通过“实践前反思”“实践中反思”和“实践后反思”等方式开展纵向反思等。在反思的具体方法上又有比较法、总结法、对话法、情景法、档案袋法等等。通过这些方 式, 增强校长对学校教育实践的认识, 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校长的实践智慧。

时至今日, 校长实践智慧的反思取向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 许多国家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 校长实践智慧的探寻也似乎在“反思性实践家”处定格, 或者说, “反思性实践家”已经达至目前校长实践智慧研究的最高成就。

(二) 生态系统取向的实践智慧发展路径

校长实践智慧的养成过程是一个伴随校长职业生涯的动态发展过程, 这一过程既受个体经验、学识、思维、个性等主体因素的制约, 又受组织氛围、学校文化、制度环境、专业教育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校长作为实践智慧的主体, 其生存和工作状态复杂多变, 处在一个自然、社会和规范环境多维镶嵌的复合生境之中。校长实践智慧的发展也会遭遇许多纷繁复杂的情境, 只有正确处理好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做到与环境协同进化, 才能够实现实践智慧的动态生成。

校长实践智慧的发展遵循基本的事物发展规律, 如同生物生长需要适宜的生态环境一样。它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累积过程, 这一过程既是校长实现专业成长、生成实践智慧的过程, 也是校长收获快乐、体验生命的过程。校长实践智慧的发展体现为一种生态现象, 是以促进校长专业的、学术的、人格的发展为目的的生态进化过程, 需要从整体、动态、系统的生态学观点对其做出诠释。生态系统取向的实践智慧发展路径采取更为宏观的视角, 关注校长专业活动中人的特性以及群体的、关系性的因素, 注重校长实践智慧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更新, 以及校长的自我发展和人格完善, 是校长实践智慧发展的一条有效进路。

依据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的校长实践智慧发展系统主要由生态主体、生态环境和生态因子三个基本部分构成, 呈现为一个宏观、中观、微观彼此渗透, 动态、静态相互结合的立体结构。在这一复杂的系统中, 各个子系统及其构成要素相互作用, 共同促进校长实践智慧的生态演替, 使校长实践智慧实现从无到有、由低到高的动态演进。

生态系统取向的校长实践智慧发展策略, 主要指向作为生态主体的校长的自我修炼以及生态环境的持续改良。这意味着校长个体、教育行政部门、校长培训机构及其他社会力量需要共同营造校长发展 的绿色生态系统, 为校长实践智慧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内外生态环境。具体说来, 校长作为实践智慧发展的行为主体和最终责任人, 需要主动将实践智慧的获得作为其专业发展的重心, 激发内在生命价值和活力, 积极进行自我的开发与修炼。“国外的大量实践表明, 管理者进行自我开发和修炼可以极大地促进自身内在品质的发展与提高”[7], 因此, 校长需要在坚定教育理想与信念的基础上, 不断开阔文化视野, 优化学习方式, 以真爱情怀和浩然正气的陶养为根基, 增强实践反思和行动研究, 积极寻求“知—行—思”协同发展的实践智慧养成之道。

摘要：受传统学校管理体制及当前教育改革思潮的影响, 校长实践智慧在现实世界中呈现出多重张力, 主要表现在意识层面的沉睡与觉醒, 边界上的暧昧与焦虑, 以及生存空间上的规约与释放。校长实践智慧的发展遵循着自身的逻辑进路和推演过程, 实践反思取向的实践智慧发展路径视校长的专业实践为一种反思性实践, 主张通过实践反思来促进实践智慧的养成;生态系统取向的实践智慧发展路径则指向作为生态主体的校长的自我修炼以及生态环境的持续改良。

关键词：校长实践智慧,现实境遇,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张宏群.做智慧型校长, 引领学校特色发展[J].中国教育学刊, 2012, (12) :50~52.

[2]刘永福.论校长实践智慧及其养成[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3, (17) :27~29.

[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EB/OL]. (2010-07-29) [2013-08-13].http://www.gov.cn/jrzg/2010-07/29/content_1667143.htm.

[4]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EB/OL]. (2012-11-22) [2013-08-13].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5933/201301/146831.html.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会.学会生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107.

[6] (美) 托马斯·J·萨乔万尼.校长学:一种反思性实践观[M].张虹, 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49.

[7]周俊.中小学校长的自我修炼[J].中国教育学刊, 2009, (7) :23~26.

心态与境遇 篇2

碧空泛蓝，几抹清风夹着雨后的澄沁，远处萦来几许悠扬的旋律。绕着叶间的水珠，折射出一抹温柔的光晕。心内的雨季，已悄然逝去，我仰头微笑，迎接第一束阳光。

回首向来萧瑟处

黑夜欠的最后一缕光亮被上帝摔成碎屑。我蜷缩着身子，把自己锁在孤独的世界。昔日锋利的青干剑，如今已锈得难辨旧痕；曾经的傲气，如今空余一身颓败。压抑，自责。

数不清，这已是高中以来第几次面临的失利了。在学校，总是不由自主地心随境迁。觉得命运不佳，仿佛事事都与自己作对。时而又会觉得时来运转，得意忘形，却又顾此失彼。一次次的打击，令我透不过气。心态不由掌控地被环境所缚，一度沉闷。

曾经被雨打湿的心情，被忧伤填满的过去，压抑。如温过的烈酒，炙人心脾，令人大醉，彻夜难眠。

春风吹方醒

门“吱啦”一声被推开，一团光芒涌入房间。剪碎了沉淀的灰霭。我一怔，忙把头埋进湿漉的枕间。一重一轻的脚步声，依稀可辨。

跛脚的她正尽力地控制自己的身体，避免着发出更大的声音。这样的夜，她总是会不放心地上楼，哪怕仅仅是为我掖一下被角。

裹着温暖，我进入了梦想。梦见童年那金色的麦田，伙伴们的欢声笑语；梦见一如既往的那个劳碌的身影，梦见那只温暖有力的手。梦的最后，天下着雨，三毛持伞出现在我面前，微笑，“其实，不是雨秀湿了你，而是你的心存在雨季，你自己弄湿了自己。”顿悟，境，由心生。

谁怕?一缕艳遇任平生

是呵，境随心转则悦!雨季终将过去，我要在一个溢满阳光的清晨，醒来，静听窗外清脆的鸟鸣，安适而快乐的苏醒。忧伤、悲观，不妨都焚作淡酒。举杯轻抿，其涩，流泪、微笑。而后转身，以全新的心境迎接朝阳。让那些挣扎过的梦想清晰而切近。

并不知道未来还有什么等待着我。但无论或好或坏的境遇，我只希望它们在我经过时，能使我身上的不成熟快快成长，使我成熟了的统统开放。无论艰险，我都要让自己的梦想如天际流云绚丽，自信地浴着阳光前进。

莫听穿林打叶生，何妨吟啸且徐行……

浙江省新昌中学高二(11)班

实践境遇 篇3

一、边缘化境遇中的“坚守”与求索

在中国报业圈里, 有一个庞大的企业报群体, 全国大约有2000多家企业报。但在这些企业报里, 真正有全国公开出版刊号, 也就是有广告经营权的, 只有100多家, 约占全国公开出版报纸总数的5%。受服务范围、发行对象、办报方针等因素所限, 这些报纸基本上远离主流新闻圈, 在经营与发展上面临着不同的困境。

1. 企业报不可回避的边缘化境遇

在广告经营方面, 企业报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当属边缘化。首先, 从全国报业经济的全局看, 企业报的边缘化境地, 直接影响着广告经营的空间, 很难吸引诸多面向大众消费者的产品广告。而这类广告往往在主流纸质媒体的广告总量中占很大比例。其次, 边缘化导致了多数企业报运作模式的非市场化, 从而使企业报在和其他类别报纸共同分割报纸广告市场时处于明显的劣势。再次, 企业报的边缘化不仅体现在报界, 在企业内部, 由于企业报处于从属、服务的位置, 其边缘化的特质更加突出。特别是一些企业报虽然有全国统一刊号, 却附属于企业的部门, 没有独立法人地位, 在经营上更无自主权。

2.“坚守”中“无所作为”的企业报

新时期以来, 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步, 中国报业也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 使报业经济这块“蛋糕”越做越大, 但许多边缘化中的企业报长期“坚守”在报业百花园中却没有大的起色, 几乎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一是缺乏发展的动力。在发展上得过且过, 既没有发展战略, 也没有发展规划。二是缺乏创新的精神。无论是办报, 还是经营管理, 都保持四平八稳的状态, 只要方向上不出问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三是缺乏竞争的意识。多数企业报都由所在企业养着, 在经济上不用操心, 所以这些报社不存在和对手争夺市场的问题, 严重缺乏竞争的意识。

3. 企业报广告经营的潜在空间与优势

尽管在边缘化的境遇下, 众多企业报对通过加强广告经营提升自我造血能力缺乏必要的信心和勇气, 但综观企业报所处的发展环境, 变换一种思维方式, 我们可以发现, 与其他类型的报纸相比, 企业报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潜力和优势。

第一、有实力雄厚的“大后方”。在每一家企业报的背后, 都有一个企业, 而且能办得起有全国公开出版刊号报纸的企业基本上都是有一定实力的大企业。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说, 企业报的资金环境要好于其他类型的报纸。背靠大树好乘凉, 只要企业报有好的战略、好的项目、好的前景, 其背后的企业一般情况下都会给予大力支持的。

第二、有十分稳定的读者群。企业报的读者群相对比较固定, 绝大多数都是其所服务企业的员工。而且, 企业报的读者群还比较忠诚, 从某种程度上说, 他们非常依赖于本企业的报纸, 因为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方针、运营现状等许多信息都是第一时间体现在企业报上, 这些信息对企业的员工无疑是具有指导意义的。这样, 企业报往往是多数企业员工的必读报纸。这个优势对特定的广告客户, 比如本企业的原材料以及设备供应商等应该是有吸引力的。

第三、有与生俱来的信誉度。每一家企业报基本上都是企业文化的“代言人”, 它的声音就是企业的声音, 它反映的除了企业决策层的精神, 还有企业员工的喜怒哀乐, 对企业的每一位员工来说, 企业报还是他们的良师益友。因此, 企业报在企业员工中的信誉度是与生俱来的, 也是极高的。对广告客户来说, 如果选择在企业报上发布自己的广告, 效果肯定要好于其他类型的报纸。

鉴于这些优势, 企业报的广告经营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这个空间能否得到有效挖掘和放大, 关键取决于企业报的运营者是否能立足企业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二、“主流意识”下的奋力突围

笔者从1996年起担任北大荒日报社广告部主任, 后来虽然又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 但一直兼任广告部第一主任, 始终在抓报社的广告经营工作。多年来, 北大荒日报社立足黑龙江垦区暨北大荒集团, 围绕垦区发展大局, 强化“主流意识”, 秉持“区域大报”思想, 树立“经营强报”理念, 坚持“内外有别、双轮驱动、软硬兼施”, 在广告经营上探索出了一条成功之路。下面, 通过梳理、总结北大荒日报社的广告经营经验, 希望对企业报同仁乃至报业同仁开展广告经营能够提供可以借鉴的参照。

1. 强化“主流媒体”意识, 不断扩大媒体影响力。

北大荒日报社是差额拨款事业单位, 靠着企业拨款和有限的发行、广告收入, 生存没问题, 而且上级也没有给报社下达经营任务。但在市场化的背景下, 看到其他媒体在蓬勃发展, 同样是媒体从业者的北大荒新闻人不甘于被边缘化, 主动出击、自我加压, 形成了强烈的发展、扩张意识, 在企业内着力树立主流媒体的形象。利用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机关报和北大荒集团企业报的定位, 把北大荒日报社包装成“北大荒的资讯总汇、北大荒人的精神家园”, 并加大宣传力度, 使《北大荒日报》在黑龙江垦区变得家喻户晓。在此基础上, 抓重点、攻难点, 不断扩大报纸的发行, 仅近3年发行量就增长了50%, 《北大荒日报》在本企业内实现了高密度覆盖, 并成为企业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为开展广告经营提供了有效的载体。

2. 秉持“区域大报”思想, 不断整合企业内部媒体资源, 全力打造强势主流媒体。

很长一个时期, 《北大荒日报》都自认为是小报, 跟中央级、省级报纸比, 自惭形秽, 跟客户谈广告的底气也相对不足, 直接束缚了广告经营的思路。但眼睛向内, 我们却发现, 在北大荒集团内, 《北大荒日报》的发行量、覆盖面、影响力都是独一无二的。为此, 我们增强了自我发展的信心, 自豪地亮出“区域大报”的金招牌, 让广大的广告客户一目了然地看到《北大荒日报》在区域内的强势地位。北大荒集团的主要领导也看到了我们的优势, 从2009年起, 支持我们先后整合了《北大荒文化》杂志、《北大荒网》的资源, 使北大荒日报社形成了“一报一刊一网”的全媒体经营格局, 成为集团内当之无愧的强势主流媒体, 广告经营的渠道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宽。3年来, 《北大荒日报》由对开四版变成了对开八版, 《北大荒文化》由双月刊变成了月刊, 《北大荒网》的访问量、浏览量平均翻了两番。媒体规模的扩张, 扩大了广告经营的平台。特别是今年, 新型媒体《北大荒网》在广告经营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其“企业家网上大拜年”产品一下子就收入十几万元。

3. 坚持“内外有别、双轮驱动、软硬兼施”的思路与策略, 创新企业报广告经营模式。

北大荒作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农业企业集团, 虽然旗下有110多个农 (牧) 场和70多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但由于农 (牧) 场以种植业为主, 农产品直接交给国家、供应龙头企业, 不需要打硬性广告, 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市场主要在全省、全国, 所以他们每年投向集团内媒体的广告费十分有限。在这种不利情况下, 北大荒日报社不气馁、不懈怠、不放弃, 发挥自身优势, 强力攻坚克难, 立足企业内和企业外两条线, 走活了“经营强报”这步棋。

对内部企业, 以开发软广告为主, 以增加硬广告为辅, 持续扩大广告总量。虽然集团旗下的多数企业在北大荒日报社三大媒体上刊发硬广告的需求不旺、动力不足, 但他们毕竟都是独立法人企业, 除了宣传产品, 还需要宣传企业形象, 而宣传企业形象仅靠平时零星的新闻稿件远远不够。为此, 我们从开发软广告入手, 积极动员集团内的各企业在《北大荒日报》上发专刊、在《北大荒文化》杂志上发彩页、在《北大荒网》上做专题, 经过几年的运作, 收到了良好效果。特别是我们于1996年开发的“新春寄语”, 一直延续了17年, 已经成为北大荒日报社的品牌广告产品。同时, 我们抓住集团直属企业成立多家房地产公司, 在哈尔滨开发了多片楼盘的机遇, 动员这些企业打了一批房地产广告;抓住集团企业大力发展保险、金融、旅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的机遇, 在集团内服务业广告上有所突破。

对外部企业, 以开发硬广告为主, 以增加软广告为辅, 不断积累广告客户。在广告经营中, 我们正视边缘化的现状, 但绝不被其束缚。我们开动脑筋, 眼睛向外, 从与集团业务有关联的国内外企业入手, 在硬广告承揽上实现了突破。一是抓住国内外大型农机企业纷纷抢滩北大荒, 要把其产品打入北大荒各农场的机遇, 和众多农机制造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像世界500强企业、美国的凯斯、迪尔、爱科, 芬兰的维美德, 国内的一拖、福田雷沃、延吉插秧机、宁波奔野等企业, 都成为我们的长期客户。二是抓住集团员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汽车消费增长的机遇, 吸引斯巴鲁、北京现代、东南得利卡等汽车厂家把广告投向了《北大荒日报》。三是抓住集团许多员工赴沿海城市购买养老房、度假房的机遇, 吸引大连、烟台、威海等城市的房地产公司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同时, 我们还与北大荒集团的供应商日本佐竹机械、大连瑞泽农药、贵州轮胎集团、河北中兴汽车等大型企业在广告经营上进行了愉快的合作。其中, 延吉插秧机有限公司已经连续10多年于元旦这天在《北大荒日报》上做“财神爷托着插秧机”的彩页广告, 向北大荒人恭贺新年。其董事长、总经理高绪会感慨地说, 是《北大荒日报》这个财神爷托着我们走上了富路。“结识新朋友, 不忘老朋友”, 这是北大荒日报社广告人的信念, 多年来, 我们不等不靠, “走出去”承揽广告的身影遍布大江南北, 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客户群体, 为报社的广告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确的广告经营策略, 坚持不懈的努力, 使北大荒日报社的广告经营业绩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2009年, 我们的广告额达到600万元;2010年实现翻番, 超过了1200万元;2011年则达到了1757万元, 人均广告创收额度近21万元, 在全国企业报中遥遥领先。今年我们广告经营的目标是超过1800万元, 力争两千万元。

三、在边缘化中看到差异化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报业经济已经蓬勃发展了30多年, 其间, 形成了诸多看点、热点、兴奋点, 但企业报这个特殊的群体长期在报业竞争的边缘徘徊。北大荒日报社在夹缝中不断开拓, 使广告经营在同类媒体中成为亮点, 主要得益于思维方式的创新、锲而不舍的精神, 特别是我们在边缘化中看到了差异化, 真正找到了强势突围的切入点。

1. 解放思想, 大胆定位。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企业报要参与报业经济的竞争, 必须对自己进行准确的定位。在定位的过程中, 不能畏首畏尾、目光狭窄, 而是要放眼全国, 看到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做到高起点定位, 彰显与众不同之处, 凭着独特的魅力吸引广告客户的眼球。结合北大荒集团打造全国现代化大农业示范区的战略目标, 北大荒日报社对旗下三大媒体的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 将《北大荒日报》定位为“现代化大农业新闻舆论的主阵地”, 将《北大荒文化》杂志定位为“现代化大农业文化事业的大舞台”, 将《北大荒网》定位为“现代化大农业交流交融的交汇点”。新的更高的定位必然对广告客户形成新的吸引力。

2. 战略明确, 思路清晰。

企业报要参与市场竞争, 必须得有自己的战略, 要明确自己不是盲目地去和其他报纸争抢广告市场, 而是按照分工不同去合理地切割市场。然后, 有意识、有步骤地去发掘潜在的广告市场, 去扩大既有的广告市场。盲目竞争, 只会事倍功半;而开发差异化的市场, 则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立足企业, 主动出击。

企业报在广告经营中要形成自己的优势, 一方面要主动宣传自己、包装自己, 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树立自己的形象, 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做到信息灵通, 及时地结合企业的战略、每一步大的动作, 有意识地进行广告策划。一年一度的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 商贾云集, 商机无限, 从1996年起至今, 北大荒日报社连续17年将刊有精心组织的广告的报纸送进会场, 发放给中外嘉宾, 既宣传了报社和客户的产品、形象, 又结识了一批新客户。抓住集团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半年经济分析会议和年度经济工作会议等大型会议, 我们每次都会动员客户投放一定量的广告;同时, 还利用北大荒水稻节、北大荒大豆节、北大荒文化旅游节等节庆活动承揽广告, 与客户形成了共赢的局面。

绕开那些境遇性爱情 篇4

表面看，事情非常简单。去年秋天，她因为一种慢性病住进了医院，这种病必须长期治疗，所用药物非常昂贵，住院才可以报销，但按照医保政策，她在同一家医院住院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月，她必须出院调理半个月，再去医院住一个月。为了治疗的连续性，第二次还得选择同一家医院。于是，有近半年时间，她成了一家医院的常客。

负责治疗她的是一个男医生，三十五岁，浓眉大眼，性格挺温和，诊疗时轻声细语，聆听时表情专注。正处在情绪谷底的维维，瞬间就对他产生好感，从护士那里探知他是单身后仅仅一周，她就向他做了表白，他也欣然接受。但他们的相处只持续了半年——彻底出院一个月后，她突然发现，他完全不是她生活体系里的人，她之所以对他产生依恋、依赖、爱慕，都是因为她的病，还有医院的环境，那半年的相处，离奇得像一场梦。这段感情于是宣告终结。

促使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感情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有时候，是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心境，让人产生感情，这种感情的维系，也往往高度依赖于特殊的环境和心境，一旦那种环境消失了，支撑它的力量也就消失了，这种感情也会随之萎缩。对这种感情，我们不妨称为“境遇性爱情”。

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里，主人公汉斯·卡斯托尔普遇到的也是一段境遇性爱情，他因为肺病进入疗养院，一住七年，病友们非富即贵，疗养院又建在山上，一群人像是活在云端，靠聊天和游戏打发时间，就在这梦魇一样的生活里，汉斯迅速爱上了来自俄国的肖夏太太，因为她身上的一点点清新，使她显得格外出众。如果是在一個正常的环境里，在众多女性的映衬之下，她的魅力会显得过于浅淡，她的过往、人际关系，人们对她的评价，也会对她的魅力形成损害，而在疗养院里，这些损耗统统欠奉。特殊环境，会掩盖人的缺陷。

能达到这种效果，促成境遇性爱情的，并不只有医院，学校、军队、监狱、自成体系的大厂，都有相近的效果，《泰坦尼克号》、《和平饭店》、《迷路的人》等电影所描绘的都是这种爱情，其要素是相对封闭、脱离日常生活的环境。在那种封闭环境里，人们产生默契，在那种脱离日常生活的境况下，人们不自觉地放低了自己对伴侣的要求，因为那个环境像舞台，会放大人的魅力。

更多时候，催生这种境遇性爱情的，不是硬性的封闭环境，而是人的心境。情绪低谷、共患难的经历、长期与世隔绝的宅男宅女生活，都是催生这种爱情的土壤。朋友A因为一起牵涉许多人的经济官司出没律所，遇到了同样在打官司的B，两人成了情侣，又在官司结束后分手；朋友C失业在家，沉迷网游，对同一个游戏战队的网友产生感情，找到新工作后，再问起那人，她只觉得茫然。

显然，这种特殊环境和心境，更像是一种催眠。电影《催眠大师》里就对这种催眠做了剖解，影片开始，莫文蔚出现，只用了一个调整钟表的动作，就将有催眠大师之称的徐峥在清醒状态下催眠。许多时候，在我们踏上一个新环境，或者陷入一种情绪的时候，一种隐性的催眠已经悄悄开始，我们会爱上平常不会爱的人，做出平常不会做的事，而当那种境遇结束，我们也会缓缓苏醒，并对过去的一切追悔莫及。

所以，每次置身于一段感情，我们必须不断自问，对方的魅力是来自他本人，还是自己的境遇，自己的沉迷，又有多少是来自催眠。只有反省，持续不断的反省，才能校正这种催眠，让理智重新在场。

《我与地坛》与人生的境遇 篇5

一、感慨人生

《我与地坛》并不是在写景,也不是在写人,而是在感慨人生。是感慨,不是感悟。在史铁生15年如一日前往地坛公园从事写作时,遇见了太多人,但最终写入文章的也不过十人左右。为什么?因为在史铁生的眼中,这少数人的人生境遇与众不同,有好的人生,如老夫妇、饮者、歌唱者;也有较为悲惨的,如长跑家、弱智少女、史铁生自己。作者并没有像一位哲学家一样探讨人生,也没有着重分析人生的起起落落、生命的悲喜浮沉,而是始终用一种淡淡的口吻,一种旁观者所特有的不是很深入观察的视角在讲述着地坛的人们。这是拥有丰富人生阅历后才能拥有的思维视角,是一种对命运的平淡看待,一种个人对人生境遇无法把握的深深的无奈与悲哀。在《我与地坛》的字里行间,“让我们感同身受地理解,他在独处中所做的思考”[1],一种淡淡的、看破世情的思考。

面对着更多的艰辛努力和不同的人生轨迹,很多人年少时都会困惑,为什么别人看起来过得都比自己好?年龄变大、阅历增长,终于会逐渐明白一件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办的事。”每一个人看别人时,未必总是看到对方最有优势的地方,但在潜意识中总是在拿自己最没优势的、最渴望的地方与之相比。其实,在压力巨大的当代生活中谁都不容易,仔细看看身边的人,每个人都有无法办成的事,或是评职称、或是买房子、或是谈恋爱、或是升级别、或是孩子学习不好、或是伴侣花心自在,每个人都有不愿碰触的隐痛。“开心就好”,其实只是自我安慰的话语,就像“不以成败论英雄”从来都是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的言论。但是人生在世,本来就是忧多乐少,无可奈何之事比比皆是。就像身残志坚的史铁生一样,在坚持创作时付出过多少超越常人的努力、克服过多少难以忍受的困难,没人知道却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在《我与地坛》中,作者既没有突出个人努力的辛苦,又没有强调征服困难的喜悦,而是在平淡阐述着一个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极端困扰我们的难题会逐步融入平淡的生活,变为日常的琐事。

当史铁生问自己要不要去死、为什么活的时候,《我与地坛》中的人们无论幸与不幸都在努力地生活下去。这一方面是在依靠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是有赖于亲人的陪伴,无论从生活中还是精神上给予的勇气与力量。老夫妻相互“攀”、“搀”,小伙子照顾妹妹,作者的车辙边也满是母亲的脚印。亲人、朋友、同事乃至于陌生人,都是每一个人笑对人生的力量源泉。《音乐之声》里有一句名言:“上帝关上了一扇门,会给你打开一扇窗。”生命中的一回照顾、一个眼神、一次邂逅、一位朋友、一通电话,都可能代表着山穷水尽时的柳暗花明,平淡生活中的一丝涟漪。造物神奇,造物主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安排了无数的奇迹,在身体疲惫时会有亲人,在经济窘困时会有朋友,在感情绝望时会有新人,奇迹总会发生,希望永远存在。《我与地坛》,写给小人物的一篇生活指导,“醉眼看花花也醉,冷眼观世世亦冷”,世事如何,淡然处之,人生的轨迹淡淡而过,随风而来,飘然而去。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珍惜生命中的每一次奇迹,平凡人的生活中照样会有无数的精彩,眼中的世界会绽放出更多的幸福。

二、命运无常

上课时曾经对学生们讲过,什么是“天命”?高深莫测谓之天,无可奈何谓之命。无论是谁,能力都是有限的,更何况普通民众。每个人在生命中都会错过很多事情,回头看时,人们总爱说,如果当初怎样怎样就好了,就会是另一种局面。然而人人又都明白,没有后悔,没有如果,这一切都是命运的选择。就像《我与地坛》中的那位弱智少女一样,美貌与智慧无法同时降临在她的身上,甚至于因为智力的缺失而饱受命运的折磨,作者看到她时是否会想起自己的困境?但面对无常的命运,个人能做的除了奋起抗争外,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从内心中接受现实。“《我与地坛》是史铁生在人生困境中寻求的一种精神供养”[2],在坚持写作对抗病魔的同时,用淡定的内心迎接命运的安排。

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时代,人们普遍相信人生的境遇根本没有办法自己把握,“命”是最大的主宰。古希腊神话中无论是凡人还是天神都在努力与既定的命运抗争,但最后都归于失败,即便是历经千辛万苦采摘到了能够改变命运的命运之花,最终也要被化为毒蛇的命运叼去,即使是宙斯、阿格琉斯、伊阿宋都无可奈何。莫泊桑的著名小说《项链》中,玛蒂尔德被世人批评了很多年,说她爱慕虚荣、市侩、庸俗等,但其实想想,玛蒂尔德做错了什么?她任何出轨的事情都没有做过,项链丢失了,她花费了十年的精力尽心赔偿。有人说她错在参加舞会,她错在没有向朋友说明项链丢了,其实一位年轻女士参加舞会有什么错?穿好一点戴好一点有什么错?如果项链是真的,说明了就不用赔偿了吗?《项链》小说中的一句话才是真谛:“生活真是古怪,真是变化无常啊,无论是害您或者是救您,只需要一点点小事。”“莫泊桑正是通过马蒂尔德的悲剧来表现人生的荒谬和残酷,表现偶然性因素对人生的影响,而贯穿其中的则是他对命运的失望和感叹。”[3]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曾说:“如果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直接对中国宣战,那么我们将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这就是在强调时机的重要性,任何一件事情想要成功都必须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与地坛》里的长跑家希望以长跑改变命运却始终慢了一步,最终导致长达10年的努力付诸流水,只换来一句“要是我10年前发现你就好了”,除了苦笑外还能说什么?面对人生中种种无法把握的轨迹,很多人,很多事,错过了亦是无可奈何。虽然也曾痛心疾首,但心底始终明白,没有什么如果,这是命运的选择。《我与地坛》“以睿智的言辞、质朴的风格、悲悯的文字讲述了生命的虚无、生活的苦难、人生的无奈”[4]。

但是,平淡地看待生活并不等于不努力、不奋斗,面对人生无奈与命运无常,史铁生依靠自己的奋斗走出了一条极为精彩的创作之路。“《我与地坛》中史铁生的人生观都给予人们如下启示———要敢于面对坎坷,直视苦难,永不言弃,懂得感恩,要坚强,等等”[5]。史铁生作为生活的勇者,即便是瘫痪也在努力创作,就像《我与地坛》中那个长跑家一样,即使每一次都与机会擦肩而过但仍然一直奔跑直到最终的平静;就像那位中年女工程师一样,始终朴素并优雅地穿过地坛的林荫小道;就像在地坛里散步的那对老夫妇一样,坚持15年如一日的漫步堪称最浪漫的事。“史铁生认为带给残缺者的并非完全是灾难,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残缺对残缺者而言可能是一种财富”[6]。外逆横来,淡然处之,生活的勇者从不为已经发生的懊恼,而是尽力争取当下的幸福。

三、结语

对于一位“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人来说,史铁生的作品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并不激烈,既能够保持不伤痛、不气馁的平常心态,又能够拥有坚持不懈永不言败的斗争精神,平淡与坚强、苦痛与辉煌,残缺的身体与强大的内心,史铁生一直在诠释着苦难生活里生命的尊严。“史铁生的生命观并不是消极的宿命论,而是对生死冷静观照后的理性认知,是经历了苦难以后的快慰的觉醒,……是和生命本身一场真诚的拥抱,一场苦恋”[7]。《我与地坛》始终用最平淡的文字描述着不平凡的人生,接受苦难,同时体现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

参考文献

[1]周亚利.静静地与上帝相遇——浅谈《我与地坛》中史铁生面对苦难的精神审美[J].内蒙古教育(职教版),2014,(12):86.

[2]毛本栋.《我与地坛》:荒园中的精神供养[J].杂文月刊(原创版),2016,(2):56.

[3]张晋.命运是双看不见的手——莫泊桑《项链》深层主题探析[J].作家,2012,(9):103.

[4]管青峰.从《我与地坛》看生命的价值与终极意义[J].作家,2015,(22):23.

[5]王树君.母爱的另一种诠释——以《我与地坛》为例[J].青年文学家,2015,(9):14.

[6]周阳.论《我与地坛》的生命思考[J].文学教育(上),2016,(5):42.

尴尬境遇中的家乐福 篇6

曾经把持中国零售业外资头把交椅10多年的法国零售巨头家乐福, 自2009年开始, 在店面数量和营业额上分别被主要竞争对手沃尔玛和大润发超过。2010年以来, 一系列的门店关停、供应商起诉、店长离职等事件更显示出家乐福在中国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成就了往日辉煌的本土化实践正是今天家乐福深陷危机的根源所在。

在中国市场陷入危机

自2009年开始, 家乐福在中国开始面临店面数量和营业额双输的局面。2009年家乐福开店22家, 主要竞争对手沃尔玛开店数在50家以上, 门店总数第一次超越家乐福。从营业规模上看, 台资竞争对手大润发以404亿元人民币的总销售额超越家乐福排名外资零售第一;而在更能反映零售行业竞争力的单店盈利能力上, 大润发更是以每店3.34亿元的成绩领先家乐福将近1亿元。

进入2010年, 家乐福的窘境并无多大改善, 反而问题多发, 有加速下滑的趋势。门店关停:3月, 大连家乐福新华绿洲店正式关店;7月, 经营仅三年的西安小寨店因业绩不佳被停业, 家乐福也不得不暂时退出西安市场。供应商起诉:6月, 青岛一家供应商将家乐福以“横征暴敛”进场费和拖欠货款为由告上法庭。店长离职风波:6、7月间, 大量高管和核心人才的辞职构成了“家乐福离职门”。

盈利模式现危机

首先, 家乐福的分权管理体制帮助其在进入中国市场初期就实现了较高的本土化, 快速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不同于沃尔玛的美式中央集权管理体制, 家乐福在进入中国市场初期, 就全面将权力下放到各门店, 店长因此拥有了采购、促销、人力资源等诸多独立权力, 可以快速而灵活地应对当地市场变化。这种策略在90年代中国零售业非常不成熟、外资又刚刚进入的时候非常必要, 因为要尽快打开中国市场必然依赖对市场的敏感度和店面运营的灵活性。家乐福的单店分权管理使得店长可以因时制宜, 在第一时间进行单店大力促销, 灵活、务实的管理方式帮助家乐福实现了较高的本土化。

分权模式虽然灵活高效, 但也增加了家乐福的道德风险, 削弱了其内部管理和国际品牌形象, 还在门店数量大幅增长的情况下限制了规模经济的发挥。在分权模式下, 基层管理人员的能力及忠诚度在实质上决定了公司承担的风险强度。2006年多名管理层因受贿被捕, 突出反映了家乐福采购中的商业贿赂弊端。另一方面, 随着各连锁企业门店数量的逐渐增多, 集权化几乎是目前所有大型连锁超市都在推进的一项改革。

随着家乐福的门店逐渐增多到百家以上的规模, 适当增加总部的集权, 将采购、促销、费用谈判权等集中管理, 可以在产品质量控制、成本节约以及统一营销等方面获得明显的优势。为此, 家乐福下决心“杯酒释兵权”, 成立CCU城市采购中心, 将以往各门店店长所拥有的采购权集中到位于各个城市的CCU采购中心。但是“削藩”遭遇到地方门店强大的抵制, 导致“店长集体出走”。而没走的店长也不再有以前的冲劲。家乐福的拓展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 发展步伐放慢。

其次, 借鉴中国家电等连锁业依靠收取通道费成长的盈利模式, 家乐福也“本土化”地对供应商收取名目繁多的进店费、堆头费、促销费、节日费等。沃尔玛、大润发与家乐福, 在中国市场代表了零售业态的三种不同的盈利模式。

沃尔玛非常注重通过采用最新IT技术、建立科学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来降低物流成本和采购成本, 通过商品进销差价获取利润。大润发直接采取草根式的“包养”策略, 将大米、猪肉、水果等品类从供应端厂商那里包下来, 以获得最稳定的供货及最低价格。

家乐福的赚钱法宝则是向上游供应商收取高额进场费, 挤占供应商的利润。据悉, 家乐福总利润来源中至少有60%来自供应商。沃尔玛和大润发的方法实际都是通过优化供应链来提升供应效率、降低供应成本, 而两者要想最大程度的发挥作用, 都有赖于规模经济的实现。但在零售行业发展尚不成熟、规模经济不显著的市场环境中, 家乐福盘剥供应商的方式更有助于实现面向消费者的低价策略和零售企业自身的高盈利。

家乐福依靠通道费获取利润的模式在中国零售业态的行业发展趋势面前显得不再合时宜。中国连锁、大卖场等零售业态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 最为显著的就是从单纯讨好消费者、永远低价、盘剥供应商, 开始向供应链和谐共生转变。而家乐福却还在固守着依靠通道费赢利的模式压榨供应商, 并且其赊款周期也是零售同行中最长的。沃尔玛的货款结算时间平均为28天, 大润发也控制在30天之内, 家乐福却高达50~60天。在市场大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积怨日久的供应商必然忍无可忍。青岛的供应商诉讼事件不过暴露了冰山一角。

最后, 中国近两年通过宏观政策调整而对内需市场的启动, 凸显出家乐福在扩张模式上灵活度的欠缺。目前, 大中型零售业在中国三级城市的市场布局接近空白,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大卖场的竞争格局。但家乐福在三线市场布局方面却落在了竞争对手后面。沃尔玛自2007年就开始在二三线城市大量发掘拓店潜力, 终于在经过2009年的全面扩张后, 在华门店数超过家乐福。乐购、好又多、联华等品牌也瞄准了国内三四级市场, 通过大量发掘结合地产和其他形式的灵活开店模式, 大大提升了开店速度和成功率。

家乐福则沉浸于过去的成功, 在门店布局上过于囿于一二线中心城市。此外, 家乐福由于自身发展历史上曾经遭遇并购后的整合瓶颈, 对并购有了成见与恐惧, 从而很少使用大宗并购方式拓店, 基本都独资开店, 也限制了扩张速度。

中国危机应对举措

第一, 通过创立CCU城市采购中心, 终结店长集权制。但在“削藩”收权的过程中, 如何平衡分权与集权, 通过建立完备的店长晋升制度和培育机制, 有效提升门店店长的积极性, 仍是家乐福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其次, 努力与供应商建立平等互利的良好关系。为此, 家乐福于去年9月推出了“扶持中小企业融资计划”, 凡与其合作的国内中小供应商, 只需提供家乐福的供货发票, 就可以到德意志银行申请贷款。但对此举措, 不少供应商表示“先看看再说”, 因为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家乐福能否直接大幅减免各种进场费。毕竟, 家乐福仍然是国内供应商公认的“最昂贵的卖场”。

最后, 针对扩张模式不灵活的问题, 家乐福开始改变其在中国只开店不收购的策略。2010年7月, 家乐福与河北保龙仓成立了合资企业, 以期迅速融入到河北当地的零售业态。但收购经验欠缺的家乐福如何解决人员、供应商资源的整合难题还都是个未知数。

萨特境遇剧的舞台表达研究 篇7

一、境遇剧的空间构建

萨特的戏剧之所以被称为境遇剧,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极限境遇的塑造。事实上, 除了戏剧情节的设置, 舞台空间也被萨特打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境遇。

《死无葬身之地》中关押游击队员的阁楼,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弗朗茨自我监禁的房间, 《禁闭》中那间第二帝国时代款式的客厅, 这些封闭的空间本身就是束缚人的极限境遇。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维持现状, 要么冲破束缚。而在你做出选择的那一瞬间, 本质已然形成。在萨特看来, 世上并不存在先天存在的既定本质, 存在先于本质:“人性是没有的, 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的概念”, “首先有人, 人碰上自己, 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1]既然不存在所谓的决定论, 那么人就是绝对自由的, 每个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造就自身。就像《死无葬身之地》中的索比埃, 他本是个胆小、懦弱的人, 承认自己害怕受刑的痛苦, 也害怕死亡的到来, 因而在保全自己和保守秘密之间左右摇摆, 但在他从窗口一跃而出的那一刻, 勇敢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也由此造就了自己的英雄本质。

如广场、河岸那样开放的舞台空间则直接将人抛到一种混乱的环境中。《苍蝇》的第一幕发生在阿耳戈斯的一个广场, 这个开放的广场将整个舞台空间分成了三个维度:地下——地上——空中, 分别代表了鬼魂、人和神。死亡之神朱庇特想要维护自己作为神的尊严和地位, 认为背负着罪行的重担直到死去是所有人的命运, 而人一旦认识到自己是自由的, 众神对其也就无能为力了, 所以他与自由的人俄瑞斯特斯是对立的。活在人间的王埃癸斯托斯杀了前任阿耳戈斯的国王阿伽门农并用地下的鬼魂引发居民的恐惧和忏悔, 以此维护自己的统治, 他和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特斯也是对立的。生活在阿耳戈斯的居民习惯了用忏悔来自欺, 习惯了用鬼魂的存在来掩饰自己的无作为, 俄瑞斯特斯的存在打破了城邦的秩序和他们一直以来的平静生活, 因此他们与俄瑞斯特斯之间亦是对立的。这种充满了矛盾冲突的境遇带给俄瑞斯特斯巨大的选择压力。所以, 开放式的舞台空间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相反, 多种矛盾的冲击, 非此即彼的困扰时刻存在。世界的荒谬、选择的艰难使得整个舞台空间给剧中人物带来了无尽的焦虑和痛苦。

透过这些或密闭或开放的舞台空间, 萨特关注的是极限境遇中人的选择和行动, 思考的则是人的存在问题。萨特认为世界上有“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这两种存在类型。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称为自在的存在, 因为它们的本质已经确定, 不会更改。这些事物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同时它们的存在也具有纯粹的偶然性, 于是客观世界就呈现出一种荒诞无序的状态。人作为生活在其中的主观存在, 在萨特看来又是绝对孤独的, 主客观体在关系上存在完全对抗性, 不仅如此, 人还是一种虚无的存在。于人的存在而言, 虚无是指人被抛到世上且什么都不是, 没有任何的限定, 只是单纯地存在而已。但正是因为人的存在没有任何规定性, 所以人是绝对自由的,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用行动来改变自身虚无的状态。在萨特看来, 虚无并不是对存在的抛弃和否定, 而是对存在的超越。人是使虚无来到世上的存在, 而人对自身和客观事物的欲望及其“欠缺”的本性, 使得超越成为可能。所以人虽是一种虚无的存在, 却能超越社会甚至时代的局限, 赋予“自为存在”以意义。

二、境遇剧的布景介入

道具是舞台布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作为景物造型出现在戏剧舞台上, 常常被赋予特殊的含义。

在《苍蝇》中, 死亡之神朱庇特的雕像一共出现了两次, 但与古希腊神话故事中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朱庇特相异, 萨特笔下的天神是面目狰狞的, 且对自由的人毫无办法, 这样的设置其实是对上帝的否定。萨特是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对上帝的否定其实也是对神权、王权等一切强权的否定。因为“我命定是自由的”, 所以任何强加于人、有碍于人的自由的存在都应该被打破。阿波罗的雕像则出现在俄瑞斯特斯杀死埃癸斯托斯和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后, 当时俄瑞斯特斯因为杀母遭到了复仇女神的追逐, 他来到神庙寻求阿波罗的庇护, 但在最后, 俄瑞斯特斯离开了神像, 背负着所有人的罪恶离开了阿耳戈斯。这是对神的背离, 但同时也是对人的肯定, 因为人能够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除了雕像, 镜子也是萨特境遇剧中极具代表性的景物造型, 并且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舞台道具。“拿镜子照照自己吧!”是萨特戏剧中反复出现的台词, 镜子其实象征着对自我形象的一种认同和掌控。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 镜像是维持自身连续性和统一性的保证, 但它只是伪装的自我形象, 而不是“我”本身。“主体经过镜像阶段体验到的只能是将自己还原到外部的他人之中的这种对他者的疏离。”[2]人透过镜像看到的自己其实是外部的他人, 而以镜像为依据塑造的自我也只能是他人, 这样人就成为他人的客体, 失去了自己的本质。与此相对的是《禁闭》中那三个相互追逐的鬼魂, 他们不愿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承担责任, 却妄图摆脱对自己的评价, 所以只能在他人的目光中继续这种无休止的折磨。可事实上人的本质并不是通过镜像, 而是通过自己的选择以及具体的行动获得的。

雕像和镜子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景物造型本身是真实存在的, 但它们作为舞台布景的一部分, 又是艺术创造的产物, 呈现出一种审美化的真实。在这一过程中, 舞台布景带来的真实感能自然地将观众引入到萨特所创设的戏剧情境中, 而象征性的舞台道具带来的间离效果又能使观众从被动的接受者变为积极的思考者和行动者, 以此达到萨特以文学介入生活、干预现实的目的。

纵观萨特的境遇剧, 它们的创作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苍蝇》写于1943年, 当时正处于二战时期, 德军运用“闪电战”仅39天就占领了法国, 法国从一战时的战胜国沦为任人宰割的战败国。萨特写这部剧的意义在于借古喻今, 号召法国人民要像俄瑞斯特斯一样勇敢地战斗。《恭顺的妓女》创作于白人和黑人矛盾激化的1946年, 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 矛头明确指向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官僚政客, 同时也批评剧中的受迫害者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自由”, 放弃了反抗斗争。[3]《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则写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的后一年,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 萨特勇敢地站在了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 用积极的行动声援他们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剧中对二战的重提则是为了警醒法国人勿忘曾经的教训, 发动民众共同抵制阿尔及利亚战争。

通过戏剧, 萨特将“介入文学”的主张有效地付诸于实践, 他的每一部戏剧都渗透了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与理解。他以笔作为武器, 向一切阻碍人类自由的强权政治宣战。他只想向人们证明:正义仍在, 希望仍在。

三、境遇剧的光色传达

在萨特的境遇剧中, 舞台灯光不仅可以用来创造环境、刻画人物和渲染气氛, 还具有特定的象征意味, 表达了萨特对自由和处境的思考。

灯光有温度, 就像人的体温, 它是生命的象征, 一旦灯光熄灭, 人就化为虚无了。所以, 灯光是存在的表征。另外, 有灯光的地方就有人的影子, 而影子使人感觉占据了某个位置, 感觉到自己的实存。因此, 灯光也可视作由空间秩序定义的“我的位置”。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有一个位置, 但这一位置具有纯粹的偶然性, 且对解释“我的位置”毫无用处。于是, 人只能通过绝对广延、通过距离来显示自己所在的位置, 获得自己的存在。位置对《脏手》中的雨果和《魔鬼与上帝》中的格茨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雨果是一个有着浪漫主义理想的小资产阶级, 但他后来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双重身份使他反而丢失了所有的身份。而格兹则是一个身份尴尬的私生子, 他不为自己的阶级所接受, 又不能融入到与自己相对立的阶级中。他用否定这个世界来结束自己的悬浮状态, 由此拥有自己的位置。

纵观萨特的戏剧, 其主基调是阴郁的, 整个画面的色彩趋于灰暗:阿耳戈斯广场上穿着黑色丧服的老年妇女、禁闭的阴暗房间、地狱中的墨绿色椅子……这些冷色调的运用无疑传递出萨特对世界、对社会、对他人的拒绝和否定。

但是, 换一个角度看, 绝望也是希望的温床, 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因为绝望的存在, 人才会渴求希望, 才会不顾一切地打破境遇的束缚, 获得自己的新生。萨特认为希望是存在的, 它就在未来。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也都可以通过行动造就自己的本质, 而一个人的本质只有在他死的时候才能盖棺定论。所以, 只要你还活着, 你就能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改变本质。一个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人绝不该称之为悲观主义者, 而是一种不思悔悟的乐观主义者。正如法国人格主义的代表人物E·慕尼埃所说:“萨特确实是一位充满希望的绝望者, 一个带有浓厚悲观主义色彩的乐观主义者。他给人们展现了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 却又为人们指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行动之路。”[4]

事实上, 在萨特的境遇剧中, 重要的不是极限境遇的塑造, 而是人物的自由选择, 是积极地展开行动以及承担责任的勇气。世界虽荒诞, 人生虽孤独, 但我们依然可以勇敢地拒绝一切对自由的约束, 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参考文献

[1][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 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6.

[2][日]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 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42-46.

[3][法]让·保罗·萨特.萨特戏剧集[M].袁树仁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4.

虚拟认识中主体性的境遇 篇8

关键词：主体性,虚拟认识,提升,异化

21世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伴随着虚拟技术这一划时代的发现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式”,孕育并催生了一种新的认识形态——虚拟认识。在虚拟认识中的主体性正经历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双重境遇: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剖析虚拟认识中的主体性变化,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时代问题。

一、主体性概述

主体性是指“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1]自从活动中的人作为主体现活动的对象即客体分化开来之日起,实际上就有了某种主体性。但在人类最初,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人对人的剥削、统治乃至杀戮面前,人们更多感到的不是主体性而是客体性。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性观念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在艰难曲折中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阐述了人和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理论,这一理论本质上也是关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理论。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由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懒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2]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的状况,制约着人的主体性的现实状况。人的主体性的发展是与社会科技水平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认识实践的性质和存在形式发生变化时,当我们的认识活动由现实转向虚拟的时候,主体性必然随之改变。

二、虚拟认识中主体性的提升

1.主体本质力量的增强。

所谓人的本质力量是指人所具有的知识、经验、意志、主体性和创造性等人所特有的内在禀赋所具有的力量。“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按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解释,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由活动(运动)的形式转化为物质存在,创造出外在于人的一定客体存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就是人通过实践把自己的需要、目的、意识、意志以及能动性等内在力量凝在一个外在的客观对象上,这些力量从此不再作为人的机体所直接固有的力量归他支配,而成为离开主体相对独立存在的力量。” [3]从人的本质力量的角度来看,虚拟技术及其实现首先就是人自身的本质力量的对象,而虚拟技术、虚拟硬件设备等一经产生,就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存在形式,作为物化的思维工具和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多维地来促进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

2.主体的感知能力的提高。

由于生理、心理因素的影响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类对于外部事物的感知能力是有限的。利用虚拟技术,人们可以“看到”以前看不见的,“听到”以前听不见的事物。如在微观研究领域,人们利用虚拟技术看到了原子的三维图像;在虚拟的量子微观世界中,看到光电子具有鲜明的形象,既显示出波动性,又表现粒子性等等,极大地弥补了人类自身的不足,提高了主体对外部事物的信息感知能力和识别能力。

3.主体认识效率的提高。

虚拟认识极大地促进了从主体的感知到信息的处理、最后到实践的效率。利用虚拟设备能够使主体快速、准确地感知到客体的信息。借助于计算机,我们只要输入所要处理的信息,软智能体就可以按照预先编译好的软件程序自主计算,这可以大大缩短人工计算的时间。人类认识客体的目的,在于最终改造客体为已所用。在虚拟实在中,人类可以进行虚拟的模拟,以期待发现它的问题和不足,给现实的实践提供指导作用。

4.主体创新能力的提高。

一方面,人类创新能力是与思维方式密不可分的,虚拟技术与其他信息技术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也“激活”了人的创造性思维,它实现了“客体”本身的“主体化”,即认识活动的双方都具有主体性。打破了传统意义上S→R (刺激→反应)的主—客二元模式。网络思维借助数字化,可以直接跨越或消解许多现实时空的限制,及时准确地传递、加工、存贮、创造信息,极大地促进主体创新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问题是创造性的前提,没有问题就谈不上创造。马克思指出,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条件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可以看出“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虚拟技术与网络技术发展,社会的发展已经突破了地方性、区域性的限制,数字信息正在使地球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生活在其中的主体交往在不断地被放大,“关系”日益增多,而“关系”的多样化又意味着“问题”和“机遇”的产生。虚拟技术给人们认识现实生活打开了多种并行的“视窗”,大大增强了人的行为的主体性和选择性,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积极的怀疑精神和探索欲望,从而提高认识与思维的创造性。

三、虚拟认识中主体性的困境

1.主体性的“虚拟技术异化”。

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赛曾经深入分析过工业社会中人与技术设备的关系。他说:“技术、作为工具领域,既可以增强人的力量,也可以加强人的软弱性。现阶段,人也许比以前更无力支配他的设备。” [5]今天就虚拟技术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作为人们生产、交往和认识的中介工具,它在为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创造新条件的同时,人性与技术的冲突也逐渐成为虚拟社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在虚拟环境中极易导致主体自我识别和认同的危机。当我们执迷于虚拟世界中不能自拔而变得自闭和自恋时,过度的沉迷与落差会使人在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之间不能很好地完成角色转换,从而导致主体的自我识别出现失真、心理失调、人格畸形膨胀等一系列问题。二是功能强大的数字化技术工具导致主体的主导意识的退化。在虚拟认识过程中,主体所需处理的大量信息一般都是交由软智能体去处理,这种由预先编译好的软件程序所承载的仅仅是极少数技术专家的创造性和意志,而对使用它的认知主体来说,只要听从这些工具理性的产物的指挥,按其特定程序运行就可以了。由于对电脑、网络及其程序的依赖,主体的积极思考和分析的能力被削弱了,认知主体也由实际上能动的“理性人”沦为被动的“参与者”,逐步导致主体的主导意识的退化。三是虚拟环境中由于现实主体的“不在场”所引发的伦理道德危机。网络行为者都是以符号形式出现在虚拟世界中,由于缺少现实社会的种种约束,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道德伦理的危机,诸如黑客、信息欺诈、计算机病毒、色情暴力网页等等。四是虚拟交往导致了现实人际交往的障碍。作为现实世界的“避难所”,人们往往过度执迷于虚拟世界中的情感交往,而对现实的交往表现出可怕的冷漠。虚拟交往已经成为人与人之间真正交流的障碍,它消解了现实人际交往的深度,造成现实人际关系的淡化、情感的疏离。

2.走出主体性的困境,实现人的自我超越。

数字时代的到来具有不可逆转的趋势,是借助于虚拟技术增强自己的主体性还是受制于网络而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自身。虚拟技术本身并不是为了虚拟而虚拟,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现实世界。处理好虚拟和现实的关系是我们走出困境,实现人的自我超越的关键所在。首先,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虚拟和现实的区别,加强引导和培养人们在虚拟环境中自我认同、自我调整的健全人格,培育其对虚拟技术的主导意识,牢固掌握对虚拟技术的控制权,在现实与虚拟之间实现顺畅、合理的转换,使虚拟技术真正为人类所用,而不是反过来统治和控制人。其次,虚拟技术的异化还来源于网络伦理价值体系的不健全。针对于虚拟世界中道德缺失和犯罪等问题,要开展全民网络道德教育,培养主体的自律意识和网络公德,推出必要的法律制度条文,健全网络社会的监督防控体系,这才是解决网络化伦理问题最有效的手段。

总之,在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人们的认识在虚拟和现实之间相互交织、融合、促动。借助于虚拟技术,人们正在不断地突破现实物质的界限,并正在进一步创造出不同以往的可能世界。只有我们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虚拟技术,扬长避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才会促进主体性的新发展,实现人的新的自我生成和自我超越。

参考文献

[1]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30-3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3]杨富斌.信息化认识系统导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3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

“未婚妈妈”的境遇需要重视 篇9

前不久，武汉市拟对未婚生育“罚款”和浙江“下水道婴儿”事件，让未婚妈妈群体受到舆论关注。她们的社会形象，也总跟“弱势”“被歧视”等关键词捆绑呈现。一方面，未婚生育，往往会承受伦理责难，尤其是婚外情生育，更是难逃道德鞭挞。

对非婚生子女的成长来说，这也绝非好事，它或给孩子带来失衡的家庭环境，影响孩子心智的健全成长。从计生的角度讲，未婚生育也不值得鼓励。生育权概念被滥用，有时也滋长了“小三”生育及生而不养等乱象。作为社会大众，大多认为，女性在生育问题上应慎重，不可轻率。

另一方面，未婚妈妈的困窘处境，也不可忽视。在感情链条上，未婚妈妈总是弱势一方。对她们而言，只手抚养孩子，已殊为不易；而遭受社会歧视或遗忘，更是难以承受之重。在此情境下，制度关怀的羽翼能否覆及这一群体，考量着社会的人文温度，也是衡量制度文明的重要标记。

遗憾的是，在时下，未婚妈妈总处在被遗忘的角落：尽管法律规定，婚生与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可在现实中，未婚妈妈非但要承受道德贬抑、物质困窘等压力，还会遭遇一些制度层面的“不公平对待”，如非婚生子没准生证，孩子落户难，未婚妈妈需承担不菲的社会抚养费等；而我国的生育关怀、服务，也多是针对婚后女性开展。

未婚生育，不值得提倡，本着对下一代的负责，作为女性在决定生育与否时应遵守法律、承担社会责任。但同时，对于已存在的未婚妈妈群体，要将其作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着力加以解决。

未婚生育，原因很多：既有婚外情生育和为人代孕，也有不婚主义者的“只育不婚”……但无论如何，孩子是无辜的。我们不能因为大人的过错，让孩子受到惩罚，单亲家庭，对于孩子的成长已经很不利，如果再加上社会歧视和公共服务的匮乏，那更将给孩子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就制度设计而言，消除对未婚妈妈的体制性歧视，是实现制度关怀的题中义。在母婴保护、儿童福利等制度关怀上，未婚妈妈及其孩子应享有同等权利。

除了制度关照，公众的观念纠偏、社会组织的救济，也不可或缺。社会在审视未婚妈妈群体时，道德评判不应僭越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而社会公益组织，也应对该群体伸以援手，为其生活兜底，也做好对其的教育、引导和帮扶工作。保护孩子的成长，我们人人有责。

未婚妈妈，应被社会重点关照：除了社会救济外，不可或缺的，还有良性导引：填补对青少年的性教育短板，也引导女性在生育问题上更加慎重，避免未婚女性身陷困境。

实践境遇 篇10

一、乡村教师的文化生存现状

（一）文化的公共性失落

乡村教师作为乡村中的知识分子，同时具有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双重性质。历史上，乡村教师作为乡村中的知识分子，曾在乡村社会的进步和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启示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过分强调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脱离了乡村教师的文化生存环境，使乡村教师远离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在追赶城市教师的同时失落了文化的公共性。他们除了在课堂上向乡村少年传输着远离乡村生活的知识以外，很少在乡村公共文化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沦为乡村社会的喑哑群体。

城市化的专业发展模式是导致乡村教师的公共性失落的最直接原因。目前的教师的专业发展模式城市化取向强行剥离了乡村教师与乡土文化的有机联系。“他们仿佛被迫从乡土文化的肌体中撕裂出来，其生存方式日益和传统的一切发生异化，导致了自身与本土文化的疏离”。乡村教师在乡村学校这座堡垒里坚守着对城市文化的忠诚，同时凸显他们微薄的尊严与优越感。他们向往却无法得到城市文化的慰藉，同时由于在乡村会公共责任中的缺位，他们也得不到乡村社会的认同。

（二）文化内涵不足

教师的文化素养是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和审美素养的总和。教师的综合文化素养状况直接影响着基础教育教学质量，以及自身的幸福感与成就感。乡村教师的文化内涵不足，则会带来很多问题。

乡村教师文化内涵不足直接导致课堂僵化。教师应该是有较深厚文化底蕴的智者。如果教师缺乏文化积淀，知识视野不够开阔，文化修养和情趣单薄，课堂将面临无穷的危机与尴尬。缺乏了文化，缺少对人性的关注与诠释，课堂呆板乏味，自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教师文化内涵不足还将造成乡村少年精神游离。没有哲学家胸怀天下的宇宙情怀，乡村教师不能支撑起乡村少年精神的天空并滋养他们的生命。他们能为学生提供应试答案，却不能给他们的精神世界一些关照，一份扶持与启示。教师的文化涵养单薄，不能给他们旷达的审美眼界，无法弥补乡村少年精神世界的空虚，彷徨与无助。

教师的文化涵养不足，也使教师本人的职业生涯严重缺氧。为追逐名利混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缺少精神寄托、文化支撑的他们，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无疑教师本身很难从这种教书生涯中获得幸福感与满足感。

（三）身份认同的困惑

身份认同，是一种人的自我身份感，而身份认同危机就是一种人的自我身份感、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意义感的丧失。现代教育技术以及教师专业化的发展使我国乡村教师正面临身份认同危机。

教师教学功能的削弱。传统的知识传授是由掌握知识权威的乡村教师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学生。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拟像时代的到来使乡村教师失去了表达空间。传统的师生之间的知识传递成为学生与机器打交道，乡村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影响力大打折扣。比之言传身教的教学方式，乡村教师很难从“知识的网络传播操作者”这个角色中获得效能感和成就感。

专业构建的自主权丧失。随着乡村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教师的专业发展及相关的评价范式对于教育从形式到内容的严格控制与规定使乡村教师在追赶城市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失去了教育的主动权。同时，乡村教师在忠实地传播这些城市知识的同时，渐渐地远离了乡村社会，淡出了乡村公共生活视野。在当地人看来，他们是与乡村社会无关的异乡人。而在掌握城市知识话语权的文化精英看来，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显然是失败的，并不认可他们。如此，乡村教师就沦为了不折不扣的社会边缘人，这不仅挫伤了乡村教师的信心，更给他们带来了身份确认上的困惑。

（四）价值取向的异化

乡村教师作为乡村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代言人，本来应该是乡村文化方向的引领者，乡村少年的扶持者，对乡村教育保持一份热诚，坚定的希望与信心。然而，遗憾的是，当前乡村教师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异化的现象。

价值观的城市化取向。乡村教师接受的城市教育及他们本身在城市接受教育时，城市的富足和文明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价值取向。留驻城市曾经是他们的一个梦想，然而当他们被现实抛向乡村的时候，他们只好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学生身上。乡村教师的这种偏向城市的价值取向必然会作用于学生年幼的心灵，影响着他们最初的城乡观念。

教师的职业道德下降。面对市场经济的诱惑，有些教师的职业精神开始退化。工作上不思进取，满腹牢骚怨气，敷衍塞责，师德荡然无存。他们对教育失去了热心与爱心，对学生缺乏应有的耐心。这种现象不仅不利于乡村教育的长远发展，也严重损害了乡村教师的威信和形象。乡村教师应该严格律己，修身养性，涵养师德，养成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

二、乡村教师文化重构的策略建议

（一）提升文化素养

文化是教师的灵魂和血液，没有文化内涵的教师充其量是一个教书匠，所谓“君子不器”，乡村教师要想摆脱沦为“器”的命运，就要培养读书学习的习惯，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这不仅是专业成长的需要，也是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和生命质量的内在要求。

乡村教师提升文化素养，就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阅读经典。乡村教师应该让学习读书支撑自己的生命，用文化涵养生命。以一种古典的心境，从容地沉静地对待读书，养成超凡脱俗的文人气质。

学习是现代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丰富自身的文化底蕴，实现自身的成长。乡村教师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也要拓展兴趣爱好，培养多方面的学习兴趣和能力。既要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汲取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智慧。“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乡村教师保持持续不断的学习阅读的热忱，为生命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唯其如此，乡村教师才能远离平庸和浮躁，成为乡村少年心理健康的维护者，乡村文化的引导者，让乡村教育更智慧，更人性。

（二）培养文化批判意识

鲍曼认为，知识分子能否“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趣味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永远是区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文化批判不仅是知识分子的乡村教师的本分，也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乡村教师接受过专业培训，具备专业的价值理性知识，这为乡村教师所扮演的知识分子角色进行文化批判提供了便利，文化批判也成为乡村教师公共责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乡村教师作为知识分子，应该通过公共领域的文化批判引领乡村文化的进步。乡村教师依据专业知识所培育出的价值理性进行公共领域的关怀，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弱势，缺乏甄别的专业知识。既然乡村教师是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有机构成，乡村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是通过社会文化批判而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乡村教师凭借其文化优势话语为乡村文化提供理性批判，是乡村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更是公共关怀责任的要求。

（三）提升乡土文化素养

乡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文化因子，质朴的人性，丰富的民间工艺，以及几千年来流传至今的天人合一的农业思想，无不包含着民间智慧和人性的温暖。乡村教师与乡村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像胎记一样与生俱来，渗透在他们的血液与骨髓里。乡村教师只有提升自己的乡土文化素养，完成文化上的回归，才能找回自我，实现自身的成长。

乡村教师提升自己的乡土文化素养，首先要有一份情感归属。拥有朴素的乡土情怀，在内质上把自己看做乡村的一分子，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之上的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关注平民百姓的人生和命运，以悲悯的心来面对乡村社会的种种真善美，假丑恶，与乡村社会同呼吸。

其次，乡村教师关注乡村少年的生活世界，积极引导并培育乡村社区文化。扩展公共文化空间，为乡村教育和乡村社会整合提供一个参与平台。以此来丰富乡村少年的精神世界，培育他们的公共精神。

总之，乡村教师应立足乡村，并紧跟时代，把握人类文明的精神内核，积极吸取现当代科学与民主的养料，内省于己，外启于人，积极参与乡村教育与乡村经济社会的建设，获得广泛的社会心理认同，成就自身的生命价值。

参考文献

[1]杨运鑫.平民精神:乡村教师公共性回归之所[J].大学教育科学, 2008 (5) .

[2]刘铁芳.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书屋, 2006 (10) .

[3]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社会科学辑刊, 2000 (4) .

[4][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三联书店,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