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遗产继承（共5篇）
涉外遗产继承 篇1
摘要：各国关于涉外遗产继承准据法的同一制与区别制有着不同的司法实践, 虽然我国对于《涉外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中关于遗产继承准据法采用同一制, 但该适用并不彻底。同时在该公约第33条中对“遗产效力”并未给出清晰明确的语义。因此, 我国在必要时应给予立法上的修订。
关键词：国际私法,涉外遗产继承,区别制,同一制
随着世界各国民间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 人口及财产流动性增大, 跨国遗产继承问题也日益增加, 因此致力于国际私法统一运动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于1988年十月通过用于规范涉外遗产领域的国际规范《涉外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下文简称《公约》) 。《公约》详尽地研究各国关于继承的国际私法制度, 充分体现当今不同法系各国在继承国际私法规则上的协调, 但也为了吸引更多的缔约国扩大公约影响范围及知名度而丧失了统一立场。
一、遗产准据法中同一制与区别制的理论基础
同一制又称单一制, 指被继承人的财产无论动产不动产均适用一种法律———即死者属人法。又因采用的联结点不同而分为两类, 一类适用被继承人本国法, 另一类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 (即属人法和行为地法) 。在继承的准据法上采用同一制目前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因为同一制比较简便, 即使被继承的财产中既有动产又有不动产并且分别在不同的国家, 但继承关系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运用同一个准据法。当然也有很多不动产均依被继承人属人法不实用的情况, 因此法院地国往往不愿意适用与其法律规定相悖的被继承人属人法, 而采取反致等公共秩序保留手段最终适用法院地法。
区别制又称分割制, 即将遗产区分动产与不动产, 分别适用不同冲突规范所指引的准据法, 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 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采用区别制一般情况下不动产与其所在国有最密切联系, 适用该国的法律, 通常可以得到该国的承认和执行, 因此保障了不动产的执行。但也可能因为不动产继承人的属人法所属国家和不动产所在地不一致而引起不便。
在连接点的确定方面, 《公约》规定以继承时适用被继承人惯常居所地为主的多元连接因素, 且较为注重被继承人属人法的适用, 将其本国法与其经常居所地所在国法律相适应, 调节了国际私法在属人法上问题上的分歧。
二、我国有关涉外遗嘱继承的规定
在我国2010年通过的《涉外民事法律条约》中可见, 我国采用同一适用法律的制度, 无条件适用的冲突规范得以普遍适用, 以经常居所地法代替住所地法实现我国继承法律方法的灵活性, 判决的公正性, 维护我国主权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其第32条对涉外遗产继承明显采取的同一制, 在连接点上并没有选择“住所”和涉及不动产时的“不动产所在地”, 这与遗嘱法律适用的普遍发展规律并不相符, 在实践中易产生困扰。
从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31条的规定来看, 以经常居所地法代替住所地法这一原则所构成的同一制在适用上并不彻底。虽然该条款在有关冲突规范方面选择无条件适用, 但在立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住所地、涉及不动产时的不动产所在地着三个地点间并没有建立联系。反观其他各国在属人法连接上的保守做法, 我国将经常居所地代替住所地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将我国属人法连接点单一化, 削弱了国籍连接点的作用。但就我国目前实施的这一做法来看, 增加“经常居所地”这一连接点是必不可少的, 即形成由住所、国籍和经常居所地三个属人法连接点构成的格局。然而这样的格局不仅不能加快属人法连接点的融合与统一, 反而会导致三个属人法连接点之间的矛盾加重, 极不利于实践的操作。
三、我国有关涉外遗嘱继承的完善
传统国家为加强法律的适用性和和遗嘱的有效性, 一般采纳不动产所在地的连接点。我国在遗嘱方式的法律适用上虽然采用了国际通用的“同一制”, 但并没有提及不动产所在地的连接点。因此,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这一点上为了更加彻底地采纳同一制, 应增加涉及不动产时不动产所在地这一连接点。
如果说“遗嘱人立遗嘱或死亡时经常居住地或国籍国法律”适用于一切实质要件, 那么该结论是否科学合理还值得讨论。通过《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有关条文可以看出, 遗嘱的形式要件和遗嘱的实质要件分别体现在第32条、33条。由于涉及变更与撤销的能力和方式也涉及变更撤销的内容, 准据法的规定不应该单纯地将遗嘱的内容和实质要件简单合并在一起, 这也不符合法律的使用规则, 故如何重新并合理地安排不同部分的法律适用规则是立法部门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相关法律条文的具体设计上, 立法部门可以分别对遗嘱能力, 遗嘱内容, 遗嘱解释, 遗嘱变革与撤销等遗嘱事项加以规定, 将继承准据法的支配置于遗嘱的内容之下, 从而保证法律结构完整及内容的明确与可预见性。
参考文献
[1]冯霞.我国涉外遗产继承法律适用的立法完善——兼评1988, <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J].法律适用, 1999.4.
[2]袁发强, 刘弦.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立法研究[J].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院报, 2010.
[3]高璐.涉外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 2007.
[4]王克玉.国际遗产继承中的同一制和区别制的辨析及对我国的立法启示[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反致制度在涉外继承中的存在意义 篇2
[关键词]反致制度；涉外继承
一、反致的定义
反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反致是指对于某一涉外民事案件，法院按照内国的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而该外国法的冲突规范却指定使用法院地法，法院最后适用了法院地国的实体法。狭义的反致亦称“一级反致”或“直接反致”。广义的反致除此之外，还包括转致和间接反致。一般讲的反致是广义的反致，是一个总括性概念，包括直接反致、转致和间接反致。
二、反致制度在涉外继承领域的现状
（一）反致制度在涉外继承领域不断受到限制
国际私法理论领域的革命，对传统的选法方式进行了批判，同时产生出了一些新的灵活开放的选法方法，如“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和选择性冲突规范等等，依这些选法方式所选择的法律当然是指实体法，因而他们与反致的运用是相冲突的。[1]这些灵活的法律选择方法为现实中解决各种继承领域的纠纷提供了丰富的途径，若采用这些法律选择方法优于反致，那么反致的运用几率也就相应地降低了。大量灵活法律选择方法的兴盛致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反致的生存空间，反致的运用不断受到限制。
（二）我国立法对于反致的态度
在我国大陆的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在具体条文中没有关于反致的明确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中可以看出，我国在涉外继承法律适用时并没有关于反致的规定，而通过冲突规范所指引适用的法律只包括实体法，而不包括该国的冲突规范，至于这一规定是否实际上排除了实践中我国大陆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适用反致的可能性,隐含着不采用反致制度的主张，理论界尚有不同的看法。总之，目前我国的立法现状是既不承认反致也不否定反致。
三、我国在涉外继承中使用反致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反致在我国涉外继承法律适用中的积极意义
1. 采用反致制度符合当今国际私法的价值观念，有利于实现个案的公正合理
现代国际私法追求案件公正、合理地解决。采用反致可以增加法律选择的灵活性，扩大法律选择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传统冲突规则所具有的僵硬性和呆板性。因为当一国法院依其冲突规范应适用外国法时，在承认反致的国家中，依据该外国的冲突法又可能指向第三国法或法院地法，这样便扩大了法律选择的范围，有利于法官在几个相关法律中选择适用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选择适用对案件或当事人有更大利益的国家的法律，有利于涉外继承纠纷的公正合理解决。反致制度的运用，符合当今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我国在解决涉外继承案件的时候，若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反致，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实现个案的公正合理。
2.反致制度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判决的一致性，从而增加判决的执行力
涉外继承诉讼法律关系归根结底与金钱给付有关，诉讼的最终目的是判决能得到承认和执行。但由于各国冲突规范内容差异较大，可能导致同一案件在不同国家的法院审理会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这样就使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更加困难。对此，世界各国采用制定国际条约、互惠原则等方法解决。其实适用反致制度，也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采用反致，在一定条件下，同一案件不管在哪一国家法院提起诉讼都可能使用相同的法律，从而得到统一的判决，那么一国的判决在他国就能得到承认和执行，其执行力当然就增强了。当然，反致达成案件的判决结果协调一致要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但反致所具有的这方面的功能是不可否认的。
3.反致制度也可扩大内国法的适用范围，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国法院的司法负担
直接反致和间接反致最终的结果都能实现法院地国实体法的适用，从而扩大内国法的适用范围。这样做既有利于维护法院地国的利益，又方便内国法官适用法律。[2]
一个国家在制定国际私法规范时，除了要考虑促进国际民事关系的顺利发展之外，还必须考虑本国的利益，使制定的法律符合自己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反致，对于法院地国总是有利的，这也是各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采用反致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当按照我国关于涉外继承的规定适用外国法的时候，对于法官来讲，在不是很了解该外国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即使进行外国法内容查明等行为，对案件作出的判决也不一定能实现公正合理，还增加了我国法院在解决涉外继承纠纷时的难度。但如果我国能在涉外继承领域中接受反致，则可能减轻我国法院在处理案件时的负担。直接反致和间接反致的结果都是法院地法的适用，若我国能接受反致，那么我国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涉外继承案件时，能较多地援用本国的实体法，这就免去了查明外国实体法的一系列任务，而审理案件的法官对本国法有着本质性的理解和全面的熟悉，因而于司法更为便利。并且，依据我国的实体法来解决纠纷，更能符合我国法律的政策目的。
4.接受反致制度有利于缓和区际法律的冲突
我国是一国四法域的国家，现有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四个法律制度互不相同的独立法域。作为一个多法域的国家，各法域之间也存在冲突，即所谓区域法律冲突。在这四个法域中，除了大陆以外，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国际私法在涉外继承领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反致制度。但是，在我国大陆的法律中，却没有关于反致的规定，这对于区际间的判决承认与执行等都是不利的。从历史和现状分析，制定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困难重重，而采用反致就能增加法律选择的灵活性，使各法域类推适用各自的国际私法。可见，承认反致制度不仅是解决国与国之间法律冲突的需要，也是解决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需要。
（二）反致制度存在的缺陷
反致制度有诸多优点，但并不是说反致的功能是毫无限制的，反致制度本身也存在着缺陷。
冲突法领域在理论上反对反致的观点是认为反致会导致“恶性循环”。我们不能排除在一定条件下反致循环往复的可能性，如果相关国家承认反致，并且承认相同的反致，恶性循环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现在人们主张限制反致的理由似乎也越来越充分。采用反致可能导致的恶性循环，“乒乓游戏”仍是个难解决的问题；适用反致也会造成结果的不可预测性。
其实，任何一种制度都无法做到完美无缺，反致也并非一项完美无缺的制度。总体而言，反致制度就目前来看，对于我国在解决涉外继承案件中是利大于弊的。立法对反致作出恰当规定的目的正是要使该制度扬长避短，更好地为调整涉外继承关系服务。所以在作出反致规定的同时，当然要设置相应的例外情形，使反致在实践中的运作趋于完善。
四、关于我国在涉外继承立法中采用反致制度的两点建议
（一）具体适用反致制度时赋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权
当我国采用反致制度，依据我国冲突规范应适用外国法时，再根据该外国的冲突规范就至少有三种选择的可能，即适用本国的实体法或法院地法或指向第三国法，则就产生了法律选择的问题。在解决实际的具体案件的时候，是否适用反致制度，是要在具体案件中，将适用外国冲突法所指向的我国实体法和适用我国冲突法指向的外国法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的结果。若是我国实体法更能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使具体案件得到更公正合理的判决，无疑应该是要接受外国冲突规范的反致，适用本国实体法，以此来获得更公正的判决；如若不是，则可以不接受反致，直接根据我国的冲突规范适用指定的外国实体法来进行判决。
基于此，在具体适用反致制度时就要赋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权。在立法上，我们应该采取灵活的态度，对反致制度，我们应该是“可以”而非“必须”采用的态度。基于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可以灵活选择适用反致。让法官来衡量其中的孰优孰劣，选择适用反致或不适用反致，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当今国际私法的价值理念。
当然，法官的裁量权不是无限制的，否则就失去了赋予法官裁量权的意义。因此要对法官适用反致制度时的自由裁量权应予以一定的限制，可在立法中采用必须考虑实际可行性、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等制度，来适当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二）做出规定，避免反致制度适用的“恶性循环”
在立法中接受反致，就必须考虑到反致过程中出现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即当一国冲突规则指向其他国家法律后，因为其他国家的法律也包括冲突规则，就有可能在随后的致送过程中，别国法律的冲突规则又再次指向该国法律，从而产生致送过程中的恶性循环现象。所以我国接受反致制度的程度，应以必要和不致造成无限循环为限。
许多国家在立法中均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在立法中作出相应规定以避免恶性循环。比如《泰国国际私法》第4条规定:“在适用外国法时，如依该外国法应适用泰國法，则适用泰国国内法，而不适用泰国冲突规则。”即当某一被转致国的冲突规则又指向法院地法后，则终止致送关系。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5 条第2 款规定:“在转致过程中，当某外国法律被别的法律首次反致时，则应适用该外国的内国法”。即在两个相互指引的外国法之间，适用最初指引国的内国法，终结致送关系。[3]这样就能有效地防止适用反致以后恶性循环的发生。
我国在制定反致制度的时候，就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并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我国国际私法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反致制度进行合理的改革，从而使这一制度更好地维护我国国家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蔡洋.论反致制度在国际私法上的地位.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3期第94页.
[2]赵明珠.论反致制度在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的适用.经济研究导刊,2008,(7):184.
[3]贺小丹.反致制度设计的探讨.管理观察,2009,(4):155.
浅析涉外无人继承财产的法律适用 篇3
一、涉外无人继承财产的特征
涉外无人继承财产常常具有两方面特征, 主要为涉外的因素多样性, 法律的适用冲突性。
( 一) 涉外无人继承财产涉外因素的多样性
根据法理上的通说, 任何法律关系都是由主体、客体和内容 ( 包含权利、义务、责任) 这三个要素组成。因此, 只要是该三个因素中至少有一个因素与国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有关联, 那么就属于涉外的民商事法律关系。鉴于此, 涉外无人继承财产的涉外因素也是参照上述的规定, 因而可以总结出主体涉外性、客体涉外性、内容涉外性等三个方面。
1. 涉外无人继承财产主体的涉外性
涉外无人继承主体的涉外性主要是指被继承人是非本国人, 即被继承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在内国死亡后或者在国外有经常住所地的本国人死亡后, 其财产无人继承。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此处无人继承是包括两方面的: 一是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且无法定继承人继承, 导致遗产无人继承; 二是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但存在法定继承人, 而法定继承人在继承期限内却明确放弃继承的情况。
2. 涉外无人继承财产客体的涉外性
涉外无人继承财产除了考虑被继承人法律关系主体的涉外性, 还一定涉及到作为标的物的继承客体。被继承人的遗产存在分散的可能性, 有可能一处也有可能存在两处以上, 换言之, 有可能在内国一部分也可能在两个以上不同国家领域内一部分或全部, 这就使遗产的继承具有涉外性、复杂性。而一般情况下, 遗产标的物主要有动产和不动产之分。
3. 涉外无人继承财产涉及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的涉外性
涉外无人继承财产的涉外因素主要存在于主体、客体的涉外性, 但不排除被继承人因权利义务、民事责任所牵连的涉外因素。例如, 甲国公民其经常在乙国做生意, 某天此人在居住地突发病逝, 在甲国留有房产、存款等遗产且无人继承, 而此人又因为生意往来在乙国银行有贷款未偿还。在此事例中, 如果乙国银行向甲国法院起诉, 该无人继承的财产因为被继承人需要偿还生前所欠外国银行贷款而具有涉外性。
( 二) 涉外无人继承财产的法律适用的冲突性
无人继承的财产各国一般都规定由国家和其他公共团体取得, 而对于国家如何取得遗产, 一般存在两种理论: ( 1) 先占取得, 国家以无人继承财产为无主物而先占取得; ( 2) 继承取得, 国家以最后的法定继承人资格继承遗产。而对于涉外无人继承财产的归属, 国际私法领域一般有两种理论规则: 一是适用被继承人的属人法, 这一般是主张继承取得的国家所采用; 二是适用财产的所在地法, 这一般是主张先占取得的国家所采用。国际私法中的这两种理论也是当今各国普遍适用的两张制度, 即分割制和同一制。前者是指遗产中有不动产则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不动产则适用属人法; 后者是指无人继承的财产一律适用属人法。现代国家采用区别制, 不仅由于不动产与所在地国关系密切, 维护财产所在地国的公共利益是其确定法律选择时要考量的重要因素外, 而且, 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既有利于案件的审理, 又顾及到了对不动产继承所作判决的便利执行。[2]
二、解决涉外无人继承财产的法律适用建议
由于各国实体法规定有异, 对于被继承人的哪些近亲属可以作为继承人, 各继承人的继承顺序以及份额等, 多个准据法可能作出不同的规定, 如此会出现, 依一准据法某人有继承权, 而依另一准据法某人却没有继承权。[3]因此, 若与被继承人有关的国籍国法、经常居住地、死亡时住所地、法院地等适用法中, 有继承人的准据法则优先适用无继承人的准据法; 若都无人继承则再考虑适用“同一制”或者“区别制”。此外, 在晚近有关继承的国内立法和国际公约中, 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 即在继承的法律适用中引入有限制的意思自治, 允许被继承人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死因处分形式选择适用于其遗产继承的准据法。[4]遗产的继承既要尊重被继承人生前可能存在的意愿也要便于遗产的继承。笔者认为被继承人一般情况下会整体处分财产, 因此国家随意规定以动产、不动产适用准据法似乎不太妥。而如果仅仅以被继承人属人法适用准据法, 则对于异国的不动产继承不便。因而, 笔者建议一般情况下以被继承人属人法适用准据法, 如果有不动产则所有财产依据不动产所在地适用准据法。
摘要：涉外无人继承财产是指该法律关系中在主体、客体、内容具有涉外因素的无人继承财产的情形, 其法律适用具有多样性、不统一性。对涉外无人继承财产法律关系进行系统梳理, 进而从理论上及实践中探究较为合理的法律适用规范。
关键词：无人继承财产,涉外性,法律适用
参考文献
[1]周本金.国际私法上无人继承财产法律适用问题研究[J].台声·新视角, 2005 (7) :126.
[2][3]张萍.论涉外财产继承的法律适用[J].宁夏社会科学, 2003 (6) :20-21.
涉外遗产继承 篇4
关键词：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意思自治
继承从不同的角度看, 有不同的分类。而将其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是根据继承人继承财产的方式来分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推动下, 涉外遗嘱继承也如雨后春笋般日益增多。各国的继承都受本国深厚的政治文化底蕴、历史社会背景及家庭伦理道德的影响, 各国也有一种内在驱动力致力于用法院地法保护这特殊的领域。但在人追求自由的本能及私法领域的不断发展的推动下, 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尽量使遗嘱继承有效是符合历史发展总趋势的。
一、意思自治原则在遗嘱继承中的体现———遗嘱自由原则
古往今来, 在继承法律制度中, 各国遗嘱处分的地位远远没有法定继承高。直到今天的中国, 多数中国人仍习惯让法律来安排自己的身后财产, 而不是采用意识自治的遗嘱继承方式。值得欣喜的是, 现代继承法在制度设计上将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 将意思自治原则广泛运用到了法条中, 就比如说遗嘱继承制度中遗嘱自由原则就是一个集中的体现。遗嘱自由原则体现为: 人们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身后财产甚至可以调整继承顺位的顺序;可以将自己的财遗赠给他人; 当遗嘱继承无效或不存在时, 才适用法定继承等。
二、我国涉外继承立法现状与缺陷
从我国的立法现状来看, 我国虽没有特殊法条明确规定在遗嘱继承领域当事人可以明示选择法律的适用, 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的第一章第三条中有这样的规定: “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显然, 涉外继承关系属于典型的涉外民事关系, 也就是说涉外继承时当事人可以明示选择适用的法律, 充分体现了我国涉外继承领域是有将意思自治原则考虑进来的。
但是立法上的缺陷仍然存在。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适用法》第四章继承中有这样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 “遗嘱方式, 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法律的, 遗嘱均为成立。”第三十三条: “遗嘱效力, 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从法条来看, 这两条规定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 但作为遗嘱核心内容的财产关系, 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是采取的动产物权适用其所有者的住所地法, 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 动产遗产的继承适用被继承人的属人法。而实际上当今国际社会约定俗成的普遍做法则是, 无论不动产物权亦或是动产物权均用物之所在地法。但具体到涉外遗嘱的法律适用方面, 因为遗嘱继承的内容里往往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及其权利, 特别是在不动产遗产及其权利方面, 实践中却是很难适用遗产所在地法律的。事实上, 我国《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 “法定继承, 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 但不动产法定继承, 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笔者认为, 在规定我国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时, 也应该将遗产所在地加入进去。我国没有将此点写入的根源应该是“公共秩序保留”与“遗嘱内容法律适用”的冲突。公共秩序保留是本国认为适用外国的法律违反本国法律规定或公共秩序时, 便排除适用, 而适用法院地法。笔者认为强制适用法院地法, 过分强调公共秩序的“一刀切”的做法, 是有损于遗嘱继承中的意思自治的。
三、我国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立法完善
综上所述, 当今国际社会在涉外物权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上, 各国都十分重视物之所在地法, 那么在通过遗嘱处理物权关系, 特别是通过遗嘱处理不动产物权关系时, 也应该考虑物之所在地法。我国作为当今国际社会名副其实的大国, 为了促进我国与他国之间的友好交流, 同时减少我国法律与他国法律之间的冲突与摩擦, 在涉外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上, 规定将遗产所在地加入到现有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中是符合国际潮流的, 也是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具体的立法表述上可作如下规定: “遗嘱效力, 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法律或者遗产所在地法律。”这样的规定有利于遗嘱合法有效, 有利于保护遗嘱人的意思自治, 有利于维护涉外遗嘱继承法律关系的稳定发展。
法律是随着社会不断变化而进步的。涉外遗嘱继承领域的法律适用的大趋势是越来越尊重人性的自由, 不再过分强调适用法院地法, 不再过分强调适用公共秩序保留。这种变化背后隐含着腐旧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衰落和人权保护理念的发展与深入。我国应尽快完善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方面的法律, 在吸收人权因素的基础上, 最大限度的承认遗嘱继承领域的意思自治, 尽量承认遗嘱有效, 更好的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张妍.论我国涉外遗嘱继承法律适用之规定[J].法治与社会, 2014.
[2]杜江涌.论意思自治原则在遗嘱继承中的贯彻[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5.
涉外遗产继承 篇5
一、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倾向于实用主义,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方面。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angible heritage》收纳了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看到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相关热点。1)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方面的研究。Voltaire Garces Cang[1]以日本为个案,以盂兰盆节为例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利益者的界定。Dan Knox[2]则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和表演的过程中,自身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将有可能固化从而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时应充分考虑到时代性和变化性。2)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Hyung yu Park[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政治意义的解读,作者认为共同的民族记忆,作为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立于政治纷争和冲突中。因此昌德宫的旅游体验可以唤起韩国国民重申他们的种族和文化的亲和力,有利于朝韩重新想象作为一个国家的过程。Nicole Ferdinand,Nigel L.Williams[4]认为一旦节日被确定为当地的文化和遗产的庆祝活动,可以成为国际事件传播到他们的原籍地区以外的国家。为此研究者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为例说明节日政策的制定者和节日的组织者,从管理个人庆祝活动到共同的资源治理从而推动了节日的国际化进程。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益的研究。Wantanee Suntikul,Timothy Jachna[5]以老挝琅勃拉邦镇非历史建筑遗产的相关利益者为研究对象,研究了非物质遗产保护监管机构、地方企业、遗产区民众之间的利益纠葛。文章认为该地企业主对历史建筑的破坏也危及了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提出协同保护遗产的建议。
二、国内研究综述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校传承关系的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校园传承方式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吴彬[6](2012)在充分分析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现状的结果上,从政府支持力度,经济基础,文化资源等方面充分分析了浙江非遗传承教学基地建设的条件,列举了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基地的建设情况并分析了教学基地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师资建设、教材建设、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意见。系统性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校园传承的融合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王建设(2009)[7]肯定了地方高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以平台加模块的形式进行课程建设。陈连锦[8]从校园文化活动的角度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校园文化建设的作用。也有很多学者从单一的专业建设角度论述非遗的高校传承方式。保奕帆(2012)[9]的硕士论文《云南少数民族舞蹈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传承方式的探索》以云南艺术学院的《云南民族民间舞蹈传承与教学》课程为例,研究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传承中的课程设计、课程特点和教学方式等。2)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2013年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专门以吉林省高职院校的旅游人才建设为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吉林省旅游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应用进行了课题研究。课题以导游专业、酒店专业、会展专业为三个研究点,从人才培养的模式,课程体系的构建、师资力量的培养和第二课堂的开发等不同方面研究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中。结合学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建设的多年经验分析了非遗与旅游专业人才建设融合的成就和不足,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门宇静[10]以旅游类高职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专业建设研究——非遗旅游产品设计与制作专业为例研究该专业建设的模式和发展方向,为我们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相融合的专业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关系研究。邓婷[2]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品体系相结合,分别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旅游景区、旅游市场开发、旅游产品开发之中。田青刚[3]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定义为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红色旅游的角度研究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开发。彭小舟[11]以桑植民歌为例,通过问卷和调研的形式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评估模型。王虹[12]从产权、模式和历史的角度提出了民族村寨的可持续旅游开发,立足对民族村寨原生态文化的保护和开发。
三、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来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高校教育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涉外旅游的融合来看,仍有不足。首先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专业的建设关系上看,大多数学者着眼点都是如何将非遗的内容纳入旅游专业的教学体系中,过分强调其校园教育而忽略了非遗的社会性和民间性,我们不仅要让非遗进校园,更要让校园教育走进民间,让非遗在属于自己的土壤中生根开花。其次,国外的研究重点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界定和保护,而国内则重点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开发、和利用,面对国际文化的差异,如何利用涉外旅游让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国际化的推广等问题鲜有学者涉猎,这将是我们今后着重要研究的领域。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之间的关系都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国外学者倾向于实地调研和统计,立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保护和权益界定方面,而国内学者倾向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方面开发和多元传承。但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涉外旅游专业和人才建设之间的融合研究比较薄弱,这也是本文后续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吴彬.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学基地建设初探[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
[2]王建设.地方高校开设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研究,[J]新乡学院学报,2009(08)
[3]陈连锦.非遗教育与高职特色校园文化活动,[J]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02)
[4]保奕帆.云南少数民族舞蹈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传承方式的探索,硕士论文,2012
[5]门宇静.旅游类高职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专业建设研究——非遗旅游产品设计与制作专业[J].中国培训,2015,12
[6]邓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纳入旅游产品体系研究[J].学理论.2011(26)
[7]田青刚.大资源观下的红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探论[J].鸡西大学学报.2011(08)
[8]彭小舟.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潜力的评估研究——以桑植民歌为例[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