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时代（精选12篇）
城市时代 篇1
伊能静深夜作诗:既然死都不怕,活着又算什么?这句话再延伸一下,对于楼市来讲,既然投资客死都不怕,苏州、厦门、杭州楼市限购又算什么?这或许是当前楼市投资客心态的真实写照。
据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消息,为进一步促进杭州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国家“分类调控、因城施策”的总要求,结合杭州市房地产市场实际情况,经市政府研究决定,杭州市自9月19日起实施住房限购。限购政策明确,在杭州市区限购范围内暂停向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住房,包括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苏州、厦门楼市限购之后,杭州楼市限购终于落地!尽管杭州楼市限购政策主要针对主城区,且主要针对非本市户籍,力度不大,但是,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核心二线城市政策开始进入收紧阶段。
那么,为什么核心二线城市也开始重启楼市限购政策?
究其原因,很简单,核心二线城市重启限购主要是为了限制投资投机性需求。按照投资的逻辑来看,哪里有投资回报,投资的资金必然流向哪里,当前来看,核心二线城市房价上涨的预期仍然存在,投资客此时进场仍然有利可图,这成为投资客持续进场核心二线城市楼市很重要的原因。
此外,与以往不同的是,投资客不仅仅局限于在本城市投资,随着各个城市间市场基本面复苏进程不一,投资客资金也根据不同城市的特征开始在不同城市间轮动,投资客资金的轮动进一步推动不同城市的楼市热度升温,各个城市间也形成轮动上涨的局面。
笔者认为,根据市场发展阶段不同,投资客进场的特征不同,可以将今年楼市投资客的进场特征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基本为第一季度这个时间段,投资客以一线城市和部分核心二线城市为中心,投资标的基本为本市优质项目,投资客转战各个板块,寻求价值洼地,以期望获得不错的投资收益。
第二个阶段,基本为4-7月这个时间段,投资客开始在一线城市周边轮动,本市非住宅也成为涉猎对象,投资客活动范围基本在一个经济圈。今年3月底,京沪深楼市新政出台或从执行层面从严,投资客的购房资格得到限制,因此,投资客开始转战类住宅产品,周边核心热点城市的优质项目也成为它们涉猎的对象,比如长三角经济圈的上海的投资客开始转战苏州、杭州,京津冀经济圈北京的投资客开始转战天津、北三县、廊坊等,同时,经济圈内热点城市楼市也带动周边楼市的投资,比如长三角经济圈苏州楼市的火热导致苏州的投资客转战无锡,常州的交易量也被带动起来,杭州的火热带动了宁波等城市交易量开始活跃。
第三个阶段,8月份至今,出现跨区域跨经济圈的投资轮动现象。此时一线城市、核心二线城市(比如苏州、南京、合肥、厦门、杭州等)的房价已经被炒高,对于投资客来讲,此时进入可能有投资风险,部分敏感的投资客开始转战那些房价还处于价值洼地,未来仍然有上涨空间的其他二线城市,比如长沙、郑州、南昌、天津等。据了解,一部分上海的投资已经开始转战投资战场,开始向上述二线城市进军。此时,出现跨区域跨经济圈的投资轮动现象。据此,我们发现,随着投资客资金在不同经济圈、不同城市间的轮动,“全民炒房”的局面已经形成。
当然,货币政策宽松与“地王”频出的背景也不能忽视。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宽松,资金成本低,资产配置需求驱动投资客投资楼市。当前宏观经济仍然下行,货币政策相对宽松,贷款利率成本也较低,对于高净值人群来讲,手头有富裕的资金,但是没有有效的资金投向,资产配置需求驱使这些人群将资金投向房价正处于上涨通道的楼市。从投资先后顺序来看,首先关注一线城市,再次是一线城市所处经济圈内的核心二线,然后是一般二线城市,这样的投资资金轮动导致不同城市间的楼市也出现轮番上涨。
从土地市场来看,“地王”推动房价上涨预期,导致投资客转战仍然处于价值洼地的城市。今年一季度,随着“地王”频出,“地王”推动楼市进入量价齐升的状态,比如苏州、南京、合肥等核心热点城市,投资客开始关注这些热点城市,在这些热点城市兴风作浪,引领市场进入“全民炒房”时代。随着其他二线城市基本面的好转,比如武汉、郑州等,这些城市也开始出现“地王”,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房价上涨,投资客也借机进入这些还处于价值洼地的楼市进行投资,形成投资资金的轮动效应。
综上分析来看,要解决当前核心二线城市楼市短期内过热的问题,无非三个手段:一是收紧货币政策,二是增加土地供应,三是想方设法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
笔者认为,当前宏观经济仍然处于下行趋势,货币政策仍然会相对宽松,货币政策不是地方政策可以改变的,因此,现阶段很难通过大幅提升房贷利率和首付比例为楼市降温,这招短期内还行不通;从土地市场来看,尽管大部分地方政府表态增加土地供应,解决“地王”以及由于“地王”频出而推动房价上涨的现象,但是,经验和实际行动表明,核心二线城市的土地供应也很难大幅增加,因此,近期有关土地的新政也很难起到缓解楼市供求紧张的作用。
那么,要解决抑制投资投机性的需求怎么办?当然就是行政化的限购措施,把外来的非理性的市场需求挤出本地市场之外,为本轮资金轮动推动城市间房价轮动上涨的局面降温。
那么,这一次楼市限购政策之后,“全民炒房”的局面存在市场风险吗?投资客会不会有风险?显然,是有风险的。俗话说,当大街小巷阿姨大妈们都开始讨论投资买房(或炒股)的时候,投资房产(或股票)的风险也就来临了。
就楼市投资来讲,资金的轮动导致不同的市场先后出现房价快速上涨与市场交易量价的透支,那么,对于首先出现轮动的一线城市、核心二线城市来讲,在投资客驱动之下,楼市已经出现周期性的高点,楼市也将步入调整的周期。对于还未出现快速上涨的长沙、郑州、青岛、济南、重庆等城市而言,现在仍然有投资价值可寻,但是在下一轮轮动上涨之后也会进入周期的高点。此外,从政策面来看,部分城市因为楼市过热已经出台调控措施,比如京沪深、苏州、南京、合肥、杭州、厦门、郑州等。从政策面的趋势来看,上述热点城市仍然存在政策层面“降杠杆”收信贷的可能性,并且随着调控政策(比如楼市限购)的从严执行,上述城市的短期投资价值正在降低,投资风险在增加。
从市场的趋势来看,如果上述核心热点城市9月份前后已经出台收紧的措施,尽管部分城市力度并不大,但随着楼市新政后期不断从严执行,市场成交量势必会出现下滑(当前深圳、苏州已经出现下滑和回调的趋势),同时,政策面的变化为“金九银十”的市场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伴随着供应量的增加,预计明年上半年市场去化周期会进一步回升至12个月以上,个案价格有可能会在2016年年终出现下调,尤其是本轮楼市上涨幅度较大中高端楼盘以及“地王”频出的板块极有可能率先降价。届时,上述核心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预期打破,投资客开始退场,核心城市周边的城市也会出现降温,市场将回归以居住和改善为主的理性市场。
我们不难发现,当市场风险来临之后,投资客退场,资金在各个城市间的轮动效应也结束,市场调整期正式拉开帷幕(这也是大家私下讨论比较认同的趋势)。同时,如果投资客退场,房价上涨预期打破,去年下半年至今已经出让的“地王”项目也就很难通过房价上涨获得收益,也就是说,去年下半年至今的“地王”项目如果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入市的话势必是亏损的,拿“地王”的企业也有可能因为“地王”陷入困局。如果土地新政再出台,再把拿地配资也打击一下,拍地之后开工时间、达到预售条件和竣工时间也限制一下,这样今年的地王就惨了,以后上述热点城市的土地市场“地王”也会少一些。至此,我们可以预见,当投资客退场,资金在各个城市间的轮动效应也结束,市场调整期正式拉开帷幕之后,会有多少企业受制于投资市场拉动而产生的“地王”,届时,又有多少房企有苦难言!我们拭目以待!
至此,笔者还是给投资客及拿地激进的房企诚恳的忠告,既然明白未来1年左右的市场会进入调整期,未来市场存在投资风险,那么就要理性面对当前的楼市,理性拿地,不要抱着投机性的心理,“既然死都不怕,苏州、厦门、杭州楼市限购又算什么?”这样的侥幸心态也是不对的。
摘要：<正>伊能静深夜作诗:既然死都不怕,活着又算什么?这句话再延伸一下,对于楼市来讲,既然投资客死都不怕,苏州、厦门、杭州楼市限购又算什么?这或许是当前楼市投资客心态的真实写照。据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消息,为进一步促进杭州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国家“分类调控、因城施策”的总要求,结合杭州市房地产市场实际情况,经市政府研究
城市时代 篇2
2013年11月15日，第四届中国意大利创新论坛在北京召开，作为本届论坛六个平行圆桌会议之一的“贵阳智慧城市建设专题研讨会”吸引了国内和意大利政产学研界近百人参加，大家纷纷对贵阳智慧城市建设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会上，贵阳市提出在2015年前将建成的包括“一个公共平台，一个管理中心，政务、产业、民生三大应用方向，信息基础建设、智慧应用等六大支撑体系，建筑节能、指挥交通等九个示范应用”在内的“智慧贵阳”体系框架。那么，建设智慧城市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如果将智慧城市比喻为人，将组成智慧城市感知功能的传感器比作人的五官，将连接传感器的网络比作神经，将控制和存储信息的云技术比作中枢，那么大数据就是智慧城市的所有体征数据的总和。人要正常运作,各个零部件数据指标必须达标，一座智慧城市亦如此。
所以一座真正的“智慧城市“，要体现出人类社会对现代城市和运营管理新的科技发展的水平，智慧，它必然来自于对各种数据充分分析和利用。因此如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利用，促进人类智慧运用管理城市，建设迫切使用先进的技术包括数据挖掘和功能的强大的运算系统，从而来整合分析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的海量数据的处理，将特定的知识应用于特定的行业和特定的解决方案中，来正好的支持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和相关行动。这也正是建设智慧城市面临的重要挑战。
21世纪随着大数据技术领域的开发与不断创新，现今技术已经能够短时间内处理、分析庞大复杂的数据，这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命题，并不断摸索与落实，成绩显著。
作为贵州省会的贵阳同样迎来建设智慧城市的契机，早在2010年10月，在贵阳市政府与IBM共同举办的“智慧城市·感知贵阳”论坛上，就已经勾勒出“感知贵阳、智慧城市”的远景，而建设智慧城市也纳入到贵阳市“十二五” 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规划中。2013年年初，贵阳乌当区入围我国首批90个智慧城市，同年8月，乌当区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正式开工建设。在2013年智慧城市任务书项目开展情况评分中，乌当区在全省1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中总排名第二，在4个县级试点中排名第一，获得“以奖代补”专项资金70万元。
打造智慧城市，对贵阳市的好处无疑是十分巨大的。智慧城市所涉及的智慧交通、无线城市、智慧医疗、云电视等都对提高贵阳市民的生活品质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智慧交通将打破贵阳传统城市交通管理与发展模式，极大地缓解交通需求与交通设施供给的尖锐矛盾，为市民出行提供便利的交通；无线城市能够为公众提供利用无线终端或无线技术获取信息的便利服务,实现城市信息化和现代化；智慧医疗能够实现医疗信息实时共享，简化就医流程、降低医疗费用，增加群众就医便利性；云电视将电视连上网络，观众就可以随时从外界调取自己需要的资源或信息。
同时引入大数据处理技术，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平台、电信网、广电网、无线宽带网等技术实现系统化整合的基础上，充分利用高度集成的智慧技术，以配套设施与相关政策促进、带动智慧产业发展，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方便、快捷，更加亲民、协调、节能、集约，具有高度智慧化的公共服务。
高铁时代的城市格局 篇3
据了解，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是由省政府主导设立的专项建设基金，在基金用途上，最少70%用于包括国铁干线、城际铁路等在内的山东铁路项目的省级资本金出资，其余30%左右参与土地综合开发、资本市场运作等提高资金收益。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山东将全面启动环山东半岛城市群高铁网规划建设，重点建设济青高铁、鲁南高铁、济南至聊城、潍坊至莱西以及济南至滨州、东营等高铁项目，建成“两横两纵双辐射”的高铁网，基本形成以济南、青岛为中心的“1、2、3小时”高速铁路交通圈，实现市市通高铁。实现上述目标，山东省需在“十三五”期间新建、续建高铁里程1450公里，总投资2200多亿元。
高鐵改变一个国家，更改变一座城市。高铁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杠杆，在一个一直有“城市竞争”传统的国家，持续的高铁建设大潮，也必然触发新一轮城市高铁大争夺、大博弈。
在中国，高铁经济具有“两重性”： 它的发展既可以直接带动建材、钢铁、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和去产能。同时，也对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有着巨大的作用。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高铁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高铁争夺战愈演愈烈。此外，随着部分线路高铁的成功，比如京沪高铁、广深港高铁的盈利，高铁对一些旅游城市旅游业的推动，高铁开始越来越被视为拯救某一地区经济颓势的工具和杠杆。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年）》，总投资规模预计在1.6万亿左右。其中，交通被视为能有效补短板和培育新动能的重大项目之一。
但是，别处的成功未必可以复制。高铁效应是否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呢？其实不然，日本学者Nakamura和Ueda调研得出结论：“乡村区域如果不具备独特的自然资源，如旅游资源等，很难由于高速铁路的通过而获得利益”。
另有研究表明，高速铁路只能给予一个城市提高其地位的契机，而最终结果决定于外溢和回波效应的累积，也即是说，高铁枢纽的兴建只有与高效的地区经济、其他交通模式的密切关联、城市以往商业中心的连接、相关部门的鼓励优化组合，才能发挥其竞争优势，而并不是所有高铁沿线站点都会形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高铁本身具有“两重性”，但它本身作为产业的一个属性不能过分放大。它更重要的属性是第一个，它是提高要素积聚效率的一种工具而已。提振一个地方的经济，归根结底是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激发深层的活力，而不是单纯用交通建设来拉动。
另一方面，高铁由于巨大的投资和公共属性，它必然有赖于权力的推动和规划，它无法完全地搞市场化。但也不要忽略，合理的规划、适度的布局，同样重要。
城市台发展进入“联盟时代” 篇4
多年来, 电视剧是电视频道收视中坚, 省级卫视无一不加入“剧战”。由于价格高、制作周期长、发行模式的局限性等问题, 目前大量好剧都被省级卫视垄断, 城市台拿到好剧并不容易。然而, 城市台对电视剧的需求量却很大。据统计, 2013年18:00~24:00时段内, 全国154家地面频道共播出2 300余部电视剧。广电总局“一剧两星”政策出台后, 省级卫视纷纷将重心转向综艺自制, 而一向处于央视、卫视夹击下的地面台也未放弃新形势下对收视和收入的升级探索。
城市台抱团取暖或许能解燃眉之急。回顾从去年8月到今年8月这一年, 行业内合纵连横的案例不断涌现, 也成立了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联盟。
“G20制播俱乐部”成立, 城市台优先享有定制剧
2013年8月20日, 由浙江影视集团牵头, 江苏幸福蓝海、贵州经纬星、四川星空等具有广电背景的国企影视公司携手20家强势地面频道组建的“G20制播俱乐部”在北京成立。该组织将统一协调各成员参与好剧的制作投资、电视剧发行, 并为成员频道量身定制高收视电视剧。该平台成立后, 由这些影视公司参与制作的定制电视剧将打破只在各大上星卫视优先播出的情况, G20中的20家地面频道将有优先采购权。
据浙江影视集团副总经理、“G20”的发起人阿杜表示, “G20将发挥同属广电系统、熟悉频道运作的自身优势, 为20家成员频道量身定制专门针对地面频道的高收视率作品。”
发展城域连横合作是出路
2013年11月4—8日, “第五届全国地面台节目合作交流研讨会暨首届城市台产业发展年会”在海南三亚召开。会上,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所所长李岚表示, 目前是城市台发展的最好时期。“从大的视野看, 国家文化体制改革, 以及最近出台的一系列针对上星频道的管理政策, 就是一个动向。对于电视台而言, 像长沙广电台集团, 把可经营性的资产, 包括节目制作、广告经营放到一个产业集团里, 增加产业开发。再比如, 山东青岛、日照、威海、烟台、淄博、潍坊等6个台, 联合成立蓝色传媒公司, 与社会化制作机构合作, 联网播出, 同时又联网经营6个频道的广告。传统媒体、新媒体、体制内、体制外合纵连横, 立体交叉, 以广电的内容产业为核心优势, 共同发展, 是一条必由之路。”
首届中国“城市春晚”收视惊人
2014年1月23日, 由太原电视台牵头, 全国23个城市电视台组成城市联盟, 共同打造了农历小年夜的首届中国“城市春晚”。当晚, 长达3 h时城市春晚在太原百姓频道和北京、上海、长沙等全国23个城市电视台同步播出, 并创下收视奇迹。太原台持续3 h平均收视率3.76, 最高收视5.57。各城市台当日平均收视普遍超过2, 部分台达到3以上。
2015年城市春晚将长沙广电主办, 由中广天择传媒策划制作, 届时将携手城市联盟, 利用中广天择传媒省会联供网和地市联供网, 打造一张覆盖100个地面电视频道的全新播出网络。
“地标联盟”提升整体购剧实力
2014年3月30日, 江苏城市联合电视传媒公司、北京影视、河南都市、广东南方、浙江科教、山东齐鲁6个频道共同成立了“地标联盟”, 联合购买优质电视剧。江苏城市联合电视传媒公司总经理于勇表示, “地标联盟”增加了地面频道购买好剧的价格优势, 6家地面频道联合给出的价格相当于1家一线卫视的出价, 且6家地面频道对于强情节类型的电视剧口味一致, 更容易联合购买。6家频道还可以联合颁奖、联合宣传、联合定制, 放大平台优势, 提升整体购剧实力。
全国36家城市电视台达成新闻合作共识
6月11日, 全国36家城市电视台的电视业界同仁齐聚银川, 共同探讨城市电视台时政新闻、民生新闻和外宣工作先进经验。与会城市台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 达成了《全国城市电视台2014·银川行新闻合作共识》, 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36家城市电视台的合作内容包括:在新闻宣传工作中, 形成城市台重大活动、重点工作宣传联动机制;各城市台可以采取对等播出的形式对当地市委、政府的重要活动进行新闻宣传;城市台的专题片或专题节目经双方协商可确定在固定时段或固定栏目中以节目对等置换的方法播出, 双方宣传片时长基本相同, 播出时段和播出次数双方可另行商定;各城市台市委、政府的新闻发布会、重大推介活动、重要新闻策划, 所在城市台要给予支持和配合;各城市台广电网站互做友情链接, 互做推广, 在网站醒目位置刊播各台城市形象宣传片;各城市台开设专栏, 及时转发城市网站播发的当地重要新闻, 各城市台根据各自宣传报道重点、中心工作, 适时在双方网站播发本地相关新闻。
“剧盟”成立, 联手突围发展困局
6月28日, 来自哈尔滨、沈阳、长春、广州、南昌、郑州、武汉、成都, 以及青海、河北、广西等全国三十多个省市地面台的近百名广电领导、学者和资深业内代表齐聚长沙, 正式组建了“全国地面频道电视剧播出联盟” (以下简称“剧盟”) , 并首次召开台长峰会。峰会上, “剧盟”组织者中广天择传媒分享了拥有多年成功经验的经典电视剧播出模式。以该模式为基础, “剧盟”为成员提供“购、编、推”一体化、限期试播、收视分析等专业服务。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中广天择传媒董事长曾雄表示, “剧盟”战略将以“低成本、低风险”为成员台迅速打造“高收视、高收益”的专业电视剧频道, 成功突围发展困局。
据了解, “剧盟”推行“购、编、推”一体化, 即统一提供选剧购剧、编排、推广到效果评估等全线支持, 大幅降低了成员台电视剧播出的人力、物力成本。另外, “剧盟”合作由中广天择传媒具体执行, 所有成员台购买电视剧的资金将由中广天择先期承担, 电视剧剪辑、包装、传输成本亦由其承担。同时, “剧盟”成员还拥有试播权利, 可视试播效果决定是否引进合作。
南昌台台长张金洁接受采访时表示:“与卫视相比, 地面台在电视剧播出上存在投入资金少、资源少、拿不到好剧的难题。我们希望通过‘剧盟’, 合力对外, 共同发展, 形成托拉斯概念的城市台联盟体, 进一步全面合作。通过这几年与中广天择的合作, 双方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默契, 收视率指标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长沙天择的服务意识和强而不骄的共赢意识值得我们学习, 希望新的合作项目在服务细节上加强并完善。”
兰州台台长王韧表示:“‘一剧两星’对于地面台都是挑战, 因为一轮剧的单位分摊成本增加了, 估计制作商的成本会分摊到二轮剧的播出单位来, 由此类推, 所有分摊都可能会因为一轮剧的分摊台少了都会相应增加。地面台拿不到卫视的首轮剧, 这是硬伤。城市台抱团取暖已经不是第一次, 以前的联盟基本上是播出单位凑钱买剧, 但是依然是离不开‘拍脑袋’购剧的基本选剧过程, 与长沙经贸依靠大数据以及严格的选剧再剪辑的流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之所以与中广天择签署了电视剧合作协议, 就是基于中广天择的几个成功案列, 他们用长沙电视台经贸频道8年成功的经历锻造的宝典, 成功克隆了南昌公共频道、长春娱乐频道, 收视率一开始都写进了合同, 在具体的合作中又用不断飙高的收视率兑现了承诺。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神话再一次在西北地区重放光彩。”
据了解, 自2012年开始, 中广天择传媒就已启动一种专针对地面台购剧、选剧困局的解决方案, 并推向全国。2013年10月, 中广天择传媒与南昌电视台公共频道启动电视剧模式合作的当月, 该频道在南昌电视集团收视排名从末位跃居第一。2014年6月1日与长春电视台娱乐频道的成功牵手反响强烈。宁夏电视台、西安电视台等省级、省会电视台已与中广天择签署电视剧合作协议。
小结
车联网开启城市交通新时代 篇5
2010年07月05日15:43通信世界杂志高弋坤我要评论(0)字号：T|T 如今，在我国多数大中城市里，拥挤的交通已令人们感到疲惫不堪，不断增长的交通事故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如果我们可以利用每天上下班途中的时间做任何喜欢的事情，并且每天可以多陪伴家人15分钟；如果每个家庭可以增加8平方米的“移动客厅”，并能把车停在自家的阳台上；如果每年将有5000万人避免交通事故的伤害，那么人们的生活将充满无限生机。
而车联网的出现，将使上述场景成为现实，城市交通也会变得畅通无阻。从车载信息到车联网
6月22日，“直达2030”可持续交通系列论坛第二场—“车联网—网联城市智能交通”，在世博园上汽集团—通用汽车馆举行。
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世界正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连接；而从“车载信息”到“车联网”，车与车之间也将相互连接，并成为人们相互交流的新途径。“‘车联网’是通用汽车对于未来‘互联的汽车’的美好愿景，就像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的出现将独立的台式电脑互相联系在一起。”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兼总经理甘文维描述到。
安吉星(OnStar)全球总裁克里斯·普鲁斯则认为：“车载信息是车联网现实应用的前瞻技术之一，车载信息服务的发展对整个车联网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对于车联网与互联网、物联网之间的关系，英特尔实验室嵌入式平台和应用首席工程师及高级总监郭新钢告诉记者：“车联网对网络安全性、可靠性的要求相对较高，一方面，利用现有的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可以加快车联网的发展，另一方面，车联网和互联网可以说都是物联网的一部分。”
“无线通信技术和传感技术之间是互补的关系，通用汽车的电动联网概念车EN-V已经把这两个技术结合在一起。”通用汽车中国科学研究院院长杜江凌博士讲述到，“当汽车处在转角等传感器的盲区时，无线通信技术就会发挥作用，而当无线通信的信号丢失时，传感器又可以派上用场。”
可见，通过无线通信技术、GPS技术及传感技术的相互配合，便可实现车与车以及车与环境之间的沟通互动。
中国成车联网重点市场
据悉，在美国，每年有60%的通用用户都会选择安装安吉星车载信息服务，用户十分重视车辆的安全性和互动性。
而在中国，随着人们安全意识的提高，车载信息服务的需求也在逐年递增。克里斯·普鲁斯表示，随着用户的增加，安吉星将针对中国市场需求推出新服务。目前，导航功能最受中国用户青睐，其用户需求比美国市场的高出三到五倍。此外，安吉星可提供给中国用户的车载信息服务还包括碰撞自动求助、紧急救援协助、车况检测报告、爱心援助路人、被盗车辆定位、远程车门应急开启、车停位置提示、全音控免提电话、兴趣点向导、全程音控领航等14项具体功能。随着人们安全意识的提高，驾驶者对车载信息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而汽车厂商也将加入车载信息服务、提升用户感知度作为其不可或缺的竞争因素之一。
众多难题待解决
一项新技术的产生总是伴随着无数问题的解决，车联网也是如此。目前，通用汽车与中国电信合作，通过其3G网络为用户提供车载信息服务，并逐步建设车联网。当用户数还不具备规模的时候，运营商的网络可以承载各项服务，但当用户数大幅增加时，网络也将受到考验。
对此，郭新钢表示：“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汽车厂商需要想得更长远一些，一方面要做好汽车的设计，另一方面要与电信运营商密切合作，从而满足不断增长的用户需求。”
同济大学智能交通运输系统(ITS)研究中心主任杨晓光则认为：“政府往往起到保障、促进新技术发展的作用，因此，在车联网技术发展的前期，首先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他告诉记者，汽车的节能减排目标占所有节能减排目标总数的1/3，而车联网的发展能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此外，多数专家认为，发展车联网应先进行试点，而对试点城市的选择，首先要考虑其是否具备可控的环境。杨晓光说：“在我国，需要考虑车联网技术之下的汽车与现有汽车之间的整合问题，因此，选择小城市先进行试点较为合理。” 而车联网标准的制定也是专家们热议的话题之一，据悉，目前车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并无统一标准，仍然处于厂商拥有各自标准的阶段。
车联网三大典型应用 场景一：紧急救援
在寒冷的一月的一天，丈夫外出办公，怀孕9个月的肖梅独自驾车在路上行驶。突然，肖梅开始感到恶心，随着疼痛的加剧，她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由于情况紧急，而丈夫正在距离自己一小时车程的地方上班，肖梅按动了车上安装的紧急按钮。这辆汽车是她几周前刚刚买的，车内安装有车联网技术下的行车智能安全系统。
“接通了客服顾问后，客服人员问了所有必要的问题，并且在我不确定自己在哪儿的情况下，精确地定位了我的位置。短短的几分钟后，救护车就来了。” “我被紧急送往医院，医生根据车内导航屏幕显示的我的个人信息进行紧急处理，随后，我顺利产下了孩子，母子平安。”
在车联网时代，客服人员能通过GPS技术将援助送达车主的确切位置，并能一直与车主进行在线交流，直至救援人员抵达。
场景二：导航系统
今天是安娜父亲举办个人音乐会的日子，他早早地便去场地彩排了。眼看演出时间就要到了，安娜穿好衣服准备出发，自小双目失明的她，行走都需要导盲犬的帮助。
而当她坐上了车，按动了导航系统的开关，就再也不用为看不见路担忧了。导航系统显示出了父亲事先给她设定好的行车路线，汽车在自动驾驶的状态下高速前进。
“途中汽车突然没电了，我按动了紧急充电按钮，汽车便临时改变了路线，带我来到最近的充电场地，车速很快，并没有延误我的时间，我准时来到了爸爸的演出现场。”事后安娜兴奋地说。
在车联网时代，老人、孩子甚至残疾人都可拥有自己的汽车，在自动驾驶的状态下，人们的出行将变得更加轻松。
场景三：全音控免提电话
“去年秋天，我和朋友开车行驶在远离市区的一条小路上，看到两辆车迎头相撞。其中一辆车内的一个男子受了重伤，被困在车里需要立即救助。”韩璐讲述到自己的经历。
中国城市景观时代已经来临 篇6
据介绍,该奖项是亚洲区域乃至世界范围内,首次针对城市景观营造方面给予的肯定和倡导。与一般的城市类表彰相比较具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评选强调对入围城市在景观营造实践过程中的指导和帮助。对所有经过初评审查的城市,评审专家委员会都将组织专家对其进行实地考察和专项咨询,具体帮助城市梳理景观体系,定位城市景观特质,塑造城市宣传品牌。其二高度重视市民意见的公众参与机制。通过对项目的评选、表彰和宣传,引导、鼓励和检验正确的城市设计和都市景观环境,提高城市主人——公众对城市景观环境的正确认识,并由此参与到城市建设中。
随着20世纪后期以来亚洲地区社会经济实力的不断蓬勃发展,亚洲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容忽略的重要引擎。以亚洲为思考点的大型展览、研讨交流、专题研究活动方兴未艾,呈现出一种至为特殊的“亚洲现象”。在此潮流的带动下,众多亚洲城市在独特的地理和人文条件下,逐渐形成的个性鲜明的城市风貌和景观建设成果,同样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尤其是以日本福冈为代表的亚洲城市在都市景观建设方面进行的成果显著的探索,将对亚洲乃至世界城市景观营造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绿色亚洲·美丽都市”系列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亚洲人居环境协会首先发起,联合国人居署亚太区办事处、福冈亚洲都市研究所、亚洲景观设计学会等多家国际机构支持的一项区域性国际交流活动。该项活动通过开展专项课题研究、举办主题竞赛、举行大型论坛、组织考察调研等多种形式,唤起亚洲社会各界对于城市景观环境营造的高度重视,同时及时总结和研究亚洲各国城市景观建设的长处,并结合亚洲地区不同地域的国情,促进亚洲都市景观的整体提高与可持续性发展,应对世界绿色低碳的时代发展潮流。
大数据时代的城市传播 篇7
关键词：大数据,城市传播,空间型媒介
一、大数据与城市传播
在中国愈演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构成主体多元化、 层次多样化,这一社会结构形式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空间的变动和重组以及媒体的极大变革。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新媒体异军突起,这为现代传媒的再结构化和再组织化、为城市传播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传播空间。而近年来云计算、物联网的逐步推广和使用,城市虚空间的数据挖掘及数据的可视化应用将为城市精准传播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和风险预警。同时也开拓了城市传播学定量研究的新路径和新方法。
2008年,王安中博士首次提出“城市传播”的概念,这是以城市实体空间和城市中的现代媒介作为基本传播面向的城市信息传播方式,其为城市的形象塑造、城市对外交流构筑了多层级的空间系统。城市从理论上开始被作为一个传播的主体而被重视,这解开了关于城市研究的极大桎梏。城市人类文明进程不仅仅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空洞的、客观的、绝对的容器,更与人们特定的生存方式、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息息相关。 这与海德格尔所说的“居住”息息相关,与福柯关注的“权力” 更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研究的空间哲学视角从一种背景中走到我们思考的前台。在大数据时代,城市传播应着眼于大数据的思维,充分运用大数据的数据特征为城市多空间的精准传播服务,提高城市传播效率与竞争力。“流城市”的概念正是在大数据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任何一种新的传播空间都成为一种传播力和生产力, 促进城市的建设、发展和管理的完善;倡导新的消费主张;助力城市品牌形象的推广等。
城市传播视野中把城市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和传播主体,包含三个传播空间:其一,城市实体空间;其二,城市中现代传媒形成的虚空间;其三,以城市作为实体空间的传播和城市中现代传媒的虚空间传播相结合。这种对城市的研究早已开拓了传播学的视角,形成了新的传播领域。以麦克卢汉为先驱的媒介环境学派,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中开出了传播学研究效果论中除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外的第三朵花,从一个极其宏大的视角解释了人类文明与媒介发展的内在关系:媒介在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推动性的角色。 这个视角的前提是对“媒介”的重新辩证:“泛媒介论”。1
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在城市空间数字化的背景下,已经绝对不是简单实体空间的排列与扩充的问题。在媒介环境学的视野中,城市空间开始演变为一种全新的“空间型媒介”,城市本身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作为一个积极的、主动的、 充满“斗争性”的传播主体,建构起自己的传播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引导者。大数据的发展极大拓展了信息传播规模和传播范围,同时使信息具备了可视化等特点,网络使获取企业、家庭、个人之间空间组织和行为关系的数据成为可能,移动通信的普及化使位置数据采集精准化成为可能。数据成为巨大的经济资产,将为城市实体空间传播、城市文化传播、城市代际传播以及城市现代传媒的传播研究等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大数据时代的城市文化传播
城市文化传播以城市实体空间为载体,在新时代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以城市公共图书馆为首的城市文化建筑群
信息化时代,城市公共图书馆的空间设置由传统单一的阅读空间向多元化的服务空间迈进,形成了馆内多终端阅读方式,针对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兴趣、阅读时间、阅读时长产生的数据进行分析,满足不同读者通过不同获取方式在不同的媒介平台实时获取不同内容的需求,延伸了图书馆的实体空间,形成了“固定体系+ 流动体系+ 数字传播体系”协同服务的传播理念体系。因此,大数据背景下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和管理使图书馆从提供信息和知识转变为以提供价值和意义为主。
(二)新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集群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城市文化传播的新型阵地,不同的文化主题形成了产业型、混合型、艺术型、休闲娱乐和地方特色为主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文化以园区的形式存在、以产业链的形式运作,既宣传了城市文化、促成了城市特色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同时加深了城市间的贸易往来。在大数据时代, 文化创意产业园要注重数字管道的建设,进行文化园区的虚拟空间延伸,创造更多的体验空间。
三、大数据时代的城市代际传播
城市代际传播是城市传播中重要的代际传播,是城市文明进行隔代相传的传播方式。
(一)旧城的传播价值
在城市化进程中,旧城改造成为城市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拆迁与重建造成的“旧城失忆”成为代际传播的最大障碍。 “从城市传播的角度看,旧城是‘城市记忆’的空间载体,承载着城市代际传播的功能,沟通着城市的历史、现在与未来。”[1]
旧城作为文化符号,需要对其价值进行评估后再开发和利用,将实体空间中的真实情景全盘数字化记录,供后人学习, 多维空间模态还可置身其中进行模拟体验。虚拟空间的资源流动性和超变异性为旧城信息断裂提供虚空间的储存和传承。
(二)文化遗址产业化
大数据时代,文化遗址的数字化建设为文化遗址的保护提供了新路径,“基于虚拟现实的文化遗产产生的虚拟世界是全体虚拟环境和给定仿真对象的结合,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等作用于人,使之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2]通过对网民网络搜索引擎、出行轨迹、位置定位的数据分析,对用户群进行针对性的体验营销,形成文化遗产的虚空间延伸开发与实体空间的互动,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传承力度。
四、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现代媒介传播
城市中现代媒介主要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户外流媒体以及多种形式的终端新媒体。流媒体和移动终端的发展让城市传播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实体空间中,极大地改变了人的行为模式和习惯。
(一)城市户外媒体与手机媒体的互动
大数据让户外媒体实现了精准营销。渐起的城市户外媒体与手机媒体的合作广泛调动了市民的积极参与,形成了户外媒体的精准化营销,尤其是广告的传播。
(二)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网络传播与网络舆情监测
大数据时代,云计算和物联网使城市从一个实体空间变成了一个数据空间,不断产生更加系统化和完整化的城市评价体系让城市的发展更加透明地呈现在大众面前,推动网络城市的管理和建设,对现实的城市运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网络传播对城市形象塑造具有重要作用。大数据时代政府部门,利用分析舆情的背景、频率、空间等产生的数据,并形成可视化的数据形式,从而接受公众的批评、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城市的建设、管理,形成官民互动的城市发展新格局。
五、大数据时代城市新型文本的开发
城市精神性文本是城市在长期实践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城市文化、城市文明、城市精神以及媒体所呈现的城市形象等。精神性文本是最根本、最生动的城市图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交通堵塞、城市污染、人口增多等城市病愈加凸显, 城市的发展和治理越来越趋向于数据的支持技术之上的改良和城市危情预测。大数据时代将产生更加多样化的城市文本形式,智能化地助力城市传播。
六、大数据时代的城市传播的新进展
以大数据为技术支撑,也可以实现对城市市民实体空间行为的数据收集、整理、分析。
(一)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即数字化城市的高级阶段,是一个庞大的城市建设体系,由城市中各个系统的城市部门构成,如智能交通、智慧家庭、智慧政府等等。在大数据时代中,城市信息被符号化、 数据化和存储化,并被加以处理和分析,城市处于“云端”,云层下面是无数的信息分析,以获取各种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大数据时代的“流空间”模型
“流空间”是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相互交错形成的新的流动的空间样态,大数据时代加剧了多样化流空间的形成。例如,在西安建设其他城市体验馆,在西安就可以通过实体空间和官网体验和了解其他城市的城市文化、空间的错置和镶嵌结合大数据的存储、分析等功能,使城市多空间传播更加精准化、回馈数据多样化。“流城市”模型打破了地方局限,使城市全球化传播成为可能。
七、结语
城市传播是与城市方方面面相关的庞大而复杂的传播体系。大数据时代,城市传播应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的信息处理模式,形成大数据的思维,为城市各个领域的精准传播服务,形成全球城市互联互动系统,为城市的开放和对外交流, 为提高城市传播力度、文明水平、市民生活质量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安中,夏一波.城市传播方略[M].新华出版社,2008:213.
[2]杨尚勤,张婉玉,苟秉宸.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法研究[A].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研究——第三届中华文化遗产数字化及保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2005:144.
[3]李明伟.知媒者生存[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0-66.
中信城市时代水消防设计 篇8
中信城市时代是位于惠州市江北文明路和云山路交汇处的一栋高层综合楼。该建筑地下2层,主要为车库和设备房,地下2层平时为停车库,战时为人防工程;地上24层,其中地上1层～3层为商场,4层架空,5层～20层为A,B两座塔楼,A座为5层～18层的写字楼,B座为5层～20层的写字楼,总建筑面积约75 346 m2,建筑高度76.6 m。本工程消防工程设计有室内外消火栓给水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大空间水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防排烟系统等,本文仅就水消防部分典型问题作一些阐述。
2 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
1)本建筑属一类高层综合楼。
室内消火栓用水量40 L/s,室外30 L/s,火灾延续时间3 h。
2)系统分区:
按照GB 50045-95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05版)7.4.6.5条:消火栓栓口的进水压力不应大于1.0 MPa,当大于1.00 MPa时,应采取分区给水系统。本工程消火栓静水压力:屋顶水箱(最高水位)+地下2层消火栓=79.5+7=86.5 m<1.0 MPa,故全楼消火栓系统竖向不分区,14层以下消火栓栓口压力大于0.5 MPa处采用减压稳压消火栓。这次规范的修订将消火栓的静水压力由0.80 MPa调整为1.00 MPa,使得建筑高度在60 m～70 m左右的建筑消火栓系统不用分区,简化了系统,节省了投资,也可以充分利用消火栓的承压力。随着我国供水管道产品质量和承压能力的提高以及减压稳压消火栓设备的完善,静压分区值有望提高至1.2 MPa,这样建筑高度在100 m以下的建筑消火栓系统也将大大简化。
3)屋顶消防水箱容积计算:
消防水箱用于贮存扑灭初期火灾用水,消防设计规范明确规定如下: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8.4.4.2条规定:消防水箱应储存10 min的消防用水量。当室内消防用水量不大于25 L/s,经计算消防水箱所需消防储水量大于12 m3,仍可采用12 m3;当室内消防用水量大于25 L/s,经计算消防水箱所需消防储水量大于18 m3,仍可采用18 m3。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7.4.7.1条规定:高位消防水箱的消防储水量,一类公共建筑不应小于18 m3;二类公共建筑和一类居住建筑不应小于12 m3;二类居住建筑不应小于6 m3。
以上规定中,《建规》明确水箱应储存10 min的消防用水量,但《高规》中并没有规定消防水箱应储存10 min的消防用水量,那么水箱容积如何计算,按7.4.7.1直接选用,还是按10 min用水量计算后,计算值小于规定值时取规定值或计算值大于规定值时取计算值,各地消防局及审图公司意见都不统一,本人认为屋顶消防水箱主要是储存初期火灾用水量,屋顶消防水箱容积计算应按10 min的初期火灾消防用水量(室内消火栓与自喷系统用水量之和)进行计算。
a.消火栓用水量计算:
V1=t·n1·q1=10×60×3×5=9 000 L=9.0 m3。
其中,V1为消火栓系统初期火灾总用水量,m3;t为火灾初期供水时间,按10 min计算;n1为水枪支数,按3支水枪同时出水计算;q1为每支水枪出水量,按5 L/s计算。
b.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初期用水量计算:
V2=t·n2·q2=10×60×5×1.3=3 900 L=3.9 m3。
其中,V2为自动喷水灭火初期火灾总用水量,m3;t为火灾初期供水时间,按10 min计算;n2为喷头个数,按5个喷头相继出水计算。
c.消火栓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用水量之和计算:
V1+V2=9+3.9=12.9 m3<18 m3。
本设计取18 m3。
在高层建筑屋顶水箱储水量的实际工程计算中如按火灾初期用水量考虑,一般都不会超过18 m3。这是因为无论是低层建筑还是高层建筑,其储水量都是按一次、一点的火灾几率计算的,并且是按火灾初期用水量考虑(按10 min用水量计算)。尤其是高层建筑是以自救为主,出水30 s之后水泵应能自动启动。
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设计参数:
按GB 50084-2001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2005年版)规定,地下停车库及商场按中危险级Ⅰ级设计,喷水强度8 L/(min·m2),最大作用面积160 m2;办公楼按中危险级Ⅰ级设计,喷水强度6 L/(min·m2),最大作用面积160 m2;设计水量取30 L/s。
2)设置位置:
除建筑面积小于5.00 m2的卫生间及不宜用水扑救的电气用房外,均设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包括空调机房,制冷机房等。
3)系统设计:
系统分高低两个区。
低区:1层～4层;由自喷水泵出水管后设减压阀组减压供给,5组湿式报警阀设于水泵房内;
高区:5层～24层;A,B两座塔楼各设4组湿式报警阀于4层架空层内,塔楼基本按每4层喷淋共用一组报警阀来设计,满足规范规定的每组报警阀供水的最高与最低位置喷头处的高程差不超过50 m及每组报警阀控制的喷头数不超过800只的要求。
4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4.1 设置位置
1层～3层商场中间有长×宽为24 m×16 m,高15 m的中庭,在此位置设有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4.2系统组件
1)配水干管:本系统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合用一套供水系统,主供水干管从接高区报警阀前的管道引DN70的管供高空水炮用水;
2)信号阀,水流指示器,电磁阀;
3)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灭火装置:布置ZSS-25吊顶型高空水炮2台,每台水炮保护半径20 m,要求最低压力0.6 MPa,安装高度6 m～20 m,启动时间小于25 s,射水流量5 L/s;
4)模拟末端试水装置:管径DN50,由进口压力表、闸阀、电磁阀、试水阀、出口压力表、调节片组成;检验管网末端的静态和动态压力以及水泵,火灾报警控制联动系统功能是否正常。
这套系统采用先进的红外传感技术,中央电脑控制技术,能全方位自动监测其保护范围内的火情,一旦发生火灾,装置自动启动,发出信号到消防控制中心,实行报警,同时对火源进行扫描,确定火源方位后,中央控制器发出指令,启动喷淋泵,打开阀门,对准火源射水灭火,火源扑灭后,中央控制器发出指令停止射水。
5结语
高层综合楼由于火势蔓延迅速,扑救难度大,火灾隐患多,事故后果严重等原因,因而有较大的火灾危险性,有效的灭火系统非常重要。水消防系统是目前国内外扑救高层建筑火灾的主要灭火设备,因此,经济、合理、周密地考虑消防给水设计,保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GB50045-95,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S].
[2]GB50084-2001,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S].
[3]DBJ15-34-2004,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S].
城市时代 篇9
以下分享徐宪平副主任在大会上关于推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报告。
一、认清智慧城市发展大势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几千年来,城市不断发展演进,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在改善人类生活的同时,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张和需求的多元,城市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随着信息化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人类正在步入一个崭新的智慧时代,社会生产、人们生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对城市运行、管理、服务既带来新的冲击,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机遇与挑战面前,创新城市发展,提升城市品质,增进居民福祉,是城市领导者、管理者都将面对的重要使命。
上个世纪末,有人提出数字城市的概念,试图以计算机技术支撑城市发展,但由于技术方案与现实需求难以结合,难以落地,大多停留在思路层面。时至今日,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赋予了城市新的能量、新的生命。一些国家相继提出智慧城市战略。例如:欧盟提出了“智慧城市与社区欧洲创新伙伴行动”,旨在实现“智能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日本出台了“i-Japan战略2015”,旨在利用智能化技术改善工作与生活,增强城市活力;新加坡推出了“智慧国2015计划”,旨在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提升创新发展能力。这些战略举措都是以智慧城市建设为重要支撑,推动城市经济结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优化,增强城市集聚经济人口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这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大趋势,如大江东去,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今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要同步推进,深度融合;明确提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及发展方向。近些年来,有关部门从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试点示范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许多地方从实际出发进行了积极实践。统计表明,全国所有副省级以上城市、89%的地级及以上城市,47%的县级及以上城市都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有的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积累了一些经验,有的已在探索之中。但也要看到,智慧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发展理念和路径不清晰,实际应用效果不明显,体制机制创新滞后,网络安全隐患严重,盲目建设现象突出。
今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第一个系统性文件,阐述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组织保障。宣传解读、贯彻落实好这份重要文件,正是这次重要会议召开的重要背景。
二、把握智慧城市发展内涵
智慧城市是一个要素复杂、应用多样、相互作用的综合性系统。作为一个正在发展演化的新生事物,尽管人们认识不尽相同,但对其主要特征和建设目标,应当有一个基本把握。所谓智慧城市,就是充分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智慧化体系,实现城市化与信息化高度融合的更高级城市形态,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要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内涵,重点把握好四个“新”。
第一,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新理念。美欧国家是在经历了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后,开始建设智慧城市的。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还在深入发展之中,城市建设仍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要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谋划城市创新发展。智慧城市建设,要有互联网思维,使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最具活力的元素,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要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推动构建现代化的产业发展体系、完善智能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建立普惠化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精细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形成宜居化的生态环境体系。这是解决当前主要问题的重要抓手,也是发挥后发优势的路径所在。
第二,智慧城市是城市运行的新模式。要广泛应用物联网,通过打造一体化的时空信息平台、基础设施网络和信息处理中心,及其重要数据信息统筹融合、分析应用,实现对城市运行的全方位、全过程的指挥调度。智慧城市建设,要形成一个全面感知、交叉互联、智能判断、及时响应、融合应用的城市运行新模式,实现物理分散与虚拟集中的有机结合,优化城市空间结构、降低资源消耗水平,提高城市运行效率。要促进生产方式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逐步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制造生态系统。
第三,智慧城市是城市管理的新方式。信息社会下,随着我国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服务的压力越来越大,传统的方式难以适应。要加大信息数据共享力度,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实现精细化、精准化管理。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城市管理新方式。有效提升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普适性、可及性和针对性。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保、住房等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领域,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智慧城市是城市建设的新机制。智慧城市是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与城市发展方式转型的交汇。信息化带来的城市管理和服务模式的改变,已然倒逼城市建设机制的创新。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形成共识、形成合力,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方案问题、项目建设问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体制改革,涉及系列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政府规划和引导作用的同时,必须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放开准入、放开市场,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引导社会力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建立新机制,开创新局面。
三、破解智慧城市发展难题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目标导向,采取针对性措施,破解发展难题。
1 、 破 解 设 计 局 限 化 的 难 题
智慧城市建设,不能只谋一域,也不能贪大求全、照搬照抄。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不同,路径也不尽相同,必须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亟需解决的问题上,必须把老百姓的感受切实放到第一位。从城市发展战略的全局出发,做好顶层设计,十分重要。在此基础上,可以聚焦重点,区分轻重缓急,统筹开展工作。此前,有关部门,在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关键技术体系和标准、地理信息资源平台和智慧旅游应用等多个领域开展了智慧城市试点。这些工作都很好,各地方既要结合自身需要有选择的开展相关工作,也要善于统筹做好顶层设计。
2 、 破 解 信 息 碎 片 化 的 难 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智慧城市建设应用是关键,信息资源也关乎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但从现实情况看,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利用还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从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制度保障。中央层面将加强统筹协调,目前我们正在会同11个部门大力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推动跨层级、跨部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近期我们还将会同有关部门一起研究提出我国大数据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意见。同时,地方日益改革、大胆突破条条框框信息孤岛,打通行业、条块的信息共享通道,自上而下,以下促上,实现联动。要加快政府信息开放,支持社会力量应用信息资源发展便民、惠民、实用的信息服务。
3 、 破 解 建 设 空 心 化 的 难 题
智慧城市建设不能只着眼于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这些“高大上”的工程建设,只看重技术的“高精尖”,不注重实际效果。以往城市信息化工程大多是以政府投资为主,有的并没有起到提高城市运行管理、公共服务水平的作用,也缺乏建设、运营和管理的长效机制作支撑,最终导致智慧城市成为“标签”式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面向未来,智慧城市建设一定要综合考虑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先进性和适用性,坚持需求牵引,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注重应用实效,推动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集成应用;要注重发挥创新性企业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注重培育政务信息化外包、公共云计算服务等新模式、新业态。
4 、 破 解 安 全 脆 弱 化 的 难 题
切实强化智慧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和能力建设。网络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智慧城市高度依赖于网络和信息基础设施,面临的安全风险和威胁,比互联网的安全更为复杂,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更为直接,必须高度重视。目前,很多城市还没有明确网络安全管理机制,表面看谁都在管,但实际效果不佳。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的法治政府,完善网络安全保护方面的法律,从管理制度、设备审查、系统维护、信息保护、建设应用标准规划等多个纬度形成系列的保障措施,实现全过程网络安全管理。重要系统和网络安全设施要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管理,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必须进一步明确安全责任制,切实解决有机构、缺统筹,有发展、缺战略,有规模、缺安全的问题。必须从管理制度、设备审查、系统防护、信息保护、建设运维、标准规范等多个维度系统建立保障措施;必须实现全过程网络安全管理,重要系统与网络安全设施,要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管理;必须采用安全可控的技术、产品、系统,确保要害信息设施和信息资源的安全。
四、创新智慧城市发展机制
建好智慧城市,关键还是要落到行动上,落到效果上,落到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上。各地方政府是建设智慧城市的责任主体,既是建设的决策者,也是建设的执行者。中央各部门负责指导各领域、各行业发展,定位主要是从贯彻落实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出发,统筹好区域化的智慧城市建设与若干经济社会重点领域的发展关系。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点就在于,要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调的组织机制,目标明确、权责清晰的责任机制,公开透明、社会参与的监督机制。我们各个部门要加快制定智慧城市建设的标准体系和评价体系,推行智慧城市重点工程风险和效益评估机制。总体上,要建立健全上下联动,横向协调的组织机制,目标明确、权责清晰的责任机制,公开透明、社会参与的监督机制。
国家发改委等25个部门已经成立了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组,制定了《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部际协调工作制度及2014-2015年工作方案》。工作组将紧密配合,系统研究制定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配套政策,推动综合性试点示范;将加强与地方的协作,对各地区智慧城市提供指导和帮助;将建立重大事项与中央网信办的沟通协商机制,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抓好落实。
近期,各部门将按照“评价指标指导建设,以评价工作规范管理,以评价结果促进落实”的原则,进一步明确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及时发现和解决智慧城市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形成有效激励机制。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工业化加速推动了城市发展,信息化将深刻改变城市形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历史性的机遇,也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我们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还需要我们深入的思考、探索,寻求解决之道,实践中创造的一些经验还需要我们认真总结提炼,推动以点带面。
城市化时代的乡愁建设 篇10
今日中国, 在繁华城市背后, 是农村的凋敝。“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在这种失乡的时代性焦虑下, 困惑与彷徨成为当下社会面对农村的普遍心态。农村的边缘不仅是其在官方视野的边缘, 也包括在大部分知识阶层的边缘——近年来每逢年关, “要不要逃离北上广”的争论便如惯例般的要来那么一场。而在这种以北上广和二三线城市为对立面的争论里, 农村完全被遗忘。这对于有着五千年的农耕社会历史和文明背景的中国来说, 其实是令人惊愕和不可思议的。
然而在时代的另一端, 却也有些默默潜行者。他们在沸沸扬扬的城镇化的背景下, 默默回归乡村, 力图以自己的知识资源力量复兴农村;在故乡走失的苍白的时代背景下, 力图重返或重建故乡, 重拾被大部分人丢失的乡愁。他们中有像温铁军、于建嵘这样的学者, 有陈君、欧宁这样的艺术家, 有王澍、谢英俊这样的建筑规划专业者, 也有像“Farmer 4”这样非专业 (建筑、规划、设计或农业、农村问题研究专业) 的城市知识阶层、团体。他们的乡村建设实践被媒体称为“新乡村建设”。“新”, 是因为它从形式到内容, 都不同于历史上的乡村运动, 亦有别于“新农村建设”, 它是一种以乡村为支点, 同时又联系城市, 包含互联网、NGO和各种群体机构等平台构建的经济、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实践行为。在大部分人惋叹“故乡沦陷”时, 他们在探索故乡进化的可能性。
在今天的城乡环境下, 他们和他们的新乡村建设无疑值得我们关注。
城乡共同体的新乡村建设
这里的共同体, 其概念源起于欧宁的“碧山共同体”。2007年, 艺术家、策展人欧宁和左靖在造访徽州农村时, 被那里的自然风光、文化和历史遗存吸引, 遂计划在碧山村创建“碧山共同体”, 以此推动、改变农村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2011年6月5日, 在广州时代美术馆, “碧山计划”和“碧山共同体”正式启动。
“碧山计划”和“碧山共同体”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回归乡村, 接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事业和克鲁泡特金 (Peter Klopotkin) 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重新激活农村地区的公共生活的构思;欧宁和左靖还给它设定一个任务:针对目前亚洲地区迫人的城市化现实和全球农业资本主义引发的危机, 试图摸索出一条农村复兴之路。“共同体”之意, 即一种乡建与文艺复活乡村的人群集结体。一方面是来自于城市的艺术家、建筑师、乡建专家、作家、导演、设计师、音乐人;另一方面是乡土文化研究的当地学者、本乡本土的民间手工艺人和民间戏曲艺人, “共同体”的存在, 其直接任务就是将这两种分隔于城乡的力量联结起来, 通过广泛地沟通合作, 共同拓展乡村建设的生存空间。
不难看出, 作为一个旨在连接城乡力量的乡建或文艺复活农村的平台, “碧山共同体”得以构建的一个硬性条件是城市的人脉资源, 城市的艺术家、建筑师、乡建专家及各种文化、文艺人群。这是共同体建立的第一要素, 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城市化不仅实现了城市本身的现代化, 同时也向农村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 而农村要完成现代化, 唯有借助于城市的各方面力量。这既有“碧山共同体”提出的以知识阶层及文化、文艺人群为主体的民间自觉力量, 也包括政府和市场资本的力量。用直白的话说, “碧山共同体”是民间知识文化势力版的“城乡结合发展构想”。我们如果放大它的意思, 它也可以叫作“城乡共同体”, 而后者, 其实就是当代中国乡村建设一直以来的主要路径。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实践, 是基于城乡共同体的乡村实践行为。这种实践行为在中国的发生,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毫无历史原因的。说到这个, 2008年的5·12汶川地震应该是一个不得不说的时间契点。地震中大量倒塌的农村建筑 (包括农宅和各种村镇公共建筑) 和大面积死伤的学生与农民, 引发了城市建筑师和其他知识阶层关注农村、同时介入式地干预农村建设的一个小热潮。当时最为媒体学界关注的如成都建筑师刘家琨的“再生砖计划”, 由香港的朱涛牵头、深港两地建筑师联合组建的“土木再生”组织, 和一直以来活跃于农村建筑第一线的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等。空前惨烈的灾难和死亡激荡着那个时候的中国心灵, 这直接催生了民间社会的公民意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展是一个城市与城镇化发展的过程, 农村实际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地位。边缘化不仅使得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 也造成农村问题的被压抑和遮蔽。这在众多NGO、民间团体和知识阶层进入灾区救援与重建第一线后发生改变, 这时候全社会的目光得以聚焦于灾区重建, 灾难背后长久存在且日益严峻的农村问题也跟着显露出来, 直接引起了整个社会和知识阶层的关注。
“新乡村运动”的出现也反映了一个现象, 即知识阶层的意识自觉和参与社会进程、介入国家建设正在成为一个潮流。在2014年10月28日回答澎湃新闻的一个采访中, “三农”问题专家和当代乡建实践领域代表性人物之一温铁军就表示, 乡建实践群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成为最大的社会网络, 它的增长规模和生命力是现在中国任何一个NGO都不可比拟的, 尽管后者背后有着非常强大的资金支持。
在历史上, 今日中国的乡建实践也能找到它的历史样本。20世纪70年代, 韩国就曾有过一场“新乡村运动”, 于是就有了今天安居乐业的韩国乡村。但是, 如果要追本溯源, 也许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那场乡村改造建设运动更为合适。当代乡建人群谈论乡建传统, 也更愿意向这个历史靠拢, 如发起“碧山计划”的欧宁和左靖就非常愿意谈论晏阳初。
今日的中国乡建实践秉承的正是来自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和陶行知等人的传统, 一种出于知识分子天生的敏感与自觉催生的对世界和社会的实践与干预的传统, 它具有浓厚的乡土人文情怀和巨大的社会改造热情。但是, 与传统不一样的是, 它是在城市化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的乡建运动, 是基于城乡共同体的乡村实践。这种城乡共同体的含义, 不仅包含对城市人脉资源的倚靠和利用, 也包括人以外的所有资源:资本、技术甚至是基于互联网的社交网络等。
2014年, 四个农业领域的创业者:陈统奎、赵翼、刘敬文和钟文彬决定组建一个组合, 一起推行农业转型的理念, 组合被命名“Farmer 4”, 后来他们干脆自己简称“F4”。“F4”受到广泛关注, 他们反对传统化学农业, 强调农产品的健康安全。更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懂得利用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推广理念和产品, 虽然未必直接参与农作物种植的一线, 但他们切切实实能够影响农作物的品质和品牌建设。“F4”里的陈统奎是媒体人出身, 曾经是“大学生返乡论坛”的发起人之一, 他集号召者、研究者、践行者于一身, 可以说既是一个社会创业者, 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这种脚踏乡村、城市和互联网, 间离其中、联而不姻、维而不持的状态, 其实正是当代乡建参与者的普遍状态。
新乡村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 是要打通乡村走出去和外界走进来的双向通道。通过电子商务, “F4”所售卖的农产品, 带着生产者和土地的亲切印迹, 通过互联网被销往各地;这种销售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的传递行为, 通过它, “F4”吸引了很多愿意呼应他们的人, 很多人从他们的顾客变为他们的朋友, 甚至不远万里寄来跨国明信片。网络的神奇在这里发挥了它的作用, 在这里, 乡愁一定程度上也在进化:乡愁也能适度打包和快递了, 而故乡也不再需要费时费力地刻意重返——故乡是可以带在身上的。
从城市知识下乡到城市文明下乡
基于城乡共同体, 或者说横跨于城乡之中, 以一种间而不离的姿态参与乡村建设, 不仅是新乡村建设普遍采用的模式与手段, 同时也是现实的要求。这个现实除了在上面提到的城市化的时代背景的现实, 还有一个很重要同时也很深刻的现实——农村作为一个实践对象, 它的内部已经发生了嬗变。
农村的嬗变, 其根本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资本市场的侵蚀蛊惑, 二是城镇化对农村的影响。30多年的城市集中建设, 虽然农村被边缘化、搁置甚或抛弃, 但是农村也在有意无意地跟着城市走, 直至最终被城镇化大浪潮裹挟进来。我们甚至可以说, 今天的农村, 其实是一个被城镇化了的农村。而中国农民的命运, 其实正是历史潮流里的边缘弱势群体的悲剧命运的缩影:他们被潮流所裹挟前行, 但是却没有能力应付潮流的暴烈所带来的蛊惑和冲击, 最终只能沦为牺牲品。而这对今天的乡建参与者也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有时甚至要放下身段, 以折中的办法来达到目的。
国际级著名建筑师王澍, 在浙江曾经手一个古村落的修缮改造项目。王澍一贯是力拒拆迁重建的, 他采取的是古典式修缮的方式。他还答应给村民设计出较为现代的生活设施, 但村民还是不愿意, 他们不想住“旧房子”。没有人居住, 修缮好的建筑也会“死”的。类似的难题在乡建实践中时有发生, 但也许还有更灵通的解决方案。同样在浙江, 杭州桐庐县同样也出现了普遍性的乡村空壳化, 那里有1700多栋农村闲置房。当地就设计出了“空心村闲置用房流转”项目, 试图把闲置房租赁给城里人。城里人向往好山好水好空气, 农村闲置房又急等二次利用, 正是一拍即合。桐庐第一个使用闲置农房的人表示:“2008年花1万元向房主买下了这栋80多平方米的闲置农房的使用权, 花十多万元装修后, 我和老伴就在2009年初搬来住了。”这样的闲置房流转, 将来如果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开展, 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场面?
城镇化的农村其实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农民的城镇化。农民已经不是原来的农民了,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城镇化的洗礼, 农民其实已经改变了好多:他们或许不想种地、不想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了;他们也渴望像城里人那样体面, 也渴望一种现代的生活。任何田园牧歌式的乡土构想在今天已经不现实了, 因为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 那个原本的乡村已经消失了。而城镇化的时代格局, 也完全能容纳和带动他们, 使农村和农民都能进入现代的规划历程里来。
“F4”里的陈统奎就曾做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他曾经成功说服了当地村民自己出钱集资, 建了一条看似无用的山地自行车赛道。这在过去的农村建设中是不可想象的。村民们看好的也许不仅是它的商业前景, 还有它身上的某种现代象征。再造的乡村, 为什么不能有Wifi、触屏呢?河南郝堂村是画家孙君和中国乡建院 (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 经手操盘的乡建项目, 其中有一个细节可以说一说。2011年, 项目未启动前, 郝堂村和很多农村一样, 垃圾遍地, 河道淤积, 垃圾清洁和分类成为项目开始的主要工作之一。刚开始普及垃圾分类, 村民都没有这个意识, 甚至是“当笑话看”。村里修建了垃圾分类池, 但是村民还是按照习惯在几个固定的地方丢垃圾。后来孙君和中国乡建院的团队想到了一个方法, 就是看哪一处垃圾多就在那里种上一棵桃树, 桃树开花, 村民就不好意思在那里丢垃圾了, 垃圾就没有了。
沟通, 是乡建实践参与者要学会的一门重要课程。而要取得沟通, 就要先去了解农民, 了解他们想要什么。新乡村建设是一次城市知识下乡的建设实践, 而这个实践, 是在整个城镇化主导下的城市文明下乡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城市知识分子应该抛下那些古旧而廉价的乡村田园想象, 不能以城里人的高傲、廉价的乡村幻想去幻想乡村。
新乡村建设在当下中国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么, 政府面对这样的现象该如何作为?在政府近20年来的农村建设中,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直到现在的美丽中国, 我们很少见到专业知识阶层、民间参与者的身影。基本的情形是这样的, 政府干政府的, 民间干民间的, 大家没有形成一个联合沟通的样态。笔者觉得, 政府应该顺着民间乡建热潮, 做好表率、引领与召集的作用。政府永远是农村建设主导者。作为主导者, 就应该卓识远见和开阔包容的胸怀, 更应该要知道怎么去吸纳引领各方力量为自己所用。城镇化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多元化, 多种力量的角力、联合与共生, 这在农村建设力方面也应该有所体现。今天已经不是前现代或计划经济的时代了, 试图依靠政府的力量解决一切问题显然不现实也没必要。政府应该发挥好第三方的作用, 致力搭建沟通的平台, 为城市知识、文化和资本力量进入农村建设打通渠道, 让这种力量在广大农村生根发芽, 发展壮大。
2010年, 为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成都推动了一个“乡村规划师”制度。“乡村规划师”面向全社会招募, 有公开招聘、选调任职、选派挂职, 也有征选机构志愿者和个人志愿者。有在校老师和学生, 也有在职规划、建筑设计人员, 还有知名规划建筑设计机构, 已退休的老专家, 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规划师等。作为“乡村规划师”, 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就乡镇发展规划提出意见与建议, 参与规划建设事物决策研究, 提出规划编制要求, 负责代表乡镇对投资性项目进行规划把关, 代表乡镇对项目实施情况提出意见和改进等。
终身学习时代城市社区课程开发 篇11
关键词：终身学习；学习共同体；社区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识码：A
学习概念不断演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有关学习的隐喻经历了一个从行为强化一信息加工—知识构建一社会协商的发展历程。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随着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概念的提出，学习化社会的到来以及我国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城市社区教育越来越成为终身教育的主阵地。
一、学习概念的演变
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学习进行研究，因而形成了许多学习理论的流派，有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知学习理论、折中主义学习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等。本文就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知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终身学习理论四大学习理论阐释学习概念演变的历程。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的行为是他们对环境作出的反应，学习是被动的学习是因刺激而引起的行为变化学习的发生就是刺激与刺激、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所有行为都是习得的，学习即习得新的联结。
认知学习认为学习是主动的，是个体作用于环境学习的基础是学习者内部心理结构的形成和改组。学习的发生是由学生积极地认知，心理推断引起心理结构的变化。
个人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过程是一个个人建构的过程，学习的结果是围绕着关键概念建构起来的网络结构知识，更强调知识的非结构性和非确定性。社会建构学习理论认为知识来源于社会的意义建构，知识是在人类社会范围里，通过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自身的认知过程而建构的，是一种意义的建构。学习者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本质内涵，是以原有知识经验为背景，用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于事物的理解，是一个主动学习者。社会建构主义的学习通过协商过程共享对象、事件和观念的意义。
终身学习理论的倡导者是由原法国总理，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委员会主席的埃德加富尔(Edgard Faure)及其同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埃德加·富尔及其同事指出，“新的教育精神使个人成为他自己文化进步的主人和创造者”，因此，“每个人必须终身不断地进行学习”。
如果说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知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心理学家关于学习方法论方面的探讨的话，那么终身学习理论则是教育家提出适应社会发展的学习理念。仅仅从心理学视角研究学习，亦已不足以反应学习的本质，“学习其实是一个基本的社会现象，没有什么特殊的“学习”，只有根据文化背景差异而不断变化的参与性实践。”我们对于学习方法论层面的认识也从个人化的训练、教授转向集体协商和实践探索，学习者所处的文化的、专业的、知识的共同体随之构成了学习的一个重要变量。共同体是产生知识——即学习的结果(共识)的前提和基础。学习的实践本质和社会性，继而强调学习过程的社会协商本质，以及知识和共同体的融合使得学习共同体成为当代知识创生的平台和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境域。终身学习要求打破正规学校教育系统的藩篱，实现人人可学，时时皆学，处处能学，因此，城市社区形成的居住共同体成为终身学习的天然土壤。
二、基于学习社会文化视角的社区课程开发
(一)关于学习共同体
共同体(community)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最早是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雯迪南·腾尼斯早在1881年的社会学名著《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提出。滕尼斯在提出与“社会”相区分的“社区”(Gemein-schaft)这一概念时，旨在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Gemeinschaft的归属感、认同感；而且他强调得更多的是一种研究的路径、一种“理想类型”。因此，在滕尼斯的视野中，Gemeinschaft的涵义十分广泛，不仅包括地域共同体，还包括血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具有共同的文化意识是其精髓。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共同体的意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共同体在今天的意义已经逐渐摆脱了血缘和地域的天然约束。原始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是：有共同体所内嵌的本体性的共同理解决定了成员及活动的一致性；现代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却是成员的异质性特征决定的经过协商的“共识”。共同的理解和共享的理念不再是共同体固有的属性，而是需要参与者在认知、情感等多方面的努力，在多种交往行动中达成。
学习的社会文化观将学习隐喻为社会实践中的意义协商，因而实践共同体可以作学习共同体恰当的分析原型。实践共同体作为一个完整概念的提出，最初是由莱夫和温格(Lave&Wenger)在《情景认知：合法的边缘参与》中提出，用以表达一种“基于知识的社会结构”。并借助这一概念，产生了“学习即实践参与”(实践共同体中合法的边缘参与)。
“实践”和“身份”是实践共同体发展的两个平行线，二者之间具有深刻的联系。实践(学习)的发展要求形成一个共同体，其成员能够相互介入到彼此的行动中，彼此承认各自都是参与者(学习者)。这样该境脉中不同参与者的为人处事的方式之间的协商，就成为实践(学习)的需要。实践(学习)因此涉及到参与者如何做人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实践(学习)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也是就是身份的协商过程。
温格认为，人类对于实践的参与，首先是一个意义协商的过程。意义协商由两个部分组成：参与(Participation)和物化(Reification)。关于参与的解释：个体作为共同体成员积极介入到社会事物，参与既是个人性的，又是社会性的。参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行动者能够彼此相互认知；在相互认知中，参与成为身份的来源。参与是共同体成员身份背景中从事的意义协商。物化即实践共同体中成员共同创造一些共享，每位成员都能理解的工具、符号、名称和概念等。温格这样形容参与和物化，参与和物化作为意义协商的两个方面，使意义获得了完整性。面对面的交往中，词的应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词(意义的物化形式)通过对话者之间的共享参与，产生了交流(意义协商)。
“建立一种身份的过程，是对我们作为社会共同体中成员的应验进行意义协商的过程”，而“身份”是“人的外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特征”。认知革命的倡导者布鲁纳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教育要从仅仅关于“学得什么”转向关注“学做什么人”，必须联系人类身份的发展来理解学习。在学习做人及成为一名共同体成员的过程中，个人在发展着一种社会身份，反过来，分析“学什么”和“怎样学习”必定受到“成为什么人”的限制和制约。学习的目标从认知的发展到身份的建构，把认知发展纳入到身份发展的框架中，人拥有某种身份
某种意义上不仅意味着他头脑中拥有哪些观念，同时也意味着他知道在某种情境中作出某种行动。
由此，学习共同体既遵循了实践共同体意义协商的机制，同时融合了学习者成长成就的身份形成过程。
(二)基于学习社会文化视角的社区课程开发
Community在英语中的意义非常广泛，以“社区”对应Community，更加突出Community地理意义上的属性，而Community概念中的其他部分由于缺乏有意识的培育而被逐渐淡化，精神共同体所承担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共同体的精神意识(共同的理解和共享的意识)，以及对Gemein-schaft的归属感、认同感渐渐淡化。
我国社区教育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等理念深入人心，城市社区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步伐的推进过程中越来越处于重要战略地位。社区教育工作者也从没放弃对于社区课程开发和建设的探索，坚持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的原发型课程是社区课程的主要组成部分，课程内容具有社区地域性和问题取向性。但是，到目前为止社区课程开发仍然没有走向正轨，对于社区课程开发的前瞻性、科学性和专业性，以及课程建设的稳定性都具有负面影响。因此，社区课程需要进一步挖掘，引发居民深层学习兴趣，提高社区归属感。基于学习共同体中意义协商机制和个体发展的身份构建，本文提出我国城市社区课程开发的四个原则：
1，社区课程开发理念——“为了学习的设计”
社区是居住共同体的天然优势，决定了社区课程可以成为引发居民深层学习兴趣，提高社区归属感的载体。社区从一个单纯的居住共同体到具有共识和共同精神的精神共同体，学习成为这一形态转变的捷径(学习可以通过协商达成身份和意义的建构)，而学习共同体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平台。我们可以识别、支持、培育学习共同体，但是学习共同体是不可以被设计的。所以对于社区课程开发来说，我们可以做得是“为了学习的设计”而非“学习的设计”，这种设计不是给出一个“如何如何”的“处方”，而是界定一个设计的环境。
2，社区课程开发目标——参与式设计
社区教育的目标是重塑失落的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精神的塑造需要一种自然而然的实践(交往、参与、学习)来实现。要真正的理解实践，必须使得适当的人在适当的地方和关系中，通过参与的过程产生意义的协商，那些物化和知识对于学习者来说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因此，社区社区课程设计中应该注重物化和参与的平衡。物化代表着实践中提取知识，参与代表着回到实践，因此，社区教育课程应提供多种形式的参与的设计，给更多的人提供一种实践的入口，并使实践本身成为课程，从而帮助学习者实现有效的意义协商。
3，社区课程开发的空间——设计的自然发生
实践(学习)共同体中意义协商和身份建构所隐喻的学习，有着自身所遵循的实践逻辑，那么社区课程开发所设计的课程实施(不一定是学习共同体)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必然是间接的不确定性的。课程实施中“教”是“被组织”发生的结果，而学是“自组织”发生的，满足一定条件的自然发生。学习的发生既存在设计的因素，又有自然发生的机制，考虑到为了学习自然发生的社区课程开发，要求我们将课程开发的空间置于“被组织”和“自组织”之间的张力中。“如何实现学的自然发生?”如何通过“教”与“学”、及“学”与“学”交互，使意义协商达到最充分?为了学习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这些问题，将学习本身自然发生的机制考虑在课程设计中。
4，社区课程开发的评估——认同与协商之间的平衡
现阶段，我国社区课程的问题取向性，决定了社区课程可以为符合知识的社会本质的学习方式寻找一个合理的社会空间。个体在实践共同体中建构身份过程中也在逐步找到社区归属感和共同体精神。个体的发展的目标——身份的形成存在于共同体中认同和协商之间的张力。认同强调个体由于追求同质性而归属于所在环境的力量，协商则强调个体本身的异质性对环境施加的控制和影响的力量。因此社区课程开发评估的终极目标，对于社区成员来说是异质的个体在身份认同和协商张力之间所取得的平衡；对于社区课程整体来说是问题解决过程中建构不同个体身份认同和协商之间平衡，达到成员之间互相认知，每个人都能够在和外界环境认同和协商的博弈中自由而自然的成长。
云计算时代智慧城市系统技术架构 篇12
关键词：智慧城市,现状,支撑技术,发展
0 引言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智慧城市”这种新型城市管理形态应运而生。智慧城市的理念一经提出即得到广泛的关注与认可,成为了目前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其市场前景巨大,社会影响深远,各国政府都很重视智慧城市建设,纷纷采取行动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建设[1]。智慧城市建设旨在解决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社会管理、交通、环保、医疗等城市发展难题,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1 智慧城市概念解读
目前对智慧城市的定义多种多样,IBM对智慧城市的定义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1]。这个定义比较有代表性,其实质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1]。
2 智慧城市的国内外发展现状
2.1 智慧城市建设的国际实践
智慧城市建设具有国家的经济与科技战略意义,美、德、法、日、韩等国家的近二百个城市已经加入到智慧城市建设的队伍中来,美国政府将“智慧城市”视为与“信息高速公路”同等重要的国家战略,欧盟将信息和通信技术作为欧洲2020年的科技创新重点,提出了一整套智慧城市建设目标,并制定了《物联网战略研究路线图》[1]。在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政府也都相继进行了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并已经在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和电子政务等领域付诸实施。特别是,国际三大标准化组织ISO,IEC,ITU-T在2013年相继成立了智慧城市标准化研究工作组,标志着智慧城市建设工作的全面开展[1]。
2.2 智慧城市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发展步伐很快,很多城市都已经开始启动智慧城市建设,特别是“中国梦”的提出再次加速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步伐。据统计,“十二五”期间,中国有上百个城市着手打造“智慧城市”建设,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一线城市以及一半左右的二线城市。2012年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包含90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宁波、武汉等主要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成为了领跑者。2013年国家启动智慧城市技术和标准双试点工程。2014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国家的高度对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的总体方向进行了规划,确保智慧城市建设健康有序推进。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经进入规模推广阶段。
3 云计算时代智慧城市系统技术架构
智慧城市就是通过普遍的感知将生活中的物与物、物与人连接起来形成庞大物联网,进而通过云计算的方式对各种信息进行数据挖掘和融合,然后向城市居民提供智能化的服务,使得城市管理和服务更富有预见性、创造性、协作性,高效和科学。从技术角度来说,智慧城市总体体系架构应包括基础平台层、技术支撑层和智慧应用层三部分。如图1所示:
3.1 基础平台层
智慧城市应用的实现,离不开底层的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基础平台,需要打造泛在的信息交换网络、移动通信网络、公共服务平台和城市基础数据库。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推进无线城市项目和宽带提速工程,实施下一代互联网,开展“三网融合”和网络基础设施共建共享,这一系列的举措必将打破许多智能应用和网络服务的瓶颈,促进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深度整合,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更坚实的软硬件基础保障。
3.2 技术支撑层
智慧应用和服务需要三个关键的技术支撑: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物联网)、巨量的信息基础(大数据)和提供智慧服务的创新技术(云计算)。
3.2.1 物联网:信息产业发展的新变革
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是互联网的应用拓展,通过二维码识读设备、射频识别(RFID)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和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2]。物联网应用涉及到的关键技术有:传感器技术、RFID标签技术、嵌入式系统技术、M2M长距离通讯技术。
物联网体现了信息技术在城市生活诸多行业中的应用。如图2所示,物联网的工作原理就是把感应器安装到公路、电网、汽车、建筑等各种物体中,然后将这些设施“连接”到互联网上,那么上网的“人”就与连接到网的“物”整合成为一个整体,再通过强大的计算机集群,对城市生产和生活进行高效协同与精准管控,从而达到“智慧管理”的状态。基于此物联网也被称作继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之后信息技术领域的又一次变革。
物联网的发展需要经历3个阶段:①初级阶段:以行业内部的数据交换和传输标准为基础,实现行业内的连网监测监控;②中级阶段:以局部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为基础,实现跨行业、跨业务的综合管理集成;③高级阶段:以物联网统一数据标准、SOA、Web Services、云计算虚拟服务为基础,实现“按需取用”产品和服务[3]。
我国从1999年就开始了物联网核心技术的研究,在“传感网”技术研发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09年温总理提出“感知中国”战略以后,中国各级政府更是大力投资物联网,物联网产业蓬勃发展。
3.2.2 大数据:智慧城市的信息之源
无所不在的物联网在实现数据信息采集的同时,也催生了大数据[4]。大数据(big data),即巨量数据集合,是指无法在可承受的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5]。我国网民数量众多,每天产生的数据量也是极其庞大。几乎在各个行业都有大数据的存在,数据的单位从开始的Byte、KB、MB、GB、TB发展到PB、EB、ZB、YB甚至BB、NB、DB来衡量,其中文本、照片、音频、视频、医疗影像等非结构化内容超过85%。如何从这么庞大的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才是研究的重点。
大数据技术包括大规模并行处理(MPP)数据库、自然语言理解、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分布式文件系统、云计算平台和可扩展的存储系统等。通过这些技术对海量信息进行采集、分析、加工和管理,为智慧化应用提供数据源。图3是一个可参考的企业级大数据处理软件栈。其中Map Reduce作为一种简化的分布式编程模型,为云数据中心的大规模数据处理提供支撑;HBase是Hadoop团队开发的开源数据管理模块。
目前大数据管理多从架构和并行等方面考虑,解决高并发数据存取的性能要求及数据存储的横向扩展,但对非结构化数据的内容理解仍缺乏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这是实现大数据资源化、知识化、普适化的核心[6]。
3.2.3 云计算:海量信息存储与计算平台
在物联网高级阶段,需要虚拟化云计算、SOA等技术的结合实现物联网泛在服务。而海量信息的管理和数据挖掘又离不开云平台的分布式计算和存储。三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云计算是并行计算、分布式计算和网格计算的发展和商业实现,云计算以虚拟化为基础,通过集群化运维管理系统,实现计算、存储、网络、服务器等资源的动态分配及部署,实现“按需取用”产品和服务[7]。由于云计算将“计算能力”作为一种服务提供给广大用户,用户可以租用云平台的计算资源,方便又便宜,所以云计算的应用降低了用户软硬件部署以及系统维护的成本,提高了系统和业务的弹性。搜索引擎、在线字典、网络邮箱、数据仓库出租等是目前云计算的一些典型应用。
云计算技术发展的主线可以总结如下:①通过网格计算(包括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HPC等)体系架构提供网络、服务器和存储等硬件基础设施,即Iaa S;②通过中间件(包括SOA、Web Services、多租户、DRM、PFS、虚拟化等技术)提供可互操作的业务集成平台(Paa S)和在其上建立的应用软件(Saa S)[8]。云计算的三种主要服务模式如图4所示。
在国际上,Google、英特尔、微软、惠普和亚马逊等企业在“云计算”方面的研究和投入都是走在业界前列的。在国内,云计算企业的先锋是阿里巴巴。2009年9月创立的阿里云真正把“云计算”变成了可购买的公共服务。2014年11月,阿里云计算支撑了双十一促销活动571亿元的交易额。2015年1月,12306将车票查询业务部署在阿里云计算平台上,为春运高峰分流了75%的流量。另一朵“中国云”世纪互联将自身的云计算定位在基础设施即服务层面,即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vice)层面。此外还有中国移动的Big Cloud云平台。
3.3 智慧应用层
智慧应用层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最终目标。智慧应用层的建设内容包括智慧公共服务和智慧产业服务,具体包括智能物流、智能社区、数字医疗、数字校园、环境监测、智能安防等很多方面。我们生活中所熟悉的车联网、手机银行、网上挂号、城市应急指挥中心等应用都是智慧城市服务初级阶段的功能体现[1]。
3.4 信息安全与标准管理
信息安全与标准管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保障体系。物联网和大数据应用给信息安全带来新挑战。加强智慧城市系统信息安全管理的主要措施有强化网络安全管理,推进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完善身份认证和系统授权,建立数据容灾备份中心等。标准规范体系是智慧城市实现泛在互联和信息交换的基础。加强相关标准规范建设,要面向重点业务领域,加快关键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以点带面,最终实现全面的技术、行业应用和服务标准化。只有形成技术创新、标准制定和知识产权协调互动机制,才能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发展保障。
4 智慧城市未来发展展望
智慧城市的理念一经提出即得到广泛的关注与认可,但是现在距离智慧城市的终极目标还相差甚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智慧城市建设强调通过价值创造和以人为本的协同创新,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9]。从技术发展的视角,无所不在的“物联网”催生了“大数据”,大数据处理产生了“云计算”需求,三者相辅相成,造就了智慧城市普适计算与融合应用的实现。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智慧城市建设逐步深入,将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为物联网、环保、城市服务等行业带来更多机会,也必将逐渐改变中国新一轮城市竞争格局。
参考文献
[1]乔宏章,付长军.“智慧城市”发展现状与思考[J].无线电通信技术,2014,40(6)
[2]郭任霞.物联网技术在物流行业的应用[J].科技资讯,2011,(24)
[3]单祥茹.物联网离我们有多远[J].中国电子商情:基础电子,2010,(5)
[4]熊枫.云计算时代的智慧城市建设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8(4)
[5]陈欣.大数据技术及在国土资源信息化中的应用思考[J].中国电子商务,2014,(16)
[6]季敏霞,肖宇.浅谈大数据与云计算的关系及未来发展[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4,(31)
[7]孟庆伟.云计算技术及其电信应用[J].电信快报,2010,(7)
[8]周洪波.NIST的云计算定义[EB/OL].(2011-07-11)IT专家网,http://news.ctocio.com.cn/478/1211647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