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记忆

时代记忆（共6篇）

时代记忆 篇1

王小波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写作者。尽管他生前寂寞, 身后又被传媒热炒, 这使“王小波”这一个案或多或少带有商业社会的色彩, 但王小波的作品仍有其不容忽视的巨大价值, 这种价值就是他作品中的精神性。

王小波的小说按其取材时间的序列可以分为“历史题材”、“文革题材”和“未来题材”三种类型, 他把人性置于历史长河之中, 以寻找历史长河中不变的人性因素, 而最终的指涉是“人”的“当下的生存困境”。 (李红霞《王小波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的历史题材类作品均以“唐代”为背景铺演故事, 唐帝国时代宽松自由、灵活舒展的文化格局和氛围, 为作家寻找历史长河中不变的人性因素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作品以现代人的视角重构历史, 又以历史长河中的原型来建构现代小说。在一个无性的年代, 作者必然要借助性的描写, 才能把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全面立体地表现出来, 惟此才足以和生存境况的荒谬相抗衡。性爱是王小波的小说的符号和载体, 由作为个体的人最具有隐私性的“性”的言说, 王小波推开了一扇透视人性与灵魂的窗口。当写作中所有的声音都是从一个“我”的口中发出时, 这个“我”就成了全部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代言者。“我”永远只能活在生存的悖论形态之中, “我”以消解自我的方式来寻找自我, 正如“我”以逃离这个世界的方式来投身于这个世界之中一样。王小波作品中的“共名”主人公“王二”是一个具有浓厚象征色彩的符号, 它似乎在暗示着, 作者是在力求从纷纭的差异性中去求得一个作为同一体存在的王二。王小波文本的语言呈现的总体态势是反讽与狂欢。狂欢来自于创造的巨大冲动与激情, 而反讽则不断将矛头对准主人公们那种肉体的或精神的自戕, 那种经常出现的自我满足与得意, 借以不断地刺激他的主人公逃避那种湮没或泯灭自我的种种可能状态。他把理性放置在欲望和善之上, 其表层叙述常是佯谬的, 但思想机锋往往隐藏在未说出的大量潜台词中, 王小波在反讽的同时, 所建构着却是真正的理性。

王小波是一个纯粹的自由知识分子, 始终以平常心看待世界, 他坚持“成为思维的精英, 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重要”的观点, 其人格和思想中贯穿着自由人文主义。王小波崇尚理性和自由, 他甚至宁愿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闪烁着理性与自由的光华, 张扬着对真实人性的推崇。

王小波的小说反思“文革”, 反思民间。 (李银河, 王炜《我们的精神家园———王小波身后的女人自述》) 《黄金时代》以“文革”为叙述背景, 但不同于其他描写“文革”受难史的作品, 而是对以往作品采取的“知青视角”的一种超越。他不直接描写大众经历了怎样的物质苦难, 遭遇了如何的心灵重创, 而是用自己客观、冷静的“史笔”, 向伪崇高和伪神圣挑战, 王小波关注的是普通人的“文革”经历, 思考着在“红色风暴”席卷下的民间生存状态。他在卸除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武装后, 反思权力对民众生存和精神的负面效应, 同时对大众的盲从和迷信的劣根性进行了揭示, 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迷信传统进行了批判, 明确了民众的苦难接受者和制造者的双重身份。

王小波的小说很多涉及到性, 他以性来隐喻政治。性只是他的小说的一个符号和载体不是主题, 他的小说真正的主题是反思人的生存状态。他不是单纯为写性而写性, 不是以渲染肉欲来刺激读者的阅读, 他以一种极其平常自然的叙述语言把性作为一件自然的事娓娓道来。王小波的小说打破传统, 把性从社会的深层结构里凸显出来, 在他看来, 对性的压抑就是对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控制。正因为“文革”对性采取了集体性的人为压抑, 而中国传统文学对正面描写性也一直采取着规避的姿态, 因此王小波写性, 一方面是要把性还原为人性的本能———一件极平常的事, 它是自然生命力的展现;一方面是要通过性的张扬来反抗政治与权力对人的控制, 揭示钳制自由所造成的文化环境伪善和畸形的本质。

不敢断言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是关于历史记忆的最好作品, 但它们揭示的人在非常时期、非常状态下与知识、暴力、死亡及性的关系, 及由此衍发的人的荒诞处境, 在既有的中国文学中, 却一向缺乏关注和探讨。他以一种寓言式的写作对这个时代小人物的生活进行了一种整体性的概括。这种概括和表达, 既有传统的一以贯之的手法, 也有一种得之异域的理性的眼光和意识。这两扇思想的窗口, 使我们从习焉不察中更多地体会到了他对时代的悖谬和荒诞的深层体验。

《时代三部曲》写了三个时代的故事。《黄金时代》写了“文革”;《白银时代》写的是未来“21世纪”;《青铜时代》则指向传统中国的太平盛世———唐朝。“青铜”、“黄金”、“白银”三个时代在王小波笔下并不具备“变化”、“递进”的意味;相反, 他追求的是一种“元小说”意义上的“虚构的真实”, 他关注的是生活中不变的、恒久的中国文化潜质特征, 他表现的是知识的境遇、理性的遭际及知识分子的尴尬命运。 (林春《清醒的少数》) 在他的笔下, 富有智慧和原创精神的知识者和带有反智主义特质的准文化人构成了喜剧性的冲突和对抗。通过这种对抗, 他描绘了中国文化精神沉积在当代文化人身上的不同形态。不论是作为历史人物的薛嵩、李卫公和王仙客还是现代生活中的王二和李先生, 都是作为社会生活里的不适应者、边缘人而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和打击。他们是主流文化中的“怪侠”, 但又偏偏怪得有趣、幽默、无可奈何、富有人性和创造力。他们构成了僵化体制中不安分、不稳定的颠覆性力量, 反映出了体制本身的非理性、不可理喻的尴尬性。“万寿寺”里的薛嵩想当的是“封侯万里的班超”, 但在湘西, 却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荒唐境地之中。“红拂夜奔”中的李卫公才情超绝一世, 证出了“荷尔马定理”, 但却始终考不中数学博士。因为考题中有一门《易经》, 李对之一窍不通, 只好在试卷上大书“皇帝万岁”了事。不想, 《易经》得满分, 而数学却是零分。他发明的奇巧淫技一样没有落空, 而自鸣得意的“高明之学”却被视为敝屣。《青铜时代》里的现代生活和历史遭际相交织, 荒诞和滑稽、嘲笑和调侃贯穿古今, 使它烘托出一种拉伯雷《巨人传》中狂欢节式的游戏、颠覆氛围。

《黄金时代》里的王二曾做过一次笛卡尔式的痛苦思辨。他发现, 他所在的世界没有逻辑的明晰性却存在着两个相悖的体系: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 一个来自存在本身。每一个问题同时存在着两个相反的答案, 而对这两个答案, 他都能毫不犹豫地接受。最明显的例证是他既无比真诚地相信“皇帝万岁”, 也无比真诚地相信“皇帝也会死”, 而两者又并行不悖。这一方面是人类进化的标志, 一方面也是人类的虚伪。文明本身即意味着反理性的虚伪, 是存在向生存的妥协。王小波笔下痛苦的“哲学家”王二, 也许是一个准自传型的人物。作为作者的第二自我, 他永远处于理性和自由的紧张关系之中。笔者尤为着迷的是对王二在武斗中制造抛石机防御工事的有趣描述。那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难以企及的高度, 是人面对不可理喻又无从驾驭的荒诞现实时的无奈、嘲人和自嘲, 这种黑色幽默使人欲哭无泪、欲笑不忍。王二是个带有某种“痞”性的叙述人。这位充分戏剧化盼人物兼有笛卡尔和堂·吉诃德的双重性格属性。他敏于思辨, 富有叛逆色彩, 又爱搞恶作剧, 经常把自己陷于尴尬境地。作为这样一个杂收了约翰·欧文式残忍幽默与约瑟夫·海勒式黑色幽默精髓的“小人物”, 他不可能发出“救救孩子”般的呐喊, 但他以他的突变、滑稽、“绞刑架下的幽默”, 使压抑、痛楚得到释放、失去了些许重量。

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人生充满了残酷和痛楚、荒诞和无奈, 施之者残, 受之者苦。苦只能催人落泪或强忍眼泪, 而残从贪从欲从利从恶发, 其中尽有非理性因素, 譬如两面三刀、笔里藏刀、残民以逞、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等。荒诞于是与滑稽相邻, 罪恶于此套上神圣的光环。王小波洞穿了这其间薄薄的一层纸, 遂以其青春顽童式的“痞”气对人类的这种愚昧及荒谬言行进行恶作剧般的消解, 虽然其间难觅前辈作家那种“人类完善可期”之信念, 但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地为小人物永恒的“无奈主题”探索出了一条可能照循的通道, 读来悲天悯人, 升腾着谐谑的快感, 弥漫着智性的愉悦, 成为苦闷人生的清醒剂。

王小波以反英雄的方式企及了英雄的境界。 (张伯存《中国社会批评家———评王小波杂文》) 他挟带一股高蹈的天籁罡风踏上不归路。“鸟儿已经飞过, 大地惟余茫茫”, 剩下王二在这个世界独自闯荡。也许他的归隐隐含着某种契约:带上王二未解的难题去问上帝。

王小波在《白银时代》三部曲中集中表现了乌托邦社会对人的奴役及个体的反抗。

小说集《白银时代》包含了《未来世界》、《2015》、《白银时代》等三部小说, 在王小波构建的未来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世界, 在这个权力世界里, 国家权力机关无处不在、无所不能, 塞满了人们全部的生活空间, 禁锢了人们的肉体和灵魂。

在这样一个权力世界里, 处处充满了非逻辑、非人道的悖论, 人置身在悖论的迷宫之中, 被剥夺了个体存在的价值。《未来世界》里的“历史学家”认为:“治史要有两种态度, 一是科学态度, 那就是说, 是什么就说什么;二是党性的态度, 那就是说, 是什么就偏不说什么。”在《未来世界》里, “我舅舅”写的书, 凡真实之处就被符号“口”所取代, 具有讽刺意味的理由是宣扬虚无主义, 他最畅销的一本书完全由符号“口”和一些标点符号组成, 这种仍然称之为“书”的印刷品的存在甚至畅销,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悖论。《2015》这部小说表现权力对艺术创造的施暴行为, 叙述人不断追问艺术的真谛。如果说艺术的真谛是陌生化、个性化或者是能带来审美愉悦的精神活动, 那么它一定会被头脑简单、喜欢整齐化一的掌权者看作是居心叵测、危险分子。一旦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变成被社会广为接受、一文不值的批量复制品时, 他的艺术生命就终结了, 他的劳改生涯也就该结束了。小说就在这种看不懂与看得懂、叵测与不叵测、艺术创造与社会接受、艺术生命与肉体生命、艺术与权力之间层层叠叠的缝隙中表现了权力对艺术粗暴践踏背后的悖论。《白银时代》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权力语境下的艺术创作的所谓“生活”主题, 但现实世界里发生的真实事件却无法进入小说, 因为掌握权力话语的主编会认为这种真实是不真实的, 是脱离了现实生活的, 因此在权力语境下, “现实真实”被建构为选择性遗忘的“历史真实”。

《未来世界》里, 作家“我舅舅”的人生主题是等待, 在数学、小说都不能使他激动之后, 等待一件使他心脏为之跳动的事情, 但“戈多”总是等不来, 他在等待中走投无路, 只有等待死亡, 生前没发表一部小说。“我”的人生主题是寻找, 寻找护身符, 因犯了直露、影射的错误, 被“公司”这个无所不能的权力组织没收财产, 拆散家庭, 重新安置做苦力。公司的权力是无边的, “公司的每个部门都和我关系紧密, 可以说我是为公司而生, 公司是为我而设”。最后, 他被安置到公司写作部当写手, 写着可以像流水线一样生产的模式化文章, 写作的姿势“就像折断了颈骨悬在半空中的死尸”。

“我”在写作公司里对鞭笞的接受、认同、调侃及对执鞭小姑娘的调情, 是王小波笔下典型的个人化抗争方式, 既然没有了尊严, 那就索性不要尊严;既然证明不了自己无辜, 那就倾向于不无辜;“既然我的一切, 包括体面都归你们所有, 那我就去出乖露丑”。小说中的人物以游戏的心态, 乖巧的行为反讽、消解权力暴行。

在《时代三部曲》里, 王小波对历史记忆的呈现与重构, 最终指向当下, 也即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同样也是我们所处的时代, 以期唤醒人们的理性思考, 思考我们曾经的历史记忆, 思考我们正在创造的历史, 思考我们想写给未来子孙的选择性历史。

时代记忆 篇2

策

划

书

2011年11月日

前言：大学是一个辽阔的舞台，摄影协会是摄影爱好者的聚集地。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学习，共同成长。这次摄影大赛的举办，既锻炼了每个人的拍摄技术，同时又能从中获得乐趣。积极参与到颁奖晚会来，开辟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

活动背景：

（一）活动开展的原因：是对摄影爱好者的一种鼓励，更是对摄影的执着追求，让每个人能从心底里热爱摄影，喜欢拍摄。

（二）活动主要对象：摄影协会全体

活动目的及意义：

开展颁奖晚会，可以汇聚摄影爱好者的力量，扩大摄影的力量。“时代的记忆”大赛的开展，开展颁奖晚会可诠释摄影大赛的“正式性，公平性，效益性，影响性”，可激发摄影爱好者对于拍摄的热情。除此之外，开展颁奖晚会会带来文艺表演，这又为社内外人员提供了一个舞台展示自我，为摄影协会注入一丝新鲜血液，从而促进摄影在校内的力量，让其更有凝聚力和影响力，丰富校园文化。

活动时间：2011年11月12日

活动地点：

活动开展：

（一）活动前准备：

1）宣传海报、展板的制作，制作好后海报贴于宣传栏处，展板展在旧食堂门口，以达到颁奖晚会的宣传效果。

2）邀请好颁奖晚会的所有嘉宾以及摄影协会全体成员。

3)奖项设置有：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5名，入围奖40名。

4)场地的预定及活动前一小时做好会场布置。5）茶水准备

6）各位嘉宾的邀请工作。

（二）活动中的具体安排：

1）座位安排

第一排为邀请嘉宾以及摄影协会的重要负责人。2）晚会纪律维持 3）晚会记录 4）摄影

（三）颁奖晚会负责部门安排：

奖品由财务部负责购买，该晚会的费用由外联部负责，晚会宣传由宣传部负责，活动策划、活动总结、具体工作安排由秘书处负责。

大会流程：

（一）开场舞

（二）主持人宣布晚会开始，介绍到场嘉宾及大会主要流程

（三）嘉宾致辞

（四）评委老师综合点评

（五）节目表演

（六）给本次大赛入围选手颁奖

（七）节目表演

（八）给本次大赛优秀奖获得者颁奖

（九）现场进行互动游戏

（十）节目表演

（十一）给本次大赛三等奖获得者颁奖

（十二）节目表演

（十三）给本次大赛二等奖获得者颁奖

（十四）现场进行互动游戏

（十五）节目表演

（十六）给本次大赛一等奖获得者颁奖

（十七）获奖人员与邀请嘉宾及摄影协会领导合影

经费预算：

结束语：

时代的记忆 篇3

记忆中的温暖

如今在大城市里，蜂窝煤已不多见，然而在很多老一辈人的记忆中，蜂窝煤曾代表着家的温暖。冬天的傍晚，外出归来的家人总会期待推开门时的那一阵暖意，此时房中的煤炉上或是烧着滚烫的热水，或是煮着一锅美味、烤着一块红薯……

蜂窝煤设计巧妙，集高效易燃、安全可靠、环保易用等性能于一身，生动地诠释了“设计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理念。正因为如此，蜂窝煤最终被提名为“2016年北京国际设计周·经典设计奖”。然而遗憾的是，没有发明者前来领奖。

主办方借助网络平台、广播电台等渠道发出“寻人启事”，历经几番波折，最终找到了这位默默无闻的设计者。

1948年底，山东省德州市一位名叫郭文德的创业者为谋生计开了一家煤店，主要卖煤块和散煤。虽然烧煤块、煤饼是当时主要的做饭及取暖方式，不过缺点明显：炉膛不通透导致燃烧不充分，费煤；烟大呛人；若熄火了不易引燃。这几点都被郭文德看在眼里，他开始琢磨：能不能发明一种节约、好用又清洁的煤球？

那时睡前封炉子，都会做一个湿煤饼盖在煤块上，再在煤饼上捅一个孔，这样省煤的同时又不易熄灭。有一天早晨，郭文德打开炉盖，看到火苗从那个孔向上冒，突然有了灵感。他找来几个铁加工厂的老师傅，按照心中的想法敲敲打打，经过再三改进，终于做出一个加工煤球的模具。

模具做好了，原料的成分又是个问题，因为煤粉本身没有黏性，难以成形。经历无数次试验后，郭文德选中了生石灰，并最终确定了煤粉与生石灰的比例。

1949年的一天，历史上第一块蜂窝煤诞生了。不过那时候它还不叫这个名字，郭文德根据其节煤属性将它命名为“经济煤球”。

虽然蜂窝煤并没有为郭文德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变，却因其省料省时、少烟少味的特性，成为我国北方城市冬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取暖燃料以及大部分中国城镇居民的生活能源。

家庭农作工具

对很多农村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来说，童年的记忆大多朴实平淡，要说有什么让人觉得自豪的事，有一台拖拉机算是其中一件。小巧、轻便且高效率的它谱写了农业科技发达之前一段辉煌的历史，也因此，手扶拖拉机入选了2016北京国际设计周· 经典设计奖提名。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当农民为粮食丰收雀跃的同时，也感受到粮食高产运输的过程非常累人。武汉柴油机厂的工程师黄敏为解决这一难题，设计出了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

1957年6月，武汉通用机器厂（后改名武汉柴油机厂）的归国华侨黄敏和相关人员设计出一种3马力至4马力的手扶拖拉机，年底便被制成样机。这台手扶拖拉机机型小巧、操作灵活，配上不同的农机具，可进行犁耕、旋耕、平整、碎土等多种田间作业，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帮助农民解决了难题。它也成为中国自主生产的第一台手扶拖拉机，为之后几十年我国在农业生产上的科技进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失落的时代与重归的记忆 篇4

作者： 三文 | 发表时间：2015.06.22 刊发于总2115期《中国经营报》[文艺]版

事实上，每一个年代的爱情，都有各自的历史痕迹。50年代的单纯，60年代的压抑，70年代的扭曲，80年代的觉醒和挣扎„„再看看90年代的颓废和新世纪以来的严重物化，大抵可以印证不同年代的世道人心。

——野夫《1980年代的爱情》

每逢上海电影节，总是梅雨日。当我坐在上海影城二号放映厅，等待野夫作品改编、霍建起导演的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展映时，心情也和天气一样阴晴起伏，有些疑惑，甚至有点紧张——紧张部分是为野夫，我知道野夫为这部电影奔走不休，但我不知道这部电影会是什么样？看过之后，我觉得放心了，觉得基本达到了原著意图，而且演员的表现其实比预期好，尤其是90后的女主演。

《1980年代的爱情》由霍建起导演执导，在利川正式开机。利川是故事原型真实发生地，也是野夫成长的家乡，当地山清水秀，风物鲜明。在上海电影节上，这部电影成为金爵奖入围的两部国产电影之一。野夫说他们也很意外这个结果，因为没有进行任何运作。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电影节展映当天，易中天和沙叶新也到场，低调混迹后排观众人群。

说起来，我对这部电影并非一无所知。《1980年代的爱情》出版之后，我就读过，甚至和很多朋友推荐讨论，但是一直没法写点什么。去年8月初，这部电影在恩施利川开机之际，我和一群朋友正在恩施，当时开机在即，仗义的野夫还是陪同我们走了不少恩施山水，很多当时留恋不已的利川风物也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再度闪现。于我而言，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也是关于恩施，看到满屏莹碧的恩施山水，很令人感动。这故事关乎年代、爱情、青春，可是也关系家乡。每个人的故乡都难以避免沉沦消失，因回不去而愈加美好的故乡记忆。

野夫+80年代+爱情，会等于什么？

先说野夫，他是江湖浪子，天生具有游民气质，关于他“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的评价说出世俗评价的一面，但野夫的仗义重情也有并不张扬的另一面。一个无根的人，如果得到一点温情，往往会成为生命中恒久的温暖，野夫在德国科隆莱茵河畔追忆往事，完成了据说写了十多年的《1980年代的爱情》，是小说，也是写实，是写自己。

其次，野夫与80年代组合在一起并不奇怪。虽然野夫在大众层面成名是前些年的事，但野夫这个名字的内核其实注定和1980年代结合在一起，对他们这代人的不少人来说，80年代是一生的精神源泉以及精神花园。野夫自己也曾在《1980年代的爱情》中说：“我们这一辈人从那个被淹没的年代穿越而来，即便桂冠戴上头顶，但仍觉荆棘还在足尖。多数的日子看似谑浪风尘，夜半的残醉泪枯才深知内心犹自庄严。一个世纪中唯一凸显干净的年代，让我辈片叶沾身，却如负枷长街。每一次回望，都有割头折项般的疼痛。我知道，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最终是在薄奠那些无邪无辜无欲无悔的青春。”

那个年代不失粗糙，也偏爱宏大叙事以及英雄主义，如同一壶烈酒，品质未必醇厚，但是饮过之后，爱好这口的会永远难以忘怀。那个年代孕育与成就了无数人，当然同时因为变迁毁灭与消磨了无数人。

作为一个自认有点批判性的85后，我偏好个人主义，也曾经以为80年代过于简单粗糙，甚至避之不及。如今年岁渐长，时过境迁，也慢慢体会一些不同况味，那或许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但一定不是最坏的时代，也逐渐理解80年代何以成为一种情结，一种安慰，一种希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有那么一类，对爱情笃信有爱过好过没爱过，对时代，也无不偏执地认为，毛毛躁躁的大时代或许好过庸庸碌碌的小时代——话说回来，为什么好像只有这两种选择呢？

如今，随着接触过不少那个年代的亲历者以及目睹者之后，纵然每个人观感不一，但那个年代确实类似一场旋风，席卷了无数聪明人的大脑，同时也是一股清泉，滋养了无数期待永远年轻的心灵。正如野夫在《1980年代的爱情》跋文所言，“我痴迷于这个故事已经十年，真实抑或虚构，都渐渐在不断的质询里变成了回忆的一部分。对了，就是回忆，使我日渐明白这个故事的真正意图，是在追忆那个隐约并不存在的年代。”

野夫散文砥砺奔放，我常常读一次哭一次，私人记忆是对抗集体遗忘的最好的途径；不过我常常也在想，除了野夫式的恣肆狂歌一派之外，汉语表达的蕴藉含蓄一派好像不够多，是否社会文化还没有足够空间孕育沉静下去的文字？

当这种情绪从非虚构散文换成虚构小说，野夫其实在尝试换一种写作方式，构思也变得轻盈起来。因此《1980年代的爱情》多半不会被认为是野夫最成功的作品，但堪称野夫最小清新的作品，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看，不那么恰当的比喻是，有些《白昼》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受。

在《1980年代的爱情》之中，爱情作为普世语言成为主线。爱情其实是所有人的集体记忆，不同世代，甚至90后、00后，或许在《1980年代的爱情》中都会找到共鸣。就像男女主角在乡间地头的闲谈对坐，其实不过日常的一咏一叹，但却成为彼此的刻骨铭心，这种日常背后有其隽永的力量，正如这些雷蒙德·卡佛《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的所谈，“平常的卑微的不起眼的琐碎日子，就这样成了永恒。”

这种平淡的宁静，其实并非毫无代价，是以往激烈运动之后的劫后余生，这在《1980年代的爱情》中也有闪现。以往野夫作品中深沉怒目的人物隐退了，但也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为丽雯父亲、老田之类的配角人物，在一句两句的台词中闪现锋芒。

《1980年代的爱情》是写那个年代的爱情，男女因为城乡背景而分离，这在今天看来有些夸张，但在当时确实典型。作为年轻人，我阅读小说时对于丽雯隐忍的选择尽管理解，但是不完全赞同。换作电影时，因为叙述由小说的男主人公叙述变为影像图面，女主角就显得立体得多，主演表现比预想的好得多，电影很好表达了这种情感抉择与内心纠结。不同年代中，爱情都是一种本能，爱情本身未必伟大，当在爱情遭遇磨难与挑战时刻，才能体现人性的高贵与卑下。野夫对此应该有体会，爱情或许是他用来以往宏大苦难的另一种叙述方式，更轻却也更接近人心，“事实上，每一个年代的爱情，都有各自的历史痕迹。50年代的单纯，60年代的压抑，70年代的扭曲，80年代的觉醒和挣扎„„再看看90年代的颓废和新世纪以来的严重物化，大抵可以印证不同年代的世道人心”。

正是去年在利川，我从野夫那边听到一个多少令人哀伤的消息，英子（麦琪）在2014年刚刚去世。她不到50岁，去世据说是1月，大家关注甚少，野夫评价是人生苦短，她是很不错的诗人。顾城的悲剧，也是80年代的爱情标本之一。本来就是个暗黑事件，足以激起太多的负面情绪。但无论评价如何，简单对错判断实在不是外人能够判断，或许只有上帝才有资格做出最后的审判。从大时代角度来看，这件事某种程度上可作为80年代余晖破败的无数象征与注脚之一，昔日的理想、爱、诗歌，每每在时代转折中消磨沉淀，美好的事物，往往抵御不过恶的侵蚀，无论是制度之恶还是人性之恶。

以前读《1980年代的爱情》 到一半，就觉得有时代挽歌的立意，虽然写男女爱情，未尝没有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立意。20世纪80年代是无数的人乡愁，时代乌泱泱碾过这代人，浇灌了他们的生命也浸没了他们的精神，这是一代人的乌有之乡，有人永远停驻在斯地。

史前时代祖先世系的记忆 篇5

即使有了文字之后，也只有王侯用文字记录自己的世系，一般人家或者不会使用文字，或者即使使用文字也不至于记录祖先世系。成熟的宗谱制度出现于宋代，在宋代之前，普通人家怎样记住祖先世系呢?

答曰：口口相传。

而这口口相传，绝不是背诵一道家庭作业，而是体现为一套严整的社会制度。

宗教制度的要求

在原始社会，所有的部落都有祖先崇拜。凡敬拜祖先神者，列祖列宗必定长期活在后代的纪念仪式活动中。

在中国西南苗族地区，祭祀祖坟是一件大事。每年正月初三大家都要去拜祖坟。拜祖坟的时候，寨子里所有同姓的家族全部参加，由一个人牵头张罗，每家出点钱，然后大家一起买点酒和纸到山上去，每个家族由一个领头的人，带着大家祭拜。以往祭拜的时候，都会说很多的话，也会谈到祖先的来历，但现在说得少了，拜完祖坟就回来了。拜完祖坟还会到这12个寨子去串坟，所谓的串坟就是在这些寨子里，都有自己祖先的亲戚，在拜祖坟时不仅是拜自己的祖先，也拜祖先的亲戚们。

在汉族社会，各个村庄的死者集中安葬在祖坟山上，考古学证明中国古代一直是这样安葬死者的。汉族乡村祭祀祖坟山的活动，是最大的宗教活动。有的游子或移民必须行程几千里，前往祖源地祭祀祖先。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一个氏族或者姓族的祖先和历史就进入了集体记忆。

氏族制度的要求

原始社会实行特定氏族之间的集体婚配，尤其要避免血亲之间的婚配。在母系制时代，同母所出者不可婚配；父系制时代，同父所出者不可婚配。这就需要准确记住自己的祖先世系，绝不可稍有含糊。如有差错，则会导致触犯天条。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引述过前辈学者卡佛的考，察报告。报告说：“印第安人的每一个单独的集团都划分为若干群或若干部，这种群或者部在其所属的族类中形成一个小团体。一个族类具有某种特殊的标志，以区别于另一个族类。同样，每一个部也有自己的徽号，人们就用这个徽号来称呼它……他们当中最低能的人也记得住自己的世系，并根据自己所属的家族来标志本身。”

由于氏族是一个不断裂变为更小单位的血缘组织，每个人既属于最小的民族群体的血缘亲属，同时也是最遥远的祖先包括始祖的血缘亲属。一个原始人必须懂得自己跟始祖的亲属关系，跟始祖以下各个分支的血缘关系以及跟最亲近的亲属群的血缘关系。当一个人强调自己是老虎氏族的时候，意味着他跟老虎氏族所有成员都具有亲属关系，同时还意味着他跟豹子氏族也存在稍稍遥远一些的亲属关系。在婚姻伙伴的选择上，他肯定不会选择豹子民族的畀性，因为他们是近亲。

由于史前时代是一个熟人社会，平时朝夕相处的都是本氏族的亲属，如果偶尔跟其他氏族、其他部落的人交往，追溯各自的血缘根源、明确双方的血缘关系远近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在中国的凉山彝族地区，黑夷非常注重自己的世系。孩子刚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必定会亲口教孩子背诵几十代祖先的名讳和世系。两个黑夷相见，第一道礼仪便是互相“盘根根”，也就是各自把几十代祖先的名讳世系一口气背出来，据此比对双方是不是同族，血缘关系有多远，是从哪一代祖先分支的。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把握双方关系的深浅，这在熟人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地位的要求

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族群内部就有等级区分。随着社会组织的复杂化，人们高低贵贱的分化越来越明显。所有那些出身高贵的人，无论他能不能保持住相应的社会地位，都一定会牢牢记住自己高贵的出身，以证明自己的非凡价值。

那些出身低微的人群会不会冒充高贵族群，以至于大家都将血脉追溯到唐尧虞舜?我们只要重温一下阿Q和赵太爷的故事就可以明白会不会如此。阿Q有一回斗胆说他姓赵，赵太爷义愤地赏给他一个巴掌，不让他姓赵。高贵出身的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居于优势，成为社会资源的控制者和社会财富的享用者，他们有能力阻止那些卑微群体冒充高门的企图，无论是从祖先崇拜的宗教感情出发，还是从阶级地位和经济利益出发，他们都会看紧自己的“高贵之门”。

再说，由于出身问题关系到祖先崇拜也就是关系到宗教感情，那些出身卑微的人未必愿意放弃自己的祖先去礼拜别人的祖先。追记祖先世系，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哪能稍有懈怠呢。在宗法制社会，背叛祖先、奉祀他人的祖先，被看作最大的耻辱。所以，即使是那些地位低贱、世系卑微的氏族或姓族，决不会以皈依到别人的族系为荣。

祖先世系的记忆有多远

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一个人对自己的血缘世系究竟可以追溯多远?我列举两个相关例子。

1942年，黑夷首长鸟抛勾卜和鸟抛哈卜兄弟，给汉族的人类学家梁江背诵了38代祖宗的名讳。

南太平洋地区的毛利人可能是世界上最讲究世系门第的民族，他们不但讲究父系门第，还讲究母系门第。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高贵，不但要记住父系的血脉传承，还要记住母系的血脉传承。所以，他们口口相传的家谱，比中国书之竹帛的单系(父系)家谱复杂得多。近代西方人类学家曾经听一位毛利军人追溯他的世系达65代，直到天地初开为止。如果以每两代人具有30年代际距离计算，38代为1140年，65代为1950年。也就是说，人类学家见证过的石头家谱，可以追溯2000年以来的世系。

由此推断，人类史前时代所流传的各种传说，并不是没有依据的编造，它们最初肯定是很准确的知识，只是在后来的口口相传中有所演变而已。2000多年前，当司马迁下笔为浩浩中华写作通史的时候，他对于远古历史的叙述，具有传说、文献、田野调查三重材料相互参证的优势，即使仅就传说部分的证据而言，并不是无稽之谈。伏羲女娲之说，可能因过于久远而漶漫，但是黄帝炎帝事迹，离司马迁的时代可能也就3000年左右。至于尧舜禹汤，年代更是土代代拉近。参照那位毛利军人背诵2000年家谱的记忆事例，司马迁所记下的那些传说决非子虚乌有。何况，司马迁之前很多代，人们就已经留下了不少黄帝炎帝时代的材料，那些材料成形的年代，离炎黄和尧舜活动时代已经不算十分遥远了。

民间传说所保留的历史事实和知识，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准确得多。我只举一个例子，河南省登封市嵩山脚下，离著名的少林寺不远的一个河湾里有一片台地，当地乡村居民说这里即是夏禹的都城阳城，并一直称之为“王城岗”。前些年考古学家的发掘研究表明，那里确实是夏代的都城遗址。民间的传说和命名经过近4000年的演变而依然如此真实、如此准确，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贾平凹：冷静视角，时代记忆 篇6

《老生》以老生常谈的叙述方式记录了中国近代的百年历史。故事发生在陕西南部的山村里，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写到今天，是现代中国的成长缩影。书中的灵魂人物老生，是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职业歌者，他身在两界、长生不死，他超越了现世人生的局限，见证、记录了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开头交代倒流河及唱师的神奇，倒流河之神奇在于逆流而上棒槌峰端的石洞“逢贵必流”，唱师的神奇在于其玄乎得近妖，可以说，他就是个神话。而就是这个神话，小说开头即处于弥留之际。“在炕上躺着，身子动不了，耳朵还灵，脑子也清白。”他听着老师给孩子讲授《山海经》，听了四天，回忆了整部书的四个故事。结尾部分，在“我念一句，你念一句”讲经领读结束后，便见唱师躺着的“内窑里飘出一团气，白色的，像云一样，悠然从窑洞口出去了……”唱师仙逝。当夜，“棒槌峰端的石洞里出了水，水很大，一直流到倒流河”。

片断摘录：

爹还说，去了要悄悄的，不要弄出响声。但老黑快活的是罂粟开花，罂粟的花是那样艳丽，当太阳在山梁上斜照过来，把这些花映在石壁上，有了五光十色的图影，他就莫名其妙地兴奋，大声地吼，天上的乌云肯定要掉下一阵子雨。爹骂起老黑：你迟早会招来熊的！真的到了中秋，他们在罂粟地里和熊遭遇了，熊是按住了老黑的胳膊，老黑的一只脚还在踢熊的腹部，爹急喊：装死，装死！老黑没有装死，但也没再动，熊就开始笑了，笑得没死没活。老黑是睁着眼看着熊笑，直到熊笑得晕过去了，他从竹筒里拔出胳膊，说了句：笨熊！还要拿刀砍熊掌，是爹拉着他赶紧跑了。

素材延伸：

为了生存而战斗

影片《荒野猎人》中，格拉斯在被菲茨杰拉德抛弃之后，身负重伤的他爬出坟墓，由于喉咙被母熊划破，导致他喝水都困难，为了消毒他往伤口撒火药，然后点燃。为了生存直接生吃活鱼和动物的残肉和内脏。为了避免被追来的苏族人发现，他在激流中求生。摔下悬崖后刨空身边被摔死的马的内脏，然后裸体躲进肚子里取暖。就像这样“死”过几次之后，他活了过来。

适用主题：生存意志；经历；勇气……

片断速写：

强烈的生存意志，会激发人内心的潜能，在信念的支撑下，努力去抗争。贾平凹的《老生》里，老黑在面对突然出现的熊时，没有按照爹的经验装死，而是受条件反射影响，先用脚踢着熊的腹部，再一动不动地看着熊，看着熊笑得晕过去，他获得了逃离的机会。而在《荒野猎人》中，格拉斯的表现更让人感到惊心动魄。一次次困难，都没有让他向命运屈服，为了生存，他向生命的极限发起了挑战。最终，他活了下来。生活中处处存在凶险，但是，只要我们内心深处强烈的生存意志还在，便会战胜困难，走出困境。

（编辑：李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