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执行模式

动态执行模式（共6篇）

动态执行模式 篇1

0 引言

Open CL是一个开放的工业标准, 用于由CPU、GPU和其他的独立计算设备组成的异构系统的程序设计[1]。Open CL不仅仅是一种语言, 而是一个并行编程的架构, 包括编程语言、API、库和运行时系统, 对软件开发提供支持。使用Open CL, 程序员可以编写通用的程序在GPU上执行, 而不需要将他们的算法映射到3D图形的API上, 例如Open GL和Direct X。

Open CL旨在为不同的异构平台提供一个统一的编程环境。Open CL基于C99, 并加入了一些API来管理Open CL设备。Open CL的目标是编程专家能够编写出简便而有效率的代码。这包括库的设计者、中间件的开发者以及侧重性能的应用程序员。因此, Open CL提供一个低层次的硬件抽象加一个架构来支持编程, 使许多底层硬件的细节直接暴露出来。

Open CL的平台模型为:一个host连接了一个或者多个Open CL设备 (device) [2]。一个Open CL设备被分成一个或者多个计算部件 (compute units:CUs) 。计算部件又进一步细分为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单元 (processing elements:PEs) 。设备上的计算就在处理单元上执行。

Open CL程序的执行分为二部分:执行在一个或者多个Open CL设备上的kernel、执行在host上的host程序[3]。host程序定义kernel的上下文, 管理kernel的执行。Open CL执行模型的核心是kernel怎样执行:当一个kernel被host提交执行的时候, 就定义了一个索引空间。kernel的一个实例在这个索引空间的一个点执行。这个kernel的实例被称为一个work-item, 这个work-item由它在索引空间里的点来识别, 索引空间为它提供了一个全局ID。每个work-item执行相同的代码, 但代码的执行路径以及所操作的数据可能不同。相关的work-items组织成一个work-group。一个work-group内的work-items执行在一个计算部件中的各个处理单元上, 它们的执行是并发的。

Open CL的程序结构包括三类:

第一类, 有.cl和.cpp文件, 其中.cl文件中放的是kernel函数, 符合c99标准;.cpp文件中是host函数, 是c++程序。.cl文件有两种使用方式, 第一种是通过脚本生成.cpp文件, 将.cl文件中的所有内容放入某字符串中, 编译时增加g++对该.cpp文件的编译, 然后进行链接;第二种是.cpp程序中有readfile等类型的函数, 编译时不编译.cl文件, 运行时把.cl文件作为输入文件读入字符串中。不管使用何种方式, 均不显式调用opencl编译器编译.cl文件。

第二类, 只有.cpp文件, 其中用字符串来静态说明kernel函数的内容, 举例如图1所示。

第三类, 只有.cpp文件, 用函数来动态生成kernel函数。举例如图2所示。

Open CL的程序结构是由Open CL的执行模式决定的。图3是Open CL的执行模式示意, Open CL的device上的程序文件是在host程序运行的过程中生成、编译、加载执行的, 为此, Open CL在运行时库中引入了program对象和kernel对象, 并提供了相应的API支持, 例如cl Create Program With Source是创建device上的程序文件的, cl Build Program是编译生成device上的目标函数的。

Open CL的执行模式要求底层平台支持device文件的动态生成、编译和加载运行。NVIDIA、AMD公司在GPU平台上对Open CL进行了支持[4,5], Intel也发布了Xeon处理器和MIC架构的Xeon PhiTM协处理器上的Open CL SDK[6]。这些平台都支持device文件的动态生成、编译和加载运行, 符合Open CL动态执行模式的要求。但是对于不具备这些特性的平台, 必须从软件层面考虑支持方法。基于该问题, 本文提出了基于动态执行流的predo策略。

1 基于动态执行流的Predo策略

一般平台支持的普通执行模式是静态编译好若干处理部件上的可执行代码, 链接到同一个目标码中加载执行。这种执行模式只能处理第一种Open CL程序结构, 而且必须没有动态传入的编译选项。为了实现Open CL的完整支持, 在没有底层系统直接支撑的情况下, 编译系统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为此, 我们设计实现了基于动态执行流的predo策略。

该策略的基本思想是在真实运行之前进行predo运行, predo运行不真正执行device上的函数, 其核心任务是完成device程序文件和编译文件的动态构建。predo策略的基本支持是要设计两套Open CL运行时库, 一套是predo库, 用于predo阶段的目标代码生成;第二套是真实库, 完成真正的功能支撑。

Predo策略的主要流程如图4所示:编译Open CL的源程序文件, 和predo库链接生成predo目标码;提交predo目标码运行, 根据动态执行轨迹生成device程序文件和编译脚本, 不真正执行device上的函数;执行生成的编译脚本, 将生成的.o添加到Open Cl真实运行时库中;编译Open CL的源程序文件, 和Open CL库链接后生成真正的目标码提交系统运行。

predo库的重点是完成程序文件的创建和编译脚本的生成。

程序文件的创建是在API函数cl Create Program With Source中完成的。该函数的本意是根据字符串创建program对象。我们对函数功能进行了扩展, 根据程序的动态执行流, 将program对象映射到程序文件, 实现程序文件的创建, 程序文件的命名是根据执行计数器得到的。

编译脚本的生成是在API函数cl Build Program中完成的。该函数的本意是使用编译选项编译program对象生成可执行代码。在predo库中我们将函数功能变换为根据编译选项完成编译脚本的生成。编译脚本包括3部分内容:工作目录创建和文件拷贝、文件的分别编译、完整编译所有文件并链接入库。编译脚本的生成是一个递增的过程, 因为Open CL程序中可以多次调用cl Build Program完成对多个程序文件的编译。在编译脚本的递增生成过程中, 需要处理编译插入新文件的问题。我们制定了编译脚本的构成规范, 引入界限字符串标识不同的工作阶段, 在读取编译脚本的时候可以精确定位新文件编译命令插入的位置。

2 函数更名技术

基于动态执行流的Predo策略需要处理同名函数的问题。同名函数会出现在两种场合, 一种是device函数的语句完全相同, 但是参数类型、变量类型不同或者语句执行流与编译选项相关;还有一种是函数名相同, 但是不同的问题规模对应到不同的函数体。如果底层系统直接支持Open CL的动态执行模式, 就不用进行任何处理, 因为每一次kernel函数运行前必然只会对相关的program对象初始化。而对于静态编译模式支撑的predo策略来说, 这两种情况下, predo运行后会生成多个文件, 多个文件中存在同名函数。在执行编译脚本的过程中, Open CL编译器同时处理多个文件, 进行函数的映射变换和优化。对于第一种情况, 如果参数类型和编译选项有关, 会出现同名函数多次编译时类型检查不一致的问题;对于第二种情况, 编译器不报错, 但是只输出同名函数的一个体, 会造成程序运行的不可预知错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设计了基于程序执行流的函数更名技术。

在编译device的程序文件的过程中, 编译器根据输入文件名和函数名对函数进行更名处理。函数更名的准则为:函数更名为base+后缀的形式, base是原始函数名, 后缀是输入文件编号。输入文件是predo运行时生成的, 文件名的编号是根据运行时的动态计数信息得到的。这样处理之后, 原来存在于多个文件中的同名函数就不存在了。

函数更名之后,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 为了能够根据原始函数名正确访问到更名函数, 需要建立函数索引表。函数索引表的构建是由信息收集函数完成的, 该函数包含了所有kernel函数的信息 (原始函数名和更名后的新函数名) , 是Open CL编译器在编译所有输入文件的过程中生成的。

在正式运行过程中, host程序调用Create Kernel创建kernel对象时, 选择时机启动信息收集函数, 建立函数索引表。因为正式运行时创建Kernel的次序和predo运行的执行次序一致, 所以调用Create Kernel时根据调用参数 (原始函数名) 和调用次数在函数索引表中进行查找, 可以匹配到真正的更名函数。

采用函数更名技术后, host程序调用Create Kernel创建kernel对象时, 匹配寻找真正的对象函数的过程比较复杂, 开销较大。所以在predo策略生成编译脚本的时候, 在脚本中我们加入了同名函数检查处理, 如果不存在同名函数, 则创建kernel对象时直接匹配调用参数就可以了。同名函数检查处理需要编译器的支撑。在所有文件正式编译之前添加了预编译过程, 只进行前端词法语法分析, 为每一个文件输出PU登记表, 登记该文件中的kernel函数。预编译结束后, 比对所有的输出, 查看是否存在同名函数。为了简化比对过程, 我们借用了sort和comm工具, 先对每一个输出进行排序, 然后查找排序后是否存在公共项。

3 实验结果

基于Open64, 我们在Cell处理器上构建了Open Cl编译框架OCLCC。仅基于Cell上的静态编译支撑, 使用基于动态执行流的predo策略, 实现了对Open CL动态执行模式的支持。

OCLCC包括编译器和运行时库两大部分, 编译器包含前端、后端、IPA等模块, 运行时库包含predo库和真实库。OCLCC采取源到源的策略, 将输入的Open CL程序转换为串行C程序, 再调用底层的基础编译器生成目标代码。

图5所示是predo运行之后生成的编译脚本示例。从示例可以看出, 编译脚本细分为5部分:初始化、拷贝、同名函数对比检查、分别编译、完全编译和库生成。初始化部分完成环境的构建和变量的初始化;拷贝部分完成工作目录的文件拷贝, 本示例中是将predo运行过程中生成的.oclfile1.cl和.oclfile2.cl拷贝到工作目录.ocl_tmp;检查部分完成同名函数的检查, 需要经过预编译、同名函数对比检查和变量赋值等阶段;分别编译部分会使用每一个文件对应的编译选项编译生成.o文件, 本示例中.oclfile1.cl文件使用的编译选项是-DSINGLE_PRECISION, .oclfile2.cl文件使用的编译选项是-DK_DOUBLE_PRECISION;完全编译和库生成部分需要对所有生成的.o文件进行再编译, 得到信息收集函数, 然后将.o文件添加到真正的Open CL运行时库中。

我们引入了两个编译选项:“-outpu=XX”和“-oclrename”。“-outpu=XX”编译选项的含义是将PU信息输出到XX文件中。使用该编译选项, OCLCC只启动前端分析和检查, 前端处理完成后输出PU登记表, 登记输入文件中的所有kernel函数名。“-oclrename”编译选项的含义是进行函数更名处理。识别该选项后, OCLCC编译器会根据输入文件和函数名对函数更名, 解决同名函数带来的问题。信息收集函数的生成需要所有程序文件中的函数信息, 所以是在OCLCC编译器的IPA模块做的。

使用OCLCC编译架构, 我们在Cell上对NVIDIA公司的Open CL SDK 4.0测试包、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shoc benchmark1.1.2[7]和弗吉尼亚大学的rodinia benchmark 2.0[8]进行了测试, 除掉与warp相关的测试课题 (OCLCC编译框架对warp相关的处理还在完善) , 测试通过了Open CL SDK 4.0测试包的18道课题、shoc benchmark的14道课题和rodinia benchmark的16道课题, 验证了基于动态执行流的predo策略的正确性和实用性。

4 结语

本文研究了基于动态执行流的predo策略, 提出了解决同名函数问题的函数更名技术, 使用Cell平台的静态编译支撑, 实现了Open CL的动态执行模式。实验证明, 本文提出的策略是有效的, 通过了3个Open CL测试包的测试。后续我们将针对复杂程序控制流———当前点的执行结果决定后续的执行路径, 进一步研究多级predo融合技术。

参考文献

[1]Khronos OpenCL Working Group.The OpenCL Specification[R].Version:1.2, Document Revision:15.The Khronos Group, 2011.

[2]Kristen B.Introduction OpenCL[EB/OL].2011.http://www.tapir.caltech.edu/~kboyds/OpenCL/opencl.pdf.

[3]Introduction to OpenCLTMProgramming[EB/OL].2010.http://developer.amd.com/wordpress/media/2013/01/Introduction_to_OpenCL_Programming-Training_Guide-201005.pdf.

[4]NVIDIA’s Industry-Leading“Support”For OpenCL[EB/OL].2012.http://streamcomputing.eu/blog/2012-09-10/nvidias-industry-leadingsupport-for-opencl/.

[5]OpenCLTMand the AMD APP SDK[EB/OL].2011.http://developer.amd.com/resources/documentation-articles/articles-whitepapers/opencl-and-the-amd-app-sdk.

[6]OpenCL design and programming guide for The Intel Xeon PhiTMcoprocessor[EB/OL].2013.http://software.intel.com/en-us/articles/opencl-design-and-programming-guide-for-the-intel-xeon-phi-coprocessor.

[7]Dakar Team.SHOC:The Scalable HeterOgeneous Computing Benchmark Suite[R].Future Technologies Group,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Novermber, 2011.

[8]Che S, Boyer M, Meng J Y, et al.Rodinia:A Benchmark Suite for Heterogrneous Computing[C]//Proceedings of the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orkload Characterization (IISWC) , 2009:44-54.

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的实践与思考 篇2

一、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系建设基本情况

1. 确定目标, 重点先行[1]。

慈溪市的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起始于2006年, 到目前为止全市除镇、街道外, 所有预算单位均实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从实际支出执行管理手段的对应效果来看, 经财政审核后的财政直接支付支出, 执行效果较为理想, 而与之对应的财政授权支付, 执行效果相对而言就有所欠缺。为进一步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成效, 慈溪市将国库集中支付中的授权支付业务作为实施动态监控重点, 着力打造我市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系。

2. 建章立制, 稳步推进。

一是明确监控内容。将动态监控的对象、动态监控的资金范围、动态监控的基本要素、动态监控的银行账户及动态监控的主要事项作了明确;二是确定监控方式, 确保监控工作真实、有效;三是提出违规处理要求, 明确责任。对监控和核查过程中发现的违规行为, 财政部门及时作出处理意见, 对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四是明晰管理与监督职责。建立财政、预算单位与代理银行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工作联动协调机制。

3. 搭建平台, 规范运作。

一是建立系统平台, 确保运行成功。可以建立一定的动态监控分级系统, 通过测试、推广, 充分达到在实时动态、智能预警、综合分析等功能目标;二是确定监控参数, 设置监控规则, 确保运转有序。

4.优化流程, 确保安全针对试运行中存在问题, 慈溪市制定了动态监控工作流程和违规业务核查处理程序 (见下图) 。

二、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系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1. 预算执行监管水平大幅提升。

相关规定显示, 授权支付可以不用经过财政的审核。因此, 在动态监控实施前对授权支付的监管主要通过点只能是在支出业务发生后, 一旦有严重的违规行为, 很难有效控制。动态监控实施后, 将监管关口前移到授权支付结算支出之前, 对违反规定的支出业务, 监控系统在第一时间予以预警冻结, 未经财政审核通过, 单位无法办理支付结算, 这样有效防范了财政资金支付风险, 提升了财政监管水平。

2.执行监管的工作效率得到了上升[2]。

动态监控实施前, 对授权支付的监督检查主要通过对支出业务逐笔进行人工检查, 无法通过预设的规则进行有条件的筛选, 这样工作效率十分低下, 且难免有疏漏之处。动态监控实施后, 按照现行的有关制度、规定, 预设相关的控制规则, 对违反规定的业务由系统自动进行预警冻结, 监管人员能有针对性地对被预警冻结的业务进行处理, 监管效率大幅提高。

3.执行水平相对应地也提高了。

自实施动态监控以来, 在动态监控制度的威慑、警示下, 不仅预算单位的授权支付业务操作更加规范、纠偏更为自觉, 而且单位的预算执行水平也显著提高。慈溪市二季度的违规支出业务笔数和金额比一季度分别下降了62%和76%;向实存账户等关联账户划款得到全面控制, 大额授权支付明显减少;直接支付比例有了进一步提升。二季度直接支付比例高达96.8%, 比一季度提升了3.4个百分点。上述现象显著表明慈溪市的预算单位规范支出意识在增强, 预算执行力在提高。

4.财务管理工作更加顺利。

由于现金使用量得到有效控制, 避免了单位日常财务管理中的许多漏洞, 规范了单位支出行为。与此同时, 公务卡的刷卡消费量大幅提升, 二季度的刷卡笔数和刷卡额比一季度分别增加了3.5倍和2.2倍, 进一步提高了单位资金支付透明度, 防范了财务风险。

三、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系建设存在问题

1. 监控的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现阶段慈溪市的动态监控才初步成立, 许多的工作还不够完善、具体, 从而使得动态监控的范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 实际进行动态监控的资金只占全部资金的5%左右, 几乎大部分的资金都没有进行实际的动态监控。再比如说, 财政专项拨款等等都没有进行动态监控。这样的监控范围实际上是很小的, 严重影响了动态监控的结果。

2. 财政管理工作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是预算项目不够明确具体。如年终预算追加的“增人增资及奖金”这个预算项目中, 若既包含年度新增人员的工资福利费, 也包含新增人员的定额公业务费, 在预算执行中就难以有效管理;二是没有实际的发挥公务卡的作用。公务卡有着许多的作用, 但目前慈溪市的公务卡刷卡支出与现金支出的占比只有17.9%, 公务卡替代现金结算的功效还有较大的发挥空间;三是一些单位的账户没有进行清理工作。在进行改革之后一般来说是不允许存在银行账户的, 但目前慈溪市仍有部分单位保留着实存账户, 这些账户的收支业务游离于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管理范围之外, 不利于实施动态监管。

3. 监控的功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一是预警规则设置中的控制功能还有缺陷。如, 一般情况下财政性资金是不允许向投资性单位进行支付的, 监控系统通过对收款人名称中是否包含“投资”二字进行控制, 确保支付业务的合规性。但对于如“白金汉爵投资有限公司”这样一家餐饮企业, 因该单位名称中有“投资”二字, 单位向该企业支付餐费时因触发预警规则而被监控系统“误杀”冻结, 影响了正常的支付结算;二是对现金的控制措施过于单一。目前的备用金限额管理措施只是对单日的现金提取量进行控制, 部分单位在提取超限额的现金时, 通过化整为零的方法分多日提取绕开系统监控, 监控系统中的备用金限额管控措施必须加以改进。

4. 监控队伍本身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预算执行动态监管相对来说是一个新型的工作类型, 对于工作人员专业素质要求比较高, 需要大量的高素质、高专业的工作人员, 可大部分的单位没有做到这一点。目前授权支付动态监控的业务量还不是很大, 具体监控管理工作只是由国库支付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兼职担任。随着动态监控管理工作的不断推进, 动态监控的业务量必将大幅增加, 员工的素质必须达到相应的水平才能适应这一工作。经过以上研究, 有必要建立一支高素质、搞专业的监控队伍。

四、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1. 逐步扩大动态监控范围。

在对授权支付动态监控不断改进完善的同时, 要逐步将财政直接支付、专户拨款和镇街道的预算拨款等其他财政性资金的支付执行纳入动态监控范围, 增加资金的透明度, 进一步规范支付行为。在镇街道的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和公务卡改革逐步启动后, 还应适时将财政动态监控延伸到镇街道级财政, 从而建立起全方位的财政资金动态监控监督体系。

2. 积极推进财政管理工作。

一是预算编制项目必须明确清晰。为切实增强预算执行的可操作性, 预算编制必须进一步细化, 有着不同执行管理要求的预算支出, 必须细分项目, 以促进预算执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二是公务卡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为进一步推进公务卡改革, 必须明确使用范围, 积极推行并严格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凡纳入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范围的支出, 不得使用现金结算, 不断提高公务卡刷卡支出比重;三是单位实存账户需要进一步清理。为确保预算执行的全面监管, 必须统一规范账户管理, 清理单一账户体系外的银行账户, 确保所有账户纳入监控范围, 不留死角。

3. 及时调整完善监控系统功能。

一是预警规则设置中的加设“白名单”功能。对于因规则设置不合理而被监控系统“误杀”冻结的现象, 建议在动态监控系统中增加一个白名单 (可信任单位) 的功能, 将某些虽涉及敏感关键字, 但实际属于正常支付对象的单位纳入白名单中, 作为可信任单位进行例外处理, 以提高监控系统的筛选、甄别的准确性, 减少“误杀”;二是增加对现金的控制措施。为实现对单位备用金限额的更有效管理, 必须在目前对现金单日限额的控制基础上, 实行3~5天现金用量进行移动总量控制, 直至对全年的现金用量进行年度总量控制, 以进一步加强对现金的有效管理。

4. 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一是监管人员要具有一定的财政管理工作经验和良好的政治思想素养, 熟悉相关政策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 并具有一定的综合分析能力;二是加强对于员工专业素质的培训, 使其跟得上工作的发展与需要。

五、结语

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十分重要, 对于慈溪市的财政工作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只有认识到动态监控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作者以上提出的几点措施认真的解决这些问题, 慈溪市未来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工作才能切实的做好。

参考文献

[1]石英华.完善预算管理的深层死思考——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的问题与对策[J].财贸经济, 2012, (10) .

动态执行模式 篇3

1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1.1 战略执行速度和组织绩效的关系

时间作为一项重要的管理资源, 是企业创造并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彼得·德鲁克在《有效的管理者》中就指出“时间是世界上最稀缺的资源, 没有任何替代品, 也没有任何弹性”。Stalk[3]正式提出“时基竞争” (Time-based Competition, TBC) 概念, 强调通过压缩各个运营环节的时间周期以提高企业对顾客需求的响应速度。这种时基竞争战略旨在提高企业对市场的敏感性和反应能力, 在满足消费者追求的同时使企业始终保持其在本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当今市场竞争的焦点已转向时间、速度, 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是大吃小, 而是快吃慢”[4], 迅速快捷的战略执行能够加快产品创新速度和交货速度[5], 增强顾客忠诚度、促进差异化、增加顾客感知到的价值水平, 进而获得价格溢价、更高的市场份额以及现金流 (Stalk) 。从整体上来说, 企业若能快速执行战略决策, 可以提高组织绩效。由此, 提出假设1。

假设1:战略执行速度对组织绩效有正向影响。

1.2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战略执行活动是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响应, 目的是提升企业绩效[6], 但速度对不同行业的企业的作用是不同的[7]。麦肯锡公司1983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那些生命周期较短、市场份额迅速增长、价格迅速下跌的产品, 速度比运营成本重要。但是, 在发展缓慢的市场中, 产品的生命周期较长, 市场增长速度慢, 产品本身的成本则变得非常重要。环境动态性 (Environmental Dynamism) 指的是一个行业的技术和需求变化的程度和频率, 以及这些变化的可预测程度[8]。在变化速度快的行业, 需要企业快速决策并加以迅速执行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9], 尽快建立优势, 提高组织绩效;而速度变化慢的行业对战略执行速度要求就没有那么迫切, 快速执行带来的成本增加反倒减少了企业的利润。由此, 提出假设2。

假设2:环境动态性在战略执行速度与组织绩效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当环境变化快时, 加快战略执行速度会带来更高的组织绩效;环境变化慢时, 加快战略执行速度降低组织绩效。

1.3 组织资源的调节作用

资源基础观 (RBV, Resource-Based View) 认为公司内部的资源对公司获取经济利润并维持竞争优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0]。战略执行实际上是一个资源配置和消耗的过程, 快速的战略执行意味着战略执行的动作在时间上的压缩, 这会导致人力资源耗费强度的增加和协调费用的增加;另一方面快速的战略执行需要采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 会带来更多的物质资源的消耗。资源环境会对组织的创新策略产生一定的影响[11]。总之, 加快战略执行就是一个资源换速度的过程。组织的可用资源充足, 则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实施战略、取得更好的绩效;如果没有足够的组织资源而一味地加快战略执行速度, 结果就只能是战略动作做不到位、战略意图得不到全面实现, 则企业绩效不会太好。由此, 提出假设3。

假设3:组织的可用资源在战略执行速度与组织绩效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当组织的可用资源充足时, 加快战略执行速度会带来更高的组织绩效;当组织可用资源不足时, 加快战略执行速度会降低组织绩效。

基于上述假设, 本研究提出战略执行速度、环境动态性、组织可用资源和组织绩效的关系模型, 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信息

本研究共向江苏、上海、山东、广东、安徽、和辽宁5省一市的140家企业发放问卷。为保证回收数据的真实可靠性, 调查问卷均采用现场发放以及匿名填写方式, 实际回收120份, 剔除数据不合格和数据值异常的样本,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10份, 有效回收率达78.57%, 回收情况比较理想。问卷调查行业主要包括化工、电子、生物医药、建筑、金属加工、纺织以及零售等行业,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2 变量测量

企业所处地域、企业类型和前一年度的绩效均对组织绩效有一定影响, 故在本研究中作为控制变量。经营区域和企业类型均设置成0—1虚拟变量, 前一年度绩效即公司上一年度的利润 (Profit) 。

本研究涉及到的主要构念包括战略执行速度 (Speed, Speed of implementation) 、组织绩效 (P, Performance) 、环境动态性 (ED, Environmental Dynamism) 和组织可用资源 (RA, Resource Availability) , 均采用西方成熟的组织行为量表, 经过双向翻译, 语义清晰, 以确保问卷涉及的所有条目均符合中国情境。战略执行速度的测量用Dooley等[12]的定义:“从承诺开始战略执行到新战略完全融入组织运行所需花费时间”, 以月数计量。组织绩效即公司的财务绩效。环境动态性和组织可用资源均采用Miller和Friesen的量表, 统一为5点式likert量表[13]。其中, 环境动态性包括5个条目:公司营销策略的变化频率, 公司产品或服务的变化速度, 竞争者行为可预测程度, 顾客需求和偏好可预测程度, 企业改变市场行为的频率;组织可用资源包括4个条目:公司可以运用的资金非常充足, 公司的技能型员工贮备充足, 公司原材料等物质供应非常充足, 公司管理能力足以应付各种需要。

2.3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来检验量表的信度, 结果显示Cronbach's Alpha值均大于0.7 (如表1) , 表明本研究所采用的测量信度较好且内部结构良好。KMO为0.82, 大于0.8, Bartlett’s球形检验值χ2为239.87, 在0.001水平显著, 表明测量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所示。基于主成份法清晰地提取了4个因子, 旋转后各条目在相应的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6, 在其他因子上的载荷比较小, 说明测量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注:*P<0.05, **P<0.01, ***P<0.001 (双尾检验)

注:1) 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2) 旋转法为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旋转在6次迭代后收敛

2.4 数据同源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调查通过被试的自我报告完成。为尽量防止同源偏差的出现, 在研究设计上采用匿名的调查方式, 在问卷上明确标注所有问题答案均无对错之分。另外, 本研究中绩效和战略执行速度测量时采用的是客观指标, 可以缓解同源偏差问题。Harman单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 所有条目形成4个非常清晰的因子, 解释的总方差达到72.35%, 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占到的载荷量是34.86%, 并没有占到大多数, 所以同源偏差并不严重。

3 研究结果

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本研究涉及到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以及构念的Cronbach's Alpha值如表1所示, 组织绩效与战略执行速度在0.10置信水平负相关, 组织绩效与环境动态性、组织可用资源在0.001置信水平正相关, 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回归检验。

3.2 多元层级回归分析

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是调节作用模型, 依照Baron和Kenny[13]的分步回归方式检验环境动态性和组织可用资源对战略执行速度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回归结果见表3所示。企业类型和经营区域两个控制变量设置成0—1变量, 限于篇幅, 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不提供具体报告。

注:*P<0.05, **P<0.01, ***P<0.001 (双尾检验)

3.2.1 战略执行速度和组织绩效多元回归分析

第一步:以组织绩效 (P) 为因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和自变量战略执行速度 (模型1) , 模型R2为0.012, F值为0.291, 不显著;自变量的系数为-0.083, 相应的T值为0.52, 不显著。说明战略执行速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假设1没有得到验证。

第二步:将战略执行速度 (Speed) 、环境动态性 (ED) 加入模型2, 模型2的R2为0.617***, 显著, 说明模型2成立。继续把经过中心化的Speed和ED的交互项加入模型, 模型3的R2为0.669***, 显著, 模型3成立。模型3相对于模型2的△R2为0.052***, 交互项ZSpeed*ZED的系数为0.358***, 在0.001的水平显著, 说明环境动态性 (ED) 对于战略执行速度 (Speed) 和组织绩效 (Performance) 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2得到验证。

第三步:以组织绩效 (P) 为因变量, 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战略执行速度 (Speed) 和组织可用资源 (RA) 得到模型4, 模型4的R2为0.576***, 显著, 说明模型4成立。继续把经过中心化的Speed和RA的交互项加入模型, 模型5的R2为0.612***, 显著, 模型5成立。模型5相对于模型4的△R2为0.037**, 交互项ZSpeed*ZRA的系数为0.201**, 在0.01的水平显著, 说明组织可用资源 (RA) 对于战略执行速度 (Speed) 和组织绩效 (Performance) 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3得到验证。

3.2.2 环境动态性和组织可用资源的调节作用分析

为更清楚地说明环境动态性和组织可用资源在战略执行速度与组织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 绘制环境动态性和组织可用资源的调节效应示意图, 分别如图2和图3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 环境动态性在战略执行速度和绩效之间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环境变化快的企业的战略执行速度对绩效有正向影响;对于环境变化慢的企业, 战略执行速度对绩效有负向影响。从图3我们也可以看出, 组织可用资源水平在战略执行速度和绩效之间起着正向调节作用:组织可用资源水平高的企业, 战略执行速度对绩效有正向影响;而对于组织可用资源水平低的企业, 战略执行速度对绩效有负向影响。

对比图2和图3可以看出, 图2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的斜率均大于图3, 图2两条线的夹角比图3的也更大, 说明就战略执行速度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而言, 环境动态性比组织可用资源的调节效应更明显。也就是说, 对技术和市场变化快的行业来说, 迫切要求提高战略执行的速度。这一点也可以从回归数据中得到验证。模型3的交互项的系数反映的是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是0.358***, 而模型5的交互项的系数反映的是组织可用资源的调节效应, 是0.201**,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系数大于组织可用资源的调节系数。

通过分析环境动态性和组织可用资源的调节效应, 还可以解释假设1为什么没有得到验证。按照环境动态性水平分为高低两组, 结果绘制的战略执行速度和绩效的关系分别为正向和负向, 如果没有分组, 就是把所有的样本放在一起检验, 正向趋势和负向趋势混合在一起, 可能就不显著了。假设1检验的正是总体混合样本的战略执行速度和绩效的关系, 所以不显著了。这也说明了调节变量的贡献, 调节变量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在混沌的变量关系中提炼出明显的因果关系。

4 结论和展望

本研究的结论是:第一, 并不是对所有企业来说提高战略执行速度都能带来组织绩效的提升。第二, 战略执行速度对绩效的影响方式取决于环境的动态性和组织可用资源:环境变化快的企业, 提高战略执行速度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 而环境变化慢的企业, 提高战略执行速度反而有损于企业绩效;组织可用资源水平高的企业, 提升战略执行速度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 组织可用资源水平不足的企业, 快速的战略执行不利于企业绩效。

本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即本研究综合考虑了企业外部环境和组织内部的资源状况对企业战略执行的影响, 使得战略执行速度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精确,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战略执行理论。

本研究的结论对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不同的行业在性质和特征上存在着很大差异, 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步伐并非总是越快越好, 有时速度是次要的。战略执行速度和绩效之间不是简单的正向关系, 如果一味地强调速度, 则欲速而不达, 反而影响企业绩效。 (2) 企业面对快速变化的外部市场时, 应该快速决策、快速实施决策, 在竞争中占得先机, 获取好的绩效;如果是比较成熟和稳定的行业, 企业不宜盲目提高战略执行速度, 防止快速的战略执行耗费过多的资源, 影响企业的绩效。 (3) 企业要想提高战略执行速度, 必须要有足够多的资源贮备, 这样才能确保战略执行既快又好, 绩效才有保证。总之, 企业要根据自己所处的行业, 分析消费者需求变化、技术变革的速度以及自身的资源贮备水平, 从而选择一个比较恰当的执行速度, 以最大程度地提高企业绩效[14]。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如快速的组织变革会带来短期内组织绩效的下降, 后期绩效恢复更快[15];快速的战略执行消耗更多的资源, 也可能会导致短期内企业财务绩效的部分下降、然后再恢复, 应该运用绩效的时间序列数据加以研究, 这样可以更好地反映战略执行对绩效的影响规律。未来有待于改进研究设计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摘要：构建战略执行速度与绩效的关系模型, 基于11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战略执行速度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战略执行速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方式取决于环境动态性和组织可用资源数量。环境变化快、可用资源充足的企业的战略执行速度对绩效有正向影响;环境变化慢、可用资源不足的企业的战略执行速度对绩效有负向影响。

浅析金融物流采购执行业务模式 篇4

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是现代商业和贸易活动的三大要素。物流、信息流的有效集成在过去15年间带来了管理的信息化, 创造了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很多新兴的商业模式。银行业也不断推出集成管理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新金融服务产品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各类市场需求。然而, 对物流和资金流的管理却往往分开:采购、生产、物流和销售等部门负责物流;资金流管理则是财会和出纳等部门的职能。这种物流和资金流的分离管理, 浪费了供应链整合和协调的一些宝贵机会, 金融物流就在这个大环境下应势而生。

采购执行内涵

金融物流业务是指在供应链业务活动中, 银行借助物流公司对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流动资产进行控制, 将银行的资金流与企业的物流进行结合, 向融资企业提供融资。旨在盘活企业原材料和产成品资金占用、优化企业资源为目的的金融物流业务一直以来都是中铁现代物流重点发展的业务板块, 同时中铁现代物流在金融物流领域积极进行研究和探索。2011年7月, 深发展线上供应链金融系统与中铁现代物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铁现代物流”) 管理系统正式直联对接上线, 这标志着国内首家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系统与物流监管系统进入实时数据交互时代, 这一对接将金融功能无缝嵌入供应链活动当中, 使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有效集成, 实现了融资企业、银行、物流企业三方甚至多方数据共享, 消除信息不对称。目前, 金融物流业务有很多模式, 而中铁现代物流探索出的采购执业务模式处于金融物流领域的前沿, 代表着金融物流业务发展的较高水平。

采购执行, 是指公司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委托, 签订多方协议, 由公司代其客户向上游卖方采购, 对货物实施监管, 并提供代理结算等服务的业务。采购执行业务满足了银行和融资企业对于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 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中铁现代物流的竞争力。

采购执行业务满足了银行发展的需求

以前, 国内银行主要接受固定资产抵押贷款, 贷款政策几乎都倾向于少数优质企业。随着大量资金扶持的优质企业产能过剩, 导致效益和收益双下滑, 加之国家产业布局调整, 要求银行对新兴行业以及中小企业进行扶持, 因此银行需要寻求新的放贷渠道和产品。在这种新形式下, 采购执行业务模式应运而生。

采购执行业务的结构融资特点, 颠覆了银行传统资信评价体系。在资金封闭运行、降低授信风险、完善中小企业征信系统的要求下, 银行必须了解融资企业抵 (质) 押物品种、规格、型号、质量、产地、原价、净值、销售区域、用途、承销商等信息, 还要查看权力凭证, 对货物验收辨别真伪, 并需要掌握货物运输、仓储保管条件以及交付手段。银行对融资企业资金流、资产、信用等状况的核查, 以及繁复的业务审查环节, 导致贷前、贷后管理成本的巨大付出和业务开展效率的降低。而在开展采购执行业务以后, 银行能将流通运营和资金管理彻底分开, 专注于以核心企业为依托, 通过紧密结合供应链的商业运作模式和交易结算特点, 为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客户提供快速、整体性融资方案, 在降低授信风险的前提下增加了可观的经营收益。所以, 大力开展采购执行业务满足了银行自身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

采购执行业务满足了融资企业发展的需求

由于多数融资企业是中小企业, 他们可作为抵押的固定资产有限, 所以从银行方获得融资额较小其流动资产如存货、权利单证 (仓单、提单、应收和已付凭证等) 往往会占企业总资产较大比例, 为解决自身的资金瓶颈问题, 加快资金周转速度, 动产融资模式是其获得银行融资的主要方式。

在开展业务时, 中小融资企业受自身信用差、规模小、资金管理能力差、信息不对称、抗风险能力低等制约因素, 会出现业务交易频繁, 收发货款发生额小, 渠道不固定, 流通运营不规范等与银行、监管方要求相抵触现象;同时, 监管企业和银行对抵 (质) 押货物有各自的监管流程和验证程序, 双方的风险防控手段重叠、复杂, 降低了企业经营效率, 造成融资企业库存高、资金周转率低、物流效率低、成本高昂。

采购执行业务不仅优化了企业库存、购销渠道、物流、信息, 而且简化了银行与监管方对实物、帐单、资金的频繁验证和审查程序。当掌控流通渠道和技术的核心企业作为采购或销售方出现在贸易融资体系中时, 这种提升企业资本运用效率、加快物流周转速度、减轻其上游采购资金压力的融资新模式, 因快捷、灵活、方便等特性, 自然驱动中小融资企业优先采纳该方案。

采购执行业务提高了公司竞争力

中铁现代物流结合主营业务优势和中国铁路背景优势, 在钢铁、煤炭和矿石等核心业务品种上与金融机构和上游供应商深入合作, 大力开展采购执行业务, 不断提高公司竞争力。

改变公司资金结构, 提升盈利水平。采购执行业务作为金融物流的新模式, 不仅可以改善公司现金流, 改变公司资金结构, 而且可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 获得高额的利润。此商业模式的引入, 使中铁现代物流的盈利水平已远远高于物流行业平均水平。

依托公司背景优势, 解决了监管业务瓶颈、扩大了金融物流规模。公司作为第三方物流提供商和长期的贸易代理采购方, 有相应经营资质, 具备钢铁、煤炭、矿产品等产品流通运营经验, 通过打造一体化物流模式, 实时掌握流通环节信息, 现场监控抵 (质) 押实物, 达到物权清晰、质押物可控的风险防范效果。所以, 采购执行业务不仅能解决监管业务瓶颈, 而且通过公司与银行的良好合作, 扩大公司金融物流业务规模。

获得稳固的物流量和物流收入。对于中铁现代物流来说, 提供供应链级别的采购执行业务服务拓展了公司物流服务领域, 将服务范围扩大到融资企业的采购物流、生产物流和销售物流三个领域。通过对采购、运输、仓储、装卸、加工、整理、配送、销售、信息等物流环节的全面整合, 公司不仅可以掌控货物质量、数量是否满足合同要求, 而且使公司与融资企业形成战略联盟关系, 从而全面融入企业供应链, 这种联盟关系一旦形成, 将具有长期性。所以, 采购执行业务可以带动公司仓储、运输、货代等基础物流服务, 使公司获得稳固的物流量和物流收入。

浅谈法院执行款管理模式 篇5

第一, 法院执行款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是管理模式落后, 不适应现阶段财政职能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在2006年做出《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 规定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执行款的管理水平, 但随着我国财政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完善, 特别是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广泛实施, 其存在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方面, 专用账户设置不合法, 根据国库集中收付制度规定, 行政单位只在银行保留国库单一账户, 其他账户必须清理撤销, 在源头上就否定了该做法;另一方面, 统一专户管理的票据使用不合理, 众多基层法院没有统一的做法, 有的单位无论收支均使用自制的票据, 违背了会计核算中的清晰性原则。二是缺失监管, 导致财政性资金流失。债权人没有及时得到合法的经济利益, 使当事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其主要原因是法院内部自行管理, 缺少外部监督机制。由于申请人因有求于执行法官, 即使明知对方当事人已履行或部分履行, 也不便向执行人员催要。有些案件执行难度较高, 往往需要多次执行, 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执结, 而申请人经多次催要未果后逐渐失去信心, 特别是小标的案件。以上原因导致大量执行款滞留在法院, 案件所产生的利息本应归属地方财政, 但由于资金的体外循环, 导致该部分资金极易流失。

第二, 法院执行款管理新模式的建议。一是加快法制建设, 建立和完善执行款管理法规体系。参照预算外资金往来款的管理思路, 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实践基础上, 综合协调法院和金融等单位, 结合最高法院对执行标的款物的管理总体要求, 应尽快出台《法院执行款管理办法》。二是将执行款纳入预算外资金往来款管理, 接受财政监督。执行款虽然不属于财政性资金, 但为确保执行款的收缴、管理和划付安全, 将其纳入财政监管有利无弊。应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 全面推行以收缴分离为主的改革, 取消执行款专用账户, 各地实行执缴分离。在此环节中, 财政部门应控制执行款的收支活动, 按照“先纳入, 后规范”的原则, 加强事中的监管力度。三是规范票据在执行款收支环节的使用。财政部门应实行票据统管, 建立一套科学的非税收入票据体系, 重点研制出适合当事人领款的专用兑付凭证。严格管理票据的印制、购领、使用、核销及监管各环节, 力求从源头控制执行款的发展状态。四是及时清理滞留执行款,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被滞留的执行款得不到兑付, 不仅对案件当事人不公正, 而且会提高单位的审计风险。对于确定无法支付的执行款, 及执行款在银行产生的利息应及时上缴国库, 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五是创立电子化管理执行款服务平台。结合财政管理信息化建设, 研制执行款计算机软件管理系统, 提高资金运作的透明度, 利于及时将执行款退还当事人, 便于广泛的群众监督。同时摆脱旧的会计核算模式, 全面、清晰地反映执行款的进度及明细。六是加强内、外部审计, 促进管理上水平。在开展内部系统审计时, 应以执行款资金安全为重点, 从缴款、核拨、支付到账务核算, 按照适度分权的原则。严格审批付款制度, 同时引入当事人监督机制。

动态执行模式 篇6

一、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现状分析

(一) 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主, 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辅

根据我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 法律没有规定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 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所以我国的行政强制性质模式, 并没有一边倒地选择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或司法强制执行模式, 而是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都有行政强制执行权, 都可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但由于只要“法律没有规定”, 行政机关都不能自己执行, 需转向人民法院, 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这时相当于是“无规定则推定”。法律法规无法穷尽, 在实际中,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相关规定, 也是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更多。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主, 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辅的选择模式。

(二) 我国当前行政强制执行的状况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2年, 全国法院共新收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非诉审查与执行案件160865件;2013年, 案件总数达到了170089件, 同比增加5.73%。其中, 2012年资源、城建、计划生育三类非诉行政案件共计99260件, 占非诉审查与执行案件总数的61.7%;2013年三类案件达到了105698件, 占总数的62.14%, 同比上升6.49%[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法院受理的非诉行政案件总量呈上升趋势, 且资源、城建、计划生育这三类案件占比较大, 执行难度较高。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行政诉讼案件来自于对我国行政机关的监督与约束, 法院为了与行政机关发展协调关系、改善司法环境, 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十分关注和重视。这些都说明, 《行政强制法》中规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认同和贯彻, 法院对行政强制执行权的监督力度也比较大, 这一切都说明,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立法目的和法律功能正在我国逐步展开和实现。

二、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对结果与过程的价值追求

法律价值是人类的文明理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连接法律和人的关系的重要因素, 集中体现了法律对人的影响和意义, 以及法律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程度[2]。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作为行政强制法的核心制度设计之一, 它的法律价值是否得到应有的体现是考量这一制度设计是否完善的一个基本的命题。

(一) 结果价值追求

行政强制执行的行为必然指向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在于实现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行政强制执行对这个目标实现所体现的作用和意义, 在过程中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价值评价就是行政强制执行的结果价值。以边沁为代表的程序工具主义者就十分偏重结果价值, 认为作为过程呈现出的程序并无任何自身目的, 其存在的理由和目的, 只是可作为实现实体正义或效率的工具。边沁认为, 实体法是为了增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幸福感, 而程序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法;程序法有用与否取决于实体法的有用性, 所以实体法要能够实现全社会的最大幸福, 否则程序法就无法辅助实体法, 与其背道而驰了[3]。

行政强制执行并不是行政权运作的最常态, 只有在情势所逼时, 才能够“亮剑出鞘”, 运动行政强制执行来保障公共利益的正当目的的实现。目的正当是行政强制执行过程中需考虑的首要要素, 如果漠视法律的正当性, 行政强制执行就和暴力无异, 强制执行就变成了铡刀和皮鞭, 成为了打压被强制执行者的工具。

为了实现行政强制执行目的价值的正当性, 需考虑以下几点:一、行政强制执行的规范条文以及援引的规范是否正当;二、行政强制执行行为是否复合立法目的, 适用规范层级是否适当;三、行政强制执行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 是否符合社会公德。

(二) 过程价值追求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两方势力的权力与权利之争的过程, 过程价值即是去追求实体目标时对过程的关注和评价标准。类同于法律程序结果的评价, 它是形成结果的过程中本身的评价, 具有独立的价值标准。它属于来自程序本身的, 使人感到满足的东西。换种说法, 结果价值关注的是最终的结果是否公正的问题, 而过程价值关注的是起点是否正确, 过程是否公正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可以向大洋彼岸眺望, 看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行政强制执行案件中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理解与解释。美国大法官认为, 行政案件的程序正当法律评价来自于它能够使人们的尊严得到维护和满足的过程, 人的尊严价值体系包括如平等、参与、隐私、透明等等, 这些内在价值在行政案件的整个过程中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过程价值的追求被论证是非常有必要的, 它对美国宪法上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提供了赖于生存的基础, 为这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崭新的完整的分析和论证[4]。

通过对结果价值与过程价值的对比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行政强制执行的结果价值往往追求的是具有一次性地解决一时一地实现个案正义的功效, 从整体上讲是为了实现行政权这一行政活动的基本目的, 而要实现具有稳定性的制度建设, 我们就需要充分关注具有恒久导向作用的行政强制执行的过程价值, 它所体现的是对有关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尊严的永恒关注。

三、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对效率与公正的价值追求

在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构建过程之中, 要尤其注意调整效率与公正这两种价值的平衡, 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的规范设计和制度架构。公正的标准比较抽象, 难以量化, 要借助社会的主观力量进行表达, 然而因为社会地位、知识阅历的不同,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即使是完全相同的行政强制执行行为, 每个人对于公正方面的体验也不会完全相同。相对于公正而言, 效率更具有确定性, 从法律的角度看效率价值很复杂, 但实际上效率只有一种核心思想———要以最小的社会资源消耗产出最大的社会作用[5]。

(一) 效率价值追求

效率是行使行政权力的核心价值取向。没有效率, 政府就无法有效地调控资源, 实现自己的政策, 社会秩序和人民幸福就无从谈起了。为了保证政府的效率, 现代国家往往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大量的自由裁量权, 如首长负责制就是这一理念的体现。效率是行政的生命, 是行政机器的动力, 没有效率的行政无法称之为行政。要确保行政行为和行政决定的有效履行和实现, 这是行政强制执行的首要目的, 这要求通过对行政相对人的限制来在最短时间内实现预防、控制和消除危险的目的, 这种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 贯穿于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始终。

另外, 行政权利于公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公权与私权的碰撞也就在于此。行政强制执行又是行政权行使的高层次极端状态, 如何实现行政效率与权利保障的平衡, 是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施行的核心问题。

(二) 公正价值追求

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对于效率价值的追求并不代表着对公正价值的漠视, 公正价值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对于公正价值的追求集中表现为对公民权利的维护, 是弥补效率保障价值局限性、充分发挥行政强制执行积极影响的重要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是, 情况紧急的除外。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立法者的人文关怀和对公正价值的重视, 充分考虑了对公民权利的全面保障。法治需要人文关怀来填充内容, 人文关怀通过法律能深刻地体现[6]。

总而言之, 效率与公正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一对价值, 也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一对价值。从二者的相互关系来看, 在行政强制执行中处理效率与公正的关系, 要放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进行考虑和判断, 不能武断地通过司法权是否介入来判断行政强制执行是否公正。公正需通过相关制度加以落实, 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所以, 我们要秉承公正与效率兼顾的价值观, 通过对行政机关的有效监督和程序完善来实现这一对价值, 重视行政相对人的参与和意见, 以确保行政强制执行的合法公正。

摘要：行政强制执行是众多行政执行活动中强制性最强、表现最为直接明显的行政行为,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是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型范式, 在整个行政强制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其立法目的是监督权力、保障权利, 有着规范权力运行、维护相对人利益的法律功能。在模式选择的过程中, 其法律价值取向是决定因素之一。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现状, 根据我国《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相关规定, 从结果与过程、效率与公正两个角度, 提出了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实现其法律价值的完善路径。

关键词：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lt;2012年全国法院审理行政和国家赔偿案件办理执行案件情况分析&gt;、&lt;2013年全国法院审理行政和国家赔偿案件办理执行案件情况分析&gt;[EB/OL].http://www.legaldaily.com.cn/zbzk/content/2013-06/03/content_4525461.htm?node=25497.

[2]舒国滢.法理学阶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164-165.

[3]Jeremy Bentham, The Principles of Judicial Procedure, in 2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J.Bowringed.1838-1843) .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28.

[4]See Jerry L.Mashaw, Administrative Due Process:the Quest for a Dignitary Theory, (1981) 61 Boston Uni.Law Review;Due Process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5]张锦锦.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双轨制的困境与出路[J].行政法学研究, 2013, 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