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的综合效应

2024-06-28

投资的综合效应(通用5篇)

投资的综合效应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沈阳市秉承国家及东北地区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FD I) 一贯的积极态度, 将FD I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积极引进使用。FD I及外资企业在沈阳市经济发展中已占有重要地位, 在沈阳经济建设中起到了突出作用。

但是, 由于对FD I经济效应的系统缺乏有效评估, 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及健康发展受到了影响。自加入W TO以后, 我国经济开始发生阶段性的转折, 由短缺经济阶段逐渐进入相对过剩阶段, 以往引进FD I, 大多注重数量的引进和利用, 忽视了FD I质量的提高, 造成了FD I的各类经济效应较低或者不能达到最优化水平, 这成为沈阳利用外资所面临的新的压力。因此, 如何有效评估和提高沈阳FD I的综合经济效应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FD I研究课题。本文从FD I经济效应系统的“灰色性”角度出发, 结合FD I的六大主要经济效应, 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 构建FD I经济效应灰色综合评价模型, 描述沈阳市利用FD I的经济效果, 进而为优化沈阳市FD I经济效应提供参考依据。

一、建立利用FD I经济效应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FD I的经济效应是指东道国 (或地区) 引进并利用FD I的活动满足东道国 (或地区) 经济发展的愿望的能力。即在FD I进入东道国内部时, 其投入的资本、技术、实物、先进管理经验、机会等将逐渐转化为外资企业所在地生产建设所需的要素, 这些要素投入给外资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 也产生了有利于东道国 (或地区) 经济发展的相关经济效应, 满足东道国 (或地区) 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促进其经济的快速发展。

FD I尤其以跨国公司为代表, 在进行投资活动的过程中必然给投资所在城市带来资本积累 (形成) 、产值增长、贸易机会增多以及技术溢出、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机会增加等方面的经济效应。因此,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效应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资本形成效应、贸易促进效应、产值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就业效应。FD I经济效应综合评价指标见表1。

二、FD I经济效应评价矩阵及权重确定

依据表1的评价指标, 根据A H P方法, 结合沈阳近年来对FD I的政策导向, 以及资本积累 (形成) 、产值和贸易、技术溢出、产业结构和就业等各个分效应的计量分析结果, 获取判断矩阵与权重体系。

原始矩阵归一化处理得到标准矩阵, 进而获得各层权重。具体方法为:将每一列元素加总, 再用各列元素分别除以列总和, 最后求得标准矩阵各行平均值, 即得各层次权重。

经一致性检验, 一致性比率CR均小于0.05, 所以FD I的直接经济效应与间接经济效应均通过了一致性检验。因此, 所得权重体系有效。沈阳市FD I经济效应综合评价指标的权重结果见表1的“权重”。

三、沈阳市FD I经济效应综合评价结果

灰色关联分析可以分析FD I经济效应系统中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的关系与作用, 从而为制定FD I发展战略提供可靠的依据。同时, 选取环渤海经济圈中有代表性的城市与沈阳市一起参与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综合评价。

根据建立的指标体系, 选取北京、天津、济南和石家庄四个地区1995-2009年的统计数据, 计算获得沈阳、天津等地外商直接投资综合经济效应指标体系原始指标值, 经过无量纲化处理、灰色关联系数计算等, 得到综合评价结果 (见表2) 。

由表2可知:在环渤海经济圈的主要省会城市及直辖市中, 北京为0.8763, 居所评价城市第一位;天津紧随其后, 为0.7660, 两者评价结果均在0.7以上。沈阳为0.4287, 在环渤海经济圈主要省会城市及直辖市中居第三位。而其后的济南与石家庄仅落后沈阳0.0187和0.0646, 综合评价分别为0.4100和0.3641。

四、结论与对策

由评价结果可见, FD I已经成为沈阳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但在环渤海经济圈主要省会城市及直辖市中, 沈阳FD I经济效应整体上仍需要进一步提升。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1. 监督引导, 优化FD I直接经济效应。

(1) 内外并举, 促进资本形成效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进一步改善硬投资环境, 同时要加强软环境建设。 (2) 结构升级, 推动对外贸易效应, 推进标准化。沈阳市推进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标准化工作, 实施标准化战略, 是符合世界潮流、努力提高沈阳市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效益的一种必然选择。

2. 促进溢出, 改善FD I间接经济效应。

(1) 环境支持, 强化技术溢出效应。加强技术转移吸收的机制、体系建设。 (2) 互动转型, 推进产业结构效应。强化区位优势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沈阳市应抓住在环渤海经济圈中的中心城市地位, 大力发展本土工业, 推进城市化进程。 (3) 增强吸纳, 改善就业效应。要在更宽领域、更大规模、更高层次上创造更多条件, 扩大FD I就业效应的积极影响。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加快沈阳市本土企业生产经营与国际接轨, 充分发挥FD I积极的就业效应。

摘要:本文基于AHP方法和灰色关联理论展开研究, 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的六大经济效应评价模型获得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并根据沈阳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特点, 提出了基于灰色关联综合评价的沈阳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综合评价模型。评价结果显示, 该方法能较为有效地进行FDI城市经济效应综合评价, 并且沈阳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果显著。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FDI) ,经济效应,AHP,灰色关联,综合评价

投资的综合效应 篇2

企业管理概论

(课程论文)

浅谈投资决策中的羊群效应

摘要:企业在发展道路上将业务伸展到不同的领域,这时候行业的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管理者在投资决策中往往会存在羊群行为。“羊群行为”是金融市场上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信息不完全”,“名誉的考虑”和“投资经理激励机制”被认为是导致“羊群效应”的主要原因。对美国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存在典型的羊群效应。

关键字:羊群效应信息 名誉 激励

一、什么是羊群效应

羊群效应也称“从众心理”。是指管理学上一些企业的市场行为的一种常见现象。它是指由于对信息不充分的和缺乏了解,投资者很难对市场未来的不确定性作出合理的预期,往往是通过观察周围人群的行为而提取信息,在这种信息的不断传递中,许多人的信息将大致相同且彼此强化,从而产生的从众行为。“羊群效应”是由个人理性行为导致的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的一种非线性机制。

羊群行为是行为金融学领域中比较典型的一种现象,主流金融理论无法对之解释。经济学里经常用“羊群效应”来描述经济个体的从众跟风心理。羊群是一种很散乱的组织,平时在一起也是盲目地左冲右撞,但一旦有一只头羊动起来,其他的羊也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顾前面可能有狼或者不远处有更好的草。因此,“羊群效应”就是比喻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从众心理很容易导致盲从,而盲从往往会陷入骗局或遭到失败。

羊群效应的出现一般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上,而且这个行业上有一个领先者(领头羊)占据了主要的注意力,那么整个羊群就会不断摹仿这个领头羊的一举一动,领头羊到哪里去“吃草”,其它的羊也去哪里“淘金”。

二、羊群效应是好还是坏

羊群效应带来的是盲目上马的项目和没有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而导致的模糊的前景,甚至会分散一个公司的精力。正所谓,没有免费的午餐,把握好羊群效应带来的利弊才能做成正确的决策,选择肥沃的草地。羊群效应就是比喻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从众心理很容易导致盲从,而盲从往往会陷入骗局或遭到失败。

但是,任何存在的东西总有其合理性,羊群效应并不见得就一无是处。这是自然界的优选法则,在信息不对称和预期不确定条件下,看别人怎么做确实是风险比较低的(这在博弈论、纳什均衡中也有所说明)。羊群效应可以产生示范学习作用和聚集协同作用,这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对他人的信息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凡事要有自己的判断,出奇能制胜,但跟随者也有后发优势,常法无定法!

羊群效应还是一种减少研发和市场调研的一种策略,现在被广泛的应用在各个行业上,也叫做“Copy Strategy(复制原则)”。当一个公司通过调研和开发而投放市场的产品,会被对手轻易的复制而免去前期的研发成本,是加剧竞争的一个来源之一。

三、羊群效应的主要原因

引起羊群效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不完全、对名誉以及报酬结构的考虑。

1、基于信息不完全

信息可以减少不确定性,投资者获得准确、及时和有效的信息就意味着可以获得高额利润或者避免重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在现实市场中,信息的获得需要支付经济成本,不同投资者获得信息的途径和能力各不相同,机构投资者拥有资金、技术、人才的规模优势,个体投资者在信息成本的支付上远远不能同机构投资者相比。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机构投资者比个体投资者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个体投资者在获取有效信息和获得投资收益时处于不利地位。个体投资者为了趋利避险、获得更多的真实经济信号,将可能四处打探庄家的“内幕消息”,或是津津乐道于“莫须有”的空穴来风,在更大程度上助长了市场的追风倾向。

2、基于委托代理人名誉

Scharfstein(1992)等提供了基金经理和分析师基于名誉的羊群效应理论。由于投资经理的能力是不确定的,对名誉的担忧就产生了。

代理人1在得到“收入为高”的信号后进行投资。由于代理人2关心的是他的名声,不论信号如何,都会采取和代理人1一样的投资策略。因为如果决策正确,他的名声就得到增加;如果错误,则表明要么两人都是愚蠢的,要么两个人都是聪明的,但得到了同样的错误的信号,这并不损害其名声。如果采取不同的决策,委托人就认为至少有一个人是愚蠢的。因此代理人2会一直运用羊群策略,而不管他和代理人1之间的信号差异。

如果几个投资经理相继做出投资决策,每个人都模仿第一个进行选择的投资经理的决策。最终,如果投资是有利可图的,好的信号将占优。私人信息最终将不会体现在投资决策中,因为所有投资经理都会跟随第一个投资经理做出决策。于是,这种羊群效应是无效的。而且,它是脆弱的,因为,后面的投资经理的投资行为会因为第一个投资经理所收到的一点信息而改变。

3、基于代理人报酬

如果投资经理的报酬依赖于他们相对于别的投资经理的投资绩效,这将扭曲投资经理的激励机制,并导致投资经理所选择的投资组合无效(Brennan,1993)。

Maug(1996)等考察了风险厌恶的投资者,其报酬随着投资者的相对业绩而增加,随着投资者的相对业绩而减少。代理人和他的基准投资经理人都有着关于股票回报的不完全信息。基准投资人先进行投资,代理人观察基准投资人的选择后选择投资组合。基于前面的信息不充分的羊群效应模型,投资经理的投资组合选择将倾向于选择和基准投资人相近的投资组合。而且,报酬制度也鼓励投资经理

模仿基准投资人的选择,因为,如果他的投资绩效低于市场的平均投资绩效,他的报酬将受到影响。

四、行为与理性的对立统一

羊群行为是出于归属感、安全感、和信息成本的考虑,小投资者会采取追随大众和追随领导者的方针,直接模仿大众和领导者的交易决策。

当市场处于低迷状态时,其实正是进行投资布局,等待未来高点收成的绝佳时机,不过,由于大多数投资人存在“羊群效应”的心理,当大家都不看好时,即使具有最佳成长前景的投资品种也无人问津;而等到市场热度增高,投资人才争先恐后地进场抢购,一旦市场稍有调整,大家又会一窝蜂地杀出,这似乎是大多数投资人无法克服的投资心理。如何尽量避免跟风操作呢,我们的建议是:投资人结合自身的投资目标、风险承受度等因素,设定获利点和止损点,同时控制自己情绪来面对各种起落,加强个人“戒急用忍”能力,这样才能顺利达成投资目标。基金投资虽然不应像股票一样短线进出,但适度转换或调整投资组合也是必要的,因为有些风险基金是无法避免的,如市场周期性风险,即使是明星基金也必须承担随着市场景气与产业周期起伏的风险。设定获利点可以提醒您投资目标已经达到,避免陷入人性贪婪的弱点,最终反而错失赎回时机,使获利缩水。设定止损点则可以锁定您的投资风险,以避免可能产生的更大损失。当基金回报率达到损益条件,您就应该判断是否获利了结或认赔赎回。设定获利点和止损点的参考依据很多,一般而言,投资人可以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度、获利期望值、目前所处年龄阶段、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所在的市场特征加以考虑,同时定期检查投资回报情况,这样才能找出最适合自己投资组合的获利及止损区间。这里特别强调每季度的定期检查,基金投资适合懒人,但仍须每季度检查基金表现、排名变化、投资标的增减,为最终的赎回或转换提供决策依据,以免错失最佳卖点或过早出局。需要指出的是,当基金回报达到自己设定的获利点或止损点时,并不一定要立刻获利了结或认赔卖出,此时应评估市场长线走势是否仍看好、基金操作方向是否正确,以及自己设定的获利点或止损点是否符合当时市场情况,再决定如何调整投资组合。如果是因为市场短期调整而触及止损点,此时不宜贸然赎回,以免市场马上反弹,您却因为耐性不足而卖在低点。如果基金业绩在同类型基金中表现突出,同时所在市场长线也看好,只是因为短期波动达到止损点,此

时如果能容忍继续持有的风险,或许您应该重新设定警示条件,甚至可趁机加码,达到逢低摊平的目的。反之,当市场由多头转为空头已成定局,或者市场市盈率过高,市场风险增大时,无论是否达到获利点,都应尽快寻求最佳赎回时机。

参考文献:

1、梅国平、聂高辉:我国股市羊群效应存在性的实证分析.金融与经济,2009(9).2、薛耀文:对我国证券投资者投资行为的思考.中国软科学,2002(2)

3、祁斌,袁克,胡倩,周春生.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的实证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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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的羊群效应 篇3

投资基金的“羊群效应”是资本市场中投资基金的一种群体行为,是指众多投资基金相互模仿,对同种或同类证券采取相同的投资交易策略,即许多不同的投资基金在同时买人或卖出同种证券。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随着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张,投资风格也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然而各基金虽然名称迥异,其实质上的投资特色却差别不大,众多基金所持重仓股高度趋同,操作手法也非常类似,也即基金的“羊群行为(HerdBehavior)”。证券投资基金的羊群效应对资本市场的稳定与投资者的利益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来自金融市场中的大量证据显示,参与羊群行为对于主体不利,积极参与羊群行为的投资个体在市场中获得的收益率比较低。同时,羊群行为程度和股票价格波动之间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这使得许多学者认为羊群行为是导致市场价格波动过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对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外国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对金融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羊群行为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

因此,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对整个市场而言,非理性的羊群行为的存在都是不利的。为了控制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有必要研究羊群行为形成的原因。只有对羊群行为的成因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之后,才可能对症下药,找到相应的控制方法。

我国理论界对于羊群行为的研究时间还很短,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出现一些理论研究,而且大都是对西方已有理论的引进,而在金融实务领域知之者却甚少。目前,除国际上已有的投资基金羊群效应研究成果外,我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的羊群行为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而专注于证券投资基金的羊群效应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成因的深入剖析,为投资者和金融监管部门等经济主体应对羊群行为提供控制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发展。

投资基金“羊群效应”的产生原因

现代投资基金中委托代理机制的设计是导致产生羊群效应的主要原因。

在现代投资机构中,存在种种委托代理机制的设计方式以对经理层产生正面的激励作用,并提高基金的业绩。但是,随着基金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影响基金业绩的因素越来越复杂,缺乏简便易行的方法来评价基金经理经营业绩的好坏和区分基金经理管理技能的高低,直接对基金经理进行评估存在许多困难。所以一般多采用传统的比较法——与其他基金经理的业绩相比较来评价基金经理的工作成效,这样,为了不落后于同行,一般的基金经理也会十分关注"领头羊"(业绩优异的基金经理)的动向,甚至出现追随、模仿其投资决策的动机和行为。尤其在投资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追随其他投资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以避免自身收入损失风险的增大将会成为许多投资基金经理的最优选择。

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不完善使投资基金发挥个性的空间较小。

我国证券市场制度的不完善,致使基金运作模式与上市公司行为特征相矛盾。从运作角度看,不同类型的基金风格实际上是按照投资企业的风格划分的,并且为了充分发挥多元化组合投资的优势,基金至少应分散投资到20个股票之上。但从我国上市公司情况看,由于改制不彻底和市场约束机制软化,相当部分上市公司产生了"国有企业复归"现象,以致上市越早的企业平均盈利水平越低。这种情况使我国股市缺乏足够的蓝筹股和绩优成长股,可供选择的投资品种较为有限。同时,大量的资产重组也使企业的经营情况和产业特征处于不稳定状态。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基金无法形成和坚持既定的投资风格,只能追逐市场热点,从而使多个基金同时买卖相同的股票。基金在进行投资选择时,一般都会集中在被普遍认为业绩良好、投资风险小、收益可靠和具有内在投资价值的股票上。热门股票通常被基金管理公司竞相持有,从而难以区分风格。另外,我国证券市场没有做空机制,限制了基金的投资行为。由于基金扮演的是受托人的角色,为了满足委托人的利益要求,他们具有普遍的、相似的谨慎动机。而在没有做空机制的条件下,只有等待股票价格上涨,才能实现资本增值,当市场进入阶段性的空头市场时,基金的表现则都显逊色。

基金的生存压力与基金经理人对于职业生涯的关注也是造成羊群效应的原因之一。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基金面临着相当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共同承担责备效应”(BlameSharingEffect)的存在导致了羊群行为。基金是一种代人理财的集合投资方式,但我国广大的基金投资者缺乏长期投资理念,将基金看作是短期内能为自己带来丰厚利润的工具,是一种“准股票”,一旦基金表现落后于市场或同行,或净资产值有所下降,就会遭到投资者责备和质询。在这种巨大生存压力下,某些基金不得不改变原先确定的长期投资理念,在运作上呈现从众和跟风趋向。基金经理如果采取同其他基金经理人相同的投资策略,则至少可以取得平均收益水平,于是他们会采取一定的短期行为,不断地追随市场热点进行买卖,因此出现了众多基金所持重仓股雷同的情况。在这一情况下,当某些股份或概念在市场上成为潮流或可能成为潮流时,不少基金经理也会因此而加入,以免自身业绩被市场大势或其他基金经理所抛离。另外,投资基金经理在经理人市场中的职业声誉是影响其职业生涯和从业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职业生涯中积累起的声誉一旦遭到破坏,会对基金经理的事业产生长期的影响。所以追随投资经验丰富的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将是经理们的明智选择。

信息因素致使投资基金经理层中存在羊群效应。

信息不确定能够导致羊群行为。投资者如果能掌握市场中的所有信息,那么他是不必通过观察他人的决策来决定自己的决策的。但是由于金融市场是完全开放的,而且不断有信息流入市场中,信息变化速度很快,信息变得十分不确定。此时投资者容易产生跟风行为,而且市场条件变化越快,羊群行为越容易产生。

信息成本过高也将导致羊群行为。在理想的市场中,信息是无成本的,人们可以获得任意想获得的信息。但是在实际市场中,信息却是必须付出成本才能得到的,有时,这种成本太大,以至于投资者虽然认为该信息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该价值并不一定超过必须支付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采取一种他们认为的“简捷”方式,从他人的交易行为中获取信息,这样很容易导致羊群行为。另外,相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基金之间相互了解、熟悉的程度很高,因此基金经理会经常、也更容易从其他基金经理的投资决策中获取信息,作为自己投资决策的借鉴和参考。由于许多投资基金具有相同的信息来源,特别是在行业中有一些基金经理被认为具有较灵通的消息因而成为其他基金经理的信息来源,所以基金经理在依照相同的信息进行决策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定的共性,从而导致一种"投资趋同"。

从历史上看,基金投资风格的设计仅着眼于与当时的股市行情紧密相关。

在“5·19”行情和持续一年的大牛市,与之相对应的是积极投资风格;而1999年下半年和2001年下半年以来的股市调整,平衡型、价值型投资风格则较为突出。可以说,我国基金投资风格的初始设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当时的股市行情而定的。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一旦股市行情发生逆转,上述为特定行情而定制的投资风格就难免缺乏持续性和连贯性,于是造成多数基金最终失去所谓的投资风格而成为随大流的品种。

对羊群行为成因的思考以及控制对策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制度设计的缺陷,出于对声誉和薪金的需求,信息的不确定性,信息成本过高都可能导致证券投资基金羊群行为的产生。这些对于人们掌握和控制金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因而对于中国的证券市场的规范和投资者的理性投资理念的建立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监管部门来看,羊群行为对于市场稳定具有消极的作用,全市场范围的羊群行为还可能引发深层次的金融动荡。因此,要减少这种非理性的行为产生,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培养理性投资理念。

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应当是我国证券市场上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的领导者,应当积极借鉴和吸收金融学的新成果,并将其运用于实际。我国证券市场同成熟的证券市场比较,还是一个新兴的证券市场——历史短、不规范。传统金融学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证券市场是低效率的。不规范的市场必然和低效率联系在一起。在低效率的市场上,基于传统的金融学投资理论的基金投资策略将很难成功。因为满足发达证券市场投资理论的一些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并不存在的。如果在中国证券市场中,采取传统投资理论指导的消极投资策略,那么基金的业绩表现必然落后于大盘。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中,一些采取积极投资策略的基金也并未取得优于大盘的业绩。原因在于证券投资基金过于注重成长投资,导致选股不当和过于重仓某几只股票,而且没有进行必要的价值投资。因此,考察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行为特点,制定科学的投资策略,培养理性投资理念是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面临的一大课题。

2.制订合理的投资基金绩效评估体系,修正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结构,在衡量业绩时还要衡量多方面的能力,如考虑创新性、设置工资水平下限、对赢利者设置额外奖赏。这种方法对基于声誉产生的羊群行为将十分有效。中国目前的证券投资基金由于对基金管理人员的报酬标准单一化,导致了各种基金投资风格的趋同性,使得大部分基金在大市上涨时,都采取了增长型的投资策略,平衡型的投资策略在市场中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一旦市场反转,这种策略相同的投资基金将陷入极大的风险之中。如果适当地修正报酬结构,将鼓励基金投资风格的多元化,降低基金整体的风险。

3.降低各种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组织方面的限制;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增加信息的透明度,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在信息传递机制方面,加强我国股票市场的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尽量控制内幕交易,防范一些投资者在信息获取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驱使其他投资者观察推测所谓的还没公开的信息是否存在,由此导致羊群行为的产生,给市场的"先知先觉者"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使"后知后觉者"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另外,也要防范投资基金利用资金优势与上市公司联合制造虚假信息,而导致引发其他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

4.加快金融市场的制度和法规建设,发展指数期货等多种金融工具,为投资基金开拓更广阔的投资空间。基金的运作(特别是开放式基金)要求资本市场提供合理的避险工具。比较完善的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将为基金投资提供大量的盈利机会和防范风险、对冲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风险)的便利条件和有效手段。同时,推出有效的做空机制将给投资基金带来更大的操作空间,避免基金的操作手法趋同性。此外,还要完善相应的法规,严格禁止市场操纵,防止利用资金优势和持股优势制造虚假的市场参数。

会猎 天使投资的群狼效应 篇4

策划|杨政文执行|杨政文 詹腾宇录音整理|王佩枚图|老赵 Patrick_T

9月1日,深圳网谷咖啡厅,下午两点不到,马耀光便带着他从硅谷拉来的创业团队项目路演。这是一个小型空气传感器项目,项目负责人艾伦(Alan Uraz)一大早便与马耀光一次次地预演PPT,希望在路演中能寻找到感兴趣的合作伙伴。进入咖啡厅,艾伦一身黑色西装,领带打得像模像样,马耀光衣着却相对随意,在介绍来宾时,马耀光开玩笑说:“今天我做艾伦的翻译,他是主角,希望大家都关注他带来的项目。”

“想过在雾霾严重的室内随身携带笨重的空气监测装置么?来自硅谷的艾伦团队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一个能用于可穿戴设备的小型空气检测传感器,它可以检测空气中可能存在的多种有害气体。”不久前,艾伦刚刚荣获黑马大赛新材料硅谷比赛冠军,很快将参加黑马大赛决赛。艾伦打算在6个月内将这款传感器投入生产,这次马耀光带他来深圳路演,便是拉近项目团队与中国投资人之间的关系。

项目路演中,艾伦的表情有些羞涩,但并不影响他的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虽然一直从事市场推广,他的身上却没有一些“市场客”常见的江湖老油子习气。台下的天使投资人,不时地追问着项目的一些细节,从自己理解的角度对项目提出咨询和质疑。场面上,活动组织者不时招呼着来客,这些活动多借用一些不大的场子,比如一家咖啡厅,将众人聚合起来,日积月累,水滴石穿,他的天使投资也越做越活,人脉圈子也越滚越大。

抱团,出海

蓝色的海洋,火热的心,“蓝天使”穿梭于中美两地,要把硅谷的项目带来中国,让中国的天使人走出去,他要做敢于吃螃蟹的投资人,在抱团与竞争中共赢。

马耀光是奔忙于中美两地的著名投资人。1998年,他去了美国,怀揣着一份成就大业的梦想在异域闯荡。经过十余年的创业,他从高手如林的硅谷创业团队中分到一杯羹,做上了硅谷航海计划创业导师。艾伦的团队,便是他在今年3月在硅谷的一次路演活动中发现。“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雾霾状况十分严重,艾伦的项目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看好他的创业模式,对他们公司注入了特别的关注。”

马耀光在中美两地间来回奔忙,他要做的事情,便是帮助中国企业在美国走向成功,同时也帮助美国企业来中国发展。这一切,得益于近年来他跻身于天使投资行业。

谈到艾伦的项目,马耀光承认,项目目前还处于研发阶段,不过他强调说,天使投资是最早期的投资,风险极大,但乐趣也在其中,回报自然丰厚。艾伦的团队来中国,马耀光是领投人,他还要代表这个团队在融资和其他方面协调好关系。“国内会有一些企业对项目感兴趣,由我们再来帮助艾伦他们协调整个投资过程。”

与大陆投资人的交往,始于天使投资群的一些线下活动,从认识到生意往来、项目共享,他们成为私交深密的朋友,马耀光认为天使投资已经告别了过去的单人独闯天下的时期,迎来共享共投的抱团时代。“我发现好的项目就会推荐给别的天使投资人,我们各式各样的天使投资会每个月都有交流,现在网络这么强大,每天都有信息发布,有兴趣的人会与我们主动联系。”言谈中,马耀光的合作伙伴,津梁创业创始人谢宏中不时地提醒,美国一个两百万的项目需要两人共同商议。

中国诞生第一个天使投资人的时间不超过十年,真正意义上的蓬勃发展,还是过去三四年的事情。与发展兴起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相比,中国的天使投资显得十分稚嫩。“与美国庞大的规模相比,中国的天使投资人不超过两千,还处于刚刚起步的婴儿时代,不过,正是这样的差距,也为中国带来极富想象的发展空间。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市场空间更大,十万、二十万的天使投资人需求太正常不过了。”敢于承受风险,毅然投身这个行业,马耀光并非凭一时冲动仓促决定,他看好这个行业,也看好自己,以及他的天使联盟团队。

往来于两个大陆之间,马耀光发现,两地的创业团队有着不小的差距。美国的团队倾向于讲真话,这得益于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反观中国,信用制度的建设还不是十分完善,一个早期的创业团队要得到天使投资的信任很不容易,谁也不愿意投资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团队。而美国的天使投资人可以很轻松地相信创业者的话,只要有料,他们的团队拿到投资并不困难。与艾伦相处这段时间,马耀光便发现他是个讲话坦诚的人,诚实到了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地步。在这一点上,马耀光看准了艾伦,“对于天使投资人来说,除了项目,背后最关键的就是创业团队,他们的性格和做人做事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投资人的愿不愿意继续合作。”

介绍完艾伦的项目,马耀光向在座的同道表达了合作意向,希望有看好项目的投资人能联合投资,发挥中小天使投资人资金小而灵活的优势,积少成多,同时也能有效降低投资风险。毕竟,船小好掉头。

在美国待了十几年,马耀光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便是把美国制度上的优点、好的做法和好的团队带到中国来,做一个国际天使投资人。“我的做法就是把美国优秀的创业团队介绍到中国来,告诉他们不管中国的投资人投不投,我作为国际天使是愿意投的。”马耀光这样做,就是要让大家放心,他所选择的创业团队是可以放心的。不过,投资都有风险,抱团投资被他视为早期投资分担风险最好的办法。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风险共担,总比单个人去冒险风险系数低得多。“这是以不同的拥有资源的投资人共同帮助项目成长的一种合作模式。”

“合投可以避免失误,大家相互帮忙。合投对于项目早期投资来说是最好的,也是比较科学的方式,除非你是超级天使,手头上有很多资金,可以一个人玩这个游戏,否则将面临极大的风险。中小天使投资人的资金不是特别充足,大家合在一起,像筷子原理一样,一把筷子的力量远远大过一根筷子”。马耀光将合投模式形象地称为筷子天使投资。

抱团,出海,合投,已经成为马耀光的投资理念,“今天我们把硅谷的团队介绍给中国天使投资人,我们大家一起投,希望国内的天使们要敢于吃螃蟹,跟着我这个在美国生活过的天使投资人一起投资,他们就出海了,否则,他始终只是国内投资者。”马耀光喜欢尝试,把风险投资引入海外便是他的兴趣所在。

投资界,不仅要抱团合力,也要学会借力。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是马耀光的顾问。这些人身上的光环耀眼,让人很难看清他们,也更难走近他们。作为青年天使投资人,马耀光希望能学习老一辈投资人身上的闪光点,不过,投资界每一天都会产生出新的想法和新的商业模式,老一代的思维模式并非能够时时跟得上、玩得转。在天使投资界,也不是年纪越大越好。尤其是到了互联网时代,“一定要跟上90后,要跟90后做朋友,要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投到更好的项目。”马耀光坦言,90后是他目前最为关注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往往是颠覆的一代,天使人与他们的距离和鸿沟必须通过最深刻的理解和交流才能缩小并填平。

一个行业,互相帮助,共赢共存才是常态。中国市场最大的特点便是规模巨大,潜力无穷,就目前这两三千个天使人投资人来说,扩大到十万的规模,形成相当于美国“全民天使”的氛围,对满怀憧憬的天使人来说,确实是不小的诱惑,而另一方面,太多的创业团队融不到资,这个蛋糕也足以着吸引无数企业家转型做天使投资人。

看到这一趋势,马耀光和他的合作伙伴联合发起蓝天使会,他任共同主席。“联合是大趋势,天使投资界应该共赢。”“就好像男女谈朋友一样,有太多的女孩子你可以找,男孩子之间自然形成一种无形的相互竞争。对女孩子来说,适合她们的男朋友才是最好的,而男孩子也有很多女孩子可以选择。”马耀光经常用男女处关系来比喻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的关系。

股权众筹

如今,众筹成了最热门的一个词,在天使投资界,抱团、众筹也成为一种时尚,当然,它不仅仅是一种时尚,它是吸纳民间资金以小博大、分散风险的最佳筹资模式,也是最接地气的一种资本运作方式,有着特殊的“亲民”气息。

深圳创业津梁平台创始人、云筹创始人谢宏中与马耀光合作投资了时尚空间的一个项目,做美容美发,他也是董建强的创业咖啡联盟成员,几人经常聚集在一起谈天论道,合作投资项目,分享投资经验。和很多投身天使的人一样,谢宏中数年前便看准了移动互联时代的创业大趋势,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扶助创业者实现人生梦想。

2011年,谢宏中离开曾经供职的万兴软件,与一个朋友商量,准备拿三千万元开展天使投资,投资一些有前景的产品创新型初创企业,“我们在寻找投资项目的过程中,发现想做早期投资的人很多,但都缺少高质量的项目来源。那些想做天使投资的人,他们并不一定有很高的知名度,也不可能每个人都为了几百万元的投资意向而到处传播或做广告,社会上没有多少创业者知道我们有这个投资的意向与能力。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商机,出于满足创业者和投资人的服务需求,创立了深圳津梁创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最初定位的时候,谢宏中是打算专门为产品经理创业服务的,他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博文《产品经理的创业宿命》。后来谢宏中发现产品经理们具有的良好的产品意识和创业经验,不但可以帮到其他产品经理出身的创业者,更可以帮到那些产品观念比较薄弱的研发人员、市场人员出身的创业者。

2011年11月,谢宏中创办深圳津梁创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创业投资和融资咨询服务工作。开发了业内首个商业计划书在线向导系统,发展了上百名投资导师,定位为创新型创业者的软孵化器,区别于那些主要提供场地支持的硬孵化器,帮助早期创业者优化商业计划、完善产品设计、加强融资策划、获得创业投资,对于符合自身投资方向的项目,也直接进行投资。

《国语》云:津梁之上,无有难急。(津,指渡口,梁,指桥梁。津梁,意指学习与达到的途径。)“创业津梁”,本是二十年前谢宏中开办洪钟新技术咨询中心时编辑的内刊名字,至于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内刊名,是受到了他的忘年交程仁卿先生的启发。程仁卿在解放前,是近代享誉台湾文坛的张漱菡的启蒙老师,1989年程老的学术著作《诗学津梁》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谢宏中刚刚结识程老,深受熏陶,就采用了这个名字。

谈到合投,谢宏中显得兴奋异常,他将合投定义为某种形式上的股权众筹。众所周知,传统的天使投资要做一个项目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看得懂、投得起、帮得上,天使大佬们投资以后还要合作参与项目管理。谢宏中认为,这是导致天使投资发展较为缓慢的原因。 面对数量庞杂的项目,大佬们往往分身无术,“假如今天这个空气净化项目给薛蛮子就很难做,他人在北京,为了这100万的项目深圳北京两地跑不值得,况且,这样的项目他也不一定懂。招不来大佬投资,那就合投。我们和老马就可以分工协作了”。在谢宏中看来,所谓的合投其实就是众筹,这是天使投资的最佳实践,有可能掀起中国天使投资的新热潮。

现在,太多的光环笼罩在中国超级天使投资人身上,而美国仅仅西部就有32万天使投资人,“你数数中国有多少熟悉的天使投资人,薛蛮子、李开复、雷军、徐小平,往下再数几十个,还很轻松,再往下呢,数上百个,上千个,就没那么容易了。其实,天使投资这种事情应该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你可以做天使,我也可以做天使,只要你对看好的项目有投资能力,有一个完整的组织结构控制项目风险,这就可以了。股权众筹就是这样一个机构。”所谓天使,用的也是自己的钱,体现个人决策的特征,只是,后期的VC、PC结合了机构投资,这与早期的天使投资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投资界,林富元的《天使投资》颇大,曾在硅谷打拼的这位台湾投资家,将天使人描绘得田园般的美好和侠义:天使投资是一种文化,不是制度,在硅谷非常普及,很多人包括牙医都是天使投资人。林富元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工程师, 1976年在一个哥哥的介绍下,误打误撞做了天使投资。“纯正的天使投资通常就是这样开始,例如有一天你好好地坐在家里或者你跟朋友吃饭时,朋友就会说某某人现在做一个什么事,你有没有兴趣投资。”

对于股权众筹,谢宏中给出了定义:创业企业通过出售股权向公众募集多份小额资金,每个投资人只需要投入本轮融资中的一小部分,即可成为融资企业的股东。作为2014年互联网金融中最耀眼的业务,股权众筹这种创业企业融资形式,受到市场热捧,也受到了很多职场人士的高度关注。“职场人士参与股权众筹,成为创业企业的股东,不但可以享受到企业成长的红利,还可以给予项目在人脉、渠道、业务、技术等方面的帮助,参与一些专题研讨、战略分析和公司治理的工作”。股权众筹,对于职场人士,最大的吸引力便是帮助实现他们心中的创业梦。

喝杯咖啡,聊聊投资

如今,形形色色的社交平台成为天使投资人的人脉聚合场所,在这里。在资本市场这个丛林里,这里可以把“狮子”与“群狼”聚集到一起,没事儿,喝喝咖啡,聊聊投资。

现在,创业天使们习惯于将投资会放在咖啡厅里举办,这样的氛围轻松愉悦,也更接地气。在这样的圈子里,马耀光和好友谢宏中、董建强都是常客,他们都是创业咖啡联盟的成员。从2010年开始,创业咖啡馆业态兴起。从杭州、北京、上海、深圳,到武汉、南京、长沙、济南、郑州,创业咖啡馆从一线城市燃烧到各地省会城市。

为了方便创业咖啡馆之间交流,深圳起点咖啡创始人董建强发起成立“中国创业咖啡联盟”。他发现,每个创业咖啡馆都有有限的服务半径,为了将线下咖啡馆的服务资源进行整合,为创业者提供无缝的链接,同时为了方便创业咖啡馆之间的信息交流,提升创业服务的水平。2012年,董建强联合全国13个创业咖啡馆发起成立“中国创业咖啡联盟”,这里群集了中国最活跃的一批天使投资人。

“我们现在会和大的投资人做一些交流,中国创业咖啡联盟也在做一些创业服务峰会,邀请他们去做项目路演,他们也会在我们推介的项目里面筛选,做一些导师型的创业服务。”在交流中,董建强快速务实,他的风格对基于过往从业经验判断项目走势带来了冲击。“我们是非专业的、草根的投资人,在做项目判断的时候视野还不够,必须了解大的投资人认识和发掘项目的偏好,看重哪些要素和偏好行业等等,这样除了能了解行业趋势,还能学习他们对投资业务的理解,提升我们投资的专业度和判断力。”

董建强享受与创业者聊天,开拓眼界的过程。“他们思想非常活跃,每天接触那么多新鲜的事物和理念,我跟他们交流其实是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我在行业里面有自己的圈子人脉、经验知识,但这些是没有尽头的。”这是董建强发起“创业咖啡”项目的缘由之一,借咖啡做载体,以创业为根本,在交流与服务中提升自我,为创业者做项目、投资人及导师三种资源的整合。“每天就在里面,喝咖啡、交流碰撞思想,这是非常好的生活模式。目前我们以线下聚会为主,线上比较少。”

2012年的一次创业者项目路演,董建强与网佳创投创始人唐滔等人相遇并迅速建立关系,召集活动,分享管理与项目信息。“后来我们发现做活动的时候人很多,不做活动就没有人了,创业者依然苦闷,找不到可以交谈的对象。”因此董建强提议“人人都做天使”,“只要你一年能拿出个两万五万,你也是天使。我们提倡去掉天使投资的光环,把‘天使就在你身边’的理念贯彻到每个人的心中。天使不一定必须投钱,跟你聊聊,把观念、时间或资源注入进去,就是天使。”董建强们的努力让天使投资泛化,低门槛化,为中小型创业者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空间。

董建强正有意识地不让自己的工科生思维、职业惯性和工作经验影响投资,“一个创业项目,项目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我认为他对我的冲击是其实人比项目更重要。看人,是我未来投资需要去完善的能力。”未来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医疗、健康、教育、金融、培训、餐饮等生活服务类项目,基于物联网的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车联网项目,基于新媒体技术的创意文化产业项目都是他的投资目标。董建强对未来踌躇满志,“喝杯咖啡,顺便聊聊吧。”

马耀光

人称老马天使(Vincent),

现任美国美盛投资中国区总裁,

美国蓝天使创投会(BASIC)共同主席,

中国创咖联盟创始理事。老马喜欢蓝色,他的天使之心却是火红的,他要让中国的天使们也飞向国际。

谢宏中

前海云筹创业投资云平台创始人,

创业津梁创始人,

曾四度创业,

坚持“平台不是搭出来的,

产品才是王道”的理念。

董建强

中国创业咖啡联盟发起人,

深圳陕北商会副秘书长,

深圳贝塔咖啡联合发起人,

起点咖啡联合发起人。

他喜欢把两者倒过来,叫咖啡馆创业。

如果咖啡馆里有好的项目,

投资的综合效应 篇5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快速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的一大热点。本文将在现有理论文献基础上,对中国制造业的FDI产生的产业内溢出效应和产业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说明FDI的溢出效应大多是发生在产业间还是产业内。

一、我国FDI溢出效应的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有三种:横向效应、后向效应和前向效应。横向效应指的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发生在同一产业内。横向效应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渠道产生:第一,跨国公司通过示范效应加速本土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速度,有助于本土企业效率的提高;第二,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进入和存在,在东道国市场引进竞争,迫使国内同类企业采用更有效率的生产和管理手段;第三,经跨国公司培训的本地工人和管理者逐渐地从跨国公司流入本土企业,从而提高本土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

纵向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发生在不同产业间,其中又分为后向联系产生的效应和前向联系产生的效应。前者指的是处于产业下游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购买国内中间产品从而对上游的国内供应商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后者是指处于产业下游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向下游的本土企业销售产品而产生的溢出效应。

实际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负向外溢效应也同样存在。它可能出现在横向方面: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拥有比本土企业先进很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的进入和存在垄断了东道国原来的竞争市场,降低了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高工资制度,造成本土企业人力资本的减少和积累速度的减慢等。负向外溢效应也同样可能存在于纵向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排挤同业中的本土企业之后,在中间投入的采购方面,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这将导致本国中间产品或上游产品生产厂商受到排挤而发生生产能力的萎缩;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的技术标准远远超过国内下游企业的技术要求,从而使国内下游企业萎缩等。

下文就针对FDI的这几个效应,建立估计模型,用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检查上述分析的有效性。

二、 模型方法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采用道格拉斯函数模型,将FDI的横向效应、FDI的后向效应、FDI的前向效应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到方程中来,然后利用EVIEWS软件中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d, GLS)进行回归估计,来检验我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与制造业产出之间的关系。由于制造业的FDI占我国FDI总额的比重较高,约为67%,因此,回归模型选用1995年~2003年中国制造业里的28个行业的数据,其中1998年的数据缺失。估计模型如下:

是行业j在t-1时的实际产出,本文用以1997年为定基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调整的工业总产值数据来表示;为资本,用经1997年为定基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固定资产净值来表示;表示劳动力,用职工人数代替;为原材料投入,用经1997年为定基的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各年各行业的中间投入来代替,其中:中间投入=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应交增值税;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横向效应;表示后向效应;表示前向效应;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资产合计占我国全部企业的资产合计的比例表示。其中:=行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行业全部工业总产值。

行业j表示外商投资企业k的上游产业,表示行业j的产量供应给行业k的比例,k if k≠j是指不包括同一产业内的效应,因为这已经包含在横向效应里面(下文前向效应的公式也类似)。例如,假设纺织业提供占总产出30%的产品给家具制造业、30%产出给造纸业、40%产出给服装业,如果家具制造业、造纸业、服装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横向效应分别为0.2、0.1、0.1,则纺织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前向效应为:30%×0.2+30%×0.1+40%×0.1=0.13。的数据来自于1995年和1997年的投入产出表。其中1995年~1997年的用1995年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示,1999年~2003年的用1997年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示。根据投入产出表直接消耗系数表,由列的方向由上往下看,就可以得到。因为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并不是按照制造业28个行业进行编排的,为使本文数据的一致性,笔者将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按照28个行业进行了重新编排。

行业j表示外商投资企业m的上游产业,表示行业j的产量供应给行业m的比例,其中1995年~1997年的用1995年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示,1999年~2003年的用1997年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示。根据投入产出表直接消耗系数表,由行的方向从左到右看,就可以得到。下面的图1、图2、图3分别描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横向效应、后向效应、前向效应从1995年到2003年的变化比例。由图1可以看出,大部分行业的FDI的横向效应都增加了,其中增幅较大的有专用设备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增幅都在70%以上。此外,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增加比例达到609%,由于其增加比例远远大于图表中的其他行业,不方便在同一个图表中表示,所以没有在图1中描绘出来(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前向效应的增加比例达到657%,增幅远远大于其它行业,由于上述类似原因,因此也没有在图3中表示出来)。只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和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三个行业是减少了的。由图2可以看出,除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后向效应是减少(减幅较大,约为55%)的外,其他行业的后向效应都是增加的,其中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增幅约为110%,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增幅约为98%,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约为89%。由图3可以得知,大部分行业的FDI前向效应都是增加的,其中家具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的增幅较大,都在100%以上。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FDI前向效应是减少了的。

图1横向效应的变化比例(1995年~2003年)

图2后向效应的变化比例(1995年~2003年)

图3后向效应的变化比例(1995年~2003年)

三、 模型结果及分析

利用eviews的pool workfile,对方程(1)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

回归结果如下:

上述经济计量分析的各项统计检验(拟和优度检验、t检验和f检验)基本符合要求,回归效果较好。该模型检验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回归方程(4)的系数表明:第一,FDI的横向效应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成负向关系,FDI在我国产业内产生的是负的溢出效应,这是主要因为FDI带来的同行竞争对本土企业产生了挤出反应;第二,FDI的后向效应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成正向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上游的本土企业产生的是正的溢出效应,但是这种正效应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外商投资企业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或实行后向一体化战略,因而对上游的本土企业溢出不足;我国企业对溢出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强;第三,FDI的前向效应对我国工业总产值产生负的影响,即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下游的本土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是负的,不过这种负效应并不是太明显;第四,FDI的份额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成正向关系,说明引进外资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外部资源,是一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综合上面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1.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就业增加、出口增加、技术进步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2.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技术上和管理能力上的优势,在与我国的本土企业的同业竞争中一般处于上风,在某些行业我国的本土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还较大,学习模仿的效率不够高,因此FDI在我国产业内产生负的溢出效应。

3.我国多数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都会向上游的供应商购买中间投入品,出于对技术和成本的考虑,外企会给上游本土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人员交流,或协助他们提高管理水平,因此FDI在我国一般产生正的后向效应,但是这种效应不显著。

4.外商投资企业也可能给下游的本土企业提供支持,但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的技术标准可能会远远超过国内下游企业的技术要求,从而使国内下游企业萎缩等,FDI在我国产生负的前向效应。

参考文献:

[1]陈涛涛:《中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世界经济》,2003年第9期

[2][英]邓宁:H.《重估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益》,《管理世界》,1999(1)

[3]《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1》.《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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