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如何真正去行政化

高校如何真正去行政化（共9篇）

高校如何真正去行政化 篇1

摘要：关涉中国教育未来二十年改革与发展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在内部起草两年多之后, 于今年全国“两会”前夕以“征求意见稿”的方式面世, 其中提到的“逐步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尤为引人注目, 引发了人们的诸多疑问。例如, 取消大学行政级别与改变行政化管理模式是什么关系?行政权力应如何定位方有利于学术权力的发挥?“教授治学”究竟指向何在?大学里的党委书记、校长和教授在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中应是怎样的格局?在提倡教授治学、弘扬学术权力的改革中, 如何看待大学里行政人员、行政管理和行政权力?如何对待学者当官和官员进入学术机构的现象?等等。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先生做出的精彩回答引人深思, 发人深省。

《大学》:顾校长, 您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纲要》) 提出逐步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 从征求上来的意见来看, 出现了不完全赞成的观点, 您如何看待取消大学行政级别与行政化管理模式之间的关系?

顾海良校长 (以下简称顾校长) :当前我国大学行政化倾向或“官本位”现象确实具有一定普遍性, 但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探本溯源, 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成因, 我们要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等大背景中审视这个问题。事实上, 所谓取消行政级别, 并不是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全部内容。我国高校行政化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从整体而言, 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混同, 甚至是用行政权力替代或削弱学术权力;二是从个体而言, 体现不出教授在治学方面的权力, 用校长的行政权力代替教授的学术权力。因此, 我所理解的“去行政化”不仅仅是“去行政级别”, 而是包含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高校不允许用行政权力代替和削弱学术权力;第二种含义是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应以学术委员会为主, 以学术权力为主。武汉大学就是依循这样的“去行政化”含义来进行学术资源配置的, 不允许相应的行政权力包揽配置所有的教学资源和学术资源。在武汉大学, 校一级设学术委员会, 院一级设教授委员会, 所有学术事务包括课程设置、专业等, 都是经由院里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校的学术委员会通过的。校长不能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院长也不能担任院教授委员会主任。这里的关键是行政权力应该给学术权力以空间。

《大学》:那么, 要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 您认为, 行政权力的空间应该怎样自守?

顾校长:就像当初我们讲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一样, 我们现在要讲学校必须有行政管理, 但不能行政化。行政管理以及由此在大学存在的行政权力是有合法性的, 这是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转变所自然赋予的。古典大学时期教授治校的传统是无法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的。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转到大众化阶段, 这给高校行政管理带来了新的要求, 要求高校行政与大众化高等教育相适应, 高校治理结构中的行政力量必然会加大。因此, 我们不能拿精英教育的尺子来衡量大众化教育。

我们现在容易把教授治学、教授治校和教授治教混为一谈, 我坚持的是教授治学。教授治教在古典大学时期是可行的, 那时候, 校和学是不分的, 校就是学, 学就是校。最近看到《21世纪的大学》这本书, 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进入大众化的教育阶段, 学校结构的复杂化, 成为学校和社会共同的研修所。”作者把这看成是学校结构的复杂化, 按我们所讲的就包括产学研, 学校结构日益复杂化, 已经不是单凭教授力量就可以治理的了。所以我不赞成回到精英时期, 实行教授治校。我们看到, 在国外大学进入普及化阶段后, 行政的力量是在逐步加强的, 比如很多学校的校务委员会加入了官员、校友和校外人士, 不像以前的校务委员会只是教授和学生。因此, 大学中应该有专职的管理人员, 他们是行政人员, 履行在学校发展中的行政管理职能。

我的观点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 我认为除了去掉行政化的弊端, 还要让学校有专业化的管理人员, 包括校长的职业化。“去行政化”首先要求有职业化的校长和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 这样的校长和行政管理人员才能正确理解大学行政权力的边界。但问题是现在的中国校长或党委书记似乎谁都能当。没有经过程序化的训练, 没有经过专业的职业培训, 校长角色是很难胜任的。所以, 去行政化的关键不是校长的级别问题, 或校长是不是应该由行政官员来担任的问题。相反, 西方有不少大学的校长, 包括一流大学的校长倒是由行政官员来担任的, 不过都是由校长遴选委员会进行过相应评价的。比如,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萨默斯就是美国前财政部长, 有过行政管理的经历。因此, 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管理和行政官员。

《大学》:现在许多大学的行政领导同时也是教授, 有人认为这似乎也可以看做是“教授治学”。您认为, 《纲要》所倡导的“教授治学”应该是什么指向呢?

顾校长:大学需要教育家来治理, 也需要有教育思想的行政管理者, 包括大学校长。这里的教育思想不是一种单纯的学科思想或学科思维。如果校长更多运用学科专业理念来治校, 是肯定干不好的。比如校长是物理学家出身, 就用物理学的思维来治理学校, 用学科思维取代教育思维, 那学校的管理就会出现偏向, 是不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有时, 我们会在大学校长们论及学校治理时发现这种学科思维治校的情况。所以, 我们的尴尬是, 一方面缺乏教授治学, 另一方面教授又缺乏专业的管理支持, 或者说专职管理人员的支持。

我以为, 教授治学是学校学术资源配置的最本质依据, 是大学提高管理水平和学术质量、回归学术本位的根本, 学术委员会是教授治学的核心机构, 负责研究处理学校的学术事务。例如, 国家拨付到大学的经费应该如何配置, 它们在学科之间的分配应该如何?哪些学科是学校的重点发展学科或应予扶持的新兴学科, 等等, 都应该由学术委员会来决定。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的教授们, 熟悉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 对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有着较为深刻的、深邃的理解, 这是他们参与学校管理的突出优势和重要基础。尽管学术委员会的人都是有学科背景的, 但也会存在前面我们说到的学科思维, 也可能会为自己的学科争取更多利益。但是它毕竟是由众多学者聚集而成的学校的最高学术机构, 也就更容易从学科发展、学术发展、学校发展的整体利益全面考虑学术资源的整体配置。

校长治校需要把学校的行政资源配置好, 教授治学需要把学术的学校资源配置好。我认为, 其间的关键还不在于各自的担当者是否是教授或是行政领导, 行政领导与学者之间并不一定是决然分离的, 两者身份的合一并不一定就是必须, 但也不一定就是不能, 而在于这个担当主体的首要身份确认。目前而言, 我是学者, 但我更是校长。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大学教师, 我是以教师的资格和资历领导武汉大学的。所以, 我反复强调, 教授治学重在“五学”, 即学者、学科、学术、学风和学生等方面, 与行政职权是不一样的。

《大学》:在论及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张扬学术权力的时候, 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反对教授当官, 反对官员进入学术组织。您对此如何评价?

顾校长:网上曾经有个例子, 就是深圳好多教授去争处长职位。我觉得教授有这个意愿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如果教授认为自己的学术水平、专业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 希望用自己的专业付诸于实践, 甚至希望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我是比较理解和支持的。例如, 政府管理或公共管理专业的教授, 到企业、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两三年再回来工作, 再从事教学和科研都有很大的提高。国外相似的情况很多, 教授去当官, 然后再回来从事教学。比如哈佛大学就同意教授两年不在校, 去从事管理工作。如果两年后不回来, 教授职位就取消了。有的学术工作接触社会是有益的, 但有的人抱着趋利的态度去当官, 当官就是为了额外的利益, 这是需要抵制的。我赞成有些从事管理学研究、法学研究的人, 到实践中去。比如法学院的副教授到检察院、法院工作两年, 如果回来做教学科研也非常好, 如果不愿意返回来也可以, 只是必须建立妥当的选择机制。

《大学》:一些学校学术委员会不让校长或者院长进入或担当职务, 但校长或者院长本身也是教授, 这会不会剥夺他们的学术发展机会和专业发展权利呢?

顾校长:我们大学学院里教授委员会是最高学术权力机构, 院长不担任教授委员会的主任, 但可以作为委员。院长本身是对行政事务负责, 负责执行教授委员会的资源配置方案。而且院长也是学者, 对学院的学科、学术资源的更好配置是有经验的, 必须是教授担任院长。不过, 为了避免院长的学科思维和倾向, 必须通过教授委员会来配置资源, 以防止院长按照优先自己的专业来配置资源。教授有权制止院长按照行政资源进行学术资源配置。院长的主要角色是全权负责行政工作, 因为行政工作中包含着学术的内涵。方案由教授委员会来做, 院长有责任把方案执行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可以由院长提供方案, 然后经教授委员会来讨论决定。例如, 如果院长的研究方向不是学科主流方向, 也可以由教授委员会提出方案, 让党政联席会议来讨论通过资源配置方案。方式可以多样化, 涉及到权力制衡和资源配置的内核也是一种治理的方式。现代高校中主要矛盾就是学术和行政的矛盾, 校长过多地介入和包揽了学术权力。譬如校长整合学校资源争取院士, 获取科研经费, 利用校长职务帮助其所在学科点争取科研经费, 甚至是牺牲学校的部分利益, 等等。当了校长和书记, 理论上学术产出应该是递减的而不是递增的。但是我们的校长和书记还有行政官员, 学术产出递增, 这是不正常的。通过去行政化的思考可以看到, 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重点和答案会不一样。例如, 书记也许较少去谈学术自由。我在当书记的时候谈学术自由, 但做了校长后反而很少谈。不能造成向党委要权的感觉。

《大学》:您曾经提出“党委的政治领导、校长的行政管理和教授的学术权威组成高校的管理体制结构”, 能再给我们详细解答一下这种“三足鼎立”的内部管理体制吗?

顾校长:《高等教育法》规定, 校长是学校法定代表人和行政主要负责人, 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所以, 校长用的是职权, 党委是职责, 这是非常严格的。但他们都不应具有学术资源配置权, 只有学术委员会有权对学术资源进行配置。那么我们现在讲教授治学的主体是教授, 是以教授为主体行使学术权力并对学校学术资源进行配置和使用。校长尽管也担任教授, 但校长的职权不是配置学术资源, 而是用行政资源去监督学术资源配置是否合理, 并用行政权力去执行配置方案。例如, 学术委员会配置给物理系“985”经费, 校长 (院长) 要用行政权力去保障其执行到位。

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 讨论决定学校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党委要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 相当于董事会。但是大学和公司不一样的地方是, 公司总经理是不参与董事会的, 而校长是要参与党委常委会决策的, 而且还是决策的主要人物。因此, 校长既是决策者也是具体的执行者, 但是决策的时候为了保障决策的公平, 独立于校长之外的党委书记作为决策机构的负责人, 要善于协调自身与校长的关系, 促进党委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书记并不是校长之上的“一把手”, 书记是对党委常委会负责。我在武汉大学当书记的时候和校长公开说过三点:第一, 不召开校长不能参加的党委会常委会;第二, 校长不同意的干部人选不上党委会常委会;第三, 不批预算外的任何一分钱。我们现在有些书记总是干预学校的行政, 校长不同意的处级干部也可以上会讨论。《高等教育法》赋予校长以推荐权, 包括根据有关规定和程序推荐副校长, 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 拟订学校章程草案, 对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年度经费预算等行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工作意见和方案, 经党委会集体讨论通过后组织实施。

《大学》:如果要建立“高校理事会或董事会”, 其间的各种关系该怎样处理?我们提出的理事会或董事会似乎不同于国外的董事会, 您认为它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吗?

顾校长:现在所说的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和现行制度到底怎么匹配, 是不是理事会或理事会相当于捐款出资人, 是否包括政府、其他出资方等, 目前说得并不清楚。一般来讲, 理事会主要是检查经费使用的规范性、投入产出的合理性等问题, 不应干涉学校的政务。

我们可以从哈佛大学前任校长萨默斯干预学校典礼官的事例, 看到美国大学董事会的力量, 以及董事会、校长、教授之间的力量博弈。当时, 哈佛大学的老典礼官执意安排一个阿拉伯裔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讲话, 这让萨默斯很不高兴, 认为这会得罪公众, 尤其是“911”之后大家对阿拉伯伊斯兰裔的人怀有敌意, 他还劝老典礼官提前退休, 从而构成董事会对萨默斯的不满, 最后导致萨默斯被迫辞职。萨默斯的被罢免体现了哈佛大学董事会的力量, 罢免他的依据就是校长的行政权力过分扩张。萨默斯超越了校长的权力, 既用行政力量干预院长的管理, 而且还过分干涉学术权力, 不相信学术委员会的判断和能力, 教授们不答应了。教授、院长利用自己的影响对董事会施加压力, 最后使萨默斯不得不辞职。哈佛校长的权力很大, 但是这个权力不能触碰的是哈佛“学术权力至上”的传统, 这是哈佛人引以为自豪的东西。

《大学》:当前人们对行政化和学术自由之间是否存在误读?在高校管理中时常会遇到一些疑惑或矛盾, 比如, 行政部门会对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做出一些硬性规定, 包括研究生要发表多少文章才能毕业等, 这是不是行政干预学术的一种表现?

顾校长:这是对学术自由的一种误解。要达到学术自由必须进行学术训练。学术训练就需要学术规范以及从事学术的要求, 包括以行政规定方式施行的要求。我讲的学术自由, 包括三点:其一, 学者要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独立研究的成果。学术自由不是胡言乱语。我们现在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学者能对任何他懂或不懂的问题发表观点, 我想这不是学术自由的表现。学术自由就是要阐明自己深入研究的学术观点。其二, 学术自由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譬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有着重大而显著的社会性、历史性。所以, 学术自由表现为一种社会责任。学术观点的宣扬不仅是个人研究的结果, 而且要能够直面社会, 能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引领社会的进步, 引导社会文明的发展。能达到这种要求的学术自由表达就是有意义的, 不能达到或起到相反的作用的话, 这种学术自由的表达就是没有意义的。其三, 学术自由也是学术尊重的集中体现。尊重学者、尊重学术是学术自由的一种境界。学术自由不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学术自由也不是违反学术道德, 或者出现学术的失败、学术道德的败坏。学术自由是尊重学者、尊重学术的一种体现或者一种结果, 这种结果不是指本人, 而是所有的同行学者和不同行学者。尊重学术, 不仅是自己的学术, 而且包括所有同行和所有科学研究的学术。

要达到这样的学术自由必须经过科学的训练。科学而规范的训练是学术能力培养的过程, 作为一定时段内实施的大学教育, 自然会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一定要求的科研水平, 形成一定要求的学术研究能力。对诸如毕业论文之类的“行政”要求, 是为了保障学术能力的训练及其训练的合格标准。只不过我们的问题是在保障学术研究的规定上过于行政化了, 甚至用简单统一的标准去要求所有学科。比如历史学教授反对过早使用孤立的文献发表成果, 认为学生毕业不需要发多少论文, 能把古典文献读懂才是最重要的。不能读懂、考辨史料, 发文章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学生在读《四库全书》之类的古籍时有新发现就很了不起了。因此, 现在我们要反对的是把普遍的学术规则以及由此形成的行政手段力量与要求用到所有学科, 反对将一条标准用于所有学科。比如从事政治学研究, 可能大家认为2篇论文是不够的, 3篇才够;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文献资料不是很多的, 需要对现实问题做出回答;研究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 就得深入到基层去, 写3~5篇调查报告。如果要求我们中国所有的博士生都发文章, 那所有的杂志都不够用, 甚至会出现很多增刊、套刊, 乃至造假现象等。杂志违反规定办刊, 学生也是急功近利。因此, 必须根据学科的特征制定学术规范, 根据诚实的学术探讨以及培养过程的要求来回应学术规范。

学术规范的确是存在学科差异的。中国大学历来缺少近现代科学的训练和规范。旧中国大学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 甚至更窄一点的话主要是人文学科, 而社会科学沿用了人文学科的研究方式, 所以非常自由, 只要读书著述就可以了。武汉大学曾经对解放前的数百名学者进行过研究, 发现主要是以人文学科背景为主, 后来加入了少量的社科学者, 主要是国外回来的法学、经济学学者, 解放后理工科才逐渐发展起来。我们讲与国际学术接轨, 关键就是和国际上科学的研究规范接轨, 与西方的科学研究规范接轨。但是, 在中国, 科学一词本身歧义丛生, 国外学者就不理解。这里的“科学”指的是符合真理的正确的发展, 但不是西方人所讲的科学的涵义。

《大学》:学术要求自然要体现学科特色, 但不同学科在学校的发展状况不同, 且又与学校发展和教育部对学校的定位和管理有关, 这之间出现矛盾时该如何处理?

顾校长:现在这个矛盾确实比较大。一方面在学校内部管理层次上, “985”“211”大学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 主要以重点学科为主, 很难把许多新兴交叉学科放进去。比如物理和化学可以交叉, 物理和数学也可以交叉, 甚至物理和历史也可以交叉。于是有人提出不能根据学术力量来进行学科资源的配置, 而要依靠一定的行政力量。另一方面在政府管理学校这个层次上, 行政干预学术的现象确实存在, 也会影响到学校对本校学科发展的规划。例如, 通过学术委员会确定的、体现学校发展规划的优势学科平台申请, 报到教育部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 因为教育部要统筹考虑。以前有过先例, 南方某大学要成立中美研究中心, 后来另一所大学也要申报中美研究中心, 报到上级主管部门, 一纸批文下来说是重复建设。同样, 同样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只能设置一个, “985”三期也是把各大学的方案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最后行政拍板。这种审批、规定和定夺有行政干预学术之嫌。因为, 以不同的视角研究同一个问题是学术争鸣的需要, 但问题是我们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去做科研, 不一样的团队研究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行政资源的制约在根本上就是如何将学术资源真正让学术委员会来规划与配置, 这也是我们上面讲到的不要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揉在一起。比如, “985”大学和“211”大学的资金下来后, 应该由学校自己的学术委员会来负责分配资源, 由学者来决定资金如何分配, 最后以备案的性质上报就可以了。还是那句话, “去行政化”就是要去掉包办、代替和削弱学术权力的趋势。

《大学》:人们总是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作为一对矛盾体来看待, 您认为我国高校学术权力的正常发挥除了面临行政权力过大的问题, 还面临着其他什么问题吗?

顾校长:那就是政治权力不能干预学术权力, 不要动辄把一些学术研究定性为政治问题, 那会使得学术无法进行。在武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在敏感的问题上首先是定性为学术问题, 而不着急归为政治问题。学术探讨在自然科学范围内的, 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但在人文科学领域内的可能是没有办法验证的, 但也不能轻易做出政治判断。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可能在过去认为是错误的, 后来却发现是正确的。比如, 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市场经济会被认定为是方向错误问题, 但90年代后大家发现这类研究是正确的, 是需要的。自然科学研究失败了大家是认可的, 甚至是赞扬的, 称这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但人文科学研究失败了似乎就意味着研究者本人思想有问题、政治立场有问题, 整个人也有问题。比如, 把资产阶级自由化与个人学术观点联系起来。所以, 政治权力要给予学者较大的学术自由空间。《纲要》提出的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是需要政治权力和学术权力来共同维护的。

《大学》:在大学提倡教授治学、弘扬学术权力的改革中, 您认为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行政人员、行政管理、行政权力的存在?

顾校长:首先, 高校需要行政管理, 需要大学校长以及行政管理层合理运行行政权力。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不能要么太功利主义, 要么太理性主义。当我们说教育不能产业化时, 并不能推而广之认为教育不是产业 (我个人认为教育是产业) 。教育虽然不能行政化, 但是仍然需要行政管理。所以, 行政级别有没有不是关键, 作为校长本人是无所谓的, 但下面的行政人员必须按照行政官员的序列走, 否则他们就无所适从, 都给他们教授 (专业技术) 职称是不可能的。所以, “去行政化”显然不是去掉行政管理、去掉行政人员, 而是去掉两种权力的混同和资源配置的行政化。

其次, 学校的行政管理不应该沿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可以是项目负责人或者像西方大学的秘书等方式实施扁平化管理, 不一定是处长和科长序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规模和我们武汉大学差不多, 他们6万多学生, 但行政人员规模比我们多很多。他们的就业办公室就六十多个人, 而我们只有十多个人。他们的心理咨询中心大概八十多个人, 而我们专职的仅仅几个人。他们这些都是专职行政人员, 而不是教师。

其三, 从事学生思想工作的行政人员不能被边缘化。比如辅导员队伍主要赋予的是政治任务, 主要负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而没有把他们变成学生事务管理的专门工作人员。我们提出使辅导员变成学生事务管理的干部, 通过事务管理, 提高学生思想素质。不能孤立地看待辅导员队伍, 而导致其自我的边缘化。因此, 在武汉大学, 在新生入学教育、就业指导、实习等环节, 都尽力融入辅导员的工作, 使辅导员的工作变成了学生事务管理, 使学校的学生事务工作围绕学术和学生教育进行。

总之, 行政化的内涵必须讲清楚, 就如同教育产业化一样, 高等教育是产业, 是第四产业, 这是国际上都认同的, 但产业不能商业化, 不能市场化。同样道理, 我们不能把去行政化和去行政管理混为一谈。实际上, 大家反感的是行政权力湮没了学术权力、教授治学被削弱的现象, 想消除的是高校管理中的行政化弊端, 反对的是把机关的管理简单、完全地移植到以学术研究、教学科研为主导的高等学校内部。行政管理与教授治学、学术自由是不矛盾的, 关键是要让出足够的空间让学者进行自由的研究和教学。

《大学》:您最看好《纲要》中涉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什么内容?

顾校长:《纲要》正处于完善之中, 我最欣赏的是大学治理结构, 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内容。我认为, 治理结构是第一层次的创新, 主要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创新, 教育内容、教育开放性属于第二层次的创新。《纲要》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给予了肯定, 《高等教育法》规定这是国家举办的大学的基本制度。《纲要》在前面部分讲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 必须要注重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发挥教授的作用, 必须保证学者教书育人的自由。因此, 理顺治理结构是根本, 后面的十大工程项目和试点都是依据治理结构的调整和前面的改革方向而提出的具体实施措施, 属于治理结构下位的具体实施办法。

《纲要》在肯定制度安排的前提下, 对体制的创新、运行机制的调整留下了很大空间, 为教授治学、学术自由留下了宽松的环境。这预示着高等教育必然迎来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新局面。

《大学》:您这些深刻的思想和观点一定会引发读者许多新的思考, 而且对于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感谢您接受本刊采访!

高校如何真正去行政化 篇2

诸葛亮的评价1

尽管学者对于白帝托孤语的评价不一，但不难看出，以上诸论其实都具有一个潜在共识——即所有论者皆不否认诸葛亮本人对蜀汉政权与刘备、刘禅父子的忠心。正如明清之际的大学问家王夫之所云，诸葛亮之心，“必欲存汉者也”(《读通鉴论》)。不过，十多年前，沪上学者朱子彦先生根据汉末魏晋时代的权臣政治这一显著的历史经验，颇为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惊世之论——诸葛亮并不忠于蜀汉政权，而是作为专权之臣，把控朝政，并有取刘禅而代之的野心(《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文史哲》第5期)。朱文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指出，蜀汉政权内部有诸多人士对诸葛亮大权独揽产生非议(如廖立、李严、来敏、魏延等)。但是，由于这类人士是蜀汉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故其言论在史书中只是作为针对诸葛亮的“谤言”，而不被以往史家所关注;同时，蜀吴两国通过往来书信交流国政大事时，与吴主孙权对接者并非蜀主刘禅，而是诸葛亮，这一举动显然违背了君臣之职属;此外，诸葛亮死后，刘禅不再设立丞相，逐步“自摄国事”，也应是对诸葛亮专权的一种“报复”。

诸葛亮的评价2

由于此论颇为离经叛道，文章即出，也一度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毕竟，诸葛亮作为一位千古名臣，其道德与功业皆是有口皆碑，垂范后世。即便是陈寿撰《三国志》时，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稍有非议，认为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评语)，也会招致后人的怀疑。以致后世史家在《晋书·陈寿传》中以如下记载来“照应”其对诸葛亮的轻视：因为陈寿父亲为马谡参军，后其受马谡牵连而受“髡”刑，且陈寿又曾被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轻慢，所以陈寿出于报复的目的，故意贬低诸葛亮。

当然，诸葛亮并不是神而是凡人。因而，将其将其捧至不可侵犯与质疑之神坛，既不可取，亦无必要。况且，如朱子彦先生对诸葛亮忠心的质疑，在史料文献中并非没有根据。除了朱文中所引述的史实，笔者亦发现，早在刘备为汉中王时期，就继承汉制，设置尚书台作为直接听命于最高统治者的中枢机构;而蜀汉建国后，诸葛亮以丞相之职，录尚书事，即以外朝首脑的身份同时参与内朝尚书机构政务;同时，刘禅时代的尚书台首脑，也都是诸葛亮亲信。可见，蜀汉政治的中枢一直由诸葛亮控制。而且，正如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所言“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可见彼时刘禅在政治上并不独立，政令其实是完全出于丞相府。

诸葛亮的评价3

同时，在诸葛亮执政的时代，蜀汉的重点战略是对外作战，因而军国大事都是围绕着北伐进行，所以政权的最高权力，肯定也是由诸葛亮及其丞相府幕僚所把持。而在诸葛亮死后，这一惯例也得以维持，蒋琬、费祎等继承者也都凭借丞相、录尚书事的方式，实现外朝首脑对内朝政务的主导。因此，将诸葛亮视为权臣，其实完全可以成立，在此基础上进而揣度其是否具有僭越之心，从逻辑上看亦未尝不可

诸葛亮的评价4

不过，尽管诸葛亮的确作为秉持军政大权的权臣，并架空了蜀主刘禅;但诸葛亮也确实始终忠于蜀汉，并无二心。二者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后世学者之所以对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产生怀疑，进而对后者的忠心加以揣测，其实正是因为基于以上两个事实，而产生的不同理解所致。笔者认为，历史研究本就是基于史料记载所作的推演与再现，既然我们无法亲见历史，自然也就无法百分之百地还原历史原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结合其他历史经验与自身的经历来推测历史人物的动机与行为。可信的历史记载已经展现给我们的，是为兴汉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诸葛亮，如果抱定传统的道德动机论，我们当然可以毋庸置疑诸葛亮的忠心耿耿，况且诸葛亮留存于世的表章文字也都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古代士大夫忠君爱国之本心。但是，史书中也同样清楚地记载了诸葛亮大权独揽、架空刘禅的事实。结合汉魏时代波诡云谲的政治乱局，特别是董卓、曹操等权臣秉政对于帝国中央集权的强力冲击，这种“主弱臣强”的权力结构，很容易被后人“嫁接”或“代入”到蜀汉政治的现实中去，这也自然会使学者进一步怀疑诸葛亮大权独揽的意图。身居丞相高位，工作不分大小多亲历亲为，“自校簿书”，“罚二十以上亲览”，没有放手着力为蜀汉政权造就和培养后续人才，以致造成“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的局面。他最后选定姜维做接班人，也主要还是让姜维任事，对姜维如何定战略、如何处理内政，尤其是处理与成都朝廷集团的关系等方面，缺乏悉心培养指导。

诸葛亮的评价5

“那次我到成都去看武侯祠的时候，认为诸葛亮最吃亏的地方，就是没有解决好带人的这个问题，他就是太强调事必躬亲，但是实际上你要真带人干活，却都自己控制、把握着，别人就没法锻炼了。他那时候应该让姜维去主持战局，哪怕打了败仗再进行总结，也是好的。”

“像马谡，诸葛亮明确规定了你应该怎么做，你没那么做，果然错了，因此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但其实在某些局部战役上，就是应该让他自己去设计，回来咱们再复盘，这样的话他才会成长。说蜀中无大将，这个话没有道理，前一拨人太强了，老占着这个位置，你让后一拨人怎么有机会锻炼成将材?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后面年轻人的智商、才干，绝不会比前面的差!”

高校如何真正去行政化 篇3

一、“行政”与“官僚”的内涵

“行”与“政”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用最早见于孟子所著的《孟子·梁惠王上》, 有记载:“ (孟子) 曰:庖有肥肉, 厩有肥马, 民有饥色, 野有饿莩, 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 且人恶之。为民父母, 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2]此时这两个字开始连用, 产生了新的意思。行政意为执行政令、推行政务。英文“行政”为administration, 源出拉丁文administrare, 意为执行事务, 它在某种意义上与管理是同义词。在西方, 行政也称“公共行政”, 英文为public administration, 专指政府事务的管理, 以区别于私营企业的管理。而“官僚”一词在辞海中解释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 不了解实际情况, 不关心群众疾苦, 饱食终日, 无所作为, 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 不按客观规律办事, 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 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3]有的学者在使用“官僚”一词的层面上作了这样的阐述:管理机构的活动成了目的本身, 与形式主义相关;只对上级负责, 轻视客观规律, 唯长官和自己的主观意志办事;排斥拒绝不是本机构的人或者团体参与本机构的事务管理, 孤芳自赏, 不接受其他人或者团体的建议;在事务管理中, 服从的是长官和本机构的利益, 不考虑群众的利益, 任人为亲, 行贿受贿、弄虚作假,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与腐败关系最密切[4]。可以说, 官僚化是一个机构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 为了实现整个机构的私利最大化, 所形成的一种普遍的管理心态。可见“行政”一词是个中性词, “官僚”一词则是一个贬义词。因此, 面对高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创新能力日益萎缩、学术活动的空间日益缩小的现状, 去掉高校的“官僚化”是当务之急。

二、大学官僚化的现状及其危害

(一) 受官僚化影响, 大学的职能与目标呈现异化现象。大学官僚化的高校当以育人及研究学问为天职, 不过现实中的高校严重偏离这一目标。高校愈办愈像衙门, 表明当今高校官僚化的程度已经很普遍, 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严重地阻碍着高校的发展, 缩小了师生学术活动的空间, 阻碍师生创造力的发展。

(二) 大学官僚化的危害。

1.产生腐败。在高校说话最有分量的是校长和党委书记, 而不是学校的学术泰斗和专家学者。在学校校长和党委书记说的话, 就是金玉良言, 在人事罢免、奖励资金、学校发展、人才引进等方面拥有绝对权威。绝对的权威就会产生绝对的腐败, 在2009年, 武汉大学校长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收受巨额贿赂双双被捕。这一消息震惊了整个教育界, 高校历来给人们清水衙门形象, 如今崩溃了, 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发生在高校领导身上的腐败事件, 表明高校领导被官僚化后容易走上腐败的道路上。

2.影响学校发展前途。大学官僚化是官本位思想产生的结果, 大学的官僚化在现实性上的表现, 正如学者陈慧青和彭拥军所说:“校长角色相对模糊;行政机构庞大臃肿, 缺乏应有的管理效能:管理服务队伍衍生为特殊的利益团体。”[5]其危害表现为高校的领导往往集政务与学术一身, 校长职能就是管理学校, 保证学校秩序的正常, 如何保证学校的命脉———学术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如何使学校的发展前途更广阔。今日的校长, 更多的精力是应用到如何应对教育部对学校的评审中去, 如何申请到更多的课题, 或者是如何最快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领导们穷于应对上级对学校的各种评审和考核, 无暇静下心来思考学校的发展。领导占据着学术的位置, 会使学术研究经费分配不公, 领导们会利用职务之便, 占有大量的学术资源。这样就会挫伤教师真正研究学术的积极性, 同样也打击有学术潜力的年轻学者们的积极性。没有公平的竞争, 为了获得课题, 为了评职称发表论文, 他们不得不使用旁门左道, 因此学校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名利场。有人形容高校行政人员过多的现象是:“校级班干部一走廊, 处级干部一礼堂, 科级干部一操场。”[6]这只是数量上的刻画, 还不是观念和性质上的问题。行政人员过多不仅会给原本并不富裕的学校财政, 带来雪上加霜的沉重负担, 还会人浮于事, 办事效率低、办事不负责任。遇到难事大家互相推诿, 对于关乎学校长远发展的大事漠不关心, 关心的只是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职称评审。在做事的过程中, 形成文件主义, 不管是什么事情, 都要写成红头文件。然后由上而下传达, 对于文件的内容和要求是否落实到实处, 无人关心, 关心的只是文件是否传达到了指定的地方。对于文件的内容能否落实到实处, 就无人知晓了。

3.大学精神的失落。对于大学的精神有人这样描述过“大学不是风向标, 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7], 对于大学的精神这句话描述得恰到好处。但是, 用这句话来描述时下中国大陆的大学则不太适合。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大学, 都是跟着社会的风气跑的, 社会风气成了大学发展的指路灯, 社会要什么大学就提供什么。今日的大学是越办越像公司像工厂、领导成了老板, 教师成了员工, 学生成了产品, 最可悲的是重量不重质, 学生越招越多, 失业的毕业生也越来越多。高校之所以大规模扩张, 与其经济利益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能掌握学校经济利益的人, 莫过于从事行政的人员,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只要是能挣钱的事他们都会去做, 即使做的事与教育规律或大学精神相违背, 也无关紧要。大学精神对于他们来说一文不值, 能挣到钱才是最重要的。因此, 社会需要什么, 就提供什么, 这也成了在他们治理下的大学的发展方向。缺失大学精神的高校是可悲的, 它所进行的教育活动, 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谋财害命的方式。大学的发展不能用“教育产业化”这句与教育本质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来作指导, 而应以“真正的大学精神, 也就是纯粹为了研究对象而研究的精神”[8], 作为高校发展的指导思想。

4.人文精神的失落。高校领导贪污受贿的案例, 只是高校官僚化滋生腐败的冰山一角。而近些年, 高校不断地发生自杀、他杀或者是伤害其它生命的事情也屡见报端。大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而不能自拔, 也时有发生, 可见高校人文精神缺失的严重程度。这与大学官僚化密切相关, 所谓:“师者, 传道受业解惑也。”现在的师者们普遍不再传道受业解惑, 而是败坏师者形象, 追逐名利之风气。大学官僚化导致办事只重数量不重质量, 重形式不重方式, 形成刻板僵硬的作风。此风由上向下, 传遍整个校园, 引发大学校园的人文危机, 形成了官本位张扬而学本位低落的现象, 对此,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曾用五句话概括大学面临的人文危机:“模仿主义使大学的知识体系趋于板结, 实利主义使大学的精神面貌日益贫乏, 科学主义使大学的师道尊严残存无几、滥情主义使大学的学生心理脆弱偏激”。这是大学当今面临的困境, 走出这困境的第一步, 就是要探讨如何去掉大学普遍存在的官僚化。

三、去掉大学“官僚化”的策略

(一) 对学校领导的权力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发生在高校领导身上的腐败案件, 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权力过于集中, 又没有建立对他们权力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 对他们权力的监督处于一片空白。人都是有弱点的, 在金钱的诱惑面前, 没有几个人不为金钱而动心, 能成功抵挡金钱诱惑的人太少, 而这样的人需要有很高的觉悟。所以, 对于领导仅仅进行道德上的劝说是不够的, 还需要用法律法规来监督他们的行为。因为人是要饮食的, 就像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说过一样“诚然, 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 然而, 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它活动割裂开来, 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各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 在这样的抽象中, 它们就具有普通动物的性质”。因此, 人是具有动物性的一面, 制定法律法规就是为了防止人因其动物性一面的影响, 给他人给社会造成伤害。

(二) 启发心智, 让师生远离官本位思想。在以官本位为主的社会, 高校领导官僚化毫无疑问是官本位思想的产物。把高校官僚化去掉, 其实就是要消除人们头脑中的毒素———官本位思想。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纵观中国历史各个王朝与民众的冲突, 就会发现以官为崇拜对象的社会群众心理, 是官本位思想产生和滋长的土壤。这种官本位思想, 使为民众服务的管理阶层, 通过人们对官的崇拜形成的官本位思想, 转换官员与民众的对象, 使原本享受服务的民众, 变成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对象。而本该服务人民的人变成了社会的主宰, “不管哪个时代, 人们如何划分职业, 结果有何不同, 但有一点所有划分都是不谋而合, 那就是无一例外地把‘官’排到了第一位。”[9]。因此, 不把官本位思想这颗毒瘤从大陆高校身上消除掉, 中国大陆的高校永远成不了世界第一流的学府, 最多是世界第二或者是第三流学校。

四、结语

只有对高校领导进行权力监督, 才能制止高校进一步官僚化, 然后逐步去掉官僚化。这个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 尤其是铲除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更难, 需要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共同努力。

摘要：讨论高校去“行政化”是最近几年的热门话题, 高校离不开管理, 有管理就有行政, 有了行政才能提高管理效率。基于此, 本文认为探索如何去掉高校由来已久且泛滥成灾的“官僚化”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高等学校,学校管理,行政化,官僚化

参考文献

[1]刘佳, 亨利·明茨伯格.深潜式管理, 将实践进行到底[J].经济与管理, 2014, 5:14

[2]韩兆柱.“行政” (administration) 义考[J].燕山大学学报社 (社会科学版) , 2011, 3:33

[3]夏征农, 陈至立.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4]孙大廷.大学内部管理官僚化探析[J].辽宁教育研究, 2006, 1:17~19

[5]陈慧青, 彭拥军.从法律视角看大学官僚化——基于台湾与大陆高校的比较[J].现代教育科学, 2007, 3:6~14

[6]http://www.dzwww.com/special/ts/jry/200909/t20090914_5067446.htm

[7]谢有顺.人文素养:应用型大学远航的“压舱石”[N].中国教育报, 2014-4-7 (10)

[8]http://www.hbllxx.com/typenews.aspid=3888

高校“去行政化”，路有多远？ 篇4

“政府必须减少对高校具体事务的干预，完成从一个全能政府到有限责任政府的转变。”魏剑美认为，“与此同时，还得力促高校内部的民主力量。比如教授委员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的权力必须得到扩大。目前的教工代表大会更多是形式上的，代表们基本没有审查实质性的.事物，比如财政开支的情况。”’

近年，也有不少高校尝试着从内部管理上，让学术与行政分离，试探性地迈出了“去行政化”的第一步。

20夏天，华中师范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的23名成员中，除留有1名副校长外，书记、校长等其他校领导全部退出，此前，该校的学术委员会由校长担任主任，近1/4的席位由校领导占据。

4月，在选举产生的复旦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中，43名委员无一校领导。

209月，上任湖南大学校长才一个多月的赵跃宇，面对3000多名学生正式宣布，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

然而，这些举措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高校的“行政化”倾向，“去行政化”的提出已经有些年头，但“去行政化”的道路仍然异常艰难。

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认为，“高校是学术单位，不该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对学校科研和教学质量造成损害。按官阶定地位、定待遇的现状，使不少教师千方百计挤进管理者队伍，把当官当做追求的目标。”

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才有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前是副总理级，“文革”后变成司局级，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考虑到大学跟社会的交往问，题，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白寅表示，在全社会“官本位”思想不变的大环境下，当社会评价标准还未转变时，单独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未必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取消行政级别需要相应的社会改革配合，这恐怕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我个人同意取消大学的行政头衔。我当了这么多年校长，也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不能完全解决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3月4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大学去行政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政府要完善宏观管理体制，要能支持大学自主办学;第二，大学内部的学术治理结构、行政管理设置，包括大学的学术权力，教授、学生的民主，以及制定的章程等问题，都能通过基本的规则、程序、章程进行规范。”将校长考察任命机制改为公开选任被认为是保证大学独立性的前提之一，也被看成是“去行政化”最有可能的突破口。

今年年初，教育部决定在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试点公开选拔校长，教育部人事司称，今年要完成50所高校党委、行政换届工作，开展直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改革试点，完善大学校长选任办法。此前，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表示，今后校长要专业化、职业化、去行政化。他强调，专业化不是行政化，不是按照官员的标准来选校长，而是按照校长的标准来选。对此，熊丙奇在其微博上发表观点称，公选校长体现了师生对校长选拔、任命的参与权和表达权，相比于此前的校长选任，有很大的进步。当然，做好校长选拔，还需要对综合面试、民意测验情况进行公开。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谁来选。仍然由教育部门来选，还是由高校成立的大学理事会、校长遴选委员会等独立性的选举机构来选?过程是否公开?选举结果是否能得到认可?”对此，教育界人士并不乐观。

显然，取消行政级别还是公选校长，如果没有配套的政策和举措，都未必能达到“去行政化”的目的。

浅论高校去行政化 篇5

考虑到我国目前的高校环境和体制, 高校在近期内还不大可能被赋予更大的权力, 哪怕是“部分权力”, 大学的领导在可预见的较长时间内, 也不大可能完全去学术化, 教授在短期内也还不大可能完全从边缘走到中心。在我国高校, 存在着巨大的去行政化必要性。

(一) 高等教育改革的条件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条件应该说已经成熟, 高校该如何改革, 大家基本上也有共识, 当下最需要的, 应该是能够担当和敢于担当的改革者。这个改革者, 既可以是高校的领导 (比如党委书记、校长等) , 也可以是行政部门的各级领导, 也可以是各个院系的领导。目前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 高等教育改革呼之欲出, 仿佛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改, 但却少有人去做实验。

(二) 高校具备制度建设的基础

任何一级的改革者或者任何一个敢于担当的改革者, 都应该注重制度建设, 而高校内部管理的核心基石就是:要努力打造一个决策过程“自下而上”的平台和制度。在这个过程中, 无论是教授委员会还是广大师生, 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从当下高校的现实情况看, 无论学校也好, 职能部门也好, 亦或是院系也好, 要想做到决策过程的“自下而上”应该不难, 难的是想不想做、如何做以及如何不把“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 当作是推卸自身应该承担责任的一种手段。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牢记的是, 决策过程的“自下而上”是一种理念, 更是一种经西方高等教育实践证明了的可行之道。

(三) 制度建设需要制约因素

决策过程的“自下而上”, 需要由来自“下”方的相关人员的学术水准与职业操守作支撑, 更需要健全的机制或制度加以制约。由此而言, 在高校改革的浪潮之中, 作为高校主体的广大师生, 特别是教师, 应该更加具有主人翁意识, 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去谋求发展, 承担起培养人才、研究学术及服务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有了改革的先行者, 有了来自师生的大力支持, 搭建了良好的制度平台, 这三方面的合力, 一定会加快中国高校改革的步伐, 也一定能使中国高校在新世纪更健康稳步地前进。

二、我国实施高校去行政化的探索

(一) 探索教授治学的制度是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要充分依靠和发挥教授在高等学校运转中的参与及决策作用, 实现高等教育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高校通过设立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等机构系统形式, 依法保障教授参与高等学校的民主管理与决策, 提高教授在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中的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管权, 提高高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 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去行政化”是个加快循环的过程, 学校行政化的机构和体制大的趋势已经形成, 只能逐步改变;“去行政化”应该从新落成的学校开始, 从当下开始, 对新建立的学校“去行政化”, 进程应该还是可以的。“去行政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完事, 应该有配套的制度。”顾秉林举例说, 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 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 将有怎样的制度衔接, 这都需要考虑。

(三) 政学分离, 找准学术与行政的平衡点

“政学分离”在国外早已证明是一种先进的教育管理模式;在美、法、德等教育发达国家, 高校早已摆脱官场化、行政化弊端, 实现高校自主管理, 高校实行高度自治。而在我国高校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 基本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模式, 高校行政化、官本位积习深重。因而, 全国政协委员郑兰荪院士曾直言:“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不在规模大小或院所系科设置, 而在大学独立、教授治学、学生自治等现代办学基本理念和管理体制等方面”。

国内外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 对外是自主办学, 对内是学术自由, 实事求是, 以人为本, 民主管理等, 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创新”这一大学精神的内涵;“大学组织中的权力作为一种行政力量, 只有与专业权威不形成冲突的前提下, 才有可能被认同并接纳, 否则很难产生积极的效应”。高校行政必须彻底打破“官本位”思想, 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行政理念, 而体现这一思想的关键, 在于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就高校去行政化问题, 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从学校内部讲, 要强化学生和教授的话语权。这两个群体的话语权强了, 行政化倾向就会弱化”。

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培养创新人才。

摘要：高校去行政化是指高校要推进政校分开, 管办分离, 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是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 对推动当下高校乃至高等教育的改革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高校的“去行政化”是现阶段一个热议的问题, 本文简单讨论了我国目前高校去行政化的环境、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 在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的进程中, 应该注意的问题。

高校去行政化内涵探析 篇6

关键词：高校,行政化,去行政化

一、要理清高校去行政化的具体内涵, 首先必须对高校行政化的内涵进行分析。

去行政化, 究竟去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 前提是厘清高校行政化的真正内涵。高校行政化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 “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

“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价值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致使这种思想意识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即“糟粕”的那部分。“官本位”意识移植到高校的体现主要有对行政级别和权力的膜拜, 下级对上级马首是瞻, 以官阶的高低、权力的大小来评判个人的地位和社会价值, 教师热心于仕途而不把心思放在教学和科研上。“官本位”意识让大学崇尚的不再是真理和学术自由, 而是权位。这样下去大学将不再是大学, 更像官场。

(二) 大学机构的级别化

大学作为教育学术机构, 本无行政级别之分, 可现有的级别架构使大学在制度体制上趋于行政化。当前我国高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 根据学校的级别, 分为副部级和正厅级, 享有与之对应的待遇。在高等教育体系中, 大学的行政级别越高, 该校级及其管理者获得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也越多。各大高校纷纷追求更高的行政级别, 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学校盲目追求大而全的办学模式, 在学科建设、院系设置上盲目地扩大, 导致中国高校呈现出千校一面的局面。

(三) 学术体系的科层化。

中国大学结构中包括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和条件保障三大体系。科层化的主要特点是遵从层级、专业分工、依章行事、理性决策、权责清晰等, 科层组织的最终决策权集中于权力的顶层, 从而与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形成鲜明对比。大学的行政管理体系需要科层化管理, 但学术体系若也使用科层化管理, 必将使其失去应有的活力。它更需要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和宽松的教学科研环境。唯有如此, 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高校的创造力和创造精神。

(四) 高校的运作以行政权力为主导。

中国高校的行政化趋向表现还在于, 一切事务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 谁的权力大谁的话就更管用, 学者专家在学校的重大决策中没有太大话语权。纵观世界一流大学, 他们无不是秉承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在坚持学术至上的高校, 无论是作为教学和科研主力军的学者和教授, 还是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 在学校的重大事务中都有相当的话语权, 学校的一切事务都是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 学术权力高于行政权力。然而在我国, 高校的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 行政权力象征着实实在在的利益, 科研项目、经费分配、学术评判等权力都牢牢掌控在行政者的手中, 致使专家学者也想尽办法争取谋求一官半职。中国高校正在逐步失去大学精神, 也越来越官场化。

(五) 高校的办学资源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的手中。

一方面, 高校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 免不了“拉关系”, “走后门”等一系列的“跑路”现象, 另一方面, 政府在高校的办学目标, 办学模式, 以及办学质量评估方面, 具有相当的话语权, 对高校的管理太过微观, 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严重制约着高校的发展。

二、当前, 我国高校行政化所带来的弊端, 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去行政化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是大势所趋。

在国家制定的2010-2020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要推进政校分开, 管办分离, 要根据学校的特点, 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政策, 克服行政化趋向, 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在2015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中提到, 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 克服行政化倾向。高等学校要加强学术组织建设, 落实《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对分离, 保障学术权力相对独立。

高校去行政化的具体内涵如下:

(一) “去行政化”不等于不要行政部门。

“去行政化”是指改变以行政事务为中心的情况, 减少甚至是排除非学术因素对学术事务的影响, 而不是去掉高校的行政部门。国内的高水平大学包括各级党委在内的行政部门, 都是围绕学术事务开展工作的, 这些部门的存在是为了保障教学和科研在内的学术事务能够正常开展, 是为了提高高校的运行效率。

(二) “行政化”并不是要排挤那些有行政职务的优秀学者。

这些学者很多本身就是因为教学和科研水平优秀而走上了领导岗位, 担任了一官半职。大学里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也是有可能交叉的。很多大学院长和系主任本身就是优秀的学者。

(三) 去行政化意味着去除大学的行政级别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跟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就说道, 要改变教育行政化, 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2年出台的《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中也提出对于高校等事业单位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形式, 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大学教授理应全身心投入教学和科研, 如果热衷于做官成为大学教授群体中的趋势和潮流, 那么高校去行政化就只是一句口号。

(四) 去行政化意味着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 要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在2010年温家宝总理也提到, 一所好大学, 必须要有独特的灵魂, 即能够独立地思考自由地表达, 必须有办学的自主权。办学自主权包括校长的选择权、学生的选择权、自主的理财权、人事制度方面的自主权等。

(五) 高校去行政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国家、社会和高校的共同参与, 相信经过多方面的不懈努力, 一定会给我国高校发展带来新的希望。

参考文献

[1]冯蕾.高校去行政化难在哪[N].中国教育报, 2014.04.24.

[2]宣勇.大学必须有怎样的办学自主权[J].教育发展研究, 2010, (07) .

浅议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篇7

一、高校行政化的内涵

所谓行政, 狭义的理解是指国家 (政府) 的行政机关及其管理行为, 即公共行政 (Public Administration) 。广义的行政也包括一切社会组织的管理活动。所谓行政化, 是指行政结构、行政运行机制、行政行为方式等在非行政领域的延伸和泛滥。

高校行政化, 是指高校的办学理念、职能配置、组织建构、运转机制、决策管理等方面呈现与行政机构相似的特征。高校的行政化问题可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理解, 前者主要是政府部门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 后者主要是高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就高校外部来说, 政府对高校长期统包统管, 从校长任命、机构设置到人员编制, 从课程设置、学位设立到招生名额, 以及入学条件、学费标准等等, 全部都由政府规定。高校内部的行政化则是外部问题的延伸, 高校按照政府行政机关的体制结构、运作模式来建构和运行, 行政权力泛化而学术权力边缘化。

二、高校行政化的现状

目前, 我国高校的行政化现象十分严重, 其“行政化”主要表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高校行政级别等级化

政府主管部门把高校划分为不同的行政级别: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与此相对应, 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分别享受与学校级别同等的职务待遇。在高校外部被行政化的同时, 高校内部也按行政机构设置各类管理部门, 每一个管理部门都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任命各级各类管理干部, 出现“校级干部一走廊, 处级干部一礼堂, 科级干部一操场”的现象。

(二) 高校行政权力主导学校事务

高校各项政策的出台、重大问题的决策、学术事务的决议、各项资源的配置, 基本上通过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进行。高校常设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大部分还是通过行政的方式来决定其组成人员, 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是各级部门的领导又是采取行政的方式来决定由谁领导, 以及来决定学术组织会议的召开和议程。在这样的制度下, 这些学术组织在教育与学术决策中发挥的作用不大, 导致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失衡, 使得高校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三) 高校组织运行方式行政化

高校内部也采取类似政府机关的工作方式。行政规章制度、行政命令、行政指挥, 各类评估、检查、评比、项目审查、人才选择等, 大多以政府机关的规则运作。

三、高校行政化的弊端

(一) 高校行政化导致校园官僚作风盛行

目前, 大学校长基本上直接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 大学主要领导来源行政化。大学校长已经成为行政调动升级的重要“官位”之一。浓厚的“官本位”意识已经渗透到了大学内部,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还存在不少高校教师之中, 部分教师特别是高职称、高学历的的教师对当官大有兴趣的不乏其人。受高校行政化、官僚化等风气的影响, 一些学术上稍有建树的学者, 都积极竞聘学院院长、机关处长等行政职务。

(二) 高校行政化制约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拥有制定招生方案、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开展科学研究等多项办学自主权, 然而这些自主权极少得到落实。政府教育管理部门不仅管高校的人、财、物, 而且还管高校的具体业务工作, 学校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学位点申报、教学评估、职称比例、专项经费的划拨申请等都由行政主导, 高校基本上是按照教育部与各省市的政府部门的要求进行办学, 办学自主权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导致“千校一面”, 同质化倾向严重。在高校内部, 学校层次几乎集中了对学校所有事物的决策权, 院系内所拥有的权力特别是学术权力非常有限, 基本上只履行了一种参谋和执行的职能。

(三) 高校行政化导致学术资源分配不均

高校学术资源及学术组织被行政干扰, 导致有些学术资源分配不均。在职称评定、课题项目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中的分配中, 一些课题更容易被有职位的领导获取, 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 普通教师的学术权利得不到充分尊重。

(四) 高校行政化容易滋生各类腐败

高校本该是一片净土, 但是由于行政化的影响, 人们追逐权力, 高校行政长官权力过于集中, 高校的行政权力也远远超过学术权力成为高校中的“独大”, 难免会滋生出各类腐败现象, 如学术腐败、招生腐败、财务腐败等。近年来曝光的各类高校腐败现象, 无不与高校行政化的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途径探析

(一) 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高校去行政化不是不要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但政府应改变直接管理高校的模式, 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严格执行《高等教育法》, 充分遵循大学教育规律, 赋予大学合理的、充分的自主权, 使大学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减少和规范对高校的行政审批事项, 依法保障高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总之, 政府和高校之间要实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推进政府向服务型、监督型政府转变。

(二) 改革高校内部的治理模式

现代大学制度可以简单地将它概括为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内容。要制定大学章程, 大学内部治理按照章程来治理, 实行依法治校。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实行校长遴选制度, 成立由教授为主体的多方代表参加的校长遴选委员会, 实行公开招聘、公平竞争, 最后报上级审批。高校内部要切实建立起并发挥好学术组织的作用, 通过设立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 充分依靠和发挥教师特别是教授在高校民主管理和监督中的作用, 实现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要如《规划纲要》中指出的, “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 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三) 取消高校行政等级制度

国家建设985大学和211大学可以确保我国有一批高水平、创新型大学, 以承担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承担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的重任, 但没有必要将高校划分为副部级、厅级、副厅级。行政级别高低与高水平大学建设没有直接关系, 相反却会助长官本位思想。全国高校只有办学类型、层次不一样, 没有行政等级高低之分, 每所高校都应该是平等的。

(四) 构建高校“服务行政”新模式

高校行政部门应从行政控制转为服务于教学和科研, 行政人员把为师生服务作为核心价值观和首要职责, 强化管理即服务、管理意味着责任的意识。实现从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型, 必须从“以权力为中心”转变为“以制度为中心”, 从“管理行政”转变为“服务行政”。

五、结束语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是高等教育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应当结合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整体推进, 不仅需要法律的保障, 还需要相关制度的配套, 其中最关键的是要依法推进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高校内部治理模式, 建立服务型行政, 逐步完善高校内部决策机制, 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参考文献

[1]李厚刚, 张延华.浅谈我国内地部分高校的行政化[J].学习月刊, 2006 (12) :23

[2]杨德广.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 2010 (9) :19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思考 篇8

一、高校行政化的内涵及表现形式

百度百科对高校行政化是这样定义的：高校行政化是个内涵丰富的词，至少包括两种有联系而不同的含义：一是政府部门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二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

北京师范大学钟秉林教授认为，所谓高校行政化是指以官僚科层制为基础特征的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被泛化或滥用，即把大学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做行政事务来管理。

我国高校之所以“行政化”，是因为我们办大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高校为社会服务，便捷途径就是高校“行政化”，于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将高校的设置、招生、教学、人才培养、学位授予等，都授权给了政府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确实，高校“行政化”很长时间内确实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现在却成了高等教育进一步实现质的飞跃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高校去行政化”应运而生。

笔者认为高校是教育机构，是学术单位。教育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和科研。高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科研以及为社会服务。高校行政化使得高校作为学术性机构的特殊性被忽略，在政府部门与高校之间的关系上，政府以管理行政部门的思维方式来管理高校；在高校内部管理上，学校内部本该由学术人员享有的学术事务决定权被行政人员所掌控。从而使得教育被官僚化、权力化。

从以上观点来看行政化似乎只应该大量存在于政府各级行政机关。高校似乎与行政并无紧密关联，高校的职责决定了高校不能如行政单位一样，按照上下级权力编排来完成高等教育的实现。倘若高校也实行行政化，那么行政级别的差异将很可能导致高校内部对权力的追逐，甚至是排挤、打压等，那么高校也就大大削减了其本身存在的意义了。但是就现阶段中国而言，高校要求得发展，不可避免的需要寻求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

二、高校行政化的弊端

1高校行政化，影响了大学自主权的发挥。高等学校是事业法人，本应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高教法》明确规定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但由于相关主管部门对高校管得太多，权力太大，导致有些人唯上是从，看上级领导眼色办事，关注上级对他们的看法，大小事都要请示汇报，迎合领导的需要，没有个人主见，本该有的自主权不敢行施，更谈不上勇于进取、开拓创新。

2高校行政化，助长了官本位，不利于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高校行政机关是权力机构，教学、科研、学术等方面的工作归他们管，教授们也归他们管，还要向他们汇报工作，往往被冷眼相待，教授既无尊严又无地位。在行政化思想主导下，学校利益向行政干部倾斜，从而抬高了行政干部（官员）的地位，在教学科研学术领域等方面，对行政干部、校领导“关心备至”，“照顾周到”，忽视了了教授的作用，挫伤了教授、专家们的积极性。从而大大削弱了教授治学的作用。不少教师对这种不公平待遇非常不满，甚至心灰意凉。有些从国外回来的教授说：“我们好像进了衙门，而不是校门。”

3高校行政化，影响了大学民主管理的实施。依法治校、民主管理、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要内涵，其中民主管理是核心。民主管理是依法治校的根本，是学术自由的保障。民主管理就是要广泛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让他们能够参与学校事务、参与决策讨论。由于行政权力过大，行政干部大多是上一级任命，每项工作都是按上级指示办事、对上级负责，领导意识跟民主意识形成强烈反差。不听取下面师生员工的意见照常可以工作，照常可以得到上级赏识。事无巨细都由行政部门包办，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会乃至广大教授的作用发挥不了。教授是大学的中坚力量，许多人不仅是某一学科、某一专业的专家，而且他们熟悉教育教学规律，理应在办学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我国高校由于行政化管理起主导作用，行政权力代替了学术权力，教授乃英雄无用武之地。教代会代表广大教职工的意志，学术委员会本身存在于高校内部，并针对高校学术研究问题进行探索。但往往教代会以及学术委员会的权力被架空，没有行政部门的支持，一切的决议、方案也都无从实施。

4高校行政化，导致高校无法办出特色。高校内部实行行政化管理，从招生、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培养方式都是统一管理、一个模式。教育的基本规律之一是因材施教，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基础、素质、价值追求是不一样的，教育必须因人而异。由于自上而下都是行政化管理、同质化管理，不可能因校而异、因材施教。这种状况，扼杀了学校的个性，扼杀了学科、专业的个性，也扼杀了学生的个性，难以办出有特色的大学、培养出有个性的学生。

三、高校去行政化的基本思路及相关措施

高校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改变了高校的办学性质，同时也否定了老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使高校按照教学科研规律自主办学和创新的空间越来越小，使真正追求教育、追求学术创新的人才在高校中不断边缘化。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看法：

1就政府部门来讲，不应当过多的干涉高校的自主发展。要明确高校的学术机构性质，学校内部事务不得干涉。有空间才会有活力，有活力才有创新。而没有活力、没有创新的高校又凭什么要求它培养出具有独立人格、崇尚个性、自我发展的优秀大学生呢？

2就学校而言，应该淡化行政级别，过分强调行政级别，会偏离高校设立的初衷。这样也就使高校的存在变得不合乎情理了。高校需要凸显教师的主体地位，明确教授治校、民主办学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关系和职责界限。

3高校行政化在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表现形式也各种各样。但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也大多是由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干部们组成的。这一点十分普遍，要解决行政化问题，首先要解决教授行政任职问题，行政与教授已融为一体了，事实上也很难分开。

4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大学“去行政化”不等于去掉行政体系，事实上, 大学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 如:直接提升了人民大众对高校政治地位的认同度，加强了高校党建和巩固了国家政权基，维护了大学政治秩序安全稳定等。但必须指出, 我国高校行政化现象及其伴生衍生的各种危害, 都是我国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内在严重缺陷的外化与集中体现。高校行政化已经暴露出许多弊端和缺陷, 才酿成了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落后和被动挨骂局面。

5高校行政化本质上已演变成少数当权者的牟利工具, 总体上背离了广大教师、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期望, 妨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和可持续发展。高校行政化趋势绝不符合知识创新的需要, 不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 不利于建设创新型社会。不仅如此，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导致部分高校为应付各种考核急功近利，衍生出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怪像，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绊脚石。因此, 高校去行政化无疑是“利大于弊”, 我们理应旗帜鲜明地彻底进行去行政化改革。

最后笔者认为, 高校去行政化不等于高校不要行政部门, 不是要完全摆脱行政管理, 中外任何高校都设有行政管理部门, 但是它的主要职能应当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 而不是为某些个人谋福利。去行政化的目标, 就是在去除集权化、非理性、违背教育规律的低效率行政管理方式的同时, 理直气壮地大力加强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优质高效和公平公正的教育行政管理。高校是做学问的，产出知识、传播知识的地方。那么，高校的管理应该是学术优先，高校去行政化就是让高校回归学术本位, 规范学校的行政管理，最终实现让教育家来管理学校。

参考文献

[1]钟秉林.关于大学去行政化几个重要问题的探析[J].教书育人, 2010, (11)

[2]徐林, 刘帆, 张勇.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31)

高校去行政化任重道远 篇9

何谓高校“行政化”, 主要是指行政权力与行政管理权力的滥用, 即把高校当为行政机关来管理, 忽视了高校作为学术单位的特殊性, 其实质是行政权力对学术内部事物的过度干预,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界限不清。“行政化”的表现分内、外两个方面: (1) 就大学外部关系来看, 主要表现在政府机关将大学作为一般行政机构来管理, 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受到限制; (2) 从高校内部管理而言, 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涉和控制。然而, 大学的本质是学习科学知识、研究高深学术、培养学生健全品格的所在。大学的基本功能在于教授专业知识与研究方法, 造就合格的大学生, 尤其是要培养他们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即有理性思维和创造的能力, 唯此是大学教育之方向和境界, 坚持自主办学、学术自由、以师生为本是现代大学的基本标志。

二、中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根源

现如今, 中国高校的现行管理体制大体仍沿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划体制的模式及“以党治校”的管理模式。在实际过程中, 许多高校的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直接从现有的官员中选拔而来。“那些依照官员任职条件选拔出来的学校领导, 其首要身份是官员, 其次才是教育管理者。”此种大学领导选拔模式一直沿袭至今。

在某一特定时期, 高校的行政化是有其必然的。它可以规范高校的管理制度, 提高高校工作的效率,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高校的发展。但是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 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 原有的教育管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高校发展。高校“行政化”已经转变为阻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它已成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各个问题的集中体现, 可谓如今高校所有问题的总病根, 影响到高校的内部管理、人才培养、科研学术、师生关系等方面, 成为大学发展的绊脚石。高校“行政化”致使中国高校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危机, 遭受社会严厉的诟病。如果现在要取消这一体制, 社会势必无法立刻适应这一变革, 甚至可能引发反抗情绪。如果这种消极情绪带到工作和教学当中去, 又势必会影响正常的教学和管理工作。

三、高校行政化的危害

1. 高校行政化导致官僚作风盛行, 严重制约了高校的健康发展。

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项基本职能。高校行政化、官僚作风的思维意识导致高校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的偏差, 换句话说, 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应树立和强化以教学为中心思想, 行政人员应树立服务广大师生为中心理念。而官僚作风泛滥使高校正确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发生扭曲, 以官僚作风意识替代了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的中心理念。高校不是按照教育规律、学术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来规划和发展, 而是按政治和行政的意志和要求操作。学校经常性地忙于应付来自上级部门的考核、检查、验收、评估等面子上的工作, 学校领导处于无奈应酬之中, 老师经常地被各式活动所干扰, 不能专心于自己的教学与科研之中, 而那些本可以在教学与科研中做出非凡成果的教师却被提拔进领导队伍中, 严重影响了教学与科研队伍的建设。在这样的环境下, 高校就很难持之以恒地、高质量地实现自己的长远发展规划、提升自己的办学水平。行政化使得部分高校不断扩招, 盲目追求规模, 很多教师和科研人员静不下心来, 使得教学、学术功利色彩浓厚, 教育质量下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令人忧虑。学术研究与创新需要一种自由的个体情态和宽松环境氛围。

2. 高校行政化扼杀了师生的学术自由与创造力。

高校行政化导致教师更热衷于当官, 无心学术, 他们把“当官”当成了自己的人生第一追求, 对教书这一本职工作缺乏兴趣, 教师的科研创新积极性被减弱, 学术创新能力在萎缩。那些拥有“一官半职”教师能轻而易举占有更多的学术资源, 更容易获得更高职称, 从而形成了现有畸形大学价值取向。换而言之, 追求学问的功利性超越学问的目的性, 学问逐步沦为学者的身外之物:要么是获得官位的敲门砖, 要么是晋级职别的问路石, 学问的核心意义在功利性中逐渐枯萎。在现实中弄虚作假、“攻关”课题等学术行为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导致大量“所谓”学术及相应文献迅速成长。其结果是, 中国科研总支出年均增速为23%;2007年中国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一。但是, 中国科技论文的引用率却在全世界后一百位, 每年的科研成果、专利有超过90%无实际意义。这虽然有学者自身素质的原因, 但最主要症结在于学术管理的体制和学术成果评价机制。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怎能培养出“大师”, 更谈不上去获得“诺贝尔”奖。

3. 高校行政化是滋生各类腐败的源泉。

高校行政化的中心是利益, 而高校各方面对利益的明争暗斗, 便自然形成了高校中的功利化思潮。这种功利化思潮从而引发了高校中越来越严重的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由于行政权力独大的影响, 学术界形成了一些潜规则。项目、课题大多被当官的拿去, 学术资源的分配都按照一定的潜规则, 这些潜规则的形成不是按学术的质量来衡量, 而是以当官的级别和攻关能力来分配的。但是, 当官的通常都是有着繁重的行政事务, 根本没有精力去研究学术, 只有其秘书甚至学生代劳, 由于这些学生的综合能力有限, 通常也是东拼西凑弄出来的, 根本没有学术价值, 最后当官的署上自己的大名出版, 学术腐败就这样产生了。同时对学术评价体系也是行政化的一套, 按论文数量, 造成学术成果的泡沫化、丧失学术精神、污染学术环境。

四、高校去行政化的对策

1. 改革政府对高校的原有管理体制, 恢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

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曾感慨地说, “去行政化”最关键是政策上、体制上要有保证。改变政府与高校的隶属关系, 建立法治框架的政校委托代理新型关系。政府要充分遵循大学教育规律, 赋予大学合理的、充分的自主权, 使得大学能够保持足够的独立性。政府部门不能过多干预学校内部事务, 高校的经费怎么支配, 专业如何设置等都应该享有自主权。推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 这是处理大学和政府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确保大学拥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政府应对高校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 但这种调控主要应该是指导性的而并非命令性的。《发展纲要》提出“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 政府向学校放权”。高校自主办学是关键。过去的教育模式, 一直没有树立学校的自主地位。其实, 权力真正应该下放给学校, 而不是任何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历史证明:政府办大学, 肯定办不成一流大学, 必须实现高校自治。

2. 对高校内部管理进行改革。

改革大学内部管理模式, 关键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现代大学制度可以将它分为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内容。其核心对外是学校自治, 对内则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要制定大学条例, 大学内部治理按照条例来治理, 实行依法治校。实行大学校长遴选模式, 选出具有教育家素养和胸怀的校长。要建立和完善高校的管理制度和决策机制, 充分利用和发挥教授在高校民主管理中的作用, 实现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通过设立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专家组、校务委员会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 依法保障教师特别是教授参与高校的民主管理与监督, 提高教授在高校发展和改革中的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在高校内部管理上去除过浓的“官僚”倾向, 让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办校, 让真正有学术能力的, 对学术建设有真知灼见的学者教授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让大学变得干净, 高校发展才能真正回到学术自由的轨道上来,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3. 精简高校领导人数和管理机构。

在校内实行“扁平”管理:精简机构、裁撤冗员, 改变过去“校级干部一走廊, 处级干部一礼堂, 科级干部一操场”的现状, 减少管理层级, 倡导领导兼职, 这样既可以有效的精简校领导人数, 减少工作中推诿扯皮的现象, 又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经费的开支。同时又根据办学的需要, 合理设置工作岗位, 促使行政机关转变向服务性转变。

4. 严惩学术腐败。

学术腐败与高校行政化紧密相连, 高校的行政化背后是学术腐败。霸占学术资源, 垄断学术荣誉, 占据学术话语权, 本身就是一种极为恶劣的学术腐败。高校在学术资源的分配上, 一个必要的前提, 即控制官员比例, 这既不剥夺官员中真正优秀学术成果, 但同时又必须有相应的刚性规定, 确保官员不利用自身的行政权力来占据过多的学术资源。这种结果将是学术资源在竞争中分为两个层面, 一个是官员与官员的竞争, 另外一个是普通学者之间的竞争, 这样才能正面促进学术资源的公平性。在学术荣誉等其他层面都应该采取这种模式。

五、结语

虽然很多的学者痛斥高校行政化的现状与学术氛围, 但扪心自问, 他们又有哪个不想在高校谋个一官半职呢?其实这是“官本位”的思想在作祟, 而这一思想来源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性积弊, 既是积弊, 要想在一朝一夕就弱化甚至消除, 似乎有点异想天开, 痴人说梦。高校去行政化是促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 但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纲要》中指出“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说明在整治高校学风、治理学术腐败的道路上已迈出了一步, 我们必须不再犹豫, 坚定地迈出更大的一步, 或许到了那一天, 中国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 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梦想将不再遥远!

摘要：中国高校高度行政化严重阻碍了对优秀人才的培养, 制约了中国高校的发展。高校行政权力过大, 抑制了广大师生的创造力, 滋生腐败等问题。分析了高校行政化的弊端, 并就如何实现高校的“去行政化”进行探索。

关键词：去行政化,管理体制,大学制度,腐败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Z].

[2]钟秉林.关于大学“去行政化”几个重要问题的探析[J].中国高等教育, 2010, (4) .

[3]杨靖.高校去行政化何以难为[J].巢湖学院学报, 2011, (13) .

[4]靳晓燕.“钱学森之问”引发的思考[N].光明日报, 2009-12.

[5]董玉节, 周亚东.高校“去行政化”与重塑大学精神[J].学术界, 2011, (5) .

[6]张发旺.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几个问题[J].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0,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