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共12篇）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篇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提出改革高校管理模式, “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 “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 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再度被摆到了公众的面前, 并触发了一场大讨论。

一、高校行政化的内涵

所谓行政, 狭义的理解是指国家 (政府) 的行政机关及其管理行为, 即公共行政 (Public Administration) 。广义的行政也包括一切社会组织的管理活动。所谓行政化, 是指行政结构、行政运行机制、行政行为方式等在非行政领域的延伸和泛滥。

高校行政化, 是指高校的办学理念、职能配置、组织建构、运转机制、决策管理等方面呈现与行政机构相似的特征。高校的行政化问题可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理解, 前者主要是政府部门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 后者主要是高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就高校外部来说, 政府对高校长期统包统管, 从校长任命、机构设置到人员编制, 从课程设置、学位设立到招生名额, 以及入学条件、学费标准等等, 全部都由政府规定。高校内部的行政化则是外部问题的延伸, 高校按照政府行政机关的体制结构、运作模式来建构和运行, 行政权力泛化而学术权力边缘化。

二、高校行政化的现状

目前, 我国高校的行政化现象十分严重, 其“行政化”主要表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高校行政级别等级化

政府主管部门把高校划分为不同的行政级别: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与此相对应, 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分别享受与学校级别同等的职务待遇。在高校外部被行政化的同时, 高校内部也按行政机构设置各类管理部门, 每一个管理部门都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任命各级各类管理干部, 出现“校级干部一走廊, 处级干部一礼堂, 科级干部一操场”的现象。

(二) 高校行政权力主导学校事务

高校各项政策的出台、重大问题的决策、学术事务的决议、各项资源的配置, 基本上通过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进行。高校常设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大部分还是通过行政的方式来决定其组成人员, 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几乎是各级部门的领导又是采取行政的方式来决定由谁领导, 以及来决定学术组织会议的召开和议程。在这样的制度下, 这些学术组织在教育与学术决策中发挥的作用不大, 导致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失衡, 使得高校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三) 高校组织运行方式行政化

高校内部也采取类似政府机关的工作方式。行政规章制度、行政命令、行政指挥, 各类评估、检查、评比、项目审查、人才选择等, 大多以政府机关的规则运作。

三、高校行政化的弊端

(一) 高校行政化导致校园官僚作风盛行

目前, 大学校长基本上直接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 大学主要领导来源行政化。大学校长已经成为行政调动升级的重要“官位”之一。浓厚的“官本位”意识已经渗透到了大学内部,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还存在不少高校教师之中, 部分教师特别是高职称、高学历的的教师对当官大有兴趣的不乏其人。受高校行政化、官僚化等风气的影响, 一些学术上稍有建树的学者, 都积极竞聘学院院长、机关处长等行政职务。

(二) 高校行政化制约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拥有制定招生方案、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开展科学研究等多项办学自主权, 然而这些自主权极少得到落实。政府教育管理部门不仅管高校的人、财、物, 而且还管高校的具体业务工作, 学校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学位点申报、教学评估、职称比例、专项经费的划拨申请等都由行政主导, 高校基本上是按照教育部与各省市的政府部门的要求进行办学, 办学自主权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导致“千校一面”, 同质化倾向严重。在高校内部, 学校层次几乎集中了对学校所有事物的决策权, 院系内所拥有的权力特别是学术权力非常有限, 基本上只履行了一种参谋和执行的职能。

(三) 高校行政化导致学术资源分配不均

高校学术资源及学术组织被行政干扰, 导致有些学术资源分配不均。在职称评定、课题项目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中的分配中, 一些课题更容易被有职位的领导获取, 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 普通教师的学术权利得不到充分尊重。

(四) 高校行政化容易滋生各类腐败

高校本该是一片净土, 但是由于行政化的影响, 人们追逐权力, 高校行政长官权力过于集中, 高校的行政权力也远远超过学术权力成为高校中的“独大”, 难免会滋生出各类腐败现象, 如学术腐败、招生腐败、财务腐败等。近年来曝光的各类高校腐败现象, 无不与高校行政化的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途径探析

(一) 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高校去行政化不是不要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但政府应改变直接管理高校的模式, 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严格执行《高等教育法》, 充分遵循大学教育规律, 赋予大学合理的、充分的自主权, 使大学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减少和规范对高校的行政审批事项, 依法保障高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总之, 政府和高校之间要实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推进政府向服务型、监督型政府转变。

(二) 改革高校内部的治理模式

现代大学制度可以简单地将它概括为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内容。要制定大学章程, 大学内部治理按照章程来治理, 实行依法治校。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实行校长遴选制度, 成立由教授为主体的多方代表参加的校长遴选委员会, 实行公开招聘、公平竞争, 最后报上级审批。高校内部要切实建立起并发挥好学术组织的作用, 通过设立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 充分依靠和发挥教师特别是教授在高校民主管理和监督中的作用, 实现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要如《规划纲要》中指出的, “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 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三) 取消高校行政等级制度

国家建设985大学和211大学可以确保我国有一批高水平、创新型大学, 以承担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承担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的重任, 但没有必要将高校划分为副部级、厅级、副厅级。行政级别高低与高水平大学建设没有直接关系, 相反却会助长官本位思想。全国高校只有办学类型、层次不一样, 没有行政等级高低之分, 每所高校都应该是平等的。

(四) 构建高校“服务行政”新模式

高校行政部门应从行政控制转为服务于教学和科研, 行政人员把为师生服务作为核心价值观和首要职责, 强化管理即服务、管理意味着责任的意识。实现从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型, 必须从“以权力为中心”转变为“以制度为中心”, 从“管理行政”转变为“服务行政”。

五、结束语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是高等教育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应当结合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整体推进, 不仅需要法律的保障, 还需要相关制度的配套, 其中最关键的是要依法推进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高校内部治理模式, 建立服务型行政, 逐步完善高校内部决策机制, 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参考文献

[1]李厚刚, 张延华.浅谈我国内地部分高校的行政化[J].学习月刊, 2006 (12) :23

[2]杨德广.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 2010 (9) :19

[3]杨红, 田志敏.高校去行政化探析[J].大学 (学术版) , 2010 (6) :48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篇2

 2010-05-17 11:36:27 作者：吕星星张学亮

 来源：人民网针对近期成为中国社会热点话题的“高校去行政化”，社会各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本文仅就当前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热议作一综述，以期对后来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激励教师专注于教育，鼓励教师终身从教。为此，针对高校“去行政化”这一话题，社会各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认为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知名高校校长对此却持质疑态度。这不禁使人担心：这项尚未开启的改革之路将充满荆棘。

一、高校去行政化提出的原因分析

1、高校行政化限制学术生产力

高校衙门化，校长分级别，有意见认为这种机制“严重地挤压了平等自由的学术论辩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指出，如果中国的大学都这么行政化，就没有希望，学术在衰退，那还谈什么诺贝尔奖，还谈什么大师。是什么使学术衰退，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去追求行政权力了，讨好行政权力去了，就没有人坐下来兢兢业业地做学问；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说“高等学校比社会更渴望能够去行政化。”高校去行政化有利于出现一批真正的教育家，很多老学者都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教育家。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要按照行政运作体系来运行，在这种管理体系下大家同步走一个模子，不可能会出现创新思想。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认为：行政化是高校没有活力的症结之一。高校是学术单位，不该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对学校科研和教学质量造成损害。按官阶定地位、定待遇的结果，使不少教师千方百计挤进管理者队伍，把当官看成追求的目标。

2、高校行政化是当前高校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源

专家治厂，教授办学，学者搞科研，本该是一片净土。但由于行政化的影响，更确切地说由于行政权力的刺激，使得这块净土发生了不该发生的变化。尤其是高校大院内，表现得更为突出。追逐权力，往官场里挤，行政职务、专业职称“一肩挑”，人为地分心分神分时，根本

没有把心思放到如何治理学校，如何培养人才，如何向诺贝尔奖冲击，等等，因而，使一些原本专心教学的教授、学者变得不安分，想方设法谋个官位坐坐，以至出现某所大学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如果，高校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做官成了瘾，学术腐败、基建贪污、高校负债、科研造假、抄袭之风，虚假之风就会随之而来。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近几年被频繁曝光的各类教育界丑闻或争议，均源于此。

3、高校去行政化是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的需要

“我觉得，去行政化这个概念本身，需要进行讨论和界定”。人大校长纪宝成说，去行政化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办教育，而不要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我们希望，如果真正让教育形成一个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的氛围的话，高校一定要回归它本来的发展规律，按照教育发展规律，我认为这样的改革是给高校增加了更多的责任感，然后在教育界出现一个良好的人才培养和生态环境。”哈工大校长王树国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教育去行政化有利于国家出现一批投身于教育的教育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大学是否取消行政级别，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法绕开的第一步。

二、高校去行政化存在的争论分析

1、高校究竟要不要去行政化

作为倡导高校去行政化的第一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极力主张高校去行政化，换来学术一片蓝天。他认为，当前高校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高校去行政化。高校去行政化是中国教改最关键的部分。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其他各种措施都是隔靴搔痒，修修补补；朱清时指出，如果中国的大学都这么行政化，就没有希望，他认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里最重要的就是高校去行政化。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中国教育的希望。尽管还需要一个过程，但肯定要沿着这条路走。然而，日前，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却说：“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官级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对于“高校取消行政级别”话题，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在接受中新社记者独家专访时则缄口再三，表示“不好谈”。他的出言谨慎，反映出这一问题的敏感性。这也是地方教育官员没有表态的表态。

2、高校究竟是去行政还是去行政化

武汉科技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张建林认为，行政就是管理，没有行政也就没有管理，高校是一个组织系统，组织系统需要管理，所以，行政是高校管理所必需的。而行政化，则是以

行政为价值本位，也就是官本位，高校行政化就是采用政府系统的组织上的党政同构，绝对的下级服从上级，一切以“官本位”为准的行政；可见，前者在于高校与政府关系下的自主办学问题，后者在于高校内部的官本位问题。纪宝成也认为，从学校内部来说，只要是一个组织，就有科层结构、管理结构，这是组织运行和实行科学管理的要求，必然也就会产生层级，有一些人把这个作为行政化来看，是不对的。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志华指出，清楚“去行政化”这个提法的内涵更重要，行政化影响到教学科研的实质是什么，应该理清楚这个，不是简单的行政级别没有了就是去行政化。它实质是要在教学科研的管理中遵循教育规律，尊重学术，尊重教授的地位，让合格的教师队伍来决定教学科研的重大事情，其他的服务管理人员要提供更好的服务，优质的管理。

可见，“高校去行政化”普遍赞同的公众舆论背后，我们看到也有人担心“高校去行政化”会弱化高等教育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这种担忧意味着“高校去行政化”有可能对高等教育发展产生巨大风险。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超越具体立场进行更深入讨论和慎重决策的政策主题。

三、高校究竟怎样才能去行政化

今年的2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其中一个话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共同关注：高校去行政化。此前一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网友交流时谈到，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要让教育家办学。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8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规划纲要》已经就此问题提出了应对的方法思路，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可见，高校去行政化已成为当前高校教育改革的一大方向。关于高校如何去行政化社会各界也是提出了诸多的观点。

1、厘清政府与学校的关系

教育改革布局的难点在于体制。在我们这样一个行政权力强烈主导社会的国家，体制的形成总是与政府管理权限与职责分不开。因此，教育体制改革的中心应当是规范政府教育管理，尊重学校教育自主权，厘清政府与学校的关系。

理清政府与高校的关系，一是政府要做好放权与收权，此次公布的《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旗帜鲜明地提出“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表示，目前学校行政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从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来讲，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和控制太多、太强，专业设置、课程开设、经费划拨、教育评价、校长任命等都由政府说了算；从学校内部来讲，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行政权力控制着学术权力。要让学校摆脱行政化的桎梏，首先政府应该放权，把办学权力交给校长；其次在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应该更多让位于学术权力，高等院校通过董事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教师工会等民主的方式管理学校，强化学术权力。

程方平认为，放权和收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高等学校、职业教育、地方教育整体发展等方面，各级政府和学校的权限直接影响其积极性和运作效果，应该有所放权。“但也有一些权力是不应该放的，比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校舍建设、人员收入、社会集资等权利就不应给学校，而应放在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当《学校法》出台之后，以往学校的某些权力可能要收回，这是依法治教、各司其职的原则所要求的”。

二是要建立高校财政拨款制度，朱永新介绍说，“现在政府和学校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因此，这次规划纲要提出要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就是为了把行政部门和学校之间隔开，经过人大预算后，把经费放到高校拨款委员会，然后再拨给学校。杜绝以前的„跑部钱进‟。”

2、改革现行高校教育体制，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去行政化”成为今年“两会”热议话题之一，《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代表、委员认为，“去行政化”势在必行，而“取消行政级别”则需要相应的社会改革配合。

朱清时委员指出：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是必由之路，但需要慢慢来。“去行政化”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学校行政化的机构和体制已经形成，只能逐步改变；“去行政化”应该从新生学校开始。从现在开始，对新建立的学校“去行政化”，进程应该很快。纪宝成也认为：“去行政化”不只是教育一个领域的事情，所有事业单位、企业都要取消行政级别，同步配套进行。顾秉林表示，取消学校级别很有必要，不过对于有些学校担心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会造成学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出现困难的问题，顾秉林也表示了理解。“去行政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完事，应该有配套的制度。”顾秉林举例说，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将有怎样的制度衔接，这都需要考虑。“比如政府部门需要学校里的人去当司长，或要调出一个副省长，这种情况下怎么跟现实中的用人制度相衔接” ？为此，在《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新闻发布会上，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我们想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

3、政学分离，找准学术与行政的平衡点

“政学分离”在国外早已证明是一种先进的教育管理模式；在美、法、德等教育发达国家，高校早已摆脱官场化、行政化弊端，实现高校自主管理，高校实行高度自治。而在我国高校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基本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模式，高校行政化、官本位积习深重。因而，全国政协委员郑兰荪院士曾直言：“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在规模大小或院所系科设置，而在大学独立、教授治学、学生自治等现代办学基本理念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国内外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对外是自主办学，对内是学术自由，崇实求是，以人为本，民主管理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创新”这一大学精神的本质；

“大学组织中的权力作为一种行政力量，只有与专业权威不形成冲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被认同并接纳，否则很难产生积极的效果”。高校行政必须彻底打破“官本位”思想，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行政理念，而体现这一思想的关键，在于摆正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位置，就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从学校内部讲，要强化学生和教授的话语权。这两个群体的话语权强了，行政化倾向就会弱化”。

参考文献：

【1】焦璨，不要为高校“行政化”辩护【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3-18

【2】王全宝，教育去行政化，大势已明【N】中国新闻周刊，2010-3-3

【3】程天权，大学“去行政化”须“内外兼修”，【N】科学时报，2010-3-15

【4】吴 华，没有开始哪来结束--高校“去行政化”刻不容缓，【N】2010-3-18

【5】杨晨光，全国人大代表热议我国高校如何转变行政化倾向中国教育报，【N】2010-3-9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篇3

【关键词】高校 学术自由 去行政化

一、中西方大学学术桎梏的历史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校教育的普及，高校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逐渐暴露，其中不管是科研活动、学术研究还是职称评定等内容，都与政治呈现越来越紧密的态势，这种情况在中外的高校教育史上有先例可循。如中世纪的西方大学有学校自治权，但学生的言论、行为都处于政治控制中，直到1810年柏林大学，其创办者洪堡提出将“追求最高形式的纯粹知识”1作为教学目标，才打破了学术自由的限制，使之逐渐脱离政治桎梏。反观中国，一直以来“行政化”问题较为突出。中国最初的大学，是在封建体制和文化残骸下建立起来的，虽然有一定的新兴思想，但是“自由”的特征不明显。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倡导下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政治意识形态化。改革开放后，学术自由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学术自由的环境与思想建设还很不成熟，“学术去行政化”的困境堪忧。

二、中国高校当下“学术行政化”问题及原因探讨

当下的高校中，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高校青年教师在实际的工作岗位中，既要承担沉重的授课任务，又要完成科研上的指标，没有级别的青年教师没有话语权。”2，这就导致了很多原来有成就的权威专家，愿意放弃教学去搞行政工作，直接造成了教育人才的浪费。总体而言，“学术行政化”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学术事务与非学术事务界限不清

在高校实际的事务处理上，行政部门对科研经费的规定非常严苛，而实际操作中，每个学科乃至每个项目的科研都有其各自特点，与学院把经费用途规定得十分僵化的做法有着很大的矛盾，在一些规定中，“多少钱用于买书、多少钱用于学术交流、多少钱用于办公用品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进行限定”3，这在操作上就带来了麻烦。

究其原因，在市场化高速发展的当下，高校发展不能独善其身，而是与社会的各方面息息相关。一方面，“高校生存与发展对社会资源依赖性增加，政府充当着协调者和保护者的角色”4，政府既然给予了科研经费，就理所当然对经费去向享有知情权，从这个层面讲，这是政府对纳税人的保证与承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对高校师生造成麻烦，不能不说是政策制定与实际运作的脱节。

（二）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职能分工不明

学术成果在评定职称中占较大比例，但行政方面的干预不容小觑，甚至其作用大于教师实际学术成果，同时一些人情交易等带来的恶性竞争也凸显了行政权力在高校环境中的“所向披靡”，导致了学术权力在高校中的式微。

行政权力在高校的“横行霸道”有多方面的现实原因，首先是高校行政级别被过度强化；其次，政府过多地干预学校的事务，在教师的提拔、职称评定方面具有主动权，学校被置于被动的地位；最后，是高校评价与监督体系的行政化趋向程度严重，评定教师的队伍主要是行政方面的人员，而与教师实际教学相关的学生却少有话语权，在教师评定上不能真正公平、公正。

（三）学术自由极大程度受到限制

毋容置疑，行政系统在大学与社会间建起了桥梁，对大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不仅确保足够的资源流向大学，而且在外部环境中传播着大学的特性，從而成为公众兴趣关注的中心。”5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是大学行政组织，而不是学术本身，越来越与那些可以改变大学边界的活动有关。”6行政系统的工作有明确的目标和严格的程序，能够促进组织高效运行，但是学术事务不同于组织事务，“它的生产方式具有灵活性、多样性以及个性化的特点”7，如果让学术活动遵循程序化的原则，必然会损害学术活动的创造性。

三、高校“去行政化”的探索

大学行政化问题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的大学问题之一。其实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探索由来已久。2010年温家宝总理就指出：“教育行政化的趋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征求发布会上说：“从学校内部着眼，‘去行政化的思路是：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8，国家对实现高校学术自治问题高度重视，2016年发布的《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提出，“不得以“出成果”名义干涉科学家研究工作，不得动辄用行政化“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不得以过多的社会事务干扰学术活动，不得用“官本位”、“等级制”等压制学术民主。”“四个不得”的提出，可看出国家在促进高校学术自治、学术自由方面的决心。

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强化了高校的外向型思维，而忽视了内向型的改革”9，西方高校市场化的主流趋势下，政府放权进而扩大高校的自主权力是必然走向，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毕竟其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等已经完全融入西方高校制度之中，而中国高校发展的历史积淀不够深厚，学术自由在面对外部影响时，抗压能力较为薄弱，如“文化大革命”时期高校教育学术自由的消失殆尽。重建起一套高校教育模式花费的时间、物力、财力无疑是巨大的，自1979恢复高考以来，高校建设还处于待完善阶段，仍待新一代高校人的探索与发展。

大众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大学作为高级教育的领域，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们的学术知识的最高水平，代表着国家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存基地，它必须是我们社会中最纯洁的一块地方。大学是知识传播的圣地，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二者的结合，必定是代表着引领人类真理探求的方向。公众要发挥民主监督的力量，促进高等教育改革、营造良好高等教育环境。

【参考文献】

[1]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旭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2][英]玛丽·亨克尔，国家、高等教育与市场[M]，古林贤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3]季洪涛，大学学术权力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2

[4]茹宁，从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关系看我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J]，高教探索，2011，（2）：14-18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篇4

高校即高等学校的简称, 是世界各国为培养其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而依法设立的以传播知识和创造知识为主要任务的事业单位, 包括以讲授理论为主的普通高校和以传授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高校。高校的这一定义蕴含着高校的两大使命:传播知识、创造知识。高校这一使命是人们思考制约高校发展的各种问题的出发点。

1.1 传播知识———高校的教学使命

目前, 知识的定义在哲学认识论中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知识这一概念却是哲学认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笔者认为, 知识是一种经过验证的、正确的、被人们相信的信息。它具有真理性和有用性两个特征。知识的真理性是指任何知识都是作为人的主体对作为外部世界 (包含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的客体的正确反映, 这是一种包含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反映。知识的有用性是指知识作为一种信息能为人类带来利益, 这种利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军事利益等实实在在的好处, 还包括新信息对旧信息的修正, 如新的考古发掘所获信息对已有历史知识的修正。传播知识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 告诉人们“世界怎么样”;二是促使人们改造世界, 使得世界按照人们的意图加以改变。高校和其他中小学其实都富有传播知识的使命, 但高校传播的知识层次更高, 更加系统, 更加抽象和概括, 还常涉及学科前沿问题。很多高校教师在课堂上不仅传播已形成定论的知识, 还介绍了一些学术争鸣性观点, 这些观点严格来说不叫“知识”, 但对于完成高校另一使命———创造知识是一种启迪, 可谓是新知识的萌芽。可以说, 传播知识是高校的教学使命。

1.2 创造知识———高校的学术使命

高校基于传播知识的功能被称为教育机构, 同时高校基于以创造知识的学术研究活动而被称为科研机构。创造知识是高校的学术使命。前面提到, 知识具有真理性和有用性两个根本特征, 但这两个特征都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知识的真理性代表了人类认识的进步, 但人类的认识总有局限性, 因此在求真的道路上永无止境, 新的知识总是在突破人们对已有认识的局限性的基础上产生的。知识的有用性也是相对的, 由于评价人类活动适当性的标准是多元的, 既有对公平的考量、又有对效率的关注, 还有对资源节约的考虑, 因此, 人们如果发现使用旧的知识改造世界虽然较为公平, 但效率较低、消耗资源过多时, 就会寻求知识的创新, 希望用新的知识实现公平与效率、资源节约的兼顾。可见, 由于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人类也渴望不断获取新知识, 以便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因此, 在特定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创造知识就成为社会所有机构的共同使命。高校自然也不例外, 与其他机构 (研究所除外) 不同的是, 学术创新在其他机构为兼职使命, 而在高校却是专门使命。有人会说高校还有传播知识的使命, 但笔者认为传播知识在一定意义上是为创新知识服务的, 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高校教学的对象是大学生, 他们普遍在18 岁以上, 作为成年人, 已经具有完全独立的自学能力, 即使教师不教, 他们也应该能学会书本上的知识, 他们对书本上不理解的知识, 可以去图书馆借书阅读加以理解, 也可以上互联网查相关资料帮助其理解, 也可以采访相关领域的专家咨询, 总之, 他们有很多途径学会书本上的知识。

创造知识以传播知识为前提。一个人如果不具备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 不了解前沿领域的范围, 他很难创造出新知识, 自认为是新的知识和观点, 最后发现是别人研究过的并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因此, 大学教师传播知识不是唯一目的, 传播知识也是为想进行科研活动的学生提供思维的基础和平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的更远。

传播知识也是以创造知识为前提的。知识只有首先被“生产”出来才能进行传播。创造知识的过程就是“生产”知识的过程, 善于创造知识的人才能更好地传播知识, 正所谓科研搞上去了才能把本职教学搞好。原因在于创造知识的过程也是学术研究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通过阅读大量相关文献, 掌握了这一方面的系统知识, 摸清了问题的来龙去脉, 看清了相关事物的优点和缺点, 讲的必然会头头是道。另外, 教育界常说, 要想给学生一碗水, 自己至少要有一桶水。这一桶水从哪来?教师只能从学术研究中来获得。

2 高校行政化严重阻碍了高校两大使命的顺利完成

高校行政化是指高校在发展中出现的行政管理权日益膨胀, 严重压制学术创新和知识自由传播的现象。它属于高校发展中的负面现象, 是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长期以来未能正确处理行政管理权和学术研究权、教学自主权及招生自主权的矛盾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 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具体来说, 事物的发展是靠事物内部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斗争来实现的。那么高校的发展依靠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笔者认为, 高校的发展主要是基于两大矛盾的推动:一是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与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权的矛盾;二是高校教师的教学、科研自主权与高校行政管理权之间的矛盾。与此相适应, 高校去行政化有双重任务:一是高校外部去行政化;二是高校内部去行政化。我国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 依法自主办学, 实行民主管理。” 第13条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 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第14 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 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 负责有关的高等教育工作。”可见,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是法定的, 高校的发展主要受国务院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 此外地方政府依法享有本地方高等教育事业的协调权。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与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权力时有冲突。行政部门对教育的行政管理权高度集中, 这与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是相适应的, 但随着我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权成了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最大阻力。行政部门长期养成的定时思维很难在短期内加以改变, 正如长期形成的政企不分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一样, 长期形成的政教不分也严重制约了高校的快速发展。行政部门对高校管得过多过死严重扼杀了高校的生机与活力。基于此, 最近“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公布《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纲要指出, 要切实转变管理学校的方式、手段, 从具体的行政管理转向依法监管、提供服务;切实落实和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 减少过多、过细的直接管理活动”［１］。根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 地方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对地方高等教育事业只有统筹协调权, 而并无行政管理权, 但实践中这些权力都发展成了行政管理权。在各种权力中, 行政权力最容易无限膨胀, 越过法律划定的边界, 因此解决高校外部去行政化的根本出路在依法治校, 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部门对高校的具体统筹协调权来定位行政部门对高校的权力边界。

高校内部去行政化命题的产生源于两个背景:一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形成了权力崇拜的极端现象, 这严重影响了高校内部行政管理人员的思维方式, 使其将自己定位为有行政级别的“官员”;二是行政部门对高校的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作为压力信息进一步传递到了高校内部, 从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传递给广大高校教师, 甚至进而由教师传给学生。这类似于“中国家庭关系中受尽婆婆虐待的儿媳在自己熬成婆后再次虐待自己的儿媳”一样的思维模式。这是一种非道德思维的扩散, 与孔子“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思想背道而驰。由此也可以看出, 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是外部去行政化。如果社会上追求真理、合法追求金钱的人多于追求权力的人成为一种潮流, 则官本位思想会逐渐消解。这从本质上需依赖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可以观察一下中国社会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即可获得这样的启示。南方市场经济发达, 大部分人不热爱当官, 大部分人愿意经商而不愿意考公务员, 而北方市场经济不发达, 大部分人愿意考公务员, 当然北方人做官并非都是为人民服务, 很多是通过做官以权换钱, 这种做官的初衷使之很难走好人生路。另外, 中国古代的都城大部分在北方也是影响北方人产生更多官本位思想的原因。

那么这两大矛盾如何影响高校发展呢?笔者认为, 如果行政部门对高校的管理日渐科学化, 向服务化转变,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渐得到落实, 如果高校管理者对高校内部教师的管理逐渐科学化, 向服务化转变, 高校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和学术研究自主权得到真正落实, 高校会逐渐走向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反之, 如果行政部门继续对高校管得过多过死, 高校管理者继续凭借行政权力对高校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和学术研究自主权加以干预和限制, 则高校会逐渐丧失其基本功能, 其传播知识和创新知识的使命就很难完成。

就如何传播知识来说, 教师应该成为高校的绝对权威。正如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所说:“教师就应该广泛控制学术活动。由于他们最清楚高深学问的内容, 因此他们最有资格决定应该开设哪些科目以及如何讲授。此外, 教师还应该决定谁最有资格学习高深学问 (招生) , 谁已经掌握了知识 (考试) 并应该获得学位 (毕业要求) 。更显而易见的是, 教师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谁最有资格成为教授”［２］。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教师在课程设置、招生、教学、学位和职称评定等方面所具有的权威性判断能力, 这种学术权威也构成了教师学术评价权的基础。就如何进行学术研究进而创造知识来说, 教师比高校纯行政人员更在行。因为他们知道学科前沿的位置, 知道在哪些方面前人尚无研究或研究层次较浅。但高校的这两大任务在高校遭遇行政化困境后就难以顺利完成了。在传播知识方面, 高校的专业及学科设置并非教师说了算, 而是学校行政部门提出方案上报教育部, 经教育部审批, 批准后才能开设。这是一种行政决定过程, 而非教师的学术评价过程。高校招生的名额也受到本省教育主管部门的严格控制, 缺乏自主性。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标准的制定及实施、学生的学位评价都由行政机构说了算。在创造知识的科研资源分配方面, 小到论文评奖, 大到课题项目的申报, 都受到高校行政权力的左右, 可以说, 高校的部分行政管理者凭借行政权力垄断了大部分学术资源。上述做法妨碍了旧知识的科学传播和新知识的有效创造, 并使高校离其宗旨渐行渐远, 渐渐沦为一行政机构。

3 高校民主化改革是破解高校行政化困境的根本出路

高校行政化的实质是权力对权利的制约, 这里的权力是指公权力, 在高校行政化语境下特指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行政管理权以及高校管理人员对高校教师的管理权。而此处的权利是指私权利, 即高校享有的办学自主权以及高校教师享有的教学自主权和学术研究自主权。权力对权利的尊重体现的是对民主的尊重, 权力对权利的倾轧体现的是专制管理, 高校的使命是传播知识和创造知识, 承担这一使命的主要是广大教师, 而不是行政管理者, 个别“双肩挑”的行政管理者因为精力有限, 必然出现管理不专业、教学及学术不精通的现象, 这一现象早晚要通过高校改革予以消除。因此, 理应对承担高校重大使命的教师给以充分的民主自由保障, 行政管理者应为其提供优质教学、科研资源及服务, 确保其发挥自身最大潜力。这一局面的改变必须通过系统的高校民主化改革来完成。

高校民主化改革是指针对高校目前业已存在的高度行政化局面即行政主导高校教育科研的局面加以改变, 从而恢复高校本来面貌顺利完成高校教学科研使命的活动。高校民主化改革的内容是由高校行政化的类别决定的。既然高校行政化包括高校外部行政化和高校内部行政化, 因此高校民主化改革也相应地包括两块内容:一是改革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的关系, 使高校成为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主体, 真正享有办学自主权;二是改革高校管理者与教师的关系, 使高校教师真正拥有教学自主权和科研自主权。基于此, 可以将高校民主化改革分为高校外部民主化改革和高校内部民主化改革。

3.1 高校外部民主化改革

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应该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转变对高校的管理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不仅要求政企分开, 也要求政教分开, 使高校如同企业一样不再是政府的附属物, 而是成为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市场主体。行政部门对高校的管理要向监督、服务转变, 必须减少过多、过细的管理。这也是教育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中所要求的。也是落实我国高等教育法第11条的客观要求。

一是在招生专业及数量上实现高校主导, 废除行政审批制度。高校教师处在科研前线, 经常进行调查研究, 最了解社会对哪些专业人才的需求, 因此在招生上应该由高校主导, 听取广大教师的意见, 同时根据本校师资力量、办学条件来决定招生名额。即使培养的人才多于社会需要, 也可以给在职职工形成一个压力, 使之认识到单位随时可以利用市场上过剩的人才替换不合格的人和怠工的人。这有助于全面提高各单位的工作效率。

二是改变学术评价的行政管理模式, 实行高校间专家评价制。目前, 在学术论文评奖和科研项目申报上上多是报到科技局或社会科学联合会, 评奖过程在行政部门进行难免受到行政干预, 并且评奖过程有哪些人参与并不公开, 也不当场公布结果, 是否有人作为评委需要回避也不知道, 这些都意味着难以杜绝暗箱操作。笔者认为, 在这方面应实行严格的高校间专家评价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借鉴医疗事故鉴定制度中成立医学会的做法进行设计, 可以从各个高校抽调不同专业的正教授一级专家 (双肩挑人员除外) 组建不同专业的学术委员会, 各专业的学术委员会全权负责本专业教师的论文评奖或科研项目申报, 让其在评定中起决定作用。程序上要采取从该专业的学术委员会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的方式, 当场评价当场打分当场公布结果, 在这里可以借鉴公务员面试的做法, 杜绝暗箱操作。同时采取严格的匿名评审, 避免人情关系的影响。这种制度真正实行起来绝对可以避免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不当干预。

三是高校领导干部应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选举从高校内部产生, 排除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有意安排行政官员担任高校领导。这主要是针对高校一把手的产生来说。坚持高校主要领导从高校内部产生有助于提高高校高层领导的工作积极性, 也有助于排除行政部门对高校的过度干预。俗话说,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高层领导 (指副院长、院党委副书记一级) 离一把手仅一步之遥, 普遍存在好好干争取晋升为一把手的愿望, 如果像一些高校那样被行政部门安排了一个来自行政部门的官员担任院长或书记, 则高层领导的积极性大为降低, 新来的领导要熟悉高校情况也需要一段时间, 这在一定意义降低了高校的工作效率, 来自行政部门的领导也难免会把行政官僚之风带到高校, 进而强化了高校的行政化色彩, 高校去行政化更加困难。同时也难以排除新任领导可能是行政部门安插在高校的一个起监督作用的“耳目”, 这将使高校难以摆脱政府附属物的角色, 教授治校更加难以实现。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选举从内部产生高校最高领导人有助于提高最高领导人的威望, 有利于服众, 各二级学院也可以成立本学院的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自己的行政最高领导人, 其他领导人可以由最高领导人提名, 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职工代表大会同时有权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罢免其选出的行政领导人。同时行政领导人不得实行“双肩挑”, 即不得即从事专业教学、科研活动, 又担任行政管理职务。只能专职进行行政管理。否则, 他们在职称评定上就会有两条路, 既可以走行政序列晋升, 也可以走专业技术层次的晋升, 这无疑对于单纯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广大教师来说是一种特权。而任何特权都是违背平等原则的体现。

3.2 高校内部民主化改革

高校内部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从事教学、科研的高校管理者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在教学、科研上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 这样的规则往往在教学课时资源、学术研究资源上对从事双肩挑的行政管理者有利而对单肩挑的广大教师不利。而双肩挑在很多高校都存在, 是个极其普遍的现象。因为行政管理者等于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这显然违背基本的法理, 如果裁判员同时是运动员, 那么在一场比赛中, 他很难做出公正的裁判,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这也是高校内部问题的核心。众所周知, 因为专业, 所以精通, 笔者认为, 解决这一问题, 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彻底杜绝双肩挑现象。让双肩挑的人员里教学、科研水平较高的人员专门从事这一教学科研业务, 不得再从事行政管理。让双肩挑里行政工作干得好服务意识强的人员专职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二是从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的学生里选聘人员将目前从事行政管理中服务意识淡化、官本位思想严重的大学工作人员加以替换下来, 以利于净化高校严重行政化官僚化的空气。

三是在教学评价、学术研究评价上彻底实行教授治校, 杜绝行政参与和干预。具体来说, 在校优质课比赛、教学优秀或优秀教师评定、校级课题评定等方面主要由本校专家 (副教授以上职称) 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来组织和决定。考虑到隔行如隔山, 不同专业也应抽调部分副教授以上人员进入学术委员会参与评定, 其评分要占总分的70%左右。各高校要组建专家库, 进行教学、科研评价活动时要从专家库随机抽取人员组成临时学术委员会。其中必须有被评价专业的专家参与。评审必须采取匿名评审。这样可以不事先公布评审专家的名单, 避免有人提前贿赂专家影响评审的结果, 又能起到法律回避制度的作用, 做到公正评审。

综上所述, 高校去行政化的意义重大, 这点众所周知, 关键是采取行动, 对高校进行民主化改革, 这是问题的关键。这种改革势在必行, 不改革中国高校会进一步落伍, 无法很好承担国家赋予高校的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学术创新、创造知识的使命, 不改革中国的经济, 社会发展就难以持续下去, 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就难以贯彻实施,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难以实现。

摘要：中国许多高校在发展中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高校的行政化问题严重也是个不争的事实。高校要想完成传播知识和创造知识的两大使命, 就必须去行政化, 而高校去行政化的根本出路在于进行民主化改革。

关键词：去行政化,民主化改革,高校的使命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减少过多过细管理[EB/OL].2013-01-17.浙江在线·教育频道, http://edu.zjol.com.cn.

邮政企业去行政化改革要循序渐进 篇5

陈宏

2012-11-20 10:58:40来源：国研网2012-11-1

2摘要：过去多年来，我国邮政业实行企业化市场经营与行业化管理相统一的模式，其弊端日益显露。2005年7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我国邮政体制改革方案。邮政体制改革的方案为“一分开、两改革、四项措施”。“一分开”指邮政领域内的政企分开：“两改革”即改革邮政主业，改革邮政储蓄：“四项措施”则是指建立普遍服务机制、完善特殊服务机制、强化安全保障机制、改革价格形成机制。

邮政体制改革正在逐步深化。国家邮政局副局长王梅10月26日在接受中国政府网访谈时介绍，为完善省级以下邮政监管体制改革，将在市地一级设立357个邮政监管机构。同时，为避免误解，省级以下邮政企业将不再称“邮政局”。同一天，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决定》。

邮政集团公司今后应不再使用“中国邮政”或“邮政局”等名称，“邮政”二字现在已不仅指中邮集团公司，各类快递公司也属于邮政行业，还有各地的邮政管理局。邮政集团公司对外应一律使用“中邮集团”称呼，实现彻底的政企职责分开，使“中邮集团”成为真正的企业。邮政普遍服务标识不能被“中邮集团”开展竞争性业务借用。

过去多年来，我国邮政业实行企业化市场经营与行业化管理相统一的模式，其弊端日益显露。2005年7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我国邮政体制改革方案。邮政体制改革的方案为“一分开、两改革、四项措施”。“一分开”指邮

政领域内的政企分开；“两改革”即改革邮政主业，改革邮政储蓄；“四项措施”则是指建立普遍服务机制、完善特殊服务机制、强化安全保障机制、改革价格形成机制。

政企分开主要内容包括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政府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开。政企分开是这个改革方案的核心，而政企、政资、政事三分开是邮政改革的总体目标，分业经营、监管独立是整个邮政改革的出路，完善省以下邮政监管体制，是邮政领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深化改革的重要步骤。邮政监管体系改革将促进邮政业与交通运输业融合，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要完善邮政普遍服务的四个机制，即保障实现机制、发展政策机制、亏损评价机制、横向管理机制。

我国所有企业不分大小和行政级别，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营改增”全面推行后该缴的均要缴纳，税后利润按产权规范自主分配和对国家分红。邮政企业由于具有普遍服务义务享有国家相应免税政策，今后应将此与普遍服务财政补贴一并等量齐观。要加快建立邮政普遍服务亏损评价体系，摸清邮政普遍服务成本，并将财政补贴预算与邮政普遍服务水平有效挂钩，加强邮政普遍服务补贴资金的使用监管，不断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与效果。

邮政体制改革后，省级以下邮政企业已经属于公司范畴。目前邮政集团公司仍为副部级央企，省级以下邮政监管体制建立后，为便于交通局邮政监管部门管理，地市邮政分公司应变为副处级，县区邮政分公司应变为副科级，并应逐步取消国企行政级别身份。当前，各市、县级邮政公司应从当地党委、政府设立的各类常设和非常设机构成员单位中退出，并应同时从“政务公开”、“局务公开”成员单位中退出，纳入“厂务公开”范畴；各级政府网站、门户网站、广播电视

台“政务公开”专栏不再链接邮政企业网址。邮政企业内部制订的“局风局规”等均不再使用“邮政局”、“局”称呼。

邮政企业公司化改革后，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由国务院或地方政府派出监事会，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施监督。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邮政产权制度改革步伐。邮政企业属国有独资企业，产权结构单一，公司化后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支配的财产是国家的，产权制度改革应坚持市场配置为主的原则。邮政集团公司应由原来的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转而纳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目前，邮政储蓄银行与邮政混合经营、混合管理，存在明显弊端且内部控制薄弱，应将邮政储蓄银行完全剥离；继续深入细致地做好《邮政法》的修订，逐步将邮票发行权收归国家；借鉴欧盟做法，全面开放邮政市场。

要逐步淡化邮政企业对报业发行的依赖思想，避免其对国民经济生活不必要地干预。报纸自办发行有利于保持观点独立，建立发行网络也是报业发展的必然，应通过“全国报纸自办发行协会”鼓励党报党刊出版单位和大型新闻出版传媒（601999）集团公司自办发行。“全国报纸自办发行协会”成立于1992年5月，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一级社会团体，成员由具有独立发行权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报社组成。我国自办发行走过了20多年历程，到2007年全国实行自办发行的报社约900家，虽然仅占报纸总数的40%，但这些报社创造了80%以上的广告份额，其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好于邮发模式。据11月7日消息，经甘肃省委宣传部批准，2013年开始，《甘肃日报》及甘肃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甘肃农民报》《甘肃经济日报》《甘肃法制报》等报纸实行自办发行。

经济层面的公平正义是最基本的公平正义，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政府管理经济主要是协调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的发展规划和经济关系，对于企业经营也要从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有利于消费者及广大员工的角度，进行卓有成效的宏观控制，对于企业影响民生的行为有针对性的纠偏，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国企负责人的身份首先不是企业家、职业经理人，而是由组织人事部门和政府主管部门考核任命的官员，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在评选优秀企业家等方面应首先向大型民企倾斜。邮政企业对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不应下达经营考核指标，不得让员工买断包销，不得滥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

美国高校“去行政化”的启示 篇6

司法判例确立大学自治

达特茅斯学院是美国第九所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也是闻名遐迩的常春藤学院之一，它坐落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小镇。它是经英王乔治三世批准，由伊利·扎维洛克牧师创建并担任院长，资金来自达特茅斯伯爵二世的捐赠。1769年，该校依据当时的英国总督向学院颁发经国王乔治三世签字的特许状而成立。达特茅斯学院是常春藤盟校中唯一叫“学院”而不叫“大学”的私立大学。说起这个名称，不得不提起这个鲜为人知的著名案例——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

1816年，新罕布什尔州政府试图将私立的达特茅斯学院收归州立大学，并设立了对学院单独管理的机构，以便废除1769年英皇的批文。学院的秘书兼司库伍德沃德根据州政府的决定将学院的校印、账本和相关文件带走。学院的董事会在董事弗兰西斯·布朗院长的领导下向法院控告伍德沃德非法侵占学院的财产，要求他将校印、账本等物品归还学院。同时，董事会还连带起诉了新罕布什尔州议会擅自订立法律，未经正当程序就剥夺了他们的财产权利，破坏了具有契约效力的特许状，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要求法院宣布州议会通过的此项法律违反了宪法而无效。最终这个案件被该校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由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审理，该案经裁决，最后达特茅斯学院获胜。从最后的结果看出，该案坚持了原来宪章的有效性，排除了州政府的行政干扰，维护了大学自治的传统。

这一事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极大：一是确认私立大学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从而导致更多的私立大学产生；二是宣告州政府收归私立大学为州立大学的道路不通，从而迫使其加大财政投入来创办更多的州立大学。美国的高等教育立法规定：联邦政府、各州政府与高校存在着分权，这种分权是在美国宪法的规定和约束下进行的。联邦政府的教育立法只起宏观指导作用；各州的地区教育立法对本地区的学区设置、高校管理体制和州立大学财政拨款等做出规范；私立大学则有权对具体的办学行为（学校招生、筹措经费、教学管理、教师聘任、专业设置等）做出规定。

美国大学自治的保障——契约

总的来说，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现代大学管理的三项基本原则。美国现代大学之所以能够去行政化，笔者认为法律确认的大学自治是最基本的前提，没有大学自治，就谈不上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所以中国高校要想去行政化，应该先健全、完善法律制度，以确保大学自治的实行。

就像刚刚提到的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马歇尔法官在审案的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Dartmouth College是否是政府建立并直接控制的教育机构？教育又是否完全被置于政府手中？每一个教师是否都成为公共官员，而为教育之目的所做的捐赠是否都一律成为公共财产，以至是立法机关的意志而非捐赠人的意志成为处理此种捐赠的法律？马歇尔法官认为，这些问题对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法院应当给予认真考虑。

这让笔者想到了1980年以前的美国，教育部只是一个非内阁成员的独立政府机构，其主要职责仅仅是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和整理有关教育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政府机构和公众。即使后来教育部成为了美国的一个政府部门，其主要职责也主要在于特殊教育领域的协调和统筹，如弱智人教育、残疾人教育、扫盲教育、教育贷款以及科技教育等，与高校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也不能直接干预学校事务。基本上可以说，除经费外，美国的高等教育与政府无关。美国也没有全国统一的学位授权管理机构，高校的办学许可与学位授予权主要由高校所在州的立法机关负责把关，只要不违背法律，便可独自管理，政府不得干预。

就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最高法院的判决其具体的结果自然就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新生，并由此确立和保证了美国私立学院的独立和自治以及与大学自治密不可分的学术自由，而这也是美国公立高等学校所努力改革及追求的方向。由此，我们可知，导致美国大学自治的基础就是契约，是一个不仅在字面上而且在精神上合乎宪法的契约。通过契约来调整私立高等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保障大学自治的实现。

通过立法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刚才提到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这是美国现代高校管理的三项原则。其中教授治校的本质是“自下而上”的决策，这必然使得高校行政以服务为价值本位；而我国的高校行政化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决策，这就使高校行政以权力官位为价值本位。因此，高校要去行政化，其核心的问题不是高校有没有行政级别的问题，而是要将高校从政府的行政下属性组织中彻底解放出来。

我国高校之所以存在行政化有其客观的理由。笔者认为，因为我国办大学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要让高校为社会服务，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便捷途径便是高校行政化，于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将高校的设置、招生、教学、人才培养、学位授予等，都授权给了政府或者教育行政部门。客观上讲，高校行政化很长时间内确实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现在却成了高等教育进一步实现质的飞跃的重要制约因素。

所以，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首要任务。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政府行政部门和行政管理。政府对公办学校理所当然要承担办学者和管理者的责任。但政府应改变直接管理高校的模式，实施宏观管理，例如：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监督学校的办学质量。再比如，政府拨款是大学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但不应由教育主管部门直接下达，而应建立多方组成的拨款委员会。还有对高校的考核、评估不可缺少，但政府可以委托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对各类高校进行考核、评估。除此之外，取消由政府任命大学校长的包办制，成立由教授为主体的多方代表参加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实行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最后报上级审批也非常有必要。总之，要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政校分开、政事分开。应从微观管理型政府向宏观管理型政府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要明确各级政府管理大学的权限和责任，明确各类高校办学的权力和责任。

就像美国，大学自治的保障是契约，但其具体的形成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司法判决来确立的，因此，大学自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依法自治，美国现代大学自治的形成与高等教育法制化是密不可分的。就中国而言，高等教育法制化的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通过法律来调整高等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选择。

结束语

尽管我国现在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很高，但是高校现在去除行政化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可是笔者相信——去行政化、追求学术至上将是我国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由之路。可以确定这样一种思路：其一，大学按照学术机构来办，让大学营造一个气氛，就是学术至上。其二，教授最了解学术，他们代表了学术的方向，所以要让教授的意志成为学校发展的主导。其三，行政干部作为管理人员为教授服务，他们要是社会的精英，要有很好的待遇，但他们的职责是按照规范制度，把学校运转好，不是只指挥教授。其四，教授要讨论什么问题，管理人员坐在一边，教授有问题了他们提供参考，然后帮着找解决办法。可以说，只有营造出这种气氛，大家才能一心追求学术领先与学术卓越，从而摆脱现在大学都追求、崇尚权力的现象。

高校“去行政化”路径探析 篇7

作为国内最先尝试“去行政化”管理模式的高校是南方科技大学。2009年, 朱清时出任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时曾自信地说:“未来的南方科大将是一所教授治校的学校, 强调去官化和去行政化。在南科大, 行政人员没有行政级别, 不是指挥教师, 而是服务教师。而一半的学校领导也要由教授选举产生。”[2]然而在经过短暂的“蜜月期”后, 朱清时及其所带领的南科大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南科大建校三年来始终没有获得教育部招生资格, 自认为等不及的南科大绕开教育部, 自主招收了45名学生, 自主教学、自授文凭, 然而却饱受非议。而近来发生的一系列“高考罢考风波”、“核心团队出走事件”、“学生不满退学浪潮”等更是把南科大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当初相当自信的朱校长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也流露出对南科大未来的迷惘与无奈。是什么原因让这种看起来近乎完美的理想大学制度步履维艰, 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出路到底在哪?

笔者认为, 能否逐步去除高校“行政化”, 前提在于把握高校“行政化”的成因, 基础在于认清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定位, 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核心在于加强高校法制建设, 保障在于建立相对完整的监督体系。

一、前提——把握高校“行政化”的成因

要了解高校的“行政化”, 首先要了解何为行政。行政是一个古老的概念, 但并非从来就有, 它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是国家的一种基本职能形态。在我国古代, 行政是指执掌政务、推行政令的意思。在西方, 一般把行政理解为国家事务的管理活动。我们所理解的行政, 是国家政府机关和其他行政组织, 依据国家法律和运用国家法定的权力, 为实现国家的社会目标和统治阶级的利益, 对社会事务所进行的一系列组织和管理活动。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机关和其它国家机关中的行政组织, 依据国家法律和运用国家法定的权力, 为实现人民的利益和体现人民利益的社会目标, 对国家各方面社会事务实施的科学管理的活动。它体现了政治性、服务性、科学性、法制性等特点[3]。高校行政管理是确保高校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 制度本身并没有问题。而一旦取消现行的管理模式, 便会被极端性“民主”所绑架, 使高校陷入混乱和无序。南科大就是典型。

众所周知,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浓厚的“官本位”思想。这种“官本位”至少包括四点内涵: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 下级对上级唯马首是瞻, 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 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正是由于这种官本位思想的存在, 必然造成整个行政过程带有明显的人治性, 权责分离且效率低下。也正是这种“官本位”思想成为高校内部资源分配不公、缺乏民主的主因。阎光才教授把这种现象定性为“潜规则”:我们可以把所有成文规则或者说正式制度之外的规矩统称为潜规则。当某一正式制度过于理想化, 超越了人的自然属性或者现实环境, 它就有可能形同虚设而失去其所应发挥的功能。尤其是在正式制度存在可为人所利用的缺陷时, 各种无论恶意还是非恶意的行为譬如搭便车、寻租、权钱交易、熟人偏好等现象就会频繁发生, 久而久之, 这些行为就构成了我们常常反感、痛恨和排斥的潜规则 (阎光才., 2011) 。因此, 我们不难看出:作为维系高校生存和发展的高校行政管理模式本身并没有错, 错就错在这种管理模式中的“潜规则”;我们要去除的不是高校的行政管理, 而是其中的“潜规则”。

二、基础——认清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定位

201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指导意见》指出:“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 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 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性医疗等公益服务, 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 划入公益二类。”改革后的事业单位, 即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 应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织支撑, 成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力军, 以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而“可部分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校定位, 也必然要求高校在今后的发展和定位上, 允许其部分市场配置资源, 接受市场的调节和配置, 同样也要求其“非营利性”的服务属性, 不允许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高校的二重属性也为我们把握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确定了基调。

三、关键——处理好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2010年2月28日,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新闻发布会上, 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他指出, 高等教育行政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一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4]。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说到底就是制度执行中所存在的“潜规则”, 而政府对高校的行政化就体现在政府与高校的关系上。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国政府对高校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管理方式, 高校的一切活动均由政府承包管理。而政府实际掌握着高校的发展的脉搏。关系高校生存与发展的招生权、财政权、人才引进审批权、职称评定评审权、薪酬待遇标准制定权、高层干部任免权、科研项目审批权、奖项荣誉评审权等等, 都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 如此沉重枷锁下的高校要想彻底摆脱政府行政化的束缚, 谋求所谓的独立自主权, 谈何容易?高校事实上已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 受其领导、听其指挥、对其负责。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社会、政冶、经济、文化与国家政权高度统一的国家。政府的高度集权, 使得高校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利益, 高校缺乏自治权也就不难理解。这不是高校不想拥有自主权, 而是政府出于利益的考量, 不愿放权。政府对高校行使的不是监督权, 而是监管权, 一定意义上来说, 政府“绑架”了高校。而另一方面, 过着“衣食无忧”、迷恋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高校自然也没有了争取自己独立生活的动力, 反过来高校也“绑架”着政府。如此恶性的循环, 自然造成了高校行政效率的低下。如果政府不能实实在在给高校松绑, 施行管办分离, 还高校办学自主权, 高校“去行政化”就很难实现。而最让政府担心的是一旦放权给高校, 给予高校充分的自主权, 政府对高校的监督权又如何体现?作为“公益二类”的高校公益服务的属性如何得到保障?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而解决这一问题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加强立法, 为独立自主的高校指明前进的方向, 同时规范高校的行为, 这也是政府监督权的职责所在。

四、核心——加强高校法制建设

有学者认为, 大学内部存在着两大并行的权力系统。一种是以行政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的行政权力系统, 另一种是以教授、专家、学者为核心, 以学术组织为主体的学术权力系统 (钟秉林, 2010) 。去行政化就是要改革高校内部的治理模式, 由官本位回归学术本位, 明确学术主导和管理服务两个系统的职能边界, 既要革除教授的“官员化”, 也要革除行政人员的“教授化”、“学衔化”, 让“教授”职称回归本义。这其实是对高校管理模式的一种浮光掠影的理解。在高校, 其实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权力系统和学术系统。学术权力说到底也是一种行政权力, 均牵涉到资源的划分和利益的分享, 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一味地去苛求形式上行政权与学术权的分离, 简单地要求学术自由、教授自治, 不仅不能解决人们所厌恶的“潜规则”, 而且会造成高校管理体制的混乱及无序, 也更会使所谓的以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为目的的现代大学管理制度沦为下一个被批判的对象。高校行政泛化的本质不在于制度的不合理, 而在于制度执行的偏差。而要保证制度的准确执行, 最核心的就是要加强高校的法制建设, 使高校能在相对独立自主的环境下依法治校、依法管理, 依法行政。

高校的法制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法律清晰界定政府与高校间的权力关系。如果不在立法层面对政府部门职责、权力给予清晰的界定和必要的约束, 如果法律文本本身缺乏带有可操作性的刚性依据, 而是有太大的弹性和人为的操作空间, 那么便会加剧“行政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就是加强高校内部的制度建设, 建立以教授为主的政策制定委员会、以书记、校长为主的行政执行委员会和以教职工为主的监督委员会, 三权分立, 实实在在地扩大教授的参与权以及普通教职工的监督权, 完善各项制度建设和规范, 各项工作阳光、透明, 杜绝“潜规则”。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主要就是有关核心制度的内容是否符合学术活动的规律, 以及执行过程是否会为“潜规则”留有余地。

五、保障———建立相对独立的监督体系

高校“去行政化”就意味着大学要自主办学。自主必须以自律为前提, 自律不是指不需要监督, 而是指能更主动地接受各方监督。首先, 政府行政部门要对高校办学情况、教育科研质量、财务状况等进行跟踪监督和评估, 行使监督权。当然, 我们也要通过立法明确政府的监督范围, 防止监督权的放大和滥用, 而使显性的监督权异化为隐性的管理权。其次, 建立教代会、工代会等代表教职工利益的校内监督委员会, 明确监督委员会的职权, 对高校行政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应及时监督、检查, 并有权责令其改正, 针对不符合制度要求的程序有权予以否决。监督委员会领导由教职工大会选举产生, 行政领导无权撤换和罢免。再次, 增强高校各项工作运作的透明度, 凡是牵涉到教职工利益和高校发展的各项事业均应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 秉承公正、公开、公平原则, 杜绝一切可能的“潜规则”的实施机会。

摘要：探索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 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是我国高等教育未来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目标。能否逐步去除高校行政化, 前提在于把握高校“行政化”的成因, 基础在于认清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定位, 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核心在于加强高校法制建设, 保障在于建立相对完整的监督体系。

关键词：高校,去行政化,属性,政府,法制建设,监督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N].中国教育报, 2010-07-30.

[2]南科大朱清时:大学改革破冰者[N].时代周报, 2009-09-23.

[3]张永桃.行政管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2.

浅论高校去行政化 篇8

考虑到我国目前的高校环境和体制, 高校在近期内还不大可能被赋予更大的权力, 哪怕是“部分权力”, 大学的领导在可预见的较长时间内, 也不大可能完全去学术化, 教授在短期内也还不大可能完全从边缘走到中心。在我国高校, 存在着巨大的去行政化必要性。

(一) 高等教育改革的条件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条件应该说已经成熟, 高校该如何改革, 大家基本上也有共识, 当下最需要的, 应该是能够担当和敢于担当的改革者。这个改革者, 既可以是高校的领导 (比如党委书记、校长等) , 也可以是行政部门的各级领导, 也可以是各个院系的领导。目前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 高等教育改革呼之欲出, 仿佛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改, 但却少有人去做实验。

(二) 高校具备制度建设的基础

任何一级的改革者或者任何一个敢于担当的改革者, 都应该注重制度建设, 而高校内部管理的核心基石就是:要努力打造一个决策过程“自下而上”的平台和制度。在这个过程中, 无论是教授委员会还是广大师生, 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从当下高校的现实情况看, 无论学校也好, 职能部门也好, 亦或是院系也好, 要想做到决策过程的“自下而上”应该不难, 难的是想不想做、如何做以及如何不把“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 当作是推卸自身应该承担责任的一种手段。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牢记的是, 决策过程的“自下而上”是一种理念, 更是一种经西方高等教育实践证明了的可行之道。

(三) 制度建设需要制约因素

决策过程的“自下而上”, 需要由来自“下”方的相关人员的学术水准与职业操守作支撑, 更需要健全的机制或制度加以制约。由此而言, 在高校改革的浪潮之中, 作为高校主体的广大师生, 特别是教师, 应该更加具有主人翁意识, 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去谋求发展, 承担起培养人才、研究学术及服务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有了改革的先行者, 有了来自师生的大力支持, 搭建了良好的制度平台, 这三方面的合力, 一定会加快中国高校改革的步伐, 也一定能使中国高校在新世纪更健康稳步地前进。

二、我国实施高校去行政化的探索

(一) 探索教授治学的制度是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要充分依靠和发挥教授在高等学校运转中的参与及决策作用, 实现高等教育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高校通过设立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等机构系统形式, 依法保障教授参与高等学校的民主管理与决策, 提高教授在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中的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管权, 提高高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 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去行政化”是个加快循环的过程, 学校行政化的机构和体制大的趋势已经形成, 只能逐步改变;“去行政化”应该从新落成的学校开始, 从当下开始, 对新建立的学校“去行政化”, 进程应该还是可以的。“去行政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完事, 应该有配套的制度。”顾秉林举例说, 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 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 将有怎样的制度衔接, 这都需要考虑。

(三) 政学分离, 找准学术与行政的平衡点

“政学分离”在国外早已证明是一种先进的教育管理模式;在美、法、德等教育发达国家, 高校早已摆脱官场化、行政化弊端, 实现高校自主管理, 高校实行高度自治。而在我国高校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 基本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模式, 高校行政化、官本位积习深重。因而, 全国政协委员郑兰荪院士曾直言:“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不在规模大小或院所系科设置, 而在大学独立、教授治学、学生自治等现代办学基本理念和管理体制等方面”。

国内外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 对外是自主办学, 对内是学术自由, 实事求是, 以人为本, 民主管理等, 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创新”这一大学精神的内涵;“大学组织中的权力作为一种行政力量, 只有与专业权威不形成冲突的前提下, 才有可能被认同并接纳, 否则很难产生积极的效应”。高校行政必须彻底打破“官本位”思想, 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行政理念, 而体现这一思想的关键, 在于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就高校去行政化问题, 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从学校内部讲, 要强化学生和教授的话语权。这两个群体的话语权强了, 行政化倾向就会弱化”。

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培养创新人才。

摘要：高校去行政化是指高校要推进政校分开, 管办分离, 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是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 对推动当下高校乃至高等教育的改革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高校的“去行政化”是现阶段一个热议的问题, 本文简单讨论了我国目前高校去行政化的环境、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 在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的进程中, 应该注意的问题。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篇9

不论大学作为何种类型的组织, 其以学术为中心、培养人才的宗旨目标是不变的。事实上, 行政权力不是也不应是一个带有色彩化的词语, 大学的运营管理不可能离开行政管理。泛行政化趋势的加强, 大学的行政权力超越了特定的界限, 从行政服务领域蔓延到学术领域, 造成对于大学的管理过多过细, 大包大揽。现实中大学行政权力的过度膨胀对学术自由传统和学术自治理念产生很大冲击, 大学精神亟待重塑。

1大学治理权力主体倒置, 学术权力缺失

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性组织, 其权力设置不应是科层化的自上而下的授权模式, 而应来源于大学成员自下而上的自觉认同, 这种自觉的认同是对真理、知识和学术的认同, 而非对外部强权的认同, 这便是学术权力。[1]学术权力实质上是学术自由的权力, 因而具有民主性、自主性的特征。受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的影响, 我国公立大学的治理, 行政权力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 不断干涉和插足学校的学术事务, 学术自由和自治的精髓日益遭到践踏, 行政权力泛化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变为谋取利益的工具, 这不可避免地会激化大学各利益群体的矛盾, 尤其是行政团体与学术团体之间的矛盾。

2进一步加剧学术道德的沦丧

在行政权力处于凌驾和支配地位的条件下, 为了生存和某些利益的诱惑, 某些知识分子选择向行政势力低头或靠拢, 这既丧失了作为学者的独立性, 也丧失了学术自由的品质。高校的学术决策掌握在行政权力手中, 所谓民主表决、投票的程序要么权重较低, 要么只是走形式。学术资源行政官位化不断助长我国大学学术成果造假、剽窃之风的屡禁不止, 愈演愈烈。行政权力膨胀, 在学术领域成了支配力量, 从而加剧学术道德沦丧, 造成学术停滞不前, 甚至学术倒退, 败坏学术风气。

3资源分配官位化, 有悖教育公平

我国大学通常被划分到事业单位法人的类别里, 高校像行政单位一样被划分为很多行政级别。根据其所属政府部门的级别, 可以划分为部属高校和省属高校;根据招生类别可以分为本科高校和专科院校;从笼统的社会地位的意义上, 可划分为重点大学、非重点高校、“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等。这些分类的关键在于, 政府通过行政权力的干预, 给予大学不公正的礼遇, 并非由社会贡献的差异而带来的大学的社会化差。大学行政化倾向助长了众多高等学校热衷于自身的盲目升级。从专科院校升级为本科院校, 从学院升级为大学, 从一般本科院校升级为重点本科院校, 从一般重点本科院校再升级为“211”工程高校、“985”工程高校, 从省属高校升级为部署高校或省部共建高校, 还有一些高校自身定位不明晰, 盲目增设本科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 甚至有一些3~5年制的中专高职学校谋求升格为本科高校。这些看似简单的高等学校升格行为, 其实质是升格背后所隐藏的巨大利益。受官僚等级制度和官本位传统政治理念的影响, 中国的公立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都竞相提高自己的身份, 因为不同等级的公立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资源是极其不平等的。资源的短缺和分配不均, 严重阻碍和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另外由于行政权力在大学处于中心主导地位, 因此行政权力会牢牢掌握包括学术资源在内的许多资源, 这就使得拥有行政权力的人会以行政强权手段占取资源, 从而造成高校内部资源分配不公平以及资源的浪费。事实正是如此, 大学分级破坏了大学间的公平竞争。

此外, 大学行政化的泛滥阻碍了高校组织机构运行中多元权力的参与和监督, 降低校务决策的科学性, 也不利于调动师生开展教学、科研、学习活动的积极性, 总之, 现今我国高校的“泛行政化”现象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良性循环与发展, 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二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路径———后行政化时代的大学治理

去行政化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大学内外部的权力关系, 尤其要正确处理好以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为代表的外部行政权力与大学内部自治的关系, 要从本质上打破大学管理的行政特权。要使大学回归学术本质, 构建新的治理模式, 积极推进大学的法人化改革, 继承和发扬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

1改革教育行政体制, 重新定位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管理的模式, 重新审定政府和大学的关系是重要任务之一。我国教育实行中央的统一领导, 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受这种教育行政体制的制约, 外部教育行政组织在对大学的管理过程中沿用了一贯的集权式的管理模式, 忽视了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的自由、自治的属性, 把大学作为一级行政组织来管理, 势必会将官僚体制的理念和官本位的思想强加给大学, 这是造成我国大学管理泛行政化的一个重要根源。所以, 寻求我国大学管理去行政化的出路, 政府对大学管理固有的理念和模式要做相应的调整。

在西方发达国家盛行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打破了传统的管理行政的管制性, 引进了服务行政的思想, 而服务行政的模式恰恰切合高等教育行政中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理念。在我国政府一方面是公立大学的举办者, 另一方面又超越权限成为大学管理者, 大学也就从根本上丧失了自主、自治的权力, 沦为政府行政机构的附庸。走出这种困境, 需要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 正确处理与大学的关系, 简政放权, 转变角色, 充分运用法律、政策引导、项目资助、信息服务、评估监督等手段, 由对大学实行直接管理转变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 不应干涉可以由大学自主决策的事务, 例如课程与专业设置、奖惩政策制定设施、人事聘用考评、招生计划、学制安排等。[2]

2明确大学法律地位, 积极推进法人化改革

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关键是要建立新的治理制度。对此, 积极推行法人化改革, 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制度将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路径。构建大学法人治理体制就是在大学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形成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等权力的相互制衡与约束, 构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合理权力架构。[3]大学法人治理制度的意义在于:作为一项制度, 它规范了大学独立法人的权力运行机制, 通过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博弈来实现二者的制衡, 以及外部权力主体对制衡机制的影响, 这对大学泛行政化倾向的制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制度, 首先要明确大学的法律地位。我国《民法通则》将公立大学归类为事业单位法人,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相关条款又规定了我国公立大学自成立之日起就取得了法人资格, 校长则是大学的法定代表人, 似乎可见, 我国公立大学的法人地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但事实并非如此。[4]事业单位很大程度上作为政府行政机构附庸的弊病由来已久, 事业单位的法人资格, 具有飘渺性和脆弱性, 只能解决大学的民事权利问题, 则无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因此许多学者就提出, 学校不应仅是民法上的法人, 而应当具备独特的行政法人性质, 以保障其在行政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重新定位政府与大学的关系, 建立二者的契约关系, 而非行政管辖与隶属的关系, 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外部行政权力对大学治理的盲目干涉, 从而可以保证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深入发展。

3推动依法治校, 强化民主管理

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精神的最基本价值, 而民主及其制度作为一种手段, 服务于自由价值的实现。因此民主法治观念的深入发展有利于现代大学治理的良性互动和去行政化改革的有效开展。改革大学泛行政化问题, 实现民主治理, 各方力量必须参与到大学的决策中来, 尤其像大学教师、教授、学生等应当对涉及学术方面以及重大事务具有实质的话语权, 而不是仅仅就某些问题去征询教授或者学生的意见, 民主治理不能只停留在参与层面, 而要深入到实质性的决策层面。民主当然需要制度和机制予以保障, 例如要使教授真正参与到大学民主治理中来, 就必须建立一个保障其决策权力得以实现的有力机制。就这点而言, 应当明确教授会这一组织的地位、目标及职能, 通过该组织来更好地表达教授等学术人员的意见。民主的决策权力要通过投票表决来实现, 将权力分配给各相关主体来行使,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治理。民主权力的行使要以其对于该领域问题的熟知性及其身份的无可比拟性为前提, 例如要对一个学者的科研学术能力进行评估时, 更应当重视同行专家学者的评估。[5]另外可以发挥监事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等民主机制的作用。

总之, 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并非简单地取消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机构, 而是要正确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学术至上为宗旨, 崇尚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积极推进法人化改革, 构建新的治理模式, 充分发挥大学培养人和人才的功能,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促进高等教育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泛乃华.我国公立大学管理泛行政化现象的探析[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3) :38.

[2]钟秉林.关于大学“去行政化”几个重要问题的探析[J].中国高等教育, 2010 (9) :4-9.

[3]彭宇文.中国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0) :55.

[4]王建华.第三部门视野中的现代大学制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浅论现代高校去行政化 篇10

1.1 我国高校“行政化”的表现形式

首先,高校级别设置完全采用行政级别划分。比如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是副部级,一般本科以上高校都是厅局级,专科高校是副厅局级,重点中学是正处级。据统计,我国有31个省级行政区域,15个副省级城市,300多个地厅级城市,而985工程重点大学有34所,厅级高校1000多所,因此就包括了60多位副部长和4000多位厅长。(1)因此,中国高校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官场,从而导致高校“官本位”思想意识的不断深化,“行政化”倾向严重。由于官员地位和待遇的特殊性,无论是高校的老师还是行政管理人员都希望能够提升自身的行政级别,以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好的福利待遇。

其次,高校内部机构设置也完全参照党政机关的方式进行设置。比如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党委统战部、纪委办公室、监察处、工会、团委等,不仅各种政治色彩浓厚,而且官员数量之多让人咋舌。据报道,武汉大学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可容纳700多人的逸夫楼礼堂居然都坐不下。(2)除此之外,就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而言,北京大学有一名党委书记、一名常务副书记、三名副书记、十三名党委常委;一名校长、三名常务副校长、四名副校长,管理机构十九个,每个机构除正职外,还有数名副职;清华大学有一名党委书记、一名常务副书记、三名副书记,党委下属机构十一个;一名校长、一名常务副校长、七名副校长,行政下属机构二十六个。(3)如此的机构设置使整个大学行政机构臃肿,学术机构被边缘化。

1.2 权力运行过程中,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学术权力逐渐被边缘化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以行政手段解决各种教育问题,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决策权仍然掌握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手中。然而在高等院校的权力运行过程中,学术权力的特点是以追求真理服从真理为主;在学术权力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时间和实践的验证,同时,不同的学派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这都是正常的学术权力运行过程。相反的,行政权力的特点是效率和令行禁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衍生而来的急功近利的思想迫使下,很多问题不可能等那么长的时间,于是行政权力就介入干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以某一个学派为主,限制其他学派的声音,从而使学术权力逐渐被边缘化,行政权力代替了学术权力。

2 高校行政化管理带来的消极影响

2.1 高校管理中政府因素占据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但在高校的管理体制改革中,虽在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了高校的自主权力,但实际中这些权力依然把持在政府相关部门手中。如校长任命、招生政策、科研经费划拨、建设评估等。而对比现代大学之父的柏林大学或者哈佛大学,柏林大学是由普鲁士王国拨经费资助的,即开办者是国家,但学校保持高度的自治,几乎所有事情都由学校内部成立的教授会决定。(4)2000年哈佛大学遴选新校长,有人提名即将卸任总统职务的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但哈佛大学很快就把这两个人排除在外了。哈佛大学的解释说,像克林顿、戈尔这样的人可以领导一个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所大学。领导大国和领导大学是两回事,领导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丰富的学术背景,而克林顿和戈尔不具备。原任美国财政部长,此前还曾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的萨默斯当选为哈佛大学校长。校方对此解释说,萨默斯之所以被挑选为新校长的原因,主要不是他当过财政部长,而是他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做到了一流,是国际知名学者。(5)由此可见,大学的治理需要的不是行政权力,而是学术权力。

2.2 高校的官本位意识增强

高校的任务在于学术科学研究、培养服务于社会的精英人才,而“官本位”的意识增强则使高校中原本重视学术发展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发生偏离。以政府意志行为的管理模式取代了遵循科学的教育规律,学术规律来运作整个学校,比如一项科研活动或课题的申报、启动、鉴定等,不仅要通过学术委员会的评定,还要通过学校行政部门的审核通过,过多的官员参与到学术权力运行中必然导致管理成本的增加,人力资源的浪费,学术风气的败坏。同时,高校中科研资源,学术资源等配置权力不是通过学术委员会进行分配,而是通过行政权力进行分配,必然导致一线的教职员工疏于对学术研究的探索,疏于教学任务的开展,转而去追逐各种行政职位,从事行政工作,并由此引发寻租活动的泛滥。

2.3 学术宗旨的偏离必然滋生教育腐败和教育质量下降

随着高校行政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学校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追逐利益的潮流,由于利益分配的问题,如教学资源、科研课题等,拥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副教授利用手中职务之便,获得了这些项目,从而导致其他没有行政职务的老师们无课题可以研究。但是,这些头顶“官帽”的教授们往往都忙于行政事务,无暇顾及学术研究,于是他们的学生,尤其是硕士生和博士生便成为其义务劳动者,还美其名曰这是对学生的锻炼。然而,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水平有限,更多的情况下无法承担比较繁重的科研任务,只能通过抄袭或者造假完成导师的项目。这样的研究成果怎能体现其学术价值、市场价值。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教育质量的下滑,滋生学术腐败。

3 高校管理“去行政化”的思考

3.1“去行政化”的关键是理顺政府和高校的关系

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一直是行政命令式的管理,尤其在人事制度、财政管理方面。正确处理好政府机构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去行政化”的关键所在。因此,政府应采取宏观调控的手段促进大学的各项资源和制度保障的提供,而不是过多的干预大学内部的事务,尤其是学术事务。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总体办学目标、财务监督机制等方式对高校进行管理。在此,可以借鉴来自2004年在日本实施的《国立大学法人法》。日本国立大学脱离国家行政机构,成为相对独立的行政法人,从而在财政预算、管理组织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国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权力义务相对法律关系。即政府根据相关法律对大学进行监督,同时,大学认为政府侵犯其法律赋予权力时,可提起诉讼救济。(6)

梳理好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明确高校所拥有的自主权力、合理规划和配置教育行政机构在高校管理方面的职能和权限,避免过多的干预高校事务。有助于高校“去行政化”这一目标的实现,使高校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运作模式。

3.2“去行政化”需要规范行政权力,回归学术至上

“去行政化”并非要完全剔除掉高校中的行政权力、取缔高校中各种行政职能的部门,而是建立一个现代高校行政管理体制,明晰各行政单位的权力和职责,引入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高效的管理模式,建立以学术为中心的科学管理服务体系,有效的对学校行政管理层进行体制改革,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学术、服务于老师、服务于学生。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提到过:“从追求学术至上的精神和卓越的管理机制方面谋求突破,大学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办,即让教授治校、让学术至上、去行政化,就是不用官僚行政那套体系来管理,而是教授自己管理自己,大学自治。这样可以解放大学的创造力,使大学回归到本来面目,使它很有活力。”(7)教授治校,扩大学术权力空间,组建教授会或者学术委员会,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力交给学术机构,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

3.3 民主选举校长是高校“去行政化”进程不可或缺的部分

大学校长是整个学校的最高管理者,他的决策将会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发展。比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国立清华的梅贻琦。因此,校长在这一进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包括常春藤联盟在内的所有高校都是通过民主选举来确定校长职位的。首先是由学校董事会指定校长遴选委员会,其成员由学校教授、校友、社会知名人士和学生代表组成;大学20个教授通过个人联名,就可以提名校长候选人;遴选委员会根据提名人选出三至五个人,请他们发表治校纲领演说,并广泛接触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在听取各方面意见之后对候选人做出评估,最后向董事会提交评估报告由董事会作出决定。(8)然而我们目前的高校没有针对校长的监督与评估机制。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模式,建立相应的大学教授委员会、校友代表委员会以及学生代表委员会,并赋予他们相应的民主选举与罢免校长的权力,可以实现民主治校。除此之外,政府和民间可以设置监督机构,确保校长选举的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1]张贵峰.最大的官场又何尝不在高校载[J].理论学习,2009.12.

[2]杨圣玉.大学“去行政化”论纲——论大学问题及其治理(之一)[J].社会科学论坛,2010.7.

[3]熊丙奇.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办学成本增大,公信力下降,熊丙奇剑指中国高校行政化弊端[J].中国青年报,2008-03-03.

[4]龙叶明.柏林大学:现代大学之父[J].大学时代,2006(4).

[5]李群.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6]张芳.浅谈日本高等教育制度改革[J].高教视窗,2008.11.

[7]朱清时.让大学去行政化,回归学术至上.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special/2020/a/200912/1227_9039_1489474.shtml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 篇11

一是理顺政府与高校关系。一方面逐步取消高校匹配的行政级别，减少政府行政干预。高校“行政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高校及高校领导的“行政化”，因此，高校“去行政化”首要应该消除高校及高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取消与行政部级、厅（局）级等层级的挂钩。另一方面给予高校自主权，明确高校可操作层面权限。

二是理顺社会与高校关系。一方面构建大学理事会制度，让社会参与大学管理。从国外高校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理事会制度可以更好地让社会融入高校管理中，让社会成为高校良性发展的一个助推器，更好地实现高校服务社会的公益性功能。另一方面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强化社会化监督。

三是理顺行政管理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明确行政管理权限职能及范围。借鉴国外高校行政与学术发展模式，将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划分开来，学校服务于学生，行政服务于学术，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不要叠加，明确导师负责制度，提升教授职责权限。另一方面完善学术研究权力运作机制。完善高校学术委员会机制，厘清人员筛选和机构组成，实现行政与学术动态管控，落实学术委员会的评定权限。

高校“去行政化”系悬崖勒马 篇12

因职业所需, 笔者对高校“行政化”色彩感触颇深。在大学里, 学校校长、学院院长、教务处处长、研究所所长、中心主任等名目繁多的头衔, 往往能与政府机关的行政级别逐个对应, 头衔之间也能通过一些隐含共识, 进行参照和转化, 以便分出高低与优劣。这类现象, 似乎越在名校越明显。

高校“行政化”带来的弊端显而易见。因为有级别, 就有了高校校长无休止地辗转论坛致辞听会, 或陪同更高级别政府官员、兄弟院校校长四处考察;因为有级别, 就有了副院长因为担心“抢风头”或“捅娄子”, 而不敢敞开心扉、放下包袱, 指出学院学术研究的特色与弊端;因为有级别, 就引发了大量让象牙塔外大失所望的高校“乌烟瘴气”与“一潭死水”, 以及知识分子的“猥琐化”与“道德文盲化”。

高校“行政化”更进一步的危害是, 吞噬“学术为魂、育人为本”的教育本质、污染“青春洋溢、理想放飞”的大学净土, 积累的是学术研究的形式主义, 大学生的暮气沉沉, 国家建设能力与社会进步力量的羸弱不堪。

大张旗鼓推动高校“去行政化”系悬崖勒马、势在必行, 也回应了多数人的呼声。在笔者的多次采访过程中, 大量“局中人”与“局外人”均谈及了高校行政化问题, 这其中有担忧, 更有无奈。可喜的是, 仍有部分高校老师强调以“教授”为身份界定, 而非“校长”“院长”“所长”“主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