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共12篇）

去行政化 篇1

近年来, 教育部在教育中长期规划的纲领中提出要逐步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计划, 引起广泛争议, 褒贬不一。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 在官本位的社会里, 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 是贬低教育。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也表示, 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 会使教育家得不到社会的尊重。校长们还认为, 有了和地方官员一样的行政级别, 可以平等对话, 做事也可以理直气壮。而许多从事教育方面的专家和学者, 主张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从这些学者和校长们的态度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他们很在乎行政级别。他们也看到了行政级别给高校带来的影响, 而这些影响不过是正面或者是负面的区别而已。依笔者之见, 学者和校长们没有必要对行政级别是取消还是保留作过多的讨论。管理上的行政级别在哪个国家的高校都有, 英国的剑桥牛津、美国的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并没有因有了行政级别, 而没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了管理上的行政级别, 便无法保证师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尤其在中国有如此众多的高校, 这些高校的在校师生人数有的七、八千, 规模庞大的高校则有五、六万, 如果把这些学校的一切行政级别都取消, 只会造成管理上的混乱, 高校师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必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社会上的任何一个组织都离不开行政, 学者亨利·明茨伯格提出的组织架构理论认为,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五个基本构成部分:技术核心、高层管理、中层管理、技术支持和管理支持[1]。可见层级与管理系统是组织必不可少的运行保障。因此, 探索高校如何去“官僚化”, 这才是高校亟需要做的事情。

一、“行政”与“官僚”的内涵

“行”与“政”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用最早见于孟子所著的《孟子·梁惠王上》, 有记载:“ (孟子) 曰:庖有肥肉, 厩有肥马, 民有饥色, 野有饿莩, 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 且人恶之。为民父母, 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2]此时这两个字开始连用, 产生了新的意思。行政意为执行政令、推行政务。英文“行政”为administration, 源出拉丁文administrare, 意为执行事务, 它在某种意义上与管理是同义词。在西方, 行政也称“公共行政”, 英文为public administration, 专指政府事务的管理, 以区别于私营企业的管理。而“官僚”一词在辞海中解释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如不深入基层和群众, 不了解实际情况, 不关心群众疾苦, 饱食终日, 无所作为, 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 不按客观规律办事, 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 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3]有的学者在使用“官僚”一词的层面上作了这样的阐述:管理机构的活动成了目的本身, 与形式主义相关;只对上级负责, 轻视客观规律, 唯长官和自己的主观意志办事;排斥拒绝不是本机构的人或者团体参与本机构的事务管理, 孤芳自赏, 不接受其他人或者团体的建议;在事务管理中, 服从的是长官和本机构的利益, 不考虑群众的利益, 任人为亲, 行贿受贿、弄虚作假,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与腐败关系最密切[4]。可以说, 官僚化是一个机构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 为了实现整个机构的私利最大化, 所形成的一种普遍的管理心态。可见“行政”一词是个中性词, “官僚”一词则是一个贬义词。因此, 面对高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创新能力日益萎缩、学术活动的空间日益缩小的现状, 去掉高校的“官僚化”是当务之急。

二、大学官僚化的现状及其危害

(一) 受官僚化影响, 大学的职能与目标呈现异化现象。大学官僚化的高校当以育人及研究学问为天职, 不过现实中的高校严重偏离这一目标。高校愈办愈像衙门, 表明当今高校官僚化的程度已经很普遍, 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严重地阻碍着高校的发展, 缩小了师生学术活动的空间, 阻碍师生创造力的发展。

(二) 大学官僚化的危害。

1.产生腐败。在高校说话最有分量的是校长和党委书记, 而不是学校的学术泰斗和专家学者。在学校校长和党委书记说的话, 就是金玉良言, 在人事罢免、奖励资金、学校发展、人才引进等方面拥有绝对权威。绝对的权威就会产生绝对的腐败, 在2009年, 武汉大学校长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收受巨额贿赂双双被捕。这一消息震惊了整个教育界, 高校历来给人们清水衙门形象, 如今崩溃了, 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发生在高校领导身上的腐败事件, 表明高校领导被官僚化后容易走上腐败的道路上。

2.影响学校发展前途。大学官僚化是官本位思想产生的结果, 大学的官僚化在现实性上的表现, 正如学者陈慧青和彭拥军所说:“校长角色相对模糊;行政机构庞大臃肿, 缺乏应有的管理效能:管理服务队伍衍生为特殊的利益团体。”[5]其危害表现为高校的领导往往集政务与学术一身, 校长职能就是管理学校, 保证学校秩序的正常, 如何保证学校的命脉———学术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如何使学校的发展前途更广阔。今日的校长, 更多的精力是应用到如何应对教育部对学校的评审中去, 如何申请到更多的课题, 或者是如何最快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领导们穷于应对上级对学校的各种评审和考核, 无暇静下心来思考学校的发展。领导占据着学术的位置, 会使学术研究经费分配不公, 领导们会利用职务之便, 占有大量的学术资源。这样就会挫伤教师真正研究学术的积极性, 同样也打击有学术潜力的年轻学者们的积极性。没有公平的竞争, 为了获得课题, 为了评职称发表论文, 他们不得不使用旁门左道, 因此学校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名利场。有人形容高校行政人员过多的现象是:“校级班干部一走廊, 处级干部一礼堂, 科级干部一操场。”[6]这只是数量上的刻画, 还不是观念和性质上的问题。行政人员过多不仅会给原本并不富裕的学校财政, 带来雪上加霜的沉重负担, 还会人浮于事, 办事效率低、办事不负责任。遇到难事大家互相推诿, 对于关乎学校长远发展的大事漠不关心, 关心的只是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职称评审。在做事的过程中, 形成文件主义, 不管是什么事情, 都要写成红头文件。然后由上而下传达, 对于文件的内容和要求是否落实到实处, 无人关心, 关心的只是文件是否传达到了指定的地方。对于文件的内容能否落实到实处, 就无人知晓了。

3.大学精神的失落。对于大学的精神有人这样描述过“大学不是风向标, 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7], 对于大学的精神这句话描述得恰到好处。但是, 用这句话来描述时下中国大陆的大学则不太适合。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大学, 都是跟着社会的风气跑的, 社会风气成了大学发展的指路灯, 社会要什么大学就提供什么。今日的大学是越办越像公司像工厂、领导成了老板, 教师成了员工, 学生成了产品, 最可悲的是重量不重质, 学生越招越多, 失业的毕业生也越来越多。高校之所以大规模扩张, 与其经济利益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能掌握学校经济利益的人, 莫过于从事行政的人员,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只要是能挣钱的事他们都会去做, 即使做的事与教育规律或大学精神相违背, 也无关紧要。大学精神对于他们来说一文不值, 能挣到钱才是最重要的。因此, 社会需要什么, 就提供什么, 这也成了在他们治理下的大学的发展方向。缺失大学精神的高校是可悲的, 它所进行的教育活动, 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谋财害命的方式。大学的发展不能用“教育产业化”这句与教育本质风马牛不相及的话来作指导, 而应以“真正的大学精神, 也就是纯粹为了研究对象而研究的精神”[8], 作为高校发展的指导思想。

4.人文精神的失落。高校领导贪污受贿的案例, 只是高校官僚化滋生腐败的冰山一角。而近些年, 高校不断地发生自杀、他杀或者是伤害其它生命的事情也屡见报端。大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而不能自拔, 也时有发生, 可见高校人文精神缺失的严重程度。这与大学官僚化密切相关, 所谓:“师者, 传道受业解惑也。”现在的师者们普遍不再传道受业解惑, 而是败坏师者形象, 追逐名利之风气。大学官僚化导致办事只重数量不重质量, 重形式不重方式, 形成刻板僵硬的作风。此风由上向下, 传遍整个校园, 引发大学校园的人文危机, 形成了官本位张扬而学本位低落的现象, 对此,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曾用五句话概括大学面临的人文危机:“模仿主义使大学的知识体系趋于板结, 实利主义使大学的精神面貌日益贫乏, 科学主义使大学的师道尊严残存无几、滥情主义使大学的学生心理脆弱偏激”。这是大学当今面临的困境, 走出这困境的第一步, 就是要探讨如何去掉大学普遍存在的官僚化。

三、去掉大学“官僚化”的策略

(一) 对学校领导的权力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发生在高校领导身上的腐败案件, 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权力过于集中, 又没有建立对他们权力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 对他们权力的监督处于一片空白。人都是有弱点的, 在金钱的诱惑面前, 没有几个人不为金钱而动心, 能成功抵挡金钱诱惑的人太少, 而这样的人需要有很高的觉悟。所以, 对于领导仅仅进行道德上的劝说是不够的, 还需要用法律法规来监督他们的行为。因为人是要饮食的, 就像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说过一样“诚然, 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 然而, 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它活动割裂开来, 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各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 在这样的抽象中, 它们就具有普通动物的性质”。因此, 人是具有动物性的一面, 制定法律法规就是为了防止人因其动物性一面的影响, 给他人给社会造成伤害。

(二) 启发心智, 让师生远离官本位思想。在以官本位为主的社会, 高校领导官僚化毫无疑问是官本位思想的产物。把高校官僚化去掉, 其实就是要消除人们头脑中的毒素———官本位思想。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纵观中国历史各个王朝与民众的冲突, 就会发现以官为崇拜对象的社会群众心理, 是官本位思想产生和滋长的土壤。这种官本位思想, 使为民众服务的管理阶层, 通过人们对官的崇拜形成的官本位思想, 转换官员与民众的对象, 使原本享受服务的民众, 变成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对象。而本该服务人民的人变成了社会的主宰, “不管哪个时代, 人们如何划分职业, 结果有何不同, 但有一点所有划分都是不谋而合, 那就是无一例外地把‘官’排到了第一位。”[9]。因此, 不把官本位思想这颗毒瘤从大陆高校身上消除掉, 中国大陆的高校永远成不了世界第一流的学府, 最多是世界第二或者是第三流学校。

四、结语

只有对高校领导进行权力监督, 才能制止高校进一步官僚化, 然后逐步去掉官僚化。这个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 尤其是铲除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更难, 需要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共同努力。

摘要：讨论高校去“行政化”是最近几年的热门话题, 高校离不开管理, 有管理就有行政, 有了行政才能提高管理效率。基于此, 本文认为探索如何去掉高校由来已久且泛滥成灾的“官僚化”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高等学校,学校管理,行政化,官僚化

参考文献

[1]刘佳, 亨利·明茨伯格.深潜式管理, 将实践进行到底[J].经济与管理, 2014, 5:14

[2]韩兆柱.“行政” (administration) 义考[J].燕山大学学报社 (社会科学版) , 2011, 3:33

[3]夏征农, 陈至立.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4]孙大廷.大学内部管理官僚化探析[J].辽宁教育研究, 2006, 1:17~19

[5]陈慧青, 彭拥军.从法律视角看大学官僚化——基于台湾与大陆高校的比较[J].现代教育科学, 2007, 3:6~14

[6]http://www.dzwww.com/special/ts/jry/200909/t20090914_5067446.htm

[7]谢有顺.人文素养:应用型大学远航的“压舱石”[N].中国教育报, 2014-4-7 (10)

[8]http://www.hbllxx.com/typenews.aspid=3888

[9]张平治, 杨景龙.中国人的毛病[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8, 88

去行政化 篇2

打算报考2015年政法干警考试的考生们，现在开始就要准备备考了，而申论部分的备考，不仅要多关注社会热点，更重要的是勤动笔练习，并使用适当的教材提升自己，也是掌握申论热点的基础和前提。今天，中公政法干警考试网为大家带来了政法干警申论热词解读，希望帮助大家做好备考工作。

最高法院深圳巡回法庭将于下周正式挂牌，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首批成立的两家巡回法庭之一。另一家巡回法庭花落沈阳。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任免名单，任命刘贵祥为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即深圳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即沈阳巡回法庭)庭长。四位巡回法庭副庭长也同期到位。

从最高法院首批巡回法庭的地域特点来看，分别对应华南与东北。如深圳巡回法庭管辖区域为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区。可以预料，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华北等地也将有最高法院巡回法庭陆续挂牌。自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设立巡回法庭起算，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这一设计蓝图如今已经落地成真。

有关巡回法庭的提议由来已久，但不管是学界建议，还是中央决定，都只停留在“巡回法庭”这一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的专有名词上。两个月来，舆论对巡回法庭的具体设计有颇多猜测，诸如巡回法庭究竟是独立的一级法院，还是仅为最高法院的派出机构?它的具体职能如何?它的裁判是否为最终裁判?它与高级法院是何关系?在检察机关方面，似乎并未听说要同步建设巡回检察院的设想。那么问题来了：谁来监督这些巡回法庭? 从最高法院首批巡回法庭的落地来看，上述问题部分已有了答案，部分还得继续观察。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免名单中所出现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这个官方名称，就不难看出，它实乃最高法院的派出机构。继而可推论，巡回法庭的审判即是最高法院的审判，其裁判也就是终审裁判。这也消除一些观察者对巡回法庭可能改变中国法院“四级二审终审制”的担忧。

建国之初，最高法院也曾在各大行政区设置过“六大分院”，但不久即取消。有学者提出，早知今日又设巡回法庭，当初何必裁撤最高法院大区分院?但最高法院巡回法庭明显不同于最高法院大区分院。“庭”是一个审判组织，分院则是一个包含完整行政建制的法院机关。巡回法庭恰恰符合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去行政化”方向。

再者，改革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立法法也将“诉讼和仲裁制度”列入“法律保留”之列。“大区分院”的设置，离不开立法。而巡回法庭的组建，最高法院完全可以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自主组建。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在人财物管理上，完全可以依托最高法院本身。巡回法庭庭长、副庭长、法官的任免也是由最高法院对应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负责。

作为最高法院派出法庭的巡回法庭，解决了与最高法院的关系，与各高级法院的关系等地位问题，却又产生了另一重隐忧。从首批两家巡回法庭来看，每个巡回法庭对应的是三个省级行政区。从案源、地域、人口等综合因素来考量，效仿建国之初的“六大分院”来设立六个巡回法庭可能远远不够，未来也许最高法院要设立八个至十个巡回法庭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若将最高法院巡回法庭视为一个“副省(部)级的内设机构(业务庭室)”，势必导致最高法院省部级“官员”扎堆。这将和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所引领的“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相悖。

一个更加“全面深化”的改革方案在于，加速推进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等基层司法机关的“去行政化”改革，积累取消法官行政职级的实践经验，在最高法院层面让大法官从行政职级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让法官们真正回归纯粹的法官之身。当然，这一改革的前提在于，法官的职务保障及其福利待遇，将不再依赖于行政职级。当法官身份就意味着法定保障，行政职级与法官的剥离才会顺理成章。

高校如何真正去行政化 篇3

随着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涉嫌腐败接受调查，大学“招生腐败”随之浮出水面。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自主招生、补录及调换专业三个环节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东部某院校工作人员坦承“‘点招也是随行就市，由于今年点招指标下降，一个名额已经由去年二三十万元涨到了100万元。”

当前教育的弊端人人都有强烈的感受。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陆续发表系列文章，在文章中，我反复提醒，“教改”呼声、建议总体而言是“激情”远大于“理性”，“谴责”远大于“分析”，结果很可能“更坏”。

很明显，教育的根本症结不在教育本身，而在社会结构、体制，因为教育体制与社会结构紧密相联，所以不能就教育谈教育。“教改”实际是一项综合的社会工程，教育体制的重大改革需要社会结构的巨变与之相配。没有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变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教育的“单兵突进”，后果一定不会好。

要求变“统考”“统招”为大学自主考试、招生的一个重要的论据是，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的是大学自主考试招生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是大学自主考试招生制。针对这种流行观点，我曾经撰文指出：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自然很有“道理”，是“应当”实行的，但揆诸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此种制度却难以实行，倘硬要全面实行，只会造成更多、更严重的弊病。

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教育资源完全由政府掌握，民间力量在高等教育方面基本不起作用。大学实际成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下属“行政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因此，才会有各校（甚至最著名的大学）竞相聘请高级官员到学校任教、兼职，因为所请官员级别越高，学校能得到的各种优惠资源越多（包括声望也是一种资源）；才会有各高校竞相给各级官员滥发滥卖文凭之举。在这种大学没有独立性的权力架构中，如果大学有自主考试招生的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实行严格的统一考试招生制，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已经发生种种腐败行为，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所以，不能简单类比，以“他人”可以，“从前”可以，就认为“现在”也可以。

大学自主考试招生的前提是大学要真正具有独立性，要有强大的民间社会的存在。如果大学没有独立性而“自主”招生，这只能是美好但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

最近，教育部首批批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的章程，据教育部消息，按照计划，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所有985高校，需于明年6月前完成章程制定，全国高校要在2015年底前完成。此举被认为是大学“自主办学，去行政化”。有“章程”确比无“章程”好，然而，此章程的核心是扩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校长权力，并非如有的评论认为这即是“去行政化”。

包括大学体制在内的教育体制是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实质性的社会结构和相应体制的改革，大学根本不可能有“去行政化”。再者这些新的大学章程，对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任命，未做出新的规定。如果书记、校长的权力来源仍是上级行政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扩大校长权力，其结果如何有待观察。

当然，“应试”“统考”“一考定终生”的弊端确实严重，已到不改不行的地步，所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对此提出改革方案，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决议》又明确提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我认为，这一点说明真正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是“教改”的前提。而真正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将是社会治理体制重大变革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一环，若以此为突破口逐步进行政治体制、社会治理的根本性改革，当是正确的“线路图”。

教育如何去行政化 篇4

从外部来讲, 主要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学校的关系, 改变政府把学校当作下属行政机构来管理, 改变“统、包、管”模式, 转变政府角色。对于基础教育, 政府教育部门的责任主要限于两个方面, 一是依法保障对学校的投入, 解决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师资素质不高、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二是监督学校依法办学, 尤其是政府部门要带头依法示范, 不得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 直接干预学校的办学, 动辄用行政权力, 对学校指手画脚。

对于高等教育, 政府的主要职责应放在宏观管理方面, 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监督学校的质量等。探究学问、追求真理、培育人才、崇尚学术自由, 是大学的本质特征。只有在民主、平等、自由的氛围里, 才能遵循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 才能充分发挥大学人的聪明才智。从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 改革要坚持的一个基本目标导向, 就是减政放权, 政府只做应该做的事情, 而应该由学校来做的事情坚决交由学校来做。因此, 政府应改变直接管理高校的机制和对资源的分配方式, 可成立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大学拨款委员会, 可通过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对高校评估。当然, 这做起来是比较难的, 但它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构建一种比较好的政府和学校的关系。

从内部来讲, 主要是应理顺学校内部的各种关系, 学校管理不能行政化, 必须遵循教育规律, 实行符合教育本质要求的管理模式, 充分尊重教师的意见, 集中教师的智慧。对于基础教育而言, 学校的民主管理, 主要是指教职工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并参加学校的管理活动。学校的民主管理, 就是集中广大教职工的智慧来管理学校;就是在学校内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 保障教职工有参与管理学校的权利, 有监督学校各级管理人员的权利, 使教职工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人。

对于高等教育, 大学的民主管理主要是理顺党委、行政 (校长) 、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4方面的关系, 关键是必须清晰区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范围与界限。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党委领导是指政治领导, 把握办学方向, 谋大事, 如负责干部选拔聘任、培养教育工作以及党建工作。除此之外, 检验党委工作好坏的标准是, 能否大胆放手、大力支持校长和行政的工作, 确保他们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 开展工作, 而不是事无巨细, 包揽一切。检验学校行政管理工作好坏的标准, 是管理者能够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 让教师们能够安于教学与科研, 而不是用行政思维来管理学术事务, 实现学术自由;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 能够真正为学生服务, 真正做到以生为本, 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思想上的规训和行为上的约束。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应以教授、学科带头人为主体, 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中起领导和指导作用。高校要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对分开, 清晰区分两种权力的范围与界限。要明确区分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是两个不同的系列, 避免行政人员因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而为自己谋取学术地位的情况, 还要尽量减少所谓“双肩挑”的现象, 坚决防止行政权力和学术地位两者之间的“通兑”。同时, 应充分发挥高校教代会的作用, 学校的规划、经费使用等要提交教代会提出意见建议, 与教职工利益相关的政策、制度等重大问题要由教代会讨论通过。

去行政化 高校无法只身前行 篇5

大学去行政化，话说白一点，就是去行政级别。这个话题是老话题了，估计敢公开反对的没有几个人，因为这个话题存在理论正确性。大学就是大学，怎么也论起做官了?你看美国的大学，英国的大学，哪个有行政级别?当然，还隐含了一个话题，一旦有行政级别，就涉及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听谁的?

可是，我想反问一句：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会有行政级别?难道只有大学有行政级别，其他就没有了吗?

大学、中学、小学、企业……连社会团体也有行政级别，部级，副部级，正局级，处级，科级，几乎覆盖整个系统，纷繁复杂。

这就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体系特点。各种隐性、显性福利待遇都与这种级别密切挂钩，没有了行政级别，就没有了各种福利待遇。比如，部级医疗待遇和局级就有明显的区别，局级则和处级也不同，退休后工资也因级别不同而不同，林林总总涉及很多方面。在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里，大学只是很渺小的一部分。

美国的大学校长，他们的薪资是多少?何况他们很多学校还是私立性质的，我们呢?我们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校长年薪动辄五六千万港币，内地可能吗?

赋予大学校长行政级别，只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环节，取消这个局部体系的级别几乎不可能。原因很简单，它涉及几乎所有社会管理与服务部门的调整。比如，财政部是否还需要给高校单列一个公务报销体系?劳动人事部门是否还需要给高校一个完全不同的薪酬体系?

我相信，很多校长老师是支持这种改革的，但是在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在与之相关联的福利、薪酬待遇等调整没有到位前，恐怕不会有太多人支持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我并非反对高校去行政化、去官僚化，我只是想提醒，去行政化，高校无法先行。因为要修改这个体系，需要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进行系统修改，全局不动，只动枝节，几无可能。这些年来高校去行政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原因也在这里。相比高校，国企的去行政化改革似乎要容易得多，但多年下来，也几乎没有太大进展。

与去行政化的观点直接相关的是，舆论一直强调教授治校，这也是去行政化一个重要基础理论认知，对此我不能完全赞同。

上世纪90年代，著名华人学者田长霖出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这也是第一次有华人学者出任世界著名大学校长。田长霖在谈到他做校长与教授的区别时，用了一个字表达了这种刻骨铭心的区别：钱。大意是平均下来每天他需要搞到100万美元的捐赠，否则学校就难以为继。

英国高校管理体制更为明显，有一个名义上的校长，但同时有一个执行校长，名义上的校长更像一个招牌，执行校长才是真正的校长，其原因就是强调校长首先需要有经营管理能力，而不是学术能力。因此，校长首先是一个管理人才，是教授中的优秀管理人才，而不能只是懂得治学的教授。

学校教育如何去行政化 篇6

关键词 教学活动  非教学活动  去行政化

学校去行政化的提法由来已久，对如何去行政化也争论不休。其实无条件地去行政化是一个伪命题。“行政”是一定的社会组织在其活动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组织、控制、协调、监督等活动的总称，行政化是指行政管理手段在学校运行过程中出现了泛化或者滥用的现象，实质上它是学校组织定位的偏差。只有弄明白学校运行过程中的哪些行为是行政管理的泛化和滥用，才能谈学校的去行政化，没有这个前提，学校去行政化就无从谈起。要想弄明白学校去行政化的范围得先从学校活动的分类谈起。

一、学校活动的分类

1.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是指学校中和教学过程直接关联的活动，教学活动是学校活动的中心，没有教学活动学校就失去存在的条件。

2.非教学活动

非教学活动是指学校对人、财、物的管理，学校的“人”包括教师和学生;学校的“财”是学校日常运作过程的经费;学校的“物”是学校的固定资产。学校对人、财、物的管理是学校运作的基础，离开它们学校将无法运行。

教学活动和非教学活动是相伴相生的，它们是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没有教学活动，非教学活动将不复存在，同样没有非教学活动，教学活动也无法进行。

在学校中，教学活动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人们常常重视教学活动，却往往忽视非教学活动，固然教学活动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但非教学活动也是学校的重要内容。非教学活动依赖于教学活动，为教学活动服务。学校对非教学活动管理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教学活动服务，以提高教学活动的效率。

二、学校在教学活动中的组织定位

1.学生是学校服务组织的服务对象，不是学校组织的成员

学生虽然是学校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学校服务组织的成员，学校服务组织的成员只能是学校的教职工，他们是服务组织的人员主体和服务主体。学校和学生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学生是服务组织的服务对象，而不是管理对象;教师是服务的主体，是服务员、辅导员，而不是管理员。

2.服务与管理的区别

服务是一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服务一方和被服务一方没有地位高低的区分，双方关系是横向的，在平等的前提下，服务与被服务的完成方式是协商。管理是一种不平等的行政法律关系，双方的关系是纵向的，管理一方的地位要高于被管理一方，在不平等的前提下，管理和被管理的完成方式是强制。

3.教学活动过程中含有非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常和非教学活动相伴相生，如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但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对教学秩序的维护就不是教学活动，它属于非教学活动，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服务，没有非教学活动对教学活动的支撑，教学活动也无法进行。

三、学校在教学活动中管理行为的泛化和滥用

1.课程设置的强制

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课程的设置是统一的，学生没选择的权利。从专业化角度看，专业化是社会分工的需要，是社会多样化的需要，所有学生不可能在将来的社会中选择完全相同的专业，专业化应是“自选”动作，只有专业个性化，人才才能多样化，这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但现行基础教育学校抹杀了学生对课程学习的选择性，统一的课程设置是学校单一性、人才单一性和共性教育的根源。

2.完成学业时间的强制

基础教育的时长是12年，学生通常无权选择提前或推后完成学业，体制上不支持弹性学制。由于素质差异及主客观原因的制约，同一学业不同的学生不可能同时完成，强制同时完成是对学生个性的否定。统一的学制只适合于少部分，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它对能提前完成和不能按时完成学业的学生来说都是一种“催残”，它是抹杀学生个性的一把利刃。

3.入学地点的强制

基础教育阶段实行强制就近入学，学生无充分择校的权利。学校的优劣是客观存在的，不管采取何种方式也无法实现严格意义上学校之间办学质量的一致。趋利避害是自然法则，学生和家长选择好的学校入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再者，学生自由择校是学校前进的动力，学校在学生择校中会实现优胜劣汰的优化，在这种状态下不管是办学水平高的学校，还是办学水平低的学校都会努力提高自己，以防在竞争中被淘汰，它符合生物生存的自然法则。反之，人为阻止择校是对自然规律的否定，它使学校缺少了前进的动力。

4.完成学业过程的强制

虽然课改的模式五花八门，但都没改变教师对教学的主导，主导就是教师对教学的“强权”控制，是对学生主体的否定，是对教学活动服务性质的否定，是学生被动学习的根源。其实教学活动的主导是课程，教师和学生的活动都是围绕课程展开的，离开课程，教师和学生的活动将无从谈起，教师不是教学活动的主导，而是辅导，辅说明教师地位的从属性、服务性，导也说明教师作用的激发、引导特性，是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

5.基础教育出口的强制

高等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出路，高考则是基础教育的出口。有多少种专业就应有多少种衡量该专业的标准，人才衡量的标准是多样化的。从人的专业化角度看，高考作为选拨人才的标准，应是多样化的，以适应人才多样化的需要。但现行高考却是强制的专业基础标准，它称不上人才的专业标准，但我们却把它当成专业标准对所有专业人才进行衡量，致使许多不符合该标准的人才被排除在标准之外。

四、学校在非教学活动中的组织定位

从前面对非教学活动的定性可以看出，非教学活动的存在以对学校人、财、物的管理为前提，从这个角度看，学校是行政管理组织。

1.学校与学生地位的差异

学校是按照教育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设立的推行国家教育活动的行政执行机构，它是国家行政的延伸。它的强制性来自于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学生是学校管理的对象，这表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同时，学校还通过规章制度以强制的方式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制约，学生须无条件服从。

2.教师与学生地位的差异

从学业上看，教师是学生的前辈，是学生的“师”。学生从年龄上一般都小于教师，是教师的晚辈，教师是学生的“长”。从以上两个角度看，教师的地位要高于学生，学生要尊重教师，这是社会道德规范的需要。

从行政管理关系来看，教师是国家权力的代表，在非教学活动中，教师是管理员、裁判员，对于非教学活动中学生的过失，教师有处罚的权力，这是行政管理关系的需要。

3.学校、教师和学生地位的差异是非教学活动中管理活动存在的基础

地位的不平等是管理存在的前提，在平等这个前提下强制行为无法实施，正是学校、教师和学生地位的差异为学校行政管理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条件。

4.管理是完成非教学活动的主要手段

管理实质上是对人、财、物的配置过程，要达到人、财、物配置的优化，离开管理行为是无法实现的，科学的管理是完成学校非教学活动的主要手段。

五、学校去行政化范围的界定

1.在非教学活动中不存在去行政化问题，只存在规范前提下的行政强化

管理是完成非教学活动的主要手段，在非教学活动中去行政化只能是对非教学活动管理属性的否定，只能使学校工作无法运行，因此，在非教学活动中不存在去行政化的问题。管理的目的是提高学校人、财、物的使用效率，对非教学活动中管理的定位应是在规范前提下行政管理的强化。所谓规范有两层含义，一是管理要以教育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要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二是管理要以管理的自然规律为前提，要符合管理的规律。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下，学校的管理才会提高效率，增加管理的合法性和科学性。

2.去行政化只存在于教学活动之中

从学校在教学活动的组织定性来看，学校是个服务组织，学生是学校服务对象，而不是管理对象。服务是一种平等的民事活动，凡以强制的方式完成教学活动的现象，都是管理行为的泛化与滥用，都是去行政化的范围，去行政化其实就是去掉管理对服务的越位，把应是服务的内容进行还原，以最大限度提高服务的效率。

六、基础教育学校如何去行政化

1.去课程设置的强制性，增加课程的选择性

教学活动是人的专业化过程，专业化应从小学做起，过长的专业基础设置是专业发展的障碍，专业基础课代表知识的宽度，专业课代表知识的高度，其实人的学业成就多来自专业高度的突破，过度基础化是我国缺少高、精、尖人才的重要原因。因此，必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应设为必修课，另外，从小学起，学校就应尊重学生的专业个性，注重学生专业内容的学习，增加专业选修课，为学生的专业个性发展提供保障。

2.去学制的强制性，增加学制的弹性

中小学应实行弹性学制，为学生个性化完成学业提供制度保障，这在操作层面确实有一定难度，办法总比困难多。现行学校的“走班制”为弹性学制提供了可能，学校可根据同一年龄学生的素质差异，组成A、B、C三个不同层次的素质班，让学生自主选择合适的等级，且不同素质等级的进度应灵活掌握，让能提前完成学业和推后完成学业的学生分开，达到弹性学制的目的。

3.去入学地点的强制性，增加择校的选择性，增加择校的市场成分

自由择校是学校前进的动力，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可借用国外的“教育券”制度，实现学生择校的自主、市场化选择。

4.去课堂教学的教师主导，增加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以教师为主导的模式是学生被动学习的根源，这种方式主要表现是以“教”为前提，是典型的“教中学”，是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否定。正确的作法是学生在“学”中完成教师的辅导，以实现“学中教”、“学中导”，这种方式是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它增强了学生的自主性，在自主学习的前提下，学生的学习效率定会提高。

5.去高校入学标准选择的强制性，增加学生进入高校的市场成分

选拔性高考是应试教育的根源，且高考标准的唯一性和单一性是共性教育的根源，它排斥全面发展，是素质教育的杀手。正确的作法应废除学生进入高校的选拔机制，代之的应是通过式的高中会考，也就是高中毕业的人都可上大学，大学实行免试注册入学而不是选拔入学，只有这样，素质教育的春天、人才的春天才会到来。

总之，学校去行政化是有条件的，它只存在于学校的教学活动当中，学校去行政化的本质就是还教学活动的服务本位，去除教学活动的管理成分，最大限度地还原教学活动的服务成分。

参考文献

[1] 百度搜索：行政.http：//baike.baidu.com/link？url=5Y1YuPiI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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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牛其刚.选择正确角度，辩证认识师生关系[J].教育实践与研究，2013（10）.

[3] 百度搜索：服务.http：//baike.baidu.com/link？url=l3p5AqI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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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去行政化”路径探析 篇7

作为国内最先尝试“去行政化”管理模式的高校是南方科技大学。2009年, 朱清时出任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时曾自信地说:“未来的南方科大将是一所教授治校的学校, 强调去官化和去行政化。在南科大, 行政人员没有行政级别, 不是指挥教师, 而是服务教师。而一半的学校领导也要由教授选举产生。”[2]然而在经过短暂的“蜜月期”后, 朱清时及其所带领的南科大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南科大建校三年来始终没有获得教育部招生资格, 自认为等不及的南科大绕开教育部, 自主招收了45名学生, 自主教学、自授文凭, 然而却饱受非议。而近来发生的一系列“高考罢考风波”、“核心团队出走事件”、“学生不满退学浪潮”等更是把南科大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当初相当自信的朱校长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也流露出对南科大未来的迷惘与无奈。是什么原因让这种看起来近乎完美的理想大学制度步履维艰, 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出路到底在哪?

笔者认为, 能否逐步去除高校“行政化”, 前提在于把握高校“行政化”的成因, 基础在于认清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定位, 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核心在于加强高校法制建设, 保障在于建立相对完整的监督体系。

一、前提——把握高校“行政化”的成因

要了解高校的“行政化”, 首先要了解何为行政。行政是一个古老的概念, 但并非从来就有, 它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是国家的一种基本职能形态。在我国古代, 行政是指执掌政务、推行政令的意思。在西方, 一般把行政理解为国家事务的管理活动。我们所理解的行政, 是国家政府机关和其他行政组织, 依据国家法律和运用国家法定的权力, 为实现国家的社会目标和统治阶级的利益, 对社会事务所进行的一系列组织和管理活动。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机关和其它国家机关中的行政组织, 依据国家法律和运用国家法定的权力, 为实现人民的利益和体现人民利益的社会目标, 对国家各方面社会事务实施的科学管理的活动。它体现了政治性、服务性、科学性、法制性等特点[3]。高校行政管理是确保高校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 制度本身并没有问题。而一旦取消现行的管理模式, 便会被极端性“民主”所绑架, 使高校陷入混乱和无序。南科大就是典型。

众所周知,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浓厚的“官本位”思想。这种“官本位”至少包括四点内涵: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 下级对上级唯马首是瞻, 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 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正是由于这种官本位思想的存在, 必然造成整个行政过程带有明显的人治性, 权责分离且效率低下。也正是这种“官本位”思想成为高校内部资源分配不公、缺乏民主的主因。阎光才教授把这种现象定性为“潜规则”:我们可以把所有成文规则或者说正式制度之外的规矩统称为潜规则。当某一正式制度过于理想化, 超越了人的自然属性或者现实环境, 它就有可能形同虚设而失去其所应发挥的功能。尤其是在正式制度存在可为人所利用的缺陷时, 各种无论恶意还是非恶意的行为譬如搭便车、寻租、权钱交易、熟人偏好等现象就会频繁发生, 久而久之, 这些行为就构成了我们常常反感、痛恨和排斥的潜规则 (阎光才., 2011) 。因此, 我们不难看出:作为维系高校生存和发展的高校行政管理模式本身并没有错, 错就错在这种管理模式中的“潜规则”;我们要去除的不是高校的行政管理, 而是其中的“潜规则”。

二、基础——认清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定位

201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实施指导意见》指出:“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 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 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性医疗等公益服务, 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 划入公益二类。”改革后的事业单位, 即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 应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织支撑, 成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力军, 以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而“可部分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校定位, 也必然要求高校在今后的发展和定位上, 允许其部分市场配置资源, 接受市场的调节和配置, 同样也要求其“非营利性”的服务属性, 不允许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高校的二重属性也为我们把握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确定了基调。

三、关键——处理好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2010年2月28日,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新闻发布会上, 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他指出, 高等教育行政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一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4]。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说到底就是制度执行中所存在的“潜规则”, 而政府对高校的行政化就体现在政府与高校的关系上。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我国政府对高校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管理方式, 高校的一切活动均由政府承包管理。而政府实际掌握着高校的发展的脉搏。关系高校生存与发展的招生权、财政权、人才引进审批权、职称评定评审权、薪酬待遇标准制定权、高层干部任免权、科研项目审批权、奖项荣誉评审权等等, 都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 如此沉重枷锁下的高校要想彻底摆脱政府行政化的束缚, 谋求所谓的独立自主权, 谈何容易?高校事实上已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 受其领导、听其指挥、对其负责。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社会、政冶、经济、文化与国家政权高度统一的国家。政府的高度集权, 使得高校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利益, 高校缺乏自治权也就不难理解。这不是高校不想拥有自主权, 而是政府出于利益的考量, 不愿放权。政府对高校行使的不是监督权, 而是监管权, 一定意义上来说, 政府“绑架”了高校。而另一方面, 过着“衣食无忧”、迷恋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高校自然也没有了争取自己独立生活的动力, 反过来高校也“绑架”着政府。如此恶性的循环, 自然造成了高校行政效率的低下。如果政府不能实实在在给高校松绑, 施行管办分离, 还高校办学自主权, 高校“去行政化”就很难实现。而最让政府担心的是一旦放权给高校, 给予高校充分的自主权, 政府对高校的监督权又如何体现?作为“公益二类”的高校公益服务的属性如何得到保障?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而解决这一问题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加强立法, 为独立自主的高校指明前进的方向, 同时规范高校的行为, 这也是政府监督权的职责所在。

四、核心——加强高校法制建设

有学者认为, 大学内部存在着两大并行的权力系统。一种是以行政管理组织结构为网络的行政权力系统, 另一种是以教授、专家、学者为核心, 以学术组织为主体的学术权力系统 (钟秉林, 2010) 。去行政化就是要改革高校内部的治理模式, 由官本位回归学术本位, 明确学术主导和管理服务两个系统的职能边界, 既要革除教授的“官员化”, 也要革除行政人员的“教授化”、“学衔化”, 让“教授”职称回归本义。这其实是对高校管理模式的一种浮光掠影的理解。在高校, 其实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权力系统和学术系统。学术权力说到底也是一种行政权力, 均牵涉到资源的划分和利益的分享, 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一味地去苛求形式上行政权与学术权的分离, 简单地要求学术自由、教授自治, 不仅不能解决人们所厌恶的“潜规则”, 而且会造成高校管理体制的混乱及无序, 也更会使所谓的以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为目的的现代大学管理制度沦为下一个被批判的对象。高校行政泛化的本质不在于制度的不合理, 而在于制度执行的偏差。而要保证制度的准确执行, 最核心的就是要加强高校的法制建设, 使高校能在相对独立自主的环境下依法治校、依法管理, 依法行政。

高校的法制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法律清晰界定政府与高校间的权力关系。如果不在立法层面对政府部门职责、权力给予清晰的界定和必要的约束, 如果法律文本本身缺乏带有可操作性的刚性依据, 而是有太大的弹性和人为的操作空间, 那么便会加剧“行政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就是加强高校内部的制度建设, 建立以教授为主的政策制定委员会、以书记、校长为主的行政执行委员会和以教职工为主的监督委员会, 三权分立, 实实在在地扩大教授的参与权以及普通教职工的监督权, 完善各项制度建设和规范, 各项工作阳光、透明, 杜绝“潜规则”。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主要就是有关核心制度的内容是否符合学术活动的规律, 以及执行过程是否会为“潜规则”留有余地。

五、保障———建立相对独立的监督体系

高校“去行政化”就意味着大学要自主办学。自主必须以自律为前提, 自律不是指不需要监督, 而是指能更主动地接受各方监督。首先, 政府行政部门要对高校办学情况、教育科研质量、财务状况等进行跟踪监督和评估, 行使监督权。当然, 我们也要通过立法明确政府的监督范围, 防止监督权的放大和滥用, 而使显性的监督权异化为隐性的管理权。其次, 建立教代会、工代会等代表教职工利益的校内监督委员会, 明确监督委员会的职权, 对高校行政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应及时监督、检查, 并有权责令其改正, 针对不符合制度要求的程序有权予以否决。监督委员会领导由教职工大会选举产生, 行政领导无权撤换和罢免。再次, 增强高校各项工作运作的透明度, 凡是牵涉到教职工利益和高校发展的各项事业均应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 秉承公正、公开、公平原则, 杜绝一切可能的“潜规则”的实施机会。

摘要：探索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 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是我国高等教育未来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目标。能否逐步去除高校行政化, 前提在于把握高校“行政化”的成因, 基础在于认清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定位, 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核心在于加强高校法制建设, 保障在于建立相对完整的监督体系。

关键词：高校,去行政化,属性,政府,法制建设,监督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N].中国教育报, 2010-07-30.

[2]南科大朱清时:大学改革破冰者[N].时代周报, 2009-09-23.

[3]张永桃.行政管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2.

浅论高校去行政化 篇8

考虑到我国目前的高校环境和体制, 高校在近期内还不大可能被赋予更大的权力, 哪怕是“部分权力”, 大学的领导在可预见的较长时间内, 也不大可能完全去学术化, 教授在短期内也还不大可能完全从边缘走到中心。在我国高校, 存在着巨大的去行政化必要性。

(一) 高等教育改革的条件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条件应该说已经成熟, 高校该如何改革, 大家基本上也有共识, 当下最需要的, 应该是能够担当和敢于担当的改革者。这个改革者, 既可以是高校的领导 (比如党委书记、校长等) , 也可以是行政部门的各级领导, 也可以是各个院系的领导。目前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 高等教育改革呼之欲出, 仿佛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改, 但却少有人去做实验。

(二) 高校具备制度建设的基础

任何一级的改革者或者任何一个敢于担当的改革者, 都应该注重制度建设, 而高校内部管理的核心基石就是:要努力打造一个决策过程“自下而上”的平台和制度。在这个过程中, 无论是教授委员会还是广大师生, 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从当下高校的现实情况看, 无论学校也好, 职能部门也好, 亦或是院系也好, 要想做到决策过程的“自下而上”应该不难, 难的是想不想做、如何做以及如何不把“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 当作是推卸自身应该承担责任的一种手段。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牢记的是, 决策过程的“自下而上”是一种理念, 更是一种经西方高等教育实践证明了的可行之道。

(三) 制度建设需要制约因素

决策过程的“自下而上”, 需要由来自“下”方的相关人员的学术水准与职业操守作支撑, 更需要健全的机制或制度加以制约。由此而言, 在高校改革的浪潮之中, 作为高校主体的广大师生, 特别是教师, 应该更加具有主人翁意识, 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去谋求发展, 承担起培养人才、研究学术及服务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有了改革的先行者, 有了来自师生的大力支持, 搭建了良好的制度平台, 这三方面的合力, 一定会加快中国高校改革的步伐, 也一定能使中国高校在新世纪更健康稳步地前进。

二、我国实施高校去行政化的探索

(一) 探索教授治学的制度是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要充分依靠和发挥教授在高等学校运转中的参与及决策作用, 实现高等教育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高校通过设立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以及教职工代表大会等机构系统形式, 依法保障教授参与高等学校的民主管理与决策, 提高教授在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中的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管权, 提高高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 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

“去行政化”是个加快循环的过程, 学校行政化的机构和体制大的趋势已经形成, 只能逐步改变;“去行政化”应该从新落成的学校开始, 从当下开始, 对新建立的学校“去行政化”, 进程应该还是可以的。“去行政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完事, 应该有配套的制度。”顾秉林举例说, 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 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 将有怎样的制度衔接, 这都需要考虑。

(三) 政学分离, 找准学术与行政的平衡点

“政学分离”在国外早已证明是一种先进的教育管理模式;在美、法、德等教育发达国家, 高校早已摆脱官场化、行政化弊端, 实现高校自主管理, 高校实行高度自治。而在我国高校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 基本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模式, 高校行政化、官本位积习深重。因而, 全国政协委员郑兰荪院士曾直言:“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不在规模大小或院所系科设置, 而在大学独立、教授治学、学生自治等现代办学基本理念和管理体制等方面”。

国内外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 对外是自主办学, 对内是学术自由, 实事求是, 以人为本, 民主管理等, 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创新”这一大学精神的内涵;“大学组织中的权力作为一种行政力量, 只有与专业权威不形成冲突的前提下, 才有可能被认同并接纳, 否则很难产生积极的效应”。高校行政必须彻底打破“官本位”思想, 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行政理念, 而体现这一思想的关键, 在于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就高校去行政化问题, 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从学校内部讲, 要强化学生和教授的话语权。这两个群体的话语权强了, 行政化倾向就会弱化”。

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 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培养创新人才。

摘要：高校去行政化是指高校要推进政校分开, 管办分离, 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是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 对推动当下高校乃至高等教育的改革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高校的“去行政化”是现阶段一个热议的问题, 本文简单讨论了我国目前高校去行政化的环境、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 在我国高校去行政化的进程中, 应该注意的问题。

培养创新人才在于“去行政化” 篇9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近日就“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钱学森之问”作出回应:现在的校园文化被“权力通吃”严重扭曲, 如果让教育行政化继续大行其道, 无论设计的目标再好、管理体系再健全、规章制度再多, 也难以解决应试教育的顽疾;现在许多人热衷于讨论改进教学方法、实施素质教育, 但都没有找准问题的根本症结———学校的严重行政化。

朱清时说, 自己在中国科技大学做了十年校长, 一直在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想了很多办法, 如课程改革、招生模式改革、强调课外实践等, 但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思来想去, 觉得症结还是出在高校管理体制上。和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做个比较, 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天天喊“培养创新人才”, 但效果不理想。而哈佛、麻省理工等世界知名大学很少提什么“提高学生创新素质”, 却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创新、创业人才, 还出了不少诺贝尔奖得主。两相比较, 不难看出问题所在:这些名校的校园文化是崇尚真理、追求卓越, 谁拥有真理谁就会得到尊敬, 谁的创新理念好, 谁就在学术和教育上有发言权。

而在国内有的地方, “权力通吃”现象明显:一个人只要掌了权、当了官, 报院士、评教授、立课题、分房子, 样样享受优先权。受此影响, 一些教授和青年教师整天想着如何迎合上级, 让领导满意, 有的人甚至把学术研究作为当官的敲门砖。甚至在个别高校和地方还出现了十几个教授、博士竞聘一个处长岗位的怪事。■

去“教育行政化”,追求本真教育 篇10

“教育行政化”是指教育机关公务员化, 学校单位纳入教育行政系统, 教师编制行政化。这些本该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人本理念被行政色彩所染指, 强加了较多的国家行政概念。校方、教育行政人员、教师都高高在上, 被权威化, 处于弱势的学生在这样行政系统下, 只能如同羔羊, 任由摆布, 何谈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只能乖乖地在分数上“宜将剩勇”。这种行政化、集权化之下的教育后果, 就是教学成果政绩化、净土校园衙门化、校长官僚化、以及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和教师的工具化。

作为教育界的一分子, 笔者想从“教育行政化”泯灭教育的本真这个角度谈一下自我之见, 以期获得共识。

一、“教育行政化”产生的原因

产生“教育行政化”既有客观原因, 也有主观原因。首先, 是与我国的客观实际有关。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人们已经习惯性地接受上级指令性规定和安排, 实行短平快的行政方式处理问题, 既不要权衡利弊, 又不要考虑自我现状, 只要一味贯彻即可, 即使出现错误也是上级政策所致, 与己无关。这些行政色彩比较浓厚的氤氲笼罩在教育系统、学校和教师之中, 各种因素在这里只有顺从, 没有创新, 更不要说有有思想的人才的出现, 全部被扼杀在窒息的氛围里。其次, 与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关。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中国儒家的“师道尊严”, 在人们心中培植了一种“官本位”意识, 当官是最高追求。一个人是否入仕为官, 能否官居高位, 是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第一标志。“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 “学优登仕, 摄职从政”,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是一切读书人的梦寐以求, 一切为了做官, 做官就有一切。因此,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意识存在。在这种思想和追求的支配下, 不去考虑做学问, 而是思考着如何做官, 怎么有“杰出人才”的出现呢?再者, 教育现状滋生了一批因循守旧的“权威者”, 不允许其他与己观点相违的现象出现, 否则就要排除异己, 力树自己的权威。有的教育主管领导对学校独立管理不放心, 经常要搞点视察、评比保证发展的轨迹不能错位;有的教育机构内部形成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 较多的为了物化的利益, 很少关注以人为本, 结果是与教育本真背道而驰;有的是出于教育行政化的要求来说, 上面的文件上下传, 不需要考虑自身的客观实际, 简单地行政处理方式掩盖了教育的纯真, “教育居士”更乐于简单地处理教育问题, 不愿意探索教育发展的真正动因。所以教育行政化由来已久, 需要细心分析, 寻找突破瓶颈。

二、“教育行政化”的表现

“教育行政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比较突出, 散落在教育生活的方方面面, 蕴藏在教育的骨髓。

教育职员公务员化。教育局等单位职员均是国家公务员, 也是学校等单位的顶头上级。这些人要么根据上级的精神组织检查、考评、验收, 下面的学校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安排, 保质保量达到标准, 否则就是不按照上级精神办事, 给你“黄牌”警告, 这时最害怕的恐怕是“校长”, 因为头上的乌纱帽是组织任命的。每次来访, 校领导总是把他们当作上宾, 惟恐有差错影响了学校的命运。特别年终对学校的考核, 更是让局管学校谨慎有加, 唯唯诺诺, 足可看得出“教育行政化”运作中显示的力量和权威。

教育会议条文化。每次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会议接连不断, 有的甚至要中断课堂教学来完成会议。而每次会议均是文件发了一堆, 讲者几条条。回校后进行程序性传达, 大家还是象征性地准备检查, 又是新一轮“盲人摸象”。

学校领导组织化。每个学校的领导均为上级组织部或教育机构管理的干部, 是上级任命而成, 因此这些领导势必对上级负责。只要能够给上级一个圆满的答复, 就达到了上级的要求, 这样就万事大吉了。下面的工作只要能够应付下来, 保证安全就可以了。因此, 学校领导很少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 只是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应付上级, 怎样与上级拉近关系。教育界一直倡导的“校长应该是教育家”的论调只能成为大家的高论, 成不了现实模版。

教职工职位行政化。每个学校教职工都是按照行政编制来区分的, 哪些是干部身份, 哪些是工人身份, 哪些是国家编制, 哪些是县域编制, 等等。这些教职工均被上级主管部门定编定岗, 并且是按照编制发放工资。因此, 有些在编人员是“吃皇粮”的, 不论干活多少, 都要享受着“国家俸禄”。

教师教学指标化。考核教师要靠成绩说话, 要靠完成指标进行量化。有的学校就提出“考试成绩是硬道理”、“完成高考指标是硬道理”。上级领导考核学校, 学校领导就把指标分给班级和代课老师, 教师们就按照这些指标来组织教学。高考、中考考什么, 就学习和复习什么, 考试之外的一概不问。可想而知, 老师就被死死地捆在了知识的讲授和练习上, 绝然不知面对的这些鲜活生命的承受力。

学生成绩考试化。“一考定终身”已经成为国人心中情结, 挥之不去。代表国家意志的一张试卷, 考证着学生的素养, 冷冰冰的分数承载着学生的希望, 更伴随着学生以牺牲身体和欢乐为代价的终结。尽管有的省份取消了中考, 但是三年的阶段考核却注定学生未来之路。成绩面前, 学生只能挑灯夜战, 夜以继日的苦读;评价老师的标准也是以成绩为纲, 老师只能把这种苦教转化为学生的苦学。

三、去“教育行政化”, 还教育本真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随着科学发展观学习的深入, “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地渗透于教育的文本中, 人们开始重新定位教育的本真。既注重人的个性培养, 弘扬人的主体价值, 又要促进人的不断社会化, 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追求教育的本真, 就是追求教育这两种功能的和谐发展, 也就是追求人的个性化和社会化的完美统一。而去“教育行政化”也不是一夕之功, 需要不竭努力。

首先, 转变教育观念, 还教育生本、师本的生命情怀。教育面对的是有生命的个体, 不应机械地、简单地以一张试卷上的分数确定学生的终身, 应该多元化体现生命的情怀, 让教师、学生都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 提升生命的张力。不论对教育机构、学校, 都要转变自身观念, 少点浮躁, 多点务实, 少点压抑, 多点开放, 少点强制, 多点关心, 全面开放教育的空间。

其次, 取消行政级别, 还教育产生大师级人才的土壤。校园是需要激情的, 只有在开放的空间下, 大家要尽情地交流、表达, 突出多元化表现和评价。校园之长应该是教育大家, 用博大的情怀兼容并蓄, 有蔡元培先生治校之略, 有陶行知先生的睿智之举。这样的校园就会在思想的碰撞中产生杰出人才。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 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 师资充实, 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 树立优良学风, 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就是在那种艰难困苦之时, 人们的独立思考活跃了教育的生命, 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果。

再次, 善待指标和考试, 还教育多元化评价的空间。教育是培养人的地方, 要从人的生命价值出发, 关注人才的引领。不能认为一场考试的分数的高低就是人才与否的标准, 每个孩子的背后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 需要塑造。目前一些学校在上级评价的标准引导下, 只能竭泽而渔式的发展着, 认为自身只有多考几个大学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 才能给上级一个交代, 才能为自身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教育要求的。

最后, 循序渐进, 还教育去“行政化”的机制。目前的“教育行政化”由来已久, 不可能靠几个简单的文件就可以哗变, 应该在制度上、机制上逐步改变。教育本身是个生命塑造, 不可能听几个讲座就能出现“头脑风暴”。所以对于“教育行政化”也要辩证认识, 它在中国早期教育革命确实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我国教育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深层次的命题。我们要培养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需要有独立思考、重视反思的人才, 因此, 要不断改变创新的机制, 让教育的明天更加富有活力。

美国高校“去行政化”的启示 篇11

司法判例确立大学自治

达特茅斯学院是美国第九所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也是闻名遐迩的常春藤学院之一，它坐落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小镇。它是经英王乔治三世批准，由伊利·扎维洛克牧师创建并担任院长，资金来自达特茅斯伯爵二世的捐赠。1769年，该校依据当时的英国总督向学院颁发经国王乔治三世签字的特许状而成立。达特茅斯学院是常春藤盟校中唯一叫“学院”而不叫“大学”的私立大学。说起这个名称，不得不提起这个鲜为人知的著名案例——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

1816年，新罕布什尔州政府试图将私立的达特茅斯学院收归州立大学，并设立了对学院单独管理的机构，以便废除1769年英皇的批文。学院的秘书兼司库伍德沃德根据州政府的决定将学院的校印、账本和相关文件带走。学院的董事会在董事弗兰西斯·布朗院长的领导下向法院控告伍德沃德非法侵占学院的财产，要求他将校印、账本等物品归还学院。同时，董事会还连带起诉了新罕布什尔州议会擅自订立法律，未经正当程序就剥夺了他们的财产权利，破坏了具有契约效力的特许状，是一种违反宪法的行为，要求法院宣布州议会通过的此项法律违反了宪法而无效。最终这个案件被该校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由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审理，该案经裁决，最后达特茅斯学院获胜。从最后的结果看出，该案坚持了原来宪章的有效性，排除了州政府的行政干扰，维护了大学自治的传统。

这一事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极大：一是确认私立大学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从而导致更多的私立大学产生；二是宣告州政府收归私立大学为州立大学的道路不通，从而迫使其加大财政投入来创办更多的州立大学。美国的高等教育立法规定：联邦政府、各州政府与高校存在着分权，这种分权是在美国宪法的规定和约束下进行的。联邦政府的教育立法只起宏观指导作用；各州的地区教育立法对本地区的学区设置、高校管理体制和州立大学财政拨款等做出规范；私立大学则有权对具体的办学行为（学校招生、筹措经费、教学管理、教师聘任、专业设置等）做出规定。

美国大学自治的保障——契约

总的来说，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现代大学管理的三项基本原则。美国现代大学之所以能够去行政化，笔者认为法律确认的大学自治是最基本的前提，没有大学自治，就谈不上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所以中国高校要想去行政化，应该先健全、完善法律制度，以确保大学自治的实行。

就像刚刚提到的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马歇尔法官在审案的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Dartmouth College是否是政府建立并直接控制的教育机构？教育又是否完全被置于政府手中？每一个教师是否都成为公共官员，而为教育之目的所做的捐赠是否都一律成为公共财产，以至是立法机关的意志而非捐赠人的意志成为处理此种捐赠的法律？马歇尔法官认为，这些问题对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法院应当给予认真考虑。

这让笔者想到了1980年以前的美国，教育部只是一个非内阁成员的独立政府机构，其主要职责仅仅是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和整理有关教育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政府机构和公众。即使后来教育部成为了美国的一个政府部门，其主要职责也主要在于特殊教育领域的协调和统筹，如弱智人教育、残疾人教育、扫盲教育、教育贷款以及科技教育等，与高校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也不能直接干预学校事务。基本上可以说，除经费外，美国的高等教育与政府无关。美国也没有全国统一的学位授权管理机构，高校的办学许可与学位授予权主要由高校所在州的立法机关负责把关，只要不违背法律，便可独自管理，政府不得干预。

就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最高法院的判决其具体的结果自然就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新生，并由此确立和保证了美国私立学院的独立和自治以及与大学自治密不可分的学术自由，而这也是美国公立高等学校所努力改革及追求的方向。由此，我们可知，导致美国大学自治的基础就是契约，是一个不仅在字面上而且在精神上合乎宪法的契约。通过契约来调整私立高等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保障大学自治的实现。

通过立法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刚才提到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这是美国现代高校管理的三项原则。其中教授治校的本质是“自下而上”的决策，这必然使得高校行政以服务为价值本位；而我国的高校行政化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决策，这就使高校行政以权力官位为价值本位。因此，高校要去行政化，其核心的问题不是高校有没有行政级别的问题，而是要将高校从政府的行政下属性组织中彻底解放出来。

我国高校之所以存在行政化有其客观的理由。笔者认为，因为我国办大学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要让高校为社会服务，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便捷途径便是高校行政化，于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将高校的设置、招生、教学、人才培养、学位授予等，都授权给了政府或者教育行政部门。客观上讲，高校行政化很长时间内确实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现在却成了高等教育进一步实现质的飞跃的重要制约因素。

所以，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首要任务。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政府行政部门和行政管理。政府对公办学校理所当然要承担办学者和管理者的责任。但政府应改变直接管理高校的模式，实施宏观管理，例如：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监督学校的办学质量。再比如，政府拨款是大学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但不应由教育主管部门直接下达，而应建立多方组成的拨款委员会。还有对高校的考核、评估不可缺少，但政府可以委托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对各类高校进行考核、评估。除此之外，取消由政府任命大学校长的包办制，成立由教授为主体的多方代表参加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实行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最后报上级审批也非常有必要。总之，要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政校分开、政事分开。应从微观管理型政府向宏观管理型政府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要明确各级政府管理大学的权限和责任，明确各类高校办学的权力和责任。

就像美国，大学自治的保障是契约，但其具体的形成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司法判决来确立的，因此，大学自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依法自治，美国现代大学自治的形成与高等教育法制化是密不可分的。就中国而言，高等教育法制化的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通过法律来调整高等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选择。

结束语

尽管我国现在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很高，但是高校现在去除行政化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可是笔者相信——去行政化、追求学术至上将是我国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由之路。可以确定这样一种思路：其一，大学按照学术机构来办，让大学营造一个气氛，就是学术至上。其二，教授最了解学术，他们代表了学术的方向，所以要让教授的意志成为学校发展的主导。其三，行政干部作为管理人员为教授服务，他们要是社会的精英，要有很好的待遇，但他们的职责是按照规范制度，把学校运转好，不是只指挥教授。其四，教授要讨论什么问题，管理人员坐在一边，教授有问题了他们提供参考，然后帮着找解决办法。可以说，只有营造出这种气氛，大家才能一心追求学术领先与学术卓越，从而摆脱现在大学都追求、崇尚权力的现象。

学校教育如何去行政化 篇12

一、学校活动的分类

1.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是指学校中和教学过程直接关联的活动,教学活动是学校活动的中心,没有教学活动学校就失去存在的条件。

2.非教学活动

非教学活动是指学校对人、财、物的管理,学校的“人”包括教师和学生;学校的“财”是学校日常运作过程的经费;学校的“物”是学校的固定资产。学校对人、财、物的管理是学校运作的基础,离开它们学校将无法运行。

教学活动和非教学活动是相伴相生的,它们是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没有教学活动,非教学活动将不复存在,同样没有非教学活动,教学活动也无法进行。

在学校中,教学活动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人们常常重视教学活动,却往往忽视非教学活动,固然教学活动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但非教学活动也是学校的重要内容。非教学活动依赖于教学活动,为教学活动服务。学校对非教学活动管理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教学活动服务,以提高教学活动的效率。

二、学校在教学活动中的组织定位

1.学生是学校服务组织的服务对象,不是学校 组织的成员

学生虽然是学校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学校服务组织的成员,学校服务组织的成员只能是学校的教职工,他们是服务组织的人员主体和服务主体。学校和学生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学生是服务组织的服务对象,而不是管理对象;教师是服务的主体,是服务员、辅导员,而不是管理员。

2.服务与管理的区别

服务是一种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服务一方和被服务一方没有地位高低的区分,双方关系是横向的,在平等的前提下,服务与被服务的完成方式是协商。管理是一种不平等的行政法律关系,双方的关系是纵向的,管理一方的地位要高于被管理一方,在不平等的前提下,管理和被管理的完成方式是强制。

3.教学活动过程中含有非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常和非教学活动相伴相生,如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但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对教学秩序的维护就不是教学活动,它属于非教学活动,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服务,没有非教学活动对教学活动的支撑,教学活动也无法进行。

三、学校在教学活动中管理行为的泛化 和滥用

1.课程设置的强制

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课程的设置是统一的,学生没选择的权利。从专业化角度看,专业化是社会分工的需要,是社会多样化的需要,所有学生不可能在将来的社会中选择完全相同的专业,专业化应是“自选”动作,只有专业个性化,人才才能多样化, 这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但现行基础教育学校抹杀了学生对课程学习的选择性,统一的课程设置是学校单一性、人才单一性和共性教育的根源。

2.完成学业时间的强制

基础教育的时长是12年,学生通常无权选择提前或推后完成学业,体制上不支持弹性学制。由于素质差异及主客观原因的制约,同一学业不同的学生不可能同时完成,强制同时完成是对学生个性的否定。统一的学制只适合于少部分,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它对能提前完成和不能按时完成学业的学生来说都是一种“催残”,它是抹杀学生个性的一把利刃。

3.入学地点的强制

基础教育阶段实行强制就近入学,学生无充分择校的权利。学校的优劣是客观存在的,不管采取何种方式也无法实现严格意义上学校之间办学质量的一致。趋利避害是自然法则,学生和家长选择好的学校入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再者,学生自由择校是学校前进的动力,学校在学生择校中会实现优胜劣汰的优化,在这种状态下不管是办学水平高的学校,还是办学水平低的学校都会努力提高自己,以防在竞争中被淘汰,它符合生物生存的自然法则。反之,人为阻止择校是对自然规律的否定,它使学校缺少了前进的动力。

4.完成学业过程的强制

虽然课改的模式五花八门,但都没改变教师对教学的主导,主导就是教师对教学的“强权”控制, 是对学生主体的否定,是对教学活动服务性质的否定,是学生被动学习的根源。其实教学活动的主导是课程,教师和学生的活动都是围绕课程展开的, 离开课程,教师和学生的活动将无从谈起,教师不是教学活动的主导,而是辅导,辅说明教师地位的从属性、服务性,导也说明教师作用的激发、引导特性,是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

5.基础教育出口的强制

高等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出路,高考则是基础教育的出口。有多少种专业就应有多少种衡量该专业的标准,人才衡量的标准是多样化的。从人的专业化角度看,高考作为选拨人才的标准,应是多样化的,以适应人才多样化的需要。但现行高考却是强制的专业基础标准,它称不上人才的专业标准,但我们却把它当成专业标准对所有专业人才进行衡量, 致使许多不符合该标准的人才被排除在标准之外。

四、学校在非教学活动中的组织定位

从前面对非教学活动的定性可以看出,非教学活动的存在以对学校人、财、物的管理为前提,从这个角度看,学校是行政管理组织。

1.学校与学生地位的差异

学校是按照教育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设立的推行国家教育活动的行政执行机构,它是国家行政的延伸。它的强制性来自于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学生是学校管理的对象,这表现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同时,学校还通过规章制度以强制的方式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制约,学生须无条件服从。

2.教师与学生地位的差异

从学业上看,教师是学生的前辈,是学生的 “师”。学生从年龄上一般都小于教师,是教师的晚辈,教师是学生的“长”。从以上两个角度看,教师的地位要高于学生,学生要尊重教师,这是社会道德规范的需要。

从行政管理关系来看,教师是国家权力的代表,在非教学活动中,教师是管理员、裁判员,对于非教学活动中学生的过失,教师有处罚的权力,这是行政管理关系的需要。

3.学校、教师和学生地位的差异是非教学活动 中管理活动存在的基础

地位的不平等是管理存在的前提,在平等这个前提下强制行为无法实施,正是学校、教师和学生地位的差异为学校行政管理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条件。

4.管理是完成非教学活动的主要手段

管理实质上是对人、财、物的配置过程,要达到人、财、物配置的优化,离开管理行为是无法实现的, 科学的管理是完成学校非教学活动的主要手段。

五、学校去行政化范围的界定

1.在非教学活动中不存在去行政化问题,只存 在规范前提下的行政强化

管理是完成非教学活动的主要手段,在非教学活动中去行政化只能是对非教学活动管理属性的否定,只能使学校工作无法运行,因此,在非教学活动中不存在去行政化的问题。管理的目的是提高学校人、财、物的使用效率,对非教学活动中管理的定位应是在规范前提下行政管理的强化。所谓规范有两层含义,一是管理要以教育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要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二是管理要以管理的自然规律为前提,要符合管理的规律。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下,学校的管理才会提高效率,增加管理的合法性和科学性。

2.去行政化只存在于教学活动之中

从学校在教学活动的组织定性来看,学校是个服务组织,学生是学校服务对象,而不是管理对象。 服务是一种平等的民事活动,凡以强制的方式完成教学活动的现象,都是管理行为的泛化与滥用,都是去行政化的范围,去行政化其实就是去掉管理对服务的越位,把应是服务的内容进行还原,以最大限度提高服务的效率。

六、基础教育学校如何去行政化

1.去课程设置的强制性,增加课程的选择性

教学活动是人的专业化过程,专业化应从小学做起,过长的专业基础设置是专业发展的障碍,专业基础课代表知识的宽度,专业课代表知识的高度,其实人的学业成就多来自专业高度的突破,过度基础化是我国缺少高、精、尖人才的重要原因。因此,必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应设为必修课,另外,从小学起,学校就应尊重学生的专业个性,注重学生专业内容的学习,增加专业选修课,为学生的专业个性发展提供保障。

2.去学制的强制性,增加学制的弹性

中小学应实行弹性学制,为学生个性化完成学业提供制度保障,这在操作层面确实有一定难度, 办法总比困难多。现行学校的“走班制”为弹性学制提供了可能,学校可根据同一年龄学生的素质差异,组成A、B、C三个不同层次的素质班,让学生自主选择合适的等级,且不同素质等级的进度应灵活掌握,让能提前完成学业和推后完成学业的学生分开,达到弹性学制的目的。

3.去入学地点的强制性,增加择校的选择性,增 加择校的市场成分

自由择校是学校前进的动力,是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可借用国外的“教育券”制度,实现学生择校的自主、市场化选择。

4.去课堂教学的教师主导,增加学生学习的自 主性

以教师为主导的模式是学生被动学习的根源, 这种方式主要表现是以“教”为前提,是典型的“教中学”,是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否定。正确的作法是学生在“学”中完成教师的辅导,以实现“学中教”、“学中导”,这种方式是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它增强了学生的自主性,在自主学习的前提下,学生的学习效率定会提高。

5.去高校入学标准选择的强制性,增加学生进 入高校的市场成分

选拔性高考是应试教育的根源,且高考标准的唯一性和单一性是共性教育的根源,它排斥全面发展,是素质教育的杀手。正确的作法应废除学生进入高校的选拔机制,代之的应是通过式的高中会考,也就是高中毕业的人都可上大学,大学实行免试注册入学而不是选拔入学,只有这样,素质教育的春天、人才的春天才会到来。

总之,学校去行政化是有条件的,它只存在于学校的教学活动当中,学校去行政化的本质就是还教学活动的服务本位,去除教学活动的管理成分, 最大限度地还原教学活动的服务成分。

参考文献

[1]百度搜索:行政.http://baike.baidu.com/link?url=5Y1Yu Pi I6D0d1jvx TUUXt LTc Rw Xr Zz5e107ibv Wb9Hj6v Q6q YLPv I3Rz A3h Is3x0x Ghq2Qsn EAf0_Qby Kccc1Lb Qs XVMJue Wf-Yab4x IWjq.

[2]牛其刚.选择正确角度,辩证认识师生关系[J].教育实践与研究,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