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行政化

学术行政化（共10篇）

学术行政化 篇1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高校的进一步发展, 怎样保障学术权力以及正确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我国许多高校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处于一种失衡状态, 失衡的行政化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障碍。因此, 高校学术管理去行政化已经是迫在眉睫。

一、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内涵

高校学术管理可以分为学术性与非学术性两种, 一种是以教授为核心, 以学术组织为主体的学术权力系统;另一种是以行政管理机构为组织基础的行政权力系统。

伯顿·R.克拉克在《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一书中提出了学术权力的十种概念。第一种是教授个人统治;第二种是教授集团统治;第三种是学者行会统治;第四种是专业权力;第五种是魅力权威;第六种是院校董事权力;第七种是院校官僚权力;第八种是政府官僚权力;第九种是政治权力;第十种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寡头权力[1]。在该书中, 学者们还运用层次分析方法对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典、英国、美国和日本这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学术权力结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考察, 把学术权力定义为:从高等教育管理的最上层———国家到最基层———教师等各个层次的管理机构和人员所享有的高等教育管理权力[2]。就学理而言, 学术权力包括权力主体、权力客体和权力形式。其主体可以是教师民主管理机构或教师, 也可以是高校行政管理机构或行政管理人员等;其客体是学术事务、学术活动和学术关系;其运作方式可以是行政命令式的, 也可以是民主协商式的。因此, 学术权力是指在高校对学术活动的管理与统治权力, 它涉及学术组织的层次、学术权力机构的模式结构, 以及组织层次、结构团体对学术管理的影响力[3]。

高校学术管理中的行政权力主要是指高校行政机构、行政人员所拥有和行使的管理学术事务的权力。这种权力主要依靠国家法律、政府意志、社会要求、学校规章等来实现, 具有强制性, 而且它还以效率化为追求目标[4]。其主体主要是高校的科研处、教务处、人事处等行政机构以及行政人员。其客体主要是学术管理中的行政性事务, 如学术性活动中的组织、协调、确认等事务。高校学术管理中行政权力的运作方式主要通过科层制的行政系统, 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贯彻执行上级的政策法规等, 保证学校各项事务正常运作[5]。

学术权力是从高校学术管理中体现出来的, 而行政权力是通过行政管理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我国高校在管理学校的过程中主要还是运用行政权力, 而且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的现象层出不穷。另外, 我国高校的行政人员有行政级别之分, 谁的行政级别高, 谁就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这就使得大批有学术造诣的学者或教授都来争当干部, 使高校行政化氛围更加浓厚。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配置出现了严重失调, 学术权力被大大淡化或弱化。

二、我国高校学术管理中的行政化表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的行政化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教育部门对高校管理的行政化;二是高校学术管理的行政化。高校学术管理的行政化, 是指高校的行政人员以行政权力代替学术人员的学术权力, 或者在出台各种聘任和奖励政策中过多地关注自己的利益和前途。

(一) 高校学术管理人员思想的行政化

从古至今, 官本位一直都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例如, 在高校学术管理中, 许多行政人员习惯按照党政机关的模式来工作, 这些职能部门或多或少沾染了政府部门的“门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的衙门作风, 对学术管理中应有的学术人员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权力的主导地位认识有限, 服务不到位。在学术会上, 一个处长的发言权远甚于教授或有一定学术成就的学者, 所以, 就出现了一些年轻的硕士或博士为了谋取一个行政职位, 就千方百计地去讨好一些行政干部, 而不是将精力投入到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去, 以致荒废了科学研究。

(二) 高校学术管理组织的行政化

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在高校中要建立各种学术组织, 如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教材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虽然许多高校也遵照《高等教育法》设置了一些学术组织, 但是并没有明确的制度或规章来具体规定学术组织的组成、权力和责任。这些学术组织大部分还是通过行政的方式来决定其组成人员, 又是采取行政的方式来决定由谁领导, 以及来决定学术组织会议的召开和议程。在这样的制度下, 学术权力不断被弱化, 行政权力不断被加强, 学术权力隶属于行政权力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了, 也就导致了学术组织经常如同虚设, 实质上, 还是领导即行政权力说了算。

(三) 高校学术管理决策的行政化

目前, 我国高校学术管理决策中的行政意志较为突出。据有关调查研究显示, 在高校管理过程中, 学术人员参与行政权力决策类活动的情况不容乐观, 如学术人员参与国有资产管理重要政策制定的比率为11.63%, 对外合作与交流项目的实施比率为24.63%, 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的讨论比率为20.25%等。学术人员对高校行政权力决策类活动的参与率普遍较低, 平均为26.23%[6]。可见, 在行政权力决策机构中, 行政人员的数量远多于学术人员的数量;行政人员在行政权力决策上才是真正拥有发言权的人。这样的结果表明, 我国高校学术人员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另外, 高校管理人员在决策的时候也不能够体现出真正的民主, 最终决策往往还是体现行政人员的意志。

三、我国高校学术管理去行政化的措施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我国高校长期以来形成了“官本位”和“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管理体制, 学术权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高校学术管理活动中普遍存在行政权力泛化现象。因此, 要想提高我国高校学术管理中的权力结构效能, 关键是要消除高校学术管理中行政权力的泛化, 建立起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二者均衡的权力结构模式。

(一) 取消行政级别设置, 树立服务意识

现今, 在我国高校学术管理中, 官本位已经严重影响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平衡。许多行政人员都喜欢以行政领导的意志为导向, 为领导工作, 对领导负责, 而将教师视做被领导者, 缺少为学术服务、为教师服务的思想。另外, 许多有学术造诣的教授也都要去当官, 因为行政级别越高, 为他们自己争取的研究资源就更多。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设置, 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行政人员淡化、摆脱官本位思想, 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行政理念, 从而摆正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位置, 学术人员也会安心去搞研究、做学问。

(二) 建立科学的管理组织, 完善监督机制

高校中的各种学术组织, 如教职工代表大会、学术委员会等, 主体都要以教授为主, 而且其领导为学术人员;对各种学术组织的性质和职权范围要作出明确规定;用制度来保障各种学术组织相应的规则或章程, 并有相应的会议规则和程序, 这样才能保证学术权力不受行政权力的侵蚀。另外, 行政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的现象比较突出。因此, 应该实行精兵简政, 高校应该按照部门的职能、性质等来设置岗位, 实行竞争上岗等;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与激励机制, 提高行政人员的办事效率。行政部门在行使行政性事务权力时, 还要多渠道听取意见, 接受多方面的监督, 即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学术委员会等组织的监督作用。

(三) 建立决策研究机构, 注重决策的民主化

高校是培养高级人才、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 工作内容带有很强的学术性。另外, 高校的许多决策都涉及学术问题, 不是行政领导者及行政人员都能精通的。因此, 高校的决策就更要科学和民主。行政领导者在决策时要尽可能吸收教学和科研人员参与决策, 充分听取和尊重他们的意见。决策的目标越大, 内容越复杂, 学术教授专家的意见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 行政领导者对许多学术性问题的决策在深入了解、调查研究后, 要让高校的决策研究机构, 如政策研究室、高等教育研究室等, 发挥辅助决策的作用, 甚至有时还有必要组织资深的、有经验的教授一起就决策目标进行调查情况、发现问题、讨论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决策, 也只有这样的决策才能更加体现民主[7]。

总之, 我们说的“去行政化”并不等于说高校不要行政部门。我国著名高等教育理论家与实践家朱九思先生曾说:“大学行政管理的作用丝毫不容忽视, 但不能因此就用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校中应有的地位。高校的行政管理部门, 都要围绕以学术为中心去工作, 换句话说, 就是为教学和学术而服务的。

摘要：高校学术管理的基本权力形式主要有两种, 即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目标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保障决策的运行符合教育规律, 从而实现高校的任务和功能。然而, 在高校学术管理中, 我国高校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 大大降低了高校的办学质量。因此, 高校学术管理去行政化已经是迫在眉睫。本文旨在对此作出思考和分析, 并提出一定可行性解决办法。

关键词：高校,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去行政化,学术管理

参考文献

[1][加]约翰·H.范德格拉夫等;王承绪等译.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185-198.

[2]别敦荣.学术管理、学术权力等概念释义[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0, (2) .

[3]陈磊.高等学校学术权力的反思与建构[J].高等教育研究, 2002, (4) .

[4]沈刘峡.对高校内部管理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几点认识[J].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12) .

[5]赵凤娟.高校学术管理中的行政权力行使[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8, (9) .

[6]毕宪顺.权力整合与体制创新——中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74-95.

[7]姚启和.高等教育管理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207-209.

学术行政化 篇2

关键词:高校内部治理;学术管理;行政管理;协调发展

一、学术与行政管理的涵义

学术管理是指对高校内部学术性事务和活动的管理，是高校管理的核心所在。[1]它是依据学术发展的规律，整合高校内部学术资源为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和科研服务的过程。高校行政管理是指高校内部管理主体依据大学章程和上级赋予的职权，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科研、社会服务等职能的有效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在遵守各种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校内外各种资源，有计划有组织地完成学校短、中、长期任务，实现高校组织目标的过程。

二、当前高校学术与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学术管理中，兼具行政管理及学术管理的校部职能部门在学术问题上有较大的决定权，而最熟悉本院系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基层管理机构和广大教师没有发言权，高校教授介入管理活动有限，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常常感到被行政权力所左右，处在执行命令的被管理状态，影响大学学术创新所要求的“学术自由”的氛围的营造，也影响着基层教学、科研创新性的发挥。长期以来大部分高校形成了一种以党政管理为核心的运行模式，由于校职能机构管理者的行政管理意识往往都大于学术管理意识，高校习惯于以行政管理模式来建立组织架构，工作中常常只注重行政管理方面的探讨，忽视了对学术管理方法及管理艺术的研究，导致学术研究人员唯行政权力是瞻，不着重学术力量，造成学术的急功近利和学术欺骗。

三、欧美高校的管理经验

在欧美高校的内部突出评议会和学术性组织的作用。[2]首先，高校内部形成了以评议会为代表的学术权力系统，负责学术事务的管理。校评议会主要负责宏观规划高校的学术政策、各学科的设置和发展、教学科研目标、教师的聘用、校内外学术活动的宏观把握等。院评议会负责的事务较为具体、细致，权力下放明显，对学院的整体事务全部负责。越往基层，学术事务越集中，评议会的权力和权限就越突出。其次，各高校中与评议会并存的还有由知名教授和师生代表组成的、维护个人或集体利益的学术性组织。如：院参议会有师生组成，对课程设置、课时安排等提出建议供校长、院长或系主任参考；院系都设有招聘委员会，委员全部由教授组成，为贯彻权力分享原则，招聘教师需先由院、系提名，校长、副校长得以招聘；在研究生的培养上,由教授组成研究生委员会统一管理和培养,研究生培养计划、项目申请、新的学术项目立项都由该委员会负责。借鉴欧美高校管理经验，结合我国高校实际，找到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最佳平衡点，实现“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四、高校学术与行政管理的协调

(一)完善学术委员会制度，提高学者专家参与学术事务的积极性

《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科研计划和教学科研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保证学术委员会站在学校整体大局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上，对学术活动及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人员构成方面，大学校长及主管学术事务的副校长，教务、科研、研究生教育等业务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各学院院长或系主任等，是学术委员会的重要角色者。委员都应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有教授的头衔，发挥教授治学的优势，当然，也要适量增加未担任行政职务且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教授在学术委员会中的比例。

（二）淡化行政权力，发挥学术组织和机构在学校管理决策中的作用

高校管理应进一步强化基层学术组织和机构在人才培养结构上的优化，增强其在功能上的适应性。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在体制上实现学术权力参与管理，不能让学术组织和学术机构只是对学术管理提建议，而是应该淡化大学的行政权力意识，处理好领导与负责、集体与个人、分工与合作等方面的关系，让学术组织参与到咨询、决策、审议、监督等关键环节中去，创造大学自由民主的学术创新空间。

(三)营造学术创新和自由的文化氛围，发挥基层教师的创造作用

要保障教师学术创新研究的校园环境和自由探索的学术权力，在决策过程中尊重教师们的意愿，激励教师自主发展。首先，通过科研群体的培育、科研力量的整合等举措，营造浓厚的科研氛围，提高教师整体科研实力，提升高校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服务功能。其次，综合运用多种激励手段，激发教师以课题组、交叉学科团队等形式推动知识共享，并自愿地将隐性知识直观的方式予以表达，实现校内外、线上线下知识的融合贯通，提高教师整体知识水平、发挥基层教师在大学智能化管理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别敦荣.学术管理、学术权力等概念释义[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02)：44~47.

学术行政化 篇3

【关键词】高校 学术自由 去行政化

一、中西方大学学术桎梏的历史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校教育的普及，高校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逐渐暴露，其中不管是科研活动、学术研究还是职称评定等内容，都与政治呈现越来越紧密的态势，这种情况在中外的高校教育史上有先例可循。如中世纪的西方大学有学校自治权，但学生的言论、行为都处于政治控制中，直到1810年柏林大学，其创办者洪堡提出将“追求最高形式的纯粹知识”1作为教学目标，才打破了学术自由的限制，使之逐渐脱离政治桎梏。反观中国，一直以来“行政化”问题较为突出。中国最初的大学，是在封建体制和文化残骸下建立起来的，虽然有一定的新兴思想，但是“自由”的特征不明显。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倡导下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政治意识形态化。改革开放后，学术自由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学术自由的环境与思想建设还很不成熟，“学术去行政化”的困境堪忧。

二、中国高校当下“学术行政化”问题及原因探讨

当下的高校中，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高校青年教师在实际的工作岗位中，既要承担沉重的授课任务，又要完成科研上的指标，没有级别的青年教师没有话语权。”2，这就导致了很多原来有成就的权威专家，愿意放弃教学去搞行政工作，直接造成了教育人才的浪费。总体而言，“学术行政化”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学术事务与非学术事务界限不清

在高校实际的事务处理上，行政部门对科研经费的规定非常严苛，而实际操作中，每个学科乃至每个项目的科研都有其各自特点，与学院把经费用途规定得十分僵化的做法有着很大的矛盾，在一些规定中，“多少钱用于买书、多少钱用于学术交流、多少钱用于办公用品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进行限定”3，这在操作上就带来了麻烦。

究其原因，在市场化高速发展的当下，高校发展不能独善其身，而是与社会的各方面息息相关。一方面，“高校生存与发展对社会资源依赖性增加，政府充当着协调者和保护者的角色”4，政府既然给予了科研经费，就理所当然对经费去向享有知情权，从这个层面讲，这是政府对纳税人的保证与承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对高校师生造成麻烦，不能不说是政策制定与实际运作的脱节。

（二）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职能分工不明

学术成果在评定职称中占较大比例，但行政方面的干预不容小觑，甚至其作用大于教师实际学术成果，同时一些人情交易等带来的恶性竞争也凸显了行政权力在高校环境中的“所向披靡”，导致了学术权力在高校中的式微。

行政权力在高校的“横行霸道”有多方面的现实原因，首先是高校行政级别被过度强化；其次，政府过多地干预学校的事务，在教师的提拔、职称评定方面具有主动权，学校被置于被动的地位；最后，是高校评价与监督体系的行政化趋向程度严重，评定教师的队伍主要是行政方面的人员，而与教师实际教学相关的学生却少有话语权，在教师评定上不能真正公平、公正。

（三）学术自由极大程度受到限制

毋容置疑，行政系统在大学与社会间建起了桥梁，对大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不仅确保足够的资源流向大学，而且在外部环境中传播着大学的特性，從而成为公众兴趣关注的中心。”5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是大学行政组织，而不是学术本身，越来越与那些可以改变大学边界的活动有关。”6行政系统的工作有明确的目标和严格的程序，能够促进组织高效运行，但是学术事务不同于组织事务，“它的生产方式具有灵活性、多样性以及个性化的特点”7，如果让学术活动遵循程序化的原则，必然会损害学术活动的创造性。

三、高校“去行政化”的探索

大学行政化问题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的大学问题之一。其实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探索由来已久。2010年温家宝总理就指出：“教育行政化的趋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征求发布会上说：“从学校内部着眼，‘去行政化的思路是：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8，国家对实现高校学术自治问题高度重视，2016年发布的《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提出，“不得以“出成果”名义干涉科学家研究工作，不得动辄用行政化“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不得以过多的社会事务干扰学术活动，不得用“官本位”、“等级制”等压制学术民主。”“四个不得”的提出，可看出国家在促进高校学术自治、学术自由方面的决心。

在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强化了高校的外向型思维，而忽视了内向型的改革”9，西方高校市场化的主流趋势下，政府放权进而扩大高校的自主权力是必然走向，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毕竟其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等已经完全融入西方高校制度之中，而中国高校发展的历史积淀不够深厚，学术自由在面对外部影响时，抗压能力较为薄弱，如“文化大革命”时期高校教育学术自由的消失殆尽。重建起一套高校教育模式花费的时间、物力、财力无疑是巨大的，自1979恢复高考以来，高校建设还处于待完善阶段，仍待新一代高校人的探索与发展。

大众都应该有这样一种意识：大学作为高级教育的领域，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们的学术知识的最高水平，代表着国家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存基地，它必须是我们社会中最纯洁的一块地方。大学是知识传播的圣地，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二者的结合，必定是代表着引领人类真理探求的方向。公众要发挥民主监督的力量，促进高等教育改革、营造良好高等教育环境。

【参考文献】

[1]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旭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2][英]玛丽·亨克尔，国家、高等教育与市场[M]，古林贤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3]季洪涛，大学学术权力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2

[4]茹宁，从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关系看我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J]，高教探索，2011，（2）：14-18

学术行政化 篇4

坚持实行高等教育分级管理制度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地方高校为主体,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教育格局。省级政府应拥有以下对地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贯彻执行和指导检查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制定地方性高等教育政策;根据本地区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制订地方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和年度招生计划, 调整高等教育的布局和结构;根据地方的实际, 依照国家的高校设置标准, 设置、撤销和合并地方主办的高等学校;组织领导招生工作, 指导毕业生就业工作;审批地方高校本、专科的专业和学位点, 以适应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 负责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预算的分配和决算的审核;任免地方高校负责人, 组织和指导地方高校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除此之外, 省级政府还应具有指导地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科研和后勤工作, 组织本地区高校的教育质量检查与评估等权限和职能。

应依法落实省级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这样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更好地体现高等教育发展上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克服条块分割办学体制的弊端, 协调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的相互关系, 形成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 提高高等教育的总体效益;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的多样化, 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形成高校与社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实行高等教育分级管理体制, 应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要增强高校办学活力, 就必须使高校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政府要承担起发展教育的责任, 但必须转变职能, 把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要减少并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和直接干预, 更多地运用法规、政策、标准、公共财政等手段, 引导和促进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保障高校依法自主开展教学、科研活动, 自主调整学科、专业, 自主进行内部管理。扩大高校在办学模式、育人方式、合作办学等方面的自主权。

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进一步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 应把党对高校的领导体现在管理体制中。要充分发挥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高校党委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对办学方向的把握。对重大问题的决策, 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 建立党委集体决策的制度和机制。要把党委集体决策的制度和机制具体化, 能够真正设计出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具体制度, 明确党政决策的权限、程序和责任。

高校党委应履行五项职责: (1) 把好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统筹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 统筹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三大任务。 (2) 抓好大事。集中精力抓好学生培养教育、教育教学改革、学校管理等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重要工作。 (3) 用好干部。着力构建“赛场上选骏马”的干部选拔评价机制。不仅要看高学历、高职称, 更要看高觉悟、高能力。 (4) 带好队伍。坚持严格管理, 从严要求, 切实加强高校党政管理队伍、教育教学师资队伍和科研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5) 加强党建。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要坚持发挥校长负责制的作用。校长负责就是让校长充分行使《高等教育法》所赋予的行政权力, 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校长既是先进教育思想的探索者、承载者、宣传者和贯彻者, 也是学校行政管理系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系统是大学内部治理机构中行政性权力的体现。针对我国高校现状, 要强调行政管理对教学、科研等主要学术活动的保障、支持、组织、协调和服务功能。坚持校长负责有利于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要使校长能够切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赋予的权利, 集中精力办学, 当好教育家, 切实承担作为学校法人代表的所有责任。校长不仅是学校行政系统的首脑, 也应是行政性权力和学术性权力之间的桥梁。

建立并完善学术民主制度

大学的学术事务特别是重要的学术事务要由学术人员参与决策和管理。学术人员对学术的发展规律、学术内在要求、学术标准有着深刻的理解。学术人员参与学术决策与管理应该制度化, 有相应的组织形态和规章制度。

大学建立学术制度的关键目的是充分发挥高校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作用。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划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不能用行政权取代学术权, 把各种学术性质的委员会作为“点缀”和“花瓶”, 作为行政系统的附庸;也不能用学术权取代行政权, 搞所谓的“教授治校”。现在高校最大的问题是行政权代替学术权, 学术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充分。明确在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科研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研成果、人才引进、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以及学科科研资源配置方面, 应首先经过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审议。学校发展中的重大事项也要征求学术组织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学校领导要定期向专家教授通报情况, 与专家学者交朋友, 虚心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使高校决策更具科学性。

大学学术制度要实施教授治学。高校基本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教学和科研, 教授是实施这些基本活动和承载学术性权力的主体。教授治学不仅体现在学科层面上, 而且在本质上也具有很强的学术属性。教授治学就是要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和体制上为学术性权力参与决策和管理定位, 并加以制度化和规范化。实施教授治学有利于增强教师队伍的凝聚力。仅仅依靠经济措施无法从根本上吸引和凝聚人才, 在制度上确保学术性权力对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参与是尊重知识的体现, 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坚持规范完善院系领导和管理体制。院系是高校科研、教学和学科建设的主要承载者, 学校要转变行政管理职能, 强化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综合服务协调功能, 把更多资源下放。高校的管理权限必须重心下移, 健全院系的领导体制。要进一步加强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要规范党政联席会议集体决策重要事项的工作机制, 健全党组织参与基层重要决策的有效制度, 督促并确保院系重大科研项目、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人才引进、财务收支等重要事项公开、公平、公正地实施。要保持学校宏观调控能力, 对重大项目要整合各方资源来建设, 防止资源的分割使用。

完善教师管理制度和学科建设绩效评估制度

坚持完善教师管理制度的核心是完善教师素质提升和激励保障机制。要以转换机制为核心, 强化岗位责任, 变教师的“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要根据学科专业发展要求按需设岗、以岗聘任、以岗定酬, 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能高能低。改革分配制度、聘用制度, 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完善准入制度、推出制度、培训制度, 提高教师素质。通过完善机制, 使教师队伍更有开放性, 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师资;使教师队伍更具流动性, 促进人才队伍的新陈代谢;使教师队伍更具有竞争性,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从而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改变近亲繁殖、论资排辈等弊端, 激活每一名教师的潜能, 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教书育人能力和学术竞争力。

坚持完善学科建设绩效评估制度。高校学科建设要考虑投入和产出的效率。过去对高校评价, 往往只看产出, 很少看投入。评价高校办学绩效要按照14项投入指标和16项产出指标进行测算 (投入指标主要包括教职工总数、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科研教育经费总额等, 产出指标主要包括在校学生数、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科技奖获奖数、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金额等) 。对高校学科建设绩效的评估, 特别是对产出的评价, 不能简单看SCI论文、科技获奖数或博士点数量, 要防止办学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科学的学科建设绩效评估应该是:高校学科投入的方向是否体现了学校的办学定位, 体现了社会需求, 体现了学校的优势。评价学科投入以后, 是否对加强教育教学、人才梯队建设和夯实学科基础、优化学科生态发挥了强有力的牵引作用, 评估学校在学科建设中是否依然存在求高求大求全的倾向。

学科建设战略上要讲“有所为, 有所不为”, 战术上要讲“有所不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往往要比“有所为”更难。学科发展要集中在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社会需求的学科。不属于这个目标的, 就应该舍弃。从这个意义上讲, 学科增加是一种发展;学科减少, 重新优化组合了, 强势更强了, 同样也是一种发展。学科发展要注重拉长学科链, 培育学科群, 形成良好的学科发展生态。

现在学科发展在边缘交叉领域最能形成突破点。因此, 学科发展既不能盲目扩张, 也不能单打一。要以核心强势学科为圆心, 向周边扩展, 发展支撑学科, 建设新兴学科。要把没有明显优势的学科整合到强势学科的支撑体系中, 实现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的统筹发展。特色学科、重点学科要做强, 新兴学科、应用学科要“出新”, 传统学科要搞活。

高校要建立有进有退的学科建设新机制, 就要防止求全求大。具体来说, 就要建立对学科的重点发展机制、淘汰机制和重组机制。建立重点发展机制就是要集中有限的资源重点发展特色优势学科, 打造学科品牌、学科高峰;建立学科淘汰机制, 就是要优胜劣汰, 对于质量不高、缺乏后劲或不符合学校办学定位的学科要舍得放弃, 防止有限资源空耗浪费;建立学科重组机制, 就是要构建高校合理的学科生态, 形成以主干学科为核心, 相关学科相互配合支撑的学科群, 促进学科交叉, 发展新兴学科。

学术行政化 篇5

关键词：高校；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合理配置；调节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质量始终是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冲突在高校中时刻存在，这两种权力的科学配置对于高校作用关键，对其生存和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探索学术权力占有的主导地位过程中，一定要对行政权力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本文试图探究学术与行政这两种权力的运行范畴，浅议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合理配置与调节，以期为学术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高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无法充分发挥效能的原因

1.历史发展变革

高校学术权力指具有学术能力的专家在教学、科研、师资、学位授予等方面进行学术管理的权力。高校行政权力是指由大学各级行政部门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政事务或活动进行管理时行使的权力。新中国成立之后，高校管理经历了中央集权管理、中央统一领导、中央与省二级管理的领导制度变革过程。这种体制背景下，高校成为事业单位，沿袭行政管理体制，套用政府机关行政级别，实行长官负责制，建构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科层结构。高校的学术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它存在的基础是专家的学术背景及水平，是学术自由与自治的充分展现。而高校的行政权力是组织任命，要按照高校制订的法规或制度行事，强调不同的职位行使不同的权力。学术权力在处理学术事务时要依据学术标准，不受行政干预。而行政权力在行使的时候也不能干涉学术权力的自由。但是，事实上，高校学术组织拥有的自主权极少，教师也几乎不加入到学校管理工作当中，学术权力没有真正发挥学术作用，因此学术权力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抵制行政权力，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随着多种“运动”的开展，高校行政化趋势逐渐明显，使用行政管理替代学术管理，完成的是行政目标，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和影响了高校学术发展以及总体教学水平的提升。

2.行政权力替代学术权力的情况普遍存在

随着高校改革不断深入，我国逐渐重视学术权力在高校主要事务，特别是学术性事务的决策当中发挥的作用，但是我国学术权力组织的构建和运作并不规范，很多高校学术部门不管是形式还是职能方面权限不大，学术权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加强。大部分学术部门组织活动较少，其民主管理方面还不是十分标准，给人一种可有可无的感觉。多数高校的学术部门只是在学位授予、职称评定、人才引进、科研项目、教师奖励等环节中起到咨询或审议的作用，最终的决策权还是行政部门。这样，学术部门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行政部门的附庸。基层院系在招生名额、专业设置、职称评定、科研立项等学术性较强的学术管理问题方面缺乏决策的权利，这种情况消弭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工作热情，而行政权力涉及的诸多资源分配优势却诱使部分专家“学而优则仕”，走向所谓“仕途经济”路径。另外，行政权力在大学的绝对强势，破坏了权力间的制约和监督，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

3.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跨界”“混搭”

高校目前依然存在专家与官僚相互“跨界”的现象，校级、院系级学术委员会成员大部分是由院长、书记或者是处长担任，几乎所有教授委员均拥有行政职务，这就导致学术部门从根本上就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以及显著的学术部门行政化现象。这些具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如果将学术活动（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与学术事务（如学科规划、课题选择、经费使用、成果评价、职称评聘等）相互混淆，那势必将产生“掌握管理学术的权力”的意识，进而在履职过程中，居高临下地首先体现与贯彻其自身所处的行政层级的长官意志。

4.行政权力控制资源配置导致官本位现象严重

高校学术权力在处理学术事务方面相对缺乏对各类资源进行配置的权利，而行政权力却恰恰能在资源配置方面长袖善舞，左右着诸多教师的教学科研环境，甚至是与职称职级挂钩的生活条件。因此，高校教师“为五斗米折腰”，或“学而优则仕”，或先求仕途，再以仕途去谋求学术资源的曲线发展路径比比皆是。这一发展路径无疑推动了高校官本位的恶性发展，违背了教学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科学管理原则，破坏了高校崇尚学识，注重人才培养的良好风气，扼制了教师的工作热情，难以稳定教师团队，提升教学效率。

二、高校学术和行政权力的调节

1.努力摆正行政权力的位置

目前，高校学术权力的管理运行日趋扁平化，垂直层级减少、管理幅度增大，但行政权力机构则牢牢盘踞着科层制的金字塔，基本上两种权力是处在高校的上下两端。地位的不同决定了管理理念的差异。高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三大职能活动均是在相关学科或者是专业领域当中实施的，教师以及科研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决定其必定在高校职能活动中占有主导地位。高校行政管理者应该掌握和尊重教育发展、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及教育管理的规律，为学术活动与学术事务提供全方位服务，将行政权力摆在“管理就是服务”这一辅助位置之上，以高效率的沟通协调功能连接分散性的学术权力，制约和弥补崇尚个人自由和协商决定的“教师文化”难以跟随急速变革的时代，影响决策和行动的效率等瑕疵与缺陷。这种依靠实质需求来支撑其正当性、合法性的行政权力才能赢得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认可和拥护。

2.构建学术权力为核心的管理运行制度

学术活动与学术事务管理当中行政权力的存在和实施，其最终的目的是确保学术活动能够正常稳定的开展，它的运行要符合学术权力的要求并为实现学术权力的意志提供行政保障。学术管理当中的所有行政决策若离开学术权力内部支配而只是单纯的长官意志，将与学术发展客观特点相悖，且不符合高校本身的特性，难以获得支持与落实，对于学术自身和高校的稳定快速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所以在高校组织管理制度设计中要确定学术权力的权威性，同时还要明确由学术权力当作核心的权力制度中行政权力发挥功能的领域与范畴，让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能够构建一种有效分工协作和限制的关系。在实施学术权力主导管理的过程中，其核心功能并非丝毫不受限制，既要确保其合理运行，还要防止其随意性、无序性和绝对性。这也是目前我国高校制度设计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合理配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教育质量是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人们极为重视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高校的生命线所在。高校的管理首要的是学术管理，使学术权力占有主导地位，有利于高校学术资源的汇聚，能够确保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但同时要避免高校当中出现学术“寡头”现象，还必须让学术权力处于一个科学的范围当中，而行政权力的合理运用对提高高校人、财、物资源的运用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权力属于一种内部力量，主要起到支配的作用，而行政权力属于一种外部构造方式维护着高校组织的存在以及发展。保证其配置的科学性应关注以下几方面：

1.正确认识学术管理的概念

人们对于以学术事务为对象和以学术事务为内容的管理称为“学术管理”。学术管理既涉及学术权力背景又涉及行政权力背景，二者都不能笼统概括学术管理。学术管理中不能仅有行政权力，但如果以为学术管理就是学术权力，势必导致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混淆和相互替代。在学术管理活动中，行政权力不应承担本应由学术权力承担的事情而扮演学术权力的角色；学术权力亦不应跨界扮演行政权力的角色。学术权力属于一种内聚力，而行政权力则属于是维持力，内聚力作为高校的主导力，是知识与创新的源头所在，维持力发挥着保障的功能，构建一个合理的学术管理氛围，两者绝非二元对立的关系。

2.注重学术权力的持续支配力

知识更新与学术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导致依赖学者学术地位以及威望作为支撑的学术权力缺少持续的支配力，前辈学者学术生命的终止是晚辈学者的出发点，因此，这属于比较显著的后浪推前浪模式。但是行政权力拥有相对稳定的持续性，可通过换届进行沉淀，行政权力应注意在各方面保证学术权力的持续支配力，以确保学术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保证高校的无形资产不至于贬值。

3.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均应该在相应的范围当中运作

如果学术权力超出它自身学术事务的范畴，那么将会出现异化的现象，对于学术事务的公平和公正性造成严重的影响，产生学术腐败的情况，对于整个学术资源的完善整合造成阻碍，极有可能导致学术资源的大量流失，这样也就无法保证高质量的教学和科研，进而无法培养出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行政权力若超出自身的运行范围，将会对学术自由造成极大的限制，导致学术权力没有办法充分发挥其作用，并且，还有可能导致学校有形资产流失，无形资产无法保值和增值的情况。

总之，正确认识高校学术管理机制，科学配置并调节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让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根据教育发展规律以及管理流程的需要高效率地发挥其功能，并且在学校的各方面的建设当中创造出最大化效益，才能促进高校内部管理改革，保证学术管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进而提升我国教育事业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1]邹晓红. 高校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J]. 社会科学家，2013（11）：32-34.

[2]黄国铭，翁瑞珠. 论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和调节[J].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4）：53-55.

[3] 崔卓兰. 高校决策管理法制化研究——以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均衡配置为视角[J]. 社会科学战线，2012（5）：169-174.

[4]秦惠民.学术管理中的权力存在及其相互关系探讨[J]. 中国高教研究，2002（1）：50-51.

学术行政化 篇6

一、高校“行政化”问题的现状

高等教育领域谈及的解决高校“行政化”问题是指高校中行政权力泛化, 表现为:按行政级别对高校进行设置和划分, 按行政模式配备任免高校干部, 按行政方式配置高校资源, 行政管理人员配置、行政机构设置庞大。 重大事项决策多为行政干预和决策。 高校“行政化”问题是教育行政改革的关键, 已经影响到大学的办学管理、人才培养、科研活动、师生关系、环境建设等方方面面[1]。 一是导致一些大学远离办学目标, 仅仅追求办学治校过程中的短期政绩, 不顾教育公益性事业的根本属性, 忽视立德树人教育的本质。 二是妨碍了学术创造力。 由于部分高校行政权力化的趋势导致淡化对真学问的尊敬, 一些教师工作目标、价值理想也发生变化, 使学校失去生机与活力。 三是导致某些校园腐败现象。行政力量过分干涉人才引进、评聘职称、配置资源及资金运作与财务管理, 是容易滋生腐败的。

二、高校“行政化”问题的解决

(一) 高校“行政化”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的泛政治化、工具化, 是导致高校教育管理行政化的首要原因。 高校一把手任命制是高校行政化和一把手“官员化”的直接结果和深层原因。第一, 从校长任免、经费拨付、项目审批, 到学位授予权设定、专业课程设置、招生名额、教师招聘名额的审批权, 都由政府部门掌控。 第二, 不合理地配置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必须合理行使各自的权力, 任何一种权力偏离轨道, 必然会制约学校的发展和建设。 第三, 行政权力挤压学术权力。 一些高校的学术组织以行政官职的高低配置资源, 使学术权力、学术能力配置得不到保障。

(二) 国外高校管理改革和发展趋势与解决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冲突的借鉴

进入90年代后, 国外高校管理改革发展有了新的趋势。 一是强化发展规划的导引作用。 如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 (HEFCE) 在1993年发布文件, 要求高等院校向基金会提交包含学校的学术目的和目标、人员战略、物质资源战略、财政战略、质量。 荷兰则要求每个大学提交一个为期三年的教育政策、 预算和评估报告的计划文件给教育部讨论。二是加强高等教育质量监控力度。 如1993年2月, 英国高等教育基金会颁布教学质量的基本评估制定出五项统计指标。 芬兰建立了每年收集高等教育信息的国家计算机数据统计中心。 法国高等学校和教育部都基本实现计算机管理, 1988年, 引入信息系统、财政系统和课程管理系统, 建立公共数据库。 三是加强大学和产业界的合作。 高等院校加强与社会各行业, 诸如企业界、科技界等的联系。 如大学与企业协作的高技术工业区。 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建的生物园区吸引了麻省1/3的生物技术公司;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园区通过出租土地等措施吸引了大量的高技术公司, 逐渐发展成当今的“硅谷”中心。 美国科学基金会 (NSF) 制定了“大学工业合作研究计划”、“大学工业在材料研究方面的合作计划”;美国商务部1990年拨款着手组织“先进技术计划”。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BC) 同企业开展科研合作, 创立了71家公司。

国外解决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冲突的启示。 一是减少干预, 通过建立健全大学自治制度设计, 使大学独立地决定自身的目标和重点, 不受政府、 教会或其他法人机构的干预, 将目标和重点任务付诸实施。 通过建立健全学术自由制度, 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 有不受不合理干扰和限制的权利。 通过终身教职, 也就是教师经过认证和考核一段时间后, 其教学和科研受到保护而免遭离职。 二是队伍建设。 加强大学教师良知与责任感培养和引领。 大学是学术组织, 教师则是大学的核心和灵魂, 切实履行培养人才、科学研究, 社会发展等等这些使命, 教育者的品性、良知和责任感是极其重要的。 三是权力制衡。 思考建立大学内部的主体如何确权及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机制是大学治理结构中解决相互制衡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具体体现。 教师和教授必须在大学治理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才有可能防止行政权力的泛滥, 使学术自由、学术权力真正落实, 保障大学合作治理的实现。

(三) 高校“行政化”问题的解决路径

解决高校“行政化”问题要加强高等院校管理能力的提升, 高等院校管理水平不能停留在经验管理的低水平上, 要摒弃那种只靠增加数量规模、不求提高效益的发展模式, 转向从内涵上挖掘潜力, 提高效益。 第一, 要强调管理结构和过程的分析。 大学开放和加强执行能力要求建立包括许多校外人士在内的董事会, 使高等院校与外部环境建立起强有力的联系。 就政府而言, 可以通过法规来激励高等院校与外部环境加强联系。 第二, 建立责任的衡量和评估的长效机制。 把提高大学管理水平作为一个战略对待的过程中, 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所提供的必要和可靠的数据落实责任制, 从而提供依据。 因此, 必须重视强调工作情况指标的重要性, 相关、可靠和及时的数据是高等院校管理改革成功和发展的基础。 强调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要遵循办学规律, 克服对高校的行政化管理方式。 有学者依据功能和地域将教育分为集权型、分权型和混合型。 针对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体制集权的倾向,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 就是为了把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分隔开。 首先由人大预算, 之后把经费放到高校拨款委员会, 再拨给学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旗帜鲜明地提出“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 政府向学校放权”。 教育行政的地方分权制是指以地方自主管理为主, 在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和权力配置上, 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之间表现为一种平行的或合作的对等关系, 而非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 上层对下层权力范围内的事务无权干涉, 由下层自主决定。 第三, 建立重大事项民主决策机制。 建立健全大学校长遴选机制。 成立由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和学校领导等组成的高校董事会或理事会, 对校长遴选、学校重大战略进行监督与决策。建立健全高校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职工委员会、理事会或董事会等, 建立健全各项事务的民主表决机制, 改变由上而下的任命或内定的做法, 变为由下而上地选举。 高校要逐渐形成扁平式的服务机构, 把管理者与知识工作者两者当做平等的同伙人、自己人, 而非上下级关系, 从而实现科学决策与执行, 提高管理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程度。 第四, 大力推动高等教育领域政校分离。 通过先试点、取得经验、完善办法、逐步推开四步骤, 按照遵循政事分开的原则, 推进政校分离。 第五, 强化精简高校党政机关。 高校内存在的类似于政府部门设立的行政体系, 都应予以简化, 充分还原高校原有的教书育人功能。 建设发展自身扁平服务机构的属性, 而非等级森严、垂直体系的权力集团。 就如克拉克所说“一所大学的运行应该更像一个联邦而非一个等级性的官僚体系”, 应该发展为管理大师德鲁克提出的想法, 即把管理者与知识工作者两者当做平等的同伙人、自己人, 而非上下级关系[2]。 第六, 转变观念与身份。 正如美国学者凡勃伦所说, 要提高学术研究的效率, 高校的行政官员必须站在辅助立场上服务于大学的学者和科学家团体的需要, 适应他们的各种怪僻[3]。

摘要：高校“行政化”问题是教育行政改革的关键, 已经影响到大学的办学管理、人才培养、科研活动、师生关系、环境建设等方方面面。本文以我国高校“行政化”问题为研究对象, 提出解决措施, 以期对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及高校行政化改革有所裨益。

关键词：高校“行政化”,国外高校管理改革,发展趋势,行政权力,学术权力

参考文献

[1]王德广, 缪伟.高校管理制度的缺失及其创新策略研究[J].江苏高教, 2008 (3) :35-37.

[2]OECD, Survey of the State-of-the-Art and Likely Future Trends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in Europe, 1980.

学术行政化 篇7

高校学术权力是指高校内部学术组织和学术专家, 运用专业学术能力, 对高校学术事务、学术关系、学术管理和学术活动所拥有和控制的能力及职权。高校行政权力是指由高校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和行政管理人员对高校内部行政关系、行政事务和行政活动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

2014年3月1日,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正式施行, 以高校学校学术委员会为主要代表的学术权力之地位亦大为提高, 但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失衡在诸多高校仍然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

1. 行政权力过于强化, 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行政化

第一, 高校行政权力过于强化。高校集权式的管理使行政管理权力几乎覆盖整个学校管理, 高校行政权力集权化表现突出。目前, 我国高校行政权力过于强化主要表现在: (1) 学术资源分配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学术资源本应该由代表学术权力的学者们分配更为合理, 事实上中国高校内部学术资源几乎都是由行政权力所控制。虽然常常看到, 在职称评定、教学计划的制定、学位资格的审查等方面都有专家学者参与, 但是邀请哪些专家、成员人数的确定等问题都是由学校行政职能部门所决定。事实上, 教授学者都不得不受控于行政权力, 学术机构也都由行政权力所掌控, 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的分配有着决定权。 (2) 公办高校中行政权力政府化色彩较为浓厚。我国公办高校由政府拨款并控制学校办学经费, 政府任命高校领导, 政府掌握和控制高校人员编制, 高校依据政府规章政策制定高校的制度规则。对于高校外部, 政府的指令通过高校领导及高校内部行政机构的行政权力作用于高校的权力体系中并发挥指导作用;对于高校内部, 高校的行政权力在高校内部完成权力执行或控制, 掌管高校的各类事务, 包括学术问题。 (3) 高校行政权力干预、挤压甚至替代学术权力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许多高校, 应为教学、科研人员服务的行政管理人员在高校中占主导地位, 起支配作用, 使学术权力在高校应有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学术创造性和学术活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学术组织及专家未能在学术活动中发挥领导决策作用。

第二, 高校学术管理组织中集学术权威身份和行政职务于一身的现象普遍存在, 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行政化。在学术组织与管理机构中, 从理论上来看, 应当以教授为主体的教师专家群体应该占据较大比例, 但多年以来, 实际上在各高校, 单纯教师身份的专家参与学术组织与管理机构的比例仍然较低, 在学术组织机构中, 大多是一些既拥有行政职务又具有学术身份的“双肩挑”人员, 而无行政职务的教师占有的比例明显偏低。学术权力本来应当由学术组织和专家行使, 但在很多高校学术权力则多赋予相关学校的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行使或者赋予这些人员更多的话语权。学术管理组织中集学术权威身份和行政职务于一身的现象致使高校行政权力强化, 学术权力一定程度行政化的现象普遍存在。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第6条第2款明确规定, 学术委员会人数为不低于15人的单数。其中, 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者不得超过学术委员会委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专任教授不得少于学术委员会委员总人数的二分之一。但目前大多数高校都采取的是法律规定的上线, 即学术委员会中担任学校及职能部门党政领导职务的高层领导委员刚好占总学术委员会人数的四分之一, 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主要负责人的高层领导专任教授委员刚好占学术委员会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同时校长及除分管后勤的副校长之外的其他副校长肯定在校级学术委员会中, 院系各部门之一把手肯定在院系级学术委员会中。校长、多数副校长身在校级学术委员会之中, 院系各部门之一把手身在院系级学术委员会中, 这些高层领导掌握主要“话语权”, 由于其特殊的行政身份, 导致其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时有明显行政导向乃至决定作用。教授委员会、教务委员会由于不属于学术委员会, 故目前多数高校仍然多由校、学院、系 (含研究所、研究中心) 三级的负责人组成。虽然高校校级领导、院级领导、系主任 (含研究所所长、研究中心主任) 虽然也是其所在学科领域的专家, 但由于其身兼行政职务, 在学术事务学术关系、学术管理和学术活动的决策上难免带有较为浓厚的行政色彩和行政思维, 或者很容易造成学术思维与行政思维的混淆, 影响开展行政事务和学术事务的效率和准确度。

2. 学术权力弱化

学术组织处于弱势地位。学术组织弱化的表现主要在部分高校, 尤其是民办高校, 没有设立基层相应的学术组织, 或者即使设立了基层学术组织也只是流于形式, 形同虚设。高校内部资源的配置权基本由学校行政部门掌握, 院系研究所等基层学术组织没有经费分配权或者没有实质性的经费分配权, 而学校管理层在进行经费预算时往往是采用行政优先原则, 首先满足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公务运行的经费需要, 从而造成高校管理性资源的膨胀和学术性资源的萎缩。

学术权力处于弱势地位。在高校内部重大问题的决策中, 学术组织及专家参与决策的方式和途径有限, 缺少影响学校决策的制度化渠道, 学术权力在学校重大问题决策中得不到充分体现, 致使作为学术权力主体的学术组织及专家在高校学术事务管理的作用和地位没有凸显, 难以构成高校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

无行政职务的专家教授处于弱势地位。即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的专家教授在学校学术管理、学术事务、学术关系和学术活动中基本上没有“话语权”, 行政人员或者行政职务与学术身份双肩挑人员对学术事务的介入和干预程度深, 挤压甚至剥夺了无行政职务的专家学者在学术活动中应有的地位。在学校各类科研项目的评定、学术经费分配、教师职称晋升中, 行政人员和“双肩挑人员”更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大学内部学术资源配置事务, 主要由行政权力而不是学术权力主导。

二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运行之建议

1. 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提高学术权力

高校应当构建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 给学者以充分的学术自由, 充分体现大学精神。学术权力需要自由的学术环境作为其有力支撑, 即只有给予高校学术人员自由的环境和相对宽松的气氛, 高校广大教师和专家教授才能更好地进行学术探讨、交流、研究, 从而保证学术权力的健康发展不受过多的限制。高校建设要在宏观层面上将重心从重视行政管理转移到重视学术权力方面来。为此, 这就要求寻找到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平衡点, 从源头上给予高校教授团队、学科带头人更多的管理权限, 通过将权力下移、分散来使过于集中的行政权力不断弱化, 从而使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协调有序的发展。在此过程中, 需要对高校各类学术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属性进行进一步明确, 使其与行政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理顺。同时, 对于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来说, 需要进一步明确行政人员的职能职责, 树立行政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 充分尊重高校学者的学术劳动成果, 从真正意义上在学校内部形成尊重人才、尊重知识, 重视学术权力的良好学术氛围, 弘扬为学术献身的精神。

2. 摆正行政部门的位置, 约束行政权力

高校行政管理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 应当摆正行政部门的位置, 对高校的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约束。高校日常行为的主线应当是各项教学活动、科研活动、学术研究。近年来, 为提高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 我国高校不断扩招, 招生数量的增长成为了高校行政权力扩张的一大诱因。这种状态的改变, 要树立行政管理权力的服务理念, 使行政权力甘愿服务于学术权力, 而弱化行政权力的权威性, 就意味着要提升高校学术权力的地位, 通过教授治校、教授治教的形式, 真正意义上发挥教授专家的作用, 树立学术自由及学术权威的氛围, 平衡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在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方面, 首先是要建立一个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的机构。当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有碍学术权力的有效发展时, 高校学术人员可以向该监督机构进行反映或者申诉。监督机构收到这样的申诉后, 要对行政权力机关限权做出整改建议, 以保证高校学术能够得到发展壮大。其次是建立一个能够规范学术权力的机关来使学术权力能够规范有效地运行。

3. 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职责分工

首先, 要保证学术权力拥有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管理范畴和主体地位, 这就需要学术权力能够有充足的空间来发挥作用, 来实现高校的学术自由。高校首要的是建立起学术委员会制度, 学术委员会各项内容的决策应当以教授为主导, 发挥教授的学术权力, 实现现代大学治理的核心——自由、自治和自理。同时, 为保证学术权力发挥重要作用, 还需要完善必要的学术治理制度设计。现代大学的学术治理制度设计可以吸收企业治理设计和实践的经验, 以此使以教授为主导的学术委员会制度得到完善。一系列学术治理的集合形成了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制度设计模型。大学学术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对高校的各项学术事务进行决策, 属于大学的学术决策机构。学术委员会的构成成员一般是高校内各项学科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高声望的教授和学科带头人构成。

学术委员会进行决策的依据主要是学术委员会内的各项章程, 其主要职责包括以下几项:对各项涉及学术的政策进行审议。包括审议学校近年发展的重要规划及项目;审议学校设置及撤销科研机构;审议学校计划设立或已经设立的各类教研、科研项目和各类奖项;审议学校其他学术工作的重要决策。对学术方面的科研成果及人才引进进行评议, 主要包括对人的学术科研水平的评议和对物的评议两方面, 物的评议又包括对科研机构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的评议两方面。对学术纠纷进行仲裁。负责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论文、成果等事项的学术争议仲裁:学术委员会主要负责高校内出现学术争议事宜及失范的学术行为进行审查后提出处理意见。接受校方委托对涉及学术问题的重要事项进行必要的论证和提出咨询意见。其次, 作为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主要协调者的校长和党委书记, 要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权限分清, 明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责任范畴。行政权力的管理范畴主要包括:学校发展总体规划、高校的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事任免等行政事务。学术权力的管理范畴应为:教学科研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及设计, 专业化学科建设、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师资力量培养、教授职称评定等与学术相关的事务。最后, 要建立行政权力应为学术权力服务的理念, 在高校中一切管理工作都应以教学、科研工作为中心, 高校应崇尚学术, 应不惜余力地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这样才能使高校更快更好地发展。

综上, “学术”是大学安身立命的最重要基石之一, 但行政管理的价值也不能忽视, 高校科研目标的推进、教育教学的有序进行与行政管理密不可分。因此,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应当相辅相成、互不替代, 只有两者相互协调、各司其职, 才能充分发挥优势、协调运行, 为现代大学作贡献。

摘要：近年来, 高校行政权力不断扩张, 学术权力随之弱化, 使得高校管理性资源的绝对膨胀和学术性资源的相对萎缩, 导致高校的学术水平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本文就如何平衡高校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进行探讨, 旨在希望构建一种使两者相互协调、各司其职的制度设计, 为现代大学制度作贡献。

关键词：高校,学术权力,行政权力

参考文献

[1]沈静、牛力.论行政学术化与高校学术一行政权力关系的协调[J].淮海工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 (7) :1~3

[2]张海钟、冉前林、雷卫平.高等学校学术权力运行的路径障碍分析及对策[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1) :79~84

[3]朱竹笑.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冲突融合[J].文艺生活 (中旬刊) , 2014 (2) :263~265

学术行政化 篇8

钟秉林认为,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不光是学校内部的事儿, 而是一个内外兼修的工程:“从外部来讲, 高校要处理好大学和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比如像政府就不能用行政化的手段管理大学, 要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把大学应该有的权力完全放给大学。从大学内部来讲, 要把内部的治理节构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让它更加的优化, 有利于学科的交叉融合, 有利于学术的创新。”

钟秉林补充道:“大学内部建设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部分, 就是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 大学和机关、企业和社会组织不一样, 它是两种权力并存的, 所谓的行政权力应该是自上而下, 通过任命产生的, 带有一定强制性的层级式的或者科层式的权力结构, 与此同时, 还存在一种学术权力, 学术权力基本特征就是由教授为代表的, 自下而上产生的, 相对松散的, 以各种学术组织为载体的这样一种权力机构。两种权力都有合理性, 关键是怎么样相互制约、相互平衡, 目前我觉得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干预过多, 有越位的现象, 影响了学术发展, 就影响了院、系、所, 影响了教授、教师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我想这方面要多下点工夫, 今后应该更多的尊重教授, 让他们能够掌握这种资源配置的权力。”

学术行政化 篇9

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系统, 它所滋长的每一个毫厘问题, 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引发社会的颤动。因此, 培植由“自由”雨露滋润的漫布发达高等教育每一块圣洁土地的“大学自治”、“学术权力”、“教授治校”之花, 并备加呵护是非常必要的, 以免“橘生淮北”, 努力营造和谐的大学组织结构中的权力氛围, 支持并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众所周知, 大学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系统内部特有的子系统, 在其内部权力运行过程中, 有着自己独特的权力结构体系。至于这一权力结构体系究竟包含哪些权力类型?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大学组织结构系统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本文试图从逻辑上、学理上探讨权力的内涵, 阐发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概念关系, 以期在和谐的命题之下, 寻求大学组织内部权力运行的协调。

大学权力的文化审视

澄清大学权力的内涵, 明晰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特别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对于每一个学者来说, 应该都是一件彰显理性而又特别愉悦的事情。很显然, 科学的推定和缜密的逻辑将会显示其强大的读错功能, 使得因为轻信习惯而滋生的认识错位昭然若揭。追根溯源, 我们首先应该探问一下, 究竟权力是什么?

《汉语大词典》解释“权力”是“①权位、势力;②指职责范围内的领导和支配力量” [1] ;《现代汉语词典》对“权力”的解释是“①政治上的强制力量;②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2] ;台北中华书局的《辞海》则给予“权力”这样的解释:“权力谓威权势力, 具有操纵指挥之效用者也”[3] 。从以上三种定义我们不难推定, 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扎根的“权力”含更多“强制”和“支配”之意。当我们把注意力投向西方人的“权力”定义时, 我们会俨然感受到不同文化的注解。《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 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美国心理学家、高等教育学者詹姆斯·费舍尔认为:“权力随着环境不同而变化多端, 只有把有意无意、必然与偶然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才能对别人施加有效的影响。”[4]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在其近著《权力论》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中提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5] 。由此不难发现, 在西方学者的视野里, 权力更多地倾向于“有效的影响”和“能力”。权力 (power) 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用作能力 (capacity) 、技巧 (skill) 或禀赋 (talent) 的同义语[5] 。因此,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背景下映衬的“权力”意识, 其差异如泾渭之水, 让人了然于心。我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君臣父子, 长幼有序”的儒家文化里对“权力”高山仰止, 心悦诚服地接纳与施展着“权力”的强制与支配。而反观在自由平等的鼓噪声中滋生的西方化的“权力”, 则充满着自然生长的“威信”和“影响”的成份。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环境里的不同的“权力”心理内涵的诠释中, 我们可以发现, 在我们转译西方主流文化的某些概念时, 可能会在不经意中产生了某种文化意识中深层次的误解。由此而来的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会不会在我们的转述中产生文化上的偏见和曲解呢?

其实, 在西方, 无论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 还是“行政权力”, 都必须是徜徉在自由的氛围, 聆听自由的声音, 必须以更加“温文尔雅的”、“协商的”、“尊重的”方式出现。否则, 一切权力都可能被弹劾, 甚至被颠覆。所以, 在他们看来, 权力本身并不是资源, 只是参与者为了产生“预期效果”而对资源 (不管是个人资源, 还是集体资源, 诸如财富、官职、声望、技巧、知识) 的动员和调度。然而, 在我们的视线里, “权力”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的样子, 是神圣的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因此, “权力”就是一种特别不可枯竭的资源, 就必须有役使的对象, 有支配的领地, 有强制的力量。正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主体似乎对此消彼长的“领地”和“力量”心领神会, 情形更加剑拔弩张, 更加对立矛盾, 而缺少了太多的“协商”与“尊重”, 甚至即使是以“教师自制”与“民主管理”为特征的“学术权力”也会浸染强制蛮横的作风。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就曾经抨击过这种学术权力的异化和滥用的现象:“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障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 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 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们学术权威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 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学术权力的发挥不再基于学术认同与理解的基础之上, 而是像行政关系中上下级之间关系那样, 可以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 要求一个比自己学术职称低或学术资历浅的学者服从自己的观点或见解。”[7]

逻辑意义上的追问:两种“权力”概念的关系

文化因素的差异而生成的对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上的歧义, 直接导致了在高等教育的现实中对两种权力的操作失当。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实际上不对等的关系对等化, 东方式权力的森严令人心怵, 成就了两种权力的对立模式;其二是将“学术权力”纳入“行政权力”之中, 主张两种权力的并不互为矛盾, 甚至完全包含, 取其一便能得其二;其三是因学术腐败现象而引发对“学术权力”的规戒与控制, 主张削弱“学术权力”, 预防学术权力寻租。反思三种操作误区, 我们会发现, 进一步明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概念之间的关系, 将有助于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组织结构里的权利分配与协调。

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 它可分为真实概念和虚假概念。那些歪曲客观事实的虚假概念只能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国内研究者大多数认为, 学术权力就是学术人员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同时把高校行政人员享有的权力称之为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来源于行政职务和身份资格, 约束和服从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科层的、刚性的、领导型的、官方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学术成就和学术修养, 沟通和对话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平等的、松散的、自觉的、民间的[8] 。在概念的理解和划分上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 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二分的概念来使用, 并以此来思考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这一概念内涵上的对立导致了高等教育实践中, 诸多研究者, 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者因慑于两种权力之争的敏感, 而疏于思考, 甚至直接回避这一问题, 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重视“学术权力”, 尊重“学术自由”, 体现“教授治校”上长期徘徊, 裹足不前。

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究竟是不是二分概念呢?如果不是, 那又是一对什么样的概念呢?

在逻辑学的视野里, 纷繁复杂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无异于四种, 它们是全同关系、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系。综上所述, 学者们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种概念是属于交叉关系, 还是全异关系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待高等教育权力结构的理解, 甚至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目前的高等教育实践来看, 大多数学者有意无意地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互为对立的二分概念。事实上, 全异关系的概念在逻辑学上是指那些在外延上完全不同的概念间的关系。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外延是不是完全悖逆呢?我们不妨研读一下马克斯·韦伯和约翰·S·布鲁贝克的经典分析, 应该可以觉悟出其中的道理。韦伯曾在《作为职业的学术》的演讲中说道:“大学教师谁也不喜欢那些关于聘任的讨论, 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不过, 我可以说, 在我了解的无数事例中, 毫无例外地存在真诚的愿望, 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9] 很明显, 这里的“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就是要让制度化的行政权力来管理类似于教师聘任这样的学术事务。布鲁贝克则更加诙谐地牵引出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在现代高等教育中挥之不去的联系, “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 就越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 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10] 。

显而易见,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是一对全异关系的概念, 当然, 也就决然不是对作为全异关系中的一种形态的二分概念了。因为二分概念是在外延上完全不同, 且外延之和等于上位属概念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由韦伯、布鲁贝克的经典论述我们既然可以明晰两种权力概念间存在着交叉关系, 而且它们的外延也不能构成上位属概念“大学权力”之和。一般认为,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四种权力关系: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政治权力和其他利益群体权力等[11] 。

诚然,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从逻辑概念上来考察, 它们既不是包含关系, 也不是全异关系, 所表现出的形态应该是交叉关系。

现实的契合: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交集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特殊性, 使得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趋于行政化、层级化, 高等学校的学术生态环境受到影响, 学术权力遭受挤压。在高等学校里, 行政机制代替学术机制, 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 行政群体代替学术群体, 进而蔓延出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的令人沮丧的现象, 甚至导致学术群体的集体失语, 造成学术管理的世俗化, 严重影响了学术的独立性, 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

从前文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定义我们可以了解两种权力的内涵, 但是如何能解析出作为一对交叉概念的重叠部分呢?厘清这一部分的交集, 寻找“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契合点, 相信将有助于我们从思想观念上摆正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

大学的职能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理念、内涵、职能、形式都在不断拓展和变革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大学呈现出“多元化巨型”的特征。就如布鲁贝克“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这一转变赋予了大学权力结构新的内涵, 同时也赋予了学术权力新的内涵, 进而使得“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交叉重叠, 给两种权力的制度化配置提供了空间。这一点, 我们通过解剖学术权力的内在结构便可以了解它与行政权力的交集所在。

伯顿·克拉克把学术权力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扎根于学科的权力、院校权力和系统权力[12] 。我国学者颜丙峰认为, 学术权力包括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两种, 学术民主管理权力是指教师民主管理机构和教师所享有的依据学术的特点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规律, 管理学术事务与活动的民主协商自主权;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是指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所行使的, 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管理学术事务的制度化的法定授予权 (颜丙峰, 2004) 。笔者同样认为, 学术权力的内涵是多元的, 广义上的“学术权力”是指对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力, 它应该包括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学术权利 (academic right) 、学术权威 (academic authority) 三个部分。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也就是颜丙峰提出的“学术行政管理权力”, 正因为如此,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就存在着事实上的交叉。

浏览西方学者的著作, 我们也会经常地发现“学术权力”、“行政权力”这两个概念, 但是, 在对它们的使用上, 却并不是作为对称概念的。西方学者用二分法分析学术权力时, 所指的是大学里的教授 (教师) 权力 (faculty power) 与行政人员权力 (administrative power) 的对立与矛盾。可见, 完全意义上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契合部分, 有着相得益彰的关系。

综合以上观点可见, 学术权力在执行过程中内隐着诸多行政管理的要素和成分, 对整个学术权力的实施起着规范、推动的作用。这些要素和成分的存在, 使得“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出现了共生的交集, 也为在和谐大学中两种权力和谐并存, 相得益彰, 提供了可能性。

权力的和谐:大学事务的制度化诉求

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 表现在以“科层制”架构起来的组织性, 以及以学科、专业、“学问”营造的“无序状态”。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大学内的基本活动是学术活动, 而学术活动是根据学科来进行组合的, 由此形成了分裂的专业, 相对松散的组织结构, 并不太严格的学院或学部、系或讲座层次。”[12] 大学内部组织结构的这一特征, 使得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大学既要行使以“学术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学术权力, 又要行使以制度效率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权力, 二者共生共存于大学组织之中。眺望世界著名大学, 纵观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 无论是美国、英国, 还是德国、日本, 它们都无一例外地直面这一事实, 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尽管它们的做法在模式上疏有雷同, 却都较好地在动态中解决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纠葛, 推动了大学的发展。

既然大学的权力结构有自己的特殊性, 既然两种权力有着相互交叉的交集, 那么, 研究这种特殊性, 依据大学的本质, 明确两种权力的运行机制, 用制度化操作来保障权力的行使, 这在当下的中国显得尤为必要。

我国大学普遍采用政府的行政化科层制管理模式, 行政权力渗透到大学管理的方方面面。196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大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就规定了“大学的专业设置、变更和取消, 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或者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课程与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 学校规模的确定与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但是,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 1998年10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 提出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 认为应把高等学校的“自治”作为应对世界高等教育变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原则之一。1998年, 我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法》, 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享有招生,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 教学, 科研, 社会服务, 对外文化科技交流合作, 人事, 财产管理等7项办学自主权。也就是说,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了法律保障。应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要求, 规范学校的外部环境, 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剥离行政特权生存的土壤。

在和谐的视野里看大学的各种权力行使, 我们不免要把目光停留在权力空间里的弱势群体——学术权力。要还学术权力一片朗朗晴空, 首先就应该用制度化的学术机制保障学术权力的行使。学术机制是学术事务及其管理中组织机构、人员和制度的总称。学术机制是学术权力体现和运行的载体, 学术机制的健全与否对学术权力的运行和实施起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要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 明确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 确保专家学者参与学校事务抉择的权力。在美国的大学权力结构中, 权力的界限是明晰的。董事会主要对学校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评议会几乎包揽了学术事务的决策权。美国大学内部既有发达的科层组织, 行政权力也是彰显于外的, 但是以教授评议会为代表的学术权力仍有效地控制了大学的学术事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借鉴的分权模式。

其次是健全管理运行机制, 它是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保障。要让学术权力行使公开透明;建立行使学术权力的回避制度;保证权利人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同时, 制订形成行之有效的学术道德和规范体系, 加强监督, 形成有效的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估机制, 充分发挥学术管理作用, 推动学术权力的扎实运行。

大学的发展可以明显地分为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 有些大学因理念的先进而著名, 有些大学则因制度的规整而显赫。出现这样的非线性、不同步的发展, 是大学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和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毋庸置疑, “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10] , 但是, 要在纷繁的现代大学日常事务中找到行使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截然界限, 那是徒劳无益的。然而, 我们也绝对不能因噎废食, 应该在动态的“学术自由”的呼唤和相对静态的大学制度的适应上, 不断调整, 勉力前行。

摘要：“权力”概念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诠释存在着差异, 从西方文化中舶来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了不同的内涵;“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逻辑上是一对交叉关系概念, 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完全对立;通过制度化的规制, 在科层制管理的中国大学里可以加强学术权力的行使, 构建和谐大学。

关键词：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谐大学

参考文献

[1]汉语大词典[Z].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9.1360.

[2]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948.

[3]辞海[Z].台北:中华书局, 1968.1571.

[4]詹姆斯.费舍尔.权力没有过错[M].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6.8.

[5][6]丹尼斯.朗.权力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4.23.

[7]张维迎.学术自由、“官本位”及学术规范[J].读书, 2004, (1) :92.

[8]董金全.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要回归沟通理性[J].北京教育.高教版, 2007, (5) :51-52.

[9]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8.

[10][14]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119.59.

[11]刘静.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及其结构分析[J].中国电子教育, 2007, (1) :20-23.

学术行政化 篇10

一、 两种模式比较

行政模式和学术模式在组织运行要素方面有以下不同,见表1:

比较两种模式反映出以下几种关系:传统行政模式下的教研组织被视为一个较为封闭的系统,突出领导者的行政权力,利于政治管理,个体主要以科层制的服从工作为主,信息的传递是单一的直线式,资源的分配由上至下,个体只能在非正式群体里寻找宽松的环境和自由交流。这种模式显然不是按着从事知识活动的规律而设置的,在面对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显然不会活跃学术与科研。而学术权力模式恰恰能够满足信息社会开放性的要求,将组织视为一个同外部环境资源广泛交换的系统,它适应了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个性化劳动和创造知识的特点,符合知识的生产、传播与积累的科学规律,按照有效率地创造知识的原则,将每一个个体视为自我管理的主体进行资源优化组合,给予他们宽松自由的空间,成员个性化的资源得以开发和利用,组织形散而神不散,以能力和学术成就树立领导者的权威,进行团队式的管理。显然,学术权力模式比起传统行政模式更富有活力和进步性。因此,进行改革有其必要性和进步意义。

二、 教育行政管理理念及改革可选模式

大学教育改革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满足培养各个层次不同人才的社会需要,它直接涉及基层教研组织的改革。改革的趋势是从传统行政模式向学术权力模式转变。从学院层次看,学院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既存在着一致也存在着冲突关系。任何组织中都存在一定的分配资源的权力,需要进行行政管理才能使组织正常地运行。但是,对于行政管理的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决定二者之间关系匹配的关键因素。对权力的价值理念不同,对民主与集权的偏好就不同,对基层教研组织管理的原则也会不同,见表2:

表2说明,在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不是要不要和要以谁为中心的问题,而是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还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教育行政管理的理念不同,对模式的选择也不同。这种认识对实践过程中基层教研组织的改革顺利与否、成功与否起决定作用。

“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表现为以‘科层制’架构起来的组织性,以及以学科、专业、‘学问’营造的无序状态。”这一组织特征“使得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大学既要行使以学术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学术权力,又要行使以制度效率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权力,二者共生共存于大学组织之中”[1]。我国的高校(除民办外)一直是国有事业单位性质,至今教育体制和教育行政设置都由教育部负责,长期以政治行政权力领导教育,教学体制和学术研究体制与政府机构相对应的层级设置,忽视教育教学和科研发展的特定规律,强调政治性为第一位,学术权力第二位,这必然束缚知识的创新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迅猛的科技发展、全球化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传统的压制人们思想和学术发展的循规蹈矩的行政命令方式已经成为阻碍。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是教育改革的发起者和权力资源分配者,尽管发起者意识到学术权力的运行模式对优化教育资源的优势,但在政治权力惯习对教育的约束下,传统行政力量仍然强大。所以,改革不可能完全选择纯粹理想化的学术领导权力模式。从改革的实践看可以进行三个模式选择,见表3:

将权力集中和集中程度两个因素作交叉分析,生成集权型、分权型和混合型三种管理类型,他们分别对应行政领导权力模式、学术领导权力模式和混合领导权力模式。通过表1的要素对比,学术权力模式比起传统行政模式更具有优越性。但是,受历史上政治化倾向的惯性影响,学院改革定位在学科群体和学术机构与教学行政单位两种功能并存上面,基层教研组织实际在这种双重领导权力模式之下进行。

对于中国曾经的高度政治化教育管理体制,混合性双重管理模式标志着传统行政权力模式已经向学术权力模式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必然存在着相容、抗衡、冲突与调和等诸种关系,直接对基层教研组织的改革效果产生影响。从发展趋势上看,以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学术权力模式为中心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认为,基层教研组织改革应当是学院制教育组织结构的系统改革,从教育理念、价值观和具体制度改革到评价监督体系是一套完整的设计。许多研究者常常拘泥于教研室层面改革的层次来认识问题,这只在微观的操作性层面比较有效。

三、基层教研组织改革后的特点

我国建国前后实行不同的大学学术组织建构,1949年前,采用的是英美学院制的“校—院—系—所”模式,相应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主要是系或研究所。建国后,学习苏联实行“校(院)—系—专业教研室”三级学术组织结构模式, 取消了学院制,专业教研室成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结构形式,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传统的基层学术组织形式。80年代后期,高校开始了学院制改革。在结构上由原来的“院—系—室”行政色彩较浓的机构设置改成“院—学科梯队—项目组或专业与课程群负责人制”的教学与科研整体结构设置。改革后的情形是院、系仍然存在,增加了科研学术团队,出现了多个学术领导核心。所以,在组织内部仍然形成了两种权力并存的局面,本文称之为混合领导权力模式即在学院一级的教学单位内,既存在一套党政行政管理权力系统,同时也存在一套学科梯队或研究基地等学术权力系统的情况,二者在一个组织内部形成两个权力发源地。基层教研组织(原教研室)现在改为学科梯队或课程组或专业负责人等突出教学和科研的学术权力团队,使学院制组织结构开始扁平化。为了彰显由行政管理权力向学术管理权力的改革,许多高校还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参与行政决策和管理过程。改革后双重权力体系下的以教学和科研为核心的学术基层教研组织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功能性交融。功能性交融的基层组织是根据组织的效率需要去配置功效不同的权力要素,部门之间各司其职、互相配合进行系统运行。对于教学与科研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性质决定了行政权力特别是政治性的教育行政不应当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只有行政管理为科研教学服务才能使教研组织的效率得以发挥。功能性交融组织能够合理地运用组织系统资源,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制度优势与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将两种权力之间的冲突降低到最小,有效发挥组织功能,提高组织效率。功能性交融不同于机械性混合并优越于机械性混合。

第二,组织结构呈现为直线式与项目组式交叉,基层学术组织打破了传统行政科层模式并与学科研究项目矩阵模式交叉形成混合型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更加趋于扁平化。

第三,管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模糊,组织成员中兼具管理主客体身份的人员在增加。自主权力主体地位上升。

第五,教师和科研人员的个性化资源得以开发和利用,这就扩大了组织对外开放的边界,增加了组织向外界获取资源的领域和资源交换能力。

第六,形成多权力领导中心。院、系、学科梯队、项目组、专业课程负责人制等多种形式构成不同的领导中心,使得资源的分配分散化、均衡化,使形成不同对象的利益群体都有受益的可能。

第七,教学和科研的研究性得以加强,从而提高了教学和科研创新能力。

第八,在大学基层教研组织形式改革后,特别是研究型为主的团队,也存在课堂教学受冷落的现象,造成科研与教学之间不相融合的矛盾。

总之,基层教学和科研组织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以学术为中心,提高学术的地位和权力。在双重权力关系运行下,在基层教研组织结构由教研室改为学科梯队、课程组之后,仍然有约一半以上的组织处于改革效果不佳状态。

四、对基层教研组织改革效果的制度分析与管理策略

组织社会学理论认为,组织结构与形式是权力关系的体现,当新的组织结构形式取代旧有的组织结构形式的时候,必然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反映出冲突双方权力效力的大小。基层教研组织改革的不佳效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两种权力关系的调适、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状态对科研基地和学科梯队改革的绩效构成压力。在改革和不改革或改革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参与者们根据选择后的最大收益,采取了不同的选择策略。

1.组织满意和路径依赖

从建国后高校发展史上看,人们在认识观念上、管理机制上和利益分配上对传统的教育管理模式已经形成一定的习惯,组织本身也存在对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尽管组织这种形式本身是因为效率而设置的,但是组织在持续运行后常常留恋于这种已有状态 ——“组织满意” 而不思进取,这反而破坏了组织的效率。打破这种路径依赖需要转变认识观念、冲破既得利益群体的束缚,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所以,即便是双重领导权力对组织也有两种倾向的认识和管理:一是倾向行政权力的人认为管理就是服从科层权力,并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管理组织资源,强调科研学术权力服务于行政管理权力,常常用行政手段压制学术权力和资源分配。二是倾向学术权力观念的人认为管理就是服务。在实践中,有的基层教研组织改革的目的是强化学术权力淡化行政领导权力,充分尊重了知识传播和创造的规律,强调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认为行政管理的一切都应为教学科研服务,行政权力不应凌驾于学术之上。可见,即便在混合权力模式下,也会产生偏学术权力或偏行政权力的组织运行情形。与基层教学组织形式改革的目标对应,偏学术权力为核心的组织改革的动力强,效果显著,反之,则效果不佳。

2. 既得利益群体左右决策权力

既得利益群体的压力关乎改革成败。学院制改革的实质是分权,将过去长期受控制的学术权力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中释放出来,因此,对学院制改革而引发的基层教研组织改革,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改革的效果是既得利益群体和新制度设置之间力量较量的结果。改革效果差说明尽管组织在结构形式上有了变化,但利益和权力仍是核心,既得利益者的力量起主导作用。由长期的行政教研体制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常常左右行政决策和决策执行,使学术权力受到一定限制。如,在一些高校成立的教授委员会对教育行政决策的作用并不大,在与行政权力的较量中往往失败。既得利益者在改革中运用的选择策略就是形式化,即实质教研改革内容的虚化,它得以实现是因为组织本身存在着可以被利用的缺陷。

3. 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之间的内在冲突

制度学派的观点认为,任何组织都会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这两种环境对组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效率,是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制度环境是组织制度化过程,制度化是组织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的公认、赞许的形式过程,通过与外部的交流,组织获得稳定的存在形式。组织就是在不同环境压力下开展活动的[2]。由于两种因素对制度要求的规则不一致从而产生矛盾冲突。制度环境要求组织必须服从“合法性”机制,即采取为环境制度“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样做对组织内部的运作是否有效率。技术环境要求效率,而制度环境常常要求组织耗费资源去满足合法性。如果合法性和效率之间比较一致,那么组织运作就是顺畅和有效率的,如果合法性和效率之间不一致,为解决这种冲突,组织采取如下对策,见表4:

可见,组织本身存在的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冲突,影响了组织改革的效果。从学院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离的改革来看,首先,拥有行政权力优势的既得利益者们能够采取将内部运行同组织结构分离的办法保护自己的利益,按照上级改革的要求改组基层教研组织,在形式上建立了基层学术新组织模式,定立新的考核和奖惩的规章制度,但是,在实际上并不按照教改的要求真正落实。这种形式的合法化对组织效率的提高没有什么作用,却满足新制度环境对组织合法性机制的要求,保护原有组织平稳地存在或缓慢地发展。所以,改革的结果必然是“新瓶装旧酒”。其次,增进效率的成功改革也会出现不可避免的问题,即忽视正式组织结构的规章制度和任务要求,在基层教研组织的改革过程中,基层学术组织改革效果较好的组织却常常冷落学院最基本的教学活动,科研与教学融合问题是基层教研组织改革后必须面对的。科研主导型基层组织如何进行教学服务,教学主导型如何进行科研考核都是直接制约基层教改效果的管理因素。

4.行政权力对应于制度环境的要求,而学术权力一般与技术环境要求相对应

基层教研组织的改革是在大学学院中进行的,学院制的领导和管理就是对两种权力关系的配置和实际运用,它对改革的效果有直接的影响。

首先,权力配置。基层教研组织改革要求学院以资源优化为中心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对分离,以保证组织结构设置原则、权责关系和运行机制的顺畅,改革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弊端,实现以教授治学强化学术权力、学术自由与学术制度创新。否则,任何形式化的改革都有悖于改革的初衷,基层教研组织改革只是装点门面。要特别注意基层教研改革过程中两种权力的变相集中,特别是行政领导者的权力配置。在实践中,学术组织行政化问题比较突出,学术委员会也会受行政权力的掣肘。

其次,分权基础上的决策机制。分权的权力配置用来保障平等的主体关系,是改革成功的根本;分权才能建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互相监督与制约的关系,任何一方权力的高高在上,都会加大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行政权力主要表现在人事选拔、财务等的经费分配、考核和岗位评聘奖励等具体措施上,它的实施对行政权力是否服务于学术与教学研究具有导向和激励作用。

再者,以教研职业的科学规律和社会角色期待统一观念,用观念共享机制调节反对者和赞同者之间的冲突,切忌仅从功利性的利益得失出发来整合组织秩序。尽管人们总是出于对利益的考虑进行选择,但创建一种新制度的基础是建立在超越任何个人既得利益基础上的公共利益,必须用共享观念达成基本同意,才能保证新制度的形成,高校基层学术制度的改革也是如此。

总之,学院应该从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出发,从观念、组织权力结构设置和实际运作机制三个基本方面入手为基层教研组织的改革提供支撑。

摘要：学院制下的不同行政和学术的权力模式具有制度化的影响力。文章通过比较,对双重权力运行下的基层教研组织改革效果进行制度分析,认为,在学院组织内部,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行政权力对应并适应于制度环境的要求,学术权力对应并适应技术环境要求,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状态对科研基地和学科梯队制改革的绩效构成压力。在改革和不改革或改革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参与者们根据选择后的最大收益,采取了不同的选择策略。

关键词：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大学,基层教研组织改革,制度分析

参考文献

[1]柳友荣.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交叉,还是全异——关于构建和谐大学的权力问题追问[J].江苏高教,2009,(4):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