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行政化

教育体制行政化（精选12篇）

教育体制行政化 篇1

钱学森之问考问着国家总理, 也质问着中国教育系统的每个工作者。“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值得国人深思的命题。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认为,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 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教育行政化”是指教育机关公务员化, 学校单位纳入教育行政系统, 教师编制行政化。这些本该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人本理念被行政色彩所染指, 强加了较多的国家行政概念。校方、教育行政人员、教师都高高在上, 被权威化, 处于弱势的学生在这样行政系统下, 只能如同羔羊, 任由摆布, 何谈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只能乖乖地在分数上“宜将剩勇”。这种行政化、集权化之下的教育后果, 就是教学成果政绩化、净土校园衙门化、校长官僚化、以及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和教师的工具化。

作为教育界的一分子, 笔者想从“教育行政化”泯灭教育的本真这个角度谈一下自我之见, 以期获得共识。

一、“教育行政化”产生的原因

产生“教育行政化”既有客观原因, 也有主观原因。首先, 是与我国的客观实际有关。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人们已经习惯性地接受上级指令性规定和安排, 实行短平快的行政方式处理问题, 既不要权衡利弊, 又不要考虑自我现状, 只要一味贯彻即可, 即使出现错误也是上级政策所致, 与己无关。这些行政色彩比较浓厚的氤氲笼罩在教育系统、学校和教师之中, 各种因素在这里只有顺从, 没有创新, 更不要说有有思想的人才的出现, 全部被扼杀在窒息的氛围里。其次, 与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关。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中国儒家的“师道尊严”, 在人们心中培植了一种“官本位”意识, 当官是最高追求。一个人是否入仕为官, 能否官居高位, 是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第一标志。“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 “学优登仕, 摄职从政”,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是一切读书人的梦寐以求, 一切为了做官, 做官就有一切。因此,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意识存在。在这种思想和追求的支配下, 不去考虑做学问, 而是思考着如何做官, 怎么有“杰出人才”的出现呢?再者, 教育现状滋生了一批因循守旧的“权威者”, 不允许其他与己观点相违的现象出现, 否则就要排除异己, 力树自己的权威。有的教育主管领导对学校独立管理不放心, 经常要搞点视察、评比保证发展的轨迹不能错位;有的教育机构内部形成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 较多的为了物化的利益, 很少关注以人为本, 结果是与教育本真背道而驰;有的是出于教育行政化的要求来说, 上面的文件上下传, 不需要考虑自身的客观实际, 简单地行政处理方式掩盖了教育的纯真, “教育居士”更乐于简单地处理教育问题, 不愿意探索教育发展的真正动因。所以教育行政化由来已久, 需要细心分析, 寻找突破瓶颈。

二、“教育行政化”的表现

“教育行政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比较突出, 散落在教育生活的方方面面, 蕴藏在教育的骨髓。

教育职员公务员化。教育局等单位职员均是国家公务员, 也是学校等单位的顶头上级。这些人要么根据上级的精神组织检查、考评、验收, 下面的学校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安排, 保质保量达到标准, 否则就是不按照上级精神办事, 给你“黄牌”警告, 这时最害怕的恐怕是“校长”, 因为头上的乌纱帽是组织任命的。每次来访, 校领导总是把他们当作上宾, 惟恐有差错影响了学校的命运。特别年终对学校的考核, 更是让局管学校谨慎有加, 唯唯诺诺, 足可看得出“教育行政化”运作中显示的力量和权威。

教育会议条文化。每次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会议接连不断, 有的甚至要中断课堂教学来完成会议。而每次会议均是文件发了一堆, 讲者几条条。回校后进行程序性传达, 大家还是象征性地准备检查, 又是新一轮“盲人摸象”。

学校领导组织化。每个学校的领导均为上级组织部或教育机构管理的干部, 是上级任命而成, 因此这些领导势必对上级负责。只要能够给上级一个圆满的答复, 就达到了上级的要求, 这样就万事大吉了。下面的工作只要能够应付下来, 保证安全就可以了。因此, 学校领导很少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 只是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应付上级, 怎样与上级拉近关系。教育界一直倡导的“校长应该是教育家”的论调只能成为大家的高论, 成不了现实模版。

教职工职位行政化。每个学校教职工都是按照行政编制来区分的, 哪些是干部身份, 哪些是工人身份, 哪些是国家编制, 哪些是县域编制, 等等。这些教职工均被上级主管部门定编定岗, 并且是按照编制发放工资。因此, 有些在编人员是“吃皇粮”的, 不论干活多少, 都要享受着“国家俸禄”。

教师教学指标化。考核教师要靠成绩说话, 要靠完成指标进行量化。有的学校就提出“考试成绩是硬道理”、“完成高考指标是硬道理”。上级领导考核学校, 学校领导就把指标分给班级和代课老师, 教师们就按照这些指标来组织教学。高考、中考考什么, 就学习和复习什么, 考试之外的一概不问。可想而知, 老师就被死死地捆在了知识的讲授和练习上, 绝然不知面对的这些鲜活生命的承受力。

学生成绩考试化。“一考定终身”已经成为国人心中情结, 挥之不去。代表国家意志的一张试卷, 考证着学生的素养, 冷冰冰的分数承载着学生的希望, 更伴随着学生以牺牲身体和欢乐为代价的终结。尽管有的省份取消了中考, 但是三年的阶段考核却注定学生未来之路。成绩面前, 学生只能挑灯夜战, 夜以继日的苦读;评价老师的标准也是以成绩为纲, 老师只能把这种苦教转化为学生的苦学。

三、去“教育行政化”, 还教育本真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随着科学发展观学习的深入, “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地渗透于教育的文本中, 人们开始重新定位教育的本真。既注重人的个性培养, 弘扬人的主体价值, 又要促进人的不断社会化, 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追求教育的本真, 就是追求教育这两种功能的和谐发展, 也就是追求人的个性化和社会化的完美统一。而去“教育行政化”也不是一夕之功, 需要不竭努力。

首先, 转变教育观念, 还教育生本、师本的生命情怀。教育面对的是有生命的个体, 不应机械地、简单地以一张试卷上的分数确定学生的终身, 应该多元化体现生命的情怀, 让教师、学生都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 提升生命的张力。不论对教育机构、学校, 都要转变自身观念, 少点浮躁, 多点务实, 少点压抑, 多点开放, 少点强制, 多点关心, 全面开放教育的空间。

其次, 取消行政级别, 还教育产生大师级人才的土壤。校园是需要激情的, 只有在开放的空间下, 大家要尽情地交流、表达, 突出多元化表现和评价。校园之长应该是教育大家, 用博大的情怀兼容并蓄, 有蔡元培先生治校之略, 有陶行知先生的睿智之举。这样的校园就会在思想的碰撞中产生杰出人才。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 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 师资充实, 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 树立优良学风, 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就是在那种艰难困苦之时, 人们的独立思考活跃了教育的生命, 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果。

再次, 善待指标和考试, 还教育多元化评价的空间。教育是培养人的地方, 要从人的生命价值出发, 关注人才的引领。不能认为一场考试的分数的高低就是人才与否的标准, 每个孩子的背后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 需要塑造。目前一些学校在上级评价的标准引导下, 只能竭泽而渔式的发展着, 认为自身只有多考几个大学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 才能给上级一个交代, 才能为自身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教育要求的。

最后, 循序渐进, 还教育去“行政化”的机制。目前的“教育行政化”由来已久, 不可能靠几个简单的文件就可以哗变, 应该在制度上、机制上逐步改变。教育本身是个生命塑造, 不可能听几个讲座就能出现“头脑风暴”。所以对于“教育行政化”也要辩证认识, 它在中国早期教育革命确实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我国教育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深层次的命题。我们要培养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需要有独立思考、重视反思的人才, 因此, 要不断改变创新的机制, 让教育的明天更加富有活力。

教育的发展更加趋于理性, 人们在感受今天的不适应之时, 也在不断思考这变革教育的内涵, 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这其中就蕴藏着中国教育的生机。

教育体制行政化 篇2

摘 要：提高行政管理的有效性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我国行政管理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和困惑，也提出了现实挑战。必须重点致力于几个环节和步骤，即要着力于探寻行政管理的规律和方法，树立科学的效率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降低组织与管理成本。

关键词：管理效果;现实意义;管理创新措施

行政管理及其有效性主要以科学、效率、效果、效益为基本着眼点，立足于改革和创新，重在实效。它涵盖着不同的层面，涉及到方方面面，是当前我国整个改革进程中日益引起人们关注的热点，也是改革总体推进中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深入展开，对日常行政的指挥、监督、控制成为强烈的必需，科学化管理的需求日益上升。实践证明管理者素质的高低，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务效率与质量。对新时期行政管理科学化问题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行政管理要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管理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作为实践是历经无数人的努力，步步演变，才走向科学化。从最初的经验管理发展到工业化时期的泰罗制和福特制管理，管理开始进入科学管理时期，科学管理是由组织、协调、合作、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等多种要素结合而成的。现代行政管理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趋势性变化，行政体制的改革逐步深入。首先是从流行程序管理变为倡导目标管理。其次，是从单一管理发展为分层管理。再次，是从刚性管理发展为柔性管理。刚性管理强调硬性行政命令约束，管理思维是非此即彼，容不得权变。而柔性管理认为管理存在弹性，管理者往往根据不同的被管理者和不同的情境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从而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第四，从无风险管理发展为危机管理。

不仅仅是管理模式在变，管理的指导思想也在变。如“鲶鱼效应”和“木桶原理”，面对被管理者的差异与管理环节问题的差异，最薄弱的那一个环节，可能会导致管理上的麻烦与致命伤。因此，一名优秀管理者应从最薄弱环节改进入手，去提升整体的管理绩效。只有经常性检查，经常性抓落实，抓责任制的贯彻才会获得满意的管理效果。现代科学还告诉管理者，如何将自己所管理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已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传统的管理认为，被管理者一次充电，受益终生，知识、才能运用只须储备一次，便可应付全部的挑战。

二、现行行政管理存在的误区

当前，一些人戏称流行的行政管理模式为“领导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一些管理人士并将其作为管理上的金科玉律。这其实是行政管理庸俗化的表现，是一认识误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进行管理将贻害无穷。首先，将开会布置任务，理解为科学决策的替代，这首先是管理者的悲哀。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会海”连绵，管理者开了会就等于事情完成了，长此以往，落实工作成为顽症。而没有落实的政策一切都是空的.，管理的效能无从体现。其次，管理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把管理权限混同于单项财权行使、赚钱的行为，这是极端简单化的表现。的确，好的管理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但管理不是为了收费了事。这是管理导向的错误，会造成管理可有可无，机构形同虚设，人浮于事，最终断送了事业。再次，协调就是喝醉，这是将管理极端庸俗化的表现。当然，协调是需要将方方面面的利益进行平衡，对各方倾向、意见进行妥协，但绝对不是一喝了事。还有一种管理误区就是多定制度，认为有了制度就有了管理。从而导致规章多如牛毛，有否贯彻执行则无人问津。

这种错误的认识容易造成“文山”现象，管理者须签阅大量的文件，哪有时间、精力去真正管理呢?其实，有了制度不等于就有管理，有了制度，只是为管理准备了一些基本前提、准备了一些条件，这只是管理的开始，实际上，被管理者是否自觉执行这些规章，这需要监控、需要调研，这都是管理题中之义。制订过多的规章等于没有规章，因此，规章过滥也会影响管理的效能。

三、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是促进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措施

1.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推进行政层次和行政机构改革

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一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二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刨造者;三是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而不应该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左右。

在这个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政府职能要突出理顺“四个关系”;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不能“缺位”。针对当前政府工作存在的“错位”现象。要强凋由“经济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

2.推进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

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如财政税收改革、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等。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根据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应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责任，并相应调整收支关系。

3.推进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相关的社会管理和政治体制改革

随着市场化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在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迁面前。应该说社会体制改革是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如何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协调多元力量之间的关系，以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成为制度创新的新课题，在探索社会运转和社会服务新机制，形成一套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方面做出努力。此外，随着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娄成武.行政管理学[M].东北大学出版社,.

[2]夏尔·德巴什.行政科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

校长职级制助推教育去行政化 篇3

无独有偶，此前，山东省青岛市教育局实施校长职级制改革试点，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率先给48名校长摘掉官帽。青岛市规定，中小学干部一律取消行政级别，由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归口管理。青岛还推出首批中小学校在教师招聘、教育教学改革等5个方面的自主权清单，赋予校长更大的自主权和空间。

校长职级制的核心是摘掉校长的官帽，这样可以引导校长脱离行政级别的束缚，引导校长提升自己的素质，促进自己的专业发展，为实现教育家办学奠定基础。自从十多年前上海等地陆续开始实施中小学校长职级制试点以来，各地推行校长职级制的积极效果已经显现出来。一方面，理顺了政校关系，初步建立了教育行政部门宏观管理、校长行使办学自主权的管理体制，强化了校长职务专业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建立了符合中小学特点和校长成长规律的选拔、培养、激励和使用管理机制，推动校长在不同学校之间发展和交流，初步解决了校长待遇与个人业绩水平挂钩的问题等。

取消校长行政级别，由教育部门归口管理，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与教育无关的行政事务，让校长真正摆脱行政束缚，实现静心办学。一方面，摘掉官帽不是简单地说让所有校长就地免职，而是只取消行政级别，然后针对校长个人的综合能力来评定，确定一定的校长职级。摘去校长的官帽，可有效防止一些校长为了应付上级，只做表面文章而努力保住官帽。这样有利于引导校长更加关注自身的发展和所在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另一方面，扩大办学自主权，赋予校长权责相当的人权、事权、财权，实现了责权利有效统一，解除了体制性障碍，厘清了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促进了管办评分离，有利于校长自主发挥创造性，深入研究教育教学、规划学校发展，探索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把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教育如何去行政化 篇4

从外部来讲, 主要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学校的关系, 改变政府把学校当作下属行政机构来管理, 改变“统、包、管”模式, 转变政府角色。对于基础教育, 政府教育部门的责任主要限于两个方面, 一是依法保障对学校的投入, 解决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师资素质不高、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二是监督学校依法办学, 尤其是政府部门要带头依法示范, 不得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 直接干预学校的办学, 动辄用行政权力, 对学校指手画脚。

对于高等教育, 政府的主要职责应放在宏观管理方面, 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监督学校的质量等。探究学问、追求真理、培育人才、崇尚学术自由, 是大学的本质特征。只有在民主、平等、自由的氛围里, 才能遵循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 才能充分发挥大学人的聪明才智。从目前中国的现状来看, 改革要坚持的一个基本目标导向, 就是减政放权, 政府只做应该做的事情, 而应该由学校来做的事情坚决交由学校来做。因此, 政府应改变直接管理高校的机制和对资源的分配方式, 可成立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大学拨款委员会, 可通过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对高校评估。当然, 这做起来是比较难的, 但它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构建一种比较好的政府和学校的关系。

从内部来讲, 主要是应理顺学校内部的各种关系, 学校管理不能行政化, 必须遵循教育规律, 实行符合教育本质要求的管理模式, 充分尊重教师的意见, 集中教师的智慧。对于基础教育而言, 学校的民主管理, 主要是指教职工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并参加学校的管理活动。学校的民主管理, 就是集中广大教职工的智慧来管理学校;就是在学校内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 保障教职工有参与管理学校的权利, 有监督学校各级管理人员的权利, 使教职工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人。

对于高等教育, 大学的民主管理主要是理顺党委、行政 (校长) 、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4方面的关系, 关键是必须清晰区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范围与界限。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党委领导是指政治领导, 把握办学方向, 谋大事, 如负责干部选拔聘任、培养教育工作以及党建工作。除此之外, 检验党委工作好坏的标准是, 能否大胆放手、大力支持校长和行政的工作, 确保他们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 开展工作, 而不是事无巨细, 包揽一切。检验学校行政管理工作好坏的标准, 是管理者能够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 让教师们能够安于教学与科研, 而不是用行政思维来管理学术事务, 实现学术自由;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 能够真正为学生服务, 真正做到以生为本, 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思想上的规训和行为上的约束。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应以教授、学科带头人为主体, 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中起领导和指导作用。高校要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对分开, 清晰区分两种权力的范围与界限。要明确区分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是两个不同的系列, 避免行政人员因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而为自己谋取学术地位的情况, 还要尽量减少所谓“双肩挑”的现象, 坚决防止行政权力和学术地位两者之间的“通兑”。同时, 应充分发挥高校教代会的作用, 学校的规划、经费使用等要提交教代会提出意见建议, 与教职工利益相关的政策、制度等重大问题要由教代会讨论通过。

中外行政体制比较 篇5

我国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一向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我过现行选举制度所贯彻的基本原则是：选举权的普遍性、平等性、直接选举、无记名投票，以及代表想选民负责并受选民监督，选举的物质保障等。选举制度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行使以及整个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因而，选举制度中的问题和不足就极大的选民积极性。所以，发现我国选举制度中的问题与不足，并且找到改革方向是我们现在希望的。

关键字：选举制度问题改革方向

一、选举制度的必要性

选举制度不能超越社会发展的阶段。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还很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动。这些客观条件决定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也处在初级阶段，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全的社会主义选举制度。

落后的经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限制。一次相对公正的选举要经过几道程序，以村委会选举为例，至少要召开四次以上的村民代表大会，需要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的投入。全国直选的花费就更大，以每个选民每次选举的成本十元计算，我国的选举费用就达上百亿。

人口文化素质的限制也是非常明显的。解放之初，由于很多老百姓不识字，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采取举手、站立、鼓掌的情况，无法实行秘密投票。当前，我国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还不发达，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还比较低。

人才匮乏更是我们选举碰到的巨大障碍。当前社会中狐疑建设的任务依旧极其繁重，形式非常复杂，非常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作为领导人，她们的一举一动个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领导人不仅要会选举更要会治国。在各级选举中，我们都会遇到人才匮乏的问题。这并不是我们的要求过高或者其他的外部原因，是因为我们会比较，懂得在矮子里找高个的。

二、我国选举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选举的平等性无法完全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选举法规定，一人一票制，每一票有相同的权利，但在不同的群体之间每一代表所代表的选民数量不同，特别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这就导致了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选举权实质上的不平等。根据2004年修改的选举法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在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人口特少的乡、民族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直辖市、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很明显，从法律规定上看，我国农村居民的选举权和城市居民的选举权是不平等的。这一规定影响了我国关于选举权平等性的贯彻。

（二）直接选举的范围过窄。

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我们社会主义的选举应当实行直接选举。但从建国后，直到2004年选举法的修改，也只有在县级以下（包括县级）实行了直接选。只所以这样做，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的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1］

毫无疑问，直接选举相对于间接选举而言，无疑是更为民主的选举形式。目前，我国选民与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关系不够密切，不能不说与我国的直接选举范围过窄有着密切关系。直接选举范围的过窄，已显然成为我国选举制度的一大缺陷。

三、我国选举制度的改革方向

第一，关于实现选举权的平等性。建国初期，鉴于我国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数量上的巨大悬殊性，国家做出了对城市人口在选举权上进行照顾的制度安排。这在当时，处于巩固新生政权和统一战线的需要，也许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理直气壮的认为我们的做法是符合法治精神和民主原则的。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样是新生政权的缔造者，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理

所当然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民主权利，特别是作为民主权利之基础的选举权利。五十多年来，这种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选举权的不平等性，导致了我国城乡发展上的失调。城乡居民选举权的不平等性也为我国“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最终形成埋下了伏笔。如今，我国的城市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农村的凋敝为代价的，农村居民的贫困，最根本的是权利的贫困，并且是制度性的权利贫困，这必然导致农民的声音和利益诉求很难通过国家的权力机关表达出来，农民的利益也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

当然，也有人说，由于我国人口构成的工农比例相差悬殊，按照统一标准分配代表名额，农民代表所占的比例就大大超过工人代表的比例，就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其实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不是靠数量取胜的，而是靠质量，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靠的是工人阶级的先进觉悟。这种从制度上对农民阶级的限制，也不利于农民阶级民主素养的提高，其结果必然导致农民的贫困，这样，我们的联盟是越来越牢固，还是越来越疏远呢？如今，“三农”问题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点在于减少农民的数量，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这就要首先解决农民权力贫困的问题。

幸好，十六大之后，我国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城乡协调发展，首先是民主权利的协调发展，是给农村居民平等选举权的时候了。

第二，关于逐步推进直接选举有一些人，一提起直接选举就下意识的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全盘否定，这种态度是很不应该的。其实，直接选举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早就已经论述的十分清楚，只是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程度较低，才不得已采取了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暂时性制度，但必须明白，直接选举制度才是我们选举制度改革的方向。刘少奇同志当年针对我国的选举制度的不足，曾经无奈而忧虑的说：“我们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且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 ［2］。我们的选举制度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最初的乡级直选，扩大到县级直选。随着我国的实现直接选举的条件的逐步成熟，及时实行直接选举乃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

四、总结

选举制度不能超越社会发展的阶段。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还很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动。这些客观条件决定社会主义选举制度的也处在初级阶段，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全的社会主义选举制度。

落后的经济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限制。一次相对公正的选举要经过几道程

序，以村委会选举为例，至少要召开四次以上的村民代表大会，需要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的投入。全国直选的花费就更大，以每个选民每次选举的成本十元计算，我国的选举费用就达上百亿。

人口文化素质的限制也是非常明显的。解放之初，由于很多老百姓不识字，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采取举手、站立、鼓掌的情况，无法实行秘密投票。当前，我国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还不发达，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还比较低，文盲和半文盲还占整个人口的近1/5。

人民群众的民主知识、民主习惯还不够，人们对民主程序不熟悉，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也相当淡漠，民主选举中大量充斥着崇富意识、家族意识、地域意识、拳头意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仍然具有极大影响，家长制作风、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仍有很大市场。加之，西方敌对国家仍然不择手段地西化、分化、淡化、腐化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这些因素，都阻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健康发展。公正的选举需要理性的高素质的选民，否则选举极易被别有用心的人误导，台湾选举后出现的严重的族群分裂，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韩大元、沪金广.宪法教学参考书[M].中华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46

[2]刘少奇.刘少奇选集[M].人民出版社,1985.56

教育体制行政化 篇6

关键词：高校管理；泛行政化；教授治校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179-01

现在学术界越来越关注高校中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利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高校进行创新的时候无法逃避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在高校的管理体制中出现了行政化的倾向，这无疑是高校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弊端，我们必须通过改革进行高校的体制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创办一所世界的一流大学。什么样的高校管理体制才能后最好地权衡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利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不断促进人才的培养。这篇文章将对此做出探讨。

一、现状堪忧

在我国的高效管理体制中，泛行政化倾向导致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利出现不平衡的现象，主要是因为组织管理权的问题出现了泛行政化趋势，才导致了这样的现象发生，这种泛行政化倾向严重阻碍了高校教育的健康的发展。在我国的高校管理体制下，一般都是上令下行的固定模式无论在哪个高校中，都是存在级别的，每个大学的管理者都会有一定的头衔。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学按照政府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小政府，这种管理模式管理下的高校，设置了很多机构，但是办事效率却非常低，成本却在增加。高校的这种管理体制使得学校主次颠倒，在大学的工作中，行政管理几乎成了大学的全部内容，我们的教学工作反而排在了行政管理工作之后。学校安排大多数的员工负责后勤管理或者党政管理，打着“加强管理”的旗号，设置很多的机构，每个部门每个村又设置很多个科室，有的办公室是为了硕博考生，有的是为了迎接评估，增设的办公室越多，就需要不断地扩充人员。当前，在很多的高校中都有下面的现象，就是很多个人为了一个校内副处级管理岗位而竞争。很明显，本来是高校的主任，但是在这样的高校管理体制下却把自己放入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在这样的高校管理体质下，导致本末倒置，其实是非常可笑的。高校管理的行政化趋向，还有这种官本位的影响，说明我们的高校并没有建立起以教学和学术为核心的制度，我们必须要对高校管理制度进行改革。

二、弊端突出：缺乏办学活力，学术领域权利侵占严重

（一）高校缺乏办学活力。

在高校的内部，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利是存在的两种基本的权利形式，但是因為很多历史因素，我国的高校管理体制仍然是行政管理体制，依然实行“校长负责制”，重点强调了书记和校长的地位。因为官本位思想的影响，高校中出现了复杂的等级关系，在高校中党政权利不断在扩张，在高校中很难推行民主制，但是腐败现象却越来越多，尤其是近几年以来，我国高校中出现了很多贪污腐败的现象。在高校中，行政权利不断扩张，完全不利于民主管理，不利于形成和谐的育人的氛围。在高校中，是一种四级科层化管理，即 “校—院（处）—系—室”，学校统一任命学校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高一级的人管理低一级的人，这种隶属关系非常清晰，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在高校中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社会，导致机构众多，人员都尸位素餐，各个部门之间出现相互交叉的现象，在运行的时候缺少一定的灵活性，导致各个部门之间的人员之间出现隔阂，行政人员不信任专职教师，专职教师也不信任行政人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会被打消。管理队伍越庞大，那么就需要更大的行政开支，这样不仅教学效率无法提高，却还要增加教学成本。因为高校的管理会受到行政化的影响，导致教师的工作热情降低。长此以往， 高校人事部门不愿意引进人才，不愿意进行年度考核，不愿意给教师进行培训，这些日常的工作他们都不想应对。他们只重视培养高职教师，不重视培养青年教师；鼓励机制不完善；教师的考核制度、报酬制度单一，不能够调动教师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而且，竞争意识薄弱，这种制度限制了师资队伍的发展和强大。由于行政化管理的影响，高校和市场化之间的关系不密切，高校在办学的时候根本不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这就使高校办学的时候缺少活力。

（二）官本位体制造成对学术领域的侵占。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校的管理体制出现了非常重的泛政治化，泛行政化倾向，但是在我国，泛行政化倾向会演化为官本位体制，这就导致行政权利走在了学术权利之前。学术权利的主体本来就应该从事学术研究，学术权利应该为学术人员服务。但是现在的很多高校都是按照官职的发展分配资源，这就不能保障那些真正具有知识的教师。官本位的理念侵占了学术的地位。学术权利本身已经被行政权利僭越，这就导致在高校中很多科研工作逐渐趋向于边缘化。

参考文献：

[1]李亚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高校管理体制创新[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0（09）。

[2]武宜忠.论高校管理体制的创新[J].人民论坛.2010（35）。

[3]孙秀斌.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沿革、现状及改革模式[J].科学决策.2008（11）。

[4]孙丽君.关于创新我国高校管理体制问题的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2008（01）。

高等教育中“行政化”之己见 篇7

关于高等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国家也尽量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调整, 关于行政化的去留问题却步履维艰, 这无疑一直困扰着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行政和行政化

“行政”指的是一定的社会组织, 在其活动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组织、控制、协调、监督等特定手段发生作用的活动的总称。行政化是指通过行政手段加以管理, 具有行政特征。

“行政”区别于“行政化”不单单因为多了一个“化”字, 朱子曰:变者, 化之渐;化者, 变之成。”李中梓引用朱熹的话, 阐发变与化的关系, 可见变是渐变、量变的意思, 化是渐变已经完成了, 即质变。所以我觉得行政化可以理解为行政的质变, 而质变是由一定的行政量变积累而来的, 这在量变的过程中, 行政的一些管理、实施方法或手段就难免出现一些失误, 行政管理过程中经常生搬硬套的做法也屡见不鲜, 而行政化就是将这些或对或错的简单相加结合起来。既然这样, 我们要纠正错误, 就一定要从根儿上改起, 否则其他改变都是治标不治本, 所以与其说是去行政化, 不如说改行政化, 而改革行政化就需要抓住行政过程中实施不当的问题, 即改革行政过程中的不足, 坚持行政过程中得当的做法。当行政中所有合理的做法积累起来形成行政化时, 这必然会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高等教育的去行政化应该先着手于改革高等教育行政中不当的做法, 而不应该把问题的矛头指向“去”还是“留”的问题上, 只有找到了症结所在, 高等教育的改革才会事半功倍。

二、“行政化”问题该如何走下去

1.认清客观事实

“行政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 它如同我们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 是一个长期的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这由我国历史传统和现阶段的具体国情决定的。首先, 官本位思想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根深蒂固, 官场对学术精神腐蚀我们有目共睹, 但我们也不能简单的说这种思想是对是错, 因为这种思想虽说让学习蒙上了一种功利性的态度, 但另一方面, 它确实也是读书人用心读书学好知识的一个动力, 为中国的发展培养出来了大批人才, 无论是在学术造诣上还是治国理政上都功不可没。其次, 中国现处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 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 而且我国人口数量之多, 在校生人数更是蔚为大观, 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高校的任何一次失误都有可能给大学发展带来灭顶之灾, 而采用这种阶层制的管理也可以提高办事效率, 权责到人。

认清客观事实, 立足中国实际国情, 既不能一味的否认行政化的弊端, 而否认它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也不能重行政轻学术, 每个人都盲目的追随官位上的发展, 而对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个教育目的弃之不顾。

2.转变观念

在韩国, 行政就是指服务。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影响下:行政即权力, 但处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种种诟病的考虑, 改变这种观念是势在必行的。这就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进行处理:第一部分是行政人员, 他们要时刻谨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切不可在职位上作威作福, 要尽心尽力把行政工作做好, 认真落实服务的思想, 对于非行政人员要鼓励其参与到行政中来, 使其意识到这也是他们的责任;第二部分是非行政人员, 他们必须摒除“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错误思想, 身为社会的一份子就要为中国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身为教育工作者更要以教育为重, 凡事和教育有关的事情, 都和自己有关系, 对于行政工作人员要不忘监督。

3.化整为零, 量变直至引起质变

发生量变首先就是高校外部行政化的消除, 做到强化监督, 弱化控制, 给高校充分的发展自由, 这就涉及到政府内部职能的转变, 以服务高校工作为主要目的, 而非控制。谢运策说过, “法对高校管理的规制并不是要捆住高校管理的手脚, 而是一种积极的保障 (有效行使) 与消极的防范 (防止滥用治校权力) 的统一。”[1]法律就跟我们政府的功能是大相径庭的, 它只是一种来保障高校更好地发展, 而非束缚。其次就是高校内部, 高校本身就是一个整体, 但每个整体都是由各部分组成的, 高校各部分就像自行车上的零散配件, 只有它们和谐的组合在一起才能使得自行车自如的前进, 所以我们要想一下子把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彻底落实就需要把各部分零件修整好, 这就需要把学校各个部分, 从小单元开始解决这种行政化的错误理解, 行政就是服务必须让每个人都体现到实际行动中去。

我们无论是对待高校的“行政化”还是整个社会的“行政化”问题, 都应客观对待, 切不可盲目着手, 一定要立足现实,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真正适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我们都是可以拿来加以利用的。

摘要：当前, 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 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高等教育自身的缺陷也不可避免的呈现了出来, 虽然其也通过一定的调整、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改善,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其中的去行政化问题也一直困扰着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针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本文就“去行政化”问题论述一些笔者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高等教育,行政化,去行政化

参考文献

教育体制行政化 篇8

我国目前的高等院校教育思维教育模式已经发展成了以行政权力作为高校支撑点,而以前作为高校发展重点的学术化成果,已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弱化,我国高校已经走上了泛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泛行政化的管理弊端问题日渐凸显,对学校管理和高校发展造成了障碍,对高校管理猪肚进行改革的呼声高涨。本文详细探讨了泛行政化的管理制度对高校管理及运行的弊端,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我国高校泛行政化管理体制的弊端

1.管理缺乏活力。理论上,我国高校应该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并行。但是因为我国自古以来就盛行的“官本位”思想,现今高校的管理方面,行政化的地位较高,各等级制度越发明显,而高校的学术性质不断被削减。高校主要权利负责人是“校长”和“院长”,其领导地位近年来得到了不断的提升,近年来尤其严重。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其权利膨胀,容易滋生贪污腐败等不良行为,这种情况下,民主行政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严重阻碍了我国高校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不利于学校形成自由民主的开放性氛围,校方的管理体制程序繁琐、死板、不利于教师团队开展工作。教师队伍从引进、培训、上岗等均有一系列的程序与规程,且死板不灵活,为引进教师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情况下,校方对于教师队伍的奖惩制度不够严密,以年资作为教师考核的重要指标,忽略对年轻教师的培养,对表现优异的教师缺乏奖励制度,长此以往,使得整个教师团队缺乏工作热情与积极性。

2.“官本位”体制侵占学术领域。我国“泛行政化”的高校管理机制的形成与我国计划经济的实施密不可分,具有等级森严、死板等特点。在早期,这种管理形式促进了我国经济与管理的迅速恢复,而随着是时间的发展,其弊端越来越显现。其不仅仅对高校的管理体制带来了缺乏积极性、死板不灵活、不利于自由民主的校园氛围的培养等问题,其还对高校的学术性成果的性质带来了严重影响。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学术界也逐渐走上了“官本位学术”的道路,研究成果按照教师的职称、年资等任资排辈,而工作经验较短的老师所得到的学术性研究资源较少。使得一大批年轻具有创造性且学术性较强的老师得不到相应的学术性支持,使得真正有知识有能力的教师,其价值得不到发挥。进而造成了有些高校如今学术性成果短缺或陷入重复性研究的循环,这对于我国的创新型学术研究带来了阻碍。

三、改革我国高校泛行政化管理体制的对策

1.削减行政化权力在高校管理中的地位。我国高校正是因为承袭了这种“泛行政化”的管理模式,最终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如今“官本位”气息浓厚的现状,同时建立了学校高层等级分明的等级制度,进而为我国高校的学术民主化、高校自由的氛围发展带来了阻碍。为了改变以往这些由“官本位”思想所带了的弊端,第一要务就是削减其在我国高校管理中的地位,并加强“学术性”思想在高校的指导地位。为此,首先要废除高校中党政机关对高校的行政级别,使得党政行政机关对高校的管理和学术性权力对等乃至降低,这样才能保证高校的学术性思维模式占据统治地位,这样有助于帮助学校内部建立自由活跃的氛围。简化高校的管理机制,将以往繁杂、死板的管理流程进行缩减,去掉不必要的过程,使得高校管理真正的做到行之有效,既可以削减管理成本,又可以使管理简单有效。最为重要的是,在管理团队内部以及教师团队内部,要废除采用党政机关行政级别的分类方法,加强教师队伍的学术性思想教育,鼓励其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且教师团队内部,应秉持着“有能者上位”的形式,使真正有能力的教师得到其应有的待遇,建立奖惩机制,以鼓励教师的工作热情。

2.提升学术权力的地位。学术建设一所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只有建立强有力的学术性团队,才能使高校处于领先地位,培养更多的创新性的人才。现今的高校管理机制中,学术权力落于行政权力之后,造成了学术研究者在进行课题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借助行政权力才能得以施行。甚至有些高校,研究课题等甚至需要巩固行政化的地位,才能获取研究资源和资金等,这对我国的学术创新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行政人才对于学术研究的理解与掌握不慎全面,对于某些不具备短期效益但是长期成果丰厚的研究,有些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会予以拒绝。这不利于我国高校学术自由的氛围建设,导致教师团队内部对于学术研究缺乏主动性。

四、结论

高校“泛行政化”是由于我国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和近代计划经济实施下的共同产物,在早期有利于学校的管理及制度建设,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的制度建设逐步完善的今天,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高校发展的要求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如高校内部“官本位”思想盛行,民主化管理难以实施,独立自由的学术氛围难以维持等,为我国高校管理和发展带来了问题。“去行政化”的呼声不仅仅是在高校内部,在社会各界中都予以相应,为此,应该从削弱党政机关对于高校内部管理和加强学术性权力两方面入手。

参考文献

[1]孙燕.浅析泛行政化在我国高校管理体制中存在弊端及对策[J].电子制作,2014-10-14.

[2]刘微微.高校内部去行政化研究——基于现代大学制度的视角[D].广西民族大学硕士毕业生毕业论文,2012-06-01.

[3]陈邓海.我国高效管理制度体制行政化弊端及其改革路径[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1-08-01.

[4]张功元,张峰,赵颖.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与对策[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版),2011-03-25.

[5]陈祖光.“去行政化”背景下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14-04-01.

教育体制行政化 篇9

我国的大学教育,“起步较晚,发展迟缓”,大学的发展与国外情况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多年来我国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的大学,因此,“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领导架构成为各个大学的主流模式,大学的发展方向也是在政府的指导下,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我国的大学办学模式提出质疑,他们主张我国应该建立独立于政府、完全自治的大学管理模式。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提出“高校要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办学原则。这标志着我国高校即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春天。

二、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三种理论依据

1、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哈特认为,大学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1961);怀特海认为,大学之所以存在不在于传授给学生知识,也不在于提供给教师的研究机会,而在于“富于想象”的学问探讨中把年轻人和老一辈联合起来,由积极的想象所产生的激动气氛转化了知识,在这种气氛中,一件事实就不再是一件事实,而被赋予不可言状的潜力(1929);普西认为,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1963);阿什比认为,并非是每一个人都适合于这种训练的,而那些胜任这种训练的人必然能够发现这种训练,否则,社会所赖以取得新的发现和明智判断的“涓细的智慧溪流”将会干涸(1971);赫钦斯说,任何社会都应有大学这样的机构,其目的是对社会的最令人困扰的问题进行尽可能深刻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无法想象的问题。(1952)。鲍尔逊说,事实上,大学相当重视纯粹研究,以至于看起来完全脱离校外的时事一样,因此那个年代将大学比喻成为“象牙塔”。霍夫曼等许多学者认为追求真理和追求权力是水火不相容的。[1]

2、大学应该是学术自由的地方。富奇斯认为,学术自由的合理性至少基于三个支点: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1963)。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1]德国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提出,学术自由和科学至上的大学治理理念,成为后来许多先进国家纷纷效仿的大学模式,这种理念也真正赋予学术研究在大学中居于中心的地位。[2]

3、大学应该是高度自治的地方。贾斯珀斯认为,无论他的经费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他的正式批准是靠教皇训令、皇家特许状,还是国家或省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1959);赫钦斯认为,人们曾经认为,失去了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精华(1967)。在美国的大学中,不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通常都从政府那里获得看相当的自主权从而免受政府直接干预。对私立大学来说尤其如此。

三、中外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在现当代的现实运行模式比较

1.外国发达大学关于行政管理领导模式。(1)美国大学实行大学校长——校董事会制度;日本大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法国每一所大学设置学校行政委员会、科学委员会和学校事务委员会;而在英国,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领导模式,一般来说都设有理事会、校务委员会和评价会等学校一级的管理机构;德国大学除了有专职校长外,在校一级一般设置两个委员会,一个是校务委员会,由学校的各方代表组成,其主要职责是选举校长和批准学校总章程,另外一个校级委员会是校评议会,他的职责就是对于包括发展预算、人员培养、新建科研单位等学校的日常管理重大问题做决定。(2)美国董事会的主要职责是选择校长和讨论学校重大问题,成员由社会各界的名流担当,公立大学可以由州长任命,私立大学可由学校主办人商选;日本大学校长经民主选举后,地方政府任命;法国则由校级的三个委员会选举产生;英国大学校长是名誉性职位,具体事务由副校长担当;德国校长也是由校长委员会选出,校长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兼职的。(3)这些大学的总体而言,大学校长的产生,基本上由学校内部选举产生,并且在大学中形成相应的机构对大学校长进行分权。

2.我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历史上我国的大学从来没有一所完全自治,但是教授治校的制度曾经在北京大学(1917—1937年)和清华大学(1931—1945年)实行过二十年左右。我国学者对大学自治研究也开始于这个时期,当时对大学自治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对“独立大学”,学术独立、学术与政治分治等问题的探讨;二、对蔡元培和梅贻琦建立的教授治校制度的探索;三、对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的探讨;四、对学生自治的关注。

3、“去行政化”的关于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现状,主要的问题表现在:现有的高校管理体制下不能保障充分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性。个人所有成就、待遇、社会地位全部都与行政级别挂钩。这种行政本位和官本位的现象实际上是“无限政府”理念的一个现实体现。在这样的一种治理模式下,行政级别成了主要的衡量指标,使得社会多元化的评价体系难以形成。在大学里,实际上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行政序列的单位,而且学术职称序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和行政系列挂钩。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完全的学术自主性难免会受到限制。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大学第一个提出并规定党、教、政的权限的大学即“党委治党,教授治学、校长治校”。[3]目的就要逐渐改变大学里官本位的现象,进而理顺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4、“去行政化”吸收了国外先进办学经验和我国近代办学经验要求,是实现创办一流大学的必然之路。2003年5月,北京大学推出“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学院一级设立“教授委员会”作为咨询审议机构,这个内容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举措,表明大学对学术本位的认知、学者对学术权力的追求,已经从理念进入操作层面。学者张维迎教授主张“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还认为要有一个职业化的校长市场,大学管理必须职业化。既搞研究又当校长的“双肩挑”不大可能,大学校长是大学的首席执行官(CEO),也是一个公众人物,要全身心投入大学的管理工作,树立好大学的社会形象,业余化是干不好事情的。

四、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可行策略

1、“去行政化”的表征为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大学行政级别是按照等级对大学进行资源分配的方式,大学的行政级别就会一直存在。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对大学进行管理,关键是资源分配不能按照级别论资排辈。所以,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并不是大学“去行政化”的核心内容,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是改变资源的分配方式,、而仅仅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那么大学的发展可能会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甚至可能会出现不利于大学发展的状况。

2、“去行政化”的关键是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从目前我国的国情来看,完全建立欧美式的大学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是不能现实的,因为我国大学与生俱来的公有制度,表明政府拥有所有权,而且大学赖以生存的基础来自政府的拨款,而欧美则不存在这种关系。因此我国大学自治是有限度的,完全自治是不可能的。保护高等教育自治,防止政府过分束缚、理清政校关系是当前改革的关键。

3、“去行政化”的重点在于大学内部决策权力的归属。一直以来,我国大学模式是“在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党政拥有最高决策权力(管理权)和执行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就如何进行大学内部管理“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如果真要是搞规范的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度,意味着将学校的重大权力交给理事会或董事会,那将是一场革命。因为理事会或董事会不仅是校外利益相关者表达自己意愿的主要场所,而且是大学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即决策机构,可选择校长和讨论学校重大问题等。如果是这样,那么大学校长就相当于企业的CEO,只有行政权。

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管理体制

(一)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基本是围绕着“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而开展。[8]而运行中证明,这个体制存在权力越位,因此迫切需要“去行政化”,还学校更多的自主权、决策权,重新定位和划分权限,明确“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教师学生民主管理”。

1、党委治党确保党的先进性,保证党始终站在对人民教育的全局的、宏观的角度,始终以服务人民为宗旨,始终跟随教育的时代脉搏来的角度来制定教育发展方针大计。

2、校长治校,校长权力仅限于行使行政服务权力。行政服务权力只是程序化的工作,不是创造性决策,没有自由裁量权。而我国现行的行政服务权力与管理权力不分,行政服务权力常常演变为可裁量的管理权力,导致校长权力过大。

3、教授治学,大学教授是大学学术权力的主体,成立相应的学术委员会,教授有权力决定教学计划、专业设置、科研经费的分配等一系列与教学科研相关的事务。教授治校并不意味在大学的行政事务的管理中必然拥有支配权。

4、教师学生参与学校事务管理。教代会、职工代表大会等相应机构行使管理权力,拥有自由裁量权。管理权力是学术权力的服务者。学生参与民主管理起监督权力的作用,学生群体的利益始终是大学办学的逻辑出发点和战略聚焦点。

(二)目前大学的管理重心在学校一级,管理重心偏高,学校形成的政策,在基层贯彻时往往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大学要以管理重心下移为重点,建立结构合理、责权分明的校、院、系管理构架,实行“学校宏观调控,院系自我管理”的模式,促进学校向现代大学制度迈进。

六、高等教育“去行政化”要避免的认识误区

钟秉林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大学“去行政化”改革不是在大学取消行政管理,而是要加强科学管理,更好地为服务大学发展。大学“行政化”现象具体体现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利的关系两个方面。“去行政化”需要政府和大学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但要防止一种极端认识,即在大学取消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20世纪末以来,加强管理是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随着我国大学规模日益庞大、组织结构更趋复杂,大学除学术事务外,后勤工作、学生管理、基建、安全稳定等,都需要我们根据不同工作类型和性质稳妥地去处理。即使是学术事务的处理,也需要行政权利来匹配和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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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维迎．大学的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9页．

[7]乔锦忠．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国青年报(教育·科学版) 2010．3．23．

[8]盛连喜．现代大学制度如何凸显中国特色．东北师范大学．载中国教育报(高等教育)，2010．3．22．

教育体制行政化 篇10

王旭明直言, 在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方面, 正确的废话说得太多, 没有问题意识和务实管用的干货。他提醒, 要特别警惕一些时髦、随意、漂亮, 但特别容易误人的观念, “比如我非常不赞同教育家办学的提法, 或者缺乏对教育家明确定义的情况下, 我不赞成笼统泛泛的说教育家办学的提法”, 他表示, 陶行知等生前都不被认为是教育家, 教育家是人们对他的尊敬和称号。

王旭明认为, 当前必须大力、真心地发展民办教育。“公办教育、国家财政、纳税人的钱, 一定要保公平, 一定要保证社会每一个成员所应当享受的那一份权利, ”他认为, 由于目前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的社会形态, 与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种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教育管理体制, 一定是民办教育的蓬勃发展, 而民办教育可以适应人们对教育的多种选择。

谈到教育法制化, 王旭明称, 虽然教育去行政化喊了很多年, 但是成效甚微, 只有教育法制化了才能为教育去行政化提供可能和保障。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 当前的教育, 法制法规过于抽象和笼统, 对教育去行政化的规定性动作太少, 不好操作。

王旭明建议, “今后我们教育法治化道路不仅仅在所谓的修订、所谓的完善, 而在于让我们的各项法规更加具体, 甚至细碎, 要有指导性, 也有操作性, 要让人们明白干什么。不干什么, 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王旭明呼吁将“诚信教育”纳入到法治化轨道。“最近我们的诚信体系受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王旭明举例复旦大学学校宣传片抄袭事件, “不仅抄袭还是二抄袭。这样的事情学校里比较普遍存在着, 不过复旦大学是被暴露出来了。”他表示, 针对这一诚信体系崩溃, 再不进行法治化管理, 再不加大惩处的力度, “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失去做人的道德, 失去做人的基本准则。我们就真的前景堪忧。”

行政效能监察体制研究 篇11

关键词：行政效能；监察体制；研究

一、行政效能监察概念

行政效能监察将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有机的整合在一起，行政监察机关根据法定的权限和职责，将实现行政活动高效化作为目标，将公务员和行政机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等作为监察对象，结合行政行为予以监察，进而对行政机关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发挥行政效能监察的作用。

二、行政效能监察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效能监察体制不科学

目前，虽然我国加强了对行政效能监察体制的建设，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行政效能监察体制还存在不科学之处，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在体制中，问责部分不是十分科学和全面，在某种意义上，问责是行政效能监察中的手段和惩处措施，可以展现行政效能监察的作用和权威性，如果行政效能监察体制不科学，将导致行政效能监察功用无法发挥。

（二）行政效能监察欠缺整体性

在行政效能监察过程中，通过采取多样的方法 ，对行政权力运行进行规范，进而达到提升政府职能部门工作效率的目的。但是，行政效能监察欠缺整体性，在行政效能监察项目中，对单项项目指标进行详细的划分，虽然项目的设置相对全面，但政府职能部门的总体效能水平不能有效的反映。

（三）反馈力度不足

即使行政效能监察体系中对监察结果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行政效能监察过程中，对行政部门和干部的提拔和评优等结果反馈力度不足，因而对于工作人员的奖惩等办法不明晰，对行政效能监察的结果量化程度不足，而且相关法定职责履行不正确，甚至存在不到位的现象，未能统一衡量标准，从而导致行政效能监察效果不显著。

三、对行政效能监察进行完善的有效对策

（一）加大对行政效能监察结果的反馈

在完善行政效能监察过程中，为了充分利用监察结果，应当加大对行政效能监察结果的反馈力度，从而为行政效能监察体制的健全打下坚实基础。第一，加强对行政效能监察的惩罚力度。我国政府应该将过错责任作为基本原则和前提，制定《行政过错问责办法》，根据行政权力运行时所考核的项目，开展责任追究和责任认定[1]。例如，对于存在的办事效率偏低、政务未能公开和服务不良好的行为，需要对其进行责任认定。同时，针对不依法办事和组织领导力不足的行为，一定要对其责任予以追究。第二，采用具有可行性的奖励方法。在行政效能监察期间，对于表现优异的政府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必须采取科学的奖励方法对行为进行分类，然后予以有针对性的奖励。在开展行政效能监察时，对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应当从提拔的角度出发，对提拔方式进行优化设计，通过制定符合规范的分值标准，只有达到分值标准的领导干部才能予以优先提拔和任用，未能达到标准的将不允许提拔。另外，针对政府部门中的一些普通干部，在行政效能监察时，则需要以工资晋升为出发点，对工资晋升标准予以优化设计，也可以采用分值标准法，对于达到规定分值的普通领导干部予以工资晋升，从而完善行政效果监察工作。

（二）健全行政效能监察指标体系

为了整体提升行政效能监察工作质量，必须健全行政效能监察指标体系，从而为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利依据。要想确保行政效能监察工作能够有序开展，应当从科学化的行政效能监察指标体系角度出发，通过对行政效能监察指标体系予以完善，从而实现对行政效能监察的重新定位。在构建体系过程中，要遵循“入出平衡”和“远近结合”等思想，将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有机的整合在一起，然后发挥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督的作用，并平衡公共资源投入和产出的关系[2]。另外，对政府部门领导的受众服务、行政管理和廉洁自律等维度进行监察，考察领导的业绩，对其业务执行和职能加以定位，使得行政效能监察指标体系更加完善。

（三）建立健全的行政效能监察制度和法规

在开展行政效能监察工作时，应当在法制型政府理念的指引下，通过建立健全的行政效能监察制度和法规，从而发挥行政效能监察的作用。政府部门在开展各项活动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依法行事，进而促进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如果政府在行使权力期间，未能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并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意志，将对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开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各地区应当颁发《行政监察法实施细则》，在条款中对监察程序语言规范，使得行政效能监察更加程序化[3]。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只有通过对行政效能监察体制加以完善，并针对行政效能监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解决，从而在完善行政效能监察体制的基础上，才能促进行政效能监察工作的有效开展。

参考文献：

[1] 陈倩云.浅谈如何改善医院行政工作的效能[J].活力，2015 （11）：47-47.

[2] 郭广伟.提升企业办公室行政督办效能的思考[J].华夏地理，2015 （6）：273-274.

教育体制行政化 篇12

1、行政生态学。

行政生态学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 是指用生态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行政问题, 它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都是借鉴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学, 行政生态学的启蒙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高斯, 而夏威夷大学教授弗雷得·里格斯将行政生态理论发扬光大, 1961年里格斯发表了《行政生态学》, 标志着一门新的、系统的学科体系的形成即使行政生态学, 同时也意味着行政管理仅限于行政系统内部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根据行政生态学的观点, “任何经济、文化、政治和行政制度等皆为一有生命的个体, 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成长过程渐渐演进而来的。也就是说, 在生命的个体之间, 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都存在一种功能的相互依赖关系”。行政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行政生态系统与行政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将行政生态系统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 强调任何国家的行政体制和行政管理都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或有生命的组织系统。它主要研究行政现象、行政行为与行政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的关系。

里格斯指出:“在叙述环境对某种主体的影响时, 应同时指出主体对环境的影响, 唯有把两方面相对的交互作用都察看明白, 才算真正建立了生态模式。”彭文贤亦在《行政生态学》一书中提到:“行政生态学应该包括两个面向:其一是探讨各国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如何影响并塑造该国的公共行政;其二是反过来研究各国的公共行政又如何影响该国的社会变迁与发展。”根据以上理论我们不难看出, 我们在研究公共行政行为时要关注一下行政环境对于行政行为的影响, 行政生态理论为我国的政府行政和行政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模式。

2、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一直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一个重点, 以“权力的下放和职能的转变”为重点, 政策自上而下, 逐步向纵深推进, 加强政策执行力度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府行政管理呈现出公开化、透明化、法制化的特点。随着网络飞速发展, 政府的制度政策体制越来越透明化, 各个方面都公开化接受扩大公众监督。扩宽了我国公民参与公共社会行政管理的渠道。基层民主选举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制定对于保障农民群众的利益以及促进廉政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以及政府机构简化取得一定的成果。现在我国政府的角色逐步向掌舵者转换主要进行社会的宏观调控, 减少对经济主体的微观干预。在政府机构的改革中, 我们遵循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 完善我国政府科层设计, 努力朝着韦伯理论论述的科层发展。

(3) 政府人事制度、公务员制度以及干部人事制度不断完善。随着公务员法的颁布, 我国政府在机构设置以及选材用人方面, 推行竞争上岗和岗位轮换, 初步改善了多年来机关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状况这样也有利于年轻一代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

二、我国基层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自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体制改革一直作为我国政府工作的重点, 随着我国经济总体水平的不断增长, 我国市场经济外部建模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关键阶段, 同时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

1、新旧两种行政形式并存, 传统的行政惯性阻碍了行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由于中国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统治, 这使得“吏治—人治”传统深刻的印记了我们的意识形态。长久以来, 儒家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就使得我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现代的法治精神文化背景, 造成形成“官本位”文化根深蒂固, 导致许多政府官员的思维方式和执政模式都受到了官本位文化的影响;更令人担忧的是, 在近年来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中, 由于官员治理模式滞后, 使得与干部选拔制度密切联系的“官本位”文化不仅没有淡化, 反而有强化的趋势。

2、社会沟通机制不健全, 政府职权行使制度中存在严重的弊端。

就目前来看不管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基层管理中, 民主自治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城镇各社区社区的自主管理模式中各级政府职能的界定以及乡村居民村民自治中村委会和党委会之间关系的处理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然而, 政府官员的腐败以及造成政府强权的制度都会使居民对于政府的社会认同感大打折扣。如果这种历史和现实早已证明的错误制度安排不能彻底纠正, 那么, 权利腐败、买官晋爵和“逆淘汰”趋势将无法遏制。长此以往, 其对政府的威信和法制信仰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

3、政府在做出行政决策时不能充分

考虑多方面影响因素, 忽略行政生态的特征。行政决策是指政府为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根据实际需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国家公共事务做出分析判断选择和决定。行政决策作为行政管理的核心其正确与否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所以行政生态学理论认为在进行行政决策时必须考虑到众多的因素诸如人民、地区、科学技术、社会希望及人的性格等。然而, 我国在进行行政决策时往往仅仅关注单一目标忽视了行政生态是一个大的系统这一特征, 存在着严重的单向度现象这就造成了决策在执行严重影响了行政生态系统。

4、国家赋予政府过大的行政权力。

目前, 我国政府仍然可以说是家长式政府, 尽管已经实施市场经济但是对市场经济过渡干预, 使得我国的市场经济中仍然存在计划经济的影子, 这就造成我国市场内商品的价格机制不能够充分地接受市场的调控, 总体来说也就是在我国经济的过热现象中主要是政府操控过热。

三、行政生态理论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根据之前所讲述的行政生态理论, 结合目前我们国家政府在行政管理方面所存在的弊端, 笔者认为我国在加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必须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继续将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 精简政府机构, 加强部门间的协调, 缩减机关工作人员, 提高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 明确各部门的职责。政府科层设计努力朝着韦伯理论论述的科层发展。扩大政府权力下放力度。运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管理, 使政府认识到它的使命是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搞好服务工作加强宏观调控, 而不是过渡干预微观经济主体。

2、实现“政治生态”。

所谓政治生态化, 就是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 最终促进政府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政治生态化要求基层政府以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 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地方生态环境的保护。我国许多基层政府曾因决策失误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促进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3、解决政府企业不分家、政府过度用力。

实现政治与行政的分离, 减少行政对政治相互间的干预, 在完善的责任保障机制的基础上保持权力的必要集中、精干、廉洁、高效并充满活力。实现政治与行政的分离, 减少行政对政治相互间的干预, 保持权力的必要集中, 精干、廉洁、高效并充满活力。既要保证单个经济主体利益的实现, 又要保证不损害社会整体利益;要控制环境污染、防止生态恶化、保持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保证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从行政生态的角度来看我国实行行政体制改革是需要各个政府系统相互配合的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它受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制约, 所以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与其他社会影响因素相结合来推行与实施。

摘要：行政生态学是行政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它的提出对发展中国家的行政体制发展有很大影响。本文通过介绍行政生态学基本理论, 继而分析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现状, 指出我国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最后运用行政生态学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行政生态学,行政体制改革,对策

参考文献

[1]彭文贤.行政生态学[M].台湾:三民书局, 1992.

[2]唐蓉.行政生态学视野下的大部制改革[J].湖北社会科学, 2009.2.

[3]张超群.公共行政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

[4]赵颖.单伟.论行政生态与基层政府行政体制改革[J].现代农业科技, 2009.24.

[5]薛刚凌.行政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6]李莉.西方行政生态学理论及其对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启示.理论月刊,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