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人物(共7篇)
“双百”人物 篇1
摘要:集体传记研究方法作为社会学一种重要的群体分析方法, 是对历史或社会中的某一共同体, 进行共同特征与经历等方面的研究。本文运用集体传记的方法, 对“双百”人物进行详细的社会学分析, 研究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的基本特征: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地区结构、党派结构、民族结构、职业结构等, 研究表明我党的群众基础十分广泛。
关键词:集体传记法,“双百”人物,群众基础
一、导言
为推动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深入开展, 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 经中央批准, 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了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活动。
“双百”人物虽然身处不同年代、不同环境、不同岗位, 但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崇高精神, 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那就是:忠于祖国、热爱人民, 追求真理、坚持理想, 艰苦奋斗、敢于胜利,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孕育、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 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厚精神资源。
本文通过对“双百”人物进行详细的社会学分析, 运用社会学的集体传记分析方法, 在详细解读“双百”人物资料的基础上, 研究“双百”人物身上的共性与特征, 旨在表明我党群众基础的广泛性。
二、分析方法
集体传记这一术语, 早在1743年就已被人们所使用了。按照克拉夫的说法, 集体传记这种历史技巧是基于传记合集 (collective biography) 或类似的史料, 它的特征是利用有关许多人和许多事件的资料作为其素材来源。按照斯通 (L.Stone) 的定义, 集体传记是指“通过对历史中一群人的生活的集体研究, 对之共同的背景特征的探索”。【1】它采用的方法是:先确定一个要研究的范围, 然后提出一组相同的问题, 如关于生卒、婚姻与家庭、社会出身和继承的经济地位、居住地、教育背景、个人财富的数量与来源、职业、宗教信仰、任职经历等。通过对在些范围中个人的各种类型的信息的并列和组合, 通过对重要的变量的考查, 所要研究的既包括这些变量内在的关联, 也包括它们与其他行为或行动方式的关联。
三、分析群体的选取
“双百”人物中有团体名单, 鉴于人数统计方便, 本次研究不将其包括在内。因此, 英雄模范人物我们选取了96名研究对象 (其中“八女投江、刘老庄连、周文雍和陈铁军夫妇、狼牙山五壮士”四组不计入) ;感动中国人物我们同样选取了96名研究对象 (其中“中国女排五连冠群体、草原英雄小姐妹、李桂林和陆建芬夫妇、唐山十三农民”四组不计入) 。
四、分析结果
1、性别结构
英雄模范人物中有男性86名, 女性10名,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89.58%、10.42%;感动中国人物中有男性77名, 女性19名, 男女所占比例分别为80.21%、19.79%, 建国以后女性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我党历来重视妇女工作, 女性的地位在建国以后得到显著改善, 社会作用得到很大提高, 女性作为巾帼英雄登上了历史舞台。由此可见, 妇女是我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中不可或缺的主力军, 是我党群众基础的“半边天”。
2、年龄结构
英雄模范人物的年龄分布相对比较集中, 主要分布在20—30、30—40、40—50三个年龄段, 平均年龄为39.40岁。这从侧面反映在建国前, 在战争年代, 由于社会动乱、生活艰苦, 英雄人物的年龄普遍不大, 他们大多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感动中国人物的年龄分布相对比较平均, 平均年龄为53.02岁, 50岁以上的人数多于英雄模范中的人数。
这是因为, 在建国前的战争年代, 在战乱不断、生活条件艰苦、医疗水平落后、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 英雄人物的寿命普遍不长。建国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医疗水平的提高, 人民的寿命也大为延长。究其实质, 说明无论在革命年代, 还是建设时期, 我党的群众基础在年龄段方面具有广泛性。
3、地区结构
英雄模范人物分布于24个省份、地区, 其中有四位来自国外, 加拿大一位、朝鲜一位、美国一位、乌克兰一位, 分布最多的地区是湖南省有17位。感动中国人物分布于30个省份、地区, 分布较为广泛, 人数相对集中于山东、四川、湖南、河南、江苏、河北、辽宁地区, 来自国外的只有一位——美国的马海德。可见, 我党的群众基础在地区分布方面 (甚至跨越了国别) 具有广泛性。
通过比较分析, 我们发现人数分布最多的四个省份地区为:湖南、山东、四川、江苏。具体参见表一:
我们认为, “双百”人物之所以在湖南地区分布最多, 与湖南当地的“湖湘”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湖湘文化“淳朴重义”, “勇敢尚武”, “经世致用”, “自强不息”。具体表现在:一是湖湘文化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二是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三是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就在于它具有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2】
文化乃国家的“软实力”, 各地应借鉴“湖湘”文化的建设经验, 努力打造区域文化的特性, 丰富区域文化的内涵, 提升党的群众基础的政治素质、社会责任和文化素养。
4、党派结构
关于“双百”人物的党派属性, 英雄模范人物中有中共党员82位, 占总体比例85.42%;感动中国人物中有中共党员87位, 占总体比例90.63%。可见中共党员始终是“双百”人物的主体,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党员无论是在建国前的革命斗争洪流中, 还是在建国后的现代化建设中都展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魄力, 宣告了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 他们是我们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此外, “双百”人物中也有国民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还有联共 (布) 党员和少先队员。可见, 我党的群众基础在党派 (无党派) 结构方面具有广泛性。这充分说明世界各国、社会各界群众对我国的建立、建设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也将极大激励社会各界、各阶层群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继续奋斗。
5、职业结构
鉴于英雄模范人物职业的“革命性”,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的96位人物的工作进行集体分析研究, 分析所参考的依据是1998年12月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参照这个分类标准, 我们根据感动中国人物每个人的具体工作, 设置如下的9个职业类别:
其中, 科教文卫工作者主要是指教师、医生、护士、运动员、艺术家等科技工作人员, 他们是工人阶级的重要阶层, 在感动中国人物中占了23.96%, 科教文卫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纵观表四, 我们可以发现感动中国的人物来自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阶层, 还有社会中最底层、最辛苦的劳动群众, 比如淘粪工人时传祥, 他“宁可脏一人, 换来万家净”;“铁人”王进喜“宁肯少活20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信访工作岗位上忠于职守, 执著地为民排忧解难,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的吴天祥……【3】无论是为新中国成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 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平凡岗位上做出非凡业绩的劳动模范, 或是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过程中涌现的英雄人物, 他们都用自身的实际行动折射出了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这表明我党的群众基础在职业结构方面具有广泛性。
五、结论
通过社会学的集体传记方法, 我们对“双百”人物的性别、年龄、地区分布、党派、民族、职业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 加深了我们对“双百”人物的认识和理解。“双百”人物不仅体现了社会对时代先锋的肯定和认可, 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更是对我们的鼓舞和激励。研究表明, 我党的群众基础在年龄结构、地区结构、党派结构、民族结构、职业结构方面具有十分的广泛性, 体现了我党具有先进的阶级性与广泛的群众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刘兵, 关于科学史研究中的集体传记方法[J], 学术前沿, 2004.7.14。
[2]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8581.htm。
[3]裴艳丽、杨金洲, 从“双百”人物透视当代爱国主义[J], 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双百”人物 篇2
双百人物中,他们的确各自以自身的种种事迹催人泪下激人振奋。虽然他们这次大规模的集体出现来的稍晚了些,但是对于为新中国成立用生命作出巨大贡献的千千万万英灵而言,尚可慰藉九泉。我以为我们应该将更多的殊荣,光环,更多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感情、感恩奉献给他们和他们的后人。。。这样将会更加感动活着的13亿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形式下激励、团结国人,发奋图强为争当一流国家作出各人应尽义务。
从双百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的相印叠合。他们的人生故事,折射出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的脉络。“双百”人物接连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让人们透过历史的烟云认识到:新中国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发展壮大的。重新这些“双百人物”的英名和业绩,可以让我们再次经历精神的洗礼,敬获一次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教育。
他们也许是千万平凡人中的一个,从事着同样并不起眼的工作,但他们秉承着炎黄子孙所共有的优秀品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出自己一切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作为一名高中生,我们要学习的不仅仅是知识,难道不更是这种最朴实但最真诚的思想品质吗?
他们,让我们感谢。为了让贫困的孩子能安心上学,白芳礼老人几乎是用超过极限的生命努力支撑着。在十多年的是时间里先后捐款35万元,资助了300多个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他为学生们送去的每一分钱,都是用自己的双腿一脚高一脚低那么踩出来的,是他每日不分早晚,栉风沐雨,用躺下的一滴滴汗水积攒出来的,来之不易,来之艰辛!照常理,像他这样的古稀老人不仅无须再为别人做什么,倒是完全应该接受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可他没有,不仅丝毫没有,而是把自己仅有的能为别人闪耀的一截残烛全部点燃,并且燃烧地如此明亮,如此辉煌。
他们。让我们敬佩。一生的铿锵有力,全身的铮铮傲骨!黑瘦的身躯里是不屈不挠的意志。他为我们民族灵魂而呐喊,他的存在让我们国人不在彷徨。他用一生的精力书写了两个大字:不朽!他就是我们伟大名族的民族魂。鲁迅,这个跨时代的声响将引领中国人一步步走向辉煌。
他们,值得我们学习。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雷锋,你用有限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奉献的生命赞歌,你的伟大背影将永远立在我们的心门前。
还有多少个他们啊,同样用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筑起一道壮大复兴的围墙,他们都是新时期最可爱的人。
一切的感动只有为人民才叫人五体投地,一切的感恩只有为祖国才真正深入人扉。
于千万人之中,他们也许再平凡不过;于千万年之中,他们或许微不足道,但是野百合也有自己的春天,如野百合的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与辛苦装扮着祖国的春天,他们的点点滴滴感动着中国,感动着世人的灵魂。
他们有的身残但志不残,有的为祖国荣誉而战斗,有的为人民利益而付出,有的为理想而拼搏,不管他们属于哪一种,他们所拥有的那一份精神在我的内心荡起一层层涟漪,让我的灵魂受到强烈的抨击,我不禁为他们鼓起人生的掌声。
张海迪,长期坐在轮椅上,比起平凡人来说,上帝似乎对她的眷恋太少了,但她凭借着顽强的毅力,那股不服输的干劲,克服了种种困难,自学成才,她不仅精通多种语言,还出版了许多作品,与此同时,她还经常挤出时间去福利院,去看我那些孤寡老人和残疾儿童,给他们送去家人般的关爱,让他们感受大家庭的温暖。是的,她不算完美,还有很多缺陷,但外貌不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她那自强不息的精神已成为我战胜未来人生中一切困难的原动力,她那种不向命运低头,要“扼住命运咽喉”的精神震撼了我的心灵。
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楷模,人民的好干部,他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身先士卒,带领人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不管天气怎样恶劣,他都会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由于长期饱受肝病的折磨,身子一点点垮下来,即便如此,他也一直在“一线战区”。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植树治沙,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虽然他已不在人世了,但他始终活在那片黄土地上,活在当地乃至全国老百姓心中。他的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又一次撼动了我的心灵。
丛飞,一生都在做慈善事业,资助辍学儿童,数额巨大,但他却一直生活清贫,为了募集财物,他将大部分演出时间都花在社会公益上,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贫困儿童身上,后因晚期胃癌而英年早逝,就连死后也捐献出自己的眼角膜让六位盲人重见光明。他无私奉献,为了儿童而歌唱的精神感动着许多人,他助人为乐的品质是所有人,特别是我们青少年所要学习和传承的。
不仅仅是他们,还有许多人,或许只是一个拉黄包车的,一个送信的,在他们身上都能感动人心的地方,他们用自己的人生轨迹感动着中国,感动着世界。
于千万人之中,他们也许再平凡不过;于千万年之中,他们或许微不足道,但是野百合也有自己的春天,如野百合的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与辛苦装扮着祖国的春天,他们的点点滴滴感动着中国,感动着世人的灵魂。
昨日,双百人物用他们的高尚人格操守感动着中国,感动着世界;
今朝,我们继承并发扬他们的优秀精神,将感动永远传递下去;
聚焦“双百市场工程” 篇3
弹指间,一年已过。“双百市场工程”实施的效果如何?影响如何?前景如何?业内人士无不观望等待。
2006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由于“双百市场工程”的实施,每年将新增交易额500亿元,增加就业150万人,并使2亿城市居民吃上放心菜。前景令人振奋!
2007年1月29日,“双百市场工程”作为一项重大惠农利民工程写入被称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7]1号),并通过新华社全文发表。这无疑是对“双百市场工程”的积极肯定和大力支持。
2007年4月18日,商务部、财政部又联合发出《关于2007年继续实施“双百市场工程”的通知》,通知指出“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7]1号),加快构建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商务部、财政部决定,2007年继续实施“双百市场工程”,并对有关建设改造项目予以资金支持。”
两天后,商务部“双百市场工程”现场会在广东东莞信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召开。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出席了现场会并讲话。他强调,“双百市场工程”是一项重大惠农、利民工程,是解决农产品“卖难”的有效途径,也是商务系统推动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会议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为“双百市场工程”的继续实施进行了部署,指明了方向。而会上相关数据的发布也展示出了“双百市场工程”实施一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
“双百”评选如火如荼 篇4
“双百”来自最基层
目前,我国公路总里程达到386万公里,有养护道班(工区)3.3万个,养路职工52万人。
2010年11月,由交通运输部和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共同组织的100个全国模范道班(工区)和100名全国模范养路工(简称“双百”)评选活动启动。
在交通运输部和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共同发出的《关于开展100个全国模范道班和100名全国模范养路工评选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中,对“道班”和“养路工”做了明确的界定:
道班是指公路系统最基层养护单位,包括道班、工区、养护站(所、队),以及养护公司下属的基层作业班组。
养路工是指在公路系统基层一线从事养护生产工作的养护工人,不包括相关机关、企事业单位非一线职工。
《通知》要求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好“双百”评选工作。要制定“双百”评选工作实施方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基层推荐,层层选拔,推荐出群众公认、先进事迹突出、真正具有模范和榜样作用的单位和个人,激发广大基层养路工爱岗敬业、爱路护路的热情,增强行业凝聚力。
截止3月初,工作组共收到154份道班事迹材料、150份养路工事迹材料。从3月开始,工作组召开多次会议,通过一审、二审后,确定参评道班为110个,养路工为112个。
20年3次评选
1990年,原交通部联合中国公路运输工会等单位举办了全国首次养路工、养路道班“双十佳”评选。同年12月24日,“双十佳”评选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时任交通部部长的钱永昌到会并颁奖。
1997年8月22日,原交通部联合中国公路运输工会全国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做好全国公路养路道班建设经验交流会准备工作的通知》,决定开展“双百佳”评选活动。1999年9月1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召开了全国公路养护“双百”经验交流会,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李居昌出席并做重要讲话。
2010年11月1日,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100个全国模范道班和100名全国模范养护工评选工作的通知》,再次拉开了“双百佳”评选活动的序幕。
行业规格最高
据悉,本次评选活动是近年来交通行业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一次评选活动,活动将全面展现新时期公路养护道班和养路工人的精神风貌和养护管理工作成就。
对最终入选的单位和个人,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会将联合授予“全国模范道班”、“全国模范养路工”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并将在2011年全国公路养护管理工作会上予以表彰,请部分模范单位和个人作先进事迹报告。对于部分优秀代表,还将被推荐参加201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评选。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安排,“双百”评选活动将努力体现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基本理念,提升行业形象,增强行业凝聚力,稳定公路养护队伍,引导行业进一步加强公路养护管理工作,推动公路事业可持续发展。
双百人物事迹 篇5
新中国60华诞前夕,“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结果中。雷锋、时传祥、王进喜、焦裕禄等当选为“双百”人物。他们虽然身处于不同年代、生活在不同环境、坚守在不同岗位,但是他们都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崛起做出了贡献,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崇高的精神:忠于祖国和人民、淡泊名利、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追求真理。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团结一致,振兴中华: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特区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和谐幸福而努力奋斗。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抗洪抢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激励着我们要服务人民、奉献社会。
艰苦奋斗、追求真理:铁人精神、邓稼先精神、航天精神、青藏铁路精神……激励着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坚持理想,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源远流长,而中国共产党人则以自己的行动做出了表率,生动诠释了伟大民族精神的真谛,谱写了一曲曲振奋人心、感动中国的动人乐章。
“双百”人物中,他们各自以自身的种种事迹,催人泪下、振奋人心。在这么多的人物事迹中,令我感触最大的是谭千秋。5•12大地震中,谭千秋弓着身子,张开双臂紧紧地趴在课桌上,雷鸣般的响声,地动山摇,冰雹般的砖瓦、灰尘纷纷砸在他的头上、背上,热血顿时奔涌而出。他咬着牙,拼命地撑住课桌,如同一只护卫小鸡的母鸡,保护着身下的四个学生,然而他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他是“最疼爱学生的老师”。谭千秋从教26年,教学成绩突出,多次受到表彰。在担任中学教导主任以后,他致力于学校的教学改革和创新,为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日常工作中,他非常爱学生,在校园里看到一块小石头都要捡起来,生怕学生们在玩耍时受伤……他是四川的特级教师,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他用生命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为人之师。在不久的将来,我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走上讲台,在读了谭千秋的事迹后,我决心以谭千秋为榜样,爱岗敬业,为人师表,关爱生命,爱护学生,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1957,“双百”方针为何中断 篇6
【原因之一:
高级干部中不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多数】
“双百”方针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亲笔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示祝贺。“百家争鸣”最初是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提出的。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回答说要“百家争鸣”。
但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基本的方针完整提出,则是1956年的事情。这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召开扩大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会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前一阶段文艺界和学术界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宣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毛泽东《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双百”方针提出后,广大知识分子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报以热烈欢迎。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说:“我们科学界所以衷心地欢迎‘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因为‘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道路。”(《科学家、教授谈“百家争鸣”》,《光明日报》1956年5月25日)
北京大学教授傅鹰表示:“我们搞科学工作的人,百分之百的赞同‘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要科学发展,就应该做到自由论争,‘百家争鸣’。不这样,思想就会僵化,科学还哪里会发展。”
但是,对这一政策,在党的干部队伍中,不少人却心存怀疑和忧虑。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干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文章《我们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人提倡了。二是过去的一年利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来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要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等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三是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作品,甚至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
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报刊转载,有的甚至还以编者按的形式赞成陈其通等人的观点。尤其引人注意的是,2月28日的《旅大日报》在转载陈其通等人文章时,编辑部还在按语中说:“这篇文章提出了当前在文学艺术战线上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引起了文艺界及有关方面的广泛注意。在我省,日前中共辽宁省委文教部召开的文艺编辑座谈会曾经讨论了这篇文章。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也是及时的,文章中提出的几点意见,都是正确的。”这些事实表明,对“双百”方针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者并非只是个别人。毛泽东也一再说过,高级干部中不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多数,赞成的是少数。(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上海市委的一位负责人说,“百家争鸣”缺了共产党一家。北京市委的一位领导干部也持同样观点,认为1956年是唯心论抬头,唯物论的鸣声不高,向科学进军后,知识分子开始钻研业务了,但尾巴也翘起来了。
1956年底1957年初,有人向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信,认为“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攻,说什么1955年是无产阶级思想向资产阶级思想总攻击的一年,1956年是资产阶级思想反攻的一年。资产阶级思想获得了苏共二十大的援军,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其具体表现是唯心主义解放了。此人还说,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除了鼓励争鸣外,没能解决唯心主义长期存在对人类的祸害问题,因此思想界很混乱,什么人的主观意见都说是“百家争鸣”。
在那些不赞成“双百”方针的人看来,“百家争鸣”中,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其他九十九家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样“鸣”的结果,很可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占了上风。他们还认为,多少年来一直提倡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可是“百家争鸣”一来,唯心主义也获得了“争鸣”的资格;而且他们认为,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世界观本来就是唯心主义的。因此,“百家争鸣”将会使唯心主义呈日益泛滥之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将变为一句空话,随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鸣放出来,局面将不可收拾。尽管1957年春毛泽东对为什么要实行“双百”方针作了多次讲话,并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作了公开的批评,但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未真正统一。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开展,相当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将“右派言论”的出笼与“百家争鸣”联系起来,认为都是“百家争鸣”闯的祸。所以反右派运动后,“双百”方针作为一句口号还在使用,但实际上已不可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
【原因之二:
对“双百”方针理解的偏差导致“大鸣大放”】
1956年大力倡导“双百”方针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体制的许多弊端,其中包括文艺和科学工作的种种清规戒律挫伤了知识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领导人在试图走出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除了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要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外,在思想文化建设上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提出在文学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在学术研究上提倡“百家争鸣”。尽管这一政策所允许的对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的宽容,并没有超过1954年通过的宪法中关于“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但这一政策的提出,与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文艺的粗暴干涉和对科学研究随意贴上政治标签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是对此前片面强调学习苏联且一味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但是,应该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提法,虽然在建国初就已出现,可把它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是1956年4、5月间才正式提出的。而这个方针的提出,党内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思想酝酿,没有通过深入的学习讨论,因而也没有在党内形成广泛共识。1955年,在意识形态领域,曾大张旗鼓地进行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谴责,开展了对梁思成建筑设计中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错误”的批判,组织了大规模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些运动几乎涉及整个知识界。仅过了半年,“双百”方针便提出来了,尽管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长期的思维惯性使相当多的党员、干部一时难以转过弯来,对实行这一方针抱有某种抵触情绪。就是因思想改造和各种批判运动而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也对此心存疑虑而不敢大胆“争鸣”。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坦言:“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鸣放的方针,大家都很兴奋。不过有这样一种疑虑:今天我把什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不光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我所接触的一部分人也有这种想法。有的朋友谈起整风,不知道我们是否要弄在里头?还有人怀疑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善党群关系》,《光明日报》1957年5月10日)
“双百”方针提出后,知识界出现了一种想“放”而不敢放,想“鸣”而不敢鸣的局面,正如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的:“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意味着他们的积极性是动起来了,特别表现在提高业务的要求上,但是消极因素还是很多的。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这种情况出现后,党内又产生了急于想改变这种局面的情绪。恰好此时,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广泛的整风运动,以改进干部作风。于是,人们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变成了千方百计劝导知识分子参与“争鸣”,并且将这种“争鸣”转变为动员知识分子参加整风运动的一种方式,甚至还搞起所谓“大鸣大放”。所以从这时起, “放”与“鸣”的重点,已不是文艺与学术思想问题,而是鼓励党外人士“鸣放”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到此时,人们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当初这个方针提出的时候,毛泽东说得很清楚,是“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限定的范围是十分清楚的。至于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之外的领域,事实上是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坚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必要进行“争鸣”。偏离“放”与“鸣”的结果,是“放”出了大量的“毒草”,“鸣”出了一大批的“牛鬼蛇神”。由于对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判断,随后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这样一来,“双百”方针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原因之三:匈牙利事件的消极影响】
探讨“双百”方针在1957年的历史命运时,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这就是1956年秋的匈牙利事件。这年10月,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发生大规模群众性示威游行,提出反政府的口号,随后演变为大规模的骚乱和流血冲突,后来由于苏军进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事件才得以平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甚为震惊,同时也使他产生了一种高度警惕,即如何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在中国重演。
当时,毛泽东一方面自信地说:“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但另一面,他也不能不提防中国出现类似的问题,而且要设法避免。尤其在1956年下半年,我国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现象,城市有少数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农村也发生了一些农业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的事件,这更增加了毛泽东的担心。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指此时国内少数闹事的人——作者按)引出了洞。”他还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毛泽东又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此时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半年前他对“双百”方针的提倡,用意上是有所不同的。半年前,是为了繁荣文学艺术和推进学术研究。匈牙利事件后,虽然他仍有同样的用意,但还有一层用意,就是让那些“毒草”长出来,让“牛鬼蛇神”跳出来。毛甚至说:“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有人曾提出:“毛主席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十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的,而一旦形成,他就亲自执行,全力以赴做‘引’的工作。”不过笔者认为,1956年10月开始的“放”的策略,与1957年5月正式作出的“引蛇出洞”决策,在本质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此前的“放”更多的是树立对立面,使“香花”与“毒草”进行比较,从而使人们能辨明什么是“毒草”并最终自觉地与之划清界限,使“香花”更好地生长。整风运动之前,在毛泽东看来,有那么一些“毒草”并不可怕,到时把它们锄掉就是了。
可是,1957年5月整风开始后,鼓励“大鸣大放”的结果,放出来的“毒草”大大超过了党的领导人的预料,这才使他们感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需要来一场大规模的锄“毒草”运动。为了将“毒草”除尽,尤其是将那些隐藏较深的“毒草”除掉,毛泽东一面在党内布置反击,一面指示继续“鸣放”,目的当然是为了届时聚而歼之。如果说,1956年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种政策来提倡,那么,匈牙利事件后就有政策与策略并重的意味了,甚至后者更主要一些。至于在作出反右派运动的决策后,继续鼓励“鸣放”,毫无疑问,仅是一种策略了。到了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双百”方针中止也就不奇怪了。
【原因之四:
对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变化缺乏足够的估计】
1956年知识分子政策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在这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曾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不单单是一个称号问题,更主要的是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的一种认同。
但是,在随后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并没有使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提法,而是说:“在党的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6年来各方面的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的强烈影响下,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这就说明,当时党内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并不一致,仍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并未改造好,还不能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我国的政治用语中,“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是有层次上的区别的,无产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而劳动人民从整体上讲是不能作为领导阶级的。反右派运动前,毛泽东一方面不断地强调要坚持“双百”方针,另一方面又一再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提法。1956年9月,他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这样说:“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与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又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有的人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毛泽东之所以仍将知识分子冠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因为在他看来,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大概只占百分之十几,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说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这种估计,不但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不一致,而且也不符合知识界的实际情况。对知识分子建国以来变化的过低估计,必然导致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仍属改造对象,另一方面又鼓励他们参与“争鸣”。这就难免在主观上把他们看作“百家”中的资产阶级成员,在潜意识里认为他们“鸣”出来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整风运动后“右派言论”的出现,似乎更印证了原来的判断:知识分子果真没有改造好,果然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说,在反右派运动的准备阶段,为了“引蛇出洞”,“百家争鸣”作为一种策略还在使用的话,到了正式“反右”之后,自然就不能让它出来继续毒害民众了,“百家争鸣”当然也就不能再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份儿。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百花齐放”变成了一枝独秀,“百家争鸣”也就变成了一家独鸣。这种局面,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改变。
“双百”人物 篇7
建设“双百工程”,挖掘各类废弃物中蕴含的丰富资源,将有效增强资源保障能力。根据相关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煤矸石、煤泥等低热值燃料电厂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7500万千瓦,仅此一项年可节约原煤超过1.2亿吨。建设“双百工程”是减少废物排放、解决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有效途径,如粉煤灰排放量大、占地多,如果得到合理利用将有效减少由于堆存造成对土壤、大气、水质等环境的影响和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建筑废物综合利用将有力减轻“垃圾围城”问题。建设“双百工程”更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形成较大规模。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是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五”期间年产值超过1万亿元,就业人数超过2000万人。建设“双百工程 ”,发挥示范工程(基地)和骨干企业的技术引领支撑作用,依托优势企业、产业集聚和重大项目,加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规模化发展,有利于实现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
通知要求,到“十二五”末,“双百工程”形成资源综合利用能力超过2亿吨/年,占全国新增利用能力的30%。示范工程(基地)内的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与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40%和45%以上。实现良好资源综合利用效益。到“十二五”末,“双百工程 ”实现资源综合利用产值超过1000亿元,吸纳就业人数超过200万人,培育一批资源综合利用上市企业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集团公司。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水平。通过“双百工程 ”培育扶持一批资源综合利用相关技术研发中心,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突破共性问题瓶颈,部分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悉,“双百工程”建设领域主要在以下方面: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主要是共伴生矿产及尾矿资源综合利用(煤层气发电除外);产业废物综合利用,主要是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副产石膏、冶炼渣、建筑废物综合利用(煤矸石发电除外);废旧资源综合利用,主要是废旧轮胎、废弃包装物、废旧纺织品再生利用。
推荐列入“双百工程”建设备选示范工程(基地)的条件是:1.各类废物年产生量1000万吨以上的市,所辖区域内资源综合利用支撑企业不少于5家,资源综合利用总产值超过10亿元。2.已编制或正在编制本地区的资源综合利用相关规划,提出的各项目标高于《“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提出的各项全国性目标。3.优先推荐《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实施方案》规划内的各项示范工程(基地)。4.前期基础好,已形成一定产业规模,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和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分别不低于35%和4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不低于70%。5.具备一定的技术支撑能力。推荐列入“双百工程”建设备选骨干企业条件是:1.原则上应为集团公司,下属专业化综合利用子公司不少于3家,企业年利废能力不低于100万吨(含子公司),具有较强的上下游产业带动、辐射示范作用。2.应以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生产、加工利用为主业,综合利用总产值不低于5 000万元(含子公司)。3.获得《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证书》。4.企业现有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中鼓励类范围。5.企业采用的生产工艺、技术装备以及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处于全国同行业领先水平。6.企业近3年经济效益较好,利润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应低于60%;银行信用等级应在AA级以上。
(朱永旗)
节能环保产业未来五年或达10.5万亿元
刚刚发布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未来5年,我国全社会环保投资需求约3.4万亿元。“十一五”时期,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产值累计超过7万亿元,增加值约2万亿元,已接近全社会环保投入,而投资约为2.16万亿元。依此计算,“十二五”时期,3.4万亿元的环保投资将带来10.5万亿元的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增加值将超过环保投入,显示出新创产出大于治理投入的良好前景。
为确保“十二五”时期环保投入,《规划》指出,各级地方政府要把环境保护列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适时增加环境保护经费安排。国家围绕推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改善环境质量状况,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中西部地区和民族自治地方环境保护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还要求,环保投资将利用市场机制,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确保工程投资到位。工程投入以企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主,中央政府区别不同情况给予支持。
3.4万亿元的环保投资中,重头戏是《规划》确立优先实施的8项环保重点工程:主要污染物减排工程、改善民生环境保障工程、农村环保惠民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重点领域环境风险防范工程、核与辐射安全保障工程、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工程和环境监管能力基础保障及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等,涉及投资达1.5万亿元。专家称,8项工程涉及了多数具体环境领域。
在这次环保大会上,环境保护部与各省级人民政府和8大中央企业集团签署“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各签署单位全面落实目标责任书要求后,将完成5561个工程减排项目。环保部此前还称,“十二五”时期,全国将至少新建1 184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总能力4 570万吨;4亿千瓦火电机组建设脱硝设施,以及一大批造纸、印染、钢铁、水泥等治理工程。显然,在接下来的4年中,各地将掀起环境工程建设的热潮。
经过“十一五”时期的发展,我国环保产业盈利模式逐步成熟,市场认可度和覆盖面大为提高,已初步具备以市场机制高效参与环保工作建设的能力。近年来,为推进环保产业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将节能环保产业作为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将重点发展高效节能、先进环保、资源循环利用关键技术装备、产品和服务并将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给予支持。
在产业政策和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节能环保产业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环保产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将保持年均15%至20%的增长速度,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环保产业市场之一。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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