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皮细胞黏附分子-1（共7篇）
内皮细胞黏附分子-1 篇1
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 (V C A M-1) 是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 作为重要黏附分子参与肿瘤血管形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 E G F) 是一种高度特异的血管内皮细胞有丝分裂素, 能刺激内皮细胞分裂、增殖, 促进内皮细胞移行, 增强血管通透性, 在白血病血管生成中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检测初诊急性白血病 (AL) 患者标准化疗方案治疗前后的血清V C A M-1和V E G F表达水平的变化, 探讨两者与预后的关系。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6年1月至2010年12月我院收治初诊AL患者共67例 (简称AL初诊组) , 男性37例, 女性30例, 年龄10～68岁, 平均 (37±8) 岁。其中急性髓系白血病 (A M L) 3 9例 (5 8.2%) ,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 28例 (41.8%) 。同时收集13例达到完全缓解的患者 (简称完全缓解组) , 男8例, 女5例, 年龄15～46岁, 平均 (31±5) 岁。所有病例均符合张之南主编的《血液病的诊断与疗效标准》有关标准。另选取健康体检者30例作为正常对照组, 男性16例, 女性14例, 年龄18～50岁, 平均 (33±6) 岁, 排除肝、肾、肺及其他恶性疾病。三组病例在性别、年龄等方面接近。
1.2 方法
AL初诊组和正常对照组患者均空腹采血3ml, 以2000r/min立即离心20min, 取上层血清, 于-20℃冰箱冷冻保存;完全缓解组患者再次采血分离血清待用。V C A M-1试剂盒由美国R&D公司提供, V E G F试剂盒由深圳晶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均采用ELISA法检测, 严格遵守试剂盒操作说明书。
2 结果
2.1 三组血清V C A M-1、V E G F表达水平变化 (表1)
由表1可见, A L初诊组血清V C A M-1、V E G F表达水平最高,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9.53、15.44, P<0.01) ;与完全缓解组比较, 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t=6.15、9.48, P<0.01) 。完全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血清V C A M-1、V E G F表达水平接近,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48、1.47, P>0.05) 。
2 . 2 血清 V C A M - 1 、V E G F 表达水平相关分析
初诊A L 患者血清 V C A M - 1 、V E G F 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呈明显的正相关(r=0.59，P < 0.01)。
3 讨论
V C A M-1在正常骨髓细胞的表达是构成细胞与细胞、细胞与基质相互识别和黏附的主要基础, 参与造血细胞的迁移、定位、增殖、分化等。在A L患者中V C A M-1广泛存在于一些白血病细胞内, 加强白血病细胞的存活、增殖能力, 其表达水平增高更有利于白血病细胞转移而导致疾病进展[1,2]。本文结果显示, V C A M-1在初诊A L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完全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 而后两者之间V C A M-1表达水平接近。说明A L患者白血病细胞主动表达V C A M-1, 可能是初诊A L患者V C A M-1升高的原因, 而化疗药物可以有效影响白血病细胞V C A M-1的分泌, 减少肿瘤细胞浸润及新生血管形成。
V E G F在淋巴瘤、骨髓瘤、白血病等血液恶性肿瘤中的作用和临床意义, 近年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V E G F在急性白血病中的高表达与骨髓微血管密度 (M V D) 密切相关, 白血病细胞表达、释放V E G F, 通过与V E G F受体结合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和新生血管形成, 为白血病细胞的生长提供了必要条件[3]。本文结果显示, 初诊AL患者血清V E G F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完全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 说明增高的VEGF主要由白血病细胞分泌, 并通过促进血管生成等机制参与白血病的发病。急性白血病完全缓解后患者血清VEGF水平下降, 提示对于化疗有效的患者, 化疗药物通过杀伤白血病细胞, 减少促血管形成的细胞因子分泌, 降低了肿瘤介导的新生血管形成, 间接具有抗血管新生的作用。本研究还对初诊AL患者血清VCAM-1、VEGF表达水平进行了相关分析, 结果呈明显的正相关。
综上所述, 检测急性白血病患者血清VCAM-1、VEGF表达水平的变化, 对于了解病情发展、观察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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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细胞黏附分子-1 篇2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型糖尿病组231例(男120例,女111例),均为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05至2007年住院及门诊患者,符合1999年WHO糖尿病诊断标准。以散瞳眼底镜检查及眼底荧光血管造影为诊断DR的金标准,将并发DR的列为病例组(按DR国际临床标准分型,诊断符合《眼科临床指南》),未并发DR的列为对照组。两组人群均无急慢性肾炎、下尿路感染,近期未用肾毒性药物,无全身感染、肿瘤、心力衰竭、酮症酸中毒、高渗综合症,无严重屈光介质浑浊。两组均正规内科治疗控制血糖水平。患者均知情同意及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研究对象禁食10~12h次日清晨测量身高、体质量,并计算体质量指数[BMI=体质量(kg)/身高(m)2],测量坐位血压3次取均值。空腹静脉采血,AU-400生化检测仪测定空腹血糖(F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ET-1测定采用RIA法(试剂盒由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提供,批内变异系数<5%,批间变异系数<10%),操作方法严格按说明书进行。sICAM-1测定采用ELISA方法,试剂盒由美国Endogen公司提供,仪器采用奥地利SLT3型全自动酶标分析仪。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应用SYSS10.0软件处理。正态分布的资料以χ—±s表示,多组间比较应用方差分析。各指标间关系采用直线回归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逐步回归法。
2 结果
2.1 ICAM-1和ET-1水平
轻、中、重度非增殖性DR(NPDR),增殖性DR(PDR)病例组ICAM-1和ET-1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Pearson相关分析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有统计学意义
临床分型与血浆ET呈正相关(r=0.613,P<0.01),病程正相关(r=0.429,P<0.01)。
2.3 各指标多元逐步分析结果
将s ICAM-1作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ET-1、TC、TG、LDL-C、HDL-C、FBG、BMI、收缩压、NPDR、PDR作为自变量,用多元逐步回归筛选变量,结果显示,s ICAM-1与ET-1、NPDR、PDR、TG、HDL-C显著相关,而与其他因素无相关关系,表明其他对s ICAM-1无显著影响。校正这些因素的影响后,s ICAM-1与ET-1、NPDR、PDR仍然相关(r=0.521、r=0.625、r=0.591),见表1。
3 讨论
ICAM-1属于免疫球蛋白家族成员,多种细胞能表达ICAM-1,以血管内皮细胞表达最强。表达于细胞表面的ICAM-1脱落后进入血液成为sICAM-1。sICAM-1的量与细胞表面ICAM-1的分子数量呈正比,测定sICAM-1的浓度可间接反应内皮细胞和抗原递呈细胞表面ICAM-1的表达量。ICAM-1在活性内皮细胞上的表达是循环白细胞聚集、浸润引起局部组织损伤和炎症反应的关键[4]。本研究显示,轻,中、重度非增殖性DR(NPDR),增殖性DR(PDR)病例组ICAM-1组间差异显著。多元回归分析显示,血清sICAM-1与NPDR、PDR显著相关,提示sICAM-1可能参与DR发生、发展的病理生理过程,与病变的程度相关,因此可作为病情变化的检测指标。
ET-1是由血管内皮细胞合成和分泌的小分子血管活性肽,具有多种生物活性[5]。在微循环障碍、组织缺氧等条件下,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导致内皮素释放增加,定量测定血浆中ET-1含量,是反映体内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特异性分子标志物。ET-1可反映内皮功能失调,而内皮细胞受损被认为是导致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和大血管病变的机制[6]。国外研究证实,糖尿病状态下,眼组织中内皮素的合成和分泌增加,增加的内皮素不仅参与调节血管阻力、眼内组织细胞生长增殖及基质分泌,而且与DR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7,8]。本研究显示,ET-1水平与DR病程及病变严重程度正相关,与报道基本相符。
炎性反应可通过多种途径导致视网膜损伤,引起和促进DR。因此,根据本研究结果,推测ICAM-1和ET-1水平升高可能是导致DR的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提示检测ICAM-1和ET-1水平可能有助于预测DR的病变程度,因此对2型糖尿病患者检测sICAM-1与ET-1水平,及早干预,以早期预防和延缓微血管并发症的出现。但是由于本文观察例数较少及病例选择的局限性,尚需大样本、多角度进一步研究。
摘要：目的探讨血浆内皮素1(ET-1)和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水平与2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的关系。方法散瞳眼底镜检查及眼底荧光造影检查作为分组金标准,在2型糖尿病患者群中测定93例存在视网膜病变患者分为轻度非增殖性DR(NPDR),中重度NPDR和增殖性DR(PDR)组及138例尚未出现视网膜病变患者(对照组)ET-1和ICAM-1水平。结果ET-1和ICAM-1水平在不同临床分型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ET-1与病程正相关;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sICAM-1与ET-1、NPDR、PDR相关。结论检测ICAM-1和ET-1水平可能有助于预测DR的病变程度。
关键词：2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细胞间黏附分子1,内皮素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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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细胞黏附分子-1 篇3
1 VEGF与骨肉瘤
1.1 VEGF的来源,结构及功能
1989年,Ferrara等从牛垂体滤泡星状细胞体外培养液中分离提取出来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属于糖基化分泌性多肽因子,分子量在35-40Kb之间,早期也称作血管通透因子VPF,是血管内皮细胞特异性的肝素结合生长因子,能够在体内诱导血管新生。VEGF具有高度的保守性,是由二条分子量各为24kDa的单链以二硫键组成同源二聚体糖蛋白。在人类,VEGF基因定位于第六对染色体P21.3,全长14Kb,其基因组由8个外显子和7个内含子构成[3]。VEGF与血管内皮细胞受体结合,使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升高以及激活细胞内基因使细胞表达水解酶、蛋白酶和相应的组织因子等,从而使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分化,形成新的血管。此外,VEGF还可以通过增加血管增加细胞外基质促进血管生成。
1.2 VEGF与骨肉瘤的关系
从骨肉瘤的临床表现中浅静脉怒张可以看出骨肉瘤的血运丰富,而VEGF是血管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VEGF是骨肉瘤形成的重要因素。2000年,Kaya等利用免疫组化的方法发现,27例原发恶性骨肿瘤中有17例阳性,阳性率为62.9%,明显高于VEGF染色阴性的标本组织切片。说明了VEGF与骨肉瘤存在密切联系。而且还发现,VEGF与骨肉瘤的肺转移明显相关。2002年Sulzbacher等对57例骨肉瘤利用免疫组化法染色,结论是骨肉瘤组织中,骨桥蛋白的表达与VEGF相关,而且,VEGF高表达的患者预后不良。2003年,Tsunemi等应用动物的骨肉瘤模型研究骨肉瘤原发灶切除后肺转移的发生情况,结论是原发骨肉瘤切除后,机体系统性血管生成活性增加,促使骨肉瘤发生肺转移,而应用抗血管生成剂可以阻止骨肉瘤术后肺转移的进程。2009年,Bajpai J等通过对经过新型辅助化疗后的31个患者(平均年龄17岁,男女比例25:6)手术切除后的骨肉瘤标本进行免疫组化分析。经过三个疗程的化疗后,手术切除肿瘤,通过Huvos分级对肿瘤组织进行分级,免疫组化对肿瘤标本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肿瘤组织的分级越高,VEGF表达越明显。由此,可以通过分析VEGF的表达,来决定对肿瘤组织实行的何种手术治疗方案。
1.3 VEGF与骨肉瘤的临床治疗
随着对VEGF诱导骨肉瘤生长、侵来达到治疗骨肉瘤的目的。早在1995年,Asano等在BALB/c裸鼠身上接种HT-1080细胞,并通过静脉注射MV303(能够与VEGF的受体结合),每只小鼠的注射剂量为100μg,发现MV303成功免疫VEGF/VPF后,有效的抑制原位肿瘤以及转移的肿瘤的生长,而且没有明显的副作用.2001年,Gordon等向晚期肿瘤患者静脉输注rhuMAb VEGF,发现肿瘤组织得到有效的抑制。
2 CD15与骨肉瘤
2.1 CD15的结构及功能
CD15抗原又叫粒细胞相关抗原,或Lewis抗原,由半乳糖、岩藻糖和Y&乙酰葡萄糖胺组成,是一种表达在肿瘤组织细胞表面糖酯和糖蛋白上的含有寡聚糖的一组碳水化合物抗原,是癌细胞表面异常表达的九碳糖。为选择素所识别的比较确定的一个配基,是细胞黏附分子E-选择素的配体,主要表达在粒细胞和某些肿瘤细胞表面,与E-选择素特异性结合以帮助癌细胞穿过内皮细胞的基底膜,与恶性肿瘤的恶化和转移呈现正相关。CD15表达随癌细胞分化程度下降,淋巴结转移和临床分期增高而明显增高.
2.2 CD15与骨肉瘤的关系
CD15是一种细胞粘附分子(CAM),是细胞表面的一种糖蛋白,与许多恶性肿瘤的形成和转移有密切的关系,并被认为是肿瘤预后不良的一种标志。CD15与食管癌,肝癌,大肠癌等有密切的关系。CD15的表达与骨肉瘤的发生与转移的关系尚不清楚,CD15与VEGF是否共同促进了骨肉瘤的形成也不清楚。因此,通过各种途径对CD15、VEGF与骨肉瘤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临床意义。
2.3 CD15与骨肉瘤的临床诊断与治疗
研究表明,检测甲状腺癌组织中CD15抗原表达,有助于筛选具有转移潜能的肿瘤,可作为一项辅助指标用于甲状腺癌更准确地估测预后,指导治疗。检测膀胱癌的CS15的抗原的表达,有助于帅选转移性的肿瘤,可作为一项辅助指标用于膀胱癌更准确的估测预后,指导治疗。我们可以推断,检测CD15在骨肉瘤中的表达也可以作为估测预后的指标,用于临床指导,但这需要进一步证实。
3 VEGF与CD15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及在骨肉瘤中的临床治疗应用前景
VEGF与骨肉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但与骨肉瘤的转移尚有争论,而CD15与肿瘤的转移有密切关系。而高度恶性的骨肉瘤,特别是已经发生转移的骨肉瘤患者中是否存在VEGF和CD15的高表达,尚待进一步证实。有可能通过针对VEGF与CD15的研究,研发出新的临床药物,以提高高度恶性的骨肉瘤患者的生存率,并对患者的预后作出有效的评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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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细胞黏附分子-1 篇4
1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患者为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2006年9月至2010年6月老年科住院患者,共20例,其中男15例,女5例,年龄60～76岁,平均(65±6.8)岁。经相关检查排外存在冠心病、高血压、感染病史。正常对照组10例,其中男7例,女3例,年龄40～65岁,平均(50±9.6)岁,无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近期感染等病史。
1.2 实验材料与试剂
人淋巴细胞分离液、胎牛血清、M199培养液、二甲基亚砜(DMSO)、sCD44s的ELISA试剂盒、人纤维连接蛋白等有云南省肿瘤研究所提供;DiI乙酰化低密度脂蛋白(ac-LDL)、FITC标记荆豆凝集素Ⅰ(FITC-UEA-Ⅰ)购自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EPCs分离
取外周血10mL,肝素抗凝,密度梯度离心法获取单个核细胞。将单个核细胞接种在24孔板。M199培养基(含20%胎牛血清)培养4d,用PBS液洗掉非贴壁细胞,换培养液继续培养至7d,PBS液洗掉非贴壁细胞,贴壁细胞进行细胞鉴定。
1.3.2 EPCs细胞鉴定
分离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按2～3×106/mL接种在纤连蛋白包被24孔板及6孔板(内置细胞爬片),细胞爬片于培养第4天取出,收集细胞,流式细胞仪鉴定FITC标记荆豆凝血素Ⅰ(FITC-UEA-Ⅰ)和DiI标记的乙酰化低密度脂蛋白(DiI-acLDL)双阳性细胞为正常分化的EPCs。
1.3.3 EPCs黏附能力检测
用0.25%胰蛋白酶消化收集贴壁细胞,悬浮在500μL培养液并计数,然后将同等数目的EPCs铺在24孔板,在37℃5%CO2孵箱培养1h后,计数贴壁细胞。计数15个随机200倍视野中贴壁细胞。
1.3.4
采用定量ELISA法测定血清中sCD44s的含量。sCD44s的ELISA试剂盒由云南省肿瘤研究所提供,操作方法严格按所明书进行。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0.0统计软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糖尿病患者(按血糖分组)与正常对照组EPCs黏附能力与sCD44s结果对比
糖尿病患者外周血EPCs黏附细胞数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减少(P<0.01);糖尿病患者随血糖升高,黏附细胞数逐渐降低,两组间也有统计学差异(P<0.05)。糖尿病患者外周血sCD44s较正常对照组升高(P<0.05);糖尿病患者随血糖升高,sCD44s逐渐升高,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
2.2 糖尿病患者(按糖化血红蛋白分组)
糖尿病患者外周血EPCs黏附细胞数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减少(P<0.01);糖尿病患者随糖化血红蛋白升高,黏附细胞数逐渐降低,两组间也有统计学差异(P<0.05)。糖尿病患者外周血sCD44s较正常对照组升高(P<0.05);糖尿病患者随糖化血红蛋白升高,sCD44s逐渐升高,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2。
与对照组EPCs黏附能力与sCD44s结果对比
2.3 糖尿病患者EPCs黏附能力与sCD44s相关性分析
糖尿病患者EPCs黏附能力与sCD44s二者间相关系数r=0.361,P>0.05。二者间无相关性。
3 讨论
目前研究发现,糖尿病(DM)患者,特别在并发大血管病和微血管病时,体内循环内皮细胞(CECs)、内皮祖细胞(EPCs)和循环祖细胞(CPCs)均发生数量和功能的变化。糖尿病的严重程度与血管内皮损伤和功能障碍的程度密切相关。大量研究显示黏附分子、细胞因子、糖基化终末产物、脂类代谢紊乱等在分子水平上参与DM新生血管的形成,其中与上述因素有着密切关系的内皮细胞、内皮祖细胞、循环祖细胞的研究正成为热点[1,2,3,4,5,6,7]。
近年来,黏附分子CD44与肿瘤是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推测CD44与肿瘤的转移、侵袭有一定关系,但在糖尿病中的相关研究较少。鉴于内皮细胞和黏附分子都参与DM新生血管的形成,故本研究试图发现二者间有无联系。
本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外周血EPCs黏附细胞数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减少,并且随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升高,黏附细胞数逐渐降低,两组间也有统计学差异,说明EPCs参与DM新生血管的形成,在糖尿病发生发展中起一定作用,与相关报道一致。糖尿病患者外周血sCD44s较正常对照组升高,糖尿病患者随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升高,sCD44s逐渐升高,但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是否提示其在糖尿病血管病变过程中作用不大,目前未见报道。通过糖尿病患者EPCs黏附能力与sCD44s二者相关性比较,发现两者无相关性。结合相关文献,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EPCs细胞黏附能力主要代表其发育过程中自身变化,而sCD44s主要是有相对成熟的内皮细胞生成,二者间关系可能不够紧密;二是血糖变化对二者影响存在差异,影响主要机制不一;三是EPCs细胞黏附能力变化是糖尿病早期病理变化,而sCD44s在糖尿病中多以病程中晚期改变为主;四是当然不排外本身实验的误差等。
总之,糖尿病血管病变涉及因素较多,EPCs与sCD44s在体内关系的阐明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摘要：目的 观察2型糖尿病(T2DM)老年患者外周血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s)黏附功能和sCD44s变化,探讨二者在T2DM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 选择老年T2DM患者20例和正常对照10例,密度梯度离心法从外周血获取单个核细胞,接种在培养板内,培养7d后对贴壁细胞进行测定。流式细胞仪鉴定FITC标记荆豆凝血素Ⅰ(FITC-UEA-I)和DiI标记的乙酰化低密度脂蛋白(DiI-acLDL)双阳性细胞为正常分化的EPCs。胰蛋白酶消化后计数贴壁细胞观察EPCs黏附能力。采用定量ELISA法测定10例老年糖尿病患者血清中sCD44s的含量。结果 ①T2DM患者外周血EPCs黏附细胞数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减少(P<0.01);T2DM患者随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升高,EPCs黏附细胞数逐渐降低,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T2DM患者外周血sCD44s较正常对照组升高(P<0.05);T2DM患者随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升高,sCD44s逐渐升高,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②T2DM患者EPCs黏附能力与sCD44s二者间相关系数r=0.361(P>0.05),二者间无相关性。结论 T2DM患者外周血EPCs的黏附能力明显受损,但与血清中sCD44s的升高无相关性,EPCs的生物学功能仍需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T2DM,内皮祖细胞,黏附功能,sCD4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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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细胞黏附分子-1 篇5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选择2007年1月至2008年4月, 在本院产科住院分娩的妊娠31～36周的胎膜早破患者38例作为研究组 (PPROM组) , 年龄25.25±4.21岁, 孕周34.63±3.24周;随机抽取同期36例胎膜完整的自发早产孕妇为PTL组, 年龄26.35±4.43岁, 孕周35.45±3.12周。两组孕妇年龄和孕周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两组均为单胎、未临产、初产妇, 无其他妊娠并发症及内、外科合并症 (如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肝炎、肾炎、肿瘤等病史) , PPROM组终止妊娠时间为破膜72小时内, 且所有研究对象均为剖宫产终止妊娠。
1.2 胎膜早破的诊断标准[1]
孕妇诉有多量阴道流液, 用窥阴器查见阴道后穹隆有积液或见羊水自宫颈口流出;石蕊试纸测试羊水偏碱性;或阴道液干燥片检查见有羊齿状结晶。
1.3 胎膜标本采集及处理
所有产妇在胎盘胎膜娩出后立即剪取距胎膜破口处>2cm 的全层胎膜组织, 2 cm×2 cm大小, 0.9%氯化钠液冲净血迹和羊水, 固定, 脱水, 石蜡包理, 均作4 μm厚连续切片, 分别行HE染色和测定ICAM-1表达。
1.4 ICAM-1的测定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SP法, 鼠抗人细胞黏附分子单克隆抗体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使用1∶20的工作浓度, 按其说明书进行操作。
1.5 结果判断
1.5.1 ICAM-1阳性综合评分判断标准
判断标准[2]如下, ICAM-1阳性表达定位于细胞膜, 根据阳性细胞数占绒毛膜细胞及羊膜细胞总数的百分率分为4个等级:无阳性细胞为0分;阳性细胞数<30%为1分;30%～70%为2分;>70%为3分。按染色强度将其分为4个等级:无阳性细胞为0分;阳性细胞染色呈浅黄色为1分;阳性细胞染色呈黄色为2分;阳性细胞染色呈棕黄色为3分。阳性细胞数评分与染色强度评分相加得出综合评分, 综合评分为1～2分者为弱阳性“+”;3～4分者为阳性“++”;5～6分者为强阳性“+++”。
1.5.2 绒毛膜羊膜炎的病理学诊断标准
在绒毛膜及羊膜组织中, 中性粒细胞每高倍视野5～10个为轻度;11～30个为中度;>30个为重度[3]。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运用Ridit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
2 结 果
2.1 HE染色结果
PPROM组的胎膜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 羊膜层和绒毛膜层分离现象多见, 羊膜上皮细胞层的连续性中断, 细胞外基质各层排列紊乱并减少。在PPROM组中, 55.26% (21/38) 存在绒毛膜羊膜炎, PTL组中为36.11% (13/36) 。两组的Ridit分析表明:以两组合并作为标准组, 按“轻→重”顺序规定绒毛膜羊膜炎层次进行Ridit分析 (见表1)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2.35, P<0.05) , 且PPROM组中发生绒毛膜羊膜炎的R=0.5819, 在0.5之上, PTL组中发生绒毛膜羊膜炎的R=0.3678, 所以PPROM组绒毛膜羊膜炎症重于PTL组。
2.2 ICAM-1在两组中的阳性表达
两组胎膜组织中均有ICAM-1不同程度的阳性表达, 阳性表达主要位于羊膜细胞及绒毛膜细胞的细胞膜上, 细胞浆中也有部份表达, PPROM组中ICAM-1的阳性表达例数为21例 (21/38, 占55.26%) , PTL对照组中ICAM-1的阳性表达例数为11例 (11/36, 占30.55%) , 两组ICAM-1的阳性表达例数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PPROM组病理检查为绒毛膜羊膜炎病例 (21例) 中有ICAM-1的阳性表达 (19例) , 与绒毛膜羊膜炎的相关系数r=0.90, PTL组病理检查为绒毛膜羊膜炎病例 (13例) 中有ICAM-1的表达 (10例) , 与绒毛膜羊膜炎的相关系数r=0.72, 病理结果中炎症越重的患者, 其胎膜上ICAM-1的阳性表达越明显。见表2。以PPROM组和PTL组中发生绒毛膜羊膜炎的病例进行Ridit分析表明:以两组合并作为标准组, 按“- →+++”顺序规定ICAM-1的表达层次进行Ridit分析, 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2.01, P<0.05) , 且PPROM组中ICAM-1表达阳性的R=0.5595, PTL组中ICAM-1表达阳性的R=0.4038, PPROM组ICAM-1的阳性表达多于PTL组。
3 讨 论
胎膜早破 (PPROM) 是指妊娠37周内胎膜在临产前发生自发破裂。孕妇中的PPROM发生率约为1%～2%[3]。长期以来, PPROM的处理是产科临床中较为棘手的问题, 其中感染是胎膜早破的一个重要病因, 羊膜感染时可促使胎膜早破。胎膜早破又可导致上行感染, 因此两者互为因果[4], 病原体可经宫颈口感染胎膜, 也可经血行播散至子宫、胎盘, 发生羊膜炎、绒毛膜羊膜炎[5]。细菌感染后可产生多种酶类及内毒素, 感染的胎膜可激活细胞因子, 升高的细胞因子可刺激羊膜蜕膜细胞产生前列腺素E2 (PGE2) , 导致胎膜破裂。我们的结果亦证实:感染或炎症在PPROM的发生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PPROM组中发生绒毛膜羊膜炎为55.26%, 多于PTL组中的36.11%, 且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但少于李玮等[4]、Polzin等[6]研究结果:PPROM中有70%存在绒毛膜羊膜炎的组织学证据。
ICAM-1是含有505个氨基酸, 由5个免疫球蛋白样结构的细胞外区, 疏水的跨膜区和较短的胞质内区组成。ICAM-1广泛分布于造血和非造血细胞, 其配体主要是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 (LFA-1) 和巨噬细胞抗原复合体 (Mac-1) , 主要表达于淋巴细胞, 同时也存在于体内其他组织细胞上。ICAM-1能通过与其配体的结合而促进T细胞活化及白细胞从血管内向炎症部位浸润, 在炎症和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ICAM-1的生理作用不仅是调节细胞、细胞间以及细胞和基质间的黏附作用, 而且参与细胞的信号传导、免疫炎性反应等一系列的生理和病理过程。ICAM-1在正常人生理状态下呈低水平表达, 当由于胎膜、胎盘的局部感染使ICAM-1合成、表达增多到一定程度时会从细胞表面脱落, 成为血液中sICAM-1, 在PPROM中sICAM-1的蛋白水平升高可能有助于中性粒细胞的激活, 且可能与ICAM-1在胎膜上的表达有关。Steinborn等[7]研究与分娩相关的ICAM-1在胎盘血管内皮细胞的表达发现, 在不可控制的早产患者胎儿血管内皮细胞ICAM-1的表达明显增多。
本研究检测了38例PPROM及36例PTL患者胎膜组织中ICAM-1的表达情况, 结果表明在PPROM组中ICAM-1在羊膜及绒毛膜细胞膜、细胞浆中有较高水平的表达, 较PTL组的阳性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在病理学上为正常胎膜组织中ICAM-1无或有弱的表达。从临床病理关系的相关性分析来看, PPROM组存在感染的病例数及感染程度较PTL组要高。本研究证实其表达与感染相关, 绒毛膜羊膜炎孕妇胎膜组织中的ICAM-1随感染程度加重而显著表达。Winkler[8] 研究证实绒毛膜羊膜炎孕妇, 子宫下段IL-6、IL-8、IL-1 β显著升高。提示在羊膜腔感染后细胞因子IL-1、IL-6、TNF-α等诱导ICAM-1的产生并使其表达增加, 如果ICAM-1的表达被上调和 (或) 细胞因子诱导ICAM-1的表达被发展, 那么炎症反应也将加强。ICAM-1表达的增加, 促进细胞黏附和外渗;同时促进成胶原细胞释放胶原酶和弹性酶, 减少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物的合成。从而降解妊娠组织的胶原及细胞外基质, 子宫下段组织变薄, 引起胎膜早破、早产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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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兰英, 闫文生, 张进华.黏附分子CD54、CD446V在肺癌中的作用[J].实用癌症杂志, 2003, 18 (1) :54-55.
[3]陈忠年, 杜心谷, 刘伯宁.妇产科病理学[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6:314-315.
[4]李玮, 漆洪波.未足月胎膜早破的研究进展[J].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2005, 8 (1) :57-59.
[5]戴钟英.胎膜早破的病因和发病机理[J].实用妇产科杂志, 2001, 17 (1) :3-5.
[6]Polzin WJ, Brady K.The etiology of premature rupture of the membranes[J].Clin Obstet Gynecol, 1998, 41 (4) :810-816.
[7]Steinborn A, Niederhut A, Solbach C, et al.Cytokine releasefromplacental endothelial cells, a process associated with pretermlabour in the absence of intrauterine infection[J].Cytokine, 1999, 11 (1) :66-73.
内皮细胞黏附分子-1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我院2008年1月至2009年3月住院患者及门诊复诊患者, 诊断均符合1996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死的诊断标准, 经颅脑CT和/或MRI检查证实。发病年龄在45～75岁之间, 平均年龄 (62.1±9.3) 岁, 排除出血性脑梗死患者, 排除严重感染、肝肾疾病、代谢病及肿瘤患者, 排除有服用其他影响血脂水平药物的患者66人, 随即分成阿托伐他汀组, 30例常规治疗者作为常规治疗组。
所有病例均急性期低分子肝素抗凝、抗血小板、改善微循环、神经保护剂等常规治疗, 为常规治疗组。阿托伐他汀组除常规治疗外同时给予阿托伐他汀20mg, 每晚一次。
1.2 方法
治疗前及治疗后3个月、12个月不同时间分别采空腹血, 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血清总胆固醇 (T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 水平;sICAM-1测定, 用酶链免疫吸附双抗体夹心法, 试剂盒由深圳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严格按试剂盒操作说明书进行检测。全部对象于清晨空腹采静脉血3mL, 室温凝固0.5h后, 1000 r/min离心15min, 吸取上清液, 立即检测或置-40℃待测。采用双抗体夹心ABC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应用ELISA法检测血清中sVCAM-1水平。其检测灵敏度为15ng/L, 板内、板间变异系数均<10%。
1.3 统计学处理
测定结果以χ—±s表示, 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用SPSS13.0统计软件统计, P<0.05有差异性。
2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TC、LDL-C及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水平见表1、表2。 (1) 脑血栓患者在发病7天内血管黏附分子-1的表达水平较对照组升高, 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t=4.715, P<0.01) 。 (2) 治疗组在3个月及一年后血总胆固醇 (T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 较入院时明显降低, 治疗前后结果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t=3.682, P<0.01) 。 (3) 阿托伐他汀组在治疗后3个月与常规治疗组比较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的表达明显下调, 且具有统计学的显著差异性 (t=6.628, P<0.01) 。 (4) 阿托伐他汀组在治疗后12个月与常规组比较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的表达有差异, 但统计学上没有明显的差异 (t=2.341, P>0.05) 。
3 讨论
3.1 sVCAM-1在脑血栓形成中的意义、问题及可能的机制
sVCAM-1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 为最重要的黏附分子之一, 其受体是整合素家族的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21 (L FA21) 和Mac21, L FA21是主要受体, 表达于中性粒细胞和除红细胞以外的所有造血细胞。正常情况下sVCAM-1主要以低水平表达于内皮细胞。但在体内炎性反应的病理情况下, 炎性反应产生的细胞因子能诱导sVCAM-1在血管内皮表达, 可使sVCAM-1表达大幅度升高。脑梗死发生时, 损伤的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炎性细胞因子可刺激内皮细胞上黏附分子的表达, 同时内皮细胞上黏附分子的表达也能导致更多的细胞炎性反应因子产生, 加速和促进病变部位的炎性反应。脑梗死发生时的缺氧及再灌注损伤也可引起内皮细胞上sVCAM-1等黏附分子的表达增高。本实验结果显示:在脑血栓患者急性期血清中sVCAM-1水平高于对照组, 表明在脑梗死死急性期内皮细胞高表达sVCAM-1。在血栓形成的起始阶段血小板凝集活跃并刺激内皮细胞高表达sVCAM-1, 而高水平的sVCAM-1可以作用于血小板受体而促进其进一步凝集, 从而导致类瀑布样反应并最终导致血栓形成。
3.2 他汀对sVCAM-1的影响、机制及临床意义
有研究表明[3]: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 (ox-LDL) 可诱导内皮细胞s VCAM-1的表达, 而s VCAM-1促进白细胞与内皮细胞黏附, 并介导单核细胞等炎症细胞进入血管内皮。黏附分子的表达受细胞因子的调节, IL-1可激活内皮细胞使黏附分子表达上调, 并可直接损伤内皮细胞, 介导细胞调亡。高脂血症患者体内由于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降低, 导致氧自由基生成增多, 易发生脂质的过氧化, 产生脂质过氧化物。这些过氧化物对LDL氧化修饰, 最终形成ox-LDL;ox-LDL可刺激内皮细胞分泌IL-1, 从而激活血管内皮细胞转录因子 (N F-JB) 。N F-кB可诱导或上调及s VCAM-1的表达。LDL、TG可直接激活内皮细胞, 使黏附分子表达增加, 阿托伐他汀通过降低LDL、TG的水平降低s VCAM-1的水平, 从而阻断血小板的进一步凝集, 防止血栓的进一步形成。
3.3 为什么12个月两组无差别
sVCAM-1在血栓形成初始阶段血小板凝集过程中被刺激高水平表达, 而在脑梗死死患者恢复期, 由于此刻机体内血小板凝集水平可能不高, 因此sVCAM-1水平对应不高。本实验结果表明在治疗组12个月sVCAM-1水平同常规组无统计学差异亦证明该点。
通过分析实验结果, 我们发现阿托伐他汀不仅可以降低血脂水平, 而且可以拮抗sVCAM-1的分泌, 抑制血小板凝集过程, 对预防和治疗脑血栓形成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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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细胞黏附分子-1 篇7
1 ICAM-1的结构与表达
ICAM-1 (又称CD-54) , 是免疫球蛋白超家族的成员, 其配体是整合素家族β2组的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 (lymphocyte function-related antigen-1, LFA-1) 和巨噬细胞分化抗原-1 (macrophage differentiation antigen-1, MAC-1) ;LFA-1与ICAM-1近N端的Ig样结构1区结合, MAC-1与Ig样结构3区结合。LFA-1是ICAM-1的主要受体, MAC-1与ICAM-1的亲和力较低, 且在激活的白细胞上只有小部分Mac-1 (约10%) 可介导ICAM-1黏附。LFA-1表达在中性粒细胞和除红细胞以外的所有造血细胞, 而MAC-1表达局限于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粒细胞上。
ICAM-1广泛分布在体内的各种组织细胞的表面, 其中以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表达最强, 外周血白细胞, 间质中的巨噬细胞等表面亦有表达。正常情况下血管内皮细胞中的ICAM-1表达很低, 在内皮细胞缺血、再灌注损伤等情况下, 大量炎性递质、细胞因子等能诱导ICAM-1蛋白及mRNA的表达, 参与T细胞反应、促进单核细胞与内皮细胞的黏附。ICAM-1可从血管内皮细胞表面脱落, 成为可溶性ICAM-1 (sICAM-1) [2], sICAM-1的水平可反映细胞表面表达ICAM-1的程度[3], 而sICAM-1与ICAM-1都要与LFA等结合才能发挥作用[4]。
2 ICAM-1与AS的关系
在AS初始形成过程中, 血管内皮受到损伤后, ICAM-1表达增加, 调节白细胞的黏附及穿越内皮的游移 (以单核细胞为主) , 单核细胞到血管内皮下, 摄取氧化修饰的低密度脂蛋白 (oxidize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ox-LDL) , 变为激活的巨噬细胞, 最终成为充满脂质的泡沫细胞。ICAM-1在活性内皮细胞上的表达是循环白细胞聚集浸润引起一定部位组织损伤和炎症反应的关键, 许多试验已证实正常动脉内皮细胞和内膜平滑肌细胞表达ICAM-1极少或不表达, 而在动脉粥样硬化中血管的内皮细胞、巨噬细胞和平滑肌细胞上均出现大量而持久的ICAM-1表达[5]。
高脂血症也可促进ICAM-1表达增加, 血脂升高能促进超氧阴离子产生, 使低密度脂蛋白氧化修饰, ox-LDL可以上调内皮细胞ICAM-1的表达, 诱导单核细胞向血管内皮的浸润, 在小鼠高胆固醇血症4周后, ICAM-1的表达明显上调, 而且主要表达在“有损伤倾向”的区域, 特别是血管内皮细胞和细胞边缘, 这种上调总是与单核细胞的黏附和迁徙同时出现, 表明ICAM-1对单核细胞聚集于内皮细胞具有一定作用[6]。Iiyama 等[7]用免疫组化和Northernblot方法分析了高胆固醇饮食对LDL R-/-和apoE-/-小鼠及新西兰白兔的主动脉黏附分子表达的影响, 结果显示高胆固醇兔和小鼠的主动脉ICAM-1表达明显上调。ox-LDL既能上调ICAM-1的表达, 促进单核细胞的黏附和浸润, 单核细胞又吞噬ox-LDL变成活化的巨噬细胞,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最终形成AS。
在AS斑块形成后, ICAM-1表达阳性的内皮细胞常与内皮下浸润的T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相邻, 在AS斑块处不仅内皮细胞ICAM-1的表达明显上升, 而且在AS发生过程中血管平滑肌细胞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 VSMC) 也有ICAM-1的表达, 在主动脉和冠状动脉用抗ICAM-1和抗细胞特异抗体处理后, 可观察到正常情况下不表达ICAM-1的VSMC在AS损伤后均有ICAM-1的表达[8]。冯青俐等[9]研究发现急性冠脉综合征组血清ICAM-1水平显著高于稳定型心绞痛组和对照组, 提示ICAM-1水平变化与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有关。ICAM-1可以介导淋巴细胞聚集在损害部位, 共同促进AS的慢性炎症过程。激活的白细胞黏附到血管内皮能够通过一系列机制促进内皮损伤, 血管功能障碍, 使ICAM-1表达进一步增加, 进而又吸引大量的白细胞, 形成自我增殖的恶性循环。
ICAM-1不仅有助于斑块的形成, 而且同斑块的稳定性有关[10]。ICAM-1介导白细胞的黏附增加促进斑块的不稳定性, 削弱了斑块处的纤维帽, 加快了斑块破裂、血栓的形成, 可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11,12]。
3 中医药防治AS
在对AS形成机制的不断深入研究的过程中, 对AS的防治也成为临床的一大热点。抗黏附治疗已成为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方法之一, 大量动物实验表明, 以单抗、反义核酸或其他拮抗剂阻断内皮黏附分子的表达功能, 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3]。中医学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中医学中素无“动脉硬化”“粥样斑块”病名, 根据AS的临床表现, 以瘀、痰两种证候多见, 多涉及“胸痹”“中风”“真心痛”“眩晕”“头痛”“健忘”“痴呆”“脱疽”等病证范畴。
针对AS的治疗多采用活血化瘀、祛痰除湿的方法, 但在不同的阶段侧重点不同。于俊生等[14]提出在动脉粥样硬化的早期阶段, 以高脂血症为主者, 多辨证为“痰中夹瘀”, 治疗以化痰为主, 辅以活血化瘀, 当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后, 表现为管腔狭窄、血液流变学异常改变时, 则多以瘀为主, 在治疗上强调活血化瘀, 辅以化痰。
丁奇峰等[15]通过对模型大鼠的研究得出高脂饮食能使ICAM-1mRNA的表达明显增加, 而姜黄素各剂量组可以不同程度地下调血管壁内黏附分子ICAM-1mRNA的表达, 而且姜黄素高剂量组的作用效果明显优于低剂量组, 能起到更好的抑制ICAM-1的表达, 抑制单核细胞黏附和浸润, 从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张梅等[16]研究表明丹参注射液有降低大鼠血清三酰甘油和总胆固醇的作用, 同时可抑制ICAM-1的表达。韩跃刚等[17]在研究血栓心脉宁对高脂血症患者表达黏附分子时发现, 血栓心脉宁可降低ICAM-1的水平, 使内皮细胞活化减轻, 延缓动脉粥样硬化进展。张路等[18]构建试验性家兔主动脉粥样硬化模型, 采用免疫细胞化学方法, 观察纯中药制剂通心络对ICAM-1在粥样斑块中表达的影响, 表明正常家兔主动脉未见明确ICAM-1表达, 粥样斑块内则呈现强表达, 通心络可一定程度降低ICAM-1在家兔主动脉粥样斑块中的表达。金惠民等[19]采用体外细胞培养技术, 制造低氧和LDL内皮损伤模型, 结果显示缺氧或者LDL内皮损伤的状态下, ICAM-1表达显著增加, 而救心胶囊可以明显抑制内皮ICAM-1的表达, 对内皮细胞具有保护作用。王宗仁等[20]通过构建大鼠动脉粥样硬化模型, 采用半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外周血单核细胞中ICAM-1的表达, 结果显示高脂饮食能使血管壁内ICAM-1的表达明显增加, 而芪丹通脉片各剂量组可以不同程度地下调血管壁内ICAM-1的表达, 而且芪丹通脉片高剂量组的作用效果明显优于低剂量组, 能起到更好的抑制ICAM-1表达, 抑制单核细胞的浸润和免疫黏附从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殷惠军等[21]研究证实蒺藜总皂苷能明显降低家兔ICAM-1浓度, 从而起到拮抗AS的发生发展。
4 展 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