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清内皮素（精选7篇）
血清内皮素 篇1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包括肠道病毒71型 (EV71) 和柯萨奇病毒 (Cox A组16、4、5、7、9、10型, B组2、5、13型) 等, 其中以EV71型及柯萨奇病毒A16型感染最常见[1,2], 但重症病例多由EV71型感染引起[1,3]。现已知EV71型及Cox A16型等病毒感染人体后更易引起神经系统的损伤。由于神经系统的损伤造成血管活性物质、神经递质、炎症因子等紊乱使心肺功能障碍/衰竭, 发生危重和死亡病例[4]。主要死于脑干脑炎引起的神经源性肺水肿和肺出血等肺损伤[1], 因此早期发现和治疗EV71感染的危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神经源性肺水肿、肺出血等尤为关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1年5月~2011年12月河北医科大学附属邢台市人民医院儿科收治的经检测病原为EV71感染的手足口病患儿50例, 所有病例均参考卫生部手足口病诊疗指南 (2010年版) [4]中的手足口病的诊断标准及临床分类, 分为3组。普通病例 (普通组) :手、足、口、臀部皮疹, 伴或不伴发热。重症病例: (1) 重型 (重症组) :出现神经系统受累表现。如:精神差、嗜睡、易惊、谵妄;头痛、呕吐;肢体抖动, 肌阵挛, 眼球震颤, 共济失调, 眼球运动障碍;无力或急性弛缓性麻痹;惊厥。体征可见脑膜刺激征, 腱反射减弱或消失; (2) 危重型 (危重症组) :病程中出现呼吸困难、紫绀、血性泡沫痰、肺部啰音等, 胸部X线示肺部渗出性病变, 无心影增大。50例患儿中普通组23例, 男12例, 女11例;年龄9月~4.5岁, 平均2岁。重症组18例, 男10例, 女8例;年龄10月~4岁, 平均1.9岁。危重症组9例, 男5例, 女4例;年龄7月~3.5岁, 平均1.7岁。同时选取本院门诊体检健康儿童30例作为正常对照组, 男16例, 女14例, 年龄10个月~4岁, 平均1.9岁。各组年龄性别等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标本采集
所有EV71型感染患儿于治疗前采取外周静脉血2 m L, 在室温自行凝固后, 4 000 r/min离心5 min, 取上清液置于-20℃冰箱保存以备检测。
1.2.2 标本检测
采用ELASA法检测血清ET-1水平。试剂盒由上海西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由专人按操作说明书进行检测。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组间比较用t检验,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EV71感染手足口病各组患儿和正常对照组血清ET-1水平比较
普通组和重症组与正常对照组血清ET-1水平比较无明显差异 (P>0.05) , 危重症组血清ET-1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5) 。手足口病患儿中, 危重症组血清ET-1水平明显高于普通组和重症组 (P<0.05)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各组临床数据结果见附表。
2.2 EV71感染手足口病危重症组死亡患儿与存活患儿血清ET-1水平比较
危重症组9例患儿死亡3例, 抢救成功率为66.67%。死亡患儿血清ET-1浓度为 (18.11±0.98) ng/L, 存活患儿急性期血清ET-1浓度为 (15.86±1.23) ng/L。7 d后复查存活患儿血清ET-1浓度为 (7.08±1.95) ng/L。
注:1)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0.05;2) 与普通组、重症组及正常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论
手足口病是一种主要表现为手、足、口腔等部位有斑丘疹、疱疹的急性传染病, 大多呈良性临床过程, 但少数病例可出现脑膜炎、脑炎、脑脊髓炎、肺水肿、循环障碍等重型、危重型表现, 肠道病毒71型 (EV71) 是该类病例的主要病原, 继发于脑干脑炎的急性肺水肿是危重患儿的重要致死原因[5], 称为神经源性肺水肿 (neurogenicpulmonary edema, NPE) 。目前临床诊断神经源性肺水肿通常依据肺部查体双肺可闻及湿啰音, 胸部X线检查可见斑片状渗出影。如果等待体征、影像学检查结果, 则往往错过机械通气第一时间。研究显示, EV71脑炎累及延髓的血管舒缩中枢和呼吸中枢可能是肺脏和心血管系统失代偿的原因[6]。急性肺水肿可能与损伤后交感神经兴奋、心功能不全、细胞因子分泌及血管通透性的增强有关[7]。
内皮素-1 (ET-1) 是目前已知最强烈、持久的缩血管物质, 可刺激多种炎症介质释放, 是参与急性肺损伤病理生理过程中的重要介质[8,9,10], 在神经源性肺水肿的病理生理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11]。ET-1可促进NPE的发生, 其浓度水平与肺水肿的严重程度有关[12,13], 其中肺组织局部ET-1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升高的ET-1在肺损伤病理过程中的作用可能包括: (1) 诱导产生全身性和肺动脉性高压直接升高毛细血管静水压; (2) 对内皮和上皮通透性的增高有直接影响; (3) 促进炎症细胞直接转移进入肺实质; (4) 抑制肺泡液体清除[14]。
脑血管内皮和呼吸道上皮细胞均可分泌内皮素, 而肺组织是内皮素灭活的主要场所[12]。本研究结果显示重症组患儿血清ET-1略高于正常对照组及普通组, 提示EV71感染手足口病重症组患儿ET-1水平有所升高, 但无统计学意义;危重症组患儿血清ET-1水平明显高于普通组及重症组, 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笔者推测, 患儿血清ET-1水平的升高与中枢神经系统及肺损伤的严重程度有关, 对于EV71感染手足口病患儿常规检测血清ET-1水平有助于及早发现危重病例, 对判断患儿病情及预后有一定价值。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 危重症患儿中死亡病例血清ET-1水平较存活病例增高, 存活患儿急性期血清ET-1水平较恢复期增高, 这种增高与NPE的产生是否有必然联系, 因观察病例数较少, 尚需积累资料进一步观察。
血清内皮素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9年10月-2010年10月在本院就诊的162例无禁忌证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其中男117例, 女45例, 参照2009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诊断标准为:在未用抗高血压药的情况下, 非同日3次测量, 收缩压≥140 mm Hg和/或舒张压≥90 mm Hg。除继发性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肝肾功能不全等慢性疾病外, 162例患者均无运动禁忌证。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试验组90例和对照组72例, 其中试验组90例患者中, 男65例, 女25例, 平均年龄 (50±14) 岁;对照组72例患者中, 男52例, 女20例, 平均年龄 (49±14) 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和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均继续使用原药量治疗。试验组在用药的同时采用运动疗法的护理干预, 具体方法如下:护士在患者进行运动疗法前, 需要进行运动前的病情评估、心理护理以及运动方式和强度的优化选择, 定期进行护理指导。运动形式以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为主, 具体包括步行、慢跑、自行车、降压体操、太极拳、交谊舞以及游泳等[1], 患者可视天气状况自行调整。运动时间一般要求每次运动持续45~60 min, 每周至少3次, 经常运动者可以坚持每周5~6次, 建议患者选择接近傍晚的时候作为最佳运动时间。最佳运动强度通过靶心率来判定和调整, 一般为最大心率的70%~85%[最大心率= (170-年龄) ~ (180-年龄) ]。对于Ⅰ期高血压患者, 运动心率应控制在102~125次/min或运动后心率增加不超过运动前的50%为宜。对Ⅱ期高血压者, 运动后心率增加不超过运动前的30%, 应缓慢运动为宜[2]。
1.3 观察指标
测量并观察两组患者在治疗前、治疗后3、6、12个月的舒张压和收缩压以及在治疗前、治疗后1、3个月的内皮素 (ET) 水平, 并对其进行比较。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6.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血压参数的比较
两组治疗前的收缩压和舒张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两组治疗后3、6、12个月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明显低于治疗前, 且试验组治疗后3、6个月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P<0.01) , 见表1。
mm Hg
*P<0.05, **P<0.01,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P<0.01, 与对照组比较
2.2 两组治疗前后ET指标变化的比较
两组治疗前的ET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试验组治疗后1、3个月的ET水平均明显低于治疗前及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P<0.01) , 见表2。
pg/m L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1;△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论
原发性高血压又称高血压病, 以体循环动脉压增高为主要表现, 长期高血压是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和重要病因, 并影响重要脏器如心、脑、肾的功能, 可导致患者发生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等, 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3,4]。近年的研究证实, 高血压病患者中存在神经内分泌代谢紊乱, 表现为血ET水平增高等。内皮素是1988年由Yanagisawa等[5]首先从血管内皮细胞中分离和提纯的一种由21个氨基酸组成的缩血管活性肽。它对维持基础血管张力与心血管系统稳态起着重要作用, 也是目前已知的最强的血管收缩因子, 不仅分布于血管内皮中, 而且能以旁分泌方式作用于附近平滑肌细胞。研究发现, 高血压时存在着内皮功能障碍, 表现为内皮依赖性的血管舒张功能减弱和/或收缩功能增强, 血浆ET水平明显升高[6]。另外, 内皮素水平的增高进一步加重血管痉挛, 加重内皮细胞的损伤, 同时使血管舒缓因子分泌减少, 加重内皮素的缩血管作用[7]。
因此, 在治疗中可使用药物如硝苯地平等减少血管内皮的损伤, 可见明显降压效果[8]。除此之外, 同时予以综合性措施, 如膳食调整、控制体重、心理指导、运动锻炼等同样重要。大量研究表明, 有规律的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对降血压有积极作用[9]。近年来, 运动疗法的护理在预防治疗脑卒中的后遗症方面已经取得显著疗效, 因此以运动锻炼为主的护理干预措施作为一种重要的高血压非药物治疗方法也已日渐显示出其优越性, 并得到广泛应用[10,11]。多数研究表明, 适当的运动锻炼配合药物治疗有利于控制高血压病的血压和症状, 在部分病例中它可逐步替代降压药物[12]。
血清内皮素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于2013 年9 月-2014 年9 月在本院接受住院治疗的首次确诊的肝癌患者82 例作为研究对象,均经临床病理证实且排除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和糖尿病等重大疾病患者,所有入组患者及家属在了解研究过程后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按照随机数表法将所有入组患者分为:接受传统肝动脉化疗栓塞(traditional hepatic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 治疗的对照组, 接受TACE术中加用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的观察组,每组各41 例。观察组患者中,男性23 例,女性18 例;年龄53~82 岁,平均(68.26±8.05)岁;观察组患者中,男性22 例,女性19 例;年龄55~81 岁,平均(69.31±8.76)岁。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肝动脉栓塞治疗,具体如下:患者全身麻醉插管,常规消毒铺巾后穿刺股动脉,行腹腔干造影、肿瘤供血动脉选择性插管。经导管注入丝裂霉素8 mg、替加氟注射液1.0 g,将吡柔比星20 mg与碘化油5~20 ml混合成乳化物,用明胶海绵栓塞动脉血管近端。观察组患者用吡柔比星20 mg+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30 mg,与碘化油5~20 ml混合成乳化物,其余操作同对照组。
1.3 观察指标
1.3.1 血清VEGF水平两组患者采用不同治疗方案前后,均抽取外周静脉血,采用ELISA法测定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水平。
1.3.2 血清MMP水平两组患者采用不同治疗方案前后,均抽取外周静脉血,采用ELISA法测定基质金属蛋白酶(MMP) 水平,具体包括MMP-2 及MMP-9。
1.3.3 淋巴细胞亚群分布两组患者采用不同治疗方案前后,均抽取外周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法测定T细胞亚群分布情况,具体包括CD4+、CD8+及CD4+/CD8+。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 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血清VEGF水平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VEGF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7,15 及30d后的血清VEGF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具体见表1。
2.2 血清MMP水平
如表2 所示,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MMP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后的血清MMP-2 及MMP-9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
2.3 淋巴细胞亚群分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T细胞亚群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后的CD3+、CD4+及CD4+/CD8+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具体见表3。
3 讨论
肝癌在临床中较为常见,恶性程度高,多数患者自觉身体不适而就医时已至肝癌中晚期,失去最佳根治性治疗时机,故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是较为理想的治疗方式。目前普遍认为TACE虽可有效杀灭肿瘤细胞、阻断其血供,但是其存在明显弊端:术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水平显著增高,可直接导致栓塞区域周围的残留肿瘤组织内部血管新生、肿瘤组织获取养分后快速增生并经血管途径发生远处播散转移,加重病情[2,3]。为了有效控制肝癌病情,在TACE同时加入抑制VEGF活性的药物是较为可行的改良治疗方案。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具有显著抑制VEGF表达的效果,其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抑制肿瘤血管的生存而达到抗肿瘤目的[4]。由于血管内皮细胞具有正常人体染色体基因组,遗传性具有稳定性,因此其治疗不易获得耐药性,具有广谱安全等临床应用优势。本次研究就选择中晚期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观察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在其治疗中的效果。
恶性肿瘤细胞的侵袭能力主要与其诱导血管再生能力相关,即肿瘤的生长转移依赖于肿瘤组织内部的新生血管形成[5]。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是一类对血管生长具有强诱导能力的因子,其可特异性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直接参与肿瘤血管的形成。经肝动脉栓塞治疗(TACE)的机制就是封闭肿瘤血管、阻断肿瘤细胞的营养供应,造成内皮细胞的缺血缺氧甚至坏死,栓塞同时局部注入的化疗药物可以辅助达到控制肿瘤生长转移的目的[6,7]。肝动脉栓塞治疗并非根治性治疗手段,已经有较多临床资料显示,TACE治疗后参与病灶边缘或者内部会有新血管形成,使得肿瘤继续生长转移,造成肝癌复发且病情更为严重[8]。鉴于VEGF对血管内皮细胞作用的特异性,通过测定患者血清VEGF水平可以直观了解患者的肿瘤血管新生能力及肿瘤复发可能性。上述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接受治疗后的血清VEGF先降后升,而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后一段时间的血清VEGF水平显著低于治疗前,亦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说明单纯TACE治疗后对照组患者出现的肿瘤血管新生及肿瘤复发,而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的多靶点抗血管形成作用抑制了血清VEGF水平的上升,同时有效遏制了肿瘤组织的血管新生及肿瘤复发[9]。
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是肿瘤细胞分泌的一类锌离子依赖蛋白酶,是细胞外基质的主要降解酶之一,可以降解所有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成分,已经有较多临床学者发现MMPs直接参与了肿瘤转移[10]。MMPs有较多亚型,其中MMP-2 及MMP-9 是最主要两种,MMP-2 及MMP-9 可在肿瘤介导下完成ECM破坏,促进成纤维细胞进入细胞外基质与肿瘤产生协同作用,最终产生恶性循环加重ECM破坏及肿瘤侵袭转移。MMPs作为肿瘤转移必不可少的蛋白酶,其水平可以准确反映肿瘤侵袭力大小及治疗对肿瘤活性的杀灭情况[11]。上述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在TACE治疗中加入了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显著降低了血清MMP-2、MMP-9 水平,抑制残余肿瘤组织活性及转移能力,这与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的诱导肿瘤细胞快速凋亡、调节组织蛋白酶生物活性等作用相关。
肝癌患者普遍存在免疫功能降低的情况,在抗肿瘤过程中细胞免疫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功能水平与肿瘤的侵袭转移程度呈反比。T淋巴细胞中CD3+、CD4+、CD4+/CD8+水平直接决定细胞免疫整体状态,其中,CD3+淋巴细胞代表全T淋巴细胞、CD4+淋巴细胞代表辅助性T淋巴细胞,CD8+代表抑制性T淋巴细胞[12]。上述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后的CD3+、CD4+及CD4+/CD8+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可见接受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治疗后肿瘤患者细胞免疫功能提升,有助于其术后发挥抑制残余肿瘤细胞的作用,同时细胞免疫功能的提升侧面反映了术中肿瘤细胞被有效杀灭、残余肿瘤组织的活性小、转移侵袭力低。
综上所述,得出以下结论: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介入栓塞治疗可以有效抑制肝癌患者的肿瘤细胞血管新生及侵袭能力,提升患者治疗后细胞免疫功能,值得在日后临床实践中推广应用。
摘要：目的 分析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介入栓塞治疗对肝癌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基质金属蛋白酶(MMP)含量的影响及其临床价值。方法 选择在该院接受住院治疗的肝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接受传统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的对照组、接受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介入栓塞治疗的观察组,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后血清VEGF水平、血清MMP水平及淋巴细胞亚群分布等差异。结果 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7,15及30 d后的血清VEGF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后的血清MMP-2及MMP-9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后的CD3+、CD4+及CD4+/CD8+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介入栓塞治疗可以有效抑制肝癌患者的肿瘤细胞血管新生及侵袭能力,提升患者治疗后细胞免疫功能,有助于治疗效果的维持。
关键词：肝癌,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介入栓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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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内皮素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6月至2015年12月在我院耳鼻喉科和针灸科门诊就诊和住院的SHL患者60例, 符合中华医学会《突发性聋的诊断和治疗指南》 (2005, 济南) 中SHL诊断标准[2]。中医辨证标准参照全国高等医药院校五版教材《中医耳鼻喉科学》关于SHL的辨证分型标准[3]。听力损失程度按0.5 Hz、1.0 Hz、2.0 Hz三个频率的平均听阈值分为:轻度 (25~40d B HL) 、中度 (41~55 d B HL) 、重度 (56~80 d B HL) 、极重度 (>80 d B HL) 。所有患者均行内耳MRI排除听神经瘤可能, 并排除合并心、肝、肺、肾、造血、内分泌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和精神疾病等。其中, 男36例, 女24例;年龄22~65岁, 平均 (38.52±5.36) 岁;轻度28例, 中度20例, 重度9例, 极重度3例。辨证分型:风热侵袭型15例、肝火上扰型12例、痰火蕴结型9例、气滞血瘀型11例、脾胃虚弱型8例、肾精亏虚型5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 (n=30) 和观察组 (n=30)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情严重程度及中医辨证分型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血管扩张剂、皮质激素、复合维生素、B族维生素等常规西药治疗, 具体治疗方案为: (1) 丹参酮80 mg静脉滴注, 1次/d; (2) 地塞米松前3天10 mg/d静脉滴注, 第4天起减至5 mg/d, 第7天起改口服泼尼松片20 mg/d; (3) 脂溶性维生素2瓶静脉滴注, 1次/d; (4) Vit B12500μg静脉推注, 1次/d。观察组在同对照组西药治疗的基础上辨证选穴位, 采用穴位针刺结合药物注射治疗, 具体治疗方案如下。 (1) 针刺选穴:主穴为翳风、耳门、听宫、听会、中渚、外关。风热侵袭证加风池、合谷穴;肝火上扰证加行间、丘墟穴;痰火蕴结证加丰隆、内庭穴;气滞血瘀证加胆俞、膈俞穴;脾胃虚弱证加气海、血海穴;肾精亏虚证加肾俞、太溪穴。穴位常规消毒后, 患者取侧卧位或仰卧位, 针具为华佗牌直径0.3 mm、长25~50 mm一次性毫针, 根据患者胖瘦, 穴位不同, 确定不同长度毫针及进针深度, 要求局部有酸胀或麻电感, 每5分钟行上述诸穴留针30 min。中间行针3次, 每日针刺1次。 (2) 穴位注射:耳周腧穴取患侧翳风、耳门、听会、听宫穴。穴位注射用药为:甲钴胺注射液500μg, 地塞米松注射液2 mg, 2%利多卡因注射液2 m L。以l m L一次性无菌注射器抽取上述诸药液l m L, 常规消毒穴位体表皮肤后, 针尖垂直于皮肤快速进针, 使得气, 回抽无血后缓慢注射药液, 快速出针, 以消毒棉球按压局部约1 min, 注射完需休息15~30 min方可离开。每次取2穴, 每穴注射0.5~1.0 m L, 2次/周。两组均以2周为1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及疗程结束后测定患者血清内皮素 (ET) 、一氧化氮含量 (NO) 。于清晨空腹经肘静脉采血约5 m L, 室温下放置10~20 min, 3 000 r/min离心20 min, 收集血清, 放置于-20℃冰箱内冻存待测。血清ET、NO测定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技术 (ABC-ELISA) , 检测过程严格依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1.4 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制订的《突发性聋诊断依据和疗效分级》标准[4]: (1) 痊愈:受损频率听阈恢复至正常, 或达健耳水平; (2) 显效:受损频率平均听力提高>30 d B; (3) 有效:受损频率平均听力提高15~30 d B; (4) 无效:受损频率平均听力改善<15 d B。总体有效率=[ (痊愈+显效+有效) /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用n/%表示, 用χ2检验, 计量资料用±s表示, t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的总体有效率为93.33%,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3.33%, 两组比较, 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5, 表1) 。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ET、NO含量变化比较
两组治疗前血清ET、NO含量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后观察组血清ET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血清NO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加大, SHL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目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 血清NO含量降低、内皮素含量升高导致耳蜗微循环功能障碍是其最主要的病理机制[4]。在微循环中, 血管内皮细胞主要通过分泌具有强生物活性的调节因子来调节局部血管张力, ET和NO就是其中一对最为重要的血管舒缩因子, 前者具有舒张血管作用, 后者具有收缩血管作用, 两者相互拮抗、影响, 共同调节血管张力、维持血压稳定。一旦两者的生成、释放或破坏发生异常或两者的失衡则可导致耳蜗微循环功能障碍。在治疗方面, 目前临床以血管扩张剂改善微循环、皮质激素减少应激反应、维生素营养神经等治疗为主, 但收效并不令人满意。
中医学认为, SHL属于“暴聋”范畴, 病因病机多为外邪内侵或脏腑实火上扰耳窍, 或瘀血、痰饮蒙蔽清窍, 或脏腑虚损, 清窍失养所致。其辨证分型多分为风热侵袭、肝火上扰、痰火蕴结、气滞血瘀、脾胃虚弱、肾精亏虚六种证型[5]。针刺治疗耳聋早在《内经》中即有记载, 而且提到了多种耳聋的针刺辨治。现代应用针刺治疗耳聋的报道也较多, 本研究中遵循“经脉所过, 主治所及”的原则, 主要以手足少阳经、手太阳、足阳明为主, 针刺所选主穴为耳周穴位如耳门、听宫、听会、翳风等, 并按照中医“辨证论治”和“辨证取穴”的原则, 进行配穴, 通过针刺这些穴位, 能疏通局部经络气血, 并能活血化瘀, 使局部经络气血通畅, 听力恢复。同时, 结合穴位注射, 选用特定药物注入有关穴位, 使穴位与药物治疗双重叠加, 既能通过血液循环直达病所, 又能通过起到调节经络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的总体有效率为93.33%, 明显高于对照组, 且观察组治疗后血清ET明显低于对照组, 而血清NO明显高于对照组, 表明在西医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应用针药结合治疗SHL疗效确切, 能显著提高患者的听力, 而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调节血清ET和NO两者间的动态平衡从而改善内耳微循环功能实现的, 但具体作用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摘要：目的 探讨针药结合对突发性耳聋患者的疗效及血清内皮素、一氧化氮含量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60例突发性耳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各30例, 对照组采用常规西药治疗, 观察组在常规西药治疗的基础上辨证选穴位, 采用穴位针刺结合药物注射治疗。结果 观察组的总体有效率为93.33%,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3.33% (P<0.05)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ET、NO含量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后观察组血清ET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血清NO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在西医常规用药的基础上应用针药结合治疗突发性耳聋疗效确切, 能明显改善患者内耳微循环功能障碍, 提高患者听力。
关键词：针药结合,突发性耳聋,血清内皮素,血清一氧化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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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内皮素 篇5
关键词：人内皮抑素基因,RT-PCR,细胞增殖
新生血管与许多疾病有关, 尤其是许多眼病的致病因素, 抑制新生血管生长是治疗此类疾病的关键。内皮抑素 (Endostain, ES) 是一种新型的血管抑制剂, 由于ES是内源性生成的, 因此已经成为目前最具有前景的抑制新生血管的生物药物, 为新生血管性疾病带来新的希望。本实验通过研究人内皮抑素基因 (hEndostain, hES) 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HUVEC) 增殖能力的影响, 阐述该基因对视网膜新生血管的抑制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与仪器
HUVEC细胞、大肠杆菌工程菌株DH5α均由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教研室提供, Trizol试剂、pMD19-T、pcDNA3.1、限制性内切酶、T4 DNA连接酶和DL2000 Marker、PCR引物和全自动测序均由大连宝生物公司提供及合成。低速离心机 (TOMY, 日本) , 分光光度计 (Beckman) , 紫外凝胶检测和成像系统、PCR仪与酶标仪均为Bio-Rad公司产品。
1.2 hES构建及鉴定
根据GenBank公布hEndostatin的序列 (NM_130444) , 设计hES基因的引物。上游引物:5′-ttgatatcatgcacagccaccgcgacttccag-3′, 加入Eco RV酶切位点;下游引物:5′-gctctagactacttggaggcag tcatgaa-3′, 加入XbaI酶切位点。利用Trizol提取试剂盒提取胎肝总RNA, RT-PCR法扩增hES, 琼脂糖凝胶电泳, 回收胶, 连于pMD19-T载体, 酶切、测序鉴定。将鉴定正确的pMD19T-hES经酶切, 回收hES, 连到pcDNA3.1载体上, 酶切、测序鉴定。
1.3 HUVEC增殖实验
96孔板, 取对数生长期细胞, 用0.25%胰酶消化, 制成单细胞悬液, 调整细胞浓度为2×105/mL, 接种0.1mL, 培养16h待细胞完全贴壁, 进行转染, 转染后12h, 24h, 48h加入5mg/mL的MTT10μL, 继续培养4h, 吸去上清液, 加入150μLDMSO, 振荡混匀10min, 于酶标仪570nm波长处测定A值。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RT-PCR扩增hES基因
hES基因经1%琼脂糖凝胶电泳后得到大约570bp的单一特异性片段, 与设计一致。
2.2 质粒pMD19T-hES与pcDNA3.1-hES的酶切与测序鉴定
质粒pMD19T-hES与质粒pcDNA3.1-hES分别经过EcoRⅠ与SalⅠ单酶切, 都能切成两个片段;进而将质粒pMD19T-hES与pcDNA3.1-hES经大连宝生物测序, 测序结果经BLAST比对, 扩增得到的序列与GenBank中提交的序列完全一致, 说明hES基因克隆成功。
2.3 细胞增殖能力的变化
MTT法检测各组得吸光度值 (A) (表1) 。由表1可以看出hES基因转染组24h细胞增殖率较正常组明显下降 (P<0.05) , 48h与72h组细胞增殖能力进一步下降, 转染后相同时间phES组与Control组比较 (P<0.05) , 而脂质体对照组与载体对照组与正常对照组无明显变化。
3 讨论
新生血管与许多疾病有关[1]。抑制新生血管生长是治疗此类疾病的关键。学者在研究肿瘤的治疗中发现, 内皮抑素 (Endostain, ES) 是一种新型的血管抑制剂, 通过对肿瘤血管的抑制从而抑制肿瘤的生长、浸润和转移[2]。由于ES是内源性生成的, 具有特异性且作用较强, 因此已经成为目前最具有前景的抑制新生血管的生物药物, 为新生血管性疾病带来新的希望。许多研究发现, 在眼部, 除了角膜后弹力层之外眼部所有的基底膜均表达内皮抑素的前体胶原ⅩⅧ[3]。也有研究发现[4], 内皮抑素的低分子肝素修饰观察对兔角膜新生血管的抑制, 蛋白制剂的稳定性较差、半衰期短、生物利用度低等缺点限制了它的应用。
本实验通过人工钓取人内皮抑素基因, 构建pcDNA3.1-hES质粒, 通过脂质体2000转染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HUVEC) , 观察该基因对HUVEC细胞增殖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 我们通过RT-PCR方法钓取的目的基因扩增产物的片段长度约为570bp, 构建的pcDNA3.1-hES通过酶切, 测序鉴定完全正确。继而发现转染后24h、48h和72h,
hES基因转染组24h细胞增殖率较正常组明显下降 (P<0.05) , 48h与72h组细胞增殖能力进一步下降, 转染后相同时间phES组与Control组比较 (P<0.05) , 而脂质体对照组与载体对照组与正常对照组无明显变化。这些结果暗示, 内皮抑素基因可以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增殖, 从而发挥抑制新生血管的作用。本实验可以为多种疾病的血管新生问题, 提供有一个参考, 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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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内皮素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05年12月～2009年12月在泰安市中心医院泌尿内一科开始进行腹膜透析患者48例,男29例,女19例,平均年龄(51.83±15.22)岁,血肌酐550～750μmol/L。原发病为慢性肾炎20例,良性小动脉肾硬化13例,糖尿病肾病12例,多囊肾1例,间质性肾炎2例。所有患者均在腹膜透析前通过诊断性穿刺留取腹水。所有患者置管后均接受美国Baxter公司的葡萄糖腹膜透析液,双联系统管路,行正规腹膜透析治疗1个月后行改良腹膜平衡试验。另选取同期10例肾病综合征伴腹水者为对照组,男6例,女4例,平均年龄(49.90±10.35)岁。实验组及对照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各患者血肌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排除标准:受试患者腹水标本常规检查异常,临床有明显感染,心衰,肝功能损害,恶性肿瘤,血超敏C反应蛋白增高及不愿参加者。所有入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定协议书。
1.2 试验方法和步骤
1.2.1 改良腹膜平衡试验
所有患者正规腹膜透析1个月后行改良腹膜平衡试验(PET)[1],改良PET方法:晨起采用立位彻底放出前晚已留置在腹腔内的透析液后,患者取仰卧位,将2 L加温至37℃的4.25%的葡萄糖透析液(Dianeal Baxter公司)以每分钟200 mL的速度在10 min内全部灌入腹腔。在灌入过程中,为保证透析液完全混合,每灌入400 mL透析液时,患者需左右翻转、变换体位。分别在0、1、4 h留取透析液及灌液后第1 h抽取血液标本,腹透液留腹4 h后患者取坐位,用20 min时间排空腹腔内透析液,并测定腹透引流液。PET的计算和评估:(1)4 h腹透液肌酐与血肌酐比值(4 h D/Pcr),用以评定腹膜转运功能;(2)净超滤量(nUF)。
1.2.2 分组
对照组:肾病综合征伴腹水患者10例。实验组:根据改良腹膜平衡试验(PET)将入选的腹膜透析患者分为高转运组10例,平均转运组(高平均转运16例,低平均转运15例)31例,低转运组7例。
1.2.3 标本检测
ELISA法测定腹水内皮素(ET-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浓度水平,试剂盒由美国R&D公司提供,每份标本测定2次取平均值。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7.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1)利用光密度值确定VEGF及ET-1浓度,采用直线回归分析法。(2)计量资料VEGF和ET-1浓度水平的统计描述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法。(3)连续变量的关联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不同超滤量标准下VEGF和ET-1浓度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2 结果
2.1 实验组及对照组腹水VEGF及ET-1的浓度比较
低转运组、平均转运组、高转运组腹水VEGF浓度分别为(705.56±34.87)ng/L、(887.01±81.29)ng/L、(971.51±83.73)ng/L;低转运组、平均转运组、高转运组腹水ET-1浓度分别为(299.52±20.06)ng/L、(301.09±28.00)ng/L、(300.28±29.54)ng/L,不同腹膜转运类型组腹水VEGF的浓度各组间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腹膜转运类型组腹水ET-1的浓度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10例肾病综合征患者腹水中VEGF浓度为(784.40±75.38)ng/L,ET-1的浓度为(248.49±25.06)ng/L。对照组与不同腹膜转运类型腹水VEGF及ET-1的浓度各组间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2.2 超滤量与各腹膜转运类型组腹水VEGF和ET-1浓度的比较
根据国际上两种超滤衰竭的标准[1,2],按照净超滤量笔者重新将实验组患者分组。(1)标准一:group I,35例,净超滤量(nUF)>200 mL;groupⅡ,13例,净超滤量≤200 mL。(2)标准二:group A,44例,净超滤量>100 mL;group B,4例,净超滤量≤100 mL。
注:F、P值为高转运组、平均转运组、低转运组三组比较统计值;与对照组比较,*P<0.01
净超滤量与腹水中VEGF的浓度呈负相关(r=-0.893,P<0.01,n=48)。见图1。净超滤量与腹水中ET-1的浓度呈负相关(r=﹣0.776,P<0.01,n=48)。见图2。不同超滤量患者腹膜透析前腹水VEGF和ET-1的浓度比较见表2。
3 讨论
目前全球腹膜透析患者人数约115 000人/年,占透析总人数的14%。使腹膜透析患者转向血液透析(HD)治疗的主要原因是腹膜炎、腹膜透析通路的建立失败及腹膜功能的丧失。如今因为透析通路建立失败而导致腹膜透析患者更改透析方式的人数已减少到了总人数的5%～10%,且腹膜炎的发生率也在逐年下降。腹膜功能的丧失则成为患者退出腹膜透析的重要原因[2]。腹膜功能主要表现在毒素的清除功能及超滤功能(UF)。因此毒素的清除功能及UF成为腹膜透析前初始腹膜转运功能的评价重点。
本研究选取了小分子细胞因子VEGF和中分子细胞因子ET-l作为初始腹膜功能的评价指标。
VEGF是一个34～42 kDa的小分子糖蛋白,它有4种形式:VEGF121,VEGF165,VEGF189,VEGF206,其中以VEGF165为多;VEGF是血管新生的始动因素和主要因素,在生理状况和病理状况下的血管新生中都居于主导地位[3]。经大量研究发现,缺血及高糖环境可刺激腹膜透析患者VEGF表达增强[4,5]。同理,在尿毒症患者腹膜透析之前,缺血、尿毒症血清、微炎症状态、高血糖等均刺激腹膜并影响着腹膜的功能。这为本次研究的理论基础。国内学者通过对腹膜血管的研究构划提出这样一个流程:尿毒症血清和高糖透析液长期作用于患者的腹膜→腹膜VEGF表达增强→腹膜血管新生增加→腹膜对小分子溶质转运增高→腹透转运功能变化。Zweer等[6]对腹透患者VEGF的表达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发现VEGF是腹腔局部产生而非来自血液,进一步研究发现VEGF在腹膜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和腹膜间皮细胞呈阳性表达,而腹膜间皮细胞是VEGF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腹水VEGF浓度可准确反映腹膜血管新生情况。
ET不仅存在于血管内皮,也广泛存在于各种组织和细胞中,它是由21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分子量为2400 D,N端是两个二硫键将1-15、3-11位置的半胱氨酸连接起来,C端是一些疏水性氨基酸的残基。N端结构决定其与受体的亲和力,C端结构决定其与受体的结合位置。同分异构体家族包括ET-1、ET-2、ET-3,ET-l是目前已知的人体内最强的缩血管活性肽。Dobbie[7]对腹膜间皮细胞和Ⅱ型肺泡细胞的超微结构研究提示Ⅱ型肺泡细胞可以合成和分泌ET-1,在肺纤维化中起重要的作用[8,9],腹膜间皮细胞具有与Ⅱ型肺泡细胞相似的分泌功能,提示腹膜间皮细胞亦可能具有合成和分泌ET-1的潜在能力。
随着尿毒症病程的延长,血清中毒素持续刺激腹膜也将产生一系列血管及细胞因子的变化;同时不同的原发病对全身血管的功能影响不同,如高血压、糖尿病等主要影响各系统大、中、小及微动脉,其对腹膜血管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受试者中慢性肾炎患者共20例,其中高转运者3例(占15%),平均转运者17例(占85%)。高血压肾损害患者共13例,其中高转运者1例(占7.8%),平均转运者8例(占61.5%)、低转运者4例(占30.7%)。糖尿病肾病患者共12例,其中高转运者6例(占50%),平均转运者5例(占41.7%)、低转运者1例(占8.3%)。提示原发病为慢性肾炎、高血压肾损害的患者腹膜功能倾向于平均转运,这与原发病对微血管影响较小,腹膜毛细血管管壁的硬化、通透性、密度均未发生较大改变有关。而对于糖尿病肾病患者,由于糖尿病对大、中、小血管均有影响,高糖环境可刺激腹膜血管增殖,使得腹膜的初始转运功能呈高转运倾向。
为了了解腹膜的初始溶质转运功能,笔者比较了不同腹膜转运类型的患者腹膜透析前腹水中VEGF和ET-1浓度。各组间VEGF浓度均有差异,证实了缺血、尿毒症血清、微炎症状态、高血糖等均刺激腹膜并影响着腹膜的功能,同时表明尿毒症患者腹水中VEGF水平与腹膜转运类型有关。低转运组腹水VEGF浓度水平较低也反过来进一步证实,低转运组患者的腹膜毛细血管的密度及血流量、腹膜的有效面积均较小,不利于溶质的交换。对照组腹水VEGF浓度水平较高,可能在另一方面说明肾病综合征患者腹水形成机制不仅仅是血浆白蛋白水平下降,血浆胶体渗透压降低造成,同时可能会有血管及免疫因素参与,具体机制尚不明确,仍需进一步研究。由于腹膜平衡试验主要是评价腹膜对小分子物质的转运功能,而ET-1属于中分子物质,无法通过腹膜转运,因此各组间ET-1浓度均无差异,表明尿毒症患者腹水中内皮素水平与腹膜转运类型无关。
在对腹膜的初始超滤功能的研究中,由于应用4.25%葡萄糖透析液进行实验使得腹膜两侧渗透压梯度达到最大,因而超滤量大,客观误差小,能够更敏感的检测出超滤量的变化[10,11]。所以国际腹膜透析学会超滤衰竭协作组推荐采用改良PET来评估腹膜溶质和水分转运特性[12]。笔者采用改良PET测得超滤量,根据两种超滤衰竭的标准[13,14],对实验组患者进行不同的分组及比较,得出尿毒症患者腹膜透析前腹水中VEGF和ET-1浓度均与超滤量相关,可以用于初步估测腹膜的初始超滤功能。
腹膜初始功能的评价是全面而复杂的,预测腹膜功能更是需要多种指标综合分析的。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样本数较少,首先无法对年龄、原发病、病程与腹膜初始转运功能做出具体统计学分析,仅进行了相关倾向性分析。其次无法得到VEGF和ET-1在腹膜各转运功能组的具体界值。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进一步搜集患者资料做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证实此推断,更深入评价初始腹膜功能。
摘要：目的 探讨腹膜透析前内皮素-1(ET-1)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慢性肾功能衰竭(CRF)患者腹水中表达水平与腹膜转运功能的关系,从而前瞻性预测腹膜功能。方法 共收集48例腹膜透析前患者腹水,腹膜透析1个月后行改良腹膜平衡试验(改良PET),记录超滤量。根据腹膜平衡试验结果将患者分为高转运组10例、平均转运组(高平均转运、低平均转运)31例和低转运组7例。另留取同期10例肾病综合征患者腹水为对照组。以ELISA法检查各组标本中ET-1和VEGF的蛋白质水平。结果 ①VEGF的蛋白质水平的差异在实验组间、实验组与对照组间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ET-1蛋白质水平的差异在实验组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实验组与对照组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净超滤量与透析液VEGF和ET-1的浓度均呈负相关。结论 ET-1和VEGF的蛋白质水平结合可用于评价腹膜的转运功能。
内皮素与儿童癫痫发病的关系研究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癫痫患儿组:
随机选择5个月～14岁发作间期的EP患儿共174例,诊断标准根据1997年全国第八届小儿神经学术会议制订的癫痫诊断标准。并按以下临床特点分为重症组和轻症组,其中重症40例、轻症134例。重症组特点:①持续状态发作≥2次以上;②出现或伴随智力障碍(智商低于80分或学习明显落后);③发作频繁、病程长(发病时间超过2年)、脑电图长期持续不见好转;④脑CT、ECT或MRI示病变范围广泛,呈多个弥散性病灶或大片状病灶;以上4项特点中≥2项者。
1.1.2 正常对照组:
选择6个月～14岁健康儿童共174例,常规检查均正常,排除炎症性疾病,并按照与癫痫患儿组在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生活环境、季节等各方面相同或相近的原则与其一一配对。
1.2 实验方法
血浆ET浓度检测方法:EP患儿在EP发作后24小时内及早采取静脉血2ml,正常对照健康儿童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2ml,将血液注入含10%EDTA二钠30μl和抑肽酶40μl(400IU)的试管中(置冰块中),充分混匀,离心分离提取血浆,置-20℃保存,待测。测定前标本于室温复溶,再次离心取上清液测定。采用放射免疫法,药盒购自北京北免东雅生物技术研究所。
1.3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表示。EP患儿和正常对照组血浆ET含量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法分析,轻、重两组血浆ET含量比较利用成组t检验法分析。显著性水平均设置为α=0.05。
2 检测结果与分析
2.1 本实验发现:
EP患儿发作间期血浆ET浓度均较正常对照儿童增高。分析结果说明,EP患儿发作间期血浆ET浓度明显高于正常配对儿童(P<0.01),差异有显著意义(表1)。
上表结果说明,EP患儿发作间期血浆ET含量明显高于正常配对儿童(P<0.01),差异有显著意义。
2.2 本实验发现:
与轻症患儿相比,重症EP患儿发作间期血浆ET含量明显增高。分析结果显示,重症EP患儿血浆ET含量较轻症患儿明显增高,差异具有显著意义(P<0.01),说明发作间期血浆NO及ET含量变化与病情轻重程度(如:持续状态发作频繁、智力障碍、难以手术切除的大片病灶等)存在密切关系(表2)。
上表结果显示,重症EP患儿血浆ET含量较轻症患儿明显增高,差异具有显著意义(P<0.01),说明ET含量变化与病情轻重程度存在密切关系。
3 讨论
癫痫是以大脑神经细胞群反复超同步放电引起突然性、短暂性脑功能紊乱为特征的一种免疫相关性神经系统疾病,其发生发展与细胞因子及各种脑神经肽有密切关系。ET最早在1988年由日本学者Yanayisawa等人[3]分离纯化,是生物进化过程残存的基因结构的蛋白产物,与蝎毒蛋白相似,是含21个氨基酸的血管活性多肽,是迄今为止体内作用最强、持续时间最久的缩血管物质[4]。ET有三种同分异构体:ET-1,ET-2,ET-3;其受体分为三种:ETA、ETB、ETC。ET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参与调节机体生理功能平衡,也可成为新型内源性致病因子,作为一种新的神经介质,参与多种脑功能的调节[5]。国外学者证实,神经系统中3/4的ET分布在神经细胞内,提示CNS具有自身合成释放ET的能力。人的小脑、海马等区域发现高密度ET受体存在,颞皮质、尾状核、脑室周围结构及脊髓灰白质中均含有ET受体结合位点,因此,认为ET作为新型神经介质参与多种CNS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6]。本实验结果发现发作间期EP患儿血浆ET水平增高,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颅内压增高、脑血管切应力改变,使血管内皮细胞合成释放ET非特异性增高;②脑内病变组织缺氧缺血、代谢产物堆积使局部血管内皮细胞和神经细胞合成释放ET特异性增高;③脑血管内皮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破坏[7],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强,脑细胞产生的ET亦可进入血液;④ET通过细胞膜上特异性受体激活Ca2+通道和蛋白激酶C两类信号传递系统,刺激兴奋性氨基酸释放[8],使胞内Ca2+浓度急剧增加,诱发痫样神经电生理变化;⑤ET引起脑血管强烈收缩,脑灌流急剧减少,诱发癫痫发作;⑥ET与TNF、IFN、IL、PGE等免疫因子相互调节,参与机体所有应激-炎症反应,形成精密的自身反馈系统。过量ET导致系统失衡、免疫因子过度增加,参与免疫毒性作用,导致癫痫发生。本实验结果发现,病情较重的患儿血浆ET浓度较正常儿童明显增高,可能因为:ET过度生成,加重脑血管外侧膜和周围神经细胞内Ca2+大量积聚,细胞间隙增大,加重脑水肿、加重脑缺氧缺血,进而引起脑内神经递质分泌及敏感性异常,可以直接损伤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更促进惊厥发作[9];另外,ET与NO、ET与免疫因子之间的恶性循环亦可加重神经细胞的损伤。
临床应用Ca2+通道阻滞剂等药物(如:尼莫地平、西比灵),可减轻脑水肿,改善脑循环,抑制脑血管内皮细胞分泌ET,降低神经细胞异常放电的频率、次数;在动物实验模型中应用各种ET合成抑制剂、特异性抗ET抗体(BQ-123,内皮素抗血清)、促红细胞生成素[10]、地塞米松等,可有效地预防和抑制动物的EP发作;另外,NMDA受体拮抗剂MK-801和非NMDA受体拮抗剂DNQX亦有上述作用。但临床中尚无此类实验的可能性,可望能够利用某些拮抗剂预防和治疗人类癫痫发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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