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皮素检测

内皮素检测（通用7篇）

内皮素检测 篇1

类风湿性关节炎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是一种慢性、炎性、系统性的自身免疫病, 其特征性病理改变为滑膜炎、血管炎及血管炎基础上发生的纤维素样坏死区, 但发病机制仍不十分清楚。一些研究表明, 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 NO) 参与了自身免疫介导的组织破坏和炎症[1,2]。RA的主要病理基础是关节滑膜有微血管新生及大量血管翳形成, 新生微血管内皮细胞可高度表达多种细胞因子, 其中包括内皮素-1 (endothelin-1, ET-1) , 促使其破坏滑膜及骨组织[2,3]。为观察NO和ET-1在RA发生发展中的表现, 本文检测了55例RA患者及29例健康志愿者血清NO、ET-1水平, 同时结合类风湿因子 (rheumatoid factors, RF) 和抗环胍氨酸肽 (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CCP) 进行讨论。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1.1 RA组

收集2011年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风湿科确诊为RA的患者55例。其中, 男19例, 女36例, 平均年龄 (52.9±13.6) 岁。入选标准为美国风湿病协会 (ARA) 1987年修订的RA诊断标准[4]。

1.1.2 正常对照组

29例健康志愿者, 其中男7例, 女22例, 平均年龄 (45.9±6.4) 岁。

1.2 主要试剂和仪器

NO检测试剂盒 (购自南京建成科技有限公司) , ET-1检测试剂盒 (购自上海活乐科技有限公司) , RF检测试剂盒由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商贸 (中国) 有限公司提供, 抗CCP抗体检测试剂盒由上海科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BIO-RAD XMark全波长酶标仪等。

1.3 研究方法

1.3.1 标本采集

静脉采血约2 m L, 1 500 r/min离心10 min分离血清, 分装后, -20℃冻存。

1.3.2 血清RF和抗CCP抗体测定

RF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 抗CCP抗体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 操作按说明书进行。

1.3.3 血清NO和ET-1的测定

NO的测定采用硝酸还原酶法, ET-1的测定采用生物素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 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分析, 定量指标检测结果用 (±s) 表示, 组间均数比较用t检验。

2 结果

2.1 血清RF和抗CCP抗体测定结果

55例RA病人中RF阳性48例, 阴性7例, 阳性率为87.3%;抗CCP抗体阳性39例, 阴性16例, 阳性率为70.9%。

2.2 RA患者血清NO、ET-1水平的比较

见表1。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RA组患者血清NO显著升高 (P<0.05) , 两组间ET-1水平无显著差别。

2.3 RF阳性与RF阴性的RA患者间血清NO、ET-1水平比较

见表2。RF阳性与RF阴性的RA患者之间相比, 血清NO、ET-1水平差异无显著性。

2.4 抗CCP抗体阳性与抗CCP抗体阴性RA患者间血清NO、ET-1水平比较

见表3。55例受检RA患者中, 抗CCP抗体阳性39例, 阴性16例, 阳性率达70.9%, 比较抗CCP阳性与阴性的RA患者血清NO、ET-1水平, 显示抗CCP阳性者血清NO水平显著高于抗CCP阴性者 (P<0.05) , 而ET-1无差异。

2.5 RA患者血清NO和ET-1相关性分析

血清NO和ET-1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 (r=-0.16, P>0.05) , RF与NO、ET-1之间无明显相关 (r分别为0.09和0.18, 均P>0.05) , 抗CCP抗体与NO、ET-1之间亦无明显相关 (r分别为0.12和-0.11, 均P>0.05) 。

3 讨论

类风湿性关节炎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的病因至今还不完全清楚, 多认为, RA是以关节组织慢性炎症性病变为主要表现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在其发病的过程中, 多种细胞因子、感染因子及滑膜增生等因素共同参与其免疫病理损伤过程[5]。本研究发现RA患者血清中NO含量明显升高, 与文献[3,5]一致。RA的病理改变, 包括滑膜炎症、软骨破坏, 其机制可能与N0介导的炎症有关[1]。在关节炎发生发展过程中, 炎性反应细胞在细胞因子诱导下可产生NO, 当大量NO生成时, 则具有细胞毒性作用, 造成组织损伤, 关节发生不同程度的病变, NO可能作为一种炎症介质直接参与RA炎症反应的病理过程。

ET-1是唯一存在于内皮细胞的ET[3,6], 其释放受多种因素的调节, 而一氧化氮、前列环素、血流量增加可抑制ET的表达[6]。RA作为一种存在异常血管增生和血管炎为基础的疾病, 其发病可能与ET有一定的关系。近年来文献报道, RA患者血浆ET-1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6]。而本研究发现, RA患者和健康志愿者ET-1水平并无显著差别, RA患者NO增高的同时并未发现ET-1的降低, 相关分析也未发现二者存在相关关系。

RF是临床诊断RA的重要指标之一, 但是由于在健康人群和各种感染性疾病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中也可检出, 因此其敏感但不十分特异[6]。抗CCP抗体对应的抗原为环状聚丝蛋白的多肽片段, 是以Ig G型为主的抗体, 可在RA早期出现, 对诊断RA具有高度特异性, 采用CCP为抗原检测抗CCP抗体对RA的诊断有很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7]。本研究发现RF阳性与RF阴性的RA患者之间血清NO、ET-1水平无明显差异, 但抗CCP抗体阳性RA病人血清NO水平显著高于抗CCP抗体阴性者, 提示NO参与了RA的发生发展。

RA病人血清NO、ET-1水平与其他检测指标之间无明显相关关系。对于不同病程、病人严重程度不同的RA病人中NO的表现, 仍需增加样本数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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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素检测 篇2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4年1月至2015年1月期间接受黄褐斑治疗的32例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并设为研究组, 且排除:患有严重心、肝、肾等系统疾病的患者;伴有冠心病、雀斑等疾病的患者;患有精神障碍的患者。其中4例男性患者、28例女性患者;年龄介于19 ~ 4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2.01±2.58)岁。另择同期未发生黄褐斑的健康体检者26例作为对照组, 无其他色素性皮肤病,其中5例男性、21例女性;年龄介于20 ~ 4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1.95±3.01) 岁。对比之后,研究组和对照组的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且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检测方法

使用分光光度仪检测仪器检测一氧化氮,根据说明书完成检测操作;使用ELASA法检测内皮素-1水平, 仪器选用Bench Mark酶标仪,具体操作同样根据说明书进行。

1.4统计学分析

对所有数据使用统计学SPSS18.0软件进行处理, 用(±s)表示计量资料,以t检验,用 χ2检验计数资料,若P < 0.05则表示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统计得出,研究组一氧化氮及内皮素-1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二者之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3讨论

3.1黄褐斑疾病及检测意义分析

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及饮食结构的不断变化, 导致黄褐斑的发病率逐年增加,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黄褐斑也叫作肝斑,因未能及时消除皮肤黑色素沉积于面部而形成,会直接影响人体面部的美观度,由于早期无明显的不适症状,大部分人将其认作普通的损容性皮肤病变。实际上,黄褐斑的出现与人们的机体状况存在紧密关系,主要表现为脸面部深褐色斑、形状不对称、颜色深浅不一等症状,病变部位包括颧颊部、眼睛周围、鼻部等区域。目前,女性患者居多,大多因血中雌激素水平增高、长期服用避孕药、内分泌失调、月经紊乱等原因所致。研究发现, 一氧化氮与内皮素-1水平的变化与黄褐斑发病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因此及时检测黄褐斑患者血中的一氧化氮与内皮素-1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1]。

3.2一氧化氮及内皮素-1水平检测结果分析

一氧化氮是一种氮氧化合物,在现代药理学中不仅能扩张肺血管,直接作用支气管平滑肌,还能与内皮素-1发挥拮抗机制。内皮素-1是一种缩血管物质, 在收缩肺血管以及支气管平滑肌方面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当黄褐斑患者发病时,机体会处于缺氧状态, 致使血管内皮细胞合成,从而造成内皮素-1水平上升。结合本研究结果发现,黄褐斑患者的一氧化氮及内皮素-1水平均显著高于未发生黄褐斑的受检者, 提示黄褐斑的发生与上述两种物质存在相关性,对黄褐斑的诊断及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国外研究指出紫外线在活化角质形成细胞后容易分泌一氧化氮, 增加黑色素的合成,通过使用一氧化氮清除剂能够最大程度地消除黑素细胞的作用,同时还指出日光照晒是形成黄褐斑的关键因素[2,3]。根据本研究结果发现, 黄褐斑患者的一氧化氮(67.958.26)µmol/L与对照组的(32.107.30)µmol/L相比明显较高,表明一氧化氮能够对黑素细胞产生直接作用,并且会影响到黄褐斑的发病。此外,研究提示紫外线照射后会促使角质形成细胞与内皮素-1的数量增加,说明发生皮素色素沉着的情况大多由角质形成细胞引起。本研究结果发现,黄褐斑患者内皮素-1水平(15.205.28)ng/L与对照组的(7.213.02)ng/L相比明显较高,表明内皮素-1物质也会影响到黄褐斑的发病。

现阶段,随着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不断总结以往的治疗经验和方法,临床医师应当积极普及黄褐斑相关知识,并做出适当的健康教育,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黄褐斑的发病率,主要防护措施如下:第一,本研究中提到日晒是造成黄褐斑的关键原因,因此加强黄褐斑患者防晒意识尤为重要。物理防晒:外出时头戴遮阳帽,以长袖衣服进行皮肤遮挡,尽可能地避免早上10点~下午3点在室外走动。化学防晒:外出时涂抹含有避光剂的防晒霜,建议使用广谱的防晒霜,每隔1小时涂抹1次。第二,做好情绪管理。据不完全统计, 50% 患者黄褐斑的发生与情绪相关,因此消除不良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尤为重要,同时可通过听音乐、跑步等措施释放自己的压力,转移自己的情绪, 进而形成劳逸结合,全面改善心理问题。第三,保持睡眠质量。充足的睡眠有助于降低黄褐斑的发生率, 国内一些研究发现睡眠时间不够以及严重失眠者的黄褐斑发生率要明显高于充足睡眠者[4]。因此,注意休息,尽量避免熬夜十分重要。第四,注意饮食。适当的摄入豆制品有助于预防黄褐斑的发生,并且还能改善皮肤状态。第五,正确使用化妆品。化妆品已成为女性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近年来化妆品过敏已成为黄褐斑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因此属于敏感肌肤的患者应当选择一些安全性系数较高、刺激性较小的化妆品。除此之外,广大女性还应注意避孕方法的使用,当前大部分女性选择避孕药或者放环避孕等措施进行避孕,但研究发现一部分黄褐斑患者因口服避孕药及放环避孕所致,因此建议女性选择正确的避孕方法,继而全面减少黄褐斑发生的风险[5]。

总而言之,早期及时检测黄褐斑患者血中一氧化氮及内皮素-1水平的变化,可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有助于保障患者的身体健康,值得临床做出进一步观察和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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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素检测 篇3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在我院进行诊治的300例肝硬化患者, 入选标准:通过影像学、肝功能、肝纤指标测定及 (或) 肝穿活检确诊肝硬化病例。其中乙肝肝硬化175例、丙肝肝硬化17例、酒精肝硬化83例、自身免疫肝硬化25例, A组患者86例, 其中男63例, 女23例;B组患者114例, 其中男84例, 女30例, C组200例, 均系健康献血员, 其中男142例, 女58例。

1.2 方法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除进行常规肝脏门脉系径值检查外, 均进行门脉系彩色多普勒技术检测, 测定门静脉内径 (Dpv) 及门静脉 (PV) 、脾静脉 (SPV) 血流量测定 (ABF) , 计算脾/门静脉流量比 (Qspv/Qpv) 。同时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入选组及对照组血清ET-1和CGRP水平[2]。

1.3 统计学方法

用SPSS13.0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分别采用t检验和χ2检验, 检验水准设定为0.05, 当P<0.05时差异显著。

2 结果

A组患者、B组患者、C组健康人员的ET-1、CGRP、脾/门静脉流量比逐渐降低,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ET-1、CGRP检测在判断或预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3.6%与82.4%。见表1。

3 讨论

肝硬化是临床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发生于门脉高压基础之上的门脉高压性胃病及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其最重要的并发症之一。研究表明[3]肝静脉压力梯度测定是评估门脉压力的标准方法, 它也与门脉高压并发症的发生有关, 肝硬度测定则是被推荐的预测肝硬化并发症的无创技术, 但前者为有创性检查, 后者检测费用昂贵, 两者均对门脉高压预测存在困难。许夕海[4]等认为在肝硬化门脉高压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内皮素 (ET) 是调节肝星状细胞 (HSC) 最重要的血管活性物质之一, ET与HSC的相互作用由于对肝脏血管阻力和门静脉血流量的变化都起着关键作用而备受关注。胡国信[5]等发现肝硬化患者血浆中CGRP水平较正常人明显升高, 在预测EVB中有良好疗效。因此, 积极查找诊断门脉高压症的简便、有效手段和预测EVB的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旨在寻求无创性的更有效的检测手段, 早期干预肝硬化门脉高压, 防治其并发症, 本文选取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在我院进行诊治的300例肝硬化患者及200例健康献血员, 将肝硬化患者分为A组 (EVB阳性) 和B组 (EVB阴性) , 200例无急慢性肝病史的健康居民为C组 (对照) , A、B、C组的ET-1、CGRP、脾/门静脉流量比逐渐降低,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说明测定ET-1、CGRP和脾/门静脉流量比在预测EVB中有确定效果;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ET-1、CGRP在判断或预测EVB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3.6%与82.4%, 彩色多普勒超声门脉系统血流动力检查联合ET-1、CGRP检测在早期诊断肝硬化门脉高压及预测门脉高压症中出现EVB具有临床意义, 并具有无创性及经济可行性,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摘要：目的 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血浆内皮素-1 (ET-1)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 (CGRP) 检测在早期肝硬化门脉高压症中应用的研究。方法 选取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在我院进行诊治的300例肝硬化患者, 将肝硬化患者分为A组 (EVB阳性) 和B组 (EVB阴性) , 200例健康居民为C组 (对照) 。定期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和ET-1、CGRP检测。结果 A、B、C组的ET-1、CGRP、脾/门静脉流量比逐渐降低,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ET-1、CGRP检测在判断或预测EVB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3.6%与82.4%。结论 彩色多普勒超声门脉系统血流动力检查联合ET-1、CGRP检测在判断或预测EVB中有很高价值, 在诊断早期肝硬化门脉高压及预测门脉高压症中出现EVB具有临床意义,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浆内皮素,降钙素基因相关肽,门脉高压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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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素与恶性肿瘤侵袭转移 篇4

关键词：内皮素,内皮素受体,信号途径,肿瘤侵袭转移

内皮素由日本学者于1988年在培养的猪主动脉内皮细胞中首次分离提纯, 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机体内最强的缩血管活性多肽, ET及其受体广泛存在于人体血管及非血管组织中, 是某些病理过程中机体的一种内源性致病因子, 对包括肿瘤在内的许多疾病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就内皮素和肿瘤侵袭转移进展作一综述。

1 内皮素及其受体

内皮素是由21个氨基酸组成的活性多肤, 是一个由3种异构体多肽包括ET-l、ET-2和ET-3组成的多肽家族。ET通过细胞膜上的内皮素受体产生生物学效应, 内皮素受体有ETA受体及ETB受体2种类型 (属于G蛋白耦联受体) , 而ETB存在ETB1和ETB2两种亚型。

2 内皮素的主要生物学作用

(1) 强烈的缩血管作用。 (2) 引起血压双向性变化, 先短暂降低后持续升高。 (3) 收缩肾血管, 降低肾小球滤过率。 (4) 促分裂作用。

3 内皮素影响肿瘤生长和侵袭转移的基础机制

3.1 内皮素与肿瘤细胞增殖

内皮素与其同源的G蛋白偶联受体的结合触发了一个多种信号途径的网络系统的激活, 包括磷脂酶C (PLC) 的激活, 细胞内Ca2+浓度升高, 蛋白激酶C的激活, 有丝分裂激活蛋白激酶 (MAPK) 的激活等, 它们协同和联合作用, 交替将有丝分裂信号传递给细胞核并促进细胞增殖。再者, 内皮素还可以通过激活PI3K介导的AKT, 促进细胞生长和增殖。总之, 内皮素在多种肿瘤细胞中刺激DNA合成和细胞增殖。

3.2 内皮素与肿瘤神经血管生成

内皮素可使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的m RNA的表达增加, 诱导时间和剂量相关的VEGF浓度水平。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的上调与低氧诱导因子-1α相关, 当内皮素刺激时低氧诱导因子-1α蛋白浓度升高。在低氧条件下, 内皮素可通过扩大低氧诱导因子-1α的稳定性和VEGF的产生来达到目的, 促进低氧诱导因子-1α诱导的血管生成基因的转录。同时, 内皮素通过促使COX-1和COX-2的表达增加, 前列腺素E2产生, 基质金属蛋白酶的激活协同低氧诱导因子-1α共同扩大肿瘤进展的信号途径。

3.3 内皮素与肿瘤侵袭转移

内皮素与受体结合在多个水平持续诱导两大转移相关蛋白酶家族: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和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系统, 可致肿瘤细胞的高侵袭潜力。再者, 内皮素通过刺激局部黏附激酶和桩蛋白磷酸化来诱导肿瘤侵袭转移, 还可通过激活血管生长因子受体部分诱导肿瘤侵袭。

内皮素刺激, ILK活性增加, PI3-K-依赖途径激活, 可激活金属基质蛋白酶促进降解和诱导肿瘤细胞运动侵袭, 应用阻断剂可阻止这一过程的发生。其次, 另一个肿瘤细胞侵袭转移过程的标志是内皮间叶转换 (EMT) , 可使细胞间失去极性和细胞与细胞间连接, 获得一个间叶的表型, 从而获得侵袭细胞外基质和转移到远处的能力。最后, 在肿瘤细胞中, 内皮素轴通过下调E-cadherion和相关的β-catenin的表达以及上调间叶N-cadherion的表达来破坏正常的宿主和肿瘤内联系[1]。

4 内皮素与肿瘤侵袭转移相关进展

内皮素轴, 包括内皮素和它的受体, 通过调节有丝分裂, 细胞存活, 血管生成, 骨重塑, 刺激伤感感受器受体, 肿瘤浸润免疫细胞, 上皮间叶转换, 侵袭转移等方式在不同的肿瘤的生长和转移中发挥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2]。

4.1 卵巢癌

90%原发性的和100%转移性的癌都能检测到内皮素的m RNA, 首先, 内皮素受体A在卵巢癌中决定内皮素诱导EMT发生起到重要作用, EMT的关键在于E-cadherion的下调和N-cadherion的上调。其次, 内皮素还通过抑制糖原合成激酶-3β (GSK-3β) 来诱导Snail的上调和β-catenin的核移位。再者内皮素选择性与内皮素受体结合能诱导低氧诱导因子-1α依赖型的血管生成, 刺激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重要的肿瘤血管生成的介质) 的生成, 同时也增加低氧诱导因子-1α (HIF-1α) 的积聚和激活HIF-1转录复合物, 使作用更强[3]。

4.2 黑素瘤

内皮素-1和内皮素-3与内皮素受体B结合后通过HIF-1α和VEGF的激活在黑素瘤中促进侵袭转移进程。另外, 黑素瘤细胞黏附分子 (MCAM) 是一个细胞表面黏附分子, 在超过70%的转移性黑素瘤细胞表面表达。MCAM的水平与肿瘤细胞侵袭转移能力成正相关关系, 内皮素-1可能通过改变转录水平来上调MCAM的表达[4]。再者, 在黑素瘤细胞中, 内皮素可降低E-cadherion的表达影响侵袭转移。

4.3 乳腺癌

在乳腺癌以及相关的侵袭转移中内皮素 (ET-1和ET-2) 表达增加, 内皮素-1与受体A结合作用和HIF-1α协调共同促进肿瘤细胞表达趋化因子受体CCR7, 而CCR7能诱导趋化现象和侵袭转移通过肌动蛋白的聚合和伪足形成等的作用, 主要靠近淋巴结附近, 通过淋巴转移, 在肿瘤转移中表现出器官特异性[5]。其次, 内皮素 (ET-2) 协同巨噬细胞浸润刺激MMP的分泌, 增加肿瘤侵袭转移的能力。低氧协同的内皮素也可调节肿瘤相关的巨噬细胞的再分布和激活, 启动侵袭转移机制[6]。

4.4 前列腺癌

内皮素与前列腺骨转移的作用是以转移细胞与局部微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 关闭旁分泌环, 减少骨细胞的再吸收和移动, 促进侵袭转移[7]。再者, β-catenin, Wnt信号途径的组成之一, 通过β-catenin/T细胞因子 (β-cat/Tcf-4) 途径在前列腺癌进展中发挥作用。β-cat/Tcf-4的转录刺激内皮素-1的表达, 激活PI3K依赖的信号途径;内皮素增强β-cat/Tcf-4的作用, 使内皮素表达更多, 两者协调共同促进前列腺癌的进程[8]……

可见, 在肿瘤的侵袭转移中内皮素的作用是不可小确的。

5 问题与展望

内皮素发挥作用基本上是通过激活内皮素受体, 诱导信号途径的发生来完成的。应用内皮素受体拮抗剂阻断信号传导途径可抑制肿瘤的发生发展。但是, 是否只能通过受体抑制剂的方面来治疗肿瘤, 可否就已知的发生途径中的某一环节的阻断来发挥相同的治疗肿瘤的目的呢?其实, 目前对于内皮素的研究还不尽详然, 进一步详细深入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入理解肿瘤发生与转移的机制, 同时为寻找抑制肿瘤侵袭的新靶点提供了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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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ulia L.Wilson, Joy Burchell, Matthew J.Grimshaw.Endothelins Induce CCR7Expression by Breast Tumor Cells via Endothelin Receptor A and Hypoxia-In-ducible Factor-1.Cancer Res2006, 66 (24) :11802-11807, December15.

[6]Matthew J.Grimshaw, Thorsten Hagemann, Ayse Ayhan, Cheryl E.Gillett, Claudia Binder, Frances R.Balkwill.A Role for Endothelin-2and Its Receptors in Breast Tumor Cell Invasion[J].CANCER RESEARCH64, 2461-2468, April1, 2004.

[7]Masood A.Khan, Alan W.Partin.Endothelin-A Receptor Antagonists and Advanced Prostate Cancer.Rev Urol.2004, 6 (1) :47-48.

内皮素检测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05年12月～2009年12月在泰安市中心医院泌尿内一科开始进行腹膜透析患者48例,男29例,女19例,平均年龄(51.83±15.22)岁,血肌酐550～750μmol/L。原发病为慢性肾炎20例,良性小动脉肾硬化13例,糖尿病肾病12例,多囊肾1例,间质性肾炎2例。所有患者均在腹膜透析前通过诊断性穿刺留取腹水。所有患者置管后均接受美国Baxter公司的葡萄糖腹膜透析液,双联系统管路,行正规腹膜透析治疗1个月后行改良腹膜平衡试验。另选取同期10例肾病综合征伴腹水者为对照组,男6例,女4例,平均年龄(49.90±10.35)岁。实验组及对照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各患者血肌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排除标准:受试患者腹水标本常规检查异常,临床有明显感染,心衰,肝功能损害,恶性肿瘤,血超敏C反应蛋白增高及不愿参加者。所有入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定协议书。

1.2 试验方法和步骤

1.2.1 改良腹膜平衡试验

所有患者正规腹膜透析1个月后行改良腹膜平衡试验(PET)[1],改良PET方法:晨起采用立位彻底放出前晚已留置在腹腔内的透析液后,患者取仰卧位,将2 L加温至37℃的4.25%的葡萄糖透析液(Dianeal Baxter公司)以每分钟200 mL的速度在10 min内全部灌入腹腔。在灌入过程中,为保证透析液完全混合,每灌入400 mL透析液时,患者需左右翻转、变换体位。分别在0、1、4 h留取透析液及灌液后第1 h抽取血液标本,腹透液留腹4 h后患者取坐位,用20 min时间排空腹腔内透析液,并测定腹透引流液。PET的计算和评估:(1)4 h腹透液肌酐与血肌酐比值(4 h D/Pcr),用以评定腹膜转运功能;(2)净超滤量(nUF)。

1.2.2 分组

对照组:肾病综合征伴腹水患者10例。实验组:根据改良腹膜平衡试验(PET)将入选的腹膜透析患者分为高转运组10例,平均转运组(高平均转运16例,低平均转运15例)31例,低转运组7例。

1.2.3 标本检测

ELISA法测定腹水内皮素(ET-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浓度水平,试剂盒由美国R&D公司提供,每份标本测定2次取平均值。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7.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1)利用光密度值确定VEGF及ET-1浓度,采用直线回归分析法。(2)计量资料VEGF和ET-1浓度水平的统计描述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法。(3)连续变量的关联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不同超滤量标准下VEGF和ET-1浓度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2 结果

2.1 实验组及对照组腹水VEGF及ET-1的浓度比较

低转运组、平均转运组、高转运组腹水VEGF浓度分别为(705.56±34.87)ng/L、(887.01±81.29)ng/L、(971.51±83.73)ng/L;低转运组、平均转运组、高转运组腹水ET-1浓度分别为(299.52±20.06)ng/L、(301.09±28.00)ng/L、(300.28±29.54)ng/L,不同腹膜转运类型组腹水VEGF的浓度各组间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腹膜转运类型组腹水ET-1的浓度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10例肾病综合征患者腹水中VEGF浓度为(784.40±75.38)ng/L,ET-1的浓度为(248.49±25.06)ng/L。对照组与不同腹膜转运类型腹水VEGF及ET-1的浓度各组间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1。

2.2 超滤量与各腹膜转运类型组腹水VEGF和ET-1浓度的比较

根据国际上两种超滤衰竭的标准[1,2],按照净超滤量笔者重新将实验组患者分组。(1)标准一:group I,35例,净超滤量(nUF)>200 mL;groupⅡ,13例,净超滤量≤200 mL。(2)标准二:group A,44例,净超滤量>100 mL;group B,4例,净超滤量≤100 mL。

注:F、P值为高转运组、平均转运组、低转运组三组比较统计值;与对照组比较,*P<0.01

净超滤量与腹水中VEGF的浓度呈负相关(r=-0.893,P<0.01,n=48)。见图1。净超滤量与腹水中ET-1的浓度呈负相关(r=﹣0.776,P<0.01,n=48)。见图2。不同超滤量患者腹膜透析前腹水VEGF和ET-1的浓度比较见表2。

3 讨论

目前全球腹膜透析患者人数约115 000人/年,占透析总人数的14%。使腹膜透析患者转向血液透析(HD)治疗的主要原因是腹膜炎、腹膜透析通路的建立失败及腹膜功能的丧失。如今因为透析通路建立失败而导致腹膜透析患者更改透析方式的人数已减少到了总人数的5%～10%,且腹膜炎的发生率也在逐年下降。腹膜功能的丧失则成为患者退出腹膜透析的重要原因[2]。腹膜功能主要表现在毒素的清除功能及超滤功能(UF)。因此毒素的清除功能及UF成为腹膜透析前初始腹膜转运功能的评价重点。

本研究选取了小分子细胞因子VEGF和中分子细胞因子ET-l作为初始腹膜功能的评价指标。

VEGF是一个34～42 kDa的小分子糖蛋白,它有4种形式:VEGF121,VEGF165,VEGF189,VEGF206,其中以VEGF165为多;VEGF是血管新生的始动因素和主要因素,在生理状况和病理状况下的血管新生中都居于主导地位[3]。经大量研究发现,缺血及高糖环境可刺激腹膜透析患者VEGF表达增强[4,5]。同理,在尿毒症患者腹膜透析之前,缺血、尿毒症血清、微炎症状态、高血糖等均刺激腹膜并影响着腹膜的功能。这为本次研究的理论基础。国内学者通过对腹膜血管的研究构划提出这样一个流程:尿毒症血清和高糖透析液长期作用于患者的腹膜→腹膜VEGF表达增强→腹膜血管新生增加→腹膜对小分子溶质转运增高→腹透转运功能变化。Zweer等[6]对腹透患者VEGF的表达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发现VEGF是腹腔局部产生而非来自血液,进一步研究发现VEGF在腹膜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和腹膜间皮细胞呈阳性表达,而腹膜间皮细胞是VEGF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腹水VEGF浓度可准确反映腹膜血管新生情况。

ET不仅存在于血管内皮,也广泛存在于各种组织和细胞中,它是由21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分子量为2400 D,N端是两个二硫键将1-15、3-11位置的半胱氨酸连接起来,C端是一些疏水性氨基酸的残基。N端结构决定其与受体的亲和力,C端结构决定其与受体的结合位置。同分异构体家族包括ET-1、ET-2、ET-3,ET-l是目前已知的人体内最强的缩血管活性肽。Dobbie[7]对腹膜间皮细胞和Ⅱ型肺泡细胞的超微结构研究提示Ⅱ型肺泡细胞可以合成和分泌ET-1,在肺纤维化中起重要的作用[8,9],腹膜间皮细胞具有与Ⅱ型肺泡细胞相似的分泌功能,提示腹膜间皮细胞亦可能具有合成和分泌ET-1的潜在能力。

随着尿毒症病程的延长,血清中毒素持续刺激腹膜也将产生一系列血管及细胞因子的变化;同时不同的原发病对全身血管的功能影响不同,如高血压、糖尿病等主要影响各系统大、中、小及微动脉,其对腹膜血管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受试者中慢性肾炎患者共20例,其中高转运者3例(占15%),平均转运者17例(占85%)。高血压肾损害患者共13例,其中高转运者1例(占7.8%),平均转运者8例(占61.5%)、低转运者4例(占30.7%)。糖尿病肾病患者共12例,其中高转运者6例(占50%),平均转运者5例(占41.7%)、低转运者1例(占8.3%)。提示原发病为慢性肾炎、高血压肾损害的患者腹膜功能倾向于平均转运,这与原发病对微血管影响较小,腹膜毛细血管管壁的硬化、通透性、密度均未发生较大改变有关。而对于糖尿病肾病患者,由于糖尿病对大、中、小血管均有影响,高糖环境可刺激腹膜血管增殖,使得腹膜的初始转运功能呈高转运倾向。

为了了解腹膜的初始溶质转运功能,笔者比较了不同腹膜转运类型的患者腹膜透析前腹水中VEGF和ET-1浓度。各组间VEGF浓度均有差异,证实了缺血、尿毒症血清、微炎症状态、高血糖等均刺激腹膜并影响着腹膜的功能,同时表明尿毒症患者腹水中VEGF水平与腹膜转运类型有关。低转运组腹水VEGF浓度水平较低也反过来进一步证实,低转运组患者的腹膜毛细血管的密度及血流量、腹膜的有效面积均较小,不利于溶质的交换。对照组腹水VEGF浓度水平较高,可能在另一方面说明肾病综合征患者腹水形成机制不仅仅是血浆白蛋白水平下降,血浆胶体渗透压降低造成,同时可能会有血管及免疫因素参与,具体机制尚不明确,仍需进一步研究。由于腹膜平衡试验主要是评价腹膜对小分子物质的转运功能,而ET-1属于中分子物质,无法通过腹膜转运,因此各组间ET-1浓度均无差异,表明尿毒症患者腹水中内皮素水平与腹膜转运类型无关。

在对腹膜的初始超滤功能的研究中,由于应用4.25%葡萄糖透析液进行实验使得腹膜两侧渗透压梯度达到最大,因而超滤量大,客观误差小,能够更敏感的检测出超滤量的变化[10,11]。所以国际腹膜透析学会超滤衰竭协作组推荐采用改良PET来评估腹膜溶质和水分转运特性[12]。笔者采用改良PET测得超滤量,根据两种超滤衰竭的标准[13,14],对实验组患者进行不同的分组及比较,得出尿毒症患者腹膜透析前腹水中VEGF和ET-1浓度均与超滤量相关,可以用于初步估测腹膜的初始超滤功能。

腹膜初始功能的评价是全面而复杂的,预测腹膜功能更是需要多种指标综合分析的。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样本数较少,首先无法对年龄、原发病、病程与腹膜初始转运功能做出具体统计学分析,仅进行了相关倾向性分析。其次无法得到VEGF和ET-1在腹膜各转运功能组的具体界值。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进一步搜集患者资料做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证实此推断,更深入评价初始腹膜功能。

摘要：目的 探讨腹膜透析前内皮素-1(ET-1)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慢性肾功能衰竭(CRF)患者腹水中表达水平与腹膜转运功能的关系,从而前瞻性预测腹膜功能。方法 共收集48例腹膜透析前患者腹水,腹膜透析1个月后行改良腹膜平衡试验(改良PET),记录超滤量。根据腹膜平衡试验结果将患者分为高转运组10例、平均转运组(高平均转运、低平均转运)31例和低转运组7例。另留取同期10例肾病综合征患者腹水为对照组。以ELISA法检查各组标本中ET-1和VEGF的蛋白质水平。结果 ①VEGF的蛋白质水平的差异在实验组间、实验组与对照组间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ET-1蛋白质水平的差异在实验组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实验组与对照组间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净超滤量与透析液VEGF和ET-1的浓度均呈负相关。结论 ET-1和VEGF的蛋白质水平结合可用于评价腹膜的转运功能。

内皮素与脑血管病的临床研究 篇6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筛选40名除外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系统疾病的健康人为对照组, 年龄19～71岁, 男女之比为2∶1.8, 平均血浆ETn-1值为3.42pg/mL, 另外随机选择新入院的脑梗死和脑出血 (CT证实) 各20例, 在入院用药前采肘静脉血5mL, 将血置于含10%EPTA60uL和100uL抑肽酶试管中混匀, 4C3000rpm离心10min, 取出血浆2mL加0.1%TPA6毫升混匀, 30Hrpm X 20min离心, 取上清溶液加入预先处理好的 (30m L蒸馏水含0.1%TFA的75%乙腈, 再加30 mL蒸馏水洗脱se p-pa kc 18层析柱 (wat er s) , 而后用3 0mL蒸馏水冲洗, 再加入含0.1%TFA的75%乙腈洗脱并收集, 将收集溶液吹干, -30℃保存测定时用缓冲液A (0.1MH7.4的PRS内含0.1%BSA, 0.1%NaH3/0.1%NaCL、0.1%tritorx-100) 复溶待测。

1.2 ET-1抗血清

应用解放军总医院老年病研究室产品ET-1抗血清最终滴度为1∶66000。

1.3 125I-ET-1的制备

解放军总医院老年病研究室产品, 标记物的比度为1350ci/mmol。

1.4 放免测定

将100uL复溶血样或标准液与抗体置于缓冲液A中, 在4℃浮华20～24h, 总反应体积为300uL, 最后用的抗体加PEC法分离结合和游离的125I-ET-1, 据标准曲线和样品管的B/BD面分数计算, 每毫升血浆中ET-1免疫活性物质以pg/mL表示。

1.5 标准品

ET-1为美国 (Peninsula Lobaralo ralories, INC) 。

2 结果

脑梗死组年龄47～74岁, 平均年龄62.05岁, 男10例, 女10例, 血浆ET1浓度2.98～3.87pg/mL, 平均血浆ET1值为3.509pg/mL.脑出血组年龄41～73岁, 平均年龄61.25岁, 男10例。女10例, 血浆ET1浓度2.98～5.87pg/mL, 平均血浆ET1值为4.8605pg/mL。脑出血的平均ET值高于脑梗死的平均ET值 (t=7.3842, P<0.01) 。

3 讨论

本组20例脑梗死病人, 测定期用药前的血浆ET1浓度, 均值3.50pg/mL, 与40例正常人血浆ET浓度对照值3.42pg/mL, 无明显差异, 此可能为例数少, ET1神经组织中含量少或其他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国外报告ET1多分布在机体心血管系统, ET2、ET3多分布中枢神经系统。当心肌梗死时, 血浆中ET浓度升高, 从而促进心、肾、脑的缺血性损伤, 同时由于血栓素和环化酶的作用, 促进脑血管内皮细胞分泌ET。国外报告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 (ICVD) 患者的血浆ET1增高, 可能为应激反应是周身血管系统内皮细胞分泌ET增多, 肾上腺素可诱发ET释放, 受损区域内神经组织和局部血管受损, 受损血管内皮细胞产生ET增多, ET1从受损的微血管的内皮细胞溢出, 使血浆ET1增高。

本文20例脑出血病人的血浆ET1的含量高于脑梗死组合对照组有显著差异 (P<0.01) .分析其原因可能为: (1) 脑局部出血所致全身性应激反应; (2) 局部出血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使肾上腺素、凝血酶、转变生长因子 (TGFB) 等增多, 促进ET生成; (3) 出血块中其他缩血管物质刺激血管内皮细胞释放ET; (4) 血管内皮细胞受损刺激ET释放; (5) 其他血管活性物质引起血管痉挛, 使血和内皮细胞受到刺激大量释放ET, 由于脑出血的血管内皮细胞损伤不仅刺激ET的合成和释放, 同时还能增加血管对ET3反应性, 产生血管痉挛其结果促进神经组织细胞缺血缺氧而坏死, 其机制可能为ET1增加细胞内肌醇-1, 4, 5-三磷酸 (IP3) 及细胞内游离钙浓度, IP3引起细胞内钙离子释放和ET激活细胞外钙内流, PKC (蛋白激酶) 引起血管收缩。

摘要：目的 探讨急性脑卒中患者血浆中内皮素 (ET) 浓度变化与脑卒中的关系。方法 筛选40名除外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系统疾病的健康人为对照组, 将40例随机选择新入院的脑梗死和脑出血 (CT证实) 各20例作为实验组, 分成脑梗死组和脑出血组, 进行放免测定。结果 实验组脑梗死组血浆ET1浓度2.98～3.87pg/mL, 平均ET1值为3.059pg/mL。脑出血组血浆ET1浓度2.98～5.87pg/mL, 平均血浆ET1值为4.8605pg/mL。脑出血的平均ET值高于脑梗死的平均ET值 (t=7.3842, P<0.001) 。脑梗死的ET值与对照组的ET值差别不显著, 三者的血浆ET值均与年龄、性别无关。

关键词：内皮素,脑梗死,脑出血

参考文献

[1]贡心燕.内皮素-一类新的血管收缩肽[J].国外医学药学分册, 1993, 1:7.

内皮素轴与癌痛的研究进展 篇7

1 内皮素的生物特性

内皮素是天然的多肽家族, 具有促进生长、血管活性、致伤害性疼痛等作用, 可导致组织及系统 (如呼吸、循环、感觉、内分泌、中枢神经系统) 功能改变。内皮素-1 (ET-1) 最初被内皮素细胞分泌而命名。随后发现在血管平滑肌细胞、粒细胞、血管系膜细胞、神经元、巨噬细胞等细胞中也分泌ET-1。除ET-1外, 内皮素家族还包括内皮素-2 (ET-2) 、内皮素-3 (ET-3) 、白皮素-4 (ET-4) 。其中, 以ET-1分泌最多。它们在结构上类似, 但由不同的基因在不同的组织中转录翻译而成。

内皮素或其激动剂通过激动内皮素受体 (ETA和ETB受体, 均为G蛋白偶联受体) 发挥作用。人类ETA、ETB受体存在51%同源氨基酸序列, 而跨膜区域的蛋白同源性更高。这些G蛋白偶联型受体的选择性很大程度上由第二至第五个跨膜结构域决定。ETA受体在血管平滑肌细胞中大量表达, 激动时, 使钙离子内流, 致平滑肌长时间收缩。ETB受体主要在内皮细胞上表达, 可激活一氧化氮 (NO) 释放, 致平滑肌细胞舒张。然而, 在心脏组织, ETA受体也存在于血管内皮细胞中, 介导细胞内Ca2+的升高, 而在胃中, ETB受体在平滑肌细胞中表达, 可介导其收缩。尽管这些受体通常独立地在特定的组织中分布, 但ETA和ETB受体也在血管平滑肌细胞、星形胶质细胞, 脉络丛上皮细胞、垂体前叶和心脏内皮细胞上共同表达。ETA、ETB受体对不同的配体显示出不同的选择性。ETB受体与ET-1、ET-2和ET-3有相等的亲和力, 而ET-1与ETA受体结合力最强, ET-2次之, ET-3最弱。

2 内皮素轴与癌痛

现有的癌痛模型多通过将不同类型的癌细胞注射至骨或者软组织中来制备, 这些模型表现出与人类癌痛高度的相似性。黄东等[1]采用鼠源性Lew's肺癌细胞接种至小鼠股骨来制备癌痛模型, 该模型重现性好, 与人类骨癌痛表现相似, 是成熟的骨癌痛研究平台。通过将纤维肉瘤细胞接种至小鼠跟骨[2]及通过将溶骨性肉瘤细胞 (2472) 接种至股骨骨髓腔制备的癌痛小鼠[3]均表现出自发性疼痛和触诱发痛。同样, 通过接种鳞状细胞癌细胞 (SCC, HSC-3细胞线) 、黑色素瘤 (WM164细胞) , 或具有高度侵袭性和转移性小鼠黑色素瘤 (B16-BL6) 细胞至小鼠足底软组织制备的癌痛模型表现出触诱发痛。在纤维肉瘤骨癌痛小鼠上, 骨破坏发生于在触诱发痛发生之前, 而冷痛觉过敏则发生于之后。在伴随肿瘤的发展而出现的癌痛中, 已证实ET-1与内皮素受体发挥重要作用[3]。

2.1 内皮素与癌痛

ET-1浓度与癌痛密切相关。纤维肉瘤癌痛小鼠的荷瘤肢体内ET-1浓度是健侧肢体的4.8倍, 且通过微灌流技术检测到肿瘤内的ET-1量为健侧肢体的2.5倍[4]。免疫组织化学显示, 离体培养的2472肉瘤细胞ET-1水平较高。相比于对照组, 肉瘤小鼠血浆中ET-1水平增加了约5倍[5]。小鼠后肢足底接种转移性黑色素瘤细胞后, 组织中内皮素的浓度随时间的推移而升高。触诱发痛程度与皮肤中的黑色素瘤产生ET-1的水平之间有直接的关系[6]。尽管肿瘤体积小于黑色素瘤肿瘤, 但鳞状细胞癌小鼠肿瘤微环境中表达ET-1的m RNA及ET-1浓度均较高, 且触诱发痛表现更为明显。因此, 在该模型中, 相比于肿瘤体积, ET-1的浓度在癌痛中作用更重要[7]。另有研究证实, 将跟骨肿瘤细胞及前列腺癌细胞 (PPC-1) 接种至小鼠后足皮下所致的肿瘤局部注射不同剂量的ET-1, 均会使小鼠产生急性疼痛表现[4,8]。

肿瘤附近组织中的初级传入伤害性感受器的敏化可能有助于慢性疼痛和痛觉过敏的产生。在肿瘤的生长过程中, C型伤害性感受器的电生理特性发生改变。痛觉过敏小鼠初级传入纤维电生理记录结果显示邻近跟骨肿瘤附近1/3的C型伤害性感受器存在自发性活动[9]。Hamamoto等[10]发现纤维肉瘤荷瘤小鼠肢体中80%C型伤害感受器有存在持续性活动, 这提示癌痛小鼠存在机械痛敏。其中14%的C型伤害感受器表现出持续性爆发式活动, 类似于注射ET-1而诱导的C型伤害感受器爆发式电活动。鉴于完整的C型伤害感受器自发放电与神经性和炎症性自发性疼痛有关且已知这种爆发式的自发性活动可敏化二级感觉神经元, 那么这些变化有助于对骨癌和骨转移癌的持续性疼痛研究。

注射BQ-123能降低但不能完全消除荷瘤小鼠C型伤害感受器的自发活性。荷瘤小鼠热敏感C型伤害感受器的热阈值较正常小鼠低5℃, 且每个热刺激 (35~51℃) 诱发C型伤害感受器产生更多数目动作电位[10]。纤维肉瘤的小鼠的这种水平敏化类似于对注射ET-1后C型伤害感受器的改变。注射BQ-123能降低感受区热刺激C型伤害感受器产生的电脉冲。这些电生理学证据证明内源性ET-1使C型伤害感受器发生改变, 且这种变化导致疼痛的产生。

2.2 内皮素受体与癌痛

现多使用内皮素受体拮抗剂来确定内皮素受体在癌痛中的作用。ETA受体拮抗剂ABT-627能抑制在溶骨性肉瘤小鼠自发性疼痛或运动诱发疼痛。在癌细胞接种后第6~14天, 甚至在肿瘤发展后期给药, 均能有效抑制疼痛[11]。在瘤体最大时期 (接种第32天) , 后足脚掌注射高选择性ETA受体拮抗剂BQ-123, 也能有效抑制触诱发痛[12]。ETA受体通过表达在初级传入伤害感受器上或邻近初级传入伤害感受器的非神经元细胞上来影响疼痛。多种外周组织中的非神经元细胞类型 (免疫细胞, 角质形成细胞和内皮细胞) 上的ETA活化可导致能调制伤害感受的神经活性介质释放。Stosser等[13]使用外周伤害感受器ETA受体基因敲除小鼠 (ETA-/-小鼠) 来证明外周伤害感受器上ETA受体在肿瘤所致痛觉过敏中的作用。将肺癌细胞接种至ETA-/-小鼠和同窝对照小鼠的后爪皮下, 尽管肿瘤生长程度类似, 但ETA-/-小鼠机械痛敏和热痛觉过敏显著降低。皮下注射BQ-123至荷瘤肢体的爪子上能减少热痛觉过敏, 药物失效后会导致高水平的痛觉过敏。以上这些研究表明, 位于伤害感受器上ETA受体介导肿瘤的所致疼痛。

而ETB受体介导癌痛中镇痛。ETB受体拮抗剂A-192621 (腹腔注射) 能加剧自发痛和触诱发痛, 但不改变溶骨肉瘤荷瘤小鼠的缩足行为[14]。接种鳞状细胞癌细胞小鼠的瘤内注射ETB受体激动剂BQ-3020能持续3 h地减轻50%触诱发痛, 而注射后阿片受体拮抗剂能瞬时逆转的ETB受体激动剂诱导的镇痛作用[15]。此外, 口腔鳞状细胞癌细胞培养基中加入ETB受体激动剂后, 细胞分泌β内啡肽含量显著增加。以上结果提示, 鳞状细胞癌细胞产生大量ET-1, 作用于ETB受体, 致内源性β内啡肽分泌增加。这些内啡肽物质作用于肿瘤微环境中的阿片类受体, 从而产生镇痛作用。作为ET-1清除的关键途径之一, ETB受体表达下调是包括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在内不同类型癌症的特征[16]。

在鳞状细胞癌骨瘤小鼠中, ETA受体拮抗剂BQ-123调节ETB受体介导的阿片镇痛机制[15]。且肿瘤内注射μ-阿片或δ-阿片拮抗剂能瞬时逆转由局部注射BQ-123所致的镇痛作用。鳞状细胞培养基中加入BQ-123可增加了阿片样受体激动剂β-内啡肽和Leu-脑啡肽的分泌。但现不能确定这种ETA受体拮抗剂作用于阿片样系统是否也见于所有的拮抗剂或者其他类型的肿瘤。

3 ET-1调节伤害性感受器上的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1 (TRPV1) 的活性而致痛

TRPV1是TRPV成员家族之一, 主要表达在无髓鞘的C型伤害感受器的非选择性阳离子通道上。其主要分布在外周感觉神经元中, 高表达于三叉神经节、背根神经节及迷走神经的小直径和中等直径感觉神经元中, 与疼痛及其传导密切相关。TRPV1作为一种伤害性感受器, 可被内外源性物理和化学刺激激活, 例如香草酸、质子 (p H<6.8) 和伤害性高温 (>43℃) 。激活后, 通道开放, 阳离子 (主要是钠离子和钙离子) 从胞外流入胞内, 引起细胞内外电荷失衡, 从而产生一系列生物学效应。在癌痛情况下TRPV1的表达水平上调, 因此阻断TRPV1的药物有可能成为缓解癌痛的新药。

Motta等[17]发现TRPV1受体阻滞剂抗辣椒碱能有效地降低不同剂量ET-1诱发的热痛觉过敏, 这提示TRPV1受体参与热痛觉过敏形成。免疫组化显示, 大约有一半表达TRPV1的脊髓背根神经元ETA受体[18]。ETA受体的激活增强辣椒素所致离体小鼠脊髓背根神经元内钙浓度的增加。这种效果是通过ETA受体激活蛋白肌酶ε (PKCε) , 反过来使TRPV1磷酸化导致的。PKCε是PKC的一种异构体, 能被二酰甘油 (DAG) 而不是Ca2+激活。ET-1也能不依赖TRPV1而增强细胞内钙离子浓度, 但能尚不明确钙浓度增高如何影响TRPV1的效应。此外, 将ET-1应用至表达TRPV1伤害感受器上所致的DAG的产生及PKCε由胞浆至细胞膜的移位这一级联反应并未有研究报道。Kawamata等[19]发现在TRPV1基因敲除小鼠上, 不同剂量ET-1诱导的舔足, 退缩和撕咬行为减退, 而相对非选择性PKC抑制剂却无此效果, 这意味存可能在一个独立的PKC-TRPV1途径。蛋白肌酶A (PKA) , 钙调蛋白激酶Ⅱ和磷脂酰-4, 5-双膦酸盐可调节TRPV1活性, 因此可被认为是调节ET-1作用于TR-PV1潜在的酶。然而, 鉴于ET-1作用于离体脊髓背根神经元后, 细胞内c AMP水平并未增加, 因此PKA可能不会涉及上述调节中。

应该指出的是, ETB受体与TRPV1在HEK293细胞中的异源表达表明ETB也能够有效地增强TR-PV1反应[20]。这种效果并未在DRG神经元复制出来, 因为ETB通常不表达于这些细胞上[21]。但在三叉神经节上, ETA和ETB确实在表达TRPV1的小直径非髓鞘纤维上共同表达, 其中它们都似乎参与热痛觉过敏的发生。

在小鼠中, TRPV1参与ET-1诱导的疼痛样行为和热痛觉过敏。然而, PKC介导ET-1诱导的热痛觉过敏, 而伤害性感受却不依赖PKC产生[19]。在大鼠中, TRPV1不参与介导的急性伤害性感受, 但涉及机械异常性疼痛和热痛觉过敏[22]。ETA受体介导ET-1增强辣椒素所致明显疼痛, 而ETA和ETB受体介导ET-1的增强辣椒素诱导热痛觉过敏的产生。

4 小结

现已明确内皮素轴在癌痛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 内皮素致痛的机制并未得到充分地说明。尽管ETA受体介导疼痛, ETB受体介导镇痛[23]。但两者可同时表达在同一种感觉神经元 (如脊髓背根神经元细胞) 上, 非感觉神经元 (如胶质细胞、角质细胞) 上[23,24]。因此内皮素受体之间相互作用及其导致疼痛的通路更待更进一步研究。鉴于TRPV1在细胞膜表面的表达水平升高而使得癌痛更易产生, 针对TRPV1具有高亲和力的特异性拮抗剂或者激动剂, 可以作为治疗癌痛的新药物。但临床试验中, 全身应用TRPV1拮抗剂会产生体温过高的不良反应, 这限制了此类拮抗剂的全身应用, 局部应用仍具有治疗价值[25]。随着TR-PV1功能及调节的机制的进一步阐明及针对TRPV1药物的进一步研发, 这种方法将来可能有助于医生帮助患者选择性地减轻患者癌痛, 而不会出现成瘾等副作用。

摘要：癌痛严重影响癌症患者生存质量。由于癌痛发生机制多样化及阿片类药物的局限性, 癌痛效果仍不佳, 所以亟待寻找新的治疗靶点。现已制备大量成熟的癌痛模型, 为癌痛机制研究提供良好的平台。内皮素轴包括内皮素及其受体。大量研究表明, 在癌痛的发生发展中, 内皮素通过激活内皮素受体而介导癌痛, 且各种内皮素受体阻断剂干预癌痛的作用也得到了证实。同时, 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1 (TRPV1) 在内皮素轴介导的癌痛中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内皮素轴及TRPV1可能成为癌痛治疗新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