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间黏附因子1（精选7篇）
细胞间黏附因子1 篇1
摘要：目的 研究核因子κB (Nuclear factor-kappa B, NF-κB) 、肿瘤坏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TNF-α) 和细胞间黏附分子-1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ICAM-1) 在原发性肝癌 (prim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HC) 中的表达并探讨其意义。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34例原发肝细胞性肝癌组织、14例癌旁正常肝组织中NF-κB、TNF-α和ICAM-1的表达情况。结果 原发肝细胞性肝癌NF-κB、TNF-α和ICAM-1表达定位于细胞核和细胞质中, 其表达明显高于癌旁正常肝组织 (P<0.05) 。三者的表达与性别、年龄、肿瘤大小等没有相关性 (P>0.05) , 与淋巴结转移、组织分化及癌栓等有关 (P<0.05) ;三者之间阳性表达呈明显正相关 (P<0.05) 。结论 NF-κB、TNF-α和ICAM-1在原发肝细胞性肝癌呈高表达, 且与原发肝细胞性肝癌的发生、发展和转移密切相关。
关键词：原发肝细胞性肝癌,NF-κB,TNF-α,ICAM-1,免疫组化
原发肝细胞性肝癌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根据最新统计, 全世界每年新发肝癌患者约六十万, 居恶性肿瘤的第五位。目前我国发病人数约占全球的半数以上, 占全球肝癌病人的55.00%, 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人民健康和生命的一大杀手, 其危险性不容小视[1]。本研究拟用免疫组化S-P检测原发肝细胞性肝癌和非肝癌组织中细胞间黏附分子-1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ICAM-1) 、核因子-κB (Nuelear factor-kappa B, NF-κB) 和肿瘤坏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TNF-α) 蛋白的表达情况, 分析这其表达与原发性肝细胞性肝癌生物学行为的关系, 探讨它们在原发性肝细胞性肝癌中发生、发展及生物学行为, 为临床治疗和预后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选取2007年1月~2011年12月河北永年县医院原发性肝细胞性肝癌手术标本34例。其中, 男22例, 女12例。年龄38~72岁, 中位年龄57岁;所有原发性肝癌患者术前均未行放、化疗治疗。取癌旁正常肝组织14例作对照 (病理切片证实) 。其中, 男9例, 女5例, 年龄30~73岁, 中位年龄55岁。
1.2 试剂与方法
常规免疫组化试剂盒SP、二硝基联苯胺 (DAB) 显色液及NF-κB、TNF-α和ICAM-1 (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采用SP免疫组化法, 方法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主要包括切片脱蜡水化, 微波修复抗原, 山羊血清封闭, 分别滴加NF-κB、TNF-α和ICAM-1工作液37℃1 h, 以生物素标记二抗及辣根酶标记链霉卵白素工作液孵育, DAB显色, 苏木素衬染, 中性树胶封片, 显微镜观察。取已知切片作为阳性对照, 以PBS缓冲液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
1.3 结果判断
NF-κB、TNF-α和ICAM-1阳性定位于细胞核和细胞质, 以各种抗体在细胞核或质出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信号。定性观察按细胞有无显色及染色强度记分 (a) :细胞无显色为0分;浅黄色为1分;棕黄色为2分;棕褐色为3分。按显色细胞的比例记分 (b) :0分为显色细胞<10%;1分为10%~30%细胞显色;2分为31%~60%显色;3分为≥61%以上显色。每例积分=a×b。按积分高低判定:阴性为积分为0分;阳性为积分≥1分。由2名高年资病理医师逐一观察同一切片以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判断误差, 以2人观察结果一致作为最终评定结果。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2.0统计软件,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相互关系用等级相关分析, 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注:†P<0.05
2.1 NF-κB、TNF-α和ICAM-1在原发性肝细胞性肝癌组织、癌旁正常肝组织中的表达
表1显示:NF-κB在肝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88.24% (30/34) , 正常肝组织中的弱表达, 阳性表达率7.14% (1/14) , 二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5) 。14例癌旁正常肝组织中TNF-α阳性表达率为14.29% (2/14) , 34例原发肝细胞性肝癌中的阳性表达率为76.47% (26/34) , 两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5) ;14例癌旁正常肝组织中ICAM-1无表达, 34例原发肝细胞性肝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为85.29% (29/34) , 两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5) 。
2.2 NF-κB、TNF-α和ICAM-1在原发肝细胞性肝癌中的表达与临床病理指标的关系
详见表1。
2.3 NF-κB、TNF-α和ICAM-1在原发性肝细胞性肝癌组织中的相关性分析
表2显示:NF-κB、TNF-α和ICAM-1在原发性肝细胞性肝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呈明显正相关, 表明三者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到协同作用。
3 讨论
癌症的形成是由关键的调节通路中错误积累所致的一种多步骤多阶段的复杂事件[2], 这个过程可分为, 肿瘤启动、促癌和进展三个阶段。侵袭和转移是进展阶段的主要特征[3]。转移是一个多环节、多阶段的过程, 其中肿瘤细胞本身黏附能力的改变, 促进异源细胞间的相互黏附, 使得不同细胞间的相互效应得以实现, 促进了肿瘤发生的转移。
NF-κB是在成熟B细胞核提取物中存在一种能与免疫球蛋白κ轻链基因的增强子κB序列特异结合的核蛋白因子, 由Rel家族成员组成的同源或异源二聚体转录因子[4]。静息状态下, NF-κB由p65、Pso与NF-κB的抑制分子IKB形成三聚体以非活化形式存在于细胞质中, 当外界刺激因素使细胞受到刺激后, IKK被激活, IKB分子磷酸化, 泛素化而降解, NF-κB从多聚体上释放, 进入胞核并与特定的κB序列结合行使其功能, 启动或调节早期反应基因的转录, 参与炎症反应、细胞增殖和细胞凋亡[5]。研究发现, 许多癌基因和致癌物都可以导致NF-κB激活[6]。本实验结果显示NF-κB蛋白阳性表达主要位于细胞浆核内, 在原发性肝细胞性肝癌组织中呈过度表达, 与癌旁正常肝组织中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P<0.05) ;NF-κB与组织学分化有关 (P<0.05) , 说明在低分化肿瘤中NF-κB表达水平更高有关, 提示NF-κB表达水平高的肿瘤预后差;NF-κB与有无淋巴结转移及有无癌栓有关 (P<0.05) , 说明在肿瘤肝内血管侵犯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TNF-α主要由活化的巨噬细胞分泌产生, 位于第6号染色体HLA-Ⅲ类基因簇内 (6p21.3) , 长约2.76 kb, 由4个外显子和3个内含子组成。TNF-α与其受体TNFR1和TNFR2结合发挥生物学作用, 在炎症过程中, TNF-α对组织损伤和修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诱导病变细胞凋亡, 同时也诱导成纤维母细胞增生, 修复损伤血管时, 诱导多种血管生成因子表达。但是, 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TNF-α表现出矛盾的生物学功能[7,8]。最早人们发现, TNF-α是抗癌活性最强的细胞因子, 高剂量TNF-α局部治疗肿瘤可选择性地破坏肿瘤组织血管, 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9]。而在临床研究发现, 乳腺癌、前列腺癌, 膀胱癌、结肠癌、肝癌等肿瘤细胞和基质细胞中都有表达, 其阳性的患者预后较差[10]。肝癌小鼠动物模型研究显示, 致癌物处理肝干细胞, 可诱导细胞增生和TNF-α分泌, 而敲出了其受体基因后小鼠肝肿瘤形成明显降低。炎症细胞分泌的TNF-α可能作为肿瘤促进因子, 参与了肿瘤的发生发展[11]。本研究发现, 在肝癌组织中TNF-α呈阳性表达, 明显高于正常组织 (P<0.05) , 并且其表达与组织的分化程度、淋巴道转移和有癌栓有明显相关性 (P<0.05) , 表明TNF-α在肝癌的发生、发展中起促进作用。
TNF-α促进肿瘤生长的机制虽不是很清楚, 其与受体结合通过多条信号通路发挥生物学功能。对TNF-α与NF-κB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相互关系发现, TNF-α可通过NF-κB途径诱导激活诱导的胞苷脱氨酶 (activation induced cytidine deaminase, AID) 产生, 引起p53和c-myc等基因突变[12]。此外, 还通过NF-κB p65调节人类端粒酶催化亚基 (h TERT) 从胞质易位到核, 促进细胞无限增殖[13]。本研究亦发现, 在肝癌中二者的阳性表达呈正性相关。
ICAM-1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 是一种单跨膜的单链糖蛋白, 细胞外区有5个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区, 其中Ⅰ区与LFA-1相结合, Ⅲ区与补体受体-3 (CR3或Mac-1) 相结合, ICAM-1通过与LFA-1和Mac-1结合发挥作用[14]。在人体内ICAM-1广泛存在于白细胞、白细胞、单核细胞、外周血淋巴细胞, 血管内皮细等处[15]。当肿瘤细胞发生浸润、转移时, 淋巴细胞和白细胞分泌如IL-1、TNF等细胞因子杀灭癌细胞, 同时也激活了淋巴管、血管内皮细胞内的NF-κB, NF-κB可激活ICAM-1启动子的部位活化ICAM-1, 使进人血液或淋巴结的癌细胞与淋巴细胞竞争性地与内皮细胞结合, 使癌细胞能在淋巴结或其他脏器中豁附、生长、增殖[16]。此外, ICAM-1过度活化可促使过多可溶性ICAM-1 (s ICAM-1) 进入血液, 竞争性抑制血液循环中ICAM-1/LFA-1依赖的MHC-1类抗原对游离癌细胞的免疫识别作用, 从而使癌细胞逃离免疫监视, 更容易发生侵袭和转移[17]。本研究发现, 在原发肝细胞性肝癌组织中ICAM-1的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癌旁正常组织。此外, ICAM-1的阳性表达与是否有淋巴道转移和癌栓关系密切, 高表达ICAM-1的癌细胞可导致癌细胞间黏附力降低, 从而易于随淋巴细胞的迁移脱落母瘤, 进入血循环, 与淋巴细胞结合的瘤细胞在穿越血管壁时可以免受伤害, 并且在血循环中易于形成栓子, 易于在毛细血管内或淋巴窦滞留和着床, 随之形成转移灶。并且, ICAM-1的阳性表达与NF-κB的阳性表达也呈正性相关。
总之, 原发肝细胞性肝癌组织中NF-κB、TNF-α和ICAM-1处于过表达状态, 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密切相关。本研究结果将有助于进一步解析肿瘤的发病机制, 为肝癌防治探索新思路。
细胞间黏附因子1 篇2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与仪器
6周龄, 雄性清洁级SD大鼠40只, 平均体重(220±20)g, 购于河北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合格证号:1405034)。 链脲佐菌素(STZ)、柠檬酸钠:美国Sigma公司; 内皮素-1 (ET-1) 及一氧化氮(NO) 试剂盒: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兔抗鼠多克隆ICAM-1(货号:PB0054)及VCAM-1抗体(货号:BA3840): 武汉博士德公司;血糖仪(罗康全活力型):德国罗氏公司;日立7600-01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日立公司;多功能真彩色细胞图像分析管理:美国Media Cybernetics公司。
1.2方法
1.2.1动物模型建立适应性饲养1周,随机抽取30只按文献[2,3]方法略作改进, 一次性腹腔注射STZ 60 mg/kg,72 h后尾静脉取血,测血糖≥ 16.7 mmol/L, 血糖平稳1周后,确定为糖尿病大鼠。 剩余10只大鼠设为正常组,腹腔注射等量的柠檬酸钠缓冲液。
1.2.2分组与给药糖尿病大鼠随机抽分为模型对照组10只及三黄片组(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 10只,其余弃去不用。 实验期间大鼠自由进食水,喂食标准饲料,每天更换垫料。 三黄片组给予生药10 g/kg体重灌胃,三黄片每天临时配制,其余两组每日给予同等剂量生理盐水灌胃。
1.2.3采血与血管免疫组化持续给药8周后,隔夜禁食12 h,不禁水。 以3%戊巴比妥(80 mg/kg)腹腔注射麻醉,腹主动脉采血测定血脂、NO及ET-1。同时留取胸主动脉,制备病理切片,SP免疫组化染色,应用图像分析软件分析大鼠胸主动脉组织中ICAM-1及VCAM-1阳性表达。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自身前后对照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 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多重比较采用Dunnett′s t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模型对照组1只死于继发性腹部感染(可能为腹部注射STZ导致),三黄片组死亡1只,死因不详。
2.1三组给药前后血糖水平比较
三组给药前后血糖水平分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模型对照组及三黄片组给药前、给药后的血糖水平高于正常组(P < 0.05﹚,但模型对照组与三黄片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1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5
2.2三组血脂水平比较
三组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模型对照组及三黄片组三酰甘油高于正常组(P < 0.05),但模型对照组与三黄片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2。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5
2.3三组ET-1及NO水平比较
模型对照组及三黄片组ET-1水平较正常组升高(P < 0.05),三黄片组ET-1水平较模型对照组下降(P < 0.05);模型对照组及三黄片组NO水平较正常组降低(P < 0.05),三黄片组NO水平较模型对照组升高(P < 0.05)。 见表3。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5;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 < 0.05;ET-1:内皮素-1;NO:一氧化氮
2.4三组ICAM-1及VCAM-1比较
模型对照组及三黄片组ICAM-1及VCAM-1阳性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组(P < 0.01),三黄片组ICAM-1及VCAM-1阳性表达明显低于模型对照组(P < 0.01)。 见表4。 正常组可见少量ICAM-1(棕黄色颗粒样)表达(图1A),模型对照组及三黄片组可见大量的ICAM-1表达(图1B、1C);正常组可见少量VCAM-1 (棕黄色颗粒样)表达(图2A),模型对照组及三黄片组可见大量的VCAM-1表达(图2B、2C)。
注:与正常组比较,*P < 0.01;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 < 0.01;ICAM-1:细胞间黏附分子-1;VCAM-1:血管细胞间黏附分子-1
A:正常组(微弱表达);B:模型对照组(强表达);C:三黄片组(中等表达)
A:正常组(微弱表达);B:模型对照组(强表达);C:三黄片组(中等表达)
3讨论
糖尿病合并血管病变早期特征即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动脉硬化是糖尿病大多数慢性并发症的共同病理基础,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的受损是动脉硬化的启动因素。 高血糖导致氧化应激的增加及一些炎性因子的过度激活,使血管内皮功能紊乱,导致ET-1分泌增加及NO分泌减少,进而引起血流动力学紊乱,血流动力学失衡又会加重血管内皮损伤,其损伤是糖尿病动脉硬化的共同病理表现及重要原因[4,5]。 慢性炎症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与进展的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6]多种炎性因子如C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 等介导的炎性反应与2型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关系密切,在糖尿病血管病变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量证据显示,炎症导致细胞黏附分子异常、白细胞附壁等,最终引发内皮细胞功能异常,甚至凋亡。 ICAM-1及VCAM-1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主要表达于血管内皮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等。 VCAM-1可引起表面效应细胞活化,免疫反应被启动,介导淋巴细胞等与血管内皮细胞黏附,损伤血管内皮,导致血管功能障碍[7]。 研究表明,动脉硬化的发生和发展与VCAM-1等黏附因子的过度表达相关[8]郑永强等[9]研究表明,抑制ICAM-1及VCAM-1的表达,可以防治糖尿病性动脉粥样硬化。
三黄片的主要成分为大黄、黄芩、盐酸小檗碱,有较多研究表明, 其组分具有抑制炎性因子表达的作用。 研究表明,大黄具有降低大鼠ET-1及升高NO的作用, 能够保护糖尿病大鼠内皮依赖的血管舒张功能,且能抑制ICAM-1及VCAM-1的表达,具有抗动脉硬化作用[10]。 小檗碱能降低肾脏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并能改善糖尿病肾病大鼠发病过程中的生化指标和肾脏病理损伤[11];小檗碱可减少白细胞介素-6及肿瘤坏死因子-α 的分泌, 减轻内脂素诱导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损伤[12];陶婷婷等[13]研究表明,在高胰岛素条件下,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分泌前列环素2(PGI2) 减少、ET-1增多;0.50、5.00 g/m L的小檗碱可提高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对PGI2的分泌水平,减少ET-1的分泌,呈反向调节作用;朱凌波等[14]研究表明,小檗碱可显著降低高脂饮食兔血清总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显著降低血清氧化低密度脂蛋白、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基质金属蛋白酶-9水平, 升高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物-1水平, 可显著改善动脉硬化病变程度及稳定斑块,其机制可能与小檗碱能显著降低血清各项炎症标志物水平等作用有关。 李淼等[15]发现,三黄方及方中大黄、黄芩、黄柏在浓度范围100~1.5625 mg/L对小鼠巨噬细胞RAW264.7细胞无显著毒性,三黄方通过抑制细胞因子NO、白细胞介素-1β、前列腺素E2、 肿瘤坏死因子-1α 释放发挥其抗炎作用。
卢聪等[16]研究表明,大黄素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 大黄酸能改善过氧化氢(H2O2)诱导损伤的血管内皮细胞形态,促进其增殖,抑制其凋亡,提升NO、一氧化氮合酶(NOS)的含量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力,对血管内皮细胞有一定的保护作用[17]; 大黄酸能抑制白细胞介素-6诱导的血管平滑肌的促增殖作用和表型转换, 可能与调节基质金属蛋白酶-3/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1比值及增殖细胞核抗原的表达[18]。 景浩然等[19]研究表明,大黄酚可以在不影响小胶质细胞的细胞活性情况下,显著抑制内毒素(LPS)诱导的小胶质细胞炎性因子NO、肿瘤坏死因子-α 的表达。 李岩等[20]研究表明,黄芩苷能减少炎性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 的过度表达,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黄芩苷抑制LPS引起的巨噬细胞CD36表达有关,从抗炎角度初步探讨了黄芩苷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机制。 黄芩苷还可能部分通过上调NOS活性,增加NO含量, 从而实现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的作用[21]。
本研究结果显示,复方清热类中药三黄片对糖尿病大鼠血糖及血脂无影响。 三黄片具有明显抑制ET-1升高、抑制NO降低的作用,但不能到达正常水平,推断其对血管内皮具有保护作用。 糖尿病大鼠胸主动脉ICAM-1及VCAM-1表达上调,表明其在糖尿病血管病变的发生、发展中起作用,而三黄片可以明显抑制血管ICAM-1及VCAM-1的表达。 本研究发现,三黄片具有改善血管内皮功能,同时抑制糖尿病大鼠早期ICAM-1及VCAM-1的过度表达,具有防治糖尿病血管病变的作用。
细胞间黏附因子1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选择2007年1月至2008年4月, 在本院产科住院分娩的妊娠31～36周的胎膜早破患者38例作为研究组 (PPROM组) , 年龄25.25±4.21岁, 孕周34.63±3.24周;随机抽取同期36例胎膜完整的自发早产孕妇为PTL组, 年龄26.35±4.43岁, 孕周35.45±3.12周。两组孕妇年龄和孕周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两组均为单胎、未临产、初产妇, 无其他妊娠并发症及内、外科合并症 (如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肝炎、肾炎、肿瘤等病史) , PPROM组终止妊娠时间为破膜72小时内, 且所有研究对象均为剖宫产终止妊娠。
1.2 胎膜早破的诊断标准[1]
孕妇诉有多量阴道流液, 用窥阴器查见阴道后穹隆有积液或见羊水自宫颈口流出;石蕊试纸测试羊水偏碱性;或阴道液干燥片检查见有羊齿状结晶。
1.3 胎膜标本采集及处理
所有产妇在胎盘胎膜娩出后立即剪取距胎膜破口处>2cm 的全层胎膜组织, 2 cm×2 cm大小, 0.9%氯化钠液冲净血迹和羊水, 固定, 脱水, 石蜡包理, 均作4 μm厚连续切片, 分别行HE染色和测定ICAM-1表达。
1.4 ICAM-1的测定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SP法, 鼠抗人细胞黏附分子单克隆抗体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使用1∶20的工作浓度, 按其说明书进行操作。
1.5 结果判断
1.5.1 ICAM-1阳性综合评分判断标准
判断标准[2]如下, ICAM-1阳性表达定位于细胞膜, 根据阳性细胞数占绒毛膜细胞及羊膜细胞总数的百分率分为4个等级:无阳性细胞为0分;阳性细胞数<30%为1分;30%～70%为2分;>70%为3分。按染色强度将其分为4个等级:无阳性细胞为0分;阳性细胞染色呈浅黄色为1分;阳性细胞染色呈黄色为2分;阳性细胞染色呈棕黄色为3分。阳性细胞数评分与染色强度评分相加得出综合评分, 综合评分为1～2分者为弱阳性“+”;3～4分者为阳性“++”;5～6分者为强阳性“+++”。
1.5.2 绒毛膜羊膜炎的病理学诊断标准
在绒毛膜及羊膜组织中, 中性粒细胞每高倍视野5～10个为轻度;11～30个为中度;>30个为重度[3]。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运用Ridit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
2 结 果
2.1 HE染色结果
PPROM组的胎膜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 羊膜层和绒毛膜层分离现象多见, 羊膜上皮细胞层的连续性中断, 细胞外基质各层排列紊乱并减少。在PPROM组中, 55.26% (21/38) 存在绒毛膜羊膜炎, PTL组中为36.11% (13/36) 。两组的Ridit分析表明:以两组合并作为标准组, 按“轻→重”顺序规定绒毛膜羊膜炎层次进行Ridit分析 (见表1)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2.35, P<0.05) , 且PPROM组中发生绒毛膜羊膜炎的R=0.5819, 在0.5之上, PTL组中发生绒毛膜羊膜炎的R=0.3678, 所以PPROM组绒毛膜羊膜炎症重于PTL组。
2.2 ICAM-1在两组中的阳性表达
两组胎膜组织中均有ICAM-1不同程度的阳性表达, 阳性表达主要位于羊膜细胞及绒毛膜细胞的细胞膜上, 细胞浆中也有部份表达, PPROM组中ICAM-1的阳性表达例数为21例 (21/38, 占55.26%) , PTL对照组中ICAM-1的阳性表达例数为11例 (11/36, 占30.55%) , 两组ICAM-1的阳性表达例数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PPROM组病理检查为绒毛膜羊膜炎病例 (21例) 中有ICAM-1的阳性表达 (19例) , 与绒毛膜羊膜炎的相关系数r=0.90, PTL组病理检查为绒毛膜羊膜炎病例 (13例) 中有ICAM-1的表达 (10例) , 与绒毛膜羊膜炎的相关系数r=0.72, 病理结果中炎症越重的患者, 其胎膜上ICAM-1的阳性表达越明显。见表2。以PPROM组和PTL组中发生绒毛膜羊膜炎的病例进行Ridit分析表明:以两组合并作为标准组, 按“- →+++”顺序规定ICAM-1的表达层次进行Ridit分析, 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2.01, P<0.05) , 且PPROM组中ICAM-1表达阳性的R=0.5595, PTL组中ICAM-1表达阳性的R=0.4038, PPROM组ICAM-1的阳性表达多于PTL组。
3 讨 论
胎膜早破 (PPROM) 是指妊娠37周内胎膜在临产前发生自发破裂。孕妇中的PPROM发生率约为1%～2%[3]。长期以来, PPROM的处理是产科临床中较为棘手的问题, 其中感染是胎膜早破的一个重要病因, 羊膜感染时可促使胎膜早破。胎膜早破又可导致上行感染, 因此两者互为因果[4], 病原体可经宫颈口感染胎膜, 也可经血行播散至子宫、胎盘, 发生羊膜炎、绒毛膜羊膜炎[5]。细菌感染后可产生多种酶类及内毒素, 感染的胎膜可激活细胞因子, 升高的细胞因子可刺激羊膜蜕膜细胞产生前列腺素E2 (PGE2) , 导致胎膜破裂。我们的结果亦证实:感染或炎症在PPROM的发生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PPROM组中发生绒毛膜羊膜炎为55.26%, 多于PTL组中的36.11%, 且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但少于李玮等[4]、Polzin等[6]研究结果:PPROM中有70%存在绒毛膜羊膜炎的组织学证据。
ICAM-1是含有505个氨基酸, 由5个免疫球蛋白样结构的细胞外区, 疏水的跨膜区和较短的胞质内区组成。ICAM-1广泛分布于造血和非造血细胞, 其配体主要是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 (LFA-1) 和巨噬细胞抗原复合体 (Mac-1) , 主要表达于淋巴细胞, 同时也存在于体内其他组织细胞上。ICAM-1能通过与其配体的结合而促进T细胞活化及白细胞从血管内向炎症部位浸润, 在炎症和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ICAM-1的生理作用不仅是调节细胞、细胞间以及细胞和基质间的黏附作用, 而且参与细胞的信号传导、免疫炎性反应等一系列的生理和病理过程。ICAM-1在正常人生理状态下呈低水平表达, 当由于胎膜、胎盘的局部感染使ICAM-1合成、表达增多到一定程度时会从细胞表面脱落, 成为血液中sICAM-1, 在PPROM中sICAM-1的蛋白水平升高可能有助于中性粒细胞的激活, 且可能与ICAM-1在胎膜上的表达有关。Steinborn等[7]研究与分娩相关的ICAM-1在胎盘血管内皮细胞的表达发现, 在不可控制的早产患者胎儿血管内皮细胞ICAM-1的表达明显增多。
本研究检测了38例PPROM及36例PTL患者胎膜组织中ICAM-1的表达情况, 结果表明在PPROM组中ICAM-1在羊膜及绒毛膜细胞膜、细胞浆中有较高水平的表达, 较PTL组的阳性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在病理学上为正常胎膜组织中ICAM-1无或有弱的表达。从临床病理关系的相关性分析来看, PPROM组存在感染的病例数及感染程度较PTL组要高。本研究证实其表达与感染相关, 绒毛膜羊膜炎孕妇胎膜组织中的ICAM-1随感染程度加重而显著表达。Winkler[8] 研究证实绒毛膜羊膜炎孕妇, 子宫下段IL-6、IL-8、IL-1 β显著升高。提示在羊膜腔感染后细胞因子IL-1、IL-6、TNF-α等诱导ICAM-1的产生并使其表达增加, 如果ICAM-1的表达被上调和 (或) 细胞因子诱导ICAM-1的表达被发展, 那么炎症反应也将加强。ICAM-1表达的增加, 促进细胞黏附和外渗;同时促进成胶原细胞释放胶原酶和弹性酶, 减少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物的合成。从而降解妊娠组织的胶原及细胞外基质, 子宫下段组织变薄, 引起胎膜早破、早产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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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间黏附因子1 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6年1月至2010年12月我院收治初诊AL患者共67例 (简称AL初诊组) , 男性37例, 女性30例, 年龄10～68岁, 平均 (37±8) 岁。其中急性髓系白血病 (A M L) 3 9例 (5 8.2%) ,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 28例 (41.8%) 。同时收集13例达到完全缓解的患者 (简称完全缓解组) , 男8例, 女5例, 年龄15～46岁, 平均 (31±5) 岁。所有病例均符合张之南主编的《血液病的诊断与疗效标准》有关标准。另选取健康体检者30例作为正常对照组, 男性16例, 女性14例, 年龄18～50岁, 平均 (33±6) 岁, 排除肝、肾、肺及其他恶性疾病。三组病例在性别、年龄等方面接近。
1.2 方法
AL初诊组和正常对照组患者均空腹采血3ml, 以2000r/min立即离心20min, 取上层血清, 于-20℃冰箱冷冻保存;完全缓解组患者再次采血分离血清待用。V C A M-1试剂盒由美国R&D公司提供, V E G F试剂盒由深圳晶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均采用ELISA法检测, 严格遵守试剂盒操作说明书。
2 结果
2.1 三组血清V C A M-1、V E G F表达水平变化 (表1)
由表1可见, A L初诊组血清V C A M-1、V E G F表达水平最高,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9.53、15.44, P<0.01) ;与完全缓解组比较, 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t=6.15、9.48, P<0.01) 。完全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血清V C A M-1、V E G F表达水平接近,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48、1.47, P>0.05) 。
2 . 2 血清 V C A M - 1 、V E G F 表达水平相关分析
初诊A L 患者血清 V C A M - 1 、V E G F 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呈明显的正相关(r=0.59，P < 0.01)。
3 讨论
V C A M-1在正常骨髓细胞的表达是构成细胞与细胞、细胞与基质相互识别和黏附的主要基础, 参与造血细胞的迁移、定位、增殖、分化等。在A L患者中V C A M-1广泛存在于一些白血病细胞内, 加强白血病细胞的存活、增殖能力, 其表达水平增高更有利于白血病细胞转移而导致疾病进展[1,2]。本文结果显示, V C A M-1在初诊A L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完全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 而后两者之间V C A M-1表达水平接近。说明A L患者白血病细胞主动表达V C A M-1, 可能是初诊A L患者V C A M-1升高的原因, 而化疗药物可以有效影响白血病细胞V C A M-1的分泌, 减少肿瘤细胞浸润及新生血管形成。
V E G F在淋巴瘤、骨髓瘤、白血病等血液恶性肿瘤中的作用和临床意义, 近年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V E G F在急性白血病中的高表达与骨髓微血管密度 (M V D) 密切相关, 白血病细胞表达、释放V E G F, 通过与V E G F受体结合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和新生血管形成, 为白血病细胞的生长提供了必要条件[3]。本文结果显示, 初诊AL患者血清V E G F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完全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 说明增高的VEGF主要由白血病细胞分泌, 并通过促进血管生成等机制参与白血病的发病。急性白血病完全缓解后患者血清VEGF水平下降, 提示对于化疗有效的患者, 化疗药物通过杀伤白血病细胞, 减少促血管形成的细胞因子分泌, 降低了肿瘤介导的新生血管形成, 间接具有抗血管新生的作用。本研究还对初诊AL患者血清VCAM-1、VEGF表达水平进行了相关分析, 结果呈明显的正相关。
综上所述, 检测急性白血病患者血清VCAM-1、VEGF表达水平的变化, 对于了解病情发展、观察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参考文献
[1]Graf M, Reif S, Hecht K, et al.High expression of costimulatory molecules correlates with low relapse-free survival probability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J].Ann Hematol, 2005, 8 (45) :28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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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间黏附因子1 篇5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 病例组:以2009年11月至2011年11月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医院儿科住院的过敏性紫癜患儿60例为病例组, 均符合《实用儿科学》第七版过敏性紫癜的诊断标准[1]。其中男28例, 女32例, 年龄3~6岁18例, 7~13岁34例, >13岁8例。所有病例均有紫癜, 其中单纯皮肤紫癜13例, 合并肾损害22例 (血尿和/或蛋白尿) 、伴消化道症状28例、伴关节症状23例。初次发病57例, 反复发病2次以上者3例。 (2) 对照组:共25例, 均为同期西安市北郊西航集团医院预防保健科健康查体的儿童, 并排除2周内有感染、过敏性疾病及应用免疫抑制剂者。对照组在性别、年龄与病例组无显著性差异。
1.2 方法
1.2.1 血液标本的采集和处理
病例组和对照组:晨起空腹抽取静脉血2~3m L置于干燥管后静置1~2h后以4000r/min离心分离5min, 取上清液留于干燥管中密封后统一编号, 置于-20℃冰箱中冷冻保存集中待检。
1.2.2 标本检测
s ICAM-I采用双抗体夹心ABC-ELISA法。s ICAM-1试剂盒由上海森雄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上述实验操作严格按试剂盒使用说明进行。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处理, 结果用均数±标准差 (χ—±s) 表示, 计量资料两样本均数比较用独立样本t检验, 检验水准为P<0.05。
2 结果
急性期HSP患儿血清s ICAM-1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P均<0.05) , 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提示血清s ICAM-1在过敏性紫癜患儿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即参与了过敏性紫癜的发病机制, 见表1。
注:t=15.576, P<0.05
3 讨论
HSP是儿科常见的血管变态反应性疾病之一, 基本病变为广泛的毛细血管和小动脉无菌性炎症, 常表现为多器官受损, 其中肾脏具有丰富的毛细血管极易受累, 少数迅速发展为肾功能衰竭, 因此肾脏受累程度可作为判定本病预后的重要指标。Dolezalora等[2]研究发现, 黏附分子在血管炎性疾病中显著增高, 提示黏附分子在该类疾病血管损伤的病理生理机制中可能起重要作用。
s I C A M-1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 血清s I C A M-1水平升高被认为是血管内皮损伤的标志。Mrowka等报道s ICAM-l在Ig A肾病 (Ig AN) 和HSP组织中的表达和血清浓度间的不同, 认为黏附分子在患者组织中的表达反映了持续性的肾脏炎症活动状态。有报道不同的全身血管炎症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韦格纳肉芽肿、川崎病及多发性小动脉炎患者的血液循环中循环s ICAM-1浓度可以显著增加[3], 也有报道称全身血管炎的患者s ICAM-1浓度高于皮肤血管炎的患者, 在不同的血管炎症性疾病初期即可检测出循环s ICAM-1并预示炎症处于活动期[4]。
Soylemezoglu[4]则报道血清s ICAM-1、E-选择素和VWF在过敏性紫癜患儿中的改变, 认为黏附分子在白细胞经毛细血管内皮移行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可能提供炎症部位表面表达的标志物。另有研究表明, 多种黏附因子参与了血管变态反应性炎性反应, 内皮细胞与免疫活性细胞间相互黏附是导致炎性反应向血管深层浸润的始动因素[5]。
本研究结果, HSP患儿血清s ICAM-l水平显著增高, 推测s ICAM-参与了血管内皮损伤的发病机制。白细胞黏附、穿越血管内皮细胞向炎症部位移行是炎症过程的重要特征。具体分子基础在于白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表面黏附分子的相互作用, 以及细胞因子等因素对黏附分子表达的调节。炎症过程中, 白细胞 (以多形核中性粒细胞PMN为例) -内皮细胞相互作用导致血管炎症时, 起初选择素E、选择素P、选择素L介导了炎性细胞与白细胞的起始黏附后, PMN被血小板因子4、IL-8和PAF等激活, PMN表面的LFA-1 (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又称CD11a/CD18) 表达上调后, LFA-1与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s ICAM-1紧密结合, 稳固起始黏附作用, 稳定黏附后, 白细胞活化, 选择素L迅速从白细胞表面脱落, 白细胞-内皮细胞间黏附作用减弱, 使黏附的白细胞易与内皮细胞分离, 继而白细胞发生定向迁移, 移至炎灶部位发挥抗炎作用。
因此, s ICAM-1参与了HSP的血管内皮损伤的发病机制, 内皮细胞损伤及炎性反应在HSP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s ICAM-1的检测有利于了解血管内皮损伤程度。
参考文献
[1]胡亚美, 江载芳.诸福棠实用儿科学[M].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68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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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间黏附因子1 篇6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健康SD大鼠60只,雌雄兼用,体重200～280g,购自郑州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1.2 试剂
兔抗大鼠IL-5多克隆抗体、兔抗大鼠IL-13多克隆抗体,兔抗大鼠VCAM-1多克隆抗体、DAB染色试剂盒和浓缩型免疫组化试剂盒均购自武汉博士德公司
1.3 模型建立
致敏方法参照文献[1]中的试验方法。将60只大鼠随机分为3组:A组:卵清蛋白(OVA)致敏组;B组:TP处理组;和C组(SC)空白对照组。OVA致敏组:基础致敏:OVA20mg和Al(OH)3粉剂30mg加生理盐水至1ml,混匀,腹腔内注射,隔日1次,共7次。激发:5%OVA/生理盐水液20～50μl双侧鼻腔滴入,隔日1次,共7次。TP处理组:TP 0.5mg/kg吐温80助溶后,均分为6次,于每次OVA鼻腔激发前30min,腹腔注射和鼻腔滴入,其他处理同OVA致敏组。SC组:使用生理盐水代替OVA,其他处理同OVA致敏组。鼻腔激发后观察模型动物症状,2h后再观察1次,记录评分。
1.4 检测方法
取3组动物鼻黏膜石蜡标本,制备成四五微米厚连续切片,采用石蜡切片HE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SABC法,切片常规脱蜡,梯度乙醇脱水,其后分别用兔抗大鼠IL-5多克隆抗体、兔抗大鼠IL-13多克隆抗体、兔抗大鼠VCAM-1多克隆抗体为一抗,严格按照SABC法试剂盒的要求进行。阳性对照选已知阳性高表达的AR鼻黏膜组织,以磷酸盐缓冲液(PBS)替代一抗做阴性对照。
1.5 结果判定
1.5.1 炎性细胞计数方法
IL-5,IL-13,VCAM-1阳性表达均为胞浆棕色颗粒,400×显微镜下任选5个高倍视野,求出每高倍视野下的均数,结果以均数±标准差作为其阳性细胞数。
1.5.2 阳性血管表达计数方法
以血管平滑肌和血管内皮染色呈棕黄色为阳性血管,200×光学显微镜下任选5个低倍视野,求出每低倍视野下的均数,结果以均数±标准差作为IL-13和VCAM-1的阳性血管表达数。
1.6 统计方法
实验数据采用统计软件包SPSS 11.0,统计学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并继以最小显著差(LSD)t检验;相关分析采用直线相关法,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鼻黏膜HE镜下观察
OVA致敏组:鼻黏膜肿胀增厚,腺腔及小血管腔扩张,杯状细胞增多。在黏膜及黏膜下层,小血管及腺体周围可见大量灶状浸润的炎性细胞。TP处理组:鼻黏膜轻度肿胀增厚,腺腔及小血管未见明显扩张。在黏膜及黏膜下层,小血管及腺体周围炎性细胞浸润较轻。SC组:鼻黏膜未见异常改变。
2.2 各组IL-5,IL-13,VCAM-1阳性表达结果见表1、表2。
注:与OV组同指标比较,*P<0.01。
3 讨论
TP是从卫矛科雷公藤属植物根部分离出的二萜类化合物,是雷公藤活性成分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分之一。经过临床使用和实验研究证明具有抗炎、免疫抑制、抗肿瘤等作用。已广泛用于哮喘、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肾病等疾病的治疗。在探索TP用于AR的治疗方面,国内已有学者使用雷公藤甲素干预AR动物模型并取得很好的效果。
TP具有广泛的抗炎和免疫抑制作用,可有效减轻变应性鼻炎中炎性细胞的浸润。本试验HE染色发现致敏组大鼠鼻黏膜肿胀增厚,腺腔及小血管腔扩张,杯状细胞增多。在黏膜及黏膜下层,小血管及腺体周围可见大量灶状浸润的炎性细胞。TP处理组鼻黏膜肿胀较轻,腺腔及小血管未见明显扩张,在黏膜及黏膜下层,小血管及腺体周围炎性细胞浸润较轻。
变应性鼻炎是由易感个体接触致敏变应原后导致的包含IgE介导的炎症介质的释放和多种免疫活性细胞、细胞因子参与的鼻黏膜慢性炎症性疾病[2,3],其中效应细胞和细胞因子在变应性鼻炎发病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T淋巴细胞的分化及其产生的细胞因子直接影响着变应性鼻炎的发展进程。近年来“Thl和Th2失衡学说”与变应性鼻炎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4,5]。该学说认为变应性鼻炎是一系列细胞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变应性鼻炎患者接触到变应原后,在抗原提呈细胞和主要组织相容(抗原)复合物(MHC-Ⅱ)的协助下,传递给刚从胸腺组织生成并释放的原始T淋巴(ThO)细胞,与其表面上的抗原特异性T细胞受体结合,导致ThO细胞激活后朝Th2方向分化而释放出IL-3、IL-4、IL-5、IL-6、IL-13、GM-CSF等细胞因子,进一步促进Th2激活而抑制Thl应答。使Th细胞的分化产生偏移,即由Thl反应偏向Th2反应,成为Th2>Thl反应。这些Th2细胞合成和释放的多种Th2细胞因子如IL-4,IL-5,IL-13等诱导B细胞释放IgE并刺激肥大细胞合成、分泌IgE的能力增强[6],IgE与肥大细胞、巨噬细胞和上皮细胞表面的受体FcεRI结合使该细胞处于致敏状态,当变应原再次进入鼻黏膜后,变应原与细胞表面的临近2个IgE桥联,使其释放多种炎性递质、细胞因子和神经肽类,这些物质作用于鼻黏膜的血管,引起血管扩张、血浆渗出增加、鼻黏膜水肿;作用于胆碱能神经,使腺体分泌旺盛;作用于感觉神经使黏膜敏感性增高,喷嚏发作,产生相应临床症状[7]。在变应性鼻炎的发病机制中,Th2细胞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变态反应中的Th2假说”,这个假说已得到实验研究和基础研究的支持[8]。本实验结果说明了TP能显著抑制Th2类细胞因子IL-5、IL-13以及粘附因子VCAM-1在AR大鼠模型中的表达,从而抑制变应性鼻炎的发生及发展进程。
雷公藤类药物在AR治疗上很有前景,但雷公藤类药物的毒性很强,能引起全身各系统的不良反应。在消化系统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恶心、纳差、腹胀、腹泻、腹痛及呕吐,镜检为特异性胃肠炎。泌尿系统损害常发生在过量中毒时。心血管系统表现为小剂量雷公藤即可引起灶性心肌肿胀,横纹消失;大剂量可引起心肌溶解灶数量增加,病变范围广泛。对于这样的中药,减毒研究势在必行,事实证明多种治疗手段的结合、中药复方配伍研究、活性单体的筛选、改变剂型或改变给药途径及结合现代生物学技术对于降低雷公藤制剂的毒性具有广阔的前景。总之,雷公藤用于AR临床治疗前景广阔,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科学工作者去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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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间黏附因子1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0年8月～2011年6月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收治的197例患者,分为3组:ACS组90例,其中男48例,女42例;平均年龄(60.3±6.9)岁。SAP组62例,其中男32例,女30例;平均年龄(59.8±6.3)岁。对照组45例,男24例,女21例;平均年龄(63.5±7.1)岁。所有病例均符合1997年WHO关于心脏病的诊断标准。对照组为同期有胸痛、胸闷不适等症状,但冠状动脉造影排除冠状动脉病变者。所有研究对象均排除心肌炎、心肌病、心内膜炎、风湿性心脏病、结缔组织病、肿瘤、肝硬化及急、慢性感染等,并且近1月内未服用抗炎药阿司匹林和他汀类药物。
1.2 方法
1.2.1 标本处理所有患者取清晨空腹肘静脉血,摇匀后离心,分离上层血清待测。同时采静脉血测定血脂、肾功能等生化指标。
1.2.2 ELISA法检测E-selectin和ICAM-1血清水平,所用试剂盒购自美国Bender Medsystems公司,操作步骤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3.0软件包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直接计数法计算,各组间比较采用四格表χ2检验,用比值比(OR)及其95%可信区间(CI)表示相对风险度。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各组间数据的比较依据资料的性质,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3组年龄、性别、冠心病危险因素、血脂、肾功能和大部分服用药物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见表1。
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2.2 三组E-selectin和ICAM-1两种炎性因子的血清学水平结果
ACS组中的E-selectin和ICAM-1的血清学水平显著高于SAP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ICAM-1的血清学水平在SAP组与对照组中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1),见表2。
注:1)与对照组比较,P<0.01;2)与SAP组和对照组比较,P<0.01。
2.3 相关性分析结果
ACS组与SAP组间的E-selectin和ICAM-1血清水平变化做相关性分析后发现,趋势相一致,两组呈正相关(r=0.68,P<0.05)。
3 讨论
急性冠脉综合征是严重危害中老年人生命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是一种高发病率和高病死率疾病。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处炎症反应的长期刺激促进疾病的发生发展[1,2,3]。E-selectin和ICAM-1是体内的促炎细胞因子,参与多种白细胞(包括粒细胞,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等)的黏附与聚集[4,5,6];有文献报道,在患者的粥样硬化斑处,E-selectin的表达增加,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清可溶性E-selectin也有不同程度的升高[7]。通常认为E-选择素水平的变化反映了细胞表面成分的翻转和蛋白质的水解,可作为疾病活动的标志。ICAM-1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由5个免疫球蛋白样功能区组成。在正常情况下,很少表达或不表达,但在炎症因素刺激作用下可大量、广泛表达于多种细胞,增强细胞与血管内皮间的黏附作用并介导单核细胞等炎症细胞进入血管内皮,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及恶化[8,9,10]。
此次研究发现与SAP组比较,ACS组血清中E-selectin水平明显增高,差异有显著性,P<0.01,此研究结果与国外一些文献报道相一致[11],同时ACS组ICAM-1的血清学水平也明显高于SAP组,P<0.01。经实验发现,稳定性心绞痛ICAM-1血清学水平较正常对照组增高,提示稳定性心绞痛亦有炎症反应存在。病理学研究也证实:稳定性心绞痛粥样斑块的内皮细胞及平滑肌细胞上均有ICAM-1表达[12]。本研究相关性分析显示,E-selectin和ICAM-1的血清学水平呈正相关(r=0.68,P<0.05)。此次实验也表明,两者在炎性反应过程中相互影响,它们的过度表达可能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不稳定而导致破裂,形成血栓。
综上所述,在冠心病患者中,联合检测血清E-selectin和ICAM-1水平,能够提高ACS的预测及诊断,可能会给ACS的诊断和治疗带来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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