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性反应细胞因子（共7篇）
炎性反应细胞因子 篇1
有研究表明[1,2], 急性颅脑损伤发生后, 体内存在明显氧化应激以及炎性反应。过度激活的炎性反应使脑血管通透性增高, 白细胞释放增加, 补体激活等严重炎性反应导致患者体内炎性细胞因子的瀑布性爆发, 加重脑组织二重损伤。髓过氧化物酶是中性粒细胞活化的标志物, 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是重要的致炎因子。颅脑损伤后病情严重程度与炎性细胞因子是否存在某种相关性, 目前还缺乏研究[3]。本文试通过对90例颅脑损伤患者急性期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和髓过氧化物酶水平变化的动态观察, 探讨在急性颅脑损伤发生后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并分析其与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我院神经外科住院诊断明确的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90例, 年龄 (44.7±5.9) 岁, 其中男57例, 女33例。所有患者均在伤后8 h内入院, 并经颅脑CT检查确诊, 诊断标准符合2010年国内颅脑损伤诊断专家共识意见。排除条件: (1) 既往有冠心病及脑血管病史; (2) 肝硬化; (3) 恶性肿瘤; (4) 继发颅内感染等急慢性感染性疾病; (5) 其他系统性疾病如结缔组织并、血液病等。颅脑损伤组患者依据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GCS) 分为轻型组 (GCS:13~15分) 、中型组 (GCS:9~12分) 及重型组 (GCS:3~8分) , 每组30例。另选取同期我院健康体检的健康者30例为对照组, 其中男18例, 女12例, 年龄 (45.7±7.4) 岁, 各组患者年龄、性别、体质量、基础病史 (如高血压、糖尿病) 等基线资料均衡,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实验方法:
观察组患者分别于入院第1、3, 5天清晨空腹取血, 对照组为清晨空腹采血1次。每次取静脉血10 m L置于0.109 mmol/L枸橼酸钠抗凝采血试管中, 3000 r/min离心15 min后置-20℃冰箱中待测。白细胞介素-6 (IL-6) 测定应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 试剂盒购自天
注:*同组内相同指标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MPO:髓过氧化物酶;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IL-6:白细胞介素-6。-:缺失值
津瑞德公司, 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试剂盒由北京晶美有限公司提供, 髓过氧化物酶 (MPO) 使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的试剂盒, 使用日本岛津PV-261PC紫外分光光度计比色测定, 同时进行患者格拉斯哥 (GCS) 评分。分析PCT、IL-6、TNF-α、MPO与GCS之间相关性。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是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采用方差分析, 2组之间进一步比较采用LSD-t检验, 相关指标血浆PCT、IL-6、TNF-α、MPO与GCS评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患者血浆中IL-6、TNF-α、MPO含量变化:
发病后第1天, 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IL-6、TNF-α、MPO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轻型、中型颅脑损伤患者血浆IL-6、TNF-α、MPO含量于发病后第3天达到高峰, 第5天逐渐下降, 组内前后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重型颅脑损伤组中IL-6、TNF-α、MPO呈持续升高, 第5天下降不明显, 组内不同时间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但相同时间点轻、中、重3组血浆IL-6、TNF-α、MPO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1) 。
2.2 反映脑损伤病情严重程度评分 (GCS) 与血浆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水平相关性:
伤后第1天, 血浆白细胞介素-6与GCS评分呈直线负相关 (r=-0.47, P<0.05) ;血浆TNF-α与GCS评分呈负直线相关 (r=-0.49, P<0.05) 。MPO与GCS评分呈负直线相关 (r=-0.36, P<0.05) 。伤后第3天, 血浆IL-6与GCS评分呈直线负相关 (r=-0.54, P<0.05) ;血浆TNF-α与GCS评分呈负直线相关 (r=-0.58, P<0.05) 。MPO与GCS评分呈负直线相关 (r=-0.49, P<0.05) 。
3 讨论
急性颅脑损伤是神经外科最常见疾病。目前脑损伤后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成为临床研究热点。有研究表明[4,5], 炎性细胞因子参与颅脑损伤后病理生理发展过程, 具有双向效应——既加重脑继发性损伤, 又可诱导神经修复及组织重建。目前研究颅脑损伤的炎性细胞因子大多是促炎性细胞因子, 对脑损伤后继发的二次打击有协同作用。还有一些炎性细胞因子通过抗炎和抗凋亡作用发挥神经保护作用。由于炎性反应复杂性以及炎性细胞因子的多样性, 在颅脑损伤中炎性细胞因子如何影响损伤结局, 因果关系尚存在疑问[6,7,8]。炎性细胞因子作为调节细胞反应的小分子蛋白质, 有体内多种细胞分泌, 在细胞间起信号传递作用, 多项研究表明, 它既是机体应激反应的一环, 也是应激组织损伤发生和发展的基础。颅脑损伤后机体发生一系列的炎性级联反应。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枢神经细胞受损后产生炎性介质, 诱导趋化因子和黏附因子, 活化胶质细胞, 炎性介质的鞘内释放, 颅内补体系统的过度激活等产生强烈的炎性级联反应, 引起多形核白细胞的“氧化应激反应爆发”, 促进细胞毒性蛋白酶的释放, 产生炎性反应, 加重颅内炎性损伤, 引起血脑屏障破坏以及加重脑水肿进展。颅脑损伤后对超早期炎性细胞因子的变化给予及时监测, 动态观察某些炎性细胞因子的变化规律是否有助于脑损伤各时相的及时处理, 遏制脑损伤后过度炎性爆发, 防治继发性脑损伤加重, 目前成为临床研究热点[8]。肿瘤坏死因子-α由单核巨噬细胞产生, 正常脑组织有少量表达, 在外伤、炎症时表达增加, 适量表达有防御作用, 过度表达则有神经毒性作用, 加重神经细胞肿胀、坏死。白细胞介素-6具有双向活性, 适度表达可促进神经胶质细胞分泌营养因子, 参与神经组织修复。过度激活则可诱导趋化因子, 参与局部炎症级联爆发反应。髓过氧化物酶 (MPO) 是中性粒细胞活化的标志物, 中性粒细胞的浸润是颅脑损伤后炎性反应的主要因素。近年来有研究[9]表明白细胞的浸润程度与脑损伤的预后密切相关, 外周血中MPO活性与中性粒细胞存在正相关, 推测脑损伤后病情发展可能与MPO活性存在相关。目前临床对于颅脑损伤后病情判断及预后主要通过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GCS) 及脑部影像学表现综合评定, 但临床存在生命体征不稳定, 影像学检查受限等局限性。目前临床上采用生化监测手段以期准确反映神经系统受损发生, 结合临床评分对急性颅脑损伤后病情的发展及预后进行判断的研究逐渐增多。本文试通过对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水平变化的动态观察, 探讨在急性颅脑损伤发生后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并分析其与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本实验发现发病后第1天, 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含量均明显升高。轻、中型组颅脑损伤患者血浆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含量于发病后第3天达到高峰, 第5天逐渐下降, 而重型颅脑损伤组中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呈持续升高, 第5天下降不明显, 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与颅脑损伤程度关系密切。颅脑损伤程度不同, 严重性有差异, 重型、中型及轻型组血浆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3组水平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显示反映脑损伤严重程度评分 (GCS) 与血浆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有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 颅脑损伤发生后, 血浆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水平随病情严重程度以及发病时间而变化, 炎性因子的变化与颅脑损伤程度评分有相关性。了解血浆炎性因子的动态变化对急性颅脑损伤患者病情监测有一定意义。
摘要：目的 探讨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血浆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的动态变化, 分析其与临床病情危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我院神经外科住院诊断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90例, 依据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GCS) 不同分为轻型、中型、重型颅脑损伤组, 每组30例。分别于发病后第1、3、5天检测血浆白细胞介素-6 (IL-6) 、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髓过氧化物酶 (MPO) 的含量, 分析血浆TNF-α、IL-6、MPO水平变化与反应颅脑损伤病情程度的格拉斯哥评分 (GCS) 的相关性。结果 发病后第1天, 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IL-6、TNF-α、MPO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轻型、中型颅脑损伤患者血浆IL-6、TNF-α、MPO含量于发病后第3天达到高峰, 第5天逐渐下降, 组内前后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重型颅脑损伤组中IL-6、TNF-α、MPO呈持续升高, 第5天下降不明显, 组内不同时间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相同时间点轻、中、重型3组中血浆IL-6、TNF-α、MPO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脑损伤严重程度评分 (GCS) 与血浆IL-6、TNF-α、MPO有关联性。结论 颅脑损伤发生后, 血浆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水平随病情严重程度以及发病时间而变化, 炎性因子的变化与颅脑损伤程度评分有相关性。
关键词：急性,颅脑损伤,炎性因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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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反应细胞因子 篇2
关键词：炎性因子,他汀类药物,内皮细胞,急性心肌梗死
动脉粥样硬化 (Atherosclerosis, AS) 是一个长期的病理过程, 其发生的机制主要为炎症反应和脂类物质的沉积。近年来研究表明, 炎症以及其相关过程在AS的发生、发展中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 其中, 内皮损伤、应激反应等是机体炎症过程的始动因素。
他汀类药物的主要作用是其降脂作用。但是近来的研究提示, 他汀类药物可通过其他的药理机制来实现其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作用。但是辛伐他汀如何减轻血管内皮炎症反应的机制尚不十分清楚。本研究首先采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HUVECs) 进行体外培养, 检测脂多糖 (lipopolysaccharide, LPS) 刺激HUVECs后, MCP-1、IL-6的表达变化;同时观察临床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MCP-1、IL-6的变化, 共同观察应用辛伐他汀后各指标的变化, 探讨辛伐他汀的可能的抗AS的作用机制。
1 材料和方法
1.1 体外实验
1.1.1 细胞培养 取新鲜脐带, 用无菌PBS 液冲洗, 灌入0.2%胰蛋白酶20 mL, 消化7~8 min, 离心, 所得到细胞加入含20%胎牛血清 (GIBCO) 、链霉素100 μg/mL、青霉素100 U/mL的 DMEM培养基中, 调细胞密度至2×105 /mL, 接种入25 mL 培养瓶, 每2 -3d换液, 细胞长满瓶底, 传代。通过形态学观察, 细胞汇合后呈鹅卵石状, Ⅷ因子相关抗原免疫化学染色阳性确定为内皮细胞。取第3代细胞随机分组。
1.1.2 细胞分组及处理方法 将第3代细胞随机分为4组, 分别接种到12孔板, 为:①LPS刺激组, 添加终浓度为100 ng/mL 的LPS;②辛伐他汀组, 添加5 μg/mL的辛伐他汀;③辛伐他汀、LPS共同作用组, 先加入5 μg/mL辛伐他汀预处理8 h后, 再加入100 ng/mL 的LPS;④对照组, 不施加刺激因素。将培养板中的细胞储存于-80℃备用。以上实验重复3次。
1.1.3 Real-time PCR测定MCP-1、IL-6mRNA表达
1.1.3.1 总RNA的抽提 取上述12孔板培养的内皮细胞, 应用RNeasy Mini Kit (Qiagen, West Sussex ) ,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提取总RNA。
1.1.3.2 逆转录 用反转录cDNA试剂盒 (Invitrogen) 制备cDNA, 其实验步骤参照说明书进行。获得cDNA, -20 ℃保存。
1.1.3.3 Real-time PCR 所用引物序列号MCP-1为 Hs00234140, IL-6为Hs00174131 (均购自Applied Biosystems) 。按照引物1.0 μL, c DNA模板2.0 L, TaqMan buffer 10 μL, 纯水7.0 μL, , 配制Real time-PCR反应液, 反应液放置于Real-time PCR仪上进行PCR反应, Real-time PCR检测位点的反应条件为50℃ 2 min, 95℃ 10 min, 95℃ 15 min , 共反应36个循环。结果分析以18s及GAPDH为内参照, 校正后得出目的基因相对含量。
1.2 临床实验
1.2.1 病例来源 选择2009年1月~2010年12月本院急性心肌梗死 (AMI) 患者, 诊断标准采用美国心脏病学会 (ACC) /美国心脏协会 (AHA) 标准, 所有患者均行心电图、肌钙蛋白等检查, 根据AMI诊断标准确诊为AMI患者共78例, 男性55例, 女性23例, 平均年龄64.32±13.58岁。选择30例健康成人为对照组。
收取病例排除以下因素: (1) 合并未控制的严重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病、心力衰竭、风湿性疾病、恶性肿瘤、甲状腺疾病、严重肝肾疾病、周围血管病; (2) 合并手术、严重感染患者; (3) 妊娠及哺乳期妇女。 (4) 入院前2个月正在坚持服用调脂药、非甾体抗炎药、抗凝药者等患者。
1.2.2 方法
1.2.2.1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给予抗凝、抗血小板等常规治疗, 在常规治疗外给予辛伐他汀 (商品名舒降之, 每粒20mg) 20mg/d睡前服用。
1.2.2.2 标本收集 采用入院后治疗前、治疗后第7 d的患者及对照组健康成人, 空腹抽取静脉血约3ml, 立即离心后分离血清, 放至-20℃冰箱保存待用。
1.2.2.3 MCP-1、IL-6测定 取收集的血清样本,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法, 试剂由北京晶美生物技术公司提供) , 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 分别测定血清MCP-1、IL-6含量。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结果用undefined表示,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体外实验结果
2.1.1 内皮细胞鉴定结果
倒置显微镜下可见细胞呈单层生长, 其形态呈多角形, 细胞长满时呈鹅卵石状镶嵌排列, 采用Ⅷ因子相关抗原免疫显色结果显示胞浆中含棕黄色的阳性反应物质, 证实为内皮细胞 (附图)
(SABC法) 。 (×100)
2.2.2 各组细胞MCP-1、IL-6的mRNA表达
根据Real-time PCR仪所示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并绘制直方图, 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相比, 辛伐他汀组的MCP-1与IL-6的mRNA表达均明显减少 (P<0.05) , LPS组的MCP-1与IL-6的mRNA表达均明显升高 (P<0.01) ;与LPS组相比, 辛伐他汀和LPS共同作用组的MCP-1与IL-6的mRNA表达均明显减少 (P<0.05) 。
2.2 临床血清学检测结果
对临床各组血清进行的ELISA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如下:与对照组比较, 试验组患者血清MCP-1、IL-6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 P <0.01) , 用药后血清MCP-1、IL-6水平明显低于用药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附表)
§:与对照组比较P<0.01;*:与治疗前比较P <0.05。
3 讨论
血管内皮是人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分布在心脏及血管壁的内层, 是附着于血管内膜的单层表皮细胞, 能分泌几十种血管活性物质, 在调节血管舒张状态、维持凝血和纤溶系统的平衡、抑制血小板聚集、抑制炎性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间的黏附以及调控血管平滑肌生长等方面有重要的生理功能。内皮细胞损伤会引起内皮功能障碍, 与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密切关系。研究发现, 其功能的异常, 将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及发展[1], 该阶段中有大量炎性因子参与, 血管内皮因各种原因损伤后, NF-κB被激活, 可转录大量促进内皮细胞活化的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生长因子、组织因子等, 这些细胞因子可进一步损坏血管内皮和破坏内皮功能, 促进内皮细胞活化和细胞外基质的增殖、炎性细胞趋化、浸润和血小板黏附聚集, 进而促进血栓形成。而这些过程又进一步破坏血管内皮和影响血管功能, 使血管内皮功能更趋恶化, 其中IL-6是一种重要的炎症因子, 在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中均发挥重要作用, 其主要作用是诱导T细胞、B细胞的分化和抗体产生;促进中性粒细胞分化;诱导多种急性期蛋白质的合成和分泌等。内皮细胞被激活后, 单核细胞黏附并聚集于动脉内膜处, 并逐渐迁移至动脉内膜下, 此过程是AS的重要环节, 其中MCP-1是重要的趋化因子。MCP-1属趋化因子家族中的CC亚家族, 其主要功能是趋化、激活单核细胞、巨噬细胞, 并且此作用在CC亚族中占有绝对优势[2]。Hoogeveen等的研究中发现血浆MCP-1表达随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增加而增加。最近研究表明通过抑制MCP-1的生成或采用MCP-1的拮抗剂治疗不仅能够限制动脉粥样斑块的发展, 而且对斑块起稳定作用[3]。
LPS属于促炎症因子, 其可刺激内皮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细胞释放多种炎症介质, 这些炎症介质通过不同的途径促使内皮细胞损伤, 继之内皮细胞间隙增大, 暴露出血管基膜, 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等可迁移至内皮下, 进一步加剧炎症反应。本文体外实验结果显示脐静脉内皮细胞在LPS刺激下, MCP-1、IL-6的表达均显著增高, 证实了炎症反应时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异常。临床试验部分, AMI患者MCP-1、IL-6明显增加, 提示炎症因子参与到AMI患者内皮细胞功能紊乱, 冠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破裂、血栓形成等过程。
本研究结果显示, 体外实验中, 与对照组相比, 辛伐他汀组MCP-1、IL-6的表达均明显减少, LPS组MCP-1、IL-6的表达均明显增加;与LPS组相比, 辛伐他汀和LPS共同作用组MCP-1、IL-6的表达均明显减少;AMI患者外周血可检测到MCP-1、IL-6表达增加;辛伐他汀可抑制AMI患者外周血MCP-1、IL-6的表达。本研究结果表明辛伐他汀可抑制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内皮细胞表达MCP-1、IL-6, 提示辛伐他汀通过抑制内皮细胞活化, 对血管内皮细胞起保护作用, 减轻局部的炎症反应。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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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反应细胞因子 篇3
1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9-12～2012-05本院内科重症监护病房中收治的危重症SIRS患者80例, 随机分为2组。对照组38例, 男26例, 女12例;年龄38～89岁, 平均75.2岁, 其中COPD并发呼吸衰竭者15例, 脑梗死者7例, 慢性肾衰者5例, 糖尿病合并感染者7例, 间质性肺炎者4例。治疗组42例, 男27例, 女15例;年龄39～91岁, 平均73.9岁, 其中COPD并发呼吸衰竭者17例, 脑梗死者6例, 慢性肾衰者6例, 糖尿病合并感染者8例, 间质性肺炎者5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发病种类等一般资料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纳入标准
按照1991年美国胸科医师协会/危重病医学会 (ACCP/SCCM) 制定的SIRS诊断标准[2], 符合以下项目中2项者即可明确诊断:体温>38℃或<36℃;心率>90次/min;呼吸频率>20次/min或过度通气,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PaCO2) <32mmHg;白细胞计数>12×109/L或<4×109/L, 或未成熟白细胞>0.10。
2方法
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抗感染, 化痰, 强心, 利尿控制血糖, 纠正水、电解质及酸碱失衡等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气营辨证中医药治疗。以清营凉血汤加减为基本方:生石膏30g、生地20g、黄连9g、栀子9g、桔梗6g、黄芩9g、赤芍9g、玄参10g、连翘15g、鲜竹叶10g、甘草6g、丹皮9g、大青叶30g、红花20g、丹参10g。大肠湿热而无水样便者加生大黄6g;壮热不退便干者, 合调胃承气汤加减;热甚伤津、口渴者, 合增液承气汤加减;中焦湿热, 舌苔黄腻加用黄连、黄柏、半夏;肺炎伴咳嗽加川贝母、杏仁;肾衰伴浮肿者加大腹皮、猪苓、茯苓、泽泻、车前子。每日1剂, 水煎服, 分早晚两次服用。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1周后观察治疗效果。
2.2 观察指标及方法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 (APACHEⅡ) 评分[3]:记录患者入院24小时内与治疗1周后APACHEⅡ的各项有关生理指标的最差值, 以及既往慢性病史, 严格进行评分。于患者接受治疗前以及治疗1周后, 取肘静脉血6ml, 一半血用于检测C反应蛋白的含量;一半血进行离心取血清, 零下20℃保存,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血液TNF-α、IL-1β、IL-6以及IL-8的水平。
2.3 统计学方法
本组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结果 见表1。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4讨论
各种感染或非感染因素作用于机体, 引起机体的各种炎症介质过量释放和炎症细胞过度激活而产生的一种病理生理状态即为SIRS。如果SIRS得不到积极有效的治疗, 最终将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病死率高达75%[4]。因此, 如何针对SIRS的发病原因, 采取有效的治疗, 阻碍其病情进一步发展, 是临床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之一。中医药在SIRS的临床治疗方面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识和应用[5]。笔者认为危重病患者多由于邪气伤元, 气滞血
瘀, 热毒灼营所致。采用气营辨证理论指导临床治疗, 可以取得预期效果。本研究中我们采用清热解毒、通腑攻下、活血化瘀、益气扶正为法, 以清营凉血汤加减为基本方治疗SIRS, 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治疗效果。结果显示, 中药治疗组患者治疗后APACHEⅡ评分及CRP、TNF-α、IL-1β、IL-6、IL-8显著低于对照组。采用清营凉血汤加减, 能显著降低SIRS患者血清CRP、TNF-α、IL-1β、IL-6、IL-8等介质水平, 有促进胃肠蠕动, 保护肠黏膜, 促进肠内毒素排出, 减少细菌及毒素移位, 从而减少肠源性内毒素进入血液循环;改善微循环, 增加脏器的血流量, 减少血栓形成, 保护脏器功能;抗病毒、退热、抗炎、抑菌等作用。
综上所述, 采用气营辨证治疗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可以有效的降低组织炎性介质的释放, 阻止病情进一步发展, 临床治疗效果肯定, 体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特色和优势, 为SIRS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理论和临床基础,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摘要：目的:观察运用中医气营辨证理论治疗对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患者血清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患者80例, 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38例, 采用西医常规抗感染, 化痰, 强心, 利尿, 控制血糖, 纠正水、电解质及酸碱失衡等治疗。治疗组42例在对照组的基础治疗之上加用气营辨证中医药治疗。连续治疗1周后,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 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结果:两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评分以及炎症介质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P<0.05) ;治疗组治疗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评分及CRP、TNF-α、IL-1β、IL-6、IL-8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 。结论:气营辨治可明显降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患者血清炎性因子水平。
关键词：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中医药疗法,中药 (复方) /治疗应用,卫气营血辨证,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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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反应细胞因子 篇4
关键词：多发性硬化,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痰热清注射液,炎性因子
多发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是一种免疫介导的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的慢性炎症脱髓鞘性疾病[1,2,3],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的髓鞘脱失、轴突损伤[4,5,6],其发生具有明显的基因易感性。2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医药能有效改善神经症状,调节免疫功能,促进神经修复,缓解复发症状,减少发作次数,弥补西医的不足,MS是近年显现出来的中医优势病种之一[7]。实验性变态反应性脑脊髓炎(experimental allergic encephalomyelitis,EAE)与人类MS病理变化相似,其中用MOG35-55乳化液制作C57BL/6小鼠EAE模型为慢性进展型,是MS理想模型[8]。现代学者针对不同剂量MOG35-55乳化液制作C57BL/6小鼠EAE模型发病情况进行了比较,发现50μg剂量免疫诱导的C57BL/6小鼠EAE模型稳定,可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用[9,10]。本研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炎性因子在EAE小鼠大脑中的表达变化,探讨痰热清对EAE小鼠炎性因子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SPF级C57BL/6小鼠[SCXK (京)2006-0009]雌雄各25只,7～8周龄,体重16～22 g,饲养于首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国家标准实验室[SYXK(京)2005-0022]。
1.2 药品及试剂
痰热清由上海凯宝药业有限公司提供,醋酸泼尼松由天津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提供。MOG35-55多肽(MEVGWYRSPFSRVVHLYRNGK)由北京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完全福氏佐剂(Complete Freund's Adjuvant,CFA)和结核分枝杆菌(Tubercusis,H37Ra,TB)由美国Difco公司生产。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IL-17A试剂盒购于eBioScience公司,IL-23试剂盒购于北京四柏正生物有限公司。白介素(interleukin,IL)-6、TGF-β1、IL-10试剂盒购于欣博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 EAE模型制备
用0.9%生理盐水20 ml将抗原10 mg MOG35-55及120 mg TB稀释并充分溶解,用一只50 ml玻璃注射器抽取以上混合液,用另一只50 ml玻璃注射器抽取20 ml的CFA,两只注射器排出空气后,采取输液器管连接。反复抽打至油包水状制作而成抗原乳剂。模型组各组小鼠分别于背部中线两侧皮下4点注射抗原乳剂,每只0.2 ml,免疫当天(记为第0天)及48小时(第2天)分别给模型各组小鼠腹腔注射PTX每只500 ng(0.2 ml),诱导小鼠产生EAE。正常组均以生理盐水代替。
1.4 动物分组及给药方法
SPF级C57BL/6雌性小鼠100只,将小鼠随即分为正常组、模型组、激素组、痰热清大剂量组、痰热清小剂量组。模型及治疗组注射MOG35-55抗原乳剂及PTX诱导EAE。免疫当天痰热清大小剂量组进行腹腔注射治疗,激素组在发病后进行激素灌胃治疗。其余均以生理盐水代替。观察小鼠行为学的变化;在早期,急性期及缓解期取小鼠大脑组织,HE观察病理组织学改变,ELISA检测IL-6、IL-10、IL-17A、IL-23、TGF-β1。
1.5 EAE小鼠整体发病情况观察
免疫当天(第0天)开始,每日观察动物体重变化、临床症状和体征、潜伏期、发病率和死亡率等,并根据通用的0～5级标准对EAE小鼠的神经症状进行分级和评分:0级正常;1级鼠尾张力障碍;2级后肢部分瘫痪或步态不稳;3级后肢完全瘫痪;4级部分或完全前肢瘫痪;5级濒死状态或死亡。免疫后第21天、第40天取材。
1.6 病理学变化
选择EAE小鼠免疫诱导的第21天(症状高峰期)和第40天(恢复期)分别处死动物,每个时点每组取5只小鼠,腹腔注射10%的水合氯醛(190 mg/kg)麻醉,麻醉后剪开胸腔,充分暴露心脏,快速心内插管,经左心室灌注生理盐水至肝脏变白,然后用4%多聚甲醛心内灌注固定,待固定充分后,取大脑interaural 2.22 mm～interaural 1.74mm之间和脊髓颈膨大及腰骶膨大,投入相同固定液于4℃固定一周。置于真空组织脱水机中以梯度乙醇脱水及二甲苯透明,石蜡包埋,常规HE染色,光镜观察其病理改变。
1.7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均值±标准差(±s)表示。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LSD检验比较组间差异。
2 结果
2.1 各组小鼠发病率、死亡率及潜伏期的变化
EAE模型组小鼠的发病率均为100%。模型组与痰热清大剂量组死亡率均为7%。痰热清大剂量组可延长小鼠发病的潜伏期,与痰热清小剂量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注:与痰热清大剂量组比较,aP<0.05
2.2 各组小鼠体重的变化
造模前(第0天)各组小鼠体重无统计学差异,造模后第6天各实验组小鼠体重较正常组均有所下降(P<0.01,P<0.05);造模后第15天模型组体重仍有下降,达到最低值(P<0.01),造模后第21,32天模型组体重仍有下降(P<0.01,P<0.05),但体重已经有所恢复,并呈增长趋势。第40天正常组与模型组之间无明显差异,痰热清大小剂量组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图1。
2.3 各组小鼠神经功能评分的变化
各实验组小鼠自免疫第8天陆续发病。发病后模型组小鼠一般情况较正常组差,表现为精神萎靡,体重减轻或增长缓慢,皮毛不光滑,活动量减少。出现神经系统症状之后,表现为尾部无力拖垂,步履蹒跚,后肢瘫痪,行动困难,进而发展为四肢瘫痪,甚至死亡。各实验组第15天达到发病高峰期,第21天各治疗组神经功能评分均有所下降,激素组与痰热清大剂量组较模型组有统计学意义(P<0.01),发病高峰期过后,评分开始略有下降,第32、40天各治疗组较模型组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图2。
2.4 各组小鼠大脑的组织病理学变化
HE染色光镜下显示,正常的小鼠脑,结构有序完整,神经细胞的胞质胞核分明,神经胶质细胞散在分布,小静脉血管周围可见极少量淋巴细胞。EAE模型各组在急性期可见大脑内小血管周围炎性细胞浸润和神经细胞核固缩,灰白质均可受累,炎症以第三脑室及侧脑室周围为主,急性期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聚集在血管周围,并形成典型的袖套状改变。缓解期仍可见淋巴细胞浸润及血管袖套的形成。缓解期炎症浸润较急性期炎症浸润有所缓和,各治疗组均有好转。见图3、4。
注:与正常组比较,aP<0.05;与模型组比较,bP<0.05,cP<0.01;与激素组比较,dP<0.05;与痰热清大剂量组比较,eP<0.05
2.5 ELISA检测TGF-β1的变化
在早期(第6天)痰热清小剂量组小鼠大脑中TGF-β的表达较模型组和痰热清大剂量组低(P<0.05)。在小鼠发病急性期(第21天)激素组及痰热清小剂量组能够降低小鼠大脑中TGF-β的表达,且与正常组(P<0.05)和模型组(P<0.01)有统计学差异。痰热清小剂量组低于大剂量组且(P<0.05)。缓解期(第40天)痰热清小剂量组中TGF-β的表达仍低,较激素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6 ELISA检测的IL-6变化
在早期(第6天)痰热清小剂量组和痰热清大剂量组可下调IL-6的表达,与模型组及激素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1)。在小鼠发病急性期(第21天)痰热清小剂量组IL-6的含量仍较低,与模型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1),激素组与模型组比较亦有统计学差异(P<0.01)。缓解期(第40天)各组之间无统计学变化。见表3。
注:与正常组比较,aP<0.05,bP<0.01;与模型组比较,cP<0.01;与激素组比较,dP<0.01
2.7 ELISA检测的IL-10变化
在早期(第6天)痰热清小剂量组可降低IL-10的表达,与模型组及激素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1)。在小鼠发病急性期(第21天)痰热清小剂量组IL-6的含量仍较低,与模型组,痰热清大剂量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1,P<0.05),激素组与模型组比较亦有统计学差异(P<0.01)。缓解期(第40天)激素组IL-10回升,与痰热清小剂量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注:与模型组比较,aP<0.01;与激素组比较,bP<0.05,cP<0.01,与痰热清大剂量组比较,dP<0.05
2.8 ELISA检测IL-17A的变化
在三期,痰热清小剂量组与模型组比较均较低(P<0.01,P<0.05),在急性期与缓解期痰热清小剂量组较大剂量组低(P<0.05)。见表5。
注:与正常组比较,aP<0.05;与模型组比较,bP<0.05,cP<0.01;与激素组比较,dP<0.05;与痰热清大剂量组比较eP<0.05
2.9 ELISA检测IL-23的变化
各组小鼠脑中IL-23的表达变化不大,在早期(第6天)痰热清小剂量组表达较低,与模型组及激素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缓解期(第40天)激素组较各组表达有所升高。见表6。
注:与模型组比较,aP<0.05;与激素组比较,bP<0.05
3讨论
EAE与人类MS病理变化相似,是由T细胞介导的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其中Th17/reg的失衡是其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证实了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为分泌IL-17 T细胞亚群(Th17细胞)分化关键因子,其拥有众多的功能作用[11]。TGF-β具有调控生物学进程的功能,包括了炎症、组织修复及肿瘤发生发展进程。一般认为,TGF-β为抗炎因子。在敲除TGF-β基因小鼠中可见到严重免疫病理发生,表明了TGF-β抗炎的重要性。但是其高分泌亦可加重炎症反应。IL-6:作为一种促炎因子在EAE发病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Annunziato等[12]发现IL-6能诱导Th17细胞分泌IL-17,与炎症发病密切相关。小鼠体外实验模型中,TGF-β和IL-6联用可诱导Th17分化。IL-23:Th17细胞分化过程中不需要IL-23,但它又是Th17细胞的必须生存因子[3],IL-23缺陷小鼠中并没有Th17细胞[14],其暗示在IL-23缺陷时,Th17细胞可能不能扩增数量或生存。IL-10:在EAE模型中,其激活的髓磷脂反应致使炎性CD4+T细胞在CNS内浸润、增殖,同时释放大量促炎因子,启动炎症级联反应,导致脱髓鞘与轴突的损伤。调节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分泌的IL-10和TGF-ββ称为调节性细胞因子,具有抗炎作用,可限制EAE病情发展[15]。IL-17:首先IL-17具有调节固有免疫的作用,IL-17可以作用于基因上的特定靶点来产生促炎症趋化因子、抗感染、急相反应物质等,其次IL-17具有信号转导的作用,再次IL-17具有促进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的作用[1]。
本实验中,动物行为学观察发现,痰热清治疗组可以有效的缓解不同时期EAE小鼠神经功能的损伤,对EAE小鼠神经功能修复具有积极的治疗作用,其正常剂量组及倍剂量组神经功能评分基本一致。HE染色观察发现,痰热清大小剂量治疗组炎性浸润程度在急性期及缓解期较模型组炎性细胞浸润明显减少,核固缩及核碎裂亦较模型组显著减少。ELISA统计结果发现,痰热清注射液小剂量组可以不同程度的抑制早期、急性期及缓解期TGF-β1、IL-6、IL-23、IL-10及IL-17A多种细胞因子的表达(P<0.05)。说明了痰热清注射液对EAE小鼠炎症的抑制并不是仅仅抑制一种或者两种的炎性因子的产生及释放,而是有效的抑制和延缓整个神经系统的炎性反应进程,尤其是抑制了TGF-β和IL6(P<0.05)的产生而使整个炎症反应进程得以缓解,进一步抑制了Th17细胞在早期IL-17A(P<0.05)的分泌、急性期与缓解期IL-17A(P<0.01)的产生,同时IL-17A作为重要的炎症损害因子,痰热清对其不同程度的降低减轻了中枢神经系统炎症损伤。本次实验通过多种炎性因子的检测,证实了痰热清治疗MS/EAE的机制是通过抑制整体炎症的发生与发展这个途径进行的。为痰热清治疗EAE/MS提供了科学依据。
炎性反应细胞因子 篇5
1胃癌淋巴结转移相关因子
VEGF-C与VEGF-D作为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的重要促成因素, 这两种因子的受体均为VEGF-3, 近期临床研究表明, VEGF-C、VEGF-D及受体VEGFR-3是胃癌淋巴转移的基础。临床转基因鼠模型已经证实, 经VEGFR-3受体可诱导胃癌淋巴转移, 进一步说明了上述两种血管细胞生长因子是胃癌肿瘤细胞转移扩散的重要基础[3]。长期以来临床对于胃癌淋巴转移的研究一直局限于血管细胞生长因子与重力增至及转移的关系。随着现代医学对血管生成因子VEGF-C、VEGF-D及受体VEGFR-3或其他淋巴管特异性标志物研究的逐步深入, 肿瘤淋巴结转移机制已经成为胃癌进展研究的重要课题。
淋巴结转移作为胃癌进展的早期时间及独立的预后因素, 准确预测并诊断胃癌淋巴结转移, 分析胃癌淋巴结转移的机制, 对胃癌患者治疗与预后具有重要意义。胃癌患者因体内多种分子介导肿瘤细胞及周围组织相互作用, 肿瘤细胞可借此脱离原有黏附灶, 进行淋巴迁移, 这一阶段是胃癌进展的开始阶段, 胃癌细胞在其表面受体和细胞外机制的黏附作用下, 可分泌出多种蛋白水解酶, 导致贴近肿瘤表面有线区域内的机制降解, 从而形成胃癌细胞的移动通路。既往临床研究表明, 白细胞分化抗原、白细胞分化抗原44、整合素、骨桥蛋白、S100蛋白等多种黏附因子和基因都可以参与胃癌细胞的侵袭及转移, 上述因子的表达水平与胃癌淋巴转移显著相关。
2胃癌进展相关炎性细胞因子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胃癌死亡率居于恶性肿瘤死亡率的第二位, 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健康及生存质量。我国是胃癌疾病多发地区, 其发病率约为欧美发达国家的3.8~8.0和4.2~7.9倍。大量临床研究证实, 胃癌细胞因子产生与细胞免疫功能障碍是造成胃癌发生及进展的重要因素, 直接影响胃癌患者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后[4]。白细胞介素1, 即IL-1, 是有一种单核细胞所产生的多肽, 由淋巴细胞及单核巨噬细胞合成分泌, 具有参与免疫反应、介导炎症等重要作用。白细胞介素1基因家族组成成员包括白细胞介素1A、白细胞介素1B、白细胞介素1RN, 分别编码白细胞介素1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1受体拮抗剂。其中白细胞介素1α不仅是与胃癌进展有关的重要炎症因子, 对新生肿瘤还具有一定免疫监控作用, 白细胞介素1β可参与机体炎性反应。在临床研究中发现, 许多肿瘤均可以通过白细胞介素1α促进恶性肿瘤细胞的增殖, 同时可以刺激机体上皮、纤维等细胞分泌IL-8、IL-6因子, 导致患者血清中IL-8、IL-6水平不断升高。白细胞介素α还能够上调胃癌细胞表达血管内皮的生长因子, 从而促进胃癌细胞表达血管的生成, 且胃癌患者血浆白细胞介素α水平与胃癌细胞肝脏转移呈正相关。
白细胞介素1β是影响胃癌进展最重要的炎性细胞因子, 抑酸作用十分明显, 积极参与全胃炎的生成与进展, 易导致胃萎缩和胃癌。白细胞介素1β可以通过调节Fas的表达打破细胞增殖与凋亡存在的平衡关系, 进而促进胃癌发生或进展。临床研究显示正常人群及慢性胃炎患者血清中白细胞介素1β水平显著低于胃癌患者, 表明白细胞介素1β对胃癌发生与进展具有促进作用, 这可能与胃癌细胞自分泌有关, 也可能与胃癌患者体内的单核-巨噬细胞与中性粒细胞的杀伤作用不断增强有关。
白细胞介素6最早在1980年被发现, 是分子量为21k D的糖蛋白, 具有多种细胞生物学活性和调节其他炎性细胞因子的作用。人白细胞介素6基因定位与第七号染色体上, 是机体复杂细胞因子中的关键因子。临床研究提示, 胃癌患者可能存在促进白细胞介素6的因素, 早期伴活动性Hp的胃癌患者白细胞介素6水平与无Hp感染的胃癌患者差异较为明显, 通过胃癌患者肿瘤组织与正常胃黏膜组织的对比, 发现白细胞介素6水平明显升高, 表明白细胞介素6与合并Hp感染的胃癌有关。与此同时, 白细胞介素6在胃癌患者体内通常呈现高表达, 在胃癌发生及发展的病理过程中, 白细胞介素6表达逐渐升高, 尤其是在早期胃癌患者和胃癌发展期患者中[5]。且随着胃癌细胞恶性程度的增加, 可分泌更多的白细胞介素6, 因此白细胞介素6可能对胃癌扩散或转移有促进作用。
白细胞介素8最早在1987年发现, 是有Th1细胞分泌的糖蛋白, 成熟的白细胞介素8是以69、72、77个氨基酸三种形式存在, 主要通过与其受体的结合发挥生物学作用。研究表明, 幽门螺杆菌可以促进胃黏膜上皮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8, 导致白细胞介素8的高表达, 并不断趋化炎性细胞因子抵达胃黏膜局部, 从而增强了Hp对胃黏膜的黏附作用, 最终形成慢性炎症[6]。白细胞介素8生物学作用的不断循环与慢性炎症的不断进展导致DNA损害, 抑制DNA修复, 并使患者肿瘤抑制基因失活、免疫反应失调, 刺激其血管新生调节细胞黏附分子等因素环节, 最终造成胃部正常细胞突变而发生胃癌。
摘要：细胞因子作为免疫细胞所产生的能够在机体组织细胞间传递信息, 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蛋白质或小分子多肽, 在肿瘤及炎症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 其作用越来越受到临床医学研究的关注。大量临床研究与实践表明, 在胃癌的发生、发展、诊疗及预后过程中, 白细胞介素1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8等细胞因子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基于此, 本文对胃癌进展中上述相关炎性细胞因子的作用作一分析。
关键词：胃癌进展,炎性细胞因子,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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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反应细胞因子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筛选2008年9月~2011年9月本院急性胰腺炎患者102例,其中轻症急性胰腺炎68例(男38例,女30例),平均年龄(48.23±14.58)岁;重症急性胰腺炎共34例(男14例,女20例),平均年龄(48.18±13.5)岁,其中死亡病例12例(男7例,女5例),平均年龄(50.18±14.13)岁,所有患者均经过CT扫描,检查证实胰腺病变的程度,所有病例的筛选均严格按照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胰腺疾病学组2003年制定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进行。另从体检中心筛选80名正常健康体检者为正常对照组,(男41例,女39例),平均年龄为(47.23±13.45)岁,对照组排除肝胆、消化系统以及代谢相关疾病,并且近3个月内无感染、炎症以及激素使用等。
1.2 标本的收集及测定
所有数据均于患者住院确认后24 h内立即抽静脉血,分离血清,-20℃保存,各种炎性细胞因子均采用上海生工公司的ELISA试剂盒测定,所有实验重复3次,取平均值。白细胞及淋巴细胞计数均采用EDTA抗凝真空采血管抽取静脉血2 m L,混匀,2h内西门子拜耳2120全自动血液计数仪进行测定。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检验水准取双侧α=0.05。
2 结果
2.1 急性胰腺炎患者与正常人血清炎症因子比较
如表1所示,急性胰腺炎患者白介素(IL)IL-1b、IL-6、IL-8、IL-12、IL-10、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MIF)血清水平显著高于正常人组,P<0.01。急性胰腺炎患者IL-4血清水平显著低于正常人,P<0.01。
2.2 轻症急性胰腺炎患者与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炎症因子比较
如表2所示,轻症急性胰腺炎患者IL-6、IL-8、MIF和IL-10血清水平显著低于重症急性胰腺炎组(P<0.05),两组之间IL-1b、IL-12和IL-4血清水平差异无显著性(P>0.05)。
2.3 急性胰腺炎患者与正常人白细胞及淋巴细胞计数比较
如表3所示,正常人白细胞计数显著低于急性胰腺炎患者,而淋巴细胞计数显著高于急性胰腺炎患者,P<0.05。轻症急性胰腺炎组患者白细胞计数显著低于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而淋巴细胞计数显著高于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P<0.05。
(pg/m L)
(pg/m L)
2.4 MIF、IL-6对重症以及死亡急性胰腺炎ROC曲线分析
结果如图1、2所示,IL-6诊断重症急性胰腺炎临界值为135.5 pg/m L,曲线下面积为0.847,其诊断灵敏度为79.2%,特异性为75.0%,诊断死亡急性胰腺炎临界值为222.5 pg/m L,曲线下面积为0.888,诊断灵敏度为71.4%,特异性为97.3%。MIF诊断重症急性胰腺炎临界值为1 011.0 pg/m L,曲线下面积为0.778,其诊断灵敏度为79.2%,特异性为69.0%,诊断死亡急性胰腺炎临界值为1 027.5 pg/m L,曲线下面积为0.813,诊断灵敏度为100%,特异性为62.7%。
注:1)正常人组与AP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2)MAP组与SAP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
3 讨论
急性胰腺炎是临床常见的急腹症之一,特别是重症急性胰腺炎病情凶险,病死率较高,其发病机制仍未完全清楚。目前研究认为其可能的发病机理主要有“胰酶自身消化学说”、“白细胞过度激活学说”、“炎症因子级联瀑布效应学说”、“胰腺微循环紊乱学说”等[7,8]。炎性细胞因子的过度释放和全身性炎症反应在SAP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细胞因子的“瀑布”样级联反应,是造成SIRS和MODS的主要原因[9]。重症急性胰腺炎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的特征,实验证明使用转基因和基因敲除技术去除单一炎性细胞因子基因不能阻止胰腺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发生[10]。因此,在急性胰腺炎的早期全面检测患者血清各种炎性因子的水平有助于阻止SIRS的发生发展,是提高SAP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的关键。
本研究结果发现急性胰腺炎患者各炎性细胞因子血清水平显著高于正常人组,轻症急性胰腺炎患者IL-6、IL-8、MIF和IL-10血清水平显著低于重症急性胰腺炎组,结果提示急性胰腺炎多方面呈现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特征。在急性胰腺炎的炎性损伤过程中,大量的单核巨噬细胞以及中性粒细胞被激活,释放大量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促炎性细胞因子较正常人升高2~5倍,它们相互趋化及激活,从而迅速导致SAP体内过度的炎症反应[11,12]。本研究还发现急性胰腺炎患者IL-10抗炎症因子水平显著高于正常人,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IL-10抗炎症因子水平显著高于轻症急性胰腺炎,这可能与代偿性抗炎反应综合征有关,机体产生内源性抗炎反应,有助于减轻SIRS引起的自身组织的破坏,但过量释放时将引起机体免疫功能降低,增加宿主对感染的易感性,结果从另一方面诱导和加重器官的损伤[13,14]。
炎性反应细胞因子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1年1月至2007年10月间住院治疗的SAP患者。病例入选标准:起病后48h内入院, 临床上表现为急性、持续性腹痛, 血清淀粉酶活性增高≥正常值上限3倍, 影像学检查提示胰腺有形态改变, 排除其他疾病, 且具下列之一者:局部并发症 (胰腺坏死、假性囊肿、胰腺脓肿) ;器官衰竭;Ranson评分≥3;APACHE2Ⅱ评分≥8;CT分级为D、E[4]。有胃肠疾病、糖尿病、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病史者, 胆源性胰腺炎需手术治疗者, 慢性胰腺炎急性加重者均被排除。
38例SAP患者入选, 其中男性28例, 年龄 (41.2±17.6) 岁;女性10例, 年龄 (40.4±16.6) 岁, 随机分为红花治疗组及非红花治疗组, 每组19例。其中红花治疗组平均年龄为40.6岁, 男性15例, 女性4例, 酒精性胰腺炎7例, 胆源性胰腺炎9例, 特发性胰腺炎3例;非红花治疗组平均年龄为43.2岁, 男性14例, 女性5例, 酒精性胰腺炎8例, 胆源性胰腺炎7例, 特发性胰腺炎4例;选择体检健康者15名为对照组, 平均年龄为42.2岁, 男性10例, 女性5例。
红花治疗组平均住院前发病时间 (18.8±10.6) h, APACHE2Ⅱ评分为 (8.9±2.8) , C反应蛋白 (CRP) 值为 (216.7±104.8) mg/L, 坏死例数8例;非红花治疗组平均住院前发病时间 (19.4±9.9) h, APACHE2Ⅱ评分为 (9.6±2.6) , CRP值为 (221.5±107.9) mg/L, 坏死例数7例。两组之间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1.2 治疗方法
红花治疗和非治疗两组均采用SAP的常规治疗方法, 红花治疗组入院后即应用红花注射液15m L入液静脉滴注, 1次/d。
1.3 细胞因子检测
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白细胞介素-6 (IL-6) 和白细胞介素-8 (IL-8) 试剂盒均由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酶标仪为日本E P S O N产品。
入院24h及治疗后7d空腹抽取静脉血3m L, 提取血清, 采用双抗体夹心ABC-ELISA法, 在492nm处测定吸光度 (A值) , 绘出标准曲线, 根据样品A值求出标本中各细胞因子浓度。
1.4 统计处理
数据以表示, 用SPSS 1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各组之间差异比较采用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红花治疗组及非红花治疗组治疗前血清TNF-α、IL-6和IL-8浓度无明显差别, 均高于对照组 (P<0.01) , 红花治疗组及非红花治疗组在治疗7d后血清TNF-α、IL-6和IL-8浓度均下降 (P<0.05) , 但红花治疗组下降差值明显高于非红花治疗组 (P<0.05) , 说明红花能抑制TNF-α、IL-6和IL-8的产生。见表1。
3 讨论
目前认为胰腺胰酶自身消化、微循环障碍、白细胞过度激活和肠道细菌移位胰腺组织是SAP的发病机制。炎性细胞浸润、静脉炎、淋巴管炎、血栓形成及出血坏死是SAP常见的病理变化。炎症因子的产生及其级联瀑布效应, 使胰腺局限性炎症反应发展为威胁生命的SAP[1~2], 循环障碍是SAP的重要病理特征, 且与炎症因子的大量释放互为因果。中性粒细胞在SAP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可产生多种炎症因子, 包括IL-6、IL-8、血小板活性因子和TNF-α。大量证据表明TNF-α等在急性胰腺炎的发病中起主要作用并介导全身并发症的发生[5]。IL-6是一种重要的急性反应期炎症介质, 有广泛的促炎作用, 主要由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产生。IL-8是一种主要由中性粒细胞产生的强有力的中性粒细胞趋化因子和活化因子, 在中性粒细胞介导的组织损伤中起重要作用。IL-8可能是AP血清中最早产生的炎症介质, 其主要作用为使中性粒细胞脱颗粒释放大量活性酶, 其中弹力蛋白酶是导致胰腺炎症的主要酶之一。急性胰腺炎期间, TNF-α由胰腺实质中浸润的白细胞产生。TNF-a与IL-6及IL-8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 TNF-a可诱导IL-6和IL-8产生, TNF-a、IL-6诱发的炎症反应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诱导以IL-8为代表的趋化因子的产生而实现的。研究表明炎症因子可作为评价预测AP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6], 因此在SAP发病过程中, 血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治疗是否有效。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0.01;与治疗前比较, △P<0.05。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 红花注射液的主要有效成分是红花黄色素及红花苷, 具有改善血液淤滞状态, 抑制血小板聚集, 减少血栓形成的功能, 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治疗冠心病, 脑血栓, 脉管炎等多种血液循环障碍疾病。已有的研究表明红花也具有抑制炎症反应的作用[7], 但对其抗炎作用的研究尚不够系统深入。近来研究发现[8]炎症与血栓形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循环障碍是SAP的重要病理特征, 红花可改善血管内血液的淤滞状态, 且有抗炎作用, 因此, 红花对SAP应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已有的报道证明了这一点[10], 本研究则进一步观察了红花对炎症因子的影响, 从而初步探讨了红花抗炎的分子机制。结果显示红花注射液能显著地降低SAP患者血清TNF-α、IL-6和IL-8水平, 表明降低促炎细胞因子TNF-α、IL-6和IL-8水平可能是红花治疗SAP的重要机制。红花注射液疗效满意, 副作用小, 因此有希望成为治疗S A P的重要辅助药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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