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反应（精选7篇）
情绪反应 篇1
小耳朵姐姐,你好。我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一直都很倒霉,先是自行车的车胎坏了,之后又弄丢了水杯,走台阶时还莫名其妙摔了一跤,上课忘了带书本又折回头去拿,结果迟到了,被教导主任逮住训了一顿……
现在同学们看到我,都笑说我是个负能量爆棚的人。哎,有时候想想真觉得自己特别差劲,没有什么特长,成绩一般,也不讨人喜欢。现在还发生这么多糗事,心情真的好差、好差……我也想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小耳朵姐姐的话:
同学,不知你是否听说过“蝴蝶效应”?—只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吧?其实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就足以引起整个系统长期而巨大的连锁反应。同样,在情绪心理学中,也存在连锁反应。曾有人形象地将情绪比拟为一条河流,每一个念头都是水波纹,水波间彼此晃动,又持续地往前流淌。当第一件事情中的情绪没有处理好,就会被带入第二件事情,而第二件事情中的情绪没有处理好,就会被接着带入到第三件事情之中……
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其背后所作用的法则,也正是这个。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所列举的那些倒霉事儿,除了第一件“车胎坏了”是意外事故之外,其余的几乎都是由于你的疏忽大意所致。倘若你没有将车胎坏了所产生的坏心情带入到生活的其它方面,或许也不至于弄丢水杯、走路摔跤、上课迟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倒霉鬼”这个角色,不是老天派给你的,而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
现在,再来看看你的另外两个问题:为什么你的同学会说你是一个负能量爆棚的人?如何成为一个有正能量的人?
相信在语文课本里,你早已读过两个故事,一是《祝福》,二是《第八次》。祥林嫂在失去儿子之后,痛不欲生,她每见一个人,便要向那人诉说自己的不幸,她的眼泪好像永远也流不尽;布鲁斯王子率兵打仗,但屡屡失败,后来看到墙壁上的蜘蛛结网,接连结了七次也未成,直到第八次才成功,他受到启发,大叫道“我也要干第八次”,终于成功。
如果说,在同样失望沮丧的情势之下,祥林嫂所展示出来的是负能量,那么布鲁斯王子所展示出来的就是正能量。他们的差别在哪里?不过五个字:思考与行动。
不管处境如何,遭遇如何,也不管在你的身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如果你能抱持着一种自省的态度,不妄自菲薄,也不怨天尤人,及时地觉察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行为,那么你就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那时,你必将感染他人,使他人受到鼓舞。
情绪反应 篇2
关键词 阈下；阈上；情绪；反应抑制
分类号 B842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6.06.004
1 前言
情绪和执行控制这一高级认知功能的关系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而执行控制中的反应抑制功能（response inhibition），在工作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反应抑制功能可以帮助我们做出符合环境要求的行为，抑制住与环境不相称或不适宜出现的行为表现，其与情绪之间的关系近些年来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出现了一大批关于情绪和反应抑制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探索不同情绪效价对反应抑制影响的研究中，出现了相反的结论，一些结果显示积极情绪背景下Go任务反应时要比中性和消极条件下更快，而在Nogo任务下积极情绪背景会导致抑制难度增大，出现更多的错误（Albert，López-Martín， & Carretié，2010；Albert，López-Martín，Tapia， Montoya， & Carretié， 2012）。相反的结果则认为消极的情绪图片会削弱抑制控制（Kalanthroff，Cohen， & Henik，2013），甚至有縱向研究发现，从童年到成年早期积极情绪条件下的反应抑制表现都要好于消极情绪，且在幼儿阶段尤为明显（Schel & Crone，2013）。如果将积极的面部表情看作是一种社会性奖赏，会发现积极面部表情可以提高儿童和青少年的反应抑制准确性（Kohls， Peltzer， HerpertzDahlmann， & Konrad， 2009）。考虑到研究者对情绪效价和反应抑制二者关系的不同观点，本研究将会重新验证三种情绪效价下反应抑制功能的区别。
除了阈上情绪的研究，阈下情绪启动对认知也有很大的影响，虽然有不少学者研究了阈下情绪启动对认知功能的影响（蒋重清，杨丽珠， 刘颖， & Bel-Bahar
等，2010；柳恒超， 许燕， 2009； 刘玲， 2006； 徐梦吟， 2013），但鲜有学者对阈下情绪和反应抑制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在现实生活中，阈下情绪启动随处可见，丝毫不少于阈上的情绪启动，同样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对反应抑制的研究很有必要考虑阈下情绪所带来的影响。
尽管目前对情绪与执行控制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讨论从来没有间断过，但一直以来几乎没有研究者提出影响力较大的概念框架。近年来，有学者基于认知资源的有限性提出了双重竞争模型（dual competition model），用以进一步解释情绪和动机与执行功能之间的复杂关系（Pessoa，2009）。之所以称之为双重竞争模型，是因为作者认为情绪和动机既影响感知觉竞争又影响执行功能的竞争，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模型认为情绪和动机不仅有可能增强行为表现，而且同样有可能削弱行为表现，而这都要取决于它们如何与核心控制功能（key control function）相互作用。另外，在这个模型中，前扣带回（ACC）被认为在注意控制机制和意志控制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前扣带回会与其他脑机制如杏仁核（amygdala）、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等相互作用，共同在前额叶皮质中（prefrontal cortex）整合重要的情绪信号和控制信号。双重竞争模型的提出不仅有助于解释相关研究中存在的矛盾，而且也将前扣带回与其他脑机制联系了起来，为情绪和执行控制之间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尽管一些学者在认知资源和情绪控制之间关系的观点上与该模型存在不一致，但在双重竞争模型提出后，还是有不少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模型的观点。
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希望讨论阈下情绪启动对执行控制中反应抑制功能的影响，用以补充关于情绪和反应抑制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除此之外通过经典Go-Nogo范式再次验证阈上情绪启动条件下，不同情绪对反应抑制的影响，为确定情绪效价如何影响反应抑制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最后借鉴双重竞争模型中有关认知资源的观点，我们认为阈上和阈下两种情绪启动条件对认知资源的占用可能存在差异，因此预期两种启动方式会对反应抑制任务中的表现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2 实验一 阈下情绪启动对反应抑制的影响
2.1 实验方法
2.1.1 被试
30名自愿参加实验的在校生（12男18女），无躯体疾病及精神障碍，年龄20～25岁。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后因数据异常删除3名被试数据（2女1男），保留27名被试的数据。
2.1.2 刺激材料与仪器
采用GoNogo实验范式。刺激材料分为Go刺激和Nogo刺激（其比例为3比1），Go刺激选取罗马数字Ⅲ，Nogo刺激选择罗马数字XC、CM、V三种。情绪启动图片来自中国情绪图片库系统，正性、负性、中性图片各30张。实验使用仪器为笔记本三台，屏幕为14英寸，分辨率为1366×768，刷新率为60Hz。
2.1.3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采用EPrime2.0编制。正式实验包括两个Block，每个Block中包含180个trial，其中Go刺激135次，Nogo刺激45次（XC、CM、V各15次），形成Go刺激的优势反应。Go刺激对应的正性、负性、中性情绪启动各45次，Nogo刺激对应的正性、负性、中性情绪启动各15次。试次顺序采用伪随机设计，保证每个Nogo试次之前始终保持一个以上的Go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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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试次的实验流程如图1所示，首先呈现1000ms的空屏，随后在屏幕中央呈现500～900ms任意时长的注视点，注视点之后呈现情绪启动图片，情绪图片呈现时长12ms，随后出现掩蔽图片60ms，掩蔽图片之后呈现罗马数字，被试右手食指放在空格键上，出现罗马数字Ⅲ则迅速按空格键作反应，反应之后进入下一个试次，如不按键1500ms后自动进入下一个试次。若屏幕中央出现XC、CM、V三种罗马数字则要求被试不要按键，1500ms后自动进入下一个试次，如被试按键，直接进入下一个试次。两个Block之间设置休息时间，休息完毕后按键开始下一个Block。
2.2 结果
三种情绪条件下，平均击中率都在99%以上。三种条件下的反应时、击中率和虚报率见表1。
对Go任务下的反应时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情绪效应十分显著，F（2，52）=10.818，p<0.001，进一步分析发现，负性情绪启动下的Go任务反应时显著长于中性情绪下的反应时（p<0.001），负性情绪下的Go任务反应时显著长于正性情绪下的反应时（p<0.05），而正性情绪下的Go任务反应时与中性情绪下的反应时没有出现显著差异（p=0.076）。
对Go任务中的击中率和Nogo任务中的虚报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二者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没有出现明显的情绪效应。
3 实验二 阈上情绪启动对反应抑制的影响
3.1 实验方法
3.1.1 被试
30名自愿参加实验的在校生（12男18女），无躯体疾病及精神障碍，年龄20～25岁。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实验后因数据异常删除3名被试数据（2女1男），保留27名被试的数据。
3.1.2 刺激材料与仪器
采用GoNogo实验范式。刺激材料分为Go刺激和Nogo刺激（其比例为3比1），Go刺激选取罗马数字Ⅲ，Nogo刺激选择罗马数字XC、CM、V三种。情绪启动图片来自中国情绪图片库系统，正性、负性、中性图片各30张。实验使用仪器为笔记本三台，屏幕为14英寸，分辨率为1366×768，刷新率为60Hz。
3.1.3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采用EPrime2.0编制。正式实验包括两个Block，每个Block中包含180个trial，其中Go刺激135次，Nogo刺激45次（XC、CM、V各15次），形成Go刺激的优势反应。Go刺激对应的正性、负性、中性情绪启动各45次，Nogo刺激对应的正性、负性、中性情绪启动各15次。试次顺序采用伪随机设计，保证每个Nogo试次之前始终保持一个以上的Go试次。
每个试次的实验流程如图2所示，首先呈现1000ms的空屏，随后在屏幕中央呈现500～900ms任意时长的注视点，注视点之后呈现情绪启动图片，情绪图片呈现时长1000ms，随后呈现罗马数字，被试右手食指放在空格键上，出现罗马数字Ⅲ则迅速按空格键作反应，反应之后进入下一个试次，如不按键1500ms后自动进入下一个试次。若屏幕中央出现XC、CM、V三种罗马数字则要求被试不要按键，1500ms后自动进入下一个试次，如被试按键，直接进入下一个试次。两个Block之间设置休息时间，休息完毕后按键开始下一个Block。
3.2 结果
三种情绪条件下，平均击中率都在98%以上，无显著差异。三种情绪条件下的虚报率出现显著差异，F（2，52）=7.439，p<0.05，说明出现了明显的情绪效应。三种情绪条件下的反应时、击中率和虚报率见表1。
对Go任务下的反应时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情绪效应显著，F（2，52）=5.647，p<0.05。进一步分析发现，负性情绪启动下的Go反应时显著大于中性情绪下的反应时（p<0.01），负性情绪下的Go反应时显著大于正性情绪下的反应时（p<0.05），而正性情绪下的Go反应时与中性情绪下的反应时没有出现显著差异（p=0.142）。
对阈上阈下两种启动方式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后发现，阈上和阈下的Go任务反应时出现显著差异，F（1，52）=5.668，p<0.05。阈上情绪启动中Go任务反应时显著大于阈下情绪启动中Go任务反应时，阈上阈下两种启动条件下的Go任务反应时对比如图3所示。
图3 不同情绪启动方式下三种情绪效价
对应的Go任务反应时
4 讨论
采用GoNogo范式，本实验发现，同先前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Yu， Yuan， & Luo， 2009），阈上情绪启动实验中情绪效价对反应抑制中Go任务反应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表现为负性情绪下反应时显著长于中性和正性情绪下的反应时，中性和正性情绪下反应时没有出现显著差异，这一结果可能与人们的负性偏好有关，通常负性图片可以有效唤起被试的负性情绪，而正性图片对不同被试的唤起程度存在差异，这可能是导致正性和中性情绪之间反应时差异不显著的原因。此外采用阈下情绪启动后发现，阈下情绪线索同样对Go任务反应时产生了情绪效应，表现为负性情绪下反应时明显增长，这说明不论何种情绪启动方式，不同的情绪效价都会在反应抑制任务中形成显著的情绪效应。以往关于情绪对反应抑制影响的研究，通常只考虑阈上情绪启动，而忽视了阈下情绪对反应抑制任务的影响，如果不严格控制可能对阈下情绪造成影响的因素，最终可能会对研究结果形成干扰。
不同情緒效价的虚报率仅在阈上情绪启动条件下出现显著差异，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阈下情绪启动图片的呈现时间太短，对认知资源的占用较少，因此没有对Nogo任务造成影响。
对比阈上和阈下两种条件下的Go任务反应时，结果显示阈上情绪启动下的反应时显著高于阈下情绪启动对应的反应时，这可能是因为阈上情绪启动诱发了更强的情绪加工，占用了更多的认知资源，可以用双重竞争模型中的认知资源观点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Go-Nogo任务发现，阈下情绪启动对反应抑制具有调节作用，负性情绪条件下Go任务上的反应时显著增长，阈上情绪的不同效价对Go任务的影响与阈下情绪的影响一致，这说明不论哪一种情绪启动方式，阈上阈下的不同情绪条件中均出现了显著的反应抑制效应。而Nogo任务中的虚报率仅在阈上情绪启动中发现了显著差异，阈下情绪启动三种情绪条件下没有发现虚报率存在差异，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有待后续研究的探讨。阈上阈下两种启动方式的反应时差异显著，可以证明两种情绪启动方式对认知资源的占用存在差异。
参考文献
蒋重清， 杨丽珠， 刘颖， & Bel-Bahar， T.（2010）. 阈下负性情绪引起儿童和成人相反的判断偏向. 心理发展与教育， 26（1）， 9-13.
柳恒超， 许燕（2009）. 阈下情绪启动对人际判断的影响. 心理学探新， 29（2）， 66-70.
刘玲（2006）. 阈上与阈下情绪词加工的事件相关电位时空模式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 第一军医大学.
徐梦吟（2013）. 阈下情绪对特质焦虑个体的注意偏向和认知效率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
有关音乐与情绪反应的研究概述 篇3
关键词：音乐,情绪,心理机制
一、引言
音乐是能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并引起情态变化的重要艺术手段之一[1], 但与一般情绪激发不同的是, 音乐既非与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能激发出基本的喜怒哀乐, 也非涵盖某种道德理念的东西, 能触发人的价值判断, 形成态度上的趋近或疏离, 音乐对情绪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联觉并且依赖于听者的图式或经验而达到的过程[1]。20世纪中后期, Dowling和Harwood开启了音乐情绪实证研究的先河[2], 实质性地推动了音乐与情绪关系的讨论。但长达半个世纪的描述性研究在多变量情形中逐渐暴露出其无法准确预测的局限[3]。
二、音乐情绪的定义
关于“什么是情绪”这个问题, 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情绪是什么, 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有各自的界定。在音乐美学教程一书中, 作者将将情绪模糊定义为“情态特征较为明确的体验”[1]。而近年在跨领域合作框架下, 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重视情感和情绪现象, 就势必要对不同的情绪现象进行界定以达到最低限度的一致。Scherer对情绪作了界定, 认为情绪有5个成分:认知成分、神经生理成分、动机成分、表情成分和主观体验成分[4]。
那么, 什么是“音乐情绪”?跟情绪一样, 如何定义“音乐情绪”, 每个学者的定义可能有所不同。
19世纪, 一些研究者提出了“音乐情绪”这个概念——由音乐所诱发的强烈情绪, 并与基本情绪有质的区别。例如, Gurney认为, 音乐的本质效应是一种强烈的情绪兴奋下的产物, 并且这种产物还未能在各种已知的情绪中定义[5]。但是Gurney的著作并没有使“音乐情绪”的定义的研究获得实质性进展。而Juslin和Sloboda认为并没有特定的一套音乐情绪[6]。不过, Konecni认为, 至少在一些罕有和特别设置中, 音乐能诱发个体产生出深层的情绪或类情绪的主观体验, 而这些都是有别于基本情绪体验的。Juslin和Vastfjall认为音乐情绪, 是指由音乐所诱发的情绪的简称[7]。
三、音乐诱发情绪的机制研究
目前, 关于音乐是如何诱发情绪的理论,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由Juslin和Vastfjall提出的理论框架——六个心理机制 (six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和由Konecni提出的中介说。
1. 六个心理机制
六个心理机制是Juslin和Vastfjall在2008年提出的[7], 这是一个理论框架。他们认为, 没有一种单一的机制能够解释所有由音乐所诱发的情绪, 而很多理论又没有得到合理验证。因此, 他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框架, 假设了六个涉及音乐诱发的情绪的心理机制:脑干反射 (brain stem reflexes) 、评价性条件反射 (evaluative conditioning) 、情绪感染 (emotional contagion) 、视觉意象 (visual imagery) 、情景记忆 (episodic memory) 、音乐期待 (musical ex-pectancy) 。
(1) 脑干反射
音乐是作为声音被人所感知的。在音乐诱发情绪的过程中, 脑干会接收音乐的基本声音特征, 对一个潜在的重要紧急事件发出信号。如果其他条件一样, 急促的、声量大和失调的音乐会给人带来不愉快的感觉。若声音给人一种失衡感, 人就会感觉到“危险”, 因为在自然环境中, 这通常发生在“威胁”和“警告”场景中。对于快速、声量大而吵、伴随低频或高频的声音, 会使中央神经系统的活动增加。
(2) 评价性条件发射
评价性条件反射也被视为恐惧条件反射、情绪条件反射和偏好条件反射等。虽然名称很多, 但是似乎都涉及到一个相同现象——一种特殊的经典条件反射, 中性的条件刺激与带有感情效价的无条件刺激配对。例如, 一首乐曲每次都伴随着愉快事件的出现, 久而久之, 这首乐曲便具有了令你感觉愉快的作用。虽然这一解释似乎很合理, 但是对此进行的研究却很少。可能是因为这些反应都具有高度主观性, 并且音乐只是作为一个条件刺激, 对一个个体能带来愉悦感, 但对另一个个体来说可能就没有作用了。
(3) 情绪感染
情绪感染, 是指听者听到音乐后, 内在“模仿”音乐的情绪表达, 进而产生了某种情绪。例如音乐的表达是悲伤的, 那么, 就可能诱发听者产生悲伤的情绪。已有研究表明, 存在特定的情绪表达的音乐能诱发听者产生相同的情绪[8]。不过, 就这个问题, 有学者提出质疑——关于自我报告结果的有效性。因为指导语的改变, 会使结果发生极大的改变。
(4) 视觉意象
视觉意象, 这里是指听者在听音乐时刚好看到了视觉影像, 进而产生情绪的过程。也就是说刺激物不光有音乐, 而且还有图像。听者似乎在视觉映射中通过隐喻的、非言语的映像来把音乐结构概念化。而视觉意象也有可能与情景记忆有关, 但如果听者在看到从未见过的图像或遇到从未遇到的事件时, 产生情绪体验, 而此时并没有所谓的情景记忆参与其中, 而且视觉意象比情景记忆更受音乐的影响。
(5) 情景记忆
情景记忆, 是指音乐唤起听者对生活中某个特定事件的记忆, 进而产生情绪。例如, 听到婚礼进行曲, 有人会回想起自己结婚的场景, 进而产生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情绪。很多研究表明, 音乐经常会唤起记忆, 但记忆被唤醒, 与之有关的情绪也被唤醒了。情景记忆曾被音乐理论家认为很少与音乐相关。不过最近有研究表明, 它可能是音乐情绪最频繁和最主观的重要来源之一[9]。
(6) 音乐期待
音乐期待, 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出于对音乐延续的期待, 当一个特定的音乐特征违反、延迟或证实听者的期待时, 听者进而产生了情绪。同样, 当听者的音乐期待在某种程度上被中断了, 例如出现措手不及的不协和音, 音乐情绪就会出现[10]。
2. 中介说
不同于Juslin和Vastfjall的理论框架, Konecni有他自己的见解[11]。他认为音乐与情绪之间存在某种中介从而能让音乐能直接诱发情绪。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达尔文的思想[12]。但是其缺陷在于如果没有音乐认知介入, 情绪反应很有可能是通过环境中的非音乐方面所诱发的, 而不是音乐。
四、音乐情绪的研究动向
研究音乐情绪的动向在国外主要以生理基础为主, 多数是研究脑机制或者是神经机制。根据研究者的发现, 左脑岛 (left insula) , 内侧颞叶 (medial temporal lobe) 、海马旁回 (Parahippocampal gyrus) 、眶额皮层和扣带前回等脑内结构都与音乐情绪有关。目前研究音乐对情绪的影响及其脑机制, 主要有几种方法:行为研究、脑电研究 (EEG和ERP) 、脑成像研究 (f MRI和PET) 和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人的情绪依赖于对音乐各个成分的认知, 音乐的认知过程是认知加工与情绪加工的综合过程。大脑有的脑区参加音乐认知加工而不参加音乐情绪加工;有些脑区则是两方面都参与。目前在研究方法上,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采用ERP和f MRI相结合的研究范式, 前者具有较高分辨率, 而后者具有功能定位上的高精度[13]。
五、总结和展望
情绪反应 篇4
股票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网络新闻媒体报道的影响。诸多相关领域的研究认为,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投资情绪受到网络舆情的影响,特别是网络新闻媒体对上市公司相关信息的传播报道,对投资人具有较大影响。
本文主要通过探索不同股市行情下,新闻媒体对上市公司负面新闻的报道与上市公司的股票异常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以期验证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显著程度,并获得其随着时间推进的影响程度演变情况。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供股票市场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同时也为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启发。
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基于对新闻文本内容的语义分析,进而提取多种指标性因素考察与股票市场的关联。Tetlock等[1]认为,报道中负面用词对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存在显著影响;Garcia[2]使用新闻报道中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用词的比例构建了“新闻情绪”指标,发现该指标在经济衰退期对股票回报产生了较之上市公司基本面信息更大的影响;Dyck和Zingales[3]研究认为,新闻媒体报道的盈余公告会带来更大幅度的股价波动。国内的研究,如赵丽丽等[4]使用机器学习技术,先将财经新闻内容量化成影响因子,再通过多元回归方法分析,发现新闻对股价波动存在显著影响。史青春和徐露莹[5]使用事件分析法,认为负面新闻舆情对股票收益率有显著影响,且事后的“盈余管理”方式的“临时报告”对股价波动起到了不显著的缓解作用。同时,张栋凯和齐佳音[6]使用V A R分析,认为负面事件的微博新闻导致了对股价的负面冲击,且冲击程度随事件热度减小而减轻。
现有的研究虽然探讨并验证了新闻报道,但较少比较不同投资者情绪状态下新闻媒体对股价收益率的影响。而投资者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市场行情。M u l lainat han[7,8]等发现,在市场前景好的时候,金融企业的广告倾向于宣传其财富创造的能力,而在市场低谷期则倾向于强调产品的保值和稳健性。究其原因,市场不同的行情影响着报道撰写者对未来情势的判断,从而通过影响报道主观倾向而影响投资者情绪,进一步导致资产价值判断的不同。Tetlock[8]就认为新闻内容对投资者情绪存在显著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股票市场。
纵观相关领域的文献,多数都证实了新闻报道对股票波动的影响,但未能考虑到投资者对新闻报道由于情绪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反应。本文通过不同市场行情获得投资者情绪的状态,并将之加入到研究新闻报道对股票异常收益率影响的实证中。不同的情绪状态下,投资者对新闻报道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情绪变量在相关的研究过程中具有重要且现实的意义。
二、数据说明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相关新闻报道主要来源于和讯舆情研究板块收集整理,并辅之以其他网站数据作为补充。本文对相关新闻报道进行了整理和归纳,筛选出上市公司负面新闻作为本文的数据来源,选取的时间窗口为2015年3月到2015年11月,总共获取的新闻样本数量为4 566条,涉及到1 522家上市公司。这些负面新闻报道时间均以上市公司负面新闻首次见诸于网络媒体的时间为准。
根据本文的模型需要,如果负面新闻报道的时间窗口内出现股票停牌、上市时间短等现象,无法获取所考察时间窗长度内交易价格的,将之剔除,剩余1 077个上市公司负面新闻报道事件作为本文的模型参考对象。股票交易价格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均以当日的收盘价格为准。考虑到所选取的上市公司来源于沪深两市,本文选取沪深300指数作为市场指数。
(二)模型构建
1. CAPM与估计时间窗口
在企业的股票没有受到负而新闻的影响情况下,股票应该获得一个正常的收益率。根据资产定价理论,股票的收益率可以被拆分为无风险收益率和风险收益率。以股票每日的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市场指数收益率为解释变量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所估计的两个系数便分别为无风险收益率和风险收益率,该模型也被成为CAPM。模型的行书如下:
其中,Ri,t表示股票i在第t日的收益率,αi为股票i的无风险收益率,βi则是股票i和市场波动之间的关联性,Rm,t是市场指数收益率。
从公式中可以看到,αi即为特定股票i在市场中所带来的无风险收益率,而βiRm,t,即为股票i由于承受了市场波动的风险,所获得的补偿收益率。根据CAPM理论,收益率的计算方法为:
这里Pi.t为股票i在第t日的收盘价,Indext是沪深300指数在第t日的指数点位。
将事件首次报道日记为T0，则本文将CAPM法下的股票收益率评估窗口选定为T0的前4个交易日到T0的前5个交易日,分别记为T0-40和T0-5。考虑到CAPM在不同的股票中的适用性,并且排除相关股票在评估窗口中发生其他干扰事件对股价收益率的影响,本文只选择在评估窗口期间使用CAPM拟合所获得参数显著的股票和事件,经过回归以及参数的T检验,最终选取746个事件作为最后时间窗口的检验数据。
2. 事件窗口检验
通过评估窗口获得的,和,可以结合实践窗口中的市场指数可以获得股票i在事件窗口中的预期回报率。
由于负面报道的出现,其异常回报率应该是实际的回报率(A R)和预期回报率的差值:
考虑到时间窗口期内会发生其他的有可能显著影响股票收益率的事件,本文将所有股票进行加总平均得到平均异常收益率(AAR)来弱化潜在的其他影响:
其中公式中n为股票样本的数量。
由于本文所选取的期间跨越了牛市、股灾和股市恢复期三个阶段,除了考察每日的平均异常收益率,还需要对累计的异常收益率进行检验,进一步判断异常收益率在不同的故事行情下的表现。累计收益率的计算方法为:
3. 显著性检验
H0(零假设):AARt=0或,某事件的发生对个股收益率无显著影响;
H1(备择假设):AARt≠0或CAARt1.t2≠0，某事件的发生对个股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
分别对AARt和构造T统计量检验其显著性,构造方法如下所示:
根据T值计算,判断其是否拒绝原假设,从而得出结论。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Mullainat han等8的描述,市场环境好的状态下投资者情绪普遍乐观,而市场持续下跌时则表现情绪悲观。本文将时间段拆分成单边上涨、单边下跌和震荡行情三个阶段来分别情绪乐观、悲观和稳定,并分別对上市公司负面新闻报道的影响做检验。对应的事件分别是2015年3月1日～2015年6月12日,2015年6月15日～2015年8月26日和2015年8月27日～2015年11月30日。
(一)乐观情绪状态下的检验结果
从上表的检验中可以看到,在牛市的情况下,负面的新闻事件对上市公司的股票回报没有造成显著的负面效应,这与之前学者的文献所描述的情形相悖。这中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股票行情阶段的选择不同所导致的。在牛市的股票市场环境下,投资者的情绪,特别是散户投资者的情绪容易被推高,从而使得股票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乐观投资者,并表现出强烈的风险偏好,这些投资者一方面对于上市公司所面临的实实在在的危机选择性忽视,过于乐观地估计公司未来成长性而高估股票的价值;另一方面由于牛市效应,社会资金被大量集中到股票市场中,加之融资融券等杠杆机制,造成市场存量资金猛增,股票价格出现由于资金量充裕而导致的泡沫,这两方面的原因均造成新闻媒体报道的上市公司负面信息被市场选择性地“忽略”,以至于公司股价的持续上涨。
从上图的趋势中可以发现,总体的股价平均回报变动趋势和过往的文献相符,然而其事件发生所导致的下降趋势却并不明显。在事件报道当日T0,股票几个出现了小幅下滑,这个趋势一致持续到T0+3日,此后价格开始上升,总体的股价收益率只有在T0+3现了小幅下降,其余事件一直拥有正的收益率,这一点也可以从累计平均收益率的不断上升中可以得到体现。
(二)股灾行情下的检验结果
在股灾行情下,负面新闻的影响会非常显著。从表2中的结果可以看到,在事件发生的前3天,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新闻媒体报道尚未传出的情况下收益率没有收到任何影响,然而到事件报道的当天T0,收益率还是变为负值,但是影响并不显著。在随后的时间中,股票收益率受到了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窗口末期,说明在股灾行情中,上市公司的负面新闻会导致投资者悲观情绪加剧,而导致对该股票的持续抛售,使得其股价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下跌。在该行情状态下,股票回报的走势和学者们的研究文献中所发现的规律有所不同,在负面新闻报道之后,股票价格会持续下跌并维持较长的时间,而并不会出现,如文献中所描绘的,股价回报率在短时间内反弹的现象。
图2的结果表明,在股灾行情下,负面新闻的报道会导致对应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且其下降的趋势在事件窗口内未能得到改变,甚至下跌的幅度有加剧的趋势。负面新闻报道将原先处于正收益率的股票直接拖到0轴以下,同时累计的平均收益率的下跌趋势也十分明显。
(三)震荡行情下的检验结果
在正常的股票市场行情下,上市公司负面新闻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符合学者文献中的经验准则,即在负面新闻报道出现的当天,股票收益率出现显著的下降,这一状况持续1～2天之后,收益率出现慢慢反弹,并最终影响力变得不再显著。本文的数据中可以看到T0和T1两天中收益率的影响最为显著,随后其影响力不再,平均收益率也开始慢慢回升,这是市场对股票价值进行估值修复,或者上市公司进行相关公告的结果。
从上图可以发现,股票异常收益率在T0时间点出现显著下滑,此后收益逐渐修复回升,到T6窗口的时候回到0轴上方。同时累计平均收益率呈现相同的结果,但是其在窗口的最后收益率仍然未能回到α轴,说明前述的新闻造成的负面影响力较大,使得投资者对于该上市公司的价值判断产生负面影响,累计收益率回升的速度不快。
四、结论与建议
与以往的文献研究结论有所不同,从本文的实证结果中可以观察到,单边上涨和单边下降的市场行情下,负面新闻报道对股票市场上异常报酬率的影响呈现维持市场特征的走势，而震荡行情下的结论特征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一致。从上述的研究结果中,可以总结出不同市场下的一般规律如表4所示。
即一般情况下,投资者对负面消息的反应在短期内是过度的,这就导致了负面新闻一出现异常收益率就显著下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出现修复的情况;而在两个较为极端的情况下,也就是单边上涨的牛市和单边下跌的股灾行情下,投资者由于情绪的不同,而对同一事件表现出不同的投资策略。在市场情绪高涨的单边上涨行情中,投资者们似乎更加容易忽略“坏”消息有可能带来的后果,表现出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不充分,负面新闻不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在市场恐慌情绪蔓延的股灾行情下,负面新闻的出现会更加显著地引起股票异常收益率的下跌,表现出投资者对信息的过度反应,且过度反应导致这些本该修复的收益率没有出现逐步修补的趋势。
根据上述的结论,本文认为应该完善股票市场的相关机制和政策,保持相对稳定的市场,让市场充分发挥价值发现的功能,同时应当加强投资者教育,提高投资者对市场的认识和理解,减少诸如单边上涨和单边下跌类似的涨跌幅过大的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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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反应 篇5
关键词：全程护理,外科手术,心理应激反应,负性情绪
普外科手术病人术后康复质量及康复速度是医患关注的重点, 病人术后康复除了与手术操作有关外, 还与护理服务质量有关[1]。全程护理是指对病人生理、心理及护理操作过程等进行多方面的护理干预, 即在改善病人疾病状态的同时, 注重病人的心理需求[2]。本研究对普外科手术病人应用全程护理, 旨在达到全面改善病人疾病状况及不良心理的作用, 促进普外科病人术后康复。
1 资料及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13年6月—2014年6月选取本院普外科收治的手术治疗病人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均行普外科手术治疗;②年龄>18岁;③无精神疾病史、意识清晰;④心、肝、肾功能正常;⑤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①认知功能障碍者;②存在外科手术禁忌证者;③听、读、写功能障碍无法完成相关问卷调查者;④恶性肿瘤终末期者。共有84例病人符合入组标准, 根据随机数字表将病人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42例。对照组:男22例, 女20例, 年龄19岁~75岁 (48.6岁±2.8) 岁;受教育时间9年~15年 (11.5年±3.2年) ;手术类型:乳腺手术12例, 胃肠手术15例, 肝胆手术10例, 胰脾切除手术5例。观察组:男20例, 女22例;年龄20岁~78岁 (49.3岁±3.2岁) ;受教育时间9年~15年 (11.8年±2.9年) ;手术类型:乳腺手术12例, 胃肠手术13例, 肝胆手术12例, 胰脾切除手术5例。两组病人性别、年龄、平均教育时间、手术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
对照组采用常规性护理, 术后密切观察病人生命体征, 对于异常状况立刻告知主治医生并按医嘱处理。观察组实施全程护理, 具体如下:①术前护理。手术作为强烈的应激反应源, 病人术前大部分存在恐惧、焦虑心理, 过度的焦虑、抑郁可影响病人生命体征平稳, 从而影响麻醉效果。因此, 护理人员术前应积极与病人沟通, 告诉手术过程、预期结果及可能出现的并发症, 消除病人心理负担, 鼓励病人积极面对疾病, 提高病人治疗信心。术前指导病人进食易于消化的高维生素、高热量、高蛋白饮食, 并于术前12h禁食, 嘱病人多休息。②术中护理。病人入手术室后由于对陌生环境感到恐惧, 容易影响其激素水平及情绪, 巡回护士此时应主动与病人进行沟通, 核对病人的姓名、床位、病区及手术部位等信息, 向病人介绍手术室情况, 密切监护生命体征。同时为病人做好保暖工作, 对于局部麻醉的病人, 应积极与其沟通, 让病人摆放适当体位, 并配合手术。③术后护理。病人术毕回病房后, 护理人员应保持病房空气洁净度及通风, 定期对病房进行消毒杀菌, 降低病人术后感染风险。对于腹部手术病人术后6h内禁食禁饮, 肛门排气后方能进食, 进食原则应从流质逐步过渡至半流质、普食。病人意识恢复后护理人员应主动告知病人手术过程及效果, 使其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后续的康复。术后护理人员应嘱病人尽早下床锻炼, 并密切观察引流管颜色、引流量, 避免术后发生大出血等情况。对于腹部手术病人应指导其进行腹式呼吸训练及腹部按摩, 以促进胃肠蠕动, 改善病人胃肠功能。
1.3 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
①负性情绪:由专业护理人员分别于干预前及干预后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 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 对病人心理状况进行评估, HAMA、HAMD评分均大于18分为阳性。②应激反应:由专业护理人员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后记录病人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变化。③康复情况:记录病人术后疼痛评分、睡眠质量、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及满意度。睡眠质量应用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 (PSQI) 进行评定, 总分0分~21分, PSQI总分>7分为睡眠障碍, 分数越高, 表明病人睡眠质量越差。疼痛评分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VAS) 进行评定, 总分0分~10分, 分值越高, 疼痛感越明显。满意度评分采用本院自行设计的病人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分析, 总分0分~100分, 分值越高, 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分
3 讨论
促进外科病人术后快速康复是目前外科护理研究的重要课题。以往研究认为手术是否顺利是影响外科手术病人术后康复质量及速度的唯一因素[3], 但近年临床发现许多病情相似且手术顺利的病人术后预后及康复进程却不尽相同[4]。提示手术后康复除了受手术因素影响外, 还受多种因素决定。研究认为, 护理质量在促进病人术后康复中起到重要作用, 许多治疗措施的实施与护理人员及病人家属间的沟通有密切的关系[5]。全程护理是将术前、术中、术后护理归为一个整体, 全方位地促进病人术后康复, 力求让病人达到最佳的康复效果[6]。外科手术作为强烈的应激源, 可导致内分泌神经紊乱, 诱发高血压、心肌梗死、心肌缺血, 并延长病人伤口愈合时间, 从而影响手术效果[7,8]。因此, 有效消除或减轻外科病人术前应激性反应对提高病人手术治疗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为了提高普外科病人术后护理质量, 促进病人术后快速康复, 对手术病人进行全程护理, 结果显示, 观察组病人干预后HAMA和HAMD评分、收缩压、舒张压、心率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提示全程护理能有效改善病人负性情绪及心理应激反应, 改善病人不良心理状态。陈细萍[9]对结肠手术病人应用全程护理, 与对照组常规护理相比, 病人焦虑、抑郁情绪得到显著改善。本研究观察组术后下床活动时间、平均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 (P<0.05) , 疼痛评分 (VAS) 低于对照组 (P<0.05) , 结果与盖建华[10]的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全程护理能有效促进普外科病人术后快速康复。这可能由于全程护理干预作为新型的护理干预方法, 要求护理人员在术前、术中及术后不仅要密切关注病人生理变化, 同时还需要密切观察病人心理变化以及环境因素对病人生理及心理的影响, 从而有效减轻病人对手术的恐惧及焦虑, 增强病人手术信心, 改善病人生理状况, 促进病人快速愈合。综上所述, 全程护理能有效改善外科手术病人心理应激反应及负性情绪, 促进病人术后康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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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反应 篇6
关键词：护理干预,健康教育、子宫肌瘤,负性情绪
子宫肌瘤 (uterine myoma) 是女性最为常见的良性肿瘤, 由平滑肌和结缔组织组成[1], 多见于30~50岁, 其手术治疗常会造成女性生殖器官的损伤[2,3]。同时, 由于手术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心理应激源, 常会导致患者出现以焦虑为主的心理应激反应, 严重影响手术的顺利实施[4]。本研究就护理干预在子宫肌瘤患者术前负性情绪及应激反应中的应用效果进行探讨,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6月至2014年6月在我院行手术治疗的78例子宫肌瘤患者为研究对象, 将其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 各39例。干预组患者年龄36~49岁, 平均 (42.5±2.1) 岁, 病程3个月至15年;对照组患者年龄35~48岁, 平均 (43.2±1.7) 岁, 病程3个月~11年。纳入标准: (1) 月经过多致继发性贫血; (2) 药物治疗无效; (3) 慢性腹痛、有蒂肌瘤扭转引起的急性腹痛; (4) 肌瘤有肉瘤变。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手术切除治疗,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系统性护理干预, 具体措施为: (1) 进行健康教育。入院后护理人员为患者普及疾病知识, 消除其入院时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2) 针对患者病情进行详细指导。对其家属进行教育, 家属应与患者多交流, 使其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3) 使患者充分了解手术方式以及治疗效果, 同时向其说明手术可能带来的疼痛。 (4) 教会患者自我进行疼痛管理, 采用静默法、肌肉松弛训练等进行放松训练。对患者进行多次干预, 视其具体情况进行干预, 增强治疗信心。 (5) 护理人员应积极给予患者关怀, 协助其进行术后锻炼, 鼓励尽早下床。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术中疼痛程度, 其分为:无痛、轻微不适、不适、难受、轻度疼痛及重度疼痛;并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 对患者术前术后的焦虑、抑郁情况进行评估;以患者术前和术后的心率、收缩压作为应激反应指标, 观察患者的应激反应。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以±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疼痛程度比较
干预组患者术中疼痛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2 焦虑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的术后焦虑和抑郁评分均明显下降, 但干预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 , 见表2。
2.3 应激反应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的收缩压和心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术后两组患者的收缩压和心率均升高, 但干预组患者的收缩压以及心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 , 见表3。
注:1 mm Hg=0.133 k Pa
3 讨论
子宫肌瘤好发于女性生育年龄, 绝经后萎缩或消退, 提示其发病很有可能与女性激素有关。生物化学检测证实肌瘤中雌二醇转化率明显低于正常的肌组织[5];雌激素受体浓度明显高于周边肌组织, 故认为肌瘤组织对雌激素的高敏感性是子宫肌瘤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无症状子宫肌瘤一般不需治疗, 但严重的子宫肌瘤会影响正常生活, 手术是一种较为合适的治疗方法[6,7]。
子宫肌瘤手术的适应证主要有月经过多致贫血, 药物治疗无效;严重的腹痛、性交痛或慢性腹痛、有蒂肌瘤扭转引起的急性腹痛;肌瘤体积大或引起膀胱、直肠等压迫症状。子宫肌瘤是不孕或反复流产的唯一原因, 常见的手术方式有肌瘤切除术、子宫切除术。目前, 手术治疗子宫肌瘤效果明显, 疼痛小, 但大多数女性仍因担心手术对以后生活的影响等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8]。同时研究表明, 手术本身是一种应激源, 会对患者产生明显的心理影响[9]。因此, 术前对患者进行护理干预, 做好护理工作, 将其负性情绪降至最低, 有利于手术的顺利进行。
本研究中的护理干预是术前给予患者手术相关知识和技术的指导, 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 使其了解手术的基本情况, 减轻心理压力, 并对术中疼痛进行自我管理。对两组患者的术中疼痛程度进行比较, 干预组患者的疼痛程度明显轻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术中疼痛的减轻, 主要得益于术前、术后的护理, 其中术前护理主要是通过护理人员在手术前对患者进行提示和辅助其改变生活行为方式来获得, 能有效增强患者治疗疾病的信心, 进而更好地配合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的焦虑程度, 其术后焦虑和抑郁评分均明显下降, 但干预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采用放松训练和认知干预, 能减轻患者的负性情绪以及在手术中的应激反应, 与肖琪和曹炎[10]研究结果基本相似。
综上所述, 护理干预具有减轻患者主观疼痛感、消除负性情绪等优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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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反应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4年3月~2016年3月收治的90例四肢骨折患者,全部患者均在我院行X线及相关辅助检查后确诊,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治疗,排除了合并其他部分严重损伤者,排除了合并严重心肺肝肾疾病者,排除了合并过敏性疾病、传染性疾病、认知功能障碍者[3,4]。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输液护理组与加温输液护理组,每组各45例。常规输液护理组中男25例,女20例,年龄26~68岁,平均(43.5±2.9)岁,上肢骨折23例,下肢骨折22例。加温输液护理组中男24例,女21例,年龄25~70岁,平均(45.7±3.2)岁,上肢骨折25例,下肢骨折20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全部患者均签署了关于本次试验的知情权同意书,并符合了医院伦理会审核。
1.2 护理方法
两组患者均按照医嘱给予药物干预及治疗,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及生命体征,给予健康指导及饮食指导等,常规输液护理组成功建立静脉通路后,给予常规静脉输液,不做特殊加温处理。加温输液护理组在成功建立静脉通路后,给予加温输液护理,即在输液前将液体放置在37℃的环境内充分预热,给予患者输液[5]。在输液期间,采用BW585输液加温设备对输液管及输液瓶绑定在加温设备上,确保液体内温度在37℃左右[6]。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术后卧床时间、住院时间、手术前后应激反应指标、炎症因子变化及生活质量。①分别采用由Zung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及抑郁自评量表(depression self rating scale,SDS)对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进行评价,每个量表中均包括20个项目,SAS量表得分在50分以上评为焦虑,SDS量表得分在54分以上评为抑郁,得分越高,说明焦虑或抑郁情绪越严重[7]。②分别于术前1 d及手术结束当天,于安静状态下,抽取患者外周血5 m L,放置在离心机中做离心处理,速度为2000 r/min,应激指标包括肾上腺素(epinephrine,E)、去甲肾上腺素(eorepinephrine,NE)及肾素(renin,R),炎症因子指标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s-1,IL-1)[8]。③采用健康调查简表(the MOS item short from health survey,SF-36)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量表中项目包括整体健康状况、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感功能、认知功能以及社会功能等6个,每项10分,分数越高表示功能状态越好[9]。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取t检验,以均数±标准差(±s)的形式对数据进行表示,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量表及抑郁量表评分比较
两组护理前焦虑量表及抑郁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护理后与护理前相比焦虑量表及抑郁量表评分降低,加温输液护理组较常规输液护理组相比上述评分降低更加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注:与常规输液护理组护理后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术后卧床时间及住院总时间比较
加温输液护理组与常规输液护理组相比,术后卧床时间及住院总时间均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应激反应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前E、NE及R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术后与术前比较,E、NE及R水平均升高,常规输液护理组与加温输液护理组比较,上述指标上升更加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注:与常规输液护理组术后比较,*P<0.05
2.4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炎性反应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前IL-1、TNF-α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术后与术前比较,IL-1、TNF-α水平均升高,常规输液护理组与加温输液护理组相比,上述指标上升更加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注:与常规输液护理组术后比较,*P<0.05
2.5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加温输液护理组与常规输液护理组相比,整体健康状况、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感功能、认知功能以及社会功能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3 讨论
四肢骨折作为一类较为常见的骨折类型,骨折的发生多导致患者局部血管受损、出血等表现,导致循环血量明显减少,甚至导致低体温的发生,期间还可伴随疼痛引起机体发生一系列的炎性反应与应激反应,促进组织释放的血管活性因子与炎症因子随即释放入血,导致患者体温降低,反过来再次加重应激反应,形成恶性循环[10]。因此,保证患者围术期体温可进一步升高多作为护理工作的重点内容。以往临床工作中,护理人员通过升高环境温度、加盖被褥等方法来减少患者散发的热量,使得患者体温升高,但大量研究资料显示,此种护理方法并不能使得患者的体温出现有效的升高,同时无法缓解机体的高应激状态[11]。因此,寻找一种积极有效的方法提高患者体温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加温输液器开始成为一类新型设备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利用该设备将输入到患者体内的液体事先加热至人体温37℃左右,并在输液全程中维持输液的速度,以达到升高患者体温的目的[12]。
本研究将加温输液护理与常规输液护理分别应用于四肢骨折围术期过程中,结果显示,两组护理后与护理前相比焦虑量表及抑郁量表评分较低,加温输液护理组较常规输液护理组比较上述评分降低更加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通过提高患者体温,增加了机体的耐受性,减少了不安感,降低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改善患者不良心情。对比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可见,加温输液护理组较常规输液护理组相比术后卧床时间及住院总时间均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加温输液可有效促进患者术后康复,尽早恢复预后生活质量,与以往研究报道基本一致[13]。由于体温降低可作为体内一项重要的应激原,从而诱发患者的炎性反应,为此,在机体发生应激反应的过程中,一方面可聚集炎症细胞,合成并促进分泌TNF-α及IL-1等细胞因子,进一步造成组织破坏及水肿,加重损伤。另一方面还可对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产生刺激作用,增加了儿茶酚胺激素的释放量,最后导致外周小血管发生收缩等变化[14,15]。在本次研究中,对比两组患者应激反应指标时可见,两组术后与术前相比E、NE及R水平均升高,常规输液护理组与加温输液护理组比较,上述指标上升更加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E及NE作为一类最重要的儿茶酚胺类激素,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交感神经调整作用及机制中,在表达应激反应指标上具有重要意义,当其水平升高时则可见应激反应的发生,但通过加温输液护理则可缓解围术期的应激反应[16,17]。TNF-α、IL-1为体内重要的炎症因子,可有效对组织损伤产生直接刺激作用,同时可也促进其他炎症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8的激活[18,19]。有临床研究资料显示,此类细胞因子的水平与机体损伤水平呈正比。为此,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的两组术后较术前比较,IL-1、TNF-α水平均升高,常规输液护理组与加温输液护理组相比,上述指标上升更加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加温输液护理可有效缓解患者应激反应的出现,符合以往研究报道[20]。另外,对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时可见,加温输液护理组与常规输液护理组相比,整体健康状况、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感功能、认知功能以及社会功能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提示加温输液护理相比于常规护理可有效促进肢体功能的康复,改善并提高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对四肢骨折患者采用加温输液护理可显著降低焦虑抑郁情绪,缩短康复时间,降低围术期应激反应指标,抑制炎性反应,安全性更高,可作为一种四肢骨折患者围术期理想的输液方法,但仍需进一步加大样本量分析及减少误差。
摘要：目的探究与分析加温输液护理对四肢骨折患者不良情绪及围术期应激反应的影响。方法 选取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2014年3月2016年3月收治的90例四肢骨折患者,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输液护理组与加温输液护理组,每组各45例,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焦虑抑郁情绪、术后卧床时间、住院时间、手术前后应激反应指标、炎症因子指标变化及生活质量。结果 两组护理后与护理前相比焦虑量表及抑郁量表评分较低,加温输液护理组较常规输液护理组相比上述评分降低更加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加温输液护理组较常规输液护理组相比术后卧床时间及住院总时间均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术后较术前相比E、NE及R水平均升高,常规输液护理组较加温输液护理组相比上述指标上升更加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术后较术前相比IL-1、TNF-α水平均升高,常规输液护理组较加温输液护理组相比上述指标上升更加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加温输液护理组与常规输液护理组比较,整体健康状况、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感功能、认知功能以及社会功能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四肢骨折患者采用加温输液护理可显著降低焦虑抑郁情绪,缩短康复时间,降低围术期应激反应指标,抑制炎性反应,安全性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