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浆炎性因子（共7篇）
血浆炎性因子 篇1
有研究表明[1,2], 急性颅脑损伤发生后, 体内存在明显氧化应激以及炎性反应。过度激活的炎性反应使脑血管通透性增高, 白细胞释放增加, 补体激活等严重炎性反应导致患者体内炎性细胞因子的瀑布性爆发, 加重脑组织二重损伤。髓过氧化物酶是中性粒细胞活化的标志物, 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是重要的致炎因子。颅脑损伤后病情严重程度与炎性细胞因子是否存在某种相关性, 目前还缺乏研究[3]。本文试通过对90例颅脑损伤患者急性期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和髓过氧化物酶水平变化的动态观察, 探讨在急性颅脑损伤发生后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并分析其与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我院神经外科住院诊断明确的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90例, 年龄 (44.7±5.9) 岁, 其中男57例, 女33例。所有患者均在伤后8 h内入院, 并经颅脑CT检查确诊, 诊断标准符合2010年国内颅脑损伤诊断专家共识意见。排除条件: (1) 既往有冠心病及脑血管病史; (2) 肝硬化; (3) 恶性肿瘤; (4) 继发颅内感染等急慢性感染性疾病; (5) 其他系统性疾病如结缔组织并、血液病等。颅脑损伤组患者依据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GCS) 分为轻型组 (GCS:13~15分) 、中型组 (GCS:9~12分) 及重型组 (GCS:3~8分) , 每组30例。另选取同期我院健康体检的健康者30例为对照组, 其中男18例, 女12例, 年龄 (45.7±7.4) 岁, 各组患者年龄、性别、体质量、基础病史 (如高血压、糖尿病) 等基线资料均衡,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实验方法:
观察组患者分别于入院第1、3, 5天清晨空腹取血, 对照组为清晨空腹采血1次。每次取静脉血10 m L置于0.109 mmol/L枸橼酸钠抗凝采血试管中, 3000 r/min离心15 min后置-20℃冰箱中待测。白细胞介素-6 (IL-6) 测定应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 试剂盒购自天
注:*同组内相同指标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MPO:髓过氧化物酶;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IL-6:白细胞介素-6。-:缺失值
津瑞德公司, 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试剂盒由北京晶美有限公司提供, 髓过氧化物酶 (MPO) 使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的试剂盒, 使用日本岛津PV-261PC紫外分光光度计比色测定, 同时进行患者格拉斯哥 (GCS) 评分。分析PCT、IL-6、TNF-α、MPO与GCS之间相关性。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是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 (±s) 表示, 采用方差分析, 2组之间进一步比较采用LSD-t检验, 相关指标血浆PCT、IL-6、TNF-α、MPO与GCS评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患者血浆中IL-6、TNF-α、MPO含量变化:
发病后第1天, 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IL-6、TNF-α、MPO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轻型、中型颅脑损伤患者血浆IL-6、TNF-α、MPO含量于发病后第3天达到高峰, 第5天逐渐下降, 组内前后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重型颅脑损伤组中IL-6、TNF-α、MPO呈持续升高, 第5天下降不明显, 组内不同时间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但相同时间点轻、中、重3组血浆IL-6、TNF-α、MPO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1) 。
2.2 反映脑损伤病情严重程度评分 (GCS) 与血浆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水平相关性:
伤后第1天, 血浆白细胞介素-6与GCS评分呈直线负相关 (r=-0.47, P<0.05) ;血浆TNF-α与GCS评分呈负直线相关 (r=-0.49, P<0.05) 。MPO与GCS评分呈负直线相关 (r=-0.36, P<0.05) 。伤后第3天, 血浆IL-6与GCS评分呈直线负相关 (r=-0.54, P<0.05) ;血浆TNF-α与GCS评分呈负直线相关 (r=-0.58, P<0.05) 。MPO与GCS评分呈负直线相关 (r=-0.49, P<0.05) 。
3 讨论
急性颅脑损伤是神经外科最常见疾病。目前脑损伤后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成为临床研究热点。有研究表明[4,5], 炎性细胞因子参与颅脑损伤后病理生理发展过程, 具有双向效应——既加重脑继发性损伤, 又可诱导神经修复及组织重建。目前研究颅脑损伤的炎性细胞因子大多是促炎性细胞因子, 对脑损伤后继发的二次打击有协同作用。还有一些炎性细胞因子通过抗炎和抗凋亡作用发挥神经保护作用。由于炎性反应复杂性以及炎性细胞因子的多样性, 在颅脑损伤中炎性细胞因子如何影响损伤结局, 因果关系尚存在疑问[6,7,8]。炎性细胞因子作为调节细胞反应的小分子蛋白质, 有体内多种细胞分泌, 在细胞间起信号传递作用, 多项研究表明, 它既是机体应激反应的一环, 也是应激组织损伤发生和发展的基础。颅脑损伤后机体发生一系列的炎性级联反应。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枢神经细胞受损后产生炎性介质, 诱导趋化因子和黏附因子, 活化胶质细胞, 炎性介质的鞘内释放, 颅内补体系统的过度激活等产生强烈的炎性级联反应, 引起多形核白细胞的“氧化应激反应爆发”, 促进细胞毒性蛋白酶的释放, 产生炎性反应, 加重颅内炎性损伤, 引起血脑屏障破坏以及加重脑水肿进展。颅脑损伤后对超早期炎性细胞因子的变化给予及时监测, 动态观察某些炎性细胞因子的变化规律是否有助于脑损伤各时相的及时处理, 遏制脑损伤后过度炎性爆发, 防治继发性脑损伤加重, 目前成为临床研究热点[8]。肿瘤坏死因子-α由单核巨噬细胞产生, 正常脑组织有少量表达, 在外伤、炎症时表达增加, 适量表达有防御作用, 过度表达则有神经毒性作用, 加重神经细胞肿胀、坏死。白细胞介素-6具有双向活性, 适度表达可促进神经胶质细胞分泌营养因子, 参与神经组织修复。过度激活则可诱导趋化因子, 参与局部炎症级联爆发反应。髓过氧化物酶 (MPO) 是中性粒细胞活化的标志物, 中性粒细胞的浸润是颅脑损伤后炎性反应的主要因素。近年来有研究[9]表明白细胞的浸润程度与脑损伤的预后密切相关, 外周血中MPO活性与中性粒细胞存在正相关, 推测脑损伤后病情发展可能与MPO活性存在相关。目前临床对于颅脑损伤后病情判断及预后主要通过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GCS) 及脑部影像学表现综合评定, 但临床存在生命体征不稳定, 影像学检查受限等局限性。目前临床上采用生化监测手段以期准确反映神经系统受损发生, 结合临床评分对急性颅脑损伤后病情的发展及预后进行判断的研究逐渐增多。本文试通过对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水平变化的动态观察, 探讨在急性颅脑损伤发生后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并分析其与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本实验发现发病后第1天, 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含量均明显升高。轻、中型组颅脑损伤患者血浆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含量于发病后第3天达到高峰, 第5天逐渐下降, 而重型颅脑损伤组中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呈持续升高, 第5天下降不明显, 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与颅脑损伤程度关系密切。颅脑损伤程度不同, 严重性有差异, 重型、中型及轻型组血浆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3组水平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显示反映脑损伤严重程度评分 (GCS) 与血浆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有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 颅脑损伤发生后, 血浆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水平随病情严重程度以及发病时间而变化, 炎性因子的变化与颅脑损伤程度评分有相关性。了解血浆炎性因子的动态变化对急性颅脑损伤患者病情监测有一定意义。
摘要：目的 探讨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血浆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的动态变化, 分析其与临床病情危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2013年1月至2014年1月我院神经外科住院诊断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90例, 依据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GCS) 不同分为轻型、中型、重型颅脑损伤组, 每组30例。分别于发病后第1、3、5天检测血浆白细胞介素-6 (IL-6) 、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髓过氧化物酶 (MPO) 的含量, 分析血浆TNF-α、IL-6、MPO水平变化与反应颅脑损伤病情程度的格拉斯哥评分 (GCS) 的相关性。结果 发病后第1天, 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IL-6、TNF-α、MPO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轻型、中型颅脑损伤患者血浆IL-6、TNF-α、MPO含量于发病后第3天达到高峰, 第5天逐渐下降, 组内前后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重型颅脑损伤组中IL-6、TNF-α、MPO呈持续升高, 第5天下降不明显, 组内不同时间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相同时间点轻、中、重型3组中血浆IL-6、TNF-α、MPO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脑损伤严重程度评分 (GCS) 与血浆IL-6、TNF-α、MPO有关联性。结论 颅脑损伤发生后, 血浆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髓过氧化物酶水平随病情严重程度以及发病时间而变化, 炎性因子的变化与颅脑损伤程度评分有相关性。
关键词：急性,颅脑损伤,炎性因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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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炎性因子 篇2
关键词：阿托伐他汀,冠状动脉慢血流,高敏C反应蛋白,肿瘤坏死因子
随着冠状动脉造影(CAG)的普及,冠脉慢血流(CSF)现象引起了临床的重视。Tambe[1]于1972年首先报道了6例有胸痛症状的患者,CAG未发现血管病变,但有血流速度减慢这一特殊现象。CSF是指除外严重冠状动脉狭窄、CAG术中气体栓塞、冠脉痉挛、溶栓治疗后、冠脉扩张、心肌桥、心肌病、瓣膜病、结缔组织病等诸多因素及病理改变的情况下,在CAG中没有发现冠状动脉存在明显病变而冠状动脉血流灌注明显延迟的现象称为CSF。目前,CSF的机制不清,治疗尚无确切方法。阿托伐他汀具有调整脂、稳定动脉粥样斑块、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的作用,但其对改善CSF是否有益仍处于探索阶段。本研究旨在探讨阿托伐他汀治疗对CSF患者血浆炎性因子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0年1月～2011年1月在笔者所在医院心脏内科住院患者,经CAG诊断为CSF,共70例,其中男38例,女32例,年龄(55.3±10.7)岁。排除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外周血管疾病、瓣膜病、心肌病、贫血、感染、近期外科手术、肿瘤、肝肺肾功能不全、血压高于160/100 mm Hg及心功能NYHA分级Ⅱ级以上者。70例患者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各35例。治疗组男20例,女性15例。对照组男18例,女17例。两组在性别、年龄、吸烟史、血脂、血压、空腹血糖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入选标准 CSF的诊断:选择性CAG采用Judkins法,采用桡动脉或股动脉途径。右侧冠状动脉(RCA)采用左前斜位加头位投照,前降支(LAD)和回旋支(CX)分别采用右前斜位或左前斜位加足位投照。根据Gibson等[2]的报告CTFC中将造影剂完全进入血管的第一帧定义为首帧,造影剂开始进入血管末端分支(界标)的第一帧称为末帧。采用30 s的电影速度,计算造影剂从冠脉开口处完全显影到其远端分支显影所需要的显影帧数,将CTFC结果大于冠状动脉正常血流速度的两个标准差诊断为CSF。入选的病例为至少1支血管的血流速度超过此界值。
1.3 方法 两组均给予阿司匹林100 mg,1次/d,单硝酸异山梨酯20 mg,1次/d,曲美他嗪20 mg,3次/d。治疗组加服阿托伐他汀20 mg,1次/晚。两组均积极控制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疾病。治疗3个月,观察3个月后患者血浆hs-CRP及TNF-α水平。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2 结果
治疗后两组血浆hs-CRP及TNF-α均有降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注: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Fragasso等[3]对5例SPECT检查显示心肌供血不足的CSF患者进行了近14年的随访,结果l例死亡,4例发展为严重的冠心病;但对照组34例均未发展为冠心病,表明CSF患者的预后较差。Cin等[4]用血管内超声(IVUS)发现,CSF患者冠脉有弥漫性内膜增厚和粥样斑块形成,存在冠脉粥样硬化的病理改变。Sako等[5]的研究表明,冠心病患者给予阿托伐他汀治疗后脂联素通过抑制巨噬细胞吞噬受体的表达,及抑制受损血管壁内皮细胞多种生长因子的分泌,从而抑制平滑肌细胞的增殖与迁移,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有研究表明[6],CSF患者血浆hs-CRP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CRP是机体炎性反应的敏感标志物之一,是反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炎性状态的一种敏感的、可靠的指标。TNF-α是由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等产生释放的一种细胞因子,其中激活的巨噬细胞是其主要来源。近年来研究发现,动脉粥样硬化越严重,TNF-α的水平越高。TNF-α不仅对血管内皮细胞可产生直接细胞毒作用,而且损伤血管内皮,使机体处于高凝状态。阿托伐他汀是治疗冠心病的主要药物之一,具有调脂、稳定斑块、抗氧化、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等作用。从作用机制看,阿托伐他汀可能会通过稳定冠脉粥样斑块改善CSF,也可能通过降低患者血浆的hs-CRP及TNF-α水平,使患者体内的炎性状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本研究显示,阿托伐他汀治疗组hs-CRP和TNF-α水平降低较常规组明显,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阿托伐他汀通过其抗炎、稳定斑块、抗平滑肌细胞增殖、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抗血栓形成等作用改善慢血流,进一步其发挥心血管保护作用。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随访时间较短,故存在着不足和局限性,希望本研究能为CSF的进一步治疗及其机制的研究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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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炎性因子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该研究中, 整群选取2013年12月—2016年3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等院接受治疗的肾动脉狭窄患者280例, 在接受手术后的198例患者中, 发生临床预后并发症患者39例, 其余82例患者采用了保守治疗的方式。手术组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54.97±5.68) 岁, 对照组患的平均年龄为 (54.16±5.32) 岁, 并对这280例患者进行了其他疾病检查, 发现出由肾动脉狭窄引发的疾病外, 并无其他疾病, 与此同时在对患者进行分组以及实验前, 都征得了家属以及患者本人的同意, 并且实验报审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患者在年龄上以及病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方法
首先, 手术组患者手术前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对其血浆内炎性因子进行检测。抽取两组患者外周静脉血使用酶联免疫测定法测CRP的值[2], 使用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所生产的IL-6试剂盒测患者的血浆IL-6的值[3]。与此同时, 以手术组的患者测量时间为时间点, 分别在手术后12 h、手术后1个月和手术后6个月对两组患者以同样的方式测量CRP和IL-6的值。
1.3 统计方法
该实验中的数据使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其中计量资料 (±s) 采用t检验方法进行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方法进行分析, 并计算出各类检验方法的P值, 其中P<0.05, 表明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该实验对手术组和对照组的患者炎性因子进行了测值, 手术前和手术后的12 h的炎性因子的值如表1所示。
根据表1可以得出, 手术组在手术前后的炎性因子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手术后12 h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肾动脉狭窄在临床上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疾病, 其主要的治疗方式———肾动脉支架术在手术后也会使患者易发生并发症。在目前的医学中, 还没有很好的办法既能够有效的治疗肾动脉还能够防止术后的并发症的出现[4]。因此, 笔者认为应到从别的方面对临床预后进行研究分析。肾动脉支架手术后血浆炎性因子CRP、IL-6的水平值在手术前分别为 (16.12±4.86) 、 (3.18±2.02) , 经过肾动脉支架手术后, CRP和IL-6的水平值分别为 (24.14±4.09) 和 (4.26±1.17) , 从中对比可以发现, 在手术前两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 但是在手术后, 两组的CRP和IL-6的水平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该文中, 通过对患者手术前后以及手术后1个月和6个月的血浆炎性因子进行研究后得出, 肾动脉支架术能够有效的治疗肾动脉狭窄病症[6], 同时手术后出现的炎性因子水平升高能够及时的发现手术后的并发症, 在该研究中, 其预后率达85.71%, 便可以得出, 肾动脉狭窄患者经过肾动脉支架术后的血浆炎性因子水平与临床预后呈正相关关系。该结论与艾莲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CRP、IL-6的水平值在手术后的值分别为、显著大于手术后前的值, 在他们的研究中得出了血浆炎性因子水平越高, 则患者临床预后越好[7,8]。
综上所述, 血浆炎性因子水平能够预测患者在经过肾动脉支架手术后的临床预后, 根据这一理论研究结果, 可以帮助患者早确诊早治疗术后的并发症, 改善患者的健康。但是, 该文研究的样本量较小, 因此该结论还不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 因此在今后对其研究时, 应该增大样本量才能建立有说服力的理论, 这是笔者要对实验改正的地方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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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炎性因子 篇4
资料与方法
2013年2月-2014年7月收治急性脑出血患者60例, 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0例, 观察组男16例, 女14例, 年龄32~88岁, 平均65.6岁, 发病时间4~22 h, 平均15.1 h。对照组男17例, 女13例, 年龄34~88岁, 平均65.7岁, 发病时间4~21 h, 平均15.0 h。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方法:对照组给予控制血压、血糖, 降低颅内压, 营养脑细胞的原则进行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阿托伐他汀20 mg/次, 1次/d, 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2周, 观察TNF-α和hs-CRP治疗前后的变化, 其检查方法为抽取空腹血液5 m L, 离心分离血清, TNF-α采用放免法检查, hs-CRP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法测定。
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采用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 (±s) 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患者TNF-α和hs-CRP治疗前后的变化:观察组治疗前TNF-α (44.1±14.2) μg/L, hs-CRP (11.0±3.1) mg/L, 治疗后TNF-α (20.1±7.4) μg/L, hs-CRP (4.8±1.1) mg/L;对照组治疗前TNF-α (44.0±14.1) μg/L, hs-CRP (10.9±3.0) mg/L, 治疗后TNF-α (32.6±14.8) μg/L, hs-CRP (7.8±2.1) mg/L;两组患者治疗前TNF-α和hs-CR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两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观察组总有效率96.7%, 对照组总有效率84.3%, 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
讨论
近年来, 研究发现, 炎性因子参与脑出血的脑水肿形成, 脑出血后激活了机体的免疫系统, 释放了大量的炎性介质, 引起炎性反应, 一般来说, 脑水肿越重, 病情也越重, 预后越差, 故通过测定血浆炎症因子的含量对判断病情的严重程度及观察其转归有重要意义。炎性因子导致脑出血后血肿周围水肿形成可能的病理机制: (1) 炎性因子可能直接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影响其通透性而致脑水肿[1]; (2) 可能引起脑水肿周围的多核白细胞聚集和激活释放炎性介质、诱导炎性因子的合成与释放加重脑水肿; (3) 可导致局部血管痉挛, 引起血肿周围脑组织缺血缺氧, 可能促进脑水肿形成; (4) 可能通过破坏血脑屏障, 引起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 导致脑水肿。
近年来研究还发现, HMG-Go A还原酶抑制剂具有调节脂肪的作用外还有抗炎的作用[2], 阿托伐他汀是一种HMG-Go A还原酶抑制剂, 因此在脑出血患者的应用过程中, 发现在调节脂肪和控制炎症发挥了巨大作用, 疗效显著。本组资料两组患者治疗前TNF-α和hs-CR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两组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总有效率96.7%, 对照组总有效率84.3%, 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由此可见, 阿托伐他汀可以明显降低炎性因子的影响, 提高临床疗效, 值得推广。
摘要：目的:探讨阿托伐他汀对急性脑出血患者血浆炎性因子的影响及临床疗效。方法:2013年2月-2014年7月收治急性脑出血患者60例, 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0例, 对照组给予控制血压、血糖, 降低颅内压, 营养脑细胞的原则进行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阿托伐他汀20 mg/次, 1次/d, 均连续治疗2周, 观察TNF-α和hs-CRP治疗前后的变化。结果:观察组治疗前TNF-α (44.1±14.2) μg/L, hs-CRP (11.0±3.1) mg/L, 治疗后TNF-α (20.1±7.4) μg/L, hs-CRP (4.8±1.1) mg/L;对照组治疗前TNF-α (44.0±14.1) μg/L, hs-CRP (10.9±3.0) mg/L, 治疗后TNF-α (32.6±14.8) μg/L, hs-CRP (7.8±2.1) mg/L;两组患者治疗前TNF-α和hs-CR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两组治疗后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总有效率96.7%, 对照组总有效率84.3%,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阿托伐他汀可以明显降低炎性因子的影响, 提高临床疗效, 值得推广。
关键词：急性脑出血,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超敏C-反应蛋白 (hs-CRP) ,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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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炎性因子 篇5
1胃癌淋巴结转移相关因子
VEGF-C与VEGF-D作为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的重要促成因素, 这两种因子的受体均为VEGF-3, 近期临床研究表明, VEGF-C、VEGF-D及受体VEGFR-3是胃癌淋巴转移的基础。临床转基因鼠模型已经证实, 经VEGFR-3受体可诱导胃癌淋巴转移, 进一步说明了上述两种血管细胞生长因子是胃癌肿瘤细胞转移扩散的重要基础[3]。长期以来临床对于胃癌淋巴转移的研究一直局限于血管细胞生长因子与重力增至及转移的关系。随着现代医学对血管生成因子VEGF-C、VEGF-D及受体VEGFR-3或其他淋巴管特异性标志物研究的逐步深入, 肿瘤淋巴结转移机制已经成为胃癌进展研究的重要课题。
淋巴结转移作为胃癌进展的早期时间及独立的预后因素, 准确预测并诊断胃癌淋巴结转移, 分析胃癌淋巴结转移的机制, 对胃癌患者治疗与预后具有重要意义。胃癌患者因体内多种分子介导肿瘤细胞及周围组织相互作用, 肿瘤细胞可借此脱离原有黏附灶, 进行淋巴迁移, 这一阶段是胃癌进展的开始阶段, 胃癌细胞在其表面受体和细胞外机制的黏附作用下, 可分泌出多种蛋白水解酶, 导致贴近肿瘤表面有线区域内的机制降解, 从而形成胃癌细胞的移动通路。既往临床研究表明, 白细胞分化抗原、白细胞分化抗原44、整合素、骨桥蛋白、S100蛋白等多种黏附因子和基因都可以参与胃癌细胞的侵袭及转移, 上述因子的表达水平与胃癌淋巴转移显著相关。
2胃癌进展相关炎性细胞因子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胃癌死亡率居于恶性肿瘤死亡率的第二位, 严重威胁患者生命健康及生存质量。我国是胃癌疾病多发地区, 其发病率约为欧美发达国家的3.8~8.0和4.2~7.9倍。大量临床研究证实, 胃癌细胞因子产生与细胞免疫功能障碍是造成胃癌发生及进展的重要因素, 直接影响胃癌患者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后[4]。白细胞介素1, 即IL-1, 是有一种单核细胞所产生的多肽, 由淋巴细胞及单核巨噬细胞合成分泌, 具有参与免疫反应、介导炎症等重要作用。白细胞介素1基因家族组成成员包括白细胞介素1A、白细胞介素1B、白细胞介素1RN, 分别编码白细胞介素1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1受体拮抗剂。其中白细胞介素1α不仅是与胃癌进展有关的重要炎症因子, 对新生肿瘤还具有一定免疫监控作用, 白细胞介素1β可参与机体炎性反应。在临床研究中发现, 许多肿瘤均可以通过白细胞介素1α促进恶性肿瘤细胞的增殖, 同时可以刺激机体上皮、纤维等细胞分泌IL-8、IL-6因子, 导致患者血清中IL-8、IL-6水平不断升高。白细胞介素α还能够上调胃癌细胞表达血管内皮的生长因子, 从而促进胃癌细胞表达血管的生成, 且胃癌患者血浆白细胞介素α水平与胃癌细胞肝脏转移呈正相关。
白细胞介素1β是影响胃癌进展最重要的炎性细胞因子, 抑酸作用十分明显, 积极参与全胃炎的生成与进展, 易导致胃萎缩和胃癌。白细胞介素1β可以通过调节Fas的表达打破细胞增殖与凋亡存在的平衡关系, 进而促进胃癌发生或进展。临床研究显示正常人群及慢性胃炎患者血清中白细胞介素1β水平显著低于胃癌患者, 表明白细胞介素1β对胃癌发生与进展具有促进作用, 这可能与胃癌细胞自分泌有关, 也可能与胃癌患者体内的单核-巨噬细胞与中性粒细胞的杀伤作用不断增强有关。
白细胞介素6最早在1980年被发现, 是分子量为21k D的糖蛋白, 具有多种细胞生物学活性和调节其他炎性细胞因子的作用。人白细胞介素6基因定位与第七号染色体上, 是机体复杂细胞因子中的关键因子。临床研究提示, 胃癌患者可能存在促进白细胞介素6的因素, 早期伴活动性Hp的胃癌患者白细胞介素6水平与无Hp感染的胃癌患者差异较为明显, 通过胃癌患者肿瘤组织与正常胃黏膜组织的对比, 发现白细胞介素6水平明显升高, 表明白细胞介素6与合并Hp感染的胃癌有关。与此同时, 白细胞介素6在胃癌患者体内通常呈现高表达, 在胃癌发生及发展的病理过程中, 白细胞介素6表达逐渐升高, 尤其是在早期胃癌患者和胃癌发展期患者中[5]。且随着胃癌细胞恶性程度的增加, 可分泌更多的白细胞介素6, 因此白细胞介素6可能对胃癌扩散或转移有促进作用。
白细胞介素8最早在1987年发现, 是有Th1细胞分泌的糖蛋白, 成熟的白细胞介素8是以69、72、77个氨基酸三种形式存在, 主要通过与其受体的结合发挥生物学作用。研究表明, 幽门螺杆菌可以促进胃黏膜上皮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8, 导致白细胞介素8的高表达, 并不断趋化炎性细胞因子抵达胃黏膜局部, 从而增强了Hp对胃黏膜的黏附作用, 最终形成慢性炎症[6]。白细胞介素8生物学作用的不断循环与慢性炎症的不断进展导致DNA损害, 抑制DNA修复, 并使患者肿瘤抑制基因失活、免疫反应失调, 刺激其血管新生调节细胞黏附分子等因素环节, 最终造成胃部正常细胞突变而发生胃癌。
摘要：细胞因子作为免疫细胞所产生的能够在机体组织细胞间传递信息, 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蛋白质或小分子多肽, 在肿瘤及炎症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 其作用越来越受到临床医学研究的关注。大量临床研究与实践表明, 在胃癌的发生、发展、诊疗及预后过程中, 白细胞介素1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8等细胞因子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基于此, 本文对胃癌进展中上述相关炎性细胞因子的作用作一分析。
关键词：胃癌进展,炎性细胞因子,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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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炎性因子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实验对象
选择需要单肺通气, ASAⅠ~Ⅱ级, 排除心肝肾疾病的食管癌根治患者40例, 患者术前作肺功能测定, 并记录结果:FVC, FEV1, FEV1/FVC, MVV。
1.2 麻醉方法
所有患者在麻醉前30min肌内注射苯巴比妥0.1g, 阿托品0.5mg。麻醉诱导用咪唑安定0.05~0.1mg/kg, 芬太尼5~6μg/kg, 阿曲库铵0.6mg/kg, 依托咪酯0.2~0.4mg/kg。插入双腔支气管导管 (F35~39) , 纤维支气管镜定位确认导管位置正确后, 接Ohmeda790型麻醉机行机械通气, 麻醉维持用咪唑安定、芬太尼间断静脉注射以及阿曲库铵7~10μg/ (kg·min) 、异丙酚6~12mg/kg/min经静脉微泵注入。
1.3 通气方式及分组
所有患者入手术室在吸入空气条件下, 抽取动脉血及混合静脉血, 测定血气。然后麻醉诱导, 插入35-39F左或右双腔支气管导管, 纤维支气管镜定位导管位置正确后, 接麻醉机进行容量控制双肺通气 (TLV-VCV) , Fi O2为100%, 潮气量 (VT) 为10m L/kg, 呼吸频率12次/分, 吸气:呼气为1∶2。单肺通气时非通气侧肺先置入一细导管用于连接监测呼气末CO2分压, 如PETCO2为零说明非通气侧肺密闭较好, 无通气。单肺通气时, 吸气时间为33%, 吸气末暂停时间为10%。40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 A组 (N=20) 用容量控制单肺通气 (OLV-VCV) , VT 10m L/kg;B组用压力控制单肺通气 (OLV-P C V) , P p e a k为能提供双肺通气潮气量时的气道压力, 潮气量 (VT) 10ml/kg。OLV-VCV及OLV-PCV均需调整呼吸频率, 维持呼吸末CO2分压 (PETCO2) 在30~35mm Hg范围内。A组 (n=20) :单肺通气时行容量控制通气模式 (OLV-VCV) ;B组 (n=20) :单肺通气时行压力控制通气模式 (OLV-PCV) 。
1.4 观察指标及测定方法
麻醉全过程均采用美国H P多功能监护仪监测H R、收缩压 (S B P) 、舒张压 (D B P) 、S p O2、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 (PETCO2) 、ECG, 记录手术时间、出血量、出入量和平均气道压。在单肺通气前 (T1) , 单肺通气30min (T2) 、单肺通气60min (T3) 、术毕双肺通气30min (T4) 时、术后24h (T5) 分别采取外周静脉血5m L, 以3000r/min离心10min, 取上清液于-70℃冰箱保存测所有标本血清IL-6, IL-8, IL-10及TNF-α浓度所有标本留取在OLV1h内 (结扎肺血管前) 进行, 采血时停止手术操作, 避免压迫术侧肺。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 组内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单侧检验) ,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各组间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手术时间、术中出入量、失血量等差异无统计意义 (P>0.05) , 各组麻醉及手术经过顺利, 无麻醉意外和并发症发生, 见表1。
2.2 血清TNF-α, IL-6, IL-8, IL-10水平比较
与T1比较, 两组血浆TNF-α, IL-6, IL-8及IL-10水平均持续升高 (P<0.05) ;B组的TNF-α, IL-6, IL-8在T2, T3, T4时间点均明显低于A组 (P<0.05) ;血浆IL-10水平在T3, T5时间点明显高于B组 (P<0.05) 。
3 讨论
单肺通气对开胸手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通气方式, 但近年来的研究显示, 单肺通气技术应用不当引起相关性肺损伤, 并且促使肺内炎症介质移位到血液, 引发或加重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其可造成多种生理紊乱, 同时这也是影响手术患者预后的重要病理生理过程[1]。多项研究表明[2], VT和Ppeak是引起肺炎性反应的主要危险因素。从气压伤、容积伤及由此引起的生物伤的机制出发, 采取限制性通气方式, 通过对通气压力或通气容量的限制, 有效地控制肺泡压和肺泡跨壁压是预防肺再损伤的关键, 故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于生物伤的防治主要集中于保护性通气策略。保护性通气的实质就是减少潮气量及降低气道压力, 避免肺泡过渡膨胀及萎陷, 减少剪切力等对肺的损伤[2,3]。
目前临床常通过调整机械通气方式来调整肺血流以防治低氧血症, 减肺的机械牵拉损伤。以前的研究多采用容量控制通气模式 (VCV) 。此时, 通常气道压会明显增高, 造成肺内分流增加使氧合得不到很好改善;另一方面, 增加了肺的机械牵张, 共同造成炎症介质释放增加, 从而引起一定的肺损伤。近些年来, 麻醉医师在传统的胸科麻醉指南基础上, 发现了新的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的方法。选择在严重呼吸衰竭患者治疗过程中广泛应用的压力控制通气模式 (PCV) 来改善动脉氧合, 以降低气道峰压, 减少肺损伤。但目前多数手术室还没有使用, 因此, 选择VCV还是PCV通气模式目前临床上还存在一定争议。我们通过探索两种通气模式对患者的呼吸力学及相应的血清中的炎症介质的影响, 来间接评价两种通气模式的所致肺损伤的程度及临床效果。
在众多炎性因子中IL-6水平的急剧上升可看作急性期反应的表现, 即炎性因子的大量激活, 它与肺损伤、肺部并发症密切相关。已知开胸食管癌手术是应激反应最强烈的手术之一, 手术相关死亡率较高。与其他重大手术相比, 食管癌手术后炎症因子显著升高的机制尚不清楚。IL-8也由肺泡巨噬细胞产生, IL-8水平亦与肺损伤密切相关, 合并肺部并发症者术中IL-8较无并发症者高[4], IL-8被公认为是炎性反应中导致肺组织损的特异性细胞因子, 对白细胞有强大的趋化用[5]。由此可知二者是具有观察意义的炎性因子, 减少它们的产生可有效防止肺部并发症。TNF-α主要由激活的巨噬细胞产生, 其主要生物活性是导致肿瘤细胞坏死, 同时也具有抗感染和免疫调节作用。是炎症早期最具影响的介质之一在炎性反应发生发展中, TNF-a起着始动作用[5,6]。IL-10主要由Th2淋巴细胞产生, 是一种抗炎性细胞因子, 可抑制巨噬细胞的递呈作用, 对免疫应答主要起抑制作用。IL-10它不仅抑制单核细胞等产生TNF-a、IL-1、IL-6、IL-8, 同时IL-10活化后又导致血中TNF可容性受体1, 2、IL-1受体拮抗剂等抗炎性介质的释放, 在创伤后的炎症反应中有保护性作用[7]。IL-10的主要功能是限制和最终终止炎症反应[8]。
本研究结果显示, 两组患者血清TNF-α、IL-6、IL-8水平在单肺通气时显著高于单肺通气前, 提示单肺通气对肺组织的损伤此时明显增加, 而由单肺通气转换为双肺通气后30min, 血清TNF-α、IL-6、IL-8水平仍然很高, 尽在术后24h才开始下降但仍高于单肺通气前, 提示肺部损伤虽有所恢复, 但仍未完全恢复正常, 至于肺损伤可能持续的时间, 仍需进一步的研究。但压力通气模式组TNF-α、IL-6、IL-8水平显著低于容量通气模式组, 而抗炎症因子IL-10水平显著高于容量通气模式组, 说明压力通气模式组的炎症反应程度轻与容量通气模式, 单肺通气期间选择容量通气模式可以减轻肺部的炎症反应从而减轻肺损伤, 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摘要：目的 探讨单肺通气不同通气模式对食管癌换着患者围术期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方法 选择40例食管癌根治术患者 (ASAI～II级) 随机分为2组, 即常规容量通气模式组 (VCV组) 和压力通气模式组 (PCV组) , 每组20例。两组患者分别在在单肺通气前 (T1) , 单肺通气30min (T2) 、单肺通气60min (T3) 、术毕双肺通气30min (T4) 时、术后24h (T5) 分别采取外周静脉血。细胞因子TNF-α、IL-6、IL-8及IL-10采用放射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测量。结果 与T1比较, 两组血浆TNF-α, IL-6, IL-8及IL-10水平均持续升高 (P<0.05) ;, B组的TNF-α, IL-6, IL-8在T2, T3, T4时间点均明显低于A组 (P<0.05) ;血浆IL一10水平在T3, T5时间点明显高于B组 (P<0.05) 。结论 压力通气模式组的炎症反应程度轻与容量通气模式, 单肺通气期间选择容量通气模式可以减轻肺部的炎症反应从而减轻肺损伤, 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10,白细胞介素-8,食管癌,单肺通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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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炎性因子 篇7
卒中是一个增龄性的炎症性疾病, 多种高危因素参与促使动脉粥样硬化内皮功能障碍, 使动脉粥样斑块不稳定, 发生了破裂、糜烂、激活凝血系统并导致血栓形成。脂质代谢紊乱、吸烟、高血糖、高血压、凝血和其他方面的改变会增加血栓形成的概率, 动脉逐渐狭窄导致血管阻塞, 血栓扩展引起梗死面积增加, 缺血>6 h, 一部分半暗带区细胞会发生迟发性死亡。这些死亡细胞导致兴奋性氨基酸释放, 神经细胞内钙超载, 氧自由基产生, 扩散性抑制等一系列瀑布样电化学的过程引起脑缺血区的神经元死亡。近年研究发现, 进展性卒中可通过临床、影像学、超声及生化指标的方法来早期识别, 以提高临床医师的注意。
以往研究认为, 动脉粥样硬化引起动脉狭窄是缺血性脑卒中重要的发病机制和危险因素。近年研究结果显示, 不稳定性动脉粥样斑块破裂是发生脑血管事件及致死的更重要原因[1]。随着损伤-反应假说的出现,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炎性反应在缺血性脑卒中的作用[2,3]。
PS可分为早发性和晚发性PS, PS的确切机制尚未定论,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认为PS为多种原因、多种病理机制的多样态组合。主要发病机制为:原发动脉部位血栓蔓延产生新的狭窄或使原有狭窄的血管产生闭塞;或通过阻断侧支血管使侧支循环消失;在动脉粥样硬化最严重的一侧, 伴或不伴溃疡和/或狭窄, 开始血栓不足以引起闭塞, 这种血栓灶继续加速慢慢使血管腔消失, 逐渐或间断地增加脑缺血区域;原发梗死区域无扩大, 脑水肿扩散逐渐加重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病人的一般状态, 心肺功能、水、电解质调节或酸碱平衡改变, 以及全身感染均干扰脑代谢导致神经功能缺损加重。动脉粥样硬化, 尤其是颈动脉粥样斑块为脑梗死早期进展的重要危险因素。
血管内皮细胞作为一种多功能细胞, 直接接触循环血液, 机体内环境的任何改变首先影响血管内皮。炎性细胞因子介导的血管内皮损伤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病的始动环节, 也是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早期标志。例如hs-CRP在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内膜中高度表达, 而不存在于正常内膜中, hs-CRP可直接激活内皮细胞内核转录因子κB (nuclear factor-κB, NF-κB) 信号转导通路, 导致内皮功能失调, 并可诱导炎症、损伤内皮、促进斑块不稳定及血栓形成等效应, 既是血管损伤的致病因子, 同时也是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炎症指标。这些生物标志物的变化, 一方面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 可以代表动脉粥样硬化不同程度的病变, 另一方面也是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靶点。
血清高敏C反应蛋白 (hs-CRP) 、白介素-6 (IL-6) 及基质金属蛋白酶-9 (MMP-9) 是迄今发现的较为敏感的炎性细胞因子, 参与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整个过程, 对多脏器如心、脑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均有强大的启动、促进作用, 在缺血性卒中, 尤其是PS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4], hs-CRP参与多种动脉硬化因子的表达, 包括血管内皮黏附因子 (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 VCAM-1) 、细胞间黏附因子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ICAM-1) , 促进白细胞黏附和进入血管壁, 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另一方面, hs-CRP水平是一个比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水平更好的脑血管事件预示指标。hs-CRP降低有效地阻止了白细胞与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 减少了化学趋化因子的合成, 减少了血栓形成的危险, 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5]。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s) 是一组锌离子 (Zn2+) 依赖性蛋白内切酶, 其主要功能是降解和重塑细胞外基质。可由多种细胞分泌, 如结缔组织细胞、内皮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胸腺细胞、粒细胞、角质细胞、成纤维细胞等[6,7]。研究证实[8,9], MMPs尤其MMP-9在PS的高表达日益受到重视。PS急性期MMP-9水平明显升高, 可以降解细胞外基质造成血管通透性增加、血-脑脊液屏障开放, 致血管源性脑水肿, 同时活化的炎细胞通过破坏了的血-脑脊液屏障渗出至脑组织内, 并释放许多细胞因子, 加重脑组织的缺氧性脑损伤[10]。白介素是细胞因子家族中主要成员, 主要介导和调节免疫应答及炎症反应, 刺激造血功能并参与组织修复等。其中IL-6是重要的炎症介质之一。IL-6分子量为 (21～26) kDa, 是一种由184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糖蛋白, 淋巴细胞与多种非淋巴细胞都能自发或在其他因素的刺激下产生。PS后, 缺血半暗带脑组织中IL-6表达明显增高, 直接损伤血管内膜, 影响血管通透性, 并使自由基生成增多。IL-6通过诱导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产生, 可使嗜中性粒细胞黏附、聚集, 致使脑血管闭塞, IL-6还促进MMP-9表达增高, 加重血脑屏障破坏, 通透性增加, 加剧脑水肿, 此外IL-6在凝血和内皮损伤反应中有重要作用[11]。因此, PS患者血清hs-CRP、IL-6、MMP-9的表达作为特异性的生化检测标志物, 是超早期诊断PS的较为敏感的特异性辅助诊断指标, 为临床早期诊断、判断病情程度及预后评估提供可靠的检测方法。
PS不仅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炎症反应, 也会导致机体免疫系统处于激活状态, 使周围循环系统的炎性细胞 (如单核/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 合成与分泌hs-CRP、IL-6、MMP-9, 从而使血清hs-CRP、IL-6、MMP-9水平升高;且梗死灶体积越
大, 病情越严重, 局部和全身免疫反应越激烈, 炎症反应也越强。故PS早期测定血清hs-CRP、IL-6、MMP-9水平可作为预测脑梗死灶面积及病情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的分子生物学指标。其高表达能促进脑缺血后的炎症反应, 破坏血脑屏障, 加重缺血后的脑组织损伤。诸多炎症介质的释放, 出现以急性炎症反应构成脑缺血病理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脑损伤中起重要作用, 与PS进展相关, 影响PS的病情及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