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

明代后期（共4篇）

明代后期 篇1

明代后期是一个社会风气剧变和政治腐败的时期, 统治者贪图享乐, 不理朝政, 官缺不补, 造成了政府机构的瘫痪, 致使出现了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官员腐败。世风日下, “人主蓄疑, 贤奸杂用, 溃败决裂, 不可振救”, 可以说是社会动荡, 民声怨沸。

另外, 明代后期社会经济经过长期积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商品经济发展, 商业交往开始频繁。伴随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奢侈浪费成为一时风尚。服饰僭越礼制, 平常人家“至贱如长班, 至秽如教坊, 其妇外出, 莫不首戴珠箍, 身被文, 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 靡不有之。饮食上更是水陆珍品, 无所不有。”“若夫富室召客, 颇以饮馔相高, 水路之珍, 常至方丈。至于中人亦慕效之。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不仅富家大户大肆挥霍, 中产之家与平民亦趋奢侈。何良俊叙述嘉靖时饮食的奢侈情景:“余小时见人家请客, 只是果五色, 肴五品而已……今寻常燕会, 动辄必用十肴, 且水陆毕陈, 或觅远方珍品, 求以相胜。”衣食住行上的越礼逾制, 强烈冲击着封建的冲击等级观念, 也深刻影响着江南士人的言行。

明代后期的江南由于但生员数量的增多, 科考中举已经变得十分困难。科场失利的文人, 心灰意冷, 转而开始享受生活, 甚至弃儒经商。如苏州人孙春阳“万历中年甫弱冠, 应童子试不售, 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 始来吴门, 开一小铺”, 因为善于经营, 以至“天下闻名, 铺中之物亦贡上用”。他们纵情诗酒, 奢靡纵欲, 生活开始冲破伦理纲常, 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衣着上士人求新慕异, 范濂说“余最贫, 最尚简朴, 年来亦强服色衣, 乃知习俗移人, 贤者不免”, 饮食上更是不厌其精。“金陵士大夫颇工口腹, 至今犹然, 而 (哺) 啜家又竞称吴越间, 世言天下诸福, 惟吴越口福, 亦其地产然也”。于是士风由以前的淳朴厚实渐渐转变为放荡任性, 这可以说是晚明巨大社会变迁的体现。

“热肠如沸, 茶不胜酒;幽韵如云, 酒不胜茶。酒类侠, 茶类隐”。对于文人来说,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要数酒。他们把酒作诗, 借酒消愁, 四方交游, 更是无酒不成会。而江南由于交通的发达, 天下美酒能够迅速汇集, 为文人饮酒提供了物质保证。

首先, 文人善于饮酒, 对美酒孜孜以求, 以饮尽天下美酒为荣。

明代的医圣李时珍说过:“酒, 天之美禄也。面麹之酒, 少饮则和血行气, 壮神御寒, 消愁遣兴。”正因为酒具有上述功效, 所以文人才倾心不已。何良俊记载善饮的友人, “余交知中称善饮者, 则有宝应朱射陂子价, 南都许石城仲贻, 姑苏袁吴门鲁望、太仓王凤洲元美、上海朱醉石邦宪, 每饮必竟日, 恬愉畅适, 所谓令人欲倾家酿也”。顾起元饮尽天下美酒, 他称:“计生平所尝, 若大内之满殿香, 大官之内法酒, 京师之黄米酒, 蓟州之薏苡酒, 永平之桑落酒, 易州之易酒, 沧州之沧酒, 大名之刁酒, 焦酒, 济南之秋露白酒, 泰和之泰酒, 麻姑之神功泉酒, 兰溪之金盘露酒, 绍兴之豆酒, 粤西之桑寄生酒, 粤东之荔支酒, 汾州之羊羔酒, 淮安之豆酒, 苦揣酒, 高邮之五加皮酒, 扬州之雪酒, 稀芬酒, 无锡之华氏荡口酒, 何氏之松花酒, 多色味冠绝秆, 若市酤, 浦口之金酒, 苏州之坛酒, 三白酒, 扬州之蜜淋酒, 江:阴之细酒, 徽州之白酒, 句曲之双投酒, 皆品在下中。其他, 色味俱不宜入杯勺矣, 若山西之襄陵酒, 河津酒, 成都之郫筒酒, 关中之蒲桃酒, 中州之西瓜酒, 柿酒, 枣酒, 博罗之桂酒, 余惜未见。说者谓近日湖州南浔所酿, 当为吴越第一, 若四川之咂麻酒, 勿饮可也……高邮之五加皮酒, 扬州之雪酒、豨签酒, 无锡之华氏荡口酒、何氏松花酒, 多色味冠绝者。若市酤浦口之金酒, 苏州之坛酒、三白酒, 扬州之蜜淋酒, 江阴之细酒, 徽州之白酒, 句曲之双投酒, 皆品在下中, 内苏之三白, 徽之白酒, 间有佳者。其他, 色味俱不宜入杯勺矣。”

其次, 文人饮酒口味各异, 但对于酒品的要求很高, 甚至自己酿造。

袁宏道的《觞政》专门介绍酒品辨别与饮酒宜忌:“凡酒以色清味冽为圣, 色如金而醇苦为贤, 色黑味酸醨者为愚。以糯酿醉人者为君子, 以腊酿醉者为中人, 以巷醪烧酒醉人者为小人”。田艺蘅不喜欢甜酒, 而偏爱香醪酒, 因为“有自然之香, 乃为佳酿”。谢肇淛也喜欢品酒, 他认为“酒以淡为上, 苦洌次之, 甘者最下”。

文人善于品酒, 而市酤之酒品质优劣不同, 因而文人士大夫更钟情于自己酿酒, 自酿不仅口味适宜, 酿酒的过程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和娱乐。如隆庆、万历时期, “士大夫家间有开局造酒者, 前此如王虚窗之‘真一’, 徐启东之‘凤泉’, 乌龙潭朱氏之‘荷花’, 王藩幕澄宇之‘露华清’, 施太学风鸣之‘靠壁清’, 皆名佳酝……于是市买所酤, 仅以供闾阎轰饮之用, 而学士大夫, 无复有索而酤之者矣”。

这些酒的酿造取材广泛, 种类齐全, 白酒、黄酒、米酒、果酒、药酒皆有, 可谓集百家所长, 为我所用。而文士酿酒的典型当属高濂, 他在《遵生八笺·酿造类》说:“此皆山人家养生之酒, 非甜即药, 与常品迥异, 豪饮者勿共语也。”例如, 其中的建昌红酒:用好糯米一石淘尽, 倾缸内, 中留一窝, 内倾下水一石二斗。另取糯米二斗煮饭。摊冷作一团放窝里内, 盖讫, 待二十日饭浮浆醉, 摝去浮饭, 沥干浸米。先将米五斗淘尽, 铺于甑底, 将湿米次第上去, 米熟略摊气绝, 翻在缸内中盖下。取浸米浆八斗, 花椒一两, 煎沸出锅。待冷用白曲三斤捶细, 好酵母三碗, 饭多少加常酒放酵法, 不要厚了。天道极冷, 放暖处, 用草围一宿, 明日早将饭分作五分, 每分和前曲饭同拌匀, 踏在缸内。将余在熟尽放在面上, 盖定。候二十日打扒, 如面厚三五日大不遍, 打后面浮涨足, 再打一遍, 仍盖下。十一月二十日熟, 十二月一日熟, 正月二十日熟, 余月不宜造榨。取澄清并入白檀少许, 包裹泥定。头糟用熟水随意副之, 多二宿便可榨。

其中指出酿酒的时间是冬季十一月至来年正月, 其余时间不适宜, 即宜寒不宜暖。这是因为在古代酿酒气温低时, 加热较为容易, 但是气温高时, 冷却则有难度, 这必然会对酒品产生很大影响, 因此, 自古酿酒多在秋冬季节。此外还要在酒内添加“白檀少许”, 这是因为“白檀调气”, 其味“辛、温、无毒”, 中医认为能入脾、胃、肺经, 具有理气散寒、止痛等功效, 因而具有养生保健的作用。

除去米酒外, 还有以动物为原料的酒, 如羊羔酒, “糯米一石, 如常法浸浆, 肥羊肉七斤, 曲十四两, 杏仁一斤, 煮去苦水, 又同羊肉多汤煮烂, 留汁七斗, 拌前米饭加木香一两同酝, 不得范水, 十日可吃, 味极甘滑”。首先杏仁与木香能有效除去羊肉的膻味, 使酒倍加香醇。此外, 它们二者还具有药用价值, 木香为“引药之精”, 具有“散滞气, 调诸气, 和胃气, 泄肺气”的功效, 杏仁也能够治疗“心下烦热, 风气往来, 时行头痛”, 对于“咳嗽、喘促”也能起到“润心肺”的作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文人在酿酒的过程中不仅追求酒品的味觉感受, 也开始注重酒品的养生价值。

再次, 文人饮酒开始摆脱低级趣味, 更加注重饮酒的养生价值。

最初之文人饮酒大多追求酒酣耳热的感官愉悦, 但伴随文人对酒品要求的不断提高, 他们更加注重饮酒的养生价值与品饮的心灵舒适。因而酿造并品饮药酒成为一种风气。

明代后期文人饮用药酒十分注意时节。如端午时饮用菖蒲酒, 在明朝社会上下是非常普遍的。李时珍说:“国初周颠仙对太祖高皇帝常嚼菖蒲饮水。问其故。云服之无腹痛之疾。高皇御制碑中载之。菖蒲气温味辛, 乃手少阴、足阙阴之药。心气不足者用之, 虚则补其母也。肝苦急以辛补之, 是矣。”可见菖蒲是有相当高的药用价值的, 难怪连皇帝都如此重视。高濂《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中卷《酿造类》中记载有“菖蒲酒”:“取九节菖蒲生捣绞汁五斗。糯米五斗, 炊饭。细曲五斤, 相拌令匀, 如磁坛密盖二十一日即开。温服, 日三服之, 通血脉, 滋荣卫, 治风痹、骨立、痿黄, 医不能治。服一剂, 百日后, 颜色光彩, 足力倍长, 耳目聪明, 发白变黑, 齿落更生, 夜有光明, 延年益寿, 功不尽述。”从中可见, 菖蒲不仅可以治疗各种疾病, 长期服用还有助于延年益寿。李时珍说菖蒲能够“治三十六风, 一十二痹, 通血脉, 治骨痿, 久服耳目聪明”。

此外, 五加皮酒也是非常受文人喜爱与推崇的。高濂《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中卷《酿造类》中记载有“五加皮三骰酒”:“法用五加根茎、牛膝、丹参、枸杞根、金银花、松节、枳壳枝叶, 各用一大斗, 以水三大石, 于大釜中煮取六大斗, 去滓澄清水, 准几水数浸麹, 即用米五大斗炊饭, 取生地黄一斗, 捣如泥, 拌下。二次用米五斗炊饭, 取牛蒡子根, 细切二斗, 捣如泥, 拌饭下。三次用米二斗炊饭, 大蓖麻子一斗, 熬捣令细, 拌饭下之。稍候冷热, 一依常法。酒味好, 即去糟炊之。酒冷令发, 加以曲末投之。味苦薄, 再炊米二斗投之。若饭干不发, 取诸药物煎汁热投。候熟去糟, 时常饮之, 多少常令有酒气。男女可服, 亦无所忌。服之去风劳冷气, 身中积滞宿疾, 令人肥健, 行如奔马, 巧妙更多。”其中使用的药材有十多种, 而且搭配合理, 运用适当。如五加皮, “久服轻身明目, 吴人于早春采取其芽, 焙干点茶, 清香特甚, 味亦绝美, 亦可作酒, 服之延年”。李时珍也说服用五加皮酒能“去一切风湿痿痹, 壮筋骨, 填精髓”。五加皮延年益寿的功效由此可见。

另外, 如方文的《冬青子吟》:山房一树冬青子, 至后累累灿若星。欲取为丸兼浸酒, 不徒黑发可延龄。喧呼鸟雀饥先食, 懒慢儿童摘已零。我见辄怀唐处士, 曾将多少种兰亭。自己种植采摘, 浸泡为药酒饮用, 可以黑发延龄。此外。费经虞也著有《采冬青子煮药酒》:老病全宜补浊醪, 药方新的采林皋。冬青树上鸦来宿, 此树悠悠见汝巢。可见, 冬青子用来泡酒服用, 确实可以强健身体, 治疗疾病, 久服, 甚至可以延年益寿。

论明代后期印学的尚意思想 篇2

《集古印谱》的流传，说明元代文人喜好印章的风气在明代被延续下来；王冕、文彭使用石材刻印之后，印章艺术创作在吴门文人中纷繁开展，且不断摸索创新。与此呼应，印史、印论的研究与发展在明中后期亦成绩斐然。而印论中“尚意”思想的滋生，与文人画的发展有直接的关联：

“文人作画主张‘尚意’，画成之后常感意犹未尽，因此在画面上首先出现了题款，以诗文补画之未尽之意。其次便出现了闲章。于是诗、文、画、印四者的结合，便成了文人画的重要特点。这一特点间接、直接地促进了印章艺术的发展，成为明代印章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外因。”ｉｉ

文人画的这种“尚意”思想，对印章“尚意”思想的产生具有当然意义上的启发作用。从时代大背景来讲，李贽、三袁、禅宗思想等，其影响自是无法避开。从印坛本身而言，则有两个实际原因：一是王冕、文彭而后，易刻易镌的石质材料成为印章艺术的主要材质，这就结束了文人篆字、工匠刻印的历史，方寸天地，气象万千，小小的印章日益成为文人们任意刀笔、抒情写意的一种艺术形式；二是自元赵、吾以下，印尚古质，嗣后明代《集古印谱》盛行，尤其是１５７２年顾氏《集古印谱》一出，明后期印坛仿汉热潮又起，却带来啴缓冗沓、了无生气的拟古主义和摹仿主义倾向，与万历前期公安派抨击文艺界复古主义一样，印坛亦掀起探索真理、追寻“精神”的热潮，一股清新的“尚意”思想便随之蔓延开来。

“言意之辩”自魏晋玄学发端之后，“意”遂成为中国传统艺术领域里的一个极重要的审美命题。在书法里通常指书家的主观意识在书法创作中的表现，是一种通过作品所表达的气质、风度、意义和精神境界。“意在笔前”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随意所适”赵构《翰墨志》、“意书之本也”刘熙载《艺概》）等等，都是强调“意”在书法创作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或者说是一种统率作用，正如此句所说：“心意者，将军也。”传王羲之语宋代书家为了超越唐法束缚，摆脱因袭靡弱的帖学笼罩，自创新格，喊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尚意”口号，从而取得了高山仰止的成绩。明代后期的印人似乎从中看到世界循环的相似大背景，以及宋代书家所取得的成就，故尔他们亦不失时机地举起“尚意”的大旗，以期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尚意”思想的明确提出者，当是周应愿。周氏在被黄惇先生誉为“明代印论的标帜”——《印说》一书的“大纲”中说：

“下笔如下营，审字如审敌，对篆如对垒，临刻如临阵。以意为将，以手指为卒，以坐落为形制，以识藻为粮饷，以意义为甲胄，以毫管为弓矢，以刀挫为剑戟，以布算为指挥，以配合为变动，以风骨为坚守，以锋芒为攻伐，以得意为奏凯，以知音为赏功。”ｉｉｉ

这段论说，显然是受书法史上王羲之题《笔阵图》后的沾溉。“以意为将”，明显是“心意者，将军也”的缩语。刻印的一切过程和印作的审美欣赏，均须在“意将军”的统领之下，才能刀枪不入“以意义为甲胄”，无往不胜，最后高奏凯歌而归“以得意为奏凯”，创作出意韵高古、趣味盎然的杰作。尽管此说并不新鲜，但这是首次在印论中明确地加以论说。其后“意”说泛滥，不可万一，从而汇成明末印论思想的主要潮向。

搜索疏检之下，其实在此前的印论如徐官《古今印史》、顾从德《集古印谱》诸序当中，“尚意”思想即已初露端倪：

“夫何后世专取姿媚以悦人，而不求古人之心画，理晦而道厄矣。”ｉｖ

“古人制字极简易，惟取意胜者为之。”ｖ

“唯兹印章，用墨、用朱、用善楮印而谱之，庶后之人，尚得亲见古人典型，神迹所寄，心画所传，无殊耳提面命也已。”ｖｉ

作印不应专取“姿媚”，墨守古法，徒摹形式，而应明乎古理古道，领略“意胜”，求诸古人心画，方是印学正途。这里虽未言明“尚意”思想，但意旨无异也。惜造化弄人，顾从德的原意旨在弘扬古法，振兴印道，谁知适得其反的是，因《集古印谱》的大量翻刻，却带来摹拟形式、泥古不化的恶劣影响。但这恰恰也给“尚意”思想的扩大提供了机遇。其后多部印论如甘旸《集古印正》、沈野《印谈》、程远《古今印则》等，均借挞伐拟古主义之机而高扬“尚意”思想。ｖｉｉ

周应愿的“尚意”思想在《印说》中的多处地方、多个侧面都有阐发。讲述刀法时云：“刀之害六：心手相乖，有形无意，一害也；……意骨虽具，终未脱俗，五害也；……”；讲述字法时说：“意在笔前，字居心后”；讲述印法时说：“毫发少不如意，不妨全体重磨，至于再，至于三。”又云：“速飞取情，缓进取意”等。周应愿从印章创作的多个方面对“尚意”的内涵进行了很好的挖掘和深化。总之，周应愿认为印章创作应以“意”为核心，创作之前要定心凝神，成竹在胸；创作之时要用情驭意，缓速如意；创作之后的作品不能有形无意，否则“终未脱俗”耳。印章惟有雅趣幽韵，方能免俗，并很好地传达作者的精神意蕴。

在周应愿之后，很多印人印论均附会其说，或推而广之，形成洋洋大观的“尚意”思想。综而论之，主要是从三个大的方面进行释读：

第一个方面即是从印章创作本身展开。

“篆故有体，而丰神流动、庄重典雅，俱在笔法。”甘旸《印章集说》

“须在篆法端方，刀法持重，如商彝、周鼎何等庄严，亦自有神采。”杨士修《印母》

“笔有意，善用意者，驰聘合度；刀有锋，善用锋者，裁顿为法。”程远《印旨》

“果如朱文，亦宜清雅得笔意，毋重浊而俗，毋曲叠而板。”“包处有皮，实处有肉，血脉其通，精神其足。”徐上达《印法参同》

“夫作篆凝神静思，预想字形，须相亲顾盼，意在笔前，刀在意后。”潘茂弘《印章法》

上论字法与笔法，谓作字须丰神流动，端方典雅；使笔须意在笔前，清雅得意，才能字有“神采”、笔有“意”也。

“惟刀法之妙，如轮扁斫轮、佝偻承蜩，心自知之，口不能言。”沈野《印谈》

“刀法曲则婉转而有筋脉，直则刚健而有精神，勿失死板软俗。”甘旸《印章集说》

“印有正锋者、偏锋者，有直切急送者……无不自然如意。”程远《印旨》

“刀法古意，却不徒有其形，要有其神。”徐上达《印法参同》

“心手不齐，意后刀前者败，须要飘扬洒落，出入精神，玄妙之艺也。”潘茂弘《印章法》

上论刀法，谓运刀须如庖丁解牛，意在刀前，遗形取神，不可死板软俗。笔、刀二者均统摄于“意”，此为作印圭臬，诚如徐上达所言：“印字有意，有笔，有刀。意主夫笔，意最为要……若徒师刀而失笔，事笔而失意，不几于师亡而卒乱耶”ｖｉｉｉ此论至切。

“细文劲易，满白劲难。满白之劲，不但剞劂，恐识者亦不易得也，妙在形骸之外。”沈野《印谈》

“布置成文曰章法……使相依顾而有情，一气贯串而不悖，始尽其善。”甘旸《印章集说》

“窃以为字之相集于一印，即如人之相聚于一堂。……得其情，则生气勃勃；失其情，则徒得委形而已。”徐上达《印法参同》

上论章法，谓章法之妙，当在“形骸之外”，亦即宋郭熙论画之“景外意”、“意外妙”也。有情有意，章法便活，反之则死而俗矣。

第二个方面是论印章的品评。

“藏锋敛锷，其不可及处全在精神，此汉印之妙也。”沈野《印谈》

“印之佳者有三品：神、妙、能。然轻重有法中之法，屈伸得神外之神，笔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存，印之神品也。”甘旸《印章集说》

“有古貌、古意、古体，貌不可强，意则存乎其人，体可勉而成也。”杨士修《印母》

上论印章品评。印之上者，当为意足神存者，貌古而失意、形似而神阙，均不足论。否则“笔不联属，刀不圆活，其病为死”ｉｘ也。

宋晁补之《鸡肋集》曾谓：“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ｘ书家的学养胸次和情感意趣是书法雅俗的关键，是书法精神意趣的原发点。作品所透露的情感趣味，得依靠艺术家这一创作主体所赋予，如此才能变古而创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应愿之后的印论“尚意”思想有所拓展。此即第三个方面：

“印虽小技，须是静坐读书，凡百技艺，未有不静坐读书而能入室者。”“自古无不读书之人，故不但篆隶，更须读书。古人云，画中有诗。今吾欢古人印章，不直有诗而已，抑且有禅理，第心独知之，几不能言。”沈野《印谈》

“情者，对貌而言也。所谓神也，非印有神，神在人也。”杨士修《印母》

引文至此，似不用多说，宋黄庭坚的那句名论可以代言：“学书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ｘｉ无怪乎杨士修在《印母·总论》中述“渐进之法”有五，其中三法均论识见和修养。正是基于此，在驳难拟古守旧之时，当特别地指出师古当师“古意”而非“古形”，“光阴流电无须计，自有苍然古意深”，ｘｉｉ应深通其法，晓悟其理，“善摹者，会其神，随肖其形；不善摹者，泥其形，因失其神。”ｘｉｉｉ要于汉印矩矱之外，注入新意与活力，就必须“始于摹拟，终于变化。”ｘｉｖ惟其如此，才能不至于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人有千态，印有千文，吾安能逐一相见摹拟，其可领略者，神而已。”ｘｖ一语道破天机，学古不能化，不能“通变”，则不能脱去俗气。“雅而不变，则但知其一，莫知其他，亦终拘泥，而不足语通方”，ｘｖｉ此当为等而下之者也。清初以碎刀短切开创浙派的丁敬有一首诗，“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即是篆刻家们超越古法、矢志创新的内心独白。而朱简的“笔意”入印、苏宣与何震的借古开新等，皆受这一思想的沾溉。演至清代，流派纷争，观念迭出，但皆不出其藩篱。

纵上所述，明后期印坛的“尚意”思想，是以会意通神为核心、入古出新为方法、避俗求雅为目的的一种时代审美潮流，系统而全面，在我国印论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其开创之功戛戛千古。这一思想对明末及有清迄今的流派印章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注释：

ｉ 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第一版。

ｉｉ 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第３６页，上海书画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６月第一版。

ｉｉｉ 周应愿《印说》，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９９页，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第二版。

ｉｖ 徐官《古今印史》，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３３页，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第二版。

ｖ 徐官《古今印史》，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３４页，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第二版。

ｖｉ 沈明臣《顾氏〈集古印谱〉序》，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４２９页，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第二版。

ｖｉｉ 参见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上海书画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６月第一版。

ｖｉｉｉ 徐上达《印法参同》，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１２９页，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第二版。

ｉｘ 杨士修《印母》，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９１页，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第二版。

ｘ 转引自《中国书论辞典》，湖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第一版。

ｘｉ 黄庭坚《论书》，见《历代书法论文选》１９７９年１０月第一版。

ｘｉｉ 甘旸《古铜印》，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８２４页，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第二版。

ｘｉｉｉ 徐上达《印法参同》，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１１１页，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第二版。

ｘｉｖ 苏宣《苏氏印略》，转引自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第１０６页，上海书画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６月第一版。

ｘｖ 徐上达《印法参同》，参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１１１页，西泠印社１９９９年８月第二版。

明代中后期服饰风格浅析 篇3

一、服饰的僭越

服饰的僭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标志性物品的僭用和奢侈消费。

明初, 开国功臣耿炳文被人弹劾其衣服和器皿上有龙凤服饰, 玉带用红鞓, 耿炳文因害怕被追究罪责而自杀, 由此可见, 明初封建服饰制度的威严和震慑力。

明中后期, 民众服饰从款式色彩到面料图纹都冲破了以往的等级限制, 连皇帝专门赏赐勋臣贵戚之用的蟒服、斗牛服和飞鱼服也被民间大量僭用。《明史》舆服三中记载着, 天顺、弘治、嘉靖年间都先后颁布法令, 强调这些赐服的不可僭用, 从这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僭越现象严重, 才迫使朝廷不断下诏。

另外, 明初一些贵重金属或面料不允许民众随意使用。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 上层官僚贪污腐败, 富商贵臣也不甘于礼制的约束, 使整个社会风尚发生改变。“今男子服锦绮, 女子饰金珠, 是皆僭拟无涯, 逾国家之禁者也。”1弘治、正德年间, “中外臣僚士庶之家, 靡丽奢华, 彼此相尚, 而借贷费用, 习以为常。居室则一概雕画, 首饰则滥用金宝, 倡优下贱以绫缎为袴, 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 工匠役之人任意制造, 殊不畏惮, 虽朝廷禁止之诏屡下, 而奢靡僭用之习自如。”2此时已完全没有了明初洪武年间的简朴之风。

二、奇异服饰的审美追求

明中后期的人们不再满足于服装式样的更换和用料的华美, 而千方百计寻求更加新奇怪异的刺激, 张扬自我个性。

明成化年间, 出现了一种由马尾织成的“马尾裙”, 成为当时京城的流行服饰。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中曾有详细的描述。

明初朱元璋出于政治的意图, 禁胡服。弘治年间, 北京居民却重拾“胡风”, 并成为一种时尚。

水田衣是明代另一突破传统的服饰。水田衣是用各种不同的面料错落有致地缝制在一起, 不同的人做出的水田衣, 有着不同的拼接效果和风格。水田衣在开放的唐朝时就曾出现过, 但明中后期再次出现并流行, 算是明代服饰制度之外的另类。

另外, 明中后期的江南出现了男穿女装、女穿男装及内衣外穿的现象。女穿男装, 不以为奇, 明中后期许多男装同女装一样色彩艳丽、图案花哨。内衣外穿的形式也颇有反叛和创新性。万历年间, “东南郡邑, 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 尽为妇人红紫之服, 外披内衣, 姑不论也。”3

万历以后, 穿道袍也曾一度成为某些人追求标新立异的途径。据记载:“隆、万以来, 皆用道袍, 而古者皆用阳明衣, 乃其心好异, 非好古也。”4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 曾“头戴高高的五常冠, 身穿三代时期的深衣, 迈着方步, 招摇过市, 使得‘观者环绕市道’。这一身古怪的衣装, 在南昌引起轰动。”5

这种在服饰上对封建专制的公然僭越和奇装异服上的热衷, 充分反映了明中后期人们冲破封建枷锁、在服饰上关注自我, 张扬个性的追求。而这种状况的出现, 自有它的背景原因:

一是政治衰败, 明中后期的皇帝大都疏于朝政, 许多沉迷于佛、道养生和女色, 嘉靖帝和万历帝都曾经二十年不上朝, 同时皇权被削弱, 党争不断, 因此, 朝廷对社会的控制相对松懈, 各种相关法令不再严格实行。万历帝时高居内阁首辅之位的张居正自身就带头追求奢侈, 这和明初朱元璋提倡的简朴相违背, 服饰条令之松懈可见一斑。二是经济原因, 虽然明中后期政治松懈, 但这在某种程度上给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空间。明中后期, 农产品、手工业品逐渐商品化, 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商业化使人们开始纷纷弃农从商, 从而出现了大批富商。富裕起来的工商业者开始冲破服饰禁令, 追求时尚, 崇尚奢靡, 这种服饰之风也影响了下层民众和上层官员的穿着。同时, 手工业技术的发达, 还使得服饰面料得以丰富。三是文化思想, 受进步思潮的影响, 人们的自我意识开始崛醒, 追求自我需求的满足, 认为人是天赋平等的, 封建等级制度被质疑, 在这种进步思潮的影响下, 出现服饰僭越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四是中外交流活动的影响, 除了世宗至神宗初年的“全面海禁”外, 明初郑和的大规模出使西洋和明后期的全面开放海禁都使西方文化得以渗透, 人们思想更加开放、视野更加开阔, 服饰文化也得以交流。

这些因素, 为明代中后期服饰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壤。明代被称之为中国古代服饰继唐代之后汉服的又一发展高峰, 这一称谓, 也正归因于中后期服饰的全面繁荣。

参考文献

[1].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八

[2].明.周玺.垂光集:卷一

[3].明.李乐.见闻杂记.卷十

[4].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

明代后期 篇4

一、明中后期的书坊广告

1.市中心的实体书坊广告 。 明代的书坊 ,大部分都是集中开设,这种布局模式,促进了书坊之间的竞争。 各书坊集思广益,在书店安排“ 门童”招揽生意。在清初充满传奇色彩的剧本《 桃花扇》中记载了这样热闹的境况“, 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三山街……你看十三经、诸子百家、新奇小说应有尽有,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俺早些贴起封面来”。 可以看出,书坊内书目齐全,包罗万象,书坊的门面以及图书的印刻封面都做得十分到位[1]79。

2.书商的招贴画广告。 为了使新版图书或店铺广为人知 ,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 各大书商纷纷在墙壁上粘贴书籍招贴画广告, 以形象、直观的方式使消费者了解到图书内容、主题、价格等。 例如, 当时非常有名的旧书收购商人毛晋就在自家门前张贴广告, 标明价格、数量,效果非常好,前来卖书的人络绎不绝。

3.按照类别展示图书 。 好的图书通过展示才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在明代中后期,会定期开办书市,每到此时,各大书商会前来展示自己的图书。 这种广告方式,可以让消费者近距离的观赏图书,甚至可以翻页浏览,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吸引。 在南京、北京这样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展览图书的现象更为普遍。 在 《 少室山房笔丛》 中就可以看到北京书市的壮观场面 ,“ 凡燕中书肆皆前来,书肆列于场前……列架而书置焉,地可罗雀”。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不仅有书市,而且书商都会分门别类地排放书籍,让消费者一目了然。 书市的广告效果非常好,尤其在有乡试、节日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在摊前挑选购买[2]57。

二、明中后期的图书广告

1.别具一格的书籍名称 。 书名 ,是一本书的浓缩精华 ,书名是否吸引人,是图书能否畅销的关键性因素。 明中后期的书商、出版商会在原有书名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使之更加概括,吸睛。 例如, 永乐年间创作的《 性理大全》 ,被书商改为《 新刻京本性理大全》 , “ 新刻 ”则是“ 新编 ”、“ 新版 ”的意思 ,这样修改 ,充分抓住了读者喜欢购买新版书籍的心理,带有“ 新版”字样的图书往往比普通的销量高。 很多图书,都做了类似的“ 包装”,在书名中常常使用极具感染力的词语,如“ 奇异”“、 精诀”“、 至言”等。 另外,还有专门的科教类书籍,以状元、翰林作书名,以此起到名人带动消费的作用[3]10。

2.带有标榜作用的牌记。“ 牌记”是明代独特的名称,不同出版商、书商会有不同的牌记,这是出版商的特定标志,在唐宋时期,这种牌记就已经出现,但只是简单地介绍出版时间、作者等信息。明代的牌记,对其进行了创新拓展,不仅有作者、时间,还会有书籍梗概、 推荐理由、价格等,采取这种灵活多变的形式可以让消费者在短时间内充分了解到书籍的实用性。 根据史料《 新版增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 的记载,在书本后页就有一段牌记“ 广告语”“, 万宝全书,整册已刊印……阅读诗书,大有裨益……首用葫芦图书为记 ……”。 可以看出,广告语不仅涉及的范围广泛,并且还极具版权意识,书商设计有关的图形字样让消费者认清正版,谨防假冒[4]136。

3.有标识作用的作者序。 在明代中后期,作者在图书扉页作序十分流行。 当时的作者序与现如今的序言大抵相似,这对于图书销售来说,起到了极好的宣传作用。例如万历年间的书籍《 百寿类函》, 这本书的序言是请著名文人朱之藩完成的,序言道“: 余批阅之而文斐然若舞……余宗养恬实倡之……问序于余。 ”类似这样请名人来为书作序的事情在明代数不胜数,大多是状元、探花之类有名望的文人,提升了图书的宣传效应,促进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4.诚邀作者的约稿函 。 为了能丰富书籍内容 ,提升图书的档次,很多书商通过发布广告的方式面向群众征稿。 有的征稿启事是贴在市民聚集的墙壁上,有的是放到书籍的扉页。 根据当时《 明文欣赏》 的记载,在扉页征稿是常有之事,并且征稿启事条理清晰,一目了然。 这种方法,一经出现,一时间应用广泛。 在崇祯年间的《 皇明十六家小品》 一书中也有类似的征稿启事:“ 一征名公制诰、奏疏、小札……一征游客咏题,一征闺秀散佚诗文,一征名公新剧,时人骚曲。 ”通过这个征稿启事可以看到,征稿的文体包罗万象,不管是诗歌,散文,或是戏曲、游记都是征稿的对象,并且稿酬优厚。 这样的征稿,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明代文学的发展,让很多市民阶层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时,这也是书商发布的隐性广告,以征稿的方式告诉读者再版书籍的主要内容、题材或者主要作者,以此激发起消费者的兴趣,广大读者会十分期待下本书的刊发。

三、书商相互竞争采取的营销方式

1.以价格优势吸引消费者 。 明中后期的商人,具有极高的竞争意识,除了发广告增强宣传外,书商会采取低价优惠促进图书的销售。 例如当时的毛晋收购旧书所发布的广告,“ 百叶出二百,旧抄本每叶出四十,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毛晋利用优惠的价格成功占领了旧书收购市场。 另外,书商会精准把握不同区域的消费水平, 针对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制订出不同价格的图书。 例如,在当时的南京、北京等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快,市民消费水平高,因此图书价格较高,图书质量也比较好。 相反的,在一些购买力低下的小城市,图书价格低,质量也相应下降。 并且很多书坊会有批发的销售政策,购买五本或十本以上可以有价格折扣。

2.准确定位图书开发方向 。 明中后期的书商会选择自己所专长的某一方面加大开发力度,逐渐形成了较强的品牌意识。 书商首先会进行市场调查,找出读者购买最多的图书类型,然后主要出版与这个类型有关的图书,形成完整的图书出版体系。 例如,明代“ 广告大亨”余象斗,他所印刻、出版的书籍都是根据有计划的系列而来,很少会单本刊印发行。 这种方法,会以极快的速度占据图书市场,让读者印象深刻,无形中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应,博得消费者好感。 如果书商这个方面把握得好,在整个明代图书市场的竞争力会大大增强。 与此同时,也有书商把所有经历都放在一个图书专题类型。 根据《 新刊名方类证医书大全》 的记载,明代书商熊宗立只是刊印医学方面的书籍,“ 自幼喜读医书……精通阴阳医卜之术”。 久而久之,市民皆知熊氏书商出版的是专业医学书籍。 这种持续了近百年的专业化刊印,成功垄断了市场上的医学书籍,熊氏出版的医学书籍获得消费者深深的信赖[5]54。

3.通过多方销售打开市场 。 明中后期的图书销售渠道非常多元,有的是书商直接销售,有的是通过书坊以零售的方式销售。 慢慢地,在一些消费群体比较广泛的地方,出现了多元化的书籍经营店铺。 这些书店,不仅从事图书的编订、零售,而且提供租赁的服务,在史料《 雪堂先生文集》 中就记载了当时文人熊文举去蔡益所租书的事情,“ 举借书阅览……恳请复借”。 可以看出,这种租赁图书的方式在明代中后期十分普遍。

另外,在这个时期,出版商和零售商已经趋向分离。在万历元年刊印的《 鼎雕燕台校正评释批注金璧故事》 中写道:“ 龙飞万历新岁书林端源发行”,其中“ 发行”两字可以说明图书的出版和图书销售已经成为两个不同行业。明代中后期的书商通过不同方式方法进行图书的销售,已经跨越了地域的限制。根据《 明代广告研究》记载,当时很多书商在停泊的船只上售卖图书,这种灵活的销售模式,促使消费者“ 争相抢购”。除此之外,在全国范围内,有固定的书坊提供新版图书,像是北京、苏杭地带,很多大型书坊都是固定图书运营点。

4.抬高自己,贬低他人。 明中后期的书商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 不惜贬低同行,抬高自己所出版书籍的地位。根据《 中国古代的书业广告》 记载,明代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 明律》 一书就采取此做法抬高身价,其在牌记中写道:“ 坊间杂刻《 明律》 ……琐言甚多,多为沿袭旧例,无新意可言……买者可认三台为记。 ”像是这种采取“ 不光明”竞争手段的书商在明代大有人在,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但不能否认,这是在市场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存在的一个现象。

根据明代书商为了竞争而采取的种类繁多的广告可以看出, 明代广告已经慢慢成为一个文化产业。 这种产业的兴起,促进了明代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图书商业的迅猛发展。

摘要：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以迅猛之势发展。其中,图书产业发展逐渐商业化,在市场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竞争销售局面。这个局面的形成,要归功于书商的图书广告以及别具特色的营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