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经费

政府经费（共10篇）

政府经费 篇1

摘要：英国政府科研经费体制比较健全,预算的科学性和执行力比较强,同时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合理确定经费投入方向和领域。为了提高我军科研经费的效益和效果,借鉴英国政府科研经费管理的先进经验,军队科研经费审计工作中,应发挥审计监督利剑作用,加大科研领域违法违规问题查处力度、发挥审计监督导向作用,促使提高军队科研经费使用效益,同时发挥审计监督服务作用,并推进军队科研管理制度健全完善。

关键词：英国,政府科研经费,审计

如何规范和加强科研经费管理,是许多国家十分重视的问题。美英等发达国家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笔者于2014年9月赴英国参加科研经费管理与监督培训。学习期间,先后邀请英国政府内阁六人智囊团成员斯蒂文博士介绍英国政府科研管理机构设置及科研经费拨款系统,英国文化协会高等教育顾问约翰先生介绍英国科研经费管理情况,牛津生物医学研究中心运营部主管沃斯里奇博士介绍该研究中心经费管理和监督流程,牛津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菲利普博士介绍该所与中国合作渠道、合作形式及其经费来源及管理;参观访问了英国公共工程贷款委员会、英国议会科学技术办公室、 苏格兰拨款委员会和苏格兰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了解其主要职能及经费管理情况。

一、英国政府科研经费管理的主要特点

英国是科技大国,也是科技强国,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科研投入不到3%,却发表了7.9%的高质量学术论文,论文引用率高达11.8%,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等世界大奖人数仅次于美国。可以说,英国的科研投入产出效益很高。英国科研经费投入渠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政府预算、慈善机构赞助、企业及科研机构自身投入,政府预算约占年度科研经费总支出的三分之一。据统计,2011年英国政府财政科研经费支出为98.68亿英磅,占英国国内研发总支出274亿英磅的31.2%。近几年来,英国政府不断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完善制度,创新机制,强化监督,科研经费使用效益不断提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整合资源,建立统一高效、相互制约的科研管理体制

英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进行了多次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2009年在中央内阁设立大学与科学国务大臣,组建商业、创新与技能部,统一负责科研教育宏观政策的制定以及科研教育经费预算方案拟制。在科研经费分配上实行“双重支持系统”,即:商业、创新与技能部并不直接管理科研经费的分配,而是通过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这两个独立的非政府公共机构,具体组织科研教育经费的分配。高校和公共部门科研机构是英国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此外,企业的研发机构也在英国科研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任务是向大学和学院分配教学和研究基础资金,经费额度按大学研究水平排名分配, 不需要有明确的研究任务和计划。研究理事会则以研究项目的形式资助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其经费投入必须要有明确的任务和计划;研究理事会下设7个分理事会,按研究领域和方向确定各自的研究发展项目和计划,政府不干预研究理事会的日常工作。英国政府所有科研经费均要接受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监督,同时政府委托相关中介机构、评审委员会对科研项目实施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定期监督和评审。

2、以规划和政策为指导,强化预算的科学性和执行力

英国科研经费预算全部在科研规划、计划和政策的指导下编制完成,英国政府通过制订“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科学技术指南”等法规,明确今后若干年科学技术的研究方向及其年度预算目标额度,各地方政府根据国家大政方针分别制订本地区“科学技术重点指南”,严格指导本地区年度预算编制,以达到国家科技发展目标。可以说,在英国没有政策就没有预算,政策和预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每年5至6月,商业、创新与技能部和政府其他部门充分协商沟通后,共同提出科研经费预算,经财政部汇总, 先由内阁进行审查,后报下议院全体讨论审核通过,上议院表示认可后执行。英国在内阁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 设立首席科学顾问,独立向内阁提出科学技术发展咨询建议。在议会成立了科学技术办公室,负责评议政府提交的重大科研改革方案,为议员提供各方面科学技术信息和培训,便于议员掌握科学教育最新动态,对科研经费预算提出质疑,提高了科研投入决策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同时,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必须制定科研经费开支预算,报董事会批准,批准后,未列入预算的经费严禁开支。

3、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合理确定经费投入方向和领域

英国年度科研经费预算经议会批准后,除政府部门直接掌握的研发经费外,商业、创新与技能部将其他科研经费全部交由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和研究理事会管理。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一般采取公式拨款法对大学和教育机构进行拨款。公式拨款法就是根据统一的量化指标,对各高校从事教学科研的人员数量、学生人数、获得的科研成果和奖项等进行量化考核,通过同行评议的方式,将高校按研究水平分级排名,以此确定具体的拨款数额。拨款前,拨款委员会要与受款教育机构签订一份财务备忘录,规定大学获得和使用政府拨款所必须遵守的条件和开支范围,高校管理层必须按照财务备忘录要求开支经费。

研究理事会则以项目作为科研经费分配的主要方式, 鼓励大学和科研机构积极申报项目。所有申报的项目以及项目评审情况都在网上公开,评审过程公开透明,采取同行评议的方式,完全由第三方组织完成,研究理事会只负责外部监督。科研项目确定后,按照研究进度拨款,承研单位严格执行项目申报书中编报的预算。目前,研究理事会资金分配的标准更加倾向于科研项目的产出和影响:一是看哪个科研项目能够带来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二是看哪个科研项目能够提升整个队伍和社会的科研能力。

4、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制度体系,科研经费监督风险降低

英国作为信用成熟社会,社会各界人士视声誉高于一切,科研人员更是如此。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构建了以信用为基础的,自我约束与外部监督并重的经费监管体系, 科研经费使用失信行为鲜有发生。科研人员在经费使用方面存在信用问题,不但以后在科技界难以立足,甚至在整个社会亦寸步难行,影响其今后的工作,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个人薪酬方面,科研项目中允许按工作量分摊个人的薪酬,但这种分摊并不影响科研人员总体收入水平,科研项目并不能为其带来额外收益。甚至,科研人员以专家身份出现在各类评审评估活动中也不领取专家咨询费,这样一种机制为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在科研经费监管方面,一方面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管理部门对科研经费使用发挥了第一道屏障作用。另一方面,在结题环节,需要聘请第三方独立机构对经费的使用及产出进行鉴证,相应鉴证费用在预算时予以事先明确,以此构建了第二道经费使用屏障,确保科研项目的投入产出达到预定的比例。

二、对我军科研经费审计工作的启示

这次培训,开阔了笔者视野,增长了知识,拓展了思路,受益匪浅,并对坚持问题导向,牢固确立“正在战斗、胜人一筹、审则必究”的审计理念,落实“让审计这把‘利剑’ 开刃,让‘高压线’带电,让审计成果的运用更加充分、更加深入、更加有效”的指示要求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结合实际工作,笔者认为我军今后的科研经费审计工作应注意一下几个方面问题。

1、发挥审计监督利剑作用,加大科研领域违法违规问题查处力度

英国科研经费管理,时时处处以“诚信”为基础,经费使用透明度很高,科研经费监管的风险较小。反观我国,近年来科研经费被滥用挪用、科研舞弊现象时有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批评。科研经费审计必须把揭露违法违规问题作为首要职责,关注科研资金安全,从经费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入手,审核大项经费划拨、大笔资金流向,深挖细究,查找挤占、挪用和侵占等问题。关注科研领域的虚假行为,掌握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主要手段和线索,有针对性地做好审前调查,掌握“玄机”,挖出“小金库”,让科研经费的“蛀虫”无处可藏。通过科研经费审计, 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促进净化科研领域工作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推进军队科研工作持续稳健发展。

2、发挥审计监督导向作用,促使提高军队科研经费使用效益

纵观英国科研经费管理,科研决策程序和预算管控严格、市场公平竞争力度大,科研经费投入产出效益很高。相比而言,我国我军科研经费的预算编制和管理较为粗放,经费开支随意性大,损失浪费现象比较多。科研经费审计必须发挥好“导流槽”和“倍增器”的作用,一方面加强科研经费源头审计,紧紧扭住科研项目立项和预算分配环节不放松,促使科研立项程序严谨规范,承研单位选定公平公正, 预算安排科学合理,确保科研经费用对地方、给对人,产生较高的军事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加强科研经费末端审计,严把经费使用关口,防止把科研经费变成“万能费”,杜绝不计成本和乱花钱,确保科研经费花出成果、花出效益。

3、发挥审计监督服务作用,推进军队科研管理制度健全完善

英国科研经费管理严格规范、效益高,源于有科学的管理体制和完善的管理制度。目前,我国政府管理、分配科研经费的部门较多,各部门职权条块分割严重。军队科研经费来源渠道也是多种多样,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完善,有的地方还存在“空白”。这就要求科研经费审计人员在提高揭露和查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能力的同时,不断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深入探究审计发现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找出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的“瓶颈”和“短板”,在制度机制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为军委、总部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报告,推动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从有效监督与有效服务的结合上,整体提高审计工作质量水平。

政府经费 篇2

【参考答案】

尽管预算外资金规范改革已在中国推行多年，但是脱离监管和约束的政府预算外收支行为不仅大量存在，方式还更为隐蔽。湖南省财政厅、文化厅、省直机关政府采购中心花了3000万元，买下了市价1500万元的东西的举动，以及有关官员“除了‘保障质量’，还有‘预算执行的需要’——如果预算没有执行完，财政就要收回，必然会影响第二年的预算编制”的解释，就是非常典型的脱离监管和约束的政府支出行为，它凸显了政府财政预算不透明，财政支出信息公开严重滞后的事实。

《预算法》的修改，一方面体现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现行预算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要求，有必要修改完善。另一方面体现了国家要从法律层面上规范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中事权、财权分配的混乱局面，以法的形式确定转移支付制度，进而深化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重构政府间财政关系，实现财政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从而使公共财政资源配置得更有效益，促进了公共财政的透明和良性运作。

“各级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要纳入预算，各级预算都要向社会公开”的明文规定，意味着各级政府各类财政资金的来龙去脉将会全部曝晒于阳光之下，接受民主监督，存续多年的“预算外资金”，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历史。

政府经费 篇3

【关键词】 政府部门;经费支出;核算;成本效益

一、问题的提出

(一)我国政府部门经费支出失控

政府部门是指进行国家行政管理、组织经济和文化建设,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单位。资料表明,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不仅加大了财政负担,而且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2006年中国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发表演讲时称,中国深化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就是再廉洁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二)现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存在明显缺陷

我国现行的《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是1997年制定的,具有较深的计划经济色彩,不能满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支出类科目更为单一,一个“经费支出”科目成了包罗万象的反映行政成本费用的科目,根据“经费支出”科目的核算资料,无法对行政单位资金耗费实施有效的会计监控。

(三)预算管理制度之间关系尚未理顺

按照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全国正在推进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收支两条线为主要内容的预算管理制度“四项改革”。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应该说这“四项改革”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部门预算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对经费支出的分类关系尚未理顺。财政部预算司《中央部门预算编制指南》中把支出划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是公共部门为保障其机构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按其性质分为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是公共部门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有关事业发展专项计划、专项业务费、大型修缮、大型购置、大型会议等项目支出。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 因为“日常工作任务”与“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这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线, 所以“基本支出”与“项目支出”两者之间也没有严格的分界线。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改革方案中,对支出按政府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分为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转移性支出、赠与、债务利息支出、债务还本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贷款转贷及产权参股、其他支出等12类。两种分类存在什么关系,理解不一。

(四)政府部门“成本—效益”意识淡薄

在我国,政府部门会计目标、会计原则及会计任务等过于强调为国家预算服务,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重宏观,轻微观,只强调社会效益,忽视了政府部门作为独立经济利益主体的地位和财政资金支配和消耗的主要承担者的特点。由于政府部门的资金来源基本上都是国家财政拨款,其业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不生产产品、更不产生利润,因此行政单位不存在成本核算和经济效益的考核,进而表现为没有“成本—效益”观念,节约资金的意识很差。众所周知,经济效益是投入与产出之比,在政府部门的业务活动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如何无人问津。不讲经济效益、不考核经济效益,是我国政府会计核算中存在的主要弊端。

二、对政府部门经费支出核算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

在规范部门预算的实践过程中,无论是组织并指导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财政部门,还是负责本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其他政府部门,在对经费支出的认识问题上,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一些误区。

(一)将财力相对不足与合理制定经费支出定额对立起来

不少人认为,雄厚的财力保障才是合理制定经费支出定额的基础和前提——这种认识,特别是在基层政府部门更为突出。他们认为,由于本级财力不足,经费支出定额标准就必然不高也不准,进而出现“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挪用项目经费或乱收费、设置小金库等违法行为。

(二)将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对立起来

在编制部门预算过程中,财政部门往往从财力方面考虑问题较多,而从保障其他公共部门的支出需要方面考虑问题较少,强调财力困难,只能是量入为出,保证财政平衡。而其他公共部门,往往是考虑自身的工作需要较多,强调日常经费的定额标准不能定得太低,否则,就不能保障工作需要,进而会影响工作。两者之间各持己见,相互对立。

(三)支出分类存在一一对应

一种观点认为,公共部门的资本性支出(包括现行支出经济分类中的“基本建设支出”与“其他资本性支出”两类)一定属于项目支出,其他项目支出属于基本支出。另一种观点认为,项目支出就是专项支出,资金来源专款专用,其他支出都属于基本支出。而在“商品和服务支出”这一类的支出款项中, 概念模糊,没有严格规定哪些支出一定属于“日常公用经费”或哪些支出一定属于“项目经费”。

三、对政府部门经费支出核算和控制的措施

(一)构建政府部门经费支出账户体系

从我国政府部门的特点看,经费支出是其最核心的经济业务,也是影响多方利益的要害环节,必须高度重视。我国现行的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中反映政府部门为完成公务活动所耗费资金的账户只有“经费支出”一个总账账户,按部门预算的要求“经费支出”设置“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个二级科目。在二级科目下按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对支出按经济分类的要求设置类、款和目级科目。会计科目冗长,层次关系复杂,且没有突出反映各项支出的性质特点,许多需重点管理的支出项目被“商品和服务支出”所掩盖。对会议费、招待费、考察费、差旅费、公车费等容易形成消费黑洞且金额较大的支出项目并没有设单独的账户核算,使经费支出的核算信息缺乏实用价值,不便于财务管理与会计控制,不便于对政府进行绩效考评。针对上述情况,笔者建议将需要重点管理的一些支出项目单独设置总账科目,将“经费支出”科目分解为“人员经费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会议费支出”、“差旅费与考察费支出”、“招待费支出”、“通讯与邮寄费支出”、“公车支出”、“其他公务费支出”、“业务费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等10个会计科目,使经费支出核算具体化,经费支出的分类更为科学,更便于对支出实施有效管理和监控。

(二)制定较为合理的日常公用经费定额

大的方面看,部门经费支出中一般都包括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和项目经费三个部分。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人员经费(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这部分通常是相对固定的,基本上属于是不可控的固定成本,而日常公用经费和项目经费属于可控成本。对于这些支出,可以从不同部门运行的差别成本中找出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成本项目,进而据此制定合理的定额标准。合理制定经费支出定额的关键,并不在于定额的高低,而在于与日常业务活动相对应的工作任务的确定,进而为确定“特定任务”、编制项目支出预算打下基础。制定日常公用经费定额标准的方法通常包括“有差别定额制定方法”、“无差别定额制定方法”和“有差别与无差别相结合的定额制定方法”等,应针对不同支出项目采用恰当的方法。

(三)严格划分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的界限

由于主观或客观方面的原因,不少基层部门“定额”制定得不合理,或者经费定额不能完成相对应的日常工作任务,于是在预算执行中,为了保证部门的正常运转,必然会拆东墙补西墙,或挤占挪用那些有明确用途的项目经费,使得项目支出预算改弦易辙,影响经济社会环境,扰乱经济秩序,有损政府形象。因此,在经费使用上必须贯彻“专款专用”,不得相互挪用。

(四)尽快建立政府会计体系,适应公共部门管理的需要

建立政府会计体系,即将以现金收付制为核算基础的、以核算预算资金为核心内容的预算会计制度,改革为以权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的、以核算政府部门全部政治活动情况、经济业务活动情况为核心内容的政府会计。由此建立的政府会计体系,能够更完整地核算政府的全部经济活动,有效地促进财务管理和控制,并为部门预算改革和未来的绩效预算改革奠定基础。

(五)加强公共部门人工成本的内部控制

公共部门的人工成本,涉及政府部门人员经费的各项支出,国家都有严格的政策规定,任何公共部门和个人都不能违背统一的政策规定。所以,人工成本控制的关键在于机构与编制控制。对于某一个部门来说, 尽管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各个部门都有提高级别、扩大编制、实现职能扩张的欲望,但必须从严控制机构与编制,提高机构与编制管理的法制水平。通过必要的法律或法规,从制度层面规范各类公共部门,从总量与结构层面上加强机构与编制管理。

(六)制定《政府绩效评价法》,实现政府部门绩效评价的制度化

开展政府绩效评价涉及到政府、政府部门和所有政府活动,必须依法进行。制定《政府绩效评价法》,通过立法确立政府绩效评价的法律地位和工作机制并规范评价工作的程序、方法、法律效力,以及相关责任等,使评价工作正常化、制度化,减少评价工作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推动政府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

(七)改进政府部门的会计报表

由于重新构建了经费支出账户体系,必然要对行政单位会计报表进行变革。首先,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总表、支出明细表三大报表都需作出补充和改进。资产负债表左侧资产部类中的支出类,原只有经费支出、拨出经费和结转自筹基建三个总账科目,重新构建经费支出账户体系后,编制结账前的资产负债表中的支出类至少存在12个总账科目。收入支出总表理所当然地要作出新的调整,使支出的信息更具体、更详实,更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鉴于经费支出业务的核心地位,在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总表、支出明细表的基础上增设一些新的会计报表,对政府部门经费支出作详尽披露。比如,对一些重点支出项目单独编制会计报表,像公车支出报表、人员经费支出明细表、会议费支出明细表等。

(八)补充与改进政府部门会计报表分析指标

政府经费 篇4

本文研究公共商品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及其对预算支出结构调整的政策含义。公共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会影响不同生产组织 (政府公共部门也是其中之一) 的相对效率。一旦决定了由政府供给一种商品或服务, 就需要在不同的生产组织中选择一种来实现这些供给, 而这种选择与政府规模是密切相关的, 但与政府的活动范围无关。一方面, 如果财政支出结构中基本公共服务和转移性支出的增长高于行政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的增长, 则可以看作是政府服务范围的扩大与政府规模相对稳定的组合情形, 这是公共财政出现的重要特征。这有赖于政府有效利用市场分工的能力——合约的选择和执行能力;另一方面, 政府提供的效用不可分性公共商品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存在内生的信息不对称性, 监督和控制政府滥用公共资金的力量失灵, 使得政府预算规模的扩大并没有直接用于改善民生方面,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政府项目消耗了公共资金而社会大众所获甚少。效用可分性公共商品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对个人的转移支付相关, 效用不可分性公共商品与政府购买性支出中项目支出相关, 投入品的不可分性内生地与政府规模正相关。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对不可分性投入品的预算经费控制, 是政府规模控制的关键, 这主要依靠对政府项目支出的控制来实现。

二、公共商品的不可分性与政府规模

1. 效用函数与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

对公共商品而言, 效用函数的不可分性就是共享的不可分性。我们首先从效用函数的可分性, 然后到不可分性来分别定义公共商品。可分性公共商品定义:, 其中为公共商品和服务的总量。为第个消费者对这种公共商品和服务的消费 (拥有) 数量之和;且公共商品在个人之间是可分的。有大量符合可分性生产函数的例子, 如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救治的病人、提供的自来水、回收的垃圾等。这些公共服务项目的效率界限是一条连续的线。

不可分性公共商品定义:其中, 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可以享受公共商品的总量, 且在个人之间是不可分的。不可分性公共商品的例子有很多, 如铁路、桥梁、公路、国防等, 这些项目的效率界限是离散的 (Baum et al.1978) 。

詹姆斯·M.布坎南 (James M.Buchanan, 1999) 研究了公共商品效用的不可分性与政治集团规模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 在政治集团的规模与产权结构是外生变量的情况下, 公共商品不可分程度是集团规模的增函数。

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是指生产过程中离散生产单位之间的生产不可分性。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报酬递增与交易费用的折中, 决定了公共商品有效率的生产应该是由外包还是由政府公共部门自己完成。张青、魏涛 (2008) 将杨小凯 (2003) 关于厂商规模与分工规模关系的论述, 推广到公共部门效率分析中, 提出了政府规模无关论, 这种分析是建立在合约经济学基础上的。

命题一:如果分工在政府部门内发展, 则平均部门规模和生产力会同时提高;如果分工在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之间发展, 则平均政府部门规模会下降, 而生产力和分工水平会提高, 公共支出的水平与政府规模是无关的。

政府部门可以被视为一种特别类型的合约——纳税人放弃一部分收入以交换公共服务。因此在市场的替代组织形式规模和分工规模之间就有明确的划分。就政府部门来说, 一方面, 政府部门规模的扩大仅仅意味着公共生产类型的合约增加了。由于这可以通过降低市场合约的数量来达到, 因而会导致政府部门规模的扩大, 但专业化分工的程度仍保持不变, 甚至下降。另一方面, 因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能挑选一些不同类型的合约来协调分工, 分工经济并不一定导致大的政府部门。分工的专业化程度并不与政府部门的规模直接相关, 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 政府部门决策者的理性化程度也至关重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构成经济组织合约关系的形式, 基本是由政府决定。首先, 要考虑选民的机会成本不同, 其次, 要考虑执政当局检查经济绩效的成本。在这些限制条件下, 政府最后可能提供公共商品基础促进经济活动 (道格拉斯C诺斯, 1992) 。公司与市场在组织分工中可以互相替代, 替代的程度依赖于劳动力要素的机会成本与企业家检查经济绩效的成本约束。政府部门与市场在组织分工中也可以互相替代, 替代的程度依赖于选民的机会成本和执政当局检查经济绩效的成本约束。

在公共商品的生产函数中, 政府部门消耗的成本与其提供的公共商品和服务水平是无关的。政府公共部门的“投入”与“产出”不能混淆, “养人”与“养事”也不是一回事。当公共商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可以是公共提供、私人生产时, 市场效率可以作为衡量政府部门效率的标准。

鲍尔莫 (Baumol William J., 1967) 提出, 如果政府提供的教育和警察保护等“物品”中有很多是服务的话, 则可以预期这些“物品”的价格相对上涨, 即需求的价格弹性是政府扩张的原因。他认为生产率的提高主要蕴含在资本设备的技术变化之中, 从而政府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与私人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同步。富克斯 (Fucks, V.R., 1968) 、罗斯和伯克黑德 (Ross, J.P.and J.Burkhead, 1974, Ch.6) 、戈洛普和乔根森 (Gollop, F.M.and D.W.Jorgenson, 1980) 的研究表明, 政府生产率滞后于私人部门的生产率, 且实际可能是零或负值。多纳胡 (Donahoue, 1989) 进行的多项研究显示, 同样是提供市政服务, 美国的公共单位所需要的成本就比私人机构高出很多。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 (2004) 对所有权结构差异导致效率差异的原因, 从委托——代理的角度进行了模型分析。丹尼斯·C﹒缪勒 (2002) 则批评鲍尔莫没有考虑到政府部门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巨大投入和办公设备方面的创新为其工作人员提供了可与私人部门相竞争的条件, 因而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分析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效率差异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根据本文的命题一,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为什么政府部门的效率与同样是以服务为主的金融和贸易领域无法抗衡?这是因为后者充分利用了专业化分工的优势, 通过合约结构的多样性和数量的密集性, 实现了行业的内生增长。

罗德里克 (Rodric, Dani, 1998) 认为贸易条件风险高的开放经济有大得多的政府消费支出, 是因为政府部门通过实施政府项目或者用干脆直接吸收劳动力的办法以削减就业风险。我们可以将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作为可分性公共商品, 而将政府消费作为公共部门的成本函数处理。如果政府规模无关论成立, 则相关的计量研究应该得出两类效应: (1) 相互影响项目 (OPEN TTRISK) 与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与政府消费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1) 这可以看作是政府规模不变与公共开支增长相容的情况; (2) 如果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以及政府消费同时与开放性/贸易条件风险相互影响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则证明这类国家的政府缺乏扩大失业救济金或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行政能力, 去抵消开放经济所带来的风险。这类国家的政府往往通过扩大公共部门的就业规模以削减整体就业风险。这可以看作是政府规模扩大与公共开支同时增长的情况。罗德里克 (Dani Rodric, 1998) 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 OECD发达国家具有上述第1类效应;而在某种约减的全样本中, 发展中国家具有上述第2类效应。见表1。

资料来源:Rodric, Dani (1998) , 表4和表6。注:第1、4和5栏中的方程省略了其他控制变量。第1栏中的自变量是1980—1989年间的平均值, 第2—5栏中的数字是1975—1984年间的平均值。括号里的数字是标准误差。*代表99%的显著水平。**代表95%的显著水平。***代表90%的显著水平。

罗德里克的经验研究表明, 政HhII府执行合约的能力与选择合约的能力同等重

要。市场分工为政府提供的合约选择空间并不会自动地成为政府的效率改进空间, 政府部门的政治意愿和行政能力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阻碍, 相当一部分集中在担心政府规模的过小会影响到政府职能的发挥和公共商品的供给。财政支出的所谓“瓦格纳法则”就是其理论投影, 凯恩斯主义更是将政府规模视为混合经济的基本特征。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 (1996) 指出, 瓦格纳将保护和一般行政性管理等支出类型看做是随人均GNP增长而增长是没有道理的。其实, 公共商品的供给与生产是两种有区别和联系的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 社会专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 将公共商品和服务按照竞争原则外包给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 可以大大降低政府部门“养人”的开支。在编制预算、评价公共支出的绩效时, 应着眼于考察:公共预算单位是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市场的专业化优势进行服务外包?自己提供公共服务的生产效率是否低于市场组织和其他非营利组织?部门的人员编制是否需要随着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的规模扩大而扩大?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是否也应随之上涨?如果始终局限在使用政府制定的各种静态“标准”去评估预算单位的财政供养规模是否合理, 而不是充分利用市场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巨大潜力, 就很难建立效率与效能相结合的服务型政府。美国联邦政府对公共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时, 广泛使用市场组织的效率指标作为参照系, 对我们改革和改进公共支出的绩效评价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不可分性与公共支出效率

曼瑟·奥尔森 (Olson, M., 1990) 在其“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观点的统一”的宏文中, 极富洞见地指出, 不可分性社会生产函数是一种检验空间极为有限的“少集” (scant set) , 就是这个集合可能只包含了一个元素, 通常是是政府部门活动的领域。由于公共政策的实施后果无法在实验室准确模拟出来, 政策的实践是一个包含多种因素的不可分的整体, 使得其中的因果关系变得模糊。由于无法通过推到重来的办法去比较和检验政策的绩效, 故此称为“少集”。

奥尔森认为, 只要存在下面两种情况之一, 不可分性就一定存在。

(1) 共享的公共商品。公共商品不可能被分割成一个个单位产品, 然后提供给部分消费者, 而不提供给其他消费者。所有人都必须分享相同的整个公共商品——这就是所谓共享的不可分性, 也就是效用函数的不可分性。

(2) 非竞争性的自然垄断领域。非竞争性是一个技术特征, 它意味着当某项资源的生产和消费仅仅包含固定成本而没有变动成本从而出现显著的报酬递增时, 该资源就是非竞争的。在帕累托效率的商品供应上, 向额外一个消费者提供一单位商品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或至少大大低于平均成本) 。在这些条件下, 任何公司只要其提供的商品数量接近帕累托效率供给量而又没有价格歧视的话, 这个公司都无法弥补自己的成本。如果该商品一定要提供的话, 也只能作为公共商品提供, 这就是生产函数 (投入品) 的不可分性。投入品的不可分性称之为整体的不可分性 (lumpy indivisibilities) 。

命题二: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政府生产时的信息损失要高于政府提供、私人生产时的损失, 投入品的不可分性与政府规模正相关。

我们首先考虑共享的不可分性的例子, 也就是说, 不能排除非购买者享用公共商品。在这样的情况下, 存在三种重要的信息损失或难题。

(1) 由于存在不可分性, 绩效检验必须是针对公共商品的整个群体, 因而代价高昂。因此, 公共商品, 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其他大型行政管理区所关心的公共商品, 构成了一个少集, 而不是多集。例如, 政府兴建的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会产生气候、地质、水文、生物多样性、文化遗产、移民等多方面的影响, 由于存在不可分性, 尽管有许多专业研究, 但仍未解决知识方面存在的差异。对工程负面影响存在争论, 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可分性使得相关生产函数变得模糊不清。不可分性公共商品很难拆分为预期收益和方差相同的分割单位, 因此, 它们只能被作为一个整体而非部分, 即整体收益和整体方差被接受或否决。换句话讲, 我们不能获得62%的收益和38%的方差。对这样的项目进行取舍时, 都存在意识形态的争议。当然, 只有在因果关系的实证信息不充分的时候, 关于什么起作用, 什么不起作用的意识形态才可能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2) 由于公共商品拥有共享的不可分性, 即无法被分成能够计数或直接度量的各个单位, 因此, 政府也无法直接度量产出的数量。即使可以度量, 由于消费者对公共商品的偏好没有显示出来, 这意味着产出的价值是未知的。因此, 政府通常无法知晓产出价值的变化情况, 这是因为价格机制无法产生作用。

(3) 由于共享的不可分性要求政府作为供应商必须拥有垄断地位, 至少在某个地区或群体有垄断地位, 因此, 除非蒂布特式的用脚投票成本非常低, 社会大众是不知道其他供应商能够以什么样的质量和价格提供同样的产出。这说明, 即使当前政府的生产函数和居民对政府产出的评价是可知的, 对于可能做得更好的、可替代的其他政府或行政体系的生产函数和产出价值仍然无法知晓, 从而失去可比较的客观依据。

我们再考察生产函数不可分的情形。不可分性生产函数下的公共支出效率信息的缺失和困难是内生于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弥补企业的缺位所带来的。公共提供、私人生产时所遇到的信息困难比起只有政府才能执行的活动——公共提供、公共生产时所遇到的信息问题要轻一些。安德烈·施莱弗、罗伯特·维什尼 (2004) 认为政治家的代理问题是公共企业无效率的主要原因。根据命题二, 我们可以推断公共部门代理人有激励尽量选择信息缺失较大的生产类型, 从而会出现政府提供的公共商品规模不变, 而政府规模却扩大的情况。

对于效用可分的标准化商品, 通过竞争性政府采购投标可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但兴建各类复杂工程, 由于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的不可分性, 无论是采用直接投资还是竞标制, 都很难判定其成本收益。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带来了投入成本的不确定性。投入成本的不确定性在政府项目和工程中是无所不在的, 这是导致“钓鱼项目”泛滥和政府预算失控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可分性效用函数与公共支出的配置效率有关, 与政府规模无关。不可分性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则与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损失以及政府规模扩张有关。提高政府支出的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 要求从制度上保证公民对政府支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离开这一点, 只从技术上、指标上研究如何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是无法奏效的。

政府经费 篇5

[导读]省政府办公厅近日下发关于深入推进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各市（州）、县（市、区）2014年要全部公开政府预决算和部门预决算

记者昨悉，省政府办公厅近日下发关于深入推进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各市（州）、县（市、区）2014年要全部公开政府预决算和部门预决算，2015年之前县级以上“三公”经费全部公开。

通知要求，政府预决算公开的时限为本级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批准后20个工作日内。市（州）、县（市、区）本级各预算单位部门预算公开的时限为每年3月31日前，部门决算公开的时限为每年10月31日前。各部门“三公”经费预决算应随同部门预决算一并公开。

预决算公开应以政府或部门门户网站为主要形式，保持长期公开状态，方便社会公众查询监督。“三公”经费预算公开，不仅要公布经费预算总额，还要公布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和因公出国单项费用情况。

从专项经费管理看我国的政府采购 篇6

一、专项经费管理与政府采购中的专项经费管理的现状

1、专项经费管理的内涵

政府采购专项经费由集中采购机构业务经费、集中采购机构工作考核及创新奖励经费、政府采购工作发展经费三部分组成。集中采购机构业务经费是依照“谁委托谁付费”的原则, 由每年财政预算统筹安排的省级政府集中采购机构的业务经费;集中采购机构工作考核及创新奖励经费是指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集中采购机构进行监督考核后, 对考核情况优秀, 工作成绩突出且有创新的给予资金奖励;

政府采购工作发展经费是指为推动政府采购工作的创新发展而开展的专项研究、课题计划及相关工作等所需要的资金。在日常中我们所说的专项经费的管理大多是指集中采购机构业务经费。由于专项项目的设备采购要通过政府采购, 所以纵观我国政府的专项经费管理, 发现政府机构目前在专项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中存在着一些问题:

2、政府采购中的专项经费管理的现状

(1) 专项经费的预算与政府采购的实际情况不符。采购预测不准导致项目设备难以满足生产要求或超出预算、供应商供货不及时, 提供货物不符合合同要求、供应商之间存在不诚实甚至违法行为等都会造成采购的实际情况与专项经费的预算不符。除此之外, 政府采购对专项项目设备的摸底不清, 也会影响其对项目资金需求量的判断。同时有的政府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部分项目的专款结余, 而有点项目的专款又不足, 但各专项项目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 结余专款不转入不足专款所带来的后果是财务核算工作极为被动, 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预算与实际的差距过大。

(2) 专项经费使用效率不高, 存在挤占、挪用等现象。专项经费的管理就是为了减少政府采购风险, 但在实际工作中, 专项经费的使用效率不高, 存在着挤占或挪用的现象, 这是由于:政府采购个别领导为了提高职工福利待遇, 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 设立各种名目, 有意挤占挪用专项经费。政府采购在核拨或增加专项经费时不深入调研和预算, 使得下拨过多的经费, 导致专项经费无法按要求使用完毕而造成了挤占的现象。

二、政府采购现状

借由专项经费的现状, 我们可看到我国自2003年政府采购法颁布实施以来, 我国依法采购的水平迅速提高, 开创了政府采购工作的新局面, 使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站到了一个新起点上, 其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现在: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幅度提高;法律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同时政府采购管采分离成效显著, 管理体制初步建立;政策采购政策功能的实施初步实现了由单一管理目标向政策目标的转变。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已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果较于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仍然存在方方面面这样那样的问题。

1、对政府采购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偏差

一方面由于政府采购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 部分地区和单位对实行政府采购, 目的只是节约资金。对规范财政支出管理的必要性认识不到位, 把政府采购仅仅当作采购方式的转变, 没有认识到政府采购支付改革多层次的意义, 或者简单地认为财政统管政府采购是新形势的供给制。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采购对财政资金管理由价值形态延伸至实物形态, 触动了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切身利益, 也有部分人甚至认为实行政府采购是从小腐败变为大腐败, 由分散腐败变集中腐败。因此部分地方和部门对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认识不到位, 存有抵触情绪, 有的甚至规避和干预政府采购活动。同时, 政府采购工作者往往固守于原则规定而显得拘谨保守, 在思想解放程度、工作效率、创新举措、优质服务等方面存在较明显的不适应之处。

2、政府采购制度建设的不健全

虽然目前政府采购已经基本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但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管理、法律体系和制度框架, 存在的问题还很多。我国政府采购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政府采购运行机构职能作用尚待加强。有的管理机构自行组织采购活动, 或者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商业决策;有的执行机构承担了一些管理职能。政府采购机构的职能定位不清, 影响了政府采购的成效, 也使本来就心存疑虑的人们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其次, 政府采购运行机构的管理职能仍然不强。目前政府采购机构只是发挥了其组织职能, 管理职能并未充分发挥出来。最后, 当前政府采购机构和财政预算、行财等业务部门还没有形成流畅的协作机制, 而预算及业务部门对政府采购机制了解还不多, 政府采购机构又无权去参与使用单位预算项目的审批, 因而很容易产生一些新的矛盾。

3、政府采购执行过程存在偏差

目前政府采购操作环节不规范, 比如采购方式选择随意性大。在采购方式的选择上存在着把关不严, 放宽标准, 采购单位逃避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的现象较为普遍。而有些采购程序不严密。在采购活动中较为普遍的程序问题有:擅自简化采购程序, 缩短采购周期, 不按规定发布采购信息, 搞地区保护和行业封锁。

三、完善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建议

虽然我国实施政府采购法后每年的财政资金节约率为1 0%,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我们仍要正视我国政府采购起步晚等现实, 并结合我国特有的现实国情, 以完善自身的各种缺陷, 以期望能更好地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贡献。

1、加强政府采购工作在意识形态上的宣传

一方面要通过政府、社会媒体等多种途径宣传政府采购。使广大公众和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主体深刻理会政府采购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采购在调控经济方面作用的认识。还要加强政府采购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领域, 使其树立正确的观念意识, 从思想上摆正对待政府采购的工作态度, 进而使政府采购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得到提高。这就要求工作人员要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观念, 树立服务意识;也要意识到提高财政资金效益是实施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但同时好兼顾工作效率;最重要是要学法、懂法、守法, 坚持依法行政, 要学会使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管理政府采购活动。

2、建立健全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原则

政府采购制度的优点能否体现出来, 最终取决于制度建设。但在构造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时, 也要注意到以下的一些原则:

(1) 公正、公平、公开相结合的原则。提倡有效竞争, 提倡公平交易, 维持政府信誉。

(2) 效益和效率原则。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共支出的使用效益, 做到物有所值, 实现货币效益最大化;要提高政府采购过程中的效率。

(3) 我国基本国情与国际惯例并重原则。要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 具有可操作性, 同时又要与遵循国际惯例相结合。

(4) 效率优先、管理科学的原则。依计划进行采购, 对采购的物资和服务通过制定标准来加以控制, 可以有效地提高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 减低采购成本, 避免盲目采购。

3、强化政府采购制度, 保障政府采购的执行过程

一方面, 要加强政府采购队伍建设。政府采购的具体工作应由专业化的人员负责执行, 政府采购人员素质的高低, 直接影响到采购工作是否公平、公正, 这实际上是代表政府的形象问题。因此, 政府采购队伍的建设必须坚持一手抓整治思想建设, 一手抓业务建设。另一方面, 要建立全方位的管理监督体系, 首先要通过改善政府支出预算管理方式, 加强财政监督;其次要逐步形成以财政部为主, 纪检监察、审计及其他有关部门共同配合的监督机制;最后要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开辟社会监督渠道, 如公布投诉、举报电话等, 发挥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3年1月1日起实行

[2]、徐舟, 浅谈工程采购项目管理, 中国政府采购, 2006, (10)

[3]、姜美娟, 政府采购资金使用效率评价[J], 政府采购, 2004 (10)

政府经费 篇7

1 美国警察院校经费保障情况

截至2009年，美国约有1.8万个警察机构，92万名警察。从级别上看，美国警察分联邦警察、州警察、地方警察三级警察。美国警察原来是按照英国警察模式建立起来的。但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变化，迄今美国的警察体制是世界上最复杂、最独特的一种警察体制。

美国警察教育有两个体系，一是警察系统的职业培训。在警察系统举办的培训学院或培训中心进行;二是普通大学举办的有关警察的，提供2年或4年的学历教育。在形式上，是两个独立的教育系统，某种情况下，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教育阶段。例如，从普通大学获得警察专业学位的毕业生并不具有警察资格，招录考试合格后成为警察，必须接受警察岗前职业培训才能正式上岗。

1.1 职业培训的警察学院(培训中心)及经费保障

美国警察职业教育训练可分为职前教育训练、在职提高教育训练和联邦调查学院的在职培训(升职教育等)。20世纪初，在美国掀起一场警察专业化的运动，随后各州、各市相继建立警察学校或警察培训中心。

(1)各州或市县警察机关设置警察学院或培训中心。主要负责警察的职业教育。它是警察局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属警察局领导。美国各州或市县警察学院(培训中心)的经费由所在地政府拨款，相当一部分地方警察局也从罚没款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教育训练。

美国的警察学院(培训中心)经费使用与管理也完全由各州或市县的警察机关负责，不受教育部门的领导和约束。

(2)联邦调查局高级警官学院和联邦执法训练中心。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FBI)在华盛顿设立一所高级警官学院(the F.B.I.Nationalacademy)，学院任务是为联邦调查局培训各种专门人才和各地警察机构的中高级警官。在这里受训全部免费。FBI还在美国各地设立有59个分局和449个地方办事处，也代为承担培训地方警察的任务。

美国联邦执法训练中心隶属于财政部，是一个跨部门的联邦执法人员的培训机构，为司法部、财政部、内政部等联邦执法机构及地方执法部门培训人员。联邦调查局高级警官学院和联邦执法训练中心的培训经费由美国联邦财政支付。

以2005年财政年度美国各地警察学院新警入职培训经费保障为例，美国各级政府部门为新警入职平均总支出为一百三十万美元，为每个完成入职培训的新警身上的平均支出为16000美元，支付给全职教官的年薪为平均为32000美元。这些经费有一半的警察学院(51%)受来自州政府(54%)和当地政府(44%)的拨款，52%的警察学院收取学员的住宿费，还有34%的警察学院向学生收取相关设施、资源和设备的使用费用，33%的警察学院还接受来自执法部门对新警的赞助费用，五分之一的警察学院接受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基金捐助。

1.2 普通大学警察的学历教育及经费保障

在美国，警察体制内没有学历教育，教育体制内也没有一所专门承担警察学历教育的，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是警员获得学历的主要形式。因此，美国警察学历教育主要分布于普通高校的刑事司法学院及相关院系。

(1)大学学历教育。在普通大学设立有关警察的系部或学院，名称分别是刑事司法学院、犯罪学院、警政学院、FIFA学院、行政管理学院、公共安全学院等，主要提供2年或4年的警察学历教育。学生缴纳学费，国家财政投入参照普通高校拨款。

(2)研究生学历教育。全美有些大学中的系、学院或研究所，为司法人员开设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大学毕业后再经过2年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合格获得硕士学位，再经过3～6年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合格后获得博士学位。具有警察学历者并非可以直接从事警察工作，还必须参加招募考试。录用后，经过专门培训才能进入警察队伍。

(3)经费保障依据。美国各州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模式不完全相同，美国联邦法律未对各州教育经费拨款模式做一致性要求，但对拨款的投入依据、拨款模式因素要求必须经过各州法定程序批准，如部分州公立高校采用生均标准定额进行拨款，部分州采用成本结构的拨款模式，还有部分州依据绩效评价进行拨款，如田纳西州。

1.3 国家财政专项投入支持

(1)由于司法部执法支援局(LEAA)的支持，美国警察教育得到蓬勃发展，警察素质提高不少。有了LEEP的补助经费后，各州及各大城市的警察学校或培训中心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在普通大学开设的有关警察的课程或开班有关警察的院系，例如，警察科学、刑事司法、犯罪学院、执法学院等，据国际警察协会(IACP)的调查，有这类专科学计1198所，大学589所，硕士研究生院24所。联邦政府拨专款资助警察人员的教育和训练，1970—1979年的十年间，共资助60亿美元。

(2)美国政府通过“法教育执行计划”支持普通高校举办警察学历教育，至1989年止，有1221所专科、589所大学提供警察学术教育，另有123个研究所培养硕士、12个研究所培养博士。

(3)美国高等教育投入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其中，政府的经费投入仍承担着主体性作用。美国政府的教育投入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7%以上。财政拨款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美国公立高等学校经费来源比较多，但仍以国家投入为主，达到51%以上;其中州政府所占份额最大，达到40%以上，联邦政府的投入超过10%，高校自筹经费在50%以下。

2 我国公安院校(培训中心)政府投入情况

为适应公安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要求，提升公安院校(培训中心)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当前社会治安形势和警察培训形势的发展需要，公安部等部委陆续出台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条令》《关于公安院校公安专业人才招录培养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对警察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予以充分保障。

2.1 公安学历教育政府投入

我国的警察教育培训是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由公安部门和教育部门双重领导。目前，我国警察学历教育由公安部直属三所高校和各省所属的院校承担。这种教育体制首先要按照教育主管部门规定招生录取。经费保障主要根据教育部门确定的学生人数和生均综合定额拨款确定。

(1)公安部直属三个院校。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和铁道警察学院。它们主要职责是完成全日制统一招生的专科学历、本科学历、硕士研究生学历和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学历教育按教育部门统招名额限额招生，严格控制招生人数。中央政府对高校财政主要投入根据招生人数，按生均综合定额标准拨款，标准参照其他部属中央高校生均综合定额。

(2)地方省属公安院校。全国各省办有省属公安院校，包括中专学历、大专学历、本科学历和研究生学历教育。省级政府主要拨款结合本省财力状况，根据学生人数，参照省属同等院校生均综合定额拨款。

(3)经费保障依据。从2002年开始至今，财政部对中央直属高校的预算核定模式改革基本支出预算加项目支出预算。基本支出主要为保障教学正常运转，完成教学日常工作任务，用于人员经费支出和日常共用经费支出的生均综合定额拨款，是政府的重要的投入形式;项目支出预算是为完成其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拨付的专项资金。

2.2 职业培训的公安院校(培训中心)

(1)公安部直属院校及各省公安院校。公安部直属院校及各省公安院校除承担学历教育外，还承担大量的职业培训的任务。我国公安院校强化围绕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引领实战教育教学能力。公安部直属院校主要培训任务来自公安部及其所属司局组织委托的业务培训，以及部分省市非计划内的临时任务培训;各省公安院校主要负责公安厅计划内业务培训(如新录民警初任培训、司晋督警衔培训和领导干部首任培训等)、及公安厅委托的计划外岗位业务培训、非计划内的临时任务培训等。这些培训的经费保障全部按照“谁培训谁负责”原则，即公安部、省公安厅组织或委托的培训，培训经费由公安部及省公安厅负责保障，市县公安机关组织的培训，则由受训民警所在单位负责承担相关经费。

(2)各市警察培训学校或培训中心。为适应当前社会治安形势和警察培训形势的发展需要，按照《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条令》规定培训警察的需要，各市一般建有警察培训学校或培训中心。从近年各地培训情况来看，各地的培训经费保障差异较大。一方面，从实战部门角度看，全面落实培训经费保障比例的不多，有的地市甚至培训经费为零。另一方面培训经费保障情况极不稳定，有的地方今年经费情况良好，而明年的经费情况却很差;今年的经费情况不好，而明年的经费情况却明显好转。政府投入培训经费问题上存在一个共性问题:经费额度不稳定，渠道不固定，无制度上的保障。

(3)公安部高级警官学院和公安部人民警察干部学校。公安部高级警官学院专司培训全国高级警官，主要是培训全国一级警督晋升三级警监学员。公安部人民警察干部学校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是同一个单位，职责专司培养全国的警察培训。公安部高级警官学院和公安部人民警察干部学校都直属公安部，经费由中央财政保障。

3 中美警察院校(培训中心)政府投入比较及启示

中美两国在教育体制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在美国，警察职业教育发达，并与警察学历教育相对独立，界限较为分明。我国警察职业教育发展相对缓慢，还未能成为独立的教育体系，基本依托公安院校的学历教育。美国十分重视警察培训经费保障，对我国警察培训有启示作用。

3.1 完善政府投入法制建设，为提高高校财政收入提供法律保障

在美国，教育拨款的目的、申请、分配方法与管理等，都通过法律确定下来，法律手段不仅有利于明确政府和高校之间的权限，也有利于拨款的规范操作。针对目前我国教育法制体系不健全的实际情况，应积极借鉴美国经验，加快高校财政投入的制度化建设和法制化建设，加快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立法进程，在具体立法和执法方面应明确全国人大对财政资金的分配权;明确各级政府财政分担的责任、比例以及相关的约束条款，从而为高校财政投入管理工作提供法律保障。

3.2 整合资源，降低教育成本，减少政府投入压力

美国警察培养将学历教育和职业训练分属不同的教育机构实施的经验值得借鉴。学历教育在普通大学进行，职业训练在警察系统举办的培训学院或中心实施。在我国，尽管政府大力提倡资源共享，《高等教育法》中也有相关条款，但大部分高校多年来所形成的“为我所有”的资源占有观和使用观，再加上没有具体措施作保证，使得高等教育资源在宏观层面上的共享难以实现。

(1)借鉴美国经验，综合大学办公安专业学历教育。美国警察培养将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分属不同教育机构实施的经验值得借鉴。中国公安院校都比较小，生均成本高，办学规模不经济。美国普通大学历史悠久，大学资源共享，实现规模经济。我国综合大学规模大，举办警察专业，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提高办学效益。

(2)合并同类警察院校(培训中心)，实现资源共享，体现规模经济。目前，我国是教育部等行业部委所属高校和地方所属高校二大块的格局。高校体制既要相对稳定，又要及时调整，以促进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适应社会的需要。打破中央与地方条块分割，分别办学格局，院校合并，实现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目的。

第一种情况，同类公安高校合并。例如，某省省会城市有两所公安院校，两校学生规模都不足6000人，管理机构样样俱全，办学成本较高。如果淡化了单一的隶属关系，打破条块分割实施合并，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满足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央与地方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整合和资源共享。

第二种情况，建立跨行业的参照FBI学院办学模式，整合培训教育资源。公安、司法、国安、海关、财政、税务等行业设有培训中心。一些培训中心利用率低，培训规模不大，从节约资源角度看，培训中心合并，办学的平均成本和班级成本都会减少，合并的规模效益明显，实现规模经济，符合教育培训发展一般规律。

3.3 寻求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平衡点，减轻政府投入

美国高等司法教育教授杰斯.梅翰博士认为，在美国的警察教育是“大学着重学理论，警察学校学操作技能，美国还没有找出大学教育和警察专业教育的平衡点。如果把学习理论和进行技能训练的两个学校的教育合并到一个学校的教育进行一次性教育，在资源上是很大的节约”。我国警察教育培训实行的是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相结合的模式，是资源“节约”的教育模式。我国培养模式实施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岗位技能培训“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岗位技能培训在大学四年完成。二学位警察学历教育国家多承担两年的教育投入。我国警察应充分借鉴美国经验，解决普通大学毕业生文化基础一般都比警察院校的毕业生强，在考试竞争中警察院校的毕业生处于劣势地位。在我国警察职业教育不发达的情况下，寻找警察训练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平衡点，学历教育结合警务技能培训符合人才规格，节省政府投入，提高训练水平，既节约时间精力，又节省教育训练经费。

3.4 政府加大专项投入

参考美国司法部执法支援局(LEAA)的经费支持;美国政府通过“法教育执行计划”支持普通高校举办高等警察教育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美国警察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我国1993年开始实施的“211工程”和1998年启动的“985工程”建设，增强了所建高等学校的整体实力。中央政府巨额专项投入并没有惠及公安院校。建议在中央财政允许情况下，我国加大公安教育投入，不仅为公安高校创建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特色重点学科项目以及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提供资金支持，还能引导中央高校加快推进世界一流警察大学和一流警察学科建设以及特色发展，提高办学质量和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高文兵,郝书辰.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协调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顾钧,顾俊.美国警察入职教育与培训的启示[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3(3).

[3]王大伟.中国公安教育的特色与定位——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考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

政府经费 篇8

关键词：科技活动经费,杠杆效应,挤出效应

一、引 言

高水平的科技投入强度是一个国家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在国际上, 公认的标准是主要用科技投入费用的比重 (R&D投入 /GDP) 来衡量一国的科技投入强度[1]。政府科技投入是我国科技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科技投入不仅是为了引导私人投资, 促进经济增长, 更主要的目的是弥补市场对科学和社会公益技术投资的失灵, 实现公共价值[2]。在此情况下, 政府通过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弥补市场失灵成为各国各地的普遍做法。数据显示, 我国财政科技支出持续攀升, 从2003年的975.54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4452.63亿元, 年均增长达到35.64%①。那么, 我国政府不断加大的科技投入是否弥补了市场失灵, 带动更多的企业科技投入, 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呢?

现有文献在有关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科技投入影响的研究中, 主要形成三种结果:一是政府科技投入能促进企业科技投入。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科技投入主要存在杠杆效应、挤出效应和外溢效应三方面的效应, 其中杠杆效应和溢出效应是主要的[3], 政府的资助更有利于激励企业用自有资金进行研发投入[4]。其中, 孙维峰 (2012) 认为这种激励效应随着政府投入强度的提高而递减[5], 而廖信林等 (2013) 则认为这一杠杆效应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提升而不断增强[6]。二是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投入具有挤出效应, 而政府对科研机构的资助对企业具有促进作用, 总体而言, 政府投入的杠杆作用要大于挤出效应[7,8]。三是政府的科技投入对企业具有长期的挤出效应。其中, 肖丁丁等 (2013) 认为从全国范围来看, 政府资助企业对其R&D支出存在长期的挤出效应, 但挤出效果逐渐减少;在东部地区, 政府资助企业对企业R&D支出则产生积极的杠杆效应;在中部地区对企业的研发资助存在挤出效应;在西部地区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R&D支出同时存在挤出与杠杆效应[9]。

R&D经费是技术创新原动力的R&D活动赖以进行的重要资源, 以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运用R&D经费投入的数据对政府与企业R&D投入的关系进行研究, 而R&D活动只是科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活动划分为R&D、科技教育与培训、科技服务三个组成部分[10], ) 运用R&D经费的数据来论证政府资金对企业资金的关系并不能全面反映在科技活动中政府资金对企业资金的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 本文对科技活动经费 (包括对R&D的投入、对科技教育与培训的投入、科学技术服务过程中的技术开发投入、对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的投入以及与科技活动有关的其他投入) 筹集中政府资金对企业资金的影响进行论证, 试图能更全面地反映出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科技投入的影响。

二、数据与模型

本文采用2002~2011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作分析, 所有数据来源于2003~201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由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从2009年开始不再按资金来源报告各省市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 为保证分析的效果, 本文采用2002~2008年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和2009-2011年R&D经费内部支出额的数据作分析。

我国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来源主要包括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三部分, 本文主要对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投入的关系进行论证。为了能进一步分析地区宏观经济对企业资金投入的影响, 在模型中增加工业化阶段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在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划分上, 本文在参考陈佳贵等 (2006) 对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11]的基础上将中国各省份划分为3个梯队 (结果见表1所示) 。

本文借鉴廖信林等 (2013) 的研究设计, 设置三个工业化阶段虚拟变量如下:

为了避免出现“虚拟变量陷阱”, 本文只将D2i和D3i两个虚拟变量以乘法方式放入模型 (1) 中, 而作为D1i基础类别。

综上, 本文构建线性模型 (1) 如下:

其中, Yit表示省份i在t年度的企业资金额, Xit表示省份i在t年度的政府资金额; βi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参数, 其符号为正时, 表示两变量间具有杠杆效应, 为负则表示挤出效应; αi表示个体不可观测效应, 用来表示不同省份的异质性, μit为随机误差项。

三、计量模型估计与实证分析

(一)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针对面板数据, 通常有LLC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Hadri检验以及Breitung检验方法。其中LLC、IPS、Fisher-ADF和Breitung检验的原假设均为含有单位根, Hadri检验原假设为不含有单位根。本文运用Eviews6.0分别对面板数据lnX、lnY进行检验, 表2给出三种检验方法的结果。lnX、lnY的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说明lnX、lnY序列都存在单位根。

注:*** 表示参数估计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在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是参数显著性检验的伴随概率。

本文采用被广泛应用的Kao面板协整检验方法进行检验。Kao检验对应的原假设是: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得到的ADF值为 -3.3367, 伴随概率P值为0.0004, 显著拒绝原假设, 说明企业资金与政府资金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 能够有效避免虚假回归问题。

(二) .实证结果分析

在进行模型估计前, 应进行模型的设定和检验。本文用Hausman检验与是否相关。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是随机影响模型中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如果不存在相关性, 则可将模型设定为随机模型。本文使用Eviews6.0估计及检验, 得到Hausman检验统计量值为38.1651, 伴随概率p值为0.0000。p值小于0.05, 所以显著拒绝原假设, 本文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面板模型包括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 本文运用E- views6.0估计及检验确定lnY与lnX之间应建立变截距模型。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注:所有参数估计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表3所示的回归结果看, 模型 (1) 拟合效果很好 (判定系数接近于1) , 所构建的模型能够充分解释被解释变量所包含的信息。

1. 在科技经费中政府资金对企业资金投入存在杠杆效应。表3所示结果显示, 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中, 政府资金对企业资金有较强的正向影响, 这一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科技投入存在杠杆效应, 其弹性系数为0.6001, 即政府资金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 能够促进企业资金投入增加0.6001个单位。进一步分析, 政府资金对企业资金虽然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政府资金每增加1个单位仅使企业追加资金支出0.6001个单位, 企业资金增加的单位数小于政府资金, 这说明政府资金发挥的杠杆效应仍比较小。本文的分析结果与杨洵和师萍 (2006) 、肖丁丁等 (2013) 的结论不同。其中, 杨洵和师萍 (2006) 认为政府对企业研发进行直接资助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 弹性系数为 -0.043;肖丁丁等 (2013) 指出府资助企业对其R&D支出存在长期的挤出效应。本文的结果不同于以上学者的原因可能是所作分析的数据不同, 以上学者采用的是企业R&D经费的数据, 而本文运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理由是, 企业R&D经费反映的是企业研发情况, 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 试验发展阶段的技术外溢性最强, 企业会通过这种“技术外溢”中获得收益, 从而减少其相应的研发支出[7]。科技活动经费反映的是科技活动整体情况, 在科技创新中, 科技教育与培训、科学技术服务过程中的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的外溢性相对较弱, 企业通过外溢效应获得的收益相对较少, 因此企业愿意投入资金改善人才培训、技术开发以及成果转化等方面。

2.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 政府资金对企业资金的促进效果逐渐减弱。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 在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中, 政府资金对企业资金的影响差异比较显著。在工业化初期阶段, 中国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对企业科技经费投入的影响程度为1.4306, 即政府科技经费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 能够促使企业科技经费投入增加1.4306;在工业化中期阶段, 影响程度为1.2135, 即政府科技经费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 能够促使企业科技经费投入增加1.2135;在工业化后期阶段, 影响程度为0.6001, 即政府科技经费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 能够促使企业科技经费投入增加0.6001, 虽表现为杠杆效应, 但影响程度较小。可见, 按照目前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分布情况, 政府科技经费投入的效果仍表现为杠杆效应, 但政府科技经费投入对企业科技经费投入的杠杆效应随着经济发达程度提升而减弱, 这与廖信林等 (2013) 的研究结果不同。廖信林等 (2013) 运用R&D数据对政府对企业的R&D资助对企业自身R&D投入的影响进行分析, 得出的结果是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三 个阶段的 影响系数 分别是1.7340、2.5190、6.8730, 这一杠杆效应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提升而不断增强。本文研究结果与廖信林等 (2013) 的不同, 原因可能是本文运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的数据进行研究。科技活动经费包含R&D、科技教育与培训、科学技术服务过程中的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以及与科技活动有关的经费, 政府对企业的R&D资助对企业自身R&D投入会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提升而不断增强 (受市场竞争效应、预期效应、重叠效应与创新环境改善效应、风险分担效应等影响[6]) , 但政府资金在科技教育与培训、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等方面的投入对企业资金投入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提升而不断减弱。总体而言, 政府资金投入对资金投入的杠杆效应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提升而减弱。

根据以上结论, 在科技活动经费中政府资金对企业资金投入存在杠杆效应。在工业化初期, 政策工具对企业科技投入的影响较大, 可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政府应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尤其要加大对科技教育与培训、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等方面的投入, 引导企业提高科技经费投入, 以建设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 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而在工业化后期, 政策工具对企业科技投入的影响较小, 在经济发达地区, 政府应重点加大对企业R&D的投入, 适度对创新基础设施、创新环境以及科技服务等方面进行投入。

四、结论与建议

(一) 在科技经费投入中政府资金投入对企业 资金投入存在杠杆效应

在科技投入中, 应坚持政府科技投入为主导, 充分发挥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科技投入的杠杆作用。随着全球竞争加剧, 各国政府都认识到科技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 投入的科技经费也越来越多。我国目前的科技投入强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从R&D活动经费进行国际比较, 2010年日本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26%, 德国为2.82%, 而我国仅有1.77%①。从增长速度上看, 我国的科技经费支出额以年均35.64% 的速度增长, 远远超过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增长率水平, 但是我国政府科技投入的绝对规模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 需要各级政府, 特别是中央政府继续加大科技投入, 强化财政科技投资。

(二) 在科技投入中政府资金对企业资金的杠 杆效应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提升而不断减弱

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三个阶段, 政府资金对企业资金投入的影响分别是1.4306、1.2135、0.6001。因此, 不同省份或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应根据本地区工业化发展阶段测算政府资金的投入比例和结构。处于工业化初期的省市, 政府资金应投入科技创新环境、创新基础设施以及创新服务的建设中, 提高科技教育与培训、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水平, 通过建设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以促进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省市, 政府在加大投入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同时, 应加强对企业R&D活动的支出, 综合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处于工业化后期的省市, 政府应加大对企业R&D的投入, 进一步强化企业的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王书玲, 赵立雨.政府科技投入的国际比较及目标强度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9) .

[2]孙玉涛, 刘凤朝.双重价值导向的政府科技投入绩效评价[J].科学学研究, 2011, (2) .

[3]赵付民, 苏盛安, 邹珊刚.我国政府科技投入对大中型工业企业R&D投入的影响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6, (2) .

[4]徐晓雯.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科技投入的政策效研究——基于国家创新体系视角[J].财政研究, 2010, (10) .

[5]孙维峰.政府R&D支出对企业R&D支出的影响[J].科技和产业, 2012, (10) .

[6]廖信林, 顾炜宇, 王立勇.政府R&D资助效果、影响因素与资助对象选择——基于促进企业R&D投入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 2013, (11) .

[7]许治, 师萍.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R&D支出影响的实证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5, (3) .

[8]杨洵, 师萍.中国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J].云南社会科学, 2006, (1) .

[9]肖丁丁, 朱桂龙, 王静.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R&D支出影响的再审视[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3, (6) .

[10]吕力之.科技指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EB/OL].中国科技统计网, http://www.sts.org.cn/fxyj/zbtx/documents/kjzbhg.htm, 2014-01-06.

政府经费 篇9

一、企业政府补助的含义

政府补助即企业从政府中无偿获取到的各类货币性与非货币性资产, 该种资产中不包括企业投入的成本, 政府补偿与政府投资不同, 前者是无偿的, 后者是有偿的, 政府补助属于货币性资产的, 需要根据金额进行计算, 而非货币性资产的政府补偿, 则需要根据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如果无法取得公允价值, 就需要根据名义金额进行计算。

政府补助的原则是权责发生制度, 并非收复实现制, 企业受到的补助无法作为结论性依据, 证明其满足政府补助条件。补款收取的方式也不会影响企业的会计处理模式, 但是, 在科研经费已经产生之后, 企业就需要额外计算该笔费用, 可以说, 会计处理准确性尤为重要。

二、新旧会计准则中关于政府补助规定的不同

(一) 统一了会计处理方式

在旧的会计制度之中, 可以采用收益法与资本法两种方式来处理政府补助, 其中, 收益法就是将相关的补助纳入递延收益或者当期收益中;资本法就是将政府补助纳入到所有者权益之中。

对于收益法, 旧会计准则中可以分为净额法与总额法两种类型, 净额法就是将政府予以企业的补助确定为资产账面余额与补偿费用差额;总额法即将政府予以企业的补助作为全额收益, 并非将其纳入资产账面余额范畴中。

而新会计准则中对于会计处理方式有了明确的规定, 要求企业采用总额法来处理政府补助, 将补助纳入到企业收益范畴中。

(二) 影响了企业的财务情况

新会计准则对于政府补助的核算方法与核算内容有明确的规定, 要求企业将从政府中获取的补助纳入递延收益范畴中, 且将这些资金计算到企业资本公积项目之中, 这就有效改变了企业的传统权益结构, 提升企业的收益水平。

(三) 明确了企业政府补助的类型

以往会计制度中规定, 对于企业政府补助需要纳入专项应付款项之中, 在完工之后, 对于未形成资产的补助进行核销, 对于形成资产的补助则转入资本公积名下。

新会计制度中规定, 企业首先要明确这些资产究竟是政府投资还是政府补助, 如果为政府补助, 则计入递延收益或者当期收益中, 如果属于政府投资, 则需要采用专项应付款的方式来核算, 对于不属于长期资产的部分进行核销, 属于长期资产的部分计入到资本公积中。

三、企业中科研经费核算特征分析

科研经费是企业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企业经费相比, 科研经费有特殊的性质, 这就给会计核算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科研经费的核算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专业性强, 管理模式不同

企业科研项目都有着极强的专业性, 政府补助的科研经费是多种多样的, 分类项目也非常细致, 政府对于大部分科研捐款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费用支付范围也是不同的。为了保障补助核算的准确性, 财务人员要熟悉各类文件, 确定好相关的走账方式, 看项目支出是否与预算相符。

(二) 参考文献少, 针对性不足

目前, 我国关于政府补助的学术研究大多并非针对企业, 知识企业政府补助科研经费的核算缺乏科学的参考依据, 也给核算工作带来一些难度。举例来说, 《新企业会计准则》关于经费的支出仅仅集中在成本费用上, 并未规定是纳入费用的范畴还是成本的范畴, 缺乏完善的规定, 相关资料的查找也非常困难。

(三) 会计人员不熟悉科研经费的处理方式

企业科研经费相关的准则并不常用, 很多会计人员都不熟悉相关的处理准则, 而大多数企业的科研经费较少, 甚至没有科研经费, 也并不注重对会计人员的培训, 他们往往需要在实践中学习, 这无疑给会计知识的处理带来了新的困难。而大多数拨款支出与企业的记录并不符合, 需要会计人员重新核算辅助账, 这不仅增加了会计人员的工作压力, 也不便于成本的核算。

四、现阶段下企业政府补助中科研经费核算中的常见问题

目前, 新会计准则中对于企业科研经费的核算已经逐渐统一, 企业掌握管理范畴也越来越规范, 有效保障了报表质量, 但是, 还有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 政府规定与会计准则存在出入

各个级别政府对于企业政府补助中科研经费的处理方式与会计准则存在一些出入。以国家科技部门企业转化资金项目为例, 会计准则中要求列出八项明细科目, 而北京市政府则要求列出十二项明细科目, 且各个项目之间的名称也存在差异。再次, 在新会计准则之中, 要求将政府补助纳入递延资产中, 但是部分企业部门却要求纳入到资本公积中, 这给企业会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导致该种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各个政府管理部门缺位引起, 政府中负责为企业分配科研经费的部门是多种多样的, 没有部门可以从全局角度进行管控, 导致科研经费管理主体缺位问题严重。在中央部门, 发改委与科技部门分管预算的分配工作, 但是这些部门是分散开来的, 管理部门割裂, 无法形成全面、完善、统一的管理制度。

(二) 对于间接列支的规定狭窄

1. 列支课题较少。

为了解决部分企业在科研经费处理中遇到的折旧成本、人力资本无法得到补偿的问题, 在2006年, 国家制定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明确的规定了企业政府补助的列支范围, 将仪器耗费、房屋耗费、管理费用的支出、日常费用的消耗纳入到补助范围中, 但是不包括人力资源的奖励。

在2009年, 政府制定了《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将科研经费分为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两个内容, 其中, 直接费用有日常水电消耗、设备消耗、房屋消耗、管理支出、人力资源奖励等等。

到了2011年, 政府又实施了《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与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通知》, 又对间接费用有了新的规定, 将其纳入绩效支出的范畴。

这些政策的制定完善了对于政府补助科研经费的规定, 能够提升企业参与科研工作的积极性, 促进了企业科技水平的进步, 但是, 最新的文件中又提出“政府部门补助科研经费的开支需要参考相关经费管理方案”。从这一层面可以看出, 这一只制度仅仅只允许公益性、科技性的支出项目, 不允许为其他课题提供补助。但是, 在企业的科研工作之中, 人力资源的花费是最高的, 为了全面提升企业的科研水平, 在未来阶段下, 需要扩大现有的课题类型。

2. 未规定劳动成本。

纵观现阶段关于企业政府补助中科研经费的会计处理方式, 并未规定人力资源劳动成本, 但是, 企业中与科研工作相关的实验多与生产联系密切, 往往需要从其他部门调动工作人员, 但是却不会对此补偿, 这也制约着科研工作的顺利发展。

(三) 支出核算工作不完善

新会计准则中规定了政府补助来款方式, 对于支出, 仅将其纳入到当期损益中, 没有详细规定会计科目, 这种模糊的规定给企业会计处理工作带来一些难度, 目前的企业, 很多会计人员会将政府补助的科研经费纳入“科研支出”、“管理费用”或者“营业外支出”中。

(四) 会计科目尚未统一

科研支出的会计科目与核算科目尚未统一, 给会计人员汇总与分析工作的开展带来了难度, 也增加了他们的工作压力。此外, 在很多情况下, 企业政府补助科研课题的课题要求是存在差异的, 有的时候, 采用辅助账的形式进行记录, 但是, 企业在推广NC软件后, 为了便于会计知识的汇总, 需要将各个科目统一起来, 导致会计人员需要实施很多重复性劳动。

五、企业中政府补助之科研经费的会计处理模式

(一) 统一管理, 明确会计制度

在开展会计核算工作时, 必须要严格遵循相关的会计准则, 此外, 还要注意到, 如果未根据政府的规定来记录会计信息, 那么就很难通过审查, 为了反映出准确的信息, 必须要加强课题经费管理措施, 对各项会计信息进行统一管理。从政府层面将各类科研经费统一进行管理, 做到统筹协调, 同时, 还要根据不同领域与行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统一的经费管理方法, 针对企业类型, 制定出不同的会计管理制度, 明确具体的科目。一般情况下, 目前由政府补助科研经费的企业有高校、事业单位、普通企业几个方面, 可以针对其具体研究内容制定出会计管理措施, 这样, 不同类型的企业就可以做到有据可循, 不需要在事后重新调整会计类目, 这既能够提升会计信息的处理质量, 还能够减轻会计人员的工作压力。

此外, 建议企业将政府资助的科研经费纳入到营业外收入的范畴, 将科研项目支出与费用列为营业外支出, 而政府需要确定好当期损益与递延收益, 将当期损益补助列为营业外收入, 并将相关费用与成本也作为营业外收入进行处理。

(二) 考虑到间接费用问题

如果各项间接费用未包含相关的科研项目, 就会出现费用分摊问题, 为此, 可以由政府部门针对不同的部门类型规定科技项目类型, 针对不同的课题提出具体关于科研经费的处理方式, 允许列出相关的间接费用, 这样即可有效解决间接费用问题。此外, 为了补偿人力资源补偿问题, 可以根据相关比例制定人工成本的分摊方式, 这既可以帮助企业顺利完成实验项目, 还能够降低劳务费用。

此外, 政府还要解决会计补助准则的衔接问题, 在确定补助形式时, 需要充分考虑到公允价值问题, 保障计量工具与金融工具的一致性, 在计算关于政府补助的问题时, 也需要严格遵循相关准则进行处理。

(三) 根据性质可以划分科研项目

一些企业之所以会计科目不统一, 就是由于新会计准则中对此没有明确、完善的规定, 一般情况下, 政府为企业提供的补助属于利益补助, 针对特定产品提供, 为了为科研项目的处理提供依托, 需要将科研课题区分开来, 并严格遵循无形资产规则将其计入到管理费用与无形资产之中。

六、结语

总而言之, 对于企业而言, 政府补助之科研经费是尤为重要的, 但是, 从现行情况来看, 政府补助之科研经费的会计处理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规范科研经费的处理方式, 需要完善相关会计制度, 进行统一管理, 提升会计人员的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1]幸仲先, 丁运秋.论新会计准则下政府补助核算变化对企业的影响[J].金融经济.2013 (24)

[2]赵华.我国政府补助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比较及其会计处理[J].财政监督.2008 (08)

政府经费 篇10

2010年3月23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2011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 将“三公经费” (因公出国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 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 并向社会公开。按照国务院要求, 98个中央部门要公开部门决算。希望通过晒“三公经费”晒掉其中的水分, 从而实现压缩“三公经费”、打造“廉洁政府”的目标。然而随着“三公经费”的公开, 引发了各方专家以及广大公众的质疑。其中,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1年7月在对5424人进行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 对于当前中央部门“三公经费”的公开情况, 仅6.3%的受访者表示满意, 86.1%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受访者对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中最不满意的三大问题分别是:公布结果的真实性存疑 (72.0%) ;对逾期不公布的部门缺乏问责 (65.5%) ;只公布数字, 缺少详尽解释 (61.6%) 。其他问题还有:公布的不够细致 (61.3%) ;公布的部门太少 (61.0%) ;公布的速度太慢 (49.9%) ;缺乏统一的公开格式和标准 (41.2%) 等。而且据《经济观察报》报道, 尽管2011年预算公开的范围和深度进一步加大, 但大多数被认为“不适宜”公开的预算条目仍隐藏在名为“其他支出”的大类里, 其中包括政府人员工资以及行政成本等。究其原因, 还是因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不完整, 透明度不高, 存在明显的缺陷。经济信息总量的70%为会计信息, 在社会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诉求日益强烈的新时期, 规范、有效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将有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解除公共受托责任并帮助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

二、对目前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反思

政府会计的目标是解除其对社会公众的受托责任, 对“三公经费”的质疑声音恰恰反映了政府忽视作为委托人的广大公众对了解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获得有用会计信息的需求。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还不规范, 有待研究与剖析。

1. 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透明度不高

“三公经费”没有统一的发布口径, 许多部门发布的信息模糊笼统, 也未作相应的解释说明。虽然2007年政府收支科目分类改革以来, 提出政府预算支出分为功能支出和经济支出两套体系, 功能支出反映政府支出的功能用途, 经济支出则反映资金如何具体支出。但是目前我国各级财政预算仍以功能分类的支出预算为主, 从而使得公务用车费能够混列于“交通费”、“差旅费”、“燃料费”等科目, 招待费用变相列入“会议费”、“福利费”、“其他支出”等科目。“三公经费”在归类上比较杂乱, 也缺乏直观反映具体花费的报告, 从而导致了其信息披露透明度不高。剖析其原因, 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报告并未对政府的财务状况、运营绩效进行全面反映, 而只是披露了预算执行情况。

2. 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范围较窄

从目前许多部门发布的“三公经费”信息来看, 只有一些简单的数据。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认为, “三公经费”公开不仅仅是公布一个数据, 还应该包括绩效考核问题, 为什么要支出, 支出以后的结果以及对改善自身工作带来的效果等, 这些都应进行披露, 对纳税人有一个交代。另外, 各级部门目前只是公开包含于财政拨款中的“三公经费”, 在财政拨款之外, 收入中。由此可以看出, 作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载体的预算报告, 其内容并没有涵盖所有政府性支出, 大部分预算外资金依然游离于预算披露之外, 成为类似“三公经费”支出项目的隐蔽所。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在内容上细化程度不够, 严重影响了公共收支的透明性和有效性。

3. 政府信息披露外部信息需求者处于弱势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重点公开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报告等信息。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不及时更新公开政府信息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 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该条例对于何时公开、通过什么途径公开、公开的项目以及公开到什么程度都未给予明确的指引, 而且条例自2008年实施以来, 还没有任何一级政府责任人因为信息公开职责履行不到位, 而被追究责任。仅看“三公经费”公开的报道, 显然“三公经费”是必须公开的重点信息, 但一直到2011年, 它才在国务院强制要求下以及各部门相互观望中得到披露, 而且披露的内容笼统模糊, 即使对于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公众而言, 想要获取需求信息, 还需要进行一番研究, 或者另辟渠道获得。政府会计信息需求者处于被动地位, 其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及监督权很难得到保障。

三、构建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理论体系

“三公经费”公开事件反映了党和国家很重视我国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 同时公众对“三公经费”公开的反应也突显出目前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种种不足。笔者认为要建立有效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必须加强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理论体系研究。这样, 才能在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中, 为制定和修订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提供理论指导, 从而保证具体制度间相互协调以及其发展和演化的连续性。所以,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应建立起包括目标、基本原则、主体、载体等基本内容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理论体系。

1. 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

研究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 可以首先来考察政府会计的目标。借鉴国内外学者对会计目标层次的研究, 我国政府会计目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基本目标、中级目标和高级目标。基本目标是检查、防范舞弊和贪污, 以保护公共财政资金的安全;中级目标是促进健全的财务管理;最高层次的目标是帮助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而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目标作为会计目标的特殊领域, 应同样具有层次性。

借鉴上述目标层次的划分, 结合我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服务型政府的特殊性, 以及现阶段我国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定位为兼顾反映预算收支的合规性和政府财务管理的有效性。所以, 我国政府信息披露的目标可以分为全面目标、中级目标和基本目标三个层次。其中, 全面目标是帮助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政府公共受托责任主要体现在三个代理关系层次中:公务员对行政上级的受托责任、行政部门对立法部门的受托责任以及政府对民众的受托责任。它是政府财务信息披露最高层次的目标, 其余目标都是由它演绎而来, 并为之服务的, 它隐含在其他目标之中。基本目标是反映和监督预算财务的合法合规性。各级政府的财政管理部门主要利用信息进行政府预算的编制和执行, 以及对政府财政资金运用的监督管理;其次是立法机关和审计部门, 用于对政府预算财务的审批和监督。中级目标是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为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政府内外部对政府会计信息都有需求, 如政府宏观管理部门, 需要根据信息进行经济决策和宏观调控;社会公众根据披露的信息监督政府绩效, 并进行自我决策;公司等投资者关心政府的筹资计划、偿债能力等, 以作出正确的投资分析;国际投资者也需要了解政府整体的财务状况、经济实力、援助资金的运用和管理情况。总之, 基本目标是反映政府能力最基本的保证, 中级目标是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要求, 是对基本目标的补充与提升, 而全面目标是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终极体现。

2. 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遵循的原则

在有关“三公经费”报道中, 发现在98个中央部门中, 有95个部门均已公开, 一些地方也开始公开, 但有些被公众称为“糊涂账”, 并且各单位披露时间参差不齐、相互观望。另外, 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和侨办尚未公布, 其有关负责人表示, 不公开的原因是“三公经费”的有关预算涉及国家秘密, 经费情况不适宜对外公布。这也显示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与国家保密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因此, 在制定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过程中, 必须遵循一些重要的原则。

第一, 真实性原则。在现实中, 一些政府部门往往在统计数据上择优披露, 甚至掺杂水分, 欺骗公众。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了上层部门了解情况和制定落实利国利民的方针、政策, 还侵害了公众的知情权, 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所以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必须确保所披露的重要事件和财务会计资料没有虚假或重大遗漏, 如实地向公众报告相关的财政收支。

第二, 完整性原则。我国目前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偏重于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而完整性原则即要求披露的政府性收支应该是全部意义上的政府性收支, 即预算内收支、预算外收支和制度外收支。如果政府故意隐瞒, 不公开对信息使用者决策相关的重要信息, 将会严重误导使用者的判断和决策。

第三, 时效性原则。所谓时效性, 就是在信息失去决策作用之前, 就为决策者所拥有。任何信息都存在时效性问题, 不同的信息披露遵循不同的时间规则。所以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单位在收集会计信息、信息加工处理以及传递会计信息三个阶段都要注重时效性。而且当原有信息发生实质性变化时, 信息披露责任主体应及时更改和补充, 使投资者获得当前真实有效的信息。

第四, 协调性原则。在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中, 往往会遇到政府一方面提倡政府会计信息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开、透明;但另一方面有些会计信息涉及国家机密难以公开透明, 这就产生了公民的知情权与国家的保密权等权利或利益的冲突。此时就需要政府协调两者间的冲突, 不能绝对化的披露或不披露相关国家安全部门的会计信息, 而应该区分会计信息机密或非机密的部分, 对其会计信息进行分类处理和披露。

3. 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主体

政府会计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政府会计的主体。政府会计主体就是政府会计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我国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主要是按照机构或单位确定会计主体的。对于我国政府会计改革中政府会计主体的讨论, 大部分学者赞同将我国政府会计主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各级政府, 第二层为政府的各部门, 第三层次为政府的相关单位及基金。而对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主体界定问题, 有提出政府会计主体就是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主体的, 也有提出政府会计主体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主体是有所区别的。而笔者认为政府会计是运用货币计量形式, 通过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从数量上连续、系统和完整地反映政府各个单位的经济活动情况的一个整体过程, 而信息披露主要是针对使用者需求的信息汇总的一个结果, 是需要以政府会计确认、计量和记录等程序为基础的活动。因此, 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主体应该是根据政府信息需求而合理确定的更高层次的政府会计主体。

至于某一政府会计主体能否纳入相应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主体范围, 需要满足一定的标准。结合美国政府会计委员会NCGA提出的“财务依存性、管理监督权、管理指派权、运营活动的重大影响、财政事项的受托责任”五项标准和我国政府的具体情况, 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主体需要符合下列条件。第一, 具有控制关系。这里的控制是指政府能够控制其资金和有形资产等资源的配置权、法律主体地位的授予和剥夺、该机构主管部门大部分人员的处理权以及指导和影响其决策与运行的行政权力等。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政府对国有企业拥有控制权, 但由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数量众多且独立地参与市场竞争, 一般作为企业会计的主体, 所以现阶段将其从政府财务信息披露主体排除, 但可以考虑采用合理的方法对国有企业的政府投资进行披露。第二, 具有公共受托责任关系。受托责任关系是指资源的受托方接受委托管理委托方所交付的资源, 并承担有效地管理和应用受托资源使其保值增值的责任, 资源的受托方承担如实地向资源的委托方报告受托责任履行过程与结果的义务。其中具有相同的资源来源或者相同的资源接受者的多个政府会计主体可以并集构成一个政府信息披露主体。

因此, 以政府会计主体为基础, 根据判别的标准, 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主体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 各级政府。中央、省、地、县级政府为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主体, 而五级政府中的乡级可以不确认。第二层次, 政府的各部门, 主要包括行政部门、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其中对于行政、全额或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可根据实际条件确认为信息披露的主体, 对属于政府会计主体的公立的高校和医院不属于独立的信息披露主体, 而应该合并到对应的各级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中。第三层次是政府基金。立法预算限定用途和目的政府基金, 是单独承担受托责任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主体, 但也可以合理的形式合并到各级政府信息披露中去。

4. 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载体

政府财务报告是对政府会计信息进行披露的书面文件, 是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载体。目前, 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主要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财务报告、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财务报告, 主要披露的是预算内容, 对各级政府的财务状况、业务运营状况和服务成本信息等相关内容披露较少。对此, 目前我国现阶段应引入权责发生制, 以修正的现金制和权责发生制为会计基础, 积极完善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 按照保留、增加、完善的原则, 重新构筑我国政府财务报告体系。

第一, 保留并完善现有报表。政府财务报告中, 预算执行情况报告、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基本数字表等仍然作为政府财务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此基础上还应补充提供立法预算与实际执行情况的比较信息, 对影响预算执行情况的事项进行披露。另外, 将现行资产负债表的构成要素予以调整, 按照“资产=负债+净资产”的会计平衡方程编制报表, 着力反映政府资产、负债和净资产三大要素的具体情况。其中应增加或有负债的信息, 因为或有负债是现阶段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 但在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中没有得到反映。

第二, 增加政府合并财务报告。企业集团编制合并财务报告, 从支出机构从属于政府整体并受控制的意义上讲, 公共部门类似于企业集团。因此, 与企业财务报告的情形相对应, 支出机构不仅应编制本机构的预算与财务报告, 政府整体也应编制合并的预算与财务报告。从政府整体必须向公民、纳税人承担受托责任的角度讲, 合并的政府整体的财务报告比单个机构的报告更为重要。

第三, 增加财务报告附注。附注是对主要会计报表的信息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补充或解释, 将一些在报表中高度浓缩的项目进行分解、放大, 以便帮助报表使用者理解和使用报表信息。如“三公经费”支出情况明细, 目前“三公经费”被隐藏到不同的项目支出中, 单从财务报告中并不能分析出“三公经费”的情况, 而近几年公众普遍对“三公经费”的去向信息存在需求, 因此, 在政府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三公经费”的具体信息, 以满足信息需求者的需要, 使得公众更好地了解政府的业务活动。

第四, 重视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政府承担着广泛的受托责任, 许多责任的履行情况和结果无法通过财务信息反映出来, 如社会治安、公民素质等等。因此, 虽然非财务信息并不能直接实现财务报告的目标, 但其可以帮助使用者更加综合全面地理解政府提供的财务信息及其活动和业绩。由于非财务信息并不是主要内容, 因此, 不同政府的非财务信息内容也并非具有统一性。其报告的形式可以采用文字说明、统计表格等形式。

四、总结

有效的政府会计是良好的政府工作的基石。随着公共体制的改革, 打造绩效型、透明型、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我国政府职能转换的目标。政府会计信息成为公众分析和评价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重要方式, 是约束政府行为、提高财政透明度的必然要求。2003年以来, 财政部逐渐加强了政府会计改革的研究力度, 加快了推进政府会计改革的步伐。构建科学的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理论体系, 必将有利于促进“三公经费”等具体披露问题的解决, 也必将促进我国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因此, 在政府会计改革的大背景下, 本文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原则、主体及载体入手, 探讨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体系, 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政府会计信息披露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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