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社会(精选12篇)
人情社会 篇1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我国长期受“人治”思想、“人情社会”的惯性冲击, 社会的“人情化”现象比较普遍, 严重阻碍法治社会建设。
一、“人情社会”的涵义
自秦以来, 我国逐渐形成了典型的人情社会。何谓“人情社会”?人情社会是指以人际关系为运行基础, 个人的义务和权利以及利益的分配方式受人际关系网络的制约, 明确的法律条文或制度不对组织或个体产生绝对的约束力;相反, “人情社会”中“潜规则”大行其道, 法规制度常常被“灵活”, 在成文的规章制度背后, 人际关系往往才是最具有决定力的因素, 且这种受人际关系影响的制度有其独特的组织和运行方式。
二、我国人情社会形成的原因
(一) 经济原因。
一是由种植业主导的生产方式要求劳动者依附于土地, 以家庭或宗族为单位进行生产。因此家庭成员之间必须有牢固的关系, 儒家的“孝”、“悌”和纲常思想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同时, 由于商业经济的不发达和地域上的差异, 劳动产品的货币化率很低, 许多劳动产品必须依靠人际关系形成的、非商业化的市场来进行流通。二是社会总体财富的匮乏、不健全的市场、不平衡的分配制度、缺乏约束力的法律和低下的行政效率促使人们更愿意接近社会中的威权人物, 如官僚、族长等, 以期获得更多利益或减少自身损失。
(二) 政治原因。
在我国, 尤其是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这种拥有广阔疆域的朝代, 要维持广阔的版图并非易事。仅仅依靠军队等暴力机关不仅成本太高, 而且很可能造成军事割据。因此, 专制政权必须依靠其它方式来维系统一。依靠人情社会的人际网络来加强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显然是一种成本更加低廉的手段。
(三) 社会原因。
封建社会的弊端, 即君权家天下制。这天下是赵家的天下或刘家的天下, 只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才得以彻底更改。在漫长的封建史中, 皇权地位坚固, 家长制一言堂是它的变形表现, 一句话概括:不受约束的权力是罪魁祸首。人情社会作为皇权的产物, 同时也是饱受皇权专制的人民一点心理的安慰, 也正是人们所说的“人情练达即文章”。
三、人情社会的危害
(一) 导致人际关系庸俗化。
在不正常的人情中, 人们之间的友谊、亲情实际上异化为一种物化关系、相互利用关系、买卖关系甚至人身依附关系。而对于实用主义和趋炎附势式的人情来说, 因为这种人情建立和保持的前提是一方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地位, 而任何人都不可能永久性地保有其权力和社会地位, 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人情更不可能巩固长久。一旦这种前提不再存在, 原来那种炽热的人情就有可能化作一滩冰水, 原来的“门庭若市”也有可能变成“门可罗雀”, 徒为一些人心头增加几分“世态炎凉、今不如昔”的伤感。
(二) 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在一个过分讲人情的社会中, 不可避免会滋生腐败。或许有人会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然而有的官员受贿的“起点”只是一张卡、一顿饭、一点烟酒而已, 但发展下去却成为职务犯罪的一个个源头, 也才有了渐进式腐败的生动先例。实际上, 收“人情礼金”早就成了不少贪官敛财的重要手段。
(三) 影响社会公平公正。
每个人的人情资源并不是平均的, 有多的有少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和不公平。而且一旦考虑问题处处以人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可避免就会脱离机制和制度的约束, 甚至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如果在具有同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情况下, 人情世故对一个人的生存环境、是否诸事顺利、是否提职荣升起到决定作用的话, 那这个社会自然就无公平公正可言了。
(四) 削弱了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
由于人情消费猛增, 使农民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被挪用, 严重影响了农业的投入和扩大再生产。我国家庭人员调查数据显示, 最低收入20%的家庭, 其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29.7%, 也就是说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了人情往来支出, 这对于一个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来讲, 这个负担是非常重的, 因此人情支出, 对于普通家庭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如任其蔓延, 在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也不堪重负, 势必削弱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
四、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途径
人情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情”, 而法治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法”。人情社会严重阻碍我国法治社会建设, 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一) 树立宪法法律权威。
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全面依法治国, 就必须树立和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 使其成为规范一切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准绳。大力营造尊法、知法、守法的良好法治环境。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 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让依法行政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要在全体公民中深入开展增强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的教育活动, 使全体公民都牢固树立法治观念。要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合法、负责、理性、有序地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 积极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让“法治精神”融入社会每一个细胞, 让“人情网络”没有胡作非为的空间, 让法规制度成为调节一切组织和个人行为的标尺。
(二) 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条件。相较建国初期, 我国法律体系建设已取得重大成就, 有了质的飞跃, 但在不少方面还不够完善。有的法律存在部门“条条”的局限性, 有的新兴领域存在法律空白, 《民法典》尚未编纂出台等等, 都需要进行进一步完善。完善法律体系应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立法;加强环境保护立法, 完备的法律体系为依法治国奠定基础。
(三)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一是要完善司法机构设置和职权配置, 从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障碍出发, 加强司法机关内部机构制约, 建立统一的执行工作体制和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二是要规范司法行为, 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 加强对案件办理的管理。三是要强化司法民主和法律监督方面进行改革, 加强对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活动和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 加强司法人员司法行为的监督, 努力提高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 最大程度地防止司法领域里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
(四) 加大执法力度。
“执法必严”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 是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主要途径。一是要选好人、育好人、管好人, 调动司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细化司法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提高司法人员的责任意识。二是要加强内外衔接、科学协调的运行机制, 建立立体的监督管理机制。三是要建立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落实责任到人, 使每一个案件从立案侦查到审判执行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彻底改变人们“信情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的落后观念。
(五) 强化执法监督。
一是加强党委、人大对司法工作监督, 加强党的领导, 通过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促进公正执法, 落实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职能。二是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检察机关通过发检察建议、出庭支持公诉、抗诉等法定程序, 对诉讼活动实行全程监督, 接受人民群众的控告申诉。三是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 正确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四是拓宽执法监督渠道, 实行听证会制度, 打造化解矛盾新平台。提高司法机关执法水平和司法工作的公信力, 推进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全面转型。
人情社会 篇2
看清一个人又何必去揭穿,讨厌一个人又何必去翻脸。
有心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
因为没人疼,又多了一条不哭的理由。
始终保持矜持,这是女人之道。
谁陪过我无声哭泣,在我最糟的夜里。
信任就像一张纸,皱了,即使抚平,也恢复不了原样。不要去欺骗别人,因为你能骗到的,都是相信你的人。
你知道为什么自古红颜多薄命吗?因为长得丑的人没人在意他活多久。
人生一大糟糕时刻,就是当看完精彩绝伦的电影,屏幕一黑,你又回到了平凡无趣的现实生活中。
当时年纪小,喜欢装文艺;现在病好了,只喜欢钱。
你对别人好,别人未必领情,相反他们把这当做理所当然,终于你忍无可忍,不再对所有人都很好,于是他们就开始说你变了。
你无法让世界为你改变,也无法让别人为你改变,唯一能改变的只有自己。
现在,你不努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以后,你就会花更大把的时间,去应付自己不想要的生活。
好事定律:每件事最后都会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说明还没到最后。
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你跟他好好说话,他以为你好说话。
立志要如山,行道要如水。不如山,不能坚定;不如水,不能曲达。
社会人情说说
再好的链子也栓不住想要跑的狗,再好的鱼也喂不饱想要偷腥的猫。
对不起已不是我想听到的答案,只想安安静静的结束我们之间。
熬到凌晨,也没可想的人。
不是同一世界的人,要去哪里找寻交集。
该喝醉的时候一定不能少喝,该唱歌的时候一定不要干坐。
掏心掏肺的结果,要么撕心裂肺,要么没心没肺。
噩梦里和我一起跑的人是你吗,我怎么不敢问也不敢猜。
像傻子一样相信爱情,最后又像傻子一样拒绝爱情。
打你脸的时候,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给你糖的时候,你从来不会说谢谢。
不是每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
我不奢望什么,只希望你以后的女人一个不如一个。
住在我心里,你交房租了吗你。
咫尺天涯,阴阳两隔。
别懂事太早,别涉世太深。
60年社会变迁下的人情变迁 篇3
如果说文化是社会的上层,那么人情则是社会的基础。从变迁这一角度看,社会是最易变化的,文化次之,最难变化的是人情。因为人情是根植于人性之中的最基本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不受制度和文化的左右。
尽管如此,当人们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有时也会经历“文化震撼”的体验。这是因为感情表达的内容和方式是文化与文化不一样的。这里的人情变迁既包括由于社会文化变迁而导致的表达形式的变迁,又包括其表达内容的变迁。
人情辨析
人情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共同探讨的话题。5000年前,中国孟子与荀子关于性善与性恶的争论开启了人性善恶之争的先河。现代心理学把这一古老主题淡化为本能与养育(nature vs nurture)之间的争论,把人性善恶问题归结于一个养育实践问题。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人情和国家、社会情操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有什么样的个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社会情操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种观点被称作政治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的最早形式,这是古希腊思想家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纂图互注礼记》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关于性和情的关系,《周易详解》说:“天地之生万物,圣人之化天下,莫不皆有所感。非以心感,以性感,性以情感。情,天下万物之常理也。”这就是说,性和情密不可分,性是情之本,情是性之表。从情之表现,可以发现性之本质。
人情分为亲情、乡情、爱情、友情和建立在各种人际-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形形色色的情感。友情是社会的黏合剂,是它把社会构筑成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英国哲学家培根说:“没有友情的社会,则是一片繁华的沙漠。”
人情分为个人情感和民族情感。当个人情感与民族大义相冲突的时候,个人情感应该无条件地服从民族大义与国家利益,情之取舍是检验小善与大善的试金石。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许多先进的仁义志士、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天下穷苦百姓得解放和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情感和宝贵生命。
人情在不同的情景中有不同的表现。当遭遇紧急情况或外部压力增大时,人情会发生异乎寻常的变化。关于群体反压效应的机制原理,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有一条是明摆着的:压力愈大,情谊愈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98抗洪、08战冰和抗震中,中国人的人情得到了超越和升华:由个人的亲情、恋情、乡情、友情升华为阶级情、民族情。
人情,说到底,是人性的表现。人情的变化,反映着人性在善、恶,敛、张、收、放取向上的变化。总的说来,传统社会,人性质朴向善、含蓄内敛,因此在人情表现上往往质朴无华、率性而为;现代社会,人性贪婪向恶、张扬外放,因此在人情表现上常常矫揉造作、文饰伪装。
人情,是人际关系的反映。关系亲密,人情味浓;关系疏远,人情淡漠。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世俗化的过程,是人际关系疏远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情淡漠化是必然的。正如现代必然要取代传统一样,交易法则必然要战胜人情法则。物极必反,当物的法则取得统治地位后,人的法则必然要强势上升。
人情,一般是指对人事的领悟和掌控的本领,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于那些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世人一般称呼其为“书呆子”。这里的“人情”,似乎多少带有一些贬义,而那些浑身正义、原则性强的人往往被世人议论为缺乏“人情”。
我们所讨论的“人情”,似乎是具有一些积极动能的褒义词,至少是让人留恋的中性词汇。像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普遍产生的怀旧情感或思乡情绪,则是一种具有激励作用的积极的伤感情绪。它像是陈年老酒,储存愈久,味道愈醇。
人情变迁
人情变迁反映了社会文化变迁,作为社会-文化变迁的伴随物,建国60年的人情变迁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人情正常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第二、人情乖戾阶段(1966年文革爆发至1976年文革结束),第三、人情异化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2年十六大召开),第四、人情复归阶段(2002年十六大召开至今)。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7年,虽然有“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干扰,但总的来看,尚属于人情正常发展的阶段。正常发展的标志,是人与人之间基本上保持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伦理关系。向秀丽、雷锋等英雄人物辈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动人凯歌在神州大地唱响。
文革十年,造反成风,社会关系与上下级关系普遍受到冲击,是人情乖戾的阶段。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乾坤颠倒、 纲常混乱、四维衰微、五伦败坏的时代,是人情味匮乏的时代。谁具有人情味,就会受到批斗。正常人所具有的人情,被所谓“阶级感情”、“路线感情”所取代。
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中国从神圣社会转向世俗社会。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成为衡量社会成功的唯一标准的风气,在他们眼里,社会不再是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而是完全颠倒过来,变成以利为本、以义为末,以财为本、以人为末。人情关系完全异化为金钱关系,人变成了只认金钱的经济动物。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倡导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开始了向人情复归的阶段。向人情的复归即向人性的复归,即向人的本质复归。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社会情操的形成是人情复归的重要标志。
中华民族有一个优点,就是危机时抱团,患难现真情。在1998抗洪中,我们见识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精神,在08年抗击南方冰雪灾害和四川汶川地震灾害中,我们又一次体验了中华民族的真情流露。这种情感冲破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的界线,回到了中华民族是一家的“族缘”上,“我们同是炎黄子孙”是最富有感召力的话语。
海峡两岸同胞同属于炎黄子孙,骨肉分离了半个多世纪,是该团聚的时候了。胡锦涛同志最近关于台湾问题的讲话,反映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愿。这种民族情感超出了政治的分野,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努力为台湾同胞拓展生存的国际空间。这种真情呼唤,感天动地,是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的情感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情义的民族,不仅表现在对国内事务的处理上,而且表现在对国际事务的担当上。对于公正国际秩序的渴望和全球变暖问题的忧虑,中国人民一点也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少。在处理关乎人类生存安全的全球问题时,中国人民总是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原则进行颇具人情味的处理。这是导致中国国际威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时代是新人文主义时代,是人性第二次解放的伟大时代。这次人性解放比第一次人性解放更伟大、更深刻。因为它挑战的对象是“官本位”和“物本位”,比第一次从“神本位”中解放出来更加困难、更加艰巨。惟其困难和艰巨,才值得认真去做,才凸显其伟大意义。
美国新人文主义者埃莫森说:“有两条法则并立同行而不可调和,一条是物的法则,一条是人的法则。前者建立航队和城镇,但是它野蛮疯跑,并且对人极不友好。”金钱拜物教在的兴起,极大地降低了人的地位、尊严和价值。要把人从物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实现人性的真正复归,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人情政治
实现人性的复归,就必须排除人情政治的干扰。所谓“人情政治”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指建立在特殊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政治,时人称家族政治,古人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第二、是指建立在人情物化表现基础上的政治,所谓“时人交往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是也。
无论是第一层意义上的人情政治,还是第二层意义上的人情政治,都是贪污之蔽薮,腐败之源泉。公职人员一旦陷入人情政治,就会置正义原则于不顾,把公权变成私权,公共权力就会变成某些人作奸犯科、谋取私利的工具。人情政治是与廉政建设水火不相容的,能否过好人情关,是党和人民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验。
作为领导干部,要常怀为民之心,常修为政之德,常做惠民之事,常思贪欲之害,常有律己之为,这是防止公权变成私权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反腐倡廉的关键。社会控制贵在自律,只有自律,才能从源头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长城。拒腐防变要从平常日用、人情世故做起,平常日用中彰修养,人情世故中显原则。
人情政治并不完全是贬义词。中国古代先圣,都是重视人情的。《纂图互注礼记》说:“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老子对于人情提倡无为而治,他说:“绝圣弃智,民利万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农村社会人情的发生及其异化 篇4
人情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礼运》里, 其中的人情主要是指人的本能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情已并非意指这类天然的情感, 其内涵已转入社会学领域。金耀基将人情的定义分为三类:一类即人之常情:喜怒哀乐等, 即本能的情感;二类为人际交往中为表达情感, 互相交换的各类资源;三类为其他交往法则。
人情, 是基于某人的某事件 (如红白喜事) 而导致与之有联系的人通过钱或物的形态表达情感或态度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金耀基对人情的第二类定义 。对于举行者而言, 人情的表现形式就是“办酒”;对于应对者而言, 人情的表现形式就是“送人情”。“办酒”者和“送人情”者在不同事件里角色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人情, 也是农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用的记账单位。它可以是具体的, 如钱或物;也可以是抽象的, 如在某事件上的帮忙出力。它既是可以进行多与少的评估, 如欠某人“一个”人情;也是可以进行大与小的认定, 如欠某人“很大”的人情。人情同样是一个多次且长期的博弈过程, 基于此, 人们有了“有来有往”和“有出有进”的认识, 人情的生存空间是很大的。虽然人情在长期是趋于平衡的, 但是它在短期仍是不平衡的, 可能某家在几年里完全不“办酒”, 而他们面临却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名多量大的“酒”。因此, 人们往往更关注的则是在可知和确定的几年里的收支, 特别是在近些年, “办酒”在很大情况上已经成为“创收”的同义词。在农村, 针对一场“酒”来说, “办酒”者往往是收大于支的, 如此, 它在某种意义上也维持了社会安定, 成为许多农民增收的途径, 也促进了货币在农村的流动。
人情在城市和农村有不同的内涵:在农村的日常语境中主要是指人情往来即人情消费, 而在城市的日常语境中则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交往法则。现今城市社会越来越趋于一个“陌生人社会”, 越大的城市中的人情越显精简和规范;而农村社会即使受到强大的市场经济冲击, 维系原本乡村紧密联系的传统文化和宗族等受到极大的破坏, 但它仍是一个“半熟人社会”或“熟人社会”, 仍在很大程度上坚定地维持着人情的发生和发展。
总之, 人情在农村社会无处不在, 与引起人情的事件紧密相关, 它编织了农村社会较稳固的社会关系网。居住于当地的人, 时刻被这个关系网包围着;而即使并非居住于当地, 是已离开当地外出工作的人, 也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真正脱离与当地人情的联系。
二、农村社会人情的发生发展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对中国“差序格局”的描述也恰是中国的人情的写照。人情在中国农村社会由来已久, 从最初的血缘、亲缘而引发的人情逐渐扩充进业缘、地缘引发的人情, 其边界一直在延伸, 但人情关系的亲疏却基本没有影响人情关系的发生发展。
究其原因, 人情在农村社会的发生发展是自有其理性的存在的。就“办酒”而言, 它与纯粹的请客不同;就“送人情”而言, 它又与纯粹的送礼有着很大的区别。从起因看, 人情更多地是为了联系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 而纯粹的送礼则更多地是有事相求而引发的行为, 这二者所导致的后果是不同的:前者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维系和发展的润滑剂, 后者则是发生在不平等的两方, 被送礼者完成送礼者的请求后, 这一个过程便完成, 二者可再无关系。即使人情看似是一个劳“办酒”者命伤“送人情”者财的事, 它也仍在农村社会经久不衰, 没有一点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样子。归根结底, 人情的发展壮大是基于农村社会对于“人”和“情”的看重, 也就是传统文化和亲缘关系的影响。大部分农村社会仍是“熟人社会”, 或至少维持着“半熟人社会”, 在这类地区, 人情的往来不仅是日常的, 也更是必须的。没有人情的往来,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少了、关系淡了, 这在一个远离城市且缺乏必要现代化武装的村落来说, 就等同于生活的孤独和生存的举步维艰 (如红白喜事没人帮忙) ;同时, 都是从小叫着亲属称谓或是总能由于各种牵扯而推出亲属关系的人, 儒家文化深厚的农村社会是不会轻易生硬地摆脱这种关系的。
三、农村人情消费的特点
1.“办酒”的名目多样、形式统一
“办酒”的名目主要包括红白喜事、生日、乔迁、升学和其他。而“办酒”从最早的红白喜事等发展到现在, 它的内涵外延都扩展了很多。哪类事件能“办酒”、哪类不能“办”, 大致都还是有一个可供选择的标准, 而这个标准不仅与当地的经济相关, 更与当地的文化相关。
2.“办酒”的规范化且模式趋于固定
不管是早期抑或是现今的“办酒”, 其实都有遵循的规范和模式的, 基本都是邀请亲朋好友在家中或在饭店吃饭, 或在家中聚会等, 这个时间有长有短, 农村一般都会持续两天左右。而在一般情况下, 基于某事件, “办酒”者会在前期就确定:为什么办? (“办酒”的名目) 、何时何地办? (时间地点) 、“办酒”的规模? (酒席的标准等, 邀请哪些人) 。而因某名目而产生的“办酒”都有固定模式和过程可循, 一旦确定名目后, 请哪些人、“酒”的标准和包括哪些“酒”等都随之有个基本框架存在了。
3.人情各方都存有各种形式的记账且有规律可循
在农村很多家庭都会发现家中有一个以各种形式存在的“人情账本”, 如自家“办酒”后记别人各送多少钱的“礼尚往来”本, 这类记录比较正式;而自己“送人情”到各家多少钱的记录多是非正式的。
人们对于人情往来往往计算得比较清楚:上一次我“办酒”, 他家送了100块;这一次他“办酒”, 我至少得送120块或是150块——这类在一般情况下的“还人情”的增量基本是得到农村社会认同的, 而往来钱数的一样甚至“还”得更少, 都被认为是不道义甚至是缺德的, 这类人在一段时间过后, 可能会逐渐被当地的“人情网”边缘化, 要么他家“办酒”极少人去, 要么别家“办酒”不请他家。
4.“送人情”的多少是表达感情深浅的重要手段
中国有句古话“礼轻情义重”, 而这句话在许多人情往来方面, 特别是在现今的人情往来上面是不适用的。“送人情”的钱物的多少基本上直接体现了人情双方的感情深浅, 但它在许多情况下也推进或是阻碍了人情双方的感情发展。而许多“送人情”者不遵循人情往来标准而随意送出的人情, 导致了人情在可预见的情况下难以达成长期的平衡, 进而导致了人情双方感情的淡化。
5.人情在长期将达到平衡:办酒者与送人情者都在钱物收支上大致平衡
人情在短期是不平衡的, 可能某家“事”特别多, 而某家几年都没有“事”。但是如红白喜事、生日等对于每一家都是存在的, 只是时间早迟的问题。同时, 为了使自己的人情收支平衡, 很多家就会开始在某个时间点前想方设法地“办酒”, 这也使得许多以前可能不成为“办酒”名目的“事”出现了。
但即便是这样, 从长期来讲, 一家的人情收支仍是平衡的。而许多家庭正是抱着这一信心才会愿意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送人情”的, 因为他们知道某一天, 自己家也会有“酒”要“办”的, 比如孩子升学、孩子结婚等。
四、农村社会人情的变迁及异化
市场经济的浸入和农民的流动, 不仅使农民开始意识到原有人情过程的繁琐而开始求简, 更使农民开阔了眼界并深刻地理解了货币的作用, 农村传统在这一渐进过程中的被破坏, 使农村社会的人情往来更少了道德的制约, 人情在很多情况下变成为可选的创收途径,
1.“办酒”、“送人情”的变迁
早期“办酒”集中在红白喜事和大寿等, 项目较单一且固定。早期“送人情”的形式多样, 钱物劳力等都可纳在“送人情”的范畴里;现今“办酒”的项目繁且杂, 已由早期的事件导向型向现今的事件和创收双导向型发展。现今“送人情”的形式日趋统一, 除去部分传统项目, 如红白喜事和大寿等, 其他项目基本只以货币体现。
2.“办酒”的异化
(1) 绞尽脑汁“办酒”。
现在农村的一户家庭几乎月月有“酒”, 名目仍主要集中在原有的几项, 但较之前利用得更足:以前可办可不办的“酒”—办 (如老人65岁、75岁生日等) ;以前不愿意“办酒”的人—办, 因为老出不进也不是办法;以前没“酒”办的人—办, 创造新名目办。而许多“酒”的确也让人只能尴尬和苦笑, 让“送人情”者去也不是, 不去也不是。比如现在许多地方出现了给孩子10岁“办酒”的情况, 为以前只需要外婆家等到场的满周岁的孩子“办酒”等。除了“酒”的名目花样百出且边界不断延伸外, 现在农村社会“酒”的频率高、数量大也成为另一个人情异化的结果。同时, 许多以前只发生在亲朋好友之间的小范围的“酒”也被“办酒”者充分利用, 将其逐渐发展到只要是认识的便被作为该“酒”的准“送人情”者的地步。
(2) “办酒”要乘早。
迫不及待的“办酒”、种类繁多的“酒”用事实说明了“办酒”要乘早, 即使“还人情”时会产生增量。这里面的原因不难想见。首先, 人情的发生及其增量是一个不确定事件, 而你送过人情的人, 以后可能由于搬家或关系淡化等还不了这份人情;其次, “办酒”的收益是一次性且数额较大的, 能直接影响当年收入, 而“送人情”的支出是分散的, 每一次“酒”的支出是相对较小的, 在当年收入中不起决定性影响;最后, 人情在短期内是不平衡的, 而短期收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因此, “办酒”也成为许多家庭的创收途径。
3.“送人情”的异化
(1) “送人情”的标准化、货币化。
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下, 经过一段时期的人情往来后, 某地的“送人情”往往会出现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基本适用于各“送人情”者。这个标准是基于关系亲疏、经济水平和“办酒”事件等多个维度而产生的, 它是基本固定的, 主要通过货币来表示。
(2) “送人情”的功利化, 形式单一。
现在的“酒”对于许多“送人情”者来说只包括两项内容:吃顿饭+送点钱, 意义也只在于“还人情”或是创造“人情”。而以往“酒”的与亲友同乐的氛围越来越淡, “送人情”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一个工作似的任务。
(3) “送人情”的账本化, 建账还账。
现今农村许多家庭都会发现各式各样的记账本, 里面清楚地记录着自家的人情往来情况。在这中间, 许多关系较熟络的关系网会将人情往来持续下去, 但也存在部分在几次人情往来达到平衡后即割断联系的, 主要是由于关系的逐渐生疏等。
五、结论
人情社会 篇5
摘要:当代中国的法治文化,是依法治国的精神与人情社会的传统文化并存的特殊法治文化。人情观念是中国社会法治文化的传统和重要特点,也是当今中国法治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今日之中国,人情观念伺机变通法律的运用,存在于暗处,挑战司法公正。要从立法、司法改革、加强法律监督和增强司法人员素质方面入手,才能更好的平衡人情社会与司法公正。
关键词:法治文化“人情”观念 人情社会 法律监督 法治精神
一、法治文化与中国的法治文化
(一)法治文化的概念
法治文化,是一种以“法治”为核心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是深深扎根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是国家治理、社会运行、个人生活中必须贯彻始终的文化和精神,是人们普遍借以行动的生活样式和社会成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借鉴人类法治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体现出的法律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规范化、社会化的法律制度和法治实践活动。
(三)“人情”观念下的法治文化
“人情”观念作为法律观念的一种,自古以来便对中国人的法律心理影响深远。“法理不外乎人情”这种法律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这作为中国特色的一种法治文化,对当今中国的司法理论及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人情社会与其影响下的法律观念
(一)人情社会
人情社会指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构成的一定利益集团的社会关系。单从“人情”一词看,不能简单判断人情社会的是非对错,“人情”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含义,比较容易混淆和误解,比如“讲人情”和“讲私情”“拉关系”“走后门”并列时,再主张“人情大于王法”就是歪曲和非正义的。
概括而言,人情社会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家族私有化。人情在社会交往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亲缘血脉产生的家族关系和朋友邻舍产生的私交关系,带有明显的私人性。
第二,社会裙带关系。家族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同事关系,同年关系,同乡关系等几种关系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张以金钱为编织绳,以人情为助推剂的严密的社会裙带关系网。
第三,历史文化传统的惯性。古代宗法制度使人们的家族观念极强,家法,族规等观念深深地融入在历代民众的血液里。这种巨大的惯性也就成为当代人情社会的显著特征。
(二)“人情”社会影响下中国人的法律观念
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仍然未能建立现代法治社会。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现在仍然深受封建因素的惯性――人情观念影响,且其影响仍然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人的法律观念极具特色。在“人情”观念影响下,中国人的法律观念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
1.目前中国人淡薄的法律观念
(1)对法的理解。法律被视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是“阶级法”。人情社会里,熟人之间有点事用不到法律,比如借款,口头说说就行,大家都知根知底,签订合同有时候甚至被看做“不给面子”。
(2)对法的本位的理解。法律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行为规范,法律的遵守应该包括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两个方面,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认为法律的遵守仅仅是履行义务,时至今日,这种观念仍未得到较大改变。这也体现了中国人法律观念的淡薄性。
(3)对法的独立意识的理解。我国的司法独立是相对的、有限的。我国的司法独立规定缺乏有效的保障措施,司法机关仍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同级的立法机关,法官不仅不能独立于法院,而且法官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司法不能完全独立也体现了中国人司法方面法律观念的淡薄性。
2.中国人情观念在诉讼中的体现
(1)中国人诉讼的人情化。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因为考虑到要使裁判结果符合人情,为使当事人所接受并真正地解决纠纷等因素,不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作出超出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判决和裁定的行为。
(2)无讼的追求。中国封建社会是自己自足的农业社会,加上受“家国同构”宗法制度的影响,人们活动范围小,案件发生时能忍则忍,不能忍宁愿找人调解也不打官司。
(三)“人情”为重法律文化的弊端
在法治国家的大环境下,人情并不会公然与法律对抗,却以潜规则的形式暗行于法律之下,寻找机会变通法律的运用。
1.人情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冲突性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法治社会里,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人情观念里,法律对有些人在有些地方却不适用。在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法治社会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隐而不彰且无所不在的人情传统的惯性影响,在许多方面使法治精神大打折扣。
2.人情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冲突性
在市场经济中,为了实现优胜劣汰、节约社会资源和机会的目的,社会机会与资源的合理配置应该是通过公平竞争实现的。若让人情观念来染指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合理流动,则公平合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很难建立起来,且必定会滋生腐败。
3.人情社会下百姓对司法机关执法整体的信任和拥护亟待加强
法国著名学者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违法行为更可十白,不法行为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判决则把水源给破坏了”。司法权威的树立和加强是十分必须的,公平合理公正的裁判使得百姓会对司法机关执法能力产生信任,社会公平正义影响增强,司法公信力形成。然而,当今的各种不良社会认知却加剧了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丧失。
三、人情社会下对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议
(一)民主立法、科学立法
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先制定“良法”。首先,要建立一个科学、完善、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不能存在法律空白、法律>中突等现象,做到法律体系协调统一,使法律更加符合公民的现实生活,有效地避免了法律自身成为制造利益>中突和社会矛盾的根源。其次,要求立法走向民间,走入民众,对人情观念持适度宽容的态度,剔除人情社会中的糟粕,保留其中的合理因素,增强法律的亲切感。
(二)深化法律体制改革,严格法律实施
1.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严格法律适用
首先,要绝对地坚持司法公正。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损害法的权威,一方面破坏法治社会的建立,另一方面也导致人情的泛滥,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现代司法制度,完善司法公正。其次,要致力于提高法官素质,使其在司法审判活动能够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此外,法官还要合理运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对案件综合考虑的基础上,结合当地人情做出判决。
2.司法实践中均衡情与法的关系
首先,加强司法机关内部制度建设,进一步建立并强化执法责任机制,不断提高执法的质量和效率。其次,要特别注意执法的人性化、合法化、合理化,使之更加符合我们固有的良好的人情观念,发展灵活的非诉调节机制,如情理之中的调解、和解、协商、仲裁等。在判决书中,判决理由不仅要合法,也要陈情说理,通过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理由做出的判决结果,合情合理,更容易让当事人信服。最后,要建立一批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保障侦查审判合情合理。
3.加强法律监督,保障法律适用和执行
首先,要强化过国家的法律监督,国家的法律监督在法的监督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最有效、最快捷的监督方法。其次,要多样化、法律化、合理化社会组织、新闻舆论和公民的法律监督。
4.完善司法主体选拔任用制度,提升司法工作人员素质
把人情债变成“人情在” 篇6
人情债:人情事小,面子事更小
人情事小,面子事大,对于钱包的“红色炸弹”,不少网友调侃,人情债还了,也许饿肚子;不还,可能饿死人。也有些在外漂泊一年的打工族为了躲避越来越高的“人情债”而苦恼,选择不回家过春节。
面子事真比与家人团聚还重要吗?其实,这只是同伴效应、补偿心理、从众心理等在作怪。一般来说,同伴效应指人们的行为往往会受与自己情况相仿的人群的影响,类似人们常说的“攀比风”,你送1000元,我绝不能比你少;大家都送,我不送是不是太出格,在这些不良心理的影响下,于是宴请的规格越来越高,礼物的档次越来越高,礼金数目越来越高,而人情只会日益淡薄。
当然,人际关系,职场圈子、人脉资源对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群十分必要,如何拉近和亲友同事间的距离,是个技术活,感情投资要靠长期打磨沉淀,不是人情的交换品,仅仅用量化来考察。
不少人觉得,过年送礼是还人情债的最好时机。其实不然,如果送礼的时间地点不对路,会让收礼物的人陷入尴尬境地,影响彼此的感情。
小提示:面子问题来临,如何选择,不妨有点厚脸皮,别人怎么说无所谓,听从内心的需求最重要。
人情在:设人情账户水到渠成还人情债
人情往来讲究水到渠成顺其自然,所以不妨设立自己的人情账户,把相关人的喜好、生日、联系方式等记录下来,有时间就翻一翻,在生日时发个祝贺的短信,打个电话,即自然又简单就能完成人情投资,何乐而不为呢?
年底翻翻人情账户,找出每个人的特點,量体裁衣送人情,如果朋友喜欢运动,不妨在空余时间邀约一起出游,比大红包更能留下深刻印象。
其实,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平时点滴的人情投资的风险近乎于零,只要能把人情债顺利变成人情常在,就不用再在年底绞尽脑汁选择礼物、应酬的地点,心理的负担减轻了,人情债自然不存在了。
人情社会 篇7
乡镇人情不同于城市人情,乡镇人情往来是由熟人社会发展而来的,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尤其是亲戚关系,使乡镇人情往来具有更广的对象。近些年,虽然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但人情往来消费的支出增长幅度更加快速。
(一)人情往来消费金额巨大
在笔者所在地区,八十年代时,一次人情最多20元,30元,而现在一次人情最少200,多则几千甚至上万,视双方的关系密切程度而定。礼金的多少逐渐由当初的心意表达变成了关系深浅的标杆,也就是“礼轻情意重”成了“红包瘪,感情浅”。人情消费一年比一年多,居民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
(二)人情往来消费明目众多
在以前,除婚嫁丧葬、小孩满月、逢年过节等大事外,乡镇居民不太乐意举办人情宴,因为举办宴席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进化,人情宴请只需进酒店或者请厨师团队进家就可以解决,而这些花费可以从礼金中得到,甚至还能有额外收入。所以,人情消费越来越复杂,达到了几十种,婚礼、丧礼、满月、周岁、上梁、生日、乔迁、入学、参军、看病求医、逢年过节、职场打点、亲友聚会等都需要人情消费,
(三)人情往来消费时间密集
乡镇居民大多有着复杂的亲戚关系,况且还有如此众多的消费明目,必然会使居民的人情次数增多,也会导致人情往来消费金额越来越多,给家庭带来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事实上,这么密集的次数,还有部分是由人的博弈心理造成的,总希望自己花出去的钱能尽快收回,会找各种理由办人情宴。
二、人情往来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货币化越来越严重
从经济学角度考虑,人情消费的货币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他不会消耗随礼一方的购买物品的时间,也不会让受礼一方有“东西用不着,太浪费”的想法。但从社会学角度考虑,把货币变成人情交换的媒介,实际是一种拜金主义,会使朴实的人际关系变得庸俗。
(二)功利超越了道德
人情消费是一项传统,但是不合理的随礼除了给居民的经济造成负担,还会产生一些矛盾,让人情往来变的更功利性。张三过生日,李四随了400元,两年后李四办事,张三也随了400,这时候,李四很可能就不高兴了,认为物价在涨,怎么能和前年的一样呢。所以现在的人情往来消费不仅仅是道德投资,更是一种经济投资。
(三)面子文化
谁都知道收受的礼金是别人“暂存”的钱,终归要还出去的。但是人们还是有这么一种想法,谁家礼多谁家回礼多就有面子。在面子的影响下,出现了炫耀心理和攀比心理,在相互攀比下,人情支出自然水涨船高,而办事者大操大办,更加重了这种心理。“打肿脸充胖子”的现象越来越多。
(四)从众心理
婚丧、乔迁、升学、参军、生日、看病等都要随礼,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趋势。即使很难承受人情往来支出,也会默许下来,因为如果他们不与大众保持一致,就会被边缘化,这在他们狭小的社交模式下是非常致命的。
(五)滋生腐败
对于明目张胆的行贿受贿,多数人能保持头脑清醒,但借着“人情”的掩护,比如结婚、生日、看病、拜年等机会,暗中贿赂收礼,人们往往会心存侥幸,自找借口。长此以往,人情消费就会形成“温水煮青蛙效应”,不知不觉间成为腐败的温床,污染政治生态、败坏社会风气。
三、制止人情风蔓延的对策与思考
正常的礼尚往来是传统美德,我们理应继承和发扬,但是,现在的人情往来消费严重偏离了原来的本质,助长了资源浪费,加重了居民负担,净化人情风刻不容缓。
(一)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新的舆论气氛
有关部门需要在乡镇深入开展“礼尚往来有度”的宣传教育,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纸、宣传栏等工具,对那些婚事新办、丧失简办的文明新风进行宣传。
在人情消费越演越烈的当下,“礼金白条”已然悄然出现。“礼金白条”的出现能缓解攀比之风,也能减轻居民的负担,但是据调查,有很多人不认同这种行为,认为这是对当事人的不尊重。唯有政府部门大力宣传,才能缓解固有的思维。
(二)通过“制度”遏制“人情”
“生意往来需要人情,看病住院需要人情,择业就业需要人情”,面对如此的社会文化,人们都期望用关系来解决问题,而公职人员是最具有关系的,这便容易滋生腐败。《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关于禁止党员干部大操大办酒席的通知》等文件的出现,对公职人员以身作则,净化自己的人情交往,有一定的约束。但对普通居民的约束不大。所以需要动员公职人员劝解其亲属进行健康的人情往来,公职人员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带动其亲朋,让他们明白感情是人情往来的核心。
(三)建立乡约,对人情往来消费进行自我约束
乡约,中国基层社会组织中社会成员共同制订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法规与人情是一对矛盾体,单靠法规是很难净化人情风的,所以需要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建立合理的乡约,对办酒的规模和范围进行约束,把国家的各种扶持政策纳入乡约进行管理,实行一票否决。成立“红白理事会”,倡导居民破旧俗、树新风,厚养薄葬,减轻了居民负担,促进社会稳定。
(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办红白喜事,没有亲戚朋友的帮助很多时候是很难办成的,为了顺利完成,人情往来消费就出现了。所以人情往来消费,是一种互惠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的财富转移,能力居民转移经济和社会风险。只有不断完善养老、医疗、公共服务等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就会降低,过度的人情往来消费就会随之减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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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戏》的人情美 篇8
平桥村———外祖母的家乡,是“我”儿时的乐土:那是一个离海边不远的极偏僻的临河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户人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间很小的杂货店。正是这些种田打鱼人以及他们的后代给了“我”无限的乐趣。这里是一个优美、恬静、清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听到的是悠扬、宛转的笛声,见到的是碧绿的豆麦田、起伏的群山、朦胧的月色,“我”在这里的人间好戏中体验到了少有的人间真情。因为“我”在这里不但得到了优待,又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在小村里,一家的客,几乎也就是公共的”,偏僻农村醇厚的乡情可见一斑。因为有了远客,小朋友都从父母那里得到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来游戏。和“我”一同玩的小朋友,真心待“我”,与“我”和睦相处。一同钓到的虾,全归我吃,一同放牛,看戏。农家少年,无论长幼尊卑,一律平等,个个天真活泼、聪明勇敢、精神抖擞、朝气蓬勃。这里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平等相待。
在平桥村,“我”最大的愿望是去看戏,当“我”无船不能看戏时,心里十分懊丧,这对于别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同情的大事,但双喜、阿发等小朋友却深表同情和叹息。双喜为了使“我”能看上戏,敢冒风险,写保票。这里小朋友急“我”所急,想“我”所想,而一旦得到应允,便立刻高兴无比。双喜和小朋友不顾劳累和路远陪“我”再一次去赵庄。月夜行船去看戏本身就是一出感人的人间真戏,“架起两支撸,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流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这一幅幅充满浓浓山水情意的水墨画,不正是一出出引人的人间好戏?当“我”看戏有些疲倦时,桂生便去买豆浆,没有买到,又主动给“我”舀水;当我看戏不耐烦时,其他小朋友也显出不耐烦、扫兴的样子,有的竟打起呵欠来,经双喜提议返回了。在归航中,当大家饿了要偷罗汉豆时,这种人情得到了突出的表现:阿发为了招待“我”,只因为他家的豆大,就偷他家的,没有一点自私的考虑,与其说是偷豆,还不如说是摘豆。阿发的一个动作两句话,便在我们面前树起一个熠熠闪光、活泼可爱、天真无私的农家少年的形象。其实这夜的戏并不过瘾,过瘾的则是小伙伴淳朴的人情。他们热情帮助别人、纯洁无私的美好心灵,突出地表现在了小朋友的世界里,这不正是最美的人间好戏吗?
人情之美也精彩地表现在六一公公的身上。当“六一公公”发现豆被偷以后,不是骂豆被偷,只是责怪“不肯好好摘,踏坏了不少”。但孩子们十分坦然:“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这里不但没有因偷豆而惭愧的感觉,相反,倒是像看得起他的意思,连钓虾的注意力都没有转移,可见其无所谓了。他们偷得坦然,偷得愉快,偷得好玩,偷得不像偷。这个“六一公公”竟然因“我”觉得豆子好吃,“非常感激起来”。这是何等淳朴的人情。最为突出的是,这个“六一公公”,还竟将大拇指一翘,得意地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事后还亲自送来一大碗煮熟的罗汉豆。这语言、动作可真把农村的人情诗意地发挥到了极致。
小说里还流露着那厚厚的母子情。看戏走的时候,母亲嘱咐要小心;回来时,发现“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读到这里,不能不使我们对着这位母亲肃然起敬。母亲的情怀啊,半夜三更,站在桥头,盼望儿子的归来,见得儿子平安归来,那生气也是转瞬即逝,转气为喜了,“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不正是人间最伟大,最永恒的母爱吗?
阅读如何读出人情味 篇9
首先要注重课堂上的激发与渗透。多数学生对阅读的热爱源于语文课堂,这要求教师既要有驾驭课堂的能力,更要有使学生热爱课堂的能力。首先对教师文化素养提出了很高要求,深厚的文化素养会对学生起着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作用,使学生有一种如沐春风的心灵感受;教师的思维是否活跃决定了一节课学生的活跃程度和接收的饱和度,换一种思维方式,会使教师摆脱困窘的课堂状况,更好地解决难题,也使学生爱上教师的课堂。
其次,要注重课堂教学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由教师一言堂到以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为主的形式上的改变,更是以学生的关注度和理解力为基点,不同课型采取不同的课堂方式的转变,即课堂形式的多样化,真正做到有的放矢,让学生深入情境,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例如散文《合欢树》以歌颂母爱为话题,怎样使学生对这个老而生腻的话题产生新鲜感呢?这就要从学生自身出发,从文本出发,让学生真正用心去感受。由此,我组织了一次以合欢树为主题的演讲比赛,让学生具有自主权。比赛之前的一节课先讲述文学作品欣赏的方法和角度,拉近文本与学生的距离。借着《合欢树》这件煽情的外衣,围绕在合欢树的周围,回到了语文的本分上。所有人都写演讲稿,为展示自己的才华,学生们真正用心去读文章,去感受情感,去思索史铁生那深沉的母爱,领悟字里行间流露的对母亲的忏悔,通过自己的声音用演讲的形式将心中对于母爱的共鸣挥洒得淋漓尽致。
另外,还要注重在课下告诉学生稳中求进的阅读方法。学生平时的无效阅读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扎实的阅读基础和稳重的阅读心理。所谓的扎实的阅读基础并不简单的指语法知识的积累,更是语意的理解能力,是能进入文本又能跳出文本、高屋建瓴的去解读的能力。稳重的阅读心理是对阅读主体凭借阅读经验而产生心理期待的一种限制,有时合理的想象会帮助你去理解,但有时无边的想象会使读者因阅读眼界的限制产生心理厌烦而妨碍对作品的解读,所以,阅读时应该求稳,才能产生一种阅读的快感,使心灵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浸润。
同时,还要注重明确的阅读方向和充满张力的阅读思维相结合。现在传统文化教育提上了日程,课本中的重点推荐篇目必须要求学生用心阅读,以此作为立足点展开课外阅读。因为阅读方向的初期限制不代表阅读思维的束缚,学生根据自己的阅读兴趣向多方向发展,让自己的阅读思维拓宽加深,以传统文学的底蕴为积淀,为阅读插上翅膀,通过阅读量的加大使羽翼渐渐丰满,落实到写作中,真正能使文章充满人情味。规避阅读心理的封闭性和设身处地的阅读心理。所谓阅读心理的封闭性,就是阅读者所读到的往往是自己的核心观念。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了《易》,道学家看见了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史……”这种阅读心理的封闭性,是人性的局限。在阅读过程中,对心理的封闭性没有警惕的读者看到的往往不是完全的作品,而是读者自己心灵中最为关切认同的观念。如《林黛玉进贾府》这篇文章,学生内心已经认定贾宝玉是个“花花公子”形象,在阅读过程中只是注重他相貌的描写和他看见黛玉时的表现,全然不顾《西江月》这首词中对宝玉的似贬实褒。这就要求学生阅读经典要尊重历史,即“设身处地”的阅读心理。如果不能将阅读回归到历史情境中,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个体的情感和作品 主题。孙 绍振先生 说 :“经典文本的历史性和当代青少年之间的隔膜,是一个重大的难题,但,并不是不可沟通的。”证明了回归历史尊重历史的重要性。
18个有用的人情世故 篇10
在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情况下, 人情世故能够帮助我们个人缓和与其他人之间的紧张度, 也比较容易让其他人感到与我们交往的愉悦感与适度感。这里例举出对于我们每个人也许都能用到的日常生活中18个人情世故, 而这些人情世故也经常被很多年轻人忽略。
1.即使不是大人物, 我们也经常能用请教的态度与口吻与他们说话, 因为人不可貌相, 很多实用的良师益友往往来自不起眼的生活与工作中。
2.在吃饭的场合主动做点菜者, 不宜请主人与主宾点菜, 但是请注意询问主人与主宾的喜好, 而不是只管点自己爱吃的东西。这需要平时研究菜单, 积累点菜的经验。
3.经常找到朋友、伙伴与同事 (甚至小孩子) 值得肯定的方面。即使老板也需要被你肯定, 但是尽量在私下场合, 而对于一般朋友与同事则应公开赞扬。
4.在受到别人对自己的相貌、事情、人品赞扬时, 不要表现出理所当然的样子, 也不要假意否认, 合适的方式是表示感谢, 尤其感谢朋友的肯定与支持。
5.学会使用便条, 包括借条、领条、请假条、申请信, 如果你很主动地使用这些便条会让其他人感到你很规范, 日后也可有凭有据地与别人打交道。
6.即使你不是服务人员, 在朋友或者同事有客人的时候主动倒水, 会让朋友与同事很有面子, 也会让客人觉得你的朋友与同事很有威望。这会让你的朋友与同事特别感谢你的姿态。
7.虽然你觉得自己是新手或者地位比较低的人, 也要勇于不耻下问, 主动询问别人的需要, 而不要等领导或者资深的同事对你表现出亲和。
8.记得在别人不在座位的时候很热情地帮助接听与记录电话、接受信件、传递信息。对团队的同事与同学, 提醒他们一些你知道的重要日程。
9.要在征询了别人意见之后才可进入别人的房间, 看别人的书架或者室内物品, 在经别人同意的情况下才用别人的电脑, 以及坐在别人的私人座位上, 但通常不去翻动别人的笔记本。
10.如果不能出席宴会应提前通知主人, 迟到的话要在适当的时间点上通知主人, 到了以后要解释, 带未经邀请的朋友要事前通知主人。
11.不宜向别人索要礼物, 收到别人的礼品不管是不是喜欢都要表示感谢, 因为送礼者会很在乎你的反应。不宜把一处的礼物转送给另一处, 尤其还保留原来送礼者的符号与痕迹就显得很没有礼貌了。
12.在有多个出席者的场合, 主动介绍自己的朋友给其他人, 或者主动在你认识的朋友之间穿针引线。
13.有不同地位的朋友在的场合, 自己都要保持微笑, 体贴地招呼下那些内向的、不为人注意的的朋友, 在社交中对弱势者的帮助会得到别人特别的感激。在其他社会场合, 对于社会地位较低者, 尤其在有你不能适应的生活条件与生活习惯时, 要克制自己所想表现出的不适感与负面表情。尽量主动向社会地位较低者打招呼。
14.有好东西吃的时候不要吃独食, 主动地告诉别人你知道的好消息, 在有好事情的时候能想到别人。
15.有人做错了事情或者你发现其他人做错了事情, 不要用情绪性的方式批评别人, 尤其要注意就事来评价, 避免评价了别人的人格、个性与家庭教养。批评时能提出解决方案, 批评就更有建设性。也不要只有批评, 批评不忘肯定别人的长处。如果批评时能比较幽默, 往往负面效果就更少。被批评或者遇到尴尬的时候能幽默自嘲, 也能提高交流的建设性。
16.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在另外很多时候, 如果问题争执不下, 也不要继续火上浇油, 冷静下来, 多收集一些数据材料与想更明白点再说。
17.在你不能有充分把握的时候, 用“争取”与“尽量”这样的口吻回答别人的邀约, 承诺了就要最大限度去履行。
18.与别人交际时要尽量不谈回报地先为别人做点什么, 这样就赢得了在心理上比别人优越的债权感。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别人对他负有的社会债务感的总和。●
正确应对人情保单 篇11
这里的人情保单是指那是仅仅是为了人际关系,并没有考虑到自身实际需要,或者是保险代理人通过人情关系而误导客户购买的保险合同。
你遇到过人情保单吗
根据一项调查,超过80%的保险消费者,人生第一张保单都是向熟识或朋友介绍的代理人购买的,其中,又有近一半人是在顺应人情的状况下购买的。
显然,尽管人身保险能给家庭及个人添加保障,还可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财渠道,但是若遇到很难推托的“人情保单”,难免令人徒增烦恼。
据报载,2008年初,宋小姐碍于人情,买了昔日校友、如今的保险代理人推销的某款医疗险,年交保费4000多元。今年6月,她因病住院花去1万多元,理赔时才发现买的是费用补偿型险种。如此,由于宋小姐所在单位能为其报销85%的住院医疗费,所以保险公司只需负担1500元即可。这让宋小姐觉得很冤。
这种事情通常较多地发生在新入职的保险代理人身上。一方面由于目前许多保险公司为了追求销售业绩而很少对代理人进行客观理性的产品培训,尤其是在分红保险方面通常夸大产品利益回报,误导新代理人;而新代理人由于刚刚入职通常是激情有余却专业不足,往往偏听偏信,造成以误导的方式向亲戚朋友出售保单。另一方面,由于保险公司现行的薪酬制度是以业绩为指标,没有卖出保单就意味着没有收入,一些代理人为了个人的收入而故意进行误导,而导致“人情保单”问题频出。
排除人情,按需买保单
最让人头痛的人情保单,就是完全不顾投保方的需求,一味抬出人情压力,以便达到做业绩的目的。
其实,人情保单并非绝对不能买,关键是出手前务必谨慎。面对打着人情牌的保单,先自问最需要哪类险种,在充分了解合同条款的前提下,再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夺。如果感觉不合适,或已经购买过同类产品,就实事求是地告诉对方不需要。如果说你是个好面子的人,实在推托不掉,不妨选择期限短、金额少的产品,或不需很多理赔服务的养老险,即便代理人跳槽也不会受太大影响。
如果投保人确有购买保险的需求,又想通过熟悉的人来购买保险,那么投保人可要求代理人先拟定一份保险计划书。因为优秀的代理人能够通过交谈,明确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制合适的计划。而后,投保人可上网查找代理人推荐产品的相关信息,验证其各种承诺是否属实。尤其是在购买分红保险时一定不要相信保险业务员关于未来的分红预测,因为分红险的收益是不确定的,能否有收益、收益有多少关键要看该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及管理能力。业务员所讲述的未来收益都只是保监会许可的一种收益假设,并不代表未来真实的收益。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笔者并不建议购买太多的分红险作为家庭保障,而应以交费少保额高的定期寿险为主,同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购买部分重疾险,以使自己真正通过花较少的钱获得较好的风险保障。例如,一个三口之家,男女主人年龄在30岁左右,年收入10万元的家庭,其保费年支出最好不要超过1万元,主要险种应以定期寿险和重疾险相搭配。其中家庭主要经济支柱的寿险额度要保证达到其未来5~10年的收入总和。保障期限以把孩子抚养成人为标准,也就是20年为宜。其他收入结余则可以进行基金定投、定期储蓄、国债等投资。
对于有养老需求,且希望将来年老的时候定期领取养老金的人来说,购买部分养老保险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前提是要将保障型的险种相对足额购买后再行考虑养老保险。因为保险的根本是解决人生的风险,而不在于为你赚来多少投资收益。
“人情观”下的医患关系研究 篇12
过去的30年,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医疗卫生水平也大大提高, 但是, 医患关系一直都呈现出紧张的局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医疗改革使得医院走市场化道路, 无形中增加了医疗机构的趋利倾向, 这无疑对医患关系的改善产生了不利影响。医患关系的紧张一方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另一方面也阻碍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和医疗服务的完善。
人情关系是贯穿中国传统与现代的一条重要线索。产生并发展于传统社会的人情观自有其原本的内在属性和价值。但是, 在现代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下, 人情观也发生了变异, 并逐渐开始产生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消极影响。在广大国人根深蒂固的“人情观”的影响下, 医患关系的紧张自是在所难免。在理论界, 医患关系问题为广大学者所广泛关注, 他们做了深入的研究和预测, 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相对于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来说, 这些研究就显得有些单调和不足了。对医患关系问题大多是从法律等层面予以关注, 而从社会学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屈指可数, 由此看来, 进行“人情观”下的医患关系研究是颇具意义的。
2 人情观与医患关系的定义
2.1 人情观
“人情”在中国颇具历史,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有言“辩察于辞, 清洁于货, 习人情, 夷吾不如弦商” 。“人情观”在中国社会非常普遍, 中国人也常被认为是重人情的民族。“人情观”就是儒家倡导的“忠孝仁义”、“礼义廉耻”, 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 如佛家的姻缘论等。所以, 在传统社会中, 中国人都老老实实地恪守规矩, 人情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纽带。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情观虽然有了些许改变, 但对现代社会依旧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 倾向于将“人情观”定义为:“人情观”是在儒家礼教的限制下, 形成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被大众所广泛接受并执行的生存关系。人们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努力经营这种关系, 在各种矛盾中审时度势, 左右逢源, 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帮助、经常往来的群体性和连结性的生存关系, 希望借此更好地生活。
2.2 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是指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的医治关系。医患关系是围绕着医疗行为结成的, 在医疗行为中不仅涉及到医生与患者的关系, 还包括护士与患者、医师与护士、医师与患者家属、护士与患者家属的关系。故而, 我们可以看到, “医”指医疗机构、医务人员, “患”指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医患关系实质上本应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但是在我国的社会现实, 医患关系的紧张却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在本研究中, 倾向于采用广义的定义。这种关系对医疗过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良好的医患关系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在医疗过程中, 不仅需要患者方面的密切配合, 也需要医生以其自身的职业道德为约束, 严格、中立地维持医疗关系。
3 国内外研究进展与现状
3.1 国外对于医患关系问题的研究
3.1.1 医学视角下的医患关系问题
西方对医患关系的研究历史悠久, 可以追溯至希波克拉底, 他就曾提出“一些患者虽然患病严重, 但是单凭对于医生的信任而得到康复”。一般而言, 医患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医生完全主动;医生主动, 患者也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医生与患者共同商讨治疗。近代西方关于医患关系的研究开始于“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模式”的转变过程中。1977年美国联络精神病学家Enge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需要一种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一文, 首次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并对此作了强有力的分析和说明。即生物医学模式需要向综合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 这种转变并不否定疾病的生物学本质, 而是提倡为了全面了解病人和为病人提供真正合理的医疗保健服务。自此, 以患者为中心的研究开始兴起。Mead更是将医患关系具体操作为五个维度:综合生物社会心理因素进行诊疗、患者人格化、医患责权共享、结成医患治疗联盟以及医生人格化。
3.1.2 社会学视角下的医患关系问题
对医患关系的关注不仅来自于医学领域, 社会学家也对此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社会学关于医患关系问题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三种医患关系理论模型
患者角色模型:帕森斯开创性地提出医患关系的理想类型, 将医患关系界定为:医生竭尽全力为其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患者也尽其所能使自己好起来。而且在《社会系统》一书中, 他也提出了患者的角色概念——病人为适应其情境的规范性要求而形成的一些特征性的行为。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更加类似于家长和儿童的关系。
医患关系的三种类型模式:萨斯 (Thomas.S.Szasz) 和霍伦德 (Marc.H.Hollender) 通过对手术和慢性病患者的观察发现, 患者对于专家意见的遵从程度会因为不同疾病特征和严重程度而改变。因此, 他们将医患角色关系分为三种可能的模式, 即主动—被动模式, 指导—合作模式以及互动模式。
供应商—消费者模型:随着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制度的发展, 原有的模型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医患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医疗服务的“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过渡, 这样的医患关系就更加类似于“供应商—消费者”模式。
2) 社会学对医患关系的研究
1935年劳伦斯·赫德森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论述为一个系统, 这对后来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帕森斯在此后的研究中涉及到的患者角色的概念更适用于患者本人和与其互动的所有人。
社会学中更愿意将医患关系看作是医生与患者之间互动和面对的过程。而且, 这种关系不是一种自发的互动过程, 而是一种明确的由两人或两人以上为了病人的康复而建立的一种面对关系。
社会学家也倾向于相信, 社会的变迁加速了医患关系的变化。在急剧变迁的社会中, 人们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的提高, 必然对自身健康的追求有所提升, 这使得他们会对医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 医患关系的转变就在所难免了。患者更加倾向于对医生持有一种怀疑态度, 更加愿意参与医疗的决策、更多地对自己负责。并且, 人们也将医患关系看作是商业的一种, 从而对医生的不满情绪增多。
3.2 我国对于医患关系问题的研究
邱泽奇先生曾说, 国内关于医患关系的研究多停留在抽象层面上。我们通过资料的收集发现, 关于医患关系的研究以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法学等学科领域为主, 而在社会学层面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在涉及医患关系的实证研究中, 研究者主要来自于医学领域, 且他们的研究范围也是讨论医患关系模式现状、模式及其成因等方面, 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也没有超出国外学者获得的结论。
国内的研究者对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其中邱仁宗“烂苹果和烂筐”理论最有代表性, 他认为, “烂苹果”是指由医生个人行为导致的医患关系紧张, “烂筐”是政府试图退出卫生保健, 将医疗机构市场化。除此之外, 其他学者也对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成因做出了解释。
3.2.1 从医疗信息角度
医患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交换关系, 医患之间的信息结构表现为明显的非对称性。在医患关系中, 信息的不对称对医生的自我道德约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医生很可能在医疗过程中, 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患者进行一定程度上善意或恶意的隐瞒。
3.2.2 从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角度
我国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相对于国外而言较低, 目前多数研究都呈现出就医流程急需优化, 患者在漫长的待诊过程中, 心理产生厌烦感,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
3.2.3 医疗法律制度方面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中, 我们看到, 现有医疗立法不能很好地体现出医患关系的特征及本质属性, 因此不能很好地解决医患关系问题。
3.2.4 医疗服务价格方面
医疗服务价格一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政府在医疗改革中, 将医疗服务市场化, 使得医疗机构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和盈利而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在我国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措施并不完善的现在, 无疑加重了患者的负担, 使得医患关系更加紧张。政府一方面要保证医疗服务的福利属性, 故而通过强制手段将医疗服务价格压低, 一方面又默许医院通过药品差价赚取利益维持正常运转。
4 结语
在现代社会, 虽然“人情”的作用较之传统社会已有显著下降, 但必须看到, 在拥有“人情观”传统的中国, 逢人办事, “人情”还是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医患关系问题的解决在“人情观”仍有巨大影响的中国社会更需要我们的广泛关注, 如何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成为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医患关系具有伦理性、法律性、技术性等多重属性, 医患关系的改善需要各个方面的密切配合和努力, 所以研究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并提出改善对策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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