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贵阳

2024-07-07

贵州贵阳(精选11篇)

贵州贵阳 篇1

日前, 人社部决定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建设中国贵阳留学人员创业园, 此举将有力推动“留创园”健康快速发展。

贵阳留学人员创业园始建于2010年2月, 经过五年的发展, 已建成孵化场地近10万平方米。目前, “留创园”已引进袁嵇康博士、杨智杰博士等50多个留学归国人才创业团队, 100多名留学人员, 入园创办了6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 涉及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2014年, “留创园”实现利税近亿元,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创新创业示范效应明显。

省部共建后, 中国贵阳留学人员创业园将在政策、人才、项目、信息、服务等方面获得人社部更多支持。下一步, “留创园”将依托贵州省大数据产业, 把“互联网+高端人才平台”作为发展方向, 为海外高层次人才与大数据产业高位嫁接、高端切入搭建平台和载体。预计到2020年, 将建成孵化场地50万平方米, 聚集大数据产业领域的留学归国人才创新创业团队100个以上, 获批大数据产业领域专利200个以上, 创办企业100家以上, 实现利税100亿元以上。

贵州贵阳 篇2

河滨公园位于贵阳市中心区西南部,前临环城南路,后傍南明河,故名河滨公园。公园南边山麓,河水清澈,古柳低垂,是夏天游泳的好地方。河上游的对岸,原生长着一棵大柳树,因此,公园的原名叫“杨柳湾”。

公园内的建筑,都依据山形、水势设置。公园大门处,宽阔的林荫道两侧有两排高大的二球悬铃木和玉兰树,中间置花台。林荫道左侧小岗上,有用现代建筑材料修筑的“姊妹亭”,造型新颖,右侧较高的山上绿树掩映之中,原是工人文化宫,现为电影院。这里是公园中的最高处,清幽雅致,可俯瞰全园景色。林荫道尽头的两山之间,建有圆形喷水池,池里种有睡莲,水池四周园林工人精心种植的各种花卉,争奇斗妍,池旁设有画廊和娱乐室。

整个公园按其娱乐功能,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儿童游乐区、科普展览区和安静休息区。儿童游乐区在公园的东北部分,即公园大门的`左侧,这里有一架伊尔14型小客机停在游乐园内,供儿童参观,另建有各种电动飞船、转椅,90年代新建大型“旋转木马”,还有一座灯光篮球场。游乐园周围配以假山水池,亭榭长廊及绿树草地。

从喷水池沿七十余级宽阔石阶而下,即至南明河边。岸边绿树荫浓,附近有旱冰场和长廊。临河新建有茶厅,建筑风格具有现代特色。河中有坝上桥,连接河的两岸,河上可以泛舟。

科普区经常举办各种科学技术展览,为贵阳的科普爱好者提供了场所。

贵州贵阳 篇3

慕德贵在讲话中指出,加快慈善事业发展是调动社会资源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一项社会事业。首届慈善项目推介会,是推进贵州慈善事业发展的一种新尝试和新探索,不仅展示了我省慈善事业发展成果,也搭建了社会各界奉献爱心、交流合作、对接和整合慈善资源的重要平台。希望社会各界人士继续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传承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通过冠名、认捐、资助等方式,积极参与慈善项目推介活动,为建设“慈善贵州”、“爱心贵州”、“幸福贵州”贡献自己的力量。希望各级政府以首届慈善项目推介会为契机,以民生幸福为出发点,大力弘扬慈善精神,传播慈善文化,主动为慈善事业的发展解疑难、办实事,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各级慈善组织和有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开拓创新,为更多人参与慈善事业提供支持、创造条件。

此次推介会共有40家社会公益慈善组织参展,推介慈善项目300余个,涵盖扶老、助学、助医、扶贫、济困、赈灾、文化等领域。推介会现场举行捐赠仪式和签约仪式,20家社会公益慈善组织与61家企业、商会、单位、爱心人士现场捐赠和达成70个慈善合作项目,合作项目款物达2.54亿元,其中:资金1.55亿元,项目和物资0.99亿元,省慈善总会达成合作项目13个,款物8348万元,其中款1848万元,项目和物资6500万元。

省民政厅厅长丁治学向大会致辞,副厅长甄燕驰主持大会,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陈亮贵、省工商联副主席丁宪光、省慈善总会副会长陈梅琳、覃祖祥、副会长秘书长唐映祥出席会议。

参展社会公益慈善组织及爱心企业、商会、代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省内16家新闻媒体等参加推介会。?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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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由省民政厅、省国资委、省工商联主办,省慈善总会承办的首届贵州省慈善项目推介会在贵阳举行。省人大副主任张群山、省政府副省长慕德贵、省慈善总会会长杨序顺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群山宣布开幕,副省长慕德贵讲话。

慕德贵在讲话中指出,加快慈善事业发展是调动社会资源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一项社会事业。首届慈善项目推介会,是推进贵州慈善事业发展的一种新尝试和新探索,不仅展示了我省慈善事业发展成果,也搭建了社会各界奉献爱心、交流合作、对接和整合慈善资源的重要平台。希望社会各界人士继续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传承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通过冠名、认捐、资助等方式,积极参与慈善项目推介活动,为建设“慈善贵州”、“爱心贵州”、“幸福贵州”贡献自己的力量。希望各级政府以首届慈善项目推介会为契机,以民生幸福为出发点,大力弘扬慈善精神,传播慈善文化,主动为慈善事业的发展解疑难、办实事,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各级慈善组织和有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开拓创新,为更多人参与慈善事业提供支持、创造条件。

此次推介会共有40家社会公益慈善组织参展,推介慈善项目300余个,涵盖扶老、助学、助医、扶贫、济困、赈灾、文化等领域。推介会现场举行捐赠仪式和签约仪式,20家社会公益慈善组织与61家企业、商会、单位、爱心人士现场捐赠和达成70个慈善合作项目,合作项目款物达2.54亿元,其中:资金1.55亿元,项目和物资0.99亿元,省慈善总会达成合作项目13个,款物8348万元,其中款1848万元,项目和物资6500万元。

省民政厅厅长丁治学向大会致辞,副厅长甄燕驰主持大会,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陈亮贵、省工商联副主席丁宪光、省慈善总会副会长陈梅琳、覃祖祥、副会长秘书长唐映祥出席会议。

参展社会公益慈善组织及爱心企业、商会、代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省内16家新闻媒体等参加推介会。?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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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由省民政厅、省国资委、省工商联主办,省慈善总会承办的首届贵州省慈善项目推介会在贵阳举行。省人大副主任张群山、省政府副省长慕德贵、省慈善总会会长杨序顺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群山宣布开幕,副省长慕德贵讲话。

慕德贵在讲话中指出,加快慈善事业发展是调动社会资源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一项社会事业。首届慈善项目推介会,是推进贵州慈善事业发展的一种新尝试和新探索,不仅展示了我省慈善事业发展成果,也搭建了社会各界奉献爱心、交流合作、对接和整合慈善资源的重要平台。希望社会各界人士继续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传承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通过冠名、认捐、资助等方式,积极参与慈善项目推介活动,为建设“慈善贵州”、“爱心贵州”、“幸福贵州”贡献自己的力量。希望各级政府以首届慈善项目推介会为契机,以民生幸福为出发点,大力弘扬慈善精神,传播慈善文化,主动为慈善事业的发展解疑难、办实事,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各级慈善组织和有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开拓创新,为更多人参与慈善事业提供支持、创造条件。

此次推介会共有40家社会公益慈善组织参展,推介慈善项目300余个,涵盖扶老、助学、助医、扶贫、济困、赈灾、文化等领域。推介会现场举行捐赠仪式和签约仪式,20家社会公益慈善组织与61家企业、商会、单位、爱心人士现场捐赠和达成70个慈善合作项目,合作项目款物达2.54亿元,其中:资金1.55亿元,项目和物资0.99亿元,省慈善总会达成合作项目13个,款物8348万元,其中款1848万元,项目和物资6500万元。

省民政厅厅长丁治学向大会致辞,副厅长甄燕驰主持大会,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陈亮贵、省工商联副主席丁宪光、省慈善总会副会长陈梅琳、覃祖祥、副会长秘书长唐映祥出席会议。

参展社会公益慈善组织及爱心企业、商会、代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省内16家新闻媒体等参加推介会。?誙

贵州贵阳 篇4

贵州省贵阳铝土矿、磷矿、耐火粘土、砖瓦用页岩、饰面灰岩等矿产资源丰富, 在发展循环经济和新材料产业中重点发展新型建筑材料。

2013年4月, 《贵阳市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3-2015年) 征求意见稿》中提出, 要重点发展新型墙体材料, 尤其是符合节能建筑要求的各类砌块, 大力发展适用于内外墙的、集保温隔热为一体的复合多功能砌块, 利废节能的轻质内外墙隔墙板和复合墙板, 加快推广新型墙体材料、无机防火保温材料, 壮大新型建筑材料产业规模。

贵州贵阳 篇5

2月16日至2月17日,全省旅游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省委十届十二次全会、省十一届六次会议、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第六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和全国旅游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11年全省旅游业发展情况,安排部署今年旅游工作。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和“稳中求进、提速转型”的总基调总目标,全力推动旅游业创新发展。省委副书记、省旅游发展和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王富玉,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旅游发展和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黄康生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傅迎春作了题为《抢抓机遇 提速转型 扎实推动全省旅游业创新发展》的工作报告。出席和参加会议的领导和代表共350人。

王富玉充分肯定了我省旅游业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他说,近年来,通过全省各级有关部门的扎实工作、共同努力,贵州旅游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探索出了一条西部地区后发赶超、跨越发展之路,在全国成为亮点。2011年,全省旅游总收入1429.48亿元,是2004年的8.53倍,年均增长36.77%;接待旅游总人数1.7亿人次,是2004年的6.8倍,年均增长32.03%。近年来,在积极探索和不断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一些抓旅游工作的好做法:推动形成“三位一体”领导体制和“五位一体”工作机制;成功打造“多彩贵州”旅游文化品牌;有效搭建旅发大会和“两赛一会”旅游发展平台;持续开展“整脏治乱”专项行动和“满意在贵州”主题活动;始终把市场开拓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首要任务;着力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高度重视旅游人才培养。

王富玉强调,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之年,省委、省政府提出把贯彻落实国务院2号文件精神作为总任务,把“稳中求进、提速转型”作为总基调、总目标,把“稳中求快、快中保好,能快则快、又好又快”作为总要求,强调要在“十二五”期间创造一个高于过去、高于西部、高于全国的“贵州速度”。宏观环境的新趋势,旅游形势的新变化,使我们既面临良好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主动服从于省委、省政府工作大局,以建设旅游强省为目标,以加快发展为主线,以转型升级为核心,以提高游客满意度为要求,着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一是在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相关文件会议精神上下工夫,促进旅游政策环境氛围提升取得新突破;二是在旅游与三次产业融合上下工夫,促进旅游空间拓展取得新突破;三是在旅游项目建设上下工夫,促进 1 旅游产品品质提升取得新突破;四是在旅游规范管理上下工夫,促进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取得新突破;五是在旅游宣传营销上下工夫,促进旅游市场开拓取得新突破。

王富玉指出,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旅游工作,切实把旅游业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强力推动旅游业大发展、大提升、大跨越。一是加强组织协调,促进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强沟通衔接,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二是加大旅游人才培养力度,形成一支能够支撑贵州旅游加快发展的优秀旅游管理干部队伍、导游队伍和旅游企业经营管理队伍。三是加强目标责任绩效管理,做好重要工作任务分解和细化,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四是加大督查力度,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对旅游工作开展的重点决策部署开展全面督查,确保主要目标任务完成。五是加强对带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的研究,从政策、体制、机制、措施等层面提出对策办法,增强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六是通过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和干部作风建设,在广大干部职工中大力倡导和弘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精神,弘扬奋发有为、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以坚定的信心、坚强的意志、过硬的作风奋力攻坚克难,不断开创旅游工作新业绩,为贵州“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黄康生在讲话中指出,贵州要在2015年实现小康程度接近西部平均水平,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必须进一步明晰思路,抢抓机遇,善抓机遇,切实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后发赶超之路。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国发2号文件的要求,紧密结合实际,认真思考和谋划旅游产业如何加快发展的问题。一要抓好国发2号文件关于旅游业发展有关政策精神的学习领会。要用产业融合、跳出旅游抓旅游的创新思维深刻领会文件精神实质,把抓好吃透国发2号文件关于旅游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精髓,作为理清旅游发展思路、助推旅游发展的重要指针,切实增强抓落实的主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不断增强旅游自我发展能力;二要把国发2号文件的各项政策措施转化为推动旅游发展的信心和动力。要立足“大旅游、大产业、大发展”,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用足、用活、用实国发2号文件各项政策,真正把政策蕴含的巨大能量转化为加快发展的根本动力,做到发展在干中推进、难题在干中解决、重点在干中突破,坚持能快则快、好中求快,切实推动我省旅游业更好更快发展,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强劲的气势,形成 2 加快推进旅游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三要以国发2号文件为引领认真谋划当前旅游各项工作。要紧紧围绕实施“十二五”各项奋斗目标,落实国发2号文件,既要把文件精神用好用透用到位,又要在贯彻中进一步争取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省发改委、省旅游局在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上要有大动作,主动衔接,创造性地推动国发2号文件的深入贯彻落实。

黄康生强调,今年是“十二五”关键之年,省委省政府已确定全省旅游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接待旅游者人数达2.12亿人次,同比增长25%以上;旅游总收入实现1800亿元,同比增长26%以上。届时,预计旅游业占全省GDP的7.5%左右,旅游业增加值在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例达17%左右。

黄康生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紧紧围绕国发2号文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十二五”旅游业发展的战略部署和要求,坚定信心,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强化措施,在创新发展中实现赶超进位,实现全省旅游发展目标任务:一是强力推进旅游规划体系建设。在《贵州省旅游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基础上,编制实施《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1-2020年)》。发改、旅游、文化等相关部门,要紧扣“生态文化旅游”主题,根据赵克志省长“委托国内知名的规划设计单位帮助做,使规划项目化。同时,编制好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体系规划、贵州七大旅游基地建设规划等重点专项规划。二是强力推进旅游项目产品建设。要把重点旅游项目招商和产品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着力创新体制机制,通过多渠道引资、融资和加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贴息支持等措施,推动一流旅游目的地建设取得新突破;三是强力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旅游交通环境,全面提升旅游服务功能,加快推进酒店建设步伐;四是强力抓好旅游市场宣传促销。加大旅游宣传策划投入,围绕客源市场重点促销,利用各种节会平台加大促销力度,强化整体联动集中宣传;五是强力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大力营造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着力在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上下功夫,抓好人才队伍素质提升。六是努力形成旅游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切实把行动统一到国发2号文件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各地政府要把旅游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安排部署,切实加强领导,在政策支持、旅游投入、宣传推介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发改、财政、住建、统计、物价、质监等部门要牢固树立”联合就是支持、融合就是发展“的理念,将旅游工作积极融入各行各业发展中,拓展发展空间,放大旅游综合效应,更好地推进旅游业与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加快形成旅游业跨越发展的强大合力,加快推进旅游强省建设步伐。

傅迎春在报告中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工作,他说,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全省旅游行业按照”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主基调,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全省旅游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2011年,全省实现旅游总收入1429.48亿元,同比增长34.7%;接待旅游总人数1.7亿人次,同比增长31.8%。去年旅游收入、接待人数增速分别高于全国13.9个百分点、19.3个百分点;总收入和接待人数在全国排名达到15位和19位。旅游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旅游项目建设进一步加快,企业品牌创新进一步推进,市场营销推广进一步加强,旅游服务质量进一步改进,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入,全省旅游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傅迎春强调,2012年,全省旅游工作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是:以国务院国发2号文件为指导,按照省委、省政府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围绕建设旅游强省和”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和休闲度假胜地“战略目标,以品牌建设促管理创新,以项目建设促产品创新,以客源拉动促消费增长,以规范管理促质量提升,推动旅游业加快转型、创新发展,确保实现接待旅游人数2.12亿人次,同比增长25%以上;旅游总收入1800亿元,同比增长26%以上的目标。

傅迎春要求,各地旅游部门要围绕全省旅游工作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重点抓好十个方面工作:一是深入抓好国发2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提高认识,吃透政策,顺势把旅游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主战略,始终把”两加一推“作为旅游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把”两大战略“作为新一轮旅游开发的重大机遇和载体,用准用活用足《意见》精神,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实施意见》的部署和任务分解,创新落实涉及旅游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二是旅游产业规划体系建设要有新突破。要围绕”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战略定位和工作要求,以打造”全国最佳避暑度假基地“等七大旅游基地,培育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拓展旅游相关产业链为重点,在《贵州省”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的基础上,着力抓好旅游规划体系建设;三是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要有新拓展。深入推动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推进我省旅游业转型升级和旅游新兴业态、特色旅游品牌等的形成;四是旅游项目建设要迈上新台阶。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通过多渠道引资、融资和加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贴息支持等措施,推动旅游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五是旅游区域合作要走出新路径。坚持以”区域联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宗旨,抢抓交通格局大调整的契机,积极走出去、请进来,4 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实现区域旅游互动发展;六是旅发大会要办出新影响。要按照栗战书书记在第六届旅发大会对旅发大会提出的要求,深入提炼和总结旅发大会的经验和规律,切实把旅发大会办成贵州的一张王牌、全国的一大亮点。各市州也要积极引入旅发大会的会制,以此为抓手,探索和打造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途径和平台。第七届旅发大会将于今年4月份在毕节市举办,毕节市及省直相关部门正精心谋划和组织,着力改善旅游环境,推进旅游接待、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省旅游局将联系毕节市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力争用三至五年时间,把毕节打造成”新型国民休闲基地“,成为我省有强大市场吸引力的新一轮升级产品;七是旅游宣传促销要有新举措。围绕2012年”多彩贵州欢乐游“宣传主题,进一步整合政府、部门、企业、媒体及社会资源,强化宣传营销创意,加大旅游与文化、经贸、体育、农业等多方联合的对外形象宣传新路子、新招数、新办法,开展多种形式的旅游推广和产品营销;八是旅游服务质量要有新提升。围绕”旅游服务质量年“,深入推进”满意在贵州“主题活动,以”十佳“活动为抓手,继续开展旅游行业创先争优活动;九是旅游人才建设要拓展新空间。推进《贵州省旅游业”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实施。围绕建设旅游强省目标,以复合型人才和急需人才为重点,加快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旅游院校适应新业态新趋势发展的需要;十是旅游自身建设要有新要求。各级旅游部门要继续按照省委创先争优、”三个建设年“和”四帮四促“活动的总体部署,紧紧围绕转变作风、廉洁务实、高效满意的要求,以实干求作为,抓好旅游部门自身建设,充分展示我省旅游行业在跨越发展中的良好形象。要把转变作风放在首位,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改进工作方式、创新工作方法,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提高工作效率和水平。

毕节市人民政府、黔南州旅游局、贵州新闻旅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3家单位作了交流发言。9个市(州)也分别围绕2012年本地区重点抓好的旅游工作作了简要发言。省旅游发展和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各市(州、地)、县(市、区、特区)分管负责人及旅游局长,全省四星级酒店、重点旅行社、国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负责人参会。

会上表彰了2011年全省旅游行业”十佳"活动先进集体和个人。

贵州贵阳 篇6

作为“全国十佳反贪局长”,谭虎的名字也常与案件联系在一起,他先后主办、参办、指挥查办上百件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典型的案件有贵阳市财政局出纳许杰贪污案,华创证券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邹军挪用公款案,贵阳市原市长助理、金阳新区管委会主任樊中黔受贿案,贵州省客运管理局原局长宋建新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等,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5个多亿。

然而,记者面前的谭虎,穿着普通,有着兄长般的严肃与亲切。“当年参加工作时才21岁,不过看起来像31岁的人。”谭虎回忆起往昔的自己就笑声连连,而我们的话题也就从这个回忆展开了。

因一部电视剧加入反贪队伍

《方圆》:听说您当年选择工作时更倾向法院?

谭虎:我本身是学法律的,1994年毕业于贵州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当时从专业角度出发,当然更愿意去法院工作,实际上对检察院也不甚了解,但最终选择进入检察院工作,尤其是反贪局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受一部电视剧的影响。

《方圆》:什么电视剧会对您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谭虎:是一部香港的电视剧,名字是《廉政风暴》,讲述了香港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成立廉政公署后,开展了一系列反贪腐行动,让昔日贪腐严重的香港变成了世界上最为廉洁的地区之一。看完这部电视剧之后,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认定了反贪是极具成就感的一项工作。贵阳市检察院1993年才成立反贪局,当时就非常希望能够去反贪局工作。

《方圆》:那后来怎么进入检察院反贪局的呢?

谭虎:这个过程非常顺利,虽然那时的大学毕业生已经不包分配了,但是可以自荐去某个单位实习,我当时就自荐去检察院的反贪局实习,三个月实习结束后,立刻申请正式加入反贪局,那一年我还是贵州省的优秀大学毕业生,贵州大学也向检察院推荐,所以就顺利进入检察院反贪局工作,而且一干就是15年,中间从未有过调动。

反贪工作要苦干更要巧干

《方圆》:您还记得当年刚进入反贪局工作时的情景吗?

谭虎:记忆犹新。那时真是非常年轻,工作时充满热情,感觉每一滴血都是燃烧着的,唯独缺乏技巧。工作15年,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干反贪一定要有技巧。

《方圆》:您总结出了哪些技巧呢?

谭虎:基本有三点吧。第一就是要慎重初查,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必须准确掌握涉案人的人际关系、家庭背景和兴趣爱好等情况,如果没有掌握这些情况就盲目立案,那么失败的风险就会非常大;第二就是果断出击,在掌握规律性的信息后,就应该下定决心,该采取什么措施就采取什么措施,绝对不可以有任何犹豫;第三是一定要考虑涉案人的辩解和无罪的一些证据,比如受贿犯罪,法律对此有着明确的解释: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收受贿赂,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涉案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时,我们就必须慎重考虑。我也经常在工作会议上提出:反贪工作要苦干更要巧干。

《方圆》:还记得办理的第一个案子吗?

谭虎:1995年我办理了第一个案子,是一个铁路系统出纳员贪污公款的案件,而且这个出纳员和我同岁,他当时刚出社会,从来没有经手过这么多的钱,难免就心动了,平时就拿着公款吃喝玩乐,但是单位年底一查账,这个人就给吓怕了,拿着2万块的现金就跑了。

《方圆》:人都跑了,那这个案件还怎么查呢?

谭虎:说来也巧,这位出纳员的一位朋友是我的同学,而我就通过这位同学和他取得了联系。经领导同意后,我和他在一家酒吧见面,经过长时间耐心的劝导后,他最终同意和我一起回检察院自首坦白。后来查实,这个出纳员一共贪污公款30万,这个数目在当时非常大,他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我们也陆续追回了十几万的赃款,但每次追回的款额都是一两千块而已。

以案找案,线索不断

《方圆》:2006年1月至2009年9月,贵阳市反贪局共立案542件629人,县处级要案83件,反贪局每年办理这么多的案件,线索又是从何而来呢?

谭虎:和上世纪相比,现在反贪局的线索来源的确有了极大的不同,特别是贵阳市检察院最近几年查办的案子,线索多是来源于办理一个案件时带出来的窝案和串案。现实的情况是一个行贿人面对着很多的受贿人,一个受贿人面对着很多行贿人。特别是2008年我们查办的贵阳市原市长助理、金阳新区管委会主任樊中黔一案,初查时发现近百名建筑商向其行贿,最终查实有54名建筑商行贿,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受贿人面对很多行贿人。

《方圆》:通过这种途径得到新线索,办理更多职务犯罪的新案,在反贪局办理的案件中占了多大的比例呢?

谭虎:我们每年办理的案子接近100件,其中有一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线索的。以2008年为例,我们办理了贵阳市社保系统贪腐案件,共立案20多起,这一系列案件的线索来源于同一个行贿人,他行贿的数目不过100万而已,但是行贿的对象上至贵阳市社保局负责人,下至区县的社保局一把手。在掌握这一证据后,反贪局仅一天就控制了6名社保局的受贿人。

查办樊中黔案

《方圆》:曾经有媒体报道过,您在办理贵阳原市长助理樊中黔案件时,三个月都吃住在办公室,这是真的吗?

谭虎:的确如此,樊中黔当时态度相当恶劣,什么都不肯交代,即使交代些问题,都是亦真亦假。我们查证后把假问题抛给他,他又交代些亦真亦假的问题。我们就和他耗了三个月,在这么多年办案中,他也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个人,他自己都讲过:“你们如果没有搜查到这么多钱,我肯定不会交代一分钱,肯定不会交代一件事。”

《方圆》:那最终搜查出多少钱呢?

谭虎: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樊中黔家搜出了800万的现金,这个金额足够立案的。但是我们还搜到一个“大王牌”保险柜的钥匙,随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和父母家中找到了2个保险柜。这时他的涉案金额已经突破了1000万,可唯独没有找到这个大王牌保险柜,我们就推测这个保险柜肯定藏了很多东西,这也成了办理该案的关键点。

《方圆》:那这个大王牌保险柜最终找到了吗?

谭虎:找是找到了,但是颇费周折。因为大王牌是老牌子,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销售,我们查遍了贵阳市所有大王牌保险柜的销售记录,其中有一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只有这一台是顾客自己提取的。经过经销商的回忆,我们确定该保险柜就存放在樊中黔父母家附近的街区,这其中也有我们前期工作的一点疏忽。

《方圆》:什么疏忽呢?

谭虎:樊中黔父亲生前曾有一套单位分房,但是我们在登记房产时,偏偏漏掉了这处房产,而这个大王牌保险柜就放在这套房子里。我们打开保险柜后就发现了500万的现金,其中一包用塑料薄膜封住的50万现金已经发霉生绿毛,而且均为老版的50元钞票。后来我们根据这笔很久之前的受贿,又查出了樊中黔一笔160万的最大受贿款。经过最终核实,樊中黔的涉案金额达到了1700万元,最终,樊中黔被贵阳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贵州贵阳 篇7

1 雷电活动特征

中卫-贵阳联络线工程贵州段途径贵州中北部, 根据贵州省气象台站1962~2011年人工雷暴观测资料统计如表1所示, 管道工程跨越习水县、桐梓县、绥阳县、遵义市城区、遵义县、息烽县、修文县、贵阳市白云区、贵阳市花溪区及平坝县, 其年平均雷暴日数介于38~47天。除贵阳市白云区属中雷区外, 其他9各区县均属多累区。采用2006-2012年贵州省雷电监测网资料, 统计分析沿线站场 (阀室) 所属区县及站场 (阀室) 周边的地闪活动特征。发现10个区县雷电活动主要发生在4~10月, 最大地闪强度为249.60k A, 发生在修文县;平均地闪强度介于35.3~38.8k A, 地闪强度主要在0~80k A之间, 占总地闪数的90%以上。如图1所示, 各区县地闪密度介于2.5~4.9次/ (km2·a) , 沿线存在息烽县和桐梓县两个低值中心, 分别为3.2次/ (km2·a) 、2.5次/ (km2·a) 。

沿线23个站场及阀室中心半径3km范围内的地闪密度介于3.8~9.3次/ (km2·a) , 均大于所在区县的密度值, 更易发生雷击。如图2所示, 管道沿线呈南北走向, 大致呈现南多北少。

2 雷电危害分析

强大的雷电流在瞬间可产生强烈的机械力和高温热效应, 造成各站场及阀室建筑物受损、管道破裂、供电设施损坏。此外, 因其具有大电流和高频特性, 在流经具有电阻或电感的物体时将产生巨大的电压降和感应电压, 造成绝缘损坏, 产生火花, 引起燃烧、甚至爆炸, 轻者影响管道石油和天然气的正常输送, 严重时引起燃烧和爆炸, 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雷电流由散流装置入地过程中形成的电位梯度导致的行人因跨步电压而发生人身伤亡事故。雷电流在泄放和散流过程中因电阻压降和电感压降导致高电位通过静电感应在水平布设的信号线路和电源线路上产生的过电压损坏设备接口, 并有可能导致反击及人身触电伤亡事故。散流时引起的过流 (压) 损坏:当雷电击中建筑物散流入地过程时, 感应到配电系统、信号线路等其它金属管道中的雷电流引起设备过压 (流) 损坏或人身触电导致伤亡事故。雷击电磁脉冲可能引起感应过电压和过电流, 将会对沿线站场中的VSAT卫星通信系统、话音通信系统、工业电视监视系统、入侵报警系统、会议电视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电子信息系统产生作用, 引起设备误动作或损坏;室内暂态磁场作用在信息系统环路上, 产生感应过电压 (流) , 导致设备接口或设备本身损坏;当有雷雨云经过沿线上空或附近时, 由于电场效应产生的静电感应会在项目内电源线路、信号线路、控制线路上感应出极性相反的静电荷, 当雷雨云放电后, 这些静电荷不能及时泄入大地, 产生静电放电损坏设备。雷电在闪击过程中产生的雷电波通过项目输电线路、通信电缆等金属管线进入建筑物内, 造成闪击而引起电子设备、控制系统损坏。

3 综合防雷措施

中卫-贵阳联络线工程贵州段应重点做好阀室、站场区域建筑物 (压缩机房、110/10k V变电站、综合设备间及值班室等) 的直击雷及静电防护措施, 特别是站场和阀室的露天工艺装置区。同时应做好雷电感应、雷电波侵入等的防护措施。具体如下:

3.1 直击雷防护

遵义分输压气站的压缩机机房、110/10k V变电 (下转第124页) 所、变频设备间、工程沿线的线路截断阀室按第二类防雷建筑物设计;贵阳北分输站及贵阳末站的综合值班室、综合设备间, 遵义分输压气站的备品备件间、综合值班室、综合设备间、门卫按第三类防雷建筑物设计。其中压缩机厂房、变频设备间均为钢架结构, 优先选用其金属屋面做接闪器, 利用钢柱作引下线, 金属屋面和钢柱需作良好电气连接;110/10k V变电所应设置独立避雷针保护;综合值班室、综合设备间、车棚、门卫室均为框架结构, 应沿屋面 (或女儿墙) 装设避雷带, 优先利用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柱内对角两条直径不小于12的主筋或钢结构柱作为引下线, 并沿建筑物四周对称设置, 主要阳角位应设有引下线引下线间距应分别不大于25m。

3.2 静电防护

压缩机房、变频设备间、阀组区等场所的金属管道、设备外壳等金属构件均应做防静电接地。输气管线的法兰、阀门连接处, 当连接螺栓数量少于5时, 应采用金属线做好跨接, 此外金属管道、法兰盘、线路电缆屏蔽层及金属线槽 (架) 等进入建筑物时, 应作等电位连接。

3.3 防雷电波侵入

1) 变配电系统。遵义分输压气站站房内110/10k V变电所应采取防雷电波入侵措施, 安装相应的间隙型避雷器, 并装设继电保护装置。站场 (遵义分输压气站、贵阳北分输站及贵阳末站) 在10/0.4k V配电所低压配电线路中应采用四级电涌保护器防护, 具体如下:在10/0.4k V配电所变压器低压侧安装第一级, 通流量不低于15k A (10/350) 或60k A (8/20) ;在楼层分配电柜 (箱) 安装第二级, 通流量不小于40k A (8/20) ;第三级通流量不小于20k A (8/20) ;第四级通流量不小于10k A (8/20) 。沿线各监控阀室10/0.4k V配电所应采取防雷电波入侵措施。在变压器高压侧安装间隙型避雷器, 低压配电线路应采用三级电涌保护器防护。在10/0.4k V配电所变压器低压侧安装第一级, 通流量不低于15k A (10/350) ;在仪表、电力、通信等专业设备间分配电柜 (箱) 安装第二级, 通流量不小于40k A (8/20) 。具体设备 (系统) 前段安装第三级通流量不小于20k A (8/20) 。2) 电子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系统雷电防护等级应分别按B、C级设计。VSAT卫星通信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入侵报警系统的雷电防护等级应按B级设计, 安装3~4级电涌保护器;话音通信系统、工业电视监视系统、会议电视系统的雷电防护等级应按C级设计, 安装2~3级电涌保护器。

3.4 接地

站场 (遵义分输压气站、贵阳北分输站、贵阳末站) 的防雷接地、变配电接地、电气设备保护接地、防静电接地、电子信息系统接地 (VSAT卫星通信系统、话音通信系统、工业电视监视系统、入侵报警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等全部采用共用接地, 接地电阻不大于1Ω。监控阀室阀组区域及设备间的防雷接地、变配电接地、电气设备保护接地、防静电接地采用共用接地, 其接地电阻不大于4Ω;监视阀室的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采用接地, 其接地电阻不大于10Ω。放空管、高杆灯顶端设置接闪短针, 并利用自身作引下, 采用独立接地, 接地电阻不大于30Ω。

4 结语

通过对管道沿线10个县区近50年地面雷暴观测资料及近7年雷电监测网资料的统计分析, 可以看出, 沿线站场及阀室地闪密度高于所在区县, 雷电活动频繁, 需重点加强雷电防护措施。雷电防护工作必须按照《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设计规范》、等国家有关标准的防雷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 保证压气站和阀室设备的防雷电安全。最大限度的减少雷电事故发生, 保证天然气各场站的防雷安全, 确保此能源大通道的安全、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1]GB50343-2012.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技术规范[S].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2.

贵州贵阳 篇8

关键词:慈善,公信力,负面信息

作为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目前中国经济繁荣发展,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已初步步入小康社会。然而, 由于人口基数庞大, 截止至2014年12月中国仍有8000多万的贫困人口, 生活困难的他们在努力维持生计的同时, 也需要来自社会的关怀和帮助。作为礼仪之邦, 五千多年乐于助人的文化传承使得中国人民热衷于慈善事业, 愿意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公益事业的主力军———慈善机构更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 2011年6月20日一位微博名为“郭美美Baby”的网友在微博上大肆炫耀自己的奢侈生活, 引来大量网友的关注, 在此之后, 公然声称其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而引发了网友的激烈声讨, 并件, 将中国红十字会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先是卢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饮费事件, 再是郭美美炫富事接着审计虚假开支事件等一系列丑闻的爆出, 如多米诺骨牌般一发不可收拾。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统计, 2011年6月至8月的慈善会和基金会接收捐款数额剧减, 从3月至5月的63亿元 (人民币, 下同) 下滑到8.4亿元, 减少86%。

尽管“郭美美事件”已经过去三年多, 但其带来的影响余波仍未平息。在接二连三的丑闻之后, 公民对慈善事业的热情是否如初?中国慈善机构是否重获了民众的信任?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目光聚焦在福建宁德、山西晋中、贵州贵阳以及贵州凯里这些二、三线城市上, 从大学生的角度出发, 通过调查问卷和面对面访谈的形式, 了解分析这些城市市民对中国慈善机构 (活动) 了解程度及信任程度, 从而折射出整体社会情况, 最后, 以青年大学生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

1调研的基本情况与分析

本次调研共发出799份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776份。其中男性占48.39%, 女性占51.61%, 性别比例均衡;学生与无职业群体占52.19%, 社会工作群体占47.81%;党员及民主党派人士占8.38%, 共青团员与群众占91.62%, 设计群体较为全面;18岁以下占8.76%, 18-30岁占51.78%, 31-45岁占27.26%, 46-60岁占11.05%, 60岁以上的占1.15%。整体调查被试取样呈正态分布, 调查群体具有代表性。

笔者根据对有效调查问卷的整理和分析, 主要从公民慈善参与度、对慈善事业的了解程度、对慈善活动及组织的看法等多方面分析出公民对开展慈善活动信任度的调查结果。

1.1市民对慈善活动参与热情高, 乐于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参与过慈善活动, 且行为具有主动性, 在题1“您参与过慈善活动吗”中, 447位的受访者选择了“是的”选项, 并且在题4“你参与慈善事业原因是什么”中, 选择“奉献自己一份力”或“个人追求”这两个选项的受访者占到了81.05%, 仅有极少部分的受访者选择了“从众心理, 迫于压力”或者是“单位或学校的强制要求”, 所占比例为18.95%。由此可见, 市民对于慈善事业表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其中需要指出的是, 在题1中选择“没有”的受访者中, 有55.62% (183人) 的受访者选择的是“没有机会”或“没有时间或无法获取相关消息”, 并且有一部分是由于个人经济原因27.96% (92人) 。在题20“您去年全年捐了多少钱给慈善组织”中, 选择“没捐”这一选项的为262人, 占33.75%;选择“捐了不足50元”这一选项的为173人, 占22.29%;选择“50≤捐款金额<100”这一选项为173人, 占22.29%;选择“捐款金额≥100”这一选项的为168人, 占21.65%。在这些受访者中, 在去年一年内 (2014年) 参与捐款的人数达到了半数以上。

因此, 在“道德水平下降”、“国民素质偏低”等一系列质疑声中的中华民族从来都不缺乏爱心, 在崇尚“仁”、“礼”的中华民族中, 乐于助人、善良的品性仍深藏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只是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特殊阶段被形形色色的物质生活所掩蔽。

1.2负面新闻频发, 市民理性面对

关于慈善活动的负面新闻对于市民的的影响力总是巨大的。在题5“你对‘郭美美事件’是否有所了解”的问题中, 选择“了解”或“有所听闻”的受访者占到了78.87% (612人) , 并且在与许多受访者的交流中了解到, “郭美美事件”并不是他们唯一知道的有关慈善事业的负面消息, 对中青会的“中非希望工程”和“尚德诈捐门”等消息都有所了解。同时受访者表示, 负面消息必然影响其对中国慈善事业的看法, 但仍然愿意去参与慈善事业。在题6“该事件 (郭美美事件) 之后对您参与慈善活动有影响吗”以及题14“您认为明星等一些公众人物会影响您对相关慈善机构 (项目) 的看法吗”中, 调查数据 (见表一、表二、图一) 显示出, 大多数的受访者面对中国慈善事业频发的丑闻持一种理性的态度。

从长远角度看, 民众理性地看待负面消息频发这个问题, 不断曝光的丑闻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并不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它让人们注意到中国慈善事业的灰色地带, 把在中国还不是太完善的慈善事业放在了大众的视野中。由此, 中国慈善事业要重拾民众对其的信任就必然要通过改革等一系列的措施来维持运转, 这样将在一定程度上将加速慈善事业的体制改革。

“郭美美事件”之后对您参与慈善活动有影响吗?

您认为明星等一些公众人物会影响您对相关慈善机构 (项目) 的看法吗?

1.3慈善组织陷入公信力危机, 慈善制度存在缺陷

1.3.1非营利组织公信力下降, 市民更信赖政府。在题7“您对中国慈善业的看法是”中, 选择“绝大多数慈善组织都是可信的”有272人, 占34.77%, 选择“一部分慈善组织是可信的”有355人, 占45.33%;选择“极少部分慈善组织是可信的”有102人, 占13.02%;选择“都不可信”有54人, 占6.88%。大多数受访者表示, 他们对慈善组织的第一反应便是“非营利组织”。在题8“您信任哪些慈善组织开展的活动”中, 有44.20% (343人) 的受访者选择了“非营利组织”一项, 选择“政府”这一选项的占到了931人 (多选叠加) , 其中选择“当地政府”的为247人、“省级政府”的为260人、“中央政府”的为424人。政府以其特殊的性质更受市民的信赖, 在本次调查中, 政府的级别越高越受到民众的信赖, 地方政府与省级政府几乎持平。当地政府由于更贴近受救助对象, 被认为是能更好的将慈善项目落到实处;而中央政府以其绝对的权威和地位, 得到大多数市民的信任。

在题12“您如何看待慈善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中, 有58.76% (456人) 的受访者选择了“极端重要”和“非常重要”, 可见市民认可慈善事业的作用。

然而, 作为慈善事业主力军的非营利组织得票率低又要另做一番解释了。从上文提到慈善丑闻对慈善事业的影响, 其直接影响的就是人们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态度, 大多数的受访者表示慈善事业丑闻多出现于非营利组织, 加之以非营利组织的非政府性质加剧了人们对非营利组织的不信任。并且在题13“您对中国现有慈善制度的看法是什么”中, 选择“完善”的26人, 占3.34%;选择“较完善”的145人, 占18.61%;选择“存在缺陷”的483人, 占62%;选择“缺陷明显”的125人, 占16.05%。民众对慈善组织的不信任多是对于中国现存慈善制度的不信任, 因而又再次影响了其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度。

因此, 政府的权威性在市民慈善信任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相关制度、法律保障更是促使市民开展慈善活动的关键, 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度是改善我国现有慈善环境的主流趋势。

1.3.2绝不容许贪污、挪用, 市民态度明确。在题10“您对慈善组织的下列哪些行为最为痛恨”中, 选项一边倒得偏向了“贪污捐款”、“挪用捐款” (见表三、图二) 。可见将善款用于捐赠人期望之外的公益事业对于市民来说还是可以原谅的, 因为善款的去向是明确的、仍用于公益事业。但是, 很明显贪污和挪用捐款是绝不被捐赠者接受的, 市民的态度十分明确, 这样的行为在任何一个组织和活动中都是不被容许的, 这不仅违背道德并且触犯法律, 在受到舆论谴责的同时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对此亦无须赘言。

您对慈善组织的下列哪些行为最痛恨?

1.3.3信任危机源于“金钱”, 公信力核心是公开透明。根据调查显示, “钱”这个敏感问题仍然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在题11“如果您不信任一家慈善组织, 为什么不信任它”中, 有56.7%的受访者选择了“不知道他们如何使用善款”;题17“你最希望了解慈善机构的哪些信息”中, 选择“项目信息”占67.78%。由于信息的公开程度有限, 透明度不足, 市民难以了解到项目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 资金动态不明必然引发疑虑。而其运营成本在资金信息公开中常常成为被忽略的对象, 以致在这一方面上的监督就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 也就成为问题频发的灰色地带了。

在题18“如果要捐赠, 您最重视慈善机构的哪个方面”中, 选择“信用度”这一选项的为366人, 占43.57%;选择“影响力”这一选项的为116人, 占13.81%;选择“透明度”这一选项的为324人, 占38.57%;选择“知名度”这一选项的为34人, 占4.05%。信用度和透明度是民众最为关注的, 选择人数总和达690人。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也暴露出中国慈善事业最缺失的一角, 无法获取到相关的信息就无法有效的进行监督, 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必然阴暗潮湿。资金使用混乱、善款动向不明、监督不力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不足, 从而在民众中缺乏信任度。

1.3.4慈善制度存在缺陷, 民众参与渠道少。在题15“您认为中国现在有慈善制度的缺陷是什么”中, 除去上文提到的有关透明度的选项“信息公开度不高, 缺乏透明度”占76.03%, 其他选项相加占23.97%。在项目方面, 民众质疑点在项目的落实程度。受捐助者是否真的在该项目中受益, 项目是否存在“烂尾”现象, 以及活动或项目是否只是流于形式, 缺乏实际意义等这些都是民众关注的焦点。大多数受访者表示, 乐于参与慈善活动, 但是很难获取到信息。“我很愿意去参与这些活动,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事后在电视上或者网络上才知道的。”一名受访者如是说。

理念普及和信息宣传的不足让很多民众不明白慈善组织究竟做什么, 它们的职责在哪, 它们对于社会的贡献究竟是什么;也使得许多愿意参与慈善的民众获取不到相关信息, 无法参与其中, 上文亦提到了相关数据。在题2“您所参与的慈善主要是什么类型的”, 结果显示, 选择“捐款”的比重最大, 达到了460人, 占到了59.28%, 其次是“捐物”, 达到225人, 占28.99%, 再者是“义工、志愿者”为106人, 占13.66%。而在选择“义工、志愿者”的受访者主要为学生群体。可见, 民众参与慈善的渠道和方式是比较少的, 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在和受访者的交流中得知, 他们的信息来源主要来自单位和学校, 其渠道也是局限于此。除此之外, 则以在公共场合的募捐为主, 即时性获取消息即时捐赠。至于义工与志愿者在二三线城市很难获取到相关消息, 民众的参与度也相对较低。

1.4问题不是单方面, 市民也要多注意

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两个问题:题16“您是否持续关注自己已参加过的慈善项目及其公开信息” (见图三、表四) 、题19“您参与慈善活动是否索要过相关证明或者是捐赠凭证 (收据) ” (见表五、图四)

您是否持续关注自己已参加过的慈善项目及其公开信息?

您参与慈善活动后是否索要过相关证明或者是捐赠凭证 (收据) ?

从图表中能看出, 民众一方面在质疑慈善机构信息公开程度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得去关注其公开的信息;一方面在质疑慈善机构信用度的同时并没有向其索取相关的证明或捐赠凭证。中国的慈善制度确实存在缺陷, 这不可否认, 但这种“嘴上说说”并没有付诸行动的监督和谴责让一部分人有机可乘, 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众自身对慈善机构有关信用度和透明度的偏见。

2针对上述中国慈善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根据调查结果及分析显示, 尽管民众对于慈善事业的参与热情很高, 但是中国慈善机构在一系列丑闻之后公信力孱弱, 陷入信任危机。其信息公开程度低, 缺乏透明度是饱受民众诟病的重点问题之一;还有其对于慈善机构自身的理念普及不到位和慈善项目的前期宣传不足, 导致了民众无法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参与其中。同时中国慈善体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监管不足, 缺乏约束, 官办、半官办或纳入政府行政体系, 但相关政府行政法律法规对其又难以约束等都是中国慈善体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 针对这些问题, 为改变中国慈善机构公信力, 体制缺陷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完善相关立法, 深化体制改革。自2009年11月2日, 中国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表示:中国《慈善法》已通过民政部送达国务院, 法律的起草工作进入重要阶段。2015年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钟杰也建议“进一步明确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慈善募捐的主体、监督机制、程序等, 明确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权利义务。明确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登记的标准和程序, 明确政府和社会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关系和权界, 规范慈善事业的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投资、退出等行为。明确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完善执法程序、明确执法标准、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监督, 以法治手段促进和保障我国慈善事业的健康蓬勃发展, 为国家法治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因此, 国家应该尽快完成《慈善法》的立法, 以慈善立法为契机, 确定慈善组织的合法性, 从法律上确定慈善事业的性质、原则。

再有, 慈善组织必须真正以独立法人地位运营组织。强制慈善机构为捐赠者开据凭证, 并建立有效的信息公开方式, 定期向社会公布项目及机构自身运营情况。完善其责权结构, 确保责权统一。其次, 改变运作模式, 以公司企业模式运营慈善机构。慈善机构以公司企业模式运营, 拥有董事会并掌握决策权, 成员必须以组织宗旨和利益为重, 不能为个人谋求他利。一旦触及, 轻则问责、开除, 重则进入法律程序。最后, 改行政审批为政府备案, 激活慈善组织的活力。将政府对慈善项目的审批改为向政府备案, 由第三方机构评估。由此激发慈善组织的活力, 提高自主性以及项目的及时性。

第二, 理顺监督体制, 自律与他律相结合。首先, 政府从慈善组织的成立进行监督, 严格审查谨慎批复, 确保慈善组织的质量, 防止以慈善的名义骗取免税牟取暴利。其次, 对于慈善组织开展项目的监督, 防止烂尾项目的出现。监督方式以财务监督为主, 采取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并且对其筹款方式进行监督。再次, 发挥社会监督的优势, 通过社会舆论、公民个人的监督等。再者, 慈善组织内部设立相关监督机构, 如监事会, 并制定相关自律监督机制。参与成员的招聘及项目的开展, 对成员的选择进行严格的把关。

第三, 设立第三方评估机构, 做好项目评估。设立完全独立的第三方机构, 如全国慈善信息局, 减少慈善机构自己聘请或政府派驻的审计机构的利益关系带来的影响, 挺高其监督效果。机构董事会由志愿者构成, 制定慈善评估标准。对慈善机构及其活动进行评估, 及时向社会发布评估报告以帮助捐赠者更好的选择慈善机构或慈善项目。在第三方机构的评估之外, 慈善组织自身也要做好对每个项目做好评估工作, 特别是项目完成后的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对相关项目进行后续跟进, 以保证项目的完整性有效性, 有效防止烂尾项目的出现, 保证受助者从中受益。

第四, 打造全国信息公布平台, 发挥传媒作用重获民众信任。为第三方评估机构提供评估报告的官方公布平台。在该平台上可以获取所有合法慈善组织的信息以及在政府拥有备案的相关慈善项目的信息, 同时也可以为慈善组织提供一个官方有权威性的宣传平台, 以提高民众对信息的信任度。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 营造正确的舆论环境, 引导民众合理得看待慈善事业, 增加对慈善事业的了解, 以让在慈善事件发生之后, 民众能理性看待问题。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条件。时代在改变, 信息在飞速的增长, 可以利用信息大数据的使用来提升慈善的办事效率。用通讯工具 (微信) 等, 向民众宣传中国的慈善进度, 让民众有更多的渠道了解中国的慈善正在发生的改变。此外, 慈善机构应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确立自身宗旨。加强对慈善理念的宣传普及, 做好项目的前期宣传以便民众的参与。

第五, 加强团队建设, 培训专业人员。慈善组织要拥有独立的理事人加入理事会之中, 并且理事会成员来源需具有多样性, 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在团队建设方面还需要对其成员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 以保证其能力与岗位向匹配。

第六, 鼓励民间机构, 发挥草根优势。官方慈善机构和民间慈善机构并举, 以官方的成功经验、优秀制度带动民间慈善机构的发展。民间慈善机构发挥其由普通民众发起更贴近民众、民众更容易参与的优势, 通过合作开展有效高质的慈善活动。

参考文献

贵州贵阳 篇9

1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 孩子出生后经过三年进入幼儿时期, 从3 岁……6岁是学龄前期, 这个时候孩子的模仿以及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早期教育阶段, 这是人的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我国古谚有: “染于苍则苍, 染于黄则黄。”幼儿期是人生熏陶渐染化的开始, 人的许多基本能力是这个年龄阶段形成的, 如语言表达、基本动作以及某些生活习惯等等, 性格也在逐步形成。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认为, 一个人的智力发展如果把他本人17 岁达到的水平算作100% , 那么4 岁时就达到了50% 。4 - 8 岁又增加了30% , 8 - 17岁又获得了20% 。可见幼儿在5 岁以前是智力发展最迅速的时期, 也是进行早期智力开发的最佳时期, 如果家长在这个时期所实施的家庭教育良好, 将是孩子早期智力发展的关键。

2 家庭教育的现状

随着社会的进步, 国家对人们的要求不断的提升, 家长们会针对自己的判断做出对孩子的培养方案。为了更好的了解到这种家庭的教育, 于是我针对少儿美术学习的对贵阳200 个儿童及家长进行调查问卷, 调查结果如下:

数据表明, 家长在少儿教育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给孩子的教育过程中, 完全不尊重孩子, 霸权孩子的思想就占了64%, 这个数值就是 “家长强迫学习”, “没时间学”, 孩子的时间多数就在各种问文化学习上, “没必要学”, 家长认为这样的学习是可有可无的。这种现状的发生正是因为家长存在认识不到位、教育水平不高、相对资源缺乏等问题, 导致一些家庭出现了重智轻德、重知轻能、过分宠爱、过高要求等现象, 影响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3 家庭教育的优化

家庭是 “制造人格的工厂”。父母的文化修养是影响孩子个体化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家庭因素, 家庭方面的其他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这一因素决定的。以上抽样调查中结果的形成我做了一下问卷, 遵循孩子意愿并且去了解分析孩子爱好和发展的家长多数是事业单位等知识分子。父母的职业基本上是由其文化素养所决定的, 而职业的不同又和经济水平挂钩, 同时又决定着生活中的物质条件。父母的文化修养会直接的决定着对儿童所采取的教育方式以及对儿童的期望水平。

父母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态度会对孩子的个性形成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我曾眼见一个暴发户的家庭的教育, 在金钱上他是足够可以支持孩子的, 同样是在我调查的孩子中的一位, 当孩子绘画完自己的作品, 其他家长都在问孩子的绘画想法或者和老师交流, 而他则一把拉起孩子说画的什么啊, 你还学这个然后就走了! 家长的文化素质对孩子内心对事物的理解是很重要的同时也会潜移默化的去让孩子学会成为自己那样的人。

在家庭教育中, 家长要又一定的权威性。幼儿在与其他小朋友们玩耍游戏中。多数会出现当争执的情况, 而孩子往往会学家长的话来证实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如他们总喜欢说: “就是这样, 我爸妈就这样做的”等等。而这种权威性, 会直接决定着孩子如何看待社会看待生活中的事情, 看待与小朋友的相处。孩子与父母的关系, 不仅仅是血缘关系更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几乎体现了社会人伦道德的各个方面, 如果这种关系中形成裂痕和缺陷, 孩子尔后走向社会, 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就会反映出来。孩子在绘画中最能反应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如:一次绘画课题是我的父亲, 有的孩子会把父亲画的很高大有的会很和蔼也有的画的是刀和剑, 画面很黑暗充满的愤恨。这种家庭的教育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心里, 他们喜欢以极端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因此强调父母权威的重要。还有就是父母双方在教育子女的态度上首先协调一致, 并相互配合, 应宽则宽, 应严则严, 在孩子面前树立起一个慈祥而威严的形象, 使孩子容易接受父母的教育。

家庭教育感染性。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天然性和密切性, 彼此之间会用感应, 父母的所做所为会感染到孩子的行为。孩子对父母的言行举止往往能心领神会, 以情通情。在处理发生在周围身边的人与事的关系和问题时, 孩子对家长所持的态度很容易引起共鸣。高兴时会高兴。郁闷时会郁闷, 一些情绪画的东西孩子也会参与其中, 同样孩子的情绪也会影响到家长。所以在生活中家长要以身作则, 冷静分析, 自己好的行为是可以感染到孩子, 这种家庭教育是潜移默化, 悄无声息的。

每个孩子的家庭教育是必须的, 作为家长我们应该自觉地做好孩子的教育工作, 尽好家长的责任与义务, 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建设人才。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5.10.

[2]曾仕强, 家庭教育[M].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2006.

贵州贵阳 篇10

(一) 社团成员概况。

从表1可以看出, 被调查者中男女比例相当, 分别为53.6%和46.4%;从年级构成上看, 大一新生参与的积极性最高, 人数占47.7%, 大四最低, 仅为1.6%, 依次呈现出年级越高, 参与度越低的趋势;从政治面貌看, 共青团员占绝对多数, 为82.0%, 党员为13.3%, 群众为4.7%;从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看, 学生干部参加社团的比例为68.0%, 占了大多数, 而非学生干部仅为32.0%;从其来源看, 来自农村的同学占43.0%, 来自城镇的同学为32.0%, 来自城市的为25.0%。从被调查者年级上可以看出, 社团成员数呈直线下降的趋势, 直接造成了社团干部梯队结构“脱节”的现象, 不利于社团自身的发展。

(二) 学生参与社团状况。

1. 学生参加社团的数量和类型。

参加1个社团的学生占了大半, 约为59.4%, 参加2个社团的学生占了34.4%, 参加三个及以上社团的学生比例较少, 约为6.2%。从社团类别的角度看, 社团类别齐全, 但各类型社团数量不平衡。文娱体育类社团依然是学生关注的重点, 是高校学生社团的主要类型, 占到36.7%;其次为学术科技类, 由于此类社团贴近学生需求, 受到越来越多学生的瞩目, 占到26.8%;随着社会对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的进一步重视和认可, 公益实践类社团日益增多, 数量排第三;而理论学习类社团却相对较少, 不到文艺体育类社团的三分之一。

2. 学生对所参与社团的认识。

在问到“加入社团前, 你对其工作目标、体制和理念了解程度如何?”这个问题时, 仅有3.4%的学生对自己所参加的社团很了解, 49.5%的学生比较了解, 30.8%的学生仅了解一点, 还有16.5%的学生几乎不了解。说明学生们在选择社团时更多是从自己的爱好出发, 没有真正、完整地去了解该社团的结构、性质及运行方式, 反映出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选择加入社团具有盲目性。

3. 学生社团活动的开展频率与参与度。

大学生对社团活动的参与性不高, 对社团所开展的活动, 只有12.5%的学生每次都参加, 38.4%的学生经常参加, 43.6%的学生偶尔参加, 5.5%的学生几乎从不参加。通过访谈发现, 部分学生没有参加社团活动的原因在于社团活动档次较低和社团活动通知不及时, 这使得部分学生不愿或不能参加社团活动。

(三) 社团管理状况。

从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来看, 有67.9%的学校社团有自己的章程, 认为自己所在社团内部规章制度建设“十分完善”和“比较完善”的仅占46.9%, 由于社团内部制度的不完善, 没有清晰的社团发展规划, 致使一些社团成员流动性快, 缺乏生命力。

在财务方面, 各高校社团会费平均水平为12元/年。其中, 61.7%的会员认为收取的会费金额合理。但是, 在调查“你了解所在社团的会费使用情况吗?”时, 仅有32.8%的会员对社团财务有所了解, 大部分会员不了解社团会费使用状况, 他们表示社团的财务缺少公开性和透明性, 希望能够公开社团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从指导教师的配备来看, “有指导教师”的社团占59.4%。其中, 指导教师“每次都参加社团活动的”只占3.9%, 经常参加的为17.2%, 偶尔参加的占多数, 为34.4%, 从不参加的也占到了3.9%。实践表明, 指导教师的合理配备和精力投入对提升社团的活动层次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对比学生社团规模的迅速扩大, 指导老师的配备比例严重不足, 加上一些新兴社团的时代特征较强, 无法配备专业对口的指导老师,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团的提高。

(四) 社团开展活动状况。

在问到“你认为学生社团开展活动的重点应放在哪?”时, 41.6%的学生认为社团开展活动的重点应放在“锻炼学生成员能力和增长知识”上, 另有35.6%的学生认为重点应放在“丰富学生生活、发展兴趣爱好”上, 仅有14.8%和4.0%的学生选择“服务学校, 促进校园文化的建设”和“服务社会,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实际上, 出现这种数据差异的原因在于当今大学生在社团活动上的务实和功利性。在活动设计上, 51.6%的社团成员认为社团活动应该由“学生设计、学生组织”, 43.8%的人认为应该“教师和学生一起设计, 但由学生组织”, 仅有3.9%的人赞同“教师设计、学生组织”, 0.8%的人赞同“教师设计、教师组织”。这说明当今大学生更加注重社团活动中的自主性。从社团活动的质量来看, 36.0%的学生认为当前的社团活动“参差不齐, 难以评价”, 26.0%的学生认为“表面热闹, 没有意义”, 25.5%的学生认为“单调枯燥、缺乏创意”;仅有12.5%的学生认为活动“丰富多彩, 很有意义”。有些学生反映, 学生社团总是在招纳新成员的时候最积极, 但不注重开展活动。因此, 在各社团的招收新成员登记表上, 前来参加的学生往往以新生居多。

(五) 社团对学生的影响和作用。

据调查, 认为参加社团活动使自己能力得到很大提高的占38.2%, 有一点提高的占46.7%, 完全没有提高的占15.1%。可以看出, 大学生参与社团活动收获最大的是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 其次是办事能力、演讲能力、为人处事和其他。但是不难发现, 仅仅是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并不能满足当今大学生对于社团的期望, 他们“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锻炼, 能够全面提升自己”。

(六) 学生社团的物资保证。

调查得知, 学生社团的经费来源从多到少依次为会员会费、企业赞助、学校经费、社会捐赠。当对社团开展活动中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调查时, 有70.7%的学生认为“经费不足”是直接影响社团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访谈进一步验证, 社团资金的短缺也是造成举办活动次数少, 质量低的重要原因。

二、学生社团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 社团管理体制不规范。

一是社团内部管理不规范。二是学校对社团的管理制度不完善。在社团的具体问题上, 时常存在“双重管理”和“无部门管理”以及“抢皮球”和“踢足球”的两种极端现象。

(二) 社团活动缺乏内涵, 层次不高。

贵州高校学生社团在活动内容方面, 存在“三多三少”现象, 即娱乐型的内容多, 启迪型、思考型的内容少;各种社团名目多, 而真有吸引力的少;校内活动多, 而能拿出去的东西少。

(三) 社团发展的物质条件欠缺。

一方面是学校对学生社团的总体财政支持不够, 另一方面一些社团自筹资金的能力和渠道有限。

(四) 社团学生主体地位缺失。

学生社团活动通常由团委安排和组织, 社团仅限于协助上级机关开展活动, 缺乏自主性, 依旧延续着传统的“保姆式”管理模式。

摘要:充分了解当前贵州省高校学生社团的现状与问题, 有助于构建新时期贵州省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模式, 使其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实效性和前瞻性。本文运用问卷调查与访谈法, 从社团参与、管理等方面分析了社团管理现状、存在的问题。

贵州贵阳 篇11

自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来, 随着我国城乡各项改革的顺利推进和阻碍农村劳动力迁移流动的制度与政策逐步松动, 从土地上释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地实现了非农就业, 形成了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群体, 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力量和企业雇佣问题的关键。我国农民工规模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有限数量发展到2012年的2.63亿人。农民工的消费状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问题共同交织的结果, 其消费行为受到农村传统消费观念和城市居民消费观念的双重影响。

消费作为人类的基本属性, 是人类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两大行为之一。消费行为研究历来是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经济行为, 很多学者从经济理论角度对消费行为做了大量的研究。目前对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关注始于20世纪末, 更多的研究是进入21世纪以来, 尤其是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更是一个学界较为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学者们对农民工的消费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影响农民工消费模式的社会因素、农民工消费行为城市性、农民工消费行为与消费方式变迁、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观念变迁及其消费行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但是很少有学者从代际禀赋视角对农民工消费行为进行研究。基于此, 本文结合问卷调查数据, 分析探讨农民工代际禀赋及其消费行为的代际变化, 为完善和创新农民工服务管理提供参考。

二、农民工禀赋的代际比较:以贵阳市为例

禀赋是指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 农民工凭借先天赋予的智力、资本和资源条件, 通过后天参与教育培训及其在外出务工过程中获得的本领和条件。根据这一概念界定, 本文将禀赋细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三大类。为了研究的需要, 本文按照代际划分的基本理论, 将1980年前出生的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称为老一代农民工, 1980年后出生的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这两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条件和成长环境不同, 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方面的禀赋也不相同。

1.样本分布特征

进入21世纪以来, 贵阳市的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长。2012年, 贵阳市流动人口154.85万人, 其中流入人口101.1万人。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为了更好地研究不同代际禀赋的农民工消费行为, 我们于2012年7-8月选择在贵阳市云岩区和南明区务工就业的流动人口为对象, 调查2011年度城市农民工代际禀赋及其消费行为变化。本次调查按照抽样原则在云岩区和南明区共发放问卷630份, 回收问卷622份, 其中完全符合本研究分析的问卷568份, 问卷有效率为90.16%。问卷回收后作统一检查进行编码, 应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统计分析后的调查样本分布特征如下 (表1) 。

如表1所示, 统计分析后的568份样本分布如下:老一代农民工为203 人, 占全部调查对象的35.74%, 其中男性128人, 女性75人;新生代农民工为365人, 占64.26%, 其中男性188人, 女性177人。另外, 老一代女性农民工明显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减少, 可能与她们结婚后承担生育、抚养小孩及家庭照料等活动而没有外出务工有关。

2.农民工代际禀赋分析

(1) 人力资本代际禀赋分布。由于农民工大多数在城市就业之前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较少, 这方面具有较强的同质性, 在此主要以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限) 和职业技能作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禀赋的测量指标。文化教育程度越高, 人力资本禀赋相应地也就越高。根据调查样本回答的文化教育程度问卷数据汇总后表明:在初中及以下文化教育程度占调查样本中老一代农民工的89.25%;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程度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虽然初中及以下文化教育程度仍占主体, 为79.95%, 但是高中及以上文化教育程度已占到20.05%, 高出老一代农民工9.3个百分点;按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 老一代农民工为7.91年, 新生代农民工为9.22年。另外, 从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来看, 老一代农民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人数是68人, 占同代农民工的33.5%, 新生代农民工相应地则为182 人, 占同代农民工的49.86%, 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禀赋强于老一代农民工, 如果考虑健康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禀赋比老一代农民工有了明显的变化。

(2) 经济资本代际禀赋分布。经济收入是决定农民工消费能力的最主要因素, 也是其经济资本禀赋的主要来源。由于农民工经济资源状况难以量化, 在此, 本文将经济收入 (工资收入) 作为衡量农民工经济资本禀赋的惟一指标。本文根据调查资料对调查样本2011年度工资收入汇总如下 (表2) 。

从表2可知, 被调查老一代农民工月均经济收入的人数分布集中的区间依次是在2000~2400元组、1600~2000元组和2400~2800元组, 而新生代农民工月均经济收入的人数分布集中的区间依次是2000~2400 元组、2400~2800 元组和1600~2000元组。而且, 通过计算两代农民工的月均工资收入, 老一代农民工为2045.32元, 新生代农民工为2102.47元, 这些数据变化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资本禀赋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

(3) 社会资本代际禀赋分布。为了便于测量农民工关系型社会资本, 在此采用边燕杰的 “春节拜年网”的测量指标, 这种测量方法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在本次问卷调查中, 两代农民工个人社会网络主要使用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衡量。

1网络规模的测量。通过对问卷的回答, 可以直接将调查样本所提到的与其有过相互拜年联系的亲属、朋友和其他熟人的人数加总, 就基本上反映了农民工核心社会网络中成员的数目, 也就是网络规模的大小和数量的多少。根据调查数据计算, 得出老一代农民工网络规模的平均值为33, 新生代农民工网络规模的平均值为42。

2网络密度和异质性的测量。农民工社会网络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 业缘及衍生型社会关系较弱。在此, 本研究以农民工社会网络中 “亲戚”和“老乡”关系所占比重作为衡量农民工 “网络密度或异质性”的指标。网络密度越高, 说明网络异质性越差, 相应地, 社会资本禀赋越高。根据调查资料计算, 得出老一代农民工网络密度平均值为38.91, 新生代农民工网络密度为27.08。

3网络结构的测量。根据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虽然调查样本的社会资本结构是得分较高的职业类别所占比例较低, 得分较低的职业类别所占比例很高, 但数据还是显示了新生代农民工拥有职业地位得分较高的职业类别百分比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总体高出19.7%。

通过分析农民工社会资本禀赋可见, 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网络规模、网络密度, 还是网络结构都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 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禀赋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而且, 社会资本有着家庭内在延续效应, 老一代农民工的外出经历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外出务工的看法, 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禀赋。

从总体来看, 农民工人力资本禀赋、经济资本禀赋和社会资本禀赋均呈现代际差异变化, 而且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禀赋都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三、代际禀赋差异下农民工消费行为分析

1.农民工生活消费结构的代际比较

在分析农民工代际禀赋差异之后, 进而比较两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来了解农民工消费行为变化。我国的统计分类方法把城镇家庭现金消费支出划分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等八大类支出, 2本研究以城镇家庭现金消费支出结构来衡量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代际变化。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农民工在城市居住具有流动性的事实, 家庭设备及用品在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甚至没有, 本研究就农民工此项支出忽略不计;同时农民工人际交往支出值得关注, 故将人际交往从其他支出中单独列出。本研究根据调查资料对调查样本2011年度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整理、计算列表如表3。

由表3可见, 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消费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代际相差的绝对值为377.31 元;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消费支出占月均收入的比例为82.72%, 老一代农民工则为66.58%, 说明调查样本群体的消费支出较大, 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用于消费的支出更大, 这与各自的消费观念密切相关。下面结合问卷调查数据进一步说明农民工生活消费结构的代际分布情况。

注:1表中月均收入、月均消费和月均食品消费中含解决农民工吃饭的月伙食费;2 “-”表示没有计算相应数据。

(1) 食品消费。食品消费支出比例是衡量消费水平的指标———恩格尔系数3的主要参数。从表3可知, 老一代农民工月均食品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0.56,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 4其生活状况处于温饱线上;新生代农民工月均食品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0.45, 其生活状况处于小康水平线, 这是因代际禀赋差异影响的结果。

(2) 衣着消费。从表3可知, 两代农民工的衣着消费相差较大, 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120.82元, 高出金额占老一代农民工消费的比例为78.04%;再从衣着消费所占总体消费比例来看, 老一代农民工衣着消费占总消费的11.37%, 新生代农民工衣着消费占总消费的15.85%, 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衣着消费上注重款式、时尚等, 比较突出个人品味和个性的张扬。

(3) 居住消费。从表3可知, 居住消费在两代农民工群体消费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0.34% 和13.15%, 说明居住消费所占比例在两代农民工消费中相差不大, 但是绝对值相差87.89元。可见, 被调查的农民工居住消费支出也呈现代际变化,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消费普遍较高, 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居住条件。

(4) 交通通信消费。从表3可见, 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0.90%;老一代农民工的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为8.57%;而且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交通通信消费主要用在通讯支出方面, 这说明两代农民工在交通通信消费支出方面的差异较大,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上更趋向于城市生活方式。

(5) 文教娱乐消费。两代农民工文教娱乐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不大, 老一代农民工月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占5.54%;新生代农民工 (含上网) 相应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为6.12%, 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说明农民工在文教娱乐方面的消费较低, 这与他们的禀赋水平密切相关。

(6) 医疗保健消费。医疗保健消费在两代农民工消费结构中位居倒数第二位, 在具体支出金额有一定差别, 老一代农民工的月均医疗保障支出高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应支出, 老一代农民工医疗保健占总消费的4.21%, 新生代农民工医疗保健占总消费的2.28%, 说明两代农民工因年龄及健康因素用于医疗保障支出的差异也较大。

(7) 人际交往支出。农民工进城后面临着与农村社区完全不同的环境, 人际交往范围逐渐扩大, 交往方式的城市性和自主性逐渐增强。如表3所示, 新生代农民工人际消费所占比例为3.31%;老一代农民工月均人际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例为2.19%。两代农民工在人际交往消费支出方面都并不高, 这与他们的社会资本相关, 但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注重人际交往, 由于交往的对象大多数都是农民工, 所以人际交往消费所占比例都不高。

前面的调查数据表明, 受代际禀赋因素的影响, 两代农民工生活消费支出结构变化较大, 消费行为也呈现出不同的代际变化。老一代农民工用于食品、衣着、住房、医疗保健等基本生活保障性的生存资料消费较高, 所占比例为81.45%, 这些属于物质消费范畴, 而用于交通通信、文教娱乐、人际交往等满足个人发展和享受上的精神文化消费比例为16.30%, 这基本上反映了老一代农民工生活消费的传统性, 消费仅仅为了维持生存需要;新生代农民工用于基本生活保障性的生存资料消费比例则为76.75%, 用于满足个人发展和享受上的精神文化消费比例为20.33%, 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开始向城市现代性的消费方式转变, 这反映了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代际差异和现代变迁, 而且受多元化价值观和城市居民示范性消费, 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注重品牌的炫耀性消费行为。可见, 农民工消费行为具有不同代际的城市适应性,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城市适应性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具有较高的城市市民化潜质, 其身份认同上希望成为城市消费者, 希望有着与城市市民相类似的消费行为。

2.农民工消费行为代际变化的现象解析

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代际变化正是其代际禀赋影响的结果, 可从三个方面来解释这种消费行为变化。

(1) 两代农民工成长环境和面临问题的不同导致其消费行为的代际变化。老一代农民工成长于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且大多数家庭均是较为贫穷的年代, 家庭很少有财富流向老一代农民工, 因此, 渴求温饱的动力使他们不得不进城务工, 面临的是生存问题;而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经济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经过多年的物质财富积聚, 许多农村家庭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 按照中国传统的代际财富流流向, 这些农村的家庭财富最终也将流向新生代农民工,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贫穷而外出务工的动力减少了, 而见世面、长知识等追求个人发展的动力却不断增长, 他们面临的是个人发展问题。为了在城市立足和更好地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在个人发展和享受方面的消费支出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他们希望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 这是他们时代性和城市性的体现, 这必然要求他们增强科学文化知识、培训专业技能、培养就业能力, 不断与周围环境和不同群体进行更加频繁的交往, 结交新人、扩大视野, 满足猎奇的心理需求。人际交往在满足其心理需求的同时也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实惠和经济收益, 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禀赋集聚, 同时也会增加他们更多的择业机会。

(2) 两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目的和动机的不同导致其消费行为的代际变化。由于代际禀赋差异, 老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是基于生存的理性挣钱贴补家用, 是 “人口压迫生产力”而产生的结果。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是在经济理性驱使下, 谋取自身的全面发展, 他们开始追求较高质量的城市生活和提高自身社会地位, 其进城务工动机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正是基于不同的目的和动机, 使得两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迥异:老一代农民工出于为家庭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而表现为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支出, 其消费处于温饱线上;新生代农民工出于寻找发展机会和追求城市生活的目的, 而且代际禀赋也发生流向新生代农民工的变化, 其消费行为更多地表现为适应城市生活、渴望成为城市的一员, 这使他们在满足个人发展和享受的精神文化消费支出增加。

(3) 两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最终结果导向的不同导致其消费行为的代际变化。如果把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最终结果表示为地域上、职业上的水平移动和社会地位的垂直上升, 那么老一代农民工关注的是地域和职业上的水平移动, 而且老一代农民工留城意愿较低 (占老一代农民工整体样本的23.68%) , 他们的未来打算大多倾向于返乡 (占74.76%) , 这也是影响他们消费行为的重要原因。相比而言, 新生代农民工拥有较强的留城意愿 (占新生代农民工整体样本的69.12%) , 他们更关注城市生活的条件, 如工作条件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改进, 倾向于城市性的消费方式, 进而在消费行为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城市适应性。如果制度条件和经济条件允许, 他们希望在城市定居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也使他们愿意像城市市民那样消费和生活。

四、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

1.分析结论

通过分析代际禀赋差异及其农民工消费行为代际变化以及现象解析, 得出如下结论:

(1) 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农民工禀赋存在着代际差异。由于农民工成长环境不同, 他们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不同, 进而导致他们有着不同的外出务工目的和动机, 使农民工禀赋呈现代际差异变化, 而且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禀赋都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这对他们在城市消费及其相应的城市性方面必然产生不同的代际影响。

(2) 由于代际禀赋差异的影响, 农民工消费行为具有不同的特征。老一代农民工消费行为以自身的生存需要为主, 以家庭和未来的生存发展为取向, 其消费支出结构中基本生活保障性的生存资料消费比例较高, 其消费行为仍属于农村传统温饱型的消费方式。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生活状况已迈入小康型水平, 其消费支出更多地关注自身消费的质量和舒适度, 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消费, 其消费行为则有着向现代城市适应性的消费方式转变。

(3) 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代际变化, 使两代农民工产生了不同的身份认同。老一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仍把自己当作农民, 其最终归宿是返乡就业, 导致了老一代农民工消费以传统温饱型的消费方式为主, 其实现迁移的意愿相对较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的背后是他们逃脱城市边缘的努力, 他们不再满足于城市生产者的身份, 而是要成为城市消费者和生活者, 其深层原因在于他们对 “农民”身份的否定, 受城市生活方式和现代消费观念的影响, 他们逐渐趋向于城市型消费方式, 因而具有较强的迁移动机和 “留城”意愿。如果制度和政策条件允许, 新生代农民工更有可能实施迁移行为, 进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2.政策建议

代际禀赋差异及由此引起的农民工消费行为代际变化及其相应的身份认同对农民工今后的迁移行为选择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 上述分析结论对于制定农民工公共政策提供了一定的资鉴价值。

(1) 提升资本禀赋, 增加就业机会, 提高农民工消费能力。各级政府尤其是流入地基层政府及其他组织应大力加强农民工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 完善和创新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机制;增加农民工就业机会, 完善城市劳动就业市场, 健全农民工工资增长与支付的保障机制, 稳定农民工就业和收入来源, 提高农民工消费的经济能力;积极鼓励和发展农民工加入工会、协会、互助会等社会组织,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拓展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

(2) 开展农民工消费市场调研, 开发农民工消费市场。根据不同代际农民工的消费需求及消费特点, 开发和提供适合农民工消费特点的产品和服务, 比如农民工人际交往技能培训、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等, 满足农民工代际消费需求, 积极推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使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提供农民工城市工作生活质量。

(3) 合理引导农民工消费观念, 积极引导农民工提高精神文化消费。加快流动人口聚居地基础设施建设, 为农民工提供一定的休闲娱乐场所, 使他们通过一定的文娱活动缓解工作压力;为农民工提供良好的书籍和报刊阅读场, 鼓励其提升自身文化素质;充分利用互联网络与传播媒介宣传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文化, 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引导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向现代消费方式转变。

(4) 实现制度创新, 营造可持续消费的制度环境。创新城市户籍制度、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 增加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供给, 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基本的公共产品服务体系, 缓解农民工消费的后顾之忧, 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 使农民工潜在的迁移意愿变成现实的迁移行为。

注释

1为了分析需要, 本研究将农民工年龄计算至2011年12月31日, 表1中的年龄为周岁。

2该分类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的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人民生活篇) 。

3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金额÷全部生活消费支出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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