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风险

经验风险（精选11篇）

经验风险 篇1

当前, 世界经济全面复苏, 但由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明显落后于新兴经济体, 国际游资大举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热钱”涌入给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带来不稳定、不确定、不健康因素。如何管理国际游资, 防范金融风险, 保持较为平稳的经济运行环境, 成为当前我国及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吸纳国际游资管理的成功经验, 对于我国制定预防“热钱”的政策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发展中国家管理国际游资典型经验

1、马来西亚的监管措施

亚洲金融危机后, 马来西亚加强了国际游资监管, 对国际短期资本尤其是“热钱”实行严格管制, 并采取相应措施限制资本流出。1998年10月, 马来西亚宣布实施对资本与汇兑严格管控的国际资本流动监管政策, 包括:一是限额控制居民和非居民携带本币出境;二是禁止居民向非居民提供信贷便利;三是禁止居民从非居民处获得信贷便利;四是本币金融资产的所有买卖活动只能由授权的存款机构进行;五是非居民将对外账户中的林吉特转换为外国货币, 除用于购买其本国货币外, 必须获得批准;六是非居民因出售马来西亚证券获得的本币收入在兑换成外币之前必须在对外账户上保留12个月;七是居民任何形式的对外投资在限额以外必须获得批准;八是限制居民和非居民出境和入境携带的外汇数额。此外, 马来西亚还规定对1999年2月5日前进行证券投资的资本撤资的本金实行渐进税制, 税率因时间的延长而减少, 对于入境7个月内撤资的资本征税率为30%, 7-9个月为20%, 9～12个月为10%, 12个月以上免征。同时利润获取12个月内汇出征收30%“撤资税”, 一年后汇出征收10%“撤资税”。

2、智利的监管措施

发展中国家中, 智利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管制的做法较为有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智利遭遇大规模资本流入浪潮, 为抵制其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 1985年, 智利规定准许外国直接投资以债权股权的方式流入, 但这些资本在10年内不许撤回, 所得利润四年后方可汇回。1991年智利央行宣布限制外国短期贷款, 要求智利厂商与居民在取得国外贷款后, 每年按一定比例将资金存入央行作为无补偿的储备。1992年, 智利对公司直接借款所持有的外币负债的无偿准备金要求提高到30%, 并扩展至所有外币负债。1994年政府规定无偿准备金必须以美元缴纳。1995年, 无偿准备金适用范围扩大到美国存款凭证的二级市场交易和所有不构成银行资本增加的外资流入。

3、巴西的监管措施

巴西是南美洲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 与经济增长相应而来的是国际游资的冲击, 1994年, 巴西政府决定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股票征收1%的赋税, 对本国企业在国外发行债券征收的发行税税率从3%提高到7%, 对外国人在巴西投资证券征收的收入税税率从5%提高到9%。

本次金融危机后, 巴西再次遭遇国际热钱大举流入, 对此, 巴西政府规定, 一是从2009年10月20日起, 对进入圣保罗股市和购买固定收益基金的外国资本征收2%的金融活动税;二是2010年10月, 政府将金融交易税率由2%上调至4%, 后又上调至6%, 同时将外汇衍生品交易税率上调至6%, 将外国投资者购买某些债券的税率提高两倍, 同时提高了部分进口商品关税;三是2011年1月, 巴西央行宣布, 对本国金融机构放空美元实施严格的准备金要求, 根据最新规定, 当地经营的银行机构在外汇市场上建立超过30亿美元的空头头寸, 必须将相当于其头寸额度60%的资金存入央行作为准备金, 且没有任何利息。2月, 政府决定对从国外获取的短期贷款征收6%的金融交易税。

二、各种政策措施利弊分析

各国国际游资监管措施均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对“热钱”起到了限制作用, 但是, 这些政策在某些领域也存在一定负面影响。

1、征收“托宾税”的利弊

(1) “托宾税”有利于稳定资本市场

“托宾税” (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 旨在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交易) 的实施主要是为了缓解国际资金流动尤其是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动规模急剧膨胀造成的市场混乱, 其对稳定资本市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它具有低税率、宽税基的特点, 一方面较低的税率设计 (如0.1%、0.5%、1%) 对正常资本流动的抑制较小, 但能相对有效地阻止投机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另一方面它的税基相对较宽, 即使实行较低的税率, 也可以获得大量的收入。二是“托宾税”对货币兑换交易普遍征收,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本收益并相应增加了投机成本, 而且“托宾税”可以影响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心理预期。三是在进行国际流动资本管理的过程中, 一国通过调整货币与财政政策进行资本管理, 往往与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不一致, 这种情况下, 征收“托宾税”在削弱利差对国际短期资本吸引力的同时, 可以为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运作提供空间, 提高一国经济政策的自主性。

(2) “托宾税”监管效能的缺陷

“托宾税”的征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比较普遍, 在国际游资管控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积极作用, 但是其监管效果也受到一定质疑。一是部分研究认为托宾税只能用来惩罚轻度投机, 如果使用它制止重度投机, 则需要采取更高的税率, 可能对正常的投资和贸易产生过大抑制作用。二是它在限制资本外逃方面效能相对较差, 美国六十年代的经验表明, 采取类似托宾税的措施防止资本流出, 最终可能因避税严重等问题而被迫放弃。三是当今金融资产多样化使各类头寸相互混合, 各种货币口径的定义基本丧失了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 确定对各类外汇交易征税的税率标准较为复杂, 操作具有难度。四是部分国家在其国内征收“托宾税”, 缺乏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 其效能往往受到一定制约。

2、缴纳无息储备金的利弊

(1) 缴纳无息储备金可以阻止部分短期资本流入

智利政府提出的专门针对外汇资产缴纳无息储备金的管制手段不失为一种短期控制国际游资流入的较好方式, 改变了国际资本流入的结构。在实行无息储备金制度期间, 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明显减少。一是这一措施主要针对一年期以内的短期外汇交易及外汇资产, 对“热钱”的管控更加直接, 可以冻结部分外资流动, 而且无息储备金在时间的设计上对长期投资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二是无息储备金类似于“托宾税”,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减少对汇率的不利影响。三是这一政策可以限制大量资本流入, 从而减少中介机构的风险, 保证金融系统支付能力。

(2) 缴纳无息储备金政策效果发挥有时受到影响

有一些因素使得无息储备金难以完全发挥作用。一是无息储备金的范围不包括贸易信贷, 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管制不完全。数据显示, 在智利实行短期资本控制后, 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私人短期资本流入量有所减少, 但是错误和遗漏项以及贸易误差数字明显增加, 资本的非正规途径流入削弱了无息储备金政策的效果。二是该政策与“托宾税”政策相似, 面临市场不断进行金融创新规避管制的问题, 也削弱了政策效果。三是IMF研究结果认为, 该政策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只能暂时降低国际资本的收益率, 但投资者总会找到其他途径摆脱这种限制, 管制最终是无效的。

3、通过宏观政策调整管控资本流动的利弊

针对当前大量国际资本流向新兴经济体的现状, IMF近期发表报告提出将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作为管理国际游资的方法之一。尽管宏观政策调整可以作为管控国际游资的一种选择, 但是其实施却会受到诸多因素限制。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为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目前, 包括巴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均面临输入型通胀压力增强、本国物价高企的困扰, 在这种情况下, 大部分国家必须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 如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控制货币供应量。这明显与IMF提出的通过相对宽松的货币措施管控国际资本流动相左。而且, 大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在趋向适度从紧, 如果这时再实施从紧的财政政策, 必将影响本国经济增长, 所以各国很难仅仅为防止国际游资流动而调整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基调。

4、其他资本流入直接控制措施的利弊

央行或金融管理当局对银行的外汇业务进行直接数量控制, 或者对居民及非居民涉及外汇交易的行为进行监管等措施, 一方面具有政策落实简便易行、调控效果直接、针对性较强、能够在较短的时间起到稳定金融外汇市场的效果等作用;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政策行政色彩较浓, 部分政策的贯彻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 而且大部分措施被认为与国际投资自由化相违, 所以往往只能作为临时手段。

三、政策建议

近来, 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外汇业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通过进一步加强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加强转口贸易外汇管理、下调预收货款和90天以上延期付款基础比例, 以及调低银行短期外债余额规模等多种措施严防热钱。建议在此基础上, 借鉴国际经验, 根据资本流入程度, 进一步加强国际游资管理, 打击违法违规国际资本流动。

1、考虑征收“托宾税”

年初以来, 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显著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防止“热钱”对宏观经济形成冲击, 我国可以考虑适时采取类似于巴西等国实施的征税措施。一是完善QFII制度, 对外资进入资本市场进行必要的限制和引导, 在特殊时期可考虑对投资于债券、股票、房地产等领域的外国资金进行临时性征税, 参考部分新兴经济体经验, 确定不同额度、不同期限、不同性质的资金征税税率。二是对资本流出征税, 对于在国内停留时间不满12个月、9个月、3个月、以及1个月的外汇资本逐级提高征税税率, 也可以借鉴美国20世纪60年代经验, 对流出的资本普遍征税。

2、提取无息储备金

中央银行特设账户, 根据国际资本流入程度与规模, 要求入境的外汇资本 (包括直接投资和境外借款) 按一定比例提取储备金, 无息存入中央银行的“特设账户”中, 此项储备金不能由其他金融机构动用, 而由中央银行集中保存。同时, 储备金的提取率与外汇资本在境内期限挂钩, 期限越短储备金率越高, 对于超过12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入境外汇资本免征储备金。

3、加深现有措施管控力度

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 严密监控国际游资流入流出动向, 一旦程度有所加深, 建议:一是进一步调低银行对外资产和负债尤其是短期外汇债务的限额;二是通过差别化准备金率、利率等措施控制外资银行部分国内业务的规模, 如换汇、贷款等;三是规定重点银行外汇资产调回额度, 调整换汇额度;四是如果情况严重, 不排除重新启用对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设定限额, 限制部分存在“质疑”的 (具有违规嫌疑的) 居民与非居民开立个人外汇结算账户, 同时要求个人外汇账户间资金划转实施严格申报。

4、重视国际资本流动管控的国际合作

不能否认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导致当前国际资本大举流入新兴经济体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 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管控必须重视国际合作, 以免单方面控制热钱措施招致其他国家非议。一是联合周边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 通过建立货币联盟、政策联盟等形式, 抵制国际游资冲击;二是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进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建立能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三是通过国际社会的舆论与政治压力, 迫使美国等国家调整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 消除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动的货币因素。

经验风险 篇2

根据《财政部开展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要求，自去年10月起，我办以科学配置权力为主线，以规范权力运行为核心，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点，紧密结合自身职能定位和业务流转过程，全力排查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廉政风险点，提出了针对性强、行之

有效的防控措施，稳步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回顾我办开展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注重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一是建立领导和工作保障机制。成立了由张凤玲专员任组长、吕远霞副巡任副组长、各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实施统一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吕远霞副巡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督促落实我办制定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方案。二是健全工作机制。建立了自下而上、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全员参与的机制，搭建起上下互动，共同监督的平台。三是实施定期会议和工作协调制度，切实推进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

二、注重廉政风险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风险意识和廉政从政的自觉性。一是将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与廉政教育结合起来。把风险防范意识纳入对全办党员干部的日常廉政教育中一起制定计划，一起安排部署。结合监督工作实际，召开全办大会，学习贯彻全国财政反腐倡廉工作会议精神大会和刘建华纪检组长的多次廉政报告，切实增强党员干部忧患意识，积极应对“四个危险”。二是将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与廉政文化教育结合起来。办党组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专员办廉政文化建设。通过在办公场所设置廉政格言标牌、上报廉政风险防控专题信息等形式，对全体党员干部实施全面教育。三是将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与警示教育结合起来。组织全办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政风险防范意识，形成人人关注廉政风险、主动参与风险防控的良好氛围。并组织全办到海口监狱反腐警示教育基地参加由海南省直机关工委发起的警示教育活动。上了一堂震撼心灵的警示教育课，增强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腐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筑牢思想防线，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三、注重完善防控制度，增强廉政风险防控的前瞻性和系统性。一是推进权力运行流程化管理，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针对流程不尽科学、不够健全的问题，我办将从科学分解权力、明晰职权边界、完善管理标准、优化业务流程、权力运行公开入手，分步实施，促进监督检查权和审核审批权规范化运行。二是着力完善程序性制度，解决实体性制度操作问题，形成有效防控风险的制度链条。针对排查出的廉政风险点，我办将查漏补缺，逐步建章立制，促进内部管理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目前，我办在民主决策方面，完善了党组议事规则、办公会议制度，推进了决策的公开透明。在岗位责任制方面，对各处室各岗位的职责和权限进行了相应补充和规范，做到行权讲规范、用权受监督、违权受追究。在程序控制方面，在已有60个规章制度基础上将再次修订了《中央基层预算单位综合财政监管操作规程》、《一般增值税先征后返审批操作规程》等制度。三是强化制度的落实，控制系统风险。我办将逐步建立规范的权力运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强对各处室和岗位的动态监控和经常性监督，采取警示提醒、诫勉谈话和限期整改等措施规定，以制度保障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扎实有效。2012年，召开全办大会举行廉政责任签订仪式，全办干部分办主要负责人、领导班子成员、处级及处级以下四个层次签订廉政责任状，进一步明确廉政责任范围，建立起分级负责的责任机制，形成“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格局。

经验风险 篇3

最早以医疗治病为目的的旅游活动于1989年产生于欧洲，那一年有2.5-3万名的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到法国治病旅游。近年来，全球医疗旅游发展迅速，2004年，该产业的全球产值为400亿美元，到2012年，仅亚洲的医疗旅游服务额就达到1000亿美元。作为亚洲医疗旅游产业中的后起之秀，印度自2010年以来，每年的医疗旅游收入已远超20亿美元，成为令全球瞩目的旅游胜地。本文将对印度国际医疗旅游发展的成就、经验以及风险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总结对中国医疗旅游发展的启示。

一、 印度国际医疗旅游发展的成就

印度的医疗旅游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充分挖掘印度在医疗旅游上的潜力、弥补印度在医疗旅游方面与泰国、新加坡等亚洲医疗旅游强国的差距，印度国家旅游行业管理机构、医疗卫生管理机构、医院、旅游经营商、旅游饭店以及其他一些与医疗保健相关的组织，着手联合在旅游中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凭借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具有竞争优势的价格，印度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前来就医、疗养，国际医疗旅游者数量年均增长率约为15%。大规模医疗旅游者的到来，为印度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既包括大量的医疗服务岗位（医生、护士等医疗岗位），也包括旅游相关部门的岗位（交通运输业、住宿业以及其他旅游服务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医疗旅游每年能为印度提供400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和4000万个间接就业岗位，是印度服务业中最大的行业，每年能获得的直接收入超过20亿美元。

较高的手术成功率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医疗服务是印度医疗旅游的亮点。据报道，Appollo医院心脏外科手术成功率达98.5%，肾脏移植手术成功率达95%，骨髓移植手术成功率也高达87%。除西医手术医疗项目外，印度还借助传统医学来开发医疗市场，推出了阿育吠陀医学、悉达医学、传统瑜伽等医疗旅游服务，增加了印度医疗旅游在欧美市场的吸引力。目前，印度在医疗旅游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东、欧洲、美国及部分亚洲国家如中国、巴基斯坦，都是其重要的客源国。

二、印度国际医疗旅游发展的经验

（一）政府的积极推动

为了促进医疗旅游的发展，印度政府从2002年起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来吸引国际医疗旅游者。例如，2002年，印度国务院贸易产业部制定了“The National Health Policy 2002”以促进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印度政府主动消减了医疗设备进口税，以降低医疗机构的成本。这一措施有效地激励了私立医院进口医疗设备和仪器的动机和行为。从而，该政策促进了更多的印度医疗机构在硬件设备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医疗机构的管理上，印度政府也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印度政府在医疗机构中推行星级标准管理。星级标准由印度旅游部和卫生部联合制定。该标准以医疗机构的硬件设备和医疗护理服务水平为依据，将他们分为三星、四星和五星三个级别。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到医疗旅游产业中，推动地方医疗旅游的发展，同时也分享医疗旅游的利益。

此外，印度政府还积极与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组织合作，推动印度私立医院进入发达国家医疗保险公司的医疗服务供应者名录。例如，美国健康保险公司蓝十字荷兰公司便接受那些在印度私立医院就医的保险客户的理赔请求。不仅如此，印度卫生部还与英国国家卫生体系达成一致，可将需长时间等待手术的病人转到印度治疗。这项措施，既缓解了英国卫生机构的压力，又为印度增加了客源。

（二）丰富的产品类型

印度的医疗旅游产品类型丰富，覆盖了心内科、心外科、牙科、整形整容外科、骨科、外科移植、眼科、耳鼻喉科、神经外科、肿瘤等，并提供印式草药、物理疗法、印式瑜伽、香草SPA等医疗休闲服务。上述医疗服务在印度多以医疗旅游套餐的形式来提供。套餐中既包含行前咨询、术后咨询，也包含治疗后恢复期间的所有旅游安排。一些医疗机构旅游产品运营商还推出“家庭计划”，为每位家庭成员提供适合自己的医疗服务。甚至，这些计划还为陪同者免去往返机票及在印度期间的一切费用。此外，还有一些公司推出了医疗养护套餐。如Vedic公司针对北欧退休人员推出的医疗旅游套餐。该套餐为这些退休者提供为期16个月在印度的医疗养护服务，地点自选，费用为三个月的养老金。

从总体上看，上述的医疗服务主要针对三种类型的医疗旅游者：（1）专门前来印度就医的病人，如器官移植、整形整容手术者；（2）前来接受印度传统医疗服务的病人，即希望于神秘的印度传统医学治疗顽疾的病人；（3）前来享受休闲护理服务的外国人。为上述医疗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多为大型私立医院，他们拥有良好的财力，与世界著名的医疗机构建有合作关系，能够为病患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护理服务。

（三）高质量的医疗旅游服务

医疗旅游服务的质量，主要从医疗服务和旅游服务两个方面来考察。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质量是印度医疗旅游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基础。以印度Apollo医疗为例，主要是获得JCI（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认证的世界一流医院。JCI是全世界公认的医院安全与规范管理的标志，作为被JCI认证的Appollo医院，其60%的医生拥有国际行医资质。高水平的医疗团队帮助Appollo取得了高的手术成功率。除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外，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情调、人性化的产品设计、较高的英语普及率，提升了印度的医疗旅游服务在全球的竞争力。

（四）低廉的价格

在欧美发达国家，医疗费用往往十分昂贵，特别是就心脏手术、器官移植、整形外科手术而言。如表2所示，在美国进行骨髓移植或肝脏移植，分别需要250 000和300 000美元；在印度，这两项手术的花费均不超过70 000美元。又如，在美国进行心脏瓣膜更换，需要30 000美元，在印度只需8 000美元；整形外科手术在美国的报价是20 000美元，在印度则降至6000美元。复杂的开胸术，在美国的花费是150 000美元（在英国需70 000美元），在印度只需3 000-10 000美元。总之，同样的手术，在印度的花费，只是其在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价格的1/3或更低。以低廉得多的价格，在印度购买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患者而言，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endprint

三、印度国际医疗旅游发展中的风险

尽管印度国际医疗旅游在全球范围内为大量的患者和医疗旅游服务提供者带来了益处，但也还面临着一些风险和争议。概括起来，这些风险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就医疗旅游者而言，其面临着权益保障风险；就印度本国而言，医疗旅游者的涌入，也有可能导致国民利益受损；与此同时，对医学本身来说，国际医疗旅游活动也存在一些伦理道德风险。

（一） 旅游者的权益保障风险

尽管印度作为国际医疗旅游服务的输出国，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及旅游服务。然而，国际医疗旅游活动中依然有可能发生医疗事故或其他质量事故。这种跨越国际的医疗或其他质量事故，相对于一国境内的同类事件而言，更加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首先，受诉讼时效或管辖权原则的限制，医疗旅游者启动诉讼程序面临诸多障碍。第二，由于是跨国纠纷，即便启动了诉讼程序，取证难度大、成本高、费时长。第三，国际诉讼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审理，耗时数年才能出最终的判决结果（张彩霞，2011）。

（二）印度国民利益受损风险

印度国际医疗旅游的发展，使得大批优质的医护人员从公共医疗机构流向了收入更高的私立医疗机构。在出口导向政策下，更多的医疗投资也投向了医疗旅游领域，因而导致公共医疗投资不足（高静、刘春济。2010）。在印度，外来的旅客可以得到及时的医治，但大量本国居民却需要排队等待接受治疗。因此，医疗旅游的发展，虽然为印度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损害了国内弱势群体的利益。

（三）医学伦理道德风险

器官移植旅游、安乐死旅游等医疗旅游项目的开展，一方面规避了客源国的强制性法规与禁止性规范，减损、降低了客源国法律的权威性（张彩霞，2011）。与此同时，也在目的地国催生了大量人体器官黑市与“帮助杀人”黑市，使医疗旅游项目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同时，它们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干细胞疗法、髓骨修整术、活体器官移植、安乐死等医疗活动的科学性和伦理性的质疑。可以说，国际医疗旅游中存在的伦理道德风险，也是人类医学领域所面临的风险，需要全球医学界及全人类共同努力来加以克服。

四、印度国际医疗旅游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与印度同为拥有者古老东方文明的国家，均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印度国际医疗旅游发展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风险，给中国医疗旅游的发展诸多启示：

（一）加大政策支持，进行有效引导

与印度等医疗旅游强国相比，中国的医疗旅游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建立完善的医疗旅游服务体系，医疗旅游产业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中央政府和有意于发展本地医疗旅游的地方政府，应研究、制定扶持医疗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制定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医疗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与医疗旅游服务相关的标准和规范。通过政策激励、标准引领、规范引导，来促进医疗旅游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二）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法制建设

国家和地方应该组织专门力量，逐一梳理与医疗旅游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政策规定，针对医疗旅游发展中的法律“真空”地带进行完善，特别是要针对下述中国国际医疗旅游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限制因素和风险因素进行法律法规方面的预防和控制。一是要就国际医疗保险合作、外籍人士在华参保以及医疗事故处理程序、标准等展开研究，制定合理可行的政策法规，切实保障国际医疗旅游者的权益。二是要就器官移植、安乐死等存在伦理性质疑的医疗旅游项目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和违法惩处措施，严格预防国际医疗旅游发展中可能存在的伦理道德风险。三是要加强外籍医护人员在华执业、医疗设备和药品进口，医疗旅游市场准入体系、评价体系、监管体系等方面的法制建设，以保证国际医疗旅游的有序开展。

（三）建立协调机制，提供组织保障

中国可借鉴印度的做法，建立旅游行业管理部门和医疗卫生主管部门之间的互动协调机构，对医疗旅游的发展进行统筹、协调。同时，旅游行业管理部门和医疗卫生主管部门要积极支持相关的企业和组织成立医疗旅游行业协会和公益性的研究机构，为参与医疗旅游的医疗机构、旅游经营者搭建交流平台，及时化解在合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通过行业管理体制、行业协会的建立、健全，促进资源整合和有效利用，实现医疗行业和旅游行业的互惠互利、协同发展。

（四）找准市场定位，开发特色产品

国外风险管理审计经验研究 篇4

一、ⅡA与美国风险管理审计的发展

1996年,研究基金会(ⅡA Research Foundation)启动了一个以建立内部审计的全球性框架为宗旨的研究项目,形成了一份名为《内部审计的未来:特尔菲研究》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内部审计应当为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提供保证,并且要提供更多的咨询增值服务,以帮助各种组织适应内部和外部的动态环境,实现本组织目标。ⅡA在2002年向纽约证券交易所提出“所有上市公司都应该建立和保持一个独立、资源充足、人员胜任的内部审计部门,向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提供组织风险管理程序和相应内部控制制度的持续评估,内部审计正逐步通过对控制的确认和风险控制在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2004年ⅡA修定的《内部审计实务内部标准——专业实务框架》反映出了这个内部审计的核心变化。具体来说:

其一,框架把风险管理和治理环境过程列入内部审计定义并且放在第一位。一方面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内部审计越来越受到重视,内部审计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目前的内部审计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即从以往注重于控制转向注重于在审计运营流程中对风险管理的关注,风险管理将成为内部审计的一个核心和重点。换句话说,新定义把内部审计的职能提升到组织整体水平上,使其成为组织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使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联系在一起,为组织增加价值服务。

其二,框架把治理过程列入内部审计对象,也表明内部审计考虑解决问题的层次进一步提高,开始考虑公司的上层架构及组织目标的制定和监督机制对组织的源头影响,把治理过程列入审计对象,也表明内部审计不仅仅就控制论控制,就风险论风险,而是将组织内部和股东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综合考虑。

其三,框架认为内部审计提供保证服务是一项传统服务,目的是评价和改进组织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内部审计应该监管、评价和分析公司的风险和控制;为管理层防范风险,加强治理,为制定政策的实施提供保证;为改进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程序提供建议,在公司道德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发展到今天,美国内部审计工作范围包括评价整个管理过程,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判断组织是否有适当的风险管理过程,以及是否充分、有效,操作人员负责日常的监控,内部审计师则运用风险管理和控制措施,对风险管理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查、评价和报告,提出改进意见,为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提供帮助,但不负风险管理的责任。

资料来源: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公司风险审计课题组《风险基础内部审计:机遇与挑战》

二、世界知名企业风险管理审计经验

一些世界知名企业的内部审计人不仅独立开展风险管理审计,还充当企业风险管理的教练、顾问、合作伙伴或策划人,即开展风险管理审计相关业务,如表1所示。

通过对上述世界知名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初步的研究分析,总结出以下经验和教训以资借鉴。

经验一:由于每个企业的文化不尽相同,企业领导人的个性也往往有很大差异,因此,整个企业范围内的风险管理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实施方案。

经验二:在当前的经营环境下,企业要想高效地管理风险,首先必须高度重视风险识别工作,尽最大努力,识别出企业面临的所有风险。例如,微软公司的风险管理部门通过与业务部门面对面的交流,至少可以掌握企业面临的90%的风险;另一种普遍使用的风险识别方法,是让业务部门自我评估所面临的风险,并设计出管理这些风险的初步策略。此外,还有现场分析法、集体讨论法等等。企业一旦确定了风险识别方法,就应将风险识别视为一个动态化和连续不断的过程。

经验三:风险应按照重要性、严重性或者对本企业影响程度的大小进行分级。它可以协助管理者了解两件事:一是可以直观表示某种风险的重要程度;二是有助于管理者制定风险管理战略,合理分配资源。但是,对风险按照严重性进行评价可能出现误差,因此,还应通过风险分布图或风险列表方式来描述各类风险发生的概率,按照概率或频率对风险进行再分级。

经验四:企业要想知道所拥有的各类资源是否得到了有效的运用,唯一的方法就是对风险进行度量。风险度量可以帮助企业确切掌握某种风险的重要程度。目前,最常用的风险度量方法是风险价值法(VAB)、压力测试法和风险收益法(EAR)。风险价值法主要用来度量发生的可能性超过1%的潜在经济损失的数额;压力测试法用来确定最坏情况下的损失数额:风险收益法可以把收益和风险的关系,以及预期收益和达到这种收益水平可能性的关系,直观展现出来。上述方法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企业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应综合其优缺点,并根据企业实际,开发符合组织需要的、易于管理人员理解的风险度量方法和风险管理语言,以准确度量财务风险和非财务风险,协助管理人员制定出有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营决策。

经验五:现代企业往往根据风险偏好来选择接受风险、转移风险以及减轻风险这三者的不同组合进行风险管理。这种组合需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作出调整,特别是当出现难以控制的风险时,应着力寻求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并将风险转移到存在经济机会的领域。例如,大通银行为了转移贷款资产中的信用风险,将其90%的贷款销售给了外部投资者。同时,通过股东价值增值制度,将员工激励制度与风险管理联系起来,采用股东价值增值尺度来衡量工作业绩。

经验六:要建立涵盖整个企业范围的风险管理体系,企业不仅须懂得如何把所面临的风险统筹起来进行综合考虑,还要明确纳入风险管理体系的风险范围,从全局着眼进行风险一体化管理。如表2。

经验七:无论从理财角度,还是从资产负债表角度,现代企业的全部业务均可归结为管理风险和管理收益。因此,采用企业整体风险管理模式的企业,除了要建立具体完备的制度外,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在整个组织范围内转播和贯穿风险管理意识,使其迅速融入企业文化之中。如表3。

经验八:企业聘请的风险管理顾问可以及时提醒公司风险管理人员,防止他们陷入对风险管理没有什么意义的细枝末节中去。但是,无论对风险管理顾问的职能定位如何不同,在所有情况下,顾问都只能起到补充和支持作用,即协助和促进组织本身的知识和能力发挥作用,决不能取代高层管理者在风险管理过程中的作用。

销售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经验 篇5

2014/7/21 10:05

(2014年7月9日)同志们：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A公司现场考察了解，进一步增强对法律风险防控重要性的认识，学习推广A公司的经验和做法，理清工作思路，更好地推进销售企业依法经营管理和法律风险防控。上午，大家分头参观了徐东路和盘龙大道两个基层店，现场感受了A公司推进法律风险防控下基层、进岗位、到人头的具体做法和实际效果；省公司、专业线、地市分公司和基层店从不同层面介绍了他们的主要做法，并附有展板和资料。通过这些形式，与会同志有了比较全面、直观的了解。刚才，对加强法律风险防控工作谈了认识、提了要求，讲得很好，希望各单位认真学习并抓好落实。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关于A公司防控法律风险的基本经验

长期以来，A公司把防控法律风险作为公司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不断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横向融合、上下联动和内外协调，形成了一系列好的做法和经验，内容丰富，典型性强。我体会，A公司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套较好的做法和经验，概括起来，关键在于“两个到位”、“三个结合”和“三个保障”。

“两个到位”是：第一，认识到位。A公司历届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充分认识到依法经营管理和防控法律风险对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努力从法律环境变化和企业自身暴露出的问题中不断总结反思，确立了法律风险可防可控的认识和理念。他们逐步把法律风险评估与法律论证作为决策和经营管理的重要前提，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法律风险防控的认识，注重超前研究防控法律风险的措施，妥善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效率与风险的矛盾，使防控法律风险开始向着干部员工自觉养成的目标迈进，合规文化逐步形成。近年来，A公司未发生重大法律纠纷和负面影响法律事件。他们的实践证明，只有认识不断提高和深化，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第二，落实到位。A公司法律风险防控工作从风险排查、防控措施制订、防控责任分解到制度机制完善，基本做到了法律风险防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实现了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在安排部署上，做了大量扎实的基础工作，讲形式但不流于形式，这与有的企业为应付上边的任务而做表面文章形成鲜明对照。我们必须认识到，防控法律风险关键在落实。落实到位了，虽不能保证绝对不出问题，但出问题是偶然的，即使出了问题也可以得到有效解决；不抓落实，短期可能不出问题，但长远看出问题是必然的，甚至陷入问题屡禁不止、屡查屡犯的恶性循环。所以我认为，认识到位和落实到位是A公司先进做法和经验的精髓所在，它所反映的是企业的品质和人格，很值得大家认真学习。

“三个结合”是：第一，法律风险防控与销售企业特点紧密结合。销售企业市场化程度高、市场份额大、消费群体数量多，广泛涉及质量计量、安全环保、消费者权益和社区利益等高度敏感问题，是消费者高度关心、社会公众密切关注、政府严格监管的业务领域之一。根据这些特点，A公司健全完善各业务领域和各经营环节法律风险防控措施，把法律风险防控寓于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基本实现了法律风险防控与经营管理的融合。第二，法律风险防控与外部环境变化的新要求紧密结合。A公司不断根据新法律法规变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新要求，精心组织新法律法规学习，不断研究新措施。针对媒体高度关注和销售企业全面对外的实际情况，建立企媒沟通互信机制；针对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相关要求更加严格的情况，对涉及重大劳动关系问题的事项实行法律、人事等多部门联审联批；针对商标侵权频发问题，加强与地方工商部门沟通，建立打击商标侵权长效机制，等等，基本形成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法律风险防控机制。第三，法律风险防控与岗位责任制紧密结合。A公司把法律风险防控分解落实到具体岗位，通过组织学习培训、检查考核以及责任追究等方式，确保员工对防控要求和措施从“应知应会”到“已知已会”，进一步优化管理资源，删繁就简，提高管理效率，不断推动管理的提升和进步。

“三个保障”：一是制度保障。A公司把法律风险防控各项要求转化为公司内部制度，从重大决策、业务管理、岗位培训、检查考核、责任追究到风险分析识别和防范应对，均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制度规范和工作流程，明确决策涉法事项未经法律论证不决策，存在颠覆性或不可控的法律风险不决策，总法律顾问提出否定性意见的决策不予通过，违反合同约定和程序规定的款项不支付，严禁分、子公司对外付款，以及领导干部“八要八不要”，“基层店八大铁律”等。这些制度已成为法律风险防控的刚性约束，对保障公司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体制机制保障。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落实了业务部门和基层单位防控法律风险的主体责任，建立防控法律风险双向负责的工作机制，基本解决了基层单位独立决策法律问题的弊端。三是组织保障。A公司是销售企业最早设总法律顾问的单位之一。目前，已形成总经理负总责、主管领导分工负责、总法律顾问牵头组织、法律机构和业务部门具体实施的较为完备的组织保障体系，在筹划组织防控法律风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纵观A公司法律风险防控的做法和经验，虽然有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更好地建立更加稳定的法律风险防控机制，但总体上符合现代企业规范治理的方向，符合公司合规管理和防控法律风险的要求，对集团公司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强基层管理，也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希望各单位在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做法时，要结合实际，深入研究支撑这些做法和经验的内在机制，努力在转化提升上下工夫、见实效。

二、充分认识特殊时期防控法律风险的极端重要性

大家知道，去年八月份以来，随着公司个别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集团公司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内部统一思想、凝心聚力、维护生产秩序和矿区稳定的压力增大，而且社会关注、媒体炒作、资本市场监管和诉讼导致外部环境吃紧，集团公司进入前所未有的特殊敏感时期。

特殊敏感时期意味着公司各类风险都比以往正常时期急剧增大。所谓“特殊敏感”，主要体现在风险因素变化上。从法律角度看，法律风险变化特点十分明显：一是本该通过正规程序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难度增大；二是内外部法律诉求增多，内部问题容易外化为社会问题；三是过去已经解决的问题，在特殊时期又重新提起，趁机向企业施压；四是同类问题发生在我们比发生在其他企业会引起各方面更多的关注，且放大效应十分明显。这些变化，大大增加了风险防控的难度。不仅如此，预计今年下半年公司应对风险的形势会相对更加严峻。一方面，个别高管的专案调查工作将陆续进入司法程序，若干违规违纪甚至犯罪事实通过公开审判会向社会披露，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社会关注和媒体炒作；另一方面，股份公司在美国证券集团诉讼由“背靠背”各自准备阶段正式进入控辩交锋的实质性阶段。对我们来说，司法审判与证券集团诉讼时间的重叠，会增加若干复杂因素和不确定性。在这种形势下，基层企业所有负面信息都有可能给公司带来危机或加重危机。

销售业务是公司风险最大的领域之一。近几年来，销售企业推进依法经营管理、防控法律风险，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整体情况不容乐观。据统计，最近连续发生并正在处理的重大恶性案件，占到总部参与处理案件总量的一半以上。同时内外部审计以及纪检监察查处的违纪违规及违法犯罪案件，都暴露出销售企业依法经营管理形势严峻。有的企业内部管理不规范，员工违法违规，滥用未按规定及时收回销毁作废印章，非法集资诈骗并牵连企业；基层店员工利用购物卡套现、虚开发票收取好处等问题时有发生，风险隐患较大；有的解聘或清理市场化用工中产生劳动争议，引发同工同酬、超时劳动及加班费等一系列诉求，甚至引发群体诉讼；有的不按合同履约，条件未成就而草率交货或付款，导致货款无法收回、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甚至为虚构业绩“倒单”，搞虚假交易，因中间环节出问题而引发纠纷，造成重大损失；有的质量计量违规被投诉和索赔，引发连锁反应并被媒体报道，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还有的在网络开发、合资合作及对外交易中，收受贿赂、谋取私利，个别单位甚至出现多个地市公司班子涉嫌群体性贪腐渎职问题，覆盖面之广、涉及人数之多令人震惊。

我们还应看到，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推进和全面深化改革，销售企业在防控法律风险上面临若干新情况、新趋势：一是反垄断监管日趋严格。按照加强市场监管、保障公平竞争的改革要求，反垄断领域的立法执法将愈加严厉，风险越来越大。我们的销售企业，即便正当的市场行为也很容易引发垄断等负面议论和质疑。去年，反垄断执法机构曾到广东、浙江等地开展反垄断检查我们是调查重点之一。可以预见，未来这类执法及查处工作将常态化，规制处罚力度将逐步加大，一旦触及合盟定价、分割市场、垄断协议、滥用优势、店大欺客等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二是合资合作中的法律风险更加突出。从实践看，合资合作以及对被投资企业的管理，广泛涉及相对人资质、合作模式设计、不同类型及股权结构的公司管控等问题，其中还存在既不能侵害对方合法权益、又要实现我方利益最大化，既要扩大品牌效应、又要防止连带责任等诸多两难问题。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销售企业过去合资合作遗留的若干问题至今未予彻底解决，如对新的合资合作不加以规范，问题积累越来越多，不但影响改革持续深入，而且带来沉重包袱，值得深入研究。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问题更趋复杂化。加强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是国家立法执法的必然趋势。油品质量计量等问题将进一步凸显，特别是小站承包、特许经营等经营方式中可能出现的监管不严问题，都会增大销售企业面临的产品质量、卫生安全、广告宣传、搭配销售等风险。这两方面的风险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容易招致政府部门行政处罚和社会舆论的负面宣传。四是劳动用工问题将进一步凸显。销售企业用工构成比较复杂、社会化程度较高、流动性强，是劳动争议相对集中的领域，特别在推行小站承包、低效站治理、减员增效等过程中，解除劳动合同极易激发劳动争议。同时，在全社会更加关注“公平劳动”的背景下，如何打破劳动用工体制壁垒、消除身份差距、实现同工同酬，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总的来看，特殊敏感时期对我们依法经营管理的要求更高、风险也更大。我们一定要审时度势，务必从公司战略高度认识当下防控法律风险的极端重要性，切不可用习惯性思维和经验性做法，应对企业面临的复杂的法律问题，更不能辜负党组特殊时期对各级领导干部的重托，切实牢记使命和责任，做到谨慎从事、细致入微，顾大局、识大体，不添乱、不添堵、不给公司抹黑。

三、加强特殊时期法律风险防控的基本要求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销售企业要以这次现场会为新的起点，学习借鉴A公司的做法和经验，把法律风险防控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高度重视、认真组织，从以下几个方面，抓好防控法律风险的落实工作：

(一)全面开展法律风险梳理排查。根据法律环境变化和销售企业经营管理特点，全面开展法律风险梳理排查，找准风险源点、查清具体表现、分出风险等级、剖析风险成因，分类制订防控预案。要突出网络开发、劳动用工、反垄断、质量计量、承包及租赁经营、服务及非油业务外包、特许经营、直销业务、股权管理、印章管理、证照管理、商标维权等重点风险因素，既要查清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又要提前研判各类新情况、新趋势。排查工作中，针对销售企业管理分散、员工分布广泛的特点，既要重视防控“事”的风险，更要突出防控“人”的风险。结合省公司、地市分公司及基层店不同层级员工岗位特点，组织干部员工在梳理排查中识别风险，提高对风险的判断力和主动防控风险的意识。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和纠纷苗头，要及早采取防范措施，并纳入具体经营管理工作安排。涉及多部门或关系企业根本利益的，要组织各方面力量共同应对。对涉及集团公司管理体制机制等面上的问题，要及时与总部有关部门和专业分公司反映，提出意见建议。

(二)优化完善法律风险防控机制。要进一步强化法律与业务部门分工协作、共同防控法律风险的机制。特别是在网络开发、营销、质量计量、劳动关系、财务管理等各项业务管理中，加强法律部门与业务部门融合，把法律风险防控贯穿到决策、实施、监督和考核全过程，实现业务运作与风险防控同步开展、相互促进。加强上下协同、内外联动，加大对地市分公司及基层店涉法事项的集中管控力度，基层单位发生法律风险苗头和隐患必须及时向省公司报告，重大法律事项由省公司统一处理。加强与地方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及社会媒体的联系，持续跟踪劳动用工、反垄断、市场监管、商标维权等动态情况，主动化解和消除隐患，及时反映企业诉求，争取有利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持续深化全员防控、岗位防控机制，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和经营管理实际，及时修订完善法律风险岗位防控指引，细化岗位防控措施。特别是要采取有效措施，治理整改工作流于形式、走过场、敷衍应付等问题，完善培训、实施、测试、检查和考核制度机制，确保全面实施和有效运行，努力做到法律风险隐患在岗就地化解。

(三)落实法律风险防控责任。企业主要领导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是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第一责任人，对企业防控法律风险负总责；企业分管领导根据职责对分管业务领域法律风险防控承担领导责任；业务部门作为落实依法治企、合规管理的责任主体，对职能范围内的法律风险防控承担直接责任；企业总法律顾问及法律部门对法律风险防控方案制订、组织、评估及具体措施负有统筹、审查和综合管理责任，对防控风险相关法律意见的准确性负直接责任。要通过明晰职责、严格考核，使法律风险防控责任落实到位。因工作不到位或其他过错发生重大法律风险事件的，必须从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严明法律风险防控纪律。当前，要特别严格遵守以下纪律：不得违反法律和公司制度或未经法律论证，擅自对涉法事项作出决策；对集团公司整体带来严重影响的质量计量、劳动争议、反垄断、合资合作等重大敏感涉法事项，应及时上报总部，不得擅自进行处理；严格合同订立与履行，不得订立人情合同、虚假合同，禁止任何不当利益输送或签订其他利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凡监管机构和上级提出的法律整改措施，必须认真整改，并及时报告整改情况；未经授权，不得擅自对外出具涉及企业权利义务、法律事实认定的书面材料，不得擅自在网站、报纸、电视台等各类媒体披露敏感信息；不得违反制度，擅自处理或隐瞒企业违规行为及各类重大法律纠纷案件，必须及时向法律专业部门报告。任何单位和人员都要严格遵守上述纪律，尤其特殊敏感时期，纪律是基本的保障，对违反纪律的单位和人员要依据相关制度从严处理。

最后，我再强调一下销售企业法律队伍建设问题。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律队伍是提高企业法律风险防控能力的重要保障。目前，销售企业法律队伍数量和专业素质与业务发展实际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比较突出。总法律顾问制度落实不到位。37家销售企业中，有23家设置总法律顾问，其中12家为专职总法律顾问，专职率52%，远低于国资委提出的80%以上目标要求和集团公司近67%的整体水平。有的单位专职总法律顾问职级未达到国资委提出的助理或副总师的要求，有的总法律顾问法律专业化程度低、工作职责不清，个别还以管理其他业务为主，总法律顾问作用发挥受到较大局限。专职法律人员配备不到位。销售企业现有专职法律人员107人，占集团公司总量不到8%，多数省公司除总法律顾问和处长外，一般只有1名法律人员，有的还兼管其他工作，无法满足现有工作量的需要。地市公司法律专业力量更为薄弱，基本上没有配备专职法律人员，兼职人员通常也是一人多岗且多数不具有法律专业背景，大量工作靠外聘律师或非法律人员处理，专业质量和工作效果不理想，甚至遗留一些风险隐患。法律人员整体专业素质不高。目前，销售企业专职法律人员执业资格率只有73%，未达到三年目标80%的要求，较集团公司84%低11个百分点，个别单位甚至为零，处理复杂疑难法律业务的专家型人才缺乏，这些都与建设国际水准销售公司的目标要求差距很大。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较多，但最根本的还是企业重视程度不够，特别是领导认识不到位，对总部提出的要求以种种理由搪塞，迟迟不落实，严重影响了集团公司整体工作开展。为此，各单位要按照集团公司加强法律管控、推进合规管理的整体部署，结合新三年目标落实整改，下大力气解决法律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按照集团公司人事部《关于企业配备总法律顾问的通知》和相关制度要求，抓紧配备专职总法律顾问，兼任总法律顾问的主管领导应积极考取资格，落实好总法律顾问职级和职责，确保总法律顾问作用发挥到位。要根据防控法律风险的实际需要，适度增加专职法律人员数量，可参照A公司的做法在省公司和专业线强化专职法律人员配备，更好地满足管理和业务的需要。要把提高法律队伍素质作为推进依法治企、防控法律风险的基础性工程，不断加大法律人员专业技能培训和专家人才培养，尽快形成专业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高素质销售法律队伍。当前，要切实抓好未取得法律执业资格人员的培训，力争在今年内考取执业资格，全面实现执业资格率达到80%以上的目标。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企业主管领导、总法律顾问和法律机构负责人应不断提高法律职业素养。总体上，绝大多数同志忠于法律、忠诚事业，但也发现一些缺乏法律职业素养的不良倾向和问题苗头。各级法律人员都要始终牢固树立大局意识，从维护集团公司整体利益的大局出发，严格贯彻落实集团公司各项制度规定，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局部利益或一己私利而损害公司根本利益。要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充分认识推进依法合规、防控法律风险是法律人员的职责所在，要坚持原则、忠于职守，及时发现和纠正企业经营管理中各类违法违规问题，法律人员担心得罪人而不讲真话、一味迎合，不仅是对企业不负责任，从长远看也是对领导干部个人不负责任。要牢固树立担当意识，在重大危机和风险面前，要勇于担当、敢于触险，紧急关头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绝不能刻意回避、畏缩不前，这也是衡量法律人员和法律队伍战斗力的重要标志。

经验风险 篇6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防范机制

一、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生成原因

（一）存款人的道德风险

存款人的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存款人对于市场约束机制的弱化。无存款保险时，存款人会对银行起到制约作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存款人的存款因存款保险机构“最后贷款人”的性质得以保障，制约关系变薄弱。

（二）投保机构的道德风险

投保机构的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存款银行风险偏好的增强。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偏好投机行为，从事高风险投资项目。

（三）存款保险机构的道德风险

存款保险机构的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存款保险机构处置问题力度的削弱。存款保险机构非盈利性的性质保证兜底的稳定性但也可能会延伸出管理者处理问题时过度宽容的态度，会导致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系统的崩溃最终使整个经济体利益受损。

（四）金融监管机构的道德风险

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降低了银行业务审慎激励。没有存款保险制度，金融监管机构必须严格审批银行的各种投资活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金融监管部门把风险转嫁给存款保险机构，对银行等投保机构的监管放宽，银行倒闭可能性加大。

二、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

美国是当今世界存款保险制度建立最早、运行机制最为完善的国家。美国于1933年确立了强制性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其防范道德风险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实行差别费率制

美国根据每家存款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和信用评级状况来规定每一档次的存款保险费标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把投保银行）划分为3类，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也相应地划分为3级。美国现行的差额保险费率，风险评估和保险费率 挂钩，具体衡量指标是资本充足率和CAMELS的评价标准。

资本比率%资本比率良好资本比率充足资本比率不充足

全部资本充足率（%）10%以上10%-8%8%以下

核心资本充足率（%）6%以上6%-4%4%以下

现行的保险费率（%）Category（A）Category（B）Category（C）

资本比率良好0.000.030.17

资本比率充足0.030.100.24

资本比率不充足0.100.240.27

资料来源：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

[Category（A）：没有任何一点弱点，财务健全的机构]

[Category（B）：如果不改正，金融机构将会使保险机构的风险增加]

[Category（C）：不进行有效的改革，金融机构将会给保险机构带来相当大的损失]

美国的商业银行资本比率很合理，其对金融风险和金融创新的控制能力强，财务体系的高度透明性都为美国差额保险费率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效的保证。而我国银行体系不够成熟，透明度不及美国，这些问题不可忽视。

（二）建立新的风险评估报告制度

美国国会要求存款机构每季度向存款保险公司报告一次支付评估报告，每半年报告一次风险状况评估报告。如果存款保险机构认为报告有不实之处，则会进行现场检查，从而重新评估该银行的信用等级，重新确定该机构的存款保险费标准。

这种评估报告制度很具有借鉴意义，可以清楚观察银行的风险状况，做出正确的级数评价，作为存款保险機构确定银行缴纳存款保险费的基础，该制度在时间和范围上都对银行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存款保险机构在各方的约束下对私人信息数量多少和准确性的控制是有限的。

（三）其他监管制度

美国制定了金融监管机关的信息共享机制和统一银行监管报告制度来规范金融机构业务活动的范围，抑制中小银行的冒险行为.

三、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防范机制

（一）积极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

1.推行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目前国际上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中超过90%的国家都实行了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自愿性存款保险制度下，只有那些高风险的银行才会参与到存款保险体系里，而存款保险机构便需要提高保险费率，进行一系列“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

2.推出存款保险相关机构经营条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完善的存款保险法律法规体系，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初期的推行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规范存款人、银行以及存款保险公司的行为，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3.建立存款风险公示制度和银行风险评级制度。我国可成立一家国家级信用评级机构，评估金融机构的信用级别，为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经营决策提供依据。针对在传统监管体系中面对金融机构信用评级可能出现的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隐性道德风险，在如今不断发展的大数据时代得到解决。

4.建立相应的退出机制。存款保险机构应加强监督，一旦发现金融机构有不可控风险，保险机构有权要求其退出存款保险体系或由其他金融机构接管或兼并，把银行经营不善引起风险降到最低。反破产法与存款保险结合起来能防止金融机构冒险，降低了金融机构道德风险。

（二）实行先等级后差别的费率定价模式

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初期可以实行机构等级费率制，在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成熟中向风险等级差别费率制转型。

机构等级费率制是指金融监管部门或存款保险机构对银行划分等级，对不同层级的银行实行差别费率。大银行风险较小，费率低；小银行风险相对较大，费率较高。

相关部门应积极为向差别费率制转型创造条件，风险机制的完善需满足四个条件：第一，评级行业比较发达；第二，主要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第三，整个金融体系建设较为完善；第四，有足够按风险调整保费的经验。

（三）加强内部和外部监管体系建设

1.内部监管体系建设

存款保险制度的内部监管主要是指银行自身以及银行间的自我管理和风险控制。一方面，银行内部稽核的独立性和全面性可以保证银行各种风险特别是投资风险都在可控范围内。另一方面，银行间的互相监督可以保证相关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外部监管体系建设

（1）相关金融机构监管。金融监管机构可以不断加强金融安全网的建设。银监会可以从市场准入、市场推出、会计账目、资本金、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持续的监督。存款保险机构履行监管义务，对投保银行进行报表稽查和定期评测，严格控制高风险资产量的增加。

（2）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管。一方面，要提高国民风险意识，社会公众对自身存款安全性和保障性的关注程度，使得社会公众自发的对投保机构进行监督。另一方面，还要通过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作为公众监督的强有力的支持才能发挥外部监管体系的作用，维护存款者的根本利益。（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钱小安.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约束条件与制度设计[J].金融研究，2004（8）

[2]赵霜茁.存款保险制度建设中的道德风险控制[J].中国金融，2003.

[3]许君.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及其防范[D].西南财经大学.2007.

[4]叶静.存款保险制度研究[D].北方工业大学，2011.

[5]弓劲梅，论存款保险中的道德风险[J].南开经济研究，2001（4）

经验风险 篇7

然而, “企业用‘30年代的基础, 60年代的工具, 90年的目光’来参与跨国并购, 在谈及并购时自拉自唱, 除了自我证明判断准确、出手得当以外, 少有专业界的参与, 加之传媒的不懂行……这些, 都使得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看起来很美。[1]”除了联想集团并购美国IBM的个人电脑事业部门、中国集装箱集团并购英国一家罐式集装箱公司等屈指可数的几项海外并购称得上成功以外, 中国企业海外出击并不如人意。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七成不成功, 亏损达到约2, 000亿元人民币, 这已经大大超出了2008年海南省总量为1, 466亿元的生产总值。因此, 在当前的跨国并购热中, 我们有必要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保持清醒的头脑, 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海外并购, 避免国民财富的流失, 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日本也曾经像今天的中国一样, 将海外并购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手段, 在欧美掀起并购旋风, 但结果却造成了日本经济十年的低迷。1985年9月, 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五国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在这之后的10年, 日元对美元升值将近3倍。美元的狂贬使得日本企业普遍产生“抄底”心态, 1985年至1990年间, 日本企业超过500亿日元以上的海外并购案达到21起, 到1990年更是达到高峰, 当年跨国并购的次数就有45次。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6年的220亿美元猛增到1989年的675亿美元, 日本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 而在1986年到1991年的5年时间里, 日本的海外投资总额更是达到了4, 000亿美元[2]。当时举世震惊的并购事件有三菱财团以13.73亿美元购买了纽约的标志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1989年以34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创下当时日本最大的海外并购案。在洛克菲勒中心被日本人摘走之后, 美国人非常担心日本会把整个美国都买下来, 但事实证明, 一向擅于海外试水的日本企业在美国“水土不服”。索尼无法消化哥伦比亚电影公司, 到1994年, 索尼因该起并购案背负了2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三菱最终以半价将洛克菲勒中心出售给美国企业[3]。

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相比, 有大规模海外生产经验, 并且日本企业从一出生就瞄准了海外市场, 无论是海外投资的经验还是经济实力, 日本企业都胜过中国企业, 但其雄心勃勃的海外扩张仍惨淡收场。在当前的跨国并购热中, 中国企业反思日本企业的前车之鉴, 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 海外并购并非“点金石”, 其成功率不高, 中国企业应谨慎对待海外并购。

目前有些国内企业家认为, 欧美银行信贷出现紧缩, 很多公司的现金流陷入危机, 但这些公司的资产质量、技术水平、管理经验仍具有一定的优势, 在加上金融危机冲击, 企业资产大幅缩水, 正是中国兵团海外“抄底”的大好时机, 有些企业家甚至呼吁政府提供信贷支持帮助企业海外并购。“抄底”的心态反映出中国企业家对于海外并购的认识还很肤浅, 盲目乐观, 低估了海外并购可能蕴含的风险。事实上, 海外并购对中国企业的管理能力、控制风险能力、国际化运营能力、并购后的内部整合能力等提出了高要求, 而中国企业在各方面都颇为欠缺。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公有性质, 并购交易的决策者用别人的钱成就自有的“功业”, 这更是一个危险的因素, 使得海外并购决策往往流于草率和疏漏。而海外并购的金额又异常庞大, 动辄几十亿美元乃至上百亿美元, 一旦失手, 其苦果不仅要中国企业来承担, 整个社会都要背上包袱。有专家指出, 全球15年的兼并收购中80%的案例都是失败的[4]。中国企业需要冷静的分析企业实际状况, 不能把海外并购当作一并就灵的“灵丹妙药”, 可以考虑合资、授权经营、特许经营、海外独资建厂等经营方式, 这些也是企业成长的有效途径。

(2) 中国企业应当做好海外并购风险评估工作并采取有效手段降低并购风险。

新闻媒体最近报道四川滕中重工准备收购美国通用的“悍马”品牌的消息, 引来业界普遍的质疑。据悉, 美国通用原本看好印度塔塔集团, 但塔塔集团对于海外并购有个原则, 任何并购实施前必须回答三个问题:是否对所在国有利?是否与本公司发展目标相符?能否带来“新的东西”?只要其中的答案之一为“疑问”或“否定”, 并购计划就必须取消, 因为“失败的风险太大”[4]。恰恰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考量后, 塔塔集团放弃了“悍马”品牌。而中国企业对于海外并购的风险重视不足, 往往花高价竞购成功后, 发现到手的企业远远不值购买价格。曾经被评为2002年中国十大并购事件之一, 标的为5.85亿美元的某油田项目, 并购成功后才发现, 所购五块油田的含油量低得让人难以置信[5]。跨国并购面临的风险包括政治法律风险、融资风险、汇率和利率风险、目标企业的资产评估和定价风险、反并购和被动并购风险、整合风险、技术和信息不对称的风险等等[6]。因此, 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跨国并购的风险评估, 在并购开始之前尽可能做好可行性研究, 不仅要对并购目标国进行政治和法律风险评估, 还要对目标企业进行价值评估和整合风险评估, 只有在正确判断形势和充分恰当分析目标国政策、情报的基础上, 中国企业才能有效避开并购的陷阱和控制损失, 实现企业预期目标。

(3) 我国目前熟悉海外并购的专业人才匮乏, 国内企业应重视中介机构的作用, 借中介机构之力降低并购风险。

目前我国企业普遍缺乏了解海外市场、精通法律、财务及被并

国际金融危机对江苏出口企业的影响分析 (1)

盐城工学院胥晨慧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外贸出口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进入2008年下半年以来, 江苏的出口明显下滑, 出口形势严峻。本文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江苏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原因, 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金融危机江苏外贸出口

中图分类号:F4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00 (2009) 11 (b) -157-02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已经成为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 突出表现为各国资产缩水、投资萎缩、消费减滞、贸易下滑、经济减速。江苏是仅次于广东的全国第二大出口大省。就市场结构来看, 江苏的外贸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2008年, 江苏对美国出口额达493.90亿美元, 占全部出口的21%, 美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江苏第一大出口国。如果考虑到与美国经济息息相关的欧盟的出口量 (2008年对欧盟出口占全省总出口的26%) , 接近一半的出口额直接受美国经济的影响。如此之高的依存度, 使得江苏出口企业在此次危机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1 国际金融危机对江苏外贸出口的影响

1.1 总额渐趋下降, 规模萎缩

从海关2008年底的统计数据可知, 江苏省2008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为3922.7亿美元,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比2007年增长12.2%, 比2007年的增幅下降了5.7个百分点, 这是我国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者”以来江苏外贸总值的增长速度第一次低于20%。其中出口2380.4亿美元, 增长16.9%, 下降了8.5个百分点。

1.2 加工贸易比重下降

2008年, 江苏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260亿美元, 增长8.7%, 占2008年全国总值的57.6%, 比2007年下降4%。截止2008年8月份, 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江苏加工贸易进出口的增幅出现了连续3个月的个位数。 (而此前的增速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 而到了2008年的11月, 江苏进出口增速首度出现同时下降的情况, 12月份的情况更为严重, 2008年12月江苏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为100.5亿美元, 下降了17.8个百分点;进口43亿美元, 下降41%;12月份的进出口

(1)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社科联基金课题:“国际金融危机背景

下江苏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发展障碍研究” (编号09B36) 的部分研究成果。

购国语言的专门人才, 在实施海外并购计划时必须依靠中介机构的支持。例如, TCL在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时, 管理层认为阿尔卡特情况简单, 手机业务部门只有不到1, 000人, 且只有研发和营销体系, 没有工厂, 因此没有聘请中介机构进行精密策划, 而是自己设计了收购方案。虽然省了几百万欧元的咨询费, 结果却因为对并购风险认识不足, 低估了整合国外业务的难度, 造成了阿尔卡特整合困难, 给TCL集团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并购之初, 我国企业应当寻求精通被并购国法律及政治的律师团队的支持, 尽可能绕开可能遭遇的政治和法律障碍;企业还应当聘请专业收购调查公司对目标企业进行财务尽职调查及价值评估;在并购后的整合阶段, 可以寻求有经验的整合咨询服务机构的帮助。我国企业要想顺利实施“走出去”战略, 必须借助有全球服务经验的专业中介机构之力, 否跌幅分别比11月份增加了6.5%和2.2%。从2008年最后两个月加工贸易的现状, 可以预测出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江苏省加工贸易出口形势将会很严峻。而对于江苏而言, 其加工贸易出口总额在总出口额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下降将会导致江苏总体经济发展的形势更为严峻。

1.3 产品结构发生变化

2008年, 在江苏出口的产品中, 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为1614.1亿美元, 比2007年增长14.1%, (2007年的增速为27%) , 占全年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67.8%, 所占比重提高了了0.9个百分点。此外, 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服装及衣着附件的总额为292.2亿美元, 比2007年增长15.3%, 增速下降了3.4个百分点。

1.4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步伐放缓

2008年, 江苏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为3011.8亿美元, 增长了12.5%, 比2007年下降了25.7个百分点, 占当年江苏出口总额的76.77%。其中出口1749.6亿美元, 增长12.9%, 占当年江苏出口总值的72.86%;进口1277.3亿美元, 增长3.6%, 占当年江苏进口总额的82.7%。

2 国际金融危机对江苏出口影响的原因

2.1 美国等国际市场需求减少

由于江苏是全国对外贸易大省之一, 全省外贸出口依存度为89.9%,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由于全省的出口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占着较高的比重, 因此出口情况稍有变化就会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在出口中, 美国及欧盟等国家是江苏出口的主要地区, 约占总出口的47%。因此, 江苏出口受首发于美国然后波及欧洲等国家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据统计数据表明, 美国个人消费开支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美国个人开支总额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3) 。但是此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的商业环境、就业市场以及薪酬等方

则, 跨国并购将是一个高风险的经营行为。

参考文献

[1]宋雪莲.商务部出<报告>总结跨国并购得失企业自揭“家丑”坦承海外并购教训[J].中国经济周刊, 2007, (26) .

[2]谢良兵.海外并购的“日韩教训”[J].新闻周刊, 2005, (27) .

[3]冯赫.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若干思考—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海外并购狂潮的比较[J].经济研究参考, 2006, (24) .

[4]搜狐财经报道.兼并收购要理性金融行业更要克制[EB/OL].

[5]赵艳丽.我国石油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管理研究[EB/OL].中国石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小额信贷风险防范机制之国际经验 篇8

所谓团体贷款制度, 就是贷款机构银为了保证本金的安全和减少违约率, 让多个贷款者组成一个团体, 团体成员之间实行连带责任、联合担保。在团体贷款制度下, 在借贷合约签署前, 那些互相之间比较了解且风险水平相近的借款人必须自动组合成联保小组, 并把风险较高的潜在借款人排除在小组之外。

贷款机构发放贷款面临着许多风险, 主要源于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农村小额信贷的服务对象一般只限于穷人, 贷款仅资助生产性项目主要是小手工业和副业。但是, 穷人或小企业主缺乏资产作抵押, 也没有人能够为他们提供担保, 同时, 银行也缺乏他们的个人信用记录, 所以他们无法从正式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这一问题被称为“信贷市场失灵”。多户联保的团体贷款制度, 其连带责任设计可以诱导自我选择, 使同类贷款者相互激励, 运用当地信息降低“逆向选择”, 这种多户联保的信贷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贷市场失灵”的问题, 从而大大提高了小额贷款的还款率, 也有助于减轻贷款机构承担的高昂的交易成本。在借贷合约签署后, 贷款机构实际上面临的道德风险有两种情况:一是借款人也许不十分努力地进行投资和工作, 或者将资金投资到那些具有更高风险的项目上去, 这使投资项目失败的概率变得更大;二是即使借款人投资成功却隐瞒获得利润的事实而抵赖还款。基于了解和选择基础上的多户联保的团体贷款制度, 使团体成员之间的监督成为可能, 能有效地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孟加拉乡村银行首次实行多户联保的团体贷款制度。孟加拉是近代小额信贷的发源地, 其小额信贷的基本框架, 属于典型模式。孟加拉小额信贷机构的成功典范是格莱珉银行, 属于非政府组织, 其贷款对象是最为贫困的农户, 特别是贫困妇女, 其基本运行框架是采用无抵押、无担保、小组联保、分批贷放、分期偿还的方式。孟加拉乡村银行首次实行多户联保的团体贷款, 随后, 印尼、泰国、印度等国都纷纷模仿这种信贷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小额扶贫贷款的发展。

二、动态激励机制的作用

所谓动态激励机制是指在多期重复博弈的环境中, 将借贷双方对未来的预期和对历史记录的考察纳入合约框架而设计的能够促进借款人改善还款行为的机制。动态激励机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 以较小的贷款额度来进行尝试, 在多期重复的借贷过程中, 逐步发现和了解借款者的经营能力和个人道德信用水平, 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发展借贷双方的业务关系, 逐步淘汰不合格或不满意的客户, 发展满意客户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随着操作的不断推进, 优质客户的比例不断增加, 劣质客户不断减少, 客户质量不断提高。在操作过程中, 面临的风险是极少数客户可能会存在小额度贷款讲信用, 当取得信任后, 在大额贷款的归还上不讲信用, 所以, 在操作中尤其需要注意对客户道德诚信的考察。

三、分期还款制度的作用机制

所谓分期还款制度, 就是要求借款人在借款和进行投资后不久, 就开始在每周 (或每两周、每月) 进行一次还款, 每次的还款额根据贷款本金和全部利息之和除以总的还款次数来确定。

分期还款制度是一种基于“现金流”理念的贷款管理技术, 贷款机构在注重自身现金流管理的同时, 对借款人的现金流入也提出了较高要求。要求借款人经营的项目要不断的有现金回流, 以满足还款的需要, 如果不能做到, 则要求借款人具有某种形式的自有资产, 并以该资产产生的收入或现金流入作为贷款的担保。通过分期还款的制度设计, 贷款机构就能动态的掌握客户的基本经营情况, 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如果客户不能按要求及时还款, 就说明客户资金运转或经营出现了某种问题, 因而, 分期还款制度具有一种“早期预警”功能, 能提早发现那些具有较大潜在风险的贷款, 从而避免所有的信贷风险在期末的时候集中暴露, 这可以为小额信贷机构赢得更多的时间尽量减少损失。

此外, 分期还款制度还有一个显著特征, 当客户的实际贷款额随着还款过程的进行逐次减少的时候, 小额信贷的“实际利率”将大大高于合同上载明的水平。如拉丁美洲小额信贷机构, 信贷对象为低收入的微型企业主和处于初级阶段的家庭企业, 信贷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无需抵押担保和正规贷款文件, 根据借款人的人品和现金流量对借款人授信, 贷款额微小、利率高、期限短、每周或隔周分期偿还。经营情况良好, 但拉丁美洲的小额信贷机构面临着资金供给不足, 无法满足小额信贷市场需求的矛盾。

四、担保替代的作用机制

所谓担保替代作用机制, 指的是国际上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虽然不明确要求客户提供担保 (抵押) 品, 但一般都有相应的机制发挥着担保或抵押的作用。

在国际小额信贷的实践中, 各种替代性担保 (抵押) 却广泛存在着。这种替代性的担保 (抵押) 品可以是其中的:某种形式的“小组共同基金” (如孟加拉乡村银行传统模式下的小组基金) ;强制储蓄;或者一般商业银行不愿接受或者在正规金融市场不受法律保护的某种动产;可以预期的未来收入和现金流等。如印度小额信贷运作, 其授信方式主要有自助连锁方式和连带责任方式。自助连锁方式是通过建立自助小组来实现的, 自助小组一般由l5人-20人组成。组员无力偿还银行贷款时, 依靠小组内部融资方式来解决。小组的成员依据小组的规模大小来决定每个月储蓄额为多少, 一般每人每月20卢比-100卢比不等。因此, 银行根据小组的储蓄情况对其进行信用评级而给予授信。连带责任方式是通过建立联合负债小组来实现的。联合负债小组一般由4人-5人组成, 每个人都对组员的银行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经验风险 篇9

(一) 系统性风险的定义

在现代金融业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背景下, “系统性风险” (Systemic Risk) 可以定义为:“在各种关于系统性风险的定义中通常存在一个共同点:即一个诱发性事件 (trigger event) , 例如一次经济冲击或者某个机构的经营失败导致一连串糟糕的经济后果, 这也常被称为多米诺效应。这些经济后果可能包括 (一连串的) 金融机构破产及市场失灵。”而系统性风险可能“更进一步导致资金取得成本的增加或是可供给量的减少, 并通常伴有剧烈的金融市场价格波动”。

“系统性风险”有以下特点:“第一是系统性风险必须和正常市场波动造成的经济下降相区别。尽管这些经济下降也是系统性风险的症状, 但系统性风险主要指无法被分散化解并最终影响大多数或者所有市场参与者的风险。···第二点, 系统性风险是一个经济学上、而非政治上的定义。它不能够象事先准备好的政治标签一样无原则的适用于任何严重的金融问题或衰退”。

(二) 防控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性分析

“系统性风险”破坏性主要体现在金融业的崩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上。由于银行系统的银根紧缩将严重影响市场主体和普通公众对未来经济和收入的信心, 进一步影响了消费者的支出选择, 循环导致企业和银行的经营困难, 加剧银行信贷规模紧缩和金融市场的恐慌。因此, 有学者强调“实体经济关键依靠以贷款为主要形式的流动性”。

正是从这一角度, 政府对应系统性风险的措施, 不应该只局限在对某一或某几个大型的金融机构的援助上, 因此这样不仅可能引发社会舆论对于金融企业“大而不倒” (too big to fail) 问题的质疑, 还可能诱发金融企业不道德经营行为取向的风险。相反, 应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 调整所有可能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稳定运行的社会经济要素, 为实体经济的复苏提供最有利的条件。

▲▲二、美国政府宏观调控“系统性风险”的过程

(一) 美国财政部《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

为积极回应“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2008年3月31日, 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金融改革方案, 即名为《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的报告。

报告简要阐述了改革美国目前功能型监管 (functional regulation) 的三个原因:第一是功能型监管中单个监管机构无法掌握所有的足够的信息和权限, 难以监控系统性风险和维护金融市场市场稳定;第二, 由于金融服务行业发展和金融产品的整合, 各个监管机构间监管权的冲突通常抑制了新产品的开发、阻碍了市场创新, 导致金融服务和产品向境外转移;第三则是各行业监管机构在功能型监管体制下容易出现监管重复 (duplication) 。为此, 提出的建议包括:1.短期建议 (Shortterm Recommendation) , 主要是协调金融监管机构工作;2.中期建议 (Intermediate-term Recommendation) , 主要是改进市场监管机制, 通过初步调整市场监管架构, 提高金融市场的监管效能;3.长期最优监管架构 (Long-term Optimal Regulatory Structure) , 即旨在美国金融服务业建立起“目标型监管体制”美国政府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背后的宏观经济调控理念, 即将实体经济的调控和金融服务业的调整紧密结合, 不仅是金融危机的具体救助措施, 更是调控国家经济结构, 防范并化解社会经济“系统性风险”的统一规划。

(二) 《2008经济稳定紧急法案》和问题资产救助计划

2008年10月3日, 美国国会两院正式表决通过《2008经济稳定紧急法案》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2008, 以下简称“EESA法案”) , 赋予了美国财政部高达7000亿美元额度, 以购买不良资产, 并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注资上。

(三)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议案

奥巴马政府将防范和调控系统性风险的重点放在了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上, 并于2009年6月17日由财政部向国会提交一份名为《金融监管的改革——新基础》 (Financial Regulatory Reform:A New Foundation) 3的议案 (以下简称“金改议案”) 。其中, 对于政府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作用定位, 《金改议案》提出:“金融机构监管上的不足和缺陷考验政府监控、预防或化解金融系统内部风险的能力”, 为此其意图构建全新的金融监管架构, 其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1、促进对金融企业的强有力 (robust) 监管;2、建立金融市场的综合监管体系、3、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免受金融滥用;4、向政府提供管理金融危机所需手段;5、提升跨国监管水平并促进国际合作。

▲▲三、美国宏观调控“系统性风险”的法律经验借鉴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对于美国政府一系列报告和法案的分析, 我们可以对其防控系统性风险的法律经验进行总结:

1.修复金融市场主体的组织活力

美国政府使用财政购买金融企业问题资产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包括避免大量金融企业的破产潮, 稳定了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 随着市场信心的恢复, 美国金融市场主要股指和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在2009年的前三季度逐步攀升, 同时也使得美国政府持有的金融企业股权类资产价格的上升, 保护了纳税人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看, 任何宏观调控的着眼点必须是市场主体组织结构和经营活力的恢复。这一目标也要求宏观调控不能伤害市场主体的自由属性。如美国政府在金融企业的股权投资也主要采用无需表决的优先股形式, 目的就是保证企业精神和自由意志不能受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直接干预。政府购买了企业股权成为股东之后, 在符合公司原则的前提下, 提出在限制最高级别高管的薪酬, 保证公司高管薪酬和股东长期价值的一致。即通过市场化的方式, 保障企业的稳健发展。

2.政府购买问题资产等调控行为的程序性要求

政府购买金融企业的问题资产, 涉及到政府财政收入的使用, 某中程度上是以纳税人缴纳税款参与市场活动, 必须保证程序的透明性、公平性和制约性。TARP计划的财政资金的使用主体是财政部, 但是美国国会对其分步注入的资金仍保留一定的批准权, 同时美国政府总统也被赋予一定的对财政部购买问题资产行为的同意权。财政部需要在事后和定期向社会公布其资产购买计划的执行情况, 保证社会享有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正是因为这样的权力架构和行为限制, 政府进行问题资产购买的调控行为就能保证足够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社会公众对于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公信力也到很好的保证。因此, 透明和公平也是宏观调控相关法律制度的重要价值因素。

3.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最无法抵抗“系统性风险”的恰是数量最为庞大的金融服务业的消费者, 包括购买理财产品、参与退休计划、申请银行抵押贷款的普通民众。系统性风险的宏观调控不仅仅是为消费者延缓收回所抵押房屋的压力, 更为重要的保护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使金融服务的消费者能够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恢复消费能力, 进行恰当投资和个人财务管理措施。美国政府调控系统性风险的制度构建均围绕金融服务消费对于金融市场, 甚至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关系展开。

4.监管机构职权的重构和限定

金融监管体系的重构是宏观调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占据各项法案篇幅最大的内容。但无论采用什么的手段和模式对于金融市场进行监管, 监管的本质是为了避免“系统性风险”的隐藏和再度爆发, 因此金融市场监管机构的职权重构应尽可能的避免监管权重叠问题所导致的监管漏洞, 以满足宏观调控行为追求稳定和长期效益的根本目标。

摘要：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台国家经济刺激计划, 经济法学需要研究在社会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 法律如何发挥作用。即宏观调控法律应对“系统性风险”的价值。本文以2008年至2009年间美国联邦政府相关改革方案的背景内容、立法过程及其理论研究为对象, 理解并分析美国政府在宏观调控社会经济系统性风险上所遵循的法律程序和法律价值。

关键词：系统性风险,宏观调控,法律程序,法律价值

参考文献

[1]Steven L.Schwarcz, Systemic Risk, Duke Law School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Research Paper No.163, at http://ssrn.com/abstract=1008326

[2]“大而不倒”通常指得是社会经济中企业越大越不容易破产的现象.由于银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企业, 当一个大的银行出现问题, 国家为了整个社会的稳定, 是不会让其破产的。但这一实践规律可能危害中小银行的公平竞争的环境, 也会导致监管者缺乏对大银行经营活动的警惕性, 从消极角度上看, 损害了金融自由主义的精神。

[3]功能型监管指的是在根据金融服务业中不同功能区分基础上分别建立监管机构, 例如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美国目前采取的功能型监管模式中, 执行不同功能的监管机构主要有美联储、财政部、证券交易委员会、期交会、存款保险公司等。

[4]Th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Blueprint for a Modernized FinancialRegulatory Structure。

[5]]http://www.financialstability.gov/docs/regs/FinalReport_web.pdf, 访问日期2009年10月3日。

[6]这一过渡的标志性事件为美国1999年底通过《金融现代化法案》 (GrammLeachBliley Act, GLBA) 。

[7]Steven L.Schwarcz, Too Big to Fail?:Recasting the Financial Safe-ty Net, Duke Public Law&Legal Theory

[8]Research Paper Series No.235, at http://ssrn.com/abstract=1352563。

巨灾风险保险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篇10

关键词：巨灾保险,国际经验,巨灾保险基金,巨灾保险债券

我国是一个巨灾风险高发的国家, 地震、洪水、冰雪等恶劣自然灾害往往会对国家经济和居民家庭造成较为严重的破坏。据联合国的有关统计显示, 20世纪全世界54次严重的自然灾害中, 有8次发生在我国, 其中, 地震、洪水和台风对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仅以地震为例, 上个世纪发生在我国的六级以上的破坏性较为严重的地震共650多次, 造成59万人死亡、1000余万间房屋损毁, 数亿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元。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不久前的汶川大地震更是对我国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这些巨大的自然灾害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平稳运行具有十分强烈的冲击作用, 在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发生之后, 对受灾地区的重建和恢复无疑需要政府各部门的大力支持, 特别是巨灾发生之后金融部门的救济参与机制将有力地促进受灾地区的恢复和生产。但从我国最近一段时期自然灾害发生之后金融部门的表现来看,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似乎缺乏一个有效的金融救济保障制度体系。

一、发达国家对巨灾救济的金融支持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发达国家由于其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制度, 他们对重大的自然灾害多已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金融保障体系。现分别以日本和西班牙为例来分析这些国家关于巨灾风险的处理。

由于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和四大板块的接触带, 日本是一个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 经过长时间的探索, 日本政府通过立法及相关政策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灾后重建体系。日本的巨灾救助体系可以大致分为自救、政府救助和社会救助三大部分, 其中以自救和政府救助为主, 社会救助为辅。巨灾损失的防范主要通过保险和再保险来实现。日本农业保险由区域性农业共济组合经营, 采取强制性保险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 政府通过提供部分经费和再保险, 构筑全国农业保险体系。一般情况下, 首先由民间的保险相互会社即市、镇、村农业共济组合和都、道、府、县农业供给组合联合会经营农业保险业务, 然后再由中央政府通过农业再保险特别会计账户和国家保险协会等渠道为其提供再保险。国家通过立法对主要的关系国计民生和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的农作物和饲养动物实行法定保险, 农户参加保险仅承担很少一部分保费, 大部分保费由政府承担。

同时, 日本政府针对严重的自然灾害, 在其重建过程中建立了一个专门的重建基金, 重建基金分为两类:一是基本基金, 主要由政府投入, 主要是建设基础设施和基本的公共设施项目;二是投资基金, 其主要是商业性项目。

与日本浓重的政府主导型的巨灾救助模式不同, 成立于1940年的西班牙巨灾保障体系在1990年之后其巨灾保障就开始以法律为基础、以保险的方式由西班牙保险赔偿联合会来运作。该联合会是一个向财政部负责的独立法人, 其有自己的资产, 经营受私法管辖。巨灾保险费率由协会确定 (一般为0.9%-19.5%) , 并实行10%的免赔 (对特大灾害免赔率可提高到15%) 。巨灾保险的保费由保险公司在销售普通保单 (包括财产保险、营业中断险、机动车辆损失险和人身意外保险) 时收取, 然后转交联合会, 保险公司收取5%的手续费。而联合会的赔付能力由国家担保。

比较日本、西班牙关于巨灾保险的有关规定不难看出, 它们关于巨灾保险的设计具有明显的强制性, 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巨灾保险的性质, 同时, 国家建立巨灾保险基金, 通过扩展基本保险责任的方式销售巨灾保险, 利用多种渠道分散巨灾风险。

二、中国巨灾保险的发展与现状

我国的保险业务自新中国成立起就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 巨灾金融保险的发展也是随着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发展而演变, 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从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做出《关于实行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财产强制保险及旅客强制保险的决定》到1959年我国全面停办国内保险业务, 这一简短的时期可以认为是我国巨灾金融保险的尝试期。1951年, 在政务院做出《关于实行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财产强制保险及旅客强制保险的决定》之后, 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具体推动下, 1952年底,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大多数都办理了保险, 其中, 一些业务中已经包含着地震、洪水、暴雨等形式的巨灾农业保险;除此之外, 一些地区还开展了以农作物和牲畜为对象的农业保险, 为农业生产提供价值风险保障。

1980-1995是我国巨灾保险业务的恢复时期, 国家从金融制度上保证了对巨灾保险的制度供给。这个时期, 我国保险公司开展的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的责任范围均包含了洪水、地震等巨灾风险, 同时, 居民家庭财产保险、农业生产安全的保障范围中也包括了各类巨灾风险。但1995年之后, 我国保险业监督管理机构从控制和防范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角度出发, 停办了地震等一些巨灾保险业务, 我国保险企业提供的各类企业和家庭财产保险中均将地震风险列为除外责任。至此, 我国改革以来对巨灾保险的试点流产。

与日本、西班牙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熟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相比, 我国目前关于巨灾风险的保险建设可谓一片空白, 一系列巨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的金融支持几乎不见巨灾保险的踪影。2008年我国南方雨雪冰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500亿元, 但雪灾保险赔偿的比率尚不足直接经济损失的1.1%, 这与发达国家60%-70%的保险赔偿比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巨灾保险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各财产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各类险种中只是在部分险种———如企业财产综合险、家庭财产综合险、机动车辆险等——对雷击、暴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泥石流等巨大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保险标的损失进行赔偿, 巨灾之后保险赔付的损失微乎其微。巨灾之后损失的恢复几乎完全依赖于国家财政和民间捐助, 政府成为隐性的巨灾“最终保险人”。那么, 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巨灾保险制度供给的严重不足?

首先, 从日本、西班牙等发达国家关于巨灾保险的制度设计来看, 巨灾风险的保险需要较为严谨的法律体系的支持, 而我国恰恰缺少这些强制性的保险法律制度。以美国的洪水保险制度为例, 和我国巨灾金融救助的发展相似, 早些时期, 美国洪水灾后的恢复手段也是主要以联邦政府的救济为主, 因为巨灾保险存在的可供性和成本负担往往使巨灾保险的供给产生冲突, 直到美国政府介入, 以立法的形式, 依靠私营保险公司, 通过商业手段才逐步建立起巨灾保险制度。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改变了美国政府在以往巨灾风险救济中的角色, 政府明确地展示其风险最终承担者的位置, 而有条件的社会个体成为风险的第一承担者, 使巨灾保险成为帮助社会个体转移或分散风险的平台。但目前, 我国巨灾风险的救助仍然停留在政府救济的层面, 国家财政成为风险的直接承担者。

其次, 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设计和评估发展滞后。一般地, 传统的保险产品的开发和设计依赖于大数定理, 但巨灾风险的发生则属于小概率事件, 面临的不确定性极大, 这与传统保险产品的设计相悖。同时, 开发巨灾保险产品, 需要建立在对自然灾害风险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 但我国到目前为止关于自然灾害损失的数据库和风险分析模型尚不具备;对地质、地理、气象、土木工程等多学科专业技术知识素养高的技术人才的缺乏也制约了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

最后, 国家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缺失。从发达国家巨灾保险的经验来看, 单纯的依靠商业保险似乎不足以支持巨灾保险的开发与拓展。政府应在巨灾保险的制度供给中提供充足的扶持政策与措施, 目前我国在巨灾风险基金、再保险、巨灾风险证券化等方面还没有任何制度安排, 一旦巨灾风险发生, 保险公司将不得不独自承担风险和损失, 缺少有效转移和分散风险的渠道。

三、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建议

在2006年6月出台的《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 我国政府明确表示要构建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由此, 建国以来几度停废的国家巨灾风险保险制度开始重新建立。但国家巨灾风险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而不仅仅是一个巨灾保险产品的开发和设计, 需要政府、法律、保险等各行业部门的协调与合作。

第一, 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为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提供法律基础。目前, 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等发达国家均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巨灾保险立法的形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巨灾风险保险制度, 将巨灾保险规定为强制性险种。如美国国会早在1938年就通过了《农作物保险法》, 并依法组建了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1973年, 美国国会通过《国家洪水保险法》, 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将农作物保险项目作为主要的灾害救援形式, 扩大保险覆盖的作物种类和地区, 通过私营公司销售保险单, 并提高了保费率的补贴水平, 补贴达到保费的30-96%。1994年美国联邦政府又颁布了《农作物保险改革法》, 建立了新的巨灾风险保障机制 (Catastrophic Risk Protection) 。与美国相似, 日本政府在1966年颁布了《地震保险法》, 强制性地要求住宅必须对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自然风险投保。法国国会于1982年通过了《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与发达国家这些完善的立法相比, 我国巨灾保险的立法方面尚是一片空白。政府应首先通过国家立法, 确立巨灾保险的政策性金融地位, 在法律上明确巨灾保险的强制性质。

第二, 加强政府在巨灾保险制度建立中的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 无论巨灾保险采取什么样的模式, 但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目前, 在巨灾保险市场中各国政府主要有三种参与模式:放任模式、主导模式和协作模式, 政府分别在其中充当局外人、主导者和协作者的角色。在放任模式中, 政府充当着局外人的角色, 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 如挪威和英国;在主导模式中, 政府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 巨灾保险由政府直接提供, 如日本和法国;而在协作模式中, 政府充当着协作者, 政府、商业保险公司共同组成一个巨灾保险管理机构, 保险公司负责巨灾保险的商业化运作, 政府负责提供政策支持、建立国家巨灾准备金等, 如土耳其。从当前巨灾救济的实际来看, 我国巨灾风险的救助和恢复实际上是政府在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而商业性保险公司似乎并没有在灾后重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 以市场增进为目的的政府协作模式可能更有利于我国巨灾保险制度作用的发挥。

第三,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为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创造外部环境。从目前的现实来看, 我国巨灾保险市场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巨大的保险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 对此, 国外同行通过巨灾风险的证券化有效地缓解了这一矛盾。具体地, 我国可以通过设立巨灾保险基金, 以政府的保险基金为载体, 发行巨灾风险债券, 将巨灾风险转移至资本市场, 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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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传铭.巨灾风险证券化之巨灾期权定价方法的分析与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经验风险 篇11

1 风险调整机制的定义

引入竞争机制能促进医疗保险市场高效运行, 进而实现可支付的、高质量的保健服务全民可及[1~3]。很多国家在实现UHC过程中建立了多个支付方的竞争性医疗保险制度。在自由竞争的保险市场内, 如果没有外部干预, 保险方可自由设定保险费, 低收入或高风险人群可能无力购买保险, 从而出现保险覆盖不足现象。

为了实现医疗保险的广覆盖, 很多国家在保险市场中引入管制, 如按社群评分征收保险费 ( community rating) ( 即不管参保人的健康状况如何, 同一区域的人群征收同样的保险费) , 开放参与 ( open enrollment) ( 保险方必须接受所有申请者) 。在开放参与的医疗保险市场, 按社群评分征收的保险费与参保人群的健康状况不相关, 对于健康状况较差或者较好的参保人, 保险方可能会面临较大的风险或者获得较高的收益, 因此保险方的风险选择非常严重[4]。为了消除保险方风险选择的动机, 很多国家建立风险调整制度, 使各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的风险趋于均等化。

风险调整是指根据参保人群的风险状况及预期花费, 为每位参保人员支付或者取走一定的风险调整费用来均等化不同保险方的风险。

风险调整基金的流动主要有两种模式 ( 见图1) : 一是参保人除向保险方缴纳保险费之外, 还直接向风险调整基金缴纳一定的保险费, 即一致性基金, 根据保险方覆盖参保人群的风险状况, 风险调整基金向保险方转移一定的资金, 进而调整保险方的风险 ( 见模式1) ; 二是参保人将保险费全部交给保险方, 根据保险方覆盖人群的风险状况, 保险方与风险调整基金之间存在资金的双向流动 ( 见模式2) 。

2 典型国家的主要做法与特点

竞争性保险市场可以是强制性的, 也可以是自愿性的。不同国家的医疗保险市场不同, 选用的风险均等化模式不同, 具体的风险调整机制也有很大的差异。

2. 1 强制性医疗保险国家的主要做法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以瑞士、荷兰、德国为代表的拥有竞争性强制医疗保险市场的国家, 在开放参与和社群评分的基础上, 引入风险调整机制对抗保险方的风险选择, 保证居民有能力购买医疗保险, 并鼓励基于成本和质量的竞争[5,6]。

2. 1. 1 瑞士

瑞士的医疗保险分为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 前者覆盖基本卫生服务, 服务包全国统一[7]。1996 年起, 瑞士所有居民必须购买基本医疗保险, 以个人为单位参保。瑞士大多数人会同时购买补充医疗保险, 而且多从提供基本医疗保险的同一个保险公司购买。基本医疗保险费由政府管制, 禁止根据健康状况与收入水平征收保险费。保险费采用社群评分方式征收, 即不管风险状况如何, 在特定区域内, 特定保险方覆盖的特定年龄组 ( 0 ~ 18 岁、19 ~ 25 岁、25 岁以上) 人群的保费是一样的。但不同保险方和不同州之间保费差异巨大, 同一保险方的同一个保险方案在不同州的价格也可以不同。瑞士政府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接受所有的申请者 ( 申请人每两年可以重新选择保险方) , 不得追逐利润; 而补充医疗保险运营自由度很高, 保险公司可以提供不同的保险产品并自由设定保险费, 可以追逐利润。

由于保险公司可同时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 如果居民选择的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不属于一个保险公司, 他们参加补充医保的保费可能暴涨[8]。因此, 瑞士风险选择的机会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加宽泛, [9]“撇奶油” ( 避免高风险参保人, 以低风险人群为目标) 问题更加严重, 老人和年轻人、健康状况较好和较差的人之间的一致性遭到破坏[10]。基于医疗保险一致性的原则, 瑞士引入回顾性风险调整制度。

瑞士风险调整制度采用模式2, 结构比较简单。因为各州的保险费差异巨大, 且州政府对当地的卫生保健负有责任, 瑞士每个州都建立了风险调整基金, 单独进行风险调整。瑞士的风险调整是回顾性的, 因此风险调整成为不完全的费用调整。首先参保人根据年龄和性别被分到不同的组, 年龄分成15 组, 每个州有30 组; 然后某保险公司特定风险等级 ( 年龄和性别) 参保人的平均实际报销费用与州内该风险等级内所有参保人的平均实际报销费用比较, 若前者高于后者, 保险公司获得差额, 反之亦然。2003 年的数据显示, 基金在不同保险方案间的流动非常不成比例。资金流向均等化基金的有62 个保险方案, 而从均等化基金获得资金转移的有56 个保险方案; 71% 的风险均等化基金来自5 个保险方, 而超过80% 的基金流向另外5 个保险方。这说明不同保险方之间的风险状况存在很大差异[11]。

瑞士的风险调整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仅仅用年龄和性别来调整风险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年龄和性别仅仅能够解释参保人群变异的4%, “撇奶油”仍然有很大的空间。1993 年引入风险调整机制以来, 计算公式进行过多次调整, 如年龄分组更加细致, 但是并没有增加更多的影响因素。其次, 风险调整是回顾性的, 基于保险方对参保人的实际报销, 这种费用返还性质有可能打击保险方通过改进效率控制费用的动机, 进而导致管理效率下降[9]。目前, 瑞士刚刚增加了入院前状况作为风险调整因素, 而且将来可能增加患者的医疗状况 ( medical conditions) [12]。

2. 1. 2 荷兰

2006 年荷兰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后, 引入强制性私立医疗保险, 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竞争性保险市场。荷兰约有40 个保险方提供基本医疗保险。但荷兰医疗保险市场的集中程度很高, 最大的5 个保险公司覆盖了82% 的参保人。尽管政策允许保险方自由选择提供方签约 ( 每年可以重新选择一次) , 但荷兰的保险公司通常覆盖所有地区的全部提供方。政府对医疗保险进行管制, 实行开放性参与, 私立保险方在法律上有义务接受所有申请者, 实现全民覆盖。政府对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险费补贴, 未参保人口比例低于1. 5% 。保险方之间的竞争促使保险费相对一致, 但高起付线的保险方案费用较低。保险费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保险方设定的名义保费 ( nominal fee) , 参保人直接缴纳给保险方, 这部分费用实行社群评分方式征收; 另一部分是所有个体必须向税收征缴方缴纳的收入相关的保费, 税收征缴方将这些保险费转移到风险调整基金[13]。另外, 政府承担18 岁以下儿童的收入相关保险费, 这部分资金也进入到风险调整基金。荷兰的风险调整系统将风险调整基金在保险方之间进行分配。荷兰风险调整制度的基金流动采用模式1, 保险方根据参保人群的健康状况从调整基金得到补贴来补偿覆盖高风险人群导致的高费用支出, 这种机制从理论上讲可以减少风险选择。

荷兰采取前瞻性和回顾性相结合的风险调整机制。前瞻性风险调整机制将通过税收征缴的保险费在根据风险因素进行调整后, 按人头转移给保险方。荷兰自建立风险调整机制以来, 风险调整因素不断增加。1991 年风险调整仅基于历史费用支付情况。随后逐渐将年龄、性别、城市化和收入纳入到风险调整机制, 历史费用指标被废除。在2002 年和2004 年对风险调整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分别引入了药品费用组 ( pharmaceutical cost groups, PCGs) 和诊断费用组 ( diagnostic cost groups , DCGs) 。2008 年荷兰又引入了社会经济状况指标作为风险调整因素。

引入药品费用组的目的是将慢性病患者区分开来, 基本思想是处方药可作为患有某种慢性病的指标。2006 年规定了17种慢性病, 不同慢性病的前瞻性支付金额不同。引入这个指标后也产生一些问题, 卫生服务提供方和保险方可能会改变他们的处方行为进而得到更多的支付; 而且提供方和保险方有动机将纳入药品费用组的处方或者将病人归类至更高的费用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荷兰改为通过处方的日剂量而不是药品品种数将患者分到不同的费用组。

引入诊断费用组是为了解决部分患者的高住院费用问题, 基本思想是以前住院较多的患者在以后几年内的治疗费用也将高于平均值, 尽管差距会逐渐减小。诊断费用组基于ICD-9编码, 每个诊断费用组是一些预期费用相似的诊断组的集合。共有13 个诊断费用组, 风险调整支付各不相同。提供方和保险方有增加不必要的住院或者将门诊病人转为住院, 以此来获取更多风险调整金的动机。

除了前瞻性支付, 荷兰还采取了回顾性的风险调整机制。前瞻性风险调整系统并没有充分调整不同保险方案之间的风险, 因此风险选择仍然存在。为解决这个问题, 荷兰于1991 ~2005 年引入了不同的回顾性风险调整机制。第一, 各保险方要将一定比例的参保人实际的费用支出与前瞻性按人头支付的费用差额放到一个基金池中。所有的保险方共享这个基金池的资金。第二, 所有超过某标准的费用按一定比例转移到一个基金池中, 然后基金池在保险方之间平均分担。第三, 基于损失或者获利的一定比例, 保险方可以从回顾性补偿基金获取或向其支付一部分基金。如高费用支出患者的年总费用超出一定的标准, 由各保险方共同承担 ( 风险调整基金池) , 基金池支付90% , 患者所在保险公司承担10% 。这种回顾性风险调整, 尽管降低了保险方的风险, 但也同时降低了保险方改进运营效率的动机; 因此荷兰正试图进一步改进前瞻性的风险调整系统并减少回顾性风险调整。[14]

2. 1. 3 德国

德国有很多不同的疾病基金, 包括地方疾病基金 ( the local sickness funds ( AOK) ) 、公司疾病基金 ( the company health insurance funds ( BKK) ) 、同业公会疾病基金 ( the guild health insurance funds ( IKK) ) 和替代疾病基金 ( the substitute sickness funds ( EAN) , 直到2009 年不同基金的保险费率仍有一定的差异。尽管德国有可供选择的补充保险方案但是远不能替代基本保险方案 ( 所有疾病基金的基本服务包都是一样的) , 因此医疗保险市场的竞争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在限制性竞争环境内, 保险方竞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得尽可能多的风险调整基金和支付尽可能少的费用。

1993 年德国引入前瞻性的风险调整机制, 一方面可以均等化由于参保人缴纳的保费不同而导致的保险方收入不同; 另一方面将年龄、性别、失去工作能力领取养老金的状况 ( 德国社会保障福利为那些因为失能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不能继续工作的雇员提供的养老金) 作为风险因素调整由于覆盖人群的发病风险不同而导致的费用支出不同[15]。但这个风险调整制度实施几年后, 缺点逐渐显露[16]: 一是转变保险方的均是健康而且收入水平较高的参保人员[17]; 二是风险调整制度并没有完全补偿各个保险基金的风险[15,18,6]; 三是慢性病保健的基金不足。因此, 2001 年德国议会实施了风险调整改革法案, 授权建立高费用风险池, 采用回顾性的风险调整机制, 专门防止高额费用风险。另外, 为解决慢性病保健基金不足问题, 将慢性病作为风险调整的一个因素, 并执行针对7 种慢病的疾病管理项目 ( disease Management programs, DMPs) [19]。所有的保险基金必须参与风险调整, 2007 年共有215 个医疗保险基金参与到风险调整过程。这些风险调整因素都是利益相关者不能随意操纵的。风险调整机制对于消除不同疾病基金间保险费率的差异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险费率差异从1996 年的4% 下降到2006年的低于1% , 同时风险调整基金从105 亿欧元增长到了170亿欧元[9]。

2009 年德国社会医疗保险进行改革, 建立中央健康基金 ( central health fund ( CHF) ) , 保险费率全国统一 ( 雇员工资15. 5% , 雇主承担7. 3% , 雇员承担8. 2% ) 。跟以往社会保险没有政府补贴不同, 中央财政从2009 年开始每年补贴40 亿欧元, 而且每年增长15 亿欧元, 直到2016 年达到140 亿欧元[20]。这部分补贴主要用于为被赡养人员 ( family dependant) 免费参保。各个疾病基金仍然负责收集保险费, 但是必须直接转移给中央健康基金。中央健康基金将保险费和政府补贴合在一起, 再分配给各个疾病基金[21]。

同时, 高费用风险池和慢病管理项目 ( DMP) 被终止。2009年建立了新的前瞻性风险调整机制, 采用模式2。根据覆盖人群的风险结构, 每个疾病基金可以从中央健康基金获得资金分配, 资金分配总额是预先确定的。由于各个疾病基金将保险费直接转移到中央健康基金, 因此风险调整不再考虑收入水平, 而只关注可能影响卫生费用的风险因素。最后, 风险调整因素基于80 种“严重”或者“费用高”的慢性疾病以及年龄、性别和失去工作能力领取养老金的状况。80 种疾病确诊后每年每人的费用应该超过所有参保人人头费用的1. 5 倍。80 种疾病由风险调整专家建议委员会 ( Advisory Board of Scientific Experts on Risk Adjustment) 提出, 然后由联邦保险办公室进行调整[22]。

因为中央健康基金的资金分配仅基于参保人员的风险状况, 因此这个资金分配很难与各疾病基金的支出相等。若各疾病基金支出高于中央健康基金的分配, 还要征收一定的保险费 ( 征收额外的保险费可能会导致参保人员转而参加其他保险) ;反之, 各个疾病基金会将一部分结余返还给各个参保人[23]。

2. 2 自愿医疗保险国家的主要做法

近几年拥有自愿医疗保险竞争市场的国家, 如南非、澳大利亚和爱尔兰, 也逐渐引入风险调整机制[24]。这些国家自愿医疗保险均是公共医疗保险的补充, 而且购买自愿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较高。在自愿医疗保险市场中, 通过设计不同的保险产品来竞争是其主要特征。风险选择有多种形式, 在统一费率的前提下, 保险方可以设计不同的保险产品吸引风险状况较好的人群; 保险方还可以通过设定起付线来进行风险选择。为了控制风险选择, 这些国家也引入了风险调整机制。

2. 2. 1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以公共和私立模式相结合方式进行卫生系统的筹资和提供。1984 年以来, 澳大利亚通过强制性、税收为基础的国家医疗保险 ( Medicare) 实现了全民覆盖。居民也可以自愿购买私立医疗保险, 用于被Medicare覆盖和未覆盖的服务[25]。私立医疗保险历史上一直是澳大利亚医疗保险系统的核心部分。1953 年国家医疗保险法实施以前, 私立医疗保险市场几乎未被管制[26,27]。医疗保险法实施后, 引入了社群评分征收保险费和开放性参保。这些管制措施有利于确保不管风险状况如何居民均可获得支付得起的私立医疗保险, 但这给私立保险方带来风险。1953 年在私立保险市场引入管制措施以来, 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多种举措来保护保险方免于风险: 1953 ~ 1976 年期间实施了特别账户系统, 为已经患病的参保人建立特别保险账户, 年底时全部赤字由财政补贴, 保险方的结余不参与重新分配; 1976 ~ 2007 年期间实施再保险制度; 2007 年引入风险调整制度。

2007 年4 月1 日私立医疗保险法实施后, 风险调整机制开始实施[28]。澳大利亚的私立医疗保险管理委员会作为管制机构负责管理风险均等化信托基金, 确保私立医疗保险能公平运营。私立保险方每个季度需要向管理委员会反馈和报告他们在基金运行地区的支付情况和保险政策。澳大利亚的风险调整采用模式2, 参保人根据社群评分向选定的保险方缴纳保险费, 保险方向风险调整基金池缴纳一致性基金。

澳大利亚的风险调整是回顾性的, 基于年龄和补偿情况, 分别建立年龄调整基金池 ( The Age-Based Pool , ABP) 和高费用补偿调整基金池 ( The High Cost Claimants Pool, ( HCCP) 。[10]年龄调整基金池为基础基金池, 年龄被分为8 段, 55 岁以下为一段, 85 岁以上为一段, 期间每增加5 岁为一段。为每个年龄段规定一个权重。基金池对保险方的资金转移根据每个年龄段的花费情况乘以权重求得。高费用补偿基金池将补偿费用限额定为5 万美元, 超过此水平保险方获得资金转移[29]。

2. 2. 2 爱尔兰

爱尔兰所有居民均可以享有公共卫生系统提供的一定水平的服务, 同时居民可自愿购买私立医疗保险。爱尔兰政府将私立医疗保险作为公共卫生保健的补充, 更多的人购买私立医疗保险, 政府筹资和提供卫生服务的压力会相应变小[30]。1957年自愿医疗保险法案通过, 爱尔兰医疗保险市场上有多个保险方互相竞争, 保险方不能拒绝任何参保人, 并要至少覆盖规定的服务。保险方按社群评分征收保险费, 即对在同一风险群组 ( 根据年龄不同分为4 个风险群组) 内的个体征收同样的保险费, 这确保高风险个体也可获得支付得起的保险[31]。2009 年爱尔兰有51% 的人口购买了私立医疗保险[32]。

爱尔兰政府一直关注风险均等化制度, 以确保医疗保险的公平可及[9]。1994 年医疗保险法案的相关条文明确提出将风险均等化制度引入爱尔兰, 同时开放式参与、终身覆盖 ( lifetime cover) 以及最小受益包 ( minimum benefit) 等管制规定也于1995年出台。1998 年底当时面向所有居民的两大保险公司 ( Bupa Ireland和the Vhi) 具备了进行风险均等化资金转移的条件。但在实际的资金转移发生前, 爱尔兰政府出台的管制政策影响了风险均等化的进行, 资金转移没有发生, 直到2003 年6 月新的风险均等化制度建立起来。

爱尔兰的风险均等化制度采用模式2, 年龄和性别作为风险调整因素。参保人可以自愿购买保险, 向保险方缴纳保险费, 而为了保证一致性, 建立风险调整基金, 保险方和基金之间有资金的转移。保险方提供参保人员的相关风险特征及费用信息, 以这些信息为依据每6 个月进行一次支出估计。在对每个保险方的实际支出与根据覆盖人群风险特征估计的支出进行比较后, 根据估计的支出与实际支出的差异进行资金的转移。非常重要的是, 爱尔兰不同医疗保险覆盖的服务包不一样, 因此风险调整只能基于某规定的水平。爱尔兰的风险均等化制度是回顾性的, 即均等化基于历史的报销信息而不是未来的预计支出。回顾性风险调整最大的优点是实用, 而前瞻性风险调整需要覆盖人群的大量数据。根据爱尔兰的法律, 目前还不允许保险方获取跟计算保险费和实际补偿不相关的消费者信息。数据获取的有限性限制了前瞻性风险均等化可以利用的风险调整因素, 风险调整的有效性也就因此降低。经过风险调整, 覆盖风险状况较差人群的保险方从覆盖风险状况较好人群的保险方得到补偿[33]。

2. 3 各国风险调整机制比较

强制性和自愿医疗保险市场的风险调整机制各不相同。从风险调整因素看, 大多数国家包括了年龄、性别, 而其他风险因素则各不相同。无论从前瞻性还是从回顾性调整看, 回顾性风险调整更容易操作, 但也容易变成费用调整和打击保险方控费的动机; 而前瞻性调整需要获取参保人群的大量信息, 难度更大。从基金流动形式看, 除荷兰参保人同时向保险方和风险调整基金池缴纳保险费外, 其他4 个国家的参保人均仅向保险方缴纳保险费, 而风险调整基金在保险方和一致性基金池之间流动。见表1。

3 特点与启示

3. 1 建立风险调整机制是实现医疗保险基金平衡和一致性原则的重要手段

国际经验表明, 风险调整是保障医疗保险市场顺利运行的必要工具。在政府管制的医疗保险市场内, 由于不能拒绝所有申请人以及保险费不能与参保人的风险状况相匹配, 保险公司可以通过风险调整机制来平衡他们的风险, 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基金的安全运行, 另一方面也为确保不同人群保险待遇的一致性奠定基础。

近年来, 我国已经形成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存的医疗保险制度。3 种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人群不同, 风险状况差异较大, 如新农合覆盖人群多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 健康状况较差, 基金风险较高。由于不同保险制度的筹资水平不同、覆盖人员的疾病风险也不同, 导致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运行差异较大, 不同保险制度覆盖人员的医保待遇差异甚大。在我国目前提高医保统筹层次较难的情况下, 建立风险调整机制也是可选的方案之一。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 建立不同地区、覆盖不同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资金转移机制, 以提高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风险抵抗能力, 同时逐步实现不同人群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一致性。

3. 2 风险调整机制不仅适用于强制性医疗保险市场, 也适用于自愿性医疗保险市场

从国际经验看, 风险调整机制不仅适用于德国、荷兰等强制医疗保险国家, 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爱尔兰等实行自愿购买私立医疗保险的国家。我国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属于强制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而城镇居民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属于政府引导、自愿参保 ( 合) , 具有自愿参保的性质。国际经验表明, 无论是强制性医疗保险还是自愿性医疗保险市场, 风险调整机制均可以发挥其风险调节作用。

3. 3 建立风险调整机制, 有助于促进保险公司之间开展内涵竞争、为参保人群提供质量更好和效率更高的服务

建立风险调整机制, 可以公平合理地补偿保险方承担的风险; 减少保险方对参保人群的选择, 促使保险方之间建立基于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的良性竞争;[34,35]保证参保人群获得质量和效率更高的医疗服务。目前, 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经基本覆盖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重点正在从扩大覆盖面向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转变。为实现不同保险制度的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 建立风险调整机制, 保障医疗服务质量和医保效率的稳定提升。

3. 4 风险调整机制正由回顾性向前瞻性和与回顾性相结合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