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习障碍特殊教育

2024-11-22

美国学习障碍特殊教育（精选5篇）

美国学习障碍特殊教育篇1

摘要：从学习障碍概念的提出到现在,学习障碍已有50多年的研究历史。但是,迄今为止,研究者关于学习障碍的定义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不同的研究者使用不同的定义,严重阻碍了学习障碍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本文以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不同版本关于学习障碍的描述为基础,梳理了美国学习障碍定义的发展过程。学习障碍定义历经6次修订,表现出以下变化趋势:(1)特异性是学习障碍定义的固有属性,在历次修订中都没有发生变化;(2)学习障碍术语的冒犯性意味逐渐减弱;(3)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的可操作性越来越强;(4)学习障碍原因的隐蔽性逐渐增强。

关键词：学习障碍,特异性,DSM,美国

1962年,柯克(Kirk)首次使用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ies)这一术语,[1]将其定义为:儿童在语言、言语、阅读、写作、计算或其他学校科目上存在一种或多种迟缓、障碍或发展迟滞,这些问题起因于可能的大脑功能失调、情绪或行为障碍引起的心理障碍,并不是智力落后、感觉剥夺或文化和教育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如果以此作为学习障碍研究的起点,迄今为止,学习障碍研究已有50多年的历史。1975年,我国台湾地区已经开始关注学习障碍的研究,[2]到现在已有40年的历史。1989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等部门关于发展特殊教育若干意见的通知》中提到:“各地要继续创造条件,积极吸收肢体残疾和有学习障碍、语言障碍、情绪障碍等少年儿童入学,并努力改进教学方法,探索教学规律,使他们受到适当的特殊教育。” 通知的转发标志着学习障碍作为一个特殊教育的类别和研究实践领域在我国确定了下来。[3]但是, 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关于学习障碍的定义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不同的研究者使用不同的定义进行研究,严重阻碍了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以及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急切需要梳理学习障碍的定义,掌握当前国际上学习障碍研究领域对学习障碍概念的认识,从而为这个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关于学习障碍的概念以及诊断标准,国际上通常使用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简称为ICD)和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为DSM)中的概念及诊断标准。已有研究[4]发现,ICD在临床诊断和训练中使用的频率较高,很有价值;而DSM对于研究的价值更大。因此,本文以DSM为例探讨学习障碍概念的发展历程。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由美国精神医学会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简称为APA)出版,是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在使用的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自DSM第一版(简称为DSM-Ⅰ)于1952年出版,截至现在,DSM已经经历了6次修订,现在的版本号为五(Ⅴ),各版本基本信息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DSM修订的时间间隔为6~16年,这样的修订间隔基本上能够保证将研究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关于学习障碍认识的变化及时地反映出来。

一、学习障碍术语的演变

DSM的不同版本均把学习障碍看作是精神疾病的一种类型,但是不同版本中使用的术语以及所属类别不同,具体信息见表2。

(一)学习困扰(DSM-Ⅰ)

DSM第一版与学习障碍对应的术语为“学习困扰”(learning disturbance),也称为特异性学习缺陷(specific learning defects)。[5]

(二)特异性学习困扰(DSM-Ⅱ)

DSM第二版与学习障碍相对应的术语为“特异性学习困扰”(specific learning disturbance),[6]用于命名少数呈现出单一特异性学习问题的病人。

(三)特异性发展障碍(DSM-Ⅲ)

DSM第三版并没有与学习障碍直接对应的术语,学习障碍包含在“特异性发展障碍”(specific developmental disorders)中,这个类别是指特定的发展领域障碍,而不是由另一种障碍所导致的结果,包括发展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al reading disorder)、发展性计算障碍(developmental arithmetic disorder)、发展性语言障碍(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发展性构音障碍(developmental articulation disorder)、混合型特异性发展障碍(Mixed specific developmental disorder)和非典型的特异性发展障碍(Atypical specific developmental disorder)。发展性语言障碍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表达型(expressive)与接收型(receptive),这里的表达与接收是指口头语言的表达与接收。由于特异性发展障碍经常与其他障碍同时发生,为了避免它被忽略, 使用单独的轴(Axis Ⅱ)进行编码。[7]

(四)学业技能障碍(DSM-Ⅲ-R)

DSM第三版修订版与学习障碍相对应的术语为“学业技能障碍”(academic skills disorders),[8]包括发展性计算障碍、发展性书面表达障碍(developmental expressive writing disorder)和发展性阅读障碍。

(五)学习障碍(DSM-Ⅳ,DSM-Ⅳ-TR)

DSM第四版和DSM第四版文字修订版两个版本中学习障碍部分基本没有变化,与学习障碍相对应的术语均为“学习障碍”(learningdisorders)。[9,10]

(六)特异性学习障碍(DSM-Ⅴ)

DSM第五版中与学习障碍相对应的术语为 “特异性学习障碍”(specific learning disorder),[11]包括阅读障碍(with impairment in reading)、书面表达障碍(with impairment in written expression)和数学障碍(with impairment in mathematics)。

二、学习障碍相关术语内涵及诊断标准的变化

学习障碍术语在DSM的历次修订中几乎都在变化,反映了研究者对学习障碍的认识不断发生着变化,下面以分析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和亚类型的变化为突破口探索从1952年开始到现在研究者对学习障碍的认识所发生的变化。

(一)DSM-Ⅰ和DSM-Ⅱ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和亚类型

DSM-Ⅰ和DSM-Ⅱ学习障碍部分的内容基本一致,没有发生变化。DSM-Ⅰ和DSM-Ⅱ中没有明确的学习障碍诊断标准,但明确指出了学习障碍所包含的亚类型:包括计算障碍(acalculia)、阅读障碍(dyslexia)以及由不明原因或非器质性原因导致的失读症(word blindness)和失写症(agraphia), 这个类别的所有子类型的症状均不是由于器官损伤引起的,在DSM-Ⅱ中还排除了由于器质性疾病或缺陷或其他心理障碍所导致的学习问题。[12]词聋 (word deafness)不属于学习障碍。[13]

(二)DSM-Ⅲ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和亚类型

DSM-Ⅲ没有把学习障碍列为一个单独的类别,而是包含在特异性发展障碍中,这个类别中与学习障碍相关的术语是发展性阅读障碍和发展性计算障碍。在DSM第三版案头参考[14]中详细描述了发展性阅读障碍和发展性计算障碍的诊断标准:个别施测的标准化阅读或计算测验成绩显著低于根据个体的教育、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由个别施测的智商测验确定)所预测的水平。另外,在学校,儿童在需要阅读或计算技能的任务上的表现显著低于他或她的智力水平。这个类别不包括由于教育不足,视力和听力的损伤以及智力落后所导致的阅读或计算成就的低下。

(三)DSM-Ⅲ-R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和亚类型

DSM-Ⅲ-R学习障碍有三个亚类型:发展性计算障碍,发展性阅读障碍和发展性书面表达障碍,这三个类别的诊断标准与DSM第三版基本上一致,但也有一些变化,包括三个标准:

A. 个别施测的标准化学业技能测验成绩显著低于根据个体的教育背景和智力(通过个别施测的智力测验确定)所预测的水平。

B. 学业技能的障碍明显影响需要相应学业技能的学业成就或日常生活。

C. 排除视觉或听觉敏度缺陷或神经障碍。[15]

(四)DSM-Ⅳ和DSM-Ⅳ-TR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和亚类型

DSM-Ⅳ和DSM-Ⅳ-TR[16,17]两个版本中学习障碍包括阅读障碍(reading disorder)、数学障碍(mathematics disorder)、书面表达障碍(disorder of written expression)和未另行规定的学习障碍(learning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DSM-Ⅳ和DSM-ⅣTR两个版本中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没有发生变化,当个体在个别施测的标准化阅读、数学或写作测验上的成绩显著低于根据年龄、教育和智力水平所预期的成绩时,个体就被诊断为学习障碍。这样的学习问题对需要阅读、数学或写作技能的学业成就或日常生活活动有着明显的影响。这种显著性差异可以通过多种统计方式来确定。显著低于通常是指成就和智商(IQ)之间的差异多于2个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有的时候,显著低于也指成就和智商(IQ)之间的差异在1~2个标准差之间,尤其是个体的智商测验的分数可能会受到相关的认知加工能力的缺陷、并发的心理障碍或一般的疾病(general medical condition),或个体的民族或文化背景的影响。如果存在着感官缺陷(sensory deficit),则由感官缺陷所导致的障碍一定不及由学习困难所导致的障碍。学习障碍可能一直持续到成年。[18]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可以总结为三条:[19]

A. 个别施测的标准化学习成就测验得分显著低于根据个体生理年龄、智力和与年龄相适应的教育所预测的水平;

B. 标准A中的困扰明显影响着学业成就或日常活动;

C. 如果存在着感觉缺陷,表现出来的困难水平超越了由于感觉缺陷所导致的程度。

(五)DSM-Ⅴ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和亚类型

DSM第五版学习障碍的亚类型包括:[20]阅读障碍、书面表达障碍和数学障碍。特异性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有四条:[21]

A. 学习和使用学业技能困难,不管是否接受过干预训练,至少连续6个月表现出以下一种症状:1错误或慢而费力地阅读字或词;2理解阅读内容的含义有困难;3拼写有困难;4书面表达有困难;5掌握数字感,数字事实,或者计算有困难; 6数学推理有困难。

B. 受影响的学业技能显著低于根据个体的生理年龄所预期的水平,对学业或职业表现,或日常生活活动产生明显的阻碍作用,并经过个别施测的标准化成就测验和综合的临床评估确认。年龄大于或等于17岁的个体,学习障碍的档案记录可以代替标准化评估。

C. 学习困难开始于学龄期,但是可能直到某项任务所需要的受影响的学业技能超过了个体有限的能力时才完全表现出来。

D. 学习困难主要不是由于智力障碍、未矫正的视力或听敏度、其他心理或神经障碍、心理社会困境、学业教学语言的熟练度不够或教育不足引起的。

三、美国学习障碍概念的变化趋势

通过以上对学习障碍术语、亚类型和诊断标准变化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描绘了美国在过去60多年的时间里对学习障碍概念认识的全景图, 在这幅全景图里既有经久不变的经典画面,也有随着时光流转逐渐刷新的美景。

(一)美国学习障碍概念的固有属性

DSM第一版中学习障碍概念就使用了特异性 (specific)这个词汇进行限制,到2013年最新一版的DSM依然使用特异性这个词汇,可见特异性是DSM不同版本中学习障碍概念的一种固有属性, 与特异性相对应的概念是普遍性(general),学习障碍的典型特征是学业成就低下,导致学业成就低下的原因多种多样,特异性强调学习障碍者的学业成就低下是由特定原因引起的,因此特异性学习障碍诊断标准中的排除标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学习障碍在DSM不同版本中的排除标准见表3。

学习障碍概念的排除标准在DSM的不同版本的诠释存在着差异,从表3可以看出,学习障碍的排除标准越来越详细,罗列的可能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越来越多,排除了这么多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学业成就呢?在DSM的早期版本中见不到这方面的解释,在DSM第四版可以看到一些模糊的解释:“学习障碍可能存在认知加工过程(例如,视知觉,语言加工过程,注意,记忆,或者这些认知加工过程的组合存在着缺陷)的潜在异常。”[22]在DSM第五版则明确指出学习障碍属于神经发育障碍,这种障碍以生物学原因为基础,导致了认知层面的异常,从而出现了学习障碍的行为方面的特征。生物学因素包括遗传、表观遗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大脑准确有效地觉察或加工言语或非言语信息。据此可知, 学习障碍的特异性强调的是个体认知加工机制的异常,而这种异常来自于生物学因素,因此关于学习障碍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还远远不够, 应该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去探索其生物学原因, 而近些年借助功能磁共振(f MRI)和事件相关脑电位(ERP)等技术研究学习障碍的脑机制研究已经成为学习障碍研究的国际前沿,未来这方面的研究会越来越多。

(二)关于学习障碍的描述对人的冒犯意味越来越弱

从DSM第一版和第二版中的缺陷(defect)到DSM第三版、第四版和第五版中的障碍或失调 (disorder),可以看到对学习障碍群体的冒犯意味逐渐在减弱。另外,DSM第五版在学习障碍部分更多地使用损伤(impairment)和困难(difficulty),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趋势,学习障碍群体已经不再是正常人群中的异类,他们就像每个人都会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一样,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受生物学因素决定的特定困难。这种趋势也许与美国学习障碍个体能够坦然地接受所谓的“学习障碍”标签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学习障碍个体与人交流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大声地说出“我有阅读障碍”,“我有计算障碍”……,没有丝毫自卑、羞怯、忸怩等消极情绪。这是能够接受有效训练的良好开端,如果不能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总是遮遮掩掩,只能使自己所存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直到自己完全放弃改变的意愿。如果能够做到对弱势群体命名的冒犯意味减弱,就可以解决研究者对标签的负面影响的担忧。

(三)学习障碍诊断标准的可操作性越来越强

在DSM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没有明确的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到DSM第三版已经有了明确的诊断标准,但是可操作性还较差,没有给出明确具体的数量化的指标,DSM第三版修订版进一步整理了第三版的诊断标准,将诊断标准划分为三条标准,更加清晰明了。DSM第四版和第四版修订版进一步细化了第三版修订版的诊断标准,并给出了数量化的指标,成就和智商之间的差异多于2个标准差或在1~2个标准差之间。DSM第五版学习障碍的诊断标准分为四大条,在第1大条下面又详细列出了六小条标准。概念界定的可操作性强应该是所有领域研究追求的目标,避免出现“百家争鸣”,导致不同研究的结果无法相互比较印证。

(四)学习障碍原因的隐蔽性逐渐增强

学习障碍的原因具有隐蔽性,导致学业成就低下的原因有很多,最明显的如处境不利、教育不足等外在因素,还有缺乏学习动力、感官异常、智力障碍等内在因素,这些因素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容易觉察的导致学业成就低下的原因,但它们都不是学习障碍的主要原因,学习障碍的主要原因是不易觉察的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学习问题。学习障碍的隐蔽性还表现在:直到某项任务所需要的受影响的学业技能超过了个体有限的能力时才完全表现出来,因此对学习障碍的早期评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否则就可能出现“等待失败”的局面。从表3关于学习障碍的排除标准可以看出,从DSM第一版到第五版,排除的标准越来越多,特异性学习障碍(Specific learning disability)这一术语特指智力正常、视力和听力正常、没有长期的生理或心理疾病、接受了足够的教育,但在学业上仍然无法获得成功的儿童。学习障碍的原因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学习问题。[23]因此,事件相关脑电位技术(ERP)、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 MRI)等将在未来的学习障碍研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学习障碍脑机制的研究将是未来学习障碍研究的重要课题。

美国学习障碍特殊教育篇2

一、后果原则

每教孩子做一件事的时候，就要让他们了解可能产生的后果。当孩子自己打算做一件事时，也要帮助孩子分析其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从小就要让孩子养成凡事都要想到后果，并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习惯。

二、界限原则

要教育孩子从小了解道德和法律的界限，知道要敬畏道德和法律，让他们懂得这两个界限就像公路上的红灯一样，是永远不可逾越的。（环球时报）

三、20码原则

尊重孩子的独立倾向，鼓励孩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是，不要放松监护的责任。“20码”(约合18米)只是个象征，意思是要给孩子留出成长的私人空间。四、四W原则

任何时候都要了解孩子跟谁在一起(who)，在什么地方(where)，在干什么(what)以及什么时候回家(when)。对于自己的未成年孩子，必须时刻了解这四点。

五、归属原则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环境，也是最重要的环境。因此，要保证孩子在健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使孩子从小就对家庭建立起可信赖的归属感。

六、希望原则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要经常鼓励他们树立前进的目标。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永远都要让孩子看到希望。

七、平等原则

要和孩子平等对话，倾听他们的声音，想方设法理解他们的想法并加以引导，不要总是居高临下地指指点点。

八、管束原则

在孩子未成年前，管束主要是父母的责任，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当然，这些老人们也要尊重子女的管束权，但不要代替。

九、榜样原则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个榜样。一般说来，孩子的言行往往都是从模仿父母开始的，言传身教的榜样作用是巨大的。因此，父母们一定要以身作则。

十、惩罚原则

美国学习障碍特殊教育篇3

关键词：高职高专；学困生；学习心理障碍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教育的普及、生源的减少、本科院校的增加与扩招等因素影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生源数量、生存空间面临空前压力。到如今，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生源主要来自三本以下分数线学生，参差不齐的学业成绩及个人素质无疑为以后的教学工作和学生管理工作埋下了多种隐患，本文即是从学困生的学习心理障碍视角探究高职高专学困生的教学与管理，以期提出相应的教育对策与研究，从一定程度上消除或减少高职高专院校因生源质量而带来的教学与管理隐患。

一、高职高专学困生学习心理障碍的特征

1.以自卑、消极为特征的心理障碍是其最为普遍的情形之一

由于高考的失利等多种因素导致学困生在学习这一方面没有体现出自己应有的能力、水平与价值，这样也就使其没有得到其周边环境的认同与认可，这使得其进入大专以后，仍然保持了自我评价过低、总觉得大专低人一等、习惯于否认自己，因此，部分学生在整个大专学习过程中始终处于自卑、消极的心理障碍之中。

2.以懒惰、畏难为特征的心理障碍是其普遍存在的情形之一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导致90后新一代大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长期以来的养尊处优使他们形成了懒惰、难于思考的习性，一碰到稍显难度的问题便有家长出面进行干预与解决，这导致其在学习上也保持了这种习性，面对难以学习的问题，常常自动放弃，不做任何挣扎和思考。

3.以“自由”、散漫为特征的心理障碍是其普遍存在的情形之一

因为自卑、消极、懒惰与畏难伴随学生时代，使得学生长期处于受处罚或批评的环境之中，這使其对简单的批评与惩罚已没有了荣辱与羞耻之感，有些甚至把批评与惩罚视为“家常便饭”，视为正常行为与现象，因此，学困生对任何形式的处罚与批评都抱“无所谓”的态度，而且其将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延续到了生活当中，形成了自由、散漫的心态。

4.以依赖、被动为特征的心理障碍是其普遍存在的情形之一

依赖与懒惰同行，因为懒惰所以依赖，长期的依赖导致其只会被动接受，不会主动积极争取，这也是学困生为什么不主动思考问题、争取答案、争取荣誉的原因所在，他们只想被动接受答案，缺少独立思考，习惯于接受现成的观点和见解。

二、学困生学习心理障碍的教育对策

1.针对自卑、消极的学习心理障碍

加强其对高职高专学历的认同教育，消除其学习心理矛盾与困惑。因为惰性与被动，要想靠学生自主“解剖”自己，悦纳自我，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只有依靠教师的心理辅导进行干预，应用平衡模式，与学生充分真诚地进行交谈，耐心细致地进行分析，指出大专与本科的差别与优势，充分分析专科在时间和专业上的优势，让学生对专科与本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建立学生心理平衡。

2.针对懒惰、畏难的学习心理障碍

一方面加强认知教育，教师首先从思想方面进行引导与教育，让学困生认清形势、认清时代发展的需要，心理老师再从心理学角度改变学生认知，利用认知疗法让学生认知重建，通过发现、挖掘这些思维方式，加以分析、批判，再代之以合理的、现实的思维方式，就可以解除学困生的痛苦，使之更好地积极适应高职高专学习环境。

另一方面加强学生学业求助指导，充分发挥大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虽然学困生对所学科目部分认为存在较大的难度，但由于其自尊水平的不断发展，他们求助的倾向却呈现下降趋势，缺乏求助的动机、方法，以致学困生心理健康问题不断积累，并以泛化的形式影响到其整体心理健康的发展。因此，正确指导学困生运用求助策略，有助于减少学困生学习心理障碍问题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3.针对“自由”、散漫的学习心态

一方面加强纪律要求，另一方面采取量化任务式，充分发挥其积极性，调动其生活的热情。所谓量化任务式，即充分挖掘学生特长与优点，教师或同伴则充分创造机会，让学生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相应任务，这样的主要目的是调动学困生的生活热情，改变其散漫、自由的习惯。

4.针对依赖、被动为特征的心理障碍

加强学生主动学习心理品质的培养，加强学生学习方法的突破与指导。大学学习是以自学为主、教师为辅的一种学习状态，所有教师，包括辅导员、心理咨询师、社会环境等均需建立这种培养思想，让学生在良好的主动学习氛围中形成主动学习的品质，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探索和自我追求。

高职高专学困生学习心理障碍问题，既具有普遍性，又容易被人们忽略，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仅是其“成才”的要求，同样也是其“成人”的要求，否则，其更容易偏离正确的人生轨迹。

美国学习障碍特殊教育篇4

一、美国企业参与职教的动机

许多学者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动机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ey)认为,企业参与职教主要基于三个动机:慈善动机(philanthropic)、个体动机(individual)和集体动机(collective);帕特丽夏·麦克尼尔(Patricia McNeil)等人将企业参与的动机划分为“经济动机”(financial incentives)和“非经济动机”(nonfinancial incentives)。虽然这些学者的提法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所提出的企业参与动机基本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公益服务

许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实施是出于社会公益目的。欧洲企业参与青年培训项目具有相关的立法支持,而且各国政府还设立了相关的组织结构以使企业的参与得到明确的定位。美国没有此类制度建设,许多企业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参与青年培训项目的。多项研究表明,改善社区是许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最重要原因。托马斯·贝利的研究发现,半数以上的企业将慈善原因作为参与的主要动机。在他所调查的企业中,将对社区公益做贡献作为主要参与动机的企业占26%,另有33%的企业表示,改善公共教育系统是其参与职教的最重要原因。[2]

(二)建立公共关系

许多企业认为,与学校合作是巩固公共关系的一种隐性方式。在一项对参与合作教育项目的250家企业的研究中,53.2%的企业表示参与合作教育项目活动对改善其公共关系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31.6%表示具有比较大的作用。[3]另外,参与青年培训项目也能够使企业在业界获得良好声誉。例如,太平洋证券公司(Security Pacific Corporation)在12年的时间里与200多个加利福尼亚学区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向4,500多名学生提供了入门水平的工作培训机会,这使该公司在当地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也使其与当地银行建立了一种积极的关系。[3]

(三)降低成本

许多企业将高中生当作廉价的劳动力,教育与经济协会(Institute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的一项研究显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最普遍的动机是获得低成本的、短期的劳动力。因为雇佣学生比雇佣临时成人劳动力的成本低,学生通常会免费“实习”或者只要求低廉的按小时计算的报酬。[1]另外,为学生提供职业教育实习项目可降低企业招募员工的成本。企业招募一个工人需要一笔不小的支出,根据美国《培训杂志》(Training Magazine)的分析,填补一个空缺位置的预计成本相当于该职位工人年工资的33%,[3]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做招聘广告、面试应聘者需要承担的费用、参加招聘工作人员的误工成本等。因此,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选择参加职业教育。

(四)招募员工

许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项目是基于招募员工的目的,有的企业是为了招募短期或者兼职员工,有些企业是为了招募长期的、高质量的劳动力。

(1)招募临时工作人员。因为学生实习生通常是无偿的或者只需支付很低的工资,所以一些企业便安排实习生填补临时空缺岗位。托马斯·贝利的研究表明:10%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为了雇佣兼职的、短期的员工。[7](2)获得潜在的、长期的高质量劳动力。技能型劳动力的缺乏也使得一些企业将目光瞄向职业教育,因为许多学习职业科的学生具有成为高质量劳动力的潜在可能性,所以在托马斯·贝利的研究中,10%的企业表示其参与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获得长期的合格员工。[7]林恩(Lynn)和威尔斯得(Willsde)通过调查发现,几乎50%的企业在学生结束职业教育实习项目之后便招募他们为正式员工。技术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所调查的企业中有三分之二表示,它们参与职业教育项目的主要原因是招募员工,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其自身进行潜在的投资。

二、美国企业参与职教的障碍

(一)培训成本的高昂

阻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最主要原因便是参与成本问题。虽然节约成本是许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参与职业教育需要负担的成本往往是惊人的,这使得许多企业望而却步。

启动成本。启动一项职业教育实习项目的成本从几百美元到几十万美元不等。一项研究显示,计划成本的数额波动幅度很大,简单项目的启动,如基本的计划和设备添置等所需的成本在1万～5万美元之间,而综合性强的项目的开发所需的成本则高达10万～20万美元。[3]当然,初期的启动成本是由学校、企业、中介组织共同分担,但是这依然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实施成本。事实上,实施职业教育实习项目的负担比实施员工培训项目的负担还要大,这是因为前者要求有导师指导、与学校课程结合等。培训费用对企业来说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即使在以完善的培训制度而著称的德国,一些较大的企业也发现进行学徒培训的开销几乎大到无法承受。戴特马·哈霍夫(Dietmar Harhoff)和托马斯·凯恩(Thomas Kane)发现,德国企业为每个学徒工支付的平均培训费用为9,381美元。[1]专门为学生设置的“青年学徒项目”的培训成本同样不低。而且,企业参加职教的培训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不断攀升。另外,培训费用也随着学生受培训时间的增长而增加,如戈德伯格(Goldberger)的研究数据显示,企业为第一年参加培训的学生所负担的平均成本为3,500美元,为第二年参加项目的学生所负担的成本则上升为5,200美元。[3]

(二)经济大环境的波动

在波动剧烈的经济环境中,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况。汉密尔顿(Hamilton)根据其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当经济状况恶劣时,几乎没有企业具有雇佣学生的资源和动机。[3]但是,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在经济状况良好时,企业便会积极地提供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因为市场的动态性使得企业难以提供长期的学生培训岗位。例如,西尔斯公司(Sears)曾经承诺向其所在社区的学生提供综合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但是,公司重组及规模削减使得该公司无法完全履行此承诺,它最终只能向学生提供为期三周的课后工作实习项目。[3]

(三)相关法律规章的制约

美国联邦的、州的法律规章也是制约企业参与中等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主要因素之一。劳工部规定任何行业都不得雇佣18岁以下的学生,各州也出台了对青年工作时数进行限制的规章制度。如威斯康星州规定,16岁～17岁的学生在学习日的工作时数不能超过4个小时。为学生提供安全保险的规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提供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积极性,如45%的合作教育的负责人认为,为学生安排安全保险的要求是制约企业参与的主要原因。[3]有些企业指出,《职业安全和健康法》(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OSHA)中的某些条款成为制约企业参与的因素。该法规定,规模在1 1人以上的企业都要做事故记录,事故频发的企业将会受到审查乃至罚款,因此,许多企业认为雇佣不成熟的、缺乏经验的青少年将会对企业的安全系数构成威胁,并增加企业被《职业安全和健康法》处罚的风险。[15]

(四)企业内部的阻力与信息的不对称

企业是否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实施的决策也会受其内部力量的影响。有时,企业的正式员工会对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参与学生产生怨恨心理,认为这些学生的低工资以及所接受的培训机会使他们受到威胁。另外,如果员工没有得到上级管理部门的支持,他们也会失去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兴趣。信息不对称也会制约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缺乏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管理体制或者相关知识都会使企业缺乏参与的兴趣。因此,全国商业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非常强调中介组织帮助企业建设青年学徒项目的重要性,乔伊斯(Joyce)和伯恩(Byrne)认为中介组织提供的支持性工作应该包括:召集工作小组、管理项目、确定工作岗位、开发课程和制定管理结构。[3]

三、美国政府吸引企业参与职教的策略

为了吸引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制定了各种策略,包括进行道德劝说、施加同行压力、激发企业的集体兴趣等,其中最重要的策略是政策支持以及通过中介组织吸纳企业的参与。

(一)政策支持

如上文所述,高昂的培训成本是制约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许多州政府对症下药,制定相关法律规章为参与企业提供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包括直接的经济补偿政策(如课税免除等)以及间接的支持性政策(如减少企业管理参与学生的责任等)。

一些州向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企业提供课税免除(tax credit)政策。例如,密西根州制定的《密西根高中生注册学徒制课税扣除》(Michigan’s Registered Apprenticeship Tax Credit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分析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障碍,并制定了相关的资助政策。资助政策包括补偿参与企业培训高中生的成本——每位学生每年补偿2,000美元。[17]州政府补偿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成本的另一种形式是减少学生在工作场所受伤时企业应担负的经济责任。例如,夏威夷修订了《职业安全法》,以减少企业管理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学生应担负的责任。[17]

(二)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吸引企业参与

与制定支持性政策的手段相比,通过中介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吸引企业参与是一项更加有效的策略。从层次上来看,美国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层面的中介组织。此类中介组织一般是垂直设置,即在全国范围内促进某一行业的联系,通常在地方层面和州层面有分支机构,如美国商会(U.S.Chamber of Commerce)——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基金会,包括3,000个成员、850个商业协会、87个美国海外商会;二是地方层面的中介组织。此类中介组织一般呈水平状态设置,即在某一地区建立跨行业的教育一工作场所联系,如加利福尼亚首府萨克拉曼多(Sacramento,California)的地方性组织“联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组织”(Linking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LEED);三是在这两种模式之间的中介组织是州层面的中介组织。州层面的中介组织试图将地方层面的和国家层面的中介组织联系起来,如美国最大的州层面的商业服务组织康涅狄格州工商业联合会(Connecticut Business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该联合会包括10,000个成员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这些组织的主要职能之一便是采取各种策略在学校和企业之间搭建桥梁以帮助青年的发展。

1. 发挥自身影响力吸引企业的参与

美国的民间组织非常发达,而且有些组织影响力巨大,所以一些中介组织便发挥其自身影响力吸引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例如,制造业职业生涯联盟(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areers Alliance)和全国零售业联合基金会(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Foundation)之类的组织实力雄厚,能够吸引大量地方层面的、州层面的、国家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教育。在2000年,餐饮企业联合会(Hospitality Business Alliance)提出的目标之一是确保所有50个州到2005年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目标之二便是每年吸引5,000所学校、10万名学生、5万个工作场所、5万名工作导师参与职业教育培训。为了实现每个州参与的目标,2001年2月,餐饮企业联合会在20个州设立了基金会,并向这些基金会提供资料和理论培训。餐饮企业联合会做出承诺,将为促进州和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进行长期努力。[17]

2. 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及政府态度获取政策支持

随着企业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企业对政府的决策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企业“发言人”的行业协会也越来越懂得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和态度为其成员谋求利益,并实现自己的目标。国家层面和州层面的中介组织主要通过影响政府政策制定,倡导能够满足其成员需求的公共政策和项目。例如,为了动员州和地方的会员,美国商会、全国制造企业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以及其他企业团体会固定参与华盛顿的立法和规章制定程序,他们运用专业知识影响与教育和劳动力开发相关的政策制定,间接吸引企业参与职业教育。

3. 制定行业标准吸引企业参与

行业技能标准通常是将企业和学校联系起来的中心环节,许多行业协会将行业技能标准作为建设教育课程、规划经济发展、吸引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等方面的基础。旨在促进萨克拉曼多地区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地方性组织“联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组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组织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吸引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联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组织”合作学区的所有高中将该组织制定的技能标准纳入其职业生涯学院和职业路径,以此来指导课程开发。“联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组织”直接吸纳200家企业、间接吸纳1,500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培训项目。其中,有500多家企业提供与技能标准结合紧密的工作实习机会。另外,“联系教育与经济发展组织”已经培训了60多名管理者管理、扩展这些工作实习项目,并向6,000多名学生提供参与这些项目的机会。[17]

四、对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启示

校企合作是发展职业教育的必由之路,但是目前,我国实施校企合作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责任的缺失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近几年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与参与度都有极大的提高。如浙江省以“制造业大省”为依托,组建了服装、大港、商贸、金融四个省级职教集团,这些职教集团以一所高职院校为龙头,均有1个企业和3所中职学校参与。[21]但是总的来看,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并不高,“现在多数企业还缺乏长期考虑,主动提出联合办学的企业较少,办学伙伴难以寻觅”。[22]此外,行业协会、商会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一些行业协会、企业管理会、个体劳动者协会、商会、基金会、社区组织等已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许多行业协会已经开始逐渐介入职业教育。例如,广东省中山市拥有上百个各类区域性行业协会,这些行业协会通过与该市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在技术开发、人才培养、信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促进了当地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发展。[23]但是,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作用还处于初始阶段,有待进一步加强。借鉴美国的经验,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解决我国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合作问题:

(一)通过立法等手段吸引企业主动参与

尽管1996年我国颁布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2002年教育部、国家经贸委、劳动保障部又联合发文,提出要充分依靠行业和企业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充分发挥其在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的作用,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程度不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还缺乏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主动意识和制度环境。由于职业教育投入周期长、见效慢,所以很多企业认为参与职业教育只会增加成本、很难获得收益,从而不愿过多投入。同时,我国政府虽然提出了要求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政策导向,却没有建立配套的机制引导企业主动参与。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建立配套的政策机制,对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经济优惠政策吸引企业的积极参与。

(二)充分重视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

随着现代社会秩序的形成,社会组织在公共社会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政府应创造一个较为宽松、公平的外部环境,从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逐步向社会组织放权,把大量的服务性职能如调节、培训、监督、保护等功能交给社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构筑政府一社会组织一社会的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公民和社会公益性组织的作用。就美国的经验来看,行业协会、商会在职业教育中同样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如吸引企业参与、制定行业技能标准等。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行业协会、商会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将会日渐彰显,因此,政府应建立相应的政策环境以加强行业协会、商会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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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王廷才，韩全立，姜岩蕾．校企联合办学的探索与实践[J]．机械职业教育，2001，(6)：9～10．

美国学习障碍特殊教育篇5

关键词:NRA(全国步枪协会);枪支管制;法案

中图分类号:D73.7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2-0032-03

2007年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事件｡上午7时15分,凶手先在一幢宿舍楼里开枪,打死2人,打伤多人｡大约2小时后,距宿舍楼约800米远的一幢教学楼内又响起枪声,凶手在打死30人､打伤10多人后自杀｡33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瞬间消失了,人们不禁再次质疑美国的枪支管理制度｡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枪支管制问题一直是美国政治的热点｡早在1933年,美国政府就颁布了一项针对枪支管制的全国性法案｡70多年来,2万多条有关枪支管制的法案及条例分别由美国的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宣布生效,但是枪支暴力事件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美国枪支泛滥不止由一个原因引起,本文试图通过大量事实证明--美国枪支管制的主要障碍来自NRA(全国步枪协会)｡让我们先从美国独特的枪文化说起｡

1.美国的枪文化:人人都有权力和自由拥有枪支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公民普遍有持枪权利的国家｡要问美国法律为什么不禁枪,首先得了解其独特的“枪文化”｡

美国的枪文化,起源于殖民时期, 当时的欧洲移民来到美洲大陆, 面对着险恶的自然环境, 荆棘丛生,野兽遍地, 印第安人的袭击时常发生｡枪支成为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须品｡在美洲殖民地, 枪支的生产自然成为一个产业｡当时北美生产的滑膛枪的质量已经和欧洲不相上下,并使用了当时并不多见的来复枪｡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大量的持枪民兵参加了战争,赶走了英国统治者｡所以在独立建国后, 美国的宪法规定公民有持枪的权利,就是为了让人民保持一定的武装, 防止专制独裁的产生｡在随后的宪法修正案中专门规定“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权利法案》第二条),这便是美国人普遍持枪的“尚方宝剑”｡

2.NRA--美国最大的枪支所有者协会

全国步枪协会NRA(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成立于1871年｡起初,它的名字为ARA,即美国步枪协会(American Rifle Association)｡在美国枪支管制未被大众重视之前,NRA主要为美国民众提供枪支安全使用,枪支使用方法及打猎技巧等方面的培训课程｡NRA自称“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民权维护组织”｡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枪支犯罪越来越严重,美国政府在枪支管制方面受到的压力不得不迫使它在枪支管制方面进行立法｡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NRA的角色逐渐从一个普通的枪支爱好者俱乐部转变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反枪支管制政治团体｡

诚然,在美国本土,除了NRA还有其它一些反枪支管制协会,例如公民有权持有枪支协会(Citizens＇ Committee for the 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第二修正案基金会(Second Amendment Foundation),及美国枪支持有者(Gun Owners of America)等,但NRA的影响力十分深远,它从各个方面反击枪支管制,以致最终成为美国枪支管制的主要障碍｡

3.NRA的反枪支管制策略

《所有手枪都瞄准你》的作者乔什·苏格曼(Josh Sugarmann)对美国战后枪支泛滥问题做了详细研究｡在此书中,他指出“美国的枪支问题主要源自手枪的泛滥｡减少手枪的普及率可以缓解美国的枪支犯罪问题｡”苏格曼说得没错,只要减少枪支的普及率,美国枪支犯罪问题确实可以得到有效缓解,但问题在于美国枪支的普及率真的减小了吗?

相对世界上很多国家,美国是个比较完善的法制国家,任何政策的实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枪支管制也不例外,只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枪支管制应该不是很困难｡NRA正是瞄准了这一关键因素,通过在大选中竭力选举枪支拥有拥护者､在生活中宣传拥有枪支的必要,在法律上阻止枪支管制法律的通过以及削弱有关枪支管制法律的作用,来实现其反枪支管制的目标｡

3.1选出“意中人”

NRA的会员超过200万,潜在会员估计超过千万人｡相对美国3亿的人口数目,200万可能不值一提｡但如果到了选举时期,这个数字足以产生颠覆性的效果｡

3.1.1占据国会山

NRA握有大量资金,足以左右部分选举｡在美国国会选举中,NRA的选票只投向拥护《第二修正案》的候选人｡

NRA有自己的出版物《美国步兵》(American Rifleman),发行量巨大｡NRA的会员每人一份,除此之外还向社会出售｡NRA要求自己的会员给每一位众议院或参议员候选人评分｡评分的主要标准即是否支持枪支拥有｡然后,NRA将会员的评分汇总,出版带有明显偏见的《投票指南》｡其后果可想而知,枪支管制的拥护者往往会受到巨大打击｡

一组数据可以表明NRA打击支持枪支管制候选人的决心:1998年-2006年,用于反对枪支管制的资金总共有大约600万美元,其中NRA的资金占了大约90%｡

其结果可想而知,NRA选出了自己的“意中人”,其中包括前众议院发言人汤姆·福利(Tom Foley)和前众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这两位都是足以影响国会的重量级人物｡在200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有99%NRA支持的选举人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3.1.2占领白宫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宫对于枪支管制的态度决定了总统任职期间枪支管制立法的命运｡因此,攻下白宫可谓成功了一大半｡

自1977年开始,NRA每年都会在其电台或电视台中支持反枪支管制的总统｡受此恩惠的总统不在少数,例如西奥多·罗斯福､约翰·F·肯尼迪､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及最近的小布什｡这些总统都是反枪支管制或不支持枪支管制立法的拥护者｡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更是NRA的会员｡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总统绝大多数都是共和党人,因为共和党在其参选纲领中明确指出“我们支持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力｡我们反对枪支管制｡”NRA的目的也确实达到了｡在这些总统就任期间,美国枪支管制立法进展相当缓慢｡

3.2大肆宣传枪支的好处

在美国,宣传枪支的出版物种类繁多,主要有《美国步兵》､《美国猎人》､《美国第一自由》以及其它一些发行量不大的出版物｡

其中《美国步兵》､《美国猎人》及《美国第一自由》由NRA主办,其发行量每期分别为150万､110万和60万,占了同类出版物发行量的大半｡NRA的出版物的发行量巨大除了美国民众对枪支的狂热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NRA同枪支制造业的紧密联系｡

每年,NRA的主编们都会受到枪支制造商的邀请参观他们的新产品,有的还会亲自去“过把瘾”｡《美国猎人》的专栏作家鲍勃·米勒克在“过把瘾”后写道:“我劝你还是干脆自己买把枪回去感受感受｡”

NRA的会员还可以在购买枪支时享受优惠服务｡NRA使用各种招数把它的会员捆在一起,为他们提供各种购买枪支的便利｡

3.3攻击枪支管制的立法者

NRA可能是研究美国枪支历史最在行的历史学家｡他们是一群为枪支着迷､狂热甚至愿意为枪支牺牲的人｡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的这些权力受到损害,或者遭受严重威胁时,他们便会奋力反击,反击的方式就包括攻击枪支管制的立法者｡

汤姆·洛夫特斯(Tom Loftus)是前威斯康辛州州议会的发言人,他在回忆NRA如何攻击他时写道:“NRA一旦认定我是枪支管制拥护者后,局面立刻对我不利起来｡NRA把我的电话号码向其会员公开,之后电话那头全是枪支拥护者疯狂的反对声｡”最后洛夫特斯辞去了枪支立法的工作｡

除了电话攻击,还有直接的威胁｡

NRA不会威胁立法者的人身安全,但它常会用立法者的政治生涯来恐吓他们｡美国参议员洛雷塔·温伯格(Loretta Weinberg)曾提出过一项“智能手枪”的议案｡这项议案在国会获得了通过(47比11),正当议案被提交到参议院时,NRA出现了｡麦格瑞维州长说他本来打算通过该议案,但NRA和他“有事商量,并但成了某种秘密协议｡” 麦格瑞维所说的协议其实就是妥协,同NRA的妥协｡很多立法者害怕自己的政治生涯受到影响,不得不屈服NRA的影响力｡

事实上,除了洛夫特斯的议案,历史上还有很多议案在NRA的干涉下流产｡

3.4削弱美国枪支管制法律

NRA在削弱美国枪支管制法律方面可谓“功不可没”｡正如洛夫特斯所说:“NRA是一个很特别的利益组织,他的成员都十分狂热｡在美国,如果一个利益团体想在立法方面获得好处,总有另一个利益团里和它唱反调｡NRA却并未遇到这种情况｡”正是这样的局面使美国枪支管制立法遭遇到了很多困难｡

3.4.1削弱联邦的相关法律

NRA在这方面的“战绩”不可不谓“显赫”｡早在1938年,美国政府就试图颁布法律,遏制枪支犯罪｡但迫于NRA的压力,不得不取消了这些法律的制定｡

NRA决心抵制枪支管制法律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这可以从《美国步兵》上看出:支持枪支拥有的内容从原先的4%上升到20%｡

转折点出现在1968年,当时美国政府正在制定《1968年枪支管制条例》｡该条例获得了通过,这引起了NRA的高度关注｡从那一年开始,NRA全力投入到反枪支管制的战斗中,并取得了令人望尘莫及的“战绩”｡从1968年开始,一直到1988年,美国没有颁布过一部全国性的枪支管制法案｡1994年通过的《布兰迪法案》也被NRA削弱得失去了应有的法律效果｡

3.4.2削弱各州的相关法律

美国的枪支管制法案和条例,绝大多数由各州制定｡各州对枪支管制严厉度的不统一,使罪犯有机可乘｡

例如,美国纽约州是枪支管制最严厉的州,该州制定了美国最严厉的枪支管理法案｡但事实是,“州政府对枪支管制还是束手无策｡根据犯罪统计数据显示,纽约州涉及枪支的案件中,90%的枪是从纽约州以外的州获得的｡”这就是NRA的策略--确保全国性法案颁布的流产,另外把拥有严厉枪支管制法律的州的数目降到最小值｡这都“多亏“NRA在1982年赢得了一场关键战役的胜利｡

1982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公民正在讨论《加州第15条法规》,该法规呼吁加州全体公民就是否禁止手枪拥有权进行投票表决｡消息一传开,委员会立即收到60万民众的签名,这些人要求禁止手枪拥有权｡投票最后的截至时间是当年11月｡

NRA得知此消息后立刻意识到如果不阻止该表决,反枪支管制将遭到灾难性的打击,其它州也将效仿这样的做法｡随后NRA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在表决当天以前,胜负已分,最后该表决以枪支管制支持方的惨败收场｡

这次事件给美国枪支管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的几十年内再无任何州通过严厉的枪支管制政策｡不可否认,是美国人自己否认了这条法规｡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NRA的反枪控手段及决心｡

4.结语

NRA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变已成为能左右美国枪控政策的民间组织｡随着美国枪支犯罪事件的持续抬头,尤其是校园枪击事件的频繁发生,也使NRA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压力｡美国民众如果想彻底革新现今的枪支管制制度,把NRA作为突破口不失为一条捷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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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uns“, Gallop Polls 16 Oct. 2005, 5 Feb.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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