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意愿（精选10篇）
生产意愿 篇1
摘要：农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民以食为天”充分体现了农业对人们的重要性。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农业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农户的收入相对而言有了很大的提升, 农村的面貌也更具朝气, 但是我国的农业生产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制约着我国农业的继续发展, 尤其是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能够促进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同时还能极大地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本文以我国农户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选择意愿为研究对象, 从三大因素的影响作用进行详细论述。
关键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选择意愿,影响因素
目前, 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主要表现在农户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选择上, 因此, 对农户的选择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利于发现我国农业发展中的问题, 从而寻找解决措施, 改善我国的农业发展现状。通过研究, 笔者认为影响农户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分别是土地禀赋格局、外部环境因素以及农户自身因素。
1 土地禀赋格局
所谓的土地禀赋格局主要包含了农户所持有的土地面积、土地类型以及空间分布和质量等级等几个方面, 接下来主要探讨两种类型对农户选择意愿的影响作用。
1.1 土地的细碎空间结构
土地的细碎空间结构是指土地的细碎化程度, 即农户用在空间上互补的相邻的土地的数量。一般来说, 农户持有的土地的细碎程度已经成为阻碍农业生产率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 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花费的生产成本就相对比较高, 同时农户也无法大规模的采用先进技术进行耕种, 这就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率, 因此, 为了解决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这一问题就必须让农户进行土地流转, 加强农户之间的组织化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规模化经营。
1.2 土地的斑块质量结构
通常来说, 水土流失会导致坡耕地产生严重的石漠化现象, 导致土地呈现出斑状分布的形式。在这种斑状分布格局中, 每一块土地的斑块都会表现出一种不规则的形状, 与此同时, 每块土地之间的边界就会变得尤为清楚, 这就导致土地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1]。在石漠化现象比较严重的地方, 往往不适宜农作物生长, 这样就会影响到该地农户的收入, 因此农户通常喜欢在平坝田耕种, 这样就导致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的意愿受到很大的影响。
2 外部环境因素
外部环境因素是影响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主要包括了政府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支持、农户贷款的难度以及农产品销售市场三个方面。
2.1 政府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支持
政府的支持是农户在选择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来说, 政府的支持与农户土地组织形式的选择具有正向联系, 也就是说当政府对农户的支持程度越高的时候, 那么农户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发生的概率也就越大[2]。这种关系在我国一些西部地区的农户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尤其是在以山地为主要耕地形式的农户中, 由于这里的交通不便, 农户的自主性比较弱, 因此政府的号召力往往能够在这些地方的农户中得到广泛的响应。这也就是说如果农户能够获得政府的支持, 那么他们选择相对高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2.2 农户贷款的难度
农户在生产过程中, 为了提高生产的效率就需要运用新技术进行大规模的种植, 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因此, 农户在生产过程中所要花费的成本就就不仅仅包括了农作物的采购成本, 同时还包括了土地转入中需要的资金。但是, 在西部地区, 农户相对而言资金比较紧缺, 这就限制了他们进行大规模的种植, 因此, 农户如果可以从当地的金融机构中进行一定数量的贷款, 那么农户就更容易选择相对高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2.3 农户担心销售市场
农户进行农业劳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收入, 而农产品的销售则是农户获得收入的关键环节。如果农户要对当前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进行改变, 那么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土地的租金, 同时在这种形式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定程度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以及制度变迁成本等, 这些无形成本的增加导致农户在进行收入的计算中而犹豫不决。因此, 农户对销售市场的担忧, 导致农户选择相对高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3 农户自身因素
农户自身的因素是制约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重要内在因素, 主要包括了农户的年龄、农户可耕地面积、外出务工比例以及农业收入比例。
3.1 农户的年龄
通常来说, 农户的年龄越大, 那么选择土地流转的意愿就越小。这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 从生理上来说, 由于农户受到年龄的限制, 劳动能力也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因此无法承担比较繁重的农业劳作;其二, 从心理上来说, 由于农户的年龄越来越大, 因此对风险承担的意愿就变得越小, 甚至是厌恶或是刻意回避。这样可以得出, 农户的年龄越小, 那么农户选择相对高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3]。
3.2 外出务工的比例
通常来说, 农户外出务工的人数越多, 那么会直接减少农户中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 进而影响到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这也就是说, 如果农户中有更多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的工作, 那么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就会明显不足, 因此, 他们自然也就不愿意进行土地的流转。反之, 如果农户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较多的时候, 农户就更愿意参与到土地流转中[4]。这样可以得出, 外出务工人数越少, 农户选择相对高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3.3 农户的农业收入
农户的收入的来源途径主要两种, 分别是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 其中农业收入的高低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意愿有很大的影响。通常来说, 当农户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越高, 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意愿也就越强烈, 那么农户愿意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这样可以看出, 农业收入在农户收入总所占的比重越大, 那么农户选择相对高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结束语
综上所述, 农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能够增强我国农业的发展的竞争力。目前, 农户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选择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主要有土地禀赋格局、外部环境因素以及农户自身因素三个方面, 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农户对相对高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选择意愿, 只有正确把握这几方因素, 才有可能调动农户选择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业发工和专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基于中国家族生产方式背景的分析[D].西南大学, 2011
[2]李文德.黑龙江省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6.
[3]黄丽玲.茶农参与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研究——以福建省为例[D].福建农林大学, 2011
[4]杨文涛.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问题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 2010
交流意愿综述 篇2
关键词：交际意愿；交际忧惧；交际自我觉察能力
引言
交流意愿最早由McCroskey(1985)提出，首先将其引入母语运用研究并建立母语交流意愿模型，其中交际忧惧和交际自我觉察能力是交流意愿的直接影响因素。随后Mac－Intyre和Charos(1996)将交流意愿应用于二语情境中，并结合社会教育模型(Gardner&Lambert 1985)，增加融入性、态度和动机等因素，形成二语交流意愿模型。MaeIntyre，Clement，Domyei和Ncels(1998)等人结合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及交际学知识对这个模型进行扩展改进，并从理论上建构二语交流意愿金字塔模型。W.P.WEN&Clement(2003)根据东西方文化差异和中国外语学习环境的特点，提出了适合中国外语学习情况的交流需求一交流意愿模型。本文介绍交流意愿旨在对中国外语教学有所启发，帮助学习者培养外语交流意愿提高外语水平和交际能力，成为具有交际能力并能在真实情景下运用外语同外文化外民族自由交流的高素质人才。
1、交流意愿概念在第一语言中的形成
交流意愿是McCroskey&Baer(1985)建立在许多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如“公共场合交谈恐惧”(Clevenger 1959)、“不愿意交际”(Burgoon 1976)、“口语行为倾向”(Mortensen，Art-son&Lusfig 1977)和“羞怯”(McCroskey&Richmond，1982)，
1.1不情愿交际
Burgoon(1976)提出不情愿交际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人们因内向、缺乏交际能力、孤僻、怯懦和交际忧惧的影响而回避口语交流的倾向程度。Burgoon的局限在于仅提出人们对交际感到忧惧而表现的比别人消极，而没有提出一个更有概括力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
1.2口语行为倾向
Mortensen et al(1977)提出口语行为倾向量表(简称)来测量人们在交际中交谈意愿的高低。McCroskey(1977)认为此量表并不能作为测量回避交际的工具，只是表明个体在交际中的谈话量是有规律可循的。
1.3羞怯
Leafy(1983)指出羞怯是一种通过外在行为可以观察到的内心不安状态。McCroskey和Richmond(1982)主要侧重于羞怯的外在行为表现将其定义为：怯懦、矜持、更具体地说是保持沉默的倾向。
1.4交流意愿
在Burgoon，Mortensen和Leary的理论基础上McCroskey和Baer(1985)提出交流意愿并将其定义为“在给予机会的情况下主动发起交流的倾向”。McCroskey认为影响交流意愿的因素为性格、自信心、交际能力、交际忧惧和文化差异。人们的交际忧惧低，交际自我觉察能力高，其交流意愿就会高。从而建立第一语言交流意愿模型。MaeIntyre et al(1994)验证了这个模型(见图1)。
2、交流意愿在第二语言中的运用
MacIntyre et al&Charos将第一语言交流意愿模型同社会教育模型(Gardener，1990)相结合建立第二语言交流意愿模型。提出学习者的动机和对学习环境的态度直接影响第二语言交流意愿。社会环境模型(Clement&Kruidenier，1985)认为较高交际觉察能力和较低焦虑感形成较高二语自信心，而交流意愿模型认为交际觉察能力和焦虑感是交流意愿的直接影响因素，因此将两个模型结合，假设较高二语自信心带来较高二语交流意愿。MacIntyre&Clement(1998)等人增加了社会情感认知等因素从而建构二语交流意愿金字塔理论模型(见图2)。模型一共有六层包括十二个变量包含了影响交流意愿的情景因素和延续因素。第一层为具体交际行为，是所有因素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第二层为交流意愿其定义为“在特定时间同特定的人或二语群体(包括情景变动)进行交际的意愿程度”。MacIntyre et al认为语言学习的最终目标是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产生用外语交流的意愿。任何不能学生产生交流意愿的外语教学计划都是一种失败(MacIntyre et al，1998:54.7)。第三层为交际情景包括同特定的人交际的愿望和交际自信心状态。同特定的人交际的愿望受个体和群体动机的影响，同时还受融合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影响。影响交际自信心的因素主要有交际忧惧和交际觉察能力。学习者的交际忧惧越低交际觉察能力越高其交际自信心就越高。第四层为动机特征。工具性动机是外显的，常与个体的前途直接相关，其动力来自于外部世界，而融合性动机是隐性的，其动力是对外国语言或文化的兴趣。另外，动机强度也影响交流意愿，有强烈动机的学生更愿意主动去交际，并且取得较高的水平。群体动力包括群体氛围、群体态度和群体动机。与群体在一起，个体会减轻心理压力、克服语言焦虑，准确地评价自己的语言水平，增强自信，提高交流意愿。第五层是情感一认知环境包括群体观念(融合性、害怕被同化和二语学习动机)、社会情景和交际能力。融合性和害怕被同化取决于个体同群体关系的强弱。情景因素包括交际参与者、背景、目的、话题和交际方式。参与者可以用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和语言水平来区别。背景指进行交际活动的时间和地点。目的指交际的目标或意图。交际方式指进行交际活动的媒介。至于主题，人们认为主题的熟悉度高可推动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从而提高交流意愿(Zuenglar，1993，引自于Mac-Intyre et al i998)。交际能力包括五大能力：语言能力。语篇能力，行为能力，社会文化能力和策略能力(Hymes，1972)。第六层社会和个体环境。社会环境指群体所处社区的机构特征和文化特征。个体指个体的性格差异。外向型人的交谈欲很强，其用外语进行交流的愿望也强，而内向型则沉默寡言、害羞，其交流意愿也不高。
MacIntyre的第二语言交际意愿金字塔模型综合考虑二语学习中的各种因素如情感因素(动机，态度，WTC，12自信心，L2交际焦虑感，L2能力意识等)，个体性格差异(内向，外向等)和社会环境因素(社会规约，民族语言动力，教育机构设置等)，形成动态的理论框架，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3、中国文化背景下修正的第二语言交流意愿理论模型
由于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并且二语习得和外语学习的过程不同，因此，在将二语交流意愿金字塔模型应用到
中国外语学习中来需要作些修正。WEN(2003)从跨文化差异的观点出发，认为由于受中国人强烈的被评价意识影响，中国学生有意无意的爱护面子关注他人的反应，故在性格情感因素中冒险精神、对歧义的容忍、约束监察和期待正面评价成为影响交流意愿产生的直接变量。又因为外语学习活动主要集中在课堂上，故影响交流意愿的社会因素和动机因素主要侧重于学习者间的群体内聚力、老师的支持、对群体的从属性和成就感方面(主要指完成作业取得好成绩)。因此，对交流意愿金字塔模型作了修正补充(见图3)。
群体内聚力指成员保持在群体内的合力(Feistinger，1950)。中国注重群体内部成员间的社会关系，强调个体在群体中的归属感(Hogg，1992，引自W.P.WEN，2003)。群体中各成员的关系越密切，成员越感到轻松，焦虑意识越弱，交流意愿就越强。老师的支持主要表现在老师的参与和亲和力上。老师的参与指老师同自己的学生间人际关系的质量，也指老师在精神生活上对学生的关注程度。(Reeve，1996，引自W.P.WEN，2003)。老师的亲和力指使人感到亲切易于接近的交际行为(Mehrabian，1969:203)。在外语课堂上，老师的参与和亲和力可以提高学生的外语交流意愿。性格因素对学习的影响比较持久且几乎影响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群体本位的文化下，冒险精神和对歧义的容忍度对外语学习的影响较明显。语言冒险专指个体在二语课堂上认为运用二语是在冒险的倾向(ray，1986)。这种倾向也指愿意冒社会尴尬和被同伴耻笑的危险(Beebe，1983)。成功的语言学习者其冒险意识很强，他们喜欢猜测，不耻下问。中国学生由于爱面子，怕出丑，情愿照老师说的去做，老师的话是正确的，即使错了也跟他们无关。因此，交流意愿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是否愿意冒丢面子的危险。并且中国学生对歧义的容忍度也不高，他们过分注重语法规则的正确性，而无法容忍在口语交际活动中出错。所以，性格外向，爱冒险，对歧义的容忍度高的学习者其语言焦虑低，自信心强，外语交流意愿也高。在中国外语学习课堂上，同群体保持一致，完成自己的任务成为影响学习者的主要动机因素。如果学习者无法融入到群体中就会感到被孤立，他们在交际活动中就会消极被动甚至回避。如果他们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会感到没面子，其自信心就会降低，进而影响到交流意愿的产生。在群体文化中，个体过分关注自己公众形象和社会评价，在用一种新语言同外文化人交往时，他们往往处于谨慎防备状态，这时，焦虑成为关键的情感因素(W.P.WEN&RichmondClement，2003)。适当的约束监察和正面评价可以减轻焦虑感提高交流意愿。
这个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学生在课上课下及同亲友和陌生人交往中孑然不同的表现。对中国交流意愿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4、结论
生产意愿 篇3
一﹑研究背景及现实意义
近年来, 消费者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此起彼伏。处于风口浪尖的食品生产企业更应该重视消费者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感知与响应, 制定适当的战略, 这对食品生产企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 学术界研究重心已经从企业要不要履行社会责任、履行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研究, 转移到了如何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的研究能为企业提供消费者的行为意向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为企业提供发展的建议。本文所进行的食品生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 还能为我国食品生产企业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文献综述
(一)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
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尚未完全统一。“企业社会责任”最早是由英国人奥列弗·谢尔顿 (Oliver Sheldon) 在1924年提出的, 但真正开始关于CSR问题讨论的时间是1953年霍华德·博文 (Howard Bowen) 发表了他的《商人的社会责任》后。卡罗尔 (Carror, Aichie, B, 2000) 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一定时期里被社会要求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期望。世界银行定义的CSR为: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 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多米尼道德指数认为, 从广义上来说,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社会的行为符合道德, 经营上须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 而不只是对股东负责。
国内相关研究的主要观点如下。张彦宁 (1990) 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既包括强制的法律责任, 也包括自觉的道义责任。李炳毅、李东红 (1998) 认为,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当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企业在经营理念以及战略管理过程中应提倡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卢代富 (2002) 亦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和法学分析》中指出, 企业社会责任是独立于企业经济责任并与之相对应的另一类企业责任, 是除尽力使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外应履行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
(三)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基础
1.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一词最早是由斯坦福大学研究所在1963年在一份内部备忘录里的提出的。利益相关者被界定为“那些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企业组织将不复存在的群体”。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员工、股东、供应商、竞争者、政府、社区、环境等。我国学者郭红玲 (2006) 在关于企业26项社会责任活动重要性排序的问卷调查中得到的结果为, 有65.7%的回答者认为最重要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应该是与消费者相关的。她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关联度进行了排序, 先后依次为消费者、员工、股东、社会整体。
2. 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相关研究
常亚平、阎俊等人 (2011) 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品价格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中指出, 消费者愿意购买企业为了弥补承担社会责任多支出的成本而提高价格的产品。王昶、周登 (2012)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对国外企业的经营绩效有正相关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企业未来发展的好坏与利益相关者的态度与行为密不可分。消费者作为企业利益相关者中最为重要的群体, 企业更应注重其行为态度。国内外研究表明,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一) 针对食品生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研究较少
近年来, 食品安全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 社会各界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我国国内针对国内该社会现实状况进行的研究仍然比较少。虽有一些关于国内的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的研究, 但是, 直接针对食品企业、进行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研究的依然不足。
(二) 从消费者的角度对食品生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研究相对欠缺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很多, 但是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尤其是针对消费者群体的研究。消费者群体作为食品生产企业最重要的的利益相关者, 对食品安全极度重视, 对食品生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因此, 很有必要从消费者的角度进行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研究。
(三) 针对食品生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后消费者的后续行为意向的研究缺乏
许多研究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有正面影响。但是, 具体到消费者在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后的后续行为意向如何, 这样的研究却很鲜见。食品生产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后,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如何, 这直接影响食品生产企业的利益, 因此此项研究十分必要。
四、食品生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一)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受食品生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影响
食品生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正向影响主要来自于消费者对其行为的实际感知。在此感知之前, 消费者会对食品生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有特定期望。当食品生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大于这种期望时,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会正向加强。
(二) 消费者对食品生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归因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消费者感知食品生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时, 会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行归因。当消费者将食品生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归因于虚伪而利己的宣传时, 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不但不会有正面影响, 还有可能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三) 食品生产企业对社会责任不同方面的履行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有所不同
企业社会责任可分为不同内容, 依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 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本地社区、媒体、环保主义等的压力集团, 甚至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而消费者购买意愿受企业对利益相关者中不同方面的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是不同的。消费者最为关注的一般有食品生产企业对环境、社区、消费者、国家、员工、竞争者的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食品生产企业对消费者关注的社会责任范围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越高,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越强。
(四) 消费者购买意愿受食品生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花费的成本高低的影响
当食品生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 可能会花费更多成本。消费者会关注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转移方向以及转移程度。当食品生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转移至消费者时, 消费者购买意愿不会降低, 甚至还会提高。但是, 当食品生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过多地转移至消费者或者以履行社会责任为借口大幅提升产品价格时, 不但不能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 而且可能降低消费者购买意愿。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时下备受关注的行业为切入点, 在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方面展开研究, 认为消费者购买意愿受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因素包括:食品生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消费者对食品生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归因、食品生产企业对社会责任不同方面的履行以及食品生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花费的成本高低。
对食品生产企业的建议。
1.企业应从多方面多角度收集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期望。在实际履行社会责任时, 参考消费者的期望决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和频率等。
2.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 应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进行广告宣传时, 弱化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宣传, 使消费者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归因于利他而非利己。
3.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 应充分了解消费者更为关注企业履行哪方面的社会责任。并以此为基础在相应领域更好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从而得到消费者的支持。
4.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产生的额外成本, 应当适当地进行转移。事先要做好调研, 了解消费者所愿意承担的成本范围, 从而做到知己知彼。
参考文献
[1]沈弋.企业经营管理与社会责任之战略耦合[D].南京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2008.
激发意愿，“三式”引领 篇4
“贴地飞”式的引领。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平凡而琐碎，“疑难杂症”接踵而至，我们要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探寻成功的工作捷径。我需要的是“贴地飞”式的引领，是同行的帮助，抑或借助网络论坛，或者是名师的点化，总之，就是需要切实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引领我的成长和进步。“贴地飞”，还需要在把常规工作做实、做细的基础上，能够推陈出新。我校的升旗仪式采用轮班制，即各班轮流担任升旗队伍并派人上台演讲。和我“结对子”的师傅说：“升旗仪式时升旗队伍可以变换方式，不一定总是站在原来的队伍里。”受其启发，只有我班的升旗队伍横向面对国旗，并伴着演讲者的情绪，及时共鸣，效果很好。
“接地气”式的引领。作为教师既不能因循守旧、止步不前，也不能“躺在成绩单上睡大觉”，而是要不断给自己“补钙”，在学习中汲取“营养品”。向报刊学习，引领成长。如《河南教育》基教版2013年第3期的《我们向名师学什么》一文，使我懂得了学习名师的精神、关爱学生和以学定教。向名人学习，“亲近”名师。我曾用心地研读了雷夫·艾斯奎斯的《第56号教室的奇迹》一书，让我知道了教师该如何教育好学生，该怎样成就孩子的一生。学习就是一项“接地气”的活动，是伴随一生的事情，真需要有《河南教育》这样“接地气”的刊物，需要引领我成长的类似于《第56号教室的奇迹》这样的好书。
“定方向”式的引领。读好书，交高人，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结交高人，就是让他们为自己“把脉”，给自己的发展定个“调子”，给自己的未来设立个目标。也许有人说，坚持就是胜利，而我要说，坚持+正确的方向=胜利，因为教师一旦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很有可能会让自己事倍功半。王维审老师说：“一位教师的成功，很多人是走写作或公开课的路子。”当我把自己的情况说完之后，王老师说：“你可以走写作的路子，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也许是王老师的鼓励，也许是自己真的发挥了潜能，我每年都有六七十篇的文章公开发表在全国很多报刊上。
情境内支付意愿与情境外支付意愿 篇5
一、意愿支付法及其存在的争议
由支付意愿产生的意愿支付法更多的应用于卫生经济领域, 该方法是一种用来评价对某种商品偏好的强度或某商品的价值的工具。
关于支付意愿一般的测量通常采用调查的方法, 询问被调查者在一定的假设情境下获得某一商品或劳务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该方法在体现了消费者的消费偏好, 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全面而准确的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进行测量。
然而该方法也存在一些争议:
( 一) 支付意愿受到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不同支付能力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支付意愿存在差异, 不具有可比性。因为消费者个人支付能力的差异, 因此支付意愿所包含的意义不仅仅包括消费者对消费商品或劳务的偏好强度, 也同时包含了消费者对货币边际大小的感知。因此有学者建议对不同收入人群赋予不同的权重, 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些争议。
( 二) 在进行支付意愿调查时, 由于调查者需要向被调查者提出一些假设性的问题, 而这些假设性的问题是否可以反映被调查者个人真实的支付意愿则很难确定, 因此调查测量的有效性引起争议。一方面, 由于消费者的回答内容收到范畴效应的影响, 即当被问到的价格很大时, 由于被调查者对此大额交易不是很熟悉, 因此对价格的变化敏感度不强。另一方面, 由于被调查者个人原因, 可能存在调查者真实的支付意愿小于调查者回答结果的现象, 从而不能得到正真的支付意愿。
( 三) 由于该方法是在假定的条件下进行调查询问, 而这些假定的条件与真实的条件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而较难得到一个真实的支付意愿。而且被调查者可能会存在随着从假定条件向真实条件的转变, 支付意愿随环境变化发生变化。比如很多消费者有过这样的体验, 当牙齿不疼的时候, 消费者可能对于止痛药的意愿支付体现在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上, 但是当真正牙疼来临的时候, 而身边又没有止痛药, 此时消费者对于该药品的支付意愿会有一个较高水平的上浮, 以此来缓解疼痛带来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这种现象也体现在其他商品的消费中, 比如很多消费者在购车之前会有一个心理价位, 即在这一心理价位下购买符合消费者需求的车辆。但是在当消费者进入4S店进行车辆挑选时, 由于贷款优惠政策、产品偏好、消费者个人心理因素等原因导致消费者的心理价位会有所上升, 而这一心理价位会随着挑选时间的延长而有所增加, 直至增加的金额效用降到最低为止。
二、情境内支付意愿与情境外支付意愿
针对上面第三个原因, 笔者认为应将意愿支付分为情境内支付意愿与情境外支付意愿两大类。所谓的情境内支付意愿指真实情境中消费者消费某一商品或服务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而情境外支付意愿则指的是假设情境下消费者消费某一商品或服务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通过对两者因果关系的描述, 找出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 当无法这是体现消费情境时, 可通过对情境外意愿支付的测量预测出情境内意愿支付的真实值, 从而为企业制定正确的价格策略、生产计划及销售策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三、情境内 ( 外) 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一) 相关金融政策
情境内意愿支付会随着相关支持消费金融政策的实施而有多增加。如果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较少, 则该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而如果有较为便利的贷款政策等的支持, 则消费者会考虑增加意愿支付进行提前消费。
( 二) 需要的等级层次
如果该消费属于主要消费层次, 则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会高于次要消费, 以此来增加消费者的效用值, 增强满意度。
( 三) 消费产品类别
一般而言, 生活必须品情境内支付意愿与情境外支付意愿的差额会小于奢侈品。这是因为生活必需品由于其商品属性, 购买次数较多, 购买数量较少, 购买价值较小, 这类商品对于消费者效用值的增加效果不是很明显。而奢侈品因为价值大, 购买次数较少, 购买量与价格呈反比例关系, 而且这类商品对消费者总体效用值的增加效果较为明显。
( 四) 年龄
年轻人奢侈品的情境内支付意愿与情境外支付意愿差额会比较大, 而老年人对于药品和保健品的差额会比较大。
本文仅从理论上对情境内 ( 外) 支付意愿的概念与影响因素进行描述, 具体两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希望可以通过实证分析建立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模型, 为真实有效支付意愿数据的获取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浦科学, 翁淳光.基于支付意愿的健康投资项目评估[J].中国卫生经济, 2011 (12) .
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分析 篇6
关键词：土地利用,模型,区划,土地管理,城镇化,土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结构方程
在高速城镇化进程中, 城市与工业的迅速扩张不仅需要更多的土地做依托, 也需要大量的农民转移到城市和工业中去。在此社会背景之下, 农地被占用、农户退出土地转移进城已成趋势。另外, 农户兼业化现象在中国越来越普遍, 随着农户非农收入的不断提高以及城市落户政策的逐渐宽松, 使得大量兼业农户在城市定居, 而其农村的土地则处于低效利用、闲置落荒状态, 这无疑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所以,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提高耕地资源利用效率, 急需农民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 从传统的耕种农业中转移出来, 将耕地资源向种田能手与大户转移。因此, 制定并实施合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与政策, 不仅可以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也是解决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需求、土地需求的可靠出路与方法。
所谓土地退出, 是指农村居民自愿、有偿放弃宅基地使用权或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将土地以不同的形式退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由于农村建筑成本以及运输成本相对较低, 农民的居住环境普遍较差、住房面积偏小, 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多, 使“空心村”大量涌现, 而且农村“人走屋空”的现象愈发普遍。许多农民工在城市工作、落户之后, 由于存有“多一份宅基地, 多一份家业”的小农思想, 大部分农民工不仅在城市购房, 在农村也占地重建住宅, 但却不在农村居住, 这使得大量土地资源闲置, 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学术界对于宅基地退出的研究已几近成熟, 从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必要性研究, 到宅基地退出机制、退出模式及评价, 以及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和补偿意愿研究, 即便如此, 耕地资源大量闲置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本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进行研究, 分析影响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的相关因素, 以便为建立自愿、有序、有偿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制度提供参考。
目前存在的一种退地办法是, 农户在自愿、有偿的前提下将土地退还给农村经济组织, 对于被退回的土地, 在政府允许的前提下, 农户可以带着土地进城落户;当然学术界认为更有效率的一种方法是, 根据政府建立的土地退出机制, 引导具备进城落户的农民自愿、有偿的退出土地。然而无论是哪一种退地方法, 一定是建立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之上, 并给予农户一定的经济补偿。在样本农户中, 选择“非常不愿意退出土地”的农户有142户, 占样本农户的24.5%, 几乎1/4的受访农户对退出土地持极度否定的态度;选择“不愿意退出土地”的农户216户, 所占比例最高, 为37.3%, 前2项意愿选择的累计百分比高达61.8%, 说明在目前的社会背景条件下大多数农户仍不愿退出土地;对土地退出持中立态度的农户共计81户, 占样本农户的14%;选择“愿意退出土地”的农户有90户, 在样本农户中占15.5%, 而“非常愿意退出土地”的农户仅有50户, 所占比例最低为8.7%, 说明受访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并不强烈。
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浅析 篇7
一、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现状
(一) 生育数量
理想子女数有随年代更替而下降的趋势, 城乡居民理想子女数的变化不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居民的意愿生育子女数总体上都是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在乡村, 居民的主要意愿子女数为2~3人, 在城市则为1~2人。
1. 乡村居民生育意愿。
在调查研究中, 乡村居民意愿生育孩子数是2个的占一半以上, 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居民是意愿生育1个, 还有极小部分有不生育的意愿, 这三部分合计起来, 生育2个孩子及以下的生育意愿是占绝大多数的, 因此, 在乡村, “孩子越多越好”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但也存在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乡村居民还是意愿生育三个及以上子女。
2. 城市居民生育意愿。
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也呈现出数量减少的趋势。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被调查群体是将生育两个孩子作为自己的生育意愿数量, 约五分之三的是生育一个孩子, 二十分之一左右的则没有生孩子的意愿, 只有不足百分之一的被调查群体将三个及以上子女作为自己的意愿生育数量。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随着观念的转变、生活成本的提高而发生了改变。
(二) 性别偏好的改变
在中国乡村, 居民对于男孩的生育偏好已经有所减弱。“1男1女”的生育意愿成为了最为普遍的选择。在中国城市, 居民的男孩偏好要弱于中国农民, 甚至在部分城市出现对女孩的偏好。有数据显示, 当代城市青年在性别偏好方面, 选择“男女都一样”的占80.62%, 选择“男孩”的占7.53%, 选择“女孩”的占11.85%。在城市居民2孩意愿中, 有“1男1女”的儿女双全思想的人则占大多数。
二、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
(一) 外出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外出流动会降低女性对于意愿生育子女的数量。往往流动的育龄妇女的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就会较小, 为了目前生活水平的保证和受集中精力培养好一个孩子的思想影响, 意愿生育的子女数会越少。
(二) 国家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生育意愿一定程度上受生育政策限制的, 而且生育政策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数量的控制效果是较为明显的, “单独二胎”政策对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三) 自身的就业、职业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自身的就业、职业状况会直接决定着个人或家庭的经济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的高低, 也决定着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的高低, 会更进一步影响着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益。为了维持好家庭的消费水平和当期的生活质量, 会对意愿生育孩子数量进行控制。
调查表明, 不同就业、职业类型下的理想子女数存在着显著差异。行政机关人员、教育工作者、个体工商户、商业人员更希望生育两个孩子, 各职业中希望生育两个孩子所占比例分别为57.1%、51.9%、56%、97%, 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分别为40%、48.1%、36%、3%。而企业人员、服务业人员、交通运输人员、医护人员、自由职业者更倾向于一个孩子, 所占百分比分别为58.8%、60%、80%、53.8%、66.7%, 而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的比例为40%、39.4%、19.1%、45%、33%。可以看出, 除医护人员之外, 从职业来看, 生育意愿为1个孩子的比生育意愿为2个孩子的职业, 其收入水平和职业的稳定性相对稍差一些。在贫富差距较大的今天, 生育孩子所需要的成本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压力, 生育意愿不仅仅是自己和家庭的真正意愿, 还要受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为避免过重的家庭经济负担, 尽量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平, 意愿生育子女数为一个孩子的更为普遍。
(四) 配偶、双方父母的态度与意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调查表明, 城市80后独生子女的理想子女数与配偶、本人父母及配偶父母的态度与意见是显著相关的, 听从长辈意见、孝顺等传统思想在生育子女数量问题上有很大的影响, 生育子女的数量常常是配偶双方协商、与父母沟通之后达成一个共识。
(五) 孩子的教育与成长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当今社会, 各个家庭将孩子的教育奉为头等大事, 为了让孩子享受最好的教育环境, 集中精力和金钱去更好的培养孩子, 生育一个子女的意愿数量比意愿生育两个子女的更为广泛和普遍。当然也有被调查者认为, 生育两个子女可以相互帮助, 不会让孩子感觉孤独, 因此, 更意愿生育两个孩子。由此可见, 孩子的教育与成长会对家庭生育意愿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逐渐开放, 一定程度上生育意愿会发生改变, 但不会变化特别明显, 因此无需担心会发生人口激增等状况, 对生育意愿改变的影响总体来说还是相对较小的。
摘要：从国家开放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 即可生二胎 (如果前一胎为多胞胎, 则不适于此政策) 的政策后, 对于生育意愿是否会发生明显改变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基于此, 通过对80后、90后群体的调查来研究城市与乡村居民的生育意愿, 研究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及生育意愿在未来是否会有明显改变。
关键词：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单独二胎”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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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风笑天.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现状与比较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 2004 (4) .
[6]仲长远.当代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初探—对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社区两代人生育意愿的对比调查[J].青年研究, 2011 (5) .
[7]郑真真.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 2004 (5) .
女性延迟退休意愿对比研究 篇8
所谓退休,是指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机关工作人员达到一定年龄时,退出原来的生产和工作岗位,并按规定领取一定退休金的行为。延迟退休,即将退休年龄延后,并延后领取退休金的时间。延迟退休意愿,即愿意延迟退休的愿意程度。广大高级知识女性是实现中国梦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探索和研究她们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随着未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以及劳动力人口比重的逐步下降,延迟退休年龄将是大势所趋。
1、我国女性延迟退休年龄必要性
一方面,男女人口平均寿命差距较大。2010年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男性达到72.38岁,女性达到77.37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明显高于男性,高出4.99岁,然而现行退休制度中,女性工人,非管理岗位的女性50岁退休,比男性少工作l0个年头。
另一方面,女性受教育年限的不断提高。文化水平越高,其接受教育的年限越长,也就是说,其工作的实际年限就会缩短。这就意味着,投入的长时间的大量人力资本却换来了较短时间的回报。上升到社会层面,这无疑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经济发展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延迟退休年龄是缓解这一困境的重要手段。延迟退休已成为不可你转的趋势。
2、研究意义
女性退休年龄最多延迟15年,女性是否能够接受这一改变,值得关注。本次调查旨在了解女性对延迟退休的意愿状况。
首先,退休养老是关系民生的大计,政策的实施与民生联系密切。随着社会发展,男女教育趋于平等,女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高度,女性的贡献与作用不容忽视。所以,对于女性延迟退休意愿的研究可以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出提供参考与反馈。促进政策完善,从而提高人民对政策的满意度,利于实现人民幸福。
其次,利于延迟退休政策的顺利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涉及男女同龄退休问题,女性退休年龄调整较大,及时了解女性延迟退休意愿利于政策的不断完善和顺利实施。
二、调查分析
本次研究方法,通过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回收有效问卷192份,有效回收率百分之百。
将男女退休意愿对比来看,男性中愿意延迟退休的占22.06%,女性中愿意延迟退休的占19.35%;表示对延迟退休感到无所谓的女性比例明显低于男性;明确表示不愿意的女性占67.74%,比男性高7.44个百分点,非常不愿意延迟退休的女性比例高出男性8.96个百分点。可见,女性对于延迟退休的意愿明显低于男性。
访谈中一位女性下岗多年,经济收入不好,生活一直很困难,希望能够通过养老金来改善生活现状,表示自己盼望能早日熬到头,但延迟退休则意味着要多熬些日子,所以,她非常不愿延迟退休。
三、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同男性相比,女性的延迟退休意愿较低,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女性延迟退休年龄与其原退休年龄增长最多有15年之久,女性需要心理缓冲时间。其次,女性意识不断觉醒,女性开始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希望能够有更多时间自主支配,享受生活。第三,一部分年轻女性即将进入就业浪潮,女性就业难度往往大于男性,作为一名毕业女大学生,她们更希望社会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然而延迟退休年龄会相对减少岗位。第四,下岗女性工人群体往往文化水平较低,工作能力有限,再就业难度远大于男性,更加希望早日拿到养老金改善生活状况。第五,职场中,“女性玻璃天花板效应”依然存在,女性晋升几率远低于男性,延迟退休女性事业的进步空间依然小于男性,所以男性更愿意为了事业进一步上升而延迟退休。
四、政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所谓男女平等,就是在社会发展的各历史阶段中,两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均衡,所获得的社会资源与机会均等。随着社会发展,如今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与影响相比以往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国际趋势是男女退休年龄一致的国家越来越多,给予男女在提前或者延迟退休方面的平等选择权是大势所趋。
1、差异化延迟退休。
针对不同领域群体制定针对性延迟退休指标和计划,充分考虑不同劳动群体的身体状况、家庭环境、劳动者个人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制定合理计划。不可所有劳动群体“一刀切”地处理。
2、增加劳动者假期,如鼓励周末小短假。
让劳动者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休闲娱乐,提高劳动者工作期间的生活质量。将享受生活放到日常,而不是全部堆到退休后。
3、维护并尊重女性在工作中的平等权益,克服女性在职场中的“玻璃天花板”效应。为女性提供平等的、公正的发展平台。
4、必须尽快实现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而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有效实现有赖于合理的劳动力质量结构。若推行高级知识女性延迟退休政策,就能较好缓解高层次人才比例较低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现状,有利于实现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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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稜.论法定退休年龄的界定与调整[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5).
[6]魏征宇.城镇居民延长退休年龄意愿与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基于浙江省5座城市的调研[J].现代经济信息,2009(22):269-271.
政府决策与群众意愿 篇9
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和工作方法。有的地方这样做了，首先从调查群众意愿入手，了解他们最关心、最迫切、最普遍的需求，然后定下目标，拿出措施，规范政策，付诸实行。这样，得到群众拥护、支持，大家都满意。相反，如果只是闭门造车，往往脱离实际，难以成功。不妨试举一二例证：有的地方草率行事，把建设新农村简单化为建设“新村”，不经酝酿，径直迁并，导致对立。有的地方慎重其事，首先摸清情况，群众认为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解决看病难、读书难，管事者照着办了，皆大欢喜。这就表明不同地区情况不同、困难不同，只有抓住要害，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才能把事情办好。
还要看到，不仅在一个建制村内，各个自然村情况不同、问题各异，就是在一个几十、几百人的群体内，也会有不同需求和不同意愿。对应之道在于尊重多数，并且兼顾少数，将其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好。所谓凡事要统筹兼顾、平衡协调，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共创和谐的一条重要原则。
同样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的正确处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群众比较看重眼下利益，较少关注未来利益。这就需要对群众做好解释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清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提高其着眼长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俟共识形成后再行动，否则就暂缓之、等待之，切忌操之过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新课题、新事物、新任务。过去，我们做“三农’’工作积累了不少好经验，应当坚持和弘扬；同时，也不无若干不成功的教训，应当记取和镜鉴。提高执政能力，贵在实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又一次考验，也是又一次机遇，更是一次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实践。它还直接涉及行政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敢于和善于在政府决策与群众意愿之间建立互动机制，正是提高执政能力、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和正确选择。
员工选择海外外派意愿解析 篇10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中国经济与国际化接轨的发展进程的加大,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逐步壮大和发展。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中重要的人力资源配置中的一环:外派人员管理, 在现阶段成为企业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
外派人员 (Expatriates) 是跨国公司从母国选聘的、并派往海外任职的高级管理者或专业技术人员, 他们在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形成与子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工作状况的好坏对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实施和子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随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发展和全球化的步伐, 中国企业从母国选派的外派人员的数量与日俱增。但是, 西方跨国企业的外派人员管理实践中, 所面临的难题主要体现在:外派失败率高、外派人员的绩效水平低以及归国人员的流失。J.Stewart.Black和Ha1.B.Gregersen (1999) 研究发现, 10%-20%的外派经理由于无法胜任工作、工作不满或无法适应跨文化的新环境而提前归国。在完成任期的人员中, 近1/3无法达到预期目标。那些能够胜任海外工作的员工在外派结束后的一年内有1/4离开了公司。于此同时, 跨国企业还面临着越来越难以找到有意愿接受外派的员工的困境。
在对外派管理的研究中, 如何提高外派的有效性上, 研究的重点集中跨文化适应性、家庭影响因素、相关培训以及归国安置等方面。但是, 从员工的个人意愿方面, 是否接受外派的主观动机及原因, 也是需要企业关注并加以调适的工作方向。Tung (1987) 在对如何提高外派的成功率, 降低失败率的研究中, 对美国企业的员工外派管理进行了总结, 认为企业面临的外派管理的问题中, 外派经理人缺乏海外工作的动机是关系到企业外派管理成功与否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 关注员工的外派意愿能够帮助企业有针对性的调整外派管理举措, 以提高员工海外派遣的成功率。
二、对某中国跨国企业员工是否接受外派的意愿调查
某中国通讯设备公司近年在海外市场拓展迅猛, 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已经超过国内市场。由于在海外100余代表处的扩张和发展需要, 企业对国内的外派员工的需求与日俱增。近年来中国员工的海外派遣人数每年递增, 仍不能满足海外的外派员工的需求。
为了解员工对海外派遣的意愿, 在向公司万余名员工发放网上匿名调查问卷后, 共收回有效问卷8266份。
调查结果显示:
(1) 回复问卷的员工中60%愿意接受外派, 40%不愿意或暂时不考虑接受外派。
(2) 在愿意接受外派的员工中, 希望外派的原因88.4%为个人发展需要, 是主要的外派意愿因素;有3.36%的员工对外派的期限比较关注, 而关注公司所提供的激励措施的不到1%。
(3) 在不愿意接受外派的员工中, 主要的原因是家庭原因57.74%, 其次是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发展20.97% (认为在国内的发展更优于外派, 以及担心外派后归国的发展) , 认为组织保障不力的占5.82%;认为外派期限过长不能接受的占4.55%。
(4) 员工在考虑海外派遣时, 对公司所提供的支持方面的需求, 员工的回复情况如下:
a) 家属陪同方面:允许海外人员家属 (父母、子女、配偶) 探亲, 并给予生活上的支持, 如住房、一定的补贴、往返机票等支持, 77.4%的回复认为非常有价值;19.21%的回复认为有一定价值。
b) 建立海外回国人员的岗位安排机制:66.69%的员工认为非常有价值, 27.78%的回复认为有一定价值;6.37%的回复认为不确定、价值不大或完全没有价值。
c) 在外派前及外派服务期间提供适应性培训, 如生活适应、业务技能、海外知识、外语水平等:72.11%的回复认为非常有价值;24.08%的回复认为有一定价值;4.59%的回复认为不确定、价值不大或完全没有价值。
d) 增加海外人员回国休假时间的频度和长度:60.26%的回复认为非常有价值;31.64%的回复认为有一定价值;9%的回复认为不确定、价值不大或完全没有价值。
总结此次对员工外派意愿的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如下:
(一) 员工对个人的发展的考虑是最主要的接受海外派遣的原因, 也是主要的员工拒绝海外派遣的因素。
(二) 家庭因素是员工拒绝海外派遣的最主要的原因;
(三) 公司提供的各项激励举措, 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员工接受海外派遣, 但对员工的是否接受海外派遣的意愿来说, 已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四) 对外派期限的长短设计, 也会影响到员工接受或者拒绝海外派遣。
三、企业在选择员工海外派遣时, 从个人意愿角度需考虑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在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中, 如果企业从员工的个人意愿角度出发, 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引导员工的外派意愿, 适时调整企业的外派管理措施, 从而尽可能提高员工的外派意愿,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扩大有意愿接受海外派遣的员工的资源库, 进而使企业在员工海外派遣管理能够更具有主动权。
第一, 企业应当重点关注员工个人的职业发展的引导, 增强员工自主对个人发展的职业发展设计。建立国际化为导向的职业发展轨道, 在企业内部的晋升、待遇提升等方面向海外派遣的员工群体倾斜。除了员工在企业内部的发展, 企业应加强员工与企业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双赢”的意识培养。只有使员工对其发展的不确定性的顾虑降低, 才能使员工增强对外派的发展信心。
另一方面, 特别关注外派员工的其职业发展以及技能提升。对外派员工的归国职业发展道路的保障, 解除员工对海外派遣到期后的归国发展的后顾之忧。
第二, 员工家庭因素的调适和引导。家庭因素是导致员工拒绝海外派遣的最重要的因素。家庭因素包括了员工对家庭照顾的顾虑、家庭稳定性和子女成长环境等方面。尤其是在家庭照顾责任比较重大的员工, 这方面的影响力可能更大。因此, 如何降低家庭因素的影响对企业外派管理来说具有很重要的作用。Tung (1987) 的研究中, 分析了日本跨国企业相对于欧洲和美国跨国企业在提升外派的成功率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家庭的因素---家庭配偶的顺从和依赖。而对于欧美企业来说, 家庭因素则是这些企业外派失败的重要的原因。这些原因, 也同样是中国企业员工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 家庭因素来自于配偶、父母的反对的声音也会对员工在作出是否接受海外派遣的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目前在80后的员工, 独生子女的群体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倒三角形, 对家庭双方父母的照顾的责任, 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海外派遣的担忧, 越来越成为影响80后员工是否接收海外派遣的因素。
因此, 增强员工家庭对员工海外派遣的支持, 以及缓解员工对家庭因素的后顾之忧, 是目前在企业需要大批外派人员需求时的必要工作。
第三, 设计适合的外派期限。调查中显示, 外派期限的长短与灵活性是对员工外派意愿的影响的重要因素。从企业角度, 外派期限长短是与企业国际化战略和对员工职业发展导向息息相关。例如, 在Tung (1987) 的研究中表明, 美国的外派企业倾向于短期的外派计划, 但是日本和欧洲企业则倾向于采用相对长期的外派计划。相对长期的外派期限, 例如在3-5年的外派计划, 员工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者长期的职业发展, 企业也从长期外派计划中获得比短期外派更大效益。同时, 研究表明, 相对长期的外派时间, 外派员工在东道国的适应性能力才能得到有效发挥。但是, 从员工调查的角度发现, 员工倾向于更短的期限的, 或更加灵活的外派期限。因此, 在外派期限设计上, 需要综合考虑企业与员工不同的要求, 设置合适企业发展及员工接受意愿的外派期限计划。同时, 企业对于长期外派的员工提供倾斜性的奖励政策, 例如, 随外派期限的增加, 调整提高外派津贴、奖金系数、提高探亲时间和频次以及对长期外派员工的晋升保障等。
第四, 设计灵活的外派薪酬福利体系, 提高外派人员的外派收益。虽然调查显示在是否选择外派的意愿上, 员工对于薪酬福利并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但作为“保健因素”, 薪酬福利体系的合理和吸引力是保障员工外派成功的基本条件。
外派薪酬福利体系, 包括了企业内部奖励倾斜政策;对外派的各类津贴的设计, 如外派生活补贴、伙食补贴、地区补贴等;家属陪同或探亲的费用;优先调薪;外派期限的奖励和长期激励方式等。以保障外派员工的薪酬内外部竞争力。
综上所述, 关注外派员工的外派意愿, 并有针对性的对企业的外派政策及措施进行调整, 增强员工外派意愿, 为企业外派员工选拔储备更多的人才资源。
摘要：本文分析了从中国某跨国通讯设备制造公司对内部员工的接受海外外派意愿调查情况, 分析了影响员工外派意愿选择的因素, 并提出了企业可以采用的方法, 以提高员工对海外外派的意愿, 为企业外派员工选拔储备更多的人才资源。
关键词：海外外派,员工意愿,职业发展,家庭因素,外派期限,薪酬
参考文献
[1]、邱立成, 成泽宇:《跨国公司外派人员管理》, 载《南开管理评论》, 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