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养老意愿

老人养老意愿（共7篇）

老人养老意愿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也面临着人口快速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在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的背景下,国家正大力发展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机构养老在我国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已由补充地位上升为支撑地位,成为应对失能老人、空巢老人逐渐增多的有效方式。在此背景下,研究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探索能最大限度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养老制度,对于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学术界围绕机构养老开展了广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的现状。既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对机构养老的意愿很低(郅玉玲,2002;夏海勇,2003)。二是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已有研究主要从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健康状况等方面来研究。部分学者认为,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状况、对社会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认知程度对其养老模式选择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王彦方、王旭涛,2014;张文娟、魏蒙,2014);而田北海等(2012)则认为,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并不完全是一种“经济理性”,而是一种嵌入生活境遇的“情境理性”。另有部分学者研究了新农保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何军等,2015)。

对以往的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学术界关于机构养老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不同因素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关系还没有得到经验数据的充分检验。目前学术界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研究不但结合了社会保险等宏观因素,还结合了老年人自身特征、家庭经济特征等微观因素,但与老年人养老需求意愿息息相关的家庭照料能力并未得到专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从是否有配偶、居住情况、健在子女数量和目前起居照顾情况四个方面描述了老年人家庭照料能力,探究家庭照料能力对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的影响。

二、数据与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源于相城区政府2014年组织的“相城区老年人情况调查”,这次调查在相城区下辖的4个镇、4个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1个高铁新城和1个旅游度假区进行,共获得60岁及以上老年人有效样本52273个。

调查的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老年人基本情况,二是健康状况,三是养老需求调查。这三部分的调查为研究老年人晚年生活现状及养老需求意愿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持。

2、样本描述

被访者的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在性别比例方面,男女样本比例相对均衡,接近于1∶1。在收入方面,由于绝大多数老年人为农村户口,以前从事的是与农业相关的工作且文化程度很低,68.44%的老年人月收入在900元以下。被访问老人目前健在的子女数平均仅为2.23个,没有配偶的孤寡老人占18.81%,其中独居的老人占被访问对象总体的9.85%。随着年龄的增大,老人的健康就越差,需要的照料便会越多。

传统的家庭照料主要包括老伴和儿女子孙在内的家庭成员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从调查的数据来看,现如今社会的家庭照料能力显然不足以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而机构养老作为社会化养老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调查数据看愿意选择到养老机构养老的老人仅占1.97%。家庭照料能力是否会对老年人机构养老的意愿产生影响,影响老年人机构养老的意愿具体有哪些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的计量分析。

3、变量测量

(1)因变量。因变量定义为“是否愿意到养老机构养老”,愿意=1、不愿意=0。

(2)自变量。为了探究家庭照料能力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本研究设置了四个自变量:是否有配偶、居住情况、健在子女数量和目前起居照顾情况。

(3)控制变量。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涉及样本的个人特征、经济特征和健康状况,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退休前职业、月收入状况、有无子女经济支持、房屋产权、慢性病数量、日常活动能力(ADL)、器具性日常活动能力(I-ADL)、认知能力,各变量定义的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4、研究模型

是否选择机构养老是一个二元选择问题,因此,本文采用成熟的二元Logit模型进行分析。令Yi=0表示不愿意选择机构养老;Yi=1表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老年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概率和Logit模型可写为:

(2)式中,P表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P(/1-P)表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与不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之比,定义为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意愿机会比率。自变量Xi为影响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因素,各个系数βi表示自变量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影响程度,其取值等于意愿机会比率的变化率,正的系数表示该自变量有利于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并且系数越大表示他们愿意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就越大。

三、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先考察家庭照料能力对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的影响,再逐步将个人特征、经济特征和健康状况因素放入到计量模型中,结果如表2所示。

从模型(一)来看,家庭照料能力对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是否有配偶跟老年人的机构养老需求意愿呈负相关关系。老年人的居住情况与机构养老需求意愿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独居老人相比,和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的老人选择到养老机构养老的意愿更低。健在子女数方面,子女数与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目前健在的子女数越多,反映出家庭照料资源越丰富,给老人提供照料的能力就越强,老年人更愿意选择留在家里养老。目前起居由谁照顾方面,相比于自己照顾自己的老年人,由其他人照顾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对机构养老产生需求。跟自己照顾自己的老年人相比,这部分老年人的健康情况可能更差,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同时缺乏来自包括老伴在内的家庭成员照料更容易产生机构养老需求意愿。

从模型(二)来看,当加入个人特征变量之后,家庭照料能力对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的影响关系依然存在。在加入的个人特征变量中,性别与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相比于女性而言男性更可能产生机构养老需求意愿。年龄与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年龄越高的老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越低。在户籍方面,户籍与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从事农业相关职业的老年人相比,退休前从事非农相关工作的老年人更可能产生机构养老需求意愿,从事非农相关工作的老年人一般都是生活在城市,对机构养老等新型养老方式的接受程度会比一直在农村工作生活的老年人高。在文化程度方面,跟小学以下学历的老年人相比,小学学历的老年人不愿意选择去养老机构养老,而初中及以上学历的老人更愿意选择到养老机构养老。

模型(三)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经济特征变量。这时家庭照料能力对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的影响关系依然存在,而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新加入的经济特征这个变量中,有无子女经济支持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月收入状况方面,相比于月收入900元以下的老年人,收入越高的老年人对机构养老需求的意愿越高,但这种影响关系在月收入达到2501元以上才是显著相关的。这说明了机构养老服务对老年人经济收入方面的要求有“瓶颈”效应,只有在达到一定收入水平以上的老年人才会对机构养老产生有效需求。

模型(四)是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加入健康状况变量。从结果看,家庭照料能力对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的影响关系依然存在,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新加入的健康状况变量中,慢性病数量与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日常生活能力(ADL)与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相比,需要帮助和能够自理的老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更低。

综上分析表明,家庭照料能力对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结果具体反映在有无配偶、居住情况、健在子女数量和目前起居由谁照顾四个变量与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的相关关系上。四个回归模型的检验表明这一影响关系是具有稳健性的,即家庭照料能力越强的老年人,其机构养老需求意愿越低。另外,户籍、退休前职业、月收入状况、有无子女经济支持、慢性病数量、ADL也对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影响关系是稳健的。

四、结论与思考

本文基于苏州市相城区老年人情况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性分析和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家庭照料能力对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家庭照料能力与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家庭照料能力越强的老年人,其机构养老需求意愿越弱;家庭照料能力越弱的老年人,其机构养老需求意愿越强。这反映在家庭照料能力的四个变量中,有无配偶、居住情况、目前健在的子女数量与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目前起居由谁照顾与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外,老年人户籍、退休前职业、月收入状况、慢性病数量与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老年人有无子女经济支持、日常活动能力(ADL)与机构养老需求意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老年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住房情况对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注:*P<0.1;**P<0.05;***P<0.01,变量一列括号内为参照组,四个模型中的括号内系数为T值。)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家庭照料能力弱化和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应将机构养老作为家庭养老的一种补充方式,尤其是要关注孤寡老人和贫困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在加快发展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以巩固和支持家庭养老的同时,也要加快发展能够满足老年人医护需求的养老机构,既要符合老年人自身意愿,也要考虑到子女的实际情况,更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与配合。在家庭照料能力弱化和延续“尊老”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包括养老机构在内的社会化养老方式,促进养老资源供给主体和养老方式的多元化,提高当前养老模式的总体适应性,保障老年人晚年的幸福生活。

摘要：本文基于苏州市相城区52273位老年人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家庭照料能力对老年人机构养老需求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照料能力与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基于分析结果,结合老人自身意愿及家庭照料能力,本文提出对于家庭照料能力强的老年人,可以继续采取家庭养老模式;对于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可以鼓励和引导其进入养老机构;对于孤寡老人和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政府应给予更多帮助的建议。

关键词：家庭照料,机构养老,需求意愿

参考文献

[1]何军、王恺、陈文婷:新时期参保农民养老意愿的调查分析[J].经济问题,2015(1).

[2]郅玉玲:江南三镇农村老人的养老状况及意愿比较[J].西北人口,2002(2).

[3]夏海勇:太仓农村老人养老状况及意愿的调查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3(1).

[4]王彦方、王旭涛:影响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和养老模式选择的多因素分析——基于对留守老人的调查数据[J].中国经济问题,2014(5).

[5]张文娟、魏蒙:城市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J].人口与经济,2014(6).

[6]田北海、雷华、钟涨宝:生活境遇与养老意愿——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2(2).

老人养老意愿 篇2

成都市作为西南地区重要中心城市, 截至2013年12月现有户籍人口11, 877, 464人, 其中60岁及以上老人人口2, 355, 823人, 占总人口的19.83%。《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 到2015年末, 成都市将初步形成“9073”养老格局, 即90%的老年人通过自我照料和社区服务实现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通过社区提供的各种专业化服务实现社区照料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集中养老。目前成都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是什么?作为养老格局中“托底和支撑”角色的社会养老机构的服务现状如何?面临哪些问题急需解决?政府应以何种方式, 针对社会养老服务的哪些关键环节进行投入和协调?为了了解这些问题, 对今后政策制定和企业布局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持, 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资料收集及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 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对成都市五城区 (成华区、金牛区、锦江区、青羊区、武侯区) 、龙泉驿区、温江区、新都区及都江堰市、彭州市的老年人、部分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社会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分为3个层次进行:一是针对成都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养老需求的调查, 共回收问卷1, 110份。二是针对有选择机构养老意向的老年人调查其对养老院、老年公寓服务内容及条件的需求, 共回收问卷227份。三是对8家私立和公立养老机构、7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基本情况, 以及249名社区和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进行调查。数据分析主要采用频数分析方法、Friedman秩和检验。

二、研究结果

(一) 调查对象对养老服务与养老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情况。

在对1, 110名老人的调查中, 其平均年龄为75.99±9.70岁。表1显示, 老年人对身、心、社会三方面养老服务需求最迫切性的是医疗保健服务, 其次分别为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社会参与。对于养老社会化服务需求, 从整体来看, 居于前四位的养老社会化服务的内容分别是定期体检、生病时的护理、生活照料及健康咨询, 其比例分别为44.7%、46.4%、34.6%、32.4% (见图1) 。对其他社会化服务的开放性问题分析结果显示, 有2名老年人希望提高护工的服务质量及加强护工的管理。

(二) 老年人对机构养老 (养老院和老年公寓) 服务及条件的需求情况。

1. 老年人选择养老院的原因及费用。

在227名有选择机构养老意向的老年人群中, 选择养老院排名前三位的原因分别是自己喜欢 (43.3%) , 减轻子女负担 (31.3%) , 子女意愿 (12.0%) , 其它原因 (13.4%) 。在选择养老院费用上, 58.3%的老年人选择1, 500~2, 500元之间/月的养老院, 27.8%的老年人选择2, 500~3, 500元之间/月的养老院;81.3%的老年人愿意支付10万以下的入门费用, 16.8%的老年人可以承受10~20万的入门费用。

2. 老年人选择养老院考虑的因素及担心的问题。

通过对数据进行Friedman秩和检验分析, 从表2可见, 老年人选择养老院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养老院的医疗救护设施情况, 其次是养老院的环境;对精神层面上的人文关怀需求几乎与健康餐饮的需求同等重要。而表3数据显示, 老年人选择养老院最担心的问题仍然是缺乏老年护理专业人员和就医不方便。而心理关怀、费用过高和软硬件等问题, 排在其后。

注:单向有序相关样本, 使用Friedman秩和检验, 描述统计量使用四分位数间距。

注:单向有序相关样本, 使用Friedman秩和检验, 描述统计量使用四分位数间距。

3. 老年人选择养老公寓的倾向。

为了更好地了解老年人选择养老公寓的倾向, 问卷分别从选择老年公寓时关心的因素、期望具备的配套设施、期望具备的体育活动设施、期望提供的物业管理和专业护理服务、关心的周边环境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查。

注:单向有序相关样本, 使用Friedman秩和检验, 描述统计量使用四分位数间距。

注:单向有序相关样本, 使用Friedman秩和检验, 描述统计量使用四分位数间距。

注:单向有序相关样本, 使用Friedman秩和检验, 描述统计量使用四分位数间距。

数据显示, 在所调查的人群中, 58.3%老年人对自助性老年公寓有较高的兴趣, 而且50.0%老年人偏爱21~30平米面积的房间。养老公寓的环境绿化、服务态度、配套设施、物业管理、价位及交通位置是老年人选择老年公寓时较为关心的因素。其中, 最期望具备的配套设施是:保健中心紧急呼叫、营养餐厅、医保定点 (见表4) 。这与对养老院的关注项目几乎一致。在期望具备的体育活动设施上, 排名前四位的分别是:健身步道、多功能活动厅、太极广场、室外健身设施。最期望提供的物业管理和专业护理服务依次是:紧急救护、定期体检、文化娱乐活动 (见表5) 。而对周边环境需求排名前三位的是:具有医院、公交车站和老人用品店 (见表6) 。

(三) 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组织管理现状调查结果。

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包括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 是目前各种养老类型中实施最多的两种模式。社区养老是以社区为平台, 整合社区内各种资源, 为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 如老年食堂、老年人日托中心等形式, 但老年人依然居住在家里或社区。机构养老则是在养老院或老年公寓等机构中养老。为了解其管理现状、从业人员现状及需求, 为未来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数据基础。此次调查分别在这2个模式的群体中进行。选取了8家机构养老, 其中公立5家, 私立3家;7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其中公立4家, 私立3家;249名社区和机构养老从业人员进行调查。

1. 机构养老服务资源与现状调查结果。

(1) 机构养老资源现状评估。在所调查的机构养老服务中, 公立养老机构的床位数都普遍高于私立, 而且入住率也偏高, 尤其是以医养结合为特色的养老机构的床位数处于紧张和缺乏状态。在人员配置上, 后勤人员资源大都处于饱和的状态, 但无论私立还是公立都缺乏医生、护士和护工。8家机构养老服务中, 5家缺乏资金, 而7家难招到从业人员, 5家的人员流失严重, 50%的机构认为从业人员缺乏护理技能, 缺乏行业标准, 缺乏对老年人能力评估和服务需求评估工作。

(2) 机构养老人力资源分层管理现状和培训需求。8家机构养老中, 只有一所公立医院和1所私立医院对人力资源进行了分层管理, 其他机构都处于起步状态。其中, 公立医院的管理较为成熟, 已根据护士资格证、学历、职称、年龄进行了分层管理和分配工作。在所调查的机构中, 数据显示急需培训人员类型依次是:护理人员、管理人员、医生。而希望的培训形式以短期脱产集中培训、养老机构自己举办培训班为主。

2. 社区养老服务资源与现状调查结果。

(1) 社区养老服务资源现状评估。在所调查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中, 管理人员、医生、护士资源的配备情况参差不齐。部分社区则反映资源很匮乏。所调查的7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中, 普遍缺乏资金, 部分机构难招从业人员或从业人员流失严重、从业人员缺乏护理技能。缺乏有从业资格的医生有4家, 缺乏护理人员的有2家。7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都认为第三方监管较为到位, 监管方式和内容较为齐备。

(2) 所在片区养老形式的需求及养老服务迫切性认识。不同片区对养老形式的主要需求有所不同。其中, 家庭养老是多数社区最主要的需求。其次依次为养老院、家政养老, 反而社区养老不是主流需求。而养老服务迫切性上, 日常生活照料、医疗保健, 精神慰藉是主要的需求形式。

(3) 社区养老机构人力资源分层管理现状和培训需求。7家社区养老机构中, 只有3家对人力资源进行了分层管理, 其他机构仍处于起步状态。在所调查的机构中, 数据显示急需培训人员类型依次是:护理人员、社工人员。而希望的培训形式是以短期脱产集中培训、社区养老机构自己举办培训班为主。

3. 养老服务机构从业人员调查结果。

在本次调查的养老从业人员中, 社区养老从业者的平均年龄为42.81±14.590岁, 平均工作年限为14.66±13.188;机构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9.62±14.886岁, 平均工作年限为4.98±6.204。

此次调查数据显示, 无论在社区养老还是机构养老从业者中, 女性所占比重大于男性, 分别为71.6%和76.9%。两种机构中从业人员的性别及文化程度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但从业人员担任的工作构成具有较大差异, 社区养老机构与机构养老从业人员中, 生活护理员均占主要比重 (社区养老生活护理员占40.3%, 机构养老服务的生活护理员占49.5%) 。社区养老从业人员中后勤人员较多, 占29.9%, 机构养老服务的后勤人员仅为5.5%。而机构养老中护士较多, 占19.2% (分配不均衡, 医养结合的机构养老中护士数量较多, 其他机构养老的护士普遍较为缺乏) , 社区养老中护士仅为6%。

三、讨论及建议

(一) 成都市社会养老服务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

1. 供需关系不平衡。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作为需求方的老年人养老服务的普遍需求是医疗健康问题, 而在选择和考虑机构养老时, 无论是养老院还是老年公寓, 首要考虑的问题还是医疗健康问题, 其包括医疗救护设施情况、是否缺乏老年护理专业人员和就医不方便、是否配套营养餐厅、医保定点、定期体检、周边是否具有医院。而在所调查的8家机构养老及走访的数家机构养老中, 虽已经或正在形成两种医养结合模式, 即“整合照料” (养老机构中设立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中设立护理院) 、“联合运行” (与定点医院建立双向转诊机制) 。但供需关系扭曲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 即具有医养结合的机构数量缺乏, 而且其养老床位数一直处于紧张和匮乏的状态, 大量有需求的老人难以入住;而缺乏医疗辅助的机构, 虽然硬件配置到位, 但入住率不高、空余大量床位、资金不足而难以为继。

社区养老是以社区为平台, 整合社区内各种资源, 为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让老人住在自己家里或所辖社区, 同时得到家人照顾和由社区相关服务机构和人士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或托老服务。从理论上说, 它吸收了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 更适合中国国情, 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但在此次社区养老调查中发现, 家庭养老是多数社区家庭最主要的需求方式。其次依次为养老院、家政养老, 反而社区养老不是需求的主流模式。探究其原因在于目前大部分的社区养老服务还处于初级阶段。许多功能职责的完成还处于机构慈善捐资和志愿者服务的状态, 而服务设施通常只能提供日间照料的功能。社区周边优质医疗机构, 由于自身资源紧张, 以及医患关系、医疗纠纷等潜在风险, 缺乏提供医疗支持的动力。因此, 社区老人急需养老服务之一的医疗保健, 目前只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完成一年一次的体检和建立健康档案, 社区服务与医院之间大多处于一种隔离的状态。大部分医疗机构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合作仍处于初期建设阶段, 没有形成“支撑辐射”、无缝隙对接的模式。

2. 缺乏对老年人能力评估和服务需求评估工作。

民政部在2013年8月提出《关于推进养老服务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 (民发[2013]127号) 》。其目的是由专业人员依据相关标准, 综合分析评价老年人生理、心理、精神、经济条件和生活状况, 从而确定老年人服务需求类型、照料护理等级以及明确护理、养老服务等补贴领取资格等。其包括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评估、机构养老服务需求评估和补贴领取资格评估等。但在目前调查的养老服务机构中, 养老服务评估工作大多处于起步状态, 缺少评估的专业人才, 许多细节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

3. 医疗和护理人员资源匮乏, 缺乏护理分层服务构架。

此次调查数据显示, 机构养老在人员配置, 后勤人员资源上大都处于饱和的状态, 但无论私立还是公立都缺乏医生、护士和护工。8家机构养老服务中, 7家难招到从业人员, 5家的人员流失严重, 50%的机构认为从业人员缺乏护理技能, 缺乏行业标准。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调查也显示出同样的情况, 7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中, 缺乏有从业资格的医生有4家, 缺乏护理人员的有2家。部分机构难招从业人员或从业人员流失严重、从业人员缺乏护理技能。而且无论在机构养老还是社区养老的人力资源分层管理上, 大部分的机构都处于起步状态。究其原因, 一是缺乏相关的医生和专业护理人员;二是养老护工劳动强度大、福利待遇低, 在职称评定上无法享受与医疗机构执业人员同等的待遇。此外, 在现有社会养老机构中, 缺乏系统的护理分层服务。

(二) 思考和建议。

1.试点扶持拥有附属医院、医学教育的综合性院校, 以协同创新平台为依托, 发展医养结合模式, 构建医、养、学三位一体的系统。如上所述, 目前养老体系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为供需不平衡, 即广泛的医疗健康需求与现有部分机构的单一功能不匹配。缺乏医疗护理的专业性分层人才, 以及养老过程中所辐射出的经济和管理问题。这些综合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类相关行业利用各自的人才、学科、科研等优势资源协同完成。综合性院校拥有整合和发展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三大重要元素, 即医院、人才 (医学护理、心理、管理、经济和法律专业人才) , 以及培训和教学科研平台。它们可成为实践、理论相互转化的一个良好平台, 有利于养老服务体系的良性、可持续性发展。一是附属医院可以尝试“整合照料”和“联合运行”医养结合模式。加强自身, 或与周边社区的医养结合试点。二是各类专业人才可以渗透入试点模式的各个关键点, 研究现存体系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建议。比如, 护理人才针对护理分层服务, 提出相应的分层标准和服务范畴。经济管理人才针对目前缺乏医保支持政策方面, 提出相应的对策。而具备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律、社会保障的人才可积极投入养老服务评估工作的建设。三是各类教学平台可针对医养结合实践中面临的具体问题, 补充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细化教学内容, 加强对教学中养老护理、管理、老年病治疗板块的内容扩充。同时, 协助民政部门、社会养老机构完成人员的短期专业培训任务。

2.建章立制, 加大政策引导。针对养老中的瓶颈问题, 给予更多的政策优惠和保障。比如在社区与临近医院合作中的政策支持与引导, 医养结合试点单位的工作规范标准, 基本医疗保险与养老服务之间的衔接管理制度等。

摘要：为了了解成都地区60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需求、社会养老机构的服务现状及面临问题。本文通过方便抽样的方法, 对成都市五城区、龙泉驿区、温江区、新都区及都江堰市、彭州市的老年人、部分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社会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主要采用频数分析方法、Friedman秩和检验进行数据分析。调查数据显示成都地区社会养老服务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是供需不平衡。老年人医疗健康问题的广泛需求和现有部分养老机构的单一功能不一致;二是缺乏对老年人能力评估和服务需求评估工作;三是医疗和护理人员资源匮乏, 缺乏护理分层服务构架。建议试点扶持拥有附属医院、医学教育的综合性院校, 以协同创新平台为依托, 发展医养结合模式, 构建医、养、学三位一体的系统, 对社会养老服务进行补充和完善。政府应建章立制, 加大政策引导。

关键词：社会养老机构,养老服务需求,医养结合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2011~2015年) (国发[2011]6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1-12-16

[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3]3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3-9-6

[3] .张晓峰.力推试点工作创新发展模式——解析《民政部办公厅、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J].社会福利, 2014

[4] .四川省人民政府.成都市2013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 (2014年) [EB/OL].[2014-5-6]http://www.sc.gov.cn/10462/10464/10465/10595/2014/5/6/10300863.shtml.

[5] .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1年) [EB/OL].[2011.4.11]http://www.chengdu.gov.cn/special/template/index.jspC lassI D=021245

[6] .王素英, 张作森, 孙文灿.医养结合的模式与路径——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调研报告[J].社会福利, 2013

[7] .谢婷, 郑绪琳.社区养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城市养老新选择[J].经济研究导刊, 2013

[8] .张文灿.力推养老服务评估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解读《民政部关于推进养老服务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J].社会福利, 2013

[9] .宁素荣, 张会君, 尹娇, 黄菲, 刘涛.英国养老护理人员培训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J].临床决策与管理, 2011

老人养老意愿 篇3

关键词：养老方式,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加之家庭结构小型化、少子化时代的到来,我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养老困境。为缓解巨大的养老压力,应对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各级政府和部门着眼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养老模式。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明确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框架。

在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不断转型的情况下,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养老观念也在逐步发生转变。处于新型养老理念和养老方式构筑期,不同养老方式与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密切相关。面对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如何进行养老资源的科学配置是构建有效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为此,有必要深入分析老年人的养老方式意愿,了解哪些因素影响了老年人的养老方式意愿选择并对其合理性进行分析,从而为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和有效缓解养老资源供需矛盾提供有效支撑。

近年来,关于养老需求与养老方式问题在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也取得了诸多的成果。在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方面,有研究指出,目前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首选仍然是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的需求并没有被释放出来从而导致市场并不发达,但多元化的养老方式选择趋势已经开始出现(段小刚,2012);也有研究指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和家庭结构小型化、空巢化的出现,以及人口流动的日趋频繁,居家养老的现实性逐步降低,社会化的养老方式逐步完善(陶涛等,2014)。在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上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因素,由于老年人群体内部贫富差距的存在,老年人对不同养老方式的承受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经济条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老年人的养老方式选择(赖伟军,2008);二是健康因素,重度不能自理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要远高于身体自理能力好的老年人(姜向群等,2014),同时不患慢性病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的意愿比患慢性病的老人更强烈(杨敏等,2012);三是家庭因素,依靠子女养老是城市老年人养老方式的主要偏好,有子女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同住或选择居家养老,而不愿入住养老机构,同时丧偶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比例相对较高(褚湜婧等,2010);四是环境因素,养老机构服务质量问题是影响养老机构入住率的重要因素(刘红,2009);五是观念因素,相对于认为养老靠国家的老年人,认为养老靠自己或靠子女的老年人选择传统居家养老的可能性更大(张琪等,2014)。

可见,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主观因素主要是指老年人不同的养老观念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养老方式选择;客观因素主要是指老年人的养老方式选择会受到经济条件、个人自身健康情况、家庭状况和客观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对老年人养老方式的现实选择上,忽略了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的视角。尽管老年人的养老方式意愿并不意味着老年人实际的养老方式选择,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老年人的潜在需求。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与其现实选择的差异则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养老意愿没有得到满足的一系列原因。本文从主客观方面综合分析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2013年北京市朝阳区老年人养老方式与服务调查数据,调查以该区若干个街道、地区和区委老干部局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发放了4010份问卷,共收回问卷3968份,剔除无效样本66份,有效问卷为3902份,有效问卷率占回收问卷的98.34%。

(二)变量选择

本文以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问卷中体现为“如果不考虑相关因素制约,您理想的养老方式是什么?”)为因变量,赋值分别为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3项,并分别赋值1、2、0。自变量见表1。

(三)研究方法

文章对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一方面,通过描述性分析了解目前北京市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的基本情况,并通过交叉分析从直观上反映不同类别的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的差异;另一方面,根据因变量属性,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北京市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

三、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从总体上来看,在养老方式意愿中,有67.3%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有17.7%的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15%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这同笔者对目前北京市老年人养老方式现实选择研究的数据相比,出现了很大变化,在目前北京市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中,选择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比重分别为95.3%、2.8%和1.9%。当老年人不考虑其他相关条件制约时,老年人养老意愿选择中,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比重有了较大程度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当前老年人养老方式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

对数据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可以看到(见表2),老年人的个人自身状况中,性别对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选择的影响不显著,男性和女性对3种不同养老方式意愿的选择差异不大;而年龄对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选择有着显著影响,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意愿越来越强烈,而对于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意愿则相对减弱,60～69周岁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为63.3%,9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则达到73.8%,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加更渴望有家庭的归属感;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的养老意愿选择也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越弱,相应的社区养老或机构养老的意愿越强,小学及以下学历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为73.2%,而大专及以上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仅为61.4%,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传统的养老观念逐渐被社会化的现代养老观念所代替;身体自理状况对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选择的影响不显著,但直观上看,身体自理能力越好的老年人越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身体自理能力差的老年人社区或机构养老意愿更强烈;户籍和居住地对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选择的影响不显著,但直观上看农村户籍或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较非农业户籍或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相对较高,也就是说非农业户籍或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或机构养老的意愿稍强。

家庭状况中,婚姻状况对老年人养老意愿选择的影响不显著,有配偶或单身老年人对3种不同养老方式意愿的选择差异不大;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养老意愿选择的影响较显著,随着子女数量增加,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意愿更加强烈,而无子女或子女数量少的老年人选择社区或机构养老意愿则相对较强,无子女的老年人选择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意愿分别为60.4%、19.8%、19.8%,而有4个及以上子女的老年人选择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意愿分别75.1%、14.1%、10.9%。

经济状况中,收入情况对老年人养老意愿选择的影响比较显著,数据显示,月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为71.8%,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意愿分别为15.0%和13.2%,随着收入的提高,月收入达到5001元及以上时,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则下降到57.3%,相应的社区和机构养老意愿分别上升到16.2%和26.5%,表明随着收入的提高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意愿呈下降趋势,而选择社区和机构养老意愿则有上升趋势;自己/配偶名下房产情况对老年人养老意愿选择的影响不显著,但数据显示,自己/配偶名下有房产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稍高于没有房产的老年人。

在养老观念方面,不同的认知对老年人养老意愿选择的影响比较显著,秉持养老靠自己或靠子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更强烈,达到70%以上,机构养老意愿则只有11%左右;而认为养老应该靠政府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则显著下降,只有57.6%,同时机构养老意愿则上升至21.9%。

(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文选择SPSS18.0中的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其中优势比指的是回归系数的自然指数值,它表示的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每变化1个单位,结果出现概率与不出现概率的比值是变化前相应比值的倍数。

回归结果显示,在调查对象选择居家养老意愿的回归结果中,年龄、受教育程度、生活自理状况、子女数量、收入状况和养老观念均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而性别、户籍、居住地、婚姻状况和房产拥有状况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注:*:P<0.05;**:P<0.01;***:P<0.001;N=3902。

与此同时,在调查对象选择社区养老意愿的回归结果中,只有收入状况和养老观念两个因素对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产生影响。总体上来看,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的人群特征与机构养老意愿的人群特征差异不大,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社会性特征所形成的。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则是两种具有典型差异的养老方式,能够体现出不同类别老年人的养老方式意愿,因此本文仅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的回归结果进行解释。

第一,在个人自身状况方面,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生活自理状况均对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意愿有显著影响,而性别、户籍和居住地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影响不显著。回归结果显示,在年龄上,60～69岁和80～89岁年龄段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分别是9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62.7%和66.4%,也就是说老年人年龄越大,居家养老意愿就越强烈,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对于家庭和亲情的依赖心理更明显;在受教育程度上,小学及以下学历和初中学历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分别是大专及以上老年人的1.52倍和1.45倍,这就说明老年人的学历水平越低,居家养老意愿越强烈,而学历高的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的可能性更大,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老年人认识到传统养老方式的局限性,对机构养老等新兴养老方式更容易接受;在生活自理状况上,完全自理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是不能自理老年人的2.08倍,也就是说,当身体自理能力好的时候,老年人对于居家养老的意愿更强烈,而身体自理能力越差的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则越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对照护需求考虑或被动者选择的结果。

第二,在家庭状况方面,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婚姻状况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影响不显著。回归结果显示,无子女、有1个和2个子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分别是有4个及以上子女的55.5%、63.8%和63.1%,也就是说,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意愿越强烈,相应的机构养老意愿越弱。

第三,在经济状况方面,收入情况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有显著影响,而自己/配偶名下房产状况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影响不显著。回归结果显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1001～2000元、2001～3000元和3001～4000元的老年人养老意愿分别是月收入5001元及以上老年人的2.27倍、1.93倍、1.98倍和1.81倍,也就是说,老年人收入水平越低,居家养老意愿相对越强烈,这也印证了经济条件是选择机构养老的重要因素。

第四,养老观念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也有显著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秉持依靠自己和依靠子女养老观念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意愿,分别是持有依靠政府养老观念老年人的2.520倍和2.257倍,即老年人对自我能力和子女支持的认同越高,居家养老的意愿就越强烈,而对政府的依赖心理越强,则越倾向于机构养老意愿。

四、结论与讨论

(一)养老观念是影响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的重要因素

养老观念是一种主观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老年人的养老生活选择。养老观念越倾向于依赖自己或子女的老年人对居家养老等传统方式的意愿更强烈,而养老观念越开放则越倾向于社会化的养老方式。同时,养老观念对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子女数量这一因素得以印证,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越可能产生更多的子女依赖,容易产生依靠子女养老的观念,即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的养老方式,回归结果也表明子女数量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的可能性越大。除此之外,养老观念是在生活和经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同受教育程度也有一定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养老观念越开放,越容易接受多样化的养老方式,这也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选择社会化养老的可能性越高的原因之一。

(二)生活自理能力与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存在显著影响

生活自理能力是一种客观约束,可能制约着老年人养老生活的主观意愿。生活自理能力较好的老年人是选择传统养老方式的有利条件之一,当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较差的时候,特别是面临着少子化的情况下,传统的养老方式可能就面临着生活照料等一系列难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老年人考虑选择社会化的养老方式。回归结果也显示,随着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的可能性降低,转而更多地选择机构养老等社会化养老方式。

(三)收入状况对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产生影响

收入状况也是影响老年人养老方式意愿客观条件之一。不同养老方式依赖的经济基础不一致,从而导致不同经济状况下老年人主动或被动选择相应的养老方式。回归结果显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大大提高,一定程度上表明机构养老依赖着较高的经济基础,而居家养老由于没有床位费等一系列支出,在不请保姆或钟点工时的养老成本相对较低。收入水平高的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相对较强,说明机构养老对部分人群具有排斥性。这其中可能存在两种缘由:一是老年人的养老收入水平低,二是机构养老费用高或公益性不强。这就要求不断完善多样化的养老方式供给,增加其可及性。

事实上,养老方式意愿和养老方式的现实选择之间,往往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因为养老方式意愿的实现往往会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需要逐步通过政策引导、多方力量支持,保障老年人愿意而且有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一方面,要引导老年人的养老观念逐步开放,当传统的家庭养老无力支撑时,社会化的养老方式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养老方式的出现都是为了老年人更加健康、幸福地生活,不同养老方式的实现需要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从而保障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时能够相应地提高养老生活质量;同时,应当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每个老年人都有能力选择合意的养老方式。总之,当传统养老方式面对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养老方式逐步多样化的背景下,日渐开放的养老方式不仅为老年人的养老方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使得养老更精细化、更有针对性。

参考文献

[1]高晓路,颜秉秋,季珏.北京城市居民的养老模式选择及其合理性分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2(10).

[2]段小刚.影响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因素分析——基于天津市城区调研数据Logit二元选择模型分析的视角[J].天津经济,2012(10).

[3]陶涛,丛聪.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J].人口与经济,2014(3).

[4]姜向群,刘妮娜.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4(1).

[5]杨敏,钱英.城市社区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护理研究,2012(1).

[6]褚浞婧,孙鹃娟.影响城市老年人养老意愿诸因素分析[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

[7]刘红.中国机构养老需求与供给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9(4).

老人养老意愿 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采用随机抽样方法, 在知情同意情况下, 抽取蚌埠市龙子湖社区常住居民, 年龄≥60岁, 在2015年10-12月以入户调查的形式, 共发放问卷228份, 回收有效问卷208份, 有效回收率为91.23%。

1.2 调查方法

在参考大量相关文献、咨询相关专家的基础上自行编制调查问卷, 对问卷进行反复修改, 并通过预试验, 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27。调查问卷由2部分组成: (1) 一般人口学资料, 包括文化程度、婚姻、月收入、职业、健康及经济状况等。 (2) 目前的养老现状, 包括目前的居住方式、日常生活照料现状、养老方式的选择、社会参与满意度、医疗服务的利用情况等。调查者为本人和经过培训的蚌埠医学院的部分学生, 在调查过程中, 按照统一指导语说明问卷填写方法, 并当场回收问卷。

1.3 统计学方法

对问卷资料用Epidata3.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与一致性检验, 单因素采用χ2检验, 多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受调查的社区老人共208人, 其中男78人, 女130人;60~69岁65人, 70~79岁86人, 80~89岁52人, 90岁以上5人;文化程度:文盲32人, 小学46人, 初中79人, 高中及中专33人, 大专及以上18人;已婚208人, 已婚中丧偶29人;59.1%月收入在2 000元以下, 40.9%月收入高于2 000元;收入来源:82.2%来自离退休工资, 4.8%来自养老保险金, 8.7%来于子女供养, 0.5%来自低保, 3.8%源于其他;90.4%的老人参与医保, 5.3%全公费医疗, 4.3%全自费医疗;有慢性病者147人;自觉身体状态良好的148人, 自觉身体较差的54人, 自感身体很差的6人;91.4%老人生活能自理, 7.2%半自理, 1.4%不能自理;无子女6人, 1个子女47人, 2个子女57人, 3个子女56人, 4个及以上子女42人。

2.2 养老现状

调查的社区老人68.7%选择在家庭养老, 27.9%有意愿在社区居家养老, 3.4%会在机构养老;25.5%老人与子女同住, 61.5%与配偶居住, 11.5%独自生活, 1.5%以其他方式生活;在日常生活照料中, 7.2%经常需要照顾, 32.2%偶尔需要照料, 60.6%不需要照料;在需要生活照料时, 68.5%愿意选择由配偶照顾, 28.6%会选择让子女来照料, 2.9%会倾向护工及其他人来照料;在老人患病时, 56.6%愿意到各级医院就诊, 33.3%会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1%到诊所就医。

2.3 养老方式选择的单因素分析

以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为因变量, 以年龄、文化、婚姻状况、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等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 可见文化程度、婚姻、月收入、子女数、自理能力及社会参与满意度影响老年人养老方式的选择 (P<0.05) 。见表1。

2.4 养老方式选择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多因素回归分析分别以养老方式的选择方式作因变量 (y) , 以年龄、文化程度、婚姻、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月收入、子女数、自觉健康情况、自理能力、就诊选择、社会参与满意度10个因素为自变量 (x) , 在α=0.05时, 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提示影响养老方式选择的因素是年龄、文化程度、婚姻、月收入、子女数、自理能力和就诊选择 (P<0.05) 。见表2。

3 讨论

3.1 养老意愿的现状分析

本文中, 27.9%选择社区居家养老, 68.7%选择家庭养老, 显示家庭养老是大多数老年人首选的养老方式, 与李超等[2~6]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该调查的老年人经历过较为艰难的岁月时代, 尚不能接受通过付费来满足养老服务的消费观念。政府对老年人的补贴政策少、额度低、老年生活创造劳动价值少、经济收入水平低等因素影响, 对养老服务的支付能力受限。此外, 老人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觉得到社区或者是机构养老是不体面的行为。社会机构养老尚未得到老年人的普遍认可[2], 与我国的社会养老机构的发展面临着政策、体制、资金、人才等问题有关。我国的家庭养老存在不足, 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不完善, 体制不健全, 养老服务内容单一, 服务对象以“三无”和“五保”为主, 养老服务提供停留在满足老年人物质保障和医疗保障层面[7]。鉴于我国的家庭观念和养老模式都与日本、新加坡传统的养老方式相似, 可以借鉴国外的养老模式经验, 结合当地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配套的养老措施, 重视家庭功能在养老中的重要作用, 极力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意愿, 努力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探索医养护一体融合发展的服务模式, 促进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

3.2 养老方式选择的单因素分析

3.2.1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对养老方式的影响进入单因素分析中, 文化程度越高的老人更倾向选择家庭养老的方式, 文化程度低的老人倾向选择社会机构养老的方式, 可能是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较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从事的体力劳动少, 身体机能程度损害较小, 对医疗卫生的需求较文化程度低的人少, 但是对于个人生活的品质要求和精神需求比较高, 与王慕然等[8]研究结果相同。这提示养老服务部门应根据不同老年人的需求状况, 提供适时有效的养老服务措施。

3.2.2 婚姻状况

调查显示不同的婚姻状况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无配偶的老人更倾向选择与子女一起的居家养老, 在情感交流的需求及陪伴的需求均高于有配偶的老年人。与李爱芹[9]的研究报道相一致。提示家庭情感支持对老年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

3.2.3 经济水平

本文结果显示47.1%的老年人经济收入水平在1 000~2 000元, 经济收入高的老人比收入低的老人在医疗、康复、生活照料及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高, 养老方式更愿意选择能提供丰富养老服务的居家方式。该调查社区大多数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有限, 没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养老服务, 因此老人多选择由家人承担照护的家庭养老方式。

3.2.4 自理能力

本文调查中7.2%的老人生活半自理状态, 1.4%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 结果显示自理能力低的老人对健康服务和生活照料的需求较自理老人的需求度高, 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增加。可能与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和健康状态, 养老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需求逐步呈现有关。提示应基于现有行政体制和社区资源, 集医疗、养老、康复、健康管理、生活照料于一体, 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相衔接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10]。

3.2.5 社会参与满意度

本文中94.7%的老人对社会参与度满意, 社会参与满意度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有显著差异, 社会参与满意度高的老人更愿意选择家庭养老, 满意度低的老人更倾向选择社区或者机构养老。为此, 应该鼓励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及其他人群提供志愿服务, 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时, 也应该充分挖掘老年人自身所具有的能力, 让其为其他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 以加强其生活乐趣[3]。对于身体相对健康、活动能力强的居家养老群体, 要重视提供发展与参与的条件, 包括学习、交流及娱乐等, 让其参与到社会活动中, 发挥余热, 完善自我,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增进健康[6]。充分调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性, 完善全方位的居家养老服务, 坚实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 为多元化养老模式的协调发展做好基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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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胜芳.城乡居民养老需求状况调查分析——以温州为例〔J〕.经济论坛, 2014, 28 (10) :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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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光荣.天津市居民养老需求及其对策〔J〕.城市, 2012, 8 (7) :47-50.

[7]谢伟.促进居家养老服务多元化发展——以积极老龄化为视角〔J〕.发展, 2014, 27 (4) :84-85.

[8]王慕然, 徐贵华, 孟娣娟.关于城市老年人养老需求的调查分析——以西京市四卫头社区为例〔J〕.西部中医药, 2014, 27 (3) :85-87.

[9]李爱芹.城市空巢老人的生活状况与社会支持实证研究——徐州市为个案〔J〕.社会工作, 2007, 20 (3) :43-45.

老人养老意愿 篇5

关键词：以房养老,养老方式,人口老龄化

一、研究背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养老问题备受瞩目。在目前形成的养老格局中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是承担养老重任的三大主力军。但由于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时间晚、老龄化进程快,体系建设不是十分完善,加之“4-2-1”的人口家庭结构、少子化时代的到来,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养老负担越来越沉重。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巨大的养老压力,养老方式在我国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灵活化等特点,“以房养老”这一新兴养老方式应运而生。

“以房养老”,从广义上来讲,是指老年人为实现晚年各种养老需求,既可以把拥有自主产权的房产通过出租出售等方式抵押给相关机构来换取养老金或入住养老院,又可以将房产留给最后对自己尽忠尽孝、提供照顾服务的人。

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开始尝试“以房养老”的新型养老模式,随之欧洲、亚洲等国家开始纷纷效仿,这不仅丰富了“以房养老”的理论,同时在实践方面也积累了诸多经验。我国兴起和采纳“以房养老”的养老方式相对较晚。2003年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孟晓苏,作为“以房养老”的第一位提倡者,提议建立“反向抵押贷款”,让拥有私人房产并愿意接受投保的老年居民,享受“抵押房产、领取年金”的寿险服务。在我国南京、上海、北京等城市开始出现“以房养老”的雏形。“以房养老”的实践模式在全国部分城市有了一定发展,但并没有达到理想效果。

一些学者认为,“以房养老”方式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房产市场发展的成熟度,“以房养老”模式的核心无疑是房屋,供需双方关注的焦点是对房产的评估,不仅要考虑当期的房价水平同时还有长期折旧、利率等因素,目前我国房地产评估机构还极不规范,有争议的评估结果势必会阻碍“以房养老”模式的发展(刘楠楠,2013);二是年龄因素的不可预测性,“以房养老“发展方式涉及两方面的年龄障碍,一方面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无法预测,另一方面住房反向抵押的时间过长可能造成供给方的支付增加等问题(朱劲松,2007);三是承办主体的合作与配合,“以房养老”业务具有投入资金多、风险大、收益慢等特点,而金融、保险等机构对此会觉得复杂,不愿意承办这样的业务,因此对一些承办主体没有构成极强的吸引力(胡耀祺,2008)。

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发现人们接受“以房养老”的意愿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一是年龄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选择“以房养老”的比例是逐步下降的;二是文化程度,随着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以房养老”意愿也逐步上升;三是子女状况,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多,选择“以房养老”的比例呈U字型分布,无子女和子女数量超过4个的老年人更倾向于接受“以房养老”;四是收入水平,月收入水平越高,选择“以房养老”的比例越多(田淑芳,2012);此外,健康状况与参加“以房养老”意愿呈正相关(闫春宁等,2011);每月消费额越高,对反向抵押贷款的需求就越强烈(张冉等,2009);“违背传统观念”和“担心子女埋怨”以及如何处理好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是“以房养老”能否得到广泛开展的重要因素(刘大唯等,2011;朱劲松,2011)。

可见,“以房养老”发展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指这一养老方式的实施需要一个稳定、正确、健康的环境,也就是政府、养老机构、金融行业等机构提供的政策、市场等保证;而内部因素是指老年人自身的情况、家庭状况、收入状况、养老观念等问题。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3年北京市朝阳区老年人养老方式与服务调查数据,该调查选择在该区24个街道、19个地区和区委老干部局,针对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共发放4010份,共收回问卷3968份,剔除无效问卷66份,有效问卷为3902份,有效问卷率占回收问卷的98.34%。

(二)变量选择

笔者认为没有房产的老年人对是否接受“以房养老”认知存在偏差,户籍制度主要考虑的是房产的价值问题。删除问卷中没有房产和户籍为农业户口两部分数据后共有2570个样本。本文以老年人是否愿意采取“以房养老”的养老方式作为因变量,自变量见表1。

(三)研究方法

文章对北京市老年人“以房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一方面,通过描述性分析,了解目前北京市老年人“以房养老”意愿的基本状况,并通过交叉分析从直观上反映不同情况的老年人“以房养老”意愿选择的差异;另一方面,本文采取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确定老年人“以房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

三、老年人“以房养老”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老年人“以房养老”意愿的描述性分析

从总体上来看,有40.2%的老年人表示愿意接受“以房养老”的养老方式;有33.4%的老年人不愿意接受“以房养老”这一新兴养老方式,还有26.4%的老年人表示说不清。对“以房养老”态度说不清的老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以房养老”是一个新兴事物,对它的认识不是十分清晰;另一方面随着新事物的不断发展,社会政策的汇集以及社会宣传力度的加强,这种“说不清”的态度在未来可能发生变化。

对数据进行交叉列联表分析可以看到(见表2),老人的个人状况中,性别对“以房养老”的接受程度没有显著影响,男性和女性可以接受“以房养老”方式的都占40%左右;而年龄对“以房养老”意愿有显著影响,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老年人对“以房养老”的接受程度逐渐降低,60～69周岁的老人接受“以房养老”比例达43.8%,90周岁以上的老人则仅占34.6%;受教育程度对其影响也非常显著,受教育程度越高,老人对接受“以房养老”的认知越强烈,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接受“以房养老”的比例占49%,小学及以下学历的老年人仅占36.9%;身体自理状况也是影响老年人对“以房养老”方式认知的重要因素,身体自理程度越好,越容易接受“以房养老”的养老方式,完全自理的老年人中有43.5%愿意“以房养老”,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接受“以房养老”的可能性仅占36.7%,基本上可以看出能够自理的老年人更愿意接受“以房养老”;居住地对老年人“以房养老”的认知产生的影响不大,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有41%的接受“以房养老”,37.3%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表示接受“以房养老”。

家庭状况中,有配偶的老年人接受“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要大于单身的老年人,有配偶的老年人接受的比例在41.8%,单身的老年人接受的比例为36.1%;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接受“以房养老”影响很明显,无子女的老年人接受“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达到70.6%,远远超出了有子女的老年人,有3个或者4个及以上子女的老年人选择“以房养老”的可能性都在32%左右。

经济状况中的月收入水平和养老观念对老年人接受“以房养老”方式有显著影响,结果显示,除了月收入1000元及以下的,其他几个收入段的老年人接受“以房养老”的可能性,基本符合U型分布;养老靠自己的老年人更愿意接受“以房养老”,占比为45.8%,而养老靠子女的老年人为35.5%。

(二)老年人“以房养老”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文因变量为是否愿意接受“以房养老”。笔者在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删除了对“以房养老”的态度为说不清这一部分样本,着重分析愿意接受“以房养老”和不愿意接受“以房养老”的群体差异,因此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的自变量包括个人自身状况(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自理情况和居住地情况)、家庭状况(婚姻状况、子女状况)、经济状况(收入状况)、养老观念。回归结果(见表3)中,优势比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结果出现概率与不出现概率的比值是变化前相应比值的倍数。

第一,在个人自身情况中,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接受“以房养老”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自理状况、居住地对“以房养老”的接受度没有太大的影响。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接受“以房养老”意愿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老年人相比接受的可能性更大,是小学及以下学历老人的1.555倍,这充分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接受“以房养老”。这一点与本文的研究假设一致。同时也说明接受教育程度越高,思想观念较为开放,受传统养老观念的束缚相对更小一些,因此对这一新型“以房养老”方式就越容易接受。

注:*:P<0.05;**:P<0.01;***:P<0.001。

第二,家庭状况中,子女数量对接受“以房养老”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无子女老年人接受“以房养老”的可能是有4个及以上子女老年人的2.637倍;有1个子女的老人接受这种方式是4个及以上子女老年人的1.068倍;有2个子女的老年人接受“以房养老”是有4个及以上子女的老年人的85.1%;当老年人有3个子女时,选择“以房养老”方式的可能性是有4个子女老年人的61.2%。从总体上来看,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多,老年人“以房养老”意愿呈现出U型分布。而婚姻状况对是否“以房养老”影响不显著,但优势比为1.097,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有配偶的老年人比单身老年人更容易接受以房养老。

第三,经济状况中,老年人每个月的收入水平对老年人接受“以房养老”没有显著影响。出现与描述性分析不一致的结果,原因可能是由于回归分析是模型中因素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这一点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对相关因素的交互性做进一步讨论。

第四,养老观念对“以房养老”的选择也有重大影响。持养老靠自己观念的老年人,较持养老靠子女或靠政府观念的老年人更加倾向于接受“以房养老”。这一结论与本文的研究假设也是一致的。一般认为养老要依靠自己的老年人,有非常独立的养老意识,不局限于传统的养老方式,观念更加现代,容易接受新生事物。

四、结论与讨论

(一)子女因素是影响老年人是否接受“以房养老”观念的重要因素

子女的数量越多,老年人对“以房养老”观念接受程度偏低。同时,养老观念这一因素也可得以论证,认为养老靠子女的老年人比认为养老靠自己的老年人接受“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此无子女的老年人要比子女多的老年人接受“以房养老”可能性更大。这也说明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对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影响仍然非常重大,此外房产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在许多老年人看来不仅仅是“家”的象征,它也是家人团聚、聚集、交流的地方。如果用变卖或者出租房产来换取晚年的安详和幸福,这对老年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此积极引导老年人的养老观念,正确认识“以房养老”的重要性。不能够让传统的思想阻碍老年人接受新的养老方式,“以房养老”是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

(二)受教育水平与是否接受“以房养老”存在显著影响

受教育水平越高,接受“以房养老”的可能性就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知识水平也相对较高,视野也比较广,对于新事物接受的也比较快。因此,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老年人权衡了“以房养老”的利弊之后,还是认为“以房养老”是可以被接受的。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不断呈现出多样性、灵活性特点的同时,不完全拘泥于选择某类或某种养老方式。

(三)养老观念对老年人接受“以房养老”产生影响

研究发现靠自己养老的老年人会更加倾向于接受“以房养老”。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老年人的自主能力和意识越来越强,老年人认为晚年生活应该靠自己独立安排和支配,这种独立的意识加上自身身体技能的下降,以及晚年经济收入的下降,使老年人更加愿意接受“以房养老”。而依靠子女的老年人认为,这是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其他或者是依靠政府养老的老年人受中国的传统观念影响认为要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尤其是作为财产象征的房屋。还有部分老年人认为,应该依靠政府养老,可能没有必要对自己的房产进行考虑。

总之,子女因素、受教育水平、养老观念都是影响老年人接受“以房养老”观念的重要因素。面对“以房养老”的新型养老方式,积极引导老年人的观念,并做好政府、金融等方面的保障,多方参与。面对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使养老保障的压力不断减少,“以房养老”不失为一种值得选择和推广的模式,而积极探索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是应对此问题的良策。积极正确的引导,合理的客观环境,“以房养老”会成为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下解决养老保障问题、分散养老保险风险的新思路、新模式。

参考文献

[1]刘楠楠.“以房养老”模式在中国受挫的原因及其政策建议研究[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3(6).

[2]朱劲松.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中三大不确定因素的探讨[J].中国房地产金融,2007(8).

[3]胡耀祺.“以房养老”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D].上海:复旦大学,2008.

[4]田淑芳.“以房养老”意愿调查报告——基于合肥、安庆、淮南三城市的调查[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5]闫春宁,祝罗骁,张翔,等.上海市居民以房养老意愿研究[J].价值工程,2011(1).

[6]张冉,范子文.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需求分析——基于北京市的相关调查数据[J].技术经济,2009(9).

老人养老意愿 篇6

关键词：老龄化,以房养老,需求意愿,有序Logistic模型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据联合国统计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依据200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资料,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10%,总抚养比为42%,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国家[1]。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截至2014年底,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06%,总抚养比为36.2%,人口红利期已经远去,老龄化也愈演愈烈。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显著、区域差异明显等特点,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

在老龄化进程加剧、养老资源短缺、养老保障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探寻新的养老模式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以房养老正是为“房产富人、现金穷人”而推出的金融创新产品。以房养老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格兰,随后在美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家得以应用和推广,其中美国是研究发展以房养老最为成熟的国家,其理论和实践均走在世界的前列。国外学者主要从风险、定价及社会价值等方面对以房养老进行了研究。

Adam Creighton等通过敏感性分析,得出资产证券化能使贷款机构以较小的费用得到较长期限的保护,是一种对长寿风险进行有效管理途径的结论[2];Seungryul Ma et al对BKU模型进行了改进,并把房产最终变现时间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最后运用蒙特卡洛对该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得出房价升值率和利率对贷款机构预期损失产生较大影响的结论[3]。David W Ramussen et al认为以房养老对于贷款机构来说存在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风险,但是以房养老相对于其他贷款业务来说,仍具有较高的利润率,原因是借款人预期寿命一般高于实际寿命,贷款机构可以提早收回房产[4]。

国内对以房养老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以定性研究为主。刘江涛等探索了贷款发放实际时限、贷款期末房产价值、利率波动等不确定因素给金融机构带来的风险,并提出商业保险、设定最长贷款期限等对风险的防范意见[5];马德功等提出以房养老是对养老模式新的尝试,不仅是养老保障的有效补充,而且能缓解养老资金不足的难题,并构建了成都市以房养老模式[6]。除此之外,国内一些学者对以房养老需求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初步研究。张琪等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北京市朝阳区养老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养老观念、老年人受教育水平、子女状况等因素对以房养老需求意愿有显著性影响[7];曹强等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得出完善养老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传统养老观念对以房养老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作用[8]。

二、概念界定与基本假设

(一)以房养老概念界定

以房养老,也被称为“倒按揭”或“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是指拥有房屋产权、满足年龄限制的老年人,将房屋产权抵押给保险公司或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应的金融机构在对老年人的现有年龄,身体状况,预期寿命,房屋的现值、终值,利息成本,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多方条件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将房屋的价值按月度或年度支付给老年人,直到老人去世,此后金融机构获得房屋的产权[9]。与其他抵押贷款不同的是,以房养老的老年人不但可以将房屋价值提前变现,而且享有房屋的居住权直至死亡,金融机构获得房屋产权后,可以对房屋进行出租、拍卖或者销售,来偿还贷款本息。

(二)基本假设

本文在查阅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及自身对以房养老理解的基础上,认为个人特征、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代际支持4个方面是影响以房养老需求意愿的主要因素,且影响程度不尽相同,现作以下假设说明。

假设1:以房养老需求意愿与个人特征有关。例如,男性老年人较女性老年人接受新事物能力强,可能更愿意参与以房养老;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越大;身体状况越差,参与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越大等。

假设2:以房养老需求意愿与家庭环境有关。例如,家庭子女越多,参与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越小;与子女关系越差,参与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越大;家中60岁以上老年人比重越大,参与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越大等。

假设3:以房养老需求意愿与社会环境有关。例如,现有以房养老资源越丰富、养老制度越完善,参与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越大;“养儿防老”观念越深刻,参与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越小;对以房养老了解越多,参与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越大等。

假设4:以房养老需求意愿与代际支持有关。子女给予父母的生活照顾、精神需求越多,参与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越小;老年人照顾隔代的频率越大,参与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越小等。

三、模型建立

(一)模型选择

本文所研究的因变量为以房养老需求意愿(非常不需要、不需要、一般、需要、非常需要)5个连续等级,且为定性研究,很多只能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适用。而Logistic回归研究的因变量为定性变量,满足以房养老的定性要求,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 有序Logistic回归原理。

设Y表示以房养老需求意愿且有m个等级的有序变量。以本研究为例,m=5,即Y1为“非常不需要”,Y2为“不需要”,Y3为“一般”,Y4为“需要”,Y5为“非常需要”。XT=(x1,x2,…,xn)表示自变量X的矩阵。等级j(j=1,2,…,m)的概率记为P(y≥j|x),那么等级大于等于j (j=1,2,…,m)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对式(1)进行Logit变换:

而有序Logistic的回归模型定义为:

该模型实质上是把m个等级分为两类,即{1,2,…,j}和{j+1,j+2,…,m},基于此定义的Logit表示m-j个等级的累加概率P(y≥j|x)和前j个等级的累加概率(1-P(y≥j|x))之比的对数,故该模型也被称为比例优势模型。

2. 模型回归参数解释。

回归系数βj (j=1,2,…,n)指其他变量在保持不变时,某一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对数优势或Logit Pj的平均变化量。若βj=0,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Y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若βj>0,则表示随着自变量的增大,Y落在有序分类数值较大端的概率更大;同理,当βj<0,则表示随着自变量的增大,Y落在有序分类数值较小端的概率更大。

然而,事实上Logistic回归是直接解释优势比(Odds Ratio,OR),而不是回归系数βj。优势比是指:某一自变量在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变化一个单位,因变量相对的优势比OR的平均变化量。具体来说,若a、b分别表示两个不同取值的Xi,则优势比OR=exp[βj(b-a)]。优势比通常被当成效应指标,来衡量自变量对于所对应因变量优势的影响程度。

(二)变量选取

本文问卷通过大量查阅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在遵循系统性、客观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综合选取了老年人个人特征、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代际支持4个关键性因素指标,并进一步选定21个解释变量加以说明,变量选取及赋值如表1所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组成员在哈尔滨市进行的问卷调研,调研时间为2015年12月,地点在哈尔滨市8个辖区老年人口较集中的社区,调研共发放700份问卷,除去部分无效问卷,得到合格问卷520份,问卷合格率为74.29%。在本次调查中,男性老年人占48.6%,女性老年人占51.4%,平均年龄为69.3岁,月收入均值为1657.2元,家庭子女数量均值为2.6人。

四、实证分析

(一)单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

为研究每一自变量对以房养老需求影响的显著性,分别将每一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中的单因素回归结果所示。

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的性别、月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与子女关系、拥有独立房产数量、现有养老资源如何、怎样看待“养儿防老”、对以房养老的了解、子女给予的精神慰藉、老年人照顾隔代的次数等方面与以房养老需求意愿有显著或部分显著的关系,而老年人年龄、婚姻状况、心理状况、家庭子女数量、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态度、老年人最看重谁的意见、60岁及以上家庭成员数量、对现有养老制度态度、子女给予的生活照顾、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等方面对以房养老需求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以下对回归结果做具体解释与分析。

个人特征方面,男性老年人对于以房养老的需求高于女性老年人需求的17.4%,说明性别对以房养老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符合假设说明;月收入水平较低者更愿意参与以房养老,因为以房养老可以填补资金的部分空缺;在受教育程度上,初中、高中/专科、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以房养老意愿分别是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的1.102、1.538、1.976倍,说明文化程度越高,参与以房养老的积极性越高;从身体状况看,身体状况越差,参与以房养老的积极性越高。

家庭环境方面,与子女关系越差,参与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越高;拥有两套房产和三套及以上房产的老年人以房养老的需求度比拥有一套房产的老年人低20.7%、78.2%。不难理解,拥有房产的数量一般与经济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如果在现有经济水平下,已经足够享受到较高档次的生活,那么以房养老产生的边际效用就微乎其微,也就没必要参与以房养老。

社会环境方面,老年人对现有养老资源越满意,参与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越大;对“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越根深蒂固,依靠房产来养老的可能性就越小;对以房养老了解程度上的差异,显著影响以房养老的需求,了解程度越深,以房养老的可能性越大。

代际支持方面,子女给予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和老年人对于隔代照顾的次数与以房养老需求呈负相关关系。从老年人得到的“回报”看,当家中子女经常给予老年人精神慰藉时,说明子女对于老年人的关怀能力较充足或子女对老年人关心的主观意识较强烈,则老年人对以房养老的依赖性较弱;从老年人对家庭的“付出”看,当老年人时常隔代照顾孙子女/外孙子女,说明老年人在家庭中被需要度较大或老年人对于隔代照顾的主观意识较强,则参与以房养老的必要性就较小。

以上单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的过程,仅是从某一自变量选入模型所进行的拟合分析,并没有反映出这些自变量相互影响时对以房养老需求意愿的作用效果,下面将4个方面的已显著自变量选入模型再次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

(二)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

在进行多因素统计分析时,将所有已显著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和检测,最终纳入模型的变量和拟合结果如表2中的多因素回归结果所示。

由表2可知,当个人特征、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交际支持4个方面同时作用时,个人特征的影响程度总体减弱较大,而其他3个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弱,表现为部分变量未进入模型,但进入模型的变量对以房养老需求的影响更加显著。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老年人月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关系、现有养老资源如何、对以房养老的了解、老年人照顾隔代的次数对以房养老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

以个人特征为例,选入模型的自变量仅有月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两个变量,两变量对以房养老需求意愿的影响与单因素研究时结果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两变量在不同分段时,优势比的差异度更加明显。同样,对于其他变量结果类同,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可知,影响以房养老需求意愿的因素除了个人特征外,还包括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代际支持等的影响。在我国传统养老模式及传统观念仍旧普遍存在的社会背景下,对以房养老这种新型养老模式的认识与接受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及我国以房养老开展以来的实践,提出以下政策与建议。

注:*p<01、**p<0.05、***p<0.001;括号内为参照组。

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首先,做好前期宣传。以房养老在我国属于新生产品,被理解与接受是其顺利开展的前提和基础,而政府部门是非盈利机构且有着长期的公信力,对以房养老进行前期宣传,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例如,70年的土地使用权应加以明确,制定借贷双方的保护机制,政府应做好兜底工作等。最后,加强过程监督。以房养老具有风险大、关联性高、周期长等特点,业务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尽量使借贷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相互制衡。

2.对产品进行合理设计。

针对以往产品设计不合理的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比如美国的HECM计划是一种较为灵活的养老方式:对借款人来说,资金可以一次性领取、在生命期限或固定期限内按月领取或者选择在信用额度范围内依需领取;终止的原因除借款人去世外,还包括借款人永久不在抵押房屋内居住或者借款人出售抵押房产;对借款人的继承人来说,可以还清贷款赎回房屋或者选择不作为;对于继承人放弃赎回权的房产,金融机构可以选择出租、出售或拍卖等方式处置房产。我国在以房养老产品设计上尚需不断进步与完善。

3.建立PPP模式。

PPP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型项目运行模式,主要是通过公私合营,基于风险和利益共存原则下,来提供某些公共项目或服务,目前在我国的基础建设领域应用较为广泛。以房养老首先是一种金融产品,离不开金融机构的参与;其次,具有养老性质和显著的社会属性,因此也是政府的职责;最后,需要大量的资金且面临巨大的风险。在PPP模式下,对以房养老项目进行设计、融资、运营和管理,充分发挥政府和金融机构各自的优势,以期为我国提供高质量的养老产品。

4.逐渐改变传统思想。

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四二一”家庭已逐步占主导地位,养老难度日益加大,特别是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一些夫妻将面临赡养4位老人和养育两个子女的双重压力,养老难度将会更加突出。鉴于养老的严峻形势,加强宣传以房养老的力度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让人们了解该产品的益处,然后逐步动摇根深蒂固的传统养老观念。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养老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可以响应国家的“二胎”政策,达到双重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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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dam Creighton,Henry Hongbo Jin,John Piggott,et al.Longevity Insurance:A Missing Market[J].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2005(50):417-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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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avid W Ramussen,Isaac F Megbolugbe,Barbara A Morgan.The Reverse Mortgage asan Asset Management Tool[J].Housing policydebate,2005(8):173-194.

[5]刘江涛,张波.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8(4):141-146.

[6]马德功,李靓.“以房养老”中国模式探析[J].西南金融,2014(3):35-38.

[7]张琪,栾海英,张栋.北京市老年人“以房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调研世界,2015(11):19-23.

[8]曹强,张宇,虞文美.“以房养老”模式的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4(6):71-80.

老人养老意愿 篇7

关键词：农村,中年妇女,养老意愿

1 前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扩大, 养老问题日益得到关注。近年来, 农村中年妇女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同时, 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纵观国外关于养老意愿的研究, 较偏重于对老年人选择养老居住地行为的差异进行分析。在相关研究中, 有学者探讨了影响老年人居住方式的因素。同时, 也有学者专注于老年人居住方式在某个或某几个社会人口学特征上的差异性分析, 比如真实收入、子女数量、婚姻状况、性别等。以上大多以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国内对农村养老意愿问题的研究, 成果颇丰, 比如通过二分类变量模型对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居民养老意愿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在出资比例合理的前提下村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意愿较强, 年老时用土地换取最低生活保障的意愿增强, 在代际关系视角下, 对农村中青年与其年老父母供养关系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中青年农民养老选择方式的决定因素。另外, 也有学者针对一些特殊人群 (如农村男性、中青年妇女) 做了养老意愿的研究。

以往研究基本揭示了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 并对影响其养老意愿的因素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讨, 但其研究主要是从大的区域范围 (如中西部农村地区、城乡之间等) 进行比较研究的, 且研究对象大多是宽泛的农村年老居民, 鲜有具体针对某一类具体人群的, 特别是针对农村中年妇女的。在研究内容上, 主要是对人们的养老方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同时, 在研究方法上, 大多采用双变量回归分析, 不能全面、细致的反映多样化的养老意愿。因此, 本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 以湖北省W市为例, 通过分析具体选择行为, 并结合个人和社会特征, 可以考察个体在养老意愿上的差异, 旨在了解农村中年妇女养老意愿的现状。

2 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概况

2.1 概念界定

在国内诸多对养老意愿的研究中, 众多学者都对“养老意愿”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借鉴其概念, 本研究将“养老意愿”定义为人们对养老这个行为所持有的看法及态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养老问题的基本认识;二是对养老主体的思考, 即养老到底是靠自己, 还是靠社会与子女;三是对养老居住地的选择, 即是“在家养老”还是在“养老机构”养老;四是对养老资金来源的思考, 即是自己储蓄养老, 还是从子女或社会、国家那里获取。

在本研究中, 根据研究需要, 对“农村中年妇女”的界定主要是从户籍所在地和生物年龄这两个因素加以限定的。因此, 本研究将“农村中年妇女”界定为持有农村户口、年龄介于40~60岁之间的妇女。

2.2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式的选择上, 本研究采取调查研究的研究方式;在收集资料的方式的选择上, 采取问卷调查和无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在变量 (养老意愿) 的测量上, 本研究采取调查对象的主观描述法;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 本研究将采取分层抽样的抽样方法, 从湖北省W市随机抽取300名农村中年妇女作为调查对象;对于资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将以数据统计分析为主要分析和定性资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课题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农村中年妇女的养老意愿做描述性研究。

2.3 研究对象概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 其中有效问卷288份。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如下:年龄段分布为, 40~45岁84人 (29.2%) , 46~50岁112人 (38.9%) , 51~55岁56人 (19.4%) , 56~60岁36人 (12.5%) ;已婚274人 (占95.1%) , 离异5人 (1.7%) , 丧偶9人 (3.1%) ;务农106人 (36.8%) , 打零工50人 (17.4%) , 外出务工43人 (14.9%) , 做生意21人 (7.3%) , 闲赋在家66人 (22.9%) , 其他人员2人 (0.7%)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97人 (33.7%) , 初中文化程度159人 (55.2%) , 高中、中专或技校文化程的28人 (9.7%) , 大专及本科以上文化程度2人 (0.7%) ;家庭年平均收入在10000~15000元63人 (21.9%) , 15001~20000元42人 (14.6%) , 在20001~25000元34人 (11.7%) , 在25001~30000元50人 (17.4%) , 在30000以上96人 (33.3%) ;一个人住19人 (6.6%) , 和丈夫一起住76人 (26.4%) , 和子女一起住14人 (4.9%) , 和丈夫及子女一起住177人 (61.5%) , 其他2人 (0.7%) ;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74人 (95.1%) , 未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14人 (4.9%) ;健康状况很好64人 (22.3%) , 健康状况比较好101人 (35.1%) , 健康状况一般的89人 (30.9%) , 健康状况不太好29人 (10.1%) , 健康状况很不好4人 (1.4%) 。

3 调查结果

3.1 农村中年妇女对养老问题的基本认识

调查显示, 在养老压力来源方面, 觉得养老压力非常大40人 (13.9%) , 觉得养老压力比较大87人 (30.2%) , 觉得养老压力一般110人 (38.2%) , 觉得养老压力不怎么大43人 (14.9%) , 感觉完全没养老压力8人 (2.8%) 。被调查者中有141人的养老压力源于经济条件不好, 有48人的养老压力源于子女少, 有77人的养老压力源于子女条件不好, 有233人的养老压力源于消费水平高, 有154人的养老压力源于医疗费用高, 有5人的养老压力源于其他原因。可见, 大部分农村中年妇女认为日后的养老压力比较大, 且压力来源都是经济方面的因素。在养老内容方面, 调查显示, 农村中年妇女认为养老内容包括经济供养240人, 生活照顾249人, 精神慰藉138人, 医疗保健137人, 生产帮扶48人, 其他1人。与此同时, 希望子女提供经济供养170人, 生活照顾224人, 精神慰藉153, 医疗保健69人, 生产帮扶26人, 其他1人。由此可知, 农村中年妇女认为养老内容主要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顾、精神慰藉和医疗保健。并且养老内容与她们希望子女为自己做的除了在经济供养和医疗保健上有较大出入外基本上一致。根据我对部分被调查者的访谈所得信息来看, 她们主要是担心自己的子女以后的经济负担会很重, 难以供养自己的养老开支。

3.2 农村中年妇女对养老主体的思考

调查显示, 在选择何种养老方式方面, 选择自己养老114人, 家庭养老120人社会养老 (低保或机构养老) 44人, 社区养老9人, 其他养老方式1人。其中, 选择自己养老的114人中, 有33人主要依靠储蓄养老, 有47人主要依靠劳动养老, 有14人主要依靠土地养老, 有9人主要依靠房租养老, 有10人主要依靠养老保险金养老, 有1人主要依靠其他方面养老。可见, 对农村中年妇女而言, 自己养老的方式或家庭养老方式是她们的主要选择, 依靠自己养老的人中, 资金储蓄和劳动收入是她们的主要养老资金来源。在访谈过程中, 问及部分被访者为什么不选择购买养老保险, 有的说现在没闲钱购买养老保险, 有的说不相信养老保险, 也有的根本就没想过这种方式。可见, 现阶段在农村, 养老保险还未被人们广泛认识和接受。在由谁提供日常生活照顾方面, 希望日后由其子女来提供她们日常生活照顾的有200人, 由家族亲戚提供6人, 打算去养老机构13人, 由社区或村组织提供养老的54人, 希望由其他主体养老的有15人。可见, 大部分人希望由其子女照顾她们的老年生活。

3.3 农村中年妇女对养老居住地的选择

调查显示, 在养老居住地的选择方面, 打算自己住6人, 和伴侣一起住162人, 和子女一起住94人, 去养老机构住3人, 没想过这个问题23人。可见, 农村中年妇女年老后主要想与伴侣一起居住, 也有想与子女一起居住。根据访谈结果, 农村中年妇女选择与伴侣居住主要是因为日后儿女工作繁忙, 担心无时间和精力照顾他们;自己和伴侣相互也能照顾对方, 免得给子女添麻烦等。

在对养老机构熟悉度方面, 对养老机构很了解2人, 比较了解17人, 了解一般69人, 不是很了解141人, 完全不了解59人。当问到她们年老后是否会去养老机构养老时, 回答肯定会去4人, 可能会去36人, 说不好会不会去66人, 可能不会去92人, 肯定不会去90人。可见, 大部分农村中年妇女对养老机构不怎么了解, 甚至有少数被调查者都不知道当地的养老机构在哪里。

3.4 农村中年妇女对养老资金来源的思考

调查显示, 在养老金来源方面, 希望以后的养老资金由子女提供182人, 由自己储蓄养老金183人, 来源于养老保险金161人, 由政府补贴96人, 来源于其他7人。由此可知, 农村中年妇女的养老资金来源主要有三:子女提供、自己储蓄以及养老保险金。在养老费方面, 选择养老费用为300元及以下33人, 301~500元110人, 501~700元90人, 701~900元27人, 900元以上28人。由此可知, 农村中年妇女对日后每月所需养老费用的要求不高, 主要在中等偏下水平。另外, 在养老准备方面, 为以后养老作了养老储蓄准备95人, 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57人, 购买了商业保险2人, 没有为以后的养老作任何准备134人。可见, 做了养老准备的被调查者占大多数, 未做任何准备的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做了准备的人中, 主要是进行了养老储蓄以及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购买商业保险者寥寥无几。

综上所述, 通过调查结果分析, 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 大部分农村中年妇女觉得以后的养老压力较大, 并且养老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条件不好、消费水平高、医疗费用高等经济方面的原因。第二, 农村中年妇女认为养老内容主要有经济供养、生活照顾、精神慰藉和医疗保健几个方面。并且她们希望子女为自己做的也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第三, 农村中年妇女主要选择自己养老或家庭养老的方式。选择自己养老的农村中年妇女, 主要是靠储蓄和劳动收入来养老。并且大部分的农村中年妇女希望日后由自己的子女来提供自己的日常生活照顾。第四, 大部分的农村中年妇女选择以后和伴侣一起居住, 选择和子女一起居住的也较多。极少人选择进养老机构养老, 家庭养老的负担较大。第五, 绝大多数农村中年妇女对养老机构不怎么了解, 并且只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去养老机构养老, 大部分不会去。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发展。第六, 大部分农村中年妇女日后的养老资金来源主要是子女提供、自己储蓄养老保险金。大部分农村中年妇女对自己以后每月养老费用的要求主要在中等水平。第七, 有几乎一半的农村中年妇女没有为以后的养老做任何准备, 对养老问题不够重视。做了养老准备的人, 主要是进行了养老储蓄和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购买商业保险的人极少。

4 对策与建议

4.1 政府方面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我国已步入老年化社会, 养老问题应得到相应重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影响, 农村的发展长期落后于城市, 社会保障制度也不是很完善, 福利水平也相对较低。政府要大力发展小城镇, 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逐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还要在农村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逐步实现全面化、均等化以及高水平, 逐步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水平, 尤其是对养老金的补助标准。这样就能有效分担农村中年妇女自身和家庭的养老压力。随着各种社会制度相应建立起来, 社会保障制度也逐步完善, 福利水平也会有所提高, 养老保险制度也会逐步完善。农村中年妇女自身的经济实力也会增强, 解决自己养老问题的能力也会相应提高, 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

4.2 社会方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在进步, 新的思想层出不穷, 养老观念也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而在广大农村地区, 传统的养老观念依旧根深蒂固。面对新形势, 我们要适当转变一些传统的养老观念。近年来我国家庭规模逐渐缩小, 核心家庭不断增多, 子女的养老压力越来越大。传统的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方式的养老观念急需改变。社会要提倡多元化的养老观念, 大力推行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尤其是农村基本养老制度, 逐步改变农村地区单一的养老方式。对各种方针政策的了解, 有助于广大农村中年妇女对养老问题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帮助她们更好地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有关单位或部门 (如村委会等) 应做好宣传工作, 积极引导广大农村中年妇女更加重视和更好地解决自身的养老问题;积极引导广大农村中年妇女参加社会保险, 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

4.3 个人方面

农村和城市相比, 居民几乎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 更谈不上退休金, 仅靠儿女养老, 压力转嫁, 加重了青年的经济负担。因此, 建议农村中年妇女尽早为日后养老做些准备, 如储蓄、购买养老保险等。同时, 随着乡镇企业在农村的发展, 农村中年妇女可就近工作, 增加收入。个人要主动摆脱一些传统思想的束缚, 在当前的环境下, 考虑各种现实因素, 结合新情况来解决自身养老问题。时代在变化, 家庭养老已不是唯一的养老方式, 农村中年妇女可以逐步了解和接受社会养老保险及商业保险等养老新型养老方式, 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如社区养老、机构养老、自己养老或混合养老等。

综上所述, 目前农村的养老问题还未得到完善的解决, 在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之下, 农村的养老问题定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农村中年妇女日后也能过上安定舒适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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