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农业

老人农业（精选2篇）

老人农业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三农”的内外部环境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中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变化就是由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引发的“老人农业”问题的出现。根据民政部201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已近5000万,而目前仍在从事职业性劳动的农村老人比例高达54.6%,不愿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超过六成。〔1〕“老人农业”的出现,不仅显著增加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家务负担和农业劳动负担,使其在生活和经济等方面面临一些新的困难,〔2〕而且还极有可能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不利影响,〔3〕〔4〕这一问题已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5〕〔6〕既然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已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结合实地调研数据,深入分析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破解农村养老困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老人农业”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在欧美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也一定程度存在。2009年,日本农业从业者中65岁以上的人员所占比例就已高达61%。〔7〕1982年,美国农场主中55岁以上的人员所占比例为42%,平均年龄为50.5岁;2012年,美国农场主中55岁以上的人员所占比例已达62%,平均年龄上升到58.3岁,高出美国工人平均年龄17岁;如果按年龄阶段来划分,7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美国农民数量已超过了35~44岁年龄组,这表明美国已进入“老人农业”时代,这一现象的成因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成本上涨而不利于年轻农民的进入,同时农业机械化的普及也使得“老人农业”得以维持。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正改变着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是农业劳动力趋于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8〕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子女求学迁移、农业科技发展滞缓、城市化对青壮年劳动力的吸引等宏观因素也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产生了重要影响。〔9〕然而,“老人农业”问题并不能完全用农业比较效益低来解释,因为已有研究证实,在微观层面上,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农村老人是否继续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决定因素,而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健康、婚姻状况等个人因素,〔10〕居住方式、所拥有土地面积等家庭因素,〔11〕村级收入结构、产业结构、教育状况、交通条件、信息条件、卫生条件等村社因素,〔12〕社会人际交往偏好等心理因素,以及医疗、福利等制度保障因素。〔13〕但也应注意到,农村老人参与农业劳动的时间还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有研究发现,从东部到西部,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时间逐渐增加,〔14〕其中贵州等西部贫困省份的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时间最长;以江苏为例,苏南地区的农村老人农业劳动的时间要就要比苏北地区的短。〔15〕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有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为开拓后续研究的思路和内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既有研究多是以某一地区的调研数据为基础,而缺乏对全国“老人农业”现象的系统把握。此外,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以及“新农合”、“新农保”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老人农业”呈现出动态发展的趋势,同时在不同地区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无疑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突破口。据此,本研究以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为研究对象,利用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影响因素模型,揭示“老人农业”的现状,探讨影响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江南大学“农村养老方式转换研究”课题组于2015年7~9月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①18省/直辖市36县(区)的实地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主要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展开。具体流程为:第一步,根据中国不同农村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随机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省份,在东部地区选取了江苏、山东、浙江、河北、上海,在中部地区选取了河南、湖北、江西、山西、湖南,在西部地区选取了甘肃、四川、陕西、贵州、广西,在东北地区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作为研究区域。第二步,根据各地农业生产实际,从每个省/直辖市中随机选取了能够代表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2个县(区),这样得到36个样本县(区)。然后,随机抽取1个镇(乡),再从每个镇(乡)中随机选取了20位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人(要求每户只能调查一位农村老人)。考虑到多数调查对象可能会因为年龄原因而导致视力和听力不佳,因此本次调查主要采用由调查员面对面询问的方式来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问卷回收的数量和质量。调查内容主要涉及个人基本情况、生产特征、经济条件与社会保障、代际关系、精神慰藉以及养老方式六个方面。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720份,回收问卷720份,其中无效问卷7份,有效问卷713份,有效回收率为99%。

2. 样本特征

从样本的区域分布情况来看,本次调查共涉及全国18省/直辖市36县(区),在东、中、西、东北四大地区所获的样本量与目前中国实际人口分布状况较为吻合。②从受访农村老人的基本特征来看,性别比例较为平衡,男性所占比重稍高(占54%)。60~69岁年龄段的受访农村老人数量最多,所占比例为44.5%;其次为70~79岁年龄的受访农村老人,占38.6%;80岁及以上的受访农村老人数量最少,仅占17%。绝大多数的农村老人的文化水平较低,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45.9%,“读过小学或私塾”的占36.6%,“初中”文化水平的占14%,“高中或中专及以上”仅占3.5%。受访农村老人以有老伴者居多,没有老伴的占35.1%。在健康状况方面,表示“差”的占30.9%,表示“一般”和“好”的分别占37%和32.1%。在子女数量方面,没有子女的农村老人仅占1.1%,只有一个子女的占8.1%,2~3个子女的占61%,4个及以上的占29.8%。从子女性别上来看,只有儿子的占18.7%,只有女儿的占11.3%,儿女双全的占69.9%。子女外出务工的农村留守老人较多,占61.9%。

三、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现状描述

1. 满足短期消费是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因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农村老人平均拥有土地面积7.4亩。若按地区划分,东北地区的农村老人平均拥有土地最多,达25亩;其次为西部地区,平均拥有土地面积4.5亩;再次为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为3.6亩和3.5亩。在土地经营方面,自己种或和子女一起种的占41.2%,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的占32.7%,把土地出租的仅占9.4%,其他形式(半种半租、土地抛荒等)占16.7%。仍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老人占43.8%,若分年龄段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依次降低,其中,60~69岁年龄段的农村老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为61.9%,70~79岁年龄段仍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为33%,80岁及以上仍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仅为5.1%。对于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原因,按所占比重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为了生计(46.6%)、自我消费(17.7%)、补贴家用(12.9%)、习惯性行为(12.9%)、为了养老(8.7%)、休闲娱乐(0.6%)、其他(0.6%)。通过进一步的深入访谈发现,虽然目前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比例较高,但多是为了满足眼前生计和日常用度,在对农业收入的具体分配上呈现出短期性的特征,尚无法有效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

2. 劳动力不足是农村老人实际生产中的主要障碍

调查发现,41.6%的农村老人仍在依靠传统的人力、畜力耕作,11.3%的农村老人使用农用机械耕作,而选择二者结合的比例最高,占47.2%。实地调查中发现,由于部分农田是山坡地或丘陵等,尚无法实现机械化耕作,因而加重了农村老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负担。目前农村老人实际生产中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劳动力不足,这一比例高达54.3%;其次是资金缺乏,占19.3%;然后是技术缺乏,占17%;其他困难如土地贫瘠、资金不足、缺乏销路、身体较差等占9.3%。多数农村老人在农业生产中主要依靠亲人提供帮助,这一比例占67.4%;其次为获得过邻里乡亲的帮助,占22.3%;而表示获得过乡镇政府和村集体服务的比例较低,仅占6.4%;另有3.9%的农村老人表示主要靠自己,没有获得过任何帮助。虽然实际获得社会部门提供生产帮助的比例较低,但75.2%的农村老人表示急需社会相关部门为其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具体包括机械收种、灌溉、机耕道建设、植保服务、销售服务等。52.4%的农村老人表示愿意加入农民合作社,但实际参与率仅为8.7%。

3. 农业收入是仅次于子女供养的第二大经济来源

在经济收入方面,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的农村老人占9.7%,全年经济收入为1~4999元的农村老人占46.6%,5000~9999元的占18%,10000~19999元的占12.2%,20000元及以上的占13.6%。由此可见,当前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境遇存在一定分化现象,不能同一而论。从经济来源上看,目前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其中子女供养仍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支柱(36.5%),其次为农业生产收入(27.2%),再次为打零工(8.4%),随后依次为退休金(7.4%)、政府或村集体的补贴补助(6.0%)、租金/投资收入(3.8%)、社会养老金(3.6%)、储蓄(2.7%)、配偶的收入(2.4%)、其他(1.7%)。这表明农业收入仍然是老年农民的主要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养老的作用,参与农业生产不仅有助于改善老人的生活水平,而且能为新农保制度提供有力补充。

4. 医疗保健、生活照料与休闲娱乐方面的养老需求较多

结合农村老人对于自己经济状况的评价结果发现,农村老人经济上“非常困难”和“比较困难”的共占24%,“非常宽裕”和“比较宽裕”的共占21.9%,而54.1%的农村老人经济“大致够用”。根据穆光宗提出的养老涉及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的观点,可以发现目前绝大多数的农村老人在经济供给层面的问题不大,83.6%的农村老人能从子女那里得到经济资助,但在生活与精神层面上的需求较多。急需的养老服务项目按所占比重从大小到排列依次为:医疗保健(29.7%)、生活照料(19.6%)、休闲娱乐活动(15.6%)、紧急救助(11.1%)、身体锻炼(9.6%)、参与社会活动(4.5%)、心理护理(4.4%)、老年学习培训(4.3%)、其他(1.2%)、日托服务(0.5%)。另外,调查显示,目前农村老人的娱乐活动较为单一,主要为在家看电视(40.1%)、串门聊天(26.1%)、打牌下棋(10.4%)、打麻将(7.3%)、听广播(5.9%)、散步(5.6%)、歌舞活动(1.5%)、其他(3.1%)。

四、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分析

1. 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基于上文的分析,同时综合已有的研究结论,本文将“目前是否仍在从事农业生产”设置为因变量,分“否”(取值为0)与“是”(取值为1)两级测量。通过交叉分析筛选出与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存在相关关系的解释变量,具体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养老福利与需求、区域特征四类。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水平、经济收入水平。家庭特征包括有无子女、居住方式、是否得到了子女的经济资助和土地面积。养老福利与需求包括是否享有“新农保”、是否享有“新农合”、养老偏好等。区域特征则主要指调研地点的在东、中、西、东北四类地区的具体分布,自变量与因变量的选择,变量的具体赋值方式如表1所示。

2.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SPSS21.0统计软件,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影响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根据回归结果,模型拟合情况较好,性别、年龄、婚姻、健康等个体因素以及子女经济供养和土地面积等家庭因素都对农村老人的农业生产参与有重要影响,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

(1)个体特征变量。性别对农村老人农业生产参与的影响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相较于农村女性老人,农村男性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概率更高,这不仅与男女体力差异有关,而且与农村长期以来形成的家庭内部性别分工有关。年龄对农村老人农业生产参与的影响为负,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几率会下降。此外,婚姻和健康状况对农村老人农业生产参与的影响为正,且分别通过了1%和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有老伴的农村老人要比没有老伴的农村老人更有可能参与农业生产,而身体相对健康的农村老人也更易参与农业生产。通过进一步的交叉分析发现,没有老伴的农村老人一般年龄较大,且多会与儿子、儿媳住在一起,而有老伴的农村老人一般年龄相对较轻,则多为老俩口单住的形式,这势必会其对农业生产的参与。相比之下,经济收入对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深入访谈发现,目前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获得的经济收入还较为有限,且生产目的主要是为满足家庭消费需要,与市场的联系并不紧密。也就是说,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并非是经济驱动的结果,而是蕴含着其对代际关系变动、可持续生计、自我保障等方面的打算。

(2)家庭特征变量。有无子女和居住方式两个变量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在当前大流动的“后乡土社会”情境中,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已有所转变,农村老人已更加倾向于独立养老。〔16〕本次调查也显示,年龄相对较轻、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老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概率越低,对子女赡养的依赖程度也越低,他们往往更倾向于自我养老和土地养老,而家庭养老则是无法自理阶段的养老选择,他们多表示“趁自己能动,多干点,少拖累子女,子女生活也不容易”。当前农村老人对于子代赡养责任的看法正在转变,认为“女儿和儿子同样具有养老义务”的比例高达91.3%。然而,子女的经济供养却对农村老人是否参与具有一定影响,该变量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子女的经济支持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概率,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学者白南生提出的观点:“转移收入支持对于减轻农村老人的农业劳动负担是有贡献的”。另外,研究发现,土地面积对农村老人农业生产的参与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农村老人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越多,从中可能获得的农业收入也就越多,从而也越有可能参与农业生产。虽然农业收益有限,但却是短期内最有可能在农民养老水平提升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收入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农民的养老压力。

(3)养老福利与需求变量。是否享有“新农保”、“新农合”以及养老偏好均未对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产生显著影响。调查显示,在目前农村地区,“新农保”和“新农合”的参保率都较高,几乎实现了全覆盖。“新农保”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惠农政策,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现行农村养老保险水平及社会保障水平普遍较低,〔17〕且在筹资方式、管理机构设置与城市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18〕受缴费能力的限制,农村老人的基本养老保险等级尚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因此,“新农保”的作用还仅限于“兜底”层面,还无法真正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相较之下,“新农合”对于农村老人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能为“看病贵”减负,并能体现出农民的个体选择意志,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仍存在农村医疗服务不足、看病贵和看病难等问题。养老偏好没有对其农业生产的参与产生显著影响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理想养老方式与现实养老方式之间存在差距,家庭养老方式虽然广受推崇却在遭遇养老功能不断弱化的现实,但想与做并不是一回事。对于很多农村老人而言,他们虽然钟情于“养儿防老”,却又在尽自己最大努力不给子女添负担。

(4)区域及生产特征变量。地区分布对农村老人的农业生产参与影响不显著,这正是对上文所得出的“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并非经济驱动”的重复印证,因为在中国的发展情境中,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上,这表明,农村老人的农业生产参与并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与经济因素无关。通过深入访谈发现,他们参与农业生产主要属于“惯性驱动”,许多农村老人表示其晚年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完全是对一种劳动习惯的坚守,证明自己即使年龄大了也还是有用的,“保持少量劳动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土地不能闲,更不能丢,好地种起来容易”,“不种地还能干啥”……,对于他们而言,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俨然成为一种农民自然而然的本能。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中西部地区的“老人农业”现象似乎更为严重,那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现象较为突出,在此映衬下“老人农业”问题得以突显,而实际上,东部地区的“老人农业”现象也一定程度地存在,只是表现得不那么明显而矣。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数据,借鉴已有研究成果,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和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对农村老人的农业生产参与有显著影响;子女的经济支持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老人参与农业生产的概率,土地面积较多的农村老人越有可能从事农业生产。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农村老人是否参与农业生产主要受到了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当前“老人农业”问题的成因从微观层面来看,是农村老人结合个体特征和家庭条件而进行自发调节的结果,在这种调节机制中,农村老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得越发突出。但还应注意到,伴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和农村老人身体机能的退化,如果政府和农村社区能够及时提供较好的养老设施和服务,“老人农业”的负面影响就会随之降低。对此,可得出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鉴于“老人农业”的发展趋势,需适时发展与之相配套的政策体系,尤其要发展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因为对于多数农村老人而言,只要有地且身体条件允许,都希望“趁自己能动多干点”,不想增加子女的生活负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老人农业”现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长期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对此,需要建立相关配套措施,针对农村老人生产和生活需求提供相适应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第二,开发社区资源,辅助发挥家庭养老功能。“老人农业”是农业生产与农村养老的混合体,二者之间关系密切,需要用系统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想方设法地发展农业生产,更要强化和完善农村养老供给。鉴于家庭养老在农村地区仍然是最受欢迎和推崇的养老方式,同时也是现阶段最经济、最有效、最理想地养老方式,应遵从农民养老意愿,探索家庭养老的多种实现形式。一方面,要充分开发和利用村庄内部资源,通过整合非正式支持,增加农村家庭养老的能力和动力;另一方面,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地建立农村养老协会等社团组织,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实现“老老相助”。

第三,创新农业发展思路,切实提高农民晚年福利。各地应紧扣国家政策文件精神,通过开发农村二三产业增收空间,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可以尝试引入农业的多功能元素,结合地方的资源禀赋与战略规划,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等价值,将完善农业养老与发展休闲农业结合起来。还应鼓励发展“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增加农村老人的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通过农业的“接二连三”实现产业整合,进而达到增进农民晚年福利的目的。

老人农业 篇2

从已经形成的研究成果来看，多年来一大批经济学、社会学及人口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本着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倾注心力开展该问题研究，他们借鉴西方“推—拉”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和“托达罗模型”等理论工具，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从而奠定了新时期农村劳动力问题研究的基础。而根据西方的推拉理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出于对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条件、为自己与孩子获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好的社会环境的追求，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地涌入城市，形成了“农民工”群体。本文中“留守老人”被界定为子女长期外出务工、身边无子女共同生活并留守在户籍地村的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我国部分地区，留在农村务农的大多是这些留守老人，他们的年龄偏高却从事着繁重的农业劳动。

相关针对部分地区留守老人的访问调查数据显示，留守老人的农业生产结构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粮食和蔬菜种植；他们中大部分人种植粮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家消费，只有少部分是从事商品粮生产，因而他们很少专门雇人进行生产活动。大部分的务农老人受到年龄与文化水平的限制，无法操作先进的设备，许多技术无法推广，因而农业劳作只能维持低水平的人工种植，这大大的影响了农业的产量，也限制了我国农业无法形成规模。

二、“老人农业”的隐忧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国民经济中起着基础作用，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业突出的基础地位，而我国农业发展受限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人多地少，可耕地更少，人均占有农业资源有限，农业发展受资源条件制约较明显；农业基础地位比较脆弱，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效率偏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足，存在靠天吃饭的情况；农产品供给尤其是粮食供给并不充裕，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地区差异大，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供给不定，确保粮食攻击的长久安全稳定任务繁重。由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农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进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对农村的“老人农业”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对于当今社会的影响不可小觑，在笔者看来，它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第一，它会延滞我国农业水平的发展。部分耕地因缺乏劳动力更粗放经营，传统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可能会被“懒人农业”取代；由于务农老人文化水平不高，他无法引进、学习周边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只能依靠人力进行辛苦耕种，这会使我国无法进入大机器农场时代、农业耕作无法实现规模化经营，反而需要大批劳动力。第二，它会阻碍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人力耕种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如劳动力缺乏、天气情况等因素，它不利于我国农作物产量的增长。第三，它会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城乡收入差异偏大，农村经济无法提升会加剧社会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的举措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共同富裕。

三、对解决“老人农业”问题的建议

农村社会工作是专业社会工作者与其他农村工作者合作，以农村社区为基础，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指导下，运用专业方法，发动村民广泛参与，增强农民和社区的能力，在预防和解决农村社区问题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福利水平，最终实现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社会工作是期望从改变大环境的方向上促使环境及个人发生转变，以社会工作者为主导的农村社会工作则是在开展具体实务时尊重农民独特的价值观和思维逻辑，要将专业方法同传统智慧有机结合起来。

可以看出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具有的性如中介性、普适性、历史性和本土化等，它既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社工理论、方法又能与中国农村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农村问题置于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来看待，因此结合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对“老人农业”问题进行对策的研究是专业的、具有可行性的、创新的。而具体的建议措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社会工作者深入调查老人农业的原因

通过专业优势与独特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分析，协助农民成立各种组织，对农民进行培训。如何保证农民有愿望有积极性地通过种地来“获取经济收入和展开人生意义”，除了要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恐怕还必须从“心灵重塑”方面做反思。对农民的培养、教育促使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发展农业，比出去好多了，进而留下来创业。同时为各种农民协会或专业技术协会提供智力服务以及培训、信息、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服务，提高他们的自身素养，促进农民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增强他们对农村发展的信心。

（二）落实惠农政策，社会工作者作为政府、社区和农民间的沟通者

将政府对农业生产问题的重视程度传达给农民，给他们普及政策知识，吸引劳动力留下来。工作者通过将农民意见上传到政府等相关部门，将农民关注的问题反映给政府，以促进解决与农业、民生相关问题的解决。社工通过积极的努力发挥农村社区及村委会组织功能作用，建构劳动帮扶制度。农村社会工作者可以以社区为依托，在社区内对农村居民进行教育，增强他们的责任感，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为“老人农业”的解决创造良好的社区氛围。将农村社区建造成为互帮互助，知识素养较高的新型农村社区。同时还要加强还要建立、完善对农民的保障制度，建立职业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职业农民的职业吸引力。

（三）增强农业中科技含量，减轻劳动强度，逐渐实现机械化大规模生产

引进较为发达的科技用于耕种，如品种培育技术、包装保鲜技术等利于农业中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先进技术，还可以引进、运用耕种机械，一步步做到机械化耕种。先进技术与机械的运用不仅可以节省务农者的时间，同时还可以提高务农者的利润，务农者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可以进行其他的经济生产活动，对于农民提升自己的收入有很大的帮助，这样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留在农村务农，还可以维持粮食产量的稳定。通过合作社或农业大户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就可弥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四）吸引乡镇企业家投资进行产业化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