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矫正社会工作

青少年矫正社会工作（通用12篇）

青少年矫正社会工作 篇1

摘要：青少年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一直以来都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自2012年3月1日《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开始实施以来, 社区矫正作为有效解决青少年罪犯与社会脱节的改造方式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 国内不少学者已经从社会工作领域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做了相关研究, 本文将尝试梳理与此相关的文献内容, 何为实现青少年罪犯的社区矫正的效果最优化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

国内相对稍早一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什么是社区矫正、社区矫正的优势和不足以及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可行性研究上, 并简单的对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可运用的专业方法进行探讨。而新近的研究多数基于某一理论或立足于某一视角, 对社会工作介入到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具体方法做深入的剖析, 常常结合实际案例来生动和具体的分析这种模式的效用。

青少年罪犯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帮助青少年罪犯顺利地回归社会是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最终目的。董明伟借助现代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探讨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策略。优势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是一种策略性的弱化案主的问题, 而更多地关注案主的优势和潜能的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优势视角下的社区矫正的基本理念主要有: (1) 优势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关注青少年所具有的优势而非问题。 (2) 优势视角下的社会工作者和青少年之间是合作的伙伴性关系。 (3) 优势视角下的社会工作认为青少年应该为其自我恢复负主要责任借助优势视角, 分析优势视角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三个层面的策略:发现优势、发挥优势和发展优势。

费梅苹在社会互动理论的基础上分析认为, 青少年罪犯的行为是个体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互动的结果。因此, 社会工作者在了解青少年罪犯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互动情境的基础上, 帮助青少年罪犯在自我认知、行动策略、意义认定、沟通方式等方面进行反思并促使其产生改变, 并通过构建全新的社会互动情境来帮助青少年罪犯改变偏差行为, 达到社区矫正的效果。

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绝对不应是司法部门和司法人员的“专职”, 而是由社会工作者、心理治疗人员、辅导人员、教育人员和精神科医生组成的矫治队伍。社区矫正的目标不在于执行报复和惩罚, 而在于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巧, 共同为青少年提供具有“适切性”的人道主义服务, 增进其社会化的能力, 回归社会并回报社会。人与环境互动是社会工作的职业导向, 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潜能是社会工作的价值前提, 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实践理念, 这些都极其符合青少年社区矫正 (马良, 2006) 。

社会工作对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介入方法主要集中在对个案、团体和社区工作的讨论上。上海在2003年开始将个案社会工作的方法引入社区矫正工作中, 费梅苹分析了上海个案工作方法运用于社区矫正的状况, 她认为个案社会工作的方法对于社区矫正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费梅苹, 2004) 。个案社会工作的方法被大多数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用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中, 具体来说, 个案社会工作可以为矫正对象找到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社会服务网络, 并将这些社会服务网络整合起来。个案社会工作有以下四个介入层面: (1) 个案社会工作的专业工作手法能有效地介入社区矫正的过程中。 (2) 引进个案社会工作流程, 贯穿社区矫正的整个过程中。 (3) 个案社会工作纳入社区结构, 建立社区矫正网络体系。 (4) 运用个案工作专业手法, 建设专业矫正社会工作者队伍 (刘念, 2007) 。个案社会工作的特点就是为矫正服务对象提供一对一的指导和帮助, 它有一套自成体系的专业工作方法和流程, 强调每个人的都是独特的个体, 有其特殊性, 它致力于挖掘人的潜能, 促进人的改变。社区矫正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个案工作上来 (汤啸天, 2004) 。

团体工作方法介入青少年社区矫正的优越性是因为青少年特殊的身心特点, 青少年的同辈交往要求强烈、相互影响明显, 所以团体工作方法就特别适用于青少年行为问题的辅导和矫治。当面临较多的情况相同或相似的青少年罪犯时, 可采用团体社会工作方法。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团体工作程序大致包括前期、中期和后期。团体矫正工作的前期任务主要是对成员进行研究和诊断, 设定对案主的治疗目标。团体中期的任务则是进行干预和治疗。团体后期的任务是引导团体成员将团体内学习的成果运用到团体以外去, 为成员离团后的生活做一些必要的指导和安排。 (黄海燕金艾裙, 2006) 小组工作是一种专门的社会工作方法, 主要特征包括: (1) 小组工作着重帮助小组成员形成一个互助的体系; (2) 小组工作者要了解小组成员, 并能协助小组成员了解和利用小组过程; (3) 小组工作者要努力增强小组成员的能力, 发挥小组成员的作用。总之, 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中十分重要的方法, 也是开展社区矫正的重要手段。 (梁赋, 2010)

社区矫正除了针对矫正对象, 改善其偏差心理和行为, 还包括针对其社会环境改善。社区工作是以社区为对象的社会工作介入手法, 以任务目标和过程目标为取向。一方面通过综合治理, 营造有利于矫正对象更新改造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 还需通过开展社区教育与居民参与, 培育社区居民接纳、尊重矫正对象的意识和习惯, 并能充分挖掘社区志愿力量, 培育社区居民共同参与自治意识, 最终实现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目标, 同时也能用事实证明社区矫正价值所在。 (王金元, 2010)

总而言之, 社会工作由于其特有的专业的价值理念和工作方法, 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 可以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的其他功能需求, 促进社区矫正取得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费梅苹.社会互动论视角下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研究[J].上海: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9 (3) .

[2]费梅苹.青少年犯罪情境研究——以上海22名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为例[J].上海: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0 (3) .

[3]马良.青少年社区矫治的本土模式和社会工作的介入空间[J].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2006 (2) .

[4]田国秀.社会工作理念在社区矫正青少年罪犯中的运用[J].中国青年研究, 2004 (11) .

[5]范典.浅议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介入[J].中国农业大学, 2007 (5) .

[6]邓蓉.社会工作对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介入[J].云南社会科学, 2007 (6) .

[7]金艾裙, 黄海燕.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方法探讨[J].安徽工程科技学院, 2006 (7) .

青少年矫正社会工作 篇2

莅临佛山调研社区矫正帮扶工作

为进一步推动青少年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了解掌握基层工作情况，12月22日至25日，团省委派出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同志赴佛山开展了为期四天的驻点调研。通过调研，团省委重点了解了我市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情况等权益战线重点工作好的做法和面临的困难与建议，也积极推动了我市青少年社区矫正教育帮扶工作和青少年普法维权工作的进程。

调研第一站：三水区。12月22日下午，团省委驻佛调研组的同志来到三水区，调研摸底了三水区青少年社工矫正教育帮扶情况，并与三水区11名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一起，亲身参与体验音乐治疗培训和小组成长沙龙培训活动，共同度过了一个温馨而快乐的冬至节。该培训活动在主持人的调动下，首先通过舒缓的音乐，使青少年逐渐放下抵触和陌生；随后在一系列的破冰环节中，随着音乐的变换，大家击掌、交谈、欢笑，慢慢建立信任；最后分小组团队表演节目，这些有着怪异发型和独特脾气的青少年共同协作，圆满的完成了《阳光总在风雨后》的团队表演。这种特殊的成长沙龙培训，能更加有效地帮助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认识自我，走出心灵困境，重新融入社会。

调研第二站：顺德区。12月23日上午，调研组一行来到顺德区，调研摸底了顺德区青少年社区矫正教育帮扶工作情况，并参与体验了绘画治疗培训和小组成长培训等活动。均安镇全体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帮扶志愿者代表共30多人参与了活动。培训活动在主持人的调动下，首先通过舒缓的音乐，使青少年逐渐放下抵触和陌生，开始冥想；随后，让每个人画一张自画像；这些有着青春活力和独特个性的青少年怀着好奇参加了活动，听了老师的点评。最后，杜老师带领大家唱《感恩的心》，在温暖而有力量的过程中结束了上午的培训。这种特殊的成长沙龙培训，能更加有效地帮助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认识自我，学会自我鼓励，培养好的行为习惯，走出心灵困境，重新融入社会，创造美好的明天。

调研第三站：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佛山市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很荣幸被评为2014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维权岗创建单位，在推动我市青少年维权工作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2月23日下午，团省委驻佛山调研组一行来到市法院，调研摸底了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情况，并就佛山市青少年权益工作进行交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落实青少年权益工作，自行组建一支成员来自全市五区近200名志愿者的“佛山护航志愿服务队”，首家出版了《佛山市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报告（白皮书）》以及自主编印《佛山护航》青少年权益工作系列丛书。同时为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法院特设少年法庭作不公开审判，也开辟了亲情会见室用于未成年罪犯与家人接触交流，挽救因家庭问题而失足的未成年人。最后，调研组参观了市法院新建的少年法庭审判室和亲情会见室，法律虽无情但法官有情，威严中透着温馨！

调研第四站：佛山市人民检察院。12月24日上午，团省委驻佛调研组来到佛山市人民检察院，调研佛山市检察系统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情况，并就佛山青少年权益工作进行交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按照《佛山市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实施细则（试行）》、《佛山市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的规定》要求，认真做好未成年权益保护工作，组建了检察机关扬帆心理志愿者队，在禅城，南海，顺德区建立观护基地。近两年来，佛山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从2012年959件下降到2013年873件，成效显著。

调研第五站：禅城区。12月24日下午，调研组来到禅城区樱桃心智文化有限公司。该组织承接佛山市青少年社区矫正教育帮扶工作项目，他们率先使用社区矫正人员心理检测量表，现已全部完成全市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评估。接下来，他们将作长久的成长曲线记录，从心理专业角度上对社区矫正人员的人格建构进行帮扶，可以更专业有效地了解青少年需求和帮助青少年更好地融入社会。调研组同志还与禅城区4名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共同参与体验OH卡牌体验营、沙盘治疗培训、小组成长沙龙培训等活动。

调研第六站：佛山市公安局。“佛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第八大队”很荣幸被评为2014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维权岗创建单位，在推动我市青少年维权工作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2月25日上午，团省委驻佛调研组来到佛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第八大队，就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情况开展了座谈会。市公安局组织部部长邓建勋首先向调研组介绍了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情况和“法进校园”宣传活动情况。市公局从教育、防范及打击三个方面做了大量青少年维权和预防犯罪工作，并强调下一阶段将重点做好“农民工二代”及青少年学校教育工作。其次，刑警支队八大队教导员、副大队长分别介绍和汇报了大队的整体情况及创建青少年维权岗的事迹材料，展示了青少年维权岗工作的相关图片。最后，团省委调研组人员与与会人员进行了互动交流，并对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情况等权益战线重点工作提出了建议。

青少年犯罪心理成因及矫正的研究 篇3

中图分类号：0F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0—0089—02

一、青少年犯罪心理问题研究综述

青少年犯罪心理即处于青少年期的人在从事危害社会行为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及其特点。与成年犯罪者相比，青少年犯罪心理的产生具有情境性；犯罪动机具有反复性，并且其类型与成年人相比有很大区别，一般包括财物动机、性动机、友情动机、报复动机、戏谑动机和嫉妒动机；犯罪需要也有多方面性。同时，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具有盲目性、突发性和游戏性的特点。在犯罪的心理特点上，表现为：意志力和自尊心具有明显的两极性、存在冒险侥幸心理、具有神经类型特征、集群心理。

青少年犯罪的类型呈多样性、复杂性和重叠性。中国学者对青少年犯罪类型的划分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通常都是以刑法典中的犯罪分类为基础，主要类型有：青少年的团伙故意伤害行为；青少年的偷窃犯罪活动；青少年的性犯罪活动；青少年吸毒、酗酒而引发的犯罪活动。

二、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

(一)父母离异对青少年造成的心理影响

父母离异或因其它原因造成的单亲家庭子女犯罪率远高于健全家庭子女。父母离婚后的孩子常常会感到内心压抑，缺少目标和抱负，甚至出现品行障碍问题。孩子的父母，或是在离异后对孩子不管不问，或是只在经济上满足孩子的需求。由于缺乏必要的心理健康知识和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许多孩子混在社会上，沾染了不良习气，而家长又误认为这些出现品行障碍的孩子道德败坏，进行棍棒教育或放任自流，使这些孩子的心理与行为越来越不能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产生叛逆、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行为倾向，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二)好胜心理的扭曲和演变

好胜心理是青少年普遍的心理特点。当前，电视节目中有不少“暴力镜头”，青少年分辨能力差，抵制能力弱，受封建“行帮”思想的影响，甘为哥们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常常为哥们去打架斗殴、抢劫、盗窃，甚至行凶杀人。他们将好胜心的满足建立在暴力与他人的痛苦之上。这种好胜心的扭曲和演变，是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又一因素。

(三)性心理的扭曲与强化

青少年对性有一种好奇心、神秘感和“尝试欲”。在人性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下，少数青少年的性心理产生了扭曲，偷看色情书刊、录像，甚至想模仿尝试其中的情节来寻求刺激。这种扭曲心理的不断强化，一旦条件适宜，少数青少年会失去控制能力，实施攻击性的“性发泄”，走向性犯罪。

(四)利己欲、消费早熟心理的恶性膨胀

有些家长对子女过分娇惯、溺爱，使子女养成任性、自大、自私自利的不良性格。同时，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来讲，若强烈追求个人吃喝玩乐往往会产生低收入与高消费的矛盾，在心理上出现挫折感，为达到这种不正常心理的平衡，便走上偷、抢、骗的犯罪道路。

(五)道德水准失调，守法心理结构不健全

少数青少年不学法、不知法、不懂法、不畏法，没有建立健全的守法心理结构，失去了起码的道德水准。人们厌恶的事，他们却赞美；人们赞美的事，他们却反对。这种心理道德水准的失调，导致了行为上的犯罪。

(六)生理变化的影响

1认知失调。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身高、体重、性机能迅速发展，引起了心理上的很大变化。他们觉得自己已长大成人，产生了强烈的独立性意向，不想按父母和老师的指导办事，强烈要求按自己的想法、兴趣自由活动。当他们的行为和想法受到外界干涉和压抑时，就可能激起其强烈反感，甚至表现出反抗行为，或是造成其阳奉阴违，这直接与青少年犯罪心理的成因相关。

2情感不稳定。青少年时期是由儿童、少年到成年的过渡时期，是半优质、半成熟时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感情上的变化。他们逐渐产生了比较复杂的心情，对各种事物都恣意做出独立的判断和评价，愿意与人争辩和坚持己见。在追求新奇方面，他们具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特点。

3自制力差。青春期内，个体内在自制力发展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在青年期初期，身体的迅速发展打乱了原有的心理平衡，随着青少年独立性意向的增强、认识能力的提高，他们的意志也越来越坚定，但与成年期相比，还处在不太稳定的阶段，其观察和对待事物往往是直观和片面的，思想和行为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和支配，对事物的模仿本能显得很突出，很多青少年就是由于意志力不强，在对新奇事物盲目模仿中走上了犯罪道路。

三、青少年犯罪心理的矫正

(一)青少年犯罪心理的矫正模式

1惩罚模式。提出的解狭犯罪问题的主要方法有：采取更多的剥夺权利的措施，监禁所有已被判刑的重罪犯；强化警方监视和检察工作的作用；将罪行严重的少年犯从少年法庭转移到成年人法庭，并按照其审判程序处理；以定期刑取代不定期刑，对某些犯罪人给予强制性判决；恢复死刑。

2康复模式。其理论基础是刑事实证学派的观点。认为犯罪人与其说是行为不端，不如说他是病人，正是由于病态的驱使他才去犯罪。

3重新结合模式。该主张认为，矫正工作的任务是促使青少年犯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和重建牢固的纽带，恢复他们与家庭的关系，使其获得就业和受教育的机会，为他们在正常活动中提供立足之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改变每一个犯罪人，而且还要借助社会及其各种机构的动员与改造。

4矫正处分。目的是使青少年怪癖者经过矫正措施，改变原有的不良行为习惯，获得能适应正常生活秩序的能力，顺利复归社会。该处分可与刑罚并举，一般是先进行矫正处分，然后执行刑罚。

5心理分析疗法。心理分析的基本理论由无意识理论、性心理理论和精神结构理论几个部分构成。在临床中，用这些理论来为患者解释梦的意义、心理症结、心理疾病、日常行为、事物的病理学原因，并用来指导心理咨询与治疗。

6行为疗法。其理论基础是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条件反射强化以及行为异常是学习的结果。该疗法具有针对性，要求专门的技术、药物和器械，根据个体行为的改变情况给予强化或惩罚，如，“系统脱敏法”、“厌恶疗法”、“消退训练”、“暴露法”、“示范疗法”等。

7心理状态的药物调控。随着基因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基因、药物治疗可以帮助心理及行为有缺陷的青少年个体进行矫正。

(二)加强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1提高认识，重视疏导。青少年渴望得到亲人的关心和爱。当父母离异或因意外事故突然失去亲人时，必须对儿童加以引导，教育他们正确对待客观事实。帮助他们树立起“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意识，使其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同时，离异父母和双方亲属要多给儿童一份关爱，最大限度地避免家庭变故的阴影笼罩到儿童身上，使单亲子女和孤儿健康成长。

青少年违法犯罪有一个过程，他们接触到某些语言、人物、情境使他们的感官受到刺激而产生形式犯罪心理，遇到适当的机会和条件即发生犯罪行为。因此，在青少年出现一些不良行为倾向时，教师和家长应及时找其谈心，从谈话中了解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这种沟通应该是像朋友一样的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2营造社会氛围对青少年进行正面教育，重视性教育。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大众传播媒体为青少年提供学习的榜样，组织他们收看健康向上的电影、电视、录像、书画、报刊。教师和家长必须注重自身的榜样作用，耐心教育他们懂礼貌、守纪律、讲道德、讲文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根据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点，开设有关生理解剖、性心理及性行为的课程，帮助他们了解性科学，用科学的性知识来增进自己的健康，增强保护机制。

3积极开展道德、法制教育。对青少年加强法制教育，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提高他们明辨是非和抵制错误思想侵蚀的能力，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对他们进行道德、理想、信念教育，使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4广泛开展心理辅导与咨询工作。在学校和社区广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加大专项资金投入力度，在有条件的医院设立心理门诊，鼓励社会创办心理咨询机构，由心理医生定期接待家长和青少年来访，对“问题人物”进行全方位的跟踪治疗服务，加强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专、兼职教师及社会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利用报刊、网络等学校和社会的宣传媒体优势实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信息化、网络化、现代化、社会化、全民化，构建立体交叉的预防青少年犯罪网络体系。

健全青少年犯罪的社区矫正 篇4

现代社区矫正制度源于二战后出现的新社会防卫论, 刑罚个别化是其重要的理论支撑。刑罚个别化理论在实践中的有效应用当属社区矫正制度, 而且由于未成年人其犯罪原因及特征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性, 再加之其生理、心理仍处于成长发育中, 尚不成熟, 社区矫正制度理应将他们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同时, 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的相关规定, 少年司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少年犯, 而且也适用于年纪较轻的成年人犯罪。这就意味着社区矫正不仅非常适用未成年人, 更适用于刚成年的青年人。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角度看, 社区矫正不仅适用于青少年犯罪行为和违法行为, 而且还应当适用于青少年轻微偏差行为, 惟有如此, 才能对存在行为偏差的青少年严加管教, 达到防微杜渐的效果, 实现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目的。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 社区矫正制度的有关内容首次出现在《刑法修正案 (八) 》之中, 从此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有了社区矫正的身影, 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社区矫正措施的实施有了相应的法律依据, 这无疑是我国现代法治体系的一大进步。但是, 在制度构建方面, 刑法修正案的相关内容仍有很大欠缺, 亦没有根据未成年犯的特殊性, 将这类特殊人群的社区矫正与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区分开来, 形成独立的完整体系。所以, 在我国当前青少年偏差行为日益严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 针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构建符合我国国情需求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 对于防控未成年人犯罪, 防治青少年偏差行为, 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 虽然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有了初步的法律依据, 做到了基本的有法可依, 但是, 未将针对成年罪犯的社区矫正制度与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制度作出明确区分, 没有制定统一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法, 这使得我国针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仍然需要从零散的法律法规中寻找依据, 而欠缺统一的法律依据。

其次, 我国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缺乏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实践中, 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大多是由公、检、法等职能部门直接从事, 尽管这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违法犯罪情况有详细了解, 跟相应的犯罪人接触频繁, 熟悉这些人的特点、犯罪的背景、原因, 但是, 这些工作人员的身份比较特殊, 反而容易引起未成年犯的抵触心理, 不利于矫正工作的开展;同时, 由于这些机关各自的业务工作已经非常繁重, 再把精力分到社区矫正方面, 就会更加力不从心。至于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 一些地方吸纳心理医生, 甚至大学生从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但是, 这些人员欠缺专业的理论知识, 并未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系统的把握, 其本身的专业素质也参差不齐, 从实际上看来不能较好地实现社区矫正的目的。

再次, 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措施方面, 种类比较单一并且流于形式化、表面化。比如一些普法宣传教育、社区服务活动、工读学校参观等, 并未真正使未成年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

第四, 社会各界的配合性不强。参与单位多为团委和妇联, 很多社区基于各方面利益的考虑, 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配合度不高;作为未成年犯学习、成长的最重要场所, 学校应当承担更多的任务, 却也没有积极参与;一些未成年犯的家庭不积极配合, 甚至有些家长排斥矫正措施的实施, 这些问题都极大地阻碍着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之完善

从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这些问题来看, 有必要借鉴国外社区矫正制度的先进经验, 构建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 并逐步使之完善, 使之适应与青少年犯罪作斗争的需求。论者认为, 大体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 加强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项立法。有法可依是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 放眼世界, 关于少年犯罪和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 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都存在专门立法。而我国在社区矫正立法方面仍存在欠缺, 没有区别对待成年罪犯和未成年犯。故此, 我们有必要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予以专门立法, 使我们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做到有法可依, 而且要使这项法律是完整的、统一的法律体系。

其次, 健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机构体系, 配备专业的工作人员。在未成年犯矫正工作中, 不应当由公安机关承担过多的职责, 因为在实践中, 公安机关承担着繁重的社会治安任务, 而且作为国家行政机关, 公安机关不适合从事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 否则, 将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化。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从事具体的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相关家庭应积极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去, 家庭要扮演社区矫正的重要角色, 家长要积极配合矫正工作, 主动学习对未成年人开展教育的科学方法, 为未成年犯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在学校教育方面, 积极与相关学校沟通协调, 使未成年犯不至于真的“一失足成千古恨”, 避免出现没有学校接纳失足少年的情形发生, 以至于心理更加扭曲。与此同时, 还要培养专业的工作人员, 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的需求。非专业人员的失误很容易令矫正措施的努力前功尽弃。因此, 对基层法律服工作者要开展周期性的相关学科知识技能的培训, 使他们能够及时充电, 补充社区矫正工作所亟需的相关知识, 以适应工作需求。此外, 还有必要完善相关制度, 使志愿者能够积极参与到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中来, 充分利用志愿者们自身已具备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 为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开展注入新生力量。

再次, 丰富社区矫正措施, 关注矫正效果。结合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 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设置多样化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措施, 例如社会服务令、职业技能训练令、家庭监禁令、训诫、保护观察等等。与此同时, 还要注重对未成年犯的心理治疗, 由专门的心理矫治机构对未成年犯进行心理健康的干预和矫治, 在这项工作中尤其要注重对未成年犯的隐私的保护,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总之, 应当使社区矫正的服务工作更细致, 真正为青少年回归社会考虑, 细化服务内容, 不仅要对其进行法制的宣讲教育, 更要加强生活知识、职业知识技能的培训, 使失足青少年能够尽快地适应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当他们在生活工作中遇到问题时, 要提供切实的帮助, 避免他们因为生活困难而重新犯罪。

青少年应配戴眼镜矫正视力 篇5

青少年患近视的几率逐年曾高，除遗传因素外，还与不良的用眼习惯、用眼环境等有关，如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阅读姿势不当、照明光线过强、过暗，以及较少的户外运动等。

得了近视眼后该怎么办，是家长朋友们十分关心的问题。是选择手术还是非手术治疗，两者那个更适合青少年患者呢？

对于青少年患者来说，配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有效方法。但是，有的人在近视后却一直不肯戴眼镜，认为戴眼镜后度数反而会增加。为此，专家表示，患有近视的青少年一定不要拒绝戴眼镜，最好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配戴一副合适的眼镜。如果不戴眼镜，模糊的视网膜成像会加速近视的发展，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

戴眼镜后度数会增加主要是由于近视在发展，和戴眼镜本身无关。一般来说，100度以下的轻微近视可以不必戴眼镜，但前提必须是眼睛看视物不疲劳。青少年眼睛调节力强，配眼镜前一定要散瞳验光，以便验配度数合适、镜片质量合格的眼镜。随着年龄的增长，还要根据眼睛屈光度数的变化及时更换合适的眼镜。

青少年矫正社会工作 篇6

一、犯罪青少年的特点和社区矫正的必要性

（一）犯罪青少年的特点

青少年社区矫正是针对14到25岁的青少年。在这个年龄阶段的青少年与其他的被矫正对象不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青少年非常渴望独立，想要摆脱成人对他们的约束，想要自由，但是却又没有足够的阅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意识增强，对他人的顾虑很少。对待很多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自已，把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不顾及他人和后果，以致做出很多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他们的情感强烈，很敏感，时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容易冲动，会因为一些挫折或者刺激引起不受理智控制的行为。

（二）传统矫正模式的局限

1、不利于青少年的身体发育

传统矫正模式造成青少年超强度的劳动现象，使得他们难以得到正常的身体发育的需要，心理容易走向极端。传统的矫正模式大多以劳动来对青少年进行教育，以优化其性情品格，可实际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劳动，甚至超过本来所规定的劳动时间和强度，这对没有发育完全的青少年来说，是非常不利的。生理上，会造成他们过度劳累，无法健康成长和发育。心理上，使他们的情绪更差，逆反心理更加严重，反而适得其反，没有达成一开始保障其思想改造和身心的正常发展的目标，也与“宽严相济”的政策背道而驰。

2、不利于对犯罪青少年进行“因材施教”

传统的矫正模式多进行集中的教育，而且观念较为落后。我国虽然为青少年罪犯制定了以教育为主的行动政策，意图通过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建立正确的观念，并认识到自己不合法、不道德行为的危害性。然而实际上，这种教育多以集中教育为主，不能保证教育的成效，也无法对个别情况采取特殊方法。教育的观念落后，教育的内容也没有与时并进，这样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改变发挥不了很大作用。

3、容易使犯罪青少年的标签深刻化

传统的矫正模式是以“监督”“管理”为主，使青少年处于封闭式的环境中，并且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青少年被隔离后变得安分守己了，可是实际上这样很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容易使其身上的标签深刻化。从矫正场所出来后会被社会上其他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无法正常的融入社会，容易导致再犯罪。对于控制力弱、辨别能力低的青少年来说，极易产生交叉感染，使其在与其他罪犯的交往过程中又学习到了其他的犯罪行为，被其他罪犯的错误思想所误导。

（三）社区矫正适用于犯罪青少年的作用

首先，社区矫正有助于犯罪青少年在良好的社区环境中成长，让他们处在健康的环境中，可以避免与监狱中成年犯的互相感染，对他们进行再社会化有积极作用，使他们被优良的文化所感染，而不是继续在不良环境中恶化。其次，社区矫正有助于对犯罪青少年实施“以人为本”的矫正观念，不仅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现代观念，将和谐思想深入人心，还让犯罪青少年感到被宽容被接纳，尊重矫正对象的隐私。再者，有助于节省资源，提高矫正质量，社区矫正的实施可以缓解监狱目前困境，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资源只占监狱的十分之一，比起监狱，社区矫正更可以提高改造的质量，符合现在的严宽相济的政策要求，顺应了国际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趋势。

二、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目前所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存在问题

社区矫正在十多年的发展中，各地区逐步探索出与当地经济、文化水平相适应的社区矫正模式。如在江苏的10年探索中，确立了“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工作思路，北京市有其独具特色的“3+N”社区矫正模式。上海根据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创立了在一定程度上将“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分离的制度模式。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挽救了很多青少年，使他们走上正轨，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在矫正工作实施和开展的过程中，一些问题就渐渐显现出来。

1、传统观念尚未改变

在我国传统观念中，一直有以报应刑罚为主的观念，认为犯罪的人不可饶恕。部分人仍然觉得犯罪青少年是不可挽救，或者需要用严厉的惩罚方式来对待，否则在社会上只会继续犯罪，对他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就算矫正完成，重新步入社会之后，人们还是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觉得这种软刑罚根本不能改变他们心底的邪恶。还有很多社区、政府等部门认为，矫正的工作只是公安局或者司法局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导致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率低，积极性不高。

2、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法律的完善是一切制度能贯彻执行的根基，只有在它的支持下，社区矫正制度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两者相辅相成，互相影响。法律体系的健全可以使工作进展得更加顺利，法律的强制性可以确保矫正制度的有效执行。社区矫正从其根本上来说是刑罚的一种，就需要其在实施中展现它的权威性。除了《关通知》和《刑事诉讼法》中笼统地提及实行社区矫正之外，没有具体的为青少年制定专门的矫治法律。

3、矫正主体不清

2003年7月“两高、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称《通知》）指出，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工作，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教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1也就是说，在现行的制度中，执行主体和工作主体不是同一部分，而是分散在两个不同的机关部门。公安部门的执行理念一直都是“轻教育、重打击”，根据其打击数量来对此部门进行评估。然而矫正机构是以教育为主的理念，但是却又没有现实的管理威慑力，这样只能靠软教育的司法行政机关不能够真正发挥社区矫正的效果。在实施过程中如有问题，或矫正效果不理想后，容易互相推诿，不能明确分清责任权限。

4、工作人员不够专业

现在从事矫正工作的人员大多是从司法机关、社区、监狱和劳教所等机构中调来的，还有一些是从社会上招募来的人，他们大多不具有专业水准，没有受过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高水平的专业社工人员由于各种现实原因不太愿意投身于矫正工作，大部分专职人员的流失较为严重。我国志愿者的数量较少，公众参与率低，矫正机构里能够熟知青少年的特点的人员较少，这些都使矫正工作无法快速健康发展。

5、矫正的项目和方法不够恰当

对于青少年社区矫正仍在探索中的我国，只有少数地区设有区别于成年人矫正的项目，大多数地区是让青少年与成年人一样进行公益劳动，定期进行思想汇报。这些项目对青少年没有针对性，犯罪青少年需要的是能适应其身心发展状况的全方面的矫正项目，改正现有问题，挖掘内在潜力。在大部分的矫正工作中，也很少采用社工“助人自助”、“平等”、“保密”等价值观念指导实践。没有一个好的理念和方式的指导，实践中容易产生很多问题，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三、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完善及社工介入

（一）健全青少年社区矫正法律体系

在境外，为青少年社区矫正制定的法律都比较完善，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如日本的《缓刑执行保护观察法》、美国的《少年犯罪与防治法》等。在我国，完善社区矫正体系着重有两点。首先，对现有的法律要进行修改，统一执法和工作主体，把执法权交由司法行政部门，使司法行政部门有一定的权威性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严肃执行矫正工作，加大工作效率，消除衔接中的误差。其次，只依靠目前的规定是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全面的社区矫正制度的，《社区矫正法》有待被建立。只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使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每一步更细致，减少漏洞。在法案中，要为青少年设立专门的章节，为未成年人的矫正制度提供明确的法律支持。对待未成年罪犯需要采取特殊的矫正制度和方法，为未成年人制定特别的消灭前科制度。

（二）完善青少年社区矫正机构

社区矫正发展较完善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矫正部门，除了执行机构还有管理机构，并且有专门处理青少年矫正的部门，如美国有少年法院，英国则有青少年法庭和犯罪工作队。然而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仍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社工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还不够普遍。社区矫正现行政策是由公安和司法行政机关配合一起完成的，一些地区再引入社区的协作。但对于这些机构部门来说，社区矫正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只是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他们大部分的资源和精力还是用于机构的本职工作。所以，应该在社会工作机构中专门设一个社区矫正部门，由司法部门牵头，具体行动由社工机构中的矫正部门来执行，这样既可以使矫正具有权威性，又可以受矫正人员得到专业的服务。

（三）加强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队伍建设

社区矫正工作不同于一般性的普通工作，具有高度的专业性，需要执行人员有素养，受过培训和高等教育。对青少年罪犯，需要矫正工作人员对他们的特性充分的认知。社区矫正发展较完善的国家，在这方面有着严格要求和专业原则，如香港规定执行者必须有社会工作大学学位的才可有上岗资格；美国对矫正工作人员的录用早在1970年就有着较高的标准，对于缓刑官就规定需要硕士学历。我国应在司法部门人员的配合下，以社工机构的专业工作人员为主导对犯罪人员进行矫正。对矫正人员的招募，需要有严格的要求，如需有社会工作专业学历或有2、3年社会工作经验。政府需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支持社工的发展，如提高社工者的待遇及社工地位，使社工在新兴行业中崛起。在社工机构中需安排有专门的青少年社工来针对青少年进行矫正，与成年人区别开来。

（四）完善青少年社区矫正项目和方法

首先，应该将目前在进行的项目执行到位。一些地区在执行矫正项目时只是在走流程、完成任务，受矫正人员定期交一份流于表面的思想汇报，定期与司法部门负责人进行交流，交流内容大都差不多，而且大部分都汇报好的方面。真正实质性的内容是很难通过这种常规交流得到。矫正工作者应该充分了解犯罪青少年的家庭背景、犯罪原因、个性爱好等，运用社会工作的个案方法定期对青少年进行家访，针对青少年的特点与其沟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采用心理治疗的方法使他们病态心理恢复健康。现有的定期思想汇报也不应该是强制性的书面报告，可以让青少年在受矫正一阶段过后对自己做一个不拘形式的总结。

其次，应该增设一些为青少年特别订制的创新矫正项目，并且在各个项目的实施中，应该穿插进社工最常用的工作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对于一些犯罪情节很轻不对社会造成威胁的问题青少年，可以让他们在社区进行劳动服务，这样既有利于社区的稳定发展又有利于青少年的改造进步。对于有严重犯罪情节的青少年，可以创建一种远离青少年自身生活的军事化的矫正训练基地，以保密的方式让犯罪青少年进入并接受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和训练。矫正训练营，是为了向犯罪人灌输纪律和责任观念而建立的一种实行军事化管理和训练的矫正机构。2这种新型的方式在美国已经开始运用，可以让犯罪青少年在训练的过程中重新找回自我，摆脱不良习惯。

（五）加大青少年社区矫正的宣传力度

目前，社区矫正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居民认知度不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传达讯息最快的媒介，宣传对社区矫正便可以从网络着手，让在社会中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传达讯息、发表看法。其次，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介也可以在社区矫正方面多进行宣传，让公众知晓矫正的功能和影响力等，让更多的公众认可这项工作，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可以让受矫正人员服务社会，使矫正工作融入到社会中，让大众亲眼看到矫正的效果，比如让犯罪青少年去敬老院给老人服务，去残疾人中心帮助残疾人，在指定学校接受心理教育以及让家庭成员进行参与等。

新形势下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探析 篇7

一、开展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价值分析

( 一) 法律价值角度, 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顺应了刑罚轻缓化、人道化的潮流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刑法一贯坚持与推崇的治理政策。社区矫正正是充分考虑犯罪人的犯罪动机、行为手段、危害后果以及悔罪表现等一系列因素而做出的具体处罚, 保证了犯罪人的罪责刑相适应。同时在社区矫正机构中, 矫正人员把每一名罪犯都当成正常人来看待, 尤其是对青少年犯罪分子给予更多的关爱和帮助, 使他们充分感受到社会公众、矫正人员以及家庭对他们的关怀, 促使青少年服刑人员重新燃起对生活、对社会的信心。

( 二) 经济价值角度, 有利于减轻监狱压力, 防止交叉感染, 实现刑罚效益的最大化

行刑经济化, 指的是在行刑过程中, 以最小、最低的投入来获得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最大社会效益, 即使刑罚执行成本最小化, 而效益最大化。

( 三) 社会价值角度, 有利于充分尊重和保障青少年的人权, 促使其顺利实现再社会化

开展青少年社区矫正, 有利于青少年远离监狱等监禁场所, 避免形成监狱人格, 同时,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 青少年可以享受正常人的待遇, 他们可以在家长和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下, 一边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 一边积极参加公益性的社区劳动, 这样既积累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 又提高了社会生存技能, 有利于其顺利回归社会。

二、当前我国有关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现状和问题

( 一) 缺乏一部完整的青少年社区矫正法律

2012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该办法对于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任务以及各执法主体在矫正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但其仍属于司法解释的范围, 对于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没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到目前为止, 我国还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操作性很强的社区矫正法律法规, 更没有一部专门针对青少年这一特殊犯罪群体矫正的法律法规, 这给司法实践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 二) 缺乏健全的青少年社区矫正机制

1. 矫正人员素质低下。

2. 矫正执行主体混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将社区矫正的监督与考察权统一归于公安机关, 但同时又规定我国的社区矫正是在司法机关牵头下, 各社会基层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配合下共同进行的, 这会导致在实践中, 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共同管理, 相互扯皮、衔接不力、效率不高。

( 三) 专门针对青少年社区矫正的项目较少

青少年处于特殊的年龄阶段, 其犯罪行为、犯罪心理具有特殊性, 因此, 需要设定专门的矫正项目, 以实现矫正目的。然而从我国的当前情况来看, 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将青少年和成年人区分开来进行矫正, 更没有专门设置适合青少年特征的社区矫正项目。

三、完善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 一) 建立健全有关青少年社区矫正的法律法规

如前所述, 当前我国仍没有一部完整的青少年社区矫正法, 再加上目前立法技术、立法水平的不成熟, 短时间内制定一部《青少年社区矫正法》可能存在很大的困难, 但笔者认为, 我们可以对先前相关法律中的条款进行修改, 适当增补一些新内容, 以确保实践中做到有法可依。如在《刑法》中, 确定社区矫正这一行刑方式, 并具体规定这一刑罚的试用范围、条件、方式以及对于青少年适用的特殊规定;在《监狱法》中, 规定社区矫正人员的配备、职责以及违反职责后的不利法律后果。

( 二) 进一步完善青少年社区矫正机制

1. 构建专业化的社区矫正人员队伍

社区矫正人员的知识水平、工作能力以及个人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矫正效果, 因此, 我们要严格社区矫正人员的准入制度, 面向高校招收符合条件的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业优秀人才, 并对这些人才进行岗前培训、实践训练等, 充分发挥其在社区矫正中的主力军作用。同时, 我们还可以吸收广大的社会志愿者, 充分发挥志愿者的热情, 协调社区和矫正对象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 针对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 我们需要将家庭、学校引入到社区矫正队伍中, 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的监督、教育、感化作用。

2. 协调青少年社区矫正执行主体

我国规定了公安机关是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 司法行政机关是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 而在实践中, 公安机关肩负着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的重大任务, 根本无暇顾及矫正工作, 常常导致矫正对象无人管束, 更别提针对青少年进行个别矫正了, 司法行政机关虽是“工作主体”, 但法律并未明确保障其与社区矫正相适应的司法强制措施权, 导致实践中权威性受到很大挑战, 常常遇到“闭门羹”的情况。因此, 我国法律应当明确将社区矫正的考察与监督权统归于司法机关, 并针对青少年作出特殊规定。

( 三) 开展适合青少年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

1. 赔礼道歉

青少年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无能力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若由其父母承担, 又没有真正做到责任自负, 也不能起到教育、警戒作用。因此, 我们要针对青少年开展赔礼道歉活动, 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社区矫正人员可以定期举行青少年与受害人的交流会, 让青少年身临其境的感触其行为给受害人的身体、精神、家庭带来的巨大伤害, 培养他们对家庭、社会、他人的责任, 降低青少年的重新犯罪率。

2. 心理辅导

青少年由于生理、心理的不成熟, 极其容易受到社会、他人的不良影响, 形成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 进而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因此, 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心理矫治, 通过聘请专门的心理学专家, 积极与青少年进行沟通与交流, 了解其心理特征、内心想法, 然后有针对性地制定心理治疗方案, 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三观, 重塑自我人格。同时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间, 应充分尊重、保障青少年的人权, 耐心的进行帮助教育, 对于他们的进步, 给予积极的肯定、鼓励, 对于不足之处, 给予悉心的指导与帮助。

3. 学校参与

青少年犯罪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学生, 如果因其一时冲动的违法行为而将其开除学籍, 将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因此, 我们要充分发挥学校在青少年社区矫正中的重要作用。但是, 真正落实到实践中, 还存在一定的困扰, 大部分学校不愿意接收有问题的青少年, 他们害怕给学校的安全管理带来麻烦, 因此, 还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政府要加大对学校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学校可以设立专门的班级, 吸纳有问题的青少年, 并配备专门的心里辅导老师, 对其进行教育感化, 课余时间, 学校还可以开展各项活动, 全方位的提高矫正对象的水平, 使其自身积极投入到矫治中。

4. 前科消灭

青少年处于人生的黄金阶段, 一次莽然的违法犯罪行为, 可能很容易使其贴上“坏人”的标签, 从而给其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 影响未来的发展。因此, 我们要设立青少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 对于偶犯、初犯和主观恶性不大的青少年犯罪, 将其置于社区矫正机构矫正期间, 积极记录其表现情况, 在完成矫正任务, 回归社会时, 保存甚至抹消其犯罪记录, 使其恢复正常的法律地位。

参考文献

[1]连春亮, 张峰.社区矫正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叶良芳.社区矫正的法理思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3]刘强.我国社区矫正试点中的管理体制弊大于利[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青少年矫正社会工作 篇8

一、犯罪心理和犯罪人格是研究青少年犯罪的的核心问题

随着刑罚理念的发展, 人们发现惩罚犯罪与防卫社会免遭犯罪侵害更是刑罚目的所在。因此, 预防犯罪成为刑罚的重要价值, 刑罚的执行则重在矫正。而犯罪心理以及人格与矫正存在密切关系, 因此犯罪心理与犯罪人格是实现矫正目的的重要考虑对象。

研究犯罪心理是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矫治研究的前提。犯罪的主观要件可以划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心理状态, 其中对于故意犯罪而言, 其犯罪心理基础主要表现为行为人恶劣的犯罪动机和对法律的蔑视态度;就过失犯罪而言, 其犯罪心理主要表现为行为人人格的缺陷和对法律的轻视态度。必须要对犯罪心理进行矫治, 而对罪犯的心理进行矫治就必须以其犯罪心理为前提。

二、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机制

(一) 犯罪动机的形成机制

犯罪动机是推动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在因素。犯罪动机的形成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当犯罪的某种内在需要被犯罪主体明确意识到, 且需要与抽象的犯罪手段和侵害目标相联系而形成故意犯罪的意向和想法时, 就意味着犯罪意图的形成。第二阶段, 当犯罪意图与具体的犯罪手段或侵害目标相结合, 犯罪主体经过内心的冲突后选择犯罪动机而决心要实施犯罪时, 犯罪意图就转化为犯罪决意。第三阶段, 当犯罪决意形成以后, 在犯罪目的的指引下, 行为人常常会进行犯罪预备工作。

在这三个阶段中, 犯罪预备的动机斗争过程是决定是否犯罪的关键心理阶段。如果认为犯罪所得大于所失, 那么犯罪动机就可能得到强化, 犯罪意识更加清晰, 并促使行为人将犯罪意识外化为具体的犯罪行为。这种动机斗争一般在初犯最为激烈。而青少年一般都是初犯, 影响其犯罪动机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外部情境的刺激。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 对于形成一个人的思想、观点、意志、性格、心理往往起着重要作用。其二是需要得不到满足而诱发犯罪。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无保障, 他的主要动机就是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 于是就有了盗窃等犯罪行为。青少年处于不成熟阶段, 他们的需要获得满足的途径少, 而且主要不是来源于自己, 而是来源于社会和他人。当他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 他们基本无力抗衡, 加上本身心理的不成熟, 容易导致心理扭曲和人格变异, 进而使他们不加思索的走上犯罪道路, 以求获得需要的满足。

(二) 青少年犯罪人格的形成机制

青少年的人格可塑性比较强, 人格的形成容易受到特定人、他所处的社会阶层以及所接受的文化的影响, 因此, 研究青少年犯罪人格的形成机制要进行多视角观察。德国精神病学家埃宾从犯罪心理的角度开始研究犯罪人, 以后学者分别提出了漂移论、差别交往论、标签论等。直到后来, 菲利、李斯特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犯罪人是社会的产物。菲利认为:“人之所以犯罪, 并不是他要犯罪, 而是因为他处于一定的物质社会条件之下, 罪恶的种子得以在这种条件下发芽、生长。”在我国, 对犯罪人格的认识也是多样化的。笔者比较赞同的观点是张文教授所提出的:“犯罪人格是指犯罪人所持有的稳定而独特的反社会心理特征总称, 他是一种反社会人格。他是一种容易导向犯罪的人格;犯罪人格是外显行为与内心心理的统一, ……判断一个人是否犯罪人……还应看他是否具备犯罪人格。”

三、青少年犯罪心理与犯罪人格的矫正

了解了青少年犯罪人格和犯罪动机的形成规律, 对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犯罪心理和犯罪人格的矫正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青少年犯罪既是刑事法治问题, 也是对青少年人进行保护和教育的刑事政策问题。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不成熟导致青少年对犯罪后果的预见能力不强。因此, 在刑事责任的承担上, 必须将青少年和成年人进行区别对待。

其次, 培养青少年的意志力, 增强自我调控能力。意志力的缺乏和突发事件的诱使容易产生犯罪心理。大多数青少年由于意志力不强, 自我调控力缺乏稳定性、确定性, 情绪起伏较大, 容易因微不足道的精神刺激产生挫折感而意志消沉。作为教育者, 要善于及时发现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及时疏导他们的不稳定心理因素, 及时地指导其分析自己的行为和人格, 使他们用更具有适应性的思维模式来取代不良的心理需要。

再次, 组织青少年模仿学习, 矫正犯罪人格。贝卡里亚提出, “教育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 教育通过感情的捷径, 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文化素质、道德修养、法律意识低下是导致犯罪发生的重要思想根源。每个人都可能存在违法犯罪的欲望, 只有道德、文化、法律素质高的人能够及时纠正自己萌发的错误想法, 或基于法律惩罚、信仰等原因控制自己的犯罪欲, 使其不发展为危害。因此, 应该组织青少年模仿学习典范, 引导其向正确的行为发展。

最后, 了解青少年的需要, 给予正确的指导方向, 让他们学会自我实现。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 只能得到基本需要的部分满足。一种需要有部分的满足, 新的需要就有可能出现, 个人的动机就有可能受到新的需要支配。需要的发展是一种连续的、重叠的、波浪式的演进过程。在马斯洛看来, 自我实现有两层含义:一是完满人性的实现, 二是个人潜能活特性的实现。“自我实现不只是一种结局状态, 而是在任何时刻、任何程度上实现个人潜能的历程。”“自我实现意味着充分、活跃、忘我地体验生活, 全神贯注, 忘怀一切。”因此, 只要一个人确立明确可行的人生目标或工作目标, 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努力, 在目标实现时就会体验到成功和自我实现。作为教育工作者, 需要通过职业生涯规划等活动, 给青少年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行的人生目标, 让他们觉得能够实现。只有体验到成功, 达到自我实现, 就会产生良性循环, 从而产生更加合理的需要。

四、其他方面建议

当然, 仅靠学校独立完成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效地调动社会、家庭等力量, 通过治安处分等非监禁方法让犯罪青少年回归社会。其实, 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罚提倡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和轻刑化的理念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 “行刑社会化是刑罚执行原则之一, 是指刑罚执行过程中要依靠社会力量对受刑人进行帮教, 使之易于回归社会, 让社会参与对犯罪人的改造;二是培养受刑人在社会化的能力, 使之能适应正常社会生活”。日本学者西原春夫认为:“所谓保安处分, 指主要以特别预防为目的的而设的刑罚以外的刑法上的法律效果。”保安处分能够很好地满足国家与社会预防犯罪的需要, 不仅使国家有了解决对特殊人群犯罪的控制, 而且可以解决具有人身危险性但尚未危害社会的人的控制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 将所有青少年犯罪案件由家庭法院审理, 家庭法院对所受理的案件, 必须进行调查。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9条规定:“进步的犯罪学主张采用非监禁办法代替监禁办法。就其成果而言, 监禁与非监禁并无很大或根本没有区别……青少年的情况尤为如此, 因为他们最易受到消极影响的侵袭……”用以代替刑事处罚的方式包括赔偿、予以心理治疗和咨询, 以及社区服务。德国的青少年刑法中, 法院在一定条件下可未经正式判决而科处教育处分。在香港地区立法和司法中, 均严格控制对青少年犯罪适用监禁刑。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我国司法部在2003年已经将社区矫正作为司法行政改革的措施之一, 这一改革也为我们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提供了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意]菲利, 郭建安译:《实证派犯罪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第35—36页。

[2]张文、刘艳红:《犯罪人理论的追问与重建——以犯罪人格为主线的思考》, 《北大法学文存》 (第三卷) , 1998年版, 第251页。

[3][美]亚伯拉罕～马斯洛:《马斯洛论管理》,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1年第20页。

[4]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310页。

浅谈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形成及矫正 篇9

一、青少年学生形成不良品德的原因分析

虽然造成青少年学生不良品德的行为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但是主要因素不外乎四个方面:自身因素原因、家庭环境的影响、学校教育的影响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1. 自身原因分析———生理和心理原因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学生接受社会的信息量也逐渐增大, 外界的不良诱惑很多, 他们对老师和家长的要求也逐渐有选择性地做。同时, 因为学生年龄小, 社会经验有限, 导致他们对是非丑恶的辨别力不够, 于是就盲目地崇拜和模仿一些不健康的东西。社会上消极因素的影响是学生不良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

2. 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一方面, 家庭教育是孩子的启蒙教育, 关系到孩子以后的发展;另一方面, 家庭教育也影响到社会公共生活的各方面。

首先, 孩子的启蒙老师是父母, 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孩子成长其实是潜移默化的。现代社会, 受国家政策的影响, 家庭中独生子女越来越多, 子女在家庭中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孩子的溺爱体现在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 但是忽视了对孩子的一些基本社会要求, 把孩子捧在手心, 孩子就成了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更有甚者, 家长本身的不良行为也直接影响其子女的正常成长。其次, 部分家长对自己的子女过分宽容, 觉得自己的孩子永远是对的, 比如孩子在外面欺负了别人, 家长不但不责备孩子, 还觉得自豪, 孩子受了委屈。有的家长错把简单粗暴当成对孩子的严格要求, 训斥辱骂是家常便饭, 棍棒有加也是不断。这样, 子女慢慢就走到了家长的对立面, 子女心里就慢慢产生对父母的畏惧、怨恨和反抗。再者, 某些特殊家庭结构的孩子也容易形成不良品德。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的价值观也不断改变, 特殊家庭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 这些特殊家庭的孩子的情感也和正常的孩子不同, 更容易产生不良品德。如留守儿童家庭、单亲或者重组家庭, 孩子的心灵很脆弱, 内心情感还很自卑, 而家长对孩子无暇顾及, 抑或是因为重组家庭对孩子缺失了应有的监护, 而其他孩子的取笑会让他们心灵受到创伤。

3. 学校教育的影响

学校是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主渠道, 但是长期以来, 受应试教育无处不在的影响, 重智轻德的现象普遍存在, 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 受大环境的影响, 一些学校教育措施不给力, 一部分教师的道德水平也不敢让人恭维, 这些都会导致或助长学生的不良行为。当有部分学生出现不良行为的苗头时, 一些教师就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 或者听之任之的方法, 而不是采取积极的方式正面引导, 这样就很自然的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使学生走向极端。

《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一书指出:“学校教育一直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要求, 也就不断地产生制造出大批学业失败的学生, 日益增多的离家出走学生、问题行为学生和适应不良学生等, 显示出学校存在严重问题。”学校教育中还存在一个问题, 片面强调孩子永远是对的, 缺少对犯错孩子的惩戒力度, 这些在学校屡次犯错的学生往往就会走向犯罪的道路。

4. 社会环境的影响

我们的社会环境总体上是好的, 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文化氛围、生活环境等外界条件, 腐蚀、毒害着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上拜金主义逐渐盛行起来, 这种思想对中学生不良行为的形成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 “当官就有权, 有权就有钱”的观念, 已对一些中学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对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请客送礼现象, 中学生也极易模仿。在学生难分良莠、法律意识不强的情况下, 这些不好的因素有意无意的影响着学生腐蚀着学生, 部分学生因此而堕落。另外, 不可忽视网络不良因素对学生的不良影响, 上网成为学生不良行为发生形成的一条新途径。

二、如何矫正学生不良行为

第一, 社会要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区环境, 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治理力度。促进学校与社区的共建体制, 共同携手开展教育活动, 让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衔接起来, 教育效果会更好, 青少年抵御各种不良因素腐蚀和侵害的能力也就越强。

第二, 作为学校, 就要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切实转变观念, 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人的所有各个方面和特征的和谐, 都是由某种主导的, 首要的东西决定的, 在这个和谐里起主要作用的, 主导的成分就是道德。”学生是长知识、长身体的重要时期, 同时更是思想道德形成的关键时期, 一方面, 表现为可塑性强, 另一方面, 是模仿性强, 因此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 每位教育工作者应把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青少年进行正面教育作为己任, 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平时工作中要善于和学生交流, 以便及时发现学生中出现的不好的苗头, 做到防患于未然。有不良行为的学生, 遇不良诱导因素的刺激, 在教育过程中, 出现反复都是正常的。老师必须以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 对他们的每一言一行进行正确的评价, 同时制定适合他们发展的目标。为了实现目标, 必要时以严肃的校纪, 严厉的班规来强化管理, 使他们逐步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使他们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健康的发展。

第三, 家庭中, 父母要不但有正确的兴趣, 还要有正确的爱好和追求, 家长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养, 才可以给子女树立好的榜样。同时家庭和睦、民主是子女健康成长, 良好品德形成的重要条件。对子女好的方面要予以激励, 对孩子不良方面要注重引导矫正。

第四, 进行情感交流, 让学生敞开心扉;消除学生的疑惧和对立情绪。爱默森说过:“教育成功的秘密在于尊重学生”。在教育学生改正错误时, 最大的障碍是学生的逆反心理, 良言会被误认为“坏心”, 善意会被误解为“恶意”。有不良行为的学生, 他们的心境被怀疑恐惧笼罩着, 他们对老师和同学冷漠疏远, 甚至对立, 故意与老师“顶牛”, 老师对此应怀有崇高责任感去爱护学生, 去了解他们。因此, 老师应先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努力替学生寻找犯错误的“合理性”, 耐心地、热情地引导学生吐露犯错误的真实思想根源。只有这样做, 学生知道老师是真心真意在帮助他们, 就会消除疑惧和对立情绪。

三、结语

青少年矫正社会工作 篇10

一、研究目的与方案

(一)研究目的

通过对一例典型品行障碍青少年的行为矫正过程进行案例研究,分析关于品行障碍及相关问题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影响因素,探讨有关问题行为的矫正方法及在矫正过程中所遇问题的解决方式,为品行障碍问题提出有效的矫正建议,总结有效的矫正方法,为特殊学校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案

1.对案例进行深入的了解与系统的观察,对问题行为进行诊断与功能性评估。

2.探讨对品行障碍青少年行为矫正的可能性和有效的矫正策略与方法。

3.确定矫正目标,矫正方案和技术。

4.对矫正结果进行分析,分析品行障碍发生的原因以及预防措施,并根据品行障碍的行为矫正提出建议。

二、案例陈述与行为评估

(一)案例陈述

小程,男,15岁,今年初二,独生子女,就读于安徽省某县级普通中学。在家庭结构中,父母对其特别溺爱,基本做到言听计从。小学阶段的小程因为经常不写作业,欺负女同学,导致很少有品行端正的同学愿意与其玩耍。且经常逃课前往游戏厅。上了初中后,小程在原本的坏习惯上变本加厉,开始结交社会不良青年,在品行上的偏差表现的更加明显,在学校经常骂人,甚至打人,成绩更是不堪入目。

(二)问题行为分析与评估

1.上学时经常不独立完成作业或者干脆不写,抄袭其他同学作业,甚至威胁同学帮其代写。其原因在于对所学知识没有兴趣,上课交头接耳,不认真听课导致不会写作业,这是注意力不集中,懒散的表现。父母的溺爱消弱了其对于潜在惩罚的畏惧,而老师缺乏相关行为问题正确的处理策略,千篇一律的运用惩罚策略,导致其行为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甚至恶化。

2.缺课,或者逃课。经常与其他同学结伴进入游戏厅。父母没有正视逃课的严重性或者轻微的说教对于行为的改变几乎没有效果。老师的冷漠对待,绝大部分同学的轻视的目光以及明显的疏远会导致其对于学校生活的更加排斥,内心更加的孤独,也就使其逃离这个让他难受的地方的愿望更加强烈

3.上初中时经常主动挑衅同学,甚至会对同学进行谩骂,殴打。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来自于社会环境方面的积极关注导致其同情心,进取心,以及罪恶感的消弱甚至缺失。并且因为疏于教育,致使其道德意识与法律意识淡薄。又因为长期脱离正常的发展轨道,而逐渐形成了对于社会具有危害性质的行为习惯。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其在品行偏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根据ICD-10的诊断标准,诊断小程为品行障碍,但因为其程度不深,故轻度品行障碍更为准确。ICD-10的诊断标准为:

(1)起病于少年期,多为7岁以上,持续时间半年以上;

(2)至少有以下不同行为中的一种:(1)好斗;(2)无故伤人或虐待动物;(3)无辜破坏财物;(4)无故纵火;(5)经常偷窃;(6)反复说谎;(7)经常逃学,一学期三次以上;(8)其他触犯法律的行为;(9)无辜离家出走,彻夜不归。

(3)不是由于其他精神疾病引起。

三、制定矫正目标

1.应端正学习态度,按时完成老师布置任务,杜绝缺课,逃课现象。

2.培养正确的人际交往模式,远离结伴打游戏,聚众斗殴。

3.理性对待父母的溺爱,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培养社会责任感。

四、矫正方法与方案设计

(一)主要矫正方法与技术

1.Beck认知行为疗法

认知过程是行为和情感的中介,适应不良的行为和情感与适应不良的认知有关。此案例中,可运用认知行为疗法帮助小程找到不合理认知与信念,通过识别认知错误并进行真实性检验等认知治疗技术帮助他改变这些不合理思想,并建立积极的思想观念,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

2.示范模仿疗法

示范模仿疗法是基于班杜拉的社会学习和观察学习理论,个体通过观察榜样及其所示范的行为,进而导致个体增加或获得良好行为,减少或消除不良行为的一种行为矫正方法。在此案例中,可通过真实性示范模仿、符号性示范模仿、参与性示范模仿、想象性示范模仿等模仿形式来帮助小程获得新行为或抑制已习得反应。

(二)制定矫正方案

在具体的矫正方案实施前,矫正者应与小程以及小程父母多次进行深入的交流,获得当事人的信任,了解小程家庭的家庭结构与沟通模式,运用用正强化技术以及示范模仿技术提升父母及孩子共同改变的信心,强化改善家庭环境的决心。

1.对打架斗殴等攻击性行为的矫正方案

(1)与小程进行安静单独的沟通,让其观看与浪子回头有关的电影,阅读有关的书籍,重新点燃内心深处的进取心与动力。向其介绍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案例,并引导他主动搜集有关犯罪所造成危害的资料,让他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事件主人公是他,这个结果是否能够接受。

(2)鼓励小程说出自己攻击性行为的动机,指出其中的错误观点并提出正确的观点,帮助他改变攻击性行为的错误认知,并引导他培养遇事冷静的行为模式。

2.对于学习态度不端正有关的抄袭、逃课等行为以及矫正方案

在充分沟通交流的基础上,主要运用认知行为疗法,在老师的帮助下,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及学习态度端正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的进步。帮助他排除错误的学习观念,不良的学习风格,并且在以前落下的知识上进行课后补习,对于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给予耐心的关怀与打气,助其建立学习上的自信。并且鼓励小程课下与同学进行讨论,帮助其他同学解答问题,继续强化小程在学习上的自信与动力。当小程意识到学习不仅能给他带来充实的生活,还能带来老师的积极关注及良好的人际关系时,会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去执行正确的学习态度。

五、研究结果与分析

小程在经历过行为矫正之后,取得了较为全面的进步。在学习上,按时上下课,按时完成作业。人际关系上,小程与那些不良少年彻底断绝了来往并且结识了很多新的好朋友,并且现在担任班级学习委员与生活委员,不仅在学习上还在生活上帮助需要帮助的同学。在生活中,小程会主动的帮助父母做家务,而小程父母在孩子教育上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无理由的让步,做到了赏罚分明。

其实,对于小程来说,其不良行为的产生与发展主要还是源于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教育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孩子的语言文字学习、心理思想态度、行为举止习惯的养成都受到父母的熏陶和感染,父母对孩子的成长应起到榜样的作用,因此,作为家长事事必须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起良好的榜样。同时还要注意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协调发展,共同为孩子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大环境。

摘要：通过对一例青少年轻度品行障碍的行为矫正,进行案例研究,分析品行障碍的产生原因与影响因素,探究品行障碍行为矫正所用策略与方法,总结评估所用方法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为类似不良行为的行为矫正提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品行障碍,行为矫正,青少年

参考文献

[1]姜忠信,洪福泽.认知治疗的实物手册[M].台北:台北扬智文化,2000.63-79.

[2]伍新春,胡佩诚.行为矫正[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49-282.

[3]吕静.儿童行为矫正手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209-232.

青少年矫正社会工作 篇11

关键词：台湾;少年矫正学校;建制;矫正教育

少年违法犯罪数量逐年增多、恶性事件屡现、社会危害加剧等不利境况已成为当今之患、未来之忧。而做好违法犯罪少年的矫正教育工作，对于帮助这些少年健康成长以及打破未成年人犯罪向成年人犯罪转化、轻微犯罪向严重犯罪转化的恶性循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前，台湾专门负责矫正教育违法犯罪少年的机构有新竹少年监狱、高雄少年辅育院、桃园少年辅育院、彰化少年辅育院。这些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主要坚持着教中有罚、罚中有教的“教刑并重”观念[1] ，所以惯习延长少年的劳动时间、看重少年的严苛管教而导致矫正实效欠佳。针对20世纪末少年重新违法犯罪率飙升、新竹少年监狱因受刑人不满管教方式而频发暴动等问题，台湾开始以优先保护主义的立场重新审视并着力改革少年司法体制与运行机制，尤其在1997年5月6日，经由“立法院”三读通过《少年矫正学校设置及教育实施通则》（以下简称《实施通则》，2003年1月22日颁布的该法规修正本简称《实施通则（2003年修正本）》），并于1999年7月将新竹少年监狱、高雄少年辅育院分别改制为诚正中学、明阳中学①。其中，诚正中学的收容对象为依据台湾少年事件处理相关规定裁定而受到感化教育处分的少年，明阳中学的收容对象为触犯刑事相关规定而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少年。两校的办学宗旨均在于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矫正教育活动，以知识传授、技能训练、心理治疗、生活辅导等方式，系统地影响和改变收容对象②的错误思想和不良习性，促使其改过自新以防止再犯、提高素养以适应社会。这两所少年矫正学校自开办至今已有10余年，期间对基本建制、教育特色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初见成效。

一、基本建制

（一）机构属性

台湾少年矫正学校（以下简称矫正学校）是兼具行刑矫正与学校教育双重性质的组织机构，即在行政管理方面隶属 “法务部”，在学校教育事务方面接受教育部门的督导。一方面，“法务部”负责管辖矫正学校，统一规定其科室设置、工作职责、人员编制以及校内申诉与再申诉案件处理办法、学生累进处遇考核办法、学生接见规则等一系列矫正实施标准;另一方面，教育部门负责学校教育事务的督导、在校学生学籍的管理。同时，依据《实施通则》第5条规定，教育部门应会同“法务部”设置矫正教育指导委员会并遴聘学者专家参与，负责矫正学校的校长、教师遴荐，师资培育训练，课程教材编撰、研究、选用及其他教育指导等事宜[2]。为了加强“法务部”与教育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和矫正实务效率的提升，在由23人至31人组成的矫正教育指导委员会中，负责综理会务的主任委员由教育部门相关领导兼任，协助主任委员处理会务的副主任委员由“法务部”副部长兼任，两位执行秘书由教育部门训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法务部矫正司”③司长兼任，其他委员则 “由教育部门领导、‘法务部部长就教育、法务行政机关代表、专家学者、民间团体、实务工作者及其他关心矫正教育人员遴派（聘）兼之”[3]，其中，专家学者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教育、心理、辅导、社会、法律、犯罪、矫治等方面。

（二）组织架构

行政隶属“法务部”的矫正学校在形式上是少年“司法机关”，实质上是以学校方式运行，且其组织管理呈科层式、网络化架构，设有领导层管理、中层管理以及基层管理，从纵向上形成了包含战略决策与制度监督、职能管理与支持保障、基层运行与生活服务的结构体系（见图1）。④

处于领导层的校长、副校长和秘书位居学校组织结构的高端。依据《实施通则》的规定，校长必须是教育界人士，应由“法务部”从曾任高级中学校长或具有高级中学校长任用资格且深谙少年矫正学理与经验的人选中遴聘，主要负责综理校务，兼任申诉委员会议、学生处遇审查委员会议（简称处审委员会议）和校务会议的主席，并通过定期主持召开辅导会议、训导会议、教务会议、申诉委员会议、处审委员会议、行政管理会议以及校务会议，拓宽学校事务信息交流与反馈的渠道，从宏观维度合理决策、及时了解和全面监督矫正教育制度的实施与学校重要事项的进展情况;副校长、秘书（各1人）可以是教育界人士或司法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协助校长处理校务，不仅通过定期参与申诉委员会议、处审委员会议、校务会议，同校长、教务主任、训导主任、辅导主任等人员一起审理学生对其受到不当侵害或不服矫正学校管教的申诉，以及商讨学生累进处遇与感化教育的免除或停止、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等事宜，而且指导、检查、督促和协调各处室的具体工作。

处于中层管理的“四处四室一队”是矫正学校的主要职能部门，负责执行领导层的决策或提供后勤服务。“四处”即教务处、训导处、辅导处、总务处，是少年矫正教育职能管理的核心。具体而言，教务处的基本职责在于拟定教育计划、编排课程内容、指导学生实习、评价教学质量、审核阅读书刊、提供教学设备、开展教学研究以及配合辅导处的相关工作。教务处主任一职从教师中选聘，而教师通常需要通过参加“法务部”组织的统一考试、专业培训，并依照教师相关规定及教育人员任用条例的规定方可入职任教。除了具备教学技巧外，人人还需具有辅导才能[4]。矫正学校的学生在入校之时往往抱持着熬日受罚、尽早离校的心态，加之不愿意读书、学习成绩低下且中途辍学多年，因此，教师的重要任务不是带领学生备战升学考试，而是在讲授知识、培养技能的同时设法避免课堂上出现“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状况，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促使其成为能够明确人生目标、实现自我价值、适应社会生活的守法公民。训导处的基本职责在于安排作息时间、拟定训育计划、化育学生品德、指导学生生活、考核学生纪律、审查累进处遇、组织体育训练、安排课外活动以及配合辅导处实施生活辅导工作。训导处主任一职亦从教师中选聘，其下属大多担任教导员，主要来源于矫正学校改制之前，即少年监狱或少年辅育院留任的教导员、普通学校的班主任、“法务部”的监狱工作人员等。教导员的重要任务是在管理和指导学生的衣、食、住、学等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帮助他们树立健康乐观、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辅导处的基本职责在于拟定辅导计划、设计辅导课程、编印辅导刊物、建立个案资料、组织团体辅导、实施心理测验、考核辅导成绩、统计各项数据、开展学生家访、联系社会帮教、关注亲职教育⑤、提供更生保护、追踪学生离校后就学或就业情况。辅导处主任一职从辅导老师中选聘，而辅导老师同样需要通过参加“法务部”组织的统一考试、专业培训，并依照教师相关规定及教育人员任用条例的规定参加入职辅导。辅导老师的重要任务除了负责各项班级辅导工作之外，还要帮助新生适应矫正学校的课程与作息，同时采用结构性的辅导课程和半结构性或非结构性的小团体辅导，促使他们正确认识自我并做好今后的生活规划[5]。总务处的基本职责包括收发和撰拟文件、编制和管理学生信息、建造和修缮房屋、采购和分配物品、购置和保管器械、登记学生入校与出校以及不属于其他处、队、室的事务。“四室一队”，即会计室、人事室、医护室、政风室、警卫队，间接承担着少年矫正教育的支持保障和戒护管理工作。endprint

鉴于教务处、训导处、辅导处、总务处所分管的事务繁多，且为了避免事多导致草率的问题，矫正学校主要采取分组管理的方法。处于基层管理的设备组、注册组、教学组从属于教务处，行政组、体育卫生组（简称体卫组）、生活辅导组（简称生辅组）、训育组从属于训导处，资料组、辅导组从属于辅导处，名籍组、出纳组、事务组、文书组从属于总务处。各处的组与组之间是彼此联系、平等合作的关系，而每一个组都是基本的管理共同体，其成员均有机会参与学校相关事宜的决策。例如，处审委员会议的出席成员除了校长、副校长、秘书、教务主任、训导主任、辅导主任、总务主任、医护室主任之外，还应包括1/4的班主任代表;校务会议的出席成员除了校长、副校长、秘书、处/室主管之外，还包括全体专任教师、辅导教师或其代表及教导员代表;辅导会议的出席成员除了辅导主任、教务主任、训导主任、医护室主任之外，还包括全体辅导教师、班主任及教导员代表;训导会议的出席成员除了训导主任、教务主任、辅导主任、医护室主任之外，还包括全体班主任、辅导教师及教导员代表;教务会议的出席成员除了教务主任、训导主任、辅导主任之外，还包括专任教师、辅导教师代表[6]。由此可见，这种组织架构既具有科层式组织规范有序和网络化管理有机统一的优点，又突出了学校教职工民主参与、和谐互动的特点。

二、教育特色

矫正学校在十几年的探索发展历程中尽管面临着耗费高而见效低、事务多而人员少、改制快而磨合慢等困境，但始终秉持保护优先、教育优先的思想，把对违法犯罪少年的矫正教育工作置于事关台湾地区兴旺发达、社会长治久安、少年健康成长的高度，形成了“四个结合”的教育特色，即品德教育与知能传授相结合、纪律约束与心灵疏导相结合、校内考评与校外考核相结合、在校教育与离校追踪相结合，不仅提升了在校学生的综合素养，凸显了以教代罚的司法理念，而且在保障矫正教育有效实施的同时避免了犯罪标签化的副作用。

（一）坚持品德教育与知能传授相结合，提升在校学生的综合素养

作为司法审判之后的再教育，违法犯罪少年的矫正教育是其在矫正教育者的适时引导和适度帮助下重新认识自己、培养品德、学习知识和训练技能的新开始。矫正学校成立的主旨在于通过“教育刑的实施，让观念、价值观仍有很高可塑性的青少年除了掌握学习技能外，还能达到心灵教化的教育意义”[7]，继而促使他们矫正自己在思想和行为上的缺陷且做好回归社会的充分准备。因此，矫正学校从创办之初便兼具矫正机构与普通学校的特性，即以人格辅导、品德教育和知识技能传授为基本内容，涉及语文、数学、社会、自然与生活科技、艺术与人文、综合活动、健康与体育7大学习领域与高中职业训练课程，并据此分别设置一般教学部和特殊教学部，希冀提升在校学生自我了解与潜能发展、生涯规划与终身学习、人际沟通与团队合作、本土情怀与国际意识、独立思考与主动探索等综合素养。其中，一般教学部将一学年分为两个学期，侧重于为学生提供完成普通中学教育的机会与环境，运用人性化、生活化、系统化和现代化的教学方式，传授基本知识;特殊教学部将一学年分为四个学期，以调整学生心性、帮助学生适应社会环境为教学重心，并配合广告策划、园艺设计、食品烘焙、汽车修理、美容美发等职业技能训练。

（二）注重纪律约束与心灵疏导相结合，凸显以教代罚的司法理念

矫正学校采取小班制，每班编制以不超过25人为原则，一般由处审委员会根据辅导处提供的每位学生个案报告内容来决定其最适宜的班级安排，再由班主任和教导员（各1名）共同管理一个班级，并安排辅导老师负责两三个班中特殊学生的专门辅导事宜。这些人员的矫正工作主要采取张弛互济的方式，以达成学生内外兼修的效果。所谓“张”是指刚性的纪律约束，即通过外在的强化管理，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当然，纪律约束的前提是学生首先要参与在校生活守则与班级生活公约的订立与修订，而校方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虽然时有口头告诫、静坐抄写、背诵经文、劳动服务、停止户外活动、短暂独居等管训违规学生的情况发生，但主要以教育而非惩罚为根本手段，尤其在处理违规书信时尊重学生的意见，凸显了以教代罚的“柔性”司法理念。所谓“弛”是指柔性的心灵疏导，即通过内在的心理教育，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的品性。班主任、教导员以纪律监督者的身份来约束和规范学生的行为习惯，进而使其由被动接受他律转为主动加强自律，达到修己的目的;辅导老师则以心灵陪伴者的身份来疏导和抚平学生的冷漠无情、烦躁抵触、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进而使其主动修炼心性，达到治心的目标。

（三）采取校内考评与校外考核相结合，保障矫正教育的有效实施

矫正学校评价是依据《实施通则》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运用可行的科学手段，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资料和分析整理，对学校矫正教育的活动、过程和结果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为提高矫正教育质量以及后续的矫正学校管理决策提供依据的过程。为了推进矫正学校诸类事务的顺利开展和保障矫正教育的有效实施，校内外有关人士以特定的评价体系为支撑，对矫正教育所涉及的各个方面采取校内考评与校外考核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式。一方面，矫正学校评价包括对学生、教师、教导员、辅导老师、班主任乃至其他工作人员的校内考评。例如，矫正学校对于学生中行为善良且足以成为其他学生的表率者、学习成绩优良者、有特殊贡献且足以增进荣誉者、有具体事实且认为其已有显著改善者、有其他足以受到奖励的事由者予以奖励，奖励方法涉及公开嘉奖、颁发奖状或奖章、增加累进处遇成绩分数、发放书籍或其他奖品、发放适当数额之奖学金以及其他适当的奖励，此类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改有榜样、变有样板、学有标杆。另一方面，矫正学校评价包括检察官及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就有关刑罚、感化教育的执行情况而随时进行的校外考核。检察官及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对矫正学校的评价是其内部考评不可替代的第三方评价。这样便形成了管、办、评相分离的评价模式，即管理矫正学校的法务系统不能办、评学校，创办矫正学校的教育系统不能管、评学校，评价矫正学校的法院系统不能管、办学校，在提升矫正学校办学水平的过程中各司其职、各尽其责。endprint

（四）强调在校教育与离校追踪相结合，避免犯罪标签化的副作用

违法犯罪人员一旦受到感化教育处分或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就极易被公众一律贴上“犯罪人”的标签，致使其在就业、就学、社会保障及其他社会权益方面受到诸多限制乃至歧视，客观上造成了他们在回归社会后频频遭遇来自多方面的生活困境。为了避免犯罪标签化对违法犯罪少年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一方面矫正学校杜绝“违法犯罪少年”“少年犯”“未成年犯”等提法，代之以“学生”“感化教育受处分人”或“少年受刑人”的称呼，充分尊重和关怀爱护每位学生[8]，使之在和谐的校园环境和学习氛围中顺利完成弃旧从新的教育历程;另一方面，矫正学校不仅定期为即将离校的学生开展“去除刺青”等活动[9]，并在学生离校前通知其父母、监护人或其他亲属准备接人，而且着手调查和筹划学生离校后的就学、就业及保护等事项，并届时通知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在确保学生相关资料保密的基础上帮助他们转至合适的学校继续完成学业，而对于不愿继续升学而意欲就业的学生，则届时通知地方政府或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协助安排技能训练，帮助他们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此外，矫正学校还会在学生离校后的一年内定期追踪，积极与学生及其家长和所在社区的管理人员保持密切的沟通，尤其联合更生保护会、社会福利机构等社会力量会对经济困难、家庭变故或其他情形需要救助的学生予以及时的经济援助和心理疏导，从而形成了在校有人教、离校有人接、回归有学（业）就、社会有人管的少年矫正系统联动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学生接触违法犯罪的机会，使之不再陷入歧途。

注释：

①根据1997年制定的《少年矫正学校六年分阶段设置计划》，“法务部”本应在2003年7月以前将桃园少年辅育院、彰化少年辅育院逐步改制为少年矫正学校，但由于少年辅育院是否全盘改制为少年矫正学校在学界与实务界争议不断、转轨所需经费庞大、矫正教育师资力量短缺等诸多原因而至今未能改成，所以现阶段的少年矫正机构依然延续着十几年前两所少年矫正学校和两所辅育院双轨并行的状态。

②台湾少年监狱、少年辅育院以及后来设立的少年矫正学校均将其收容对象称为“学生”。

③台湾“立法院”在2010年8月19日三读通过《法务部矫正署组织法》，要求将台湾“法务部矫正司”、矫正人员训练所等单位整并，升格为“矫正署”。2011年1月1日，“法务部矫正司”正式改制为“法务部矫正署”。

④图1从总体上勾画出矫正学校的组织架构，只是不同的学校（即阳明中学和诚正中学）依收容对象的不同而在具体布置方面略微有所差异。

⑤我国台湾学者通常将英文“parental education”（德文“Elternbildug”）译为“亲职教育”。亲职教育是从家庭教育演变而来的新概念，其含义是指对家长所开展的专门化教育，旨在使之成为合格称职的好家长，因此有的学者还称之为“家长教育”“双亲教育”“父母教育”。

参考文献：

[1][5]孙苑芬. 从诚正中学档案看台湾少年矫正教育之变迁[D]. 台北：台北大学，2011： 4， 28.

[2][6]台湾“立法院”.少年矫正学校设置及教育实施通则（修正）[EB/OL]. http：//law.148com.com/html/2186/164750.html. 2003-1-22.

[3]少年矫正学校矫正教育指导委员会设置办法[EB/OL]. http：//code.fabao365.com/law_58535.html， 1998-5-6.

[4]黄景良. 少年矫正学校简介[J]. 中等教育，2000（2）：79.

[7]黄如慧，林亦钦. 从矫正学校经验谈辅导融入课程[J]. 师友月刊，2005（4）： 88.

[8]李茂生. 台湾地区新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实施十年的经验与展望[J]. 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2）：10.

[9]金裕真. 韩国与台湾感化教育之比较[D]. 台中：静宜大学，2007：130.

青少年矫正社会工作 篇1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门诊收治近视患者280例546眼。其中, 男136例 (258眼) , 女144例 (288眼) ;年龄为9～2 2岁, 平均1 3.8岁。矫治前的平均裸眼视力为4.3 1。球形屈光度过0.75D～6.00D, 散光最高为-2.00 D;等效球镜≤-3.00D者236眼, -3.25～-5.00D者205眼, ≥-5-25D84眼;角膜曲率范围在41.00～46.00D;角膜平坦K值减去屈光度>36D。

1.2 使用仪器

角膜地形图仪、角膜仪、裂隙灯、电脑验光仪、验光机头或试架、视力表、插片箱、试戴片若干。

1.3 验配方法

(1) 验光放瞳、基本角膜地形图、泪液层分析、生理显微镜等检查, 排除角膜病变如圆锥角膜、眼球病变或任何令不可配戴RGP的患者。 (2) 检查裸眼视力、眼前节的裂隙灯检查, 测量角膜直径、瞳孔直径等参数, 检查泪液量、泪膜破裂时间、医学验光、眼压检查、前房深度、眼轴长度、眼底检查、眼睑位置等。 (3) 根据上述资料用验配表或电脑设计软件选择首副镜, 首副镜在戴镜后10～30min在没有反射性流泪后开始评估。如果首副镜配适可以接受患者可作夜戴式并在第二天早上再做评估。指导患者戴上镜片、摘下镜片和护理镜片的方法摘下镜片检查裸眼视力, 用生理显微镜检查角膜。 (4) 患者根据自己的情况每晚配戴8～12h, 晨起摘镜, 并于配戴后第2天、第3天、第1, 2, 3, 4周及每月各复查1次。6个月后, 以每6个月复查1次。主要复查裸眼视力、角膜健康情况、屈光度、镜片荧光图像评价、角膜曲率变化等。复查期间, 根据复查情况调整镜片或对症治疗, 稳定后每晚继续配戴。对镜片调整效果不佳、裸眼视力较差, 或停戴1周以上进行主、客观验光超过-1.00D者, 建议改为白天配戴。 (5) 建立用户病历档案, 做到对每一个用户都能及时联系到, 并督促用户按时复查。

1.4 统计学外理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判断分析, 两组间进行χ2检验, P<0.05为显著性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1年后效果评价

治疗1年后, ≤-3.00组患者矫正效果最佳, 裸眼视力≥4.9占96.02%;-3.00～-5.00组患者矫正效果较好, 裸眼视力≥4.9占56.42%, ≥*5.00组患者效果较差, 仅有6.59%裸眼视力≥4.9。见表1。

2.2 矫治3个月后屈光度变化

560只眼矫治3个月后的屈光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等效球镜降幅<1.00D占1.61%, 多数眼等效球镜降幅在2.00D～4.00D之间, 占全部眼数的63.93%, 等效球镜最高降幅达-7.25D, 散光最高降幅为-1.75D。见表2。

2.3 角膜曲率变化

所有患者中央角膜曲率均变平。垂直轴Simk-V (D值平均变平 (1.04±0.56) D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01) ;水平轴Simk-H (D) 值平均变平 (1.006±0.14) D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01) 。见于表3。

2.4 并发症

几乎所有患者戴镜当天都出现异物感、畏光、流泪等症状, 一般1周内消失;51.78%患者有重影现象, 48.21%患者伴有轻度角膜上皮脱落;8.93%患者第一天出现角膜点状荧光素着色, 2例患者由于自己操作不当而引起角膜浅表溃疡, 所有症状均对症治疗后痊愈。

3 讨论

通过改变角膜曲率来矫治近视的方法许多种, 如有RK、PRK、ALK、LASIK等, 但上述均为创伤性屈光手术治疗, 不但受年龄等条件限制, 且临床应用有一定的局限性。角膜塑型术是利用特殊设计的半硬高透氧材料制成的角膜塑形接触镜, 改变角膜弧度, 从而矫正屈光不正。角膜塑型术能有效地减低近视度数, 且可以预防近视的继续发展[3,4,5,6], 角膜塑型术具有使用简便、安全、有效、非手术操作以及作用可逆等特点[7], 是目前临床上矫正近视的可取方法之一。我院自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以来, 选取280例560只眼应用角膜塑形术治疗低、中度近视, 取得较好疗效, 本研究表明, ≤-3.00患者矫正效果最佳, -3.00～-5.00患者矫正效果较好, 而≥*5.00患者效果较差;矫治3个月后的屈光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多数眼等效球镜降幅在2.00D～4.00D之间, 等效球镜最高降幅达-7.25D, 散光最高降幅为-1.75D;所有患者中央角膜曲率均变平且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01) ;上述结果与[8,9,10]报道相一致。提示OK镜能有效地降低青少年近视患者的近视度数, 是目前非手术疗法治疗青少年近视较有效的方法。

角膜塑型术过程中未出现严重并发症, 但几乎所有患者戴镜当天都出现异物感、畏光、流泪等症状, 一般1周内消失;部分患者有重影现象或伴有轻度角膜上皮脱落;也有部分患者因操作不当或卫生习惯原因造成角膜浅表溃疡[11], 因些, 应用严格把握角膜塑形术的适用者范围, 正确评估、筛选用户, 严格按照验配流程规定的程序操作;采购具有合法资质厂家生产的合格的镜片;配戴OK镜时必须注意用眼卫生并严格遵循正确的镜片护理规则, 了解戴镜过程中常见问题的处理方法, 如镜片不洁、镜片破损及发生镜片粘附症时的处理方法。避免引起其他眼部症状, 如果佩戴后发现不适, 及时到医院做检查。

摘要：目的 观察角膜塑型术矫正青少年近视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适合应用角膜塑型术矫治的青少年中度近视近视患者280例 (560只眼) 进行矫治, 观察其裸眼视力改变、屈光度降幅和治疗1a后效果评价及其并发症情况。结果 560只眼矫治3个月后的屈光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多数眼等效球镜降幅在2.00D～4.00D之间, 等效球镜最高降幅达-7.25D, 散光最高降幅为-1.75D。治疗1年后, ≤-3.00组患者矫正效果最佳;-3.00～-5.00组患者矫正效果较好, ≥*5.00组患者效果较差;所有患者中央角膜曲率均变平。垂直轴Simk-V (D) 和水平轴Simk-H (D) 值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01) ;几乎所有患者戴镜当天都出现异物感、畏光、流泪等症状, 一般1周内消失;部分患者有重影现象或伴有轻度角膜上皮脱落或角膜点状荧光素着色现象, 所有症状均对症治疗后痊愈。结论 对青少年轻中度近视, 角膜塑型术的近期效果明显, 但不能完全控制近视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