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性教育

2024-08-30

补偿性教育(精选12篇)

补偿性教育 篇1

所谓补偿性教育,就是对学生不足方面的教育,是“转差”工作深入化的科学提法。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差生现象”理应引起学校、家庭、社会的高度重视。

研究心理,突出重点。研究补偿性的心理状况,是补偿性教育的基础。补偿性教育既是“转差”,又不同于“转差”。从定性分析看,学生的良好素质是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有机统一,而每一“育”自身又由多种因素构成,任何一个优秀生都不可能在上述诸多因素中全部优秀。所以,补偿性教育具有相对性,它较“转差”要深入广泛得多。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补偿生也是如此,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作为老师、家长要努力发现他们积极的一面。一是他们也有美好的愿望。这是挖掘他们内心动力的源泉,是他们在成长中培养志气的良好开端。二是补偿生渴望被人看重。他们渴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同情,对自己点滴进步,希望得到老师或家长的公正客观评价,从中受到激励与鼓舞,提高自己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三是补偿生希望平等相待。教师往往偏爱品学兼优的学生,课堂提问、校内活动占头份。其实,补偿生也想有“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机会。如果老师注重公平,在均等的条件下发挥他们的竞争能力,肯定也会有收获的。补偿生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一是道德观念淡薄,是非、美丑分辨不清;二是意志比较薄弱,追求既定目标,急于求成,遇到难度缺乏勇气,经历过程缺少毅力;三是取得成绩受到表扬沾沾自喜,挨批评又垂头丧气;四是厌学情绪较重。

把握原则,区别对待。补偿生的成因是复杂的,所表现的行为与心理特点也是复杂的。就表现的行为看,有的学习态度、学习品质不良;有的自由散漫,纪律松懈;有的是一方面差,有的是普遍比较差,就是同一类的补偿生也有不同的类型。所以针对补偿生的个别差异情况,要求老师把握原则,充分了解,因势利导,采取不同的补偿教育对策,做好转化工作。

循循善诱,因人施教。扬长避短能充分发挥补偿生的个性特长,开发智慧,促进兴趣和激发动机,实现全面发展。老师必须用敏锐的观察力,发现他们的兴趣爱好,并注重小心培植有意识地强化长处,淡化短处,促其成长。如活跃型的补偿生精力旺盛,反应敏捷、处事机灵,胆大妄为,情感有余,理智不足,冲动性强,讲义气。班主任可让班干主持召开座谈会,让补偿生登台发言,内容可以是看书读报谈体会、具体人和事的剖析、自我经历的反思……老师同学从旁敲侧击到联系现实,不仅说出短处的危害性,更重要的是倡导表扬补偿生的长处。这样,补偿生精神上得到安慰,心理上趋向平衡,从自己身上看到光明,增强战胜短处的信心。

适度要求,逐步推进。转化补偿生的不良行为习惯,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醒悟、转变、巩固、提高”的过程。所以,作为老师就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而要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补偿生,为他们精心设计层层目标,给他们转变与进步的时间和机会。

找准原因,排除障碍。补偿生并非天生就是后进,有的以前可能是优等生,仅是由于某种原因才变成后进生。如遭受某种挫折,或家庭变故,或生病误学等,我们不能对这些补偿生做出简单的定论,而要善于全面地了解分析研究造成学业不良、品德败坏、纪律涣散的原因,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排除障碍。如功课不好的补偿生,表现为精神萎靡,表情僵滞,听不进老师讲课,老师同学通过走访交谈,明确了是基础差、自卑厌学心理重,还是家庭经济困难顾虑多,从多种原因中抓住真正的起因,也就抓住了要害,说服针对性强了,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学校教育是关键。首先学校要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并加强师生之间的联系。学校老师如果仅把眼光放在少数好的学生身上,对中等生、补偿生只是敷衍了事,可能就会校风日下,给补偿生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土壤。其次,提高教师素质和能力是补偿性教育的关键。教师要成为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模范,必须具有一定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从不同的教材中,从不同的学生身上感受美,提炼美。

家庭教育是基础。家庭是青少年生活的起点,家长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他们身体的发育、知识的获得,思想品德的陶冶,同家长有直接的关系。家长要避免简单地说“没出息”、“看人家”等,这样会加重孩子的自卑感;还要避免采取压制打骂恐吓等粗暴的方式教育子女,这样会给小孩恐惧感;家长也要从溺爱放纵型家庭中走出来,从重智轻德的认识中改过来。在家里,家长同孩子一起做些日常家务,提高他们自理和独立的生活能力。在社会上,引导孩子如何克服困难,如何与人相处,如何辨别是非,增强他们的适应性和分辨能力。总之,家长也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文明有修养的人,改掉不良生活习惯,积极参加有益健康的活动,做到以身立教。

社会教育是前提。人类的繁衍、教书育人,都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青少年教育的成败,也必须经得起社会的检验。因此,社会的大环境对青少年影响,就显得非常重要。特别是补偿生尤为突出,教育者苦口婆心的教育成果,一遇到社会不良因素的诱发,有可能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因此,社会教育必须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各级各部门要携手并进,整治不良因素,优化社会环境,让他们看到社会整体的进步,拒绝和蔑视社会的不良因素,增强肌体的抵抗力。

补偿性教育 篇2

弱势群体子女教育救助:从道德诉求到制度补偿

我国当前的.教育救助是一种基于道德诉求的济贫式救助,责任主体界定不合理,项目杂乱,资金不足,救助方式不规范.不论从社会正义发展的要求看,还是从贫困文化论与人力资本角度看,都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必须确立正确的教育救助政策取向,实现从临时性救助到制度补偿的转变,从基本受教育权救助向综合救助转型,建立协调有序的救助管理体制.

作 者:吴海清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湖北,荆州,434020 刊 名:现代企业教育 英文刊名:MODERN ENTERPRISE EDUCATION 年,卷(期): “”(12) 分类号:G52 关键词:弱势群体子女   教育救助   制度补偿  

补偿性教育 篇3

关键词:美国;处境不利学生;学业不良;补偿教育

在美国,处境不利学生主要指成长环境不利于其充分发挥潜力的学生,包括来自低收入家庭、少数民族家庭、新移民家庭、单亲家庭的学生,以及自身发展存在问题的学生。处境不利学生的学业不良问题引起了美国教育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对此,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规,开展了诸多项目对处境不利学生进行补偿教育。

一、美国处境不利学生的学业成就问题

尽管教育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产力、推动社会流动,但是美国为所有学生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的目标从未实现。贫困家庭的学生在获得优质学习机会和取得学业成就方面依然面临巨大挑战;黑人学生、西班牙裔学生与白人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印第安学生、西班牙裔学生等少数族裔学生更容易被认定为有学习障碍,这些所谓的有学习障碍的学生难以在学业上取得成功。

(一)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学业成就低

社会学家根据财富、声望和权力情况的不同把社会群体分为不同的阶层。美国的社会阶层传统上由具有等级性的五个阶层或群体构成:上层(upper class)、中上层(upper middle class)、中下层(lower middle class)、上层工人阶级(upper working class)和下层工人阶级(lower working class)。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由许多变量构成,包括财富、收入、受教育水平、职业、权力、声望等。近几年,某些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变小,如上层工人的收入大幅提高,甚至超过了中下层。但是,高收入、高阶层和低收入、低阶层的人数也获得了增长,拉大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1]

尽管不同阶层发生了变化,但是五个阶层仍能够作为区分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有效和方便的方法。上层在美国社会占3%,控制着极大的财富、权力和影响;中上层占22%,一般都是杰出的专业人才、高层管理者、公司董事,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拥有较高的收入;中下层占34%,包括中等收入的商人、白领、神职人员、销售人员、技术工人、农场主、承包商等;上层工人阶级占28%,主要由技术蓝领工人和准技术蓝领工人构成;下层工人阶级占13%,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并且经常失业。下层工人阶级中约2%的人长期处于失业和贫困状态,其中不包括由于失业或其他不幸造成暂时性贫困的人。[2]

社会阶层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模式、交际圈,还会影响学生的成就。2010年,美国有15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比2000年增加了200万人。12%的白人儿童、36%的黑人儿童、34%的印第安儿童和33%的西班牙裔儿童生活在贫困家庭。[3]

贫困家庭的负面影响在幼儿发展早期就很明显。比如,贫困家庭的母亲无法给予孩子足够的胎教时间[4];贫困家庭的孩子出生时体重过轻,容易出现视力问题;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容易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下等。以上不利因素都容易对孩子的认知功能和学业成绩产生重要影响。贫困家庭的孩子往往伴随着视力问题、牙痛等慢性健康问题上学[5]。研究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在执行能力(executive function)——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语义流畅性等方面的表现较差。此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孩子常常生活在认知贫乏的环境中——很少接触到能够刺激认知发展的材料和经验,并且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孩子相比,从父母身上获得的关注较少[6]。贫困家庭的流动性强,这些家庭的孩子经常从一所学校转入另外一所学校,经常旷课,并且很容易辍学。

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困对孩子学业成就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2001年,美国相关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孩子出现学习障碍的概率是高收入家庭孩子的1.4倍;低收入家庭孩子出现不当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概率是高收入家庭孩子的1.3倍;低收入家庭少女怀孕的概率是高收入家庭孩子的3.1倍;低收入家庭孩子被虐待和被忽视的概率是高收入家庭孩子的6.8倍;低收入家庭孩子成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概率是高收入家庭孩子的2.2倍。[7]

父母收入也与学生的学业准备程度高度相关。低收入家庭孩子在上小学时的阅读能力和词汇量会落后于高收入家庭孩子,其词汇量平均约为5000个,而中产阶级家庭孩子拥有的词汇量平均约为2万个。导致这些孩子学业准备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父母很少为孩子读书和讲故事,这些孩子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等。[8]

此外,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也和其家庭经济情况有一定的关系。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价(NAEP)是美国全国性、持续性和代表性的评价学生学业成就的项目,由美国国会授权、全国教育统计中心管理、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实施。NAEP每隔2年对全国四年级、八年级和十二年级学生进行一次阅读和数学测试。评价既包括对学生的数学、阅读等学科学业水平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也包括对影响学生能力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大规模调查。这些因素包括学校教育情况、家庭教育背景等,调查对象包括学生、家长、教师和校长。NAEP的调查报告指出,学生学业成就与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两个指标有关,分别是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学生是否有资格申请免费和减免性午餐。报告发现,有资格申请免费和减免性午餐的学生的NAEP熟练水平考试的成绩低于那些没有资格申请免费和减免性午餐的学生的成绩;家长受教育水平越高,孩子的熟练水平考试成绩越高。例如,2009年有资格申请免费午餐的四年级学生的平均阅读成绩是206分,而没有资格申请免费午餐学生的平均阅读成绩是232分;没有达到高中学历的家长的孩子的数学平均成绩是265分,而在高中毕业之后还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家长的孩子的平均数学成绩是284分[9]。美国学生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成绩与其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家长的受教育水平越低,学生的SAT成绩就越低(见表1)。

通过了解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常常可以预测学生的学业成就。与高收入家庭孩子相比较,低收入家庭孩子更容易留级、辍学。父母拥有学士学位的孩子和父母未完成高中教育的孩子相比,更可能在高中毕业之后升入大学。[10]

(二)不同种族学生的学业成就存在很大差异

不同种族学生的学业成就差异是美国教育领域面临的难题之一。一般来讲,黑人学生和西班牙裔学生的学业发展水平会比白人学生落后2~3学年。政策制定者不仅把缩小种族差距看作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把它看作减少种族不平等、促进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相关预测指出,如果黑人学生和西班牙裔学生的学业成就提高,美国2008年国民生产总值就会高出2~4个百分点[11]。体现黑人学生及西班牙裔学生学业成就最有力的证据是标准化考试的结果,如NAEP、SAT 和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表2显示了1992-2009年白人学生、黑人学生与西班牙裔学生的NAEP成绩差距。

(三)有色人种学生更容易被认定为有学习障碍

2004年以来,美国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数量呈增长趋势。如果学生在思考、讲话、阅读、写作、听写、算术等方面存在滞后问题,就会被认定为具有特定学习障碍的学生。很多有障碍的学生都是具有特定学习障碍的学生。1977年,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占所有有障碍学生的22%,而在2009年该比例增长到38%。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印第安人及黑人学生更易被认定为有学习障碍。美国约14%的印第安或阿拉斯加印第安学生、12%的黑人学生和9%的西班牙裔学生被认定为有学习障碍。相比之下,只有8%的白人学生被认定为有学习障碍。特殊教育课堂中少数族裔学生数量过多同样是使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感到担忧的问题。少数族裔学生被认定为具有发展问题的比例是白人学生的2~3倍。可见,这种所谓障碍类型的评估存在着主观的成分。这些少数族裔的学生很多来自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家庭,他们很少能高中毕业。[12]

二、美国对处境不利学生的补偿教育

补偿教育是为学生提供补充性的项目或服务,帮助他们克服与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相关的缺陷。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对处境不利学生进行补偿教育,具体如下。

(一)对学前教育处境不利儿童的补偿教育

美国向贫困宣战的补偿教育项目之一是开端计划(Head Start)。开端计划是集教育、医疗、家长参与、社会服务等于一体的综合计划,主要关注3~5岁学前儿童的发展。开端计划由学区实施。此外,提前开端计划(Early Head Start)为小于3岁的儿童提供支持性服务。

(二)对初等和中等教育处境不利学生的补偿教育

自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颁布以来,对补偿教育的支持是美国联邦政府教育政策和资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号条款(Title I)是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约翰逊“伟大的社会”教育项目的核心部分,并被认为是向贫困宣战的最重要的武器。2001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被重新授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使联邦政府继续履行对弱势群体进行教育支持的承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A部分的一号条款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提供支持,帮助他们达到具有挑战性的州内学业表现指标。此资助惠及公立和私立学校的1700万学生,然而接受服务的学生人数只是有资格接受服务的学生人数的一半。60%的受资助学生是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21%的受资助学生是六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3%的受资助学生是学前教育学生。这是对小学和初中实施的最大的教育资助项目,在2012年资助金额达148亿美元。[13]

(三)对有障碍学生的补偿教育

为了保障公立学校残疾儿童的权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颁布了两项联邦法律,为有障碍的学生提供支持。1973年通过的《职业康复法》规定,美国残障儿童有权参加由联邦政府资助的任何计划和活动。该法律第504条条例保障了残障儿童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权利。如果公立学校拒绝做到这一点,将不能获得联邦政府的资助。1975年,美国颁布了《面向所有残障儿童教育法》(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 EHA)。EHA后来改名为《残障者教育法》(IDEA)。该法规定为每名儿童提供个人教育计划,即针对每名儿童的特殊需要制定适切的学习计划。IDEA不仅保障了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利,而且保证其受到合适的教育。IDEA把残障学生划分为13类进行资助(见表3)。

(四)其他项目

在美国的学校中还有其他的补偿教育,这些补偿教育大部分是在上课时间开展,主要包括以下8种。第一,为小学生提供服务的支持项目,如过渡性开端项目(Transition Heat Start),即把开端项目从幼儿园延续到小学二年级。第二,对初中生的资助项目,如向上跃进项目(Upward Bound),该项目通过辅导、教授基本技能与提供服务咨询的方式对处境不利学生的辍学行为进行干预,以提高他们对中学后教育的准备和参与。第三,学科领域的拓展项目。几乎被《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一号条款(以下简称一号条款)覆盖的所有学区都为学生提供阅读方面的帮助。大多数学区也为处境不利学生提供数学方面的帮助,有一些学区也提供语言艺术方面的支持项目。第四,为接受双语教育和英语是第二语言的学生提供帮助。这些学生是英语不够熟练且有资格被一号条款服务的学生。第五,对移民学生进行帮助。在一些较大的学区会有相关的项目。第六,对有障碍的学生提供帮助。3/4被一号条款覆盖的学区都会为有障碍的学生提供服务。在大多数学区中,这些学生必须是有资格接受一号条款服务的学生。第七,对处境不利学生的心理和社会适应层面提供帮助和服务。第八,对无家可归的儿童提供教育。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保证所有孩子和年轻人都有机会接受免费的、适当的教育,包括公立学前教育。

注释:

①②③数据来自美国联邦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参考文献:

[1][2]Rose,S.J.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M].New York: New Press,2007:45,102.

[3]Wright. V.R,Chau, M.,&Aratani,Y..Who are Americas Poor?The Official Story[M]. New York:National Center for Children in Poverty, Columbia University,2011:66.

[4]Garner,B.A.(Ed.).Blacks Law Dictionary (9th ed.)[M]. S. Paul, MN:West,2009:544.

[5]Berliner,David C. Poverty and Potential: Out-of-School Factors and School Success[M]. Boulder and Temple: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Center&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Unit,2011: 44.

[6]Kishiyama,M.M.,Boyce, W. T., Jimenez, A. M.Peng, L.M,&Knight,R.T. Social Disparities Affect Prefrontal Function in Children[J].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2009,21:1106-1115 .

[7]Duncan,G.J,&Brook-Gunn,J. Poverty, Welfare Reform and Childrens Achievement[M].In B.J.Biddle (Ed), Social Class, Poverty and Education[M].New York: Boutlege Falmer,2001:49-65,88.

[8][13]L.Dean Webb Arlene Metha. K.Forbis Jordan.Foundations of American Education[M]. Pearson; 7th edition,2013:238,243.

[9]Snyder,T.D.,&Dillow,S.A.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J].Institute for Education Sciences. Washington,DC: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1:34.

[10]Chapman,C., laird, J. Kewalramani,A.Trends in Drop out and Completion 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M].Office of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2010:97.

[11]Mckinsey&Co.,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Achievement Gap in Americas Public Schools[J]. Education Week,2011,66(5):1.

[12]Samuels,C.A.Minorities in Special Education Studies by U.S.Panel[J].Education Week,2007,39(2):15.

高等教育成本补偿问题研究 篇4

关键词: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多元化

一、高等教育产品的经济属性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 在既定的高等教育的机会下, 一个人受了高等教育就会减少其他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因此高等教育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而另一方面, 人们在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 不仅能提高自身素质, 而且能有效地推动科技发展, 推动了国家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因此, 高等教育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所以, 高等教育是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具有消费的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混合产品, 即公益品。

二、高等教育成本

高等教育成本是指为了让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接受到高等教育服务而耗费的各种资源价值的总和, 它既包括可以用货币计量的为高等教育服务所支出的各种资源价值的总和, 也包括因高等教育资源用于教育事业而造成的损失。前者是会计角度的成本, 后者是经济学范畴的机会成本。

三、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主体

高等教育属于经济学产品分类中的公益品, 具有外部性。它的利益并不完全由其接受者独享, 其中一些利益还由他人乃至整个社会所分享。

(一) 个人或家庭是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主体之一

对个人来说, 接受了高等教育能够丰富个人的知识理论水平、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自身的竞争力。高等教育给受教育者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收入水平与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 高等教育给劳动者带来的收入优势就更加明显。因此, 受教育者应当是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主体之一。

(二) 政府是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主体之一

高等教育除了提高受教育者的个人人力资本, 给其带来较高的经济和非经济的收益外, 还为社会输送了不同类型的专门人才, 提升了国家的科研能力, 提高了民族文化和道德水平, 提高了生产力和社会文明程度, 推动了国家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由高等教育所产生的部分利益渗透于整个社会。因此, 政府是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主体之一。

(三) 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主体之一

对于企业来说, 高等教育为其带来了三点收益。一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从而提高了企业的收益;二是高等教育接受者具有较强的创新欲望及能力, 在工作中会不断创造新方法, 研究出新产品, 提高工作效率, 使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三是一个企业中接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比例越高, 则该企业的文化更适应竞争的时代, 而且还能极大地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品牌。因此, 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主体之一。

四、我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问题的现状

现阶段, 我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主, 辅之以学生交付学费, 同时兼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赠和集资以及其他教育经费的多渠道、多元化投资。但是我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还存在以下三点问题。

(一) 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通常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力度。根据各年统计年鉴显示, 我国1999年至201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如图2所示。

图2显示,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呈波浪形变化, 但是一直没有突破4%。2010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到, 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2012年达到4%。然而即使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投入达到占当年GDP的4%, 仍离国际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20世纪末世界各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平均水平为4.8%, 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 财政对高等教育投资的比例也越高。有数据显示, 20世纪末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教育经费一般占GDP的4.7%-7.4%, 一些发展中国家, 例如印度达到7.1%。

从高等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比例来看, 我国的投入也比较低。目前, 发达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性经费占财政预算的比例为22.97%-36.17%, 中东及北非地区平均为15.9%-21.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平均为13.6%-17.8%, 而中国只有2.4%。在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中, 政府财政应担当主要角色。

(二) 我国目前学费水平较高

所收学费逐年增加, 我国目前的学费已经由并轨前的800元, 上涨至2010年的4200-6000元, 有些专业如艺术类更是达到15000元以上。在学费标准不断提高的同时, 个人负担的高等教育成本比例迅速提高。然而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居民整体上比较贫穷, 对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有限。

(三) 成本补偿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成本补偿机制还不成熟。补偿方式单一、补偿力度较小, 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补偿机制完善的瓶颈。在助学贷款制度的实施上, 作为助学贷款制度发放贷款的受托方银行, 表现得积极性不高。而像勤工俭学、减免学费等助学政策的落实情况也不理想, 社会捐资助学的氛围很不强烈, 社会各界包括基金会、企业奖、助学金形式单一, 数量很少, 资助范围有限, 奖励发放措施不到位, 难以覆盖所有的学生群体。

五、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构建的建议

(一) 政府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

高等教育使整个社会受益, 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着突出的作用, 在提高民族创新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方面处于特殊的地位。因此, 国家财政要承担主要责任。各级财政要加大财政投资的力度, 确保达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 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1%。进一步推进分税制改革, 保障地方财政收入, 从而使地方政府有财力支持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 高等学校要“开源节流”

高等学校要大力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得到的资金可以补偿办学经费的不足, 从而促进产、学、研的健康发展, 形成良性循环。高校还要注重校内财务管理, 把有限的教育经费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三) 不断完善税收体系, 促进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支持

补偿性教育 篇5

集体主义道德内在地包含着补偿规范,这一规范必然而且应当在各种现实具体的制度中得到体现。利益的补偿包括物质利益的补偿,也包括精神利益的补偿,二者缺一不可;在不同的具体道德环境里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各有侧重。在很多情况下,物质利益补偿制度的缺位严重阻碍着集体主义道德的实行。我们知道,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就是利益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讲道德,决不意味着道德行为者不食人间烟火,决不意味着道德行为者没有丝毫现实利益的需要;讲利益,也决不意味着求利者可以置道德于不顾,利益的追求应当而且必须符合所在社会的道德规范。道德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兼容共存的。

集体主义道德的补偿规范与利益补偿制度(包括物质利益)的确立是“真实的集体”的必然要求。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由于克服了一切私有制社会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对抗,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就成为个人与集体相互和谐与统一的集体即“真实的集体”,这样的集体是个人出于自己的利益和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自由的社会联合。真实的集体不但是要求其成员为集体的发展作出贡献乃至牺牲的.集体,而且也是充分实现和保障集体成员个人正当利益的集体,是让集体成员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集体。在真实的集体里,由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根本一致,集体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的优先性使得集体在遭遇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立冲突时,集体有权利要求个人为此而牺牲自己正当合理的个人利益;但集体在享有这一权利的同时,理应承担起集体对个人――为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正当利益的个人――所应尽的义务。因此,集体主义的道德内在地包含了补偿的道德规范,集体主义道德的补偿规范会自觉地在生活实践中为作出牺牲的个人提供物质利益的补偿。只有充分发挥和实现集体主义道德的补偿规范的作用,才能圆满地解决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对立,使这两者真正得到和谐,实现协调发展。只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在各项制度的建设中充分体现出集体主义所应有的补偿规范的要求,就能够使集体主义道德在现实中得到全面彻底的实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能够在各个方面得到体现。

集体主义道德的利益补偿制度是按照集体主义道德的内在要求建立起来的具有广泛性的社会制度。用现代伦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制度改革、制度设计和创新时要体现集体主义的制度伦理,要使得全社会的各种组织或集体,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体育卫生的或其他性质的组织或集体,都必须在其各自的具体规章或制度中体现出集体主义道德对个人为集体所作出的牺牲给予相应的、应有的补偿要求。在当前,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利益补偿制度的建设。

首先,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集体主义道德的补偿性教育,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充分认识到:当个人为集体作出重大牺牲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时,与此相关的集体应当为之给予相应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双重补偿,这是集体对个人所应尽的义务。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集体主义道德才能在全社会得到普遍实行。

其次,在集体主义道德补偿规范的指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可以在各项制度的改革、设计和创新上先行尝试,为全社会充分体现集体主义道德补偿规范的各项制度的普遍推广和完善积累经验。

补偿性教育 篇6

关键词:高频增益补偿;高频增益不补偿;极重度聋儿;辅音识别

助听器对感音性耳聋患者听觉的补偿具有一定的效果,尤其对于聋儿来讲,他们要从头开始对语言进行完整、系统的学习,因此,要保证他们对于最基本的音素能够识别,助听器的选配是非常基础的。助听器的验配要确保言语输入信号的可听度及输出言语信号的响度,不造成配戴者产生不舒适感,而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确保持续的可听度以及助听器性能的长期稳定性。聋儿在佩戴助听器之后,要进行语言康复训练。在汉语的音素当中,辅音所占的比例较大且能量大都居于高频部分,对于极重度聋儿言语清晰来讲尤为重要。本文探讨助听器对极重度聋儿助听的效果。

一、材料与方法

1.实验对象

10例极重度聋儿,智力正常,佩戴相同型号大功率耳背式助听器,语训时间在1年至1年半左右。年龄在3~11岁,平均年龄为6.1岁,男女比例不限。

2.实验方法

将这10名聋儿随机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助听器高频增益按照听力图进行最佳选配,第二组是助听器也是按照听力图进行最佳选配,但将助听器从2000Hz的增益补偿降为0并保存到助听器当中。(1)助听后的听阈评估——声场评估:在标准隔声室内,用AC40听力计,以30dB为起点,根据升5降10的原则,测取250Hz、500Hz、1000Hz、2000Hz、4000Hz助听后的听阈值。(2)模拟辅音识别的测试:标准隔声室内,让聋儿面对实验者,距离1米,实验者以约75dB SPL分贝(Type2240型声级计控制)的声音发出一个元音,让受试聋儿从字母卡中选择出相对应的字母并进行复读,从而让他们明白整个实验过程。(3)辅音(21个)识别测试,CD机播放辅音字母(九年义务教育小学生学拼音光碟),设定扬声器给出的声音强度为75dBSPL,播放时间间隔为5秒,按照模拟测试的过程进行测试。实验者判断正确的个数。

二、结果分析

通过声场评估及辅音识别测试结果如下:

三、讨论

1.高频增益补偿对辅音识别的效果

一个极重度的听力损失患者,将原本高频部分的增益不补偿,声音信号将不被放大,从而不能被大脑所识别。在实验中,实验人关闭高频部分的增益,使得辅音识别效果比较差。反之,在最佳选配的状态下,聋儿经过语训,其对辅音具有好的识别效果。这证明了数字助听器的放大技术功能,对聋儿辅音识别具有一定的效果。

从实验数据中可以看到,助听后的评估平均阈值结果相差不是特别大,这是因为在实验过程当中第二组将从2000Hz及以上的增益补偿关闭,但是在250Hz、500Hz、1000Hz這三个频段的增益还是按照最佳选配进行,因此,得出的结果相差不是很大。从数据处理过后看,第二组的数据误差相对来说比较大,这其中不能排除个体的差异性导致出现如上结果。

在实验中,对受试者的助听效果进行了一个评价,对处于语言发育关键期的儿童,学习各种语言信息的获得技巧和发展认知、交流等技巧依赖于准确有效言语信息的刺激,听觉障碍儿童出现的问题较成人更加严重。通过对表2的比较,我们能明显地发现高频增益补偿与不补偿助听后辅音识别的效果,高频补偿后辅音识别正确个数达到18.2±1.30个;而高频不补偿辅音识别的正确个数只有5±1.41个。根据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助听器的高频补偿对他们起到了助听的效果,没有高频增益的补偿对他们进行辅音识别起到阻碍作用。

辅音频谱范围宽、能量弱、作用时间短,对于聋儿来讲识别较困难。参加测试的聋儿都是经过1年至1年半的语训,根据语训老师的反映对辅音都能够进行识别。聋儿进行听力训练的效果比较明显,高频增益补偿对参加实验的聋儿确实有明显的效果。当然,也有人会怀疑可能有耳蜗死区现象的存在,对于本次实验参加测试的极重度聋儿的高频段听力损失没有进行耳蜗死区的排除,耳蜗死区的形成势必会对辅音识别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在本实验的测试过程中,笔者采用的是很安静的环境,有实验证明在安静的环境下,有耳蜗死区和无耳蜗死区的同等听力损失程度患者都能够从助听器宽带放大技术中(wide-band amplification)取得相同的效果。

2.聋儿早期干预的重要性

聋儿早期干预包括早诊断、早期佩戴助听器或人工耳蜗、早训练。佩戴助听器只是进行聋儿康复最基本的一个环节,要对聋儿进行科学系统的康复训练,包括听力训练和言语训练。他们的大脑对听觉存在着很强的可塑性,就像听觉剥夺改变中枢听觉系统一样,刺激该系统(即再次引入声音)也会导致中枢变化。

助听后辅音识别的效果研究,还存在着很多影响因素。随着听力筛查的普及,能越来越早地发现听力有问题的小孩,这有助于他们早期佩戴助听器进行语言康复训练。在实践过程当中,笔者发现越早干预其效果相对于较晚干预的聋儿在对辅音识别的灵敏度及清晰度上都有明显的提高,这也证实听力早期诊断和干预的重要性。在实验过程当中,参加测试的聋儿年龄跨度范围大,最小的有3岁,最大的达到了11岁,但是比较集中于5~6岁之间,因而实验当中不能排除由于聋儿自身对声音的辨别感知、理解接受、组织和表达的差异性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3.极重度听力损失与人工耳蜗

对于极重度听力损失的聋儿,笔者建议佩戴人工耳蜗,有学者提出,极重度语前聋儿童人工耳蜗植入后能获得比助听器使用者更好的言语识别能力。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中国听力残疾人口众多,极重度聋儿的数量也很大,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能力承担植入人工耳蜗的费用的。有学者在我国西南地区做了就人工耳蜗植入相关问题,对家长进行闭合式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家长对人工耳蜗不了解,基于受经济状况制约、宣传不够、患者及家属意识落后和对手术及术后效果过分担心等主要因素的影响,人工耳蜗手术不能有效地开展。

通过实验,笔者可以发现助听器在高频补偿方面确实起到了效果,而且,目前使用比较普遍的还是助听器,要保证助听器跟上人们对其的期望,只有不断地改进助听器的技术,才能满足极重度听力损失患者的需求。

四、总结

实验中的数据显示助听器对辅音识别的重要性,以及它对聋儿康复所奠定的基础。助听器对极重度听力损失的儿童在高频补偿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将助听器的放大技术做得更好,有助于聋儿在康复训练过程中对语言清晰度的认识。

(通讯作者:张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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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性教育 篇7

解决这种矛盾或者转变这种现象的方法在于通过全局观的考虑和设计, 制定具有连续性、针对性和整体性的补偿教育计划, 并付诸实践。具体来讲, 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一、确定连贯性补偿教育目标

确定连贯性补偿教育目标是整个补偿教育连贯化体系的关键。所谓连贯性培养目标是指在对处境不利儿童进行补偿教育过程中, 确定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结合的培养目标。这种目标的特点在于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对独立的子目标, 而各个子目标之间又相互衔接, 连贯成为一个整体。另外, 这种目标体系本身内部具有极大的弹性空间,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宜的调整和转变。处境不利儿童的补偿教育阶段可以大致分为家庭教育、学前教育和学校教育三个大的阶段。每一个学制阶段由于教育环境、教育对象、教育内容等方面的差异, 在制定目标时一定要有针对性的处理, 并且保持彼此间的连贯和兼容。补偿教育是一项连贯性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讲, 补偿教育的目标不是在某一个点上使得处境不利儿童和普通儿童达到同样的发展水平, 而是更注重处境不利儿童能够在长时期内与普通儿童拥有同样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和学习环境。这个长时期范围包括家庭教育阶段、学前教育阶段和学校教育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目标可以细化为以下内容。

1. 家庭补偿教育阶段

家庭作为教育的第一场所, 从某个角度讲, 对于个体的发展具有最为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作为教育的肇始和起点, 家庭教育的差异可能导致个体终生发展出现极大的不同。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教育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和价值。这个阶段的教育目标与此后各个学制阶段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密切联系, 并且会持续影响个体一生的发展。这个阶段的教育目标需要从人生奠基的视角着手制定。具体来讲包括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幼儿。在这个框架下, 补偿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0—3岁儿童提供适宜的物质保障, 提供积极适宜的外界刺激, 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其中物质保障包括营养保障、卫生保障和教育保障等。而适宜刺激则需要进行教育引导活动包括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促进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形成, 积极应答关系的固定等。这项活动操作起来更为复杂, 需要一定的教育技术支持。第二个方面是父母。通过政府主导、社区和教育机构参与的方式提供包括孕期指导、育儿辅助等方式展开, 具体内容包括诸如“叶酸发放”“健康检查”等形式, 可以间接地为处境不利儿童提供物质帮助和教育引导。通过对幼儿和父母的帮助与支持, 可以保障幼儿的身心得到正常发展。立足于上述的补偿教育内容, 可以制定《父母家庭教育指导手册 (0-3岁版) 》, 为处境不利父母提供必要的教育指导意见和方法, 防止由于父母的教育缺憾或者家教知识匮乏, 导致幼儿被动地处于发展不利的境地。综上所述, 家庭教育阶段的补偿教育目标, 应该把重点放在处境不利幼儿的学习环境营造上, 为幼儿的发展提供更为优质的外在环境。

2. 学前补偿教育阶段

学前教育阶段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衔接阶段, 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教育目标的衔接性尤为突出。如果说家庭补偿教育是以保育为主的“物质补偿阶段”, 那么学前教育补偿教育则是突出保教结合“双重补偿阶段”。学前补偿教育需要继续家庭补偿教育阶段的保育目标, 注重保育工作。除此之外, 这个阶段还出现新的任务和目标, 为学前儿童提供包括五大领域为主干的补偿教育活动。学前教育阶段处境不利儿童的弱势更多地表现为缺乏足够引导和刺激, 学习环境有待改善, 导致其学习兴趣、求知欲、好奇心受到一定的束缚。因此, 学前教育阶段的补偿教育应当和家庭教育阶段有所区别, 其目标应该侧重于幼儿的学习兴趣激发方面。以潜在性、生活化、活动化、游戏化为特征的教育活动, 对幼儿的学习兴趣进行启蒙。学前期是个体发展过程中众多敏感期并存的阶段。这个阶段中, 个体的语言敏感期、逻辑思维敏感期、音乐敏感期、动作敏感期等竞相出现。因此, 需要制定补偿教育目标时可以借鉴教育部刚刚颁布的《我国3-6岁儿童发展指南》, 以此为蓝本,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进行有针对性的发展标准设计, 为处境不利儿童的发展提供直接参照标准。

3. 学校教育阶段

学校教育阶段与前面两个相比, 教育目标更为突出, 在保教结合的双重补偿教育基础之上, 需要增加学习能力的培养内容。补偿教育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许多学习发展的短板可能需要在数年内才能够逐步弥补完善。因此, 从某种角度上讲, 进行补偿教育活动时就必须设计“带着老问题, 解决新问题”的目标。学校教育目标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认知教育的要求逐步凸显。与此前的阶段教育目标相比, 认知发展和教育成为了重点内容之一, 学习能力的培养随之成为一个重要的补偿教育目标。处境不利儿童的学习能力是一个逐步培养的过程, 教育者需要设立各科补偿教育内容, 在学习动机、学习意志、学习方法和学习效能感方面进行引导和教育。学校补偿教育阶段的主要目标就是进行学习活动自我效能感的培养与建立, 消除不利因素对于处境不利儿童的学习影响。

二、设置全纳式补偿教育内容

补偿教育的基本目的就是实现教育公平, 对于处境不利儿童的弱势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教育和帮助, 使得这部分儿童在一定时间内能够与普通儿童达到相同或相近的发展水平, 消除由于外在因素所导致的发展差异和不平衡。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 补偿教育内容同样也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许多补偿教育活动往往通过“设置兴趣班”“赠送文教用品”“间歇性的讲座报告”等形式展开, 这种补偿教育活动本身缺乏连贯性、整体性和针对性的问题, 教育效果有待改善和提高。完善补偿教育内容, 实现其连贯性的内在联系, 可以采用全纳式补偿教育内容理念来解决这一问题。补偿教育内容本身应当本着全纳式的理念, 对于处境不利儿童发展有利的内容都可以纳入教育内容。

个体的发展是全面的, 认知、情感、个性社会性包括身体健康等任何一个方面的异常或者缺憾都可能导致整体发展的不足, 甚至出现更为严重的情况。也就是说个体的发展存在着整体性的特点和要求。补偿教育需要在“知”“情”“意”“体”各个方面为处境不利儿童提供保障。幼儿的“体”“知”相对容易补偿, “情”“意”则比较困难。而且这部分补偿内容本身具有一定的隐性特征, 不易被察觉, 经常会被忽视, 导致处境不利儿童在非智力因素方面出现消极表现。在上述的补偿教育内容之外, 还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针对处境不利儿童, 设计补偿教育内容的时候, 应当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情感交流

补偿教育内容本身也需要注意整体性和连贯性的特点。对于家庭补偿教育阶段, 更多的补偿教育内容应该体现为情感的交流与互动。也就是教育者需要与幼儿进行积极情感的交流, 建立良好的双向关系。让幼儿感受到外界的关爱和支持。并且这种关爱具有一定的引导和教育性质。比如情感交流过程中, 需要让幼儿感受到愉悦的情感体验, 对于外界产生一定的信任, 敢于、乐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主动地与他人进行交流互动, 形成积极的依恋关系等。

2. 注重社会性引导

对于学前补偿教育阶段, 社会性培养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处境不利儿童在接受补偿教育的同时,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情况, 都需要面对老师和幼儿园的其他同伴。在此过程中, 处境不利儿童则需要应对“复杂”的社会关系。处境不利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个性和人格的发展。因此, 在进行补偿教育的时候应当把社会性发展作为关键内容之一。在此过程中, 需要帮助幼儿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 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培养较好的自信, 对于人际交往的基本规则和技巧, 包括文明礼貌等内容需要逐步培养和建立起来。

3. 推动个性培养

在学校补偿教育阶段, 教育内容的重心应该转移到个性培养上来。这一阶段的补偿教育对象已经进入小学, 甚至初中, 其认知和身体发展已经比较健全。然而个性发展方面却需要引起教育者的高度重视。这个阶段的处境不利儿童已经具有初步的独立人格和个性体系, 对于自我的认识和评价已经逐步建立, 面对自己的不利处境, 部分儿童可能会出现自卑、内向, 甚至自暴自弃、叛逆等情况。因此, 在这一阶段的补偿教育内容主要就是帮助儿童形成积极的自我认识和评价, 客观地认识和面对自己的处境, 并且能够积极地适应这种情况, 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 积极乐观、坚韧上进, 愿意通过补偿教育来改变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三、采取生活化补偿教育方法

对于处境不利儿童来讲补偿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学习和生活内容。这种补偿教育本身与学校教育或者常规教育有着一定的差别, 根据教育者、教育对象和教育资源的情况, 补偿教育方法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灵活调整。而其中最为适宜的方法之一就是生活化教育方法。生活化教育方法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适宜教育时机进行有目的性的渗透教育和引导教育。处境不利儿童的补偿教育更多的集中在“情”“意”等方面的内容, 而这部分内容的最佳教育方法之一就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实际情景和案例进行引导和教育。脱离了实际生活的补偿教育往往是“形而上”的教育, 与生活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无法真正地发挥教育功能, 而且单纯的说服教育或者知识讲述活动, 往往很难实现教育目的。处境不利的儿童往往需要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挫折, 在实际生活中需要接受各种挑战。而这些实际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正是进行引导教育的最好时机。通过生活化教育, 教育者可以为处境不利儿童提供“朋友”“家长”“老师”多重角色相融合的教育服务。生活化教育方法能够真正地让教育者走进处境不利儿童的生活, 走进其心理, 了解儿童真实的感受和需要, 从而提供生活化或者田野式的教育支持与帮助。

四、实行“反木桶理论”补偿教育评价

教育界中的“木桶理论”也称“短板理论”为大家所熟知, 强调的是个体发展的最终水平是由“构成木桶的最短一块木板而不是最长的一块木板”决定的。我们在此提出的所谓“反木桶理论”评价方法是指, 在对处境不利儿童进行评价与考核的时候, 需要采取鼓励取向的评价。在对这些儿童进行评价的时候需要从客观角度进行分析和比较, 这部分评价结果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部分, 对于考核的结果教育者需要清楚地掌握。但是向处境不利儿童呈现评价结果的时候则需要更多的提供积极部分的内容, 目的是增加这部分儿童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 使得处境不利儿童对于自我评价和自我认识朝良性发展。避免因为自卑、消极等因素干扰其正常发展。教育者可以根据每一个处境不利儿童自身发展的具体情况, 为其制定发展档案或者参照图谱, 对其发展不利的主要内容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的评比。在每次评价的过程中, 本着鼓励表扬为主体, 增加自信为方向, 促进发展为目标, 推动处境不利儿童能够在积极良性的教育环境中健康成长。另外, 教育者需要引导处境不利儿童能够客观积极地对自己进行评价, 培养其积极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调节的能力, 避免物质环境的不利导致“精神环境的不利”, 从而促进处境不利儿童在智力和非智力两个方面都能够健康快速地发展。

处境不利儿童补偿教育的生态化研究还是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和领域, 在今后的相关研究过程中, 包括补偿教育机制的构建, 相关政策的解读与分析等内容将是各方需要深入探索的重点内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对于建立完善的生态化补偿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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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与补偿理论 篇8

一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理论依据

实行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并不是政府的一项随意的政策, 而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两条:

(一) 利益获得原则

利益获得原则, 是指为了有效地分担教育成本, 使成本分担合乎经济公平的要求, 教育成本的支付应与收益相配合, 谁受益, 谁承担。收益多的人应分担较多的成本, 收益少的人分担较少的成本。因此政府、企业与个人在负担教育成本时应依据各自的收益来决定, 同时不同的个人在负担教育成本时也应依据收益而定。

(二) 能力支付原则

能力支付原则, 是指所有从教育中获得好处和利益的人, 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应按其支付能力大小提供教育经费, 能力越大支付越多, 能力越小支付越少。因为依据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 能力高的人, 其超额财富的效用较低, 这样, 富有的人多支付教育经费是公平的。而且一定的支付能力即对国民收入的占有, 也决定了负担教育投资的可能。

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含义

教育经济学中的教育成本概念, 是20世纪60年代初随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而提出来的。高等教育成本是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期间的教育费用, 即高等教育活动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价值形式的总和。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广义的高等教育成本。它是指培养一名合格的大学生, 国家、社会和家庭所耗费的全部费用, 包括有形教育成本和无形教育成本两种。有形教育成本是可以用货币计量和体现的耗费;无形教育成本是指学生由于把时间用于求学而引起的机会成本。二是狭义的教育成本。它是指高校培养每个大学生所耗费的全部费用。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期间成本三种。直接成本是直接用于培养大学生的费用;间接成本是间接培养大学生的费用, 可按一定比例折算到教育成本中;期间成本是指学校行政管理部门为管理学校而发生的管理及人员的费用。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角度来看,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主要是分析高等教育的直接成本。

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是由高等教育受益各方 (政府除外) 根据各自受益高低及支付能力大小对高校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追加。但是, 国家的财力远远不能满足学校发展对经费的需求, 除了政府对高校教育拨款这一主渠道外, 还要积极争取社会各方面对高校的支持, 争取华侨及企业的捐款资助。另一方面是向学生收取部分培养费, 实行缴费上学。

三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主体

高等教育既有私人产品的性质又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高等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 对它的投资能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较大的收益。根据经济公平原则, 投入与收益应该对称。为体现教育公平,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首先应该根据高等教育受益各方获取收益的大小, 获取的收益越多, 就要多分担教育成本, 反之则相反。既然高等教育收益分别由社会和个人获取, 那么, 高等教育成本也应该由社会和个人分担。为了促进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使社会和大学都具有重大的收益, 就要对高校支出的成本进行补偿, 即对高校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追加。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主体主要是受教育者个人、政府、高校自身及用人单位。因此, 高等教育受益各方均是成本分担的主体。

(一) 受教育者个人应该是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补偿者

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私人性质, 个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增益了自身的人力资本, 能够提高其未来的预期收益。由于高等教育总体上可视为一种利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 而且这种服务能给受教育者带来一定的预期收入和各种非货币性满足, 那么从权益与义务对等这一公平角度看, 个人应负担部分高等教育投资, 或者说, 受教育者个人原则上至少应按教育的成本价格交纳部分学费。此外, 高等教育至少在当前仍然是同龄人中只有少数或部分人才能享受的教育。如果投资都由政府负担, 结果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 (纳税人) 负担, 而且当高等教育达到一定规模后, 政府也无力全部负担。所以, 高等教育收取学费是必要的。

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年平均劳动报酬收入越高, 特别是高等教育给劳动者带来的收入优势更加明显。这就说明了高等教育具有投资性质, 能够为受教育者个人带来较高的未来收益。高等教育不仅能提高受教育者的预期经济收益, 而且还能够使他们得到某些非经济利益。

(二) 政府是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负担者

高等教育尽管从总体上可视为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 但它的外部效应十分显著, 因此仍然可视为公共产品。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部门所培养的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已成为一国实力的重要标志, 发展高等教育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后劲, 在实现整个战略目标过程中必须把高等教育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

高等教育对社会的贡献, 首先在于它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高素质的人才。此外高校还承担数以万计的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这些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对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防地位的提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 高校本身也常常成为高新科技的“发源地”, 世界几大高新科技工业区都是紧依著名大学而建, 这就是明证。在国外, 这些国家的政府都非常重视建立以大学为中心的教育、科研、生产联合体, 形成了高技术密集区, 又称科学公园、硅谷等, 如美国已建成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高技术密集区, 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的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技术密集区等100多个高技术密集区。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 高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推动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发展基础研究、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为科技发展和学术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因此, 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的外部效应是巨大的, 作为这种收益代表的政府, 自然应补偿其成本。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其文化素质、专业技能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都有显著提高, 因而这些人对于社会民主的弘扬、社会道德的净化以及社会生产率的提高都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因此, 政府投资教育不但能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而且还能够带来极大的非经济利益, 所以, 政府应该是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负担者。

(三) 高校自身也应该分担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

高校利用自身资源的优势, 实行产、学、研一体化, 通过销售、服务活动及科研合理组织收入, 以弥补办学成本补偿的不足。一方面, 要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和奖励政策, 挖掘学校的办学潜力, 鼓励各院、系、部积极兴办各种类型的学历和非学历教育, 向单位和个人收取培养费等, 以扩大办学收入, 为学校取得经济效益;另一方面, 要加强对校办产业的扶持和管理, 合理确定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与校办产业之间的经济关系, 根据资产权确定收益分配, 保证有合理的比例用于教育支出。高等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 发展校办产业, 既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 也是推动教育更好地面对经济建设主战场, 促进教育改革、改变教育观念、提高人才素质、加快产学研三结合和科研成果转化, 获取教育经费的有力措施。

(四) 用人单位也应该是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补偿者

企业是教育成果和教育投资的主要受益者,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拥有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数量、质量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根据高等教育受益原则, 企业有责任、有义务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企业除了依法纳税和对使用高校毕业生进行一定的付费外, 还可以通过设立各种助学金和奖学金或对教育提供各种资助和捐赠进行补偿。此外, 企业还可依法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不仅可以举办全日制中小学、职业中学、技工学校, 还可以举办各类成人教育、岗位培训等, 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 高等教育通过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人的生产力素质, 从而给社会、个人以及用人单位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由高等教育受益各方分担与补偿高等教育成本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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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义务教育补偿的社会学分析 篇9

一、促进教育公平

公平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判断, 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味和伦理性。世行200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贫富差距程度) 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 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 我国教育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的不公平、区域教育之间的不公平、学校教育之间的不公平、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教育的不公平。其中, 城乡义务教育的差距很大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不公平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了最基本的教育公平:平等教育机会不仅是指人教育起点和入学机会的平等, 更应包含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平等和所享有的教育质量平等。事实上, 由于人生来的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地位都是不平等的, 尤其是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这就为不同的人提供了迥异的发展起点、发展机会和发展资源, 从而导致包括教育不公平在内的各种社会不公平。因此, 就必须要对那些起点低、在社会竞争中有着先天劣势的社会弱势群体进行补偿。我国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补偿, 通过农村义务教育补偿可以不断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 确保全体少年儿童都能享有平等的义务教育的机会与条件, 促进教育公平。通过农村义务教育补偿, 可以消解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差异、贯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入学机会平等原则和教育资源分配平等原则, 是真正克服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 促进教育公平的基本途径。义务教育的公平性不仅应该用“普及”人口覆盖率, 适龄儿童入学率、辍学率或巩固率等数量指标来说明或表明义务教育的发展, 更需要有教育教学质量的考量。通过农村义务教育补偿, 可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 促进义务教育数量与质量的共同发展, 可以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平等和教育质量平等, 保障受教育者教育过程平等和教育成功概率平等, 促进教育公平。

二、增进社会向上流动

社会流动是一个与社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的社会学范畴, 是指“就一个人或一群体而言, 从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社会地位或社会阶级的变化。”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层结构里, 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 可称为上升流动, 反之, 则称为下降流动, 这两种流动统称为垂直流动。有些社会成员从一种职业转移到了另一种职业, 但其收入、声望、社会地位却基本相同, 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流动, 则称之为水平流动。就中国目前的一般情况来说, 大量的农民主要是以水平流动为主, 他们从农村来城市打工, 最广泛地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各行各业中, 他们从事着城市里最肮脏、最劳累、最差、收入最低廉的活计。对于农民家庭来说, 教育也许是最有可能、最直接、也最可行的改变子女命运的途径。“一个社会要想进步, 就必须具有某种途径使出身低微而才智过人者能够替代那些出身高贵而才疏学浅者。”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状况下, 中央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补偿力度, 要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 使更多的农民子女通过教育获得向上层社会流动发展的途径, 打破社会分层所形成的阶层壁垒和身份壁垒, 使各层次的人员处于不断更新变换的过程中。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指出: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 学校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 从而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通过农村义务教育补偿可以使农民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 获得更高的学力, 促使个人不断地追求向上流动, 力争达至更高的社会阶层, 从而通过后致性规则即个人后天的努力奋斗, 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通过农村义务教育补偿有利于农村孩子享受平等的教育, 有利于劣势地位的阶层向优势社会地位流动, 从而使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身原有的社会地位, 为消除人与人之间不合理的不平等提供机会和可能, 改变其生存状态。通过农村义务教育补偿, 可以使农村的孩子享受高质量的教育, 从而避免因社会底层上升流动的缓慢, 而破坏稳定的社会秩序。农村义务教育补偿可以体现社会流动机制应保护弱者的原则, 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 避免社会陷入“弱肉强食”的状态。

三、优化社会结构

社会系统是一个分层次的结构系统。社会系统论告诉我们, 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具有一定数量、执行一定功能的社会要素所构成, 并且, 社会系统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物质与思想相互支撑的复合系统, 这个系统处于内外各不同层次和跨层次相互作用包围的状态之中。韦伯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三位一体”的综合标准:在经济领域存在阶级, 在社会领域存在身份地位或声望群体, 在政治领域存在政治派别 (即政党) 。他认为一个社会具有经济、政治、社会三种基本秩序, 所以就产生了根据财富收入、权力和社会声望区分人群的三种基本的分层系统。社会分层结构并不是一种固定的事物, 它处于不断的构建过程中。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从社会大的环境层面上来看, 是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总体变迁趋势是朝向现代社会转型, 但迄今为止, 这种结构在整体上还是表现出“下大上小”的所谓“金字塔”型的特点, 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会受到这一结构要素的制约。因此, 优化社会结构的任务就成为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最为基础型的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中, 首次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的战略, 其核心思想是要优化阶级阶层结构, 扩大社会中间层, 使社会从“金字塔”型转变为“菱形结构”或“纺锤形结构”。从对过去三十多年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分析, 可以看出教育与社会结构优化存在正相关。通过农村义务教育补偿, 可以提高农村子女受教育的水平, 减小庞大的社会下层的数量和规模, 扩大中产阶层的数量和规模, 优化社会结构。通过农村义务教育补偿, 可以打破城乡二元刚性结构, 从而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结构。通过农村义务教育补偿, 提高农村学生受教育的质量, 促进农村人口的上升流动, 有利于建立稳定、有序、充满活力的, 而不是僵化、混乱以至动乱的社会结构。在一个封闭、僵化的刚性社会结构中, 社会流动会受到限制;而在开放的弹性社会结构中, 社会流动则会呈现出活跃的态势。

四、缓解社会冲突

社会冲突理论认为, 冲突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自然现象。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资源占有不同、价值目标差异, 从而产生了冲突和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 在稀缺资源上的分配越不公平,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基本利益冲突就越深, 而被统治者对其真正的集体利益的认识越深化, 他们就越有可能怀疑现存稀缺资源分配模式的合法性。科塞认为, 处在社会不公平中的被统治者对稀缺资源分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时, 加之统治者疏导不力, 其向优势地位的社会流动率很低, 容易爆发激烈冲突。就教育公平而言, 对农村义务教育进行补偿, 能极大化解社会冲突。现实中, 城乡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差距很大, 一旦这种差距超过社会心理的承受能力, 就会转化为社会冲突、动荡的根源。通过义务教育补偿实现教育平等有利于大规模促进人们教育程度的提高, 促进人们的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 这也能够明显的缓解社会冲突, 降低犯罪率。通过农村义务教育补偿, 可以实现农村人口向上流动, 缓解阶层、群体之间因为巨大的收入、生活方式等差距过大而产生矛盾和冲突, 以及缓解由于阶层贫富差距加大时, 所产生的相对被剥夺感。通过农村义务教育补偿, 能够提高各个民族、各个阶层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谅解, 建立和平、平等的合作关系, 缓解民族、阶层之间的冲突, 维护社会稳定。通过农村义务教育补偿, 可以促进农民的上升流动, 减弱各种社会阶层的集团意识, 增加改变地位的机会, 改变这种逐渐扩大的社会阶层差距, 遏制这种马太效应般的“强者愈强, 弱者愈弱”, 从而减缓各阶层间交往的压力, 释放社会不公平所积累的社会张力, 缓解社会冲突。

摘要:功利主义公平观的制度设计在带来巨大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 现阶段, 平等自由主义的教育公平设计更具有现实意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我国的义务教育的制度设计应该也必然要回归到通过补偿实现义务教育的实质平等。农村义务教育补偿具有促进教育公平、增进社会向上流动、优化社会结构、缓解社会冲突等社会学意义。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平等自由主义,补偿,社会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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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拥军.高等教育与农村社会流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07:51.

补偿性教育 篇10

一、教育经费合理负担和补偿的理论依据

公共财政学认为, 社会产品按其受益范围来看, 分为公共产品、混合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 它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的产品。非竞争性即消费者消费某产品时并不影响其他消费者从该产品中获得利益。非排斥性即在产品消费中, 很难将其他消费者排斥在该产品的消费利益之外。混合产品是在性质上介于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的产品。而我国高等教育属于混合产品的范畴, 一方面, 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消费不能独占。在设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 一人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 明显表现出公共产品的性质;另一方面,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非常短缺, 上大学竞争之强烈, 在所有消费产品和服务中是名列前茅的, 没有通过大学入学资格的人无法享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 从这个角度看, 高等教育产品又具有竞争性和排斥性。因而, 高等教育这种产品属于混合产品的性质, 决定其经费投入应该依照混合产品均衡规律来进行。在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构成中, 高等教育的提供者除了像公共产品那样接受来自国家财政拨款的支持之外, 一定程度的私人产品属性使其有理由要求受益者支付一定的费用。由此可见, 高等教育的混合产品的属性为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负担, 即从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多渠道筹资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实行教育经费合理负担与补偿的主要理论依据还有两个, 一是“利益获得”原则, 二是“能力支付”原则。

所谓“利益获得”原则, 是指为了合理地负担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的负担应与收益相结合, 谁从教育中获得好处和利益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 谁就应支付教育经费, 获得的好处和利益越多, 支付的费用便越多, 反之亦然。因此, 政府、企业与个人在负担教育经费时应根据各自的收益来决定, 同时不同的个人在负担教育经费时也应依据收益来决定, 它集中体现了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原则。所谓“能力支付”原则, 是指所有从教育中获得好处和利益的人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 , 都应按其支付能力大小提供教育经费。能力越大, 支付越多;能力越小, 支付越少,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的内在客观要求。教育不仅使社会受益, 而且使个人受益。国家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根据社会受益大小而决定对高等教育投资的规模, 社会成员个人也会根据自身的预期收益而决定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因此, 从高等教育中受益的个人及社会的有关方面根据获得的利益和支付能力分担一定的高等教育费用是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的。

二、高等教育经费分担的主体分析

在任何社会中, 教育经费均来自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形成了国家集中的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和劳动者个人收入三部分。国民收入的分配由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三部分构成, 那么教育经费也基本上由这三者分担。

(一) 国家和社会

高等教育具有混合产品的属性, 具有明显的外部性。高等教育通过向社会提供高层次人才, 提供新知识, 新科学技术, 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昌盛, 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 即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之比也是相当高的。据萨布沙卡洛夫80年代中期的测算, 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 其高教社会收益率分别为13%, 13%, 16%, 8%和9%, 高于物质资本的一般收益率。由于社会是高等教育投入利益的主要获取者, 因而, 各级政府理应代表社会或国家支付高等教育的部分费用或大部分费用, 这是与“利益获得”原则吻合的。

(二) 个人及家庭

受教育者个人——学生是高等教育的最直接受益者。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后获得了知识, 增长了才干, 培养了能力, 从而增加了他们一生的经济收入, 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 增强了他们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扩大了就业机会, 增加了地区流动的可能性, 获得了更多的医疗保健知识和更好的保健条件, 改变了生存环境, 改善了生存条件, 提高了生命价值, 拓展了视野, 有了更高更广的事业平台。大学生的直接受益同样也给其所在家庭带来类似的好处, 因此, 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理应在高等教育经费分担中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 企业

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果的主要享有者。企业通过接纳吸收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高层次人才, 大量应用高校专利成果, 实施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 从而降低了企业成本, 提高了生产效率, 增加了企业利润, 壮大了经济实力。因此, 企业是高等教育成果重要而且是具体的受益者, 企业应该在高等教育经费的分担上承担一定的责任。

三、高等教育经费合理分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由于教育对经济和社会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人们开始增加对教育的需求, 然而要谋求教育的发展, 则必须有一定的经费予以支持。但是, 相对于需求来讲, 教育投资总是短缺的, 也就出现了当前的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 也就需要有其他主体对教育经费进行合理分担。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的深入, 把非义务阶段的高等教育完全由政府当作一种社会福利事业来办, 既不合理, 而且在日益膨胀的教育需求面前也不太可能。同时, 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少年抚养指数下降 (指0-14岁人口数与15-65岁人口数的比率) , 居民对教育的投资意愿也日益加强, 这为教育经费的合理负担与补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吸纳高等教育产品——大学毕业生, 这要求其必须对成本进行一定的补偿, 并且由于带来的高收益, 也驱动企业愿意承担这一部分费用。

四、教育经费合理负担和补偿模式的构建

我国是一个发展的大国、穷国, 由于财力的局限, 制约了国家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对教育投入有较大的增加。要摆脱高教经费不足的困境, 必须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经费合理负担模式, 也正如《高等教育法》第六十条所列:“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 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 使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一) 政府仍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

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 作为这种收益代表的政府, 自然应补偿其成本。但是,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的起飞与高速发展都得依靠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因此, 实行教育经费的分担与补偿, 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撒手不管, 相反, 我国刚刚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为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 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国家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从世界范围来看, 在各国的教育经费来源构成中, 各级政府拨款都占相当比例。从国际比较, 目前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 (世界平均约5%) , 2001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最高, 仅为3.19%, 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这两年又有下滑的趋势, 我国政府承诺的要达到4%的目标, 不仅没能实现, 反而越差越远。这应该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 要切实地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关键是要落实在经费投入上, 不能仅仅停留在文件上、口头上, 一定要落实在行动上。一旦政府对教育的投资达到4%, 就能大大地丰富教育资源, 从而改变教育的面貌, 高等教育无疑也能因此而受益。

从世界范围来看, 教育经费主要靠政府拨款, 而不少国家政府拨款又主要靠税收。从税收中划出一部分作为教育经费, 这是最稳定的来源, 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都不同程度地通过税收来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国外通过开征教育税或者指定某税种的税收收入用于教育的做法值得借鉴。各国的实践证明, 从累进税中划拨高教经费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这种税项涉及整个社会几乎所有分享了高教成果的个人和企业, 同时, 由于它是按收入多少确定税率高低的, 因而也较好地体现了“利益获得’, 和“能力支付”这两条原则。

(二) 个人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之一

由于高等教育总体上是一种收益内在化的“私人产品或服务”, 并且受教育者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 且愈是高层次教育, 私人收益率则愈高, 因此, 受教育者应该支付一定的学习费用, 即学费。如果经费都由政府负担, 结果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 (纳税人) 负担, 而且当高等教育达到一定规模后, 政府也无力全部负担。所以高等学校收取学费是必要的。

但具体操作时还须慎重进行。原因主要出于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考虑。且不说文化阶层及性别对受教育机会的影响, 就经济阶层的差异而言, 已经有研究表明, 与学费水平逐年提高相伴随的是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比重的下降, 以美国为例, 收入在15 000美元以上的美国家庭, 子女未升入大学的比例仅为13 .3%, 而收入在3 000美元以下的, 则高达80 .2% 。这种巨大反差的存在至少提醒我们, 考虑经费时不能只从经济学理性的角度出发, 在要求受教育者也应承担部分教育经费的同时, 政府有必要制定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包括奖学金、助学金和贷学金的设立, 以大规模的助学贷款系统来解决低收入群体在子女受教育问题上的负担。使处于不利群体的有才华的青年能够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保障, 使高等教育不至于成为制造社会新的不平等的机制, 这才能保证效率与公平兼顾, 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至于不同背景的受教育者承担教育经费的份额及方式, 还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 企业也应负担和补偿部分高等教育经费

企业是教育成果的主要摘取者和教育投资的主要受益者。因此, 从利益原则出发, 企业也应该参与高等教育经费的负担与补偿。这种补偿可以通过直接创办和管理高等院校, 向学校提供捐赠, 设立专项奖学金和定向奖学金, 帮助偿还毕业生就学期间所贷贷学金等途径来进行。在我国不少有识之士已看到了这一点, 他们或以资金, 或以实物赞助学校。如青岛啤酒公司投入150万元在青岛大学设立教育基金。实际上, 向高校赞助还有利于企业的另一个效应, 那就是广告效应和让学校的学生了解企业, 有利于吸引优秀大学生到企业谋职。企业赞助应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风气。

(四) 接受社会捐赠是高等教育经费的补充

为拓宽筹资渠道, 吸引更多投资, 缓解高校经费危机, 近年来, 我国许多高校开始重视社会捐赠, 相继建立了接受、管理和监督社会捐赠的机构——高校基金会、董事会等, 吸引了大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赠。如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于1994年成立, 截至2001年底, 基金会累计收入人民币49 823万元, 其中2001年全年累计收入人民币25 970万元。但社会捐赠只能是教育经费的一种补充来源, 不一定很稳定。

我国高校的社会捐赠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是巨大的, 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捐赠数量和规模上, 而且表现在捐赠形式单一上;不仅表现在捐赠范围狭窄上, 更表现在捐赠工作非规范化上;不仅表现在社会各界对高校捐赠的认识上, 更表现在政府支持和引导政策的缺失上。所以, 发展我国的高校捐赠任重道远。

(五) 高等学校通过直接向社会服务赚取补充经费

学校除了收取全日制学生学费外, 还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 通过为社会提供服务和校办企业、医院等来获得收入, 用于补充办学经费。当然, 在这方面最有优势的要数高校, 它们既可以为社会培训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又可以凭借先进的实验设备和高科技人才优势等有利条件为工商企业界服务, 还可以直接办高科技企业、附属医院等, 而这些都会获得一些收入。尤其是近年高科技迅速发展, 为高校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在这方面一直比较重视, 尤其是以前在为各类学校办好校办产业、开展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方面, 政府和教育部门都做了许多工作, 成效也很显著, 但近年由于市场经济的挑战, 这方面逐步滑坡, 就高校来说, 1994年也只占7.8%, 远远低于美国。有些学校的校办企业甚至出现亏损, 有相当多的校办企业名存实亡,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不起折腾。我国急需出台新的优惠政策等来扶持校办企业, 帮助学校在为社会服务方面焕发新的生机。

总之, 以上论及的高等教育经费补偿机制, 虽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但是比较符合高等教育投资的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 同时它也使高等院校的生存与发展建立在提高教学质量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从根本上缓解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短缺的状况, 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促进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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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继华.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经费筹措经验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1998, (3) 23.

无法补偿的过错 篇11

也就是因为我的个性,使我做了一件一辈子都难以忘记而且无法补偿的事。

那年,我在惠州一家泡沫加工厂打工。老板是广西人,事业心很强。

厂很小,只有十几个人,八台机器。这家厂专门给别的厂加工泡沫盒。与这家厂签约的只有五家厂,除了一个伟达厂比较大以外,其余四个厂很小,而货单也少得很,只有伟达厂才是这家厂的支柱,也是大客户。

我虽然很任性,但做事却很认真、勤快,从来不会偷懒,所以,老板时常夸奖我,使我工作时更加卖劲,再加上老板对我们就像自己的亲兄妹一样,都很关心,从不严厉批评我们,我们都愿意呆在这家小工厂里。

正在我得意时,厂里来了一个叫阿妹的女孩,长得还算漂亮,脸上总是挂着迷人的微笑。厂里人都很喜欢她,再加上她能说会道,常常把老板逗得十分开心。

我们厂只有一个大师傅,他既是管理员,又是模型装配师傅。老板不在时,他就可以管我们。师傅很喜欢阿妹,从不叫她干太重太累的活,对我们却很凶,我心里直恨他不公平。

阿妹是个很会偷懒的人,每次老板不在时,她就偷偷地玩,大师傅都不管她。当老板来了,她又装得极认真的样子。我讨厌她的做作,而老板却常常夸奖她。我心里很不服气,又不知该怎么做。

时间过得很快,我还是原来的我,而阿妹却被提升为质检员,负责泡沫盒的质量。

有一次,伟达厂需要大量的泡沫盒,为此,我们拼命地加班赶货。我是专门打包装的,质量合格的产品可以打包装,不合格的就要返工。

这天是最后一天赶伟达厂的货了,正在我熟练地打包装时,突然发觉最后几筐货全变形了,在这种情况下,是要停机维修之后再重新生产泡沫盒的,变形的泡沫盒不能把东西放进去,一旦放进去了,等于是废料。

我到处找阿妹,阿妹是负责质量的。终于,我在一块很大的泡沫板后面找到了她,天哪,我们拼命地赶货,而她却在睡觉。我很生气,但没有叫醒她。让她去和周公相会吧!由于我的自私,一念之差,竟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我悄悄地把这些变形盒放进包装箱里,我想惩罚一下阿妹。

货顺利地出厂了。

过了几天,伟达厂打来电话,叫我们厂开车去把我们生产的货全部拉回来,说货全变形了,无法使用,同时也和我们厂终止了合同。

我听后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想到由于我的任性,给厂里带来了如此大的损失。我以为伟达厂顶多会叫我们厂重新生产一批货,却不知道,伟达厂在生产时刚好拿的是我最后包装的那几箱不合格品,他们认为我们的货全是一样的。伟达厂的负责人说,由于没有产品,他们不能及时出货,害得他们厂里也损失不小,所以,决定终止我们厂的合同。

我后悔不已,但还能用什么方法去挽回呢?

我偷偷地离开了这家厂,什么都没有拿,我没有脸面去面对可敬的老板啊,只好带着难过的心去了另一家厂。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在那家泡沫厂上班的同事。听她说,我走后,老板找不到我,说我是个好妹仔,知道厂里陷入了危机,竟一分钱也不要就悄悄地走了。他四处打听我的下落,要把工资算给我。泡沫厂没有了伟达厂的支撑,过了几个月,正式关门了。

补偿性教育 篇12

笔者近几年调查表明, 农村有95﹪上的青壮年外出, 有一半的人一年只回家一次。针对这样的现实, 为了寻求一个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 我选择了一个五年级班进行试验, 试图通过书信活动, 促使孩子与父母进行交流和对话。经过近一年的努力, 效果很不错。我给这个活动取了个好听的名字———“亲情绿丝带”书信活动。

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写信。实践中我发现39名五年级学生, 曾经成功地与爸爸妈妈或其他亲人写过信的只有一位, 其余的都是第一次写信。我提前一周布置, 要求学生通过电话, 获得父母打工的详细地址、邮编, 结果39人中只有15人完成。我再一次布置, 有20多人得到准确地址。然后我买来信封、邮票, 指导他们写信、写信封。第一次二十多人参与, 结果有6人的信退回。事实证明, 五年级儿童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成功写信的。通过写信封发现:不知父母详细地址的占90﹪, 不会写父母名字的10﹪, 少数同学还说不出父母的正式名字。甚至还发现有几个同学自己所在地的地址都写不准确。一姓龚的同学, 竟然把居住地“石门县太平镇石水田村”写成“穿山省邓家湾”。通过多次指导, 反复练习, 终于90﹪的学生掌握了信封的写法。

第二阶段:就是学习表达思想———写信。这一段, 主要指导三点。书信格式、内容表达、字迹训练。由于有了第一段的收获, 孩子们兴趣来了, 都想给爸爸妈妈讲几句话, 但一是怕笑话、二是怕批评, 所以每一个同学都很用心, 平时写字马虎的同学, 也不得不耐着性子一笔一画地写。第一次, 我给每位同学的书信都过了目, 进行了指导, 再眷写。所以, 第一次有十多位同学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第三阶段:巩固、熟练、激发兴趣。当第二阶段开始之际, 我制定了一个措施, 每位同学寄出一封信或收到一封信, 都必须在指定同学那里登记。我专门制定了登记表。并且还要求, 第一次收到的信不仅登记, 还要在学生本人同意前提下, 给老师看一看, 其目的是调查了解家长对开展“亲情绿丝带”书信活动的反应。此外, 我还制定了一项奖励措施:从第二学期起, 每收到一封信, 就到老师这里领取一套信封邮票作奖品。这样就保证了学生的不间断通信, 又减轻了学生的经济压力。活动开展一个多学期以来, 全班39位学生寄出信151封, 收到62封回信。在第三阶段, 为了进一步发挥书信的作用和给学生、家长带来的好处, 我布置学生通过电话、书信与家长交流写信的体会。效果竟然非常好, 学生的体会非常深刻、全面, 一致认为写信非常有意义, 收到信非常激动。我了解到, 有1/3同学和家长收到第一封信时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孩子收获了成功与喜悦, 家长看到了孩子的进步与成长。很多孩子因为取得小小成功而增强了自信心, 大多数孩子提高了写作兴趣。尤其是补偿了孩子的亲情教育, 加强了写作教学和心理健康教育。一位名叫清明的学生, 活动前作文没有一篇像样的, 又短又干巴巴的, 活动后, 兴趣一发不可停止, 每次作文篇幅长, 语句生动。我选了几篇推荐给县里的报纸发表了。下面是一些孩子们的体会摘要。

“以前我很怕爸爸妈妈, 也不敢和他们交流, 许多话都憋在心中。写信可以让我和爸爸妈妈更好地交流。写信还可以提高作文水平, 通过写信后, 我的作文水平有明显提高。”

———清明

“自从我给爸爸写信了以后, 我都觉得我自己开朗多了, 语文能力也提高了很多,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和爸爸的感情更深了, 互相了解的心事也多了。”

“我以前没有和爸爸写信是时候, 我不知道爸爸一天想什么, 做什么, 通过写信我知道了, 爸爸在外面打工很辛苦, 一天忙到晚, 难免有一些烦恼, 所以爸爸经常借酒消愁。我和爸爸写信以后, 爸爸就把那些烦恼告诉了我, 我认为我可以帮爸爸分担一些烦恼, 结果我做到了, 通过这些事情, 我才了解爸爸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爸爸的嘴很厉害, 可是他的心很容易被说服, 爸爸正是所谓的刀子嘴软心肠。”

“我原以为爸爸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 经常发脾气, 我现在明白了, 爸爸也有他的难处, 爸爸也不是故意发脾气的, 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又有一些员工请假, 所以他心里很不舒服, 他也想找一个人给他散心解闷和陪他谈心, 我爸爸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希望能长久举行’。”

———唐植晓

“写信是一门学问, 如果不认真学习, 就连一封信也寄不出去了多么遗憾啦。”

———王雅丽

“妈妈说:‘当她看到我写的信时, 泪水情不自禁的往下流’。写信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快乐。”

———许昌霞

“每次我收到了妈妈的信, 感觉似乎妈妈站在身旁与我诉说, 读着信。就感到妈妈对我的关心, 对我的爱。”

———业衔

“平时面对爸爸、妈妈的时候不敢说的话, 在信中可以放心大胆的说出来, 因为如果在他们面前说些得罪他们的话, 他们就会有可能亮起巴掌打我的屁股。还有可能骂我们。在信中说出来、寄过去, 就算他们看了十分生气, 他们也不会千里迢迢回来打我们吧。”

———唐丽芳

孩子们一个个怀着成功的喜悦, 用质朴又孩子气的语言, 道出了真切的感受。到现在为止, 班上39位同学, 已能熟练的与亲人通信联系了。后面的时间里我一方面继续鼓励他们坚持写信, 养成书信习惯, 另一方面引导他们激发写作兴趣。我给他们总结、归纳出写信的许多好处。

一是能加强心灵沟通、增强亲情、解开心结, 培养活泼、开朗、敢说敢言的优良性格。二是能培养写作兴趣, 提高写作能力。三是能为自己, 为他人保留人生成长的见证,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四是能与亲人间相互激励、奋发上进。

通过“亲情绿丝带”书信活动, 收获是巨大的, 老师与孩子的感情也加深了, 小小的心灵感受到老师教给了他们一项很实用的技能, 令他们终生受用。写书信是语文教学中的极有益的补偿, 并且能收到多方面的教育培养作用。然而, 在活动中, 也感到当前农村的落后与困难。邮递员一星期来一次, 往往来校后丢下邮件就走了, 学生写好信往往几星期寄不出去。信封邮票无处买, 不赚钱的事就没人去做, 要到几十里处的镇上去, 因为农村很多地方没有寄信的地方。爷爷奶奶没有时间, 孩子外出不安全, 一封信一来一往要个把月, 这也是人们丢了写书信习惯改打电话的根本原因。这凸显我国邮政现状的落后和非人性化经营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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