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效率进步

技术效率进步（共10篇）

技术效率进步 篇1

随着市场机制确立,我国农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农业产前、产后部门的增长,食品业作为农业重要的下游产业,其发展对于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1世纪,我国食品业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趋势,按可比价格,食品业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农副食品、食品制造和饮料制造合计)是2003年的3.8倍,年均增长21%①。在我国食品业整体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各区域的增长速度并不均衡,2003-2010年间东部区域食品业市场份额绝对值下降13.87%,中部区域上升6.2%,西部地区上升2.6%,东北部地区上升5.02%。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我国食品业专业化生产区域的变化:东部区域食品业专业化生产程度(区位熵)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而中部、西部和东北部食品业的专业化生产总体得到提升。

食品业专业化生产区域的变迁一方面符合政府食品工业“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强调不断优化食品业空间布局,促进中、西部和东北部食品业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区域专业化生产也是提高我国食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专业化生产区域的形成实际上表现为区域内食品产业作为优势产业相对快速增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均表明,生产率的提高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居于中心地位[1],要素使用效率的增长才是产业持续增长的源泉。那么我国食品业专业化生产区域的变迁是否是可以持续的呢?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在我国食品业专业化生产区域形成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本文首先运用2004-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食品业三个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进一步分解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然后建立计量模型实证研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以及资源禀赋因素(农业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对三个食品子行业专业化生产区域形成的影响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对策建议。

1 文献回顾

1.1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可以分为参数法与非参数法,参数法包括最小二乘计量经济生产模型法和随机前沿面法(SFA),非参数法是指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近年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在全要素生产率计算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原因在于该方法可以把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这样可以清晰识别TFP增长差异的源泉;还因为DEA法是通过纯数学线性规划技术来确定生产前沿面,不需要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可以有效避免因为错误的生产函数和非效率项分布形式而带来的偏差。

国内学者基于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技术对与食品业相关的生产率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把工业部门各个行业作为决策单元,构建生产前沿面,研究目的在于比较行业之间的差异[2,3,4,5]。也有讨论食品业某个子行业里面的细分小类行业之间的差异,例如李鹏研究了农副食品业17个细分行业之间的TFP增长差异[6]。另一类研究把中国31个省市作为决策单位,构建生产前沿面,比较经济区域之间,省市之间食品业相关产业TFP增长的差异。例如张莉侠研究了乳制品业TFP增长全国区域差异,靖飞研究了食品工业加总数据TFP增长区域差异[7,8]。这种计算方法,不仅可以比较区域之间TFP增长差异,如果计算了多个行业,还可以进行行业之间比较。总的来看,后一类研究偏少。然而近十年来,我国食品业空间发展非常不平衡,区域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能会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因此有必要不仅从行业差异角度,还要从区域差异视角探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1.2 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区域产业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各种生产投入要素的有效利用程度,其中技术进步反映了产业技术革新和传播扩散情况,技术效率反映了在生产技术约束不变下,企业对现有技术使用的有效程度。强调技术进步重要性的学者普遍认为,技术进步能够改善投入产出关系,并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来推动经济增长[9]。随着产业技术进步水平提高,必然会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从根本上改变浪费资源状况,提高了产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从而有利于产业创新力和增长力的提升[10,11]。提高技术效率就是提高资源转化效率,从而促进了产业的基本生产力[12]。综合来看,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可以提高产业投入产出的转化效率,从而促进产业增长。区域食品业专业化生产提升表现为区域内食品业相对于其他产业更快的增长,由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会直接影响产业增长的速度和可持续性,因此从理论上讲,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应该对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有正面促进作用。

实证研究方面,与农产品加工业相关的实证研究不仅少而且研究的行业比较分散:例如王艾敏[13]发现技术效率对我国饲料业区域市场优势有正面影响;杨兴龙[14]发现吉林省玉米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提升区域优势有显著正影响;而张莉侠[15]发现技术效率对乳制品业区域优势形成没有显著影响。总的来看,针对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我国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关系的实证研究非常少。

2 食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区域专业化生产的衡量

2.1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2.1.1 计算方法、指标和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2004-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将每个省(市)作为决策单位,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分别计算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两个指数,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情况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变化情况。

关于产出指标,考虑到销售收入、总利润等指标更多体现了经济效益,受市场影响较多,而产量和产值更能反映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参考很多学者指标的选取,本文选取各食品子行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关于劳动力投入指标,选取全部从业人员年均人数(人)作为测度劳动力投入指标。关于资本投入指标,选择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作为测度资本投入的指标。关于中间投入指标,本文借鉴罗国亮[16]的方法,间接计算出中间投入,具体公式为:主营业务成本-(人工费用+固定资产当年折旧)。

所有数据均以2002年为基年进行价格指数平减,食品业各子行业工业总产值指标用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关于固定资产合计指标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减;本文借鉴朱钟棣[17]作法,根据2007年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表数据折算出中间投入价格平减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中间投入价格平减指数=农副产品进厂价格指数*0.66+食品工业出厂价格指数*0.34。

产出指标和投入指标数据来源来自中宏产业集聚数据库、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4年和2008年两次经济普查年鉴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价格指数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软件使用DEAP2.1。

2.1.2 计算结果

表1列出了我国食品业三个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全国与四个经济区域年平均值。全国均值是31个省市数据的平均值,四个经济区域均值是区域内省市的平均值。

从行业角度来看:食品业三个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按大小排列:饮料制造业年均增长8.7%,食品制造业年均增长3.6%,农副食品加工业年均增长1.01%,其中技术进步率过低是导致农副食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低的原因。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解情况来看,我国食品业近年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90%以上来源于技术进步:农副食品加工业技术进步年均增长为0.09%,技术效率年均增长只有0.01%;食品制造业技术进步年均增长4.4%,技术效率年均下降0.8%;饮料制造业技术进步年均增长为8.6%,技术效率年均只增长0.1%。技术效率改进的途径又可以分为纯技术效率改进和规模效率改进,从表1数据来看,农副食品业和饮料制造业规模效率增长为负数是抑制技术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食品制造业技术效率提高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个因素制约。

从区域差异角度来看:总体来看,东北部和西部的食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要优于东部和中部。东北部地区三个子行业的TFP增长率都位列第一,是我国食品业生产效率提高最显著的地区,但同时三个行业的规模效率改进均为负值,抑制了技术效率提高。西部地区食品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TFP增长都位于第二,农副食品业TFP增长率位于第三。其中食品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率都位于第一,但是技术效率落后于东北部;农副食品制造业TFP增长落后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远落后于东北部和东部。东部地区农副食品业TFP增长率位于第二,食品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位于第四;其中食品业制造和饮料制造业技术进步率最低,这是造成两个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低的原因;同时三个子行业的技术效率都是负数,说明技术效率退步抑制了生产效率提高,这种现象在饮料行业表现尤其突出。中部地区食品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TFP增长位列第三,农副食品业不仅位列第四,而且是负数,说明相比其他区域,中部地区近年来食品业的快速增长更加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增长,依靠生产效率提高的内涵式增长不足,尤其是农副食品业更是表现为粗放型增长特征。

2.2 区域专业化生产计算

本文使用区位熵LQ为衡量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程度指标。区位熵具体计算公式为:给定省份某个食品子行业总产值占全国同行业比重与该省份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之间的比值。区位熵大于1,可以认为该食品子行业是地区的专业化部门,区位熵越高,该子行业在该省份专业化生产程度就越高。根据2010年数据,农副食品业区位熵前10名省份为:黑龙江(2.52)、吉林(2.44)、广西(2.33)、山东(1.78)、河南(1.59)、四川(1.58)、辽宁(1.54)、湖南(1.48)、内蒙古(1.47)、湖北(1.42)。食品制造业前10名省份为:内蒙古(2.97)、黑龙江(2.66)、河南(2.11)、海南(1.77)、福建(1.56)、宁夏(1.49)、湖南(1.41)、山东(1.37)、新疆(1.27)、天津(1.22)。饮料制造业前10名省份为:西藏(12.62)、四川(4.42)、贵州(4.12)、湖北(2.0)、吉林(1.65)、黑龙江(1.57)、广西(1.57)、河南(1.49)、陕西(1.37)、福建(1.32)。表2列出了2010年三个子行业区位熵前10名省份的区域分布情况。总体来看,东北部和中部三个食品子行业专业化生产程度都比较高,西部地区饮料制造业专业化生产程度比较高,东部地区食品制造业专业化生产程度比较高。

注:括号内的百分比表示四个经济区域进入前10名的省份占区域内省份的比例。

3 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对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影响的实证检验

3.1 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本文分别以农副食品、食品制造和饮料制造业的各省份逐年的区位熵LQ为解释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食品子行业各省份逐年的累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TFP,以及分解指标累积技术效率增长指数EFF,累积技术进步增长指数TECH。

3)控制变量:由于区域产业专业化生产与当地的资源禀赋有密切关联,本文同时设计两个控制变量。控制变量1为各省份逐年的农业总产值占全国份额NMS,用来控制当地农业资源丰裕程度影响。食品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地廉价劳动力资源也属于重要的资源禀赋,控制变量2为各省逐年的劳动力相对成本REW,具体计算公式为某个省制造业人均工资与全国制造业人均工资的比值,REW越低说明当地获取劳动力成本越低,廉价劳动力资源越丰裕。

食品子行业区域区位熵原始数据来自中宏产业集群数据库,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各地农业产值份额指标NMS中的实际农林牧渔总产值以2002年基年,按各地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平减,其中西藏价格平减指数缺失用全国均值代替。各地农业总产值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劳动力成本指标REW中的制造业人均工资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按行业分职工平均工资”,2009年和2010年为“各地区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全国平均值使用统计年鉴数据。

3.2 计量模型设定与方法

本文使用2004-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共217组观测数据,实证分析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我国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之间的关系,设定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年。模型1主要检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食品业三个子行业区域专业化生产的影响,模型2主要检验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其影响。

根据伍德里奇、李子奈等的建议,当横截面的单位不能当做一个大总体中的随机样本,特别是在观测单位是很大的地理区域时(比如州或省),在这种情形中,需要使用固定效应模型[18,19]。本文使用Hausman检验确定随机效应模型是否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发现农副食品和饮料制造业适合固定效应模型,食品制造业的Hausman检验P值,模型1为0.16,模型2为0.24。综合考虑,全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为了减少横截面异方差性,使用截面加权估计。在回归过程中,发现DW值偏低,由于本文属于长横截面短时间序列面板数据模型(横截面为31个,远大于时间序列7年),因此借鉴王国印[20]的作法,加AR(1)项消除序列相关性。

3.3 实证结果讨论

本文使用EVIEWS7.2软件对上述计量模型进行了估计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注:1、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显著。

从模型1估计结果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食品业三个子行业的区域专业化生产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从模型2估计结果来看,技术效率改善对于三个子行业的区域专业化生产有显著正效应;技术进步对农副食品业和饮料制造业区域专业化生产有促进作用,对食品制造业没有显著正效应。以上结果说明,进入21世纪来,我国食品业的专业化生产区域都注重了内涵式发展,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区域优势产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但是食品制造业的产业技术创新活动还不能有力支持区域专业化生产。同时,三个子行业技术进步的弹性系数都小于效率改善系数。这一方面说明效率改善对于区域优势产业增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食品业专业化生产区域的技术创新活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模型还检验了区域资源禀赋因素对于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的作用。区域农业资源丰裕和当地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廉价对于农副食品和食品制造业的区域专业化有显著积极作用,对于饮料制造业影响不显著。总体来看,我国食品业专业化生产区域形成还显著受到区域资源禀赋条件的影响,这符合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4-2010年31个省直辖市的数据,测算了我国食品业三个子行业的TFP及其分解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TFP及其分解指标、农业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对于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食品业三个子行业都实现了集约型增长,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贡献。农副食品业TFP增长明显落后于食品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总体来看,东北部和西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要优于东部和中部。回归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有正面促进作用;效率改善作用强于技术进步作用。

根据以上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从提升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来看,我国食品企业不能只注重先进设备的引入,还应该重视改善企业生产管理水平“软”实力,通过技术效率的改进来提高投入产出生产效率。其次,从提升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角度来看,把食品业作为优势产业发展的区域应该注意产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提升技术进步对于区域优势产业增长的作用。

摘要：基于2004-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食品业三个子行业的TFP及其分解指标,并实证研究了效率改善、技术进步以及资源禀赋对于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食品业三个子行业都实现了集约型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贡献,农副食品业TFP增长明显落后于食品制造业和饮料制造业。东北部和西部的TFP增长要优于东部和中部。TFP增长对于食品业区域专业化生产有正面促进作用,效率改善作用强于技术进步作用,农业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等资源禀赋因素也是食品业专业化生产区域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食品业,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区域专业化生产

技术效率进步 篇2

管理进步主义者 教学进步主义者 发展

在美国城市化崛起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新移民的涌入、学生注册人数的激增，美国城市学校的规模大幅度增长。面对新环境，美国城市学校如何组织和管理？是采用集权化的管理，还是赋权教师？如何处理教师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儿童和学科的关系？作为进步主义教育改革的双翼，出现了管理进步主义者和教学进步主义者的发展与争论。

—、管理和教学进步主义者的由来

19世纪20世纪之交，由于存在许多种方法来阐明社会需要，进步的学校改革包括诸多革新类型，其中，许多革新的精神和意图存在差异。因此，对于这个时期的学校改革就会出现争论和分歧。历史学家认为两股广泛的动力成为该时期教育改革的特征。一股动力是人道主义倾向，使得教育对儿童需要作出更积极反应，把学校更贴近其附近的社区。戴维·塔耶克（David Tyack）把这群教育工作者称为“教学进步主义者”。他们的兴趣点主要在于改变教学实践。

另一股教育改革者比较关注效率问题，他们着重调整学校的教育目的和经济需要相吻合。塔耶克把这些个体称为“管理进步主义者”。他们特别重视改革学校机构的组织，逐渐对学校管理产生重大影响。在城市教育中寻求控制的集权化和社会效率的管理进步主义者是：一场具有可识别的行动者和联盟的运动；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平台；控制着城市教育的管理权。[1]

二、教学进步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及主张

19世纪90年代儿科学家约瑟夫·迈耶·赖斯（Joseph Meyer Rice）旅行美国，考察大城市学校体制中的儿童和课堂。他指出儿童被要求按机械化的顺序背诵课文，在拥挤的教室中保持安静，顺从以惩罚为荣的教育工作者。赖斯质疑这种学习方法的教学和生理影响。既然这些专制的学校管理体制否定儿童练习，否定他们身体和心智的天生自然习性，孩子还有可能学习吗？儿童常常是连续数小时沉默地坐在拥挤的、通风差的学校建筑中，对孩子来说，还会健康吗？

在大城市学校学区为快速增长的移民孩子争夺教室空间时，许多其他人也开始质问类似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改革者关注儿童在学校里被提问的学习方式，他们开始考虑流行的记忆和背诵模式的替代品——思考教与学的新方式。如前所述，这些倡导在学校中更人道和善待儿童的实践改革人物被描述为“教学进步主义者”，其著名的改革人物有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弗朗西斯·帕克（Francis W.Parker，1837-1902）、威廉·克伯屈（William H.Kilpatrick，1871-1965）和埃拉·弗拉格·扬（Ella Flagg Young，1845-1917）。这些改革家提议，儿童通过跟随他们的兴趣、自我表达和积极参与调查周围的世界，他们就能学得最好。

1.帕克

帕克在马萨诸塞州昆西市担任学校督学时，因推行教育革新而赢得全国声誉，他主张废除传统的训练和记忆的教学方法，强调通过直接经验培养儿童的自然好奇心和学习习性。帕克提出最好的课程是一种以活动为基础的课程。他的目标是使学生变成教育过程的中心。帕克代表着进步主义教育的重要影响，他的许多观点在杜威的著作中都有所表达。

2.杜威

作为教学进步主义者的最著名人物，杜威指出教育是儿童和课程、以及学校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杜威鼓励低年级儿童积极探索自己周围的环境。“从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是杜威的教育格言。但杜威不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他并不提倡废除传统课程。相反他认为应该有差异地讲授学校课程，利用更大的经验世界传授历史、生物、地理等科目极其重要的材料。杜威认识到学校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中是中心机构。他断定正是学校给公民提供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技术和知识，但也给公民提供在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秩序中具有成员资格所必需的科学敏感性。杜威关切的不仅是更加人道和明智的教学法的实践形式，它还是在全面社会变革中保存美国基本的价值观念。[2]

3.扬

扬强调实验和民主在教室和学校中的核心地位。她主张教学法应表现儿童的个体兴趣。由于管理进步主义者在美国城市学校建立复杂的科层制度，这会拉大教师和学校管理者之间的距离。而扬持与教师共享权力的观点。她认为教师应拥有尊严和重要地位。她想调和教师与管理者的关系。杨创建教师委员会（Teachers Councils），该组织使教师参与学区事务加以制度化。在扬和继任的四位主席的管理期间，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更加关注课堂教师、高薪水、同工同酬、妇女选举权和咨询的教师委员会。[3]

4.克伯屈

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许多教师因倡导课程改革策略而出名，他们试图把更强大的经验和问题为中心的方法引进传统学校。或许在这群人中最出名的应属克伯屈。他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提出教育革新方法——设计教学法（project method）。克伯屈的方法是一种规避传统课程结构的途径，允许学生联系他们自己的经验从事设计，克伯屈意在为儿童设计一种方法使他们有机会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关注学校之外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开发像阅读、写作和数字分析这样的传统技术。

三、管理进步主义者的主张

在教学进步主义者正探索通过教育聚集美国民主各种要素的途径时，其他教育工作者也试图使学校发展得更好，以此适应新的城市工业秩序所需的不同社会角色。史学家就把这群改革者称为“管理进步主义者”。管理进步主义者这个术语包含各种各样的教育工作者，为了使学校尽快适应城市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逐渐复杂的劳动市场，他们主要提出两点主张。

1.提高管理效率

城市化崛起时期是教育制度迅速扩建的时代。美国许多教育工作者很期望建立一种既组织合理又有效率的教育制度。许多城市发展很快，大量新儿童涌进学校。不断地建设新学成为必需，这导致学校规模和事务日益庞大。学区资源的大量预算和处置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原因在于在19世纪后期地方政客统治着城市学校，大量公共的教育基金很容易“跑进”城市老板的腰包。这迫使公众认识到教育的管理迫切需要一种强大的专业精神。效率成为管理进步主义者追求的重要目标。

公众的关注致使美国城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造一个高效率的学校体制。使得学校从地方控制转变为集中的官僚的管理形式，创造了城市教育领导的新道德意识。城市教育逐步由专业督学进行管理，学校的管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这标志着美国城市学校教育的新纪元。

2.主张分化

管理进步主义者主张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爱好、个性、倾向设置不同的课程，用多样性课程使学生为自己不同职业和社会角色做准备，更好地实现社会分流。学校为失聪的、失明的、犯错的、有天赋的儿童建立特殊计划，随着差异的来临，很多新工作性质、专业准备项目与新部门也陆续到来。督学、中小学校长、顾问、课程负责人、职业教育教师以及高中的艺术、音乐、英语、社会学科教师都建立了自己的专业协会。但管理进步主义者并不是致力于把学校作为一种改变社会，或克服不平等或保护民主等社会问题的工具。他们主要通过学校集权化和课程分化抓住世纪之交的高峰。

四、双方的交锋及影响

1.IQ测验：二者的分歧

到20世纪后期上千个学区采用标准的测验，判断学生对特殊项目的能力和调整课程决定，或作为家长和教师的信息点，对学生进行定量评估。桑戴克为差异原则提供一个看似科学的正当理由，测验的新训练方法有利于加强管理进步主义者观点的吸引力。智力测验运动的兴起对教育特殊需要的儿童或有学习困难的儿童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城市学校体制快速发展，为各种学习障碍的学生建立特殊班级。而对于智力测验，杜威表达了担心，他认为凭借智力测验，学生被不明不白地贴上标签，对学生潜力做出主观臆断，破坏了教育的民主目的。尽管反对的声音来自各个阵线，但无法阻止学校管理者对测验的依赖。

2.二者观点的对比

相对于管理进步主义者，教学进步主义者最关心的是教学问题，与儿童如何学习的相关问题，以及学校与其邻近社区之间的关系。他们主要关注点是在课堂之中，聚焦个人的成长和理解的类似问题。他们对初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对年龄较小的儿童。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个同情的推动力，旨在使学校变得更好，以适应儿童的需要和兴趣。

与教学进步主义者不同的是，管理进步主义者把他们大部分精力放在课堂之外的问题，关注学校的组织、不同课程的目的，以及学生学习的大规模测量。当然这些问题对于美国课堂中所发生的事情有着直接影响，但至少在20世纪前半叶管理进步主义者自身大体上并不直接关注教学实践问题。他们关注效率，使教育制度迎合社会需要，寻找他们遇到的各种教育和组织问题的理性解决办法。与教学进步主义者不一样，他们的努力不会被描述为教育改革中的利他冲动。而且他们有意避开教育应该鼓舞和改变儿童的观点，取而带之的是设计学校计划来再制造社会劳动分工。他们成功地在美国学校强行效率和差异的官僚秩序。

虽然二者存在分歧，但作为教育改革的双翼，他们也有达成共识的地方。管理进步主义者愿意制定规范，在这些设定的范围内美国许多教师履行他们的教学任务，而教学进步主义者全力激励教师改善他们的课堂方法。在这个方面，尽管进步主义改革的双方都不能声称完全控制整个阵地，二者还是设法共存。[4]

3.发展的影响

学校提供了城市工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熟练和有知识的工人。管理进步主义不只更大地影响着城市学校，它也影响着郊区和乡村环境中的学校。它是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推动力。管理和效率变成20世纪重要的教育箴言。[5]管理进步主义者构建了美国城市教育的框架，城市学校随后的历史是组织集中化结果的一种展开。管理进步主义者大大超出自己教学法的对手，他们代表了当时美国学校变革的主要方向，美国目前学校制度的诸多特征可追溯到他们的努力。

而对教学进步主义者的批评开始浮出水面不久，传统教育者抱怨经验的方法不能教授儿童基本的阅读和计算机技能。学习历史野外考察的学生常常不知道昔日基本的名字和日期。尽管教学进步主义者有着早期的前景和广泛的吸引力，可是他们只能根本上改变一小部分美国教育。这场运动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整个20世纪教育改革者的骨干。他们对教育思想和实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些教育思想和实践继续影响着现在的教育工作者。

五、结论与启示

进步主义时代是美国的一个转折时期。进步主义教育改革体现在：试图改变教育的政治控制，教育思想的变革，教育革新的引入，教学改革的提升，以及学校行政中引进科学管理。[6]我国目前也正处于城镇化进程中，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大量的流动人口，要提高学校管理的效率，同时又要顾及民主，考虑儿童的个性、兴趣、动机和需要，使教育成为效率与管理的双向桥梁。顾及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儿童的联系，真正实现学校既要发展管理又要顾及教育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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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3]David Tyack，The One Best System.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2] R.Westbrook，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4] H.Kliebard，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1893-1985.Boston：Routledge﹠Keegan Paul.1986.

[5] John Rury，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5.

[6] Michael Katz，Class，Bureaucracy，and Schools.Praeger，New York，1975.

[作者：李朝阳（1978-），男，河南淮阳人，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周菲菲（1986-），女，黑龙江佳木斯人，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技术效率进步 篇3

一、经济增长的表现

为了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我们分别采用名义GDP和实际GDP (1978=100) 两种标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测算, 并且为了更好的反应其经济增长的情况, 我们又进而给出了人均GDP的变化情况, 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各省历年《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从经济增长的整体情况来看, 按照当前价格计算, 东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平均增长速度为14.1%, 其中吉林省经济增长速度最快, 名义平均GDP增长速度为15.1%, 辽宁省的平均增长速度与地区平均增长速度持平, 而最慢的黑龙江省, 名义平均GDP增长率也达到了13.6%。而按照以1978年价格为基期计算, 大体情况与按照当前价格计算的结果相似, 其中东北地区平均增长速度为8.9%, 最快的吉林省增长速度为9.7%, 高于东北地区平均增长速度0.8个百分点, 辽宁省平均增长率为9.2%, 尽管慢于吉林省, 但其速度也高于地区平均水平;黑龙江省的平均增长速度为8%, 尽管低于地区平均速度, 但仅差0.9个百分点, 同最快的吉林省也仅差1.7个百分点。从“十五大”以来的经济增长表现来看, 我们发现尽管名义经济增长率低于改革以来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来看, 在1998年到2005年的8年时间里, 实际平均增长速度快于改革以来的平均经济增长水平。从衡量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来看, 东北地区实际人均GDP从1978年的563.7元增加到2005年的4481.9元, 在28年间以每年8%的增长速度, 增长了近8倍。从各省情况来看, 各省改革以来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均在7%以上, 其中最快的为吉林省, 达到了8.8%, 最慢的为黑龙江省, 也达到了7.2%。并且我们发现自1998年以来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呈现出加速增长得现象。各个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平均增长率均超过了9%, 而东北地区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则实现了双位数增长, 达到了10.2%。从以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 东北地区自改革以来持续保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二、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

(一) 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

我们采用经济增长随机边界生产函数的方法结合东北地区各省的宏观经济数据构造面板数据 (Panel Data) , 然后应用随机效应估计方法对东北地区以及各省的要素产出弹性系数进行了估计。并结合东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的产出及要素投入的基本变化情况, 计算出东北地区及各省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 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东北地区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仍然起到主要作用, 其贡献率约占60%左右, 但是资本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作为另一主要投入的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从改革之初到“十五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之前, 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8.4%, 而1998年以来其贡献率仅为5%。与要素投入贡献率下降趋势形成反差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变化, 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8年之前的平均20%上升到1998年以后的34.4%。 (这一估算结果与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研究所傅晓霞、吴利学[2006]的计算结果基本相同, 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超过30%, 但资本等要素投入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贡献份额大约为60%。)

资料来源:根据作者计算得出。

从各省的情况来看, 大致情况与地区总体情况一致, 但是各省又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资本要素的贡献来看, 资本要素投入仍是各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但均呈现出下降趋势。其中资本贡献最高的辽宁省资本贡献率从1998年之前的73.5%下降到1998年以后的61.5%, 吉林省也从68.4%下降到63.7%, 而资本贡献率最低的黑龙江省则从68%下降到58.2%。从劳动要素投入的贡献率来看, 劳动要素不仅不是各省的经济增长源泉, 而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 其中自“十五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实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 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均低于10%, 其中辽宁省为6%, 吉林省为7.4%, 而黑龙江省最低为2.4%。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来看, 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自改革开放以来均有显著提升, 其中黑龙江省最高接近40%, 而辽宁省与吉林省均低于东北地区平均水平, 其中辽宁省为32.5%, 而吉林省仅为28.9%。

(二) 全要素生产力的分解

从上一部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全要素生产率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增强。因此, 对全要素生产率本身的理解也成为理解和认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现状及可持续性的关键内容。按照索洛等经济增长理论学者对经济增长的核算分解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被理解为由技术进步和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但同时也有学者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成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个部分。其实这两者划分方法并不矛盾, 因为技术效率高低与否主要就是实际采用的技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否吻合, 如果吻合则被视为技术效率较高, 如果不能吻合则视为技术效率较低。而现有技术效率与潜在技术效率之间的改进过程正是生产要素能否按照市场价格信号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因此, 技术效率也是制度因素的一个反映, 所以两种分解方法并不矛盾。

在此我们采用后者, 即采用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同理根据随机边界生产函数以及东北地区的相关宏观经济数据, 我们对东北地区及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如图1至图4所示) 。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 东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化与技术进步增长率变化趋势相同, 在1993年之前, 均存在波动上升的趋势,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1979年的-4.1%上升到1993年的7.59%, 同期技术进步增长率则由改革之初的-0.1%上升到1993年的5.51%。而在1993年至1999年, 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变化出现了短暂下降趋势, 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7.59%下降到1.6%, 而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则由5.51%下降到1.21%。但是在1999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增长率又均出现缓慢上升的趋势, 其中全要素生产率1999年至2005年平均增长率为3.43%, 而同期技术进步增长率为3.2%。从图1我们注意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化主要同技术进步增长率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但是两者差异的大小又受到技术效率增长率的制约。我们看到东北地区技术效率变化在1994年之前东北地区技术效率增长率逐渐呈上升趋势, 其由改革之初的-4.05%上升到1994年的3.07%, 但是1994年之后技术效率增长率则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其中自1994年至2005年技术效率增长率从3.07%下降至-1.24%。可见也正是这种技术效率增长率持续走低, 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技术进步增长率逐渐加速的情况下保持缓慢增长。

我们从省际层面来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效率三者的增长率进行分析。首先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看, 从图2我们发现东北地区三省基本变化趋势相同, 即改革初期至1994年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 其中吉林省波动最为强烈, 而黑龙江省和辽宁省则表现出变化相同的趋势。自1994年以后三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呈现差异, 其中黑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1994年到1998年持续下降, 从1994年的8.71%到1998年的-3.16%, 但是自1998年之后持续上升, 并且成为东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 而辽宁与吉林则呈现出平稳变化。其次从技术进步增长率来看, 如图3所示, 东北三省技术进步的增长率变化趋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 但是幅度略有差异, 这主要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由技术进步增长率和技术效率增长率两部分组成的结果。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辽宁和吉林两省技术进步增长率从1999年以来呈现上升趋势, 而黑龙江省技术进步增长率虽然为正, 但是增长率却从2000年的4.45%下降到1.5%。接下来, 我们来考察一下东北地区各省的技术效率增长率变化情况。如图4所示, 在1994年之前, 东北地区各省技术效率增长呈现出逐渐上升的变化趋势, 但是自1994年之后, 东北地区各省的技术效率增长率出现了全面下降的趋势, 只有黑龙江省在2002年以后技术效率有所提升。最后,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东北地区各省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增长率以及技术效率增长率的变化给予一个总结。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在1994年之前东北地区各省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效率的增长率变化均呈现趋同的趋势, 而且我们发现之所以这一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呈现出波动上升主要是因为技术进步增长率波动以及技术效率的持续上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自1994年以后, 辽宁和吉林两省表现出较为相似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增长趋势, 两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托的是技术进步增长率的提高, 而技术效率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变化起到了滞后作用。而黑龙江省与辽宁省、吉林省两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差异, 主要表现在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的差异。以上分析表明黑龙江省的全要素生产率近期上涨主要依托于技术效率的提高, 而不是技术进步增长率的上升。

资料来源:引自Li, Nan (2008)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Northeast of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

资料来源:引自Li, Nan (2008)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Northeast of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

三、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 资本效率逐渐降低, 从而对经济增长质量造成一定影响

尽管资本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总的贡献率占有绝对优势, 接近60%左右, 但是我们发现资本效率却逐渐降低。在经济学中对于资本效率的测量方法一般采用两种度量方法, 第一种是关于产出资本比率的度量, 如果产出资本比例越高, 则意味着资本效率越高, 而产出资本比例越低则表明资本效率越低。第二种度量资本效率的方法是从资本的边际效率角度来对资本效率进行考察, 主要是采用“边际资本———产出比” (ICOR) 来度量, 其中ICOR越大表明资本效率越低, 而ICOR越小则表明资本效率越高。在这里为了度量准确我们分别采用第二种方法, 即“边际资本———产出比率” (ICOR) 来度量资本效率变化。从图5我们可以看到,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东北地区及其各省的ICOR指数均呈现逐渐上升趋势, 这表明其资本的效率逐渐降低。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 各个省的程度有所不同, 其中吉林省与辽宁两省表现趋同, 特别在1997年以后其资本投资明显加快, 这也导致了其资本效率的低下, 并且这也是中国东北整个地区资本效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而黑龙江省尽管ICOR也呈现上升趋势, 但是我们发现其基本变化比较平稳, 从而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黑龙江省的资本效率优于其它两省。导致以上资本效率逐渐降低的主要原因则是东北地区辽宁与吉林两省近期特别是1997年以来过快的资本投入, 两省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均接近20%, 而实际GDP增长率仅为11%左右, 两者之间形成巨大缺口。而黑龙江省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0.9%, 同期实际GDP增长率为10.3%, 两者仅差0.6个百分点, 两者实现了协调增长, 从而导致了黑龙江资本效率与其它两省相比有显著的提高.

(二) 技术效率增长率下降成为影响东北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潜在因素

在前面的分析中, 我们发现东北地区技术效率增长率变化呈现出“倒V字”型变化。从1979年改革之初, 其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从-4%上升到1994年的3.1%。但是自1994年以来却呈现出了逐年下降的趋势, 即从1994年的3.1%下降到2005年的-1.2%。

在现有经济理论中, 认为资本深化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对技术效率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为了对东北地区技术效率下降进行深入的了解, 我们以技术效率为被解释变量, 以资本深化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 以时间趋势作为控制变量利用现有东北地区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初步发现技术效率受到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深化的影响, 并且统计关系显著。其中资本深化对技术效率变化具有负相关影响, 人均资本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技术效率的绝对数值将下降0.334;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效率的变化具有正向影响, 当外商直接投资 (FDI) 在GDP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 技术效率的绝对值则增加0.967。由于同期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产出比之增长率仅为11.5%, 而同期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为13.5%, 快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总产出比率的增长幅度, 从而导致了自1994年以来的技术效率持续下降。

资料来源:所有数据由作者根据东北地区各省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以上我们对中国东北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源泉以及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发现, 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之所以取得较快的增长, 其主要动力仍然是要素投入拉动, 但是其内在趋势却在发生变化。其中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仍然保持60%左右, 但是其趋势逐渐下降, 而依托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逐渐上升, 接近30%左右的水平。这种变化说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保持一个较为快速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特别是该地区同全国一样存在资本效率较低的问题。同时我们对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成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后发现东北地区技术效率增长率自1994年以来持续下降。究其原因则是由于资本深化过快以及经济增长结构不合理所致。因此必须改变这一情况, 否则将会影响到该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为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 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确保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方略的实施, 完善市场秩序, 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体系;第二, 调整和控制好固定资产投资速度, 避免资本深化增长过快, 实现资本要素投入适度增长;第三, 优化投资结构, 在吸引内资的同时, 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并使之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最后, 实现以技术进步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东北三省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源泉分析, 特别将经济增长分解为要素投入、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三个部分, 发现推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是要素投入, 但是其贡献率趋势却逐渐下降, 而依托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上升。同时发现目前资本效率下降以及技术效率增长率下降将会对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带来一定影响。因此, 本文在指出和分析这些问题的同时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东北地区

参考文献

[1]傅晓霞, 吴利学.技术效率、资本深化与地区差异[J].经济研究, 2006 (10) :52-61.

[2]李楠, 牛爽, 王丹.黑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及滞后效应的实证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2005 (4) :28-31.

2010中国十大技术进步 篇4

“嫦娥二号”奔月

◎技术进步：

人类永远都不会满足对外太空的无穷探索。自今年10月1日在西昌成功发射以后，中国“嫦娥二号”卫星的运转情况一切正常，按照预定计划，“嫦娥二号”上搭载的有效载荷将陆续开始工作，进行有关的科学探测活动。

“嫦娥二号”的发射开辟了地月之间的“直航航线”，即直接发射至地月转移轨道，这将使“嫦娥二号”的地月飞行时间大大缩短，而“嫦娥二号”卫星将在距月球表面约100千米高度的极轨轨道上绕月运行，有利于对重点地区做出精细测绘。此外，“嫦娥二号”直飞月球的方式对运载火箭的入轨精度和入轨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为获得着陆区的精细地形数据，“嫦娥二号”激光高度计在月面上留下的“激光足印”精度也可达5米，用于获得月球上几个重点区域的高密度高程测量数据。其次，“嫦娥二号”所携带的CCD立体相机的空间分辨率由“嫦娥一号”时期的120米左右提高到小于10米，所获得的更高空间分辨率的探测数据可以与“嫦娥一号”的探测数据进行互相校核，最后，“嫦娥二号”将演练“嫦娥三号”软着陆前的椭圆轨道，并使得我国深空测控通信能力将扩展到“地球—火星”间的距离。

◎权威点评：

欧阳自远：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探月工程高级顾问

月球探测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它可以带动和促进我国基础科学和高科技的发展。人类已取得的月球探测成果表明，月球上特有的能源和矿产，是对地球资源的重要补充和储备。同时，利用月球具有高真空、低重力的特殊环境，既能生产特殊强度、塑性等性能优良的合金和钢材，还能生产诸如超高纯金属、单晶硅、光衰减率低的光导纤维和高纯度药品等。目前，美国领先于世界的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技术，很大部分来自对“阿波罗”工程技术的消化、优化和二次开发。我国月球探测工程也将带动基础科学和高新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发展也将会有牵引和推动作用。

国产大飞机出世

◎技术进步：

就在波音和空客公司霸占了天空数十年后，中国自己的大飞机C919也在11月15日的珠海航展上亮相了，并定于2014年首飞。

C919大型客机是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商用干线飞机，其基本型全经济级布局为168座，混合级布局为156座，设计经济寿命为90000飞行小时，如果按每天飞行8小时计算，可以不间断地飞行30年，可以满足航空公司对不同航线的运营需求。

C919驾驶舱的飞控系统采用全电传控制，侧杆操纵。舱内配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航电设备，采用15.4英寸超大液晶显示器，为驾驶员提供清晰优质的显示画面，操纵台上的电子飞行包，可方便飞行员快速正确地查找飞行信息，而平视显示系统将飞行员从下视显示仪表中解放出来，大大改善了飞行员的情景意识，对飞机实现精确进近、着陆和低能见度起飞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普通乘客来说，国产大飞机的客舱为他们准备了大尺寸的旅客观察窗，这可以带来很好的视线效果，而下拉式的行李厢使乘客头部空间较现役单通道飞机更大。此外，经济舱中间的座椅宽度为18.5英寸，比现役单通道飞机要宽0.5英寸。别小看这0.5英寸，却能让坐在中间座位的乘客更舒服。

而由于大量采用复合材料，较国外同类型飞机80分贝的机舱噪音，C919机舱内的噪音可望降到60分贝以下。

◎权威点评：

曹春晓：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研究员

生产大飞机的过程涉及多个学科包括空气动力学、航空电子学 、材料学等，从工业基础上来看，大飞机产业涉及化工、电子、冶金等部门，因此大飞机被称为“现代工业之花”，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欧洲4国和俄罗斯制造这种起飞总重超过100吨的运输类飞机，而占领国际市场的只有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

中国的C919大型客机发动机目前仍只能依靠进口，中国飞机要想装上“中国心”，仍需假以时日。并且中国大飞机项目，特别是大型客机的研制，还缺乏不同层次的人才。

未来我们必须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并在大飞机研发的人才培养上主要立足于国内，让大飞机公司和国内高校在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广泛开展积极有成效的合作。

“和谐号”时速达350公里

◎技术进步：

长途客车、火车、飞机等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出行方式现在正面临着挑战。高速铁路就像一匹黑马，凭借着高速、舒适等优点，迅速“杀”入了人们的生活。

1992年，《京沪高速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出炉了。从那时起，中国的高铁建设就开始酝酿。经过十几年的努力，5月27日在长春，新一代高速列车“和谐号”380A下线，它的时速已经达到350公里，乘客可以体验地面飞行的感觉。“和谐号”380A采用了低阻力流线型车头，高气密强度、气密性车体，先进的隔声减振技术和强动力绿色牵引系统，这些新技术让列车不仅能够在平稳、低噪音的环境下运营，同时还更加节能环保。

新的高速列车将进入现有的高铁网络。目前，京津、武广、郑西、沪宁、沪杭高速铁路的每日接待旅客的数量达到了近100万人次，占全国铁路日均旅客发送量的21%。而到2020年，高速铁路的客运专线将达到1.2万公里以上。

◎权威点评：

王梦恕：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是目前运输工具的载客量和速度都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发展高速列车是一种必然的需求。目前，我国高速列车在技术上有两项领先，一个是机车，另一个是线路。在高速机车的技术发展上，我们走的是引进、消化吸收然后再创新的路子。机车的时速从250公里，提高到了目前的350公里。而且在机车的耐久性和经济性方面，有些甚至超过国外。

而在线路部分，我国高速列车的钢轨质量和铁路长度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在高速行驶中，钢轨的各项参数必须极其稳定，很小的变化就会导致车毁人亡。而我国目前使用的无缝钢轨在制造时，误差在必须在2毫米以下，即使温差达到了100℃，钢轨的稳定性和伸张率也能表现得很优异，现在我们的高铁技术和车辆等已经开始出口。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各国的高铁都有自己的规范，所以，此时我们应该开始并坚持推广和铺开中国高铁的技术标准和设备规范。在未来，我们还要与国际联网，实现高速列车在国际间的快速运载，这些都需要我们的高铁在整体运营管理、调度等方面进一步提高水平。

超级计算机赶超“美洲虎”

◎技术进步：

1983年，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速度达到亿次的电子计算机诞生。短短几十年后的11月17日，由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制的，峰值速度达到每秒计算4700万亿次的“天河一号”二期系统又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它的诞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能够自主研制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的国家，并取代美国“美洲虎”超级计算机系统，在第36届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排名中位居世界第一，超级计算机又称高性能计算机，是世界公认的高新技术制高点。在研发过程中，科研团队自主研制了64位8核“飞腾-1000”通用CPU，这解决了超级计算机CPU间高速高效互联通信的世界难题。“天河一号”的运算速度之快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如果用“天河一号”计算一秒，则相当于全国13亿人连续计算88年。而用“天河一号”计算一天，一台当前主流电脑则需要算160年。

超级计算机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药物研究方面，一种新药的研究一般需要10~12年时间。如果用超级计算机来辅助研究，可以缩短药物研制周期，节省经费。比如计算机可以从大量化合物库中，找出对症的化合物，而过去这个工作是靠化学实验室的瓶瓶罐罐完成的。用超级计算机筛选，命中率大概可以达到2%~24%，而传统方法只有0.01%。此外，基因测序、核爆试验、石油勘探等很多领域都能得到高性能计算机的鼎力相助，大大节约人力和经济成本。

◎权威点评：

金怡濂：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当今世界，高性能计算已成为理论和试验之外的第三种科学研究手段。普通的计算机无法对复杂问题进行计算求解，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要解决经济、科技、国防等领域面临的许多挑战性复杂问题，必须依赖速度快、容量大的超级计算机。目前，中国高性能计算机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正在缩小。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现在已能研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机器，如“天河一号”、“曙光5000”和“神威”。

但人们对于计算机的性能需求是无止境的，这就使计算机系统的规模和能耗都越来越大。现在百万亿次级超级计算机的能耗在1000千瓦左右，每年的电费高达数千万元人民币。所以在未来，绿色节能应该成为高性能计算机的重要发展方向。

机器人操刀做手术

◎技术进步：

“人类医生退居‘二线’远程操作，机器人大夫手拿手术刀，在无影灯下为病人切除病灶”这听起来像是科幻故事，但现在在我们身边却真实地发生了。

5月14日，中国首个“机器人微创临床基地”落户北京二炮总医院。一台叫做 “达·芬奇”的机器人，为一名51岁的患者进行了切除子宫内膜癌手术。

无影灯下，近1.8米高、身穿银灰色衣服的“达·芬奇”开始工作，它在患者的胸腹部上切开了3个仅1厘米长的小孔，然后将手臂上安装的内视镜缓缓放入患者腹腔，通过三维成像系统，在后台操控机器人的医生可以看清患者的腹腔结构，然后遥控机械臂进行360度的灵活动作，切除肿瘤。2小时40分钟后，手术取得圆满成功。

至今，这一新型“武器”已成功完成妇科肿瘤切除及妇科疾病手术近30例，而且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而手术机器人，也从这里开始逐步推广至全国。

◎权威点评：

王澍寰：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

这项技术在我国刚刚起步，虽然还没有在更大范围内铺开，但是运用机器人来做手术，能使患者的创伤减小、出血减少、恢复加快。一些年岁大，身体耐受不了开放性手术的患者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进行手术。而且通过内窥镜可以使手术的视野更大，看得也更清楚。同时在手术中，人手不便通过的狭窄地区，机器也显得更为灵活。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探索中慢慢进步的，科学更是这样。现在还不能说机器人手术就比开放性手术好。机器人手术就像微创手术一样，是利用窥镜来了解病人身体内的情况，如果操练不熟练的话，很可能会碰到不该碰的器官、损伤大血管等，或者适应症选择不当，给并不适合这种方式的人进行了手术。

目前，可以说这是医疗领域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到底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还要取决于设备的进步以及医生的熟练程度和经验。

3G大范围普及

◎技术进步：

3G，是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它是一种支持高速数据传输的移动通讯技术。上世纪90年代问世的1G网络，只能进行语音通话。 之后出现的2G网络增加了接收数据的功能，如接收电子邮件或浏览网页，而3G能做到的更多，身处全球各地的人们，通过高速的网络，可以进行视频电话会议，实现实时的讨论。

我国的3G网络服务在今年开始大范围普及，为了使3G能够顺利运行，相关运营商修建了大量新的基站，并对原有基站进行了改造和设备升级，比如修改数据传输格式，或者更换光纤。目前中国的3G客户已经达到了2520万。3G给生活带来的便利也随处可见。

3G技术利用得最多的，要数3G手机领域。除了能完成高质量的通话外，用户还可以用3G手机直接上网，查看电子邮件或浏览网页。而在地铁里，也有充斥着利用3G手机进行网络游戏或者观看网络电视的人群。不仅如此，人们打开手机，就能开启线路导航，或者通过手机就能购买心仪的物品。

◎权威点评：

曾剑秋：北京邮电大学信息经济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3G技术是从2G发展而来的，它的带宽和速率都是2G的10倍以上。技术的发展从来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工作需要而产生的。在全球一体化越来越快的今天，信息的快速交流已经成了人们的迫切需求。

现在人们的通讯活动主要还是打电话、发短信以及发邮件等等。但是在未来，这些信息交流方式会发生变革，那就是无处不在的视频。而这种变革很可能首先通过手机视频来实现，这就要依托3G技术的发展。

但是，在3G的发展中也要注意，3G的网络和终端的发展要相互匹配。现在终端的发展，也就是3G手机等设备的发展非常快，但是3G网络的覆盖还不足，带宽和速率还不够高。这种不平衡会阻碍3G技术的发展。此外，3G技术的数字增值业务目前可能有成千上万种，这就需要以后在制定这些业务的时候不能只追求更为先进的技术，而要选择百姓真正需要的。

植物工厂智能产菜

◎技术进步：

只要轻轻地按一下按钮，一颗种子就能结出漂亮的果实，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只需静静等待。这就是“植物工厂”给人们展现的未来世界。

植物工厂的概念于上世纪70年代自日本等国出现，然后传入我国。今年，国内多座大型城市都出现了植物工厂，它正在悄悄地改变人们的生活。

植物工厂的运作过程科技含量十足。它利用计算机对植物生长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进行自动控制，使植物较少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而且用富含氮磷钾的栽培液种植也能避免植物吸收土壤中的有害物质以及受到病虫害的侵害。所以工厂内种植的生菜、小白菜等，20天左右就能收获，若在普通的大田里，则需要1个月到40天的时间。

同时植物工厂利用栽培架等技术，还能节省耕种面积，1平方米的植物工厂可以相当于3平方米露天耕地。一家30人的番茄植物工厂，每天就能生产番茄 13吨。

◎权威点评：

方智远：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蔬菜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

“植物工厂”技术类似于温室栽培，但是要更为智能化。目前，这项技术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它是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高投入、高技术的生产体系。通过对温度、湿度、环境等因素的控制，使植物进行更为科学的生产，同时，在产量和节省耕地方面确实比传统方式要好。

目前在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植物工厂在运作，但是它们也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产品价格偏高。如果想让这种方式普及，就要先把成本降下来。而且将来的蔬菜种植完全靠植物工厂在目前看来还不太现实。在极地等特殊环境中，植物工厂的作用应该更大。

人造皮肤进入临床试验

◎技术进步：

今年，娱乐圈与医学联系最为紧密的一则新闻，可能就是原台湾著名女子组合S.H.E的主唱之一SELINA因拍戏烧伤的消息了。而一张含有水分的2毫米厚的正方形透明“薄膜”也许在未来能改变像SELINA这样大面积皮肤烧伤患者的命运。

6月21日，“人造皮肤”终于在第三军医大学进入临床试验。它已经通过了国家药品与生物制品检定所的产品质量检测，开始在重庆、成都、南京等地的7家医院进行临床试验。

“人造皮肤”是利用工程学和细胞生物学的原理和方法，在体外人工研制的皮肤代用品。在应用时，研发人员首先需要将人体皮肤的种子细胞和上皮细胞接种到“支架上”。而所谓的支架，是以胶原、壳聚糖、弹性蛋白等天然的细胞外基质为原材料制成的。这种材料不易发生移植排斥现象，而且有利于细胞的黏附和生长。此后，“人造皮肤”需要被放入模仿体内细胞生长环境的培养液中进行两星期左右的三维培养，之后，生长好的皮肤就可以拿来进行皮肤移植手术，手术后，两到三天新的皮肤就长好了。

◎权威点评：

付小兵：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全军创伤修复重点实验室主任

人造皮肤是一种生物敷料，对人们治疗创伤、烧伤、整形以及后期创面的修复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

但是由于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皮肤，并没有人类的真正皮肤上具有的皮肤附件，例如毛发、颜色调节等功能，因此，人造皮肤的发展需要朝着仿真以及功能化继续迈进。

电视开启3D革命

◎技术进步：

一场《阿凡达》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一场电影的革命，更是在中国的3D技术界刮起一股旋风，于是人们开始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创造出这个丰富多彩的奇幻世界，裸眼3D就是其中一项。

今年1月，能够“裸眼”看3D的电视在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出现。它名为“多用户立体显示器”，由一台操作电脑和一台显示器构成。观看这台仪器播放的3D画面，要站在一定的区域内——距离显示器0.5~4米左右不超过两米的范围。而之所以裸眼就可以观看3D， 是因为这台操作电脑中有一个能自动追踪人眼方位和距离的摄像头，它会把追踪到的人眼位置变成数字信号，传递给后台处理器。后台分析出人眼的距离和方位，实时测算出光线反射到两只眼睛中的角度，然后再调整屏幕上图像的光线，使它正好达到人眼能看见立体图像的角度。

◎权威点评：

郭太良：场致发射显示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3D视频虽然给人们带来了不寻常的观影体验，但那副特制的眼镜戴起来有诸多不便，尤其是本身就近视或是老花眼的人群就得戴上两个眼镜观看电影，甚至有些人在观影之后还会出现眩晕感。

从模拟信号时代到数字信号时代，再进入互联网时代，彩电的发展前景得以大大拓展，产品变革速度大大加快。未来3~5年，3D电视机也许就会走进我国许多老百姓的家中。那么届时裸眼3D 技术必然就会成为趋势。

但是目前，在行业上还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内容，二是标准，这两大难题若不能解决，3D电视的发展必然举步维艰。

“资源三号”在天上的地球卫士

◎技术进步：

频频发生的灾害已经让地球人无力招架，如何才能在灾难来临时进行最为有效的救援成为各国思考的难题。10月，“资源三号”卫星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它的出现也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

我国自主研制的“资源三号”卫星是首颗民用高分辨率立体测绘卫星，主要用于基础地形图的测制和更新，是测绘数据获取的重要信息源。它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RS)、地理信息系统(GIS)这三个技术核心，接收从太空返回地面的信息。

“资源三号”卫星升空后，地面控制中心会接收到卫星返回的波点信息，经过数据信息处理中心的加工后，立体成像即可提供给相关的决策部门，当未来再发生泥石流等灾害时，就可以利用“资源三号”所返回的信息，绘制成影像，通过影像区域呈现出的各种不同颜色来判断哪里是重灾区，哪里受到的影响不大。而相关部门就可以根据受灾情况做出科学的救援部署。

◎权威点评：

许绍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资源三号”卫星对民用测绘防灾事业将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鉴于它所具有的高分辨率，地面幅宽范围广，它所成像的立体照片除了测绘工作上具奠基性意义外，对于应急救灾如地震、山崩、滑坡、泥石流、洪水、山火等的指挥决策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技术效率进步 篇5

关键词：山东省,DEA,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山东制造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普遍存在高耗能、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以及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等问题。面对山东制造业发展的新阶段,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变化趋势如何?生产率的变化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还是由技术效率改进导致的?在此背景下,对山东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数据处理

本文的实证分析基于1998—2011年山东省制造业各行业面板数据,以山东省全部规模以上制造业28个行业为样本,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主要涉及到三个数据变量:制造业产出、制造业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

1.制造业产出。该变量以制造业各行业历年总产值指标衡量。所有数据都按照年鉴中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换算为1998年不变价。

2.劳动投入。劳动投入变量以制造业各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代替。

3.资本投入。资本投入用制造业分行业的物质资本存量来衡量,由于缺乏资本存量的官方统计数据,我们采取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公式为:Ki,t=(1-ξi,)tKi,t-1+Ii,t,其中,Ki,t和Ki,t-1 分别表示行业i在t和t-1年的资本存量,Ki,0表示基年资本存量,Ii,t和ξi,t分别表示行业i在t年的不变价投资额和资本折旧率。基年资本存量运用Harberger(1978)提出的稳态方法, 推导出起点时刻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公式:

本文使用制造业分行业总产值在1998—2011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表示gi,t,折旧率的选取5%。对于当年投资指标,我们采用全社会制造业分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2005—2011年名义固定资产投资直接从《山东统计年鉴2006—2012》中获取,1998—2004年的分行业数据按以下方法进行估算:根据现有历年数据计算出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取平均比例,对其他年份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进行放大处理。由于缺乏细分行业数据,各行业的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均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折实换算。

二、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与分析

(一)山东制造业 TFP 的历史变迁

下页表1列出了山东制造业总体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1998—2011年TFP年均增长13.3%,这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的显著提高,而技术效率对全要素增长率表现出阻碍作用。从TFP的增长情况看,1998—2011年间均为正增长,1998—2010年TFP增长率长期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仅有5个年份的全要素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13.3%),最低值出现在2005年,仅为4%,最高值出现在2011年,达到22.8%。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两大分解成分看,技术进步在1998—2011年间长期处于正增长,仅一年出现负增长,而技术效率的变化特征与技术进步不同,有6个年份出现负增长。

(二)山东制造业细分行业 TFP 差异

根据下页表2,在样本考察期内,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13.3%,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其增长率为14.3%,其次为规模效率,平均增长率为1.7%,而纯技术效率则表现为下降趋势,平均增长率为 -2.5%,纯技术效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作用。

综合来看,除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制造业其余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率都随时间推移有不断提高的趋势,但行业之间差异显著;所有行业均表现为技术进步的提高;从纯技术效率变动看烟草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10个行业纯技术效率不变或有所提高外;其他行业纯技术效率均表现为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规模效率变动看,除农副食品加工业等6个行业规模效率有所下降外,其他行业均表现为规模效率不变或上升。由此可见,制造业各行业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高低,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其次为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影响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三、相关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我们认为,在今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重视如下问题:

技术效率进步 篇6

制造业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1。然而“中国制造”固有的成本竞争优势在现如今以技术为核心的市场竞争中逐渐被削弱,实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集约型发展”的转变已迫在眉睫2。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是考察要素投入的综合性指标,用于探求经济增长的源泉3,有必要对制造业的TFP进行分析和研究。现有国内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或省际层面,企业层面上,赵旭4等学者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1—2005 年TFP的年均增长率为1.9%,由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共同促进;涂正革等5指出1995—2002 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前沿的技术进步是TFP提高的主要驱动力;省际层面上,孙巍等6发现1992—1995 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TFP均小于1,由技术进步的降低导致,而1995—1998 年间各地区TFP均大于1,表现出集约型增长的转变。纵观上述研究,不难发现,基于不同的时间段与样本,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且目前利用行业加总数据从产业层面进行制造业TFP的研究十分有限。

山西省具有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知识密度高等优势,正处于发展整合期,具有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作为以制造业为主的渤海经济圈省份之一,提高省内制造业TFP是实现其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7。那么,处于发展整合期的山西省制造业TFP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技术效率还是技术进步?制造业不同行业的TFP是否存在差异来源?科学的回答并解释这些问题能够为政府相关政策的制订提供指导依据。基于此,本文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根据山西省制造业29 个行业2000—2008年投入与产出的数据,测算并解释其TFP变动及驱动因素,旨在为山西省制造业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提供科学指导。

一、文献综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由Tinbergen8首次提出,并利用生产函数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此后Solow9提出索洛余值法,认为技术进步的贡献是总产出中排除劳动与资本后未被解释的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Kendrick10完善概念,界定其为要素投入增长所未包含的经济增长部分。Denison11指出由于低估了要素投入增长率,索洛余值法中TFP的测算值会偏大,于是将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更加细致化。Jorgenson等12发现Denison的方法混淆了折旧与重置的概念,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TFP进行了测算。Aiger等13学者进一步提出随即前沿分析法,认为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乘积即为TFP。之后Fare等14在Charnes15提出的数据包络分析法的基础上结合Malmquist指数,利用近距离函数对TFP进行测算。

20 世纪80 年代,学术界出现否认中国TFP提升,并怀疑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声音16,国内学者逐渐开始进行TFP的研究。杨廷干17提出我国TFP的研究应慎重选择变量与方法后,叶裕民18对中国及各省的TFP利用索洛余值法进行了考察,认为我国资本与技术共同推动经济增长;修菊华19采用DEA模型对福建与台湾农业的TFP进行了测算,发现福建农业产出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而台湾则主要靠技术进步;黄金波20则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研究我国粮产的TFP,发现技术进步是其主要促进因素;孙致陆等21则指出我国羊绒产业的TFP的提高主要源于技术效率。

通过梳理现有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当前国内外学者们关于TFP的研究多是聚焦在概念的界定、测算的方法以及国家、地区、产业层面的探索,且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TFP及其主导因素差异较大,目前尚少见关于山西省制造业TFP研究的文献。据此,本文将在数据上选取2000—2008 年山西省制造业29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方法上采用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基础上全面地分析TFP的变化及行业差异性,对其进行分解,找出山西省制造业TFP的内在驱动因素。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Charnes等15于1978 年首次提出数据包络分析法(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它根据输入与输出数据来评价多个决策单元(DMU)的优劣,即评价决策单元的技术与规模等的相对有效性的统计分析方法。在DEA方法中,无需量纲化处理指标且无需再定义一个特殊的函数形式,只需区分投入与产出,便可直接进行技术与规模效率的分析。

假设有t个被评价的同类部分,即DMU,每个DMU均有m个投入变量和n种产出变量。定义xij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i种类型输入的投入总量,xij>0,i=1,…m,j=1,…n;yrj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r种类型输出的产出总量,yrj>0,r=1,…s,j=1,…n;vi与ur分别为对第i种类型输入和对r种类型输出的一种度量,均是权系数;其中xij与yrj可根据历史资料获取,为已知数据,vi与ur为变量。那么每个DMU都有其相应的效率评价指数,其中xj=〖(x1j,…,xmj)T,yj=〖(y1j,…,ynj)T,j=1,…t,可适当选取权系数和,使之满足hj≤1,j=1,…t。现对第j0(1≤j0≤t)个DMU进行效率评价,以权系数v与u为变向量,第j0个DMU的效率指数为目标,所有DMU的效率指数为约束,构建如下最优化模型:,其中x0=xj0,y0=yj0,1≤j0≤t。模型测量所得出的第j0个DMU的有效性是相对的。

DEA模型除了能够对单独的DMU进行相对效率的静态测量外,还可基于不同时期的投入与产出数据,结合Malmquist指数分解效率。

Malmquist指数以t和t+1期投入产出为参照时分别表示为。CAVES等依据Fisher理想指数的构造法,将基于t和t+1期的Malmquist指数几何平均后的值视为t到t+1期的TFP的变化。之后Fare等使用Malmquist指数法将TFP指数定义为两个时期Malmquist指数的几何平均数,即。

其中为技术效率(EFFCH),为技术进步(TECHCH)。EFFCH>1表明管理水平提高使得效率状况获得改善;TECHCH>1表明生产设备的更新及技术水平的上升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实现,相反,若指标值小于1,即意味着指标下降。TFP指数可表示为TFP=EFFCH×TECHCH,其中技术效率又被Fare等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ECH)和规模效率(SECH),即EFFCH=PECH×SECH。PECH>1意味着企业运用水平上升;SECH>1意味着企业的生产规模优化,反之,则表明上述指标相应效率下降。最终,TFP可表示为:TFP=EFFCH×TECHCH=PECH×SECH×TECHCH。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将山西省制造业划分为29 个行业(H1-H29,后文中将用代码来分别表示所对应的行业)。实证分析使用的样本是时间跨度为2000—2008 年的山西省制造业中29 个行业的数据,均来自于本研究所考察的各年度的《山西省统计年鉴》。本次研究根据以往文献及数据的可得性选择了1 项产出指标和2 项投入指标,其中产出指标为各年份山西省制造业29 个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并将山西省全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指数转化为以2000 年为基期的平减价格指数,各行业各年度的工业增加值转化为可比值;资本投入为通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与流动资产年均余额之和的平均数;劳动投入为各行业年平均从业人数。

三、实证分析

收集到2000—2008 年山西省制造业29 个行业完整的产出及投入数据后,通过DEAP2.1 软件计算TFP变动指数及其分解结果,下面将分别进行分析。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时间跨度分析

表1 为2000—2008 年山西省制造业年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

从全时间序列数据来看,山西省制造业在2000—2008年间的TFP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年均增长率为12.8%,表明产业生产生产力有较大提高。但从变化趋势来看,TFP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出现了2003—2004一个波峰、2001—2002、2005—2006两个波谷(见图1)。2000—2001年山西省制造业TFP为1.621,处于较高状态,但2001—2002年却急剧下降,到达第一个波谷,年增长率为-21.5%;此后经历了两年的连续增长,于2003—2004年间到了近年来的第一个波峰,年增长率为27.1%,;但很快又出现连续两年的下降现象,于2005—2006年来到第二个波谷,年增长率为4.3%;之后TFP虽保持增长,但增长率并不稳定,2006—2007、2007—2008年增长率分别为11.6%和1.2%。

综合分析TFP的分解结果,技术效率的年均增长率为-6%,技术进步与TF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0%与12.8%,可以看出TFP与技术进步的变化较为一致,山西省制造业TFP的提高主要由技术进步引起,技术效率的降低会抑制TFP的增长。分解来看,技术进步整体呈现上升趋势,除在2001—2002 与2007—2008 年间分别下降14.7%与1.1%以外,其余年份技术进步增进率均为正数,保持上升态势;与技术进步相反,技术效率整体呈现下降态势,具有波动性,除在2003—2004 与2007—2008 年间分别上升13.4%与2.3%外,其余年份均为负增长,且2005—2006 年下降幅度最大为22.7%。分析技术效率的分解结果,可知2000—2008 年间技术效率的年均负增长由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恶化共同作用导致,其中规模效率整体水平较纯技术效率高,技术效率与其波动性较为一致,纯技术效率仅在2003—2005、2007—2008 年间略大于1,其余年份均小于1,拖累技术效Á率的增长(见图2)。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分析

表2为2000—2008年山西省制造业29个行业年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

从行业划分来看,山西省制造业29个行业在2000—2008年期间的TFP的行业均值为1.128,仅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H12)的TFP小于1(0.998),其余行业均大于1,产业整体水平上升。

综合分析29个行业在2000—2008年间TFP的分解结果,技术效率行业均值为0.937,技术进步行业均值为1.190,说明技术进步是产业TFP提升的主导因素,技术效率-6.3%的行业平均负增长显著减少TFP的增长幅度。如图3所示,各行业技术进步均一致处于较高水平,不同行业TFP受其恶化的技术效率的牵制而产生差异。

对29个行业技术效率的分解结果进行分析,可知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行业平均下降幅度分别为0.7%和5.7%,不同行业间规模效率较为一致,在1上下波动较小,且各行业规模效率下降幅度整体低于纯技术效率。从图4可以看出,不同行业的技Á术效率差异来源主要为恶化程度较大的纯技术效率差异。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山西省制造业29个行业2000—2008年的TFP进行了分解和测算,并分别从时间跨度与行业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山西省制造业年均TFP具有波动性,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负增长抑制TFP的增长。山西省制造业的产业技术水平较高,能够保障产业生产力的不断改善,使产业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状态,解决技术利用率较低的问题后,具有较大上升空间。(2)山西省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年均负增长是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山西省制造业的管理与规模因素未能有效匹配技术进步水平,致使技术利用率较低,负向影响TFP增长。(3)山西省制造业各行业技术进步一致处于增长状态,TFP的差异来源为技术效率。山西省制造业不存在拖累产业技术水平下降的行业,TFP状态较差的行业应依据行业差异来源(技术效率)改善相应行业状况,避免拖累产业TFP优化。(4)山西省制造业各行业的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处于恶化状态,但各行业规模效率无较大差别,技术效率间的差异取决于纯技术效率。山西省制造业的规模效率问题属于产业问题,纯技术效率问题存在于行业内部。

本研究为政府与企业的管理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依据。山西省制造业应在保持高水平技术优势的同时,改善产业生产投入,实现规模有效性,针对性地提升行业纯技术效率,推广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利用市场机制,进行企业改制或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调整产业规模,促进产业规模效率提升;另一方面改善纯技术效率恶化较为严重的行业管理水平,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全面提高产业技术创新率,保障TFP的加速增进。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存在以下两点缺陷:一是由于山西省统计年鉴于2009年变更了制造业的投入指标,致使本研究的时间序列选择为2000—2008年,因而研究结果未能全面反映在近15年间山西省制造业TFP的变化及其分解情况,对本文的现实指导意义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二是本文并未深入探讨山西省制造业TFP的影响因素,虽考察了各行业的TFP,但也并未涉及分析各行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下一步的研究将在调整相关投入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并完善山西省制造业TFP的研究。

摘要：文章以山西省制造业29个行业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分解和测算了山西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山西省制造业的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水平低,导致技术效率负增长,即使产业整体的技术进步增长较快,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会因技术效率的负增长而减缓;各行业间纯技术效率的差异导致了技术效率的差异,进而形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本研究在丰富相关理论研究的同时,也为山西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依据。

氯碱:技术进步成就斐然 篇7

据中国氯碱工业协会秘书长张文雷介绍, 10年间, 氯碱工业的技术创新推动了产业升级, 促进了行业结构调整。目前, 不少规模以上氯碱企业产品、质量、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以及技术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国外发达国家水平, 并逐步实现清洁生产和“三废”的综合利用。氯碱主要产品烧碱产量从2002年的的882233万万吨吨, 增增长长到到22001111年年的的22446666万万吨吨, 聚聚氯氯乙乙烯产量从2002年的338万吨增长到2011年的1295万吨。

而最为重要的是, 10年来我国氯碱行业技术进步成就卓著。

首先是生产工艺不断优化。我国烧碱生产工艺结构正在逐步发生变化, 先进的离子膜烧碱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据行业统计, 与2002年国内离子膜法烧碱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为31%相比, 2011年占比达到了88%。与此同时, 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水银法、石墨阳极工艺基本被淘汰, 普通金属阳极法工艺所占比例逐步减少, 已从2002年的69%下降到目前的11%。

在聚氯乙烯生产中, 与2002年相比, 目前电石法、乙烯氧氯化法和进口原料法在我国均有生产装置。

其次, 技术装备走向大型化、系列化。离子膜烧碱生产技术已成为氯碱行业调整产品结构、节能降耗、保护环境、增强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措施, 目前国内所有新建和扩建烧碱装置全部采用离子膜法生产工艺。截至2011年底, 蓝星 (北京) 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共制造承揽约1200万吨/年离子膜电解槽工程项目, 占据国内离子膜烧碱产能的半壁江山。

特别是山东东岳集团经过8年自主研发, 幅宽1.35米的氯碱用离子交换膜于2009年9月正式下线, 并于2010年5月在沧州大化黄骅氯碱厂正式开始工业化应用, 打破了美、日在该领域的长期垄断局面。

行业还自主开发出了20万吨/年国产化聚氯乙烯成套技术装备, 实现了大型聚氯乙烯生产从工艺到设备的全套国产化, 极大地提高了聚氯乙烯生产的自动化以及安全环保和节能降耗水平。大型聚氯乙烯聚合釜也实现了国产化。锦西化工机械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于2004年自主研发出135立方米聚合釜工艺技术, 标志着我国大型聚氯乙烯聚合釜研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此外, 10年来, 国内烧碱生产装置平均规模已经从2002年的约6.5万吨/年提高到目前的18.9万吨/年, 规模在20万吨/年以上企业的产能占全行业总产能的72.2%, 5万吨/年规模以上企业的产能占全行业总产能的97.7%。

张文雷同时表示, 10年间, 我国氯碱行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重视技术创新, 不仅节能降耗水平不断提高, 原材料、能源消耗也显著降低。行业平均吨碱综合能耗从2002年的1340千克标准煤下降到2011年的389千克标准煤 (注:2006年以前电力折标准煤系数以0.404千克标准煤/千瓦时计) , 30%烧碱吨碱耗蒸汽也从2002年的2.72吨下降到2011年的0.62吨, 使得我国氯碱行业整体竞争力有了明显提高。

另外, 循环经济也推动了氯碱行业的环保升级。目前, 采用膜法脱硫酸根技术大大减少了有害物质的排放, 干法乙炔生产工艺的开发与干法水泥生产技术的结合成为综合节能、降低污染的重要途径, 聚氯乙烯离心母液回收利用技术、电石渣综合利用技术及VCM精馏尾气变压吸附工艺等都有力促进了氯碱行业环保水平的提升。

技术进步正在这样影响就业 篇8

虽然创新消灭了一些工作,但同时也创造了更多更好的工作。100年前,1/3的美国工人在农场工作,而今天不到2%的工人可以生产更多的食物。今天秘书的队伍大大缩水了,但是却出现了更多的电脑程序员和网页设计师。

技术正在破坏就业

但就算出现新的工作和不可思议的产品,短期内收入差距仍将扩大,并会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是政权更迭。然而各国政府对此都没有做好准备。

过去30年,全球范围内劳动力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从64%下降到59%,而与此同时美国最富有1%的人口获取总收入的份额从70年代的9%上升到了今天的22%。在很多发达国家,失业率处于警戒线水平并不全是周期性因素。2000年,65%的美国工作年龄人口有工作,而此后不管年景是好是坏,这个数据一直下降,现在只有59%。

更糟的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市场的破坏才刚刚开始。从无人驾驶汽车到各种智能的家用产品,现有的创新能够摧毁那些过去从未被影响过的工作。

目前为止受机器影响是那些日常的重复性的劳动,计算机可以比人类更加廉价高效的执行复杂任务。电脑可以通过闭路摄像机画面辨认入侵者,比人类更加可靠。通过对比大量金融和生物数据,计算机可以分析金融欺诈和疾病,比任何会计和医生做得都好。一项牛津大学的研究显示,今天47%的工作可以在以后20年里实现自动化。

创新过程本身也被数字革命改变。很多数字创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必然会创造出新的可以雇佣数百万人的产品或服务,但是现在它们并不要太多劳动力。2012年图片分享软件Instagram以1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Facebook时,它拥有3 000万用户却只雇佣了13名员工,而刚刚脱离破产保护的柯达公司在其最鼎盛时曾雇佣了145 000名员工。

新行业成长起来需要数年,而在此期间最先感受到的是创业企业对原有企业的冲击。Airbnb(旅行房屋租赁社区)可能把有空余房间的业主变为企业家,但是却给低端旅店业带来了致命的威胁,这个行业雇佣了大量的员工。

如果这个分析部分正确,那么社会影响将非常巨大。大部分最受威胁的工作地位会更低(物流、运输),而受自动化影响较小的技术岗位的地位将提升(创造力和管理经验),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工资中位数保持不变但是收入差距却可能扩大。

随着不公平的加剧,人们的愤怒会不断增加,但是政治家很难找到应对的办法。如果躲避科技进步,任何停止发展的国家会很快被掌握新技术的竞争对手落在后边。对富人惩罚性的增税也会因资本和高技术工人的流动性而所有收敛。

如何应对技术进步?投入教育

政府帮助人们应对这种影响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教育系统。 技术本身也有帮助,例如通过慕课(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甚至是电子游戏来模拟工作所需技能。

国家教育的定义也需要改变。应该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学龄前教育。成年人也仍然需要学习,参加再教育。

然而不管如何教育,人们的能力都是不均衡的。帮助他们最好的办法不是提高最低工资,是利用公共资金提高最低收入, 例如美国和英国使用的大规模税收减免,这样每名工作者都能获得合理报酬。

创新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然而科技进步带来的福利分配并不均匀,尤其是在初期,然而如何传播新技术取决于政府。19世纪,为了取得进步性的改革,各国顶住了爆发革命的威胁。今天各国政府应该在人们愤怒之前妥善开启变革的进程。

汉王：技术进步与文化传承 篇9

技术的推动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承，近几年文化创意产业的大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技术的推动。计算机性能的提高、软件的进步、数字化手段的先进使人们的文化创作过程更轻松，让我们的孩子们看到了很多经典的文化内容。在资本市场上，文化创意嫁接科技创新这一商业模式也备受关注。

汉王也是兼具文化与科技双重属性的企业。现在创意产业的基础主要是图像处理，这里面很关键的输入设备就是绘画板。从硬件的角度看，数字艺术必备的创意工具——绘画板的关键技术长期被国外厂商所垄断，这使得我国数字艺术产业链在技术前端长期处于不利状态，处处受制于人。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国内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开始卧薪尝胆，走上了数字技术漫漫征程。汉王通过苦练内功，相继在“无线无源”和“微压精密传感”这两个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掌握了国人在绘画板技术上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核心技术。

我举个例子，制作一个动画片费用很高，很多制作公司都是在亏损的状况下运营，只能靠其他产品补齐亏损。所以，如何降低制作公司的制作成本，让他们形成良性循环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优秀的动画片，都是用汉王绘画板制作出来的。以前日本产品的售价在四千左右，而汉王的绘画板市场定价千元左右，国产化配套，高性价比，降低创意产业硬件的成本，提高效率，汉王让绘画板完成了国产化替代，把创意产业的硬件基础落实在国内的IT产业基础上。

此外，IT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对阅读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国民数字阅读的接触率为38.6%，比2010年上升了5.8个百分点，增幅为17.7%。这说明数字阅读在持续升温，并逐渐成为国民阅读的主要方式。

在接触数字化阅读的各种方式中，使用电子阅读器阅读的人群也有一定幅度增长，通常，这部分人群都是深度阅读爱好者。汉王电纸书就是在继续尊重传统内容数字化的前提下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提倡深度阅读，重读经典，传承文化；电子墨水、智能电源管理等技术创新，使得汉王电纸书不仅秉承了传统阅读的优势，还具备轻巧便携，存储强大、续航能力强等技术优势。在中国，汉王已经占据了该领域核心地位。连续多年市场份额第一。

汉王曾经和国学公司合作，推出过汉王电纸书国学版，薄薄一本电纸书，即预装了《二十四史》等多部国学著作，这些书籍如果用纸张来承载，需要一个书房的空间，而电纸书就可以做到一本在手，随时随地阅读这些经典。对于快节奏生活，阅读时间呈碎片化的现代人来说，这是多么好的事情。书中自有黄金屋，我将最新一款上市的触控电纸书命名为“黄金屋”，就是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人人都能拥有一本黄金屋，多读书，读好书。

在第二届中日韩科技部长会上，中国科技部长万钢也曾向日韩两国代表赠送一份“国礼”，不是景泰蓝、景德镇瓷器，也不是锦绣乃至书法字画，而是中国自主创新产品——全世界第一款可以手写的电纸书。有海外媒体对此评价说，“将此产品赠予以电子产业闻名的日本、韩国，其意义之重大已超越国礼之本义”，暗示作为电子技术后来者的中国，在科技与文化产品渗透上正在积极向日韩发起挑战。

种种现状表明，文化产业已经进入新时代。我们已经不能用原有文化创意的概念来理解如今的文化产业，更多是文化创意与新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未来，文化产业比拼的一定是科技与创意。

（作者系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技术效率进步 篇10

在当今新技术革命的时代背景下, 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而就业问题则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头等民生问题, 因此, 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近年来, 学术界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以及促进就业发展的技术政策选择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王晓和崔友平 (2013) , Marco Vivarelli (2014) 等人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评述。由于技术进步影响就业增长的作用机理非常复杂, 加之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的差异, 迄今为止, 学术界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不管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 抑或是技术进步对就业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这些结论背后的原因分别是什么?目前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显然比较薄弱, 而且它几乎只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 甚至无法对此提供实证研究的依据。比较普遍的看法是,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既具有基于过程创新的“就业破坏”作用, 又具有基于产品创新的“就业创造”, 或者叫“就业补偿”作用, 如果“就业创造”的作用力度大于“就业破坏”, 那么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则体现为正效应, 反之亦然。但却无法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分析说明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的具体情况, 比如说技术进步的“就业破坏”作用摧毁了多少旧的工作岗位, “就业创造”作用又增加了多少新的工作岗位。这是这一领域研究中的令人遗憾的地方。在国外, 通过利用微观数据分析说明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对就业的影响, 从而得到技术创新影响就业的净效应, 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解决了上述对“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的实证分析问题, 但在国内, 由于微观数据的不可得, 这仍然还是一片空白。

有别于以往研究, 本文利用最近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 在重新检视我国技术进步的就业增长效应的基础上, 结合有偏技术进步概念, 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其原因, 说明为什么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增长的影响为负效应,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技术进步路径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来说明技术进步和就业增长之间和谐发展的可行性, 从而为制定有助于我国就业持续增长的技术政策提供依据。有偏技术进步, 即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希克斯在1932年的论述, 他把技术进步分为资本节约型、劳动节约型和中性技术进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在Acemoglu, D (2002, 2003, 2007) 等人的推动下, 技术进步的偏向性概念再次受到重视, 被广泛应用于经济问题分析。有偏技术进步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技术进步的宏观经济意义, 帮助我们理解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 从而对相关技术政策做出合理的分析和评估。从就业的角度讲, 有偏技术进步由于对某些生产要素有利, 但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其他另外的要素报酬, 因此, 有偏技术进步的方向决定生产要素中谁是技术进步的受益者, 谁是受损者, 以及决定不同群体接受新技术的意愿, 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1 有偏技术进步与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1.1 对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重新估计

技术进步对过去我国就业增长究竟是起了推动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多数实证研究结论是倾向于负效应的。本文利用我国目前最近的宏观统计数据, 即1990~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结合回归分析的稳健性检验对此重新进行估计, 估计模型采用最普通的就业需求方程, 它可以从生产函数很容易推导出来。

其中, L、Y、AW和Tech分别表示就业人数、实际GDP (1990年价) 、用CPI缩减的实际平均工资 (1990年价) 和技术进步因素。至于技术进步指标的度量, 目前常用的有两种方法: (1) 基于索罗余值的全要素生产率; (2)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 (DEA) 方法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为了方便对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测算了这两种结果 (表1的回归结果中用DEA表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TFP表示全要素生产率) 。其中, 各地区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计算, 使用的投入变量包括就业人数、实际资本存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的人力资本, 产出变量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而基于索罗余值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 一般情况下是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而非增长率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计算, 借鉴了Cristiano Antonelli&Francesco Quatraro (2008) 的方法, 即

假定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完全竞争, 则要素的产出弹性等于总收入中该要素所占份额。例如劳动的产出弹性为:

W为工资率, 在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

不管用那种方法测算技术进步指标, 均要用到就业人数、实际GDP、实际资本存量, 其中全国及各省资本存量的估计采用张军 (2004) 的方法。模型估计中使用的我国199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 包含的地区数为29个 (重庆和四川合并, 西藏因数据不全略去) 。所有初始数据除就业人数外均来源于1991年以来的中国统计年鉴, 就业人数取自地方年鉴。

注:***代表显著性水平为1%, **为5%, 括号内为标准差。

对面板数据模型 (1) 的估计, 豪斯曼检验 (Hausman Test) 结果表明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从估计结果看, 1990~2012年间, 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增长的影响表现为负效应, 换句话说, 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会产生就业的挤出作用。为了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分别用上述两种不同方法测算的技术进步指标来对模型 (1) 进行估计, 比较表1中模型1-1和模型1-2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变量Y和AW的系数估计值和显著性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弹性值虽然大小有差别, 但均为负数, 并且都是显著的。这说明模型 (1) 得到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可信的,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负效应。这一结果不仅和近年来对此问题研究的大多数结论相符合, 也和作者所在课题组在2008年得出的结果一致 (参见叶仁荪、王光栋、王雷 (2008) ) 。

进一步要探讨的问题是, 技术进步影响我国就业增长的净效应为负, 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技术进步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 为什么却对就业增长产生负作用?诚然, 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净效应和“就业破坏”与“就业创造”的关系有关, 但我们认为, 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本身的要素偏向性, 在于过去我国技术进步的方向偏向了不利于就业增长的一边, 从而导致“就业破坏”的方面大于“就业创造”。

1.2 有偏技术进步与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关系

本文认为, 过去20多年间, 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增长之所以产生负面效应,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我国的技术进步是有偏的, 技术进步的方向偏向于资本使用, 也就是说偏向于劳动节约的。为了验证这个观点, 本节首先对1990~2012年间我国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进行测算。

近年来, 国内有不少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偏向性进行了测算, 比如戴天仕和徐现祥 (2010) , 雷钦礼 (2013) , 王班班和齐绍洲 (2014) 等。本文采用雷钦礼 (2013) 的方法来测算全国及各省份1990~2012年技术进步的偏向性。按照雷钦礼 (2013) 的方法, 技术进步偏向于何种投入要素, 取决于技术进步偏向指数D。技术进步偏向指数D大于零则意味着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 或者说偏向于劳动节约的, 反之, 若D小于零, 技术进步则偏向于劳动, 也可以说是偏向于资本节约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由下式给出:

式中σ、γK和γL分别代表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增长率以及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的增长率。

通过对下面 (6) 和 (7) 式的联合估计, 可以得到上面3个参数, 从而计算出D值。

其中Q、K、L分别表示总产出、资本和劳动, r和w表示资本报酬和劳动报酬, τ为税率, t为时间项, σ为替代弹性, δ是常数项, ε为随机误差。这些变量的数据来源及处理, 除了资本存量, 其他均采用和雷钦礼 (2013) 相同的做法, 本文使用的资本存量指标采用的是张军 (2004) 的计算方法。然后分别利用各地1990~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使用带约束的似不相关回归的估计方法对对 (6) 和 (7) 式进行系统估计, 得到替代弹性σ和时间变量t的系数, 再计算出γK和γL的值, 最后利用 (5) 式计算技术进步偏向指数D的值。表2为测算结果。

注:对 (6) (7) 式的联合估计结果, 除江西省之外, 其他省份拟合效果均很理想。

从表2的测算结果看, 本文得到的我国技术进步偏向性结论和雷钦礼 (2013) 一致, 都是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 且要素替代弹性也几乎没有差别, 都在0.38左右, 替代弹性小于1, 说明要素之间是互补关系。此外, 本文还测算了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 (重庆和四川合并, 西藏因数据不全略去) 各自的技术进步偏向, 虽然各地估计值大小有所差异, 但他们代表的含义本质上一致, 1990~2012年间各地区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均为偏向资本使用的, 也就是说是偏向劳动节约的技术进步。

上述结论验证了本文先前的看法, 即有偏技术进步是我国过去技术进步就业效应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 技术进步产生的“就业破坏”效应大于“就业创造”效应, 导致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总效应为负, 是和过去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使用, 或者说偏向劳动节约的技术进步方向相联系的。

2 技术进步路径与就业增长

过去20多年间, 我国技术进步总体偏向于资本使用, 不利于劳动力就业规模的扩大,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也体现为负的净效应, 但这并不意味着说政府鼓励科技创新, 促进技术进步就必须以牺牲就业为代价。实际上, 一个国家或地区技术水平的提升是多方因素的一个合力作用的结果, 在导致技术进步的多方因素中, 有的因素不利于就业增长, 但有的因素又有助于促进就业, 因此, 选择和发展那些既可以提升技术进步水平, 又有利于就业增长的方面, 无疑是当前就业形势下技术政策的合理选择。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从技术进步路径的角度来讲, 促进技术进步可以选择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也可以选择技术引进, 通过技术模仿来实现。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和就业增长的关系存在差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本文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构建以下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变量IN、F和B分别表示自主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购买, 后两个变量用来作为技术引进这一路径的代理变量。比较模型 (1) 和 (5) , 实际上是假定技术进步可以表示成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一个函数, 即

并设定f (IN, F, B) =φln ZL+γln F+ln B

这一设定借鉴了吴延兵 (2008) 的做法。在模型 (8) 相关变量的数据来源中, 就业人数 (L) 、实际GDP (Y) 、实际平均工资 (AW) 和上文相同, 自主创新 (IN) 的衡量一般采用产出指标专利申请 (或授权) 数, 或者采用投入指标R&D存量, 由于1990年以来各省专利数的统计数据比较完整, 故采用专利申请数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 (F) 采用人民币汇率 (年平均价) 转化成本币计量, 技术购买 (B) 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来衡量, 两者最后均简单使用GDP缩减指数进行平减。所有数据均来源于1991年以来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年鉴。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 (8) 的估计, 豪斯曼检验的结果表明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方法, 估计结果如表3的第二列模型 (8) 所示。从估计结果看, 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差别很大, 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对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以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购买代表的技术引进这一技术进步路径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均呈现出负效应。这表明, 基于就业发展的角度, 走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道路对促进我国就业增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而选择技术引进, 通过技术模仿来提升我国技术水平的路径, 必须要注意克服其对就业的不利影响。

注:***代表显著性水平为1%, **为5%, 括号内为标准差。

进一步, 我们继续探讨促进自主创新的相关政策和就业的关系。自主创新不能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 必须要有各级政府的政策措施来加以推动。自主创新的基础离不开教育发展, 而最终推动自主创新不断发展还必需要有资金的支持, 包括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从这一意义上讲, 相关的政策对推动自主创新的发展肩负重要使命, 这些政策包括促进和加快教育培训事业的发展, 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的力度, 以及采取措施鼓励企业进行研究和发展活动方面的投入等。为了说明这些方面的政策和就业增长的关系, 本文构建下面 (10) 式用来分析上述政府促进自主创新的三方面相关政策对就业的影响。

和前面模型 (8) 式的构建相类似, 我们假定自主创新产出是关于教育投入、科技投入和企业R&D经费支出的函数, 则可以由 (8) 式推导出上面 (10) 式。式中变量ST代表地方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 E代表地方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 QY代表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经费内部支出, 因为统计口径的变化, 2009年以后这一统计指标改为分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经费支出, 本文做了适当的调整。最后使用GDP缩减指数对这3个变量进行平减。其他变量的数据处理和上文一样,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部分年份的地方统计年鉴。

基于豪斯曼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 (10) 的估计同样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方法, 估计结果见表3的最后一列。结果表明地方财政用于科技和教育的支出对就业增长的影响为正效应, 且显著性水平高, 同时, 企业用于研发的经费支出也有利于就业的增加, 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从3个变量对就业的影响程度看,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影响最大, 其估计的弹性系数为0.046, 意味着科技支出提高1%, 则能够增加就业人数0.046%。值得一提的是, 在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中, 自主创新路径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得到了不少研究的印证, Pluvia Zuniga&Gustavo Crespi (2013) 还认为自主创新对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的创新方式中是第一位的。

所以, 促进自主创新, 扩大就业, 政府增加教育方面支出, 特别是加大科技支出极为重要。同时, 政府对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突出的企业减免税收和给予其他奖励, 并大力宣传, 在全社会营造一个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氛围, 激励企业提高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增加研发经费支出也是必要的。

3 结论和政策建议

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以及技术进步偏向性的测算结果表明, 1990~2012年间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增长的影响表现为负效应, 同时, 这一时期我国技术进步是有偏的, 偏向于资本使用, 或者说是偏向劳动节约的技术进步。这种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有利于资本使用却不利于全社会均衡就业量的增长, 使得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产生抑制作用。

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在一定时期虽然会加剧“就业破坏”效应, 但促进技术进步并不意味着必须以牺牲就业为代价。选择合理的技术进步路径, 可以实现技术进步和就业的和谐发展。本文的实证分析说明, 基于就业发展的角度, 走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道路对促进我国就业增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